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洛克菲勒基金给了这对夫妇一笔联合的人文学科奖学金，资助他们去美国做研究。他们属于绝无仅有的一代人：尽管国家遭遇了日本侵略和国内混战，一群很有潜质的年轻中国人却和西方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学术联系。很多人去了美国和欧洲学习，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打算学成后带着新的技能回国。
陈梦家和赵露西出发了，首先是从昆明飞往印度的加尔各答市。这段“最困难的旅程”激发了陈梦家的创作灵感，几年来他头一回写下了诗篇：我看不见喜马拉雅山脉云朵垒得山一般高……一切看起来是如此孤独这是天堂的沙漠。（注：此诗未找到原诗，系按照本章节的英文原文翻译而成）
在芝加哥大学，露西做起了关于亨利.詹姆斯的研究。好些年来，她都在遥远的地方学习着英文；如今，英语世界的文学忽然就近在咫尺。她去了哈佛一趟，期间和T.S.艾略特见了面，艾略特把自己的一本题了字诗集送给了她。
露西研究文学，而陈梦家则到处搜寻青铜器。在乱糟糟的19世纪和20世纪，中国的很多文物被带到了国外，其中极少数有经过人们细致的研究。陈梦家想就这个主题，写出一部权威著作，用中西方结合的方法对青铜器进行研究。除了洛克菲勒奖学金以外，他还接受了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
1945年5月28日?
亲爱的休斯小姐：
这周或者下周末我会到堪萨斯城来。我想知道，什么时候方便去参观博物馆……
这个笔名叫“漫哉”的漫游者名副其实。他游历了底特律、克利夫兰、圣路易斯、明尼阿波利斯、纽约、纽黑文市、波士顿、普罗维登斯、普林斯顿和三藩市。他甚至去了檀香山。每到一个城市，他就和当地的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联系，研究他们的中国文物。有两年时间，他不断徘徊在中国古代青铜器和美国现代文明之间。
1945年6月14日
亲爱的休斯小姐：
我在堪萨斯城过得很愉快。再次感谢你的热情款待。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可能会在今年秋天之前与我的妻子一道再去拜访你……我在堪萨斯城的最后一晚去了市中心，终于看了一场电影。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这次旅程都非常愉快……
在美国以外，陈梦家游历了多伦多、巴黎、伦敦和牛津。1947年，他从斯德哥尔摩回来以后，就给洛克菲勒组织发了一封信：
已加冕的瑞典王子在他的城堡里接到了我，让我看了他的收藏。我很荣幸地和他交谈了两个小时。
那一年，陈梦家完成了那本书的草稿，里面有850件青铜器的图片和文字描述。他回中国以前，把手稿和照片都寄给了哈佛；以后他要通过邮寄来编辑他的书了。一个哈佛的教授兰登.华纳写了封信给陈梦家：“今日，一个来自亚洲男人需有很大的勇气，才能面对来自政治和财政双方的困难。你选择这个时候回国，我对此表示崇敬。”
露西则继续留在芝加哥，以完成她的博士论文。当她终于踏上横渡太平洋的旅途时，已经是1948年末了，中国的内战此时正是转折点：
当我乘船前往上海时，我从广播里听到清华和北京的其他大学已经解放了。国民党将军傅作义的军队遇到了麻烦……
上海和北京之间的交通已经中断了，我必须想法子到北京去……幸运的是，有一架替傅作义运输粮食的飞机要飞往北京，于是我坐了那趟飞机。当飞机途经天津时，人民解放军从地面朝我们开火。没有梯子让我们走下去……我们只好跳到地上的一叠棉被上……
首都被分隔了，共产党控制了一些地区，其他部分则仍然掌控在国民党手中。陈梦家所在的地方已经被共产党占领了。
我叫人给我的丈夫捎信，告诉他我回到中国来了，我想叫他在城门打开的时候来见我。3周以后，城门打开了。北京解放。
城门又几乎马上关闭了。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美之间的交流结束。在剑桥，哈佛的教授们等待着陈梦家的消息，等待着那本关于青铜器的书；在北京，陈梦家等待着政治气氛的缓和。他一直忙于研究甲骨文。1956年，他出版了《殷墟卜辞综述》一书。“殷墟”指的是安阳地区，这些年来，安阳出土了许多件甲骨和龟壳。从这些碎片里，陈梦家重构了商朝的世界，书法、文理、地理、天文。战争和祭祀，神怪和皇族。北京出版社付了版税给陈梦家，他用这笔钱在市中心附近买了一个古老的四合院。在四合院大门上方，他挂了个牌匾，上面写着“一书院”。这个题字成了令人伤感的预言：不到两年，中国国内就禁止陈梦家出版书籍了。而在美国，他那本关于青铜器的书也从此没了下文。
尽管禁止陈梦家出书，考古研究所还是印了这本书，这一版本用的是陈梦家从美国带回来的笔记。书的编辑很马虎，有不少的错漏之处；很多照片仍留在哈佛，无法收入书中。此外，这个中文版本里还包括了一个书的简介，内容是专门批评陈梦家的。陈梦家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书名下面，由洛克菲勒基金赞助而写成的书里面，没有一本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实录
如今，全世界仅有约30名研究甲骨文的学者。在美国，最德高望重的专家是戴维N.凯特利，他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历史教授。凯特利从来没有见过陈梦家，对于陈个人的经历也所知甚少。但这个美国人却是沿着那个中国学者的轨迹进行研究，而且他仍然用着陈梦家那本侥幸出版的书——书里研究的是甲骨文和商朝世界。凯特利的家在伯克利山上，我去拜访过他好几次；有一回，他对我说：“这本书极其重要。这是本了不起的书。他把所有东西都列出来了：种种的仪式和祭祀，还有时间的范围。这是本很旧的书，但仍然是着手研究甲骨文的好助手。”
像陈梦家一样，凯特利的学术研究生涯，也是着力于拼凑碎片。凯特利把甲骨上刻的文字比作乐谱上的音符：这是一种密码，用适当的方式解读，就变成了音乐。这儿有不同的乐段，还有各种的旋律。主旋律：一定的主题不停重复，产生了一种和谐感。凯特利仔细研究了1千300次关于下雨的占卜，这些占卜记录全部出自商朝皇帝武丁统治的时期，大约是公园前1200年至公元前1189年这一段时期。
本月有大雨。
今日国王狩猎，整日无雨。
我们没有降雨；意味此次协议让商朝某些力量正形成灾难。
甲骨形成了音乐，也讲述着故事。商朝沉迷于死者的世界：在他们看来，逝去的祖先拥有很大的力量。如果受到了怠慢，祖先们就会通过疾病、厄运和自然灾难惩罚活着的人。如果某个皇帝生了病，或者天气出了什么问题，朝廷就会进行占卜，希望从中发现是哪个生气的祖先需要祭祀。有时候，朝廷会和死者讨价还价：一片出土甲骨的刻文显示，朝廷提议为某个祖先献上3个人犯。但那一次的占卜肯定结果不好，因为下面紧接着就是第二行的刻文：5个人犯。然后占卜记录就结束了。那位祖先应该对5个死者表示满意。“另一个范例就是关于牙痛的占卜。”凯特利边说着，边打开了他自己写的关于甲骨文的书——《商朝历史起源》。他翻开了其中一页，上面是一片甲骨的黑白拓印，那片甲骨也出自武丁统治时期。拓印上展示了一片龟腹甲的背面，椭圆形的表面布满裂痕，有很多钻出来的小坑和刻文。有些商朝的文字很难理解，凯特利的书重造了这片龟腹甲，用更为清晰的现代文字取代了商朝文字：
凯特利翻开了这一页，然后向我介绍里面的内容。“国王要参加一场战役，但他的一颗牙坏了。”他解释道。“他想知道该拿这只坏牙怎么办，还有是哪个祖先造成的。”
龟腹甲上刻了四个名字：甲父、庚父、辛父、乙父。他们都是一代人，是皇帝武丁的父亲和三个叔叔，占卜时他们都已经去世。
“是甲父，不是甲父，”凯特利手指着那些文字，用中文大声地念出来：“是庚父，不是庚父。是辛父，不是辛父。是乙父，不是乙父。”
朝廷为每个祖先都做了多次的占卜，龟腹甲上满是裂痕。这个东西就像是一个3000年历史的侦探笔记，把各种可能性一个接一个地排除掉。
“随后我们看到了另一条刻文：‘向庚父献上一条狗，劈开一只羊。’凯特利说。“我认为从这里可以看出，是庚父引起了这次牙痛。”
凯特利停下来，从书中抬起头。他今年69岁，是一个高高瘦瘦的男人，灰蓝色的眼睛，眼神敏锐。“那就是音符，”他说：“我们必须自己找出其中的旋律。”
在古代中国，似乎总有人安排好一个个音符。次序，规律，系统——这些特征在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甚至在商朝出现3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中部平原的墓地就有着令人吃惊的规律性。那些早期的文明有一种叫做“二次葬礼”的习惯。死的人被埋葬，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的骨头被重新挖掘出来，清洗干净，然后按照某种形式摆放起来。有时候，这些骨头整整齐齐地码在一起，头骨摆在最上面。在其他的一些坟墓里，则小心地拼出了一副副完整的骨骼，头骨全都朝着一个相同的方向。次序，规律，系统。
凯特利看着那些坟墓组成的图案，对他来说，那是艺术和文字。他认为一切都有关联：本能就是劳作，还有掌控世界的欲望。
“如果你想要找到中国文字系统的起源，而为此搜寻自然的图景，我认为这是错误的。”他说。“你应该要找的是图案——那些抽象化的、经过编排的结构。在宗教领域内起作用的原始冲动，一样在文化领域内有效。如果你想要找到这种非人格化的例子，看看饕餮就行了。”
“这些不是自然图景，而是高度结构化、经过编排的设计。图案和次序是最基本的。看起来这像蕴含了某种密码。里头有一种文化共识，对该做的事情和思维的方式，人们达成一致。我的印象是，这一点是中国特色。你什么时候看过第一幅中国皇帝的画像？我甚至不知道这怎么回答这问题。在埃及，你可以看见早期的国王以及高级官员的画像。在中国，没有这种东西。很明显，中国人乐于用抽象的方法描绘重要的权力和人物。”
三星堆的青铜器则不一样；虽然它们有自己固定的风格，但它们仍然描绘是描绘人的形式。凯特利所说的“中国”，指的是中国那些中部平原，那是商朝起源和发展的地方，也是现代中国人普遍的寻根之处。这片地区孕育了中国人的祖先崇拜，这也是中华文明一个显著的特征。而在凯特利看来，祖先崇拜对官僚组织和儒家传统思想的形成，自然而然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你观察一下那些商朝的祖先，就会发现，他们有各自的权力范围。”凯特利说。“去世不久的祖先掌管小事；而相对来说去世较久的则掌管大事。年代愈久，权力愈大。我认为这是安排组织事物的一种方式。不同的人们负责不同的事。我把这叫做世代性：权力随着年龄增长。”在中国古典文学中，英雄实质上是官员。他负责管理和组织事务；在战场上，他因擅长谋略而非骁勇善战著称。早期的中国经典作品从不着重于描画战争，比如死者身上的血迹，比如乱糟糟的战场。“你不会看到如《伊里亚特》和《奥德赛》里面所描写的那些不堪入目的细节。”凯特利说。“中国经典作品里全是关于某个人做了什么事，他有什么才能。全都是非常实在的。”
凯特利根据这个主题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是“干净的双手和发亮的盔甲：早期的中国文化和希腊文化中的英雄行径”。他把希腊的经典名著和中国文化中最为与此相近的作品作比较，这些作品也就是周朝的作品；周是紧随商之后的朝代。周朝建立了中国文化中很多的哲学传统，包括出现了早期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作品：《诗经》、《尚书》、《左传》。这些作品的写作时间在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400年之间。孔子在公元前551年出世，那是周朝最后一位皇帝垮台两个世纪以后；而孔子把周朝视为理想，认为它的文化习俗该被视为社会的典范。
与古希腊文学相比，中国经典里的道德世界条理分明得令人惊讶。在古代的中国世界，好人好事受嘉奖，坏人坏事受惩罚。天上的神不会来到人世作恶。中国古典文学中没有悲剧。死者的世界实质上与活人的世界相同，除了一点：死者具有更大的权力。次序，规律，系统。
“在荷马的史诗中，死者的问题是他们一无所知，”凯特利说。“这些死去的人被叫做成‘愚蠢的死人’。他们没有权力；他们什么也做不了。在《奥德赛》中，奥德修斯来到地下的世界，和阿喀琉斯对话，而阿喀琉斯完全不知道希腊正在发生的事情，甚至连他的儿子和父亲是死是活也不知道。这和中国作品里的死者很不相同，那些死去的中国人年代越久远就越有权力。古希腊的作品不这么写。古希腊人发展出一种对英雄的个人崇拜，这和祖先崇拜是相抵触的。家族世袭的国家由一些有权力的家族治理整个国家，其政策为这些家族服务；而古希腊人试图缔造的是一个城邦，这和家族世袭的国家相抵触。古希腊人不鼓励祖先崇拜。”
