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导师师长陈嘉祐，辖余泽篯、李蕴珩两个团。
炮兵团长谢慕韩。
第二军合共兵力步兵11个团，炮兵一个团。
第三军军长朱培德。
第七师师长王均，辖曾万钟、万人敌、彭武扬三个团。
第八师师长朱世贵，辖韦杵、祝膏如、李思愬三个团。
第九师师长朱培德兼，辖顾德恒、李明扬两个团。
宪兵营长武宣国。炮兵营长张言传。
第三军合共兵力步兵八个团，炮兵、宪兵各一营。
第四军军长李济琛。
第十师师长陈铭枢，辖蔡廷楷、范汉杰、戴戟三个团。
第十一师师长陈济棠，辖香翰屏、余汉谋、黄震球三个团。
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辖缪培南、黄琪翔、许志锐三个团。
第十三师师长徐景唐，辖云瀛桥、陆兰培、陈章甫三个团。
独立团长叶挺。
炮兵营长郭思演、薛仰忠。
第四军合共兵力步兵13个团，炮兵两个营。
第五军军长李福林。
第十五师师长李群。
第十六师师长陈炳章。
独立第一团长梁林，第二团团长林驹。
第五军合共兵力步兵八个团，炮兵一个营。
第六军军长程潜。
第十七师师长邓彦华。
第十八师师长胡谦。
第十九师师长杨源浚。
炮兵营营长莫希德、罗心源。
第六军合共兵力步兵九个团，炮兵两个营。
第七军军长李宗仁。
第一旅旅长夏威。
第二旅旅长李明瑞。
第三旅旅长伍廷扬。
第四旅旅长黄旭初。
第五旅旅长刘日福。
第六旅旅长韦云淞。
第七旅旅长胡宗铎。
第八旅旅长钟祖培。
第九旅旅长吕焕炎。
第七军合共兵力步兵18个团，炮兵两个营。
第八军军长唐生智。
第二师师长何键。
第三师师长李品仙。
第四师师长刘兴。
教导师师长周斓。
第五师师长叶琪。
鄂军第一师师长夏斗寅。
教导团团长周荣充。
炮兵团团长王锡焘。
第八军合共兵力步兵22个团，炮兵一个团。
北伐军出师时，后方之巩固布置分为七个警备区，直隶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其配置情形如下：
潮梅警备司令由第一军军长何应钦兼，驻军汕头。
广属警备司令由第廿师师长钱大钧兼，驻军广州。
惠属警备司令由第十八师师长胡谦兼，驻军惠州。
韶属警备司令由第二军教导师师长陈嘉祐兼，驻军韶关。
肇属警备司令由第十三师师长徐景唐兼，驻军肇庆。
钦廉警备司令由第十一师师长陈济棠兼，驻军北海。
琼崖警备司令由第十一师第卅四团团长许志锐兼，驻军琼州海口。
中国国民党为出师北伐宣言，全文如下：
“中国人民之困苦，至今日而极矣！以言农人，则血汗所获，尽供兵匪之掠夺，预征特捐，有加无已，终年辛苦，不得一饱，鬻田卖牛，浸成失业，此犹侥幸者也。至如直、鲁、豫、京兆等省区之农人，则兵匪所过，村里为墟，老弱死于沟壑，壮者多被俘掳，男为牛马，女被奸淫，其或能逃出虎口，幸保余生，亦不过惶惶如丧家之狗，不操下贱之业，即作他乡之鬼而已。以言工人，则终日劳作，所获仅能苟延生命，既无余资，又鲜保障，平时日日有失工之虞，灾患一至，不免沦于流氓之列，此时欲商无资，欲耕无地，不降为苦力，以逐渐消耗其生命，则直成饿莩而已矣。以言商民，则外被洋商售卖洋货、贩运土货之压迫，内受大小军阀土匪苛捐重税及明抢暗索之剥削，鲜能获什一之利，而频蒙亏本之灾，驯至小资生意，不堪损失，倾家荡产，比比皆是。以言知识界，则教者恒以薪金久欠，徒忧哺啜而不能传其智能；学者每以匪患兵灾，断绝资斧，而无以进其学业，加以百业凋敝，虽属聪明才智之士，难免彷徨失业之忧；至于直、鲁、豫各省年年烽火，学校关闭，小学教员沦为苦力，青年学生，多成饿莩，更无论矣。其他如各省军阀部下之军人，则多数本系农人、工人为求生计而投军者，然而投军之后，不但生计仍无可托，且为野心军阀驱而置诸死地，大好热血，不用以靖国难，救人民，乃徒以受军阀豢养之故，反用以屠杀人民，为军阀争功名求富贵，世间惨事，敦有过于此耶！至于经营工业之企业家，在从前固为社会上之富裕者，然至今日，则销场不佳，利益全无，工厂停闭，成本呆滞，即或勉强开工营业，而困于苛税勒捐无法支持，则不投降于军阀，而乞灵于洋商，不但事业已非我有，资本且丧失大半矣！总而言之，居今日之中国，除少数军阀官僚买办财阀之外，全国人民，入则有老弱待哺之忧，出则无立业谋生之地，行则逢掳身丧命之变，居则罹举家冻馁之祸，灾害深于水火，困苦甚于倒悬，凡此皆帝国主义之侵略，及卖国军阀之窃权所致也。帝国主义在经济上之侵略，其剥削之巨，岁辄万万，数十年来，未尝或息也。迄今中国之人民膏血已尽，仅有皮骨，彼为债主，我为债户；彼不劳而坐获，我终日充牛马，彼为经济的主人，而操命令指挥之全权，我为经济之奴隶，而居被驱使之地位。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剥削中国之不足，更在政治上利用万恶之卖国军阀，造成笔难尽述之罪恶。