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2日第一次选举会召开，由于人数不足而流产。因此津派保派和国会中的大选派都慌了手脚，忙做一团，不知如何是好。13日晚小麻线胡同一所讲究的住宅中，大选派议员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如何促成大选问题，当时商订了几个办法：
（一）遣人分头疏通议员，由常会再定选举日期；
（二）电请各省督长，推定各该省国会议员一二人为代表，负责拉拢各该省代表出席；
（三）决定出席才发给出席费；
（四）津保两派所分别接洽的各政团，应采取刚柔相济的手腕；
（五）分派代表秘密南下，运动反直派中坚人物，予以特别待遇之条件，除了金钱上的承诺外，还答应政治上的优缺；
（六）如果以上各点进行无效，则准备出最后一途，修改《大总统选举法》。
同时，津保派还在甘石桥114号俱乐部举行秘密会议，讨论投票议员付给票价方法。大多数主张在出席大选会的上午付款，议员收到票款后即麇集在一处，午后同乘汽车径赴国会投票。
贿选投票，票价初步确定5000元一张，所以付款办法如何是很重要的。投票者怕白投这一张“神圣”的选票，而付款人又怕议员拿了钱不投选票。这个问题可以说很小，亦可以说很大。据12年9月20日《北京报》专讯报导内幕说：
“各报连日记载甘石桥博物馆日夜集议情形，多有出入。记者昨特走访中立派某参议员，所得答述一一从耳闻目睹中来者，洵属至确至近之真象。爰照录以供众览：
某参议员之言曰：外间所说某日某处会议，某等实无所见闻。甘石桥梁宅每夕均有百数十议员，车马全集，所谓筹备主任王、熊、边等，亦每夕必到。惟若辈除吞云吐雾，呼卢喝雉外，（甘石桥梁宅供客烟具共有二十余盘，麻雀扑克等赌具更多至不可胜数，每夕输赢多在一万金以上，可谓豪赌矣。）并无其他协议事件之可言。有之则自十六、七两日晚餐于袁家花园始。此两日所延请者，皆保派所认为可以帮忙之议员，每夕分邀四五十人。而余适于次夕与会，是晚供具极菲陋，座客几不能下箸，且有蹙额者问有余菜否？庖人则以菜罄对，众遂一哄而起。聚谈时，熊炳琦首发言谓今夕商榷之事有二：
（一）则请大家分担责任。（二）则我辈办事人尽酬报之力是也。关于第一项应请各省负责，诸君实行联络能出席大选分子，事前开列名单，临时劝告如约出席。至报酬一节，不妨推开后壁说亮说，每人赠送五千元。其手绩则拟用银行存折，由受款人用一图章作为存款取款之据。惟该印鉴不存于银行，而存于我辈办事人手中，待选举有结果，办事人将各印鉴送与银行，各人存折上再盖同一之图章，即可赴行取款。现请先由各省负责，诸君分头约集同情者，分组联合，每组将印鉴汇齐送来，则事毕矣。
言至此，王孝伯乃起为补充之言曰：外间谓弟辈办事内部意见参差，皆系反对者挑拨作用，请诸君不必误信流言。惟熊省长所述办法，其中有应补充者，第一大选日应由各组首领邀集该组分子午餐，餐后即同乘汽车入场出席投票。各组首领所用之饮食车马等费，自当如数拨付，断不令负责人亏累。第二存款拟指定直隶省银行，照银行惯例，本系先付印鉴，现将印鉴暂存办事人手中者，因期在成功后照付，万一初次未得结果，不得径取故也。至各组人数，并不必限定多少皆可。至此王兰亭又起而言曰：时机紧迫，希望于中秋节前开选，请于二十日晚再集会于此，汇报各组名单印鉴，以便进行。
来宾中吴莲炬起而发言，谓存款仅指定直隶省银行数目太巨，恐不可靠，如能分存数行，更为周密。钱崇恺则曰：兄弟是直隶人，知直隶省银行最悉，该行为直隶财政总汇机关，担负有余，断无意外，请大家放心云云。其时熊、王等已离座，与各私人酬答。所谓大选筹备之会议，乃又了一幕矣。
二十日晚又在袁家花园宴集，斯夕之会，原为汇集各组员名单，暨各受款人印鉴而设，在大选派方面观之，关系应极重要，乃迟至七时许，来宾仅有半数，而被邀之人，亦未闻有电话催促。熊润丞、王孝伯两人变未莅止。座中主人惟王兰亭、边洁卿二人，来宾问以各省报告如何？答以尚未齐集，稍待一二日等空语。并协议之形式，亦未举行。是则大选形势之阻窒不通，暨办事人之精神涣散，于此可以见矣。”
票价容易，只要决定一个数目；付款方法最难，谁也不信谁。舆论又故布疑阵，挑拨离间，9月23日《北京报》登载的专讯就有这种含意：
“大选派与罗汉团日日讲价，故近日报章中紧要之消息，无非‘钱’字问题。几把一座北京城闹得铜臭薰天，令人不可向迩。但总括虽为钱之一字，而分开尚有许多问题发生。如票价之为五千元、八千元、一万元各种之争执一也；先付现款，后行投票，或先行投票，而后付款，或付款一部即行投票，二也；各政团首领竞欲包办，而其分子则恐权利有垄断之弊，纷纷反对，三也。有此三种症结，故大选派虽渴望成功，仔团纵馋涎欲滴，亦只好暂忍饥渴，从长磋议。
日来表面上所传之先宪后选或宪选并进，虽空气甚形热闹，但一揭暗幕，无非在上述钱的问题之三种上做文章。王家襄等一派之变节，而有招致南下议员巧电之由来，吾人诚不能曲为之讳也。目下商略程度，大抵一、三两项或较易于解决，最难者厥为第二项之先行付款，与先行投票问题。盖其中不特原来在京猪仔之持为先决条件，即此次由南返京之议员，亦以此为惟一之着眼点。
记者昨晤由沪回京之某议员，质以回京之故是否因贪票价而甘冒猪仔之名？某某答复颇有质直，谓我等此来确是为五千元之票价，此亦不必为君讳。因若辈历年朘削，积产累累，如此傥来之物，非此绝无仅有之机会，又安能拔其一毫？惟我等有须声明者，即金钱可以罢，而猪仔实不可以做。此语在君初闻必以为奇，不知所谓猪仔者，因其甘于卖身而得名，若得钱不卖身，又安能谓猪仔？故我等决计五千元之款，不能不要，但因此而出席投票，则万万不可能。盖因得钱而卖身，不几自认为猪仔乎。虽此有类于过河拆桥，然取之于盗，不为伤廉。我等以为得钱是一事，投票又是一事也。我等预备金钱一到手，即当迁眷南下，即或被逼暂难离京，而外国饭店尚多，亦尽可为安身之地，将来仍当南下，贯彻初志，决不至因金钱而失身耳。即反直派方面，对于我等意旨，亦完全谅解，盖借粮于敌，此反直派之计划者也。当我等过津时，曾以此意商于反直派某某等，彼甚赞成。故我等之回京，实非变节云云。
记者按某议员之言，虽属牵强，然亦可知由沪返京者一般之真意，与反直派之策略矣。闻大选派亦有窥破此计划者，诚恐空掷金于虚牝，故力持先投票后付款之议。此点争执，恐无解决之望，而大选之前途亦从可知矣。”
10月4日《北京报》云：
“吴景濂与津保大选经纪人协议之结果，决定于五日开总统选举会。前日（一日）津保各经纪人特宴各省议员，将以到者之多少，定大选前途之形势。自下午一时起，至夜十一时止，每二小时一班，共分五班，各经纪人于事前曾直接或间接向各议员声称，此次与平常宴客不同，凡热诚赞助者，务望光顾，否则同人等实无法辨别诸公态度云云。故是日到会者，确达四百余人，为从来所未有。惟宴会席上，除由主人方面报告现拟办法及几句客套而外，并无其他特别情形可记。盖此次宴会目的只在点名，京中各通信社报告，谓有何种会议，并指明系晚间七时，按之真相，实不如是也。