凯特利的话穿越了时空。在我们的会面中，他不停地转换着：有时他谈到商朝，然后是周朝，然后是现代中国。有一次，他评论道，中国人制造官僚系统就像西方人创造英雄一样出于本能。但他强调，这并不能作为价值判断；实际上，西方式的英雄主义所需要的决断力和行动性，可能会自然地引发战争。很久以来，历史学家都有这样的理论：那些受希腊经典作品教育成长起来的欧洲人，特别倾向于轻率地投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凯特利的其中一篇论文中，他引用了威廉.布莱克的诗句：“经典，这就是经典！那陷入一场场战争的，废墟般的欧洲……”
再倒回去，史前。我问凯特利，为何中国和西方发展出如此不同的世界观，他谈到了景观。在古代中国的中部平原，气候比地中海和近东地区要更为规律。中国的两大河系——黄河和长江都是从西往东流。两条河流分别固定的模块，在纬度上没什么变化；这意味着上游和下游的作物模式也是相似的。这里没有什么需要贸易的动机，中国古代文明天然就是农业文明。较少迁徙的人们改变想法和技术的可能性会更低。
“从本质上来说，我是地理决定论者。”他说。“我相信中国古代气候的非常优越，这刺激了我们在中国文明中所看到的那种乐观因子。是有一个关于洪水的传说，不过祖先禹成功处理了它。又一次，我们看到了一个能干的祖先，他解决了问题。而且，在古代中国没有什么邪恶的行为。没有原罪意识的存在。没有人对自然神学感兴趣，没有人想要解释邪恶在世间的存在。”
“你看看地中海、中东和苏美尔，这些地方有沙暴、有各种灾害——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读读《吉尔伽美什》；那就是一个典型。那人要死了，他对此感到愤怒。他想要一个对死亡的解释。中国完全没有这种东西。你死了，你成了一个祖先。你的人际关系还是一样的：你曾经是一个国王，你就永远是一个国王；你曾经是一个农奴，你就永远是一个农奴。我认为有祖先崇拜的文明注定是保守的文明。你不会被任何新鲜的事物所吸引，因为新事物对祖先来说是一个挑战。在这样的文明里，容不得怀疑论者的存在。”
我问凯特利，为什么这种乐观的观念和我们所认识的现代中国如此不同，这19世纪和20世纪的中国有的是饥荒、洪水、自然灾难和战争。如今，则是超过1亿人口的大迁徙。“这属于一种高度平衡制约。”他说道。“高度平衡制约”这个短语出自历史学家马可.艾文的经典著作：《中国过去的模式》。艾文研究了中国文明的延续性、其早期的成功和后期的衰落，注意到一个重要的因素：中国的地域是较为与世隔绝的。中国四周被沙漠、群山和海洋包围，相对来说外来威胁较少，不过这也限制了其与外来新鲜事物的接触。同时，政治上的稳定性与早期较为先进的农业技术相结合，让人口增长到了一个危险的水平。
“中国过去的几百年一直在榨取其自然资源。”凯特利说。“他们太成功了，以至于把事物推到了临界点。在我看来，那片土地已经被耗尽了。”
想象的世界如同地理一般，成了一种制约。一代又一代的祖先，一个又一个的朝代：一部人口过于稠密的历史，世间的无限循环往复。中国人倾向于回溯过往；而西方人——尤其是生活在像文艺复兴这样的时期里的西方人，思考更多的是未来。在西方人看来，甚至远古的事情也是为现代的进步所服务的。启蒙运动时期，政治体系产生了变化，那时候欧洲人颂扬的是古希腊的民主。1800年代后期，现代的奥林匹克运动则反映了帝制的价值观，也就是要求精英既要受过良好教育，也要有很好的身体素质。
然而，中国人的历史观却限制了这种重新定义历史的现象。20世纪初，一些知识分子试图探索中国自己的过去，但不可避免的，更多的中国人转向了西方的观念和价值观。这一路可磕磕绊绊、痛苦不堪；仍然无法避免的，他们陷入了一些最糟糕的西方观念中（例如马克思主义）。今天，中国人仍继续为如何把西方传统融入自己的文化中而挣扎。凯特利认为，1993年中国人在争取2000年奥运会主办权失败时表现得如此灰心失望，试图融入西方传统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在《干净的双手和发亮的盔甲》一文中，凯特利写道：
无论是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时期或者是之后的学生异见分子呼唤民主的时期，西方都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中国的希腊和罗马。
最近在北京举办的亚运会，如同中国人希望能争得主办权的奥运会一样……可以看成是一种传承，传承的是阿喀琉斯为帕特罗克洛斯的葬礼所举办的运动会……这就是其中一些例证， 证明中国试图在自己的现代文明中加入部分的西方经典，这些西方经典现在已经成了世界性的遗产。
像陈梦家一样，大卫 N.凯特利是由于偶然的机缘才成为研究甲骨文的学者的。年轻的时候，他的志向是做一个作家：
“那时我签了个合同，写一本关于股票市场的书。最后我放弃了，当时还特别开心。我写了一本小说，幸好它没有出版。不过我钻研了一下小说杂志上的所有短篇故事，找到了其中的写作敲门，就坐下来写了个短篇，寄给了《星期六晚邮报》。小说果然发表了，他们寄了一张1000美元的支票给我，我觉得我可以每周都这么做。但那个杂志社还没发表我的小说，就倒闭掉了。
我是个自由撰稿人，那时候感到有点心力交瘁。我靠给《时代》杂志写书评支付房租，《时代》付给我的稿费很不错，不过我意识到一个成熟的男人不应该只干这些。我想让自己尝试一些别人没有干过的新领域。我想成为一个书写中国的自由作家，于是我觉得该去学中文，所以我去了哥伦比亚大学。然后我被博士研究项目困住了。读博第三年，我的思考回到了19世纪。我想做些关于抽鸦片烟的研究：中国南方社会中有什么因素，导致中国人沉迷上了这种来自英国的恶习？后来我忽然想通了，我意识到，最关键的问题实际上是在遥远的古代。我想要研究儒家盛行时的经典著作，于是我把研究领域又往前推了1000年。这是个新领域。有那么多的研究工作等着人们去做。那是1962年，我30岁；这时开始做研究岁数是有点大了。不过这是个很新的研究领域，你不用担心什么结构主义或者新批评主义——真是感谢上帝。”
“我去了台湾两年，1965年到1967年。在回美国之前，我在日本呆了6个星期，有一天我走进了东京的一家书店。书架上有这么一本书，一本关于甲骨文拓印的书。第一页上面是符号，看起来像举高的两只手：
“举起手的两个男人。下面有70到80行刻文，全都是关于调动劳动力的。国王正在做一系列的占卜：他应该增加人数吗？增加人数，3000；增加人数，5000。攻击这儿；攻击那儿。这是一本具有创新意义的书。书名叫做Inkyo Bokoji Sorui，作者是Shima Kunio。我写的第一本书就是献给他的。他用了十年写这本书。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他。”
一次偶然的发现，一本寻获的书；然后是35年时间研读那些甲骨。凯特利发表了两本关于商朝的书，他的作品也给他带来了荣誉。1986年，他获得了麦克阿瑟基金奖。回溯过往，他的职业生涯十分合理。
当然，故事总是在结尾的时候更容易讲。中国古代历史也是一样：次序，规律，系统。凯特利强调，任何事情都有另外的一面，可能我们只是没有看到那些“肮脏”的细节，那些日常生活的杂乱和缺点。
“没有出现肮脏细节的原因，我认为部分的原因，和我们所发现的文物有关联，那些文物本质上是精英阶层的。”凯特利说。“在中国的作品中，一直到宋代才出现了‘肮脏’的细节描写。但我会说，这种低俗的文学其实自古就存在，只是没有被精英阶层所记录下来。精英们想要构建一个更为井井有条的世界观，在这样的观念中，美德受到嘉奖，祖先令人尊敬。这是一幅高度理想化的世界图景，而不是一副世界的实际图景。”
在和凯特利的另一次对话中，他告诉我，他仍然想要写小说。“我很想写一本关于商朝的小说。”他说。“但我有的只是这些结构化的指南，这些甲骨文和出土文物。我必须自己去编造那些‘肮脏’的部分。我想说的是，我们有整体的构造和框架；有书写的文字。但我们缺乏那些情感上的冲击力。我们必须自行想象。”
凯特利在伯克利山庄的家里存放了两块牛的肩胛骨。其中一块骨头不到两英尺长，却有着三千多年的历史。骨头表面刻了十个字：
归海烧裂占卜：王十日无灾。
一个叫彼得.布伯的人把这块甲骨给了凯特利。布伯是从俄罗斯流亡来美的，他也在伯克利任教。在中国，这些文物仍然可以自由买卖的年代里，布伯从一个古董商手里买了这块甲骨。无疑，这成了伯克利山庄上最古老的文物之一。凯特利用棉布包着这块甲骨，把它存放在一个胶卷筒里。他打算以后把这块甲骨捐赠给大学。
他的第二块骨头大约源自1978年。那时候，凯特利是剑桥大学的一个研究人员，他打算以商朝的方式烧裂一块骨头。据他所说，现代学者还没有谁成功进行过这个实验的。他去了一家卖肉的店，买了一个东西，如今人们大概只知道这东西叫T骨牛排。
“一个材料科学系的教授说，这个实验很容易做。“凯特利说。“他叫我把骨头带过去，然后我们煮了它。两个小时后，房间里臭气熏天。这次比赛的得分：商朝1分，现代科学0分。”今天，这个数字仍然保持着。学者破译了那么多的商朝“音乐”，包括皇族家庭、战争的模式、还有对天气的恐惧；但他们仍然不知道其中最简单的问题：怎么用传统的办法烧裂一块甲骨。“高岛（Ken Takashima）和一些研究生也试过，”凯特利说道，他提及的高岛是任教于温哥华大学的一个学者。“他们想用烙铁重现商朝的烧裂占卜，但没有成功。其中一个问题是，如果你把烧热的火钳放到骨头上，骨头却会那些热量都吸收了。可能商朝的人是直接把骨头扔到炉子里加热。我搞不清楚。”凯特利收藏的第二块骨头是白色的，比旧象牙的颜色还白。骨头的表面有三处烧焦的痕迹，但并没有裂纹。它的表面什么也没有写下。
考古学家陈梦家的故事：学生成了老师之敌
自我批评
陈梦家的故事似乎随着每一次的讲述而改变。关于他生命结束时的事情，有关记录实在太少，我只好依靠采访、回忆录和道听途说去把它补充完整。我采访到的很多人已经年过7旬了。老杨告诉我，人们指责陈梦家有外遇；赵老先生告诉我，陈梦家由于为传统文字辩护而惹了麻烦；石璋如教授则听说是共产党人杀害了他。关于陈梦家的死，其他人也有他们的版本，有些不过是间接获得的二手资料。我的笔记本里，记录不断增加、却又相互矛盾：
“陈梦家让我大吃了一惊，他长得太帅了。我记得我当时就想——想法颇有点不合时宜：他可以去做电影明星。”
“我听认识他的人说，他和一个唱京剧的女戏子有暧昧关系。”
“那时候很多东西都被拿到台面上来说。他们可能批评一些很私人的事——这就是他们的行事方式。当然，这和任何人无关。如果他妻子不提出来，其他人还说什么？”
“我不知道我所说的和你听到的是否一致。据说陈梦家是在和一个电影演员发生暧昧关系后自杀的。当然，这个说法的源头不是我，我也不想别人这么认为。我是听X说的，X是听Y说的，Y当时为了维护Z把这件事说了出来。”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我们不应该谈论它。”
“他具有诗人气质。如果他有什么想法，就会说出来。他是个‘心直口快’的人。”
在上海博物馆四楼，我找到了一个常设展，展出的是陈梦家收集的明朝家具。在博物馆里放着的家具总给人一种伤感的味道，而陈梦家的收藏品看起来显得特别孤单：空空的椅子，空空的桌子，焚香台上什么也没有。有一把椅子是用珍贵的黄花梨木做成的，椅子上的装饰物只有一个刻字：壽。展览介绍里完全没有提及陈梦家的人生，也没有提及他去世的事情，里面只有一句话：
这个房间里展出的家具，最初由陈梦家夫妇收集。
马承源是博物馆里最老的一任馆长。他今年75岁，已经退休了，但仍参与博物馆的管理事务。当我提出想要给他做一个采访时，他很热情地回复了我。他是那个甲骨文学者的朋友。他告诉我，他和陈梦家第一次见面是1955年。那时候，上海博物馆还是个很小的机构，如今这漂亮的复合建筑是在1996年才开放的。在1950年代，马承源和博物馆其他的管理人一起，从当地的古玩市场里买来甲骨，并常常会叫一些专家来察看它们。
“陈梦家来了博物馆几趟。”马承源说。“他很有教养的样子，不过说话很直接。他总是会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这最后给他惹上了麻烦。他认为中国文字很美，并反对1950年代推出的文字改革。我听别人说，在北京的某些会议上，他公开地表明了这样的看法。那么做很危险，因为文字改革计划是由政府在背后推行的。坦白说，我也不喜欢文字改革，但我从来没说出我的意见。那些都是在北京发生的事情，和我无关。”
马承源继续说道：“陈梦家来上海的时候，我总是喜欢带他来看我们的收藏品。有时他的妻子和他一起来。我想陈的妻子性情和以前不同了——这是我听别人说的。她不怎么说话。我想她精神上感到了某种压力。我知道他们俩想要个孩子，但没有成功。他们一度想要收养一个孩子，但这太复杂了；我们中国没有这个传统。我想他们家里没有小孩，所以感觉很孤独。有一回，陈梦家告诉我，他们俩生不了小孩，不过他从来没有说过细节。当然，我也不好意思问。”
马承源告诉我，他最后一次看见陈梦家是在1963年。“那时候陈梦家已经有政治问题了。”他说。“当时我去了北京，到他家里看了他的家具。他家里有很多件漂亮的家具，我还记得当时我特别注意到其中一件，就是刻了壽字的黄花梨木椅。我们在他家里吃晚饭，他给我一本他的新书：《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你要明白，这本书的标题不是陈梦家给起的！”
