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备军建立后，王士珍任第一协协统。其后又成立了第二协。当时袁世凯有个新规定，是“用人唯才”，因此新军所有高级将领必须经过考试，成绩最佳的出任高职。第二协成立后，举行了一次考试，考得最高的是冯国璋，因此便由冯出任第二协协统。
袁世凯小站练兵时，他的三个重要干部是：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号称北洋三杰，王是龙、段是虎，冯是狗。袁对这三杰一视同仁，不分轩轾，这是袁的统御术，要他的三个重要干部平衡发展，以便互相牵制，便于控制。常备军的协统由考试选拔时，王士珍和冯国璋都当了协统。因此袁对段祺瑞感到非常遗憾。在第三个协成立时，袁怕这位成绩不佳的段祺瑞，仍考不上，乃在考试前把试题偷偷告诉了段，这才使段考上了协统。由于这件事使段毕生为之感动，常常对知交说他受袁宫保的私恩太重。
常备军的成立，是袁以方面大任组织中国正式陆军，这就是后来北洋军的源始。
光绪卅年（1904年）以前，北洋军已经成立了一二三镇，由王英楷、吴长纯、段祺瑞分任统制。光绪卅一年（1905年）又成立了四五六镇。第六镇是由“巡警营北段”扩充编制组成的。段祺瑞由第三镇统制调为第四镇统制，张怀芝、冯国璋分任第五、第六两镇统制。不久袁又将第三镇和第六镇两镇的番号互相调换，段祺瑞又被调为变更了番号的第三镇统制。这个新的第三镇本是第六镇，它的前身就是“巡警营北段”，所以其中将领都是北洋各镇的骨干，可以算做北洋各军中的核心部队。这第三镇驻防娘子关时，有一个士兵曾打了洋教官一个耳光，惹出了外交麻烦，袁乃派段芝贵接任该镇统制，直到几个月后事态平息，才叫段祺瑞复职。
在北洋军不断扩充过程中，各镇统制经常调来调去，如段祺瑞就先后担任过第三、第四、第六镇的统制，这显示袁对干部的使用，决不让他们自己形成一个力量，只把他们当作一张牌在打。
袁世凯虽然使用一切手段来敷衍、拢络皇室亲贵，可是随着他的权位和势力膨胀，皇室贵族对袁的疑忌也是日益增大。早在小站练兵时，就有满族大臣说过袁的坏话，并且指使御史参劾袁。到了光绪卅二年（1906年）清廷中满族排挤汉族的风潮发展到顶点，袁的处境也遭遇到空前的艰难。
这一年秋天，清廷举行了一次著名的彰德大操，指定大操地点在安阳、汤阴、淇县之间一个地方举行南北新军大演习。参加会操的，北军是第三镇统制段祺瑞部，南军为第八镇统制张彪部。这所谓的南军和北军，是以驻防地点来区分的。第三镇驻防石家庄和娘子关一带，所以称为北军；第八镇驻防湖北，所以称为南军。这次会操时间定为一个星期。清政府派兵部大臣铁良、直隶总督袁世凯为阅兵大臣，王士珍为总参议兼中央审判长，冯国璋为南军审判长，良弼为北军审判长，各省派来的观操大员，一律被派为审判员。这种安排显示出清廷是有深意的，阅兵大臣满汉各一员，南军审判长是汉人，北军审判长是满人。这时满人中排汉最激烈的是铁良。铁良爬得很快，由道员不几年就做了兵部大臣，其特点就是排汉，受到满族大臣的拥戴。铁良的重要干部之一是良弼。良弼在满族中也是很优秀的一个后进，他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不久就表现得不同寻常。袁惯于用私恩收买别人作他的工具，见到良弼是满族中的人才，遂邀请他担任第六镇的标统。一个刚毕业的学生，一下子就做到标统，在当时是很稀有的事情，可是良弼竟薄标统而不为。
袁世凯最特出的长处就是机警，他看出满族贵胄少壮派对他极不满意，而他这时也没有力量可以抗衡清政府，因此，他在彰德会操后就向清政府奏请调整军事指挥权，建议把第一镇、第三镇、第五镇、第六镇四镇的兵权改归兵部大臣直接统辖，只留下驻扎直隶省境以内的第二镇和第四镇以尚须训练为理由，请仍由直隶总督统辖。
袁这个建议或许是恰合时机，因为建议立刻被接纳，并且立刻派满族将军凤山接替袁的京畿督练新军处会办，同时接替袁所交出的北洋四镇指挥权。有一个传说是：袁这时如果不交出兵权，他很可能要遭遇到严重打击。可是就在紧要关头，他自动交出了大半数以上的兵力，使得一般反袁的人无话可说，同时慈禧仍很信任他，奕劻也全力支持他。而且他手中还握了两镇兵权。为了安慰袁，清廷补授袁长子克定为农工部参议。
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日本士官系占了极重要的地位，日本士官系并不属于北洋派，但日本士官系的学生在北洋时代亦曾扮演了重要脚色，因此必须在此作一个交代。
原来清朝政府的建军工作，是以甲午战败为其开始。日本政府为了迎接中国的建军潮流，特在“成武学校”以外，加设“振武学校”，这两个学校都是初级军事学校。振武学校的主要学生，都是由中国前往日本投考军事学校的青年。日本的军事教育规则，初级军事学校毕业生，必须先送入联队（相当于现代军队的团），进行下等兵至下士的实习，入伍期由半年至一年不等。这种实习在日本人称呼为“士官候补生”。实习期满，便以下士资格派入士官学校肄业，肄业期一年到一年半。士官学校是日本的中级军事学校。士官毕业后仍须派回联队为士以上的实习，实习期由四个月到六个月，期满后以少尉资格录用。
光绪卅年（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日籍学生全体提前入伍，故士官班停办一年。这时中国学生曾推汤尔和、钮永建为代表，由日返国，向北洋大臣袁世凯请愿，要求清朝政府不得允许外国军队在中国领土上作战。光绪卅一年（1905年）日本士官学校步科第三期毕业班、中国籍学生蒋方震以第一名毕业。依照日本规定，士官学校第一名毕业生等于是武状元，应由日本天皇接见，并亲赐刀，这是一桩极大的荣誉。可是这一年的光荣却落在中国学生身上，因此，日本人以后便规定有些课程不许中国学生上课。
日本士官的第一、第二两期，中国学生甚少，从第三期起中国学生人数大增，后来为人所知的有：蒋方震、蒋尊簋、李烈钧、蔡锷、张孝准、许崇智、良弼等。蒋方震字百里，浙江海宁人，回国后和同学张孝准、陈调元同被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延揽，后来做过保定军官学校校长。蔡锷字松坡，湖南宝庆人，回国后被云南总督李经羲延揽，后来领导护国军讨袁。良弼回国后则成为清廷皇族军——禁卫军的高级军官。留日士官学生的出路都是很特殊的，不仅所获的职位高，而且晋级也快，大多在短期内做到了标统（团长）或协统（旅长），也有做到统制（师长）的，这是由于当时清廷缺乏中上级军事干部，因此留日士官生便受到了重视。可是日本士官系的中国学生都具有反满革命思想，大多数后来都参加了辛亥革命。
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袁世凯的北洋军中很少选用留日士官生，所以士官生多数是在南中国活动。后来袁在民国时代做了洪宪皇帝，领导和组织反袁的人物竟多是这些留日士官系。
庚子之变后，清朝政府的建军工作是全国性的，袁世凯北洋练兵只是建军工作中的主要部分，其他各省也都在练兵，不过后来未能自成一系，所以没有历史意义。在当时全国各省练兵中，东三省是比较特殊的，东北系军人后来加入了北洋系，在民国初年的军阀纷争局面中，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
东北是清朝的发祥地，清朝末年东北又是对日俄两国的国防前线，所以清廷对东北是非常重视的。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盛京将军赵尔巽（驻节奉天，是清朝在东北的最高军政长官），成立了两个军事领导机构：一个是督练公所，主持新军训练工作，赵尔巽兼任总办，实际负责人是士官武状元蒋方震，以总参议名义主持练兵工作；另一个是主持整顿旧军的军务处，由行伍出身的老将张锡銮为总办。张锡銮字金坡，浙江杭县人，他父亲是驻防四川的一个旧军官。他早年随军习武，骑术和枪法都很精绝，廿岁在武昌投军，一步一步往上爬。他和袁世凯私交甚笃，是袁的老把兄。他绰号“快马张”，那时候横行关外的绿林马贼是著名的红胡子，快马张曾招抚了两个著名的红胡子头目，一个是后来名震全国的张作霖，另一个是冯德麟。当时规定，凡受抚的人都必须觅具殷实保人，保证日后不反，张作霖的保人是南澳镇总兵段有恒，就是段芝贵的父亲。
这时候，关外还有一支旧军，就是在“古北口”扈驾有功，由北洋巡防军统领升任淮军翼长的张勋。
旧军看新军，一切都不顺眼，尤其对那个初出茅庐的蒋方震，他那时年才廿六岁，公然就主持新军一切训练事宜。旧军当然知道，如果新军练成，首先蒙受淘汰命运的就是旧军，因此蒋方震的练军工作才开始了三个月，旧军将领就推举张作霖领头向蒋攻击。张作霖为人侠义，敢作敢为，他能在东北系内崛起就是因为他有胆识，这时他领头反对新军，公然宣称要找蒋方震拼命。赵尔巽左右为难，一方面想保全新军干部，一方面又不愿太压制旧军，乃想出一个折衷办法，就是派蒋方震到德国深造，专研陆军，以缓和旧军不满的情绪。
张勋、张作霖后来都被划入北洋派，这是广义的说法，如果照狭义的说法，北洋派应该是指袁世凯在北洋大臣任内编练的新军，并不包括其他各省区所编练的新军或旧军在内。
两广也是比较特殊的地区，旧系军人很占优势。在广西省的是陆荣廷。陆字干卿，广西武鸣县人，也是绿林豪杰出身，受广西提督苏元春的招抚，后来他自己亦做到了广西提督，和张勋是同一时期在苏元春下面做管带，彼此曾义结金兰。这两个把兄弟随后分道扬镳，张勋向北方发展，而陆荣廷则始终留在广西，成为地方势力。
与陆荣廷齐名的还有一个龙济光。龙济光是云南蒙自人，他的哥哥龙觐光是云南蒙自的世袭土司，被云南总督岑毓英提拔离开蒙自去作外县知县，土司职务遂由龙济光继任。过了几年龙济光也离开蒙自，外出做官，慢慢地竟爬到广西右江道。就在这个期间，龙和陆荣廷不但结成朋友，而且还结为儿女亲家。这时候的广西藩司是张鸣岐，也和龙济光很有交情，待张鸣岐升到两广总督时，龙济光也得张的援引做到广东提督。张鸣岐用龙济光的原因是要龙来抵制跋扈的广东水师提督李淮，就由于这一调动，使龙济光获得在广东扩展势力的机会。
陆荣廷和龙济光分别在广西和广东建立他们的势力和军事力量以后，他们都和袁世凯发生了关系，龙济光被列为北洋派的南方健将，和张勋、张作霖被列为北洋派的北方健将一样。
在狭义的北洋派中，除了北洋三杰外，当时已崭露头角的人物，还有：
王怀庆字懋宜，直隶宁晋县人，在武备学堂毕业，他是小站旧人。卢永祥字子嘉，山东济阳县人，是早期北洋军第三镇第五协协统。陆建章字朗斋，安徽蒙城县人，也是武备学堂的毕业生。此人是冯玉祥舅父。姜桂题字翰卿，安徽亳县人，行伍出身，曾充任僧格林沁的卫队军官，后来率领淮军随左宗棠到新疆，甲午中日战争，他曾在旅顺参战不利，战后被派往小站统率新建陆军的左翼，他是北洋军中年龄最大的一个宿将。和姜桂题一样是行伍出身的还有前面所提到的张勋，也是起自兵间。倪嗣冲，字丹忱，安徽阜阳人，秀才出身，也属于小站练兵时的杂牌将领之一。段芝贵字香岩，安徽合肥人，北洋武备学堂出身，曾拜袁为义父，有干殿下之称。王占元字子春，山东冠县人，马弁出身，被挑选入武备学堂。曹锟则是布贩出身。上述诸人虽然出身不同，但大多数都在武备学堂受过军事教育，只有行伍出身的张勋和姜桂题以及倪嗣冲始终没有进过军事学校。张勋字绍轩，江西奉新人，幼年在河道总督许仙屏家中做书童，因偷东西被逐，乃投奔广西提督苏元春处做厨师，为人善于谄媚，一步一步升到管带。八国联军时扈驾有功，升淮军翼长、云南和甘肃提督。
清朝末年编练新军时，其步骤是一面练新军，一面裁汰旧军，并且逐步以新军代替旧军。由于这个决定，对于旧军来说，是非常不满的，任何人无论自己如何愚笨，总不愿自甘受淘汰，所以面临这种命运，他们内心的愤激是可以想象的。
当旧军尚没有完全裁汰以前，清朝政府按照新旧军不同的性质和任务，分别编为中央军和地方军。中央军有一定的番号，但无一定的防地，编制比较正规，军器比较精良，军饷也比较优厚；地方军则仍旧沿袭绿营、巡防营、毅军、殿军等等名号，驻防地区是固定的，可是无论军饷、军械、编制都远远不及中央军。由于这种待遇上的差别，便引起了新旧军的极大矛盾，从矛盾的扩大而相互敌对。东北奉天新旧军的互相敌对，就是一个明证。后来清室动摇，新军除了北洋军外都倾向革命，而旧军将领则仍拥护清室。所以终清一朝，旧军竟没有被裁汰，便是因为旧军是忠于清室的。
各省练新军，按照清廷规定，凡已练成协（就是后来的旅）以上者，就可以在省城设立督练公所，下分兵备、参谋、教练三处，由督抚为总办。
全国陆军成立卅六镇，按省分配，限期编练。其分配和次序为：近畿四镇，直隶两镇，山东一镇，江苏两镇，江北一镇，安徽一镇，江西一镇，河南一镇，湖南一镇，湖北两镇，浙江一镇，福建一镇，广东两镇，广西一镇，云南两镇，贵州一镇，四川三镇，山西一镇，陕西一镇，甘肃两镇，新疆一镇，热河一镇，奉天一镇，吉林一镇，黑龙江一镇，合共卅六镇。这就是清廷编练新军以之成为正式国防军的全貌。卅六镇番号原定自近畿第一镇起，完全依照各省省份大小和省区远近挨次编列，后因各省新军的编组成立迟早不一，所以又改为每镇组成的先后为各镇的次序。每镇下辖两协，所以卅六镇就成为七十二协，其番号亦按次序，如第一镇就是第一协、第二协，第十镇就是第十九协、第廿协，第卅六镇就是第七十一协、第七十二协，以此类推。
