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草山》余杰
第一章 百合花
第二章 鸽子
第三章 葡萄园
第四章 荆棘
第五章 活水井
第六章 苹果树
第七章 风茄
第八章 泉水
第九章 蜂蜜
第一章 百合花
世事喧嚣，人生寂寞。我一直以为，支撑我生活的动力，便是罗素所称的三种单纯然而又极其强烈的激情：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渴求，以及对于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
一、宁萱的信
廷生：
你好。
我自觉很冒昧给你写信。
我原是不能接受给陌生人写信这样冒昧行为的人。
我曾经有过数次被文字打动的经历，也曾有过与这文字后的心灵结识的冲动。但出于漠然悲观的天性，最终宁肯默默地与文字交流。迄今为止从未写过一封给陌生人的信，但王小波的死给了我极大的打击，因为他就是我曾经想要写信的人。而如今，信还在心里酝酿，收信的人已渺然不知所向。我体味到了前所未有的痛心与悔恨。
世事喧嚣，人生寂寞。我一直以为，支撑我生活的动力，便是罗素所称的三种单纯然而又极其强烈的激情：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渴求，以及对于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而在这样的动力下生活，注定是孤独，无尽的、近于绝望的孤独。
我想，在这片已经不再蔚蓝、不再纯洁的天空下，如果还有一双眼睛与我一同哭泣，那么生活就值得我为之受苦吧。
于是，因为王小波，因为孤独，因为生命的脆弱与无助，我终于提起了笔，给你，严重而真诚。
作个不恰当的对比，许广平第一次冒昧给鲁迅先生写信的时候，提了一个大而无当的问题：人生遇到歧途怎么办？我自觉我这封信虽没有提问，却也大而无当，不知所云。可鲁迅先生认真地回答了许广平的信，他看透黑暗，却从未绝望。你呢？还有一颗易感而真诚的心吗？
最后，我要告诉你，我是个女孩，美丽，也还年轻。
宁萱
一九九九年六月四日深夜
二、宁萱的日记
一九九九年六月五日
昨天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起床来鬼使神差地给一个陌生人写了一封信--除了他写的一本书之外，我对他一无所知。
很久没有写信了。虽然每天都坐在电脑前，但在键盘上敲出的都是与心灵无关的文字--是比八股还要八股的项目可行性报告、是格子里填满数据的报表、是给其他部门的例行公事的通知书……日复一日，这些文件已经塞满了我的大脑。
忽然，我觉得很累、很累。我来到这家庞大的外资公司已经一年多了--好多人都很羡慕我，一个二十刚刚出头的小女孩，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当上了部门经理。
我似乎很"成功"，在前几天的聚会上，毕业之后难得一聚的大学同学都异口同声地这么说。当年在我下铺的女孩，还只是银行的一个普通营业员。最有"出息"的男同学，也仅仅是政府部门的一个小科长。相比之下，我就格外地引人注目。
但是，这些不是我梦寐以求的。我内心有一种声音在对我说："你并不属于这里。"这个声音每天都在心灵深处响起，由远而近、由低而高，像火红的熔岩在幽暗的地壳中翻涌着。
那么，我的灵魂究竟属于什么地方呢？我的心究竟要"安置"在哪里才能够获得宁静和愉悦呢？
公司占据整个的一座大厦，我的部门在十层，整层楼就是一间开放式的办公室。每个职员有一个透明的隔间。几十个职员，像一群家养的鸽子，都被安置在一模一样的"笼子"里。
巨大的中央空调，每时每刻都在发散着无穷的能量，冬暖夏凉。我不喜欢空调，我宁愿房间里的温度与外面的温度一模一样。无论冷也好，热也好，保持大自然本身的温度最好。可是，我们的皮肤已经适应了空调制造的虚假温度，反而无法适应大自然本身真实的温度。我们的肌肤在虚假的温度之中麻木了，我们的心也一样。我们自己亲手把自己装进一个虚假的盒子里。
我每天对着电脑，用电子邮件和电话跟同事们联系。尽管大家同处一室，却谈不上有什么心灵的沟通。这就是"现代化"的公司中的惯例。在公司安装着蓝色玻璃的办公室里，每个人各司其职：或者整天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处理事务，一动不动；或者匆匆地走来走去，没有片刻时间左顾右盼。
每个人都表情严肃，却面目模糊。
我的位置靠近窗户，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然而，偌大的公司里，没有一个人能够与我一起分享看风景时的心情。英国作家福斯特有一本出色的小说《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很久以前看过，书中具体的情节我已经记不清了，却记得那个小小的、简单的、却看得见风景的房间。
我没有一个房间，但我有一个角落。
我经常往远方眺望，远方依稀可见烟雨迷蒙的瘦西湖，瘦西湖边上白塔的塔尖也还有模糊的轮廓。可惜，湖边的高楼越来越多，视线也越来越局促了。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把楼房越盖越高，为什么楼房与楼房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近。人们把鸽子关进鸟笼，最后自己也住进了鸟笼。
我喜欢童年时候外婆家的小院子，那个小院子曾经就在瘦西湖的边上。屋檐下的青苔上有我鞋子的痕迹，木梁上的燕子窝中有时落下一两片羽毛。可是，在几年前的房地产开发热中，这个可爱的小院子被粗暴地拆除了，连同我童年温软的记忆。
我喜欢穿黑色的衣服，太喜欢了，我的大部分衣服都是黑色的。以至于同事对我说，你这么年轻，为什么总是穿着冰冷的、压抑的黑色？好多次，面对这样的询问，我笑而不答。心中却隐隐作痛。
黑色是内敛的、是悲哀的、是冷静的、是坚强的。记得一篇小说中写道："很多有伤口的女人，只穿黑色的衣服。因为这样不容易让别人看到疼痛。"这也是我的原因啊，我不愿意让旁人窥视到我的内心世界。黑色是一道藩篱。
"骨纵相思当寸断，禅心难付剑与萧"，我让自己与外部世界保持着一分距离。像一只定格在琥珀中的小昆虫，凝固，但是安全。
读那本名叫《火》的书，也有好长一段日子了。书中那些刚强的句子打动过我，更打动我的却是那些柔弱的句子。手边没有书。我当时读的那本已经很破旧的书，并不属于我。读过之后，我也不想去书店买一本新的。因为，读过之后，这本书在"精神"的意义上就已属于我了。书里的好些句子我几乎能够背诵下来，我也能够感受到作者写作它们时的心情。它们让我如此牵肠挂肚。
从昨天一直到今天，外面都下着雨，天色灰蒙蒙的，像《红楼梦》里面那些让作者和读者一起哭泣的、所谓"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章节。
此时此刻，我想起《火》中那些忧愤的句子。在北国的风沙中，他有冲冠的怒发吗？
我相信，他有。他更有一颗忧愤与感伤的心。
我给他写信的时刻，不是我有意挑选的，却恰好是一个孤独与哀痛交织的时刻。他一定跟我一样需要安慰。他身边有安慰他的朋友吗？
我不知道他的详细地址以及与他有关的一切。然而，有过一本并不属于我的、他写的书就足够了--从"物质"的意义上来说，那本书我仅仅拥有过一天(更准确地说，一个夜晚)的时间。
下午，下班之前，我做了进公司以后唯一的一件"假公济私"的事情：我把这封用一页便签写就的短信，放进一封特快专递里，填好他的姓名和地址。在吩咐秘书寄出一大叠商业信件的时候，把它混在"公家"的信件中发了出去。因为我实在怕自己没有勇气走到邮局亲手投出这封突发奇想的信。