帝国主义者，既使军阀窃取政权，又使军阀盗卖国家；既使军阀永演阅墙之争，令吾民受尽兵刀之苦，更嗾使军阀压迫革命运动，欲吾民永无自决之日；既使军阀式的政治发生土匪，更使土匪变成军阀；军阀生生不已，人民困苦无穷，以军阀为刀俎，以吾民为鱼肉，如此则无怪乎中国农民不能安于乡，工人不能安于市，商民不能安于行旅，知识界不能安于校舍，军阀下之军人，恒辗转惨死于连年之内战，甚至经营工业之企业家，亦惴惴一日不能安其生也。帝国主义侵略之程度日益加深，军阀之暴虐日益加甚，则中国全国人民之困苦，自然日益加重。近者北方军阀混战经年，北京政府已不存在，我中国中部及北部人民，不但无好政府，而且亦无恶政府；不但无从减少既有之痛苦，亦且无法减轻新痛苦增加之速度；继此以往，指顾之间，不难使数千里土地，变为荒墟，数万万人民，化为虫沙，岂但政治的及经济的奴隶而已。本党丁此时机，熟察前因后果，深知中国人民困苦之根本原因，在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卖国军阀，深知目前中国之唯一需要，在建设统一政府。统一政府成立，则外足以抵抗帝国主义之恫吓压迫，内足以绝军阀之祸国殃民；统一政府不成立，则外祸益烈，内乱益甚，中国人民之困苦，亦将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中国人民将无噍类矣。本党从来主张用和平方法，建设统一政府，盖一则中华民国之政府应由中华人民自起而建设，一则以凋敝之民生不堪再经内乱之祸，故总理北上之时，即谆谆以开国民会议解决时局号召全国。敦知段贼于国民会议，阳诺而阴拒；而帝国主义者，复煽动军阀益肆凶焰，迄于今日不特本党召集国民会议以谋和平统一之主张，未能实现，而且卖国军阀吴佩孚得英帝国主义之助，死灰复燃，竟欲效袁世凯之故智，大举外债，用以摧残国民独立自由之运动。帝国主义者复饵以关税增收之利益，与以金钱军械之接济，直接帮助吴贼压迫中国国民革命，间接即所以谋永久掌握中国关税之权，而使中国经济生命，陷于万劫不复之地。吴贼又见国民革命之势力日益扩张，卖国借款之狡计势难得逞，乃一面更倾其全力，攻击国民革命根据地，既勾结匪徒，扰乱广东，又纠集党羽，侵入湘省，本党至此，忍无可忍，乃不能不出于出师之一途矣。本党敢郑重向全国民众宣言曰：中国人民一切之困苦总原因，在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及其工具卖国军阀之暴虐，中国人民之唯一的需要，在建设一人民的统一政府。而过去数年间之经验，已证明帝国主义者及卖国军阀实为和平统一之障碍，为革命势力之仇敌，故帝国主义者及卖国军阀之势力不被推翻，则不但统一政府之建设永无希望，而中华民国唯一希望所系之革命根据地，且有被帝国主义者及卖国军阀联合进攻之虞。本党为实现中国人民之唯一的需要，统一政府之建设，为巩固国民革命根据地，不能不出师以铲除卖国军阀之势力。本党为民请命，为国除奸，成败利钝，在所不顾，任何牺牲，在所不惜。本党惟知遵守总理所昭示之方略，尽本党应尽之大职，宗旨一定，死生以之。愿全国民众平日同情于本党之主义及政纲者，更移其平日同情之心，进而同情于本党之出师，赞助本党之出师，参加本党之作战，则军阀势力之推倒，将愈加迅速，统一政府之建设，将愈有保障，而国民革命之成功，亦愈将不远矣。”
二四三、唐生智加入国民革命军
吴佩孚久攻南口不下，最后靠了奉军和直鲁联军的大力相助，才算解决了这个僵局。他在北方既不得意，在南方也走错了路，因为他既不和广东的革命势力合流，又逼迫唐生智投靠革命阵营。
湖南问题是当时南北之间的一个烫手的洋山芋，袁世凯和段祺瑞时代都在湖南问题上栽了跟斗，袁、段不能解决的问题，吴佩孚如今二次出山，本来就是强弩之末，当然更解决不了湖南问题。吴的谋士张其锽屡次劝吴说：“唐生智虽然不足惧，可是他如果投靠了广东，其力量就不可侮，因此纵然打下了长沙，打到了衡阳，可是湘省的局部问题将演为南北问题，这是不可不重视的。”吴则小视了湖南，他过去以衡阳撤兵而崛起，每次处理湖南问题都得心应手，这次再起也是起于湖南，他认为别人对付湖南有麻烦，可是他却迎刃而解，所以他对湘事自行其是。
15年4月25日他派叶开鑫为讨贼联军湖南总司令，贺耀祖为湖南省长。
5月2日叶开鑫军进攻长沙，唐军措手不及，由长沙退衡州，叶部分六路追击唐军。
叶开鑫、贺耀祖等都热切希望赵恒惕能遄程返湘，主持全省大政，因此在长沙攻下后，叶即电湘省耆绅转达吴佩孚，请勿下叶督湘、贺长湘的命令，同时通电迎赵讨唐。
5月8日叶开鑫入长沙，委王隆中为湘南招抚使，俾收编唐生智的军队。
湘军一、二、三师组成护湘军，推赵恒惕为总司令，贺耀祖为总指挥，赵未回湘前由叶开鑫代理总司令，贺耀祖亦以护湘军名义拥赵讨唐，其致赵电略谓战事扩大，非得钓座速归主持，不足以靖湘乱。
赵恒惕自赴上海后，湘省和各方均敦促赵出山，他坚决表示不愿回湘，孙传芳在南京曾热烈相邀，赵遂赴宁小住，孙也促赵回湘主持一切，且电吴说：恢复赵的湘督，于联省、联军、联防俱有禅益，乞一致敦促。
