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省新兵一律解散；
四、三省派往战地的兵士一律撤回；
五、三省自即日起，不准与官兵交战；
六、三省各派代表一人来京筹商善后。
以上六个条件根本不是议和，简直是胜利者对战败者的条件。当然这都是袁自拟的，黎没有过问，段不肯表示意见，只得到徐的一人支持。
4月中旬，护国军回答黎、徐、段三人，针对议和条款另提六条：
一、袁退位后贷其一死，但须逐出国外；
二、诛帝制祸首杨度等十三人以谢天下；
三、大典筹备费及用兵费六千万，应查抄袁及帝制祸首十三人的财产赔偿之；
四、袁子孙三世应剥夺公权；
五、依照民元《约法》，推举黎副总统继任大总统；
六、除国务员外，文武官吏均照旧供职，但关于军队驻地，须接受护国军都督的指令。
这六个条件和袁的六个条件相比，真是瞒天喊价，就地还钱，相差两极。正和辛亥革命时，袁代表清廷与武昌革命军洽商停战的情势如出一辙。
这当然只是表面文章，骨子里另有一套，由于护国军的补充，无论在兵力、武器、钱粮方面，都有实际的困难，因此通过和谈以达到迫袁下野的目的便成为一种手段，而议和如果是全面性的，则条件一定差得很远，一定很难谈得拢，于是袁世凯和徐世昌便仿照辛亥年的前例，把停战分为全国性的地方性两种。全国性的谈和请冯国璋居中斡旋，地方性的则由四川将军陈宦和蔡锷直接接洽。蔡锷和陈宦在私交上是极莫逆的朋友，他们之间早有密使密函来往，区域性的停战当然容易获致。
4月中旬，冯有两件重要电报给袁，抄录如下：
其一：“国璋耿直性成，未能随时俯仰，他人肆其谗构，不免浸润日深，遂至因间生疏，因疏生忌，倚若心腹，而密勿不尽与闻，责以事功，而举动复多掣肘，减其军费，削其实权，全省兵力四分，统系不一，设非平日信义能孚，则今日江苏已为粤、浙之续矣。顾国璋方以政府电知川省，协议和平，用意既复略同，敢弗赞助？以故力任调人，冀回劫运，乃报载陈将军政中央电，声明蔡锷提出条件后，滇、黔于第一条未能满意，桂、粤迄未见复，而此间接到堂转陈电，似将首段删去。值此事机危迫，犹不肯相见以诚，调人暗于内容，将何处着手？现虽照电川省，商论开议事宜，双方未得疏通，正恐煞费周折。默察国民心理，怨诽尤多，语以和平，殊难餍望。实缘威信既隳，人心已涣，纵挟万钧之力，难为驷马之追，保存地位，良非易易，若察时度理，已无术挽回，毋宁敝屣尊荣，亟筹自全之策，庶几令闻可复，危险无虞。”
其二是著名的铣电：“窃自滇事发生，国璋屡欲有陈，辄以干冒尊严，惧受谴责。兹者祸迫燃眉，难安缄默，谨为钧座沥陈之，比年以来，枢府采用集权，无论兵力财力，均归中央遥制，即以军队言，各省自有之兵一律裁减，一旦发生事变，统系不一，调遣为难。将军巡按使之实权，几至限于一城，不能更及省外，苏省秩序虽称宁谧，然初闻浙警，全部震惊……。倘国是久不解决，星火或竟燎原，国璋即欲尽守土之责，亦恐力不从心……。我大总统斡运中枢，统驭全国，而滇、黔抗命，粤、桂风从，民鲜安居，军无斗志，文告既无从感格，武力尤不易挽回。杞人之忧，又不仅在一隅而在全国矣……。国体甫改，劫运忽闻，致乱之由，可思其故……。阿谀者取悦，憨直者见猜……。为今之计，惟有吁恳大总统念付托之重，以补救为先，已失之威信难返，未来之修名可立，及此尊重名义，推让治权。对于未变各省，不必抽派军队，致启猜疑，前敌战事已停，亦无容加增兵卫……。国璋仰荷恩知，追随最久，纵丛谤招尤，而素怀不改，钧座在职一日，誓竭一日之孤忠，设事与愿违，则私谊拳拳，亦不忘于毕世。”
这两个电报全是牢骚，虽然没有明言反对帝制，可是其意却呼之欲出，且是袁亲信中首先劝袁退位的。
自冯的电报发表后，北方军阀们就纷纷通电劝退。袁对冯的电报不能不答复，他仍然用顾左右而言它的态度作答：
“铣电悉。该上将军忧心大局，切实陈词，披览再三，莫名嘉佩。集权之争，采自东邻，法律专家，言之成理。顷以施行未善，利少害多，诚有如该上将军所言者。琴瑟不调，则改弦更张，自当别订政治保邦之计。该上将军如有办法，尚望详细指陈以备采用，……现在停战期内，亟应早日解决，息事宁人。该上将军谋国真诚，务望会商各省，迅筹调停之法。至于引咎已往，补过将来，予虽不德，敢忘忠告！”
到4月26日，冯不再含混其词了，其致徐世昌、王世珍、段祺瑞“三元老”之一电如下：
“元首统驭民国，四年于兹，咸以保邦制治望之一人。乃帝制发生，未及数月，一时舆论大变，实缘威信已坠，人心已涣，纵挟万钧之力，难为驷马之追。国璋对元首具有特别感情，特以耿直性成，未能随时俯仰，他人肆其谗构，不免浸润日深，遂致因间生疏，因疑生忌，倚若心腹，而密勿不尽与闻（帝制之初），责以事功，而举动复多牵掣（张、倪监视）。减其军费，削其实权，各省兵力四分，统系不一，沪上一隅，复与中央直接。……近以政府电知川省协议和解条件，与国璋用意略同，方且担任调人，冀回劫运。惟报载陈将军所致中央一电，声明蔡锷提出条件后，滇、黔对于第一条未能满意，而此间接到处转陈电，似将首段删节。值此事机危迫，犹不肯相见以诚，调人暗于内容，将从何处着手？……大总统本一代英杰，于举国大势谅已洞烛靡遗。顷者段将军离奉入京（被逐也），未见明令，倪将军调防湘省，湘又拒绝。……至财政之困窘，军心之懈怠，上交之困难，物议之沸腾，事实昭然，无可讳饰。……察时度理，毋宁敝屣尊荣，亟筹自全之策。……苟长此迁延，各省动摇，寝至交通断绝，国璋纵不忘旧谊，独以拥护中央相号召，亦恐应者无人，则大总统孤立寡援，来日殊不堪设想。……诸公谊属故人，近参机要，请以国璋电文上陈省览。”
袁最怕看这一类的电报，他认为他的亲信的这类电报比蔡锷、唐继尧的电报更可怕。由于冯既侣始于前，所以各省劝退电比之以前的劝进电更多，而劝退最力的就是那些从前吁恳速正大位刻不容缓的人。只有“孤忠耿耿”的王占元一言不发。
于是，袁乃派阮忠枢南下向冯国璋疏通，当阮忠枢南下之前，有段故事值得一写。一天，袁把公府顾问张国淦找到府里来（张丁内艰，不肯做官，仅接受这个虚衔）。向之说：“我打算让位给宋卿（黎元洪），但是宋卿不懂公事。请你向他说，请他到府里来和我一同办公，让他的公事摸熟了，我就放心退位了。”张说：“总统与副总统之间，平日是哪位传话？”袁应以“杨五（杨士琦）。”张就推开来说：“那么还是请杏丞传话的好。”
张是湖北人，袁想利用他以同乡人资格探听黎的口气。张既不肯去，袁只好和他瞎扯。
袁说：近日外间舆论如何？张答：都在讨论退位的问题。袁问：你看，退位好不退位好？张答：要从三方面分析一下：外交、军事和舆论。袁说：什么舆论？我看中国就没有这件东西。外交我很有把握（实则无把握）。三者的重心是军事。你看，蔡松坡打得倒我吗？……（他脸上泛着冷笑。）张答：时局重心，在东南而非西南。袁问：什么，你说华甫（冯国璋）吗？……（态度极不自然。）张答：华甫做了总统几十年的部下，知道他的莫如总统。我是局外人，不敢妄置一词。袁问：你以为华甫左袒则左胜，右袒则右胜吗？……（又像在平心静气地讨论这问题。）张答：左右袒倒不怕，独怕他不左不右耳！……（意思是说以第三者自居，处于敌友之间最难应付。）袁……（微叹，无语。）张说：我想有八个字贡献总统：“急流勇退，实至名归。”袁……（仍无语，又重复地哼了一声。）
等到张退下来的时候，袁又唤他转来说：“你去和菊人一谈。”张的兄弟国溶是徐世昌的得意门生。张赴到徐宅，徐刚刚驾好了车，对他说：“请你宽坐一会儿。我应公府的电召，马上就回。”隔了不久，徐果然从公府回来了，并且说：“你刚才向他所说：‘不左不右’的一句话，他倒听得颇入耳。因此他叫我去，问计于我，我胡乱地答以‘派人疏通一下’，他现在叫斗瞻（阮忠枢）去了。”
九十一、冯、张、倪南京会议
当四川方面停战后，袁就散播一个谣言：“蔡锷已承认元首仍居大总统之地位。”这个空气是给北洋系军人再次团结的机会，因为倘若护国军方面不把袁打倒，袁仍可作死灰复燃的打算，北洋军系也不会面临四分五裂，所以他派阮忠枢到南京访冯，要冯联络未独立各省军民长官发出一个拥袁仍居总统之位的联名电，借以表示北洋系仍有团结表现。
冯认为目前正和护国军停战谈和，不能制造过份紧张的空气使局面恶化。他主张最好先作内部的协调，联合未独立各省的军政首长，在南京举行会议，取得本身意见和步调的一致，才能有发言权。冯这个意见袁当然同意，其实这是冯的一个诡计，他由北洋系的实力派借此而达成真正的北洋领袖地位，同时利用这个时机在政治上浑水摸鱼，他想仿照辛亥革命各省代表在南京组织临时参议院的办法，选出临时总统，然后召集国会，产生正式总统。他以东道主和盟主资格，被推为临时总统是有可能的。同时还可以提出惩办洪宪祸首和大赦党人等条件以讨好护国军和国民党。冯的如意算盘中，包括他和梁启超、陆荣廷的关系，他相信护国军方面会争取他来倒袁，如果他真被推为临时大总统，袁岂不是“不推自倒”了。在护国军来说，也不必再流血就可以达到反袁胜利的目的。
冯根据这个假想，就打电报请张勋、倪嗣冲二人提出解决时局的具体办法，以便作为三人的联合意见向南京会议提出。
不料张勋目的完全和冯不同，张勋一心想复辟，推戴逊清废帝宣统，张认为在复辟条件尚未成熟以前，不妨仍以袁过渡。张勋对袁有恩有怨，二次革命后他进占南京，袁迫他去徐州，这是怨，然而阮忠枢曾先后三次到徐州，许了他很多条件，袁且首先发表他督理安徽军务，总算有恩。张勋觉得这时维持袁总比捧冯有利，所以他主张维持袁的总统地位。他的解释是自袁承认帝位以来，总统地位业已丧失，今后的总统既不能由国会产生，就只能根据清朝皇帝赋予袁以组织共和政府的主权命令，把这道命令的有效时间延长到现在，袁做总统才是合法的，和名正言顺的。
张勋这个主张，是一套移花接木的手法，因为逊清的命令既然有效，则废帝的帝位也随时可以复活。至于召集国会问题，张本心是彻底反对的，冯提议召集国会，他在上面加了慎选议员四字，表示有限度地召集；至于惩办祸首他改为惩办奸人，这个奸人两字意义很模糊，既可解释为洪宪祸首，又可能是国民党人，或是所谓的南方“暴徒”（指护国起义人士）。