他的文章显示，他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个学生。那么，地址就简单地写上一个"北京大学中文系"，不知他能不能收到？
那座湖光塔影的校园让我魂牵梦绕。中学时，我曾经没日没夜地切慕了它六年。可惜，最后还是没有能够踏进去。就因为高考没有发挥好，差了几分。造化弄人，我像一枚蒲公英一样，不情愿地飘落到西湖边上的那座校园里。"暖风熏得游人醉，西湖歌舞几时休"，西湖美则美矣，却不是一个念书的好地方。大学四年，浓浓的失落感一直伴随着我。
毕业后，渐渐忘却了有关校园里的一切。照片都是会褪色的，记忆也一样；花朵都是会飘落的，梦想也一样。
他的出现，重新勾起我昔日的梦想和创伤。他属于那座校园，那座蔡元培和鲁迅的校园，那座"五四"青年的长衫和白围巾飘飘荡荡的校园，那座在血与火中青春永在的校园。那座校园已经成为史诗，成为纪念碑，成为神话。
北大的意义，早已经超越了一所大学。
我有些嫉妒地想，他是多么的幸运啊。
他能否收到这封信，在我的信写完以后，已经不重要了。
写信是对虚无的一种反抗。但写完以后，我宁愿忘记它，让它像一个梦一样在我的生命中消失。
举重若轻。
正如《世说新语》中那个有名的"雪中访戴"的故事：东晋名士王子猷住在山阴的时候，一个大雪漫天的夜晚，起床对着雪景喝酒，喝到半醉，突然想起了著名的隐士戴安道，便连夜乘坐小船去看他。到了戴宅的时候，天色已亮，王子猷没有去敲门，却命令船夫开船回家。船夫问他为什么不进去，他回答说："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我很喜欢这个古老的故事。长袖飘飘的王子猷、鹅毛般的雪花、披着蓑衣的船夫、划在溪水中的木桨……我要是画家，我会画这样的一幅神韵流动的水墨画。
那么，我也来学学王子猷？
可是，明天我还得去上班。睡吧，睡吧。
今天的日记写得太长了。
三、廷生的日记
一九九九年六月七日
从校园里"失踪"了四天，重新回来，校园依然如一潭死水。只有"新东方"的课堂里依旧是拥挤不堪的人群。
走进图书馆，我还是去五楼的那间港台文献中心，翻阅那套台湾印刷的、庞大而精美的"近代文史资料"。这套书中的很多珍贵史料，外面都很难见到。我打算花上一年的时间，把这套书大致浏览一遍。庄子说，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每当我走进图书馆的时候，就会有同样的感慨。
这间阅览室少有人来，我独自躲在角落里，一个上午的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
窗外杨絮飘飘，如同六月的飞雪。读书读累了，就抬起头来观看一会儿满天飞舞的杨絮。每片杨絮都是寂寞的，找不到方向。它们与人一样，不由自主地在空气里飞翔，然后飞落尘埃。
博雅塔的塔尖在远处，塔身被树荫簇拥着。它已灰尘满面，像一个不合时宜的老人，冷冷地看着这个热闹的世界。
今天又收到一大叠信件。有杂志社编辑寄来的刊物，有熟悉的朋友的来信，当然也有素不相识的读者的来信。其中，显得突兀的是一封来自扬州的特快专递。谁寄来的？在记忆的仓库里搜寻了一阵，我在扬州确实没有一个认识的人。
信封的后面留着一个外国公司的名称和地址，以及一个有些模糊的"宁萱"的名字，它们让我在心里嘀咕了半天。我与公司之类的机构向来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而"宁萱"却又是一个充满诗意的、让人遐想联翩的名字。
蓝色的、硬皮的、硕大的特快专递信封，仔细一掂量，里面似乎空空如也。
这是谁写来的信呢？这个"宁萱"究竟是谁？尽管差不多每天都会收到几封陌生读者的来信，却很少是用特快专递来邮寄的。读者们的信封，多半粗糙而破旧，也许是因为这路上颠簸太久的缘故。而且，那些地址一般都是遥远的学校和乡村，与高楼大厦无关。
撕开封口，原来是薄薄的一页公司便签，信的内容只写了大半页。字迹很小，很细，甚至有些潦草。算不上秀美，却一眼就能够看出是女孩子的笔迹，每个字都带着几分柔媚的心思。
在学校里的"家园"快餐厅里，我买了一份快餐，一边吃，一边怀着"姑且读读"的心态摊开信纸。刚刚读到第一行，我便立即换了一种心情，放下筷子，"正襟危坐"起来。因为，这封信的内容几乎"不忍卒读"--它像一块小石子，准确地击中了我的心脏。它沉重得让我有窒息的感觉。
阳光从窗口射进来，薄薄的信纸在阳光下是透明的。
写信人的心呢？
显然，这封信的作者，跟我有着相同的心性，也跟我有着相同的创痛。
在这些文字的背后，黑暗与光明两种力量正在严峻地较量，悲哀与快乐两种情绪正在剧烈地翻腾。一时间，两种力量和两种情绪都难分高下。这个关键时刻，正是需要外力来帮助的时刻。所以，她给远方的、陌生的我写信。她向我--一个她认为值得信赖的朋友，寻求精神上的帮助。
这个时代，还真有这样的女孩？她真的在思考跟我同样严酷的问题？
进入北大这些年，我已然是一个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异端"，不为大多数的同龄人所理解和认同。幸而，北大还有蔡元培时代的精神和学统零零星星的残留，"宽容"是它最伟大的品质。所以，尽管不少人把我目为与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时不时地加以嘲笑和调侃，却也于我无害。
在这里，各人做各人的事情，互不干涉。能够在这种"不干涉主义"的羽翼下自由地做自己的事情，我已经很满足了。在中国，这样的地方似乎不多。
那么，写这封信的叫"宁萱"的女孩呢？她会不会也被周围的人视为"异端"？
我猜想，她可能比我更加孤独。从她的信封上的地址看，她在一座摩天大厦里工作。那种摩天大厦好似远古的恐龙，在那里，她会受到伤害吗？
我应该给她回信。
我愿意给她回信。
在一大堆信件中，她的信如同沙中的金子，又好像一颗搁浅在沙滩上的贝壳。
四、廷生的信
宁萱：
你好。很高兴收到你的来信。读到你的信的时候，我刚刚从郊外返回学校。一路上，我正在想，离开校园好几天了，平淡如水的学院生活，会不会发生些许的变化呢？我的邮件该堆积了一大摞吧？
在五花八门的邮件之中，我拆开了你的信。
你的信深深地打动了我。这是一封不能不回的信--因为王小波，因为鲁迅与许广平，更因为罗素的那句话，那也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我敬畏这个九十高龄还因抗议政府的核试验而入狱的大思想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在学术研究和社会关怀两个方面都做到了极致。
这位既想"理解人类的心灵"、又想"了解星辰为何灿烂"的大哲学家还说："爱情和知识只要存在，总是向上导往天堂。但是，怜悯又总是把我带回人间。痛苦的呼喊在我心中反响、回荡。孩子们受饥荒煎熬，无辜的被压迫折磨、孤弱无助的老人在自己眼中变成可恶的累赘，以及世上触目皆是的孤独、贫困和痛苦--这些都是反对人类应该过的生活。"比学识更加重要的是怜悯心。然而，在中国的知识分子里，有多少人有怜悯之心呢？
同时，你的信之所以打动我，还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理由--因为我的孤独和脆弱，因为你的"严重而真诚"。
文字是我与外界进行沟通的重要渠道。在一个喧嚣的时代里，在一个人人都在谈论"市场经济"的时代里，人与人之间心灵的沟通极其困难。而文字却能够穿越诸多的阻碍，连接起一颗又一颗陌生的心灵。
这两年来，我受到许许多多的干扰。有赞誉，也有辱骂，有"捧杀"，也有"棒杀"，却很少获得精神上真切的共鸣。因此，自己的文字能够在别人内心深处赢得悠长的回音，是我生活中无法言喻的快乐。