新军的服制和旧军不同，陆军的军常服以军帽和肩章分为三等九级，军帽正中以龄蟠珠为征，珠的颜色则和文官顶戴分别一样，帽墙缀金辫，以宽窄金辫之多寡为阶级高下之分，肩章则以金辫一、二、三条，金星一、二、三颗表示三等九级，上等一级是金辫三道，金星三颗，中等三级是金辫二道，金星一颗，由此可以类推，领章则以颜色分兵种。
光绪卅三年（1907年）北洋的六镇已很完整，其他的卅镇则仍在编组中。北洋六镇情况如下：
第一镇是原京畿第一镇，即京畿常备军，驻地在北京，统制是铁良。
第二镇是原北洋常备军第一镇，驻地在迁安、永安一带，统制是王英楷。
第三镇是原北洋常备军第三镇，驻地在保定，统制是段祺瑞，后易曹锟。
第四镇是原北洋常备军第二镇，驻地在小站马厂，统制是吴凤岭。
第五镇是原驻山东的北洋常备军第五镇，驻地在山东潍县一带，统制是吴长纯。
第六镇是原北洋常备军第四镇，驻地在南苑，统制是段祺瑞。
前面曾说过，袁看到清廷满族亲贵对新军眼红，所以把第一、第三、第五、第六四镇的兵权交出。可是不久他又出了一个新花样，他建议把东三省的官制改成和各省一样，把盛京军务名义取消，改为东三省总督，同时向慈禧保荐民政尚书徐世昌出任第一任的东三省总督。袁的另一位老朋友唐绍仪出任奉天巡抚，袁系的朱家宝出任吉林巡抚，有袁干儿子之称的段芝贵出任黑龙江巡抚。这一来袁系的大将彻底地掌握了东北，而徐世昌借口国防重要，要求调第三镇出关，驻防于长春南岭和黑嘴子一带。第三镇是当时北洋军中最精锐的一镇，当时第三镇的统制段祺瑞已转任第六镇统制，而第三镇统制则由曾经做过布贩子的曹锟升任。
这时东北旧军张作霖和冯德麟也已经由管带升任为巡防营前后两路统领，驻防新民屯一带。
徐世昌在宣统三年（1911年）内调邮传部尚书，遗缺由云贵总督锡良（蒙古人）继任。他携带了军事幕僚陈宦赴任，同时自北洋诸镇中各调一部合编为第廿镇，统制就是陈宦。陈宦是湖北人，以苦学出身，和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号称为关外的湖北三杰。
锡良只做了几个月的东三省总督，因病辞职，遗缺由四川总督赵尔巽回任。这时陈宦被派到德国考察军事，第廿镇统制由士官生张绍曾接长。赵尔巽又把从德国研习军事归来的蒋方震找回担任总参议。这时在东北士官学生很得意，有蒋方震、张绍曾、吴禄贞、蓝天蔚等。新军羽翼甚丰，蒋方震亦不怕张作霖来找他算帐了。
光绪卅三年（1907年）七月，袁世凯已经做了五年零九个月的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了，他虽然用尽心思去应付满族亲贵的猜忌，可是排汉的满人对他仍不放心，尤其对他握有兵权的职务不放心，因此他便被解除了直隶总督职务，有旨补授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这个命令发表的同时，湖南总督张之洞也被任为军机大臣。清末的军机大臣就是枢臣地位，张之洞、袁世凯是当时汉旅的两大名臣，同日拜命入阁，也是一件大事。可是对袁世凯来说，这种调升实在是解除他的兵权，是一种削权的举措。
袁的兵权始于小站练兵，获得信任于戊戌政变，壮大于义和团之变，而完成于直隶总督任内。如今他羽翼已成，袁党各据要津，都抓住了精锐的部队，在此时来削弱他的力量是很难的。
袁奉命入阁时，坚请辞职，清廷当然不准，只好入京就职。这时首席军机大臣是庆亲王奕劻，奕劻对袁还好，加上慈禧对袁的宠信不衰，所以袁还能站得住，只是他和张之洞相处不很融洽，两人个性和政见都有极大的距离，时常在公事房中闹得很僵。
袁在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任内才一年半的时光。这一年半中，袁依违其间，无所建白，所办各项交涉，多有丧失权利者。在他一生中，这一段时间最没有成就。
十九、预备立宪的远期支票
清廷为了敷衍求变的潮流，乃同意君主立宪，先派五大臣出国考察，搜集资料。五大臣出国考察分为两途：一是由载泽、李盛铎、尚其亨前往日本、英国、法国、比利时等国考察；一是由戴鸿慈、端方前往美国、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等国考察。可怜这些大臣们并不懂国际知识，也不懂各国宪法，因此随五大臣出国的参赞衔江苏候补道熊希龄便出了一个主意，是考察归考察，而报告则请人捉刀。他的妙计是：我们匆匆忙忙到外国，来去仓促，不易搜集各国资料，同时各国国情亦不尽和我国相同，整理起来一定很杂乱，还不如延请一个对宪政有深切研究的人，叫他写出整个轮廓，我们回国时就以之为蓝本，加以润色和整理，然后奏陈。熊这意见马上被五大臣所采纳，熊于是推荐杨度，五大臣也全同意，乃派熊先到东京，请杨负责撰写立宪的文章。当时中国人中有资格写宪法文章的，第一个是梁启超，可是梁是著名的维新派；第二是杨度，熊推荐杨度是很适当的。
熊希龄也是北洋时代的重要人物，他是湖南凤凰县人，字秉三，早年曾参加谭嗣同、唐才常、皮锡瑞所创立的南学会，戊戍政变时以新党嫌疑被清政府“发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但是常德知府朱其懿认为熊是一个人才，不但把自己妹妹朱其慧许配给熊，同时还聘他在西路师范传习所担任体操教员。湖南巡抚赵尔巽也很赏识他，以“兴学有功”奏请开复他的功名，因此清廷便派他为江苏候补道。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时，他以参赞名义随行。
熊在法国巴黎曾闹了一次笑话，原来他们考察团是住在大旅馆中，有一天熊从外国回旅馆，匆匆忙忙回到自己卧房，推门一看，房间中睡了一个赤裸裸一丝不挂的金发美女。熊以为是做梦，揉了揉眼睛，仔细一看，确是一个安琪儿，使他一时没了主意。他遐想到西方的文明，美女竟裸体奉献，这当儿床上的美女仍在海棠春睡，他乃轻轻走近床前，用手碰了一下美女的身体，想把她叫醒，并且细声地说：“女士，这是下官的房间，您为何跑了进来？若被外人见了，恐不方便。”这时女郎已悠然醒来，见到床前一位扁鼻黄脸，还有一条辫子的中国人，也大吃一惊，一面拉了一条毡子盖着自己裸体，一面嚷了起来，叫他滚出去。熊这时仍很礼貌地解释这是自己房间，两人言语不通，女郎叫了起来，全楼旅客都跑了来看，旅客中有一位是五大臣的随员梁鼎甫，一手把熊拉出房间，并向女郎咭咧咕噜地讲了几句洋文，大家才轰然笑了起来。熊仍莫名其妙。梁一面埋怨他，一面解释说：“您走错了一层楼了。这种大旅馆，每层楼的房间都是一样，每间房间里面的陈设也是一样，今天这个笑话闹得太大了。”原来熊住的是六楼，而他跑到了五楼，就进了同一样的一间房间。
杨度是湖南湘潭人，字皙子，有个叔父杨瑞生曾任朝阳总兵，北洋三杰中的“龙”王士珍曾做过杨瑞生的马弁。杨度曾应光绪廿七年（1901年）闰五月的经济特科初试。这次是光绪在保和殿御试，梁士诒（广东三水人）考中一等第一名，杨度考中一等第二名，这两人后来都是北洋时代兴风作浪的人物。这次发榜后，慈禧照例要打听一下状元的来历，当时的军机大臣瞿鸿玑（湖南善化人）是个糊涂蛋，他顺口奏称：“梁士诒是梁启超的兄弟，孙文的同县人，又和康祖诒（康有为的原名）名字末一字相同，梁头而康尾，定非善良之辈。”慈禧最忌的是维新派，一听之下，不分清红皂白，就取消了这次考试结果，还撤换了阅卷大臣。杨度因此逃往日本流亡，和范源濂（湖南湘阴人）被推为东京留学生会正副会长，并暗中拉拢张之洞。由于杨生性爱好政治活动，同时还有点钱，于是他的饭田町寓所便变成“留日学生俱乐部”和“湖南会馆”。当时和他过从最密的，有黄厪午（黄兴的原名）、陈天华、宋教仁、刘揆一和杨笃生等。后来吴樾谋刺五大臣的炸弹便是杨笃生所手制的。就当时旅居日本的中国人物而论，杨的才智和声势都很高，所以孙中山先生很想拉杨参加革命，曾与程家柽同访杨寓，杨却认为革命的破坏性太大，主张君主立宪。大家谈得并不投机，可是杨度这时却把黄兴介绍给孙中山先生，孙黄两大革命领袖的结合，谁会想得到竟是洪宪鼓吹者杨度介绍的呢！
当五大臣周游列国考察宪政后，把梁启超和杨度代笔写的考察报告呈给清政府。光绪卅二年（1906年）七月，清廷召集御前会议，同意了这份报告，颁布了预备立宪的诏书。就慈禧来说，她是宁死也不愿见宪政这两个字，所以她只肯勉强地同意了“预备立宪”。
光绪卅三年（1907年）清廷把考察政治馆改为宪政编查馆，五大臣推荐杨度“才堪大用”，于是清廷就派杨度为宪法编查馆的提调。光绪卅四年（1908年）八月，清廷根据宪政编查馆编就的宪法大纲，公布预备立宪期为九年。
袁世凯在戊戌政变时是和君主立宪派结下了血海深仇，他后来的地位也可说是戊戌六君子的血换来的。如今立宪成为潮流所趋，甚至极端仇视新政的慈禧也不能正面反对，袁是个最会见风使舵的人，大势所趋他也不能不改弦易辙，因此他拉拢了宪政红人杨度做入幕之宾，自己也表现了热心推进宪政的姿态，加上他手中有一封张謇的长函，劝他倡行宪政，所以他也俨然成了推动宪政的领导人物。
这时满族亲贵是极反对行宪的，袁世凯乃请庆亲王奕劻向慈禧提出建议：行宪是清王朝万世一系的可靠保证，同时借此可以和缓革命危机，转移全国视线，因此最好由清廷延揽几个精通宪法的专家，在颐和园向满族亲贵开讲宪法可以救国的专题，让他们懂得这个道理，才不会反对立宪。慈禧接受了这个提议，袁乃推荐杨度做讲师，在颐和园开讲立宪可以救国。据说颐和园中讨论宪政和救国的大道理时，有位福建才子郑孝胥发出一个惊人的议论，他说：“我认为立宪救国，不如借款救国有效。”别人问他：“借款救国是什么道理？”他说：“这还不简单，我们向外国借款，他们穷了，我们富了，这不是救国了吗？”
满族贵族始终认为推行宪政就会削弱君主的特权，同时又是给汉族揽权的机会，所以固执地反对。杨度虽鼓起了如簧巧舌也说不动他们。
两位汉族的军机大臣张之洞和袁世凯对于宪政的意见也不一致。张之洞是一个考据家，他要一套宪政大纲是能符合中国历朝制度，同时有历史根据的宪政大纲；袁则主张要能富国强兵，吸收东西各国优点的宪政大纲。这样一来，满汉大臣已不能协调，两位汉大臣意见也不一致，因此立宪声浪虽大，却找不出可行之路来。
宣统元年（1909年）载沣当国执政后最难应付的，便是全国要求“立宪”了。这种要求已不似在慈禧时代可以用敷衍和推托便可了事，必须先把实行宪政的日期确订出来，因此清廷乃宣布在这年九月一日设立各省咨议局，以使立宪活动可以从地方开始，然后在九年内立宪。各省咨议局有点像今天省议会一样，不过议员都不由选举产生的，无论议员也好，议长也好，都是由地方的名流和绅士担任，如江苏咨议局议长是名重一时的南通状元张謇，湖北议长是汤化龙，湖南议长是谭延闿，山东议长是丁世铎，四川议长是蒲殿俊。
咨议局的出现，使一般君主立宪派或者比较头脑进步的知识分子得到一种鼓励，认为挽救中国危亡的命运不必通过革命的激烈手段，只要迫使清廷认真实行虚君实宪，把政权交给责任内阁，中国就有救了，东邻日本便是一个显明的例子。因此他们联合各省咨议局，组成一个“国会请愿同志会”，要求清廷在首都所在地早日召开国会，他们用提前召开国会的办法，来抵销清廷九年行宪的拖延战术。
宣统二年（1910年）清政府勉强地接纳全国召开国会的要求，成立一个中央的咨询机构——资政院。资政院的议员一部分由皇帝敕任，一部分由各省咨议局推选。由各省推选出来的资政院议员，后来在北京组成了一个“宪友会”，同时在各省咨议局设立“宪友会支部”，自此君主立宪派自己有了活动的团体，由中央到地方可以自成一系了。由于君主立宪运动成为当时一股激烈的潮流，大家都觉得只有早日行宪才能救国，因此宣统二年（1910年）冬天，中央资政院和各省督抚也纷纷催请清廷早日召开国会，颁布宪法，组织责任内阁。
于是清廷乃宣布缩短立宪预备期为五年，由宣统元年（1909年）算起，到宣统五年（1913年）正式召开国会。这样让步仍不能缓和愈来愈烈的行宪要求，因此在宣统三年（1911年）三月宣布先设置内阁，派庆亲王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那桐和徐世昌为内阁协理大臣，作为是立宪的形式。内阁有13名阁员，其中满族占九名，掌握军事、民政、财政大政；而汉族只占了四名，掌握些不相干的部曹。奕劻在满汉大臣中地位虽很崇高，可是他却是出名的“贪官”，他有“庆记公司”之名，公然接受贿赂，不以为耻。
换汤不换药，清廷只是想用假“立宪”来敷衍求变的广大要求。
二十、死里逃生洹上归隐
慈禧高龄当国，风烛残年，当时两宫不和，光绪所期待的，就是慈禧迟早总要寿终正寝，所以唯一对抗慈禧的方法就是“等待”。不幸，正当慈禧病危时，光绪却抢在她之先驾崩。光绪先慈禧而死，这件公案是清王朝最后岁月中一大秘密，有人说慈禧垂危时叫人先谋害了光绪，又有人说是袁世凯的阴谋。所有的传说只是传说，谁也无法证实真相是怎么一回事。
袁世凯当然恐惧光绪重新执政，他死命地掌握着北洋军，巩固自己的力量，就是以防万一。光绪卅四年（1908年）皇帝和太后都在病中，清廷计划为光绪立嗣以备万一，袁极力支持立庆亲王的长孙为嗣，可是他的计划却不被慈禧所接受。慈禧虽然不喜欢光绪，但是她和醇亲王一家人的关系非常密切，因为她的亲妹妹便是嫁给醇亲王奕譞。奕譞的儿子中，一个是光绪，一个是载沣。载沣继承了醇亲王的王位，娶的太太又是慈禧亲信荣禄的女儿。所以慈禧为了这种私情，宁愿把天下交给载沣所生的，才三岁又好哭的溥仪，并命载沣以监国摄政王名义抱了他的儿皇帝统治大清江山。
另有一个传说是当病中的光绪听到自己亲兄弟要作摄政王，也不禁流露了笑容，于是他秘密地写了一个字条给载沣，上面只有四个字，是“杀袁世凯”。