支票自前日起实已开始发放每张五千元，支付银行共有三家，以打磨厂大有银行为最多。票上未填支付日期。三方约定，将来付款时，须由开票人补填日期，并加盖一图章，方能生效，而此项补填及加盖手绩，则必须在总统选出后三日履行，质言之，此项支票非总统选出，实即等于一废纸也。故各议员对此承受态度尚不十分踊跃，不信任保定者，谓此项支票并不足保障；信任保定者，则谓不必有此支票，到将来再行领款，落得做个慷慨云云。闻持此种态度者数不在少，外传谓领者已有六百余人，则大选派故造之空气耳。”
“票价问题，以多方之磋商，析为分团分省或个人直接三种，经甘石桥长安饭店等分头接洽，均已谈有眉目。前日晚间，即在甘石桥签发，闻到甘石桥领取支票者，截至昨晚有四百余人，其拨款之银行为大有银行、盐业银行等三家，签字为‘洁记’两字，支款数目及签名骑缝三处均盖有青色长圆木戳，内系‘三立斋’三字，有月份而无付款日期。闻普通者为五千元，其有特别关系者或一万元或七八千不等。今昨两日即已有人持此支票往大有、盐业等银行照票，以定真伪。持有此票之议员，莫不欣欣有喜色，而主持贿选的王承斌，连日亦密令直隶财政厅长金某解款来京，分储各行，以坚议员之信用。而一般脑筋灵敏之议员，以为前此提议原有储诸外国银行之要约，今皆改在本国银行，能否靠得住，此时尚未能作数。兼以前此直派密议，本有选举过后抹脸不认账，牺牲一二银行之传说。此种实行贿赂之支票，打不起官司，告不起状，将来能否作用，恐非至选举过后，不能明白也。”
贿选形势，在12年10月4日急转直下，这一天流会了44次的宪法会议开成，到会议员550余人，是自6月13日政变以后从来未有的盛会。由于宪法会议开成，4日下午吴景濂遂以总统选举会名义发出通告：
“启者，兹定于十月五日（星期五）上午十时开总统选举会，依法选举中华民国大总统，特此通告。总统选举会启，十月四日。”
550余人，与法定选举总统的人数尚差30人左右，不过大选派认为另外还有五六十人已接洽好，这些人只出席大选会而不出席宪政会议。
关于幕后的票价问题，由于王承斌等不分昼夜在安排，据说已在甘石桥俱乐部亲领或代领支票的，至4日中午，已有576名，尚有十四五人不肯领钱，这些人均为蒙古王公豪富，他们都不重金钱，而要官职。据说另有多人住在天津，因为反直色彩太浓，却对于5000元有兴趣；他们和大选派接头，准于开会当天到北京，投票后即领款，领款后即返天津，同时提出条件，不许将其姓名宣布。大选派乐观地估计，投票选举总统时，曹锟可得近600张票，预计超出583票之法定票数。
众议院为了选举总统会，大加整理，4日下午秘书处加班布置，象坊桥一带，军警和保安队加岗布置，警察且挨户通知悬旗，庆祝选举总统。秘书处并准备在选举会这一天准备1000份午餐茶点，以免选举人受饥渴之苦。至于安全方面，准备入场加以检查，不但旁听人员须接受检查，即议员中有问题的，也不客气，需要搜身。这当然是怕这个“堂而皇之”化了巨款投票的选举会发生炸弹案。
10月1日起，贿选的总部已经分别填送支票，有浙江籍的众议员邵瑞彭取得支票后，就把它印成正反两面，于10月3日向京师地方检察厅告发，请依法侦办起诉，并通电各省，揭露贿选经过，有贿赂的支票为证。北京的地方检察厅在直系势力范围内当然无所作为，可是这一个行动也足以打击大选，使之扫兴。
很多省份都对该省籍议员接受贿选支票的予以声讨，否认其代表身份，有的还宣布开除其省籍。
不过卖身的议员则笑骂由君，收款由我。
民国12年10月5日上午10时北京总统选举会召开成功。开会时间原定10时，可是议员们阑阑珊珊，到齐时已经11点52分。吴景濂宣布开会，报告签到人数计参议员152人，众议员441人，共593人。出席人数585人，已足法定人数。于是推定检票员16人，吴景濂并报告投票方法。下午2时正式投票，至4时完毕，当众点票，结果投票总数为590张，曹锟得票480张，获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其余得票人有：孙文33票，唐继尧20票，岑春煊八票，段祺瑞七票，吴佩孚五票，王家襄二票，陈炯明二票，陆荣廷二票，吴景濂、陈三立、张绍曾、张作霖、陈遐龄、唐绍仪、汪兆铭、王士珍、谷钟秀、谭延闿、卢永祥、李烈钧、高锡、符鼐升、姚桐豫、胡景翼、欧阳武、严修各得一票。还有废票12张，中有孙美瑶（临城劫车案的匪首，受招安后为旅长）一票，“五千元”一票，“三立斋”三票。
关于这一幕丑剧，北方报纸曾有详细记载，特抄录如下，以存真实：
十月六行《北京报》云：北京之总统选举会，经王承斌、吴景濂等极力拉拢之结果，昨日（五日）居然开成。曹锟以四百八十票之大多数（投票总数五百九十），于金钱支配下，裒然当选。以视民元之袁世凯，民五之冯国璋，均经决选，始能产出，尤为生色。金钱之魔力，诚可畏也。四日之夜，甘石桥之大选筹备机关，通宵达旦，活动不休，夜分门前犹有汽车六百余辆。该俱乐部中原有五大客厅，卒以来者过多，几无立锥之地，喧闹终宵。支票计发出六百零数张，而大选派对于人数一层，始略为放心。五日晨内外城各大街商铺，即由警察挨户勒令悬旗庆祝。顺治门内外，十步一兵，五步一警，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国会街一带，警备尤严。众议院门前有营帐数座，是为军警休息之地，制服军警约有五六百人之多，私服暗探数亦如之。众议院围墙以外，配置军警侦探之数，亦不亚于门前。军警当局如王怀庆、聂宪藩、薛之珩、车庆云等，均亲自莅场，指挥监督，足见特别郑重。旁听席中，亦有侦探数十人，往来监视。而女旁听席中，亦有女侦探，殊不能不令人叹服其戒备之周到也。
吴景濂为大选元勋，又为选举会主席，昨晨八时半左右，即驱车疾驰到院。沿途军警举手为礼，吴微点头致意，其得意之色，虽车如闪电疾驰而过，犹令路人一望而知之。车旁附有警卫，自不至发生意外。吴到院，首命秘书厅查点今日有无请假议员，有者即以专函派人往迓，不来则又以同乡或同党热心大选之议员，专诚奉邀。吴之苦心，亦足以报曹锟特达之知矣。
昨日旁听者之限制及搜查特严，入门者必得介绍议员对面，始准进入。男女来宾共约一百余人，议场东首操场搭盖席棚四间，为旁听者休息之所，唯人多地狭，鹄立院中者不少。旁听者既入门便不能再出，故过午餐者，由院供给面包，以备充饥。按照规则在开票以前绝对不许旁听，其早晨到者直至下午三时始获入旁听席，未免太无聊矣。……
昨日签到人数五百九十三人，实超过前日在京人数，其原因实由前晚（四日）由沪赶来者四人（本有十八人到天津，被截十四人）；昨午由津乘汽车赶到者，又有十五人，闻此十五人先至“大中”公寓与直系要人接洽后，即到院出席。依前数日形势观之，出席人数似不至如此之多，嗣经调查结果，始知此次拆台最力之政学会议员竟有暗中北上投票者，而主张先宪后选之宪法研究会议员亦多临机应变，弃宪言选，故出席者得超过法定人数十一人；又在京议员确实未出席者有五人，王家襄、刘以芬、黄元操，其余赣籍二人，邱珍、符九铭。又有周大烈者虽辞未准，亦未出席。王家襄因外间攻击甚烈，故特缺席，以示避嫌。黄元操则以“心痛”二字请假，语颇隽妙。刘以芬之请假书原文如次：“敬启者，先宪后选，为弟夙所主张，曾经布达，谅蒙垂察。迩者宪法会议已开成，地方制度，经过二读，果能更尽一二日之力，至少亦可将重要部分，完全告成，然后再行定期大选，岂不两全其美。乃偏急其可缓，致使垂成宪典，不免稽延，万一他日又生波折，谁尸其咎？弟以根本主张不符，本日选会，未便出席，特此陈明，敬祈鉴及。此上主席大鉴。刘以芬谨启。”