冯国璋和张勋的意见如果不能沟通和协调，则无法把南北重心逐渐移来江南，这是冯必须向张妥协的一个原因，所以冯、张两人的想法，中间虽相距十万八千里，但是冯为了要使张参加南京会议以壮大声势，就只好接受张的意见，融合而成一个共同的方案。
4月18日冯国璋和张勋联名提出时局解决方案八条：
一、遵照清室赋予“组织共和政府全权”原旨，承认项城仍居大总统之地位；
二、慎选议员，重开国会：
三、惩办奸人；
四、各省军队须依全国军队按次编定番号，并采取征兵制；
五、明定宪法，宪法未定前，仍遵守民国元年《临时约法》；
六、民国四年冬以前之各省将军、巡按使照旧供职；
七、川、湘前敌各军一律撤回；
八、大赦党人。
这八个条件非驴非马，既不合乎冯的要求。也不合乎张的要求，当然更不合乎其他任何方面的要求。所以自从这个通电发表后，各方均表示反对。冯也自感没趣，因此他于4月25日以个人名义通电未独立各省：
“日来因苏省地方不靖，江阴、吴淞、苏州、无锡各处，时有匪人窃发，岌岌可危。国璋以为欲策大局之全安，宜先维本省之秩序。军书旁午，日不暇给，实不遑更及其他。兹幸剿抚兼施，次第戡定，不至有意外之风潮。正拟将前议八条，详加参酌，拟稿电京。适接陈将军马日录寄前致中央电文，谓蔡锷提出条件，滇、黔于第一条未能满意，桂、粤迄未见复等语。国璋体察情形，不得不另筹计划，因思帝制取消后，曾由国璋约同诸公，分电四省，切词劝告，均皆置之不答，是其怀一不信中央之成见，并我辈所主张者，亦疑为别有意思，未肯遽听忠告，无可讳言。至四省所要求，又从无条件宣布，国璋深虑不得要领，解决无期。嗣后政府电知陈将军，业以和议与蔡斟商，取得同意，始将八条通电奉质，冀可从事和解，早息纷争。今观陈将军续电所言，蔡锷一个并不能代表四省。而政府于此真相亦未尝明白披露，或故隐约其词，我辈出任调人，将从何着手。四省现未疏通意见，必尚相持极端，接洽且难，遑云开议。现就国璋思虑所及，筹一提前办法，首在与各省联络，结成团体，必须各保疆土，使辖境内不生变故，妨害治安。一面贯通一气，共保公安，立于坚确不摇地位。总期扩充实力，责任同肩。对于四省与中央，可以左右为轻重，然后依据法律，审度国情，妥定正当方针，树立强固根本，再行发言建议，融洽双方。我辈操纵有资，谈判或易就绪。若四省仍显违众论，自当视同公敌，经营力征。政府如有异同，亦当一致争持，不少改易。似此按层进步，现状或可望转机。否则因循固易，即沦胥迁就，且愈滋变乱。一旦土崩瓦解，省自为谋，中央将孤立无援，我辈亦相随俱尽，身名两败，劫运难回。静言思之，不寒而栗。若不乘此机会，预图固结，未来之厄，究将以何策自免耶？牖见如此，特电奉商，诸公或愿表同情，或以为不可，均望从速电复。国璋思之烂熟，舍此实无裨图存，但得复音，允为将伯。即当另拟条件，再电商榷。以协议进行也。临电激切，毋任翘企！国璋。有。”
这个电报可以证明冯的私心，想在袁和护国军之间造成一个第三势力，利用护国军推翻袁的总统地位，再以北洋军的力量压迫护国军使之屈服。这也是辛亥革命袁在清室与革命军之间左右操纵，翻云覆雨的一套手法。想不到袁的两个重要干部都能师承袁的衣钵。
5月1日冯进一步把以前和张勋联合提出的八个条件修改，发表东电，电云：
“徐州张上将军、承德姜上将军、成都陈将军、南昌李将军、戚巡按使、开封赵将军、田巡按使、盛京张将军、济南靳将军、蔡巡按使、长沙汤将军、黑龙江朱将军、福州刘总长、李将军、蚌埠倪将军、天津朱将军、武昌王将军、段巡按使、太原阎将军、金巡按使、西安陆将军、刘帮办、吕巡按使、吉休孟将军、郭巡按使、兰州张将军、迪化杨将军、归化潘都统、张家口张都统、重庆曹司令、泸州张司令、宁夏马护军使、上海杨护军使、卢副使、并转各镇守使、各师旅长、各司令鉴：赓密。前以有电奉质，先后接到诸公电复，承表同情，公谊热忱，至深佩慰。现在中国大局棼如乱丝，既难以武力为后援，即当谋和平之补救。巧电八条办法，本属提议大纲，而滇、黔各省，坚执一己要求，对于第一条不肯同意，我辈欲解此困难，仍应以法律为依归，庶免双方各持极端，使伺我者得以乘间而入。兹就前议，重加参酌，另拟条件与诸公一商榷之：（一）大总统之问题也，袁大总统以清室付托，组织共和政府，统治民国，授受之际，本极分明。现因帝制发生，起一波折，近虽取消帝制，论者皆谓民国中断，大总统原有地位业已消灭，绝难再行承认。言之亦自成理，然欲根据法律立论，则民国四年以后，大总统固已失其地位，副总统名义亦当同归消灭。中国目前实一无政府无法律之国。而援引《约法》，谓副总统可以代行职权之说，当然不成为问题。既欲拥护共和元首，在改良政治，欲政治改良，而谓不能属之袁大总统，则必出于另举。欲举总统，必开国会，欲开国会，必有发表召集之人。今舍去大总统，而以副总统行使职权，牵入《约法》条文殊与事实不合。不如根据清室交付原案，承认袁大总统对于民国应暂负维持责任，以顾大局。并回复副总统名义，强其出任，而后方可补济法律之穷。一面迅筹国会锐进办法，提前召集，仍由袁大总统于事前宣布明令，一俟国会开幕，即行辞职，是未来之大总统，可以依法产出，为实行内阁制，组织新政府，皆得次第建设，由根本以及枝干，均有脉络可寻。若网在纲，有条不紊，庶几树立强固基础，不至有轻重倒置之虞。（二）国会之问题也，由前之说，选议员、开国会，实为急切要着，惟选举手续繁重，时期过于延缓，无以慰喁喁望治之心。自应参酌组织及选举法提前赶办，定期开会，以便大总统地位得有继承之人。至此次选举议员，必须议定资格，慎防流弊，凡以金钱运动及政党中暴烈分子，一概不许羼入，借求真确民意，且免混杂贻羞。前辙后车，允宜借鉴。（三）宪法之问题也，国会成立，即当依照程序，从速明定宪法，俾举国有所遵循。宪法未定以前，一切设施，得以民国元年公布之《约法》为标准，但此项《约法》条文，确有未合中国国情及今日之现状者，自应先将适用各条款提出宣布，足资援引。余再斟修改，务剂其平，庶可便得推行，别无障碍。要之宪法结构，此其权舆，立国大经，不可忽略。（四）经济之问题也，目前财政艰窘，帑藏空虚，竭泽而渔，朝不谋夕。益以此次事变，所耗尤多。刻虽协议和平，军费初未少减。以上各项筹备，未可刻日程功。滇、黔两省，罹此兵灾，又须办理善后，在在需款，亟宜预图。当由中央将年来收支情形，列白宣布，应办善后之滇、黔二省，亦声明需用实数，准备始易着手。先将国内不急之务，悉予罢除，设法匀拨，万一不敷挹注，再行借助外资，但应指定用途，他事不许挪济。以后制定预算，务求力除浮滥，切实整理。冀可培复元气，免至速祸坐亡。（五）军队之问题也，现在协议伊始，中央派赴川、湘各处军队，业已奉令停战。滇、黔各省，亦当严行约束，静待磋商，不得违约破坏。一俟大局解决，其原有各军，悉调回旧日驻防地点。自滇事起后，各方面添招兵队，均一律资遣取消，只纾财力。此后中央与各省军队，当按次编号，统属之陆军部，联为一体，不分畛域。至实行征兵制度，尚须体察情形，应归参陆两部，通盘筹划，酌量办理。（六）官吏之问题也，凡民国时期内任命保用之各军政官吏，及为民国服务之人，资格应一律存在。四省之将军、巡按使，均当仍旧任职。一切官制官规，亦宜暂守规章，以免纷乱。其中如有应行变通事宜，俟国会成立再议。此外闲散军官与夫留学回国，或在本国毕业，尚未任有职务之学生，应由政府另定安置选用办法，冀得真才，而资臂助。（七）祸首之问题也，帝制发起，由于杨度等数人，当其集会之初，无非妄逞学说，惊人耳目，谬论流传，遂滋淆惑。浸至酿成事端，逼开战祸，斫伤国脉，涂炭生灵，罪积邱山，擢发难数。惟此时危机日迫，宜以挽救为先，即将若辈斩诸市朝，初无裨于毫发。应先削除国籍，屏不与齿。候国会成立后，再行宣布罪状，依法判决，以肃国纪，而快人心。（八）党人之问题也，民国肇建以来，党派纷纭，原因复杂。其热心国事以微嫌引去者，固不乏人。而专持私见，主张破坏，以遂其欲望者，亦多标揭党帜，溷杂其中。事实可稽，难为曲讳。应由政府审查原案，判别是非，咨送国会讨论。俟得同意，然后宣告大赦，方免抵触法律，贻祸将来。以上所列各条，略具梗概，国璋审时度势，务策万全，欲况固未来之国基，尤应维持今日之现状，又必出以郑重。本法律以相斡旋，不至腾笑友邦目为泛论，调停建议，舍此莫由。诸公伟画荩谟，必能益我智虑，务希斟酌尽善，免贻挂漏之讥。如以此项条件为可行，盼于鱼日以前赐复，即由敝处主稿联衔，分电滇、黔各省，并达中央。特电奉商，伫盼赐复！冯国璋。东。”
这是冯用个人名义提出的八项条件。关于总统和国会问题，由于冯自己要做总统，乃首先反对黎元洪以副总统资格继任大总统，这个意见和护国军方面完全对立。冯同意让袁为过渡时期的总统，等待召集新国会产生新总统。至于在新国会中则反对有国民党分子参加，这也是和护国军意见对立的。还有《约法》问题，他既要废止袁所钦定的新《约法》，又不愿恢复旧《约法》。对于帝制祸首和国民党人问题，冯既要敷衍护国军而不得不牺牲少数无权无势的帝制派，又要顾全北洋军阀的意见。因此冯这八条，仍然是东拼西凑，杂乱无章的主张。除了符合冯个人愿望和目的而外，可说根本不能得到多数人同情的条件。
冯这份“东电”发出后，立刻招致了各方面的反对，就连北洋军系也发生很大的反感。冯在反对袁称帝时，甚获各方好感，迄这份东电公布后，全国舆论都攻击他，痛骂他是袁世凯第二。旅沪廿二省知名人士，由唐绍仪领衔，包括湖南的谭延闿、湖北的汤化龙、四川的胡景伊、江苏的唐文治、奉天的吴景濂、江西的彭程万、直隶的谷钟秀、云南的张耀曾、广西的张其锽等13971人发表通电，对冯所提的八个条件痛加驳斥。而张勋则对惩办祸首一条极为不满。汤芗铭则反对清室授权一条。这一来使冯大为扫兴，有骑虎难下之苦。
5月5日冯到了蚌埠邀同倪嗣冲一同到徐州访张勋，商定由冯国璋、张勋、倪嗣冲三人联名发起召集南京会议，电请未独立各省派遣代表参加。电云：