赵恒惕曾有电到广州给国民政府，主张所有客军都退出湘境。因为自唐生智退守衡州后，广东方面即决定出兵援唐，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派戴岳、张赞化、李明扬各军兼程援湘，并令白崇禧、夏威率桂军入湘。
15年6月2日唐生智在衡州取消代理湖南省长的名义，正式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中路前敌总指挥。
湖南省局部之争促成了提早国民革命军北伐。
唐生智获得革命军助阵后声势为之大振，15年6月中旬反攻屡为得手。叶军反胜为败，退据湘乡、湘潭。叶开鑫拟赴前线督师，吴佩孚电派末大霈、王都庆、唐福山为援湘军三路总司令，彭汉章为湘黔边防督办，令彭助叶攻唐。怎知这时彭已向国民政府输诚，通电谓已率全体部属移驻黔东，请政府予以正式名义改编，听候调遣。
这时候吴尚在长辛店，不肯回师南向，他狃于过去湘鄂之役的胜利，低估了革命军力量，只为贵州有袁祖铭，江西有邓如琢，一旦革命军入湘，恰恰陷于左右两翼的包围中，同时也没有海军为江面上的掩护，使长沙和岳州都无法攻也无法守。所以他仍在做“四次征湘”的迷梦。吴佩孚对现状缺乏认识，过去湘军援鄂之役，对吴军没有作战的决心，又因和谈错过了一鼓直下武汉的机会，遂使吴军一举而败湘军。如今唐生智的湘军虽然有限，可是唐军之后尚有养精蓄锐的革命军。这支生力军是初生之犊，都抱有气吞斗牛，灭此朝食的勇气。过去吴的部队是基本部队，同时，北方完全是直系的天下，后路源源接应，而这次吴手下只是些杂牌军队，既不能打，又不愿打，今昔异势，吴竟茫然不自知。
长沙再陷于唐生智军攻击中，赵恒惕在各方敦促下，于6月20日偕陈强、梅馨等抵汉口，叶开鑫闻赵抵汉，即驰电欢迎赵即日返湘主持一切。贺耀祖亦派代表到汉口迎赵。赵则分电叶、唐等，劝息兵停战，以免地方糜烂。
吴佩孚获知赵恒惕已抵汉口，即电赵请其尽速解决湘局，以便攻粤，对唐剿抚悉听主持。
6月27日援湘军将领林虎等30余人公宴赵恒惕，席间亦一致敦促赵出山领导湘事，赵则表示湘人苦战，必须各方罢兵言和，始愿出山。
孙传芳有个、寝两电致广州的国民革命军，一则曰：湘人治湘历有年所，炎午返湘，必能息事宁人，南师北旅均宜互相约束，对于湘战严守中立，免致引起纠纷。一则曰：炎午回湘，当能调解一切，如双方减除误会，将湘事一任湘人自为，则前途皆相安于无事。至赣邓（琢如）调军窥粤之说，必系传闻之误，吾兄若将赣边粤军撤回和璞，必能阖境自安云云。
7月1日赵恒惕答宴湘鄂军政界，于是外间盛传鄂、赣、川、黔、粤，桂各军共推赵为总司令。孙传芳亦派代表抵汉谒赵，吴佩孚亦派符定一回汉与赵商湘事，吴并电鄂督陈嘉谟，令陈转达援湘各司令，一切听赵之命令。
国民革命军亦积极增援唐生智。
赵恒惕于7月初由汉口赴长沙。国民革命军于7月5日
电赵，劝赵改图讨吴，电云：
“长沙赵炎午先生鉴：日前接诵快电，兹闻已抵长沙，深为感慰，三湘为革命策源地，自湘与粤不同调，西南之团结破裂，北洋军阀愈无忌惮，比年以来，无岁不战，西南各省受其构煽，迄无宁日。联省自治之说只可涂饰一时之耳目，然而国家则将深受其祸矣。此次湘省战祸全为竞秋（叶开鑫号）受吴氏之伪命所构成。吴氏抱武力统一之迷梦，不惜倒行逆施以遂其大欲。其对于西南将士，几如帝国主义之对于殖民地之酋长，使其自相残杀为唯一妙计。竞秋之于梦潇（唐生智号），即认为兄弟阋墙之争，亦何至遽背全省人民之公意，悍然引吴军入室乎！先总理曾誓师北伐以讨曹吴，今吴氏复起，中正必继先总理遗志以讨之。公本革命党人，从前历史必不肯轻弃，宜以国家与民族之自由独立为重，吴氏之个人感情为轻，幡然改图，共讨国贼。竞秋处曾致忠告，倘得鼎言促其觉悟，为讨吴先驱，共雪嘉鱼之耻，则湘省之战立止，国民革命亦得以完成，全国人民实利赖之。蒋中正。”
北阀的兵力很单薄，革命军不过10万人，包括海军舰队一队，空军飞机一队。这样的兵力和任何一个北洋军阀相比较，都是比不上的。所以在作战的方针上，北伐军对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大军阀采取各个击破。在军事目标上选定了吴佩孚为第一目标，孙传芳为第二目标，张作霖为第三目标。同时在首期作战时特别提出打倒吴佩孚，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的口号，从事政治作战。
吴佩孚既然轻视革命力量，加上他本身又是拼凑成军，在南方的兵力亦不雄厚，计有湘鄂边防督办李济臣所属驻守汩罗江北岸平江、通城、岳阳、澧县及鄂西之部可供调遣者约3万余人。陈嘉谟所部鄂军随时可供策应者亦约3万余人，湘军叶开鑫所指挥者亦约2万余人。至谢文炳、唐福山、马济、沈鸿英等部虽约有10万之众，不过谢、沈已溃不成军，唐福山军战斗力亦极薄弱。所以国民革命军和北洋军比较，虽然众寡悬殊，不过革命军是以一当十当百，而北洋军则是强弩之末，不堪一击，虽人多势众，却无作战力量。
二四四、吴佩孚痛失湘鄂