今天，在你的这封信中，我发现了一种至诚至真的精神共鸣。
谢谢你。
写作的本质固然是孤独，但在写作的过程中，人也在拼命地抗拒孤独，就如同加缪笔下那位辛辛苦苦地搬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石头是否会再次掉下山，他并不在意，他的汗水、他的快乐、他的幸福，已经熔铸在每一次的搬运、每一次的攀登、每一次的安放之中。
西西弗斯是一个内心最幸福的悲剧演员。
然而，如果一个人永远处于无边无际的孤独中，无论他有多么坚强，他的写作和生活都很难长久地坚持下去。在沙漠中旅行的人，也需要不期然地遇到一块块赏心悦目的绿洲。在孤独的背后，支撑我的东西正像你信中所说，是"对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当然，在这没有边际的悲悯之中，首先是对自我这个无比脆弱的生命存在的悲悯。
你的信中曾写到鲁迅先生，我对鲁迅先生充满由衷的敬意。他在一个不尊重人的国家和一个不尊重人的时代里，终生为捍卫个人的尊严而战斗，永远不向恶势力妥协。他的人格胜于他的文章--而在中国，几千年来，大多数的文人都是"人"不如"文"，他们纸上有一套说法，生命实践中却又是另一套准则。
你在信中说，鲁迅先生"看透了黑暗，却从未绝望"，你的判断准确而敏锐。对于鲁迅先生，我们不用给他太多溢美之词。我只想补充一点：鲁迅先生是在绝望以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地寻找着希望。所以，他能够坚持着在非人的国度和非人的时代里活下去。
许广平在信中提出的难题，鲁迅先生在复信时作出了自己的回答。先生说，"人生"的长途，最怕的是遇到两大难关。一是"歧路"，二是"穷途"。我想，我们今天遇到的大概是"穷途"吧。在正道之外的那些路，我们都清清楚楚地知道是一些方向错误的路。我们的选择很明了，也很坚定。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并不存在真正的"歧途"、并不存在走错路的危险。但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正道已经走到了尽头，无路可走的时候，该怎么走呢？
王维的选择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鲁迅先生的选择是："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我常常劝说身边的朋友和比我更年轻的弟妹们，不妨选择王维的那种生活方式；而我自己，恐怕得一辈子"在刺丛中求索"--荆棘会将我的赤脚扎得鲜血淋漓，会透到我的骨肉里去。
这是我的命运，我不能、也不愿违背。
你呢？
我们这个时代的恶，并非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比鲁迅先生那个时代的恶要少；相反，我认为，我们时代的恶更加泛滥、更加凶险。当然，这种"恶"也存在于我自己身上、存在于我们自己心中。
我在对抗外部的恶的同时，也在清除着自己内在的恶。我在内外的夹击中依然不愿意放弃战斗。尤其是我自己内心的恶，它将伴随我的生命始终，我也将不懈地与它战斗始终。
但是，我不会因为世上有太多的恶而感到沮丧。没有恶，善也就没有意义了。我也坚信，那些看上去无比强大的邪恶势力，最后必然会衰弱、退缩，进而消亡。只要我们能够坚守自己内心的善，也许一个漫长的黑夜之后醒来，那曾经无所不在的恶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圣经》上说过：
我见过恶人大有势力，
好像一棵青翠树在本土生发。
有人从那里经过，不料，他没有了；
我也寻找他，却寻不着。(《诗篇37：35-36》)
这封信越写越沉重。我几乎都快忘掉你是一个"美丽，也还年轻"的女孩儿了。本来，你的来信就够沉重的了，我不忍心再在上面增添更为沉重的份量。就好像在一张漆黑的纸上再用浓墨写字。
可是，我实在写不出轻松的句子来。
就让我们彼此分担对方的沉重吧。
我注意到，你给我写信的时候是四日的深夜。那时，我正与朋友摩罗呆在北京郊外的檀柘寺里。
三日，摩罗邀我外出，我也正有此意。我与摩罗都不是"北京人"，虽然我们都已经在这个城市里居住了好几年，我们还是对它相当陌生。北京城像一个巨大的蒸笼，经常让人感到透不过起来。
北京是一个官与商的城市，北京是他们的天堂。
六百年带着血腥气味的帝王都，像一只恐龙一样矗立在燕山的脚下。
六百年了，无所不能的岁月可以改变一切。在这里，流氓变帝王，文人变太监，优孟变大臣，少女变怨妇，无论出现怎样的怪事，人们早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
多少个春夏秋冬，官与商们每天都在举行宏大的盛宴，盛宴上也许还有香喷喷的大盘人肉呈上。他们开怀畅饮，他们大口咀嚼。他们在餐桌上和床第间随意决定千万子民的命运，这就叫"指点江山"。
到了晚上，一代代帝王将相们的幽灵会出来游动，向后人传授他们夺取权柄的计谋和杀戮敌人的勇气。在这个城市和这个国度里，这些经验永远也不会过时。
世界变了，有车辆，有霓虹灯；世界没有变，世界还是他们的世界。
我很少出校门，只有在校园里还遗留着几分"家"的感觉。这个校园是城市西北角的一个孤岛，它屏障了外部沸腾的波浪，让我获得了暂时的安宁。
校门外，车与人都是轮胎飞转、步履匆匆。然而，混凝土修筑的街道上，任何人的痕迹都没有留下，包括烈士的鲜血和文人的唾液。
至于我，永远都是一个漂泊者。摩罗有一篇文章叫《过客之爱》，我很喜欢。人生如逆旅，我们都是没有家园的过客。我们的灵魂，至今没有找到能够"诗意地憩居"的地方。
我们真正的故乡，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这次出城，我们选择的是西南郊的檀柘寺。
郁达夫在《故都的秋》里曾经写到，北平令他最不能忘怀的那些美好的景物里，其中之一就是"檀柘寺的钟声"。史书记载，当年檀柘寺人丁最兴旺时，拥有僧众数千人，号称北方第一大寺。俗话说，先有檀柘寺，后有北京城，可见其历史之悠久。
我们到寺庙里以后，一位法师带我们四处参观。当年寺庙里煮饭的大铁锅还保存着一口，算是一件珍贵的"镇寺之宝"。这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大的铁锅。铁锅里足足能够装下好几个人。淘米用的铲子，就像鲁智深使用的禅杖。可以想见，当年挥舞铲子的，一定是个力大如牛的胖和尚。
如今，这里只有寂寂寥寥的几个僧人。在午后的寂静中，他们在宽敞的经室里，闲看花开花落。
檀柘寺少有游人来到，不像北京其他的名胜古迹，到处是鼎沸的人声和旅游团的小旗帜。和尚们并非身在红尘外，他们抱怨说寺庙离城太远，香火不旺盛，生活也较城里的寺庙清苦许多。而我暗自窃喜，因为我此刻的心情正适合这样凄冷的地方。
就是你给我写信的那个夜晚吧，我与摩罗在寺院宽敞的客房里聊天。据说，这个雅致幽静的院落，恭亲王曾经来住过。
窗外，触手可及之处，是檀柘寺那棵闻名天下的银杏树。这棵参天的银杏，据史书记载是辽代种植的，有上千年的历史。它的闻名，不仅因为年纪大，更因为具备了某种"神性"，乾隆皇帝曾经亲笔封它为"帝王树"。为什么呢？相传，每有一个新皇帝即位，此树便从根部生出一新干，久之方与老干融合。直到清末，宣统即位时，它还最后一次生出一个小小的树干来。
今天，帝王已经不知所踪，而古树还郁郁葱葱。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人在时光面前，总是脆弱的。
