威利大声地朗读了这段话，然后他往黑板上写了一些单词。他瞥了我一眼。
“1989年是个很有意思的年份，”他说。“那一年，北京发生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事情。现在，跟着我念……”
没有一个学生听懂了他的暗示，于是他的话就消失在和谐一致的齐声诵读里。威利转向一个男孩问道：“他们在工厂里做什么？”
那男孩站了起来：“他们在参观那些机器。”
“很好。你可以坐下了。”
另一个学生站起来了；威利又瞥了我一眼。
“他们在工厂里做牙刷吗？”
（注：前面章节里提到，牙刷在威利的母语四川话里是骂人的话）“不是的。”男孩回答。
“他们做什么？”
“他们做梯子。”
“很好，你可以坐下了。”
有那么半个小时，威利的授课分成了两个层次。教科书上的课文内容展开了——王先生，梯子，工厂，出口经济带给人们的欢乐；然而时不时地，威利就会说一些只是我能听懂的话。他丢下一些四川俚语的英文翻译；在种种影射中和我分享涪陵岁月的回忆。当课文的另一个部分又提到1989年时，威利再一次停了下来。“我想知道，王伯父的工厂是在1989年6月开的吗？”他说完这句话，又继续讲课文的内容。学生们并不知道，有一条隐秘的英文专用通道越过了他们的头顶，直接通往坐在教室后面的外国人那儿。
传统来说，中国老师都站在讲台后面，然而威利却在学生们中间自由地走动。威利一句中文也不说，但学生们都能跟上他的节奏；他们的英语很好。威利叫了几个学生来表演课文的内容，他加了一个简单的道具：蒙眼布。男孩们很快就蒙住了双眼，随后他们就开始表演蒙眼参观王伯父的工厂。教室里回荡着笑声；这节课还剩下5分钟的时候，威利合上了课本，在一行行学生之间走动。
“你父母做什么？”他问一个女孩。
“他们开了家工厂。”
“他们的工厂生产什么？”
“工厂生产电视机零件。”
其他学生一个接一个地回答关于父母的问题：他们是养鱼的。他们在北京做生意。他们为一家公司工作。他们开了一家工厂。下课铃响了；教室里的语言转换回温州话；休息时间的喧闹声从走廊里传来。看着我从前的学生给他的学生上课，是我整个九月感觉最棒的事情。
我在浙江的最后一天，温州政府测试了空袭警报系统。台湾就在海对面，通常这种测试表示海峡要举行某种军事演习，或者是那座岛上有什么政治事件。但近期中台关系没有什么冲突，下一届台湾选举还有两个月才举行。这次空袭警报可能是当地政府想在9.11发生之后，为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做好准备。
在温州城里，我去见了另一个以前的学生，她的名字叫雪莉。1997年，她移民到了浙江，经常写很长的信给我和亚当。她在信里描述了她长途跋涉前往东部的种种细节：火车上的一个营养不良的婴儿，她假装自己不是四川人、和一个浙江本地人的谈话。她的英文写得很优美，我总是记得其中一封信的结尾：
亚当，这些故事是最让我感到震动，并且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它们都是真实的。
我来温州前不久，雪莉给我发了封短信，告诉我她结婚了。她起初在一家私立学校教书，但最近她在大虎打火机公司找了一份国外贸易代理的工作。在温州数不清的打火机制造厂中，大虎是最有名的一家。雪莉的工资是一个月2000多人民币——也就是是250美元，她是我如今混得最成功的几个学生之一。
她带我参观了那家工厂，我们从她平日工作的经理办公室开始参观。展品柜里陈列着高级产品：镶嵌着假钻石的金色打火机。特制的烧烤用打火机，可以往很难够得着的地方点火。一个金属烟灰缸上镶了一个老虎嘴，你按一下按钮，老虎嘴里就会喷出火来。墙上挂了一幅江泽民的书法作品；江主席2000年5月参观了这家工厂。
另一面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世界地图，上面标明了公司的出口路线。这幅地图上，温州位于全世界的中心，一个个箭头成扇状往各个方向散开：美国、英国、印度、巴西、还有几十个其他的国家。生产车间的门口外面，一个英文标志宣告：
把大虎打造成世界名牌让世界进一步了解大虎(LET TIGER BRAND CREATE WORLD FAMOUS BRANDLET THE WORLD FURTHER UNDERSTAND TIGER BRAND)
那天晚上，我和雪莉以及她的丈夫黄旭（音译）一起吃饭。黄旭也是四川人，他为一家浙江当地的公司做软件开发的工作。我们谈到了近期在美国发生的事情，他们俩都同意威利的观察，认为温州的大部分人对此都没有什么同情心。“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消息时，我确实不感到难过，”雪莉：“我承认，我总是对美国有偏见，因为美国这么强大，还总是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推行它的霸权。不过，当我开始回想发生的事情，想得越深入，我对那些无辜的人就越感到同情。我只是需要一些时间才开始静下心来好好思考。
她的丈夫有上网络聊天室，那儿的人尤其反美。“很多人把这次袭击和我们的南斯拉夫大使馆爆炸事件联系起来。”他说：“这些年来，我们和美国之间的问题太多了。”
9.11袭击事件发生以后，我总是不停地联想到那些盗版影碟。那些9.11事件的场景触目惊心；看着我的祖国发生这样的暴力事件，我感到震惊。过去我已经习惯了发展中国家的那些戏剧性的镜头：洪水淹没的城市，尸横遍野的战场。现在我在中国，距离相同，而影像却从陌生的方向传来。我们安全地观看一切，而美国人死了。
而这些影像被当成电影在温州这样的城市出售，是特别反常的。温州和外面的世界有着那么多的贸易关系。美国全球政策的一个基本假定是，美国文化和产品的传播，自然而然地让世界更好地理解美国。不太需要美国人亲自出门旅行；产品传播更为容易。理论上说，这是成立的；然而现在看来，人性方面的缺乏显而易见。在中国，大部分人都接触到美国的牌子和商品，但一个中国人和一个外国人有私交，却还是非常罕见的事情。威利是一个例外：他有国外的朋友，而他关于自我身份认同的一个关键部分，则包裹在另一种语言里。然而，对大部分的中国人来说，外面的世界是抽象的——如同当地工厂发出的那个想象中的箭头最终要抵达的地方。这次袭击只是变成了另一件美国式的产品，也并不是什么令人惊讶的事。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我收集了其他的9.11商品：一个“布什对本.拉登”的电子游戏，一条奥萨马.本.拉登的钥匙链。我买了一些大楼的塑料雕像，上面有如同树枝般伸出来的尺寸过大的飞机。一家温州的打火机公司生产了一种打火机模型，火是从奥萨马.本.拉登的头上喷出来的。中国南部的一家公司生产了“怪物糖果”，包装纸上印着本.拉登的头像，这些糖果是推销给小朋友的。
我一遍遍地看着影碟，想要看懂里面的含义。在凤凰台新闻节目的剪辑里，一个叫陈鲁豫的女主持人说：“我们大吃一惊，但我们也习以为常。”她就像其他评论员一样，反复地把恐怖袭击和《珍珠港》以及其他电影里的场景作比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和美国人的表现没什么不同，美国人也容易陷入这种好莱坞式的语言里。有时，布什总统说话就像在演西部片——“生或死”；而报道美军反应的初期新闻标题就非常适合用在温州那些陈列盗版碟的架子上：无限正义，永久自由。
和雪莉、黄旭一起吃饭时，我问他们，这次事件对他们有没有影响。“现在我们对美的出口量不是很大。”雪莉说：“事实上人们都说，如果美元贬值，就会有利于我们出口商品到其他地方。”
她的丈夫补充说，甚至可能遭遇经济衰退的情况，也没有把他的朋友们吓倒。“这都是比较而言。”他说。“中国人常说，只有你呆在富人身边，你才觉得自己很穷。如果全世界的经济都衰退，我们也跟着衰退，那么其实还是一样的。”
起初，我很难相信他说的话：我很怀疑，温州的某个人会愿意减少他的收入，只要这意味着美国的人们会蒙受更大的损失。但后来我意识到，这其实不算是一个主动的选择。中国人目睹着这些遥远的、无法掌控的事件，设想了最糟糕的情况，并在其中寻找慰藉。这是一种消极的、疏离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来自他们艰难的历史，而商品文化大潮中人性的明显缺失，也对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你寄出了打火机，而收到好莱坞电影作为回报；在你的眼中，这个世界可能并不会变小，也不会变得更舒适。
快吃完晚饭的时候，我问雪莉，她觉得一般的美国人会怎么看她。雪莉26岁，长着一双大大的黑眼睛，脸上总是挂着亲切的笑容。以前在涪陵的时候，我知道她是班上最棒的学生；但她现在回答我的话就像在描述另一个人一样。
“我敢肯定，他们会说我很穷，很落后，受教育程度很低。”她说：“我觉得美国人都会这么看中国人。他们不会知道温州在哪里——在他们眼中，温州只是中国的某一座城市而已。”
9．11袭击过后，威廉.杰佛逊.福斯特更热衷于学英语了。几乎每天晚上，他都往日记本上作记录，追踪着事件的发展，编写着他的单词表：里程碑???? （Milestone）虐打?????? （Maul）休息室???? （Lounge）?房客?????? （Lodger）耳垂?????? （Lobe）肾???????? （Kidney）纪念品???? （Keepsake）骑师?????? （Jockey）
除了记录“美国之音”的节目内容以外，他还把温州报纸上的文章翻译成英文：
中东地区的国家是我们这个城市重要的贸易伙伴。温州生产的服装、打火机、皮鞋、小型纪念章，通过海运出口到这些国家……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后，阿富汗的局势变得更加紧张。根据国际规定，温州出口的商品将要缴纳额外的战时费用。
当他翻译那些来自国家电报的内容时，他很自豪地在下面签字：
新华通讯社
美国总统乔治.布什于10月11日深夜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表讲话，他说萨达姆是个邪恶的人。原因是海湾战争以后，萨达姆就开始试图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布什表示，这些天来的袭击目标是阿富汗。但随后不久，这些反恐袭击就会扩散到世界其他国家……
布什说，美国人知道萨达姆正集中精力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还说萨达姆是个恶魔。同时，布什敦促伊拉克允许联合国武器检查员进入伊拉克境内。
威廉.杰佛逊.福斯特译
飞马、新疆古尸和比尔.盖茨的故事
那匹马
比尔.盖茨
那匹马的出现是旅途中临时改向的结果。在穿越中国西北部的长途旅行中，我决定在甘肃省一个叫武威的小城逗留一会儿。武威不是我的最终目的地，这次停留也没有预先做计划，但这也属于我的常规路线。有时，如果经过一个由于某种重大考古发现而闻名的地方，我会停下来，问一些关于当地考古的问题。当然，我对那些文物的认识，在几个小时之内就会产生巨大的变化。
武威是飞马的发源地。飞马如今陈列在甘肃省省会兰州里，但它最初是在武威发现的。在武威的一个坟墓里，出土了一系列的青铜器：38匹马，28个仆人，17个武士，14辆马车和推车，还有一只大公牛。那个坟墓的年代要追溯到13世纪，也就是东汉末年之际。
在所有的青铜雕像中，有一件特别引人注目。那是一匹不到两英尺高的马，造型却丰富动人：它正撒开四蹄飞奔，鼻孔张大，尾巴在飞中高高扬起。三蹄腾空，第四只蹄轻轻地踏在一只龙雀身上。这件雕像就是著名的飞马。《中国旅游报》把飞马作为其全国的标志；人们都把它看成是中国文化和历史的一个象征。当我来到武威市时，我脑海中就出现了它的形象。
武威市博物馆的馆长名叫田志诚（音译）。我们在博物馆里见面，那个博物馆位于一座建造于15世纪的巨型文庙里。它的宏伟体积证实，这座位于丝绸之路上的城市以前非常重要。但河西走廊贸易繁荣的日子早已逝去，武威也已衰落：落满灰尘，偏僻，遥远，被人遗忘。文庙内的建筑正在腐坏，木头上出现了裂痕，油漆剥落。田至诚伤感地解释道，武威市没有足够的资金去维护这些建筑。他给我倒了一杯茶，然后说起了飞马的故事。飞马是在文化大革命最高潮的时期发现的。
“他们在1969年9月13日发现了飞马。”他说。“那时候，林彪元帅告诉中国人民，叫他们挖一些防空洞，以防中国被苏维埃或者美国攻击。”
田至诚说，当地农民在一座道庙底下铲土时，被那座坟墓绊了一跤。由于文革时期的混乱状态，基本是没有考古事业的，农民们自行展开挖掘工作。随后，他们把挖出来的青铜器放在自己家里，直到武威市文物局终于派人来收集文物。最后，这些文物被运到兰州省博物馆的一间储藏室，然后就被人遗忘了。
“他们没有意识到那些文物的价值。”田志诚说。“没有人注意到那些文物，直到1970年代初，郭沫若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到甘肃旅行。他们参观了省博物馆，后来郭沫若说想看看储藏室。他一看到飞马，就知道这是件不同寻常的东西。他说，这是他看到的博物馆内最好的藏品。飞马就是这么开始出名的。”