“那时，他第一次告诉我说他想把家具捐给上海博物馆。他很担心要如何保护这些家具。他从来没有特别提到，他害怕政治上的麻烦。但我知道，任何一个收藏家都想要把那些家具摆在家里。那么为什么他要送给博物馆呢？原因我们只能猜测了。后来，他写了一封关于捐赠家具的信，寄给了我。我还保留着那封信呢；我可以找出来给你看。那就是我最后一次见他的事情。”
马承源提到，陈梦家的政治问题始于1950年代后期。“有些年轻的学者写文章批评他。”老人说。“有些人对他展开激烈的攻击。”
我问他还记不记得任何一个批评者的姓名。
“李学勤。”他说。“李学勤写了些文章，说陈梦家关于甲骨的研究是错误的。”
“他的批评对吗？”
“不对。”马承源说。“他不应该在那个非常时候写这么一篇文章。陈梦家的麻烦已经够多了。”
“李学勤是个怎么样的人？”
“李学勤——”马承源摇了摇头，思索了一会儿。“不好说。”他说道。“不过李学勤现在是考古学的领军人了。那时候，有一段时间，他是陈梦家的助手。”
马承源没有再说更多的关于那些批评的事情。他只说了个名字就岔开了话题，虽然明知已经引发了我的好奇心。人们都说马承源很有政治头脑：“文化大革命”时期，据说他用毛泽东标语的横幅包起了博物馆的文物，从而保住了它们。马承源知道红卫兵不会破坏毛主席的标语，而上海博物馆的收藏得以完整地保存。如今，这个博物馆被公认为全中国最好的博物馆，马承源因领导其扩展计划而获得了表扬。
有谣言说，“文化大革命”时很多知识分子和有钱人丧失了他们的财产，而上海博物馆则从中获利。我问了马承源这个问题，他的态度坦荡。“那时我也受批评了。”他说。“我们关心的只是生存问题”。他告诉我一个发生在“斗争会议”上的事情，当时馆长和其他的馆员一起，被举到空中，然后扔到大理石地板上。马承源说，他的身体擦伤了，但没什么大碍；而一个同事头先摔到地上，然后就断气了。这个故事很短，但很见效：我不打算再问“‘文革’是否对上海博物馆有利”这样的问题了。
我走之前，马承源影印了陈梦家最后一封来信给我。那封手写的信函标注的日期是1966年1月26日，那一年陈梦家就自杀了。信上的字迹很漂亮，内容并未提及任何担忧或政治麻烦。 那些文字整整齐齐，就像上海博物馆里展览的家具一样，同时它们也给人一种空洞的感觉：
上次我们的谈话非常愉快。可能你已经忘记了，可惜我们没有把谈话内容记录下来。上次你来我家，时间太仓促了……
那把黄梨花木做的椅子，它的制作日期可能要追溯到明朝以前，当然，我要把它捐给上海博物馆。如果你喜欢其他的家具，我也可以把它们捐出来。我希望博物馆能派人来，把它们整理打包……
在北京，我找到了那篇批评文章的副本。它是在1957年发表的，当时陈梦家刚被扣上“右派分子”和“党的敌人”的罪名。文章里有一段很长的评论，内容是针对陈梦家写的关于甲骨文的书——那本被誉为“经典读本”的。评论里尖锐地质疑了陈梦家的学术成就，随后，到了文章的结尾，就变成了针对个人的攻击：
陈梦家并未拿出任何实在的成果，与他的傲慢自大相称。陈梦家这个人自命甚高。比如说，在书里的第20章，陈梦家忽略了很多其他学者的研究和理论，只是收录了他自己的想法……我们不应该接受这种竭力鼓吹自己的态度。
不难找到更多关于李学勤的资料。在考古学和历史学的领域里，他的名字随处可见。他发表的论文内容有甲骨文，有古代青铜器，还有竹简。他很有才气，而且十分多产；好些学者告诉我，李学勤有一种罕见的才华：学术研究做得很出色的同时，还能巧妙地讨共产党的欢心。有个研究古文的学者直率地告诉我说，李学勤是个“马屁精”；很多人提到了他对陈梦家的批评攻击。
近几年来，李学勤成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领导者。这个项目是1995年启动的，由中央政府资助，目的是要为中国的早期文明确立准确的日期。以前，中国历史最早的日期是公元前842年，这个时间是有足够考古和文字记录为证的。但断代工程却出来了一个新的时间表。在国际上，这个项目受到了猛烈的质疑；很多国外的学者认为，中国人正试图构建他们的历史，其方法与其说是学术研究，不如说是国家主义。有些学者说，做这个项目的主要动机，来自和西方竞争的意识，西方有时间更早的文明记录——比如古埃及。 在项目进行期间，关于古代日期的不同学术意见有时是用投票解决的：中国的学者们说出各自的意见，对多人投票的那一年取胜。国内媒体对此的报道常常显得怪诞不经：
中国日报（1998年12月16日）：
一项填补中国古代史空白的工程在历时两年的研究之后，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以其5000的历史扬名于世界。 可惜的是，中国的发展史上有一段长达两千年的空白，隐藏了它真正的历史年龄……“那缺失的两千年包括夏、商、周三个朝代以及更早之前的日子，可追溯的时间比公元前2100年还要早得多。”李学勤说道。他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的历史专家。
李学勤说，中国古代史起源的确切日期将于明年年末公布。
研究了李学勤的学术生涯以后，我就约了一个中国的记者朋友见面。他在共产党的新闻机构——新华社工作；不过业余时间他都花在研究历史和考古上。他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接触了一些官方内部流通的文件，并调查了一些已被人遗忘的事件；他希望有一天可以发表所有的这些调查成果。他喜欢说自己是“左手为新华社服务，右手为自己服务”。我们两人年纪一般大：都是30出头，龙年出生的人。
我让这个朋友提些建议，告诉我如何接近李学勤。他叫我不要提陈梦家的名字。我应该以别的事情做借口，请求给他做采访，然后采访的时候才提到他当年批评陈梦家的事
我问：“如果他拒绝回答我怎么办？”
“嗯，他可能会这么做。不过如果你出其不意地问他，可能他会回答。”
“你觉得他会说什么？”
“中国有句俗语叫‘如日中天’。这就是李学勤现在的地位。他正处于职业生涯的巅峰。他回头去看那篇评论，我很怀疑他会觉得‘我不应该这样攻击我的老师’。反而，他很可能会想：‘看我那么年轻，学识就那么厉害了。’”
他继续说道：“这个国家的学者都是这样。这是一群邪恶的人：很多人做了他们不应该做的事。我听说，陈梦家自杀以后，学者们把他的办公室翻了个底朝天，读了他的笔记，其中有些人后来把陈梦家的观点据为己有，并发表了文章。过去有很多学者都做过类似的事，但他们是不会承认的。中国人不愿意这么审视自己。他们极少会承认自己做错了什么。”
我们的谈话快结束的时候，我的朋友鼓励我追查整个事件，它说，在中国，太多这样的历史已经被人遗忘。“这种事情中国记者是做不了的。”他说。“我当然不能给新华社做这种报道。但你是外国人，你办得到。”
我去了李学勤在清华大学的办公室，和他见了面。他快70岁了，前额很高，两只眼睛下面挂着大大的眼袋——一副勤奋工作的学者模样。他穿着灰色的羊毛西装，打着红色领带，脚上穿着拖鞋。他告诉我他在美国呆过一段时间，他在休假的那一年去了达特茅斯学院；他的英语说得很好。我原来告诉他的是我对夏、商、周断代史工程感兴趣。
“它是由一个叫宋健的人发起的。”李学勤说。“宋健是控制论的专家，但他向来对考古学很感兴趣。1990年代初，他去了欧洲和地中海沿岸，参观了很多博物馆，特别是在埃及、希腊和以色列的时候。当时他想：‘外国的纪年比中国清楚多了。’他回来以后，和我以及其他学者聊过，问我们能不能为中国的纪年做些什么。主要来说，我们决定让科学家们更多地参与到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中。”
李学勤教授解释说，天文学家帮助追踪了古代文献记录的日食和月食，其他科学家的科研技能促成了碳14年代测定法。他指出，这项工程资助了安阳的工作：在安阳的调查中，首次发现了地下之城的证据。
“我们的纪念和过去的观点并没有很大的差别。”他说。“比如说，我们看看商朝末年，也就是商被周打败的时候。这在历史上是一个关键的时刻，但事情发生的确切年份，过去一共有44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时间跨度长达112年。我们利用最为可靠的原始资料，把时间跨度缩短至30年之间：从公元前1050年至公元前1020年。我们认为，最准确的日期应该是公元前1046年。我们不是说这个时间肯定是正确无误的。但从我们现在掌握的信息来看，这个时间最符合的。”
“这真的只是个开始而已。”他说。“我们正在准备另一项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工程。当然，有些人说我们想要延长中国的历史，但这并不是事实。我们只是想搞清楚中国是怎么发展起来的。这和研究古希腊、埃及或以色列没什么不同。对这些古文明的研究全都做得比中国深入。中华文明有一个特质：它流传至今，而其他的古文明已经消失了。”
我等了半小时，才转换了话题。我把那篇评论从我的袋子里拿出来，放在我们中间的桌子上。当下李教授如有任何反应，他都很好地隐藏了起来。
“我看了一些你的文章。”我说。“我注意到这篇写甲骨文的。我也看到张光直对你的评论，他赞赏了你关于商朝祭祀名称的理论。”
“是的，那对我意义重大。”李教授笑着说。“不过我当时甚至不知道他写了什么，是过了很久以后才知道的。他第一次看到我的论文时是在台湾，当然，那时候两岸不可能有什么联系。直到1971年我才看到他的评论。”
我指向标题中出现的陈梦家的名字。“我对这个研究甲骨文的学者也很感兴趣。”我说。“我在安阳和北京都听人说过他。你曾经是他的学生吗？”
“他是清华大学的老师。但我不算他的正式学生。”李教授说，接着他向我解释了他的背景。起初，李学勤学的是数理逻辑，但共产党在大陆获胜以后，北京的大学就开始了重组。李学勤的正规学业由此被打断，在那段时间，这个年轻的逻辑学家开始追求他的业余爱好：研究甲骨文。
“我18岁还是19岁的时候，就开始对甲骨文产生了兴趣。”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对所有不懂的东西都会感兴趣。这听起来可能很奇怪，但一旦有什么符号性的或复杂的东西刺激了我的好奇心，我就会想把它弄明白。这就是逻辑最吸引我的地方。当我第一次看到甲骨文的时候，我看不明白；这让我想要更多地了解它。”
他继续说道：“国民党逃离大陆的时候，把甲骨给带走了，但甲骨文的拓印在出版的书籍里可以看到。其中有很多都未经过仔细的研究，甚至有些碎片还没拼凑成一个完整的字。我闲暇时就做这个；我把那些残缺的碎片拼凑起来，找到它们之间的组合。我取得了一些进展，后来这引起了陈梦家和其他人的注意。他们叫我去考古研究所做甲骨文的工作。我基本上相当于是陈梦家的研究助手。”
他的声音有一点不易察觉的变化。他的神色还是一样的：下颚保持同样的倾斜角度，目光平稳。但他现在说话的节奏加快了，声线也提高了。他说起了那篇评论的故事：
“1957年以后，他被称为“右派分子”——那些人给他扣的帽子。那些年他过得很艰难。‘文化大革命’时期，做过‘右派’的人会有更多严重的问题。这就是他自杀的原因。”
“那时候，我在另一家研究所工作，所以我们不在同一个地方。我认为他是1966年夏天自杀的，但直到那年冬天我才听到消息。当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我非常难过。他是个了不起的学则。‘文革’结束以后，我们把他的东西、他的笔记和书本都保存得很好。”
他说完了，然而我打开了那份评论。在最后一页的中间，对陈梦家的个人攻击以刺眼的短语出现，吸引人的注意：
“自命甚高”
“竭力鼓吹自己”
李教授的目光停留在桌子上的评论和地板之间。“这不是我们该谈的东西。”他说。“陈梦家是个了不起的人，但我不想讨论这些。”
“我只是想弄明白发生了什么。”我说。“我看过好些对他的批评，很多比这糟糕多了。每个人都告诉我，那个年代就是这样的。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很难明白这种事情，所以我想来请教你。”
如今李教授知道我为什么来采访他了。但我预料中的反应——困扰、戒备、甚至发怒，他都没有表现出来。这人看上去只是很疲惫的样子，眼袋沉沉地挂在眼睛下面。
“不只外国人很难明白。“他说。”年轻一代的中国人也很难明白。在那个时候，我们受到了压力，必须要写这种东西。考古研究所叫我写的。那时我很年轻，没办法拒绝。你会发现，我在文章里避免说任何有关政治的话题。我没有用过‘右派分子’，或其他类似的词。我把那种批评写成了仅有的一段，放在全文的最后。”
他说得对：在那篇评论中，个人化的攻击都浓缩到短短的一段里面。
“我不想写这个。”李教授继续说道。“评论里面我所写下的其他学术观点，那都没有问题。但那种个人化的攻击是我不想写的。那篇评论发表以后，我很少见到陈梦家。不过1960年代初期，我偶尔会在考古研究所碰见他。每次碰见他，和他说话总是觉得不自在。我没办法和他说话了，因为我感觉很内疚。我总是后悔我写了那篇文章。”