“赓密。国璋、嗣冲于本日到徐，与勋晤商，拍发各省通电一件。其文曰：川边开战以来，今已数月，虽迭经提出和议，顾以各省意见未能融洽，迄无正当解决。当比时机，危亡呼吸，内氛四伏，外侮时来，中央已无解决之权，各省咸抱一隅之见。谣言传播，真相难知，而滇、黔各省恣意要求，且有加无已。长此相持，祸伊胡底，国璋实深忧之。曾就管见所及，酌提和议八条，已于东日通电奉布，计达典签。惟兹事体重大，关系全国前途之安危，殊非浅鲜。往返电商，诸多不便，爰于歌日亲诣徐府，商之于勋，道出蚌埠，邀嗣冲偕行，于本日清晨抵徐，彼此晤商，斟酌再四，以为目今时局，日臻危逼，我辈既以调停自任，必先固结团体，然后可以共策进行。言出为公，事求必济，否则因循以往，国事必无收拾之望。兹特通电奉商，拟请诸公明赐教益，并各派全权代表一人，于咸日以前，齐集宁垣，开会协议，共图进止。庶免纷歧，而期实际。勋等筹商移晷，意见相同，为中央计，为国家计，谅亦舍此更无他策。诸公有何卓见，并所派代表衔名，先行电示，借便率循。临电延伫，无任盼祷！等语。特电奉闻，并希台察。”
冯国璋、张勋、倪嗣冲三人联合发起召集南京会议，然而他们三人却是三条心，冯想利用这次会议造成他的第三势力地位；张勋想做这个会议的盟主，以为他达到宣统复辟的有利条件；倪嗣冲则是忠于洪宪王朝。袁世凯更老奸巨滑了，他知道冯、张两人不是一条心，正好利用两人矛盾，以达到互相牵制和从中操纵的目的。他派张镇芳和阮忠枢二人在徐州游说张勋，又派蒋雁行列席南京会议，借以监视。
5月17日袁打电报给冯、张、倪三人，电云：
“予自退隐田园，无心问世。不幸辛亥变作，强与诸君子出任国事，不避艰险，而心长识短，丛脞横生。自滇省发难，远近骚动，既无洞察之明，又乏应变之策，夙夜惭怍，早存退志。迭与政要诸人密筹善后办法，众谓对内对外，关系极重，稍有不慎，危亡随之。近日唐继尧、刘显世、陆荣廷、龙济光等以退位为要永，陈宦亦相劝以休息，均获我心，予德薄能鲜，自感困苦，亟盼遂我初服之愿，决无贪恋权位之意。然苟不妥筹善后而撒手即去，听国危亡，固非我救国之本原，尤觉无以对国民。目下最要在研究善后之道，一有妥善办法，立可解决。该上将军等既约同各省代表就近齐集，讨论大计，毋任欣慰。时局危迫，内外险恶相逼而来，望将善后办法切实研求，速定方针，随时与政府会商，妥定各负责任，使国家得以安定，不致立见倾覆，幸盼遏亟！”
这时候，袁正暗中布置，作最后挣扎，他命梁士诒负责赶筹军费，命曹汝霖许日本以优厚条件交换政治贷款。他拟定了一个“征湘、定陕、固鲁”的计划。打算派倪嗣冲为征湘统帅，事定后调王占元督理湖南军务，即以倪嗣冲督理湖北军务；派雷震春由河南进攻陕西；调开态度暧昧的靳云鹏，派张怀芝督理山东军务，对山东民军进行攻击。另一方面他打算许张勋以督理江苏军务，以换取张对袁自己的拥戴，拟调冯国璋为征滇总司令或内阁总理，并准备向西南护国军再度发动全面攻势。
南京会议于5月18日开第一次会，出席南京会议的17省代表名单是：江西何恩溥、程用杰，山西崔廷献、李骏，山东孙家林、丁世峄，河南毕太昌、叶济，奉天赵锡福、王恩洪，吉林张恕、戴艺简，黑龙江李景林，湖南陈裔时，湖北冯煦、杨文恺，福建贾文祥，上海赵禅、王滨，直隶吴焘、刘锡钧，热河夏东骁，察哈尔何元春，绥远熊开先，徐州万绳栻，蚌埠裴景福。19日开第二次会议，20日第三次，21日开第四次，至22日第五次会议因无结果散会。在会议中各省表示之意见，大略如下：
江西：对于中央，心有余而力不足，如主战，须请中央助兵一师。
河南：可出一旅。
山西：无力帮助邻省，财政亦无余力。
山东：兵力在外交上已有应接不暇之势，即外交平定，亦无力外出。财政上须借债，方能生活。兵力南部尤须请倪、张帮助。
奉天：他省有事，可出兵两万。
热河：诸事从诸君子之后。
吉林：拟仍召集旧议员，解决总统问题。并断言东三省因外交上无余力出兵。如外患上用兵，可出两千。财政樽节，可余十万。
察哈尔：无力，仗赖中央接济。
绥远：无力，地势上亦不济急。
黑龙江：无余力。
湖南：为潮流所激，兵力亦不能支，请速设法以挽大局。
湖北：（一）保持总统现有地位，以待国会解决。并要求会议如何从速召集。（二）滇事起后所成之军队，如何解散？（三）军队退还原驻地时，可否不令他人进逼。（四）将来退兵，皆由武汉经过，难保不有元年之变，谁能担任？本省兵力虽有余，因党人注视之点，亦无余力外出。财政更无余力，三月后可出兵四千。
福建：拥护中央，从三君子之后，仍以国会解决总统问题。
上海：地位与各省不同，以冯将军为主体。
直隶：从三将军主张，如山东无事，可出兵一千五百人。
海军总长代表以总统非国会选出者不承认。
宁夏：服从命令。
安徽：热心拥护中央。
以上是五次会议的综合情况，至于五次会议的经过是这样的：
在第一天，山东代表丁世峄提出袁必须退位的建议，这当然是得到冯暗中支持的。丁世峄是辛亥年首先在山东策动独立的人，筹安会成立前，他曾密呈袁主张改行帝制。湖南代表陈裔时附和丁的建议，各省代表也没有反对，看起来，袁退位问题在南京会议第一次会议中已占了极大的优势。不料当天晚上形势为之一变，倪嗣冲带了三营卫队赶来南京，倪本来已派了裴景福为代表出席南京会议，他率领卫队来开会，显然是奉了袁的密令来监视会议的。
倪嗣冲抵京后，5月19日参加了第二次会议，他首先发言，主张维持袁的总统地位。丁世峄站起来反对倪的意见，湖南代表陈裔时、湖北代表冯煦、江西代表何恩溥先后发言，附和丁的意见。倪气汹汹地问丁说：“你是不是靳将军的代表（这时靳尚未被撤职）？靳将军是拥护中央的，你为什么私通南方？”陈裔时代丁解释说：“不是不拥护中央，而是君子爱人以德，也是为了袁大总统。”冯煦、何恩溥也随声附和说：“主张退位并不等于反对袁总统，而是为袁总统设想。”倪听了脸也气红了，担任主席的冯国璋一看局面紧张，赶快把话拉开，把会议主题列入“能战始能言和”问题上。
张勋的代表万绳栻先一天没有表示意见，这一天却完全支持倪的意见，反对袁退位，因此其他的代表遂不敢对此问题发言，于是会议中对于袁退位问题便作不出结论。至于备战问题，倪与万绳栻询问各省能出多少兵？山东、江西和两湖代表都不则声，同样也作不出决定来。
5月20日南京会议举行第三次会议，冯国璋首先声明：“关于退位问题，本会无权表决，应召集国会来讨论决定。”与会代表一致同意，可是又提不出召集国会的办法。
5月21日的第四次会议和22日的第五次会议经过了一再磋商，才决定了丁世峄的提案，且为冯国璋所赞同的办法，通电邀清西南独立五省代表参加南京会议，解决总统问题。
倪嗣冲对于和西南五省代表共坐一桌开会讨论是完全不赞成。同时，张勋一心想取得督理江苏军务，内心亟愿把冯赶走，因此便和倪采取同一态度——张、倪联合起来反对冯。
南京会议结束后，冯、张、倪联各发表通电云：
“云南唐蓂赓先生、贵州刘如舟先生、广东龙子诚先生、南宁陆干卿先生、杭州吕戴之先生鉴：华密。天祸中国，自启内讧，战端一开，造成浩劫。已经独立各省，困于杼柚，扰于兵戎，人民何辜，惨遭荼毒。其未独立各省，亦复惧祸无日，望治无期。风鹤频惊，难安启处。同舟相敌，嫌衅日深。夫以我国介列强之间，承积弱之敝，整齐固结，犹虑不遑，岂堪一再摧残，重伤元气。无如举事者之初意，本出于爱国热忱，而现政府之转圜，亦抱定息争主旨，徒以意见隔阂，不能融洽贯通，遂尔背道分驰，乖离愈甚。虽彼此久已停战，而解决尚属空言。军队有枕戈坐甲之劳，商旅有裹足柅车之戒；百业停滞，众议沸腾，内部分攘，国将不国。长此因循不断，险象且百倍今兹。悲我者利用时机，已抉藩篱，而进窥堂奥，骎骎见逼，应付几穷。倘不审度国情，速筹正当办法，惟知谬执己见，日以语言文字相诘难，窃恐辩论方无已时，而主宰之权已不属诸我国人之手。方念及此，心骨皆寒。勋、国璋、嗣冲忝荷仔肩，安危与共，值此存亡呼吸，何容坐视沦胥。昨经电约十五省将军、巡按使，遣派全权代表，到宁迭次开会讨论，佥谓今日时局，当以救亡为前提，顾非统一，则无以救亡，非联合，则难期统一。第推测外界之情形，轸念人民之苦痛，联合统一之道，自以和平为先。至于总统问题，关系国家存亡，既非五省片面所能主张，亦未便以十五省之心理为依据，亟宜研究妥善办法，以救危亡。今拟定南京为集议地点，由五省选派政治法律专家为全权代表，或五省共派数人，或每省各派一二人，订期来宁，与十七省代表共同研究，议决实行。勋等讨论告终，业已全体一致，欲挽目前之倾覆，宜视事实为转移。五省果具同情，当不坚持异议。中央宣言救国，尤必曲谅苦衷，并力图存。时乎不再，用特通电布闻。接电后请迅速电复，并派定代表来宁，曷胜翘企。张勋、冯国璋、倪嗣冲。”
张勋并以个人名义发表通电云：
“据敝处代表回徐报告，此次江宁之会，冯上将军于第一次会议提出三项问题；第二次会议时，业经各代表依次宣言，知各省军民长官，多数皆以拥护中央，保存元首为宗旨，是退位问题，已属无可讨论。且由冯上将军主张，欲求乎和，非先以武力为准备不可；所有应奋军旅饷项，并经各代表预先分别担任，冯上将军并以前敌自认。敌忾同仇，可钦可敬。惟湖南代表有爱人以德之言，迨经倪将军详言辩诘，则亦无词置对。足见公论所在，断非个人私见所能违拗。不意第四次会议时，鲁、湘、鄂、赣诸代表，竟于议案范围以外轻遽发言，或以外人逼胁为言；或以用兵困难为说，辗转波折，故甚其辞，几将前经公决议定铁案，一概抹煞，重行讨论。显见受人播弄，暗中串合，故与南方诸省同其声调，必非该本长官所授本意。况靳、汤、王、李诸将军，公忠体国，威信久孚，或军当困难，百折不回；或地处冲繁，一心为国。勋处屡接来电，莫不慷慨淋漓，令人起敬；而该代表竟敢擅违命意，妄逞言锋，实属害群之马，允当鸣鼓而攻。虽现在电致南方各省，令派代表到宁与议，复电能否依从，尚难遽定。而我方内容，则不可不加整饬，以求一致。诚以退位问题，关系存亡，非特总统人才难于胜任，即以外交、军政、财政而论，险象尤难罄述，如果国本轻摇，必沦胥俱尽；即使南方各省，果派代表到宁与议，亦当一意坚持，推诚相告，必不见听，即以兵戒。倘内容不饰，先馁其词，则国家之亡，有可立待。用此通电布告，愿我同胞，共相砥砺。设有非议此旨者，即以公敌视之可也！临电迫切，无暇择言。勋。有。”
九十二、陈宦求和与四川独立