郭沫若：浪漫主义诗人，甲骨文学者，历时学家，投靠共产党。西哈努克亲王：被放逐的国王，中国的朋友，其喜怒多变的性格世人皆知。他们似乎成了最理想的组合，文革时期在丝绸之路上的博物馆里游荡。
和田至诚谈话后，我参观了那座空的坟墓，它已经重新修复，开放给旅客参观。我问售票处的工作人员，有没有原来参与挖掘的农民现在还住在这儿附近，那个女人给了我一个姓：王。王先生的家就在附近，那只是一个简陋的窑洞，是挖开干燥的甘肃泥土而建的。实质上，那就是一个装有门窗的洞穴。王先生的太太堵在家门口。
“他不能和你说话。”那太太说。
在农村，女人到了中年的时候，常常会变得强硬起来，就像是吸收了土地的厚实一样。在这些地方，一个外国人通常会引来一群人围观。越多的人围过来，王太太就变得越强硬。她站在门口，两手交叉。她说那次挖掘未经过正式许可的，她不想引来什么麻烦。我试着打消她的疑虑：这没有风险；这是一个历史的故事；我只需要一分钟。
“他喝得太醉了，没法子和你说话。”最后那女人说。
人群里发出了阵阵笑声。正是下午三点，在5000多英尺的海拔上，沙漠的阳光就像铁锤般敲打下来。很明显，这女人已经是在做最后的逃避了，于是我继续恳求：我是大老远从北京过来的；我不会逗留很久；我只是想问几个问题。围观的人们低声讨论，表示对我的支持，最后那女人耸耸肩：“进去吧。”
屋子里面：像坟墓那样潮湿，像垃圾堆一样脏。一个敞开衣襟的男人伸开四肢躺在一把木椅上，皮包骨似的手臂悬挂着，垂着头，一头白发。王先生，这个业余考古人员、失落宝藏的发现者、青铜军队的解放者，现在正打着鼻鼾。窑洞里散发出浓烈的白酒味道，就像是在酿酒厂一样。当我离开武威时，这就是出现在我脑海中的景象。
1987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中文教授维托.H.麦尔带了一队史密斯森学会的人来到新疆。在乌鲁木齐的省博物馆，麦尔偶然走进了一间密室，看到玻璃柜里放着三具人体：一个男人，一个女人，还有一个小孩。他们的鼻子很长，眼窝深陷，头发是金色的。它们保存得非常好，是麦尔所见过的最完整的古尸。馆长告诉他，最近新疆发现了几十具这样的人体。
它们是意外的木乃伊：因环境而非技术得以保存。新疆的塔里木盆地是离海最远的地方，极少有降雨；冬季严寒。埋在盐碱地里的人体可以保存好几个世纪，甚至一千年之久；有几具在新疆出土的尸体已经有3000多年了。他们的衣服完好得令人惊叹。他们穿着毛皮大衣、毡靴和长袜；身上的毛料衣服是格子的图案。他们有一头金色或红色的头发，胡须浓密，体型看起来像欧洲人。在中国西部的沙漠里，他们看起来格格不入。
这些尸体和很多文物一样，基本上是在改革开放时期挖掘出来的。1980年代，国家经济开始发展，政府在新疆做了大量投资。投资背后的动机是政治性的：官员们希望生活标准的提高能安抚维吾尔族人，与此同时当局也鼓励汉人移居新疆。新疆是全国唯一一个地方，大量移民涌入的原因是为了务农。有时，人们开垦一块新田，或是开展某项建筑工程时，一具古尸就出现了。随着越来越多的汉人来到此地，就有越来越多外国人相貌的人体从地里挖掘出来。这背后的象征也许会让人不安：现代新疆越来越汉化的同时，它古老的过去却显得更为陌生。但起初没有人重视这些文物。外界其实并不知道这些木乃伊的存在，直到维托.H.麦尔参观乌鲁木齐的省博物馆。
在1990年代中期，麦尔陪同者国外的专家，一次次回到新疆。他们和汉族及维吾尔族的考古学家们合作，收集了一些样品，结果发现这些尸体身上的衣服传递了特别有价值的信息。这些斜纹的织物是设计成蓝、白、棕三色格子的图案，与德国、奥地利、斯堪的纳维亚的古墓里发现的纺织品有很高的相似度。这些衣物似乎证明了麦尔最初的印象：这些人是印欧语系的人。
塔里木盆地的位置靠近地球上最大陆块的中心。就像中亚的很多地方，这儿的历史稀少而零落，过去如同这儿的风景一样空旷。你需要的只是一点火花——一些令人惊叹的文物，随后，人类的想象力就开始填满所有的空间。
1994年，《发现》杂志（Discovery）里刊登了这些木乃伊的专题报道，随后《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转载了报道。其他的刊物随后也刊登了做了报道，并由此推断，这些尸体是中西方早期交流的证据。电视台的人来到了新疆，探索频道（Discovery Channel）把他们的节目命名为“沙漠木乃伊的摇篮”。美国公共广播事务局拍摄的纪录片由阿伦.阿尔达（Alan Alda）主持，阿尔达是电视剧《野战医院》(M*A*S*H)的演员之一。维吾尔族人开始把这些尸体叫做“维吾尔族木乃伊”；在他们看来，这些尸体是证明汉人没有权利呆在新疆的最好证据。事实上，据麦尔和其他学者的推测，这些尸体可能是吐火罗人的祖先，他们消失于公元9世纪左右，而那正是维吾尔族人的土耳其语系祖先大量涌入新疆之时。这些说土耳其语的定居者甚至可能彻底消灭了吐火罗人，期间吸收了他们的一些遗传特质：维吾尔族人之所以具有较为强壮的体格，这可以算是一个可能的解释。
这些理论都不受共产党的欢迎。随着这些木乃伊日渐出名，当局开始限制接触它们的途径；不久，麦尔和他的同事就不能再把更多的标本带到国外去了。外国记者被驱逐；摄影师受到种种限制。《野战医院》的演员阿伦.阿尔达表示，他的摄像人员在一家博物馆被逐。然而，中国人想要控制木乃伊的意义已经太迟了，这时候，越少的研究只意味着越多的想象。如今，有几千种关于木乃伊的理论，为几千种不同的政题服务。白人种族优越论者喜爱这些古尸的程度跟维吾尔族人一样。你如果上网，就可以找到像博特兰.L.孔帕雷牧师这样的人，孔帕雷在写了一篇标题叫做“该隐发生了什么？”的文章里，揭示了这些木乃伊的由来。这个牧师是加州本地人，也是斯坦福的校友，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真诚可靠的基督徒，一个忠贞爱国的美国人，并坚信美国是宪政政府治理下独立自主的国家”。他还相信，亚当和夏娃堕落之后，就逃到伊甸园的东边，去了新疆；在阳光灿烂的沙漠天空之下，夏娃生了两个男孩。
维托.H.麦尔：“马友友读了一些这种东西，又读了一些关于木乃伊的相关文章，然后和我取得了联系。这是他对丝绸之路感兴趣的部分原因。你知道还有谁为新疆木乃伊着迷吗？比尔.盖茨。他度蜜月时就去看了那些木乃伊。他来到北京，租用了毛泽东的专列火车，坐着它来到乌鲁木齐。和他一起来的有他的妻子，他的父亲——反正是一堆人。他们在乌鲁木齐逗留了6个小时。你猜猜他们那6个小时用来做什么？他们和热比娅.卡德尔一起度过了3个小时，又和木乃伊一起度过了3个小时。有一些文章写了我的研究，盖茨从那些文章里知道了木乃伊的事。他们这次旅途有一张特别棒的照片。我真希望能发表这张照片：箱子里有一个木乃伊。这是比尔.盖茨，正盯着木乃伊看。这是比尔.盖茨的父亲。这是比尔.盖茨的妻子梅琳达.盖茨。她的手掩住了嘴。看起来她像是害怕会染上什么可怕的疾病。我真希望能发表这张照片。”
维托.H.麦尔属于那些特别厉害的健谈者，他说起考古学总是滔滔不绝。这一段过去的报道就很有代表性：有新疆木乃伊、马友友、比尔.盖茨，还有维吾尔族的女商人热比娅.卡德尔，这女商人后来成了政治犯。她的丈夫西迪克.阿吉.蹂之是“美国之音”的通讯记者，住在俄克拉荷马市的他，激励了波拉特和其他的维吾尔族逃亡者穿越了大平原，来到美国。这一切相互联系成一个整体，至少在和麦尔的交谈中是如此。
麦尔教授的专长是古汉语。他把《道德经》翻译成英文，还把《庄子》翻译成漂亮脱俗的英文（我在写中美撞机口水战那篇文章中，用了麦尔翻译《庄子》的英文版——《路上徘徊》）。《庄子》是一篇特别的、“不成文”的文章，几个明显无关的部分凑在一起，有时候，麦尔的头脑似乎也是这么运转的。在谈话中，他从一个话题跳到奇闻轶事上，又从奇闻轶事跳到另一个话题上。他的研究也是如此无法预测：他翻译古代的文章，研究新疆木乃伊，还编纂中文字典。《汉语大辞典》共有12册，基本相当于《牛津英语词典》的容量，它的音序索引就是由麦尔编写的。其他学者有时会抱怨，说麦尔把网撒得太大；麦尔还很擅长宣扬一些不太学术的事物。不过，更为广阔的视野却让事物产生了意料之外的联系。如果麦尔没有对那一次偶然的博物馆之旅做出反应，那些新疆木乃伊可能就永远不会为外界所得知。
他常常旅行经过北京，我们就一起见面吃晚饭。他也是一个以前参加过和平队的美国中西部人，他出生于俄亥俄州坎顿市，1960年代中期在尼泊尔当和平队志愿者。在那以前，他是达特茅斯大学篮球代表队的队长，如今他仍然有着篮球前锋那高大健壮的体型。在我们谈及古代的一次谈话中，他提到，有一次在普林斯顿的狄龙体育馆比赛，他在中场从比尔.布拉德利手里偷走了球。他提到了梅琳达和木乃伊以后，关于另一个比尔的即兴插话并没有就此结束：
“你知道吗，1996年我们编写的第一部辞典出来后，微软公司曾和我们联系，问能不能把辞典买下来。辞典里有7万4千个词，全都按照字母顺序排列。微软给我的价格是4万美金。我说，低于20万我都不会考虑。
上一年，我们编写了汉语大辞典的音序索引，里面有37万个中文词汇。编这个索引我用了10年时间，还用了自己差不多5万美金。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工作。现在，微软正在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想拿到这个索引表。它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但微软却想不花一分钱把它从我这儿拿走。他们至少要给我1百万。一旦他们拿到这个音序索引表，他们的软件就可以有突破性的变革。索引表里一共有两万三千个不同的字体。现有的中文软件只有两万个字体，所以我们必须定制另外的三千个字体。这是个令人头痛的问题。当我回到美国时，有些学者开始来问：我能用一下你的那张磁盘吗？我知道这些人和微软有联系。”
回到马的话题上吧。麦尔教授发表过一篇论文：“史前中国的马：角力文化和‘野蛮人’的管理控制”。根据考古记录，中国中部平原的人们——也就是最终成为“中国人”的人，他们相对来说较晚才开始骑马。他们的邻人在这方面遥遥领先；公元前4世纪的时候，北方的部落开始用骑马的弓箭手打仗。根据传统的历史观，在随后的两千年里，这些游牧民族的武士对中国中部从事农耕的人们造成了最大的威胁。直到18世纪，欧洲人大批涌入，中华帝国才遇到了一个更为可怕的对手。
在安阳，考古挖掘发现了马最早出现在中部平原的证据：马的骨架，以及作为埋葬品的战车上的‘幽灵’。（译者注：根据前面的章节，此处的幽灵指驱马者的骨架。）他们找到的马和战车寥寥可数，没有什么证据能证明商朝在战争中确实使用过马车。它们可能只是用于展览而已，还有些蛛丝马迹显示，商朝曾经尝试用羊来拉车。甚至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国人也不怎么擅长呆在马背上。统治者担心一旦吸收了这些中亚的发明——骑马作战、马裤的样式等，中国人就可能被这些“野蛮民族”同化而堕落。麦尔在他的论文里，形容中国人“不愿对马产生依赖之情”。
不过他相信，这种动物起到一个关键的文化作用，因为它们激发了中国人和其他部落交换物品。在麦尔看来，传统的历史观过于强调北方“野蛮人”所造成的威胁：中国人以长城为荣，他们的记录中常常指出，好些朝代在北方定都，是为了防范外来的侵略者。麦尔就是用这一点极为巧妙地打破了传统：也许防范没有贸易来得重要。可能中国文化在北方中部平原扎根的原因，是因为和外来者的接触交流。他还写道，在20世纪，整个国家的政治地理忽然改变了，领导者们开始来自南方的地区：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这仅仅是个巧合，还是南方成为新的对外交流点的反映？
某个在北京的晚上，我们的谈话天南地北、无所不及，麦尔告诉了关于马的另一个理论：在汉字的起源中，马也许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中国的艺术品中，马的旁边几乎总是站了一个外国的马夫。你看看那些画作，那个马夫通常是古索格代亚纳人，或是个维吾尔族人，或是个其他部落的人。古索格代亚纳人所居住的地方就是现在的伊朗。中国人必须和所有这些部落进行贸易，以换取马匹。有一段时间他们和维吾尔族人进行贸易，有时用茶换取马匹。维吾尔族人疯狂地要买茶。宋朝的时候，中国人和维吾尔族人之间贸易量极大，由于不断地从维吾尔族人手里买马，宋朝开始走向破产。宋朝人用丝绸和茶换马。以后我要写一些相关的文章。我会把标题定为‘茶的真正历史’。
我边听着，边翻起了剪报员的目录：
学生（students）
风格 (style)
超级大国——“新威胁”(superpower-“New Threat”)
迷信 (Superstition)
茶 (Tea)
麦尔教授继续说道：“人们对茶有各种各样的错误概念。”他说。“直到唐朝，中国人还认为茶是一种野蛮人的饮品，是南方的野蛮人所喝的东西。是佛教徒率先正统化了茶。中唐到晚唐时期，由于和维吾尔族人的贸易关系，茶也拥有了经济上的合法地位。然而在更早的时期，茶只是野蛮人的东西。那时候有中国人的文章把它和尿相比。”