当年，权倾一时的恭亲王试图通过洋务运动富国强兵，却被保守的"清流"派辱骂为"鬼子六"(他是咸丰皇帝的第六个儿子)。在被慈禧太后逼下台以后，他不得不来到荒郊外的寺庙里隐居一段时间。更多的时候，他住在山下的戒台寺里，偶尔也到山上的檀柘寺游玩。
满山的松树，千姿百态。山间的石阶，曲径通幽。在檀柘寺殿宇的最高处，能够望到北京城的金碧辉煌的宫殿和灰暗破败的民居。
可以想见，一百多年以前，恭亲王这位改革的先行者和失败者，退居深山大庙之中，心情是何等枯寂、何等荒芜、何等悲凉。也可以想见，他曾经在这院落外，多少次悲哀而热切地眺望那近在咫尺又远在天边的京城。
时间像流水一样消磨着人的意志。恭亲王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冷冰冰的佛经，无论如何都是读不下去的。他想拯救这个摇摇欲坠的帝国，老大帝国却抛弃了他；他爱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却不爱他。
中国人一向仇恨改革者。古往今来，改革者和变法者们，哪一个有好下场呢？恭亲王不过是他们当中的又一个牺牲品而已。幸亏他是皇族嫡系，丧失权力之后总还保全了性命。在他之后的谭嗣同们，就只能血洒菜市口了。而在那时，一度神采飞扬的恭亲王，早已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唯唯诺诺的老人。唉，中国，中国，正如朱学勤先生所说，是一个最考验人耐性的地方。
恭亲王想减轻这块土地上的苦难，然而人们却向他扔石块。这使我想起了耶稣的命运。恭亲王是个凡人，当然不会有耶稣那么伟大；但是，恭亲王的那些只能够接受义和团的血腥和暴虐的同胞，却比那些侮辱临死之前的耶稣的耶路撒冷人更加愚昧、也更加卑劣。
恭亲王下台后，满清的改革足足停滞了近三十年。三十年漫长的、冰冷的光阴，一个英姿飒爽的少年，两鬓也会染上斑斑的白发。
六月，城里还是酷暑高温，这里却已然有些凛冽的寒意。窗外，能听见秋虫的鸣叫。
每年的这个时刻，我都会离开校园，到野外"躲"几天。我厌倦了校园，尤其是此刻的校园。
此刻的校园，凝结的空气像固体一样，一块接一块地砸着我的心房；一双双的眼睛，发出狼一样的青光。这一切，使我艰于呼吸视听。我无法像身边的同学那样欢笑着去看电影，或者步履匆匆地去听托福课。
我拒绝遗忘，因此记忆常常以噩梦的形式降临在我的现实生活中。
我不愿沉默，然而当我正要高声呼喊的时候却发现自己依然失声。
在蔡元培的学生们的回忆里，曾经有过一座美丽的校园。
可是，现在没有了。
是一夜之间没有的，还是像流水侵蚀岩石一样慢慢地失去的？
我不知道。
虽然北大还是挂着"北大"的名字。我来的时候，这里处处是颓败的景象和气息。即使是去年轰轰烈烈的校庆，也不能掩盖这种从骨子里和肺腑里生出来的颓败。
谁能够改变这种趋势呢？
是蔡元培，还是马寅初？
在北大张灯结彩的校庆中，有几个人还记得林昭呢？这个在"文革"中先知先觉的中文系女学生，用生命捍卫着那个时代被侮辱的真理。她才是北大的骄傲和光荣啊，她比那些著作等身的学者更让我尊重。
此时此刻，只有一位跟北大没有多少关系的诗人为林昭写了一首诗，题目就叫《给林昭》：
我就这样
久久地注视你的眼睛
轻轻地取出你嘴里的棉团
你的嘴唇依然柔软
你的坟墓空空荡荡
你的血烫伤了我伸出的手
如此寒冷又残酷的死亡
让九月灿烂阳光中独坐的我
无法悲伤
任何形式的墓地
于热爱自由的你
都过于轻浮
每年的阴历十五
河上会布满河灯
却招不回你的灵魂
你冷眼坐在
卡夫卡笔下四处漂流的冥船上
看这个世界依然荒唐
北大校庆的举杯欢呼
让你冷冷大笑
喝吧喝吧喝吧
这是血呢
你在黑暗中说
读完这首诗以后，我认为，女诗人刘霞比那些洋洋得意的北大人更像真正的北大人。她在为林昭招魂，也在为北大招魂。她与林昭同为女性，一样的美丽，也一样的坚强。她就是生活在我身边的、中国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
我懂得这些伟大的女性内心深处的痛苦与哀伤。而我自己，因为无法忍受那巨大的耻辱，会在这样的时节选择短暂的离开。
这是一种躲避，也是一种无奈。我的懦弱使我只能做到这一点。
那天晚上，我跟摩罗两人聊到深夜。
深夜，是比你写信的时候更深呢，还是浅一些？
摩罗讲起江西老家农民的苦痛，讲到他们辛辛苦苦养了一年的猪被乡干部强行拉走，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了下来。聊到后来，我们愤怒且痛苦，心里堵得慌，简直就无法入睡。我们都是身上和心中都有一道道伤疤的人。摩罗比我年长一轮，他身上和心中的伤疤比我深。
那天晚上的你呢？除了给我写信以外，你还做了些什么？
应该说，我比你幸运，我的身边还有一个可以聊天的朋友，你却只能在寂寞中面对纸和笔。不过，以后你将不再寂寞，你有了我这个朋友。
写信的日子，我不知道是不是你有意的选择，或者仅仅是一个巧合而已。
我们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认识，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神启的力量。
廷生
一九九九年六月七日
六、廷生的信
宁萱：
其实，打印是不得已而为之。一是因为我的字写得不好看，二是因为用电脑打字的速度比手写快两倍以上。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之内，我一直是手写的坚持者和电脑的排斥者。那时，我固执地认为，只有在方格的稿纸上手写，才有“爬格子”的感觉，才能够随心所欲地控制纸和笔，才会拥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纸上的世界”。纸和笔与我的心灵之间有一种奇异的对应关系。而在复杂的电脑中，一切都是不受控制的。电脑是一种我所无法理解的机器，冷酷而强大。我对以电脑为象征的现代科技，天生就持怀疑的态度。
后来，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我试着使用了一次电脑，这才发现它能够大大提高写作的效率，而且完全不存在我以前所设想的那种心理障碍。一位朋友告诉我，电脑仅仅是工具而已，使用这种工具，带来的将是更多的自由和轻松。于是，两年前，我积攒了一笔稿费，买了一台台湾产的、价格最便宜的笔记本电脑——因为狭窄的宿舍里放不下台式机。从此，这台笔记本电脑便与我朝夕相伴，它跟我在一起的时间比任何一个朋友都要长。近两年的时间里，我已经用这台笔记本电脑写作了上百万字的作品。
不过，我完全理解并接受你的指责。给朋友写信，的确应当避免用电脑打字、再用打印机输出。机器的打印，不会呈现出写作者的个性与情感来；而手写的字体，立刻就会给对方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字后面有人的面孔。
谢谢你的批评，谢谢你的直率。你看，这封信我立刻就改用手写了。
我很喜欢你在信中使用的“星星的光芒”这个词。古希腊有个哲学家，就是为了仰望天上星星的光芒，而没有注意到地上的泥坑，结果一不小心掉到泥坑里。那些庸人们从此便嘲笑哲学家的“迂腐”，他们哪里能够体味到哲学家仰望星星的光芒时衷心的喜悦呢？
对于那些生活在无边黑暗中的敏感的心灵而言，星星的光芒是他们生命中唯一的安慰和寄托。
你是这样，我也是这样。我们的孤独缘于同样的理由。
千百年了，星子依旧不变，而仰望星子的人却像稻谷一样换了一茬又一茬。
俄罗斯思想家洛扎诺夫说：“人身上有多少美好的东西啊——出乎意外。人身上有多少丑恶的东西啊——同样出乎意外。”我们每天都会遭遇到这两种“意外”，让我们欣喜，或者让我们痛苦。尽量增添前者的分量、尽量减少后者的分量，正是我们的愿望。文字或许能够起到一点点的作用。