四川的北洋军都不肯替袁出力死战，士气也很低落，因此在战线上袁军虽压倒多数，超过护国军，可是只能打成一个平手，除了陈宦和蔡锷有信使互通款曲外，冯玉祥也曾先后两次派人和蔡锷接头，表示决心响应起义，愿意联络在四川的北洋军采取一致行动，他主张袁下台后推举冯国璋继任总统。蔡叫冯先劝陈宦宣布独立。张敬尧也有信给蔡，申述个人的主张，表示决不为项城一人争总统。蔡也是叫他宣布独立，用行动来证明。他回答说要集合各军代表在泸州举行一次会议，以求一致。
陈宦请蔡锷停战书如下：
“云南此次起事，全国皆知，原由爱国起见，并无丝毫个人恶感。兹者帝制经已取消，公等目的亦已达到，而大局尚岌岌不可终日，凡以国事为前提者，即当设法维持。蔡公爱国达士，想亦与表同意。兹请通示前敌，暂行停战，以便双方讨论善后办法。敝处亦当分示北军长官，立即停战。素仰我公大公无私，谅能不趋于个人感情作用，有以教我。其余详细办法，已面嘱敝处代表，亲赴台前，面述一切。”
蔡锷复陈宦书：
“敬诵大函，得领宏教，不胜钦佩。所云此次云南起事，特为护国起见，诚然诚然。当时锷等以为起事之后，可用军事上之态度，表示国人反对帝制之意。如袁氏而良心不昧，即当俯从民意，中止帝制行动。讵料袁氏并无悔祸之心，竟又调派大军南下，以实行武力压制。以为如此，则真正之民意，可以被其压倒，而帝制可成功。因此致令生民涂炭，将士丧亡，举国骚然，四民失业。袁氏岂能辞其咎耶！及见人民反对日烈，帝制终无成功之望，始不得已勉行取消。论者以为袁氏至此必能退位以让贤者，乃复尸位不去，此非吾人所能解者。试问袁氏居此失败地步，能否掌执国家大权，操纵如意。即使能之，又试问袁氏尚有何面目以见国人。今姑将道德廉耻暂置勿论，又试问当此纪纲法律、对内对外之威信，荡然扫地之秋，袁氏焉能举国中之有才有德者以供其指挥耶？袁氏独行五年于此，试问成效何在？据吾人所闻，袁氏屡次布告国人，自谓当初不欲再入政界，因辛亥时迫于公义，国人之请，不得已始出肩任国家大事，以尽爱国爱民之苦衷。兹者举国国民，同声要求袁氏退位，为袁氏计，亦只有自行卸职之一途，始不与其所谓爱国爱民之宗旨相抵触。否则帝制今虽取消，焉知将来不死灰复燃。请问我公果有何等担保足以取信国人耶？或者以为袁氏退位，不免有新发生之竞争，致使国家趋于危境。锷则以为大谬不然。袁氏果能退位，继位问题不当以武力解决，应以法律解决之。《约法》不云耶，若遇总统退位，则其责任职权，当以副总统继续肩任。袁氏果去，则黎副总统照法律上应继其后。同时应按《约法》，召集国会，另行选择正式总统，当不至生若何纷争也。”
北京政事堂亦有电给护国军，请求停战。电云：
“急。永宁毕节探送蔡将军、云南唐将军、南宁陆将军、贵阳刘护军使鉴：顷帝制发生，实非元首本意。当日群言蜂起，元首尚认为不合时宜。乃中外有力之人，群相推戴。诸公亦同在赞成之列，勉强承认，并未正位。滇省发难，致动干戈，元首既有罪己之文，吾辈亦负罔上之责，即诸君以为共和不宜改变，初亦可直言无隐，弭患无形，迨事发而舒之以兵，已伤国家元气。大总统不忍生民之祸，且深体诸君维护共和之忱，下令撤销，痛自引咎。在诸君目的已达，帝制永无复活之期。而外顾大势，内顾民生，渔利纷乘，哀鸿遍野，阋墙御侮，正在此时。若以爱国始，而以祸国终，诸君明达，当不其然。务望诸君罢兵息民，恢复原气，则中外舆论，亦以为诸君大公元我，确有诚意捐除成见，自感召天和。若于撤销帝制之后，逞忿不已，相持太急，祸及同根，则非特拥护共和之功不能建，恐亡国之祸亦将随之。辛亥以还，八方云扰，危者复安，伊谁之力？此是平心之论，非阿好之言。禹、汤圣人，不免罪己。诸君宁不念国际地位，人民惨状，而忍忘同舟共济之义，蹈抱薪救火之讥乎？倘必张脉偾兴，不为平情酌理，则瘠牛愤豚，惟力是视。为丛驱雀，为虎作伥，诸君又何利焉？国之存亡，匹夫有责，转祸为福在诸君一念之间耳！柄势不可再沦，民心不可再涣，唯诸君实图利之！政事堂统率办事处。”
蔡锷复北京政事堂电：
“帝制撤销后，二庵派员持条件来商，首言仍戴袁项城为总统，再以他条防微杜渐，冀可从速弭祸，维持调护，深佩苦衷。国势至此，若可以宁人息事，万不忍再滋纷扰。耿耿此心，尽人而同。惟兹事体大，有应从长计议者。以法理言，项城承认帝位时已有辞退总统之明令，是国会选举之效力，已无存在。此时继续旧职，直无根据。世岂有未经选举之总统，此而囫囵吞过，尚复成何国家？以情势言，项城身为总统，不能自克，及承认帝位，又不能自坚。一人之身，数月之间而号令三擅，将威信之谓何？此后仍为总统，纵使指天誓日，亦无以坚人民之信。则种种防闲之要求，自为理所应有。上下相疑，如防盗贼，体统何在？政令难行，此征诸内情而决其不可者也。（中略）故以二庵条件，分头电商滇、黔、桂、粤各省，皆严词峻拒。海内外名流函电纷驰，语尤激愤。人心如此，项城尚何所恋乎？今有识者，皆谓项城宜退，遵照《约法》，由副总统暂摄，再召国会，依法改选。此时更公推东海（徐世昌）、芝老（段祺瑞）、华老（冯国璋）分任枢要各职，于法理事势，两无违碍。计今日大事所赖于项城者，黄陂、东海、芝老、华老诸公亦优为之，其致疑于项城者，黄陂诸公举皆无有。是项城退，万难都解。速弭祸乱之法，更无逾于此者。人生几何？六十老翁以退而安天下，尚复何求。缅怀让德，常留国人不尽之思。追念前功，犹为民国不祧之祖！若复着恋不决，坐待国人尽情之请，彼时引退，则逼迫强制，终累盛德。不退则再动干戈，又为戎首。二者必居一。于此为国家计，为项城计，并恳诸公合词规谏，勿昧先机。锷于项城多感知爱，惓惓忠言，盖上为天下计，亦下以报其私。惟诸公鉴察。”
陈宦和蔡锷在磋商停战时，也交换对大局的看法，陈主张袁下野后采行联邦制，在冯、段、徐三人中推选一人为总统。同时他认为目前对峙的僵局，不是北洋军和护国军的问题，而是袁个人和护国军的问题，袁是可以打倒的，而北洋派仍是一个强大的军事集团，所以如果此时护国军对袁的压迫过分，迫使北洋派因要争面子而与袁重行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反对派，则是一件失策的事。所以陈建议暂进保留袁的总统以稳定北洋派，以待袁被北洋派的遗弃，因自袁洪宪称帝后，他已一天比一天和北洋派分家了。他的这个见解，当时很多人都有同感，所以当陈宦和蔡锷进行地方性的停战议和谈判时，他向蔡也曾提出维持袁的总统地位这一条款，这当然不为护国军方面所接受。
蔡则劝陈宦先宣布独立，陈表示有困难，事实上也真有困难。四川的部队庞杂，有地方部队，也有北洋部队，陈本人无力统御，事权不一，自己没有可用之兵，不过所有在四川的袁军都有一个共同的厌战、畏战心理，不希望再打下去。因此陈宦向蔡锷提出停战的原则，把政治问题留待以后再商，先行停战一个星期，自3月31日到4月6日，由陈宦派旅长雷飚赴永宁和蔡总司令接洽，叙府方面袁军亦托美国教士到横江向刘云峰梯团长要求停战。在停战的一个星期中，蔡锷规定了停战规约四条：
（一）两军暂宁原线，无论大小部分不得乱出部哨外袭，倘如违约冒进，格杀无论；
（二）军使及信差出入，以两军高级长官所指定之道路为限，军使除特别许可外，以两地为限，但不得携带军器，军使以两尺见方之白旗为标帜，如军使无故图害者，依刑律治罪；
（三）凡有着军服携带器械，徘徊于两军步哨线之内者，准予射击或擒捕；
（四）此次停战自四月七日起到五月六日止。
5月6日期满后，又展期一月，由5月7日到6月6日。
在这期间陈宦先将叙府让出，由护国军进驻。
陈宦虽然受袁特达之知，可是他在四川也有他的苦恼，他和北洋系存在着很大的矛盾，第一：北洋系的军人们把陈看做外围，北洋大门开了陈宦在门内，北洋大门关闭的时候，陈宦却在门外了，这就是把陈不当作自己人看待；第二：洪宪帝制的新贵们也没有把陈当做自己人，陈在四川，对北京帝制活动几乎完全未参加；第三：当陈在北京拜受新命时，袁曾面许陈，不久即派陈总揽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军事，可是在他上任后不久，袁就派河间人张联棻为陈的参谋长，以取代湖北人刘一清，这就是说明袁对陈并不放心，所以派一个与陈毫无关系的人来做他的参谋长；第四：袁决定对云南用兵后，乃派曹锟督师入川，任令发表时，陈一点也不知道，在陈心中自然起了很大的变化，他认为自己在袁皇帝心目中已经不够亲信了，即使打退了护国军，四川将军一席也要拱手让给别人。由于那么多的矛盾，陈宦这时心情的苦闷和不安是可以想见的。他曾对他的亲信左右说：“松坡不是一个轻举妄动的人，他已经举义，自有他的布置，听说老头子（指袁世凯）也有彼直我曲的表示，看起来云南举义的这个问题不是很容易解决的。”
因此，自护国起义后，陈所表现的，是消极应付态度，蔡锷因为和他是好友，所以曾打电报劝他响应独立，陈答复是：“事权不一，环境困难”。陈无论公私函电和谈话，对蔡锷始终保持一种“似友非敌”的态度，从不攻击蔡或谩骂蔡。
陈对蔡似友非敌，对袁则不拥不反，他不反袁，是因为有“受恩深重”的观念，不拥袁是因为袁已把他当作外人。
陈的参谋长刘一清被袁派张联棻取代后，先任高等顾问，不久又派为前敌总指挥，成都全城文武官员饯之于城外望江亭。望江亭因有薛涛井而出名。四川将军署秘书胡鄂公独不参加，胡在四川组织反袁活动，是大家都知道的。这天晚上陈宦在将军署和幕僚们谈天，胡忽然走来向陈告别说：“二先生，我明天回湖北了。”陈说：“怎么？你也要辞职吗？”胡说：“息影家园，耕田课侄，免得将来变成一个为虎作伥的人。”陈为之默然。有顷，陈把胡拉入房内，用手往后面一指，凄然说：“我只有一位老母，一个残废儿子。天晓得，我如果为一人一姓的臣仆，他们……”说至此已经泪下不能成声了。胡说：“今天不是已经派兵去打蔡锷了吗？”陈说：“我的兵力共有三个混成旅和一个卫队团，除伍玉亭（祥桢）而外，都不可靠。你的意思很好，明天找几位同事开会谈谈。”第二天，胡与将军府秘书张轸、邓文瑗（蓝天蔚岳父）、何积祐（何子贞之孙）等在陈的小书房开会，陈说：“北京城玩的猴戏，老头子也觉得有名不正言不顺之感。松坡沉着知机，不是轻举妄动之人，我们目前有三条路：一立即宣布独立；二先疏通川军第一师师长兼重庆镇守使周骏和第二师师长刘存厚然后独立；三派人先联络冯华甫、汤铸新再发动。”大家赞成走第三策。