“我写完《中国文字起源》一书后，很可能会把这些东西写成一本书。我相信，中国文字是作为整批交易中的一部分所出现的。马匹，战车，青铜技术，文字——它们都是一起出现的。这些东西都出现在商朝，前后大约400年时间内。如果你再加以严格限制，只算这些事物开始有实际用途的时间，那就是200年左右。这其中有两种事物几乎可以肯定是外面传入的：马和战车。现在甚至有一些中国的考古学家，他们正在写论文，说青铜技术有可能是西方传入的。”
在我和众多学者的所有谈话中，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人假设中国文字不是由本土起源的。麦尔的理论认为，中国文字是在与近东那些有文字的文明直接或间接的交流而产生。我问麦尔，这个领域的学者对他的理论有什么反应。
“我甚至不愿意谈到这个。”他说。“文字就是一种文化，一种文明。它极容易引起争议，需要小心翼翼的处理。1987年，我分析了部分的甲骨文，写了300页的研究手稿，不过我觉得还没有写完。我想要把它放到考古学的背景来写。我觉得这是我写过的最重要的文章。但我的研究由于木乃伊和词典的事情而中断了。
我相信，西伯利亚大草原上曾经有很多人往来。我认为伊朗人在中西交流中起到重要作用，是未被赏识的英雄。也就是那些古索格代亚纳人。我相信，我们在新疆发现的年代最近的那一批木乃伊，其中一个就是古索格代亚纳人。一个高大的家伙，有六尺四呢。但在历史记载里，他们全都没有踪迹。对于中国文化来说，历史中有那么多基本的元素，仍不为人所知。”我写了一篇关于武威的青铜马的短文，《纽约客》杂志对故事的真实性进行了核实，他们深夜里往丝绸之路打了几通电话。在博物馆贮藏室里的郭沫若和西哈努克亲王——那个偶然间重新发现飞马的故事，由兰州和武威的官员口中分别得到了证实。事事顺利，随后，杂志刚出版，却收到了来自泰国的消息：
亲爱的《纽约客》：
谢谢你的来信。
在我的研究调查中，我发现没有西哈努克国王陛下和郭沫若见面的资料。我把你的信呈交给陛下，他答复说，他从来没有遭遇这样的事。
我希望这些信息对你有用。
你忠诚的，……………………………夏利奥 A.杰利斯 （Julio A.Jeldres）
……………………………………罗敦.西哈努克国王陛下、柬埔寨之父官方传记作者
姜文和混沌的西部
混沌的西部
2001年11月7日
在去电影拍摄现场之前，我和波拉特的朋友见了面。我们非常谨慎，做足了预防措施，特别是打电话。我乘坐的飞机到达乌鲁木齐以后，我坐了辆出租车去市里，打了个付费电话，听到电话铃响了一声，就马上把电话挂了。他打了回来，只说了一句话：一个公园的地址。我没有打开手机，以防当局万一追踪我的手机信号接收站。据报道，中国在新疆加强了安全措施；就在西面国境的那一边，阿富汗战争结束还不到一个月。
在公园门口附近，我看到了一头金发，认出了他。我们曾在北京雅宝路见过一次面，他就是那个有时在中国电影里扮演外国人的维吾尔族人。我们握了手，在公园后头找了张长凳子坐。他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里面是两千美元的钞票。我把那些现金放到我的钱包里。
“我这个星期就把支票寄出去。”我说。
“你什么时候回美国？”
“要到1月份。”我说：“那时候我就会见到波拉特。但我现在会先把支票寄到华盛顿的一个朋友那里。”
那人不断地环视四周。新疆有很多的少数民族，我们两人看起来都不完全像外地人。不过，如果有人听见我们在说中文，马上就会知道我们中至少有一个是外来的。他问我，我上次去美国时波拉特看起来怎么样。
“还行。”我说。“他住的地方很糟糕，不过他现在搬走了。自从9.11恐怖袭击以后，我就没有见过他了。”
“他的文件会有问题吗？”
“我觉得没有。他已经拿到政治避难的身份了。他很幸运，移民局在9月11日前批准了他的申请。我敢肯定。现在获批可是难得多了。”
“他的妻子很紧张。”那人说。“我觉得她害怕去美国。”
我原来就决定了不和波拉特的妻子会面，因为现在这段非常时期，她最好还是尽量减少和我的接触。一个呆在新疆的外国记者很容易让人起疑心，这次来拿现金已经足够冒险了。我问他现在的政治气氛如何。
“我们在公园里走走吧。”他说。“不要在这儿坐太久。”
他告诉我说，波拉特的家人虽然接受了审问，问他们波拉特为什么没回中国，不过他们没有遇到什么麻烦。波拉特的家人有朋友在乌鲁木齐公安局工作，帮了他们一把。无论如何，当局现在关心的似乎是更大的问题。波拉特的朋友听说，一个在喀什葛尔的维吾尔族人被关进了监狱，理由是政府认为这人的几个儿子在基地组织受训。我问他是不是有很多维吾尔族人加入了塔利班。
“不是很多。”他说：“但有一些。无论如何，这对政府来说都是个很好的借口。”
我们重新回到公园的大门处。我问他最近有没有在什么电影里露个脸。
“没有。”他边笑边说。“这种钱总归没什么好赚的。我想明年在杜拜做些出口生意。你正在报道的是什么电影？”
我在新疆是要调查姜文的故事，他是目前中国最有名的演员之一，现在正在中国西部拍戏。“这部电影在哪里拍？”
“在鄯善县外头的一个村子里。”我说。“是在沙漠里面。应该景色很好。”
我问他觉得姜文怎样。
“姜文比大多数的中国演员要演得好。”他说。“不过我不会看他们在这里拍的任何电影的。我敢肯定，电影内容只会是一派胡闹。”
我们握了握手，他向我道歉说不能请我去家里坐了。离开公园以后，我打开了手机。第二天早上，我雇了辆出租车，车载着我开了五个小时。我们绕过了塔里木盆地北部的边缘，看着周围景色逐渐变得荒寂，最后来到了火焰山脚。
我第二天在拍摄现场，他们拍到了最后一场戏的第五个镜头；当傍晚时分的太阳渐渐变成荒凉的金红色时，一个演员骑着马冲进了一个木架子里。那个木架子是片场大门入口的一部分，但布景设计者犯了个危险的错误：对于一个骑在马上的人来说，木架子刚好是在脖子的高度。那个骑手最后一刻想要把手举起来。他和其它五个骑手一起并肩骑马，速度飞快；他们在电影里扮演唐朝造反的士兵，因为想要保护一处佛教的遗迹，正试图从一个叫大马营的绿洲里逃脱。
唐朝的统治从公元618年延续到公元907年，那段时期佛教在中国逐渐繁荣起来。唐朝也产生了一些伟大的诗篇。那个演员摔倒在地上，不能动了。到处飘荡着尘埃，空气渐渐凉下来；太阳很刺眼，低低地悬挂在戈壁滩上。此时的光线再好不过了。景色也是完美的。火焰山上没有树，只散布着道道山脊和沟壑，山的侧面是干燥的土地，随着渐渐消失的日光变幻着颜色——从棕色变成红色，再从红色变成灰色。在火焰山的最高峰，是一片白色的积雪。在山下，越过大门入口，是戈壁滩上一片开阔的沙砾地。平坦的沙漠伸展至视线消失之处，其中时不时出现一块块灰白的碱性土地。这空旷的景象总是拍电影的好地方。1950年代到1960年代，中国停止了和国外大部分地区的接触，那时候中国的电影制片人想要与众不同的取景时，有时就会来到新疆或者其它的西部地区。它们成了外国电影的替代品：这是产自国内的异国情调。
如今电影人又回到了中国西部，不过这一次他们是希望把这一片风景出口。一年之前，电影《卧虎藏龙》在美国获得了巨大成功，票房收入超过了一亿两千万美元。其中一些特别引人注目的场景时在沙漠里拍的，而现在，似乎电影业界的所有人都回到了西部。米拉麦克斯影业公司投资了一部叫“天脉传奇”的动作片，最近正在甘肃省内拍摄。那部电影的导演张艺谋正在拍摄另一部由外国资助的武术片，名叫《英雄》，那部片有部分场景是在甘肃和内蒙古拍的。
而在这儿的火焰山脚下，哥伦比亚影业公司正在拍摄《天地英雄》，电影广告上说这是一个发生在中国西部的故事。按照中国的标准，这部电影预算很高——一共是6百万美元，而演员阵容也十分强大。这部电影的女主角由赵薇出演，她是中国最受欢迎的女演员之一。日本明星中井贵一也加盟了这部影片，他扮演反派角色。但最大的新闻却是姜文的“重出江湖”。一年半以前，他凭借《鬼子来了》这部影片在戛纳电影节赢得了大奖，《鬼子来了》是他导演的一部战争片。中国政府禁止了该片的公映，指责姜文不尊重国家的历史，从那以后，就不允许他出演和执导大制作的电影。这部关于中国西部的电影，是姜文想要恢复政治合法性的尝试——这部背景设置在久远过去的动作片不会对共产党构成威胁。
电影的主题是安全的，但那些马匹却成了另一个问题。这天早些时候拍逃亡的场景时，那个日本演员就因为骑马受伤了。几周之前，一个叫李不空的中国演员骑马时被马甩了出去，肩膀脱臼。另一个叫王学圻的演员从马上重重地摔了下来，折断了几根肋骨。王学圻扮演的是一伙突厥土匪的头子，他戴了长长的假发和莱塞的隐形眼镜。有个特技替身演员现在还呆在哈萨卡斯坦边境附近的一家医院里。一个负责食物供应的剧组乘员扭伤了脚踝。甚至制片协调人也被马甩了出去。38岁的姜文在拍摄用剑打斗的场景中，弄伤了膝盖和背，但他是迄今为止少有的还未从马上摔下来的演员。
他的妻子舍尼韦斯.桑德琳，最近带着小女儿来到了拍片现场。桑德琳是一个高挑的法国女子，美貌惊为天人，她是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的宗教人类学博士。他们拍逃亡那一场戏时，我就站在桑德琳的旁边。我们用中文交谈：我不会说法语；她也不习惯说英文。在镜头转换之间，我问桑德琳，法国对姜文获得戛纳大奖有什么反应，她边回想边微笑起来。“戛纳电影节结束以后，我们去了法国南部旅行。我们每到一处，都有人把我们认出来。他们说，噢，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你了。祝贺你们！我们走进一家巴黎的咖啡店，人们就会放下咖啡，要和我们拍照。”
这就是当时的场景：耀眼的光线，无边无际的戈壁，一位金发女子说着带法国口音的中文。导演宣布开始拍摄第五场的镜头，大家都安静下来。一阵轻柔的风吹过。最近的小镇要在沙漠上开一小时的车才能到。拍摄现场没有医生。那个演员径直冲向了木架。
他躺倒在地，一片灰尘弥漫，剧组人员飞快地跑了过去。有人喊“这是刘哈里森”，他在姜文的匪帮中扮演其中一个士兵。这个摔下来的演员试着要站起来，却又跌倒在一片尘土里。他的手扶着脖子。
姜文让他的马猛地一转身，急急地停下；他飞快地从马上跳下来。他的脸色发黑，非常生气——一整天，由于各种事故和拖延，挫败的情绪越来越浓。姜文的父亲是解放军部队里的一个军官，作为军官的儿子，姜文有着高大的身材，宽阔的胸膛，还有未经修剪的胡须。中国人常说他长得像个“流氓”：板寸头，往外鼓的双眼，轮廓硬朗的下巴。他的双肩很宽。他不停地抽烟。他的声音低沉而洪亮，从他嘴里迸出的每一个词，都像从腹部下面发声，然后从多年抽烟积聚的烟雾中升起。不过，虽然他长着流氓似的外表，却在电影方面却受过很好的教育：他毕业于北京中央戏剧学院。除了拍戏以外，他还执导过两部大获好评的电影。姜文把哈里森扶了起来。起初，这人看起来没有受什么严重的伤。他们两人和其他演员一起，围在了导演何平周围。他们看着屏幕上的重放，想要找出刚才出了什么差错。天冷了下来，阳光不多了。在屏幕前面，一匹马侧身走过，得意洋洋地撒起尿来。一个穿着军大衣的剧作人员动手把那个危险的木架子锯掉。哈里森还在揉着他的脖子。
“我们必须重拍那一幕。”何平说。
“你骑得太快了。”其中一个演员说。
“是你骑得太快了。”哈里森反驳道。
姜文踱着方步，从屏幕前走开了。他带着头盔、臂铠，还穿着到膝的马靴。皮质的护肩罩上是条状的铠甲。他的一只手里抓着条皮鞭，脸色看起来就像火山随时要爆发了一样。他转向他的私人助手，吼道：“给我根烟！”
那人从怀里掏出了一包烟。烟的牌子叫“雪莲”，包装上有一朵漂亮的白花。“我操，”姜文说。“这是什么烟？”
“这是当地的牌子。”
姜文瞪着那包烟看，最后终于抽出了一根。他飞快地转身走开了，嘴里喃喃自语。他点燃了那根雪莲牌香烟，把它塞到嘴里，狠狠地吸了一口。
和所有伟大的演员一样，姜文很懂得扮演那些抓住了民族情绪的角色。在电影业改革开放最初开始繁荣的时候，电影制片人把镜头对准了黄土高原：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也是城市的起源地——例如安阳和其他黄河岸边散布的土地。1988年，姜文在电影《红高粱》中一炮而红，这部戏也捧红了巩俐，巩俐最终成为中国最有名的女国际影星。在电影里，巩俐的角色拒绝了姜文扮演的农民的追求。这男人不屈不饶，又回到了女人的酿酒厂里，女人和她的员工站在那儿，一片难堪的寂静。姜文挑衅地看着他们，随时准备打斗的样子。最后，他转过身去，往一个个瓶子里撒尿，那些瓶子里装着正在发酵的酒。接着他就把巩俐抱起，举到髋部，大步走进了卧室。整个片断他几乎没说过一个字。那些撒了尿的酒结果成了酒厂有史以来味道最好的酒。巩俐的角色生了个男孩。《红高粱》在中国观众中大受欢迎，也在国际电影节中大获成功。
五年不到，电影人对黄土高原的痴迷已经消失。1990年代初，支持民主的游行被镇压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圈子涌起了一股反外的国家主义思潮。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纽约》的电视连续剧上映，里面追踪了一群移民的故事，这些来到美国的中国人具有陈规的中国个性，为人有教养、品行端正、诚实正直，而这种个性受到了来自美国的陈规挑战：空虚的物质主义。姜文扮演的是一个移居美国的艺术家，在异乡艰难地适应新的世界。有一回，他叫了个白人妓女，把美元扔到她身上，命令她用英文不停地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北京人在纽约》在中国受到了观众们的热烈追捧。