吴景濂于选出曹锟为总统后，当晚即以总统选举会名义，咨达高凌霨等，其咨文云：“总统选举会咨，十月五日，本会依大总统选举法开选举会，举行大总统之选举，列席人数五百九十人，曹锟得四百八十票，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相应咨请摄政国务院查照可也，此咨摄政国务院。”
同时又致电曹锟报告，原电云：“万急，保定曹大总统鉴，本月五日上午十时，依大总统选举法开总统选举会，举行大总统之选举，列席人数五百九十人，公得四百八十票，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除即日由本会赍送当选证书外，先此电告，总统选举会歌印。”
一面并以个人名义，偕同张伯烈驰电致贺，以示殷勤。其电文如下：“万急，保定曹大总统鉴，十月五日，依大总统选举法举行大总统选举，我公依法当选，中外腾欢，万姓仰戴，永奠邦基，造福民国，谨掬诚申贺，顺颂钧安。吴景濂、张伯烈叩。歌。”
五日选出曹锟为总统后，高凌霨等即于下午六时在国务院开紧急会议，议决三事：（一）以国务院名义，将新总统当选票数，通电各省区知照。（二）推袁乃宽代表全体阁员，赴保定欢迎新总统。（三）责成内务部筹备新总统就职典礼。又公府指挥处、侍从武官处及礼官处官兵人等，计共一百余名，昨晚已会同外交部，预先选定娴熟各国言语文学之参事司长，乘专车赴保，欢迎曹锟入京就职，并招待贺客，吴景濂亦定日内亲赴保定，致送当选证书，并向曹锟表功云。
同日《北京报》又云：昨日总统选举居然成会矣，曹锟居然当选矣。预制之证书以蜜色绫为边，古锦为套，以桐木为匣，居然于今日上午从两院秘厅选一好书手，敬写曹名，定于晚间送保矣（一说吴亲往，一说张伯烈往，现尚未决）。大选筹备人已邀约各代表，今晚赴保欢迎矣。昨日阁议决定各部院各派一二人，会同礼官处筹备的职典礼矣，曹之喜可知，直派之喜可知，而反直派拆台派数月之忙，未免目前暂告失败，今日直派机关各报特别标明合法当选，盖意欲以此四字抵制反对派也。
此事之急转直下，盖有两因：（一）奉浙西南通电已出，筹备诸人认定不疾速办好，则夜长梦多，将有变局，必赶于数日内做成。（二）吴佩孚勘陷两电，反对众院延长任期，其中扼要之语，即谓双十节前合法当选，可无话说，一过双十节不必选举。高吴诸人本以延任事请示保洛，原不欲公布，而吴氏两电则反有促成之作用。一可以公布延任，为如期选举之交换品。故四日午间议员方面包围催促，而次日选举亦同时确定，此中交涉，吴景濂而外，骆继汉之力为多。二因吴氏谓过双十则不要选，津派诸人遂认双十以后吴氏别有办法，彼等筹备之功，将付流水，不可不赶紧办好，以间执吴口，此三十日以后，红罗厂、大甜水井、小麻线胡同、兵马司迭次密商之结果，而于甘石桥见之实行者也。
谚云“有钱能使鬼推磨”，矧在见金夫不有躬之议员，派人南下拉人，又加以苏督之协助，当然议员多有北上者。票价名为五千元，然实为起码数，有八千者，有一万者，所签支票，自邵瑞彭举发之大有银行以外，有盐业、有劝业，并闻有特别者则为汇业麦加利之支票。所签之字，洁记（边洁卿）以外，尚有兰记（王兰亭）、秋记（吴秋舫）、效记（王效伯）等。本月二三两日，颇有议员持票至银行对照者，然自邵瑞彭举发，而三四两日之夜，甘石桥大着忙，将前发支票收回，另换其他式样之票，以不示人不漏泄为条件，且闻已书明日期。至于昨日上午，直派议员四出拉人，亦有付现者，又有五千元以外增价者，并闻对于前拆台而昨出席之议员，许以投票自由，票价照付。而两院员役，由秘书长以至打扫夫，各另给薪工两月，由吴景濂发出，共八万元，以为犒赏，此贿选之大概情形也。
昨日选举会之表面情形，各报已载，兹不赘。但此外有可述者，则北起西单南至宣外大街，三步一警，五步一兵，又有整队巡行之保安队。象坊桥则自东口至西口，军警夹道排队，上午十一时后，即断绝交通，非赴会者不许通过。城堞上遍立了望之兵，众院门前，遍张天幕，无论议员参观人，均准入不准出，入必搜检，女宾用女探为之，惟公使阁员及保津要人不搜。对于议员则备餐两顿（实只吃一顿，因四时半已毕也）。并在众院隔壁之“大中”公寓，设烟榻四，烟枪八，有瘾议员得向吴景濂领通行证，于军警监视之下往吸，而“大中”公寓则除吸烟外，更有一大关系，即甘石桥长安饭店之机关，临时移设其中，阁员全体、津保要人全体，自上午九时始，即至其中，发号施令，指挥一切也。
昨日之会，与四日之宪会，连属而来。四日宪会已于二日议定，由议员二十三人分头请不出席者到会，且于出席者，每人给额外津贴二百元，故四日得以成会。昨日暗约不定时开会，足数为度，计包雇汽车数十，有人于午前八时过石驸马大街三号门首，曾见停有三辆，即吴莲炬等拉客之车，十时以后，分头拉人，计临时出发者三十余，各拉一二人回。出时吴景濂亲签通行证，其事由为请人二字，以愚所闻，曾大索王家襄、符鼐升不得，郑人康于午后二时车载盛时、陈家鼎二人来，而抱病之张佩绅、廖宗北、梁善济、易宗夔、则以榻舁至，易不能入场，即持票至场后请其自写，此拉人之情形也。
签到人数，六百有零，出席者五百九十，此中有无不实不尽，非局外所能知。吴景濂于甫散会时，即嘱将签到簿密锁柜中，严戒秘厅人员不许漏泄，签到处及会场执事职员，均先期派定，未派者不许在侧，而签到处有许多大选派议员围绕之，有某议员语人，在场人数大约不缺，惟我于同院人之面目不尽熟悉，是否一一正身，则不能出结云云。签到处曾哄数次，参众各有蒙古议员一人，非其人本身，经某蒙古议员指出；山西议员某到，亦经人指出非本人；江西某议员代同乡邹某签到，亦经同乡指出。自彼等言之，可谓异常认真，然此外有无未指出者，则不敢知矣。
昨日之未出席者，《晨报》所载为王家襄、黄元操、刘以芬及赣籍二人（其一即符鼐升），但闻王正廷、张我华、焦子静等亦未出席，有苏齐运来之议员三十四人，由浦口特挂专车，预定四日夜一时半到京，但专车到津时，下车者三十人，迄昨晨未来。闻其中苏籍议员杨择、朱溥恩中途脱逃，此逸话也。反直派之活动，昨已无所闻，然前日尚有四千六百元代价之说，但闻拆合之运动者昨固未出席，而连日受暗探之监视甚烈，昨日东交民巷各口，均排列军警，华人出入，异常注意，意者台之不能拆，其以此乎。
至于会场之检票员，则大有问题，议员人名之签筒，吴景濂特派专员数人司之，密藏议场后圆楼中，昨日由众院秘长郑林抽签，其抽出者皆大选派要人，绝无南下复归者。惟曾抽出参院吕志伊、众院李肇甫，其人皆不在京，改派两人仍大选派重要分子，说者谓此中大有手法也。检票之时，十六人围守，他议员不得上前，废票十二张，内容更无能窥见者矣（十月六日下午一时）。