洛扎诺夫又说：“我的肩头站着两位天使：一个是笑的天使，一个是泪的天使。她们永恒的争论乃是我的生命。”我们同属那种“泪比笑多”的人。流过多少眼泪，才能够换来一次会心的微笑呢？
宁萱，你的悲观超过了我。我知道外部世界每天不断地在伤害着你，我也隐约能够猜度到你内心的疼痛与酸楚，但我一直坚定地相信：每一次或深或浅的的伤害，我们都会获得相应的回报。
是的，有神在天上注视着我们，爱着我们。我们的每一滴泪水都不会无缘无故地流淌。
看到你在信中也提到《圣经》，我很惊喜。尽管我不是基督徒，但《圣经》却是我最爱读的书，我把它放在床头，每天都会随意地翻看一节。每一次的阅读，都会有崭新的生命体验。
请允许我用《圣经》中的语言来“回敬”你：
流泪撒种的，
必欢呼收割。
那带种流泪出去的，
必要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诗篇126：5-6》)
我们的回报在未来，我们的幸福也在未来。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应当快乐起来。我希望你快乐一些，开朗一些。我们的快乐就是我们的胜利。
我要告诉你，我有过一段特殊的生活经历：一九九二年，我刚刚考上北大的时候，我们所有的新生被迫到石家庄陆军学院接受长达一年的“军政训练”。我们是八十年代末以来的第四届军训生，也是最后的一届军训生。
到军营的第一天，教官让我们学习叠被子，要求我们把被子折叠得像砖头一样——军营里总有这么多莫名其妙的、与人性相违背的、却又代代相传的“规矩”。
被子是用来睡觉的，用来保暖的，不是用来砌房子的，这是连三岁小孩都知道的道理。让别人将被子“制造”成砖头的家伙，精神总有点毛病。所谓“通过叠被子可以锻炼耐性，培养士兵的基本素质”之类的说法，我是不相信的。就像“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的故事一样——与其耗费一辈子的生命将铁棒磨成针，还不如花片刻的时间去买根针回来；就像“愚公移山”的成语一样——与其牺牲自己的幸福乃至子子孙孙的幸福没日没夜地去挖山，不如早点搬家过新的生活。
“鬼话”成了真理。
在中国，为什么总是有这么多违背人性、违背常识的观念和传统呢？
为什么千年以来就没有几个人站起来反思、追问、质疑乃至反抗呢？
多少鲜活的生命，就被这些“应当如此”的“规矩”悄悄地吞噬了。
每天从早到晚，我与“战友”们一起，在营房里弯着腰、对着被子拍拍打打，累得腰酸背疼也不敢休息。全队检查开始了，队长带着一群教官走进来，他的手上拿着一根棍子。我正在嘀咕他为什么拿着棍子，队长已经盯着我的被子了。队长眼睛里流露出轻蔑的目光，不禁让我心里发毛。
说是迟，那是快，队长手中的棍子轻轻一挑，便将我床上的被子挑到地上，他趾高气扬地说：“这算什么被子？重新来过！”
那一刻，我满面通红，眼泪花在眼眶里打转。
那一刻，十八岁的我方才深刻体验到，人与人之间并不是平等的。世上还存在着以侮辱人为快乐的人。
我可以承受强体力的训练科目，但是我难以忍受这种不尊重人的作为。人与人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就在我的同学之中，许多人认为这算不得什么，不就是重新再学习叠被子吗？而我的情感极其敏感，虽然不至于像当年的俄罗斯贵族一样，为捍卫自己的尊严，时不时地就拔出剑来与人决斗，但是我却感受到了莫大的侮辱，这种侮辱让我连续几天痛苦不堪，吃不香，睡不着。
心中的伤口在溃烂，在迸裂。
我没有办法反抗他们，但是我可以让自己的内心一点点地成长，并赋予其坚强的质地。我也没有勇气当面顶撞他们，但是我却保存着伤口，保存着耻辱，不是为了报复，而是时刻警醒自己：尊严是何等的可贵。
从那一刻起，我就开始了一年漫长的军训之旅。
如果没有经过军训的话，我大概还要等很久才能够真正长大。有了军训，仅仅经历了一年的时间，我就成熟得让妈妈也不敢相信——在一转眼间，儿子就从孩子变成大人了。
在那种把人当作“号码”、当作机器、当作工具的环境里，如何保持个人的尊严、如何保持心灵的快乐，就成了我生活的目标。
我们经常举行开心的“倒计时”纪念活动，例如离军校结束还有两百天、还有一百五十天、还有一百天……每一个成为整数的时刻，都会成为我们纪念的理由，以及快乐的理由。毕竟，不快乐的日子正在一天天地减少——未来的趋势是“减少”而不是“增加”，这就足以安慰我们了。
某一个“纪念日”——大概是离军训结束还有一百天的时候，在深夜里，我们全班冒着被处分的危险，悄悄爬起床来，点燃一根小蜡烛，每人在军用磁杯里泡一杯方便面。然后小心翼翼地碰杯。
在灯光下，只听见“唰唰”的吸面条的声音。每个人都吃得那么投入，喝完了最后一滴汤还意犹未尽，仿佛我们在吃山珍海味——真的，以后再也没有吃到过那么好吃的方便面了，虽然那是最便宜的、只有一种调料包的袋装方便面。
烛光下，一张张红扑扑、汗涔涔的青春的脸，那是我对那段暗淡的日子少有的美好回忆。
一下子又说远了。不过，我也很想听你讲一讲你的过去，你的大学生活，以及扬州这座传奇的城市。
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到过扬州。在我的心目中，扬州是一座生长在古典诗词里的城市，像一株充满香气的植物；扬州又是一座伸展在传奇之中的城市，这篇传奇由才华横溢的文人和美若天仙的女子共同组成。
去年，我到过南京，南京离扬州很近，在南京似乎能够闻到一丝扬州的气息。
真的希望有机会到扬州来看看你。有你作导游，扬州最美好的地方，我一个也不会漏过。
廷生
一九九九年六月十八日
七、宁萱的信
廷生：
每天晚上我都在想着给你写信，甚至每一个词语仿佛都历历在目。可一个白天却又被淹没在纷扰的事务之中。不过我真的每时每刻都惦记着你，和你的信，就像一首老歌里所唱"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花言巧语"之后，还是真心请你原谅我的耽误吧！
廷生，你这个人真有意思，又深沉又单纯。你有令人折服的洞察力和鞭劈入里的思辨能力，却又有叫人怜爱和心疼的纯情与脆弱，这样的结合是多么的难得与可爱啊！正所谓"横眉冷对市侩，俯首甘为情痴"。
你的军训经历使我一下子想起了李敖。多么偶然，他也是对军训之压制深恶痛绝，而决心"特立独行"的。你一定读过李敖的《预备军官日记》，你们相似的人生道路，或许正是一种必然吧。
在没有压制的地方，人不会想要自由。就像一个养尊处优的人，平常吃满汉全席也不会觉得很香，而一旦饱尝颠沛流离、忍饥挨饿的折磨之后，他就连一碗稀粥也会喝得津津有味。所以，我想，那些强迫你们接受军训的人真愚昧--他们的本意是惩罚，是愚弄，没有想到却给了你们这样一个磨砺的机会。
从反面来看，这个机会真难得，没有经过那一年非比寻常的军训，你会成为今天的你吗？
不知你欣不欣赏李敖的人生观？我自以为李敖的人生观是极健康、极人性的，也原应是极普通，极正常的，却难为只有他一个人敢讲。唯其敢于承认人性的缺陷，才卓然不群。他敢说自己的"恶"，又不以为耻，欣然接受，昭之与众，这与鲁迅先生的正视中国人的劣根性，却依然苦痛一生地爱他们、骂他们、救他们，为这"恶之花"深爱一生、耗尽心力，如出一辙。纵其李、鲁二人，一嘻一庄，一笑一骂，在某种程度上，其率真与坦荡、真挚与深沉是怎样的神似啊！
写到这里，我觉得有些辞不达意了，苍白的文字怎么能够表达心中丰富而微妙的感受？或许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盲目的爱不是爱，深知其缺、深受其苦却痴心不改的爱才是真爱；无知的天真不是纯洁，历经沧桑仍不改其纯真、仍坚信"真、善、美"的天真才是真纯洁；隐瞒、伪装的自信不堪一击，君子坦坦荡荡的自信才是真正卓尔不群、傲然物外的自信。
