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们经过了一次交媾
或是抵御了一次危险，
便结束它们美妙的一生。
我们整个的生命在承受
狂风乍起，彗星的出现。
爷爷是个唯美主义的人，他不喜欢功利而血腥的政治。他要探究生命的奥秘，美的奥秘。他没有当成诗人，却成了专门研究蝴蝶的生物学家。他在以另一种也许更接近诗歌的形式在"写诗"。
他在千姿百态的蝴蝶之中发现诗歌，发现美，发现生命的尊贵与神的伟大。
与西南联大一墙之隔的师范学校里，有一个美丽的女生，她注意到了为蝴蝶而废寝忘食的爷爷。她的目光怜惜地看着那个青年瘦弱的身影，在山岭间时隐时现。
她就是我的奶奶。
奶奶是地地道道的大家闺秀。外曾祖父是思想开明的绅士，不顾家族中其他人的反对，坚决将女儿送到学校念书。于是，奶奶成了当地第一个念完大学的女孩。
奶奶喜欢读书，写得一手好字，还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她不欣赏那些矫情的诗人，认为他们的长发和烟斗不过是为了掩饰内心的空虚。她的眼光越过一大堆名士和才子，却发现了爷爷这个沉默寡言的、眼睛如同一口古井的青年。她发现了他白皙的面孔后面善良的心。
有一天，奶奶将一只蝴蝶的标本送给爷爷，他们认识了，相爱了，结合了。一切都自然而然，整个过程不到一年。外曾祖父没有干涉他们的爱情和婚姻，宽容地接受了贫穷的爷爷作为他的女婿，并且主持了他们简朴的婚礼。
他们的爱情没有惊心动魄的曲折，也没有死去活来的动荡。
然而，悲剧的因子在那时就已经种下。奶奶心里明白，她对爷爷的爱超过了一切，蝴蝶不过是她接近爷爷的方式而已；而"糊涂"的爷爷一生都没有闹明白：他究竟是更爱蝴蝶，还是更爱奶奶，抑或一样地爱。
四十年代初，爷爷和奶奶远渡重洋，到美国求学。他投到美国最有名的一位蝴蝶研究专家门下，显微镜下那个独特的世界让他心醉神迷。为了搜集各种不同的蝴蝶标本，他与导师开着敞蓬汽车几乎走遍了美国。奶奶一路跟随，细致地照顾着他们的饮食。爷爷是在生活上是个糊涂虫，而他的美国导师却对奶奶的厨艺赞不绝口--哪个老外不喜欢吃中国菜呢？
爷爷的心都扑到了蝴蝶上，他收集了一大箱子蝴蝶标本，发表了好几篇让国际学界瞩目的论文。
爷爷对蝴蝶的热爱，连导师也自叹不如。
导师说，爷爷是他一生中最优秀的学生。
五十年代初，像大部分爱国知识分子一样，爷爷和奶奶不假思索就决定回国。他们要为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效力，他们倾听到了巨人强有力的脉搏。
爷爷一直如同闲云野鹤。他无论如何也闹不懂那些复杂的政治派别之间的区别，正如别人闹不懂他为什么会全身心地喜欢蝴蝶一样。但是，他相信祖国需要他的蝴蝶研究，更何况他要回到曾经度过最美好的青春岁月的云南，那里有许多珍稀的蝴蝶品种，地球上其他地方都找不到。
他的爱情属于那里，他的事业属于那里，他的生命也属于那里。
美国导师送走了这个他最优秀的学生。在爷爷和奶奶上船时，导师忧伤地说："蝴蝶飞不过这么宽阔的大洋。"没有想到，他竟然一语成谶。
爷爷和奶奶一回国，便来到云南。他们安下家来，奶奶到一所学校教书，爷爷则开始了他庞大的蝴蝶标本的搜集和研究计划。他狭小的工作室里挂满了色彩斑斓的蝴蝶标本。
每个月，爷爷都会到野外去捕捉蝴蝶，然后把它们制作成精美的标本。他要让瞬间的美凝固成永恒。他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他在许多问题上都提出独到的见解，在生物学界引起不小的轰动。
后来，就诞生了爸爸，爷爷奶奶唯一的儿子。这个时候，爷爷奶奶已经有了一些争执和摩擦。爷爷心灵的天平依然偏向蝴蝶，尽管在家庭这一边，增添了儿子的分量。
奶奶时不时地有了抱怨，她开始质问自己：这个自己深爱的男人，究竟爱不爱自己？
小小的摩擦，在任何家庭中都是正常的现象。小小的摩擦，不会倾覆家庭的大厦，反倒会擦亮爱情的眸子。
然而，包括爷爷奶奶在内的所有老百姓都没有想到，灾难正在悄悄地降临。他们躲也躲不掉。
谁猜得到伟大领袖的心思呢？即使他身边的战友们也被蒙在鼓里。更何况除了蝴蝶之外在日常生活中简直就是白痴一个的爷爷？
中国的老百姓除了安居乐业之外，别无所求。像爷爷这样的知识分子，更是他们当中最谦卑、最温和、最单纯的一群人。但是，爷爷们的命运像孩子纸折的小船，哪里能躲得开风暴的摧残呢？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一个以真、善、美为敌的时代，一个以血腥和暴力为时尚的时代，会宽容一个呆在角落里研究蝴蝶的异端分子吗？
邪恶不会有丝毫的怜悯之心。邪恶将消灭一切与美有关的人和事物。在那个时刻，邪恶正在如同洪水般的泛滥着。每一次政治运动，洪水的水位都会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恐惧攫取了人们的心灵，他们看不到一线光明。
只有上天知道事情的本质，《圣经》上说：
恶人茂盛如草，
一切作孽之人发旺的时候，
正是他们要灭亡，
直到永远。(《诗篇92：7》)
可是，凡人们哪里看得透这重重的烟云？
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没有坚持到邪恶灭亡的那一天，他们在邪恶的折磨和威胁下倒下了。他们用各自的方式进行最后的抗争，比如上吊的傅雷夫妇、服毒的翦伯赞夫妇、投湖的老舍……我的诗人兼生物学家的爷爷，选择的是跟作家老舍一模一样的方式，来告别这个邪恶的世界。
在回国以后的十几年里，爷爷躲过了若干次政治风暴。从反胡风运动到声势更宏大的反右运动，爷爷的许多大学同学都被巨大的历史漩涡胁卷而去，当年那些风华正茂的诗人们，如今大多家破人亡。爷爷的幸存并不是因为他的世故和聪明，而是因为他的木讷与单纯。
他一直沉默着，一头躲进了他自己的蝴蝶世界。他固执地守着自己的一方天地，一方蕴藏着无数大自然的密码的天地。在这个天地中，他如鱼得水。平时木讷的他，在摆弄蝴蝶标本的时候，才焕发出奕奕的神采来。
爷爷从来不在大小会议上发言，他对雪片一样的文件一无所知。同事和领导对这名"蝴蝶痴"也习惯了，没有强迫他发言和表态。他们几乎忘却了他的存在。
爷爷一天比一天沉默，他究竟在蝴蝶们身上发现了什么奥秘？
爷爷跟奶奶都很少说话。而奶奶开始习惯了他石头般的沉默。
但是，就是爷爷这样一个与世无争的知识分子，一个用生物学来写诗的诗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照样没有放过他。
厄运一夜之间就降临了。
没有别的理由，仅仅因为爷爷到美国留过学，他就被戴上"美国特务"的帽子。他成了"人民的敌人"。在那个时代，这个帽子是致命的。爷爷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一天傍晚，大学里的红卫兵闯进了爷爷的家，闯进了他的工作室。这些昨天还在课堂上津津有味地倾听爷爷讲解蝴蝶知识的孩子，居然摇身变成了从天而降的凶神恶煞。
他们说爷爷上山采集标本是搞"特务活动"，他们说爷爷当年在美国的导师是"中央情报局特务"。他们强迫爷爷下跪，他们威逼爷爷交待。可怜的爷爷能够交待什么呢？无论如何，他也无法将温和热情的美国导师与邪恶的"美帝国主义"联系起来。他告诉气势汹汹的红卫兵们，自己从来没有做过一件出卖祖国、出卖良心的事情。
红卫兵们有的继续追问爷爷在美国的生活，有的开始在他的书房里翻箱倒柜。他们发现了爷爷挂在四壁的蝴蝶标本。这是爷爷一生的财富，他经常自豪地说："在个人搜集的蝴蝶标本方面，我在中国可以算是首屈一指的。"他还说，这些标本不属于他私人所有，他死了之后，要把所有的标本送进博物馆，要让更多的人参观、欣赏和研究。
那一天，蝴蝶标本的厄运降临了。爷爷的厄运也降临了。
美伦美奂的蝴蝶，没有唤起红卫兵们最后一丝人性的光辉，反而引发了他们内心深处波涛一般汹涌着的邪恶。他们看到了蝴蝶标本，他们的脸上露出恶作剧般的神情。
他们动手了，他们用宽宽的皮带鞭打那些弱不禁风的蝴蝶标本。他们一边鞭打，一边发出野兽般的狂笑。他们涨红了脸，仿佛在实施一件伟大的工作。毁坏是快乐的，这是人性中最阴暗的一面。
蝴蝶标本破碎了，碎片在午后的阳光中飞舞着。大大小小的碎片，五颜六色的碎片，最后一次在空气中飞舞着。
爷爷的心也破碎了，每一块碎片都浸着他的心血，每一块碎片都对应着他的某一段生命。