他说：“我想人们是理解的。很久以后，陈梦家已经去世了，我仍然和他的朋友有联系，有时我会见到他的妻子。他们从来都没有骂过我。我想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不过我仍然觉得很内疚。没办法。那是没办法的事。”
整个采访过程，我都在做笔记，现在李教授盯着我的笔记本看。
“我希望你不要在《纽约客》上写这件事。”他慢慢地说。“这是个私人的问题。我希望你就写断代工程和我们早先谈到的那些事情。”
我说除非我可以充分解释所发生的一切，在此之前我是不会写这件事的。
“这些事很难理解，虽然人人都知道那段时期是非常可怕的。”他说。“‘文革’开始的时候，如果人们批评你，你就会相信你真的做错了事情。我自己也被人批评，我也相信其他人说我的话。每个人都是这样，这成了一种社会心理。有那么多的敌人——看起来，每个人都是一个敌人。”
采访结束以后，我独自在清华的校园里游荡。这是个阳光灿烂的早晨，地上的雪融化了，满地一片片凹凸不平的灰色。校园很美，清华大学除了拥有突出的学术名声以外，还是国家复苏的一个标记。1901年，外国的联军打垮了义和团运动以后，强迫清朝同意向它们赔款3亿3千万美元。美国人把属于他们的那一份赔款捐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其中的一部分钱用来创立了清华大学。
在李教授的办公室附近，我来到一块古老的石碑前面，这块石碑是为纪念王国维而立的，王是一位早期的甲骨文学者。这座10英尺高的石碑周围，立着一圈的松树。石碑上标注的日期用的是旧的国民党记法：民国18年。那是1929年，两年前，由于清朝最后一任皇帝退位，王国维在绝望中投湖自杀。那时，他的一个朋友写了篇悼念他的文章：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
我那位新华社的朋友是对的：有些事情对外国人来说更容易办到。然而这种容易，却可能出自于一种不道德的理由。我来清华大学的路上，就对自己说，一定要出其不意、让李教授大吃一惊，否则那些历史的细节就可能无法还原了。然而，如果李教授的反应是变得戒备或发怒，我会好过一些；他的懊悔让我的感觉要糟糕得多。写那篇批评稿的作者，那一年只有24岁。
陈梦家的死以及“毛主席无岁”
排印错误的汉字
毛主席无岁陈梦家的兄弟姐妹之中，只有一个还活着。出于某种原因，赵老先生从未提过还有一位这样的亲戚，但上海博物馆的前任馆长告诉我，陈还有一个弟弟仍然住在北京。他的名字叫做陈梦熊——陈家五兄弟的名字中间都有一个“梦”字。
“梦熊”——“关于熊的梦”，是一名退休的地质学家，也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1946年，他在长江三峡地区做地质调查；那时国民党在美国工程师的帮助下，准备在那儿建一座水库。当时它的英文叫做“长江流域管理局”（Yangtze Valley Authority），是根据“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来命名的。梦熊的工作就是沿着几个可能的水库选址估评那儿地震的风险。
陈梦熊今年85岁， 还是个大个子，他很高，头发全白了，说起话来一双厚实的手不停地摆动。他住在三环路的一间小公寓里，我们就在他家的客厅见面。他妻子端来了两杯茶，礼貌地和我打了招呼，然后就走进了房间。梦熊说他得了伤风，正在和疾病斗争中。他看起来很疲惫，而且颇有点小心谨慎的样子，我感觉到这次采访时间该不会很长。
他给我看了陈家的唯一一张大合照。在所有捕捉时间感的方法中，最有效的可能是照一张大家族的全家福，在1920年代的中国尤其是如此。在陈家的家族照片里，父母端坐正中，身穿黑色的丝绸长袍。父亲戴着一顶黑色帽子，其样式让人想起清朝的岁月。在他身前，梦熊和最小的妹妹穿着小孩的宽松袍子。排行第三的梦家（关于家庭和财富的梦）和排行第四的弟弟（梦学——关于学者的梦）穿着黑色长褂，这是传统中国学生的穿着。他们的长兄（梦英——关于英雄的梦）看起来风格完全不同，他戴着墨镜，穿着西装，还打了领带。而长姊则涂着唇膏，烫了头发，穿着做工考究的大衣，大衣上有薄薄的翻领——这副打扮即便在美国城市，也不会有格格不入之感。一个变迁中的家庭，一个改变中的国家。还有关于未来的梦想。
梦熊告诉我，1957年他哥哥为中国传统汉字展开辩护后，就被划为了“右派”。共产党把他发配到河南省，让他通过体力劳动进行改造。
“他在那儿呆了两三年。”梦熊说。“我不太确定他在那儿到底做什么劳动，但我知道他还是想法子做了一些考古研究工作。那些年我很忙，有很多任务在身，这就是共产党没有给我‘戴帽子’的原因。你知道‘戴帽子’的意思吗？——把帽子戴在某个人的头上。一旦你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你就不能工作了。幸运的是，他们需要我的工作，所以他们没有给我‘戴帽子’。”
他继续说道：“我不记得梦家回来的确切日子了。不过他们一直没给梦家脱掉右派的帽子，直到1963年才脱掉的。那些年我们不是经常见面。过去他从来都是个外向的人，但从河南回来以后，他就不怎么爱说话了。”
老人家咳嗽了几声，啜了一口茶。我们聊了有半个小时，话题大部分是关于陈家以及梦熊的研究工作，这是他第一次谈及政治。然而话题随即又转移了，他说他记得哥哥爱好很广，从甲骨到京剧，他都有涉猎。他说了一会儿那些明朝家具的事情，随后脸色一沉。
“我哥哥总是说，他想把他收藏的那一套明代家具捐献给国家。”他说。“但最后赵老先生把它们卖给了上海博物馆。我原来和赵老先生是朋友，但经过这件事情后我和他决裂了。梦家希望把家具捐献出去，而不是卖掉。后来我再没和赵老先生说过话。”
在上海时，那位馆长告诉我说，赵露西（注：中文名赵萝蕤）原来同意把家具都给了博物馆，换回一小笔钱。但她忽然不肯这么做了，馆长认为是赵老先生说服她不要把家具捐出去的。后来，在露西死后，赵老先生把家具给了博物馆，换来的那笔钱金额比原来高了很多。我问梦熊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很贪心。”梦熊直言不讳地说。他解释道，陈梦家有些信件和照片也在潘家园公然出售，潘家园是当地的一个古玩市场。赵老先生宣称，是一个女工从他们四合院的家里偷去了这些东西，但这件事情把梦熊激怒了。两人的纷争出现在了北京的媒体上。
上海博物馆的那位馆长曾经给了我一封信的复印件，那封信是陈梦家写的，里面表明了他要捐赠家具的意图。我随身带了那封信，于是我把它拿出来，交给梦熊。老人戴上了眼镜。房间里忽然变得十分安静。
“你从哪里得到这封信的？”他说
“马承源给我的。”我说
梦熊注视着他哥哥的笔迹；时间慢得像蜗牛爬。轻轻地，他读出了日期：1966年。是陈梦家自杀那一年。老人家说：“我以前从来没见过这封信。你能给我复印一份吗？”
在中国，当人们说起不甚愉快的过往时，往往会兜着圈子说话。过去的故事零落地出现，就像一条链子慢慢地掉在地上。听者必须要自己联想各个事件是如何联系起来的。有时叙述者会把最重要的细节完全遗漏。然而，如果一个中国人真正决定要畅所欲言，他的直接会让你大吃一惊。通常你不会看到他在叙述中带有什么情绪，有的只是简单直接的话语。梦熊看到他哥哥的信后，信里有什么触动了他，让他开始回忆往事，把整个故事原原本本地和盘托出。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他一直不知疲倦地诉说着。
“陈梦家被划分为‘右派’回来后，他每天只是不停地写东西。”老人家说。“他一直在写着关于甲骨文和考古的东西。他似乎不在乎所有其它的事了。他去世的时候留下了很多很多的资料，大部分是没有发表过的。”
他说露西那些年也在写作。但到了1966年夏天的时候，用专注工作来躲避麻烦已变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陈梦家的过去让他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攻击目标：他在美国呆了好些年；他是古玩收藏家；他还为中国文字进行辩护。
“那一年夏天，红卫兵开始了反对旧事物的运动。”梦熊回忆道。“他们展开了对我的批斗。我的长子那时9岁左右，我叫他去陈梦家家里，给他提个醒。梦家有很多古画、古书和古玩；我叫他把它们扔掉或藏起来。我儿子回来，告诉我说他一切都好。”
老人家凝视着窗外，不停地搓弄着那双厚实的手。
“我相信事情是在那天夜里发生的。”他轻轻地说。“我记得不是很清楚——”
他思考了一会儿。“我敢肯定，”最后他说：“那天夜里是梦家第一次试图自杀。他吃了安眠药，但没有死。有人把他送去了医院。第二天我听到了这个消息，我就去了他家。他家的门上贴着批评陈梦家的大字报。我走进去，才发现四合院已经被红卫兵所占领了。他们把四合院当作邻近地区的一个基地。我马上就被人抓住了。‘很好。’他们说。‘你自投罗网’。”
“梦家的妻子也在那里，他们叫她和我坐在院里的椅子上。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们的头发剃掉一半。那时候管这叫阴阳头，是一种常见的惩罚。剃完阴阳头后，他们就抽出身上的皮带，开始打我们。起初他们用的是这儿——”
老人家摸了摸他皮带上皮革做的那一端。然后他的手滑到了皮带扣上。“过了一会儿，他们就用这儿来打我们，这是金属做的。我就开始流血了。他们打的是我的头，而我穿着一件白衬衫——那时正是夏天。整件白衬衫都被血染红了。他们没有那样打露西的头。过了一会儿，我伤得很厉害了，我请求他们让我去附近的诊所包扎一下。我跟他们说，不然我就会流血过多了，还向他们保证包扎完马上回来。他们终于同意了。但我在诊所的时候，就打了一个电话去单位，单位马上派了一些人过来。他们向那些红卫兵解释说我是个好人，于是红卫兵放了我走。在回家的路上，我看见了我妻子——不是你刚才见到的那个，我说的是我那时候的妻子。我告诉她赶紧回家。那是个极其危险的时候。那天晚上，你一整夜都能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不停地敲门和打人。”
他继续说道：“梦家在医院里呆了一段时间，但因为他的背景，那儿的人把他赶出来了。我没有再去他的家——这是不可能的事。过了一个星期，他自杀了。他们有一个女工，是住在他们家里的，我想是那个女工发现了他。我听到这个消息后，也没有办法去他家，因为我也在被批斗。也没有谁给他办过丧事。”
陈梦熊是一名党员。他哥哥自杀时他并没有入党；1970年代政府叫他回去三峡的葛洲坝工程工作时，他也没有入党。在葛洲坝，他的工作还是评估地震的风险，不过这一回他是在共产党而非国民党的领导之下执行任务。“长江流域管理局”已经成了昨日的回忆；在新中国，没人会允许一个美国式的地名存在。
地质学家用一个标准化的数字系统预测地震的风险，陈梦家给葛洲坝的风险评级是6。这是个濒临边缘的数字：到了7的评级，修建的水库就必须要有各方面的抗震功能。在梦熊做出评估以后，这个项目的副领导人要他把风险评级改掉，降到5。梦熊拒绝了，有好一段时间，他都在担心可能会有什么后果。但那时候发生了太多别的事情，没有人顾得上组织一场针对他的政治运动。
负责葛洲坝工程的干部遵循一条叫“三个同步”的政策。这条政策意味着调查、设计、建造三项工作同时同步进行。过去，人们把这三者之间看作一种线性发展的过程：首先你展开调查，然后开始设计，最后进行建造。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旧规则都不再适用了；干部们认为，调查、设计、建造可以同时进行。于是梦熊做调查的时候人们就开始挖洞，工程师们画设计图时人们挖出了更多的洞。1973年，周恩来终于下令，这项工程作废。三年来，他们一事无成。直到改革开放的时候，葛洲坝的工程才重新展开，它最终于1988年完成。1980年代，陈梦熊已经70多岁，他在这个时期加入了共产党。他并不是因为信念而入党的；他入党的原因很简单：他在中国地质部已经到达了一个级别，这个级别要求他必须是党员。否则，他就不能参加一些相关的会议了。像如今很多的中国人一样，陈梦熊真正的政治立场是实用主义的。
你注视着1920年代那张大家族的照片，看着那清朝的长袍和西式的套装，那一张张年轻而荣光焕发的脸，还有他们的父母——那一对自豪的老夫妇；你会想知道，这些精英到底遭遇了什么，所有过往的岁月究竟发生了什么。
梦熊讲述的故事并没有随着他哥哥的死而结束。他停了下来，喝了几口茶，继续说了起来。
“那年我妻子遇到了麻烦。”他说。“她家庭出身不好。她父亲是个有名的书法家，还在国民党政府里工作过。所以她总是遇到很多问题。1957年开始政治运动时，我刚好因为工作原因出差，她和我们的孩子单独留在北京。在反右运动中，她非常害怕，精神开始不太正常。她在医院里住了一年，稍微好了一些。过去她是个物理老师，但经过这些事情以后她就没办法再教书了。她去了另一个单位工作。”
“1966年，陈梦家死后不久，她单位让她把一些革命歌曲誉写到复写纸上。她就把那些歌词写下来：‘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反复来反复去都是这两句。但她写错了其中一个字。有一处她把‘万’字写成了‘无’。”
梦熊在我的笔记本里写下了两个汉字：
万岁
然后又写了两个：