以这样的标准，问天下恋人，真爱者几？问天下女人，真纯者几？问天下男儿，自信者几？我热切地期待过，但很快就失望了。从此以后，我便再不敢有任何的期待。我觉得很悲哀，"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我在你的文字中发现了诗意、发现了爱。你的某些散文像诗一样，但我没有读到过你写的诗歌。你写过诗歌吗？也许你现在的心态过于忧愤，不适宜写诗。但是，我凭着直觉，认为你在本质上还是一个诗性的人。
告诉你，我最爱的就是诗，我觉得诗是文学艺术的至高形式。我常常携带一本诗集伴我度过火车、飞机上的漫漫旅途和孤灯白壁的茫茫长夜。有了诗歌，一节肮脏的火车车厢立刻就变得像宫殿一样美丽。
俄罗斯诗人曼德尔斯塔姆有这样的诗句：
人们需要诗歌，它将成为他们自身的秘密，
令他们永远清醒
并让他们沐浴在它呼吸之中的闪亮的波浪里
我多么希望我们也沐浴在这"闪亮的波浪里"啊。
最近我读了一本《北大诗选》，收入了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九八年这二十年间数十位北大学子的诗作。我发现，其中有不少的好诗。
最好的当然是海子的诗，我喜欢他的那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都能够背诵了：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又一个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中获得幸福
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这是他十年前写的诗句。我真不知道--假如今天他还活着，还能够写出这样的诗句来吗？
最近，我还读到一本名叫《沉沦的圣殿》的书，是我在飞机场等飞机的时候买的。机场里很少有值得阅读的书籍。而这本厚厚的书，在一大堆"官经"与"商经"之间峭然独立。
我一拿起来，就放不下了，立刻买下来。有了这本书，此后飞机上的三个小时，我静静地阅读着，完全沉浸在一种圣洁的氛围之中，甚至忘记了自己在飞机上。
这本书的副题叫"中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地下诗歌遗照"。在书中，我发现了一大批星光灿烂的名字，北岛、舒婷、郭路生、芒克……以及更多以前我不知道的、却同样重要的名字。插页里还有他们不少的照片，许多人我原来"只闻其名、不见其人"。于是，我将诗歌与诗人的照片一一对照--在一首哀伤的诗旁边，却看见一张作者微笑着的照片；刚读完一首典雅的诗，却发现作者原来长着一脸的大胡子。在对比与反差中，我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感受。
那是一个诗歌的年代，那是一个觉醒的年代，那是一个反抗的年代，那也是一个思想的年代。那时候，一首诗歌所引起的轰动，简直就像当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经历了漫长的精神奴役的青年以及那些不再青春的"青年"，在诗歌中开发出一块青翠的精神绿洲。
人心的温暖和坚韧，玲珑剔透地展示出来。
那是这个萎靡而垂老的民族少有的青春期。那个时代的盛况，是空前的，也几乎是绝后的--至少九十年代以来，再也没有出现这样纯真而饱满的精神生活了。
我很遗憾，没有能够赶上那个黑白分明而没有暧昧的时代。那个诗人们熬夜油印《今天》上街散发的时代，那个在白洋淀的芦苇之中吟唱的时代，那个一边啃着馒头咸菜、一边更加饥渴地阅读"灰皮书"的年代，那个子弹在城市飞舞、饥荒在农村泛滥、思想者走向断头台的年代。
《沉沦的圣殿》中，讲到了郭沫若的第八个孩子郭世英的故事。这位与父亲一样才华过人的青年，却不像父亲那样卑躬屈膝、指鹿为马。他在"说实话，还是说谎话"之间，毅然选择了前者。这种选择在"文化大革命"那个惨酷的年代里，意味着牢狱之灾、皮肉之苦，甚至身败名裂、人头落地。
作为居住在深宅大院里、"党和国家领导人"子女的"天之骄子"，郭世英的人生道路与父亲截然不同：郭沫若在"五四"时代一度曾经是叛逆者，吹奏着新文学嘹亮的号角。后来，为了荣华富贵和官职名号，他心甘情愿地充当伟大领袖的文学弄臣。这时，他虽然地位尊崇，宛如文坛的"泰山北斗"，却连一首像样的诗也写不出来了。
他的儿子郭世英，不愿承袭他拥有的这一切，这用良心换来的一切，而勇敢地宣布：我要与一切戕害人性的制度、一切愚弄人的文化决裂，我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有独立意志和思想的"人"！
当年，父亲曾经尝试过走这条道路，发觉代价太大，很快就放弃了；如今，在更加严酷、更加冷漠的体制下，儿子却毫不畏惧地走上了这条风雨不归路--他们的文学社团被定为"反革命"组织，他以重罪入狱，连父亲也救不了他(懦弱而自私的父亲也不敢出面救他)。
不久，年仅二十五岁的郭世英惨死在监牢之中。直到今天，他究竟是自戕还是死于谋杀，依然扑朔迷离，相关的档案材料后来都不翼而飞。
谁能够破解这个谜呢？
郭世英短暂的一生，是一个悲剧，是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悲剧；他父亲漫长的一生，是一场正剧、喜剧与丑剧的混合，虽然更加丰富而曲折，但缺少动人心弦的伟大力量。这对生活中的"父与子"，比屠格涅夫笔下的《父与子》还要富于戏剧性。卑琐与崇高、怯弱与勇敢、谎言与真理、黑与白、冰与火……它们的对立，本身就是一出惊心动魄的戏剧。
郭世英的好友牟敦白说："郭世英的生命在极其旺盛的时候，以惨烈的形式突然地熄灭，客观的社会环境必然造就出这样悲痛的、震撼人心的结局。"假如让我早生三十年，假如我就在他们的文学小组中，我想，我一定会爱上郭世英的。不是爱他的英俊，而是爱他的忧伤，爱他的勇敢，爱他的"哀民生之多艰"。
我也愿意陪着这样的爱人去坐牢，甚至为他而死。我对死亡丝毫不恐惧，真的。
要是我能够拥有一种值得为之付出生命的爱情，那该多好啊。
《沉沦的圣殿》和《北大诗选》这两本书，让我感慨的另一个方面是：诗人们的现状--要么早逝了，要么出国了，剩下的也没有几个有"正当职业"和"体面地位"的，更遑论继续写诗了。有时，他们连基本的物质生活都无法得到保障。
天妒英才，莫扎特不正是在病痛和饿冻的折磨之下，才三十多岁就死去了吗？而那些八面玲珑的庸人，往往得以健康长寿、儿孙满堂，然后等来朝廷隆重的册封。
掩卷长息，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所以，让我们"化悲痛为力量"(沿用"他们"的说法)，拿起笔来！
廷生，如果你也写诗的话，请一定给我看看，好吗？也许，你抛一块"玉"，我也不吝于回一块"砖"呢？不过，杂文，如你所写的，我也喜欢。
你再有新的作品，寄给我好吗？
我愿意当你的第一读者。
宁萱
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八、廷生的信
宁萱：
这几年北京的夏天酷暑难耐，高温的天气超过长江沿岸的三大火炉。这不是大自然故意跟人类捣乱，这是人类与自然为敌的恶果，北中国的自然环境在近半个世纪里迅速恶化了。
我想，也许过不了若干年，北京就变成一片寸草不生的沙漠。那时候，城里这些趾高气扬的官员和商人们在哪里呢？他们会耗费巨资把自己制作成木乃伊吗？后辈给予他们的木乃伊的是尊崇还是白眼？
你在信中用了好多的篇幅来谈论诗歌。我很久没有写诗了。尽管我同意你对诗歌的评价--在文学的殿堂里，诗歌确实居于最高的位置，但我还是放弃了少年时代曾经尝试过的诗歌的创作。
这种放弃是自愿的。
我为什么不写诗呢？