一向默不吭声的爷爷哭了，他像豹子一样冲了上去。他拼命地保护他心爱的蝴蝶，他用自己羸弱的身体抵挡那暴风雨般的鞭打。
孩子们一点也没有手下留情，相反，他们的鞭打更加狠毒了。他们觉得鞭打他们的教授，鞭打一个活人，比鞭打一批死去的蝴蝶更有意思。他们被邪恶所支配，而他们还以为自己在干一件正义凛然的事情。他们在一种有毒的文化氛围中长大，现在他们成了魔鬼的工具。
孩子们打够了，接着又开始捣毁爷爷的藏书和文稿。他们翻箱倒柜地寻找所谓的"特务证据"，找了半天却没有找到蛛丝马迹。
爷爷的头上流淌出汩汩的鲜血。他似乎失去了疼痛的感觉，他没有躲闪，没有呻吟。他挣扎着，竭力将最珍贵的那些标本压在身体下面。
奶奶和爸爸哭喊着，却被另一些红卫兵小将紧紧地抓住，不让他们接近。
爷爷最后昏倒在地上。
打手们享受够了、折腾够了，这才扬长而去。
爷爷用一生的实践搜集的蝴蝶标本，在几个小时之内就被粗暴地捣毁了。这些残忍的年轻人，我不仇恨他们，我可怜他们。他们以毁灭美、毁灭科学、毁灭人的尊严为快乐，他们的幸福最后也会被自己亲手毁灭。他们将罪行作为荣耀，将伤害作为功劳，殊不知惩罚的剑很快就要落到他们头上。
爷爷几天不吃不喝。奶奶怎么劝都没有用。他像一具木乃伊一样躺在地上，眼睛直直地看着身边破碎的蝴蝶的翅膀。那最后一批被他拼命保存下来的蝴蝶标本，已经渗透了他的鲜血。
几天之后，爷爷似乎恢复了神志。他开始正常地吃饭、睡觉，开始整理被摧残得不成样子的蝴蝶标本、书籍和论文。他不让奶奶帮忙。
奶奶以为爷爷挺了过去，高兴地给他做好吃的。后来，爸爸回忆说，那些天里，尽管外面暴风骤雨，家里却充满了从所未有的温馨。爷爷经常被红卫兵抓去批斗，但还没有完全失去人身自由，每天晚上都能回家来。爷爷不再躲进几乎空空如也的工作室，而是在客厅里与奶奶和爸爸聊天。更多的时候，爷爷与还在上小学的爸爸低声地谈话。在那些时刻，父子俩像朋友，又像兄弟。
后来，爸爸告诉我说，这段时间，是他与爷爷谈话最多的时候。通过谈话，他开始理解爷爷和爷爷的事业。他开始对古怪的父亲产生了由衷的敬意--他意识到，父亲是一个有梦想的人。
然而，那只是一场更加残酷的灾难前夕的平静。奶奶和爸爸都隐隐约约地觉察到了爷爷内心激烈的搏斗。
爸爸说，那天之后，爷爷其实就去意已定。爷爷要离开这个世界，这个他无法理解的、也无法理解他的世界。爷爷心爱的蝴蝶已经随风而逝，他再也不可能积攒起这笔财富了。他爱奶奶，可是他不愿意因为自己痛苦，而再给奶奶增添痛苦。
他决定一个人悄悄地离开，一个人到另一个世界去寻找蝴蝶，寻找爱与美。
在最后的那些日子里，爷爷竭尽全力地做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对家庭，他有着一份负疚之心。
突然有一天，一次批斗会之后，爷爷再也没有回家。
夜晚，奶奶疯狂地四处打听爷爷的下落。然而，在那样的年月里，谁会关心一个"美国特务"的生死呢？大学里掌权的造反派们，只关心他们日新月异的派系斗争，区区一个被打倒的教授的生命，他们哪里会在意呢？没有人理会奶奶的呼号。
几天以后，消息传来，在翠湖边上，漂起了爷爷的尸体。尸体已经泡得面目全非，衣服口袋里还装着一个蝴蝶的标本。
当奶奶去现场辨认尸体的时候，发现那个蝴蝶标本正是自己当年送给爷爷的礼物。正是靠着这个蝴蝶标本，他们相识、相知、相爱。从物种来说，这不是一个珍稀蝴蝶的标本，但它却是他们爱情的见证。
奶奶哭得昏死了过去。她面对着爱人的尸体，依然不明白：他究竟是喜欢蝴蝶多一点，还是喜欢自己多一点？如果是喜欢自己多一点，那么他为什么要瞒着自己走上了绝路，抛下孤儿寡母怎么生活呢？如果是喜欢蝴蝶多一点，为什么他在告别人世的时候，会带着那个特别的标本、那个象征着爱情与青春的标本？
我心里难受，我写不下去了。
请原谅我在这不该终止的地方，暂时中止我的这封信吧。
你的宁萱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九、廷生的信
宁萱：
回忆是痛苦的，但是我们必须回忆，并且在回忆中反思。否则，我们可能再次重复上一代和上几代人悲惨的命运。
你的信戛然而止，像是弹琴的人因为太投入，突然将琴弦弹断了。
我经常思考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所遭遇的悲惨命运，你爷爷正是他们中的一员。
半个世纪以来，对文化、艺术、科学、知识的蔑视、冷漠乃至敌视的态度，成为我们生活中每天都在呼吸的空气。
在"文化大革命"中，首先是在北京的中学里发明了剃阴阳头、挂黑牌子、以皮带抽打，而那些施虐者仅仅是年龄在十八岁以下的中学生。过去，有人用单纯和无知来开脱他们的罪行。事实上，单纯、无知往往与谦卑、温和联系着，单纯与无知并非打人的"依据"。那些迫害者们想方设法、挖空心思来从肉体上、精神上折磨受迫害者，他们并不单纯，也并不无知。
问题的实质在于，在整个社会的精神结构中，恨取代了爱、斗争取代了和平。那些现代人类生活的基本的、共同的价值观念与行为准则，在我们这里却极端匮乏。
在我看来，爷爷的自杀，与王国维的自杀有着相似的意义--尽管王国维是一代文化宗师，而爷爷仅仅是一个普通的生物教授。他们都是为尊严和信念而死的。
我们这一代人，能不能为改善我们的"空气质量"做一些努力呢？
宁萱，我愿意听你接着讲你的爷爷奶奶的故事，我也愿意给你讲我的爷爷奶奶的故事。
我的爷爷刚三十岁就离开了人世，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他比你的爷爷还要不幸。
我的爷爷只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农民。他没有念过一天的书，也不认识一个字，他像千百万农民一样，生老病死，都在方圆几十里的一块土地上。他一辈子都没有去过省城，据奶奶说，就是县城他也仅仅去过有限的几次。
爷爷来到这个世界，除了留下一个年轻的妻子和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留下一贫如洗的家之外，就什么也没有留下了，甚至没有一张照片。他像一滴太阳下的水珠，不知不觉就消失了。
爸爸是遗腹子，他一出生就没有了父亲，他从来没有见到过父亲，他不知道父亲的长相。而大伯和姑姑年纪都还小，他们也逐渐记不清爷爷的长相了。
奶奶呢？守寡半个世纪的奶奶呢？半个世纪的时光逝去之后，她对丈夫、对那个三十岁的年轻的丈夫，还能有怎样的记忆？清晰还是模糊？温热还是淡漠？
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写在书本上的"历史"跟他们的生活毫无关系。那些"伟大"的战争，对他们来说，除了恐惧之外，没有别的意义。
一个又一个的政权湮没了，又兴起了。他们照样日出而作，日落而归。他们照样承担着沉重的赋税--自从城市诞生的那一刻起，城市就像吸血虫一样贪婪地吮吸着农村的血、农民的血。农民从来都没有闹明白：上天赋予他们的土地，为什么却要向人间的帝王缴纳巨额的赋税？
而今，我们都蜕变成了城市里的人，我们究竟应该感到幸运，还是应该感到耻辱？
一个旧政权的即将灭亡，一个新政权的即将建立，像一阵风吹过水面一样，波纹过后，一切依旧。该种田的还得种田，该养牛的还得养牛。老百姓不知道究竟谁在紫禁城里坐天下，只关心这一年是不是风调雨顺。
一九四七年，历史书上描述它是血与火的年份，一个洋溢着欢乐气氛的年份。
我翻开编年史，上面记载着这样一系列的"大事"：
一月一日，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宪法》。
二月二十八日，台湾"二·二八"起义爆发。
五月，各大城市学生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
六月三十日，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揭开了共产党军队战略进攻的序幕。
七月二十二日，美国魏德迈"访华考察团"来华。
十月十日，中共中央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
十二月二十五日，国民政府公布《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
从这些五花八门的事件中可以看出，国民党已经是止不住的颓势，而共产党正在勃勃兴起。