袁世凯在醇亲王载沣被任命为摄政王以后，也曾做了一番努力，他以国家需立长君为由，建议载沣自己做皇帝，他希望以拥立载沣自己做皇帝，来求取载沣的谅解，可是他这个建议不仅未被载沣接受，反而却召来一顿很严厉的申斥。他乃称病请假到天津小住。
载沣当国后，真的在筹划要替皇兄报仇，诛杀袁世凯。康有为有一封“上摄政王”书，这封信强调光绪之死是袁所杀，请“杀贼臣袁世凯”。康函摘要如下：
“罪臣康有为稽颡上书监国摄政王爷殿下：十月二十一日惊闻大行皇帝上宾，天地晦冥，山川崩竭，薄海号痛，泣于昊天，鼎湖攀髯，呼号莫及。呜呼痛哉！岂谓御宇三十四年舍身爱民之圣主，而弃我臣民如此其速，且如此其酷也。
有为僻居海外，逖听所得，佥谓逆臣袁世凯蓄谋篡弑，已历岁年，今次大丧，又适与大行太皇太后之丧后先衔接；稽诸前史，从所未闻，举国汹汹，杯弓蛇影之痛，怀莫能释，自推原祸首，莫不集矢于逆臣袁世凯之一身。有为痛急之余，不揣冒昧，曾僭电殿下，请讨贼臣人安社稷，未审九阍深邃能达典签否也？
自顷日读宫抄，见大丧之礼无异常，岂先帝之丧实由天祸，而非有如外间所拟议者耶？抑有深哀隐痛，为臣子所不复忍言，而为先帝讳之者耶？海外孤孽，固不敢妄为臆测。虽然逆臣袁世凯为先帝之罪人，固已昭昭然天下所共见，苟有弑逆之事，其恶固擢发难容，即无弑逆之迹，其罪亦难从末减。有为躬受先帝厚恩，而先帝之知世凯，实由有为，今有为若不揭其恶而正其罪，则将何面目以见先帝于地下，故敢沥述前事，为殿下陈之。
夫使先帝之丧而有可疑，则逆谋必出自世凯，固无论矣。即日无可疑，然试思先帝方以鼎盛之春秋，曷为而弃我臣民，岂非戊戌以后，十年忧伤，抑郁之所致乎？而孰使先帝积十年之忧郁而卒赍志以殂落者，则皆逆臣世凯一人为之也。先帝之事大行太皇太后，仁孝恭谨，四十年如一日，天下之所共闻也。
戊戌春夏之交，先帝发愤于中国之积弱，强邻之侵凌，毅然维新变法以易天下。其时慈宫圣意所在，非外廷所能窥伺，就令两宫政见小有异同，而慈孝感召之诚，终未尝因此而稍杀。自逆臣世凯无端造出谋围颐和园一语，阴行离间，遂使两宫之间常有介介，而后此事变遂日出而不穷。先帝所以备历艰险以迄今日，实惟此之故。今使如世凯言而果有事也，则将谓先帝为此事耶？抑谓全由罪臣有为主谋，而先帝受罪臣之蒙蔽耶？
夫以先帝之仁孝，肯为此悖逆之举？若世凯谓先帝为与闻，是诬先帝以不孝也。罪臣受先帝特达之知，稍有人心，固不忍行其蒙蔽，且以先帝之英明，又岂罪臣所能蒙蔽者！若世凯谓先帝为罪臣所蒙蔽，是诬先帝以不明也。推原世凯所以造出此无根浮言之故，全由世凯受先帝不次之擢，其事颇为廷臣所瞩目，而盈廷汹汹，方与新政为难，世凯忽生自危之心，乃幻出此至狠极毒之恶谋，如俗谚所谓苦肉计者以求自解免，此戊戌冤狱之所由起也。
（中略）
罪臣当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初二日恭承先帝手颁朱谕，命以爱惜身体，善自调摄，期他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十年以来，每一忆诵，血与泪俱。今先帝大业已矣，罪臣不敢惜身，惟大仇未报，无以见先帝于地下，且举国皆畏世凯无耻忘仇，然则先帝之冤非罪臣发之而谁发之？
夫图治之序固有先后，以中国之大，致强犹反掌耳。但有贼不讨，大伦已佥，大法全废，更何道以治国乎？先帝丧苟有可疑，袁世凯固贼也；既无可疑，袁世凯亦贼也。许子不尝药，《春秋》犹书为弑君。夫世凯之所陷先帝者，又岂此尝药之比哉？昔齐陈恒弑君，孔子鲁人，犹请讨之。况罪臣曾受先帝生死骨肉之恩者耶！自念获罪，不敢冒犯，待之弥月，不能隐忍，敢冒斧铖之诛，谨以上闻，不胜悲痛哀愤之至，伏惟睿鉴。有为泣血谨上。”
宣统（溥仪）临朝，摄政王载沣曾召见满汉军机大臣宣示先帝遗诏，这时老臣张之洞却跪在地上连连叩头，以“国有大丧，不宜诛戮大臣”为由反对，庆亲王奕劻也表示反对。当天载沣还密电征询北方几个北洋系的汉族军事首长意见，第四镇统制吴凤岭，第六镇统制赵国贤的答复都是：“请勿诛袁，如必诛袁，则先解除臣等职务，以免兵士有变，致辜天恩。”
大臣的反对，和可能发生兵变，就使袁世凯逃脱了“诛戮”的命运。下面抄录一段宣统废帝溥仪关涉这一幕的回忆——
对我父亲摄政王来说，最根本的失败是没有能除掉袁世凯。有一个传说，光绪临终时向摄政王托付过心事，并且留下了“杀袁世凯”四字朱谕。据我所知，这场兄弟会见是没有的。摄政王要杀袁世凯为兄报仇，虽确有其事，但是被奕劻为首的一班军机大臣给拦阻住了。详情无从得知，只知最后让父亲泄气的是奕劻的一番话：“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如果造起反来怎么办？”结果是隆裕太后听了张之洞等人的主意，叫袁世凯回家去养“足疾”，把他放走了。有位在内务府干过差使的“遗少”给我说过，当时摄政王为了杀袁世凯，曾想照学一下康熙皇帝杀大臣鳌拜的办法。康熙的办法是把鳌拜召来，赐给他个座位，那座位是一个只有三条好腿的椅子，鳌拜坐在上面不提防给闪了一下，因此构成了“君前失礼”的死罪。和摄政王一起制定这个计划的是小恭亲王溥伟。溥伟有一柄咸丰帝皇帝赏给他祖父奕的白虹刀，他们把它看成上方宝剑一样的圣物，决定由溥伟带着这把刀，做杀袁之用。一切计议停当了，结果被张之洞等人拦住了。这件未可置信的故事至少有一点是真的。这就是那时有人极力保护袁世凯，也有人企图消灭袁世凯，给我父亲出谋划策的大有人在。袁世凯在戊戌后虽然用大量银子到处送礼拉拢，但毕竟还有用银子消除不了的敌对势力。这些敌对势力，并不全是过去的维新派和帝党人物，其中有和奕劻争地位的，有不把兵权拿到手誓不甘休的，也有为了其他目的而把希望寄托在倒袁上面的。因此杀袁世凯和保袁世凯问题，早已不是什么维新与守旧、帝党与后党之争，也不是什么满汉显贵之争，而是这一伙亲贵显要和那一伙亲贵显要间的夺权之争。以当时的亲贵内阁来说，就分成庆亲王奕劻等人的一伙和公爵载泽等人的一伙。给我的父亲出谋划策以及要权力地位的，主要是后面这一伙。
其中最难对付的是奕劻和载泽。奕劻在西太后死前是领衔军机，太后死后改革内阁官制，他又当了内阁总理大臣，这是叫度支部尚书载泽最为愤愤不平的。载泽一有机会就找摄政王，天天向摄政王揭奕劻的短。西太后既搬不倒奕劻，摄政王又怎能搬得倒他？如果摄政王支持了载泽，或者摄政王自己采取了和契劻相对立的态度，奕劻只要称老辞职，躲在家里不出来，摄政王立刻就慌了手脚。所以在泽公和庆王间的争吵，失败总是载泽。醇王府的人经常可以听见他和摄政王嚷：“老大哥这是为你打算，再不听我老大哥的，老庆就把大清断送啦！”摄政王总是半晌不出声，最后说了一句：“好，好明儿跟老庆再说……”到第二天，还是老样子，奕劻照他自己的主意去办事，载泽又算白费一次力气。
载泽的失败，往往就是载沣的失败。奕劻的胜利，则意味着洹上垂钓的袁世凯的胜利。摄政王明白这个道理，也未尝不想加以抵制，可是他毫无办法。
诛袁计划既然难行，载沣乃于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1909年1月2日）以皇帝名义明降上谕：“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蒙先朝擢用，朕登极之后，复与殊赏，正以其才可用，使效驰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朝廷体恤之意。”
袁世凯在天津奉到“回籍养疴”的诏旨，这时他还和他的一位外国朋友取得联络，这位洋朋友是英国驻清公使朱尔典，他们早已建立了极亲密的关系。据说朱尔典拍了胸膛愿意担保袁的生命安全，于是袁世凯才怀着沉重的心情由天津遄返北京，向皇帝谢恩和辞行。
权势烜赫的袁宫保，竟在几天之内变成了丧家之犬，仓皇地告别了北京城，临行前他把在北京价值卅万元新购置的府学胡同私宅赠给了段祺瑞。这时北洋六镇统制名单是：第一镇统制何宗莲，第二镇统制马龙标，第三镇统制曹锟，第四镇统制吴凤岭，第五镇统制张怀芝，第六镇统制段祺瑞。
袁离北京时，只有严复和杨度两人送行。
袁从北京回到项城，先已在项城的卫辉城外购屋数十楹，故留居于此。宣统元年（1909年）五月移居彰德府北门外的洹上村。洹上村有天津何氏的别墅，袁予以购置添修，题名养寿园，自号洹上钓叟，一付闲云野鹤的姿态，每天饮酒赋诗，游山玩水，借以消除清廷满人对他的注意。其实京中动静，朝廷消息，他了若指掌，北洋派大将冯国璋、段祺瑞和其他将领都经常轻车简从来彰德，向袁报告情况，请示做法，袁则用非常亲密的态度接待这些干部，临别时还要赠送丰厚的路费。
在政治上，他的老友徐世昌红极一时，并未因袁失势而受影响，时而外放总督，时而内调尚书。袁归隐后，徐竟升任内阁协理大臣（就是副内阁总理的地位）；袁一手提拔的赵秉钧则任民政部侍郎，掌理全国警察和特务；袁的长子克定仍在邮传部任丞参，他们都负责京中联络工作。内阁总理大臣奕劻，陆军大臣荫昌也和袁保持密切关系；而各省督抚大员中，袁仍有不少的亲戚和故旧。因此，袁虽然在洹上隐居，可是却拥有极大的政治潜势力。
这时随袁在洹上的有两大智囊，两人都是姓杨的，一个是杨度，他原任宪政编查馆的提调，后来投入袁的门下满以为可以成为立宪的风云人物，怎知袁被逐，他亦只好随袁出走，失去腾达机会。他常叹息地说：“伊藤博文的命太好，我的命太苦！”一个是沉默寡言的杨士琦。杨是安徽泗州人，直隶总督杨士骧的兄弟，杨士骧亦是袁党。
袁在归隐期间，曾做了一首五言绝句，诗曰：“楼小能容膝，檐高老树齐，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袁的门下士一面作诗奉和，一面则贡以谀词：“宫保珠玉在前，我辈不敢献丑了。”这些趋附之辈又窃窃私议说：“诗虽不佳，可是气魄雄伟，大似开国帝王口吻。”
这年恰好是袁50岁，可是他的头发胡子早已斑白，他一共有七房太太，已生了15个儿子。他最宠爱的姨太太是五姨太，据说是段芝贵奉献的。
载沣当政后，一方面放逐袁世凯，一方面更进一步排斥汉族。首先是在军事方面，他把全国兵权总揽在皇室手里，要建立一个驾乎一切军队之上的皇室武力。就在他担任摄政和放逐袁世凯的同时，他宣布成立禁卫军，由他统率，同时设立贵胄学堂以培养满族的高级人才；又代皇帝为全国陆海军大元帅，并成立陆海军联合参谋机构军咨处，派满族大臣毓朗、善耆、载泽、载涛、载洵等主持建军事务；派载洵赴欧美各国考察海军，载涛赴德国考察陆军，荫昌为陆军部大臣接统北洋各镇；宣布陆军武官任用制度，近畿各镇由陆军部直接统辖，裁撤京畿督练公所；成立海军部，以载洵为海军大臣。后来军咨处扩大为军咨府。军咨府的性质等于参谋本部，以载涛、毓朗为军咨大臣。同时并宣布今后军队首长的任用计划，新军卅六镇的高级将领都由贵胄学堂毕业生担任；全国绿营和巡防营次第裁撤，以禁卫军拱卫京城，并控制全国新军。
海军大臣载洵、军咨大臣载涛都是载沣的亲兄弟，也是光绪的小弟弟，这两人是清末全国闻名的大贝勒。海军大臣载洵有一次被派到奉天去查案，他是坐火车前往的，到了奉天车站，满城文武官员都到火车站恭迎，可是钦差大臣却在车厢内发了脾气，怎么请也不肯下车。欢迎行列见钦差不下车，自然也不敢散走，其中有聪明的官儿们猜想钦差大臣大约是有什么需求，乃偷偷地向钦差的亲信随从打听。不打听还好，一打听可把人骇坏了，原来钦差大臣要地方官孝敬他3000套貂皮，如果不答应钦差就不下车。这可把地方官难倒了，因为关外虽然盛产貂皮，立刻要凑3000套则是办不到的，可是如果凑不齐，钦差大臣就不肯下车，这样地方官就要担承很大的干系，因此只好答应下来，立刻派人赴各地搜购，总算在钦差回京之前凑齐了。钦差虽然满载而归，可是搜刮的丑闻已传遍了关内外，从此载洵就被人称为“三千套”。载涛虽然没有这类笑话，但他却是一个出名的胆小鬼。至于摄政王载沣呢？他当国后很像模像样，每天坐朝听政，批阅公文，可惜他听政时，对群臣的报告，呐呐不能作指示，而批示则又别字连篇不知所云，常在朝堂上好像睡眠不足，呵欠连连。还有他是出名怕太太的。
禁卫军虽由载沣统率，实际责任却在载涛身上，而载涛也很少过问，又交给士官毕业生良弼负责。良弼本任禁卫军第一协协统，其后任禁卫军训练大臣，他是满族亲贵中敢作敢为的少壮派，吸收了一批士官生作为禁卫军的各级将领。
廿一、革命事业风起云涌
当君主立宪派的康、梁流亡到东京后，他们的声势始终不比革命党弱，但是清廷不懂得运用这批保皇党来和革命党对抗，抵消革命党的力量，而把康、梁这群保皇党的人也视为大逆不道。
孙中山先生当时极希望能拉拢康、梁联合反对清廷。他曾和梁启超接触，梁依违不决，而康有为则仍以要拥戴他的“圣主”为目的，最后双方谈不拢。退而求其次，想拉杨度，杨却介绍同乡黄兴给孙中山先生，当时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革命团体名叫“兴中会”，黄兴则与宋教仁、陈天华、刘揆一等组织“华兴会”。孙、黄一见如故，政治立场也完全相同，于是合并兴中会和华兴会为“同盟会”，同时吸收章炳麟（号太炎）的“光复会”。这个光复会是上海教育界的反满秘密组织，光绪卅年（1904年）成立，参加的人有：蔡元培、陶成章、章炳麟、吴敬恒、徐锡麟、马宗汉、陈伯平、秋瑾等。