同日《北京报》大选拾零云：大选形势经经纪人之拚命奋斗，一部分拜金议员贸然来归，自命制宪派诸人亦牺牲主张，于四日宪会告成后，当晚即下苦功，召集各政团会议，决定翌早（五日）十点钟大选。一方面发出通知书，一方面鉴于前次流会，更漏夜为缜密之布置，东西车站及各紧要道口，因防议员出京起见，四日宪会散后，即分布便衣军警防阻，是晚及次早，曾有少数议员欲微服离京，均被截回。众院附近更张天幕六个，院内外均加临时汽灯，准备日以继夜，非达到目的不已。大选当局与摄政阁员复包赁众院左侧大中公寓，组设大本营，临时安置电话多具，议员方面除特种关系者自由出席外，其他即由有关系之议员暨军警各一，乘汽车分途为拂解式之迎接，自十点钟以至下午一点钟，汽车尚满街飞跑，好在预约之安系议员袁振黄等十余人，适于是时乘汽车赶到，（此辈约定投票领款后，即行离京，不宣布姓名。）然一次两次延长时间，仍不足法数，又为最后之搜索，虽病人亦用软床抬入院内休息室，其中凡属著名之反直派，迎到后必令先入大本营，与大选当局见面，略谈数语，而后入院，是殆当局要预留印记。然因此种种，直至下午二点半钟始凑足五百八十五人，宣布开会投票。是日本许人旁听，各界男女前往参观者尤众，新闻记者另有招待室，但在开票前既不许入场，又不准出院，议员诸人虽亦同被困在院内，究竟有午餐茶点，旁听人则只给两个面包果腹，正尔嗟我叹互怨触霉头间，会场宣布开票，旁听人乃纷纷入场参观。
昨日大选成功，固得力于金钱与手术，然反直派其初亦曾准备最后之拆台，东交民巷之六国饭店，御河桥旁之北京饭店，均设有机关。自六千元开盘以至一万元收盘，并先付半数现款，议员前往交易者，固多至五十余人。然以前历次宪会拆台用款既多，临时后方接应未曾赶到，且以直派用意甚深，直至前晚始发通知书。一方又复扬言将展至八日大选，以是大受影响。第一批交易之三四议员，虽得着实惠，后来者无以为继，乃为直派所罗致，大拆台计划，遂归失败。但据直派中人云，邵瑞彭骗得支票出头控告后，邮局检查员曾检出姚震、李思浩致邵一函，嘱令窃取大选议员名册，许以四万元酬势，当局闻此，拟据以加紧通缉姚李云。
又《字林西报》北京6日通信云：当大选之时，当局检查电报极严，防止描写实况之新闻漏出北京。凡有报告大选形势不稳及各方反对大选，各地军事行动，与夫行贿情形之电报，一概不准拍发。据多数人传说，邮件亦受同样检查，但犹未能证实，其他事务，当局亦无一不取防范手续，以求大选之最后胜利。
议员在未投票以前，无一付以现款，仅与以支票一纸，平均每人五千元，由各政团领袖经手办理，此等多数领袖，每人得一万元，但闻议员中之无能者，所得并有不满二千元者。据院秘书之说，不愿受贿之议员，亦有出席者，其数不满二十人。当选日之上午，拒绝受贿投票者甚众。乃选派人物以甘言诱惑，妇女借以劝诱，结果议员之由其妻妾女友带领到院者，计有数十人。院内外军警受吴景濂之指挥，禁止入院议员复行出院。据一议员言，大选经理人当时准备，如第一次投票，议员中有不依其办法投票者决以强力维持法定人数，至三十六小时之久，务使曹锟产出而后已。
至各车站方面，均密布便衣警探，凡议员欲于是时乘车离京者，则遽使人上前揪扭，诬以逃债，军警然后借端干涉，两造带入警所。至此乃由人向议员劝说，授以支票，用雇妥之汽车或马车，载往议院投票。是故院前马车汽车之拥挤，尤为历来所罕见。至有不愿直接得款之议员则以顾问等职饵之，昨日有参议员对记者言，其友曾绝对拒绝款项，其初态度甚为激烈，后因劝说结果，情愿受月薪四百元之顾问等职，放弃良心主张，当由双方约签条件，乃此议员竟开出七人姓名，均要求与以四百元月薪之顾问，谈判重复决裂，次日接洽者复至，仍直捷以五千支票作为投票之代价，该议员懊丧之余，欣然承受，而交易乃成云。
二○八、卖布总统
曹锟贿选成功后，10月7日，国民党发表宣言，申讨曹锟。9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下令讨伐曹锟，通缉贿选议员，并电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一致行动。同时以大元帅名义对列强宣言，以中国全体人民视曹锟之选举为僭窃叛逆，请各令其驻京代表，避免任何行动可使僭窃者引为国际承认之借口。
10月9日，孙在广州大本营主持会议，讨论讨曹事宜，并致电各国外交团，请否认曹锟为总统。
民国12年10月10日，北京众议员议长吴景濂亲自捧了新总统的当选证书，乘坐专车到保定，面递给新“当选”总统曹锟。这一天，保定城内商家都奉命悬挂国旗，曹派的人就好像家里办喜事一样，一片欢欣。吴景濂见到曹锟，照例说了“众望所归，人心所向”的谎话，而曹锟也说了感谢国民的厚爱。
于是吴景濂伴着曹锟，乘原车回北京，抵京后即赴总统府，宣誓就职。就职典礼并不隆重，因为参加的除了曹派人物而外，就是拿了钱被人责为“猪仔”的议员，撑场面的尽是北京的军警，如此总统就职大典，未免太不像样，其实花钱买总统来做，又能像什么样呢。
曹锟就职后即发表文告云：
“锟军人，于政治初无经验，今依全国人民付托之重，出而谋一国之福利，深思熟计，不胜兢惕！所私幸者，国家之成立，以法治为根基；总统之职务，以守法为要义。历任总统，皆系一时之彦，只以国家根本大法未立，无所依据，未克实施。锟就任之时，适在大法告成之际，此后庶政举措，一一皆有遵循，私心窃幸遭遇有过于前人也。……当此国事未宁，民生正困，财政竭蹶，军事未戢之时，瞻顾前途，诚不敢谓有必达之能力。然不畏艰难，出于素性，所以答我父老昆季者，惟此至诚而已。近年以来，政治潮流，日新月异，臂之医者，不愿泥古，自囿于方书，不敢鹜新，以国为试验。语云：‘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谨以服膺，施诸有政。”
曹锟是河北大沽口人。大沽口地方穷困，当地人士多以驶船为主。曹家贫苦，曹锟兄弟姊妹六人，老大曹镇，老二是女的，老三曹锟，老四曹锐，老五曹彬，老六曹锳，弟兄五人中，只有曹锐和曹锳念过书，不过书也念的不多。直奉第一次战后，曹锟成为北京政府的后台大老板，曹锐做了直隶省长，曹锳也做了镇守使，一门富贵。古人所谓英雄不怕出身低，想不到大沽口一个驶船人家，竟出了一个元首，可惜这个元首逆取逆守，不能克享太平。
曹锟就任之日，同时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当然这个宪法是由中华民国宪法会议宣布的，可是这个宪法并不被人重视，后人称之为“曹氏宪法”。
曹锟就任总统后，内阁拖了三个月才组成，在内阁真空状态中，国务院秘书长张廷锷成为总统府和内阁中间的忙人。
当时，名义上代理国务总理的，是高凌霨。12月10月30日曹锟向众议院提名孙宝琦组阁，11月5日众议院开会投孙阁同意票，13年1月9日通过，12月曹准高凌霨内阁辞职，任孙宝琦为国务总理，孙内阁人事如下：
总理：孙宝琦
内务总长：程克
财政总长：王克敏
外交总长：顾维钧
陆军总长：陆锦
海军总长：李鼎新
司法总长：王宠惠
教育总长：张国淦
交通总长：吴敏麟
农商总长：颜惠庆
孙宝琦内阁于13年1月15日就职，5月29日孙主张将德款案提交国会，致与财政总长王克敏主张相冲突，乃提出辞呈，经曹锟挽留，但孙、王互相排挤，而曹则袒护王克敏，孙遂坚决求去，并且为了表示决心，避居北京郊外承泽园，不出席国务会议，派外交总长顾维钧代理，至7月1日联合全体阁员提出总辞职，2日曹锟予以批准。任命顾维钧兼代国务总理。