中国的新纪元即将开始，幸福生活指日可待。诗人们写作的全部是快乐的诗篇，他们简直要把肚子笑炸了。但是，对于爷爷奶奶和他们的茅草屋来说，这一年却意味死亡与哀痛，这一年是暗无天日的一年。
那些惊天动地的"国家大事"统统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或者说，暂时还看不出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国家"、"民族"的记忆是虚幻的，只有个人的记忆是真实的。
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一天，卡夫卡在日记中却毫无记载。他依然在描述自己琐细的日常生活，洗澡，吃饭，睡觉。战争的硝烟还在远处，政治家们许诺的胜利以及胜利以后的幸福在更远处。
宁萱，请允许我把眼光从编年史中转移开来，转移到一个微不足道的农民家中。
那一年的春天，爷爷正在田里耕作，突然肚子一阵剧痛，黄豆般的汗珠涌了出来。邻居们把他抬进屋里，还挺着大肚子的奶奶慌成一团。
爷爷痛苦地呻吟着。邻居们建议把他送到县里的医院去。可是，医院对农民来说简直就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天堂--他们哪里有钱到医院去看病呢？
平时有点小病小痛，通常都是硬挺过去；如果病情加重了，便请在乡间游走的郎中随便抓两副中药吃。能够治好，算是幸运；如果病情继续恶化，那也就只能在家里等死了。
在农村里，生命如同稻草一样卑贱。每一年，都有无数的生命像小草一样在田地里折断。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千百年来，农民都是这样挣扎着活过来的。
奶奶拿出了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爷爷送给她的定亲的礼物，一个小小的银手镯。她央求邻居们用滑杆抬着爷爷到医院去。乡亲们看着奶奶可怜，便让她在家里等待着，几个精壮的男子抬着爷爷上路了。奶奶用打着补丁的衣袖给躺在滑杆上的爷爷擦了一把汗。她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男人从此就弃她而去了。
从村子到县城的医院，有几十里的路。乡亲们轮流抬着爷爷奔跑着。到了医院，医生说这是阑尾炎，必须马上动手术，要先交手术费。
乡亲们说，大家身上都没有钱，先拿奶奶的手镯垫着，以后一定补上。医生说，这是制度，哪里有不收钱就动手术的？这样传开去，人人都像你们这样两手空空地到医院来，医院怎么办得下去？
乡亲们流着泪哀求了半天，医生依然不肯通融。而爷爷已经陷入了昏迷状态。医生抛开病人，拂袖而去。乡亲们只好披星戴月地抬着爷爷回家。就在回家的路上，爷爷咽了气。咽气的时候，他怒睁着双眼。是因为疼痛还是因为愤怒呢？没有人知道。
爷爷刚刚三十出头，他是多么地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啊--他还有妻子，还有孩子，他走了，他们怎么办呢？
奶奶送爷爷出去的时候，还能够听见他的呼吸，还能够摸到他的体温。仅仅过了半天的时间，送回家的却是一具冰冷的尸体。她撕心裂肺地哭喊起来，乡亲们也陪着抹眼泪--一个活生生的精壮男人，怎么一时半晌就没有了呢？
奶奶哭得死去活来。邻居们便劝说道，你肚子里还有孩子呢，千万要保重身体。
奶奶这才收敛了眼泪，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咬着牙，变卖家具给爷爷办完了丧事。
刚办完丧事，孩子就出生了。这个孩子，就是我爸爸。
爸爸一睁眼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成了没有父亲的孩子。
宁萱，为什么我们要在信中讲述这些悲惨的故事呢？为什么要让我们的青春渗透进死亡的气息呢？
因为我们的身上流淌着长辈们的血液，因为我们的性格里蕴含着他们的基因，因为我们的生命就是他们生命的延伸。
当我回顾他们的悲惨命运时，不禁要问：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为什么要承担如此巨大的苦难？为什么他们享有的幸福这样少？
这也让我回过头来思考一个一直在折磨我的老问题：我为什么写作？我写作的内在动力是什么？
我的爷爷，在艰辛的劳动中苦苦挣扎的爷爷，死去了；你的爷爷，在与蝴蝶翅膀的拥抱中微笑的爷爷，也死去了。他们的肉体湮没了，他们的名字也不为人所知。
我要讲述他们的故事，最真实、最平凡的故事。我要讲述在他们在尘世逆旅中爆发出来的生命的尊严，我要讲述他们在黑暗的死亡面前最后一次绝望的挣扎。他们，每一个不会载入史册的人；他们，每一个随风而逝的灵魂。
爷爷们失败了，他们没有获得丰裕、自由和快乐的生活；爷爷们胜利了，他们分担着命运的坎坷和岁月的蹉跎，他们的生命在那一刹那终结，他们的生命却在我们的生命之中大放异彩。
他们在我的背后，他们才是我写作的支撑和源泉。我为他们而写作，也为我自己而写作。
亲爱的宁萱，天上有一双眼睛在看着我们。
有朝一日，我们必与他们相聚，笑谈人世的风雨，分享丰盛的生命。
有朝一日，我们将不再有惧怕、疾病、苦痛和死亡。
爱你的廷生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未完待续〗
(余杰的第一部言情小说《香草山》（四）全文完$$$$$$$$$$$$$$$$$$$$$$$$$$$$$$$$$$$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余杰的第一部言情小说《香草山》（五）
第五章 活水井
每当我写信的时候，小星就经常故意在我的面前高声歌唱："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还有一个人人爱。姐妹们，跳出来，就算甜言蜜语把他骗过来，好好爱，不再让他离开。”
一、宁萱的信
廷生：
读了你的信，我心里很难受。我的眼泪模糊了你的字迹。
我想起我们的祖辈、我们的父辈，想起他们所经历的悲剧。不管他们出身如何、地位如何，他们一生都没有得到最起码的幸福。
两位爷爷用生命来承受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所遭受的人为的厄运。他们是千千万万蚂蚁中的两只，来自土地，也归于土地。
他们都属于"非正常死亡"。他们的人生轨迹突然之间像一个休止符一样终止了。很多时候，死亡的降临是蛮横的，死神不会征询你的同意，你想躲也躲不开，它粗暴地打断你的生活。它的出现，让所有人都深切地体认到生命的脆弱与无助。
其实，无论是我那自杀的爷爷，还是你那病逝的爷爷，他们离开这个世界，并不是心甘情愿或者心满意足的。他们的离开，也并不表示他们不再爱这个冷酷的世界。
你在信中将我爷爷的死与王国维类比，我觉得与之更为相似的倒是老舍之死。他们都是纯朴的知识分子，又都是在相似的时间段里，选择相同的方式离开人世--投湖自尽。我想，毫无疑问，他们有过相似的心灵的挣扎和最后的决断。
学者黄子平曾经在《千古艰难唯一死》一文中，探讨了像老舍这样的文人为什么会选择自杀。他搜集了"文革"以后许多人对老舍自杀行为的解释和阐述，他一层一层地深入，一直深入到那"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
"活着，还是死去"，真的是哈姆雷特和我们所有人都无法回避的千古难题啊。
选择死去，首先的原因是：士可杀而不可辱。
汪曾祺有一篇《八月骄阳》的短篇，以一些旁观者的视角来观察和思考老舍之死。人们看到，"那个人在椅子上坐着，望着湖水"。最后，他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老舍死后，几个老北京在一起聊天。
张百顺问："这市文联主席够个什么爵位？"
"要在前清，这相当个翰林院大学士。"
"那干吗要走这条路呢？忍过一阵肚子疼！这秋老虎虽毒，它不也有凉快的时候？"
顾止庵环顾左右，沉沉地叹了一口气："'士可杀，不可辱'啊。"
王利发说："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单不许我吃窝窝头，谁出的主意？"