除了这两个角色以外，姜文还塑造了其他许多著名的角色；而这两个角色也没有限制了这个以后的演艺生涯。这种事情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常常发生：中国的改变太快，许多艺术家一夜成名，却昙花一现，随后就淡出了历史舞台。但姜文一直广受欢迎，而且他扮演的角色跨越了整个的中国历史。这些年来，他扮演过秦始皇，那是历史上第一个统一中华帝国的统治者；他扮演过浦仪，那个无能的、看着清朝四分五裂的末代皇帝。他还演过皇宫里的太监，演过农民和经常，演过小骗子和小商贩。他抓住了现代中国男人的基本心理——他的渴望和恐惧，他的梦想以及安全感的缺乏。
1994年，姜文执导了他的第一部故事片《阳光灿烂的日子》。这部戏是根据著名小说家王朔的一个短篇小说改编的，背景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北京。通常，历史电影总是具有很强的叙事性，电影人物的生活与当时发生的重大事件纠缠在一起；但《阳光灿烂的日子》这部戏却由意象推动情节的发展。这部电影最初的脚本包括姜文画在笔记本草图：一个十几岁的男孩盯着一群跳舞的女孩看。在电影里，这男孩总是在观察着：他透过望远镜凝视着什么；他从一个女孩的床底下看出去；他窥视着父母的东西。那些席卷一切的政治运动消失了，而受苦、伤痛这些常见的文革气氛，则被青春期的渴望和性觉醒所取代。男孩和他的朋友们基本上都没有大人管教；他们的父母都被政治事件占据了精力。这部电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尤其让1980年代成年的年轻人找到了共鸣。
像很多电影一样，它的内容影射了一些别的影片，但它们都属于共产主义世界的范畴。那些十几岁的青少年重演了苏维埃宣传片里的场景——例如《列宁在1918》。而好莱坞看起来还是遥远陌生的事物，姜文的成长时期情形也是如此。1970年代，他住在边远的贵州省，他的父亲和解放军部队一起驻扎在那儿。他们住在一个铁路沿线的小镇里，从北京出发的列车经过那条铁路，到达中国的西南部。唯一能窥见外面世界的途径，就是电影了。
“我们住在一个很大的建筑物里，那栋房子就像一个旧的仓库。”有一回，姜文告诉我。“在房子外面是镇广场，每周有两个晚上，那儿会放映电影，就是露天的放。我躺在床上，从窗户看出去，就能看到电影。那些电影让我着迷，因为它们来自那么远的地方——像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我还记得《白毛女》这部电影，场景真美。那部电影以前，我从来没看过芭蕾舞。还有，我第一次看见拉丁文，也是在一部电影里。是印在美国士兵头盔上的两个字母：U、S。”
“不过，最主要的还是我记得这些电影里出现的所有的漂亮女孩。通常她们穿得不多：她们的短裤剪裁得很短，衣服的袖子扯掉了，腰间紧紧地别着一条革命装的皮带，手里握着枪站在那儿。天啊，她们真美。有一部关于纳粹和阿尔巴尼亚人的影片，我还记得里面的一个场景。一个阿尔巴尼亚的女人解开了衬衣的几个纽扣，弹着吉他——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吉他。我还清楚地记得她弹的那首曲子。”
在新疆，拍完那场逃亡的场景以后，演员们坐上了一辆面包车，在戈壁滩的沙石上颠簸了一个小时。我们所有人都住在中国石油吐哈油田分公司里面，公司有一个庞大的建筑群落，他们正在这个地区做勘探工作。吃过晚饭以后，哈里森的脖子疼得更厉害了，他想去石油公司的医院里看看医生。姜文的背和膝盖受伤了，他决定和哈里森一起去。王学圻也跟着一起去，他的肋骨需要检查一下。还有一个演员也不太舒服。我们到医院的时候一共有六个人，时间已经过了晚上十点了。
有人叫来了综合诊疗部的副主任，他的名字叫曹杰（音译）。演员们为这么晚来打扰他而道歉，那医生说没有关系。他说，他向来都很喜欢看姜文的电影。
姜文脱了衣服，曹医生一边按着他背上不同的地方，一边问他疼不疼。在一天挫败的拍摄经历之后，姜文看起来终于放松了；他和其他演员一起开着玩笑。他的膝盖是青紫色的。他按了按其中一处伤痕，放了一个响屁。
“这很奇怪，医生。”姜文一副沉思的样子。“如果我推一下这儿，我就会放屁。”他又按了按那个地方，但没反应。“好吧，算了。”他说。
曹医生一直在抱怨最近受伤的情况。好些天来，总有演员和剧组成员不断地来到医院就诊。那天下午就来了个脚踝骨折的男人。
“他没有及时到医院来，导致伤势加重了。”曹医生说。“你们到底在那儿干什么呢？”
“这是部动作片。”姜文说。
曹医生打开了一本医书，把他脚踝的具体受伤位置指给我们看。“他的脚肿得跟馒头似的。”医生说。“我只是不明白，他为什么不早点到医院里来呢？”
“我都说了，我们拍摄现场那里应该要有个医生。”姜文说。
“和马打交道很危险。”哈里森说。
“你知道主要问题是什么吗？”姜文说。“那些特技演员没有每次都把要拍的骑马镜头先浏览一遍，而且即使他们这么做了，他们也不是马术专家。他们只是武术专家。”
一个演员拿出了一包中南海香烟，问医生能不能在检查室里吸烟。曹医生也拿了一根烟，他们六个人都把抽起烟来。小小的房间很快变得烟雾弥漫。
“我告诉你，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受伤的。”曹医生说。
“我想这是个人权问题。”姜文说。
曹医生给哈里森找了个合适的颈托。和姜文一样，哈里森是个高大的男人，他的女朋友也是个金发的外国人——一个比利时姑娘。在中国艺术界，交了外国女朋友是一个成功的标志。通常，这些女人都是新进学者，他们来中国是为了做人类学或社会学的论文研究。哈里森穿着牛仔靴。1989年镇压事件发生以后，他在加拿大拿到了政治避难身份，现在他成了加拿大公民。他的英文名来自披头士乐队。偶尔，他会出演加拿大或美国的电影；1991年，他在电影《黑袍》里扮演一个休伦族印第安人，电影里讲述了第一个去魁北克的传教士的故事。如果你看电影时非常仔细，你大概会发现那些休伦族人里面有一个长得像中国人。哈里森还记得他用休伦语说的一句台词。他告诉我那句台词的意思是“我们不用和那白人一起去。”医生安好了颈托，告诉姜文和哈里森他们俩需要做CT扫描。姜文瞥了一眼手表。
“看，今天是11月7号，”他说：“是俄国革命的周年纪念日。”去X射线检查中心的路上，他一路哼着“国际歌”。他给我看手机里刚收到的一条新信息，是北京一个访谈节目的主持人发给他的：“我刚刚发现了《鬼子来了》的盗版碟。”
“我每天都收到这样的短信。”姜文骄傲地说。他的这部电影从来没有在中国国内的戏院里播放，但两周以前，它突然在市面上出现了。这个演员微笑了。“看看刚发生的事情吧。”他说：“我们受伤了，来到医院，做X光检查，今天是俄国革命周年纪念日，现在我收到了关于《鬼子来了》的信息。我们可以把这拍成电影了。”
一个技术员给哈里森的脖子作了扫描，说看起来他的脖子该是扭伤了。曹医生检查了姜文的膝盖和背部拍的X光照片。曹医生认为姜文的第五和第六节脊椎可能有问题，明天会有一位专家来给他做检查。我们走之前，曹医生请姜文在他女儿和侄女合照的三张照片上签了名。
这时候已经接近午夜了。那照片是典型的中国式照片：两个小小的女孩对着镜头，表情露出令人吃惊的敌意。每张照片的背面，这个演员写道：“姜文——第五和第六节脊椎”。
《鬼子来了》是姜文执导的第二部影片，背景是在河北省的村子里，时间是1945年——日本占领中国的最后一年。像文化大革命一样，描述这段敏感时期的情况都同都有一套固定的方式。中国的电影总会展现日本人的残酷，还有普通中国人的英勇抵抗。有一些标准的英雄形象，例如王二小——这个放羊的男孩把日本部队引到了包围圈里。
在姜文的电影里，中日战争收缩至一个中国村子和一队日本驻军之间，在边远的山区，他们与外界隔绝。电影的开头是一个色情场面：一个叫马大三的农民和一个年轻的寡妇偷情。忽然，传来一声敲门声，一个不知姓名的中国士兵押送来了一个日本囚犯和他的翻译。那两个囚犯被绑起来了，中国士兵命令马大三审问两个囚犯，并把他们藏起来，不让当地的日本驻军发现。姜文扮演的马大三被这个任务吓坏了，他就去找其他的村民们帮忙。
村民们并没有齐心协力地解决问题，却开始为琐碎的小事情争吵：马应不应该和寡妇偷情，村里最有钱的女人到底藏了多少面粉。实质上，每个角色的行为都有各自的动机：私利、贪婪、顽固或是懦弱。日本囚犯起初决定光荣地一死了之，然而他很快就丧失了这种骄傲的自尊，后来村民们开始同情这个人。最后他们决定和日本驻军做交易，用这个人换六辆货车的面粉。为了庆祝交易的成功，占领者和被占领者一起开宴会，然而却被日本投降的消息打断了欢庆。日本军人在不断膨胀的恐慌和羞耻之中大开杀戒，屠杀了手无寸铁的村民。
拍摄《鬼子来了》这部电影时，姜文拒绝对影片进行剪辑。如果他觉得某个场景中有一处小地方无法接受，就会坚持把整个场景从头拍一遍。在电影界，这种拍片方式闻所未闻；据报道，姜文用了中国国内能买到的每一卷柯达黑白胶卷——一共50万英尺长，大概是一般故事片所用胶卷的五倍。拍摄所在地的村子只能乘坐小船才能到达，演员们还要在酷寒的环境里工作。当地还有其他的事情让人分心：两个村民起了纠纷，一个村民提起了诉讼，争的是究竟谁有权利把那块土地出租给电影制作公司。这部电影花费了将近5百万美元，是原来预算的两倍，片长一共两小时四十分钟。即使它在戛纳电影节获得成功，大部分评论家仍然认为电影还需要另外一次剪辑。在国际上，只有九个国家公放了这部电影，而在中国国内，没人能在电影院里看到它。当我采访参与拍摄这部电影的人时，他们都会要求不要引用他们所说的话，因为怕引起政治上的麻烦。
来新疆之前，我去了电影《鬼子来了》在河北农村的拍摄地。从北京出发，开车5小时，再坐30分钟的船就到了，拍摄地就在潘家口水库的堤岸边上。那儿有十几间房子，周围是险峻的群山，还有一段年久失修的长城。
这个村子只是为拍电影而修建的。在中国，劳力和原材料都很便宜，没有布景设计这一专门的行业，导演们都用真的东西。这次在火焰山附近拍戏，其中一个马背上受伤的事故，是因为某个演员骑马时，一根圆木掉在了他的腿上。在好莱坞的电影布景里，这种东西都是用泡沫塑料做的，但在中国，他们用的是真正的圆木。在潘家口水库那儿，所有的房子都是用花岗石、砖块和瓦片建造的；里面还有真的火炉和炉灶。这个国家里那么多东西都是假的——冒牌的服装，对古建筑的粗劣修复，旧楼表面新上的油漆；而电影布景却是真实的。有时候，这些布景甚至比电影本身还持久。
拍摄《鬼子来了》是两年前的事了，没有人住在这个电影布景的村子里，水库边上的土地太多岩石，很难耕种。不过，水库对面的那条村子里的农民正尝试着把这儿变成一个旅游景点。他们在这儿设了个检票口，进去参观的门票是7毛5一张。我买门票的时候，站在检票口的那个男人对姜文满腹怨言。
“他是个骗子，”那老头说。“他要用这块地，应该要付我们10万元，但他最后没有付钱。还有，他们借了我们一些工具，也没有还给我们。”
我去了附近的那条村子，那儿有一些村民出现在电影里面。姜文拍片喜欢既用专业演员，也用一些普通人，因为这样做能改变拍摄现场的动态。一个香港的电影顾问曾向我解释，这么做能让电影“少一些小说化的虚构，多一点真实感”。这听上去显然是对的，至少村民们这么认为。一个叫张福红（音译）的女人骄傲地告诉我说，她是由姜文和他的顾问亲自挑选出来的。“他们选了我去拍一个大场面，因为我有一头长发。”她骄傲地说。她今年25岁，我采访她的时候，她正在厨房里做饺子。她说她喜欢姜文，因为姜文很友善。在电影的一个关键场景里，这个女人被日本人杀害了。“我就是最后想要逃跑的那一个。”她说。
在一条走回去水库的小路上，我遇到了另一个农妇，她也在电影中被杀掉了。“我有点害怕。”她承认道。她告诉我说，姜文的高标准要求让她印象深刻。“有一个场景，他们拍了好些天了，姜文就是不接受，还要重拍。”她说。
没有一个村民见过最后完成的影片。他们只是在拍摄期间，在电脑屏幕上看过一些片断，对他们来说，故事情节是不完整的。他们并不知道姜文的角色也被杀害了，因为那些场景是在另外的地方拍摄的。很多农民甚至不知道《鬼子来了》在国内被禁了。有一个女人说，她不明白电视上怎么还不放这部电影。偶尔几个经过的游客都有些困惑：他们知道姜文的电影曾经在这儿拍摄，他们也知道电影出了些问题，但他们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有一个人像是洞晓了每一件事：那是个12岁的男孩，名叫周宝宏（音译）。我到乡下去的时候，时不时会碰上这样的孩子：伶牙俐齿、有见识，并且对村子以外的事情着迷。如果有外国人出现，这种孩子马上就会缠着他。谈话中，他们不可避免地会详尽描述最近考试的分数，当然还有自己考上一所好高中的机会。如果我留下了我的电话号码，他们就会定期给我打一次电话，有时持续几周，有时甚至持续好几年。这些孩子总让我想起威廉.杰佛逊.福斯特。
周宝宏穿着一套脏兮兮的蓝色衣服，他每到周末就来做电影布景的导游，以此挣一些额外的收入。我雇了他，他带我去看了所有荒弃的房子和物件。他知道每件道具的价钱——他指着一棵水泥做的假树给我看，做那棵树花了600元，把它运到这儿又花了200元。长城上另外修建的一座塔楼用了10万元。（姜文对原来那段真的长城并不满意。）这男孩把我带到姜文扮演的角色的家，随后我们在一块小小的空地上站住了。“这就是屠杀那一幕发生的地方。”男孩郑重地说。“所有的村民都死在了这儿。”