湖南战局是革命军北伐的首次出师，15年5、6月间，第七军钟祖培旅及第四军叶挺之独立团进抵衡阳、安仁地区，遂使唐生智部在衡山、金兰寺及绿田、龙家湾等处之危急情势消失。6月上旬湘军在上述地区战斗不利，退守涟水及综水北岸。6月下旬革命军第四军之第十、第十二两师集中安仁，第七军之第二、第七，第八等三旅亦已到达永丰附近。
吴佩孚这时还在南口，深知湘局严重，遂令原来计划分四路兵力援湘的宋大霈、王都庆、唐福山，董政国等部增援，并令航空队率飞机两架及兵舰十余艘入湘备战。吴因自己一时不能南下，所以责成叶开鑫部能保有醴陵、湘潭、湘乡之线以待北军来援。不料革命军势如破竹，以雷霆万钧之力迅速集中进迫。湘军处境恶劣，直系在南方的乃急电吴南下，吴因南口战事不能分身，乃电鄂督陈嘉谟：“北方战事吃紧，自身万难南下督战，务请与李倬章、董政国、宋大霈等和衷共济，协助御敌，勿令敌军侵入鄂境。”
吴本希望征服全湘以进军西南，其后形势日非，则希望保持原来阵线以图进展，现在则希望在湖南作战，不使革命军进入湖北。
北伐军决定在湖南提早发动攻击，期一举规复长沙，打通北伐之路，任命唐生智为北伐前敌总指挥，令第四军陈铭枢、张发奎两师主力分攻醴陵、株州。第八军李品仙师及周斓教导师与鄂军夏斗寅师担任涟水正面佯攻，以牵制敌方兵力。以第八军之何键师及刘兴师与第七军之钟祖培旅为主攻部队，攻击潭市及娄底，进而压迫敌人于湘潭湘乡及宁乡，最后会攻长沙。预定7月5日开始攻击。
7月11日革命军李品仙师攻占长沙。
8月12日，蒋中正移驻长沙，主持进攻武汉的部署。决定分三路进军湖北：
中央军以武汉——武胜关为作战目标；
右翼军以南昌——九江为作战目标；
左翼军以荆、沙——襄阳为作战目标。
8月16日，蒋中正在长沙发表讨吴宣言。
8月15日起援湘军在汩罗河与吴军大战，援湘军突破汩罗江防线，相继攻占通城、岳州，五里牌、羊楼司等重要地点，吴军溃不成军，纷纷退入鄂省，向羊楼洞、赵李桥集中。鄂督陈嘉谟亲率第十三混成旅及廿五师改编之一团，开赴汀泗桥增援。
15年8月21日吴佩孚在保定接李倬章等急电乞速南下，而北方战局已告一段落，乃命齐燮元代总司令留长辛店处理一切，吴亲率陈德麟、刘玉春所部南下。23日由保定乘火车南返，24日抵郑州，途过郾城，先召开防务会议，25日抵汉口大智门车站，才下车即获悉一片败讯，前方藩篱尽撤，大为震怒。立即在督署召开军事会议，这时汉口空气非常紧张，租界堆布了沙包，房租一天天飞涨，汽车、马车、洋车满戴箱箧像潮水般流入租界，尤其是有财有地位的人跑得最快。吴在军事会议上痛斥各路将领，并宣布以刘玉春为联军第八军总司令，并严令李倬章等收集岳州、平江、商域败退各军坚守汀泗桥要隘。
8月20日吴亲率刘玉春和陈嘉谟抵咸宁。这时蒋中正亦统率革命军抵达岳州，吴军和革命军在汀泗桥大战，吴佩孚亲临前线，令营务执法总司令赵荣华组织大刀队分八路把守各要口，监视各军，遇有退缩官兵即一刀一个，人头滚滚，一日之间杀了退却的团营长九人，逃兵正法者不计其数，对于没有战意的北洋军，稍挽颓势。
吴佩孚自己立于猛烈的炮火中，刘玉春紧紧地追随他。除了大刀督战队而外，又有机枪督战队。这场大战真是杀得昏天暗地，日月无光，这是北伐军讨吴战役中最激烈的一场战役，如果不是革命军英勇奋战，前仆后继，则吴的这一套战术会守得住的。无如吴佩孚的运气太坏，他遇上的是勇武无敌的革命军，战局稍稍稳定，吴率军回鲇鱼套，飞调海军集中待命，并催援军火速开到武昌来。吴仍在火车中设置他的总部。
有人向吴密告，说汉阳不稳，刘佐龙勾通革命军，吴不相信。前线又传败讯，援军迟迟不来，海军又不及调度。刘玉春从前方败了下来，直挺挺地跪在地下，满脸淌着热泪说：“我对不起大帅，我的人死了一半，请大帅把我正法吧！”吴正据案草拟反攻命令，获知前线败讯，乃停笔叹了一口气说：“好，你起来吧，你是尽了最大的力量。现在你仍回前方照料，我决定死在武昌了。”他最后一句话声音沙哑，神情惨淡。
吴佩孚撕了反攻计划，决定死守武汉三镇。他下了三道命令：
（一）任命高汝桐为汉阳防守司令；
（二）任命刘玉春为武昌城防司令；
（三）任命靳云鄂为武、阳、夏警备总司令。
吴佩孚虽然用大刀督战队和机关枪督战队，可是兵败如山倒，溃兵退却像打冲锋一样。贺胜桥不守，前线距离吴的司令部越来越近，溃退的北兵竟向吴的火车开枪，打死了一名副官和两名卫队。
吴忍痛接受了失败的命运，不再阻挡退兵，下令设立水陆溃兵收容所，并在蛇山和龟山架设大炮以资防守。吴身边除了刘玉春是一员战将而外，四顾已无可用之将，吴本已不用靳云鹗，可是靳到底还是一员战将，所以临危又起用了他。
在战火告一段落时，刘玉春满头大汗地跑到吴的火车司令部来，仍然直挺挺地跪下，流着眼泪说：“大帅，一切都不成了，这些败兵已经丧魂落魄，靠他们守最后一道防线是不济事的。”吴岸然说：“我绝不放弃武昌，我吴子玉宁肯死在战场上也比死在床上好。”刘慨然站起来挺胸大声说：“大帅不能死，刘玉春愿代大帅守武昌，刘玉春为大帅战死，死也瞑目。”吴猛然双泪夺眶而出，他提拔过不知多少封疆大吏，可是事到危急，竟无一人敢挺身任事，面前这名爱将本是一个无名之辈，却忠义薄天，他慨然说：“事情都坏在岘亭（陈嘉谟）手里，我不许他走开，要他同负城防责任。”