这就是一群老百姓的理解，看似不着边际，实际上切中肯綮。
是的，再毒的红太阳，也有落山的时候啊。但是，有的耻辱是无法忍受的。而死亡是耻辱者唯一的抗争手段。
其次，让这些毅然赴死的人感到不可理解的是：为什么糟踏中国文化？
当爷爷的蝴蝶标本被毁坏的时候，当更多的知识分子的书籍被焚烧的时候，他们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在这样的背景下：不死，还等什么？
苏叔阳有一篇《老舍之死》的文章，其中提出一系列的问题：老舍为什么选择太平湖呢？他一定经过深思熟虑--究竟死在哪里合适？他的选择是不是出于那家族血缘、眷恋故土的强烈感情？
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写到，主人公祁天佑被日本兵打了一巴掌以后，"现在，他挨了打，他什么都不是了，而只是那么立着的一块肉。"没有想到，最后作家自己也亲身体验到这样的屈辱。
所以，他像祁天佑一样，不能等待、不能苟活了。
他向死而生。
第三，作为后人，我们可以继续这样的追问：死，可是要理由的么？
陈村写过一篇题目就叫《死》的文章，谈的是傅雷之死。他写道："在动乱岁月中，我们说到你，说到你的死和众多的死，说到苟活的我们和我们不堪的苟活。"傅雷活在东方的恬淡与西方的浪漫激情之中，活得忧郁、焦躁、柔情又不乏率直。我们从他那纵横交错的手纹中，认出困顿的童年，认出甜美的爱情，认出勤勉与正值、压抑与愤懑，更认出不谙世故与洁身自好，他"不是不屑，却是不能"。
我们永远也无法还原前人的心灵状态。然而，我们总有一天会意识到：前人做出抉择时候的理由，也将是我们的理由。
第四，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他们并没有死去。
德·普鲁斯说："幸存是一种特殊的经历，幸存的价值已远远超出幸存者的个人经验之外。"那么，抗争同样是一种特殊的经历、一种特殊的价值。
抗争的那一短暂瞬间，激活了历史的记忆；抗争的那一短暂瞬间，闪耀着人性的光芒。
最近，陈徒手写了一本名叫《人有病天知否》的书，副题叫《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文坛纪实》。其中，专门有一章《老舍：花开花落有几回》，剥茧抽丝般地透视了老舍晚年的生活境遇和精神状况。这篇纪实性的文字写得抑扬顿挫、一咏三叹。
以老舍的敏感和智慧，早就预料到了厄运的降临。老作家林斤澜曾经透露说，"文革"前夕，老舍几次跟文联机关的人讲，七十岁以后我就退休，闭门不出。你们不要弄我了。老舍还时常提到，年轻时有人劝他不要干文学，干了没有好下场。他半是玩笑半是悔意地说，后悔没有听进这话。
陈徒手在文章的结尾写道："《茶馆》后面的故事依次展开，却以剧作者、导演、演员的悲惨遭遇演绎中国社会地变迁，舞台背后的一幕幕场景比剧作本身更真实、更残酷、更无情。老舍以他的沉湖为作品作了一次无言的讲解，把解不开的思想疙瘩不情愿地留给后世。"
所以，等到"文革"一结束，《茶馆》剧组的人们一下子似乎重新读活了《茶馆》，读懂了老舍。
但他们又惶然表示：不能全懂。
是的，老舍的死，绝不能只怪罪于那几十个抡着皮带打人的红卫兵们！
日本作家开高健以老舍之死为题材，写了一篇题为《玉碎》的小说。文学评论家刘再复感慨说："玉碎，这个意象在我胸中滚动了三十年。我的故国的杰出人物一个一个惨死，不是死于战争，而是死于没有硝烟的另一种暴力，权力的暴力和语言的暴力。……玉的碎片炸开了。碎片直刺我的心肺。我已心疼很久了，此刻还在心疼。"
玉碎，一个多么轻描淡写又多么惊心动魄的意象啊--玉碎，就是一个个善良的生命的消逝，再也没有办法复原。
对于爷爷们来说，对于老舍和傅雷们来说，死亡不是他们生命的休止符，他们为理想和美善付出的种种努力，必将在后人心灵的旱地犁成良田，为我们这些后代留下佳美的脚踪。
他们失败的地方，也正是我们胜利的起点。
这些天来，我一直在想：假如我们遭遇到他们的命运，我们能不能做得跟他们一样好，甚至做得比他们还要好？我们是被厄运所压垮、所击溃，还是始终昂首面对打击、微笑面对厄运？
我在西藏的时候，一位高僧曾经给我讲述藏传佛教中的《生死书》。这本神秘的经典，记载了许多个世纪以前西藏人对生和死的认识。它细致地描述了死亡的礼仪，并且叙述了肉体死后灵魂的不同阶段。人死之后，就舍弃自己的肉体，代之以发光的身体。他可以看到亲友的哀悼、自己的丧事，以及他的灵魂，或者遇见一种给他平安、满足的"亮光"。最终，他要按照生前的所作所为接受审判。
我们的爷爷没有做过坏事，他们劳苦一生，他们都会升入天堂。今世，他们没日没夜地劳碌，却没有获得丝毫的回报。但是，一分的劳碌，必有一分的收获。他们的灵魂和肉体在痛苦中煎熬，却正是因为这种痛苦的煎熬，终于获得上天的眷顾。《圣经》中说：
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提摩太书2：6》)
此生，他们没有得到应得的粮食；彼世，他们将享受华美丰盛的生命。
我们互相就是对方的安慰和信心。我心里乱得很，无法给你写一封完整的信。今天暂时写到这里。
爱你的宁萱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二、廷生的信
宁萱：
你的信又让我想起洛扎诺夫来。在相伴多年的妻子去世之后，洛扎诺夫才发现他的整个世界都是靠妻子支撑的，妻子一离开，全部都坍塌了--包括文学、艺术、房屋和金钱所有的一切。
他想再对妻子说一声"我爱你"，妻子却永远听不见了。
此时此刻，即使能够点石成金，又有什么幸福可言呢？
洛扎诺夫懊悔地写道："我没有把老伴儿从病魔手中解救出来。而我是能够做到的。只须对她多一分关心，对钱币，对金钱，对文学少一些兴趣。这是我唯一的和全部的痛苦。我曾经守护她。却没能保住她。这就是我的痛苦。生活要求有准确的眼睛和坚强的手。生活不是眼泪，不是叹息，而是挣扎，可怕的挣扎。眼泪--'留在家里'，'咽在肚子里'。外表--是铁。只有包着铁的房子才是结实的，坚固的。我身上的铁太少了，正因为如此老伴儿才会这么艰难。她一个人拉着一辆大车，气喘吁吁，苦苦挣扎。她是为我挣扎啊。如今拉车人倒下了。而我能做的却只有哭。"爱是有重量和颜色的，像铁一样沉重，像铁一样深沉。在挣扎之中，爱方能显示出它的重量和颜色。
人为什么不在哀痛哭泣之前早一点醒悟呢？
人为什么不在失去爱人之前早一点爱他呢？
我联想起奶奶们的命运来。她们守寡半个世纪，青春变成苍老，红颜变成白发，其中的苦痛究竟有谁知道呢？即使是她们的子女，体会到的又能够有几分呢？更何况我们这些与她们之间横亘着半个多世纪光阴的孙辈了。
海面之下的冰山，谁知道有多深呢？
老树下面的根系，谁知道有多广呢？
当爱付出的时候，未必能够得到偿还，有时适得其反。但是，这样的结果并不能让人类停止去爱。奶奶们在命运的沉重打击下，在时光的慢性折磨下，她们的爱有些扭曲、有些变形，但那依然是爱，是伟大的爱，是需要我们去理解、去设身处地体味的爱。
宁萱，你在信中曾经引用过冯至的一首十四行诗，那是一首好诗。以前，我曾经向你说过不少关于诗人的坏话，但我却非常欣赏包括冯至在内的西南联大诗人。四十年代，他们在硝烟炮火、饥寒交迫之中，写出真正的诗歌。他们时刻面对死亡，也就凸显出最纯粹的真诚。
西南联大的校园诗歌不单单是写校园里的风花雪月，而是写出了中国历史和中国现实浑厚、凝重的雕塑感。他们的土地在承受着地震般的灾难，他们的心灵在进行着严酷的自我搏斗。
在跑警报和泡茶馆的间隙里，他们坚定而自信地歌唱自由、土地和人民，他们毫不掩饰地拷问自我充满矛盾的灵魂，他们创造出中国现代诗学与大地融合的支点。
袁可嘉是他们当中的一位优秀诗人，不知你爷爷当年是否跟他有所交往？他的那首《沉钟》，不啻是爷爷奶奶们的命运、以及更大多数中国人命运的写真。我把它抄给你：
而且，我还时时想到你，想到那些我们信守的价值观，一想到这些，我的眼睛就发亮，我的心里就被温情所充满。
你的宁萱
两千年一月十八日
六、廷生的信
宁萱：
我们的家庭，相隔千里，境遇也是天壤之别。但是，爷爷们的死亡，却又有着某种神奇的联系--他们仿佛是同一条绳索上的麻，在不得不断裂的时候一起断裂了。
让我们为死去的亲人们祈祷吧，祝愿他们在天国里幸福。
让我们为活着的亲人们祈祷吧，祝愿他们在今世里平安。
《圣经》中说：