无岁在传统的中国文字里，“万”和“无”这两个字看起来完全不同：萬和無。然而这两个简化以后，就很容易混淆。1966年，中国人使用简体字还不到十年。“无”的意思是“没有”。她抄错的词就变了个意思：毛主席无岁。“她马上就被关了起来。”梦熊说。“有大概5年的时间，她都被拘留在湖北省。他们把她关在猪圈里。1970年代初，她回来了，但再也没有恢复过来。最后，她的健康情况进一步恶化，陷入了植物人的状态。她死于1982年。”
老人家干笑了两声，这是典型的中国式的笑，与幽默无关。“那是个可怕的时期。”他说。“很多人死了。我们失去了太多著名的学者和艺术家。如今，中国的年轻人对梦家一无所知。他们不知道梦家的诗歌，也不知道梦家的学问。他死了已经将近40年了。”
举国兴办奥运会的背后
运动会
2001年2月21日
我坐进这辆出租车时，司机朝我微笑了一下，并用英语对我说了句“早上好”。时间是下午3：30分。他那张窄窄的黑脸上长了双小眼睛，一笑起来就露出了黄黄的牙齿。他还知道怎么说“Hello”和“OK”。每次他说英语时，这门语言就具备了有形的维度：他的身体前倾，双手紧握方向盘，噘起嘴，说话的音调提高了，还有些颤抖。他用英语说了两次“早上好”，然后继续说中文。我们一路往北去，寻找“奥运会”。
对一个外国人来说，那一周呆在北京是件好事。国际奥委会的考察团来了北京，要在这儿呆4天参观考察，评估北京举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资格。这是奥委会最后一次评估；半年以后，他们会在北京和另外几个候选城市中选出举办地点，另外几个城市包括巴黎、多伦多、大阪和伊斯坦布尔。每一天，出租车里的电台都会收到特别公告广播，提醒司机们要礼貌对待外国乘客。司机们还得到了两盘免费的卡带，里面是特别为了这次考察而设计的英语课程。课程的内容里有一些英语的实际用语，包括“现在阳光灿烂”，“这座城市举办奥运会时，会变得更加漂亮”，还有“漆工艺品是唐朝时候从中国传入日本的”。
每一个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都知道孟景山。孟景山是一个出租车司机，去年一个来自《亚特兰大宪法报》的记者采访了他，他跟记者说了中国的奥林匹克梦想。那篇见报的文章只有335个字，不过他却引起了中国当局的注意，原因很可能是文章里引用了孟说的一句话：“奥运会不是来谈论人权问题的体育场。”孟景山还提到，如果北京1993年申请成功的话，他家那一带就要被拆掉，以建造新的体育场所。那家美国报纸引用了他说的话：“我保住了我的房子，但我真的很想搬走；所以我们申请失败时，我可是加倍的失望。”
外国记者都很关注人权问题和保护胡同的事情，而北京政府嘉奖了孟景山，授予他为首都的“百佳出租车司机”之一。他获得了几百美元的奖金，北京的报纸把他描述成一个模范的普通人（据报道，他把一些奖金捐给了慈善机构）。当局的信息很明确：每个公民都必须为奥运会尽自己的一份责任。
我自己的角色，我想是随波逐流吧。整个星期，我都告诉每一个碰到的人，我正在写关于奥运会的报道，而此时整座城市就像突然笼罩在柔光之中了。人们的对话更为亲切友好；脸上的笑容更多了。当我请求采访政府官员时，他们同意了，而且还真的回答我的问题。在中国的日子，我已经学会了要极为谨慎地使用笔记本，然而现在我却肆无忌惮地在上面书写记录。
我坐到这辆出租车里，拿出笔和便笺本，告诉司机我是个记者，想要去看看一些奥运会的举办地。司机向我保证说，我们会在通往长城的公路边上找到那些地方。他不断地瞥着我空白的便笺纸。“奥运会对中国人民有好处。”他说。“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妥当，不过显然奥运会将提高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
他的名字叫杨书林（音），他说我可以管他叫杨司机。他告诉我，两天之前他在机场接了个乘客，那是个空姐，她亲眼看到了奥委会考察团的到来。
“她看着那些人走下了飞机。”杨司机说。“她当时就在机场的大门那里。”
“他们长什么样？”
“她没有告诉我别的。”杨司机说。“但她很漂亮。所有的空姐都很漂亮。”
我告诉杨司机，我计划大后天去陪同奥委会考察团，做最后一站的参观考察，杨司机赞许地点点头。这男人还是老一辈的形象：他穿着布鞋，戴着驾车用的白色棉布手套，身上穿着橄榄绿的涤纶军装，军装上还有黄铜的扣子。他今年53岁。一个毛泽东像的小装饰挂在他车里的后视镜上。毛泽东的照片底下有两行字：
前路平坦
破除百咒
我们的车缓缓行驶在二环路上，以前旧北京的城墙就屹立在这儿。人行道上竖着一排颜色鲜艳的旗子，专门向来访的考察团致敬。根据北京奥申委的数据，首都内已经竖起了两万面这样的旗帜。旗帜上的英文写着：新的北京，伟大的奥运（NEW BEIJING,?GREAT OLYMPICS）。中文则这样宣告：
新北京，新奥运
翻译中稍稍改动了一个形容词。我采访了北京的副市长刘敬民，他向我解释，中文的“新”有着更为广泛的涵义，很难翻译出来。“我们决定把它翻译成英文的‘伟大’（great）,因为奥运会有其传统的内涵，”他说：“翻译成‘新’(new)不太合适。”但当我和另一位中国的体育官员说起这个问题时，他的解释则更为坦率，不过他叫我报道时隐去他的姓名。“如果他们把英文说成是‘新奥运’，看起来就像是中国想要改变这个运动会一样。”他说。“国际奥委会肯定不喜欢。他们会这么想：这个共产党人的国家想要控制奥运会。”
对于每个住在北京城里的人来说，这句话倒过来说似乎才是真实情况：奥运会——或至少是举办奥运会这个主意，控制了整个城市。成千上万的工人、学生和志愿者都被调动起来清扫街道，而政府则开始展开一个雄心勃勃的城市美化计划。这个计划里有大量的油漆工作。他们把公路的护栏涂成了白色，把天安门广场上的草染成了绿色。他们把属于古代世界的颜色泼洒在美丽新世界的住宅区里。就在考察团到达前夕，大量普通人的住宅区就像经过了意大利调色板的洗礼：鲜亮的绿色，夺目的红褐色，柔和的淡蓝色。在工人体育场路上，一栋栋旧楼本来都是苏维埃式的灰色外表，如今却呈现出亮得耀眼的赭色。沿路走下去，就会看到一栋矮矮的六层住宅楼，它的正面沐浴在一片明媚的威尼斯淡粉红色中。楼的另外三面仍然是灰色的，但你站在路上看却看不到。中国政府特别喜好数据，据其公布，他们已经油漆翻新了142栋桥，5，560座楼，11，505面墙，翻新的总面积达到了两千六百万平房米。他们油漆的面积比整个新泽西州还要大。
北京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首都之一，然而甚至连空气都是可以被清洁干净的——至少是在短期内变干净。我有个朋友工作的写字楼管理处贴出了一张欢乐的告示：
由于下周奥委会考察团的代表来到北京参观，三环路周围的一些楼房接到了停止供暖的命令，以便减少烟尘的排放。因此，请你下周来上班时，记得穿多几件衣服！
我坐上出租车的头一个小时里，杨司机不时停车和别人交谈，其中包括两个其他的司机，六个路人，两个警察；他还用手机问讯，拿到了北京奥申委的电话。奥申委的电话一直占线，于是他又打电话给出租车通讯电台，问那些接线员是知不知道任何奥运会场馆的选址。人们说场馆在北面，但没有人可以给出确切的地址。杨司机叫我不要担心，我们会找到那些地方的。他看起来却担心得不行。车走到沙河时，已经往北走了20英里，杨司机问能不能停一停车，他想要抽根烟。有两个警察刚刚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掉头，往市郊一个叫大屯的地方去。
“你愿意的话，可以在车里抽烟啊。”我说。
“抽烟会让车里面有股难闻的味道。”他说。这是我生平头一回听到中国的出租车司机说这样的话。我们在一家炼煤厂附近停了下来，杨司机一边往尘土中撒尿，一边抽着德比牌的烟。之后他看起来稍平静了一些。路的那头，有一个褪色的宣传广告牌，上面写着：加强公路管理是每个人应尽的责任。这儿没有任何关于奥运会的旗子，风吹起了地上的垃圾，把它们吹到了马路的对面。杨司机走向他的出租车，一只胳膊搭在了我的肩膀上。
“我们是朋友，对不对？”他说。
“当然。”我回答。
去大屯的路上，他脱下了那双驾驶用的手套，我们闲聊起来。30年前，杨司机还是人民解放军的一员，在内蒙古服役。他有两个孩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他骄傲地告诉我说，两个孩子都考上了大学。到了大屯，我们经过了一家麦当劳，一家大力水手专卖店，还有一家罗杰斯烧烤快餐店。在安立路和蕙忠路交界，有两个警察正给一个出租车司机开罚单。杨司机停了车，在警察还没来得及吆喝他之前，就飞快地说了一堆话。
“这是一个外国记者，来报道奥运会的事情。”他宣布。“我们正在找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地点。”
一个警察本来正在写罚单，但现在他的笔僵在了半空中。被开罚单的司机满怀期待的抬起了头。那个司机是个小个子的男人，穿着一件脏兮兮的尼龙夹克；写罚单的警察则是个大胖子，他袖章上面的编号是007786。太阳像一个黯淡的红色薄饼，低低地挂在空中。感觉就像是一幅画里的场景，每个元素都精心安排好了，只为把人们的目光都汇聚到一个细节上：轻轻的一笔，承载着整个世界的意义。我拿出了我的笔记本。那个警察展开了笑容。
“请你稍等一会儿。”他说。他朝着他的对讲机说了几句，然后转过身来对着我。
“请问你来自哪个国家？”
他再次朝对讲机呼叫：“我们这儿来了个美国记者，他正在写关于申请奥运会主办权的事情，他想要参观大屯的奥运会选址！”
停了一会儿，警察抬起头来：“他们正在打电话叫我的上级。”
每个人都在等待。被开罚单的司机建议我们往西开过几条街，他说那儿清空了一片地，准备建奥运会的场馆。警察叫他闭嘴。对讲机里传出了一串杂音。
“往西走，有一片地周围都竖着旗子，那就是了。”警察跟杨司机说，然后他转向了我。“你会看到，那个地方建体育场再合适不过了。足球赛、羽毛球赛和网球赛都会在那儿举行。”他举起手向我们俩敬礼，先是朝我敬的，然后向杨司机也敬了一个。被开罚单的司机祝我们好运，这次警察倒没有叫他闭嘴。我们上车往西走。
在古代，有些中国的贵族会玩一种叫蹴鞠的游戏，这游戏和足球有那么一点相似。明朝的古籍里描画了妇女们在玩捶丸的游戏——有棍子，有球，还有洞。中国的历史学家形容捶丸是中国古代的高尔夫。还有其它的出土文物，其他的游戏。在一幅康熙南巡的清朝画像里，角落里画着三个男孩，正在玩一种类似手球的游戏。故宫博物院里有一幅唐明皇的画像，画着他和一些宫女正在玩一种类似马球的游戏。
不过这都只是古人的消遣，实在只是游戏而已。古代中国运动传统的核心，应该是武术——“尚武的艺术”。19世纪时，武术中的一些因素推动了调整呼吸练习的发展，人们管这种练习叫气功。武术和气功的活动，既是身体上的行为，也是精神和审美范畴的行为，两者相辅相成。武术和气功的要旨是艺术展示和自我提升，而非获胜。传统的中国运动所具备的这些元素，西方人大概会形容为哲学性、甚至是宗教性的。（当然，气功后来引发了法轮功的产生。）竞技比赛不是中国传统运动的主要目标，古代中国人从来没有建造过大型体育场。“运动”的现代措辞“体育”，直到19世纪才产生。和那段时期引进的其他词汇一样，“体育”是从日文来的。古代的日本引入中国的文字，从而创造出自己的文字系统；但它和西方的往来更为密切频繁，日文里发展出很多新的词汇。中国后来试图要赶上日本，于是中文里吸收了很多日本人发明的词汇：例如“民主”和“民族”。有时，一个人们业已熟悉的中文词汇重新出现时，却增加了崭新的含义。考古原来的意思是“考察研究古代的事物”，到了20世纪，它重新从日本传入时就有了“考古学”这一新定义。词还是原来的词，但却用新的方式定义了原来的事物。从古代起，人们总是会收藏文物，但从没有用过这样一种科学的方法挖掘和研究文物。中国人里头总是有着不同的少数民族，只是从来没有用过“少数民族”这个称呼。体育也从未被分成各种各样的竞技比赛。
语言在变，因为世界在变。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和其他的外国人引入了体育竞赛这一西方观念，引入的场合通常是在基督教学校里。20世纪初，中国开始对奥林匹克运动产生了兴趣，1932年的奥运会，中国派出了唯一的一个运动员参加男子短跑项目。4年以后，在柏林举办的奥运会上，中国派出了由69名运动员组成的代表团，其中包括有武术表演队的成员，这些成员里有男有女，他们在希特勒面前表演了武术。
那时，中国人已经成了奥运会的忠实成员，他们把体育运动看成了一种复仇手段：这个国家在过去那一个世纪所受到的不公平对待，要通过体育运动来复仇。中国的目标是在外国人的运动中把他们打败。共产党在中国掌权以后，他们按照苏维埃政权的模式，建立了体育培训学校。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了1952年夏季的奥运会，但下一届的奥运会他们却拒绝参加，因为奥委会承认了来自台湾的运动员。