刘玉春当年48岁，是河北省玉田县人，一副北方人高大魁梧模样，头发带着灰白色，他原是第八师第十五旅旅长，第八师本驻守宜昌，并非吴佩孚的基本队伍。吴命寇英杰攻河南时，调第八师为正面进攻部队，刘玉春率三团人参加。前面曾叙述过蒋世杰坚守信阳，而进攻部队就是刘玉春，两人可算棋逢敌手，将遇良材，信阳攻下后，寇英杰委刘为信阳警备司令。
蒋世杰死守信阳，使刘玉春印象深刻，这也给他死守武昌增加了信心。吴再起后，左右都是不堪一战的衰兵懦将，刘不失为燕赵慷慨之士，因此吴提升刘为第八师师长，继而又升他为第八军军长，吴北上时就把刘的三团编为卫队旅，用为亲兵。吴南下时又调这三团驰赴前线汀泗桥，所以当时人称刘玉春是吴身边的赵子龙，其实吴、刘的关系就只是这么短。
汀泗桥之战，刘玉春的三个团长都战死，卅39个连长只剩五个，士兵死伤过半。
刘玉春对吴有知遇之感，慷慨独任死守武昌之责。
武汉是中国的心脏，长江和汉水的交叉点，京汉和粤汉铁路的衔接处，华中水陆交通的要冲，东连吴越，西通巴蜀，南接岭表，北带中原，自古即为政略战略必争之地，左有鄱阳湖和洞庭湖，右有汉水和襄河，是长江中游的一个盆地，适合守势的持久战。
吴佩孚决定死守武汉，而革命军追击吴军时被水淹阻滞，遂使吴军能从容渡江北逃，一部分退入武昌城内。
15年8月底，革命军沿铁路正面近迫武昌城郊，并向汉阳挺进。
武昌城内的吴军有刘玉春的第八师，吴俊卿的第三师和鄂军第二师的一个营，第廿五师的一个团，第一旅的一部分；守备汉阳、汉口的是高汝桐的第十四师，在武汉上游屯口和金口一带则有叶开鑫的湘军残部及娄云鹤旅的一部，又在武汉下游阳逻，黄州一带则为马济的武卫军及任应歧的豫军第十师。襄河方面自蔡甸至沙洋一带有刘佐龙的鄂军第二师和阎日仁的豫军第二师。此外尚有王献臣的河南游击队，张占鳌的十三混成旅均集结于汉口附近，自北方调来的毅军约四个旅，集中于广水、花园一带积极备战。
9月2日吴佩孚渡江回到查家墩司令部，靳云鹗已应召由鸡公山抵汉，毅然以坚守武汉三镇为己任。这时武昌城上用望远镜可以看到革命军在龟山的大炮。龟山在汉阳，其大炮向武昌郊外轰击。
吴恃长江为天堑，所以对大局尚不绝望，他在炮声隆隆中，一会儿渡江到武昌，一会儿回到汉口，夜不交睫，席不暇暖，这是他一生中最辛苦的时代，也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一战。他当时的兵力如下：
总司令吴佩孚驻汉口查家墩。
武、阳、夏警备总司令靳云鹗驻汉口。
湖北督理兼陆军第廿五师师长陈嘉谟，驻汉口、武昌。
湖北暂编第一师长宋大霈由湘境退鄂。
湖北暂编第二师长刘佐龙驻汉阳、蔡甸。
湖北暂编第四师长陈德麟驻武汉。
陆军第七师长王都庆由湘境退鄂。
陆军第八师长刘玉春由信阳调来。
陆军第十四师长高汝桐驻汉阳、汉口。
河南第二师长阎日仁驻襄河方面。
河南第三师长吴俊卿由河南巩县调来。
河南第十师长任应歧驻阳逻、黄冈方面。
第十三混成旅长张占鳌驻武汉。
武卫军马济驻阳逻、黄冈方面。
汉黄镇守使兼水上游击司令杜锡珪驻汉口。
浚滑游击司令王献臣驻武汉。
湘鄂边防军司令兼援湘总司令李倬章驻湘鄂边境。
援湘副司令董政国驻湘鄂边境。
湘军总司令叶开鑫驻武汉、上游。
海军江防舰队驻汉口，江防舰队有军舰十余艘。
毅军约四个旅驻花园、广水。
9月6日清晨，吴佩孚同幕僚在汉口查家墩总部树林中，席地而坐，正谈论前方战况时，忽有炮弹数枚，自龟山方面飞来，落于院内荷花池里，大家极为惊讶。初时据报，说是自己的炮，调错了方向；继则说是刘佐龙师叛变。吴遂率总部各处官佐及卫队一团，登车北上。
吴自汉口仓皇败退，武昌的守城重任便落到刘玉春的身上。武昌守将刘玉春毫无问题是北洋时代一个特殊的军人，他既能打仗又忠于长官，他对吴佩孚有知遇之感，所以死守武昌。
15年10月间，吴佩孚已退出武胜关外，江西南昌已发生争夺战，外面形势日非。而武昌城内尽是败兵之将，在刘玉春所指挥的守城部队万余人中，他直属的第八师只有2000人，别人天天要降，刘则坚持要与城共存亡。他认为吴大帅如此赏识他，他无以为报，奉命守武昌，不能让武昌城断送在他手上。因此，当城外炮火震天，军心离散之际，他一方面要布置死守，一方面还要分出兵力来监视城内杂牌军的行动。
革命军没有用重炮攻城是为了城内居民的生命财产着想，所以经由商会和英领事居中调停。刘玉春为了缓和革命军的进攻，所以虚与委蛇，暗中却天天和吴佩孚、孙传芳通消息，企望他们能来援救，待援不到，就打算一死。
当时武昌城内尚有居民十万，革命军与城内杂牌军互通声气，馈以香烟和大米饭，城内粮尽援断，见到这些恩物，如获至宝，于是战意更见消沉。刘玉春伤脑筋的，是杂牌军军纪太坏，诛不胜诛。
10月10日武昌城攻破时，刘登蛇山指挥守军死战，战至全城守兵尽降时才被身边的于旅长把他生拉活扯地拉到文华书院，卒被革命军擒获，解往第四军司令部。
蒋中正以刘不失为忠勇军人，下令优待。刘的囚室中有茶、有烟、有卧具，刘的手足也没有上刑具。