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哥林多后书4：8-9》)
因为我们还拥有爱的能力，因为我们还有获得爱的品质。
宁萱，我读到你对爷爷的描述，就觉得眼前仿佛屹立着一棵青翠的橄榄树，那样优雅、高贵、亭亭玉立，荫庇着沙漠中停息的旅人。
今天，我有了比较多的空闲时间，我接着给你讲述我奶奶的故事。看，我们两人在"痛说革命家史"呢。不过，我们的家史都与那种气势澎湃的"革命"和"解放"的叙事无关，它们像树叶上的纤维一样，有着自己吸取阳光和水分的方式。
我的爷爷和奶奶都是不识字的农民，他们在土地上耕耘过，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值得称道的"丰功伟绩"了--那部庞大的历史书，不会跟他们有丝毫的关系。
奶奶曾经给我谈起过爷爷去世时候的情景--爷爷挽着裤腿，赤着脚，脚上还沾满湿漉漉的泥土。他就那样直挺挺地倒在了泥水里，仰面朝着青天白云。
奶奶说，爷爷真可怜，一生没有穿过一双像样的鞋子。就连结婚的那天，也是穿着向本家兄弟借来的一双布鞋。由于不合脚，他走路小心翼翼的，好像生怕踩死地上的蚂蚁。平时一年四季，不论寒暑，爷爷都是不穿鞋的。不是不愿意穿，是因为穷，买不起鞋穿。
奶奶说，也是因为太穷，给爷爷办丧事的时候，本来想给他穿上一双新鞋才让他入土为安的，但后来实在拿不出钱来。活着的时候没有鞋穿，死了以后也没有鞋穿，奶奶觉得太对不起爷爷了。后来，还是那个本家兄弟好心，送来了当年曾经借给爷爷穿了一天的那双布鞋。尽管已经半旧了，但总算是没有让爷爷赤着脚入土。
奶奶讲述着一切的时候，已经没有了眼泪，她的眼泪在许多年以前就流干了。
奶奶虽然没有读过书、不识字，但她是个聪明的女性。爷爷去世之后，她经受住了这致命的打击，开始为养活三个孩子而操劳起来。她知道，单靠种田的收入，一家四口人是无法糊口的。即使自己顶得上一个男人的劳力，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养活三个孩子。
怎么办呢？靠力气，她比不了大男人；做小生意，却又没有本钱。在那时候萧条的农村里，又能够有多少挣钱的法子呢？于是，奶奶开始发挥自己做豆腐的技术，利用它挣点钱来维持家庭开支。从这一点上来说，奶奶还颇有些"商业头脑"--而奶奶自己说，那还不是为生活所逼迫！
她买黄豆来自己磨，做豆花、豆腐以及豆腐干，用担子挑着到十几里外的镇上去沿街叫卖。还是在做闺女的时候，她做豆腐的绝活就已经远近闻名。她做的豆腐，洁白细腻，香气浓郁。
邻近的几个乡村里，要是哪家人办红白酒席，一定要把奶奶请去，让奶奶指挥女人们做豆腐。在操办宴席的时候，是奶奶最威风也最开心的时候。她是众人瞩目的中心，更重要的是，她能够获得主人慷慨的报酬--给家里的三个小孩带一大碗红烧肉回去。
爸爸说，奶奶外出帮别人做豆腐的时候，也是他和大伯、姑姑三个孩子最幸福的时候。从一大早奶奶出门开始，他们就眼巴巴地盼望着奶奶回来。年龄最小的爸爸，甚至从家门口跑到村口的大槐树下张望，来来回回好几次。
终于，在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奶奶回来了。家里那很少有油荤的饭桌上，居然能够出现一碗油花花的红烧肉，还不把孩子们都馋死了？而奶奶通常都开心地笑着，看着孩子们吃肉，她自己一点也舍不得吃。她怜爱地看着孩子们狼吞虎咽的样子，眼光里既有欣慰，也有歉疚。她想，这些可爱的孩子，应该过上更好的生活啊。
奶奶白天干完农活，晚上又开始推着沉重的磨盘，雪白的豆浆在银色的月光下缓缓地流淌，同样亮晶晶的还有奶奶额头的汗水。她经常要干到后半夜才能够休息。
爸爸曾经对我说，有一天晚上，他突然从梦中惊醒，透过窗户看到奶奶推磨盘的身影，眼泪刷刷地就流了下来。他悄悄起床地来到奶奶身边，要帮奶奶推磨子。然而，奶奶却把他训斥了一通，命令他去睡觉，不要耽误明天的功课。
奶奶在家里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她既是母亲又是父亲。在故乡，孩子们都把父亲叫作"额大"。在故乡，还有这么一个习俗，在没有父亲的家庭里，孩子们一般都用对父亲的称呼来称呼寡母。因此，爸爸从小就叫奶奶"额大"。
那天晚上，爸爸就在被窝里含着泪水发誓：一定要好好读书，一定要考上大学！
五六十年代，正是农村轰轰烈烈"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代，奶奶这个羸弱而刚强的寡妇，居然不把伟大领袖的号召放在心上，依然挑着担子做她的小生意。她心中只有一个真理：要生存，要挣钱，要送孩子念书。
她不知道谁是国家主席、谁是党主席、谁是国务院总理，她只知道：自己是母亲，一定要把孩子养大，一定要让孩子成为读书人。
有一天，奶奶正在镇子上叫卖豆腐。镇上的一个干部盯上了奶奶：这还了得，这个女子公然敢于违背党的政策，搞资本主义的那一套小买卖！他发现这是一个很好的反面典型，便箭步扑过来，抓住奶奶的担子，口口声声地说要没收。他的口中说着一套又一套的道理，包括伟大领袖的语录，他希望用这些话语来威吓这个愚昧无知的小妇人。但是，奶奶一句也听不懂。
奶奶想着家中嗷嗷待哺的三个孩子，心一横，母性战胜了恐惧，奋力将担子往回夺。
两人相持了半天，对方一个脑满肥肠、力大如牛的大男人，居然无法从瘦弱的奶奶手中夺过担子。
正在僵持之间，镇上的人们围了上来，他们许多都是奶奶长期的顾客，他们家里的饭桌上都已经离不开奶奶做的豆腐了。他们也很同情奶奶的处境--一个拖带着三个孩子的年轻寡妇，容易吗？于是，他们纷纷帮着奶奶说话，谴责干部的蛮横。
凶恶的干部看到众怒难犯，只好松了手。奶奶趁机挑起担子，飞快地逃进一条小巷子。肥头大耳的乡干部没有捞到油水，骂骂咧咧地走开了。
这一幕，在奶奶本人看来，也许只是寻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在我看来，简直就是一个单纯的母亲与强大的国家政权之间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这是一场伟大的战争。
一个要抚育孩子的母亲与一种不给人活路的政策之间，哪一方更有力量？哪一方是高贵的，哪一方是邪恶的？
最后，还是伟大的母亲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甚至在最艰难的时期，奶奶也没有让孩子们因为饥饿而浮肿。而当时，即使在许多父母都健在的家庭里，孩子们都曾饿得全身浮肿、命悬一线。
为此，奶奶付出的是双倍的、甚至是几倍的艰辛与努力。她耗尽了所有的力气，操尽了一颗心。她的手上布满了厚厚的茧子，她的黑发在中年时候就变白了，爷爷去世以后，她再也没有饮过爱情的琼浆。
许多年过去了，回忆起这段年月来，奶奶依然为自己的成就而感到无比自豪。我想，这就是一个农村妇女所能够创造的最伟大的事业。我敬重这样平凡、卑微而又崇高的事业，而不敬重那些伟大领袖"打江山"和"坐江山"的风云激荡事业。
在宏大和辉煌之中，我们发现不了美和善；美和善只存在于平凡和卑微之中。
后来，大伯和爸爸先后考上了名牌大学。爸爸的高考成绩还是全县的状元。一家出了两个大学生，而且还是一个羸弱的寡妇养出了两个大学生，当时在偏僻而贫困的村子里简直就是神话。
小村子里大家都很穷，可是农民们依然保持着对文化和教育的尊重。农耕之家突然有了诗书的气息，地位立刻得以迅速提升。周围的人们开始用充满尊敬的眼光看奶奶。可是，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奇迹是如何发生的？有多少人知道奶奶为这一荣誉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爸爸还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悲惨的故事。
在一九六一年的大饥荒中，当时主政四川的"西南王"李井泉，不顾老百姓死活，拼命迎合毛泽东"大跃进"的思路，以讨好最高领袖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为了给中央上缴远远超过实际产量的粮食，他在四川农村横征暴敛，使得有"天府之国"美誉的成都平原也陷入千年不遇的饥饿之中。