光绪卅一年六月二十八日（1905年7月3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桧町黑龙会会所召开筹备会，参加的有：孙中山先生、黄兴、张继、陈天华、宋教仁、冯自由、居正、但焘、马君武、邓家彦、黄复生、朱执信、古应芬、宫崎寅藏、内田良平等70余人，通过同盟会会纲：“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七月廿日（8月20日）下午，同盟会正式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本金弥邸开成立大会，总部组织，设总理一人，公举孙中山先生，下设三部，（一）执事部。（二）评议部，（三）司法部。执事部负责人黄兴，地位如协理。评议部评议长汪精卫。司法部判事长邓家彦。各省党务负责人是：直隶张继，山东徐镜心和丁惟汾，山西王荫藩、荣福桐，陕西谷思慎、康宝忠，安徽吴春阳、高荫藻、孙毓筠，江苏高剑公、陈剑虹、章梓，浙江秋瑾，湖北时功玖、张昉、陈镇藩，湖南黄兴、仇式匡、宋教仁，四川黄复生、董修武，云南吕天民、贵州于德坤、平刚，河南杜潜、朱炳麒，福建林时爽，江西张世膺、钟震川，广西刘崛、卢汝翼，广东胡毅生、何公博，南洋胡汉民，上海蔡元培，天津廖仲恺，香港冯自由、李自重、谢英伯。同盟会成立后，编订革命方略，策划全国各地起义，拟定了军政府宣言，军队缩制，招降清军条件，攻城略地，囤粮安民各项办法和对外宣言等等。
同盟会成立的同时，同志们又在东京赤坂坂本金弥爵邸决议创立《民报》以宣扬革命理论，阐明三民主义为宗旨，借以对抗立宪党党魁梁启超在横滨所办《新民丛报》。梁启超的文章有迷人的魔力，他可以把白的说成黑的。《新民业报》鼓吹立宪，立场正和革命党思想相反。《民报》出版后使革命理论才有系统为世人所明了。它于光绪卅一年十月三十日（1905年11月26日）出版于东京牛込区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撰稿者有：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宋教仁，由张继担任编辑，第六期起改由章炳麟主编。章在《民报》发刊时还在上海因苏报案入狱，光绪卅二年（1906年）出狱东渡，接办《民报》。
《民报》第一期出版后，恰值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留学生规则。当时留学生极为愤懑，罢课者八千余人，而留学生中分为两派：一派是留日学生联合会的秋瑾等，主张全体归国，是激烈派；一派是维持会的汪精卫，主张继续留学，是平和派。同时又传说日本外务省以6000元付孙中山先生，迫其离去横滨。这种种压迫，驱使一位卓越的革命党人陈天华亲书绝命书一篇，告留学生总会诸干事书一篇，然后投海殉职。陈天华的自杀，使《民报》第二期延期出版，可是因为这一风潮，遂使日本取缔留学生的规则胎死。
《民报》的发刊词是孙中山先生亲撰，发刊词的最后一段这么说：“惟夫一群之中，有少数最良之心理，能策其群而进取之，使最宜之治法，适应于吾群，吾群之进步，适应于世界，此先知先觉之天职，而吾《民报》之所为作也。抑非常革新之学说，其理想输灌于人心，而化为常识，则其去实行也近，吾于《民报》之出世觇之。”此外胡汉民在《民报》上宣布六大主义：（一）推翻现今之恶劣政府；（二）建设共和政体；（三）土地国有；（四）维持世界真正之和平；（五）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大联合；（六）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此六大主义，前三项是对内，后三项是对外。
《民报》出版后，和《新民丛报》对立得非常激烈，《民报》第三期还发行号外，刊出《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共为12条。因《新民丛报》认为保皇的立宪党是政治革命，而同盟会是种族革命，《民报》就此对《新民丛报》大打笔墨官司。
在这前后期间，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创办了很多刊物，如：江苏学生的《江苏》，浙江学生的《浙江潮》，湖北学生的《汉声》，湖南学生的《游学汇编》等。杨度也办了一个《新中国报》，鼓吹“金铁主义”，他的言论既不亲同盟会，也不亲君主立宪派，完全以“第三势力”面目出现。
宣统元年（1909年）清廷宣布预备行宪后，东京的君主立宪派认为是一大胜利，声势大振，于是又组织了一个“政闻社”作为外围组织，由蒋智由为社长，拥护梁启超。九月四日，政闻社社员在锦辉馆开大会鼓吹“立宪”，请梁启超主讲，政闻社社员200余人均参加，还邀请了日本政界名流如犬养毅等八九人参加，其他闻风而至的约有七八百人，合共与会人士不下1000人。同盟会的革命同志认为保皇党如此大肆活动，非加以打击不可，于是张继、平刚、陶成章等邀约了几十人前往参加开会。这天会场因人数过多，秩序很乱，政闻社社员都佩挂红布条做招待员。摇铃开会后，主席先报告开会宗旨，然后大声宣布：“请梁任公先生演讲。”梁启超应声而起，在掌声中上了讲坛，先讲君主立宪的大道理，又讲立宪的性质以及国会。他说立宪国家须有监督政府的机构，就是国会，政府好比小孩子不懂事，我们人民通过国会去监督他们的行为，使政府不可乱来云云。他演讲时，时有掌声。最后梁说：现在朝廷下诏定期立宪，我们大家应该欢喜踊跃才是。他的话才讲到这儿，突然在台下有一人站了起来，大叫一声：“马屁”，然后就叫打，这个人不是别人，却是革命党人张继。只见他卷了袖子，推开人丛往台前奔。梁启超一听见有人喊打，也顾不了演讲，就回头往后台跑。这时又有一只草鞋从讲坛左边飞了过来，正打中梁的左颊，扔草鞋的是一个戴眼镜的老头儿。梁挨了一下赶快从楼梯跳下讲坛。会场乱作一团，有喊打的，有喊革命党的，而张这时已抢上了讲坛，台下鼓掌欢呼，一霎时由立宪党的会变成了革命党的会。张继先讲了一番，随后宋教仁上台讲同盟会的宗旨，他说：“立宪党是保皇党的变象，他们是要皇帝，我们不要皇帝，人民就是国家主人。我们不容许文妖（指梁启超）讲君主立宪，我们理想是中华民国”。下面大家热烈鼓掌。张继接着又讲：“我今天不是和政闻社捣乱，今天因为有点不痛快，想质问犬养毅先生，你在早稻田大学曾告诉中国学生说：中国应当尽速革命，但你今天为什么要附和保皇党。”犬养毅被诘，只好上台讲了一篇立宪的道理，但最后结论则赞成中国革命。犬养毅讲完后，大会就告结束。
有一件趣事，这天立宪党的人用日本音叫革命党为苛埋党，苛埋是日语“米”字，会场上的日本警察搞不清中国怎会有个“米党”。后来革命党人也把米字代表革命。
光绪卅一年（1905年），有一个湖南会党领袖马福益因革命活动被清吏端方所捕杀。马福益是湖南湘潭碧水湾人，是哥老会轮回山佛祖堂山长，有会党万余人，雄视长沙、衡州、永州三府，声势浩大，刘揆一曾奉黄兴命与马联系，争取马参加革命。黄兴且曾亲访马于湘潭茶园铺矿山岩洞中，黄兴、刘揆一、马福益三人席地而座，杀鸡埋土坑中，盖以柴火，煨熟而食，纵谈痛饮至天晓。黄兴并仿日本军制，以同仇会会长兼任大将，刘揆一任中将，马福益任少将，并决定在光绪卅年（1904年）十月十日（11月16日）慈禧六十岁寿辰，在长沙起事；同时岳州、衡州、宝庆、浏阳、常德五路响应。起义军事，长沙方面以武备学堂学生联络新旧各军，会党为辅；其他方面则以会党为主，黄兴归途中曾慷慨赋诗，有句：“结义凭杯酒，驱胡等割鸡。”由于马福益参加革命队伍，哥老会相继加入的不下10万人。不幸九月间革命的消息泄漏，起义失败，黄兴得圣公会牧师黄吉亭之助，侥幸脱险，经鄂赴沪。光绪卅一年二月十一日马福益在长沙被害。马被杀后革命党人曾在东京开追悼会，而两湖人士乃继续马福益的计划为正式起义行动，以湖南之浏阳醴陵和江西的萍乡为起义地方，纠结起义人士号三万人。当时中国中部饥荒，江西南部、湖北西部、湖南北部、四川东南部和扬子江上游沿岸，皆陷于饥馑，工人因米贵减工而失业，萍乡矿工遂首先发难，四虎徒党起而响应。这次起义事件，并非奉同盟会东京本部的命令，迨孙中山先生和黄兴听到萍浏醴起事，才先后遣胡瑛、宁调元、孙毓筠、杨卓林、段书云等同志分赴苏、皖、赣、湘、鄂各省运动军界以图响应。但因配合不好，又因事机不密，故均失败。
萍浏醴的起义，在萍乡起义者多为煤矿工人，在醴陵起义者多为防营兵勇，在浏阳起义者多为洪江会党。每股约万人，浏阳一股为主力，光绪卅二年（1906年）十月廿二日发难于文家市、牛石岭、南街市、西乡、大光洞、和萍乡上栗市、案山关起义军相呼应，蔓延至醴陵、衡山、宜春诸地。苏、赣、湘、皖疆吏大为震动，出动新军和各省援兵共五万人分头进剿。
革命起义军的战略，本分为三路：一支据浏阳、醴陵，待机进攻湘垣；一支据萍乡的安源矿路为根据；一支由宜春、万载东出瑞昌、南昌以进取江南。可惜起义的军队，尤其是那些领袖，多数是会党魁首，毫无军事常识，所以发难时虽能击败清军，却不能占据县城，枪法虽工却没有军事学识。三路发动的日期也不一致，形成了各自为政，各自为战的混乱现象。有自称是“中华帝国”，宣称“留出皇帝位子，以待大有为之人”，有的则挂起“中华民国”的招牌。
最可惜的是，清军徐绍桢所统的江南新军，其中颇多具有革命思想，如赵声、倪映典等，志愿暗中为革命军效力，可是革命军未经训练，散漫无组织，虽欲和革命军通声气，亦无门径可寻。革命起义之初，不数日就纠合了3万多人，蔓延若干县，声势不可谓不大，可是由于没有组织，没有领导人，起义之后只能株守萍、浏、醴三县不能进攻，而清廷则飞檄调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新兵、两江总督端方的精兵，由江西按察使秦炳直率领赣军节制各方兵马全力进剿，革命之火遂被清军扑灭。这次起义事件声势之大，是前所未有，而革命党人牺牲之惨重，也是从前所未有的。
萍浏醴起义的革命军失败于没有经验和没有组织，不懂得大战略，可是他们都有一套新战术，使他们在战场上很成功。他们不大打正规战，白天隐藏起来，然后在夜间活动，在树林中东插一支旗，西树一道幡，以引诱清军，等到清军来攻打的时候，革命军却从两翼包抄过来。杀得清军顾头顾不得尾。同时因为浏阳和醴陵两地都是出产大量爆竹，于是革命军发明一个新战术，就是把爆竹装在洋油箱内，月黑风高之夜把它燃着，小爆竹劈劈拍拍像步枪枪声，大爆竹轰轰隆隆像大炮声，这一来搞得满天神佛，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他们很得意地自诩这种战术是“迷阵”和“疑兵”。他们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可是这套新战术，却在后来护国讨袁时期为蔡锷所使用而获大胜。
革命军曾分布了两个“起义檄文”，一个是《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一个是《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布告天下檄文》。《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是由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都督龚发布，文中痛责曾国藩、胡林翼是逆贼，这是湖南人骂湖南人。文中说：“……乃曾国藩、胡林翼等不明大义，罔识种界，认贼为父，呼贼作君，竭湘军全力，自戕同种，湘人之罪，涸洞庭之水不能洗其污，拟衡岳之崇，不能比其恶。凡我湘人，实无以对天下。今者划清种界，特兴讨罪之师，率三湘子弟，为天下先，冀雪前耻，用效先驱。……故鞑虏一日不歼灭，即主权一日不收回，汉族一日不存活。今政府已立，大汉即兴，鞑虏罪恶贯盈，天所不佑。凡我汉族，宜各尽天职，各勉尔力，以速底鞑虏之命，而赞中华民国之成功……”至于称新中华大帝国的革命军却并未拥立出一个皇帝，在他们的檄文中说：“……昔宋祖黄袍加身，实当出征之际。大丈夫生逢乱世，攀龙鳞、附凤仪，图像凌烟阁上，列坐凯旋门前，亦云得时则驾，弃逆效顺而已矣。至豪迈公子，豁达少年，亦当知唐室龙飞晋阳，盖以太宗为嗣子。汉家崛起丰沛，毕有大造于太公，化家成国，达权即所以守经，因祸得福，致人不为人所致，勿自委于无寸尺柄。明祖亦徒步布衣，勿畏胡虏毒焰凶张，胡元实跨欧兼亚。夫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而非夷虏之中国也。今与我四万万同胞约：有能起兵恢复一邑者，来日即推为县公；恢复一府者，来日即推为郡主，至外而督抚，内而公卿。有能首倡大义志切同胞者，则我四万万同胞欢迎爱戴，如手足之卫腹心，来日不惜万世一系，神圣不侵，子子孙孙，世袭中华大皇帝之权利以为酬报。……”这个檄文如果用于向清廷汉吏进行统战则可，如用为号召则仅抱了民族主义而无经国大计，似乎是不够的。
萍浏醴起义后，南京的同盟会乃赶忙派同志到长江一带运动新军，派赴南京的是孙毓筠。他当时在同盟会中的地位仅次于孙、黄，孙中山先生还特地在牛込区寓所设宴送别。孙毓筠是安徽寿州大柳树人，他的叔祖是清末寿州相国孙家鼐。他中了秀才后，有一时期曾想做和尚，后来受了吴樾谋刺五大臣事件的激扬，乃决心参加革命，把他寿州办的学校付托给人，全家前往东京，加入同盟会。他为人挥金如土，当时同盟会经费困难，孙毓筠的家财大半都奉献了革命。这位后来变成洪宪六君子之一的孙毓筠，在革命初期是有相当贡献的。