我问男孩，电影本身发生了什么事情。
“姜文没有经过我们国家文化局的审查，”男孩说：“就把电影拿去了法国，还获了奖。所以我国政府禁了这部电影。”男孩并没有看过最后完成的影片。不过他说他知道影片被审查的原因。“农民们没有反抗。”他说。“电影里没有红军，没有劳动者的军队，也没有游击队——这些都没有出现。这就是电影的问题所在。”
姜文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奖以后，中国的媒体保持沉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往往是一个不好的兆头。对电影的禁令从来没有正式宣布，不过有两个神秘的文件泄露到了网上。据推测，这两个文件出自广电总局。其中一个文件的标题是“第28号宣传简报”，里面写道政府“暂时中止姜文在中国国内从事所有电影、电视相关的活动”。
在中国，所有电影都必须经过两次审查：第一次是审查剧本，第二次是电影拍完以后。在第二份泄露的文件“电影审查委员会意见”里，标出了电影有20处具体的地方，姜文未经同意就改变了剧本的内容。那场床戏是不当的：“强烈的图像和清晰的声音粗俗地刺激了人们的感官。”委员会还批评了影片的结尾，认为它展现了国民党没有遇到抵抗就掌控了战后的中国：“这严重地扭曲了历史，没有达到批评和嘲笑国民党的目的。”
但最严重的问题还是影片里中国农民的消极性。文件里写道，电影中有一幕描述了村民给日本囚犯和中国翻译送来可口的食物：
影片反映了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在如此困难的生存条件之下，没有憎恨日本侵略者，反而尽量去满足日本囚犯的需求……这严重违反了历史。
审查制度是一个不寻常的话题。在北京，我有时会在我住的那一带找到一些盗版影碟，封面上有英文写的广告：“中国国内禁止播映”。似乎没人能长久地控制盗版业；即使是像《鬼子来了》这样的影片，最终也出现在了街头。有的电影制片人本身不太关心审查制度的问题。一个年轻的导演告诉我，广电工具的官员让他想起了他的祖父母——年长的权威找出他所要庇护的人。
半个世纪以后，共产主义的很多特色就变成了如此：党握有权力，但没有赢得尊重；人们对待它的心情，与其说是恐惧，不如说是忍受。广电总局的压制通常是消极性的打击：沉默是一件有效的武器。他们避免发表正式的声明，也从来没有告诉姜文，禁止他出现在电影和电视节目的时间是多长。实际上，官员们根本拒绝和他见面。他们的目的只是要他在担忧中等待。
电影被禁以后，姜文数次告诉外国记者说，这就是个生活模仿了艺术的例子：戛纳大奖就像电影里的囚犯一样，是一件只能带来麻烦的东西。他说，审查制度让他想起了文化大革命。这种评论在中国电影业界内部受欢迎，姜文的同行们并不欣赏他的话。姜文总是树敌不少：他的魄力和名声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力，而他又有一副火爆脾气，还有几分固执。现在他激怒了政府，其他的电影制片人就担心当局可能会收紧相关政策。其中一个北京的制片人告诉我：“如果他坚持公开地宣称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情，这会让中国国内的整个电影业受损。”
有一段时间，姜文为自己是个受到压迫的艺术家而感到荣耀，但随后他的态度似乎发生了改变。他其中的一个朋友告诉我，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姜文私底下承认他有些自找麻烦。后来，他不再发表煽动性的言论。在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他突破了限制，出现在一些电视播放的颁奖典礼上。随后他拍了一部低成本的电影，那部电影的导演是第一次拍片。最后，他和这部中国西部的电影签了约。他从来不是武打明星，很明显，他也不喜欢扮演这类角色，不过要从政治上复出，这是他必须做的。新疆是他“放逐”归来的第一步。
在新疆，又度过了漫长的拍电影的一天，某天夜里，我来到了姜文住的旅馆房间，和他碰面。我问姜文，观众们应该如何理解《鬼子来了》的历史观。小心翼翼地，他往后坐了坐，靠在椅背上——他的脊椎骨还在隐隐作痛，然后点了一支烟。
“我从来没有说过，这部电影是反映历史的。”他说。“我认为导演应该展示内心的事物。可能这和遗传有关。我在河北附近的一个地方出生，我的内心就有很多历史。从某种程度上说，我觉得这部电影就是自传。”
我提到有些批评家认为这部电影的内容不准确，因为它没有把中国人刻画成战争的受害者。“中国人是受害者，这一点我同意。”他说。“但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错；我们必须仔细地看看镜子，反思一下，为什么我们会变成受害者。你不能只是指着别人，说他们就是坏人——你能这么指着林彪或江青，或日本人。这太简单化了。”
他搓了搓散乱的黑色胡须。他穿着旧的宽松运动裤，还有耐克的运动鞋；他的眼睛看起来很疲惫。
“把中国想象成一片土地，”他继续说道。他用一只手比划着，仿佛在旅馆房间的地毯上整齐地种下了一排稻米。“国民党，共产党，林彪，江青——他们都是这片土地里的种子。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成长；有些长得很好，有些不行。有些长坏了。日本人来的时候，你可以很安全地说他们就是坏人——他们是法西斯。但为什么他们来到这儿以后会变得更坏了呢？我们中国人必须要讨论这个问题，有那么多坏的事物变得越来越糟糕。
大部分人的说法都太简单化了——‘他们是坏人，我们是受害者’。然而，这段历史其实就相当于一个人的人生。我有朋友说，我应该在广电总局工作，这样那个机构就会变得更宽容。我告诉他们，这只会让我变成一个更坏的人而已。如果你在门口弄一个警卫，这警卫就有了压迫的意味。这和那个人无关；是整个制度、整个环境的事情。”
他告诉我，很多中国人需要心理方面的帮助。“人们应该花更多的时间，读懂自己的内心。”他说：“个人和历史是相同的——我这么说的意思是，个人的历史是极为丰富的。一个个体可能甚至比一个社会更为复杂。不过中国人并没有多少时间去审视自己。每个人都太忙了；缺乏足够的平静去反思。在遥远的过去，这是个和平而稳定的国家，但现在一切都变得太快了。当然，改革开放以来就是这样了，不过从某种程度上说，过去两百年都是这样。我们不知道自己的位置。我们还没有找到适合我们的道路。在20世纪初期，中国人做出了尝试；有些人想从我们自身的传统中寻找，而其他的人想从外面的世界中获得。这样的辩论如今还在继续。”
他继续说道：“毛主席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他常说，他不喜欢中国的历史，共产党人最初取得成功，是因为他们超越了传统。然而毛泽东用传统的中国语言去反对旧的事物，而且他逐渐变成了一个传统的皇帝。这不是说他决定要这么做，他只是并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他是一个悲剧人物——是中国历史最悲剧的人物。他就像一颗种子，长成那么大，却已经扭曲了，因为这颗种子无法战胜它的土地。”
我问他，对此可以怎么做。
“你必须改变土壤。”姜文说。
房间里很安静；他停了下来，点燃了另一支烟。“我想拍一部关于毛泽东的电影，”他说道：“毛泽东比哈姆雷特更具有悲剧意味。毛泽东是个搞艺术的人，而不是一个搞政治的人。他应该做一个诗人、一个哲学家，他应该有所创造，而非和政治打交道。”
姜文笑起来，他承认，近年都不可能拍这样的电影。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会再执导电影；他还在一步步试探着周围的政治气氛。尽管如此，毛泽东这个人物仍然让他着迷。“我觉得毛泽东和每个中国人都有关联。”姜文说。“他代表了很多的中国梦和很多的中国式悲剧。”
电影布景吞没了外面的世界。有些场面里出现了扎着头巾的突厥战士；在镜头之外，演员们管这些临时演员叫“塔利班”。除了这样的玩笑以外，人们都淡忘了新疆的那一边正在打仗。我和波拉特朋友的会面也像是很遥远的事情了，只有那一叠一百美元的钞票还提醒着我。在拍片的时候，我们极少看到维吾尔族人。汉人经营着石油公司，而马背上的临时演员——那些“塔利班”，其实是哈萨克族人。关于大马营的场景是在一个小绿洲附近拍的，那儿住着一家维吾尔族人。不过他们避开了电影的拍摄地，而去照看着他们的200头羊。有一天下午，我拜访了他们的家，见到了一个20多岁的维吾尔族人，他睡眼惺忪地告诉我，他喜欢姜文。不过他更喜欢看美国电影，像《龙卷风》、《终结者》——所有阿诺·施瓦辛格拍的电影他都喜欢。他说，他还喜欢《泰坦尼克号》里那艘船断成一半的镜头。
后来我问导演何平，美国西部的人和中国西部的人有什么不同，他的回答巧妙而得体。“美国西部的人是把文明带到西部去，”他说：“是一种文明来到另一个地方；他们把法律和秩序带到了西部。而中国西部的人是完全不同的。这是两种文明之间的交流。”他还告诉我，为了把电影拍得更“后现代主义”，他还让一个女演员剃了光头，扮演道姑。
他们为哈里森的角色用了替身。医生告诉哈里森说，他有一段时间不能骑马；他需要好好恢复身体拍后面的场景：他的角色将被一群“塔拉班-突厥-哈萨克人”杀掉。他死去的时候胸口中了一支箭，另一支箭射穿了他的膝盖。好几个月以后，当我在电影屏幕上看到他的死亡，我立刻想起了《黑袍》里的那个印第安休伦人。
我在拍摄地的最后一天，离开时坐了姜文私人的面包车，他也在车里。那一天下午，拍了他领着一队骆驼穿过隔壁的场景。哈里森的替身演员走在最后，这样一来观众就不会注意到他了。
面包车在渐渐变暗的沙漠里颠簸着。没有树，没有草；只有平坦的、一望无际的死寂。我问这个演员，他最喜爱的电影是哪一部，他告诉我说，他年轻的时候，有10多年的时间，总是反复地看《愤怒的公牛》。
“我看到那部电影的时候，”他说：“它给我的感觉不是一部美国片，或者一部关于拳击手的影片。我觉得它讲的就是我的家。”
我问他，他看的影碟是否有中文字幕，他摇了摇头。“我只能看懂十分之一。”他说：“不过真的，要紧的只是看着它，理解它的情绪。我喜欢那些阴暗的色调，那些黑白图像，还有整个气氛。我也喜欢罗伯特.德尼罗，因为在那部电影里，他让我想起了我妈。他的态度让我想起了我妈。”
我有些小心地问道：“你妈妈是怎么样的呢？”
“太复杂了，一时解释不清楚。”他说。“这是我将来要拍的另外一部电影。”
面包车颠簸着前进。太阳挂得很低，随后就消失了；远处燃烧的油井闪烁着暗暗的橘黄色光芒。姜文手里的烟也发出了这种颜色的光。他谈到了一些鼓励他拍电影的外国导演——他和马丁.斯克塞斯见过两面，而《铁皮鼓》的导演沃尔克·施隆多夫帮助他拿到了他第一部电影的资金。姜文寻找着词句，想要表达他对电影的热爱，最后他指了指他的烟。
“就像抽烟一样。”他说：“我离不开拍电影，就像我离不开烟一样。”
起初，我不太肯定他的意思：是对电影制作成瘾，亦或是一项被要求节制的必须物品，还是一个职业——这个职业通过名望或审查制度或骑马，注定最终要把他毁灭。但随后我注意到他的笑容：在他那张线条硬朗的脸上，我第一次看到了如此温柔的模样。他喜欢关于电影的所有。
台湾选举：彼岸的中国
选举
12月1日，民国90年
最初到安阳工作的考古学家，如今只有一个仍然在世。1936年的夏天，甲骨的最大贮藏地被发现，石璋如监督了那儿的挖掘工作。第二年，日本占领南京，国民党逃到了西部。1949年，他们被共产党人赶到了台湾。这就是石璋如的故事：一个到处流浪的考古学家，由于战争不断地迁徙。1936年6月，在那年夏天最后一次的挖掘中发现了甲骨，石璋如为此发表的文章中，有这样一针见血的描述：
不过，事实上，事实比小说更离奇。发现未知的实际乐趣，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安阳的考古学家告诉了我石璋如的事，随后我给台湾的中央研究院打了电话，是个助手接听的。“石教授今天不在，要到下午3点左右才回来。”她说。“他这周都忙着开会。”
我告诉她，我正计划到台湾去。这样的旅程需要时间；台湾这座岛屿和大陆之间还没有直航，要到台湾去的旅客必须要在香港转机。我问她石教授下个月是否有空做个访问。
“噢，我敢肯定，他随时都可以做访问。”她说。“石教授每天都会在这儿的。”
我问道：“是那个1930年代就在安阳参加挖掘工作的石教授吗？”
“是的，没错。”
“他还去开会吗？”
“只有访问者来到台湾时，他才会去开。这一周有些人从内地来了。”
“他今年几岁？”
“他刚过完100岁生日。”
“他的身体怎么样？”
“非常好！”她说。“他的一只眼睛有点问题，听力也不是很好，不过其他身体情况都很好。和我们一样，他每天都来工作。可以说他是办公室里最老的员工了！”
按照西方人的算法，石教授应该是99岁；中国人认为刚出生时的胎儿就是1岁了。石教授是河南省人，他在那儿以考古学家闻名，但1949年以后他就没有回过内地了。自从来到台湾以后，石教授集中精力，主要工作是整理、分析和发表他以前所有的研究记录。这是一种有效的考古：如果你无法再在安阳展开挖掘工作，至少你可以发掘你那些来自安阳的记录。2001年，石教授99岁的时候，发表了他的第18本书：《侯家庄河南安阳侯家庄殷代墓地》第10册。我来到石教授的办公室时，他骄傲地给了我一本，用颤巍巍的手在上面签名并写下日期。书里面的材料是在60多年前调查出来的。