那时爸爸在中学上学，根据规定，中学生每人拥有一本粮食本，每个月定量供应十五斤大米。这十五斤大米，当然不能完全填饱肚子--正处在长身体阶段的男孩子，在没有任何油水的基础上，每月仅仅吃十五斤米，怎么够呢？但是，这十五斤大米堪称"保命粮"，吃不饱，也饿不死。
爸爸说，假如他没有考上县中，而在农村里务农，他很可能活活饿死了--在他的同龄人中，无声无息地在田里倒毙的数不胜数。许多童年时代的玩伴就是在那些年月里消失的。
就是这点口粮，爸爸还每月还要省上三分之一，带回家去给奶奶和姑姑和着糠粉与红薯煮着吃。他每个星期回一次家。从县城到村子有五十多里的山路。星期六下午一放学，他便开始出发，步行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没有鞋穿，他的脚板在碎石路上磨砺出厚厚的茧子。
有一次，在家里帮着干了一整天的农活，正要准备返回学校，爸爸突然发现自己衣袋里的粮食本不翼而飞。顿时，他如同遭到电击一般，浑身发软，蹲在地上半天站不起来。他想哭，但嗓子发哑，一声也哭不出来。奶奶一听到这个消息，发现事态严重--没有粮食本，就没有了半条命。这可怎么办啊？汗水一滴一滴地从她的额头上流下来。
好在奶奶当惯了一家之主，是一个有见识、有主意的母亲。她立刻询问爸爸："粮食本是什么时候弄丢的？"
爸爸详细回忆了一番，告诉奶奶说："昨晚睡觉时，还专门检查过，那时粮食本还在口袋里。"
奶奶一分析，既然粮食本不是在外边丢失的，是在家离丢失的，那就还有找回来的希望。她立刻想到，粮食本肯定是被这一天里到过家中的人偷走了。
究竟是谁偷的呢？
奶奶仔细回忆来过家里的人。这一天，家里只来过一个客人--那就是奶奶嫁到旁边一个更贫困到村子去的妹妹、也就是爸爸的姨妈。
姨妈家里也揭不开锅了，她跑来向奶奶求救。奶奶一个寡妇，哪里有能力救她呢？但奶奶看见妹妹实在是可怜，还是煮了两个红薯给她救急。姨妈千恩万谢地抱着红薯告辞了。
"难道亲妹妹居然干出这样可耻的事情来？"奶奶痛苦地想。她不愿意相信这是事实。可是，家里来过的客人，除了爸爸的姨妈再没有别的人。那么，这是唯一的事实。
当机立断，奶奶带着爸爸飞奔向粮站。料事如神的奶奶对爸爸说："如果真是你姨妈偷走了粮食本，她一定会到粮站兑现粮食的。我们预先堵住粮站，找回粮食本就还有一线的希望。"
来到粮站，他们向工作人员说明了情况。工作人员看见一个妇人带着一个瘦瘦的孩子，听完他们的哭诉，立刻就产生了怜悯之心。工作人员答应他们，如果有人拿着写着爸爸的名字的粮食本来取粮食，他们立刻就把他扣下来。
奶奶没有说小偷可能是自己的妹妹、孩子的姨妈。这个事实令她无比的羞辱。但是，这一事实很可能马上毫无遮掩地呈现在她面前。
工作人员让母子俩躲到房间里面，告诉他们，一有消息便通知他们出来抓住小偷。
爸爸和奶奶呆在粮站的办公室里。整整呆了三个多小时。
对于奶奶来说，那三个多小时是多么痛苦的煎熬啊：她盼天盼地，希望能够找回粮食本，找回了粮食本，也就找回了儿子的性命；但是，她又多么不希望发现小偷就是自己的亲妹妹、孩子的亲姨妈啊！以后，她怎样面对亲生的妹妹呢？
突然，外面发生了争执。是工作人员在与一个女人争执。声音很大，屋子里听得非常清晰。奶奶一听声音，立刻像遭到电击一般。她听出了那个女人的声音--果然是自己的亲妹妹、孩子的亲姨妈！
奶奶与爸爸冲了出去。姨妈首先看到了爸爸，看到了她瘦小的侄儿。她立刻中止了与粮站工作人员的争执。她脸色发白，羞辱地捂住脸，背过去，一下子便蹲坐在地上。奶奶走上去，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痛骂她的妹妹："你怎么这样狠心啊，你这不是要了侄儿的命吗？你还配当孩子的姨妈吗？"
姨妈一直捂着脸，不敢看奶奶和爸爸，也不说一句话。
粮站的工作人员被这一幕惊呆了。
突然，姨妈也撕心裂肺地哭了起来："姐，你骂我吧，你打我吧，我不是人！我不该干这样丢脸的事情。可是，我的孩子几天没有吃饭了，他们就快要饿死了！我也是当妈的啊，我怎么办啊！"
两个女人旁若无人地痛哭起来。她们一个哭得比一个伤心。她们引来了旁边好多人的围观。反正脸面都已经撕破了，在饥饿面前，还有什么脸面可言呢？她们索性大哭一场。
她们不知道该诅咒谁、该怨恨谁，也不知道究竟是谁造成了这一切--是生产队长吗？是县委书记吗？是省城的李井泉吗？还是那个在紫禁城的帷幕后面"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伟大领袖？
要思考并回答这所有的问题，已经远远超过两个农村妇女的知识结构。她们只好相信这就是"命运"--自古以来，农民们都是这样来解释他们所遭遇的苦难和折磨。
几年以后，在大学里念书的爸爸，经过自己痛苦的思考，才逐渐明白了妈妈和姨妈苦难的根源。读了一大批教授借给他的"禁书"之后，他把一切都想明白了。很多年以后，他把答案告诉了我。
而在那时，瘦小的爸爸在一旁不知所措。他不敢去劝妈妈，更不敢去看姨妈。他一直埋着头看着自己的脚尖，好像一切的错误都是自己造成的。
那一幕，仅仅是中国农民命运的一个最无关紧要、无足轻重的缩影。
后来，找回粮食本的爸爸，总算在那场灾荒之中幸存下来。他没有辜负奶奶的厚望，考上了大学，成为村子里人人羡慕的孩子。而姨妈的儿子、爸爸的表弟，却在饥荒中饿死了。
从此之后，奶奶和妹妹形同路人，至死不再往来，
宁萱，我给你讲述爷爷奶奶的故事，是想告诉你：我的祖辈是农民，赤脚踏着大地的农民，我是农民的子弟。这种我无法选择、也无法更换的身份，对我的写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它直接影响着我写什么、不写什么，乃至于怎么写。它直接指示我如何判断善与恶、真与伪、美与丑。
正如伟大的医生、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被誉为"非洲之父"的史怀哲所说："善就是：爱护并促进生命，把具有发展能力的生命提升到最有价值的地位。恶就是：伤害并破坏生命，阻碍生命的发展。这是道德上绝对需要考虑的原则。由于尊重生命的伦理，我们将知全世界产生精神上的关连。"是的，文字缘于生命，文字必须表达对生命的敬意。只有尊重每一个生命个体，才有可能建构出一个真正的、以善为准则的"美丽新世界"。
而那些甜言蜜语的领袖讲话、那些冠冕堂皇的宣言公报、那些道貌岸然的著作论文，体现的仅仅是权力的转移和张扬，表达的仅仅是对个体的奴役与统治。它们是恶的，假的，也是丑的。
我的写作，就是跟这类文字和语言的对抗，跟这些奴役人的力量和欲望对抗。
我的写作，与爷爷奶奶们以及千千万万跟他们具有相同命运的人联系在一起。
任何时刻，我都不会背叛这一原则。
宁萱，我们不必悲哀，也不必难过，因为："温和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承受土地。"
爱你的廷生
两千年一月二十三日
七、宁萱的信
廷生：
收到你的信时，正好我快要下班了。我一边读一边流泪，顾不上周围还有同事。秘书小姐吃惊地跑过来，问我怎么了。我摇摇头表示没有什么，还装出一副笑脸来劝走她。
你奶奶的一生也是那样的不容易，她跟我奶奶倒有很多相似之处。不过，你奶奶更加幸运一点，她现在还活着，她看到了子女、孙辈乃至重孙辈的成长，她享到了几分迟到的幸福。
你曾经在电话里告诉我，你奶奶还头脑清晰，时常跟孙辈一起打麻将。我立刻就想，要是我奶奶能够这样，那该多好！以后，我要跟你回去，回到那个小村子，回去见你的奶奶--也是我的奶奶。我要向她致敬，我要做上一顿江南的小菜来孝敬她。
我理解你的立场，你是一个好样的农民的孩子。这也正是我尊重你、爱你的根本原因。
你既软弱，又坚强。正是这样，你才真实。我们不会忘记那些血泊和眼泪，我们才有战胜恐惧的希望。每一个没有被邪恶征服的人，都是心里充满爱的人。
在我们的爷爷们的眼睛里，我们的奶奶们就是他们的"海伦"；在我们的父亲们的眼睛里，我们的母亲们就是他们的"海伦"--美貌是次要的，关键在于心灵的契合。
其实，每一个男人心目中都有一个"海伦"。萧红是萧军的海伦，李银河是王小波的海伦，石评梅是高君宇的海伦……在情人、爱人的眼睛里，那个真爱的女性，总有着西施一样的美貌和气质。
不知道，我是不是你的海伦呢？
英年早逝的台湾散文家林耀德专门写了一篇题为《海伦》的文章。他介绍了两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希腊诗人塞菲里斯和埃里蒂斯，他们都以"爱琴海的歌手"的浪漫头衔闻名于世，他们的作品也都曾以特洛伊战争的导火线海伦作为哀伤的主题。