陈宦打算脱离袁，其步骤很稳健，他派秘书胡鄂公到湖南和南京试探一下湖南的汤芗铭和南京的冯国璋态度如何。
5年2月10日，胡鄂公由成都出发，昼夜兼程，三天半走了1020公里的山路到重庆，改乘小船，历时四天到了宜昌，再转船前往汉口。抵汉口后和陈裕时、黄保昌、王孝贞相晤，大家商议如何窥探汤芗铭的态度，推陈裕时赴长沙访汤，因陈和汤私交颇厚也。
陈抵长沙后，径赴将军署谒汤，汤在大客厅接见陈，陈谈到云南独立讨袁，以及四川和南京一般空气，只见汤灰白的脸上青一阵红一阵，一会儿猛吸纸烟，一会儿又站起来绕着檀香木的桌子打磨磨转，久久沉思，不发一言。汤芗铭在湖南杀人甚多，翻面无情，有汤屠户的混号，陈素知汤毛病，见了他这个模样，吓得魂不附体，三十六着走为上着，急忙打退堂鼓，赶快转圜说：“铸新，我们是无话不说，听不听由你，你不欢喜这些话，只当驴鸣、犬吠如何！”汤一听陈这话，才噗哧一声笑了出来，慢吞吞地说：“你好不好到上海找大家兄一谈！”
提起汤芗铭的大哥也是个著名人物，他就是辛亥武昌起义时担任湖北咨议局议长的汤化龙。自云南倡义以来，汤化龙不断有电报给汤芗铭，劝他独立，而汤芗铭却犹豫不决，他的困难是——一方面是君恩深重；一方面是手足情长，使他左右为难。他在湖南虽有励精图治之心，可惜杀戮过重而失去湘人爱戴。
陈裕时有了这句话，于是赶回汉口报告了胡鄂公，胡乃转程先赴南京，找到了冯国璋的女婿陈之骥，联合冯国璋侄儿冯家祐，由他们陪胡往见冯。胡以陈宦代表身份表示陈是唯冯马首是瞻，冯却不作正面答复，只是顾左右而言它。冯这时处境当然很困难，无论从道义上或是情感上要他宣布反袁，是不可以的。这正如袁当年始终不说反清的话一样。
可是当胡和冯多见几面，倾谈投机后，渐渐地冯也大发牢骚，他说“项城左右都是狐群狗党，逢君之恶的人。真正爱护他的部属反而排之门墙之外，像我今天处境如此困难，就是因为项城把我冷落一边。你可知道项城的来历吗？”冯乃提及西山十戾和书僮献茶的故事。胡这时乘机说：“二先生（即陈宦）和我约定，只要上将军（指冯国璋）同意，由上将军署发一密电，他就宣布独立了。”冯把桌子一拍，像是下了极大决心地说：“你的电报呢，拿来我替你发好了。”
胡发了陈宦的电报后，乃赴上海和汤化龙见面，把陈裕时赴湘的经过向汤详陈。胡说：“二先生的独立已不成问题，四先生（指汤芗铭）不独立太不成话，大家都是湖北人，湖北人不能不争人格！”汤化龙听了很同情，连声说：“真是不成话，到了这时候还如此糊涂，我把你在南京接洽的经过情形打电报给他，不怕他不独立。”
当南京会议在吵闹不休时候，四川起了变化。前面曾说过，陈宦和蔡萼两人关系，似敌非敌。似友非友，两军相峙的局面是不战不和，似战似和。从3月下旬起陈和蔡就是停战，而陈认为他不能贸然倒袁，他和袁的关系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袁拔识他为四川将军，叫袁克定和他拜把兄弟，他离开北京时又令军政要人举行盛大欢送，这都让陈受恩深重；但陈也知道袁这些都是手法奸雄笼络人的手法，何况如袁和唐绍仪那么深的关系，一翻脸就成仇，如袁和赵秉钧那么厚的关系，最后赵却死得不明不白，则陈宦的份量在袁心目中又何如呢？陈不是轻举妄动的人，他需要连络江苏的冯国璋和湖南的汤芗铭以为呼应。4月间，冯的态度已经日趋明朗，且发出了劝袁退位的铣电，因此5月3日他便打电报给袁说：“元首若允退位，其优待条件当与各疆吏力争。”
这时，不但冯国璋主张袁退位，段祺瑞也表示赞成。段根据陈宦的建议拟定了优待袁的办法六条：一、往事不追；二、公民权不褫夺；三、私产不没收；四、居住自由；五、全国人民予以应有的尊敬；六、民国政府给以岁费十万元。袁看了这些条件，还伪装不在乎的样子说：“好，很好，我退位不成问题，你们哪一天商定了善后办法，我就哪一天搬到颐和园去休养。”
5月22日陈宦把几天前已拟好但未发出的电报发了出去，这是迫袁致死的最重要一份电报，略云：
“宦于江日径电项城，恳其退位，为第一次之忠告。原冀其鉴此忱悃，回易视听，当机立断，解此纠纷。乃复电传来，则以妥筹善后之言，为因循延宕之地。宦窃不自量，复于文日为第二次之忠告，谓退位为一事，善后为一事，二者不可并为一谈，请即日宣告退位，示天下以大信。嗣得复电：则谓已交由冯华甫在南京会议时提议。是项城所谓退位云者，决非出于诚意，或为左右群小所挟持。宦为川民请命，项诚虚与委蛇，是项城先自绝于川，宦不能不代表川人，与项城告绝。自今日始，四川省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袁氏在任一日，其以政府名义处分川事者，川省皆视为无效。”
这个电报是邓文瑗起草的，“自今日始，四川省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一语是陈宦加进去的。陈认为这表示只与袁断绝关系，而与北洋派没有断绝关系，其实这句话不仅画蛇添足，而且断送了陈宦，想不到这个聪明人却因玩弄聪明而自误。因为北洋系的继承人段祺瑞认为陈宦这句话太无心肝，恨之入骨，欲得之而甘心，幸别人缓颊始止，终段之世，陈不见用。
陈改称四川都督，任刘一清为参谋长，以修承浩（蔡锷所保）为民政厅长，胡鄂公为四川宣慰使，熊克武为招讨军总司令。陈独立后，冯玉祥一旅开回成都，有电致曹锟云：“军队皆国家之军队。现在川省业已独立，我辈只有听命于陈公，以尽军人之天职，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古训昭然，岂可忘忽。”
陈宦与袁断绝关系一电被认为是袁的送终电，袁接到这个电报后竟气晕了过去，当他醒转来时，脸上红得像炭火一样，眼中流下了几点英雄末路的眼泪，口中喃喃说：“人心大变”。他把梁士诒召入公府，把陈电给梁看，一边说：“二庵厚爱我若此，夫复何言？君为我电复，决意退位如何？”梁没有则声，袁乃亲自动笔写了一电发出：
“昨见松坡致黎、徐、段电，请劝我退位。公谊私情，感佩交集，但尚未悉我心，我厌问世，几不愿一朝居，再商诸重要诸公，担任善后，佥以兹事体大，且难轻放，内忧外患，相逼而来，即有亡国之祸。我年近六十，艰难万状，尚有贪念，愚不致此。我志已决，退位不成问题，所当研究，惟在善后，政府诸公，讨论多日，仍无结果。如不顾善后，撒手即去，危亡立见，实不能忍心至此；且亦无术足以自拔。目下要点在速筹善后之策，但有二三分抵担，不致立见危亡分裂，退位一议，即可解决，务望切商政府，速定办法，力担责任，期早定局！希即熟筹，共同磋商如何？务祈严守秘密！电未尽言。”
陈宦对袁的背叛，是袁最受打击的。自洪宪称帝后，袁日趋孤立，从叛亲离，然而陈宦是袁最新提拔和亲信的人，陈竟敢和他个人断绝关系，因此他越想越气。5月24日再发表一项申令，痛斥陈，大有食其肉，寝其皮之概，令文云：
“据四川将军陈宦通电内称：‘江电恳大总统退位，乃复以妥筹善后为因循延宕之地，文电请即日宣告退位，又以交南京会议时提议，是退位非出于诚意，因与大总统个人断绝关系’各等语。本大总统之职位，由于全国国民选举而来，其应行离职各节，《约法》定有专条，固非一部分军人所当要求，倘此端一开，则继任大总统者无论何人何时，均得借端纠合数省军人举兵反抗，要求退位，恐变乱无已，将酿成墨西哥更张争夺之惨祸；凡稍有人心，略知爱国者当不忍出此。所请与个人断绝关系事，现属大总统地位，不能将予及大总统分而为二，亦犹之陈宦未经开缺前，亦不能将陈宦及将军分而为二也，予现仍属大总统职位，照《约法》代表中华民国，与予之个人断绝关系，此非巧弄文词所能掩其事实，蔑其法理……惟本大总统之萌退志，早在陈宦等尚未要求之前迭与政要诸人密筹善后办法，佥谓对内对外，关系极重，稍有不慎，危亡随之。初六日接陈密江电，当复以‘实获我心，但此间情形，必须布置善后，望速向政府密商办法，切盼！’嗣见陈宦初六日电称：‘拟俟征求各省意见，推由冯上将军折衷办理’各等语。续据陈宦二十日来电，转述蔡锷电文，并请早日宣告，适冯国璋等在南京约同十省代表讨论大计，陈宦曾请推由冯国璋折衷办理，自应并交提议。乃复陈宦江电，令其速向政府密商办法，切盼。而陈宦并不从速商办，反谓为因循延宕之地；陈宦自请折衷于冯国璋，而又谓退位非出于诚意，矛盾其词，随意变幻，遂借口断绝关系，殊不可解。予德薄能鲜，又日感困苦，极盼遂我初服之愿，决无贪恋权位之心。但各省征军数逾十万，而沿江中外商桥麇集杂处，在在均须防护，尚有多数省份意见参差，各持极端主张，险象四伏，原因复杂，若不妥筹善后，不顾而行，必致破坏分裂，恐扰乱倍蓰于今日。予徒博高蹈之名，使国家受无穷之祸，固非我救国之本愿，尤自觉难以对我国民，故视善后布置为国家存亡之关键，不得不切实筹商，一有妥善办法，予即远引休息，得卸艰钜，讵非生平之大幸！……十五日南京各省代表讨论大计，曾于是日电饬冯国璋等切实讨论，随时与政府会商妥善办法，各负责任，使国家得以安全，不致立见倾覆，迄今尚未接复。总之，一人之荣辱甚微，国家之利害极重，本大总统素以救国为前提，在位一日，当尽我一日之责任，断不敢逞一己之意气，徇一己之名誉，致国家受绝大之危险。事后自有公论，亦不顾毁誉于一时，而恬退之志，本诸素怀，断无丝毫贪恋之心。陈宦远在成都，情形隔膜，不知善后关系极重，殊为痛惜！已有令饬来京筹商善后，着即迅速启程，勿稍延缓。此令。”
同时，袁下令任命重庆镇守使、四川军第一师长周骏为重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
陈宦的正式独立布告全文如下：