学者阿多尔诺说过这样一句话，大意是：在奥斯维辛以后，写诗是一件残酷的事情。这个意思移用到中国，就是：经过类似于"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惨剧之后，写诗也是一件残酷的事情。
在中国，仄迫的、被谎言包裹的现实，已然不允许任何具有诗意的东西存在。在现实生活中的那些骇人听闻的真实尚未得到充分展现之前，如果刻意和矫情地去写诗，无疑太过奢侈。
从八十年代末年以来，我一直没有获得那种从容的、审美的心境。目睹着身边发生的一切，我在愤怒与悲凉之间彷徨于无地。
诗离我越来越远了。诗像玻璃一样，太容易破碎。而与邪恶面对，你必须拥有坚强的质地。
我也喜欢读曼德尔斯塔姆的诗歌，他的诗歌有着水银一样的密度，又像水银一样流动着。我的第一本书的书名叫《火》，灵感来自于鲁迅先生的《死火》。后来，我发现曼德尔斯塔姆在流放中最后的诗篇就叫《火与冰的泪水》，这是一种神秘的巧合，它说明在人与人之间具有某种奇妙的连结纽带。
最近，我还看到台湾诗人洛夫的一首诗歌，也描述了近似的意境。他的诗歌中虽然没有"冰"与"火"强烈的对立，却有"水"与"火"的明显比照。不妨抄几句给你：
浮在河面上的一双眼睛仍炯炯然
望向一条青石小径
水来，我在水中等你
火来，我在灰烬中等你
这样的诗句，我想你一定会喜欢的。
《火与冰的泪水》是曼德尔斯塔姆诗歌创作的终结，堪称"天鹅的绝唱"。在这些诗篇里，诗人展示了他想象力的丰富性和独特性，说出了他的预言以及他对厄运和救赎的庆贺：
成垛的人头在向远方徘徊。
我缩在其中，没人看见我。
但在富有生趣的书中，在孩子们的游戏中，
我将从死者中升起，
说太阳正在闪耀。
可是，诗人悲惨的死亡实在让我心碎。
曼德尔斯塔姆被送进了集中营，在零下四十度的西伯利亚，在一间没有暖气的破房子里，他被强迫脱光衣服，并遭到残酷的拷打。他像木头一样倒下，再也没有站起来。他像死狗一样被扔到荒郊野外，他的肉体迅速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曼德尔斯塔姆没有骨灰。他的遗孀娜嘉把丈夫的诗歌像骨灰一样保存着。诗歌藏在一只铁锅里，然后带着铁锅东躲西藏，逃避特务们地毯式的搜查。
当铁锅也不安全的时候，娜嘉只好焚烧了手稿，她将诗歌一行行地铭记在心中。夜深人静时，她依靠吟诵丈夫的诗篇来抵御寒冷和孤独。
她告诉自己，必须活下去，为了诗歌，为了丈夫，更为了自己。
我觉得，在一个寂静无声、恶行肆虐的时代，一个写作者在写作诗歌之前，更应当彰显恶人们的恶行。当罪恶还在肆无忌惮地横行的时候，躲在小房子里写诗，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对自己危险，对别人也危险。我们首先要建立起一道坚固的屏障来，我们要让这道屏障保障诗人和所有普通公民的生存。
关于海子，我想跟你深入探讨一番。我当然也喜欢海子的诗歌，尤其是他的短篇抒情小诗。相反，那些他自己非常得意的长诗，我丝毫也不看好。我认为，他的才华不在于此。他梦寐以求想当王子，这不好。
你所引用的海子的那首小诗，也是我最喜欢的。
海子所咏唱的爱与幸福，散发着永恒的魅力，增添着我们生活中的亮色。摩罗根据这首小诗写过一篇题为《体验爱，体验幸福》的文章，爱与幸福这两种质素都是我们这个民族所匮乏的，在中国的当代文学中也长期缺失。海子的诗歌中有星星点点的亮色，已经相当了不起了。
在我的第一本书中，我曾经用歌颂的语言写到过海子，写到过他的生存与他的死亡。但是，经过最近两年多的思考，在反复研读海子的作品之后，我对他又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和评价。
很遗憾，这些认识和评价是负面的。死者本来不应该受到打扰--在这里，我仅仅把他的文字作为当代思想史上的一份重要材料来讨论。
海子的诗中有不少我所认定的"毒素"。最突出的是，他有一首诗题目叫《秋天的祖国》。诗的副题清楚地表明，这是献给某"大人物"的，姑且隐去不彰。我读了以后，难受得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诗中有这样的句子：
"他称我为青春的诗人爱与死的诗人∕他要我在金角吹响的秋天走遍祖国和异邦……土地表层那温暖的信风和血滋生的种种欲望∕如今全要化为尸首和肥料金角吹响∕如今只有他宽恕一度喧嚣的众生∕把春天和夏天的血痕从嘴唇上抹掉∕大地似乎苦难而丰盛"
这样恶心的诗句是不可饶恕的--即使用单纯、天真、幼稚、浪漫、糊涂这一切的字眼和理由来解释，我也决不原谅写出这样的诗句来的海子。
把鲜血诗意化，意味着又一次的血流成河；把屠杀诗意化，意味着又一次卑鄙的残杀。不能因为尊重伟大领袖的浪漫诗情，就漠视在三年"人祸"中活活饿死的三千万到五千万老百姓的生命。不能因为赞赏伟大领袖的青春气息，就淡化在"文革"乃至历次政治运动中被以各种各样方式折磨至死的数千万中国公民的生命。
对苦难的讴歌是虚伪的--如果不思考并杜绝苦难所产生的原因；
对理想的颂扬是危险的--如果用权力来强迫别人接受你的理想。
"如今只有他宽恕一度喧嚣的众生"，这是海子的诗歌中最可耻的败笔。究竟谁享有"宽恕"的权利？在海子看来，领袖成了上十字架的耶稣，他高高在上地宽恕了芸芸众生，真是这样吗？
我认为，事实恰恰相反。施虐者宽恕被害者？这是什么混账逻辑？
宽恕的权力，不在领袖那里，而在普通公民们那里。
每一个死者和生者，每一个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有良知和责任感的中国公民，都不会宽恕那些以诗歌和"主义"为面具，玩弄权术、满足个人私欲、践踏公民生命、破坏神州环境的历史罪人们。
我认为，无论一个人多么具有浪漫的诗人气质，无论一个人拥有多么宏大的理想，他都没有权利拿别人的生命来做实验，他也没有权力强迫别人无条件地跟从他去实现这个理想。
这是一个一点也不复杂的常识。然而，诗人们却经常违背常识。
在这里，海子混淆了"先知"与"罪人"的界限。海子将"罪人"当作"先知"来歌颂，这并非他一时的失误，这表明他的内心深处存在着蠢蠢欲动的毒素和魔欲。有的时候，这些毒素和魔欲支配了他、占领了他。人生而平等，人不可能成为神。"伪神"是最大的"罪人"，膜拜"伪神"是一种极其严重的罪行。僭主残暴的统治违背天道，必然是邪恶的。
我一直认为，再伟大的诗人也不应享有违背常识的豁免权。诗人也应当遵循每一个公民都遵循的律法。
当年支持法西斯暴行的大诗人庞德，也得接受人间律法的审判和惩罚。
因为犯下了鼓吹法西斯主义的严重的罪行，庞德被美军装进笼子里示众。尽管这种惩罚丝毫没有顾及诗人的人格尊严，但是我一点也不同情他的这种可耻下场。
道理很简单：如果我们同情并豁免庞德--仅仅因为他是一个杰出的诗人，那么，谁来同情那些被法西斯虐杀的、籍籍无名的犹太人和参加抵抗运动的战士呢？谁来替那些受尽折磨的无辜生命讨回公道？普通人的生命和尊严，难道就比不上诗人的生命和尊严有分量吗？
我认为，正义的砝码重于艺术的砝码。
因此，所有颠倒常识的话语，我都会毫不留情的批驳，包括海子在内。
在一个根本没有丝毫诗意的世界上，假如诗人硬要制造诗意，那只能是虚假的诗意；人间本非天国，假如硬要把人间当作天国，那么撒旦就会趁虚而入，成为骑在我们头上的、绝对的、暴虐的统治者--这也许是我的"杞人忧天"。但是，这种隐忧或许是必要的。
我们必须警惕并诅咒恶人与恶行。
这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的义务。
《圣经》中说：
试看恶人因奸恶而劬劳，
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虚假。
他掘了坑，又挖深了，
竟掉在自己所挖的坑里。
他的毒害必降临到他自己的头上；