当时南京新军将校多数同情革命，孙毓筠到了南京就想策动新军起义，不料事泄被捕，送进了死牢。两江总督端方一看这个革命党人的背景，知道他是孙相国的晚辈，马上拍电给孙家鼐，第二天得到孙相国复电是：“此子顽劣异常，请严加管束”。这种语气分明是要端方“刀下留人”，同时宪政编查馆提调杨度也来信请端方“爱惜名士”，于是端方乃派部下何运台去死牢中授予孙毓筠以“回生”之术，就是要孙毓筠只谈政治革命，勿谈种族革命。孙毓筠是个聪明人，根据这个原则，他的供词是：
“革命有两个源流，一是政治革命，即不问政府是满人、还是汉人，只求改良政治，富国强兵；一是种族革命，由孙文和黄兴等领导。黄兴是条不怕死的角色，他们仇视午帅（端方子午楼）最力，一心要杀午帅。黄兴的党羽多数是湖南人，所以请午帅对湖南人要特别注意。……午帅如要杀我，我死得其所，不过为午帅计，党人诛不胜诛，株连太广不是消弭祸变之法。……我早就想做和尚，午帅如要保全我，我绝对做和尚到底，妻儿财产一无留恋，任何党派概不闻问。”
由于他这篇“只谈政治革命，不唱种族革命”的口供，端方遂替孙毓筠开脱了大逆不道的罪名，仅仅判处五年的监禁，反而是从犯权道涵、段书方却都判终身监禁。端方给杨度的复电是：“孙生文理通顺，门第高华，当秉高谊，求入于轻”。
孙毓筠表面上虽被判了五年监禁，其实端方却把他从监牢中叫到花园读书，以优待这个故人子弟。同时端方知道他手下的新军多不可恃，乃实行整肃新军运动，撤换了大批有革命嫌疑的新军军官。
孙毓筠因为南京事件，愧对革命党，以后便投奔袁世凯，后半生由革命党人变成了拥护洪宪的六君子。
最令清吏震骇的是徐锡麟刺恩铭事件。
徐锡麟字伯荪，浙江山阴县人。12岁时曾至钱塘出家做和尚，后为家人劝归，幼年读书聪慧过人，有数学天才，于天文和舆地都无师自通。成年后赴日本留学，因陶成章的介绍，获识钮永建。钮向徐讲述国内大势和革命理论，锡麟极受感动，返国后参加蔡元培的光复会，往来各地纠结同志，为人任侠使气，行事极端。先在绍兴城创立大通师范学堂和体育会，朝夕讲武，欲以之为基础推翻清廷，后再赴日本，拟入振武学校，因近视眼被拒，返国后为湖南巡抚俞廉三推荐，受安徽巡抚恩铭赏识，以道员衔负责安徽陆军小学堂和巡警学堂。恩铭对徐锡麟的能力才干很激赏，奏保徐为三品衔。萍醴起义后，波及浙东大通学堂。这时大通学堂已由秋瑾主持，秋瑾见事急，乃派陈伯平至安庆向徐锡麟告变，徐知革命行动已泄漏，乃仓促计划起事，拟定于光绪卅三年（1907年）五月廿八日巡警学堂毕业典礼之日，邀请全城官吏莅校观礼，然后一纲打尽。不料恩铭改廿八日为廿六日，使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感到措手不及，但又无法延期，乃于廿六日巡警学堂毕业礼举义。上午九时恩铭至大礼堂点名，徐说：“回大帅，今日有革命党起事。”这是暗号，恩铭愕然问：“徐会办从何处得此信？”言未毕，陈伯平即向恩铭扔手榴弹，不发，徐即从靴统内拔出两支手枪，向恩铭施放。恩身中七弹，被左右强救出，其他文武官吏在乱枪中逃遁。徐锡麟先命门房关门，门房不听命，因此各官吏都得逃生。徐乃率陈、马两同志和巡警学生百余人进占军械局，令学生开库取枪弹，均未配合，无法使用，乃运出巨炮五门，亦无法使用。清兵大集，围之数重，安徽藩司冯昫出示，如拿获徐锡麟者，赏万金。最后清兵攻入军械局，在第三重室捉获徐和马宗汉，陈伯平则战死。两江总督端方电冯昫令杀徐、马。其时恩铭已死，恩家请剖徐心以祭恩铭。这一次事变，清吏死的有恩铭、顾松、陆永颐，清兵死者百余，革命党死的就只是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三人。清吏在徐寓邸搜出炸弹数枚，革命军大元帅印一颗，光复会军政府告示一张。徐锡麟的口供略称：
“我本革命党大首领，捐道员，到安庆专为排满而来，做官本是假的……我蓄志排满有十余年，今日始达目的，本拟再杀铁良、端方、良弼，为汉人复仇，乃竟于杀恩铭后，即被拿，实难满意……至于抚台厚我，系属个人私恩；我杀抚台，乃是排满公理。……你们杀我好了，将我心剖了，两手两足断了，全身碎了，不要冤杀学生，是我逼迫他们去的，革命党本多，在安庆实我一人。……谨供。”
鉴湖女侠秋瑾字璿卿，别号竞雄，浙江会稽人，家居绍兴府城南门，幼年随父游宦四方，年十八嫁湘南人王廷钧，随夫至北京，生有子女。秋瑾豪迈有丈夫气，故与王廷钧不合而分居，东渡日本，入留学生会馆日语讲习会，献身革命。当时海外各种秘密会社数十种，秋瑾几乎全部参加。日本取缔留学生规则颁布，秋瑾反对最激烈，欲组敢死队回国革命。迨秋瑾回国后，在上海曾出大力倡设中国公学，又创办一张《女报》。萍乡革命军兴，秋瑾以浙事自任，乃还绍兴，寄居大通学堂。其后大通学堂因办事乏人，乃公举秋瑾为督办。接事之日当地满汉官吏全来道贺，绍兴知府贵福并赠秋瑾一联，用她的别号竞雄二字，联曰：“竞争世界，雄冠地球”。自此，秋瑾遂更积极策划革命，借会党之声气以鼓舞军学界，复以军学界之名义鼓动会党，而以大通学堂为中枢；同时分光复会职员为16级，各职员均以金指环为记；编洪门部下为八军，用“光复汉族，大振国权”八字为八军记号。其势力所及，上达处州之缙云，亘金华全府，下及绍兴的嵊县。金华府之金华、兰溪、武义、永康、浦江五县为中心。拟先由金华起义，处州响应，等杭州城清兵出援金华，即以绍兴革命军渡江以袭杭城，杭州军学界在内呼应，若攻杭州不下，则返军绍兴入金华出江西以通安庆。计划既定，定期五月廿六日举义，后又改为六月初十日。不料到了五月下旬，武义党案、金华党案相继发作，同时徐锡麟又在安庆起义，浙江全省乃大索革命党，绍兴大通学堂遂陷四面楚歌中。秋瑾见上海报纸始知徐锡麟事败就义，坐泣于室，无以为计。同志们劝她早日举事，先杀贵福，占领绍兴，秋瑾则坚持要待到六月十日，学生同志见事危急，纷纷散去。六月初四日清兵来援绍兴，然后前往大通学堂，在内舍捕到秋瑾，由山阴县令李宗岳审讯，第二天殉义于绍兴轩亭口，死时才卅有一岁。临刑时绝笔书是：“秋风秋雨愁杀人”。
浙江巡抚衙门为秋瑾案印发告示：“为晓谕事：照得此次绍兴女匪秋瑾，勾结会党，图谋起事，并欲先抢郡城绅富，扰乱治安。经本部院查知，派兵将秋瑾拿获，并起出悖逆证据及枪马匹多件，业将秋瑾正法云云。”
光绪卅三年六月六日两江总督端方致浙江巡抚张曾敭电：“急：杭州张抚台鉴：辰密。歌电悉。匪首乃系女犯，党羽多至万人，闻之深为骇异。此事经公烛照几先，于该匪等未起事前派兵拿办，已将匪首秋瑾擒获伏法。办理神速，佩甚。案情过重，似须摘要电奏。祈裁酌。此后拿办情形，及所讯犯供，并望随时电告，为祷。”
光绪卅三年（1907年）十月廿六日，革命军攻占了镇南关。
镇南关在广西西南部，是由广西到北越的重要关隘，孙中山先生曾亲自指挥这个战役。在部署这次战役前，先派黄明堂到北越太原府的左州去连络一位割据自雄的中国亡命好汉，这位好汉名叫疤梁。黄明堂得疤梁的掩护在太原府设立革命机关，吸收数百名同志，同时向疤梁借用武器械弹。初步准备妥当，孙中山先生乃派王和顺为都督，主持进攻镇南关事宜，一面电令黄明堂由左州拔队前往。俾与王和顺会师。怎知黄明堂如期而至，王和顺却不见下落，于是孙中山先生乃改派黄明堂为镇南关都督，冯祥为司令，李佑卿为副司令，何伍为支队长，纠集义勇乡团百余人，于十月廿六日夜绕镇南关之背而潜袭之。镇南关有三个炮台，革命军由断涧危崖以绳缒上第三炮台，呼啸而入，守兵以为从天而降，遂狼狈奔逃，革命兵衔尾追击，陆续攻克第二、第一炮台，据获十六生大炮四门、七生大炮十门，步枪400余支，于是革命军旗帜遂飘扬镇南关上了。
孙中山先生偕黄兴、胡汉民、日人池亨吉、法国退役炮兵上尉某于第二天夜晚入驻镇南关要塞，大行犒赏。本拟集合防城之役退驻十万大山的部队会攻龙州，不料十万大山的部队因路远赶不及，结果只有黄明堂的百余志士，据守镇南关的三炮台，而广西清军由陆荣廷率领，不下七八百人向革命军作战。革命军有巨炮在手中，又有炮手法国炮兵上尉负责发炮，血战七昼夜，清军死伤数百人，革命军只死二人。际荣廷见革命军声势甚壮，断定孙中山先生已由越南前来镇南关，乃以诈降方法刺探革命军虚实，亲函求降，函云：“仆等虽为清朝官兵，然非出于得已。屈志事仇，私心怏怏。今次君等起事，可疑者，实力不足。惟君等背后有大豪杰孙逸仙策划一切，比日来受猛烈炮击，知孙统领亲临战地，务望将仆陆荣廷之名投于君等肯收容之否耶？愿得确讯，俾决去就。明日冯祥方面有援兵五百，后日龙州方面有大兵二千，事急矣，愿君等自重。”孙中山先生接受陆之纳降，行踪遂为清廷察悉，清廷乃与法国交涉，逼令离越，而孙中山先生这时发觉镇南关方面之革命军兵饷械弹俱告缺乏，广西清兵愿意起义反清的，亦无犒赏，因此乃遄赴越北河内筹款。就在孙中山先生离去镇南关后，龙济光率清兵3000来援陆荣廷，革命军众寡不敌，遂于十一月九日退入越北，孙中山先生亦被法方逼令出境，转赴新加坡。镇南关起义亦告失败了。
徐锡麟和秋瑾之后，还有熊成基的殉难。
熊成基字味根、扬州甘泉县人，少有大志，性侠烈，入安徽武备练军学堂，与柏文蔚等同学，其后加入皖省新军，任炮营队官。徐锡麟刺恩铭殉难后，熊不胜悲愤，欲为徐复仇。光绪卅四年（1908年）秋，清廷拟调南洋各军于太湖举行秋操，派荫昌、端方为阅兵大臣。苏皖革命党人预谋狙击。安徽巡抚朱家宝为防范革命行动，令所有知识较新之将弁不许前赴操场，暗杀计划遂落空，于是熊乃计划向安徽省城突袭。因太湖秋操，皖垣空虚，拟以马炮两营先占省城，然后以一军塞集贤之隘，杜绝宁军归路；以一军渡江袭取石头城，因宁军均参加秋操，南京等于空城，而秋操之兵又无实弹，可以胁从。计划已定，恰逢西太后和光绪去世，乃定期十月廿六晚在炮营起事，并约队官薛哲等在安庆城内接应，熊成基制定作战密令13条。起事后熊会炮营、步营和马营人马千余人往攻安庆，皖抚朱家宝已闻讯赶返，以重利笼络城内外守军，革命军围攻一日夜不能得手，乃向集贤关退却，取道桐城直趋合肥。清提督姜桂题率马炮兵来追，熊率革命军且战且走，至合肥东乡时仅余三四十人，不得已只好解散。熊逃往同志常恒芳家，匿居月余，然后驰往日本。
熊在日本仍倾力从事革命，宣统元年（1909年）冒险赴东北住哈尔滨旅馆中。这年十二月十八日，清廷海军大臣载洵由西伯利亚抵哈尔滨，在车站停一小时即乘车南下。传说载洵未下火车系闻熊成基已到哈埠，谋刺载洵，于是当时官吏乃悬重赏严密搜查。熊在哈埠只与吉林臧冠三之子往来，臧子利图重赏，遂出卖熊。十二月廿日晚，清巡捕在哈尔滨秦家岗下坎俄国饭店拿获剪短发穿洋装青年一人，果然就是熊成基，廿一日移送长春。熊在狱中朗朗而谈安庆起义失败经过，并叙及事败后潜往日本东京，易名张建勋，此次来满，只系和俄国商人谈生意，绝无谋刺载洵贝勒之意。在警局摄影，并自题：“熊成基被捕后之肖像”。廿三日午后押赴吉林，拿获臧冠三，臧卖友求利，结果自己亦不能免罪。熊就义前曾慨然叹惜说：“事成亦死，不成亦死，安庆之役完全是我一人所为，并无他人预闻其事，后来听说皖抚滥杀，心殊不安。”由长春启程出巡警局时，很多路人围观，熊从容笑语路人说：“诸君珍重，我死犹生，我愿以一腔热血灌溉自由之花，我乃为民倡义不遂而死的革命首领，今生休矣，愿后继有人。”长春各界闻熊遗语，均为之叹息。殉难之日，先于晨六点在监狱优待室内进餐，且有洋酒，熊谈笑自若，然后引颈受戮，从容就义。
同一时间有丁怀瑾、周云祥在河口起义。
云南河口之役是在光绪卅四年（1908年），在此前六年云南已经爆发了一次轰轰烈烈的临安起义，那是由丁怀瑾（字石生晚号石僧）借法人兴筑滇越铁路在个旧运动矿工周云祥和会党起事，攻占云南临安府个旧、建水、石屏、阿迷（今蒙自）等县。历时数月，以待各地志士响应，俾达成云南全省独立，不幸功败垂成。云南总督丁振铎大为震怒，严令缉捕丁怀瑾。丁被捕后为同志劫狱，祸及家族，其原籍宾川县财产悉被充公，丁怀瑾则隐姓改名，经滇缅边境人迹罕到之区转赴日本，参加同盟会。
镇南关退兵后，孙中山先生乃电召在日本的云南同志吕志伊、丁怀瑾赴越南河内，策划云南起义。孙中山先生以云南地处边陲，清廷鞭长莫及，倘能先攻下接壤越南的河口，然后进取蒙自，则全滇必为震动，如此便可以云南为革命根据地，进而推及四川、贵州、广西、广东。于是命胡汉民在越南河内主持一切，军事方面则委黄玉堂、关仁甫、张德卿负责。先派丁怀瑾潜入滇南各地联络临安八属前起义失败之同志，伪装为苦力预伏滇越铁路两侧，同时运动河口督办公署的巡防营为内应；黄玉堂则率领镇南关之役失败后退入越南之志士为进攻主力。其时清河口督办王玉藩尚有巡防四营，但王所辖的守备熊通及管带黄元贞经丁怀瑾策反，宣誓投效革命。光绪卅四年（1908年），三月廿九日午夜2时举事，熊通杀王玉藩起义，河口遂被革命军占领，悬青天白日旗于炮台上，得步枪千余子弹7万多发。于是派关仁甫、张德卿率兵北上，会攻蒙自、克南溪、霸西、新街、蛮耗，长驱直入，势若破竹，军威之盛，震动中外。这时丁怀瑾奔走于云南南部中部，各县闻风响应，有遍地烽烟之势。清廷闻变急调川、桂、黔各省清兵驰援，由道员方宏纶、提督白金柱等率兵10余营迎剿。革命军这时尚无主帅，孙中山先生急调黄兴前往指挥。黄抵河口督师，见革命军粮食子弹两俱缺乏，拟筹10万元，半为粮食，半为弹药，可是孙中山先生在南洋筹款失败，黄兴乃由河口遄赴越南河内，欲访胡汉民商榷一切。迨黄由河内折返时，法警疑黄为日本人，当时法人在越南最忌日人，既对黄怀疑，乃将黄扣留，递解出境，并在滇越边境戒严，致胡汉民购到弹药亦无法输送。云南总督锡良遣兵三路进攻革命军，同志英勇对抗，死伤遍野，弹尽援绝，河口苦守一月余终告退出，慷慨死难的志士达700余人。黄明堂率600余志士退入越南，后由法方遣送出境，运至新加坡，英人又不准登陆，几经交涉才获上岸。丁怀瑾、吕志伊则奉孙中山先生电令，假道越南仍返日本。
正当革命事业风起云涌，革命志士奔走四方的时候，一部分革命党人认为暗杀工作可以沮丧清廷大吏的锐气，也可以选择重要的几个头目做目标，所谓擒贼擒王，比较各地起义所牺牲的生命为少。