“四川都督陈，为出示通告事：照得帝制发生以来，川民陷于水火之中，无所控诉，至为痛心。本都督前曾一再电请袁总统退位，并宣示必达目的之决心，冀得和平解决，免生民再蹈兵戈之苦。此本都督之苦衷，中外所共谅也。乃迁延至今，迄未得明确之答复，是袁氏不念川民之疾苦，且先自绝于川。本都督因民之不忍，不能不代表川人与袁氏告绝，于二十二日通电京外，正式宣布与北京袁政府断绝关系。袁氏未退位以前，以政府名义处分川事者，川省皆视为无效。并依照民国元年官制，废除将军名号，改称都督，即由宦暂任都督之职。至于地方安宁秩序，由本都督责成各该地军民长官，力任保全之责。俟新任大总统正式选出，本都督即举川省以听命，并于其时解职归田，还我初服。皇天后土，实鉴我衷。为此示谕川省军民，各安生业，万毋自相惊扰，贻害地方。切切特示。中华民国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事实上在此以前，陈宦和蔡锷在军事上已经密切策应，所以5月20日蔡即命令梯团长刘云峰率何支队开赴叙府为陈宦支援，以便陈宣告独立。21日蔡再电告刘、雷两梯团，令其归陈宦指挥调遣，以助其独立。迨22日陈宦正式宣布独立后，驰电蔡锷，以自身所部力薄，乞予支援。蔡接电后除令刘梯团入驻叙府，雷梯团入驻自流井外，并派熊克武、郑英所部义勇队分驻富顺南溪。
24日蔡锷电陈宦云：
“川既独立，则泸、渝各要地断不容有袁军横梗其间，自应设法处置，或令其去逆效顺，与我取一致之行动；或照滇、桂对付龙军之法，勒令缴械，资遣回籍，二者不行，亦惟有加以惩创后再行相机区处。现在×伍李三旅能否用以击曹？川军各部队能以对袁军作战者其若干？滇、黔之师如对渝、泸作战，尊处能派若干部队助战，或只能派兵威胁，遥作声援，现在川军及×伍李各旅心理若何？当能用命否？均希详细见示。”
四川虽有陈宦独立，然而并不见得就太平，因为袁令周骏为四川将军，周骏奉令即行，率兵西犯，进抵资州，陈宦派冯玉祥一旅的杨团予以抵御，蔡锷亦派左翼纵队合力进剿。
另一面，袁党的张敬尧仍是一支有力量的军队，因此蔡不断电张，促其率部宣告与袁断绝关系，一方面请唐继尧继续增援部队和军火。张敬尧复电告蔡，拟召集袁军各代表在泸会商，俾求一致行动。蔡因此更加警戒以防张的变卦。
九十三、段祺瑞组责任内阁
袁从来不放心任何人，他大权总揽，遇事躬亲，真是一个名符其实的独裁者。在他垂亡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已经陷于众叛亲离，四面楚歌了，这才请出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来共撑危局。他请黎每天和他一块儿办公，意思是要培养黎作为一个国家的元首，来接替他的地位，使他可以放心地告老还乡，钓游洹上；他把政治方面的一切交给徐世昌，由徐全权负责；又把军事问题全权付托段祺瑞。
然而，不管袁是真心或是假意，这一切都嫌太迟了，黎根本和他貌合神离；徐世昌虽然位高望重，但对北洋军系或是南方的反袁运动完全不发生影响；只有段祺瑞还在北洋军系中有极高的威望，南方护国军方面也把段当作一个实力派来看。
5年4月22日，徐请辞国务卿，他仅仅作了一个月的冯妇，就辞职前往河南辉县水竹村做“挂冠诗人”去了。
23日，袁发表段祺瑞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陆徵祥为外交总长（不久陆退休，由曹汝霖兼任），王揖唐为内务总长，孙宝琦为财政总长（不久孙亦不干，乃由周自齐继任），刘冠雄为海军总长，曹汝霖为交通总长，张国淦为教育总长，金邦平为农商总长，章宗祥为司法总长，王士珍为参谋总长，庄蕴宽为审计院长。
段奉命于危难之际，其处境和辛亥革命后袁出而组阁时一样，他要求变更政事堂而成为真正的责任内阁。袁是个老狐狸，他在表面上完全接受了段的意见，发表申令说：“依照《约法》第二十一条，制定政府组织法，树责任内阁之先声。”可是这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而已，段这时候态度很坚决，他宣称如果没有实权他就不干，袁这才被迫于5月8日下令，废除政事堂，恢复国务院。
段的第一步目的达到，就要求第二步，他请求撤销大元帅统帅办事处，袁在这个呈文上批了一句：“君能每日到部办公乎？”段又请求让陆军部接收模范团和拱卫军，袁来个相应不理。袁这时看出段所走的路完全和自己当年对付清朝一样。
段组阁后不久，他接到梁启超一封信，略云：
“今日之有公，犹辛亥之有项城。清室不让，虽项城不能解辛亥之危；项城不退，虽公不能挽今日之局。”
然而段是袁一手提拔起来的人，他虽然不满意袁，可是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对袁是“受恩深重”。他是个十足的旧中国军人，因此认为自己出面倒袁是万万不可以，他需要护国军来打倒袁，然后自己以北洋军系领袖的身份来对付护国军。他知道在此以前是袁一个人和护国军作战，所以护国军能居上风，如果护国军和整个北洋系作战，护国军不一定会居上风的！
袁、段之间在这最后关头仍旧不能谐和，不愉快出在国务院秘书长身上，段一天也离不开他的得意门生徐树铮，他想用徐为国务院秘书长，但因为徐是袁最不欢喜的人，所以段怕当面和袁谈此事时弄僵了，乃转托王士珍。王是个阅历很深的黄老派，他当然也知道袁讨厌徐，又不便对段推辞，乃来一个“拖”字，拖了几天没有下文，段忍耐不住，乃请张国淦代他向袁提出。张碍于段的拜托，乃去见袁，轻声地对袁说：“总理想自己物色一个院秘书长。”他的话才说完，袁的脸色就沉了下来问：“他想用谁？用谁？”张一看情形不妙，可是总统如此追问，只好勉强地说：“想用徐又铮（徐的别号）以资熟手。”袁的脸色更难看了，恨声地说：“真是笑话，军人总理，军人秘书长，这里是东洋刀，那里也是东洋刀。”然而袁气尽管气，当前情况不是闹气的时候，所以又自己转弯，平下脸色对张国淦说：“你去告诉芝泉（段的别号），徐树铮是军事人材，就叫他再任陆军次长吧！”张国淦是知道段曾托过王士珍的，这时王士珍也在坐，他偷眼望了望王；只见王脸上毫无表情，就好像完全什么也不知道，他心里想王真有道行，不愧是“北洋三杰之龙”。
张从袁处出来，立刻就去见段，他当然不把袁那些难听的言语和难看的脸色告诉段，只把袁要徐树铮做陆军次长的话讲了出来。他的话还没有讲完，就见段猛地把桌子一拍，随手把衔在嘴中的烟斗使劲地扔在地板上，脸色的难看超过了袁，大声地说：“怎么，到了今天，还是一点都不肯放手吗！”段这时虽然走袁辛亥年的老路，然而形势上却不如袁，所以他虽然取得责任内阁的虚名，结果连国务院秘书长都不能派，仍是袁指定的王式通担任秘书长，不过折衷办法由徐树铮为帮办秘书，就是副秘书长。
这一幕历史重演来得太快了，辛亥武昌起义后，清政府四面楚歌，草木皆兵，面临垂亡之顷，明明知道用袁世凯是等于吃毒药，然而却不得不饮鸩止渴。不到五年，袁在全国人民一致反对他，旧部纷纷叛离他的危急关头，也不得不起用段以求渡过难关。袁何尝不知道他的这个老干部已经学会了他的本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他当然是有戒心的：我只是请你来解我的围，不是请你来篡我的位。辛亥年我接收清政府的兵权，现在你想接收我的拱卫军和模范团，辛亥年我向清政府提出责任内阁的条件，而现在你也向我提同样条件，你真是“孔夫子门前卖文章”。
在袁危急存亡关头，段颇想另有作为，大干一番，想不到上台所办的第一件事，却是加速送终袁的天下，就是下令中国、交通两行停止兑付现金。出这个主意的人是梁士诒，梁是民国初年财政巨头，交通系领袖。段、梁两人本极相投，段上台后，认为收拾袁的残局必先整顿财政，所以找梁请教。梁把当时财政内幕全盘托出，并将中国、交通两行实际情形亦告诉了段。梁说：中、交两行流行市面的钞票有7000余万元，而库存只有2000余万元，放出的商款约2000万元，历年贷给政府的有4000万元，目前如果要维持应发的军政各费，又借不到内债或外债，则只有增发钞票一途，增发钞票通货膨胀，可能发生挤兑，局面将不堪收拾。段认为巧妇难为无米炊，只有冒险一途，通令停兑，腾出时日，整理兑现。段遂于5月12日由国务院下令：
“五月十二日国务院令：溯自欧战发生，金融停滞，商业凋敝。近因国内多故，民生日蹙，言念及此，实切隐忧。查各国当金融紧迫之时，国家银行纸币，有暂行停止兑现及禁止提取银行现款之法，以资维持，俾现款可以保存，各业咸资周转。法良利溥，自宜仿照办理。应由财政、交通两部，转饬中国、交通两银行，自奉令之日起，所有该两行已发行之纸币，及应付款项，暂时一律不准兑现付现。一俟大局定后，即行颁布院令，定期兑付。所存之准备现款，应责成该两行一律封存。至各省地方应由各将军、都统、巡按使，凡有该两行分设机关，地方官务即酌派军警，监视该两行，不准私自违今兑现付现。并严行弹压禁止滋扰。如有官商军民人等，不收该两行纸币，或授受者自行低减折扣等情，应随时严行究办。依照《国币条例施行细则》第九条办理，一面与商会及该两行接洽，务期同心努力，一致进行。并饬该两行将所有已发行兑换券种类额数，克日详晰列表，呈报财政部，以防滥发。仰各切实遵行。此令！”
这个命令到上海后，上海中国银行经理宋汉章精明练达顾全大局，立即邀约股东开会商讨应付办法，决定五点：
（一）上海中国银行，由股东联合会举定监察员二人，到行监察，合行事务，悉归股东联合会主持。以后政府不得提用款项，一切悉照普通银行营业办事。（二）本行所有财产负债，已移交外国律师代表股东管理一切，并随时有查帐之权。（三）上海分行钞票，将准备金备足，移交外国律师保管。随时兑现，不得停付，即中央有令他处停止兑现，惟上海仍照向章办理。（四）所有存款，均到期立兑。（五）将来如商家有损失，悉归股东联合会负责向南北政府交涉，归正式政府承认。
由于上海中国银行的这一举措，使得上海商场稳定，毫无惊扰，各省中国银行多有效法。
中、交两行停兑后，外人多归罪于梁士诒，认为是梁恐怕交通银行周转不灵，乃出此策。又有谓袁想逃走，先将中、交两行现款偷运到国外。总之，这是下策，因为这样一来，民心更散，袁个人和袁的政府信用完全破产。