革命军攻下武昌后，新闻记者前往采访新闻，顺道访问战俘，其时陈嘉谟亦被俘，与刘囚禁一处。记者们见到这两大战俘时，陈嘉谟垂首不语，刘则慨然而语：“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自问对得住吴大帅，只是觉得太对不住老百姓了。我陆续打开汉阳门放他们出城，由于难民太多，每天只能放出2000人左右，且争挤淹死的很多，我听了很是伤心。”记者问他是不是反对革命，他说：“今天我已战败，还谈得上反对不反对，我只是凭良心说话。吴大帅主张也许不对，但人格很高，对我更有知遇之恩，我所以明知不能守而要苦战，就是报答吴大帅。我自知殃民危害地方，一死不足以谢罪，今既被俘，把我的肉一片一片割下来赎罪吧！”
刘一边说一边做割肉的手式，新闻记者听了他的话，几忘其为反革命之战俘，却佩服其忠义之气概和视死如归的人格。
北伐军以宽大为怀，陈嘉谟和刘玉春都获释。刘回天津贫困无以为生，落拓而死。
吴佩孚在武汉苦战，望孙传芳之援如大旱之望云霓，然而孙传芳则按兵不动，坐观成败。
孙传芳是王占元的部将，他在王占元下面并不得意，他的崭露头角完全是吴佩孚所提拔，这是民国10年湘军援鄂之役，当时孙是败军之将，却为吴所看重。
当民国九、十年间，王占元在北洋军人中和吴佩孚不相上下，仅次于曹锟、张作霖两巨头。湘军攻鄂时，王在湖北不堪一击，乞援于吴，吴虽派萧耀南来援，却袖手旁观，坐待王占元的垮台，乘机攫取了湖北。此后吴虽重用孙，孙则认为江山是自己打的，对吴仅有互相利用的关系，无所谓知遇之感。所以当吴独力抵挡革命军的攻感时，孙暗自欢喜报了当年萧耀南按兵不动，坐视王占元失败之仇。孙还有一个妄想，在直系中，曹锟倒了，现在吴佩孚又一蹶不振，此后直系便唯“孙”独尊了。孙传芳希望吴佩孚和革命军两败俱伤，他便可以渔翁得利，独霸中原。
吴佩孚做梦也想不到孙传芳有这种心理，他以为孙是他提携的，同属于直系，又同是山东同乡，不只是这些，退一步来说孙传芳即使只认是友军，过去吴也有恩于孙。过去孙由湖北假道江西打到福建，再由福建打到浙江，再由浙江打到南京，造成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地位，吴认为多少得到吴的支持；当孙传芳进军浙江时，夏超和周凤歧作了内应，这两人和吴暗中早有联络，因吴的关系才推到孙身上；当孙部与奉军杨宇霆、姜登选作战时，苏皖将领陈调元、白宝山、马玉仁等也和吴早有联络，如果不是他们包抄奉军后路，孙的一点点兵力怎能打奉军这样顺手。所以在吴认为对孙有恩，孙不致于坐视不救。可是在孙来说却不是这么想。
吴自称讨贼联军总司令时，孙亦自封五省联帅，以示和吴鼎足而立。
当孙击走奉军，收兵回南京时，竟唱起了“联省自治”的旧调，这个调子是吴最不喜欢的。从前湖南人唱省宪时，赵恒惕是吴的好友，吴尚耿耿于心；如今吴的同乡也唱起了，吴悻悻地说：“这简直是南腔北调。”吴曾派蒋方震到南京，代达吴的意愿，吴表示自己主张武力统一，但反对穷兵黩武，不过为了统一不能不使用武力，这所谓的武力是促成统一的工具而不是制造战争的工具。他不赞成打广东，只一人（指冯玉祥）在所必打，同时他反对借外债打中国人。蒋方震到南京把吴的话告诉了孙，孙的答复不着边际。
蒋方震是中国军事学权威，他敬慕吴的风骨，吴尊敬他的学问，两人惺惺相惜。
吴佩孚和孙传芳之间的恩怨，各有各的算法，由于记帐项目不同，因此貌合神离。吴认为尽管孙有孙的打算，自家人终是自家人，断无相争相斗之理，何况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孙总不至于会挖他的墙脚。
可是，孙传芳则认为吴已日落西山，早晚必倒，假手于革命军比自己动手省力。孙之不敢公然叛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孙的部下主张拥吴，如福建督理周荫人，江西总司令邓如琢以及夏超、周凤歧、白宝山、马玉仁等都是吴的信徒，孙虽高踞五省联帅宝座，可是如果公然反吴，这些吴的信徒捣乱有余，所以孙在事实上尽管不受吴的调度，可是表面上仍很恭顺，在电报上还是写：“玉帅钧鉴”。
浙江内部不是很稳定的，因为夏超和周凤歧都各有私心。夏超是民国初年浙江一霸，任谁在浙江督军任内都不能不迁就他。夏曾屡打密电给吴，诉说孙刻薄寡恩，言外颇有只要吴有令，他就可以自任去孙之责，吴则一再复电告诫夏勿妄动。孙和夏既然不和，孙亦有去夏之意，吴亦电孙劝他不要自相残杀，并保证夏不会反孙。吴的本意出于至诚，怎知却招惹了孙的反感，加强了孙去夏的决心，这都是吴不懂权诈的缘故。
齐燮元做了吴的讨贼联军副总司令，也招来孙的疑忌，因为齐燮元是老江苏督军，当然不会忘记六朝金粉之地，其实吴根本没有意思要齐回南京，只是孙有这种担心而已。孙还有一心病，就是吴和奉张的联合，孙以击走奉军而登上五省联帅位子，现在吴、张联合了，孙岂不日趋孤立！
吴、孙之间的旧帐越算越糊涂，因此有靳云鹗要和孙传芳合组“新直系”的传说。当吴军攻南口不下时，孙每天有电报报告湘中战况，大有自告奋勇之意。南口攻下后，吴把西北善后交给阎锡山和张宗昌，同时派专人密告孙说：“我由南口调五师南下，湖北除陈嘉谟一师留守后方外，尚有第六师可调。我一路沿湘鄂路应战，一路派海军由洞庭湖入岳州。请你出兵由铜鼓、修水直趋浏阳、平江以收夹击之效。我订某日南下，我抵之日最好兄亦到九江。”孙立刻回电说：“谨如尊命办理。”
