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扎诺夫说："我们为爱而生。成就不了爱，我们就会在这个世界上忍受煎熬。成就不了爱，我们就会在那个世界里受到惩罚。"我忍受了许久的煎熬，有没有获得拯救的希望呢？
"曾经沧海难为水"，究竟什么样的蝴蝶，才能够从沧海的这一端飞到沧海的那一端呢？
那一次的伤口很深，我差点认为再也没有办法愈合了。现在，随着时间慢慢的推移，我渐渐地开始忘却、开始康复。我担心别人无意之中往上面撒盐，便把伤口一层一层地遮掩起来。
我希望，有一天，无意间撩起衣襟的时候，却发现心口的伤疤已经消失了。
我感觉到，这一天，就快来临了。
虽然我曾经爱过，但我并没有真正的"爱情"体验。"爱"可以是一个人的事，即使对方不爱你，你也有去爱的权利；而"爱情"则必须是两个人的事，《庄子》中说"相濡以沫"，大概这就是爱情的最高境界吧。
每一个眼神都能够得到回应，每一个脚印旁边都有另一个脚印--什么时候，我才能够获得这样深切而幸福的体验呢？
暑假我要回四川老家，回家前不知道能不能收到宁萱的来信？想念着她，读她的来信，成了我枯燥的生活中唯一"不枯燥"的部分。
我不知道她的模样，不知道她的家庭，不知道她的工作。除了几张薄薄的信纸，我几乎就不知道她的一切--甚至她爱穿什么样的衣服、她留着什么样的发型、她有什么样的兴趣爱好。
但是，我内心分明感受到了我与她之间的一种亲近、一种契合、一种"心有灵犀一点通"。
这究竟是幻觉，还是真实呢？
她不会不给我回信的。是不是我在上封信中说错了什么？女孩子的心思太复杂，像电脑的芯片一样，我无论怎么揣摸都弄不懂。不过，即使我的措辞有不能达意的地方，宁萱大概也不会在意的，她应当不是那种小心眼的女孩。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宁萱没有给我回信呢？百思不得其解。唉，我越想越头疼。
我自己似乎在发生着某种变化--我对异性的敏感正在恢复之中。
与其在这里挖空心思瞎想，不如再给她写一封信。
千金易得，一个红颜知己难求。
我不愿意做岩石，不愿意做孤岛。因为岩石与岩石之间、孤岛与孤岛之间，虽然"同晒着太阳，同激起白沫，同守着海上的寂静"，在如此亲密的关系下，却是彼此陌生的灵魂。
它们从来没有倾听过对方脉搏的律动声，也从未认识生命显示予对方的容颜。
我要勇敢地去爱，勇敢地去受伤。
第二章 鸽子
两个人要真正相爱，其艰难程度，有时超乎我们的想象之外；其容易程度有时也超乎我们的想象之外。我想如果我们用爱、自由和美来抗拒暴雨、抗拒狂风、抗拒霜刀雪剑，我们就有了必胜的信心。
一、廷生的信
宁萱：
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还没有收到你的回信。是不是我的信给邮局弄丢了？请原谅我的催问，我实在是害怕失去一个能深入谈心的朋友。
每当摊开信纸给你写信的时候，我才明白"天涯若比邻"的意思。地理意义上的"远"和"近"，跟心灵意义上的"远"和"近"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心灵接近了，空间上的距离就可以被轻易地克服；而心灵遥远，即使每天都生活在一起，也会如同陌生人一样。
校园里一般来说都是平静的，我喜欢这种平静的氛围。但是，最近我们系里却发生了一个不平凡的事情。这是一个发生在我身边的悲惨的爱情故事。在这里，我想给你讲述一下。
学校快要放假了，今天我去系办公室，发现门口聚集了一大群人。有一对中年夫妻正在声嘶力竭地呼喊："凶手！凶手！还我女儿！"天气很热，他们一头汗水，泪流满面，脸上的肌肉也因为愤怒而扭曲了。