他的书桌看起来像某个去世的著名作家生前的纪念物。一本皮革封面的现场笔记本摊开着，泛黄的页面上用墨水画着墓地的草图：两具俯卧的骨架，一个圆形的容器。笔记本上注明的时间是1936年。笔记本的旁边放着这位考古学家1970年代发表的一篇文章：《商代马车研究》。（在安阳的时候，石教授参与挖掘并分析了中国最早发现的马车。）桌面上摆放着用具了的工具：放大镜、直尺和丁字尺。所有东西看上去都是老旧的，除了一些电脑打印出来的文件，上面印着各种不同式样的数码相机模型。他的助手告诉我，石教授想要从这些数码相机中找出最有用的一架，以便他日后做研究。
石教授的体重不到90磅。他两颊凹陷，一头纤细的白头发，瘦而细长的手指紧紧抓住他的拐杖。由于患了白内障，他的右眼常常闭了起来，不过他兴奋起来的时候，那只眼睛就会颤动着半张开。他说话里仍然带着很重的河南口音。有时他的助手必须在他耳边重复一次我的问题，但老人家总是反应很快，马上就能回答。他那些年轻的同事管他叫作“活字典”，因为他能如此迅速地回忆起种种事物，而且非常准确。如果我提到某件文物，他马上就能记起文物发掘的时间和地点。像台湾的所有人一样，他对事件发生的时间是从1912年1月1日开始算起的——那天是中华民国成立的日子。按照传统，每一个中国的朝代都从建立之初开始计算时间；虽然共产党人抛弃了这种方法，但台湾人仍然这么做。这就相当于我们西方人的主的纪年，是神圣庄严的时间参照点；石教授告诉我，那个甲骨驻藏点是在“民国25年”发现的，也就是1936年。他说，那年6月，在一星期之内挖出了一大堆甲骨，精确算来一共是17，756件甲骨碎片。
当我提到甲骨文学者陈梦家的名字时，老人患白内障的那只眼睛眼睑颤动了起来。
“我记得他。”石教授说。“我们在昆明的西南联大见过面。虽然我和他不是很熟，但我知道他特别聪明。他的教职不在中央研究所，这可能是他没有跟我们一起来台湾的一个原因吧。后来我听说共产党人杀了他。”
在和日本打仗的时候，中国人想方设法，不让甲骨和其他文物落入敌手。他们整理了好几吨的物件，用火车、卡车和船把它们运走，总是比日本人快一步。中日战争结束以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斗争加剧，这些文物甚至有了更大的象征价值。国民党有着一份引以为傲的遗产——这个政党是孙中山建立的；它的力量越削弱，对中国过去的掌控就显得越为重要。1948年至1949年，国民党最终逃往台湾的时候，优先考虑的就是转移这些古老的宝物。考古学家们有两个选择：或者跟随着最好的文物跨过海峡，或者留在大陆，那是所有遗址的所在地。
当时国民党声称，只是暂时住在岛上一段时间。他们相信，国民党最终会胜利地反攻大陆，美国和大多数其他国家也继续承认台湾是中国合法政府的所在地。几十年来，台湾都派代表参加联合国；就像大多数国际组织一样，联合国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2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拒绝派人参加奥运会，原因是国际奥委会允许台湾运动员用中华民国的旗帜参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幅中国的图景越发显得别扭：这是一个据称由一些流亡者统治的大国，而这些流亡者实际却被困在南中国海边的一个岛屿里。 1971年7月，亨利.基辛格来到北京，迈出了美国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步。随后，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台湾政府将要发生的事情是完全不应当的，没有一个政权比台湾更不应当受到这种对待。”那一年年末，联合国驱逐了台湾的代表；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了《上海公报》。在那份文件里，美国承认“台湾海峡两岸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且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立场并没有争议性：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坚定不移地认为，台湾和大陆是一体的。只是对谁来统治这个在想象中重新统一的国家，他们有截然不同的意见；而对于这个问题，美国则试图把自己置于边缘位置。1979年，美国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同时国会也通过了《台湾关系法》，确立了台湾的将来要由“和平的方式”去解决。一旦台湾遭受入侵，美国人保留出兵护台的权力；且美国将继续向台湾出售武装设备。
多年以来，这种状况保持稳定，然而台湾不断地受到屈辱，逐渐失去了它的尊严。台湾被联合国和大多数的国际组织所决绝，这个岛屿看着自己的政治同盟一个个地溜走。到2001年，只有不到30个国家还承认台湾，这是一个令人伤感的、一厢情愿的同盟：同盟国都是一些小国，例如布基纳法索、圣多美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斯威士兰。台湾可以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但他们的旗帜是严格禁止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举行兵乓球比赛时，美国警察给一个台湾球迷上了手铐，并把他押送到看台外面，原因只是因为他挥舞了他的岛屿的旗帜。
不过台湾人仍然拥有那些文物。台湾人在保护中国的过去这一点上，远比共产党人要做得好；不管在国际上受到怎样的屈辱，台湾人仍然为这个事实而感到骄傲。国民党建立了一些美丽的公共机构建筑，例如故宫博物院，那儿就陈列了一系列最为令人惊叹的文物。他们还给予考古学和历史学特别丰厚的资金，让石教授这样的人花费数十年的时间研究他的笔迹。
这个老人的办公室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里，一个年轻的考古学家带我参观了所里的贮藏室。贮藏室里很整洁，有温度监测器，文物都小心地放在抽屉和箱子里。商朝的青铜长矛十支扎成一捆放好。地上放着一只200磅重的青铜鼎，这是在安阳的皇家陵墓里挖掘出来了。有两大箱甲骨文的碎片，是在1936年发现的。那个年轻人拾起了其中一片龟甲，30个世纪以前的占卜者用某种方法把这龟甲弄黑了。年轻人告诉我，上面的刻字口头翻译过来相当于这样的意思：
近日我国一切安好。
近日我国将遭遇祸事。
架子上摆放着古老的皇家打字机，还有一种测量工具，上面贴的老式标签写着“纽约柯菲-埃塞公司”（Keuffel and Esser Co.,New York）。年轻人告诉我，石教授在安阳时就用它。他的挖掘工具如今也变成了文物，和古老的青铜器及甲骨归为一类，存放在同一间贮藏室里。
石教授告诉我，他当时很轻易就下了去台湾的决定。“我是1949年1月从南京来到这儿的，”他说：“我早就变成了某种难民，不断地迁徙。我转移了有8、9次之多。台湾只是又一次转移而已。你这么想吧：如果有人把你所有的研究材料、你一生的心血工作全部转移走了，那么你会怎么办？”
1990年代，大陆的考古机构邀请石教授回去参加会议，石教授谢绝了，他觉得自己太老了，不适宜出远门。但他仍然留意着最新的考古发现，当我问道他是否听说过正在给安阳地下之城绘制地图时，他马上就回答了我。
“唐际根负责这个。”老人说。“他们告诉我，现在仍然处于研究阶段，不过已经发现了一座很大的城墙，他们认为是一座城市。这是我们从来没有发现过的东西。我们从来没有机会挖掘和研究一个这样围了城墙的城市。”
他停下了，用那只好的眼睛看着我。“北京现在没有城墙了，是吗？”
我告诉他，共产党人在大约40年前把北京的城墙拆掉了。
他说，“但西安还有城墙，是吗？”
“是的。他们保护了西安的城墙。”
他又一次停下了，似乎正把他脑海中的想象重新转回到安阳和地下之城里。他的右眼还是闭着的。“我们从来没有机会研究像那城墙一样的东西。”老人说：“我们在那儿做了些调查，但从来没有发现过有城市。小屯那儿就已经有大量工作等着我们去做了。现在他们有时间了。当然，我还在那儿的时候，安阳只是农村而已；没有什么飞机场。”
石教授对那个地方的了解让我惊讶：石教授这样的考古学家逃到中国西南部以后，日本人建了那个飞机场。我回到大陆很久以后，有一次和唐际根谈话——年轻的唐际根主管安阳最近的挖掘工作；我向他提到了采访石教授的事。唐际根不到40岁，是中国考古学的后起之秀；他曾在伦敦大学做博士研究工作。他从来没有见过石教授；有一次，唐际根想去台北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但台湾人没有批准他的签证。不过，我告诉他石教授对最近的调查工作很熟悉时，他并不感到惊讶。唐际根告诉我，他把地下之城的地图都传真去了台湾，这样石教授就可以知道最新的发现结果了。两代人之间的联系是另一种形式的、真实的考古：在安阳的年轻人研读着大地的核心；而年老的流亡者在台北，研读着传真过去的地图，回忆着许久以前那片他放弃的土地。
石教授的妻子和我们一起吃午饭。娟杏（音译）今年85岁了，举止优雅，一头整整齐齐的白发，梳理得一丝不乱。她眼光锐利，非常警觉；吃午饭的时候，她不时地瞥一眼她那一台浅黄色的手机。她一边吃饭，一边用筷子挑出合适的小块食物，给她的丈夫。
每个人都对这个老人关怀备至。在研究所，石教授有两个全职的助手；而年轻的考古学家们谈到他的时候，总是一片深情。他似乎被看成是某种吉祥人物，某种连接一个时代的纽带；对于上个世纪中整个家庭从大陆迁徙到这儿的台湾人来说，那个时代在他们眼里逐渐变得感伤起来。而他的身体是如此脆弱，以至于他清晰无比的记忆简直像是商朝甲骨一样的神谕。每当他说话时，我必须提醒自己，他所说的并不是简单的故事；他回忆的是那漫长的一生，那不停地被政治和历史打乱的一生。
这一周正逢台湾选举，中午吃饭的时候，年轻人说起了前一天集会上爆发的一场打斗事件。他们很兴奋，台湾的年轻人热爱政治运动。娟杏皱了皱眉头，说她不喜欢谈论这些话题；她的丈夫表示同意。
“我的研究是关于古代的，当代的事情似乎离我很遥远。”他说。“我对当下的了解总是越来越少，我会听新闻，但不是经常听。”
他告诉我，他喜欢看一个叫《大陆寻奇》的电视节目，那个节目描述的地方都是他年轻时就知道的。我问他会不会参与选举投票，他耸了耸肩。“我还不确定。”他说。“周六是属于我太太的。她决定我们周六做什么。”
我问他：“如果你投票的话，你会投给谁呢？”
“我还没想过呢。“他说，随后咧开嘴笑了笑。”无论如何，这是个秘密。”
?娟杏抱怨着老人吃得太少了。午饭快吃完的时候，我问老人，他们是哪一年结婚的。
他抬起了头，说不出话来。第一次，石教授被日期给难住了。他喃喃自语地数着年份，然后他的妻子插话了。
“是民国44年。”她说。
“那就是你已经搬来台湾以后啰？”
“没错。”她说。
台湾岛的历史由不同的外来者分层。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有原始部落住在岛上，到了17世纪，就有大量来自大陆的人来到岛上定居。17世纪后半叶，清政府正式把台湾纳入自己的版图，不过对它的管理并不严密。这个岛屿变成了商人和拓荒者的基地，这些人里面大部分是从福建来的。
1895年，清朝在一系列战争中输给日本后，就把台湾岛割让给了胜利者。（负责签订条约的清朝政治家解释说，这项损失并不算太糟糕，理由是台湾岛上的“男人和女人都没有什么用，对什么事都缺乏热情”。）日本人此后开始统治这个岛屿，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那段时期台湾叫做福尔摩莎(译者注：Formosa，意为“美丽”)。日本人占领南京以及其他的大陆城市时，维持的时间都不长，且表现得很残暴；但台湾却做了日本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地。日本人在台湾修筑了公路、铁路以及其他的基础设施，他们开办的学校培养了台湾本土的精英，为他们加入日本帝国做好准备。甚至到了今天，很多台湾人仍然说着日本人的好话——这种态度对一个大陆人来说，是全然陌生的。
日本投降和中国内战以后，国民党把另一个层次的殖民带到了这个岛屿上。蒋介石政府逃往台湾的时候，外来者的人数并没有本土的人多，但国民党牢牢控制着大权，实施严厉的统治。它维持着戒严令，媒体要经过严格的审查，政治上的异见分子都被抓到了监狱里。但台湾的经济繁荣发展起来，部分原因是由于它的自由市场和美国有着密切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越发地感到不自在：美军支持对台湾的保护，彼此间的贸易让这座岛屿受益，但国民党并没有体现出来一丁点儿美国所重视的政治理想。