5月29日袁发表《宣布帝制案始末》。这是一篇“大”文章，把变更国体责任诿诸各省公民，把自己说成是一个维持共和的人物，是一个容易受骗的老实人。最后袁且威胁说要把各省区军民长官要求改变国体和先后推戴、请早登大位的文电公布。这是袁死前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文告，特全文登录如下：
大总统告令：据海军总长刘冠雄巡洋回京面称，帝制议案撤销后，群言淆乱，谣诼繁兴，好事者借端煽惑，庞杂支离，请将关于帝制议案始末，明白宣布，以释群疑等语。本大总统前于本年三月二十一日特发明令，将上年十二月十一日承认帝位之案，即行撤销，并以菲躬薄德诚不足以感人，明不足以烛物，引咎自责，不欲多言。乃近来反对之徒，往往造言离奇，全昧事实，在污蔑一人名誉颠倒是非之害小，而鼓动全国风潮，妨害安宁之害大，不得不将事实始末，明白叙述，宣布全国，以息谣煽，而维治安：
查上年各省区公民及满、蒙、回、蒙公民王公等，先后赶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请愿改革国体，以本大总统之权限，虽不当向国民及立法院有所主张表示，然于维持共和国体，实是当尽之职分；是以特派政事堂右丞杨士琦代莅立法院宣言，以为改革国体，不合事宜，至国民请愿，不外巩固国基，振兴国势，民国宪法，正在起草，衡量国情，详晰讨论，当有适用之良规，是本大总统于国民之请愿，实欲纳诸宪法范围以内。
制定宪法程序，既根于民国《约法》，则国体自在维持之中。旋经立法院据各省区公民及满、蒙、回、藏公民王公等请愿书，建议政府，或提前召集国民会议，或另筹征求民意妥善办法，以为根本解决。
本大总统咨复，以决定宪法为国民会议职权，俟复选告竣，召集开会，以征正确民意；盖犹是以民国宪法为范围之本意也。立法院复据全国请愿联合会、全国公民代表团等再行请愿，开会议决，按《约法》第一章第八条中华民国主权本之国民全体，定以国民代表大会决定国体，并议定《组织法》，咨请公布施行。
查立法院原咨称本大总统咨复，办法已定，不敢轻易变更，特以尊重民意，重付院议，佥谓民心之向背，为国体取舍之根本，该院议决投票，标明赞成或反对，各代表本有自由之权，是立法院为尊重民意而建立此项法案，本大总统自当如议公布。其时满、蒙各王公及各省区文武官吏等，仍请速定君主立宪，情词挚切，迫不及待。本大总统又以改革国体，事端重大，轻率更张，殊非事宜，但《约法》所载，中华民国主权本之国民全体，解决国体，自应听之国民，惟令以督饬所属，维持秩序，静候国民之最后解决；是本大总统不肯轻听急迫之请求，而兢兢以正确民意为从违，尊重国民主权之心，固可大白于天下。且迭有明令电谕，严诫各省区国民代表大会选举监督等遵照法案，慎重将事，勿得急遽潦草，致生流弊，并特派大理院院长董康、肃政史蔡宝善、夏寅官、傅增湘、麦秩严稽查国民代表选举不合法者，更正取消。本大总统尊重民意，务求正确，杜渐防微，尤无所不至。
迨国民代表大会报送决定团体票数，全体主张君主立宪，又由各国民代表全体推戴本大总统以帝位，并委托立法院为总代表，吁请正位前来；本大总统以《约法》内民国主权本于国民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在国体自无讨论之余地，惟于推戴一举，自问功业本无足述，道德不能无惭。
又以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竭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于信义无可自解，特将推戴书送还，并令熟筹审虑，另行推戴，以固国基；而在本大总统则仍以原有之名义及现行之各职，维持全国之现状，此不愿以帝位自居之心，昭然可见。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等不谅鄙诚，迫谓无功薄德，为谦抑之过言，又谓当日誓词，根于元首地位，而元首之地位，根于民国之国体，国体实定于国民之意向，元首当视乎民意为从违，民意共和，则誓词随国体为有效，民意君宪，则誓词亦随国体而变迁，迫切吁请，使本大总统无可诿避，只得以创造宏基，事体繁重，不可急遽进行，致涉疏率，饬令各部院详细筹备，筹备完竣，再请施行。
本大总统所以借词筹备，不即正位者；盖始终于辞让初衷，未尝稍变也。本大总统以诚待物，凡各官吏之推戴，容有不出于本衷，各党派之主张，容不免于偏执，及各监督之办理选举，各代表之投票解决，容有未臻妥善完备之处，然在当时惟见情词敦挚，众口同词，本大总统既不敢预存逆臆之心，实亦无从洞察其用意。即今之反对帝制者，当日亦多在赞成之列，尤非本大总统之所能料及，此则不明不智，无可讳饰者也。
滇、黔兵起，本大总统内疚不遑，虽参政院议决用兵而国军但守川、湘，未尝穷兵以逞，且悯念人民，寝馈难安，何堪以救国救民之初心，竟资争利夺权之借口？而吁请正位，文电纷驰，特降令不许呈递，并令提前召集立法院，冀早日开会，征求意见，以期转圜。继念万方有罪，在予一人，苦我生灵，劳我将士，群情惶惑，商业凋零，抚衷内省，良用矍然；是以明令宣示将承认帝制之案，即行取消，筹备事宜，立即停止。事实本末，略具于斯，原案具存，可以复按。除将各省区军民长官迭请改变国体暨先后推戴并请早登大位各文电另行刊布外，特此宣布，咸共闻知！此令。
国务卿段祺瑞
九十四、湖南陕西独立
就在袁发表“帝制始末”的同一天，湖南靖武将军汤芗铭宣布独立。
汤芗铭和陈宦同是袁的宠臣，他在湖南杀人如麻，可是他的哥哥汤化龙却是反袁的，这一段期间他的处境很苦，背袁则不忠，背兄则不义，忠义不能两全。而当时湖南情况又是如何呢？湖南本是四面用兵的孔道，湘西可以进兵川黔，湘南可以进兵粤桂，自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后，湖南军被袁解散，剩下来只有地方团队性质的五个守备队，每队兵力三五营不等，装备和战斗力都很薄弱，汤芗铭直接指挥的北洋军只有车震一个混成旅，驻防长沙、宝庆一带。曹锟的北洋军第三师驻防岳州，不受汤的指挥，是袁用以扼湖南咽喉的一支得力部队。护国起义后，第三师调往四川，袁派第六、第二十等师到湘西进攻贵州，并调倪嗣冲的兄弟倪毓棻带领安武军十五营到岳州，准备开往湖南进攻广西。
湖南民军纷纷起义，省城风声鹤唳，4月中旬广西护国军向湖南出发，永州镇守使望云亭于27日宣布独立，广西军由永州向衡州移动，陆荣廷劝告汤独立，要他放心，护国军方面会支持他的湖南都督地位，而湖南的反袁人士赵恒惕、陈复初、曾继梧等都前来湖南帮助汤收编各路军成立湖南军，受汤的节制，因此汤对袁的态度便由拥护转为中立，电请袁撤退在湖南的北洋军，以免湖南化为南北战场。袁表示可以接受，暗中却指使在岳州的倪毓棻就近监视汤的行动。
4月底和5月初，汤态度由模糊转变为明朗，冯国璋和张勋联名的4月巧电和冯的5月东电发表后，汤于5月4日有支电反驳，汤说：“不能因大总统个人之行为，而将民国四年来之历史全行删去，转而根据清室交付原案，则理论上终不为通，故建议大总统宣告退职，以副总统继任，较为光明正大。”从这电报中显示汤主张袁退位而以黎元洪继任总统，这种态度正与反袁的护国立场相似。在汤私心上，由于他是湖北人，和黎元洪是湖北同乡，因此黎继任大总统，对汤是有利的，这一点他和北洋嫡系的段祺瑞和冯国璋的野心是分歧的，段、冯都不欢喜黎继任总统。
5月下旬，北洋系内部愈趋涣散，袁政权日暮穷途，广西护国军对湖南的压力日益加强，湖南反袁的民军声势愈发壮大，5月24日湘西镇守使、镇篁军统领田应诏宣布独立，这些新情势逼得汤不得不于5月29日宣布独立。汤的独立通电中，对袁还称为“我公”，还说“感知遇之私”，电云：
“北京袁前大总统钧鉴：前接冯上将军通电，吁请我公敝屣尊荣，诚见我公本有为国牺牲之宣言，信我公之深，爱我公之挚，以有此电，循环三复，怦怦动心。国事棘矣，祸机丛伏，乃如万箭在弦，触机即发，非可以武力争也。武力之势力，可以与武力相抗，今兹之努力，乃起于无丝毫武力之人心，军兴以来，遍国中人，直接间接，积极消极，殆无一不为我公之梗阻。芗铭武人，初不知人心之势力，乃至于此。即我公亦或未知其势力之遽至于此。既已至此，靖人心而全末路，实别无他术出乎敝屣尊荣之上。我公所谓为国牺牲者，今犹及为之。及今不图，则我公与国家同牺牲耳！议者谓我公方借善后之说，以为延宕之计。诚不免妄测高深，顾我公一日不退，即大局一日不安，现状已不能维持，更无善后之可言。湘省军民士气久已激昂。至南京会议，迄无结果，和平希望，遥遥无期。军民愤慨无可再抑。兹于二十九日已徇绅商军民之请，宣布独立，与滇、黔、桂、粤、浙、川、陕诸省，取一致之行动，以促我公引退之决心，以速大局之解决。芗铭体我公爱国之计，感知遇之私，捧诚上贡，深望毅然独断，即日引退，以奠国家，以永令誉。无任干冒，言尽于斯。汤芗铭叩。艳。”
汤电引起护国军不满，尤其是陆荣延，而广西对湖南有严重威胁，汤乃再发一电云：
“北京前大总统袁公钧鉴：自筹安会发生，枢府大僚，日以叛国之行为密授意旨，电书两下，怵诱兼至。傀儡疆吏，奴隶国民，嘴实使然，路人共见。芗铭忍尤含垢，皆裂冠冲。以卵石之相悬，每徘徊而太息！天佑中国，义举西南，正欲提我健儿，共勷大举，乃以瘠牛全力，压我湖湘，左掣右牵，有加无已。现已忍无可忍，于本日誓师会众，与云、贵、粤、桂、浙、陕、川诸省取一致之行动。须知公即取消帝制，不能免国法之罪人。芗铭虽有知遇私情，不能忘国家之大义。前经尽情忠告，电请退位息争，既充耳而不闻，弥拊心而滋痛。大局累卵，安能长此依违？将士同袍，实已义无反顾。但使有穷途之悔悟，正不为萁豆相煎，如必举国而牺牲，惟有以干戈相见。情意两迫，严阵上言，伏惟熟思审处为幸！汤芗铭叩。艳。印。”
汤有致独立各省电：