直到1979年，中国大陆才终于重返奥运会的赛场。奥委会仍然允许台湾的运动员参加奥运会，只是禁止台湾国旗的出现。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上，来自中国大陆的中国代表队四十年来首次出现在了赛场上。最后他们取得了奖牌总数排名第六的成绩。不过那一年以苏联为首的一些共产主义国家拒绝参加奥运，从而削弱了比赛的竞争性；而中国队在好些比赛中大大落后于其他的对手，例如游泳和田径。
下一个十年里，中国在奥运会上取得的奖牌数急剧增长，这些奖牌主要是通过赢得一些竞争不太激烈的比赛而获得的。中国的女运动员表现出色；中国人特别擅长一些以常规训练为基础的运动，例如跳水、体操和花样滑冰。这些运动由政府出钱培养人才：运动员通过精心的组织训练培养而成，而不像西方运动员一样，依靠的是本身的能力、参与一系列的重要比赛和服用提高水平的药品。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上，中国队总排名第四。到了悉尼奥运会，他们上升到了第三名。到雅典运动会的时候，他们应该会取得第二名，只排在美国之后。
尽管中国队不断取得成功，中国运动员的主要内驱力仍然是耻辱感。表面上看来，他们有足够引以为傲的资本，然而这样的骄傲就如同涂在那栋旧楼上的粉红色一样浅显，经不起推敲。
1993年，奥委会宣布2000年奥运会主办权花落悉尼而非北京，《中国日报》对此的反应是发表了一篇社论，把奥委会的这个决定和西方历史那“残酷的殖民侵略和剥削”联系起来。
在北京争取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的那个月里，我参观了中国体育博物馆，那儿的历史学家指出，中国现代体育起源于1840年，那一年英国人派了一支完备的海军舰队来到中国，标志着鸦片战争的转折点。中国奥委会准备了一本书，书里这样用英文描绘这个中国体育史上的重大时刻：
鸦片战争让中国从封建社会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起彼伏的社会暴动带来了无可避免的影响，体育就在此时引入中国；此后体育的发展走上了曲折的道路，这与国家动荡不安的命运是分不开的。
运动是残酷的。这一点常常能体现在中国运动员的脸上：很多人看起来表情僵硬而紧张。在向足球和篮球这样竞争性很强的运动项目中，到了比赛关键时刻，他们就几乎要窒息过去。绝少看见一个中国运动员真正快乐地享受着比赛，这也不是什么稀罕事：绝大多数中国运动员都是从幼时起，就在流水线般的体育学校进行训练。他们的粉丝也不会起到什么作用。观看中国体育比赛的一般观众并不在意是否解一项运动，也不会尊重个人的努力；胜利才是他们唯一关心的事情。粉丝对失败者残酷无情；他们的体育精神向来很糟糕，当外国运动员队伍在中国的土地上取得胜利，他们甚至会暴力相向。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国家经历了从自己的运动传统到西方体育的大幅度转变，却陷入了最糟糕的境地——无论从自身传统还是从西方观点而言。他们从西方接受了竞技精神和爱国主义，这是西方体育中最为显著的特色；但却错过了其中所有的微妙之处。从我自身的经历而言，这些微妙之处才是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小的时候，我参加的体育活动与我的父亲有关，和体育学校无关；我父亲教给我的那些最重要的东西，通常是与直觉相悖的：例如宁愿输得精彩，也不要不惜一切代价取胜；例如最终的目标并非胜利，而是自我提升。对于很多西方人而言，体育只是全面教育和健康生活的一个部分。
当然，这些观念不会出现在好看的电视节目或者公共运动项目中，那些活动注重的是竞技性。毫不令人意外的是，西方体育的这一因素在中国最为深入人心，中国人如同通过外国人的视角观察着自身的传统。像武术这种体育运动，其精神性、非竞技性的特色，对于竞技性过分激烈的西方运动来说，本应被看作一种健康的替代之选；然而它却被看成是中国迈向奥运荣耀之路的早期阶段。北京奥申委的标志是五个相互连接的环，五环形成一个人在练习太极的样子，而太极这项运动是特别没有竞技性的。与奥运会相比，法轮功与太极接近多了。
很多中国人感觉到这种民族体育出了什么问题，虽然他们仍然在努力寻找问题的阶段。比赛的失败困扰着他们，有时人们会把它归咎于哲学或心理学上的原因。在我的奥运会调查中，我遇到了好些中国人，他们被一套有关球网的理论所迷惑：中国人在兵乓球、羽毛球和排球运动中表现出色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和对手直接的身体接触。
“中国人在直接竞技的比赛中表现不好。”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副主席何慧娴对我说.“那些有网把运动员相隔开的比赛，我们更为擅长。”她用“小巧”来形容中国人，也就是说，中国人灵巧而动作协调，而不是身体强壮的。不过，她还补充道，精神方面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儒家思想让人们变得更为保守。”她说。“看看美国吧，从小就教育孩子要独立、要有创造力。在中国就都围着纪律性打转。人们没有足够的创造力；如果你没有创造力，你就不会适应新的环境，并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你只是按照旧有的模式去做事，没有任何改进。在体育上是如此，其他的事情也是如此。”
中国人也相信，奥运会凸显了富裕国家和贫困国家之间的差异。我在北京和徐济成见了面，徐以前是篮球运动员，现在成了一名电视节目的评论员。从1988年开始，徐济成就跟随中国代表团采访了每一届的夏季奥运会。“发达国家把奥运会看成是一种生意。”他说：“好像他们说，‘我有个大房子，里面有各种极好的家具摆设，我想在里面办个派对，叫大伙儿一起来参加。’他们还卖门票。但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就不一样的。奥运会不仅会改变北京的经济和外观，最重要的是，它还会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和思想。”
我问徐济成，关于中国接受西方的体育观念这一点，他有没有任何的保留意见。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并向我解释，这个问题属于政治范畴，而非文化范畴。“1988年我去了汉城。”他说。“韩国人告诉我说，如果他们没有举办奥运会，没有人知道韩国是个什么概念。在奥运会之前，外国人只知道朝鲜战争。”
在徐济成看来，中国应该效法西方，把体育做成一项生意。他说，中国体育实际上要比中国经济落后20年。因为体育与国家主义联系紧密，目前它还未能转向市场化，其处境就像一家发展迟缓的国有企业。不过，市场化的进程已经开始了；最近，希尔顿香烟资助了中国国家篮球队，而可口可乐公司赞助了中国足球队。“50年以后，我们就会和西方国家一样了。”徐济成预言说：“到时奥运会也成了我们的一种生意。大家会这么说，‘我们有一个大房子，想请你们过来玩，也好趁机卖弄一下。’”
下午5：30分，杨司机终于找到了一处奥运会场馆的选址。我们下了车，走到了一片空荡荡的土地上。这片地大概有四条街那么大，恰好位于北京城北部的中间地带；所有房子都被拆得干干净净。在“拆那”，这是一种熟悉的感觉：又有什么东西刚刚被拆毁掉了。土地的周围都插着旗杆，上面飘着粉红色的旗帜；这些旗划出了这片土地的范围。
“他们会在这儿举办足球比赛和网球赛。”杨司机说。
“还有羽毛球赛，是吗？”我说。
“是的。”
我们站在那儿，望着空荡荡的土地。
“嗯，”我说：我该回去吃晚饭了
我们在四环路上遇上了堵车。出租车里的计程表走了有三个小时，而现在上面显示的数字大概正好计算出此刻的扫兴心情。杨司机再次感到了压力。最后，他问我晚饭有什么安排。“我还没计划呢。”我说。
“你吃中餐还是西餐？”
“中餐就挺好。”
“他说这里离他通州的家不远，我们很快就能到；通州在北京东面的郊区。我们在四环路上往东走，杨司机又说起了体育。他告诉我，迈克.泰森是他最喜欢的美国运动员，原因是泰森的手臂纹上了毛主席的脸。
“中国人为什么喜欢泰森呢？”杨司机语气夸张地问。“因为他喜欢中国。如果他喜欢中国，中国就会喜欢他。而且他了解中国。”
“泰森真的了解中国吗？”我问。
杨司机说：“如果他不了解中国，为什么他会弄一个这样的纹身在手臂上呢？”
这问题问得真妙，让我哑口无言。杨司机笑了。“泰森在监狱的时候，读了四本关于毛主席的书。”他说。“我在电视上看到的。”
关于美国运动员为何在赛场上占优势，杨司机有自己的一套理论。“美国人都是大块头。”他说。“从出生的时候起，他们就吃得很好；而且美国人更讲究科学。如果你把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拿出来，那就无法与美国这样的国家相比。健康很重要。看看泰森吧。要是他没有那么壮，怎么会赢得比赛呢？”
杨司机还欣赏网球运动员张德培。“张德培在美国长大，不过他是中国血统。”他说。“很明显，中国血统对他没什么害处。这表示是我们这儿的制度有问题。”
我们7点到了通州。杨司机说他想吃蒙古火锅。公路旁的霓虹灯宣告：“北京2008，欢迎来到新世纪的通州”。在通州城中心有一家麦当劳，还有一家叫“物美大卖场”的大型百货公司。
奥委会考察团呆在北京的最后一天，我加入了媒体记者团，跟随考察团一起活动。我们五个人代表了外媒：三个电视台的记者，一个摄影师，还有我。我提交的新闻报告会发给北京城里的其他记者，他们会用在对考察团的相关报道里。
为了加入媒体记者团， 我必须同意三条规则，这些规则都是奥委会指定的。第一条规则是我不能问问题。我可以跟着考察团的成员到处去，我可以引用他们在考察期间所说的任何一句话。如果有考察团的成员跟我说话，我可以回应。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都不能采取主动，不能向任何一个考察团成员直接发问。如果我被发现问了问题，就会立即从记者团从开除。奥委会还通知我们，有些会议只允许我们参加开始的部分。
这些规则很见效，至少从创造戏剧性的角度而言是如此。无论考察人员走到哪里，记者们都紧紧跟随着，笔记本和摄像机早就准备好了。我们在一片沉默中移动，似乎被这重大的时刻吓住了，一时哑口无言。早上的行程结束后，我发送了第一份新闻简讯：
联合新闻报告：中国代表和奥委会考察团成员今天早上在北京饭店举行会议……媒体成员被带到大厅后排位置，一条红色的天鹅绒绳子把我们和前排分隔开。穿着旗袍的小姐在大厅门口欢迎考察团代表。代表们鱼贯而入。他们看起来很放松，彼此之前亲切地问候。奥委会考察团的成员们互相飞吻，而中国人则没有这么做。那些小姐的旗袍是红色丝绸做的。
一位媒体公关说，今天早上的采访机会非常有限。“我们在这儿的时候，他们什么也不会说。”她说。“我们走了，他们就会说话了。”
我把她说的话记了下来。她叫我不要写她的名字。
这天早上唯一让人兴奋的事情是：奥委会其中一名代表罗伯特.麦库洛夫走到了桌子的另一边，请中国体操运动员刘璇在她的照片上签名，那张照片登载在《国际先驱论坛报》的增刊上……增刊的最后一页是刘璇跳下鞍马那一瞬间的照片，刘璇就在那一页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媒体记者团里有一个来自《中国体育报》的摄影记者，他兴奋地告诉我们，那张照片是他拍的。但麦库洛夫没有叫这个摄影记者签名，他仍然和其他记者一起，呆在红绳子后面。今天的会议主题是北京的酒店和医疗服务，第一位发言人是朱宗涵博士，他是北京卫生局局长，拥有哈佛大学的学位。当他开始发言时，媒体人员就全部被护送离开了。
饭店外面，一些人正骑着自行车经过长安街，这是“1000名自行车手支持北京申奥活动”的其中一部分。这些骑自行车的人穿着红、白、黑相间的运动服，排成一条长长的队伍，自行车挂着旗子，上面用英文写着：“申办奥运会是我的梦想”。
这是晴朗的一天，天空一片蔚蓝，北方刮来了猛烈的风。
国际奥委会是个奇怪的组织。它的成员由自身选举产生；过去，这个组织很少会考虑成员多样化的问题。代表团在北京考察的时候，奥委会一共有123名可以投票的成员，其中接近一半都是欧洲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有3名成员。这和列支敦士登、卢森堡和摩纳哥的皇室家族成员加起来一样多，这三个国家各有1名奥委会成员。在123名奥委会成员中，只有13名是女性。其中两名女性是王妃，还有1名是西班牙皇室的公主。
在各种国际组织中，美国或中国都没有任何实质政治权力的，可谓寥寥可数；而奥委会是其中一个。奥委会有将近70%的运作资金由美国的赞助者提供，但它的成员只有4名美国人。
北京申奥期间，我和人类学家约翰.马卡农（John MacAloon）说过话，他擅长体育方面的研究。我问他，美国对哪个城市获得奥运会举办权的影响力有多大。“一点儿也没有影响。”他直言不讳地说。“我都记不清有多少次了：我和奥委会的人呆在一间屋子里，一个来自美国方面的人进来了，这时所有人都微笑着说：‘啊，有你的帮助太棒了’；然后这人一走，大家都在他背后嘲笑他。这就跟殖民关系一样。欧洲人拿走了美国人的钱。而美国人在组织里却几乎没什么份量。”?