顾维钧字少川，江苏嘉定人，光绪十四年（1888年）出世，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得法学博士，回国后受唐绍仪赏识，且和唐的女儿结婚，因此在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后改为外交部）任职。民元任外交部秘书参事，受知于袁世凯，4年7月任驻墨西哥公使，没有到任，又调升为驻美公使兼驻古巴公使。8年1月受任为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语惊和会，光芒四射，当时和会主席法国总理克里孟梭赞喻顾为中国小猫，9年9月北京政府任命顾为驻英公使。10年顾以中华民国赴欧专使被举为国际联盟行政会会长，11月出任华盛顿会议全权代表，11年6月受任外交总长，因罗文干案于同年11月29日去职。12年4月张绍曾内阁中外交总长黄郛假满辞职，黎元洪命顾继任，10月曹锟就任大总统，顾仍蝉联外长，13年7月，国务总理孙宝琦辞职，顾又兼代国务总理。
二○九、东南的和平公约
民国10年后，卢永祥就成为东南炙手可热的人物，到了12年曹锟贿选时，正是直系的天下，而皖系出身的卢永祥却在东南屹立无恙。
卢永祥掌握浙江和上海，反对贿选和反对直系的国会议员又都集中上海，于是他便成为时局的中心人物。卢在浙江拥有四师一混成旅的兵力。自12年6月13日北京政变后，江浙士绅鉴于直皖、直奉二次战争终将不免，而浙卢与苏齐（江苏督军齐燮元是直系大将）必将决裂，乃由上海总商会主张仿照庚子年东南互保公约，由两省军民长官协议，共同维持治安。浙卢和苏齐迫于民意，乃通电表示保境安民。
12年6月27日卢永祥通电反对贿选后，黎元洪代表金永炎、政学系代表韩玉宸以及奉天代表、西南代表均麇集杭州，于是杭沪顿成反直系运动的中心，这一来，外间便盛传直系方面准备以武力对付浙江。
7月中旬，传说山东督军田中玉因临城劫车案的影响，而将去职，直系派王承斌率师督鲁，与江苏的齐燮元联合以压迫东南。杭州商会乃派代表到南京请求保全和平，上海及江浙各地团体也要求当局切实保证所谓“保境安民”的承诺。
7月26日安徽军务督办马联甲到南京，一时谣言顿炽，传说天津的直军原拟进驻江苏，现改由皖南袭取浙江，报上盛传王承斌部二十三师之两团已入皖，皖北蚌埠驻军移向芜湖集中徽州。曹锳的第二十六师也将南下，于是江浙绅商乃决定在上海开联席会议，策动和平，安徽各团体也急起响应。
8月上旬，盛传保定会议通过对浙用兵计划，据说计划是这样的：
将徐州陈调元军移苏州，联合第六师，分三路进兵。第一路分两面，一面由宜兴出太湖进攻浙江的长兴，一面由沪宁铁路向沪松活动；第二路是南下的北军联合皖军由徽州广德攻浙江吴兴、四安。第三路是赣军由玉山攻浙江的常江。另以曹锳进驻徐州策应苏皖，以鄂军为赣军后路。
浙江方面自然也不示弱，卢永祥派王宾防守嘉湖，夏兆麟防守严衢，郝国玺防守温州，胡大犹防守金华，张伯政守宁波海口，何丰林坐镇上海。
直系大军和浙江方面剑拔弩张，国际间立刻有了反应。英、美、法、日四国公使给北京严重警告，略云：“迭接江浙发生战事之讯，上海及附近地方，外人有巨大利益，如区内发生战事，利益受损，中国政府不能委卸责任。将来中国政府或该省长官如保护不周，对于损失应担负全责，且将于保护不周时，以适当手段自卫。”
北京政府怕引起外国干涉，乃于8月14日分电保定曹锟，洛阳吴佩孚，江苏齐燮元和浙江卢永祥，请其特别注意。
12年8月16日，江浙两省绅商在上海成立和平协会，谋联合各省作避免战争的呼吁，江浙两省的旅京同乡，亦向两省当局斡旋。苏绅张一南草拟了江浙和平公约五条，亲自分访南京和杭州，请两省当道共同宣言保障和平，终获两省当局签字盖章，8月20日上海各报刊出江浙和平公约全文，兹录如下：
（一）江浙两省人民，因时局漂摇，谣言四起，两省军民长官有保境安民之表示，但尚无具体之公约共同宣言，仍不足以镇定人心，迭经两省绅商驰电呼吁，仿前清东南互保成案，请求两省军民长官双方订约签字，以尊重地方公意，脱离军事漩涡为目的。
（二）江浙两省军民长官，徇地方人民之公意，对于两省境内保持和平，凡足以引起军事行动之政治运动，双方须避免之。
（三）在两省辖境毗连之处，如有军队换防之事，足以引起人民之惊疑者，两省军事长官须避免之，其两省以外客军如有侵入两省，或通过等情，由当事之省负防止之责任。于各保其境各安其民之中，仍为精神上之互助。
（四）两省内各通商口岸，为中外人民生命财产所托。上海尤为亚东最大市场，应由两省军民长官饬由各交涉员将此约通告各领事，对于外侨力任保护。凡租界内足以引起军事行动之政治问题，及为保境安民之障碍者，均一律避免之。
（五）此项草约经江浙两省军民长官之同意签字后，由两省绅商宣布之。
齐燮元、韩国钧、卢永祥、张载扬、何丰林。
和平公约虽签，可是备战行动仍积极，江苏方面增兵宜兴、昆山，浙江方面增兵嘉湖，安徽方面增兵广德。因此战争的阴影仍在扩大，东南危机依旧潜伏。江浙两省人民打算更加充实这个和约，加入“两省交界处驻兵不得过于接近，移防时须得会商同意”，以为保障。另一方面安徽和江西绅商人民也在策动加入江浙和平公约。
9月后，南下的国会议员在上海开会，而黎元洪亦南下抵达上海活动，于是江苏方面依据公约，责难淞沪当局，外间谣言遂益猖獗，盛传北方决定对浙江用兵，以制止浙江的反直行动。甚至且指出，军事行动将开始，由苏军取守势，皖军取攻势。
由于江浙和平公约的影响，皖浙两省，亦酝酿签订和平公约，浙江商会会长金百顺和安徽士绅余诚格是这个运动的中心人物，经两省绅商半月余的奔走，在杭州和蚌埠两地向省当局恳切要求，于贿选后终告实现。
10月8日皖浙和平公约签订，其条文如下：
（一）皖浙两省因时局不靖，谣言纷起，两省军民长官同有保境安民之表示，但尚无具体之公约，仍不足以镇定人心。爰请两省军民长官俯从民意，仿照苏浙和平公约成案，签订公约，保持两省和平。
（二）皖浙两省辖境毗连之处，所属军队，各仍驻原防，保卫地方，免生误会。
（三）皖浙两省军民长官负责不令客军侵入，或驻扎两省区域，防止引起纠纷。
（四）此项公约经皖浙两省军民长官之同意，签字盖印后，由两省绅商公证宣布，以昭郑重。
马联甲、陈调元、卢永祥、张载扬。
皖浙公约签订后，旅北京的赣人吴绮由京南下，从事家乡的和平运动，进行赣浙和平公约，邀约赣省与浙省有关系的人士吴钫、夏敬观一同进行，而在浙江方面，商会中亦有很多人加以赞助，12月6日赣浙和平公约亦告签订，全文如下：
（一）近因时局未定，浙赣壤地毗连，两省绅民均希望两省长官以保境安民为职志。虽地方各形安谧，但未有一种确实表示，仍恐不足慰安人心。自苏浙倡和平公约之举，浙皖踵行，群情允协。浙赣谊属辅车，事同一体，爰由两省绅民公同吁请两省军民长官俯顺民意，援照成案订立公约，永保和平。
（二）此项公约以各守疆土不相侵越为限。凡浙赣辖境毗连之外，原驻军队，仍各驻原防，保卫地方。
（三）此项公约缔结后，如遇有客军侵入两省区域以内，应由两省军民长官各自负责，设法防止。
（四）此项公约经浙赣两省军民长官之同意，签字盖印后，由两省绅民公证宣布，以昭信守。
中华民国十二年十二月六日蔡成勋、卢永祥、张载扬。