1980年代，美国官员施加压力，逼迫台湾进行改革。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统治台湾后，逐渐形成了专制小国中罕见的领袖形象：他本是个独裁者，却一手为击败他的独裁制度铺平了道路。1987年，国民党取消了戒严令；两年以后，他们实现了反对党的合法化。在随后的10年内，民进党成了国民党最有威胁力的对手。支持民进党的主要是台湾本土人，他们对“一个中国”的概念不感兴趣；1999年，民进党的纲领开始把台湾描述成一个独立的国家。2000年，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赢得了总统大选。
随着政治向本土人士倾斜，对文化和历史的看法也相应地改变。台湾人开始重视这座岛屿的本土历史，而非大陆传统的朝代更替；历史书也从台湾的角度重新编写。学校开始教闽南语，这是大多数台湾人的母语，以前教育机构是禁止使用这种语言的。这座岛纪念它自己的敏感日——1947年2月28日，那一天，国民党面对反政府游行，屠杀了数千个台湾平民。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台湾的历史镜头本质上仍然是中国的：台湾人试图把自己看成是无辜的受害者，被外来者误解和伤害。这基本视角是一模一样的，只是外来者并非日本人或英国人或美国人，而是从大陆来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人。台湾人用中国的历史反对中国
他们利用民主的方式也让美国领导人感到不安。随着民进党逐渐掌权——到2001年，他们赢得了总统选举，但仍未在立法会选举中取得大多数席位；他们越发坚持要台湾独立。民进党的领导人威胁说，要为这个问题举行全民公投。共产党人明确表示，如果举行全民公投，就会以武力作为回应。而即使在独立这个问题上，台湾的全民公投完全按照美国的形式来进行；美国也会迫于曾许下的诺言，表示他们不会支持任何台湾人的煽动。
民进党开始熟练地运用支持独立的声明激怒共产党人，共产党对此的回应通常是压制性的行动，例如台湾选举前在台湾海峡举行导弹演习。这种举动无疑产生了事与愿违的结果，只是让支持独立的候选人获得了更多的票数。很难说民进党的策略里到底有多少只是小花招而已。在台北，我拜访了民进党国际事务部负责人田欣（Wilson Tien）,他给了我一份英文的官方声明，标题是“民进党在两岸关系中的位置”：
（民进党）应如何应对中方“一个中国”的原则？在台湾海峡爆发冲突是否不可避免？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需要说明民进党是如何看待台湾与中国的关系的。
首先，我们明白，台湾的地理位置不可转移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我说出这样的事实很可笑；地球的构造板块均不可自由移动。但事实上，在制定我们对中国的政策时，承认这一事实的意义极为重大。
如果台湾和中国之间有相当一段距离，台湾会有更多的自由和空间。但是，由于台湾地理上与中国接近这一事实，留给台湾的就只有相对更少的选择。
“如果中国领导人更为自信，将有很大帮助。”田欣告诉我。“根本问题是，他们过去被人欺负，于是如今当他们审视自己时，当真是不觉得自己是个大国。如果你有自信，你不会担心台湾的离开；你也不会纠缠着日本过去对你做的那些事。问题就是，中国仍然没有感觉自己受到了尊重。”
他也可以如此轻松地谈论他的政党，他的岛屿。在蒙受屈辱多年以后，台湾终于让自己脱颖而出：它是中文世界里唯一的一个民主国家。然而，每一场的选举都会顾虑着海峡的对岸，而更深层的问题——做一个中国人和不做一个中国人到底意味着什么，远比可以用来投票的事物复杂得多。你可以选举出自己的领导人，你也可以书写自己的历史，但人的心理就和地球的构造板块一样，是不可转移的。
台湾大选前三天，我开车去了新竹市的民进党集会现场。从台北出发，每一段的高速公路都像箭头一样笔直：这些高速公路设计时就加建了飞机的起降跑道，以防共产党炸掉台湾的机场。新竹看起来仍然繁荣兴旺，它的高科技园区非常大，但台湾的经济正陷入有史以来最糟糕的衰退之中。2001年，台湾的国内生产总值自1949年以来首次出现了负增长的情况，而失业率则每个月都有所增加。工厂和工作机会都大批地移往大陆，那儿的劳动力更为便宜。
台湾人在大陆不断增长的投资给两岸关系增加了新的特点。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联系成了共产党人要收复台湾的一个策略。（兴建经济特区的其中一个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让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20年以后，这成了大陆对台策略中可能是唯一有所回报的。恐吓、胁迫一直都没有起作用，但台湾人已经越来越难以忽略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实力。
参加完新竹市的集会以后，我和副市长林正介见了面。他让我叫他的英文名字Jacky Lin。和我在台湾见到的所有政治人物一样，他马上同意接受采访，说话也很坦率。台湾人很快就适应了新闻自由，大陆人那种对外国记者的本能恐惧，也不会出现在他们身上。
林正介的父亲曾经是国民党的特务。1956年，台湾政府命令他从香港边界潜入大陆，在江西省建立一个秘密电台。这个任务危险而艰巨，不到一周，他就被抓住了。有一段时间，共产党人把他关在南方的一个监狱里，随后又把他送到了遥远的青海省，让他呆在那儿的劳改营里。而在台湾，一点儿也没有他的消息，国民党告诉他的家人，他已经被杀害了。但他的妻子拒绝再嫁，还总是告诉林正介和另外三个子女，说他们的父亲有一天会回来的。当父亲在大陆失踪时，林正介才四岁。
收到父亲的第一封信时，林政介已经27岁了。他的父亲仍然活着，已经出了监狱，但他却困在了福建的乡村里，正想法子说服共产党人让他回家。1980年代初，共产党人同意让他回家，然而现在轮到国民党不同意了，怕他成了双重间谍。1983年，两个政府终于达成了协议，林正介的父亲回到了台湾。
他回家之日，恰恰是他的儿子陷入政治麻烦之时。林正介成了民进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他以擅长组织街头抗议而出名。他在监狱度过了一些日子；虽然他的父亲是坚定的国民党支持者，但也对他持同情的态度（林正介说：“父亲告诉我，按照自己的信仰去做吧。”）他在监狱里的时候，想着父亲过去的状况比这要糟得多，这年轻人就朝积极一面的看。（“不是很糟。我可以读书，而且我不用接电话。”）
尽管林正介早期信奉民进党，但1991年时他却宣布放弃了他的党籍。他不喜欢台湾政坛的明争暗斗：像许多刚刚踏入民主的地方一样，这座岛屿经历了政治的分裂，如今它一共有5个主要的政党，还有各种小的团体。人们常常会按照他们祖先到达台湾的时间进行投票；民进党受到台湾本土人的欢迎；而那些1948至1949年从大陆逃亡来的家庭后代，就倾向于选择国民党。
林正介也不同意民进党推行台独的策略。他和昔日的政党伙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但他没有再加入任何一个政党。他现在是一个二线城市的官员；一个小个子的秃顶男人，留着胡须，腆着肚子。他的父亲一年前已经去世了。
“如果我的家庭已经在台湾繁衍到了第八代人，我就会更倾向于支持台湾独立。”林正介告诉我。“你在预测人们的反应之前，必须先看看他们的经历。中国人来到台湾是因为一个历史事件。因此，我们有机会建设民主制度，并逐渐成为一个有效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可以说，对于中国的其它部分来说，这是一个目标。看看那些伟大的中国领导人——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他们都有着相同的目标。他们都想让中国走向现代化，然而这些领导人最终全部都失败了。邓小平取得了部分成功，但他的事业还未完成。所以这是我们的任务。台湾是一个试验区——是大陆的试验区。因此，虽然我们只是一个小岛，但我们的民主制度对未来的中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他说话温和；中国知识分子和外国记者谈及历史的时候，有时会表现出一种高人一等的态度，但他一点儿也没有。中国人常常自夸他们悠久的历史，但谈到当下时却非常谦逊：他们欣然承认，他们在几千年以后，仍然没有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道路。他们还在尝试：一个个试验的城市；一座试验的岛屿。只要给我们更多的时间。中国不是一日建成的。
“我觉得蒋经国就像邓小平一样。”林正介继续说道。“他们都有真正长远的目光。他们没有多少领袖的魅力，然而他们都很实际。你看，他们是有些相似的——都是讲求实用主义的小个子。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小个子。”
没有政党完全赢得大选。国民党首次在立法会中失去第一大党的地位，民进党赢得不少议席，但没有过半。四大党都要想法争取同盟。
结果公布的那天晚上，我参加了陈文茜举行的媒体发布会，陈文茜是独立议员，在议会选举中赢得了一个议席。她是台湾本土人，也是民进党的创始成员之一，但两年以前她离开了民进党。她非常自信，主持一个流行的谈话节目，是岛上最具争议性的政治人物之一。她的竞选海报上有四幅画像，把她的头分别加在四个不同的著名外国人身上。其中三个外国人是西方人的象征：蒙娜丽莎，伊丽莎白女皇，温斯顿.丘吉尔。第四幅竞选画像是陈文茜长了胡须、包着头巾的样子，她伸出右手的食指：这是奥萨马.本拉登。
她曾是一个美丽动人的女子，如今已到中年，却坚决和她的年龄顽抗。在媒体发布会上，陈文茜穿了一条低胸的黑色裙子，脖子上绕了两圈的珍珠项链。她的头发染成红色，假睫毛差不多有两英寸长。在摄影记者的闪光灯下，她的浓妆散发出柔和的橙色光芒。
很难想象，一个刚赢得选举的人会如此不尊重这一场选举。媒体发布会后，她告诉我说，台湾宪法鼓励当选人建立自己狭小的支持者基地，因为这在碎片式的政坛里是已经够用了。在她看来，台湾只是模仿民主：他们有集会，有演讲；但缺乏价值观，也不能明晰事理。
“这是世界上最荒谬的制度。”她说。“立宪制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传统，但第三世界里没有这种共同的价值观。在台湾，民主制变成了第三世界经历的又一个悲剧。一个接一个第三世界的国家，结果都是一样的。民主不是达成一致，而是变成了一个用来分裂国家的工具。这个国家只能买来选票，或者用低级的方法讨好选民。他们只管满足他们那三分之一的选民，而忽略其他的人。”
她继续说道：“根本原因是，我们没有欧洲那种民主的传统。第三世界领导人的基本理念是设计出一套宪法，而这个宪法可以让他们保住自己的权力。在美国，宪法要比选举出来的领导人重要得多。台湾就不是这样。印度尼西亚就不是这样。菲律宾也不是这样。”
陈文茜的英语说得特别好。她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纽约的新学院大学就读。我问及她那些竞选海报时，她笑了。
“这是一种模仿的艺术。”她说。“我喜欢伊拉莎白女皇，因为她把英国变成了一个地位非常重要的国家。我把我的肖像画成蒙娜丽莎的模样，这是因为她虽然是个不再年轻的女人，但看起来仍然容光焕发，显出骄傲的样子。那个肖像时三年前画的，那时候我这么做是因为我刚好四十岁了，而且越来越胖。我必须面对一个事实：我不再拥有好身材了。”
“我喜欢丘吉尔，因为他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而且他是一个男性领导者。我想看看如果我打扮成一个男人，人们会有什么反应。而奥萨马.本拉登呢——我只是好奇，我把脸弄到他的头上会是什么样子。我和大多数人对他的印象不同。他是个恐怖分子，但他同时也向西方政府表达了某种愤怒的情绪。”
“当然，我决不赞成他的做法，但当事件发生的时候，我内心还是十分矛盾的。我讨厌这种行为，我希望这种恐怖行径的循环能够停止。然而另一方面，我对穆斯林又非常同情，我也不认同那种简单认为‘穆斯林就是坏人’的观念。我认为这是一种东方式的东西。爱德华.萨义德，那个巴勒斯坦人描述了人们如何采取西方人的历史立场，通过西方人的眼睛看待这个世界。我们这样做只是传播了西方人的偏见而已。西方人决定了我们对事物的看法，我对此很不满。”
“我不是那种迅速对事物下判断的人。这是坏的！这是好的！不是这样。我是一个需要沉思的人。这儿的人们对纽约发生的事情非常同情，但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对于穆斯林国家来说，本.拉登是一个英雄。我想要说明的是，即使他做错了，他仍然具有被当作英雄的理由。这是有历史原因的。历史的语言也就是战争的语言。我们的记忆都由战争记录着。你说你是什么人——我在一战中长大，我在二战中长大，或者我在冷战时期长大。这就是我们。”