奥委会的历史上，和发展中国家的交流也有过不少麻烦。1960年代早期，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创办了它们自己的奥运会，名叫“新兴力量运动会”（GANEFO）。组织者为他们的运动做出如下说明：“与资本主义作斗争并创造一个新的世界秩序”。1962年，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在印度尼西亚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了这次运动会的大部分基金。奥委会的反应是禁止所有参加此次运动会的国家参加以后举办的奥运会，而这场初出茅庐的运动会再没有举办过第二届。
1968年夏天，首次由一个发展中国家举办奥运会。在墨西哥城正要开始各项比赛之前，即签名学生举行了游行抗议；他们抗议的其中一项内容是认为国家不应该把钱花在这样的运动会上，这种活动对几百万生活在贫困之中的墨西哥人没什么帮助。当局政府派出了军队，向抗议者开枪，杀死了好几百人。奥运会按计划举行。人们并不知道这次屠杀确切的死亡人数，并且从那以后，一般人都不知道奥林匹克历史上出现过这样的事。西方媒体上绝少提到这次事件，而此后的三十年，奥运会都没有再回到发展中国家举办。
然而到了2001年，情况却有所不同，国际奥委会正试图改善和相对比较贫困国家之间的关系。奥委会增加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帮助他们建立体育中心；并且增加了成员的人数，让组织里有了更多来自非洲、亚洲和南美洲国家的代表。不过，奥委会朝这个方向做出的努力，可能由于1998年盐湖城的丑闻事件而延缓了进展。1998年，盐湖城为取得冬季奥运会的举办权，花费了超过1百万美元，用现金和礼物贿赂国际奥委会的成员。来自贫困国家的代表轻易就成了贿赂的目标：10个由于收受贿赂而辞职或被开除的奥委会成员里面，有9个来自发展中国家。这9个人中大部分来自几乎没有冬天的国家：马里、苏丹、刚果、斯威士兰、利比亚、 喀麦隆。你很容易就知道这种事是怎么发生的：如果你是来自刚果的代表，你真的会在乎谁赢得大型障碍滑雪比赛的主办权吗？这次丑闻毫不留情地提醒世人：尽管奥运会宣称自己是国际化的，它所代表的文化只是整个世界的一小部分。
从那以后，国际奥委会禁止了申请城市向代表赠送礼物。第一次落实这个新规则，就是这次寻找2008年主办城市的过程。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向国际委会献殷勤，这也很可能是史上最后一次，我和阿尔佛雷德.森交谈过，他是一个历史教授，曾经在苏联带过一段时间。他发现了国际奥委会和共产主义者的一些政治上的相似之处。“国际奥委会和列宁的共产党有相似的组织规则。”森教授说。“列宁以一系列的中心集团组织共产党；而顾拜旦（现代奥运会的创办者）则说，这有培育人们的沃土，以便他们最终可以加入到组织内部的核心。两者在结构上有相似之处。人们并非从外围边缘开始民主投票，并开始各党派之争；你必须先进入内部的领导阶层，也就是先加入执行委员会里去，才有投票资格。申请奥运会主办权的过程，不会有黑马的产生。”
考察团在北京的最后一天下午天气好极了。蓝蓝的天，明媚的阳光，“新北京、新奥运”的旗子迎风飘扬。我们一共五辆车，组成了一个车队，由警察护送着，穿过这个城市。清洁工沿路排成了一行，手里拿着扫帚；骑自行车的人和行人在路口聚集，望着我们。一天之前，代表们去了北京的交通控制指挥中心，那儿的中国人演示了如何远程控制交通信号。今天，我们每遇到一处红绿灯，灯就马上变成了绿色，就像变魔术一样。
“这座城市似乎屏住了呼吸，在这庄严的场合中感到敬畏。在全然的静默中，一国之君缓缓走来，献上他的祭品。为避免一列远处驶来的火车破坏了这样威严的寂静，从而亵渎了整个仪式，甚至在皇上离开宫殿那一刻起，北京城就禁止火车出入，一直到皇帝回到宫中为止。”
1920年出版的《北京》一书中，裴丽珠描绘了皇帝一年一度去天坛拜祭的情形。81年后，我们的队伍几乎具备了同样的庄严气氛，而从这个仪式中的可能得到的好处则更为实在。北京奥申委承诺，如果北京赢得了这次奥运会的主办权，就会花20亿美元进行公共设施和体育设施的建设。最近的一次盖普洛民意测验显示，94.9%的北京居民支持申奥；而这一次，中国人自己的数据很可能是准确的。甚至异见分子也宣布支持主办奥运会。在香港，法轮功的践行者告诉媒体，北京的信徒不会在考察团在北京的时候举行抗议活动。
我们花了三个小时穿行在这座城市里，逐一查看奥运会场馆的选址：足球、垒球、举重、水球、现代五项全能运动。在每个地方，我们平均花费5分钟的时间，奥委会成员会问一两个具体的细节问题，而那些细节如今并不存在，还在设想之中。现代五项的游泳池会有至少2.2米深吗？是的，会有3米深。你可以从水球馆走到打垒球的地点吗？当然。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座崭新的大型体育馆正在建设之中。这项体育设施原来计划用做排球馆，不过如果北京要举办2008奥运会，它就会转做举重的场馆。我们戴上了安全帽，经济学者刘列励带着大家参观。我和其他的记者一起疾步走着，到处寻找可以引用到新闻里的信息。
“它看起来就像一只漂亮的蝴蝶，或者说像一个可爱的飞碟。”我们站在体育馆外面时，刘教授说。他的英语口语很糟糕，但这句话却说得很好，他把最后一个词的尾音拖得很长，就像一个举重运动员刚把杠铃举过头顶。另一名官员把新体育馆的宣传册发给我们。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体育馆看起来就像一只漂亮的蝴蝶，或者一个可爱的飞碟正飞过天空。”
我们走到体育馆里，站在未来的观众席上。下面有两个工人，正在摆弄着一大片土上的防水帆布：那就是未来的举重赛台。一个澳大利亚的考察团代表说话了，他的名字叫鲍勃.埃费斯通。
“那是热身的地方吗？”他指着另一堆土问道。我和其他记者都拥到前面，想看清楚。
“那儿才是热身的地方。”刘教授指着又一堆土说。
埃费斯通凝视着那片阴影，问道：“运动员可以直接从那儿走到赛台上吗？”
刘教授笑了。如果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权，那么毫无疑问，举重运动员可以直接从热身的地方走到赛台上。埃费斯通点点头，感到满意。刘教授向考察团说了一番话。这座新的体育馆，他说，将以“智能化的管理系统”为特色。他话锋一转，抖擞精神做言语上的最后一次挺举。他说：“体育馆看起来就像一只漂亮的蝴蝶，或者说像一只可爱的飞碟。”
我们的最后一站是中华世纪坛。世纪坛位于北京的西面，1999年末建成，是为了歌颂中国历史的辉煌和迎接新世纪而建的。入口处是长明不熄的圣火台，上面有一行说明：
“广场中央这永久不灭的火焰是‘中华圣火’。火种取自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圣火采用天然气。它象征中华民族的文明创造永不停息。”
圣火后面，是一条长长的青铜甬道，由几百块镌刻了文字的青铜板组成。这些青铜板构建了长长的时间轴，第一块的年份是“3百万年以前”，上面的注解是：“中国的古人开始使用火。”250万年过去以后，事物开始成形：“人们开始具备黄种人的特色。”公元前六百年：“商朝首都位于河南郑州。”朝代更迭：周朝，秦朝，西汉。1841年英国人占领香港；1912年孙中山成为临时大总统。1937年日本屠杀了30万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1978年，改革开放。最后，时间轴到达了2000年，历史在这儿分解成一串随机的数字：
我国科学家成功破译了人类三号染色体……夏商周断代工程通过国家验收。国家统计局宣布国民生产总值首次超过1万亿美元。中国体育代表团在第27届亚运会上获得了28枚金牌。国际奥委会的考察成员们走过时间轴，进入世纪坛里。整个世纪坛看起来像一个巨大的日晷仪。这些外国人在里面看了8分钟的申奥宣传片，这部片子是中国最著名的电影导演张艺谋拍的。现代化的场景一幕幕掠过：飞机、地铁、汽车。电脑模拟的画面展示了拟建的体育场和新的公路；立体交叉的道路环绕着一片片鲜亮的绿地。我一点儿也认不出我生活的这座城市了。
杨司机的家在一个简陋的四合院内，房子只有一层。除了一个烧煤的炉子以外，屋子里没有暖气，大门旁边搭建了一个厕所。我和杨司机在客厅里喝茶，他的太太在里面准备火锅。杨司机给我看了他孩子的照片，并很骄傲地告诉我说，他的女儿英语说得很好。
我问起了那些出租车司机的语言培训课程，杨司机把申奥教材递给我。我翻了翻那本书，杨司机放了那盒录音带。录音机里传出了“特别英语”的声音：
1、?你好
2、?早上好
3、?下午好
我们坐下来吃晚餐。杨司机让我坐在主宾席上——在乡下，这个位子就是看电视最清楚的地方。今晚，电视上放的是一场中国职业篮球赛，比赛双方是北京奥神队和上海大鲨鱼队。大鲨鱼队里有一个22岁的中锋，名字叫姚明。
桌子的正中央是一个环状的大铜锅，由燃烧的酒精加热，锅里倒了食用油。当锅里的油沸腾开来时，我们就把一卷卷粉红色的羊肉放进去。杨司机说，这样的火锅让他想起了部队。他参军的时间是1969年到1973年，在内蒙古的边境地区。由苏联控制的蒙古就在不远的地方，那儿的局势有时会变得很紧张。
“你没法想象那儿有多冷。”杨司机说。
你能看到的全是草地。最难受的是我们要在户外扎营的时候。当地人会把一整只羊串在烤扦上烧。那种烤羊吃起来味道没有这火锅好，不过总比他们那边的谷类好吃。”
油冒泡了；一卷卷的牛肉变成了褐色，浮到了表面。房间里暖了起来。杨司机和他的太太开心地吃着晚餐，一点儿也没有因为外国客人的存在而感到压力。在中国，和领导干部们一起吃的晚宴总是非常别扭，而负责外交事务的官员无疑在招待外来者方面表现得最为糟糕。然而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却是出色的主人，他们热情礼貌而不拘礼节。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因为过于简单，而不会出现在像“出租车司机英语培训教材”的东西上。在那本书里有一个部分，标题是“更多实用的表达方法”：
33、这座城市的交通越来越好了。
34、我被北京的景色吸引住了。
35、污染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36、我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骄傲。
沙尘暴过后的噩梦：中国警察
沙子
2001年3月21日
第一个迹象总是风。风来了以后，天色就变得暗沉，如果你刚好在户外，你的眼睛就开始灼痛起来。一旦你回到室内，就时不时能听到细小的颗粒轻轻击打在窗玻璃上的声响。那些干燥的黄土是被风吹过来的，源自中国西北方向，还有内蒙古和外蒙古；那些地方听起来遥远而抽象，直到沙粒打到了你的脸上。北京人把这叫做“沙尘暴”——“夹杂沙和尘土的风暴”。晚上，沙尘暴来临的时候，漫天的沙尘映出了城市的灯光，天空变成了金红色，就像要着火了一般。
3月还不是一个露营的好月份，不过我已经不耐烦等到4月了。我在地图上找到了一段我以前没去过的长城。我叫了辆出租车，车开了3小时候以后，司机停下了车，我告诉他不用回来接我了。在过去的两个月里，我一直渴望着逃离城市。
群山仍然呈现出冬季的模样，一片褐色的荒野。要到4月，耕种的季节才开始。我背着一个大背包走着，这种熟悉的感觉很好。我沿着一条土路，走到了一个叫西坨谷的村子。在那儿，我看到了一段基本保持完好的长城。沿着一条陡峭的小路可以走到长城上面。风刮得更猛了；天色暗了下来。我走到第一座塔楼，就知道自己必须要在这儿停留一晚了。
这座塔楼有4百多年的历史，是用砖块和石头搭建而成的，设计简单：方方正正的形状，围住一个封闭的空间。地板是灰色的明朝砖块铺成的。墙上有一扇扇拱形的窗子，从那儿可以看见整个山谷。往下望去，路那边就是村子，一片密密麻麻的红色屋顶。往北望去，过了那些石墙围起来的果园，就是一大片险峻的山峰。那些弯曲的、通往高处的小道，已经在风暴里不见了踪迹。
我在塔楼里看着沙尘暴的来临。一团团的褐色低低地压向地面，就像某种生物的卷发蔓延到了山谷里。随着风的呼啸，它忽然地加速，湮没了沿路的一切：先是那些通往高处的小道，接着是果园，最后是整个村庄。我的双眼灼痛起来，我离开了窗户。随后的那一晚上我一直躺在地上。