林耀德很羡慕这两位伟大的诗人，他写道："希腊现代诗人背负着积累了数千年、如同大理石柱般沉重的历史与神话，面临了荷马以降宏伟的文学典范带给他们的精神压力；但是他们在现实中又能得天独厚，降生在充满地中海阳光的土地和岛屿上，可以任凭心智滑翔在奥林匹斯山布满白雪的峰顶，又可以任凭自己的躯体浸染在爱琴海畔那透明的蓝色之中。"他们的压力也是他们的动力，他们的包袱也是他们的财富。
地中海上阳光灿烂，他们的心灵也阳光灿烂。在阳光中的爱情，最是婀娜多姿。
埃里蒂斯笔下的美人海伦，是一个神秘而超越时空的象征；而塞菲里斯笔下的海伦则是一个幻影，是一件空荡荡的白袍子，无数人为了这一虚无的美丽而被惨烈地屠杀了。这难道是美丽需要付出的代价？
我想，有错的并非是女性的美丽，而是男人的邪恶。美丽本身是高贵的，美丽难道是一种错误吗？错的是那种妄想独自占有美丽的狭隘心理，它最终导致了美丽的毁灭。
海伦生活的爱琴海，我觉得不如翻译成"爱情海"。中学时候学地理，我就把"爱琴海"写成"爱情海"，后来还遭到老师和同学的笑话。我却固执地认为，这是我自己的理解和我自己的翻译，我一点也不服气。我始终认为，这片海洋是专门为爱情而诞生的。
那么，究竟历史上有没有海伦其人呢？几百年来，西方许多历史学家对海伦其人其事进行了艰苦的考证，至今还是没有获得明确的答案。我觉得他们是在做"无用功"--学术没有必要进入神话的领域。我宁愿赞同林耀德的这个观点："古代的海伦也不仅仅是一个美人，她也是一串风铃、一朵不凋谢的石榴花、一袭神奇的幻影、一个化身万千的精灵，出入神话，隐现在诗歌的字里行间，她是最虚假的真实，又是最真实的虚构。"
我正躺在床上读这本新买的《林耀德散文》，然后掏出纸来给你写信。给你写信，是我一天中最快乐的事情。不过，给你写信的时候，我照样躺在床上。字迹当然显得非常潦草。然而，我想，只要你用心去读，一定能够认识所有的字。
跟你打电话的时间，也一天比一天长。
你知道吗，我通常都是拿着手机，躲进小小的卫生间里，坐在马桶上，然后轻轻拨通你的电话。这里是一个最私密的空间，谁也听不见我们俩亲密无间的对话。
有时，同屋的女孩小星等久了，在外面狠狠地敲门。等我出来，还来不及开口，小星就冲着我大声喊："一天到晚，写什么信，打什么电话！只有废话没有行动！你爱他，就赶紧付诸行动，冲到北京去拥抱他、嫁给他！现在不是一个害羞的年代，女孩子照样可以主动！"
小星说这些话时，故意装出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却把我给逗笑了。小星是我们公司里的一个普通文员，比我还要小两岁。在办公室里，我是她的直接上司；下班以后，她却是我最亲密的小姐妹。我们经常一起去逛街，一起去买衣服，她有什么心里话都会一五一十地告诉我。而我跟你之间的交往，也瞒不过她的眼睛。
小星大学刚刚毕业，在恋爱和事业上都没有遭受过什么挫折，所以还是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新新人类"的神态。在爱情问题上，她是一个完完全全的"行动主义者"--只要爱，就立即用行动来实现。她现在的男朋友，就是她用"女追男"的方式"俘获"的。小星说，现在的好男孩太少了，一旦发现一个，就要毫不犹豫地"准确出击"。
每当我写信的时候，小星就经常故意在我的面前高声歌唱："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还有一个人人爱。姐妹们，跳出来，就算甜言蜜语把他骗过来，好好爱，不再让他离开。如果相爱要代价，那就永远接受他。"这是台湾歌星陶晶莹唱的一首流行歌曲，陶晶莹是个才女，歌词都是自己写的。小星喜欢陶晶莹的歌，不过，她这个时候大声唱，让我的信几乎都写不下去了。
这个精灵古怪的女孩，她是在用这首歌"鼓励"我呢。不过，我觉得，用这首歌来形容你，倒是满贴切的--你就是唯一值得我去爱的男人。
看到神采飞扬的小星，我顿时觉得自己好像已经老了。我原来觉得自己有勇气去追求爱情，可是跟她相比，还是显得略逊一筹。
小星的意见，与你的愿望倒是一致的--你不正在北京守株待兔吗？
爱你的宁萱
两千年一月二十八日
八、廷生的信
亲爱的宁萱：
你在信中谈到了海伦。是的，每一个男人在心目中都有一个海伦。宁萱，你就是我的海伦啊。
为了你，我愿意发起一场"战争"--一场与昨日的我的战争、一场与一切黑暗势力的战争。我要做一个通体透明的人，一个好心肠的人。爱情多么神秘，它让人变得更加纯洁了。
可是，我等待太久了，你总在远方，在我眺望不到的地方。什么时候，你才能降临到我身边呢？
你同屋的那个名叫小星的女孩太可爱了，她说出了我的心里话。她让你冲到北京来拥抱我、嫁给我，你快一点来呀！
泰戈尔说："最后，我从沉睡中睁开眼，我看见你站在我身旁，我的睡眠沐浴在你的微笑之中。我从前是如何的惧怕，怕这道路的遥远困难，到你面前的努力是多么艰苦呵！"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什么时候，我的惧怕才能变成欢乐呢？什么时候，我们之间才能够没有一丝的距离呢？那一天，不会太遥远。
宁萱，我当然知道你理解并支持我的立场，我们的爱正是从这种理解中开始的。我需要的爱，离不开精神上的愉悦和融合。
这些天来，我写了好几篇关于"文革"的文章。在我们这一代人之中，很少有人像我这样对"文革"感兴趣的。我对"文革"的思考，最早来自于父亲的启迪。父亲是"文革"的亲历者和旁观者。
父亲在重庆大学刚刚完成一半的学业，"文革"就爆发了。山城重庆居民自古性格火爆，因此"文革"爆发之后这里的武斗急剧升级。父亲耳闻目睹了那惨烈而血腥的一切。
第一次给父亲巨大震撼的是校长之死。
重庆大学当时的校长郑思群，是一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七级干部，级别比当时的重庆市市委书记和市长还高。郑校长非常关心学生的生活，曾经到宿舍楼里一间宿舍一间宿舍地看望学生，问寒问暖。他还在食堂里当着许多学生的面，把饭桶边上的饭捡起来吃。他走在校园里的时候，会主动地跟每一个认识或不认识的师生打招呼。当时在重大，流传着许多关于老校长的佳话。
父亲是班上最穷的学生，他领取的是特等助学金。念了两年多的大学，他还没有穿过一双鞋子。不管是寒冬腊月还是酷暑炎炎，他都是光着脚板。冬天，脚上冻出一块块红通通的冻疮；夏天，重庆的石板路被太阳照得滚烫，他走路的时候只好保持着一种蹦蹦跳跳的姿势。
那时候，大家都很穷，只有一个干部家庭的同学手腕上戴着一只手表，大家都羡慕得不得了。但是，就在普遍的穷困中，穷到像父亲这样几年没有穿过鞋子的学生还是不多。但是，父亲心态很坦然，他光着脚去上课、去图书馆，从来都是健步如飞、昂首挺胸。
父亲说，穷不是耻辱，懒惰才是可耻的。父亲床头的蜡烛经常亮到深夜。我看过父亲学生时代的笔记本，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让我为之惊叹。大学四年，父亲的学习成绩一直都非常优秀。他说，一想到在家里辛勤耕作的母亲和姐姐，他就不敢偷一点懒。
有一次学校召开颁奖大会，父亲作为受表彰的十个优秀学生之一，上台领取奖状。郑校长在颁发奖状的时候，注意到了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帆布衣服、光着脚的父亲，这个贫寒而英俊的小伙子给老校长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会后，郑校长专门派老师找到父亲，把他叫到校长办公室里。父亲第一次来到校长宽大的办公室，心里还忐忑不安。他沾满泥土的脚掌在门口磨蹭了半天，在秘书的催促之下，才敢踏进校长办公室的地毯上。没有想到，校长亲自给他倒了一杯花茶，并亲切地询问他的生活和学习情况。当了解到父亲是一个寡妇带大的孩子、而且在系里品学兼优时，老校长感叹了半天。
沉吟片刻，老校长突然问父亲："你的脚有多大？"
父亲没有想到老校长会问这样一个奇怪的问题，但他还是他老老实实地回答了。
老校长笑了："你的脚跟我一样大，我们都是大脚汉子。"他立刻吩咐秘书按照父亲脚的大小去买一双布鞋。
布鞋很快买来了，老校长把它递到父亲的手上，对父亲说："孩子，这双鞋我送给你了。"