选举过后那天，我去和石教授告别。他的儿子石磊是中央研究院的人类学家，如今已经退休了；石磊陪着我一起来到石教授夫妇的家。路上他告诉我说，两位老人还是去投票了。“就像以往那样，他们投给了国民党。”石磊说。“他们是很传统的；那一代人大部分都是这样。他们是国家主义者。”
我问他是不是也一样。
“我属于‘中国主义’”。他笑着说。这是个生造的短语，他玩了个文字游戏。我问他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我支持中国。”他说。“不过我不会因为哪个政党大概是爱国的，就要盲目支持它。我支持中国，但我也支持民主制度。我觉得台湾最终应该回归大陆。这是我的政治观点。我不支持国民党，也不支持民进党。”
我们走进了石教授的家，这对老夫妇坐在客厅里。我带了我发表在《国家地理》杂志的一篇文章给石教授看，那篇文章是关于西安考古的。石教授仔细地看着上面的坟墓图解。“它们的朝向总是很有趣。”老人说。“在安阳，所有的皇家陵墓都是一个朝向，角度稍稍偏西。我觉得这是因为阳光的缘故：一天里某个固定的时间，物体的影子就是朝那个方向。”我们谈了一会儿考古学，后来娟杏提到了选举的事。
“我们输了。”她说。“结果真糟糕。大部分人支持民进党。”
她问我有没有采访哪个候选人，我提到了陈文茜。
“她很有趣。”娟杏说。
石教授看起来像睡着了：他的双眼闭了起来，摊开的杂志就放在他瘦骨嶙峋的胸膛上。他的儿子石磊说，他同意陈文茜的政治观点，随后老人的左眼忽然眨动了几下。
“杨凌墓是不是在长陵的西边？”老人问道。他说的墓在西安一带。
说我不确定。
“我在民国31年的时候去过那儿。”他说。“我还去了武则天的墓。那儿的风景很好。你去过吗？”我告诉他我去过了。
“我还看了秦始皇的墓。”他说。“当然，那地方还没有什么东西。那时候还没有发现兵马俑呢。”
这位瘦小的老人陷入了沉默。我说我应该走了，并和他握了握手——他的皮肤感觉像纸一样，凉而且薄。到了外面，他的儿子把我送到大街上，我问他什么时候出生的。
“民国23年。”
我算了一下：是1934年。我感到困惑，又算了一遍。然后我对他说：“但娟杏说，他们来到台湾以后才结婚的啊。”
“是这样的。”石磊说。“她不是我的生母。我父亲的第一个太太——也就是我的妈妈，十年前在内地去世了。她从来没有来过台湾。1949年的时候，她不在南京；因为她要照顾我爸爸的父亲。她留在内地，一直盼望我们会回去。”
街上下起了毛毛细雨。现在我懂得了，为什么石教授能立即记得文物的发现日期，却记不起结婚的日子。这就是中国的历史：有些事情你想要铭记，有些事情你想要遗忘。我们等出租车的时候，石教授的儿子转向了我。
“我比我爸迟一些来到台湾。”他说：“我离开大陆以前，我妈让我捎个信给我爸。她说，如果出了什么事，他们必须要永远分开，那么他就应该朝前看，而且应该再婚。我觉得她当时感觉到这个国家要分裂了。”
国事访问
国事访问
?2002年2月23日
乔治.W.布什总统在中国呆了30个小时。途中他在南韩稍作停留，通过双目望远镜看了对面的非军事区。前一个月，布什总统宣布北朝鲜和伊朗、伊拉克三国一起，组成了“邪恶轴心”。在非军事区，有人提到，边境那头的一座北朝鲜博物馆里展览了一些斧头，1976年的时候，他们用这些斧头伤害了两个美国军人。“难怪我会认为他们是邪恶之人。”布什说。布什这次的访华之旅，时间上刚好是尼克松总统首次访华的30周年。布什访华期间，有两大事向记者敞开大门，并且在中国国内做电视直播：一件是与江泽民主席联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一件是布什总统在清华所做的演讲。在新闻发布会上，布什和江泽民面带笑容、亲切交谈——这些国家领导人总是这一套。布什总统提到了台湾：
我们相信，这件事情会得到和平解决。我们极力主张不要挑拨两岸关系。美国继续支持“台湾关系法”。中国的未来是由中国人民决定的，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剥夺人的尊严的需求。全世界的人民，包括中国人民在内，应该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所信仰的宗教和他们的工作方式。
当记者问江泽民主席伊拉克政权更迭的可能性时，他回答道：
“我想，我刚刚在和布什总统的谈话中已经明确表示，应把和平置于首位……让我用一句中国的谚语来总结：‘欲速则不达’。也就是说，尽管有时候你有些问题，急需马上得到解决，但耐心有时候也是必要的。”
外国记者们都在香格里拉大酒店集合，当局在那儿提供了特派巴士，把我们送到清华大学。我在美国国务院记者团的两个人后面找到了一个座位。像大多数的华盛顿特派记者一样，这两个人都是白人，头发很短，穿着深色的西装。他们不停地谈着政治和新闻业的事。我很容易就能听到两人的对话，因为他们对国务院记者团以外的任何人都视而不见
“鲍威尔是个聪明的家伙。”
“我向来认为他是个成熟的管理者。”
“但我觉得他没有基辛格那样的对全局的认识。”
现在是早晨8：25分，我们坐的巴士悠闲地停在香格里拉大酒店的门口。本来安排我们是8点出发的。
“布什的观点来自那些马维尔喜剧。什么撒旦、邪恶领导者之类。而鲍威尔能够全面地观察事物。”
“大致说来，布什想要每个人都像——都像我们这样。”
“如果你仔细想想谁在杀人的事，我就不会去操心奥萨马.本.拉登。我担心的是山德士上校（注：KFC创始人），超芽人（the Bud man）和万宝路牛仔。”
“为什么他们找不到拉登？拉登有6.4英尺高，走路还有点跛。”
“可能他去的地方有很多个子高的人吧。”
“这是哪儿？怎么有这么多自行车？”
“这是个波特金村子（注：意为假象、形象工程），大得很。真的很大。这就是中国。”
“为什么我们在这儿坐了这么久？”
“欢迎到中国来。你很快就会学会如何等待了。当白宫那些安保狂人和这里那些掌控一切的怪物现在聚在一起：这成了一座安保之城。”
从巴士的后排传来了噼里啪啦敲打手提电脑的声音，令人烦心。
“阿希克罗夫特和拉姆斯菲尔德、以及拉姆斯菲尔德和鲍威尔之间，已经有过多次争论。”
“人们常说奥尼尔要走了。”
“去年我在苏州报道了亚太经合组织的财长会议。”
“苏州在哪儿？”
“离上海90英里的地方。那儿很美。”
8：38分整，巴士离开了香格里拉酒店。
“我觉得记者们低估了布什，原因是记者看重的是和他们有共同想法的人。”
我有一年时间都在采访戈尔。你可以图解他说的每句话，把它们作为教英语的材料。但我从来都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有一次，他们问了个关于圆顶露天体育场的问题。戈尔长篇大论：天文舱罩是第一个圆顶型的物体，国王球场有最大的封闭空间……他说了一堆这样的话。然后布什说道：‘我喜欢在户外看棒球比赛。’你说谁更聪明一点？”
“阿灵顿有圆顶球场吗？”
“没有。”
“我想我以前从未置身于这样的车队之中。”
一列黑色的轿车带我们往北走，过了二环路。穿着黑色大衣的警察站在路边，指挥着交通，确保我们的车辆畅通无阻。路过的人盯着看。天空非常明净。
“我去过尤卡山。我到了里面的山谷去。
“拉斯维加斯真是座繁荣的城市。”
沿路的标志牌：
北京西郊汽配市场
北京农村信用合作社
中石化
“法国人把垃圾处理加工，弄到钚里头。”
“这儿有个叫杰斯珀.贝克尔德记者，在中国的人口统计中发现了3千万人口的误差。3千万啊！这让你想知道，其他的记者都干嘛去了。”
巴士经过四环路。一块巨大的英文标志上写着：
执行新商标法 迎接加入世贸组织的挑战
“看看这些单车！这就是我一直想要看到的！”
“《华盛顿邮报》那个记者——汤姆.里克斯，他很了不起。”
?“是他第一个意识到了卫星摄影技术能充当很有用的新闻工具。”
巴士开进了清华大学的后门。
“对于一家广播公司来说，一千美元一张照片没什么大不了的。”
松树，草坪，古老的砖楼。雕像和纪念碑。
“他们用庚子赔款的钱建了这学校。”
“他是那个我们需要的合适人选吗？”
“我对他的跟踪报道只有几个月的时间。”
“有一次，我坐飞机时正读着一本书，那本书是爱尔兰诗人谢默斯.系尼写的。克林顿回来了，他问我在读什么。他还可以谈论那本身的内容。他很有才华，但是……”
欢迎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来到清华大学
中美两国关系正在改善，而中国正是蒸蒸日上的时候。过去，中国人总是要从外面的世界寻求着什么：别人的认同、贸易关系、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资格、奥林匹克运动会。以前通常是美国手里掌握着关键牌，但现在形势已经不同了。美国人需要一些中国的东西。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一个和北朝鲜有良好关系的国家，而在后9-11时期，中国在中亚地区显得至关重要。如果美国打算把伊拉克的问题提交到联合国去，取得中国的支持就至关重要。而中国的经济力量已经非常强大，无法让人忽略。有时候，想起短短两年前，波拉特还在雅宝路的漫漫长夜里以高于银行9%的汇率和人兑换美元，真让人难以置信。那时候，人们都推测中国会让人民币贬值；现在人们想知道的是人民币会不会升值。地产市场越来越兴旺；贸易顺差每年递增。很快美国人就想要让中国的人民币升值了，两国的贸易逐渐变得越来越不平衡。
布什总统访华期间，两国之间所有旧的矛盾冲突——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飞机相撞事件等，都似乎是隔了一个世纪般遥远了。联合媒体发布会上，布什的讲话在全中国的电视上播放。这是另一个良好的信号：过去，有些话语总是会消失不见。1984年，里根总统引用了亚伯拉罕.林肯的一句话：“没有人足够完美，以至可以未经别人同意就支配别人。”这句话在随后的转播录音中被删掉了。2001年10月，布什来上海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由电视广播的媒体发布会上，他说的好些重要词句被删掉了。其中一些失踪的语句是：“不应该利用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来迫害少数民族。”
作为一个记者，你要追踪不起眼的琐事。 你埋头在那些东拼西凑的新闻故事里，日复一日；偶尔，你抬起头来，才意识到整个局面已经不知不觉地改变了。在某些时候——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和其他同样穿西装打领带的白人记者登上媒体专用巴士，你不禁会想知道：这就是一切的目的所在吗？世界真的从布什这30个小时的停留中、从所有这些会议和演讲之中向前迈进了吗？
但这就是记者的职业所在。你要收集所有琐碎的片断——各种话题，事件的背景，还有颜色；然后你把这些片断组织成新闻故事。美国想要中国停止向巴基斯坦出口导弹技术。中国想要美国停止在太平洋地区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美国想要出口大豆。30周年是个很好的细节。由于外国记者几乎从未获得和江泽民主席交谈的机会，而江在中国现任领导人之中又是最缺乏特色的一个；因而有必要在文章里提提他在国宴上唱歌的习惯。不断听说其他很好的细节。北京有18家pricesmart连锁超市。中国有600家肯德基连锁店。据报道，布什访华期间，有40多位中国的基督教活跃人士被软禁在家。《纽约时报》报道，最近一份调查显示，12岁以下的中国儿童有将近一半都认为麦当劳是本土的品牌。
几个月之前，布什总统在上海访问期间，威廉.杰佛逊.福斯特的“美国之音”记录里出现了一句长句，这是他用“特别英语”记录而成的最长的句子：
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的两大主要力量 有共同责任 只要双方坚持遵守共同利益 在台湾问题上处理好双方关系 让中双方关系平稳发展 对两个国家都有好处 台湾问题已经变成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的话题 希望我们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并遵守三个联合公报?反对恐怖主义 中国一贯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并支持对恐怖主义的打击
由副主席胡锦涛向大家介绍了布什总统。胡锦涛是清华的毕业生，不过由他来作介绍还有其他原因。按照计划，那一年江泽民主席就会退休，很多人都预测胡副主席将成为国家领导人。从1999年5月开始，外国的媒体就开始密切关注胡锦涛，南斯拉夫大使馆爆炸之后，他是第一个出现在电视上发言的中国高层领导人。大家都知道胡锦涛喜欢跳交际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