浙江既已和江苏、江西、安徽三省分别签订和平公约，还有福建的孙传芳未同意签署，福建和浙江的绅商虽然努力奔走，可是孙传芳却有他个人的看法。孙说：“订立和平公约简直就是疆吏联盟，目无中央，我不能这么做，除非经由中央批准，才能照办。”
孙的态度虽然令人失望，其实各省签了和平公约又有什么保障，签与不签还不是一样。
在和平公约签订期中，和平空气并不浓厚，很多小问题都使和平气氛改变。尤其是12年10月10日曹锟就任总统后，浙江立即宣布与中央停止公文往还，以显示其不承认曹锟总统的立场，这是江浙公约签订后50余天的事，那时皖浙、赣浙公约还未成立。
11月10日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梁被刺，第二天去世，凶手李达生当场捕获，自称系为韩恢报仇，可是直系却指这是浙方所指使，因为徐国梁和浙方不睦。
徐国梁之死，又引出了一个新问题，就是淞沪警察厅长的继任人选问题。何丰林委令警署总务科长陆荣钱接署，而南京齐燮元、韩国钧则要申振刚继任，宁沪之间电文交驰，互相争执，江苏方面所支持的申振刚终于不获到任。这当然是有历史渊源的，从袁世凯时代起，上海就划在浙江势力范围内，冯国璋在江苏督军时力争无效，李纯继任苏督也争不到，齐燮元自然更争不到，由此可见苏浙两省的积怨，上海是一个焦点。
12月上旬在上海集议的各省和平代表有邀卢永祥和齐燮元到上海会晤的酝酿，希望因为两人面对面谈判，解除许多不必要的误会。可是由于淞沪警察厅长问题不能解决，遂使卢、齐会面不能成为事实。
卢、齐不能会面，战争阴影为之扩大，一时战争谣言又启。传说太湖附近苏浙军队陆续增防，同时由于闽军北移，浙边温处两州又告警，杭州方面要人和富商的家眷都纷纷迁到上海，一时人心惶惶。
这时，中外所瞩目的，是虎踞洛阳的吴佩孚，大家都知道吴佩孚对曹锟贿选总统是不赞成的，因此对当前的局势另有一套看法和做法，据说吴自曹锟就任总统后，对皖系态度为之改变，有尊段联卢以牵掣齐燮元的迹象，同时还电令孙传芳阻止攻浙。
所谓吴佩孚联卢事，是因为吴曾派张之杰、何雯之先后携吴的亲笔函到杭州与卢密谈。吴和卢早年曾在北洋军第三镇共事，当吴还是下级军官时，卢已是中级军官了，两人有这段渊源，所以搭线很容易。
齐燮元因为吴佩孚态度而大为不满，自曹锟就任大总统后，吴佩孚升任直、鲁、豫巡阅使，齐燮元也升任苏、皖、赣巡阅使，王承斌兼任直隶督军，彭寿莘帮办直隶军务，萧耀南升任两湖巡阅使。齐既然和吴地位相等，吴、齐之间的不快，也是直系的内忧，于是北京派吴毓麟南下疏通，促请吴、齐之间达成谅解。
吴佩孚的态度，对东南危急的局势有极大缓和作用。民国13年2月1日，在上海的各省和平代表，竟能向卢、齐分别疏通妥协，进行苏、浙、皖军撤防运动。浙军允将新增边防驻军先退数十里，苏皖亦表示赞同，北京并派劳之常为代表南下疏通。吴佩孚公开发表通电，有“东南完肤，不可不护。”之主张。
不幸，正当和平微露曙光之际，危局又告重启，这是从福建方面爆发的。福建局势因为徐树铮曾联合许崇智和王永泉逐走了李厚基，吴佩孚派孙传芳率军援闽，孙传芳是王占元的旧部，有兵数万，都精悍善战，军纪也极整饬，为吴佩孚所赏识。援闽之役颇见功勋，所以控制了福建。原来福建方面臧致平和杨化昭在闽南为周荫人所驱逐，臧、杨两军遂假道江西入浙江，接受卢永祥的收容。卢把这批部队改组为浙江边防军，纳入自己系统。
闽军入浙，投靠卢永祥，对于所谓和平公约发生了极大的影响，于是苏、皖、赣、闽乃联结一致，对付浙江，积极从事战争准备，一时谣诼横兴，杯弓蛇影。江浙和平协商会发表公开电，向两省呼吁和平。
江苏方面对浙江的种种，几乎有不用兵不能解决之势，因此民国13年的春天到夏天，东南一带战云弥漫。
13年8月，齐燮元电召徐州镇守使陈调元、海州镇守使白宝山到南京，15日陈、白先后抵宁，齐即在军署召集军事会议，据说这次会议关防严密，所有江苏方面重要军事领袖均参加，军署科处职员亦于上午8时到会，不许请假。
于是南京苏州之间盛传苏军将攻浙，原驻南京丁家桥及三牌楼的第四旅，奉令开往太湖驻防，南京城内则由鲁徐一带开到之新兵1500人日夜训练。
苏省既然决定用兵，齐燮元乃自任为总司令，总司令部设在苏州，将苏军全部编为八支队，以吴恒瓒统率先锋队，宫邦铎、卢原书、李殿臣、黄振魁、朱熙、杨春普、白宝山、马玉仁为各路支队司令。陈调元在南京作各路接应，吴鸿昌为徐属守备司令兼代徐海镇守使，齐宝善为扬属守备司令，王健飞代理江宁镇守使，王桂林为卫戌司令，维持省城治安，席荣为总执法处长，刘玉珂为总参谋长。总兵站司令部设于南京下关澄平码头，刘同春为总兵站司令。
二一○、江浙战争齐胜卢败
齐、卢之战于民国12年9月3日爆发。
3日晨10时许，两军前哨相遇于黄渡安亭间，各放排枪，正式接触。浙军为杨化昭部约一营，苏军为宫邦铎部约一营一连。双方部署情形如下：
（一）苏军方面，共分五路。第一、二、三路总司令为齐燮元。第四路司令为孙传芳。其攻守计划如下：
第一路——上海取攻势，由宫邦铎马玉仁等任之。其进取方略，又分三路：（一）中路由昆山安亭，直趋黄渡南翔，沿沪宁线而达沪。（二）左路由浏河太仓以拊吴淞之背，而以海军攻其腹。（三）右路由安亭分兵攻朱家角青浦，横趋松江，以断浙沪连络。
第二路——宜兴取守势，由陈调元等任之。亦分张渚、蜀山、乌溪三路防守，而以中路蜀山为尤重要。
第三路——广德取攻势，由皖省旅长王普等任之，拟由泗安直趋吴兴，北断长兴归路，南达杭州。
第四路——仙霞关取攻势，由闽省孙传芳军及赣军之一师任之，以拊浙省之背。
（二）浙军方面共分三路，总司令一职卢永祥氏自任之。
其攻守计划如下：
第一路——上海取守势，司令为何丰林，朱广声、臧致平、杨化昭等军属之。防线甚长，凡黄渡、南翔、刘河、青浦嘉定等处，均在范围之内。
第二路——长兴取攻势，司令为陈乐山，第四师第十师各有一大部分加入，拟用全力攻宜兴、常州，以断苏省铁路，直趋南京。其驻守湖州王宾之一旅，则命开赴泗安，以拒广德方面之皖军。
第三路——江山取守势，司令为潘国纲，浙江省军第一师及少数之第二师军队属之。
当时两方最初布防兵力如下：
（一）苏方：第一路上海（昆山青阳港一带）约一师三旅，第二路宜兴约二旅，第三路广德约一旅两营，第四路仙霞岭约一师三旅。
（二）浙方：第一路上海（南翔浏河吴淞龙华一带）约一师一旅，第二路长兴（连吴兴）约二师，第三路江山约一师二营。
卢永祥在开战之初，颇占胜利，9月中旬孙传芳占领衢州，卢永祥后方受到威胁，又怀疑自己内部军队不稳，就于18日率部离杭，坚守浙沪，10月初旬战况不利，12日乃通电下野，电云：
“全国父老公鉴：此次江浙用兵，齐为戎首，干犯众怒，曹实罪魁，义愤所激，遂动天下之兵，交绥以来，永祥迭经宣言，愿国人负共同改造责任，良以此事成败利钝，非个人得失所关，实人禽消长是判。本最大决心，期以公理战胜，所幸将士用命，舆论赞助，鏖战匝月，彼不得逞。现在敌方因我军正面防线不能越雷池一步，乃竭数省援兵，会攻松江一隅，彼众我寡，竟迫淞沪，现虽士气奋发如故，而子弹已罄，肉搏相持，徒令师徒牺牲，心实不安。爰毅然放弃淞沪，洁身下野。伏念讨贼戡乱，匹夫与有责任。救国未敢后人，功成不必自我。兹于本日解除兵柄，对国民引咎自劾，兵士均已付托有人，必能敬守秩序，以完天职。自惭棉薄，未竟全功，殊深内疚。倘有同志友军，国中义士继起奋斗，俾国贼迅膺惩创，大局早庆澄清，则永祥退作平民，与有光宠矣，临电悚惶，伏希亮察。卢永祥文。”