在北大中文系门口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于是，我赶紧向旁边的同学打听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果然，系里前几天发生了一起惊天大事。我一向对学校里的"新闻事件"不感兴趣，获知各种消息也颇迟缓。谁升官了，谁得奖学金了，向来不在我关注的范围之内。但这件事却让我深受震撼。
原来，这对中年夫妻的女儿是比我低两级的小师妹。女孩是北京人，家境优越，能歌善舞，刚进大学校门就显得分外引人注目。高中的时候，她埋头苦读，不知感情为何物。进了大学，情窦初开，爱上了班主任老师。
老师是刚刚毕业的博士，一表人材，口若悬河，学识渊博，自然轻而易举地掳获了少女单纯幼稚的心。女孩疯狂地爱上了老师，不顾一切地爱上了老师。那第一次喷涌而出的爱，是任何力量也不可抑制的。老师刚刚离婚，也正寂寞着，便半游戏半认真地接受了女学生的爱情--在他看来，有，总比没有好。
女孩把自己给了老师，她给老师做饭、洗衣、打字，她像藤一样依附在大树上。然而，老师不愿意当大树，老师以为这不过是一场短暂的春梦。梦醒之后，便如同什么也没有发生过。老师是研究"后现代文化"的，希望自己的现实生活也充满"后现代"的游戏色彩。
有一天，老师轻轻松松地告诉女孩，他已经不再爱她，她应该去寻找更好的爱人。老师认为，他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周喻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两不相欠。
女孩的世界崩溃了。女孩默默地离开了老师，没有流一滴眼泪。这不是女孩一贯的反应。
老师感到有些诧异，更多的却是如释重负。
女孩回到家里，父母还在上班，要晚上才能回家。她做了一顿丰盛的饭菜，自己吃了一小半，大半都留给父母。她还在桌子上留了一张纸条。
然后，女孩走进卫生间，打开浴缸中的温水。她安详地在卫生间里脱去全身所有的衣服，赤裸裸地躺进浴缸里。
她拿起小刀，毅然割开自己的手腕。她忍住疼痛，她的心已经死寂，肉体的疼痛算不了什么。
鲜血涌了出来，像一眼汩汩的泉水。鲜血与浴缸里的温水融合在一起。她静静地闭上了眼睛。
剩下的便是父母回家时的惊叫，以及呼啸而来的警车。
然后，便有了我此时此刻见到了这一幕--伤心欲绝的父母到系里讨"说法"来了。这一行为虽然不可能唤回女儿，但这是父母减轻痛苦的唯一方式。
女孩看了太多的小说。她选择了一种浪漫的死亡方法。她遭遇到了残酷的爱情，她只好用生命来报复。我们可以不理解她，但除了她的亲人以外也没有权力指责她。
爱情如山峰，人就像登山者。
这座表面宁静的校园里，其实隐藏着汹涌的暗流。
每个人都掌握着进攻的主动权。即使是一个没有一兵一卒的将军，最后还可以对准自己的头颅开枪。这一枪就是将军最后一次伟大的进攻。
我不想从道德伦理的角度谴责那个老师，许多人已经那样做了。他与我想要谈论的"爱情"无关，他不值得我浪费笔墨。
我想谈那位小师妹。她与我同处一个校园、一个系。我也许没有见过她，也许见过--在哪位教授的课堂上擦肩而过。我能够体味到她的执著和决绝，虽然她身边的女孩们都会嘲笑她"太傻"。
九十年代是一个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全面胜利的年代。九十年代的信仰只有一个字：钱。在我们这个没有上帝的国度里，金钱成了上帝。这是一种可怕的"伪信仰"。
那些人，他们会为《泰坦尼克号》中虚假空洞的爱情而流泪，却不会怜悯身边朋友惨烈的悲剧。他们的爱情写在纸上，印在电影屏幕上，吟唱在流行歌曲中。他们会对身边的叛经离道者和真情至爱者自始至终地持以冷漠与嘲笑，因为叛经离道者和真情至爱者破坏了他们已经相互默契的"游戏规则"，并将他们置于一种难堪的境地。他们的"自尊"是不容伤害的，在现实生活中，他们要维持这样一种不温不火的"度"。归根到底，他们其实不相信爱情。