他的强暴必落到他自己的脑袋上。(《诗篇7：14-16》)
把恶人当作义人，就是帮助恶人为恶，就是遮蔽了义人的正道。所以，我要严厉地谴责海子--在热情地赞扬他的同时。
谈了一段海子，我还想谈《沉沦的圣殿》。
宁萱，你在信中提到的《沉沦的圣殿》，也是近年来我很喜欢的一本好书。这是一份极其珍贵的、活生生的史料。主编这本书的四川诗人"廖胡子"是我的好朋友，以后有机会我引见你认识他。不过，九十年代以来，老廖就不再是"诗人"了。当诗歌失去对当下生活的疼痛感之后，他自然而然地放弃了诗歌的写作，而作为一名底层社会学者开始他独特的社会调查。
老廖是一位生活在现代社会的古典大侠。他头大如斗，头光如镜，粗暴的外表里面，却有一颗温和的心。他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却还能够时时发出爽朗的大笑，他的笑声是人世间最纯净的笑声。
我相信，见了面之后，你一定会像我一样喜欢廖胡子的。
你还谈到书中有关郭世英的章节。郭世英的有关材料，以前我就看了很多，老早就想为他写点什么。他不应该被历史淹没。他的名字应当比他父亲的名字更高贵。
这个英俊而忧郁的青年，我北大的学长。他在疯人院里嚎叫，而他的父亲在王府花园里练习书法。他发现了恶人的恶，他忍无可忍。
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存的空间，尽管他生存得艰难且苦痛；而在红旗飘飘的中国，却没有这名具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气质的青年的立锥之地，尽管他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儿子。
如果说郭沫若让人不齿，那么郭世英则让人仰视。
我的童年时代，曾经在郭氏老家所在的小镇乐山沙湾生活过。我去过郭沫若的故居，那是大渡河边的一群阴晦的宅院。这种宅院的生活，固然会让少年郭沫若产生叛逆的心理，但是在另一方面，也使他对权威产生天然的膜拜。郭沫若的一生，一直被这样一种极度分裂的人格所左右着。
大渡河滚滚东流，是清是浊，人人心中有数。
一九四九年以后，郭沫若尽管被推为文坛继鲁迅之后的"旗手"，并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但他在上层并不受尊重。
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从小随父亲出入于最高层的交际圈中，观察到了许多外人不得而知的细节。她在回忆录中提到，一九六零年，郭沫若的《蔡文姬》上演，当场一位将军半开玩笑地大声说："曹操如果像郭老写得这样好，我就介绍他入党。"
这一细节给罗点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年以后，罗点点评述说："我不记得郭沫若先生当时是否在场，但这种玩笑中包含的轻佻和不以为然，以及周围人对这种玩笑心领神会的响应，却留在我的印象里。对我的判断力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说来难以置信，我们这些小孩子也会势利地在这种玩笑中辨别出一个人在党内的地位是否重要。"这一画龙点睛般的评论，让我产生了许多感想。
《圣经》中说：
人必按自己的智慧被称赞，
心中乖谬的，必被藐视。(《箴言11：8》)
的确，一个不尊重自己的人，自然不会获得别人的尊重。"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郭沫若真是咎由自取啊。
在我看来，《沉沦的圣殿》不仅是一本文学史的重要资料、一本鲜活的人物传记，更是思想史顽强跃动的脉搏。这本书中，除了诗意盎然的部分之外，还有不少冷峻、严厉的"反诗"的部分，不知你是否注意到了？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朦胧诗的重要成员周舵。他在《当年最好的朋友》一文的后半部分，借题发挥地说了一段话："中国百年来的大灾难，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特别是具有诗人气质的那一部分人)所为。他们自命精英，其实满脑袋浆糊，连基本的常识都不具备。比如说，不疯比疯好，健康比病态好，这应当是常事吧！中国的知识分子偏偏要反过来说，疯比不疯好，病态比健康好；不但自己病，不疯的也要想办法疯，而且不搅到中国人统统不疯掉不算完。倒是老实本分的劳动人民，虽说知识不多，起码不疯，有健康人的常识，包括慈悲和同情心在内。所以我说，最可怕的不是无知，是系统化知识化的偏见偏执，那种东西十之八九要把人逼疯，把世界搅得鸡飞狗跳。"这是我迄今为止看到的对"诗人"最严厉的批评。这些话正是我想说的，而周舵说得比我好，所以我干脆直接引用了。
周舵还说："我的坚定的立场是：除了人本身--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体的生命、健康、幸福和自由发展--之外，世上根本没有什么其他更值得不惜付出生命代价去追求的目标。离开这个基本的人道主义立场，各式各样冷酷残忍的主张都可以乘虚而入，人类的整个伦理道德体系都会彻底坍台。"周舵是在普遍患了"自恋症"的诗人群落中，罕见的一个能够"反观自我"的清醒者。周舵的判断准确而敏锐。那些歌颂顾城的诗人和学者们，应该认真地读一读这段话。难道一个优秀的诗人就有杀死他人的权力？难道诗人的杀人就可以被我们当作一件卓越的"行为艺术"？这是一种多么荒唐而背谬的逻辑啊。
然而，直到今天，还有那么多大大小小的诗人和作家们，像一群刚刚吃饱猪食的蠢猪，疯狂地在泥潭里打着滚。在他们所谓的"浪漫情怀"背后，是粗鲁鄙俗的领袖欲望和残酷血腥的暴力倾向。
看看最近几年来发生的那些诗坛的争斗吧，他们从观点的争论发展到文字的辱骂，从文字的辱骂发展到当面的侮辱，从当面的侮辱发展到动手动脚乃至大打出手。据一个亲历者告诉我，诗人们在一次会议上爆发的打斗，比起香港电影中的黑社会火并来，更加龌龊、更加热闹、也更加不堪入目。
中国的"诗坛"上，活跃着这样一群披着羊皮的"狼"。他们已经写不出诗歌来了，也丧失了对美和苦痛的感知。他们却懂得制造"事件"来引起公众的注意，也懂得如何把自己操作成一个"品牌"。这些所谓的"诗人"们，尤其工于让外国人关注他们的"探索"--这意味着获得出国的机会。此时此刻，谈论他们简直就是破坏我的心情。
我说了这么多诗人的"坏话"，并不表示我对诗歌本身的排斥。相反，我跟你一样热爱诗歌。我很惭愧自己丧失了写诗的能力。但是，我知道你还愿意写诗，那么何必非得"投之以李，报之以桃"呢，你就大大方方地寄几首大作给我吧--幸好，我还没有失去欣赏诗歌的能力。
宁萱，我不知道信封上的地址是否就是你工作的地点，你在做什么工作呢？我很想知道你工作和生活中的一切，只要你愿意告诉我。
廷生
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九、廷生的日记
一九九九年七月六日
一个星期了，还没有收到宁萱的回信。
每天中午，从图书馆回到四十七楼，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立刻去收发室取信件，一发现没有宁萱的信，心中就有些淡淡的失落感。
有盼望才会有失落。
那么，我是期盼收到宁萱的信了？这种感觉，自从初恋结束以后已经很久没有过了。两年淡如止水的生活，我自动关闭了心扉，不让一个女孩子进入我的心灵深处--她们远远地望一眼便走开了。孤独是一垛修满烽火台的城墙，灵魂被困在围墙内，没有办法突围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