吴信以为真，怎知吴的专车过信阳时，叶开鑫告急电如雪片飞来，而孙军却渺无音讯。吴到了汉口，孙还端坐石头城与江南名流为文酒之会。吴去电质问，孙以所部配备未就绪作答。苏浙人士纷纷告孙说：“联帅好整以暇，其如玉帅之朝不保夕何？”孙微笑而答曰：“玉帅最好的一条路是下野，让出一条路引诱南军冲杀过来。我有一个比喻，绳子卷做一团，刀砍不断，拉长了一剪便断，这是消灭南军的一个妙计。”
孙传芳便在南京做着这样的美梦！
二四五、北伐军底定江西福建
北伐军攻占长沙，奋战武汉，吴佩孚苦撑待援，孙传芳却按兵不动，坐观成败。他以五省联军总司令的身份，指挥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江西五省，他的锦囊妙计是等待革命军和吴佩孚军两败俱伤，他则以逸待劳，以静制动。
国民革命军北伐本是两路进军，一路出湖南入湖北；一路经江西入江苏和浙江。当革命军扬威两湖时，孙传芳乃以大军增援江西，企图分路向湘、鄂边境进侵，并将江西总司令邓如琢所部分为六路：第一路唐福山、张凤歧两部集中萍乡、宜春进犯株州、醴陵；第二路蒋镇臣部集中永新、莲花进犯荣陵、攸县；第三路谢文炳、陈修爵两路，谢部集中万载，陈部集中宁冈；第四路刘宝题集中宜春、抚州一带为总预备队；第五路杨如轩、杨池生部集中新城、大廋，进犯南雄；第六路赖世璜部偕同闽军进犯东江。
15年8月孙传芳颁发援赣计划，以皖军第三混成旅王普部为第一军，以苏军郑俊彦部为第二军，谢鸿勋部为第三军，浙军周凤歧部为第四军，皖军刘凤图部为第五军，并以浙江总司令卢香亭为援赣军总司令。9月1日孙联帅抵赣亲自指挥军事。
江西的赖世璜部在孙中山第一次北伐时，曾随同由粤入赣，本为革命部队。国民政府这次出师北伐时，乃派熊式辉赴江西策反赖世璜，宣达三民主义。熊式辉是江西安义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曾在日本陆军大学毕业，是一位谋略家，他衔命赴赣，只身前往，15年7月底行抵筠门岭，备受欢迎，他以扼要、简明和有力的辞句说服当地驻军参加革命，为三民主义而奋斗。8月初熊续往瑞金会晤赖世璜，赖在熊的剀切说服后，欣然愿意投效革命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第一师，仍由赖为师长，熊式辉为师部党代表。赖投效革命，接受国民革命军番号没有公开，因为这时候孙传芳已命令福建督理周荫人以重兵集结汀州、龙岩、上杭、永定、和平等地，赖氏如有异动，将腹背受敌，同时由于赖在表面上仍接受孙传芳和江西督理邓如琢的指挥，因此孙方的作战计划大体可以获知，赖以此转报驻军汕头的何应钦。
当北伐军向湘、鄂进攻时，为了保障其右侧背的安全，以及为了将来的进展容易，所以令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兼右翼指挥，迨赖世璜正式宣布起义后，即被委为第十四军军长，熊式辉亦升任军部的党代表。
8月22日孙传芳的援军先头部队已在九江登陆，向赣西推进，所以革命军为了制敌机先，决定乘孙传芳的援军未集中完毕前，主动地采取攻势。
9月3日革命军在李济琛指挥下进攻赣州，由于赖世璜起义，近水楼台，遂于9月6日占领赣州，杨如轩、杨池生两部狼狈逃窜。右翼军在朱培德指挥下亦于6日占领萍乡，10日占领宜春城，18日攻克高安。
革命军第六军程潜部于9月10日攻克高安，即向南昌前进，19日午后程潜亲率十九师袭占南昌，由于轻敌冒险，其他各军事前未有协同，孤军深入，孙传芳军自南浔路及樟树两方面积极增援反攻，程潜军力单薄，众寡悬殊，被迫退出南昌。
北伐军认为江西南昌的会战关系北伐全局，所以蒋中正由湘、鄂前线折回长沙，转道入赣，亲自督师。15年9月19日，他进抵萍乡，26日进驻新喻。由于孙传芳的援赣大军云集九江，似有西出鄂境扰袭革命军侧背的企图，北伐军乃抽调第七军李宗仁部集中大冶、阳新准备进攻九红。
孙传芳已由苏、浙、皖三省大集援军，编成五个方面军和一个总预备队。
以邓如琢部编成第一方面军，下辖唐福山、张凤歧、蒋镇臣、谢文炳、杨如轩、杨池生、陈修爵、刘宝题等部，担任樟树以南至吉安地区之作战。
以郑俊彦为基干，编成第二方面军，下辖李彦清、彭德铨、李良臣、杨赓和、梁鸿恩等部担任南浔路南段乐化、南昌地区之作战。
以卢香亭所部为基干编成第三方面军，下辖谢鸿勋、杨震东、刘士林、崔锦溎、李俊义等部，担任南浔中段德安、涂家埠、武宁地区之作战。
以周荫人所部编成第四方面军，在闽粤边境及赣南方面与北伐军对峙。
以陈调元所部编成第五方面军，下辖王普、刘凤图、毕化东等部，在赣北瑞昌及鄂东武穴、富池口、石炭窑一带活动。
以周凤歧部为总预备队下辖斯烈、陈光组两旅，驻守九江、湖口地区策应。
孙传芳自己则在九江口外的江新轮上坐镇指挥。