而我，始终相信有爱情的存在。
所以，我为那个女孩而哀痛，她像一个美丽的瓷器一样破碎了。
破碎了，便不再流泪；破碎了，便不再疼痛。
词人元好问叹息说："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这是千古的疑问，任科技如何发达、政教如何昌明，人类还是无法解决。宁萱，你的身边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吗？
明天，我要把我的其他几本书寄给你。虽然每一本书里都有那么多让我不满意的地方，但我还是想让你读到我的每一篇文字。我想，我的最好的作品，应该永远是"下一本"书。
你只看过我的第一本书，它仅仅是我的思想和生活的一小部分--到了今天，许多观点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希望你能够了解到我更多的想法，我更希望获得你尖锐而锋利的批评。
直觉告诉我，你对我的批评会毫不留情面，会切中肯綮。你会是我的一名"畏友"。
在如同白驹过隙的一生中，"畏友"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廷生
一九九九年七月八日
二、宁萱的信
廷生：
我刚刚从一个与现代文明隔绝的地方回来，从死亡的边缘回来。
你的两封信都放在我的办公桌上。像是上辈子发生的事情。
原谅我没有告诉你我的行程。因为在启程前，我就决定不告诉任何人，包括爸爸妈妈在内。
我去了一趟西藏。不是坐飞机去的，而是跟探险队的朋友一起开车去的。我们从青海进入西藏，专门挑险路走。一路上，我们遇到了好几次千钧一发的险情。就连那些常年登山和探险的壮汉，在生死一线牵的时刻都吓得魂飞魄散，人人都以为真的回不来了。
然而，即使在最危险的时刻，在那泥石流向车队涌来的时刻，在不远处的雪山崩塌的时刻，我也没有丝毫的惊慌。别人都惊叹：你小小年纪，居然有如此定力，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说，真是不可思议。
其实，电光火石之间，我突然想起了你，我远方的知音--你在干什么呢？在图书馆里"视通万里，思接千载"吗？
我去西藏不是为了看风光、不是为了赶时髦，而是为了寻找信仰、为了体验死亡。我想看看西藏那些有信仰的农民是怎样生活的，我想看看他们的笑容和眼泪。我甚至想跟他们一样，高高兴兴地葬身在那冰川之上。
记得你写过一篇《徐志摩：我想飞》的文章，我很受感动。徐志摩想飞，他终于让自己的灵魂飞翔在天空中，他终于不再受到世俗的牵累和羁绊了。他离开的那一瞬间，快乐一定多于恐惧。
我不想飞，我只想找个地方安安静静地呆着，尝试着过一过那种没有遭到污染、没有受到腐蚀的生活。我只想重新定义"健康"、"幸福"和"充实"。
在去西藏之前，我写下了一段潦草的文字。本来是想万一我回不来了，给亲人们看的。现在，既然我又回来了，我想把它烧掉。它代表着我那段阴晦的生命，幸好都已经成为过去。
在烧掉之前看，我抄几段给你：
我想要去西藏，吃苦受累也要去西藏。
今年，我二十四岁，我从大学毕业已经三年多了。
在我的灵魂遭受一次创伤之后，我的身体是多么的疲惫和虚弱，我的精神压力是多么的巨大和沉重。我吃不好，睡不沉，整日惶惶然没有着落。
在这个喧嚣的城市里，无论是佳肴、医药还是健身，都已不能再拯救我了。我必须去过简单的生活，劳动、阳光、空气，不想乱七八糟的事情，饿了吃得香，累了睡得沉，不是心累，而是体力劳动的累，那样酣畅淋漓的累，酣畅淋漓的睡。