“肇庆岑都司令，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浙江、四川、陕西各都督、民政长官、各司令、各师、旅、团长鉴：项城叛国，法律无效，诉诸武力，知诸公之志苦也。芗铭粗明大义，久表同情，以左牵右掣之纷乘，致杖钺秉旄之较晚。五中愤郁，寝馈难安，恫念民生，恐滋荼毒，委曲隐忍，以企和平。适项城取消帝制，宣言息事宁人，尚冀憬然悔悟，自行退职，以谢我国人。嗣因南京发起会议，乃遣派代表，据《约法》立论，犹冀公论大伸，合力劝退，使人民重见天日。乃迭接徐州、蚌埠来电，鲁、鄂、湘、赣四省代表以不受彼党劫持，主张项城早日退位，致受疑忌，宣言鸣鼓而攻。似此情形，已无和平解决之望，乃于本日会众誓师，与袁政府断绝关系，勉从诸公之后，共张挞伐之师。众志佥同，将士用命，誓除株毒，还奠共和。望锡指针，下匡愚昧，敬执鞭丝，惟命是从！湖南都督汤芗铭。艳。”
在北方，陕西是北中国唯一独立的省份，不过却是反袁运动中一幕丑剧，独立成为地方军阀争权夺利的手段。5月9日陕西镇守使陈树藩在三原宣布独立，自称陕西护国军总司令。提起陈树藩倒不是无名之辈，在白朗入陕时，陕西将军陆建章就是赖陈树藩这员战将保卫西安。当陕西民军纷纷起义反袁时，陈树藩的部队与各路民军早有联络，因此引起陆建章的猜疑，把陈由陕北调赴陕南，陈就举起反袁大旗，陆建章的长子陆承武（第一旅旅长）自告奋勇，统率所部击陈，不料在富平一战，这位陆大少爷竟被陈树藩所部营长胡景翼活捉，陈就把陆承武当作人质，胁迫陆建章宣布独立，陆建章表示愿意自动离开陕西。于是陈树藩乃发表独立通电：“树藩以辛亥以来，民力枯竭，不忍发生战事，重困吾民，力持镇静，数月于兹。乃南北协商，久无效果，而陕民对陆督军之贪暴行为，积怨久深，一发莫遏。致郡邑连陷，远近骚然。加以陆部所至，扰乱更甚，同种相残，殊悖人道。树藩情不获已，因于月之九日在陕北蒲城以陕西护国军总司令名义正式宣布独立，期促和议之进行，谋吾陕之治安。风声一树，义旅全归。今已驻军三原，与陆军切实交涉，令将所部军队缴械退出陕境。陆已承认，树藩明日即进驻西安受降，预备建设一切。”
5月15日，陈树藩率领部队进入西安。5月18日陆建章以威武将军名义，陈树藩以陕西护国军都督名义会衔发表通电：
“树藩因欲缩短中原战祸，减少陕西破坏区域，于九日以陕西护国军名义宣告独立，一面请求建章改称都督，与中央脱离关系。建章念项城二十载相知之雅，则断不敢赞成，念陕西八百万生灵所关，又不忍反对，拟即各行其是，由树藩以都督兼民政长名义，担任全省治安，建章即当遄返都门，束身待罪。”
陈树藩就任陕西护国军都督后，就把自己所称陕西护国军总司令一职让给陆承武。5月20日陆建章离开西安时，就把他在陕西将军三年任内所搜括的几十箱财物带走，才出了西安城，就被陈树藩所属的部队劫去，后来由陈树藩亲自出面才追回了一部分，并且派兵护送陆出境。
国民党领袖之一居正和吴大洲等在山东潍县、高密、周村一带组织了武装力量，居正称中华革命军东北总司令，不久吴大洲改称山东护国军。山东的反袁力量大为膨胀，5月上旬民军进展到济南附近，劝促山东将军靳云鹏宣布独立，如果靳云鹏拒绝就要采取军事行动。靳见民军力量极大，不敢拒绝，乃用缓兵之计，他伪称极赞成倒袁，但山东不能和云南、贵州相比，何况地理上又不毗连，没有独立的必要，只有敦促袁下台，如果袁不答复，山东全省军政界人物就以总辞职来对付袁。当前为了地方安靖，民军应各守原防，如果侵犯政府军防地，政府被迫只好兵戎相见。这时山东境内的袁军和民军旗鼓相当，双方一直处于僵持状态中。靳云鹏在北洋军系中，和冯国璋、段祺瑞有密切关系，洪宪帝制后，他们都对袁离心离德，当山东民军力量逐渐强大后，遂借此致电劝袁辞职让贤，如果没有满意答复，只好宣布独立。5月29日袁召靳入京讨论退位问题，靳奉命即行，走到半路上就被袁下令免去其督理山东军务一职，改派第五师师长张怀芝继任。这一来山东的独立就流产了。
居正所领导的中华革命军起义时通电如下：
“孙中山先生、唐少川先生、肇庆岑云阶先生、云南唐都督、贵州刘都督、广西陆都督、浙江吕都督、四川蔡总司令、百色李总司令公鉴：戎事方始，南服粗定，挞伐未张，凶逆无恙，和议屡传，日月坐荒，辜中原父老之望，灰海内壮士之心，纵使和平解决，草率就事，豺狼虽去，狐狸犹存，共和之实不举，革命之祸无穷，内讧屡起，元气愈伤，一时姑息，万劫难复，怅望来兹，能无泣下。今我师崛起青齐，逼近京国，暂住潍邑，屡下名城，士有死心，人无生志，奖率三军，以候明教，戮力同仇，靡有二心。区区之忱，当希鉴察。驻潍东北军总司令居正叩。”
驻周村的山东护国军都督吴大洲也发表护国军起义讨袁的通电：
“袁贼肆虐，祸我国家，摧挫民权，攘窃神器，普天同愤，万众离心。吾人亡命异域，尝胆卧薪，历有年所，奈贼禄未尽，天命难谌，空拳徒张，大勋未集。兹幸贼恶贯盈，皇天悔祸。亿兆同声，杀贼护国。吾人恫瘝桑梓，蒿目时艰，奖帅三军，廓清妖孽，誓使海表雄邦，再睹天日。东亚圣域，重现文明。上报国恩，下尽天职。原非得已，岂曰佳兵。凡我同胞，允宜共谅。谨此露布。山东护国军都督吴大洲，总司令薄天明。歌。印。”
九十五、皇帝总统归天
袁世凯的历史走到尾声了，他毫无问题是一个枭雄，是政治能手，而他的致命缺点是不肯以诚待人，不肯轻信于人。他出身本是一无凭借，他的崛起，当然是由于他的才智，于是他由庙堂柱石一跃而为民国总统，由民国总统又变为洪宪皇帝，再由洪宪皇帝腼颜回任民国总统，李宗吾的《厚黑学》以形容袁，实在再恰当也没有了。他任事躬亲，集中权力，他明知皇帝不可为而又愿为皇帝，是由于他不喜欢总统受制于国会以及责任内阁削减了总统权力，以为皇帝可以免去这些困惑。
自云南倡义后，他更不放心，遇事躬亲，不幸的是，他已没有当年得心应手的好运，如今全是不如意事，今日接一个独立电，明天接一个劝退电，国贼之名不绝于口；他的老友、部下、学生，甚至亲戚，都指名呼姓地痛骂他。虽然他表面镇静，可是内心的苦恼已臻极点，尤其是陈宦5月22日“与袁个人断绝关系”的来电，更对他是致命打击。他明于责人，昧于责己，他以权诈取天下，当然要失败的。他的御人术，第一是金钱收买，第二是宠以官爵，第三是武力镇压。这三点有时而穷，穷途末路时，以为别人对不起他，其实他从来就不以诚待人。
袁身体素健，平日食量也很大，尤其是喜啖河南烤鸭，每天晚上睡觉前要饮参茸酒一杯。旧中国的士大夫总要摆出一副倚老卖老的姿态，袁也一样，50岁以后见客时就要人搀扶，别人叫他老头子，他则常把“吾老矣”、“衰朽之年”一类的话挂在口头边。民国5年他不过58岁，不应该有骤死的可能，也许他平日过分养尊处优，少于运动，加上妻妾过多，房事消耗，所吃的都是大补大热药品，过分的刺激和打击遂使他一病不起。他害的是什么病，言人人殊，袁死后《政府公报》说是尿毒。当病危时，中西药杂投，罗瞎子、王神仙之类的草药医生也来奉药。由于袁病倒时，正遇陕西陈树藩、四川陈宦、湖南汤芗铭先后来电独立，所以大家便有“送命二陈汤”之语。“二陈”指陈宦和陈树藩，“汤”指汤芗铭，“二陈汤”是中国的药名。
袁病时，每天仍在病榻开榻前会议，处理一切公务，直到病危时，亦不中断，只是改由袁克定在榻前襄助。
袁的病开始于5月27日，在此以前袁已心疲力竭，27日发病时，来势很猛，其家属乃急延中医刘竺笙、萧龙友会诊，但无效果。29日湖南独立，袁左右本不打算让袁知道，可是袁在病中仍逐日召集榻前会议，躬亲处理文电，所以无法瞒他。
6月2日袁命张一麐打电报给老朋友徐世昌，这时徐已归隐河南辉县，袁请他立即到北京来见最后一面。徐于6月5日抵京，立即赶到总统府，袁仰卧病榻，有气无力，喘得很厉害，颤气地说：“菊人，来得……好，来……得好，我……已是不中用……了。”
徐世昌和袁缔交最久，40年的好朋友，不论公谊和私交都相处甚欢，这时见到袁垂危的病容，也不禁老泪纵横。他悄悄背过身去试了眼泪，然后轻轻地说：“总统不必焦心，好好养几天就会好的。”袁却摇摇头闭了眼睛，眼角旁流下了一大颗眼泪。原来先一天袁已病势加剧，总统府急请法国公使馆医官卜西尔诊视病状，卜西尔诊视结果，确定为尿毒症，加以神经衰弱，肝火涌塞，病入膏肓，断定已难挽救。到5日，袁的精神越为不济，卜西尔替袁打了一针“强心针”，袁的神志才略为清醒，正巧徐世昌来了，可是不久袁又陷于昏迷状态。
在袁最后弥留时，口中断断续续地说出了“他害了我”四个字，这好像是他最后的遗言。是谁害了他？他的儿子吗？还是他的朋友或是部下呢？袁死后这一句话以讹传讹，竟说成是革命党以40万金贿赂法籍医生卜西尔给袁打了一支毒针，所以袁打针后喃喃说：“他害死了我”一句话。这当然是无稽之谣，然而袁这句话的真意则和他的去世而埋葬了。
民国5年6月6日清晨3时，袁终于断了气，这位乱世奸雄，清末民初两个时代的重要人物，终于和人世永别了。
袁死后发表遗令如下：
“民国成立，五载于兹。本大总统忝膺国民付托之重，徒以德薄能鲜，心余力绌，于救国救民之素愿，愧未能发摅万一。溯自就任以来，昼作夜息，殚勤擘画，虽国基未固，民困未苏，应革应兴，万端待理；而赖我官吏将士之力，得使各省秩序粗就安宁，列强邦交克臻辑治，抚衷稍慰，怀疚仍多。方期及时引退，得以休养林泉，遂我初服；不意感疾，寖至弥留。顾念国事至重，寄托必须得人，依《约法》第二十九条，大总统因故去职，或不能视事时，副总统代行其职权。本大总统遵照《约法》，宣告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职权。副总统忠厚仁明，必能宏济时艰，奠安大局，以补本大总统阙失，而慰全国人民之望。所有京外文武官吏，以及军警士民，尤当共念国步艰难，维持秩序，力保治安，专以国家为重。昔人有言：‘惟生者能自强，则死者为不死’，本大总统犹此志也，中华民国五年五月六日。国务卿陆军，总长段祺瑞。外交总长、交通总长曹汝霖，内务总长王揖唐。财政总长周自齐。海军总长刘冠雄。司法总长、农商总长章宗祥。教育总长张国淦。”
袁死后，张一麐在他办公桌的抽屉中发现了他亲笔自撰的挽联：
为日本去一大敌；
看中国再造共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