在那儿很难睡着。时不时地，我因为干渴而醒来，随后怒号的风声就让我难以入睡。我想起安阳地下之城的绘图。有个地质学家曾经告诉我，这座地下之城主要是被河流冲击而成的泥土所掩埋，不过其中也有一些土层是风吹来的黄土，经过好些世纪堆积而成。我躺在睡袋里，臆想着一些文学意象。在中国，黄土到处都有，非常普遍。它被吹落到黑色的中部平原上，到光秃秃的山上；它轻柔地盖过安阳的土地和北京这座城市。凌晨两点左右，我在脸上裹了一件衬衣，终于睡着了几个小时。残缺的梦纷至沓来。黄土侵袭着这座塔楼，不停地发出清脆的响声；它整夜地掉落，掉落在所有生者和死物上面。
黎明那么美丽。那场风暴犹如一个已经过去的噩梦，只有砖块上一层薄薄的痕迹，在清晨的阳光中闪着红光。我在脸上盖了一块湿棉布，而它已经变成黑色了。我的牙齿之间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我甩甩头，一阵啪嗒啪嗒的声音轻轻回荡在睡袋里。沙子的天下。我本来计划在长城边上呆两晚，但现在我决定在今晚之前回到北京。我把背包里的沙子倒出来，打点好所有随身物品，然后下了塔楼。到了山谷，我就向北走。还有充裕的时间，让我到山上走一段路。
我走上一条小路，它把我领到了一个废弃的村庄。这个村子就建在悬崖边上，这儿的树都很矮，枝干瘦弱。村子里的所有东西都是石头造的：石头围栏，石头铺的路，房子的墙也是用石头垒的。大部分的屋顶都没有了；它们肯定是用木做的。在北京的近郊，常常可以看见空空如也的房子。这些年来，山上的人们不断地迁徙到山下，有时他们留下了荒弃的屋子，那就成了新经济环境里的幽灵小镇。
有些房子里堆着垃圾。烟头，食物的包装袋：大部分东西的品牌都没有听说过。有间房子里到处都是动物的粪便，但时间已经过去很久，房子里只弥漫着一股灰尘的味道。另一间房子比其他房子都要大，屋顶还是完好无缺的。房子里的墙上都糊上了旧报纸；这就人们在乡下一直以来所用的“墙纸”。我在这座空空如也的房子里游荡，读着墙上那些报纸的标题：
1976年3月9日
苏俄向美国表示第二次抗议
1976年6月23日
美国准备和日本签订针对苏联的军事条约
所有报纸的日期都是1976年的，它们剪裁自《参考消息》。这是一份党报，里面的文章是从境外的报刊有选择地翻译过来的。过去，《参考消息》只能由官员订阅，报摊上不能出售，外国人也买不到。也许这座废弃的房子过去属于某个党委书记或是某个当地的官员吧。有一面墙上贴着一张中国报纸上重印的美国漫画。画图已经被撕掉了，不过两句英文对白还留在墙上：
“打扰一下，那些失业者在哪里？”
“你就在他们中间。”
我沿着小路继续往前，走到了这个村子的最后一栋房子。一座大石磨屹立在房子前面，由于经年未用而斑驳处处。房子里面糊墙的纸是《人民日报》。标题比第一座房子新了8年：
1983年3月12日
我们应该为人民创造更多现代化的图景
中国即将举办1983年全国机械产品大会1983年4月14日
八种谷类产品产量超过10亿磅
我闲逛着，漫不经心地在脑海里重构这个从前的村庄：1976年，村子的支部书记装修他的家。他用只能订阅的《参考消息》糊了墙——这巧妙地暗示了他的权威地位。房子装修好以后，同年，毛主席逝世。改革开始。七年以后，其他的村民开始装修他们的家，糊墙的报纸上都是经济发展的大标题。有些农民开始在农闲季节时到城里去，到工地上干活挣钱；种地变得没那么要紧了。到了1990年代，人们开始永远地离开这个村子。先是年轻人，随后是中年人。最后离开的是老年人，对他们来说，村子里曾经的一切仍然历历在目：哪个当地官员掌握权力，哪些人有较多的土地，哪些家庭住在这儿最久。所有这些细节都顺着山坡滑了下去，吞没它们的是更大的村庄，是小镇，是县城，是城市，是整个国家。最后，老人们永远地阖上了双眼，而这小小的村子也永远地落入寂静之中。
这就是现代的中国：十年之内，一处地方已经适合让人们“考古”了。我拿起我的背包，转身走下山，向着一个尚有人烟的村子走去。
在西坨古，一群人围着政府大院乱转，闹哄哄的。第一眼看上去像是个什么节日，但随后我就看到了两个官员。他们穿着整洁的蓝色上衣，端坐在院子中央的一张木桌子后。桌子上放着一个金属箱子。时不时地，一个村民会走上前来，在一个本子上签名，然后把一张纸扔到箱子里。
中国的选举不是什么稀罕事。在城市里，选民可以选出当地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代表制的政体有三个等级，这是最低的一级。人民不能直接投票选出另外两个更高级别的代表，也没有任何合法的政党能够反对共产党。在申奥考察期间，北京奥申委向国际奥委会提供了一份关于中国政治的简单介绍：
中国还是一个多党派的国家。如今中国有9个政党。在国家做出影响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的重大举措或重要决定之前，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会与其他党派进行商议，以做出最佳的决策。
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欢迎多党派和候选人的存在，只要他们获得了共产党的认可。不过，在乡下的某些地区，选举更为自由。官员有时会让村民们选出他们自己的领导者，而非严格掌控候选人的名单。共产党觉察到这种政策的效率：当地人知道哪些人贪污受贿，他们会选出真正能干的人。在外媒的报道里，这种选举的发展被称为“村级民主”，有时候甚至会拔高到称赞其为“未来政治改革的标志”。不过没有清楚到底有多少村民真正拥有自由的选择，而共产党也从未在城市里实行这样的政策。这个话题仍然属于敏感话题；实际上外国记者从未能自由地接触一场选举活动。
在西坨古， 很快就有一群村民围住了我。我向他们解释，我昨晚在这附近露营，他们都哈哈大笑：“沙尘暴啊！”一个兴奋的中年男子把选举名册拿给我看，那名册的背面是用木头做的。名册上写了5个候选人，两个姓彭，两个姓周，还有一个姓唐。
“在这儿，几乎所有人都是周姓或彭姓。”他向我解释道。这男人的名字叫周丰民（音），他镶着一排沉甸甸的金牙。我问他选了谁，他的表情马上严肃起来。
“这是个秘密。”他说。
“你选了姓周的人吗？”
“这和姓没有关系。”他坚定地说。“就是看谁更好一些。”
我研究了一下选举的牌子。上面列出了三个职位：两个“委员会成员”，一个村长。每个候选人的名字下面都写上了他/她所属的政党和学历。候选人中有两个是初中毕业生，有三个是高中毕业生。只有两个人是共产党人。其他三个人的政治面貌只写着“群众”。我喜欢“群众”这个词，它开发了一系列“新政党”的可能性：一帮人、一伙人、平民大众。
我正在看选举牌的时候，其中一个官员走了过来。他看见我时，并没有像其他村民一样兴奋。他说：“你为什么在这儿？”
我告诉他我在沙尘暴里露营的事。
他问：“你在北京是做什么的？”
此时我在这次旅程中犯了第三个致命错误。我的三个错误是这样的：第一，3月份就露营；第二，忘了带上护照；第三，诚实地回答官员的问题。我应该说我是个学生或老师，但也许当时那些沙子让我脑子变迟钝了吧。
“我在北京是记者。”我说。“我现在是度假。我正准备去下一个村子，然后就回家了。”“你为何不进办公室来喝口茶呢。”那男人微笑着，很有礼貌地说。但他的话却不是一个提议而已。
办公室的门上有一个标志，写着“消费者中心”。两个官员带我走进去，然后让我坐在一张破沙发上。有人往塑料杯里倒了茶。墙上挂了两张纪念海报：“消费者日”，还有“澳门回归祖国”。一幅满是灰尘的挂历上印了句口号：“明天会更好”。挂历是三年前的；这看起来不太妙。
一个官员打开了抽屉，里面有个电话。他小心翼翼地把电话拿出来，就像神父在拿圣器一样；然后他拨了一串号码。另一个官员说话了：
“你的身份证明呢？”
这时我才意识到我把护照放家里了。我无奈地把一张名片递给了他。
“你在这儿有车吗？”
“没有。”
“那你打算怎么走呢？”
“我会沿着公路走，然后坐公共汽车。”
“你以前来过这儿吗？”
“没有。”
打电话的人说完了，他重新关上了抽屉。有那么一会儿，我想也许他们会放我走了。他们现在看起来轻松多了；他们问我在哪儿学的中文，我们聊了一会儿。然而电话响了。
每个人都盯着那个抽屉。那人打开了抽屉，拿起了听筒。
“他在这儿。”
停顿。
“只有一个。”
再次停顿。
“你可以在12：30前来到这儿吗？”
他压低了声音，说了些别的。他把电话放回去，锁上了抽屉，钥匙揣在兜里。他往后面一靠，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
“他们什么时候来？”我问。
“谁？”
“警察。”
那个官员什么也没说。
“这没什么。”我说。“我没有干坏事，我也不担心。我只是想告诉你，如果你们同意的话，我可以现在就走。这样大家都不用麻烦。”
“等一会儿，我们会派车送你走。这更安全。”
“这一带很安全，天气也很好。”我说。“我怎么来的，就可以怎么走。”那人看向了别的地方，说道：“车很快就到了。”
每次拘留我的运气都很坏。在中国，外国记者在去任何一个地方采访前，都应该向当地的政府部门提交正式的申请；不过现在几乎没人会乖乖地遵守这个规定了。通常，没有申请也不会遇到什么麻烦，只是偶尔会有人因此而被拘留。我认识一个英国记者，他被拘留时身上带着机密的政府文件，那是他在刚刚进行的采访中获得的。有人向警方透露了这个消息，当警察抓住这个记者的时候，一整个电视摄制队就在现场等着。警察成功地搜查出了文件——又一个外敌被抓住了。这才是货真价实的拘留：警察满足于抓到了违反法律的人，记者至少知道他的采访做得挺深入，以至激怒了政府。
在中国，我有两回从公厕走出来的时候被警察给逮住了。一次是在福建省，当时我正在出外采访，我要写的报道一点儿也没有敏感的话题；一次是在甘肃，我只是随意游荡，不经意地闯入了一个恰好和外国人有密切关系的县城。没人会从那些拘留中得到满足感。理想化的情况是彼此间有一种相互对抗的气氛：记者追求真相，警察维护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但一外国人在某个和外来者有关系的小镇撒尿而被捕，这很难让人产生什么积极的想法。
最糟糕的部分是看着人们如何一步步地认清事实。起初，警察们通常会很兴奋，审问进行得很快。但过了一会儿，他们就逐渐意识到，这外国人只是不知道他做了什么而已。有时，我最后会从他们眼中读到同情。
同时，我通常会在被拘留以后，对当地有了更多的了解。在西坨古，村民们在消费者中心随意出入，还和我聊天，看管我的官员也不管。村民们告诉我说，西坨古有8百人，栗子是当地最能赚钱的庄稼。四月是一年里最好看的鱼粉，两周之内，杏树就全都开花了。人们唯一不会回答的问题就是他们投票选了谁。每次我问一个村民这个问题，他的神情就严肃起来：“这是个秘密。”
有个老人建议我写一篇关于西坨古的报道。“如果你把这儿形容得很美丽，游客就会来了。”他说。“我们可以把它变成旅游景点。”
我说我会好好考虑一下。过了一会儿，一个官员打开了抽屉，拿出了麦克风。他的声音透过村子的扩音器嗡嗡作响：“现在离12点还有10分钟！如果你还没有投票，请抓紧时间！过了12点就截至投票了！”
阳光正灿烂，此时把一个外国人关在消费者中心，看起来是一件毫无必要而又残忍的事。我走了出去，那个官员跟着我。
“请你回来。”他说。
“我不想回去。”我说。“这儿更暖和。”
他看了看另一个正在处理投票箱的官员；那个人耸了耸肩，没有管我。我就走到阳光底下，和一个老太太站在一起。
“消费者中心是做什么用的？”我问她。
她说：“如果你买东西受骗上当，你可以去那儿投诉。”
12点整，最后一个投票的人跑向投票箱。官员和他争论了一会儿，最后同意让他投下选票。一辆警车驶来，在烟尘中停下。村民们一下子安静下来。我听到人群里有人在小声地议论。“他们来干什么？”
“怎么回事？”
“是那个外国人！”
人群往前涌。四个人从警车上下来。我转身回去拿我的背包，其中一个朝我大吼：“别想到其他地方去！”
“我只是去拿我的背包而已。”我说。忽然，我感到非常疲惫，每走一步，身上的沙子都弄得我浑身发痒。车开走的时候，村民们看起来全都非常严肃。
沿着土路是一列细细的白杨树，土路旁是一条已经干涸的小溪，一直穿过山谷。其他的村庄看起来一片死寂，我们在路上遇到的第一辆车是另一辆警车。两辆车都停了一会儿，然后第二辆警车掉了个头，跟着我们走。我想知道为处理这个满身沙尘的外国人，到底派出了多少警力。
道路崎岖不平，我们有三个人坐在车后面，被颠得左摇右晃。他们让我坐在中间。一个坐在前面的警察转过头来。
“你什么时候到这儿来的？”
“昨天。”
“你为什么到这儿来？”

返回书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