于是在北京有一次轰动的谋刺案，时间是宣统二年（1910年）。汪兆铭、黄树中、罗世勋在顺治门外大街江西会馆附近开设守真照相馆，计划暗杀工作，暗杀的对象是宣统父亲摄政王载沣。黄树中和罗世勋在骡马市大街鸿太永铁器号定制铁罐，装置炸药。二月廿一日晚，黄、罗二人在载沣上朝必经之路——地安门外银锭桥下埋置炸弹。怎知事机败露，二人同时被捕，同谋的汪兆铭也在东北园住宅被捕。这三位革命党人被捕后，清廷大为震动，而摄政王也吓得魂飞天外。当时的法部尚书廷杰主张用重典治罪，立即判处三人死列以做效尤，但是民部尚书肃亲王善耆反对，主张对革命党人应该采取怀柔政策，因此仅判汪兆铭和黄树中终身监禁，罗世勋有期徒刑10年。善耆且亲自探监，和汪兆铭有过恳谈。汪兆铭号精卫，一字季新，他的祖先是安徽婺源人，后来迁居浙江山阴县，父亲汪琡到广东做官，才改入广东番禺县籍。光绪廿九年（1903年）考取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即官费生），就读一年半毕业，以自费生升入专科。光绪卅一年（1905年）汪23岁，这年秋天他曾跑到横滨想投奔梁启超，加入保皇党，不料没有碰头，乃回到东京和朱执信一同加入同盟会，成为《民报》的执笔人之一，又为同盟会的评议员。汪倜傥有才气，自高自大，在《民报》经常和章炳麟闹蹩扭，这位国学大师经不住汪的斗气，一怒之下跑到南洋仍抬着光复会招牌乱闯。
汪这次在北京坐监，使他声名大震海内外，革命志士莫不知道汪兆铭三字，由于他年轻，笔下又快又好，能谈善讲，使得清廷大吏为之侧目。他在监中有一位丑女日日探监送饭，这位丑女便是后来南京伪政府时代权倾一时的汪夫人陈璧君。汪在狱中曾有诗，题名《被逮口占》，传诵一时，诗曰：
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羞逐海鸥浮。
姹紫妫红色，从知渲染难，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殁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汪等在北京监狱中只住了一年多，武昌革命爆发，法部尚书绍昌建议释放汪，奏稿有：“其供词无狂悖之语，而热忱苦志时流露于公庭对簿之间，似此旧学新知实属不可多得，其才可用，其志可悲。倘蒙天恩释放，加之驱策，当更感激圣慈，濯磨自效。”宣统三年九月十六日（1911年11月6日）清廷下令释放汪、黄、罗三人，每人发给川资300两。黄树中后改名黄复生。
汪兆铭谋刺摄政王事败被捕后，是得肃亲王善耆在朝反对判处汪等死刑，这位肃亲王善耆应该说起来是当时清皇室中比较有头脑，能够迎合时代的一个人。宣统元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东京时，曾有一信给他：一，劝他敦促清廷让国，举族返东北，自立帝国；二，请他参加革命党。这封信是由云南老同志丁怀瑾起草的，全函过长，摘要抄录于后：
“肃亲王左右：仆向与都人士语，知营州贵胄首推贤王，中更多难，陷于凶人，天诱其衷，俾无陨越……故仆敢以二策为贤王陈之：一为清室计者，当旋轸东归，自立帝国，而以中国归我汉人。此非仆一介之私言也，何者？八旗口籍，不逾千万，其人才亦至乏矣，既欲羁制汉人，使就轨范，而又当分布于东三省，譬若千石之粟供百万军，其势固不能偏给，与其他人蚕食而有之，孰与满汉分而有之，若能去燕京复辽东之故国，外兼蒙古，得千四百万方里，其幅员等于中国本部，然后方置郡县，务农开矿，使朔漠不毛之地化为上腴。地小则人材不忧其乏，势分则民族不忧其讧，其贤于兼治中国万万也，文政既成，申其军实，南与中国东与日本为唇齿之同盟，谁复能睥睨东亚耶。……二为贤王计者，贤王于宗室中称为巨人长德，故与方域之见殊矣。革命之业，贤王亦何不可预。昔露西皇族有克鲁泡特金者，爵为上公，而作无政府党之首领，声势赫然，光于日月，以民而抗政府犹云为已，以皇族而抗政府，则明其为博爱大同之志也。吾党所持，革命以后惟建共和政府，二王三恪之号，虑不足以辱贤王，要使千戴而下，睹其史书，瞻其铜像然后贵耳。迩者吾党声气骎骎日骤，湘粤之域小有折伤，要不足以损毫发，贤王于此其能入我同盟也。以上二策，唯所取携，要之，必以一身主动而后国家之事从之，王家庆邸（指庆亲王奕劻）既怯懦而无果断，陆军兵柄之争又令北洋阴怀异志，失今不图，而令发难在彼，贤王虽智力绝人，亦安所发舒耶？投会抵隙，今其时矣，书此达意，非敢以口舌取人，亦以结向德之好也，孙文启。”
这封信投送给肃亲王后，善耆遣其幕客致意说：“不愿入盟，但愿相助”。其后数月，日本人加藤仡夫亦为革命党致书于肃亲王要求西藏，肃亲王即与清廷亲贵王公会商，不得结果，事虽不成，但革命党人对善耆始终保持高度的好感。善耆虽同情革命，可是民国成立后他却避居旅顺，不以有革命党人好感而留居，他曾赋诗明志，诗曰：
幽燕非故国，长啸返辽东，回马看烽火，中原落照红。
革命党人又把注意力集中于广东，这时广东的清廷官吏是：张鸣岐为两广总督，孚琦为驻防将军，李准为水师提督。革命党人死在李手中最多，因此在革命党人心目中认为，倘欲在广东大举，必先杀李准，李死则张、孚两人无能作为，所以议定先谋杀李准然后起义。宣统二年（1910年）十二月革命党人冯忆汉自庇能归，愿任刺客。黄兴见其热诚，教以布置之方和制弹之法，可是冯色厉内荏，一再推宕。宣统三年（1911年）正月，黄兴再度催促，冯口头答允，却潜返乡下过了一个月，才回来自称坠水染病。黄兴副手赵声怒责冯游疑，限冯二月廿四日以前行动，冯仍不敢实行，可是另一位由南洋归来的同志却独自沉默进行暗杀计划。这人名叫温生才，广东嘉应州丙村人，年42岁，在南洋学习工艺，参加革命，有血性甘愿牺牲，闻革命党人决心除却李准，于是每日暗藏自南洋所携回的手枪，计划在街路上伺候李准。三月初十日，广州燕塘举行一次飞机表演，在当时这是一次新鲜玩意，由一位留学德国学习飞行的冯如表演驾驶飞机，广州百姓空城前往参观，广东省的清廷大吏也悉数前往。温生才大为高兴，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于是乃在广州东门外咨议局前茶馆中等候，这条跨是燕塘进城必经之路。温坐候茶馆中，傍晚见有呵道而来，前后夹以军队卫护，势颇轩盛，温认为一定是李准，乃待官轿抬近时，突然拔出手枪，推开夹轿的军队，直向轿内轰击。军队发现刺客竟作鸟兽散，轿夫也弃轿而逃。温生才从从容容再向轿内连发三枪，怎知轿中人不是李准，却是驻防将军孚琦当场被击毙。温乃向东校场口积厚街遁去，守卫巡警郑家森尾随之，沿途邀集侦探队黄熙材、巡警陈金、周定祁等追捕，遂将温逮捕。初刑讯于番禺县署，继刑讯于营务处，最后由两广总督张鸣岐集大吏亲审，张问：“何故暗杀？”温答：“不是暗杀，是明杀。”张问：“何故明杀？”温答：“清廷无道，日召外侮，都是你们这些官吏无用，杀一孚琦虽然无济于事，但可为天下先。我和孚琦无私仇，完全为了救民族而为。”张问：“有无同谋？有无主事人？”温答：“完全是我一人”。三月十六日军机大臣电张鸣岐，奉旨将温生才正法，于是在三月十七日温生才遂被处斩于东门外咨议局前孚琦被刺的地方。
革命党人初意是要把李准杀死，因为大家都认为李准对革命党人压制最力，亦最狡诈，除去李准后，在广州起义比较容易，怎知暗杀计划一误于冯忆汉，迨温生才挺身独任其事，却又误杀孚琦。孚琦是驻防将军又是满人，杀了他也足以使清廷丧胆了。
温生才后来被葬在红花岗，是红花岗四烈士之一。
廿二、黄花岗之役和保路运动
宣统三年（1911年）春天，同盟会同志布置了一次最大最完备的起义，目标是广东。先半年孙中山先生在马来亚槟榔屿召集黄兴、赵声、胡汉民三人前往妥善研商，规划一切，决定在香港设统筹部，由黄兴为部长，下设调度处由姚雨平为处长，负责运动新旧军界。储备课由胡毅生为课长，负责购买和运送械弹。交通课由赵声为课长，以交通江、浙、皖、鄂、湘、桂、闽、滇等处。秘书课由胡汉民为课长，掌理一切文件。编辑课由陈炯明为课长，草订一切规制。总务课由洪承点为课长，打理一切杂务。
攻占广州的计划，在策反方面，仍以新军为主，但兼及巡防营和警察。新军有枪无弹，因此起义时必须先有敢死义士数百人发难于城内，破坏其重要行政机关，夺占军械库，开城门迎起义新军入城。最初拟组成敢死队500人，后以进攻地区太多，恐力量不足，改为800人。在行动方面是：（一）占领总督衙门，攻杀张鸣岐由黄兴负责。（二）进击水师衙门，攻杀李准由赵声负责。（三）攻占督练公署由陈炯明负责。（四）攻破警署、广中协署，兼守大南门，由胡毅生负责。（五）占领飞来庙，破北门迎巡防营及新军入城，由姚雨平负责。以上五个部分各率敢死义士百余人，另由李文甫率50人攻石马槽，罗则军率50人破坏电信局。此外还有放火委员入旗界租屋九处同时放火，以扰乱清军军心。
敢死义士800人需准备600余支枪械，加上其他支付款项，需12万余港币，外预存准备金3万港币，全部费用约15万港币。经孙中山先生和各同志海上奔走，请爱国华侨捐助，大致相差不多，所以这次起义又比起以前各次，在经费上是有预算和准备的。
广州起义原定日期是三月十五日，后来改期三月廿九日，改期的原因是：一为美洲和荷属东印度捐款多数未到；二温生才事件发生，广州戒严；三是在日本购买的枪械大多数未到。
辛亥年三月廿九日，是一个伟大而动人的革命日子。这天下午五时卅分，革命军举义广州，志士以白巾缠臂，吹螺角为号，足着黑面树胶鞋。黄兴所部是四川人和福建花县华侨，手执枪械和炸弹，司号者为林时爽、何克夫、刘梅卿等，由小东营进攻两广总督署，途遇警察皆枪杀之，疾行入督署，见卫队即曰：“我们都是中国人，要为中国人吐气，赞成的请举手。”卫队不应，革命军举枪轰击，号角大鸣，杀督署卫队管带金振邦。攻入督署，直冲二门，二门有兵八九，闻声走避，在两庑至大堂互相枪战，且战且进，卫队悉弃枪出降。黄兴、林时爽、朱执信等分头搜索，署内已杳无一人。总督张鸣岐的家眷先数天已迁居，张一人留驻督署，闻变由后园越入和督署相连之当铺，然后转往水师行台。黄兴等攻占督署后即举火，然后退出东辕门，在路上恰逢水师提督李准率领大队亲兵，林时爽上前喊话，欲招降其亲兵，不意对方突然攻击，林中枪身亡。黄兴右手中枪，断两指头，于是黄兴把他的部下分为三路，黄率10人出大南门，欲与巡防营接应，徐维扬以花县党人40人出小北门欲与新军接应，其他川闽及南洋同志则往攻督练公所。黄兴等在双门底遇巡防营，这支巡防营部队正是前来响应起义的，因拟偷入城内直入水师行台擒李准，所以不挂革命军的白巾，怎知迎面遇见黄兴。黄等事前不知对方计划，见巡防营部队未着相应的臂号，乃下令攻击，巡防营死七八人，一哄而散。党人自相攻击，转胜为败。黄兴鏖战中回顾不见一人，乃潜入一小店，换衣而出。其他各路亦未能照计划完成。喻云纪等攻督练公所，失手遇害。李文甫为清兵所捕，从容谈笑而死。朱执信平日文弱书生，攻督署的时奋勇争先，其后亦潜入门生家易服出险。熊克武、严骥皆负伤而出。举义失败，革命志士纷纷潜入老百姓家中，李准大肆搜索，兼及港澳轮船和广九铁路。
林觉民烈士被执，张鸣岐、李准亲讯，林烈士侃侃谈论世界大势，中国前途，举坐动容。张、李且命解去镣扣，延坐堂上，给以纸笔，林挥笔洋洋数千言，每书一纸，张、李即取阅。林写未竟，稍为停顿，状似呕吐，李准亲持唾盂近前，并奉以烟茶。供毕，又在法堂上演说，说到时局沉痛处，捶胸顿足，劝清吏洗心革面，献身为国，革除暴政，始能使国家富强。林烈士被系数日，弃市之时，俯仰自若，从容就义。
林烈士觉民字意洞，号抖飞，福州市人，14岁入福建高等学堂，后赴日本庆应大学学哲学，和革命党人林文、林尹民情同兄弟，被称为“革命三林”。
辛亥年三月廿九日广州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弃尸街头，没有人敢去收殓，前后五天，清吏才通知广仁、爱育、方便、广济四个善堂清扫遗骸，将其移置咨议局前旷地，分十余堆，折臂断脑，血肉模糊。清南海番禺两县知事拟将各烈士葬于狗头山，后又拟葬于东门外臭冈。臭冈是安置执行死刑的尸体，聚集于一个巨穴中，掩以浮土，暴骨扬秽，路人均掩鼻而过，故名臭冈。善堂董事徐树棠力持反对，他的理由是：“善堂收葬各骸，不能与死刑犯人同葬一所。”争议未决，有位潘达微挺身而出，奔走呼吁，终于在红花冈埋葬，冈上圹分四积直列，烈士们自死至葬，陈尸多日，继以夜雨，尸体霉涨，有小虫蠕蠕自发孔出。潘达微葬毕烈士，乃改红花冈为黄花冈。所埋尸体共72具，故后人便以黄花冈七十二烈士相称，但七十二位烈士的姓名直到民国11年（1922年）春才完全查出，乃在黄花冈上勒石记名，下面是七十二位烈士的姓名籍贯：
方声洞福建人，林盛初广西人，徐佩旈广东人，韦树模广西人，徐礼明广东人，徐日培广东人，李柄辉广东人，李晚广东人，郭继枚广东人，徐广滔广东人，游寿广东人，徐临端广东人，李文楷广东人，周华广东人，陈春广东人，徐茂燎广东人，徐松根广东人，徐满凌广东人，庞雄广东人，冯超骧福建人，韦荣初广西人，江继复广东人，徐昭良广东人，徐培添广东人，陈更新福建人，秦炳四川人，徐应安广东人，劳培广东人，徐褶成广东人，杜凤书广东人，陈与焱福建人，余东雄广东人，徐保生广东人，徐廉辉广东人，陈文褒广东人，韦统钤广西人，李文甫广东人，韦统淮广西人，徐容九广东人，徐进炤广东人，程良安徽人，林觉民福建人，宋玉琳安徽人，马侣广东人，陈潮广东人，陈清畴福建人，罗乃琳福建人，李德山广西人，喻培伦四川人，罗仲霍广东人，卓秋元福建人，胡应升福建人，罗坤广东人，饶国梁四川人，林尹民福建人，黄鹤鸣广东人，黄忠炳福建人，王灿登福建人，林西惠福建人，饶辅廷广东人，李雁南广东人，陈可钧福建人，石德宽安徽人，陈发炎福建人，周增广东人，林文福建人，刘六符福建人，刘元栋福建人，林修明广东人，魏金龙福建人，张学铨广东人，林时爽福建人。