9月24日由熊式辉所率领的十四军两个团先克泰和，再克吉安，27日攻占吉水，其他各军协同前进，29日鲁涤平部进驻峡江。
9月26日李宗仁率夏威、胡宗铎两路军向瑞昌推进，29日向德安进攻，截断南浔路，30日攻克箬溪。
9月30日蒋中正进驻清江，10月2日攻占新淦城。同时在南昌方面万寿宫地区激战激烈。蒋中正再移驻高安，对南昌方面亲临前线督战，10月3日攻克德安，并对南昌形成包围。
孙传芳下令缩短防线，退守南昌，以重兵扼守牛行车站，构筑强固的工事，10月6日起至10日，南昌攻防战进行惨烈，而德安城和永修城也在孙军反攻后失陷。
孙传芳一直驻在九江招商码头江新轮上，他本定10月1日返回南京，因为江西战况紧张，孙的部下均要求孙暂缓启程，孙本人颇为犹豫，但下令集中兵力死守南昌。
坚守南昌的孙军是邓如琢的部下张凤歧、岳思寅、唐福山等部队6000人。而谢文炳、陈修爵两部则在东乡、广信；蒋镇臣、杨如轩、杨池生等部则在进贤，以与南昌守军互相呼应。由于孙军主力在南浔路，而革命军在南昌的围城战未能奏功，各军事先未能密切协商，只是单独作战，因此一直不能歼灭孙军主力，10月16日晨北伐军在鲁涤平指挥下乃从南昌撤围。
江西督理邓如琢所部在赣州、樟树一带遭击溃，邓本人则于樟树弃守时通电下野，其残部由蒋镇臣以前敌总指挥名义收容作战，但士气低落，战斗力远非昔比。
革命军自南昌撤围后，集中兵力准备先歼灭南浔路的孙军主力。孙部援赣部队3.5万人全部集中南浔路，自牛行至乐化为孙部第二方面军主力，涂家埠至永修、德安一带则为孙部第三方面军主力及第六方面军一部，马回岭至九江一带则为孙部的总预备队。孙部第五方面军则在瑞昌、阳新、武穴、田家镇方面策应南浔路方面之作战。在抚州、进贤、东乡方面的孙军蒋镇臣、杨池生、杨如轩、谢文炳、陈修爵等部虽经战败，仍保有1.3万余人。
孙传芳现在也开始了恶运，江西的战况不利，他欲行不能，革命军在武汉方面已攻占了武昌城，北伐左翼军已进逼沙市，福建的周荫人部则被北伐东路军阻于永定、松口；江苏的白宝山和浙江的夏超宣布了独立，不受孙传芳节制，现在孙传芳的处境比吴佩孚也好不到哪里了。
北伐军鉴于江西战局关系北伐前途，而肃清江西的孙军则在于对南浔路总攻击，以期一举击溃孙军的主力。10月28日蒋中正在高安行营亲自下达总攻击令，并颁布作战命令云：
“我军自出师以来，与贼鏖战于湘、鄂、赣之间者，三月于兹，吴佩孚军阀所部已被我歼灭，孙传芳军阀之主力亦已被我击溃，革命力量日益扩大，民众痛苦逐渐减除，因为先总理呵护之灵，实亦我将士奋斗之绩。风声所播，庆慰同殷。且我前敌官兵，辗转应战，艰苦备尝，甚至衣被不完，饘粥不继，乃能深明大义，益励坚贞，奋勇图功，杀敌致果，此本总司令尤深嘉念者也。迩来国内军阀冀图苟延残喘，遂合力以谋我，复勾结帝国主义者阴相援助，狡焉思逞，日甚一日。孙传芳尤为军阀现时重心，党国前途之障碍。故我军此次总攻击，务将孙贼势力迅速扑灭，使军阀余孽不至蔓延，即帝国主义者亦必震慑而不敢发，则时局方可成功。凡我革命军人，须知我不杀贼，贼必杀我，宁为玉碎，毋为瓦全，能抱最后之牺牲，方能博得最后之胜利，若纵寇长乱，功败垂成，不独贻羞天下，死且无葬身之地矣。懔之！勉之！此令。”
10月28日革命军在江西总攻击，迄11月6日，在南浔路的孙军主力全被击溃。
孙传芳于11月2日乘舰离九江返吴淞。其部队已溃不成军，仅有残留在南昌牛行车站及瀛上一带的郑俊彦部凭工事负隅顽抗，还有蒋镇臣、唐福山、张凤歧、岳思寅等残部固守南昌城和郊区。
11月3日南昌攻城开始，革命军士气如虹，前仆后继，白崇禧率军将苏军及唐福山两残部在滁槎附近完全缴械，又在马口圩附近俘虏李彦清、王良田以下官兵1.5万余名及械弹无数。革命军右纵队则将南昌城外蒋镇臣部6000余人缴械，南昌城内守军唐福山、张凤歧、岳思寅部及苏军共3000人竖白旗投降。革命军遂于11月7日占领南昌城，9日蒋中正进驻南昌，分兵规复瑞昌、九江、湖口、武穴。
革命军在进攻南昌时是采取孤立包围，断绝其外援，同时以主力击溃南浔路孙军的主力，最后迫南昌城内守军投降，比起对武昌战役的攻坚，损失少而战果大。
革命军在江西的空前胜利，对于孙传芳而言，打击非常惨重。
福建方面对革命军一直是很大的威胁，因为由福建进军粤东，从前陈炯明就是取这一条路，而福建是孙传芳的势力，当革命军在江西和孙传芳军大战时，福建的周荫人集中主力据守闽粤边境，对北伐军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周荫人的力量说小不小，也有六七万人，周以十二师师长兼福建督理。当孙传芳在江西作战不利时，即一再责令周荫人迅速率师进袭粤东，以牵制革命军。15年9月下旬周部张毅、刘俊、李宝珩、孙云峰、李凤翔分向饶平、大埔、峰市、蕉岭前进，周本人亦由龙岩进驻永定督师。
陈炯明在广东东江一带还有余党，无日不思再起，周荫人开始进迫粤东时，亦暗中接济陈部械弹，令其扰乱革命军后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