同日孙传芳亦发出通电，宣告占领龙华，电云：
“谨布者，顷据上海宪兵司令马葆珩派冯副官来称，敌被我军攻击，节节溃退，已不成军，卢何等见大势已去，于本日通电解除职务，乘船逃走，上海制造局暂由该司令维持等语。传芳一面指定地点收容溃兵，一面饬所部停止军事行动，传芳拟即日率带卫队进驻龙华，暂维治安，以俟齐巡阅使莅止，特此电布。孙传芳。”
卢永祥仓皇弃军出走，在形势上还不到此地步，当时战局虽不利，可是除了松江、青浦、嘉定被齐孙一方占领外，黄渡、南翔、浏河、吴淞尚在卢何一方，其部队尚完整者，包括第四师、第十师、第六混成旅及臧致平、杨化昭之军队，合计不下3万余人，大都军械齐备，子弹军实犹有余储。卢、何出走后，这些军队群龙无首，纷纷退至闸北南市一带和人民杂处。
上海租界方面耽心溃兵涌入租界，乃在交界处遍布鹿角，网以铁蒺藜，各国海军陆战队和万国义勇团亦出动巡逻，华界民居，十室九空。
齐、卢战争时，皖系巨头徐树铮正在上海，由于卢永祥等对小徐并不尊重，因此他只好做壁上观，迨卢永祥通电下野，卢部下尚有可战之兵3万负隅上海，安福系的人对卢、何出走深致不满，小徐前在福建时与臧致平、杨化昭旧部略有渊源，因授意这些军队拥徐树铮出而维持，以租界为城社，抗拒苏军，以待变化。
为了拥徐出山，浙军中级干部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陈乐山、杨化昭均列席，小徐于是乘机而起。他下令将卅七团和卅九团及闽军臧、杨部下由北火车站开至麦根路潭子湾一带布防，共设三道防线：第一道距真茹约三里许，第二道距闸北约三里许，第三道在闸北。
可是由于徐树铮是住在公共租界的南洋路，公共租界工部局出面表示为了维持租界的治安，所以派了若干巡捕把小徐从10月15日起软禁在家中，和外界完全隔绝，并于20日将小徐递解离沪。
民国13年10月17日闽浙巡阅使孙传芳和苏军第一师师长白宝山先后抵达上海，会同苏皖赣巡阅使齐燮元的代表与浙沪联军磋商改编和遣散条件，战败一方由代理第十师师长朱声广出而接洽，先自行召开军官紧急会议，大家认为卢永祥等已弃军出走，徐树铮又被扣留租界，群龙无首，再战无力，决致函齐燮元和孙传芳，要求改编败军，军队中不愿改编者，每兵给饷20元，军官按级加给。这封信交由齐燮元的驻沪代表转致。
齐燮元复函表示，愿受改编的在原防听候点名改编，不愿改编的，则给饷遣散，孙传芳亦赞同齐的决定。10月19日败军集中至龙华、吴淞、江湾等处待命。
孙传芳和齐燮元向败军发表训词云：
“国民战争无胜败荣辱可言，况此次作战官兵伤亡甚多，言念及此，不胜痛惜，想各官兵转战月余，备经困苦，各该家属定必悬念，本使等久历戎行，深知此情，有愿回家者，每兵给川资廿元，司务长卅元，排长四十元，连长五十元，其愿改编者，即可收编，无兵之官则以原薪暂行候差。本使等对于各军一视同仁，绝无歧视，幸勿观望，其各凛遵。孙传芳、齐燮元。”
孙传芳的参谋处发布结束战事的通告如下：
“各报馆均鉴：敬启者，孙巡阅使旅沪以来，积极办理善后诸事，并与齐巡阅使代表刘参谋长迭次会议，现已完全结束，各部队已于本月十九日午后起分头开拔，遄赴各地驻防，沪埠既无游骑无归之兵，则地方治安及商业市政一切自可逐渐恢复原状矣，知关廑注，特此奉闻。闽浙巡阅使署参谋处启，十月十九日。”
齐燮元亦发布结束战争的布告云：
“照得卢何构乱，浙沪被兵，讨逆兴师，事非得已，兵连祸结，徒苦我民。今兹顺逆分明，天人交应，大憝既去，弥念孑遗，本使于欣幸之余，益觉惄焉如捣，所有善后各事，业经特派专员前赴淞沪一带分别筹议，克日施行。本使日内即亲莅沪滨，躬修慰问，各该地方官吏绅耆，务当绥靖流亡，借副国家吊民伐罪之至意。为此布告，俾众周知，毋违此布。”
10月13日卢永祥和臧致平乘轮逃往日本。江浙战争时一月又十天而告结束。
卢永祥在北洋军阀中也算一个重要角色，他在浙沪一带也很有威望，现在只落得一名丧家之犬，逃至日本别馆过流亡生涯。
北京政府早于9月3日下令免去卢永祥的浙江军务督理，褫夺其官勋，明令齐燮元剿办；9月20日任命孙传芳兼督理浙江军务，齐燮元兼淞沪护军使。
二一一、西南局势纷扰
当南北局势变化时，湖南也显著地不安。赵恒惕在湖南虽然力求安定，可是外在的局势时刻影响湖南，赵对谭延闿虽很尊敬，可是谭的部下总是希望逐赵迎谭。
11年5月湖南省议会改选，亲赵派政党民心社和林支宇派政党湘社共占109席，亲谭派政党民康社仅占50余席，于是亲谭派第六混成旅旅长陈嘉祐在郴州通电不承认这次选举，有召集旧省议会在郴州举行非常会议的传言，同时主张湘军收复岳州，谭派军人宋鹤庚、谢国光、吴剑学、蔡巨犹和中立派军人鲁涤平一致表示赞成。
赵恒惕在长沙召集军事会议，请大家就这个问题表示意见，鲁涤平竭力主张进攻岳州，邹序彬发言反对，邹本是鲁的直属旅长，竟公然和鲁唱反调，鲁大感失去威信，乃忿而辞职，宋鹤更、谢国光、吴剑学、蔡巨犹等为之抱不平。
赵提出一个折中的意见，因岳州在直军手中，如果贸然进攻，怕给直军借口，乘机进攻湖南，这时直奉战争还看不出谁胜谁败，更不该轻易树敌。所以提议约请川军同时出兵，以免湘军单独作战。赵为了让鲁涤平平气，所以把邹序彬调职。迨川军复电愿意和湘军采取一致行动时，直奉战争已经结束，直系已大胜，因此收复岳州问题就孕死腹中了。
湘军酝酿收复岳州，如果吴佩孚坚决拒绝，就有可能把湖南逼上梁山，一面倒向南方。所以吴向赵提出以湖南赞成统一为交还岳州的条件，不过直军退出岳州后湘军亦不得进驻，岳州由警察维持秩序。7月1日赵恒惕通电赞成统一，但仍主张采行联邦制，并声明湖南仍为自治省区。7月27日岳州直军撤往河南，吴一再电催湖南取消自治，赵决定提前省长的选举以避免北京政府的任命。
当北伐军未改道前，赵发现有人酝酿迎谭回湘夺取政权，因此他便函谭，请谭回湘主政，自己愿意下台。后来北伐军改道江西，谭也派人向赵解释误会，表示决不会回湘。
这时候，南北局势都有利于赵，北伐军回粤靖难失败后，滇军朱培德、赣军李明扬部均开入湘境，朱、李等均表示不过问湘事。赵且欢迎李烈钧到长沙养病。
11年9月10日，赵以多数票当选湖南省长。
四川方面在这一个期间也有很多变化。川军第一军军长但懋辛属于熊克武派，第二军军长刘湘（后由第九师师长杨森升任）自成一派，第三军军长刘成勋是中立派。直奉战争时，湘军约同川军出师武汉，四川各军代表在重庆开会决定请刘湘带兵进攻湖北，熊克武带兵进攻陕西，而以杨森代理总司令，刘成勋代理省长。只因直奉战争结束得很快，所以川军出师计划没有实现，而川军内部这时却发生了内讧。
但懋辛的第一军，和刘成勋的第三军联合刘存厚的旧属邓锡侯、田颂尧、赖心辉、刘斌等组织“同盟军”对抗实力强大的第二军。
刘湘于11年5月24日通电辞去四川总司令兼省长，把军民政务交由王陵基和向楚成代拆代行。
7月初，第一军但懋辛部队和第二军杨森的部队在合州、忠州、垫江、万县一带发生接触，杨军兵多械精，但军不能抵挡，退守梁山，再退绥定，即向成都方面的刘成勋靠拢。7月10日一、三两军在成都召开军事会议，共同推举刘成勋为四川总司令兼省长，分派邓锡侯、赖心辉、田颂尧、刘斌等往攻重庆、泸州各地。