黄花冈之役以后，又爆发了保路运动。中国有铁路始于距今100年以前，就是同治五年（1866年），英商所修筑的吴淞上海之间的轻便铁路。这条铁路修筑了10年，于光绪二年（1876年）通车，不幸刚通车就压死了一名清军士兵，引起沿路人民的严重愤怒。光绪三年（1877年）由政府备价28.5万两赎回该路，把路轨和车厢都抛在打狗港中。至于中国人自己的铁路，则是于光绪七年（1881年）招商局所修筑的，专为运煤用的唐山到胥各庄的唐胥铁路。如果说中国正式有铁路，应该从光绪七年（1881年）算起，比起世界上通车最早的铁路，落后了50年。在修路过程中，曾受守旧派的阻挠反对，使修筑一再停工。光绪十四年（1888年）这条路展延到天津，遂改称唐津铁路。
清政府把筑路当做一件祸事，一般老百姓也反对这个“稀奇的怪物”。由于海禁大开，列强都争着要求在中国修筑铁路，帝俄首先抢到了修筑南北满铁路特权；随后比利时得到芦汉铁路（就是京汉铁路的前身）；美国得到粤汉铁路；德国得到胶济铁路；法国得到滇越铁路；帝俄得到正太路；英国得到沪宁路和道清路；比利时得到陇海路的修路权，修路权包括借款、施工、路政的管理。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清政府设立了南北铁路总公司，派盛宣怀为首任铁路督办大臣。盛宣怀被称为“中国铁路大王”，没有他就没有中国的铁路。他敢做别人所不敢做的事，敢于大胆地向外国举债来修筑铁路，但因为欠了外债，使他兴筑铁路的功劳和他被人责骂居于同等地位。因为列强各国争夺路线，闹出很多麻烦，于是首先由湖北、湖南、广东三省倡出筹款购路的热潮，这股热潮立刻蔓延全国，光绪卅年（1904年）全国成立民办铁路公司的，竟达到13省之多。
列强各国争夺铁路权和划分势力固然不是办法，而民办铁路由于民智不开和社会经济基础薄弱，因此也进行得不顺利，这种情形下产生了四国银行团，由美、英、德、法四国组成。四国银行团用投资和贷款方式修筑粤汉铁路，改革中国币制和振兴东三省实业。清廷因为有了国际银团的支持，于宣统三年（1911年）宣布了“铁路国有政策”，凡以前经政府批准由人民自行筹款修筑铁路的定案，一律取消。铁路国有政策并不错，可是因为一个传闻，说四国银团的借款是有回扣给清廷的，于是激发了人民一股反抗的怒潮，这个怒潮开始时和革命并没有关连，可是演变下去却和革命洪流汇合起来了。
保路运动在四川、湖南、湖北、广东四省蔓延，他们提出：“诛盛宣怀以谢天下”和“路存与存，路亡与亡”的口号。四省均分别成立“保路同志会”。四省中最激烈的是四川，宣统三年（1911年）五月廿一日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七月初一日，成都各界人民宣布罢课、罢工、罢市、抗捐。市面恐慌，人心惶惑。十五日川督赵尔丰设计诱捕了保路代表蒲殿俊、罗纶、邓孝可、颜楷、张澜、胡嵘、江三乘、叶秉诚、王铭新、阎一士，蒙功甫等，成都将军玉昆不主张对保路代表加以杀害。这时阴雨绵绵，民众闻代表被捕，遂聚集总督衙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代表。清军统领田征葵助桀为虐，支持赵尔丰采取高压政策，请愿民众在督院内被击毙六人，民众仍不散去，直至获悉被捕代表并未处决，延至天明才逐渐散去。
因为请愿民众被屠杀，使保路运动由和平请愿转变为武装起义。原来的保路运动，可以说是君主立宪派所指导和策划的，其组成分子以咨议局、民办铁路公司和地方士绅为主，可是赵尔丰采取了高压政策，用枪弹去对付手无寸铁的民众，不理睬他们的愿望，进行了疯狂的屠杀，这样一来，保路运动很快便脱离了和平请愿而转向武装起义。四川各县民众都纷纷集合进攻省城，战斗不断在进行中，最后终于达成了四川省自治。
在这次事件中，充分暴露了清廷垂亡政治的弱点，在最上层中，摄政王载沣和总理大臣奕劻交哄不已。四国银行成立债权团，奕劻因为回扣分赃不匀，以及四川总督赵尔巽调东三省总督及江西巡抚出缺都不得预闻，因之请假不往视事。下台的直隶总督端方，久蛰思动。端方本是光绪末年的红官，曾任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当他在湖广总督任内时，正值直隶总督袁世凯借丁忧假期来游汉口，两人结成了儿女亲家。光绪驾崩时，端方任直督，却于光绪移灵时在隆裕太后行宫摄影，犯了大不敬罪被革职。这时行贿数十万获派川粤汉铁路督办。两湖总督瑞澂恐端方欲挤其缺，乃托肃亲王善耆疏通隆裕太后，并党同端方奏参赵尔丰，俾端方有机会谋取四川总督。成都滥杀请愿民众后，端方和岑春煊先后奉命前往查办，端方乃由湖北抽调新军一协进驻资州（今资中）。他与赵尔丰积不相容，赵尔丰因内外煎迫，于是自狱中陆续释出被逮诸代表，并洽商四川省自治条款。双方妥协，签订优待赵尔丰条约，赵出告示将民政交咨议局议长蒲伯英，军事交四川新军第一镇统制朱庆澜，先定辛亥年十月初一宣布自治，继改为第二复改为初七日。赵如约交出印信后，又生悔心，十月十八日成都发生变乱，赵复任总督，结果被杀。端方亦在武昌起义成功后为他所统率的新军所杀，首级送武昌。
廿三、辛亥武昌起义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虽然发动多次革命起义未获成功，可是革命组织却像雨后春笋一样滋长于武汉。革命组织有的是属于同盟会的，如日知会；有的是和同盟会有联系，如其进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共和会等。
日知会的重要分子有：刘家道、朱子龙、刘静庵、王汉、陈栋、李亚东、胡瑛、梁钟汉、李良轩、张难先等。负责联络湘鄂会党，把他们介绍到湖北的新军，是由湖瑛担任。胡瑛原名宗琬，是湖南桃源人，长沙经正学堂出身，早年是个敢作敢为的革命志士，曾和吴樾同谋炸出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后来在东京最早参加同盟会；又曾在京汉线跟踪铁良，想把他刺死。他说话时颇像念台词，如：“你从哪道而来”，“老夫自有道理”。口音像桃源话，又像湖北话，又像四川话。日知会的本部设在汉口圣公会，后来被清廷破获，重要会员全部被捕，仅李亚东、张难先越狱逃脱。胡瑛在狱中神通广大，竟能说服狱卒供他差遣，和革命党人继续联络，把革命工作报告在上海的黄兴和陈其美。
共进会是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创办人有张百祥、余晋域、焦达峰、刘公、刘英、孙武、居正、吴慈祥等。以两湖为革命活动中心，会费由刘公担任。辛亥起义时本应推刘公为鄂军都督，因找不到他，才临时抬出黎元洪。孙武因名字和孙文相近，大家讹传他是孙文之弟：“孙文的兄弟都来了，我们快点参加革命。”新军就是这样踊跃参加的。焦达峰是湖南光复后的第一任都督。
群治学社以新军和文化人为基干，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一月廿日在武昌小东门外金台茶馆成立，创办人为杨王鹏、唐牺支、潘康时、蔡大辅、李挹良、蒋翊武、刘尧澂、何海鸣、詹大悲、林兆栋、邓玉麟等，以汉口《商务报》为宣传机关，后来《商务报》因反对粤汉铁路借款被封，群治学社亦被破坏。
振武学社是群治学社蜕变的，社长为杨王鹏，吸收的干部多为湖北新军，其组织在各清军中颇有基础，如湖北新军廿九标、卅标、卅一标、卅二标、四十一标、四十二标、马队、炮队、工兵营、辎重营、陆军中学堂、陆军测绘学生均有参加。
文学社又是振武学社的后身，由蒋翊武任社长，詹大悲在汉口办《大江报》，胡瑛亦在狱中参加。武昌起义，文学社的贡献很大，功不可没。
共和会是湖北青年在北方的一个组织，原名断发会，后组成共和会，发起人是湖鄂公、熊得山、钱铁如、覃秉清、邱寿林等。胡鄂公后来回到武昌成立共和会武昌支部，然后再去京沪，待他第二次回武昌时，正是辛亥年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武昌起义那一天。
武汉起义在革命党人的策划下，本来是有计划有步骤的，他们先组织各种革命团体，然后在各新军内发展组织，吸收干部，最后且制定起义时的军事部署，比起以前各次起义，算是最有安排了。怎知起义是功成了，但却完全没有按照事前的计划进行，也就是说一切预定的计划还未开始就被清地方当局全部破获。
原来革命党人初定辛亥年八月中秋发难，因黄兴、宋教仁、居正未能如期由上海赶来，乃改期八月十八日午夜十二时，不料这天下午，孙武在汉口租界宝善里试验炸弹，爆炸负伤，被俄警入屋搜查，革命文告、名册、弹药、印信、旗帜、符号悉被搜出。晚间武昌小朝街革命机关张廷辅家亦被搜查，彭楚藩、杨宏胜、刘尧澂（复基）、蒋翊武等被捕。彭、杨、刘三烈士遇害，蒋翊武机警得以逃脱。武汉因之宣布特别戒严，党人纷纷走散，彼此消息不通，预定十八日起义遂不果。
天下事往往种了因就会结果，由于武汉新军内秘密参加革命组织的干部很多，自湖广总督瑞澂对革命党人大加整肃后，军心皇皇，极为不稳，流言传闻，草木皆兵。过了一天，到八月十九日，整个武汉的新军已接近爆炸的程度，这时候武昌城内共有步队三营，工程队一营，旗兵三营，督署教练队一营，巡防营数营，兵力不可谓薄弱，无如人心思汉，清运将终。当瑞澂接替张之洞为湖广总督时，一抵任所就问第八镇统制张彪：“老实说，你部队中究竟有多少革命党？”张彪也很老实地回答说：“不敢瞒大帅，大约有三分之一”。
八月十九日晚七时，工程第八营副班长金兆龙和兵士程定国正在擦枪装弹，工程营后队第二排排长陶启胜忽然跑到金、程二人面前大声叱责说：“你们想造反吗？”金反唇说：“老子造反你要怎样？”陶大怒说：“你敢犯上，这还了得，来人把他们抓了。”于是二人互相扭作一团，程定国乃自陶背后用枪托向陶头上狠狠敲击一下，立时头破血流，程再向陶射了一枪，这一枪就是武昌起义、推翻清朝的第一声枪声。陶负伤下楼逃走，由于这一枪使得全队动摇的军心火上加油，大家争说“起义了！”班长熊秉坤立即集合营中革命志士开始行动，工程营代理营长阮荣发、右队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拔刀阻止，程定国连发两枪，击毙了黄、张，阮亦被杀。众志士即将营内子弹搬取而空，一哄出营，径奔楚望台军械所。这一支首义部队不过三百人，到楚望台时已有志士在内响应，所以未发一弹就加以占领。这时群龙无主，没有领导的人，于是大家推举工程营左队队官吴兆麟为起义的革命总指挥。吴乃在楚望台西南凹地集合全体志士，确定军事行动。
辛亥武昌起义就是这样开始的！
工程第八营在武昌城内首义后，响应的仅炮队第八标，测绘学堂学生及步队廿九标一排，城外辎重工程两队，合计不过2000余人，其余清军俱未响应，如果湖广总督瑞澂和第八镇统制张彪能沉着应付，则武昌起义亦可能和以前各次起义一样失败。可是瑞澂是个胆小鬼，起义的炮队用大炮向督署轰击，瑞澂已心惊胆落，连声说，“炮弹没有眼睛，如落在面前可就不得了。”言犹未毕，一枚炮弹就在督署爆炸，时当深夜，爆炸声极为猛烈，瑞澂也顾不得自己是地方上最高首长，忙问左右：“往哪儿躲？”左右答：“往城外兵船上去。”瑞澂连财物家小也顾不了，同时不敢从督署大门出去，命差役把后墙打穿一个洞，带巡防卫兵一排出文昌门上楚豫兵船，还传谕守文昌门士兵不要说出总督的行踪。至于张彪呢？起义时他正在文昌门内豪华的公馆中，听说城外工兵辎重两队哗变，以为无关紧要，继闻城内工程第八营起义，这才心惊胆落，慌忙用电话传谕各营。不久又听说炮队全体响应，更是手忙脚乱，不知所措，加以身旁马弁和四姨太都绘声绘影地说革命党如何凶如何狠，哀求张暂避，把个张彪越发搞得头昏脑胀，他的部下赶来请示军情，也被疑是革命党而拒绝不见。到了午夜电话不通，张彪更如坐针毡，束手无策，又不敢外出，唯有紧闭大门。八月廿日清晨五时，革命军已占领总督衙门，署内守兵弃枪逃窜，守督署的骑兵队长朱明超，带了马兵廿人逃至张彪公馆，报告“督署被占，请统制暂避”。张彪这时才知大势已去，乃将细软首饰存款折子装在一个大手袋内，准备和四姨太太一块出城，到汉口租界觅大仓公司经理菊三郎暂避，正准备时，又有平湖门外辎重第八营营长安录华来报告说该营还没有革命党，张彪一听大喜，即命安录华和朱明超率领马队送张的家眷出城改乘船至汉口，张本人则前往辎重第八营。到了营部，该营管带萧安国请示机宜，张彪却又拿不出办法。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做不出结论，只知瑞制台已上了楚豫兵船，可是楚豫轮开往何处也不知道，全武昌城没有领导人，革命军已占领全城，辎重一营恐怕不能抵抗革命军，加以军心也难控制，不知何人是友，何人是敌。大家在无办法中决定先把这一营带到汉口清静地方集合，免受革命“瘟疫”的传染，张彪认为很好，乃命辎重第八营开至汉口刘家庙集合，自己也弃城逃走。
革命军在八月廿日天明时，已占领武昌全城，以白布为旗，遍插城上，全城各营军士各机关学校均闻风响应，手缠白布，齐集楚望台宣布参加。