父亲涨红了脸，推辞说不能收校长的礼物。老校长说："你爸爸如果还活着，年纪大概跟我差不多，你就当是一个老人给年轻人的礼物吧。"听老校长这么说，父亲只好收下了这份特别的礼物。
这双布鞋是父亲一生中穿的第一双布鞋。他平时一般都舍不得穿，只有在逢年过节或者班级举办活动的时候，他才拿出来穿一两次。
他万万没有想到，"文革"一开始，首先被打倒并遭到残酷迫害的却是郑校长。
一九六六年七月，工作组将被打倒的郑校长押着在校园里游行。老校长头发凌乱，只穿着短裤和背心，脸上还留着被殴打的伤痕。这时的山城重庆，就像是一个高温的大蒸笼，人们则像是蒸笼里的虾子。在毒辣的阳光下，老校长脸上的汗水和血迹流淌在了一起。
昔日衣冠整洁、一丝不苟的老校长，尊严已经荡然无存，但他还是努力挺起腰板。他那雪白的头发，在阳光下闪烁着光芒。他光着脚，走在滚烫的石板路上。他艰难地走着，一步一挪。后面押送的学生不断地推他，好几次，他差点摔倒在地。
周围有几百个师生在围观。有人在默默地看着，眼神里充满了同情；也有人在大呼小叫，像在过狂欢节。可是，没有一个人敢于上前去搀扶老校长或者制止这一残酷的行为。那是一个恐怖笼罩着每个人心灵的时刻。每个人都是汪洋中的一条小船。人人都学会了明哲保身。
这时，游行队伍走到了学生宿舍区。父亲在二楼的宿舍里读书，突然听到外面震天的喧闹声。他探出头去一看，立刻如同遭受了电击一般：被侮辱的居然是他最尊重的老校长！
他看见周围剑拔弩张的人群，看见踉踉跄跄的老校长，看到了老校长的赤足。他惊呆了。
半晌，父亲回过神来，他赶紧从箱子里拿出那双只穿过几次的布鞋来，然后箭一样地跑下楼。他拼命地挤进人群。骄阳下，他挤出了一身大汗。他冲到了老校长的面前，他的那双年轻的、黑白分明的眼睛，注视着老校长那双苍老的眼睛。老校长认出了这个学生，他想张嘴说话，干裂的嘴唇动了动，却没有发出声音来。
父亲蹲在了老校长的面前，他把一只布鞋套在了老校长的脚上。
旁观的人们惊呆了。工作组第押解人员也惊呆了。郑思群已经成了众所周知的"特务"、"内奸"，居然还有学生光天化日之下与他套近呼！这还了得！
工作组带头的人立刻走上前来，一把将父亲推开。他厉声质问："你是那个系的学生？你跟郑思群是什么关系？"
父亲手里还拿着一只鞋，他只来得及给老校长穿上了一只鞋。他还想上前去帮校长穿另一只鞋，这时已经有另一个造反派威风凛凛地站在他的前面，不让他接近老校长。
父亲不是一个大胆的人，他从小时候起性格就很内向。在众目睽睽之下，父亲结结巴巴地回答说："那，那……总得让人家穿上鞋子吧！"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温情脉脉！革命又不是请客吃饭。在翻天覆地的革命中，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郑思群是刘邓走资派在重大的代表人物，打倒郑思群！"那个带头的高年级学生甩手就给了父亲一记响亮的耳光。
那一记耳光，打得父亲眼冒金星，脸上火辣辣的。
他眼睁睁地看着老校长被押走了。老校长回头最后看了他一眼，那一眼里包含了复杂的含义，有感激，有欣慰，有坚定，有愤怒……父亲说，直到今天，他也没有完全理解老校长那最后的一瞥。
老校长穿着一只鞋子缓缓离开的背影，长久地留在了父亲的记忆里。那是父亲最后一次见到老校长。
半个多月以后，工作组突然宣布，郑思群校长在他被关押的松林坡招待所畏罪自杀。
父亲后来告诉我，他还真感谢那一耳光。那一耳光彻底地将他打醒了。
"文革"刚开始时，他还轻信报纸上的宣传，心里很兴奋。然而，那一响亮的耳光让他认识到"文革"的本质，让他比他的同学们早觉悟了好几年。
从此，父亲疏离于外面如火如荼的"文革"进程。同学们都觉得很奇怪，像父亲这样出身贫农、根正苗红的学生，为什么不积极参加"文革"，而成了一个"逍遥派"？原因只有父亲自己知道，他埋藏在心底里，不敢跟任何人讲。
留下的那只鞋，父亲一直到保存着。直到十多年以后，"文革"结束，郑校长平反了，学校召开追悼会，父亲才把它带到会场，抱着它对着老校长的遗像深深地三鞠躬。
"文革"不仅夺走了老校长的生命，还夺走了与父亲同宿舍的、住在父亲对面的一个张姓同学的生命。张是父亲的好朋友，他的死，同样给了父亲巨大的震动。
那时，系里每天都要开会学习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会议一般由班上的同学轮流念《人民日报》的社论和消息，再由积极分子们登台讲述心得体会。
张同学有严重的口吃，平时就是大家嘲弄的对象。在公众场合，他几乎不开口说话。非说话不可的时候，他也是憋了半天，脸涨得通红，才说出几个没有连续起来的"字"。他最害怕的事情就是上台读报纸。可是，那个时候，谁敢宣称我不愿意读报呢？
轮到张读报的那天，他战战兢兢地上台了，可是越紧张就越容易犯错误。
他高度近视，戴着一个大眼镜，把脸几乎跟报纸贴在了一起。他朗读了一两句，还显得比平时顺畅。突然，一句如同平地响雷的话，从他的口中冒了出来：
"混入革命队伍的汉奸、工贼、叛徒毛主席……"
顿时，教师里的空气凝固了，大家面面相觑，不敢做声。
原来，由于眼镜近视，更由于太紧张，他念报纸的时候看错了行，把这一行的"刘少奇"三个字看成了下一行的"毛主席"三个字。他全神贯注地调动嘴巴，希望让自己不结巴地读出声来，却完全没有去想读的每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说出这句话后，张还没有意识所犯的错误，还想继续往下念。
这时，台下团委的干部才醒悟过来，立刻冲上去从张的手中夺过报纸。
张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他脸色发白，浑身发抖。他不知所措地看着台下黑压压的几十个人，汗水从额头上一滴一滴地往下掉。
大家谁也不敢发出一点声音来。偌大的教室安静得像一个坟墓，大家听见张脸上的汗水掉在地上的声音。
两个身材高大的学生头领站起来，他们像老鹰拎小鸡一样拧着张的衣领，把他拖出去了。张神情恍惚，像是患了梦游症的病人，他没有挣扎，也没有辩解，仿佛被拎走的不是自己，而是别人。
紧接着，另一个学生头领上台宣布，刚才发生了一起极其严重的现行反革命事件。他们决定立即向公安局报案。在公安人员到来之前，在场的所有人都不准离开。公安人员要向大家询问情况。
半个小时以后，警车呼啸而来。一大群警察冲了进来。
刚才，张被带到旁边的教员休息室看管起来。现在，他又重新带回了教室。
一名脸色铁青的干警拿出文书，当场宣布了对张的逮捕，并让他在文件上面签字。张的手哆嗦得像一个严重的伤寒病人，他一连挣扎了好几下，都拿不住笔，更无法写字。最后，还是警察帮他托着手腕，让他在文件上按下了一个鲜红的手印。
然后，在场的所有人都必须留下一份书面的证词。一直折腾了几个小时，大家才被允许离开。而张被呼啸而去的警车带走了。
后来，公安部门调查出，张的爷爷是国民党党员，还曾经担任过乡长--张在填各种表格的时候，把这一切都隐瞒了。于是，问题越来越严重--他肯定是故意辱骂毛主席，他在疯狂地向无产阶级政权发起进攻。
一个月以后，张的公判大会在沙坪坝区召开。周围十几所高校的几千名学生都赶去参加，还有许多好奇的市民跑来围观。这次公判大会是有关部门故意安排的，目的是对那些"反革命分子"起到某种威慑作用。
张被判处二十年的有期徒刑。一句话，他的一生从此便毁了。
父亲说，他在人群中远远地看到了张，看到了这个平时就跟他生活在一起的同学。本来个子就很矮小的张，被五花大绑着，在两边高大威武的民警的村托下，简直就是一个侏儒。绳索紧紧地勒进他的身体里。
张的眼睛绝望地看着台下。那一天，台下几乎有上万人。父亲回忆说，张的眼睛里是一片空白。那一刻，父亲就意识到，张以后肯定会出事的--他的眼睛里什么都没有了，连起码的生活的意志都没有了。
果然，仅仅两个月以后，消息传出：张在监狱里自杀了。
大家谁也不敢议论这件事情。尤其是张的室友们。父亲他们被公安询问了无数次，问张平时的表现，张说过什么反动的话等等。这件事情之后，大家都杯弓蛇影，经常疑神疑鬼。前车之鉴就在面前，谁还敢露一点口风？
一次是老校长的死，一次是朝夕相处的同学的死，死得那样惨烈，那样迅速。
比起那些直到林彪摔死之后才觉醒的同学，父亲的觉醒整整早了五年。两个生命的消失，让他及早开始了对"文革"的反思。他的觉醒得益于身边的鲜血--这究竟是他的悲哀呢，还是他的幸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