二军遭遇一、三两军的联合对抗，亦积极部署，推举在酆都休养的刘湘为靖卫军总司令。可是这时刘湘却以调人姿态劝告一、二两军停战息争。二军接连占领了垫江、大竹等县，并向一军军部的驻在地绥定进攻。
7月11日第三军将领及邓、田、赖、刘等联名通电痛斥杨森，并分兵两路援助一军，东路赖心辉（也是刘存厚旧部）为总指挥集中资州，北路邓锡侯为总指挥集中遂宁。由于二军主力在忠州、垫江、梁山、大竹一带与一军作战，因此邓、赖两军得以乘虚由资州、内江进攻沪州，一军也由绥定乘势反攻。16日杨森通电愿意停战议和，退回重庆，8月7日三军占领重庆，二军向川鄂边境退却。
一、三两军联合战胜了二军后，杨森所部败退到利川、建始一带。杨早就和吴佩孚有联系，川战发生时，吴曾令卢金山率北军第十八师开进夔州，吴新田率北军第七师由陕入川援杨，由于二军败得太快，第七师尚未开动，而驻防宜昌的长江上游总司令孙传芳（这时孙尚未取得福建地盘）并不积极奉行吴佩孚的武力援川政策，所以在8月26日一军占领夔州后，川、鄂两省维持了一个短暂的休战时候。
刘成勋、但懋辛、邓锡侯等击败杨森后，便组织了一个省宪会议筹备会。
吴佩孚和杨森有密切的关系，他当然不满意杨森被排逐。当杨森兵败退入川鄂边境后，吴佩孚曾给以中央军第十六师师长名义，助杨收集残部，养精蓄锐，待机反攻。
四川内部，第一、第三两军联合刘存厚打败杨森后，接着又有第三师师长邓锡侯、第十师师长刘斌、第廿一师师长田颂尧、第廿二师师长唐廷牧、第一混成旅旅长刘文辉、川边镇守使陈遐龄、第七师师长陈国栋、屯植司令胡远耀组织八人同盟对抗第三军军长刘成勋。第七师属于第三军，陈国栋企图将第三军直属第四混成旅何金鳌部并入第七师，因此与何旅在大足发生了冲突。何旅败退到乐圣，刘成勋即将陈国栋免职而自兼第七师长。12年2月7日邓锡侯伪装调解第三军争端，带兵离开重庆，其目的当然不是为了援助陈国栋，而是想联合同盟者扫除一、三两军势力，首先扫除川西刘成勋和川南赖心辉的势力，以达到取得四川总司令的地位。
在邓锡侯的策动下，第廿一师进驻安岳，第廿二师进驻犍为，第一混成旅向泸州前进，川北边防军总司令赖心辉被迫退往自流井、合江。邓锡侯还联合川北刘存厚和在川鄂边境的杨森为外援。第三师离开重庆后，第一军第六师余际唐部于2月8日开到重庆。此时第一军主力在川北潼川一带，军长但懋辛已改称东防督办，也于2月13日移驻重庆。
四川的内讧，正符合了吴佩孚的愿望，为他夺取四川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他积极支持杨森回川，同时还布置了两路攻川的计划，一路派北军第七师师长吴新田由陕南进兵川北，一路派北军第八师师长王汝勤为援川军总司令，第十八师师长卢金山为援川军副司令，由鄂西进兵川东。2月15日杨森部由利川偷渡戴溪袭取万县，这支部队和集中在忠州的第一军发生了接触，19日刘存厚部占领绵州，21日卢金山部占领巫山。
吴佩孚对北京的政治不太有兴趣，可是他认为武力统一是重要的，如果各省的武力都削平，中央政权就不在话下了。他的武力统一野心，几乎超过了他的前辈袁世凯和段祺瑞，所以他虽然在北京政治圈中受到了打击，可是在洛阳却埋首他自认是重要的工作——征闽、攻粤、入川、收湘同时并举。
吴佩孚在中央政权上和曹锟是有极大距离的，但在武力统一方面则和曹的意见又是一致了。
川军第三师师长邓锡侯部西进后，和陈国栋部在永川会师，进攻隆昌，与第三军第七混成旅旅长蓝世钰部激战，刘成勋即下令罢免邓锡侯的第三师师长，并责成赖心辉等回师加以讨伐。邓、陈两部曾以破竹之势占领江津、永川、荣昌、隆昌、铜梁、大足、合川、璧山、内江、资州、简阳。成都大为震动，刘成勋被迫派员向邓讲和。2月22日赖心辉部回师攻克简阳，24日进兵解成都之围，邓、陈两部退往新都、广汉。于是形势又为之一变。27日省军继续向北进攻，邓、陈两部退往田颂尧、刘斌的防区德阳、绵阳一带。这两个同盟者开始也是伪装调解，阻止省军前进，随后即加入了战斗，公推邓锡侯为联军总指挥，与省军在川北展开了拉锯战，刘存厚、唐廷牧也都加入了联军。
3月下旬，联军反攻，占领绵阳、罗江、德阳。刘成勋愿意让出成都，4月4日联军另一同盟者刘文辉也是伪装中立，以成都卫戌司令名义先行带兵进省，5日联军占领成都。
川东方面，3月8日杨森部占领万县，与第一军相持于梁山、忠州一带。由于第一军发生内讧，引起重庆大火，声势大为削弱。3月下旬杨森部占领梁山、长寿，4月6日占领重庆，第一军向川西退却。
这次四川内战，开始的时候是以邓锡侯为首的八人同盟，利用第三军发生内部纠纷的机会，以调解为名进攻成都。战事发动后，川北方而刘存厚乘虚而入，川东方面杨森联合北军大举反攻，因此战争的规模愈大，而形势也愈为复杂。刘成勋下台后，刘存厚由广元到了绵阳，自称四川督军。杨森部一路尾追第一军先后占领合川、铜梁、永川、泸州。杨森的目的也是四川督军。
然而想做督军宝座的，不只刘成勋、刘存厚和杨森，邓锡侯又何尝不想，其他的军人也一样想。邓锡侯看到形势对自己不利，大为失望，因此与退往遂宁、潼南、安岳、简阳的第一军相约，互不侵犯，自己立于坐观成败，黄鹤楼上看翻船的地位。
这时，第一军公推熊克武为靖国自治军总司令，向杨森提出条件，只要北军退出四川，四川内部问题可以和平解决。这个条件当然不是杨森所肯答应的。在这时期，唐继尧已在贵州得势，唐以大西南主义为旨志，对四川也不放松，所以唐和熊克武又联合起来，协助第一军抵抗杨森，并大举反攻成都。
12年5月14日，第一军攻占成都，20日继续占领绵阳，刘存厚与邓、田各军向广元退却。从此川军一、三两军联合起来共同抵抗杨森，四川的内战便无法结束了。
川湘两省多事之秋，云南已进入稳定局面。唐继尧改任各军军长为镇守使，废除军师制，以团为单位直属总部，共有兵力20团。7月27日唐又取消靖国军总司令名义，以云南省长主持一省军民两政。贵州也随云南之后，袁祖铭取消了定黔军总指挥名义，改称贵州省长。
广西局势比较混乱。从贵州撤出的卢焘，在庆远和谷正伦会师后，自称黔桂讨贼联军总司令。广西境内的滇军共有两起，一起是由云南绕道责州进入广西庆远，长安的顾品珍残部；一起是由广东北江绕道湖南进入桂林的中央直辖滇军，由朱培德统率。除了黔军、滇军而外，桂军也有三起，一起是以林俊廷为首的“广西自治军”，其根据地在南宁，经常在桂北、柳州一带与滇、黔军发生拉锯战；一起是刘震寰所统率的中央直辖桂军，驻防梧州；一起是由江西绕道湖南，驱逐滇军，占领桂林的沈鸿英部。
在桂的滇军两支有意联合起来回师云南驱逐唐继尧，但是因为桂北混乱不停，而他们内部意见也不一致，因此这个计划无法实现。
11年9月10日林俊廷迎接陆荣廷回到南宁。北京政府抓着这个机会任命陆荣廷为广西边防督办，沈鸿英为了取得桂林镇守使，曾企图把桂军林俊廷部、陆荣廷部和沈部结合起来，同时外面获得唐继尧、袁祖铭的协助，将广西境内的滇黔军势力完全消灭，然后把广西完整地投入北京政府势力范围内，可是这个计划由于陆荣廷看不起沈鸿英，两人不能合作而落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