武昌城内既然全被革命军占领，革命志士马荣和杨启发遂往寻第廿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他们到了黎宅后见到伙夫担了三件皮箱外出，盘问之下，才知黎协统已匿居黄土坡的刘文吉参谋家，于是带队前往刘家，先将其家前后包围然后闯门而入，其势汹汹，刘家人问来此何为？众人说来请黎协统，马、杨冲至卧室找到了黎。黎说：“我平日待你们不薄，今日为什么要和我为难？”马荣说：“我们是来请统领到楚望台的。”黎说：“革命党人才济济，要我何用？”马荣说：“无论如何请统领去一趟。”黎无奈，穿一件藕色呢长袍玄色呢马褂，随众到了楚望台，革命军特鸣枪整队致敬。黎见到吴兆麟时还说：“你们为什么这样胡闹，革命是要诛戮全家的，你学问很好，资格也深，万不该闹革命！”黎的话使革命志士很生气，原来黎和吴在参谋学校曾同学四年，黎很佩服吴的学问，但黎在清军地位高，故对吴讲话很随便。吴兆麟这时忙向大家解释说：“黎统领很爱护我们，刚才的话实在是关照我们，让我和统领谈谈。”
黎元洪在吴营中和起义的首领们会议，黎问：“现在督署虽攻下，可是瑞澂、张彪未获，你们何以善其后呢？”大家答：“请统领作主。”黎问：“你们恃何为援？钱粮有多少？”邓炳三伪称：“京山刘英已经组成了十万军队，二三日后可以抵达武汉。”熊秉坤说：“钱粮方面现存官钱局铜币局粮币局和藩库的银币合共有三千万，立刻可以取用。”黎又问：“倘瑞澂、张彪增兵来攻，水陆并进，如何应付？我在海军多年，知道海军大炮的厉害，只须十弹就可以粉碎本城，到那时候，你们打算退向何处？”邓炳三答：“可以退湖南。”黎问：“退湖南又有什么把握？”邓答：“焦达峰已订下月起事。”黎闻言默然甚久，然后叹了一口气说：“我只有这条命，给你们玩掉罢！”正谈论间，刘静涛自外气喘而入，告诉大家说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请黎统领和革命代表于中午12时到咨议局会商组织政府，大伙乃在11时半稍后拥黎径赴咨议局，汤化龙和湖北士绅已在咨议局迎候。汤是湖北名流，进士出身，黎见这个非革命党人也同情革命，意思才活动起来。当即决议组织军政府，推黎元洪为鄂军都督。黎则力辞，这时有人拟就都督安民布告请黎签署，黎犹豫未决，其亲信王安澜亦拽衣劝黎勿就都督。这时守卫的测绘生李翊东、陈磊等愤欲举枪，黎这才低叹了一口气，徇众议钤印。黎是著名的稳健派，且相当有声誉，他出而领导革命，对内稳定了湖北人心，对外刺激了一般非革命党人，认为像黎元洪这样的人都参加了革命，可见反清革命确是时代需要。
黎元洪虽然就任鄂军都督，但他既不是革命党，对革命事业也没有信心，所以他脸上既无表情，又来个一问三不知，大家只好叫他“黎菩萨”。他在都督府组成后即要求回家一行，后来竟由家中转去他的混成协司令部，可是革命军方面对他护卫甚严，除派六名军士保护其眷属外，还有12名随黎左右。八月二十一日黎返咨议局后，即以局内前楼东端房间为都督居住，黎入居后其亲信王安澜向革命同志报告：“黎已两日不进饮食，亦不与人说话，好像做新娘一样”。革命同志闻之大为不满，认为黎如此反对革命，实在可恶。陈磊说：“我想黎是故意作状，如革命失败，他便可求清廷原谅；如革命成功，则坐享元勋地位。其实他如果真是忠于清室，十九日为何不死？”甘绩熙说：“黎这态度我真看不来，还不如给他一枪了事”。于是陈、甘二人竟持手枪向黎房走去，大众劝阻，甘说：“我不打死他，亦要他表示一个决心。”乃跑到黎处说：“黎宋卿先生，我们同志流血不少才换得今日成绩，举你为都督，你这几天的态度，太对不起我们同志。我对你说，今日之事，不成你是拿破仑，事成你便是华盛顿。成败对你都占便宜，你再不下决心，我就和你拼了”。黎元洪说：“你年轻人不要说激烈话，我在此两日，并没有对不起你们。”陈磊说：“黎都督没有对不起我们，但是你的辫子尚未剪去，你身为都督该作一个模范，先去辫子以示决心，听说你自到咨议局茶饭不进，今有一言奉告，现在是民国了，你尽忠民国便是开国元勋，若尽忠满清，就该早点死节，二者必居其一，如今这么装模作样，实在令人不解。今天做都督的人很多，不一定非你不可，望三思之。”黎仍慢吞吞笑道：“你们不要再如此激烈，我决心和你们走一条路，你们说要去辫子，我早就赞成，你们明天叫个理发匠来把我的辫子剃去好了。”
在都督府中，大家的辫子都已经剪除了，除黎而外尚有三条辫子，一条是胡瑛，一条是郑江灏，一条是孙发绪。孙本来是皖抚朱家宝派到武汉的密探，被胡瑛捉到，倾谈之下甚为赏识，乃带至都督府，向黎介绍：“此人乃幕府才，请委为秘书。”孙就任秘书后，替黎写了一封信给海军提督萨镇冰。萨是黎的老师，孙替黎写的信有云：“党军驱逐瑞督出城后，即率队来洪营，当被索执，责以大义，吾师素知洪最谨厚，何敢仓促间出此？……谁无肝胆，谁无热诚，谁非黄帝子孙，岂甘作满族奴隶而残害同胞耶？”此信为大家激赏，黎乃对孙刮目相看。由于孙有文名。他的辫子遂得保留，可是后来鄂省选派参议员时，孙本在名单内，因不剪辫而剔出，后来以黎都督私人代表名义北上活动，一会做省长，一会又做县长。郑江灏不剪辫子是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革命同志们威胁说：“如要留辫子，就要砍下脑袋。”他的辫子也就只好剪了。胡瑛则因为是革命老同志，拖到最后才剪掉。
为了提高都督的威望，八月廿六日（10月17日）黎明，鄂军都督在阅马厅举行祭告黄帝和誓师典礼，由同盟会元老谭人凤授剑授旗。谭字石屏，湖南新化县人，在同盟会内年龄最大，须发皆白，因此又被称为“白谭”，他到湖北来是总理所派遣的。誓师典礼进行时，黎站在礼台上念了几句演说词，礼成。黎以安详的步子走下礼台，骑了鄂军中最大的一匹马绕场一周，很像个样子。随后邀请各界在教育会会议，讨论军政府组织条例，由汤化龙和居正起草，宣称是孙中山先生亲自拟定的，因此条文还没有念完，大家就一致举手通过。根据这个条例，都督为一省最高文武长官，下设军政、民政两大部，军政部设总司令由都督兼任，下设参谋部，部长杨开甲、副部长吴兆麟，军令部部长杜锡钧，军务部部长孙武，副部长蒋翊武（未返武昌）、张振武、蔡绍忠。民政长汤化龙下辖政务司司长汤化龙兼，副司长张知本，外交司司长胡瑛，副司长王正廷，财政司司长胡瑞麟。胡只就职几天，就被赶走。至于胡瑛是由牢狱中出来的，一脚跨进都督府后就自立为外交司长。当时人人想当部长，一方面骂别人不是革命党，另一方面又骂别人无经验无资格，由于有排挤和倾轧，很多参加军政府的人心灰意懒，只有胡瑛的外交部长最起劲，别人灰心他热心，别人无法他有办法，他一字洋文不懂，可是既是革命老同志，又坐过监，所以别人碰不过他。
军政府成立后集中兵力，组成四个协。每协成立后，各补充兵员一团，计步队第一协统领吴兆麟，第二协统领何锡藩，第三协统领陈炳荣，第四协统领张廷辅。军队组织仍照清新军制度。
军政府派吴兆麟、李作栋、蔡济民、徐达明四人清理全省储款，合共有4000万元，因此经费颇为充裕。
同时有谋略处，以蔡济民、吴醒汉、邓玉麟、高尚志、张廷辅、王宪章、徐达明、王文锦、陈宏诰、梁鹏等担任。另成立招贤馆，派刘度成负责。招贤馆成立后门庭若市，饶汉祥等都是这时来投招贤馆的，由于招贤馆文士日多，军政府电文布告多交由招贤馆办理，不久军政府复设置秘书处，以杨玉如为秘书主任，饶汉祥为副主任。
廿四、各省响应革命
湖南是一个到处埋藏了革命爆炸物的省区。宣统元年（1909年）湘省水灾，粮价飞涨，长沙南门外一个寡妇买米少了几个通洞钱，米未买到又受侮辱，回家就上吊死了。当地人民激于义愤，群起把米店捣毁，由此扩大成全省性的抢米潮。宣统三年（1911年）又闹了一次保路救国的大风潮，使湖南的革命空气，激昂到了极点。当时湖南新军只有一个混成旅，官兵合计4000人，旧军和巡防营则有1.3万多人，湖南巡抚余诚格看到这个形势，就打算利用旧军牵制新军，敦请地方上一位文武兼资的绅士黄志浩来担任湖南全省巡防营统领。黄字泽生，湖南黔阳人，小时读书不用功，老师骂他说：“你这个懒东西，将来如有出息，可以挖掉我的眼珠子”。他受了这次侮辱乃发愤读书，后来，竟成为一个文武全才的人，先后做过江西右江道和四川提督，最后任湖南教育会长。余诚格邀请他时竟跪在地上，大有公不出山，苍生奈何之慨。他这才勉强接受了。可惜湖南新军来不及训练和调度，武昌起义的炮声便响了，武昌起义后的第12天。九月初一日长沙革命党人在大西门正街，贾太传祠放了一把火，驻扎小吴门外的新军就冲进城来，直奔巡抚衙门。余抚台听说兵变，立刻跑出来向革命军作揖，又是行礼，余说：“诸位要革命兄弟是非常赞成的”。革命军听了满高兴，其中却有一个士兵，指着黄忠浩说：“这个人是汉奸”。余抚台连忙解释说：“黄军门是好人，诸位不要难为他”，他话还未说完，就被革命军把黄拖到小吴门城墙上，用马刀把他剁死了。
余诚格趁大家不注意时溜到盐道衙门，和他的父亲以及亲戚汪道台，一同化装逃走。来不及逃的兵备道王毓江、劝业道王曾绶、长沙知县沈瀛都被革命军处死。后来知道劝业道王曾绶早已逃走，他亲戚孙哲寿代他看守门户，因而被杀。新军全部变成了革命军基干，可是新军协统云南人杨晋却亦逃之夭夭。
革命军推举共进会会员焦达峰为湖南军政府都督。焦达峰名大鹏，字鞠荪，湖南浏阳人，年19，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邵阳人陈作新为副都督。新军把旧军都吞吃了，于是湖南革命军突然变成了5万大军，编成了五个师，师长是：余敛翼、赵春霆、曾继梧、王隆中、梅馨。梅馨于九月初十日煽动了一部分士兵进攻都督府，焦都督腰佩长柄东洋指挥刀，脚上穿了一双长统鞋，亲自跑出来想向变兵说话，竟被乱兵开枪打死。在此之前陈副都督骑马到北门外和丰洋火厂弹压乱兵，在城外古吊桥关帝庙附近，也被乱兵杀死。湖南都督一职乃由湖南咨议局选举参议院议长前任咨议局议长谭延闿继任。
谭延闿字组庵，湖南茶陵人，他父亲谭钟麟曾任陕甘总督和两广总督，他是庶出。谭钟麟聘请安化县老儒黄凤岐（字苗舟，别号芳久）做他的老师。这位黄大儒不但长于文章，而且还精于技击，能够用一只手把四尺多高的方砖直劈下去，每块砖都被劈成两半，就像刀切豆腐一样。他教了谭延闿很多本事，谭又从戈什哈学会了骑马和打靶子。虽然谭身通绝技，可是他却是个文人，不懂军事学，因此他做都督后，骄横的湖南将军们并不把他放在眼里，并且背地里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谭婆婆”。如同湖北人叫黎元洪为“泥菩萨”一样。当焦、陈遇刺后众推谭时，即由军士八名，抬破舆一乘赴谭宅迎接新都督，谭再三请辞，军士强谭入轿，拥入都督府，从士兵林立中扶谭立桌上，谭乃接印就职。
谭为了表示自己是一个文武双全的都督，便规定每天清早在湖南省教育会广场上跑马，凡是都督府的参谋、副官和卫队营的连长以上军官都要参加。谭都督一马领先，开始时有十多匹马，雄赳赳气昂昂地绕着广场跑，可是到二三十圈以后，就逐渐有人马退出，直到最后只剩下一个又黑又胖的汉子，能够一口气跑上50多个圈子，这人不是别人正是曾经中过会元的“谭婆婆”。谭还有一次露了他的本领，九月间广西宣布独立，王芝祥带领赵恒惕一旅北上，路过长沙。湖南将领久慕王精于射击，乃邀请王到小南门校场，表演打靶子。王一连射了十枪，其中有七枪击中红心，观技的有一万多人，一致鼓掌喝彩。这时候谭却慢吞吞地把王的枪接过来，也一连放了十枪，全场哑然，不知都督是不是会在贵宾前出丑，怎知谭的十枪却枪枪都击中了红心，大家才知这位都督原来有百步穿杨的绝技。
焦达峰、陈作新的死难，表示湖南地方势力对于纯粹的革命党人，是不相协合的。焦年轻，任都督时不过26岁。当湖南起义成功后，谭人凤和居正就商请黎元洪协济武器，黎即发枪3000，派卫队营长刘佐龙送谭人凤至长沙。谭人凤见焦达峰之命令在长沙不能贯彻，湖南咨议局士绅把持湘政，便建议解散议事机关，集中事权于都督，而焦自获湖北械弹后，即命将原新兵一协扩为两协，命王隆中率一协先发援鄂，一协驻岳州作预备队，并未计较自己的安全，故一变而遇害。
谭的出任都督，在当时湖南是最适当的，因为他有人缘和人望。举例说当时南路巡防统领张其锽，书生而知兵，所部亦有纪律，拟联黄忠浩旧部黄岱来攻长沙，一闻谭任都督，张因与谭至交，立即解除兵柄微行来省，两人把晤，欢若平生。
两湖（湖南和湖北）起义成功后，先后响应的有：
陕西党人景梅九、井勿幕鼓吹革命，新军备受影响，遂于辛亥年九月初一日发动，占领西安，自巡抚以下清吏逃避一空。初三日分兵据渭南、临潼等县，推举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在新军任管带的张凤刿为民军大统领，张益谦为民军副统领、其后和武昌联络后即改称都督府。
辛亥年九月初二日江西九江新军起义，宣布脱离清政府，推举新军标统马毓宝为都督，占领湖口马当要塞。消息传到南昌，绅学商各界联合新军协统吴介璋起事，初十宣告独立，推举吴介璋为江西军都督。不久吴被周恩灏推翻，改由彭程万继任江西军都督。九江的马毓宝乘南昌内乱，带兵到南昌去夺帅印，九江由朱汉涛任留守司令。因朱无能，同盟会会员鼓动军队杀了朱汉涛，改推陈廷训继任九江军司令，并派欧阳武带兵进省，赶走了马毓宝，最后由同盟会会员李烈钧继任江西军都督。
山西巡抚陆钟琦，听到陕西独立后，惧革命军来攻，乃派新军占领潼关。九月初七日晚新军领取械弹后，同盟会会员姚维藩（任新军参谋），煽动军队起义响应革命。初八日晨新军蜂拥入城，陆钟琦全家被杀，推举新军标统阎锡山（日本士官学生）为军政府都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