我总是看书，看了无数的书，没完没了地看，以至于有时厌倦到了极点，只想呕吐，再也看不下一个字，对一切书都厌倦，只觉得它们像沉重的石块压在我的心上。
我却从来没有写过什么。其实，我想写，也应该写，我觉得心中淤塞着真难受。
我太寂寞了，我渴望交流，却容易瞧不起人，那么最好的就是以文字写出来给人看，作这种单向的、安全又真实的交流吧！
其实，我从来不想做虚伪的人，我比谁都真诚、热忱，是容易扒心扒肝地对人的人。可是我却看不到值得我信赖的人，总是令我失望，总是让我更加失去希望，让我越来越厌倦这个世界。如果有一天我真的那么幸运，遇到了我真爱的人，我就把我的一切都告诉他，把我最羞于见人的"坏"告诉他，把一切一切我苦苦掩饰的秘密全部都清清白白地告诉他。我一定要在真爱的人面前做最彻底最真实最轻松的我！绝不对他有半点的保留，就这样给他一份最真实最诚挚的爱！我渴望！
我马上就要去西藏了，如果我回不来，这就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文字，爸爸妈妈和弟弟会看到。廷生却看不到。爸爸妈妈和弟弟都不知道我有这样一个没有见过面的朋友。痴心热爱文学这么多年，却一直疏于动笔，好歹这也算一篇作品吧。
虽说天空不会留下翅膀的痕迹，可是匆匆飞过的小鸟却依然希望地上有一瞬注视的目光啊！
写着写着，我又想流泪了。为什么一再发誓永远不哭之后，我仍然那么容易流泪？我恨自己，总是要哭，要流泪，真恨不能去做个手术把泪腺切除了！再不准哭了！
这大概算是我的"遗书"吧。但愿里面那些厌世的、冷漠的情绪不要感染和影响你。
我已经平安回来了，经历了一次精神的洗礼，身心都舒畅了许多。
当我在西藏仰望到以前无法想象的那么高、那么蓝的天空时，就感到个人小小的痛苦实在算不了什么。当我站在地球上离天空最近的一块土地上时，我躁动的心灵开始安静下来。
在这里，时间就像转经轮一样，永恒不变、亘古如一。
每个人都有一条自己的朝圣路。我要让自己的心胸像高原一样空旷、像天空一样清澈。
我在西藏两个月，认识了不少藏族的朋友，有老人，有少女，也有孩子。我在墨脱的一户牧民家里住了整整一个月，我跟他们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劳动，一起祈祷。
我苍白的脸颊被高原的阳光照耀得脱了一层皮。我学会了喝酥油茶，学会了吃羊肉，学会了挤羊奶。累了就在草地上打几个滚，与大地的胸膛亲密接触，我听见了大地的心跳。
满脸皱纹的藏族老奶奶说，好姑娘，我看到了你的心里有一处伤口。不过，不用担心，我们这里的地气是最好的药物，连你心口上的伤也能医治。
跟我相好的藏族女孩，还给我取了一个藏族名字--"格桑美朵"。
你说这个名字好听吗？你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吗？
我在西藏的故事，两天两夜都讲不完。有的感受，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复述的。以后，我会一点一滴地告诉你。那些浮光掠影的关于西藏的游记，千万别去看，它们就像是腐败变质的食物，会败坏你的胃口。说到底，西藏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特殊，它不是一个"世外桃源"。在西藏寻找不到纯洁与安宁，因为纯洁与安宁只存在于我们每个人心中。
我在布达拉宫的大殿里，看到了不少脑满肠肥的老板，有来自沿海的，也有来自港台和东南亚的。他们将大把大把的钱塞进香火柜里，但他们脸上的神态，依旧是贪婪、焦灼和傲慢。他们捐香火钱，不过是想求得更多的钱罢了。对于他们来说，西藏跟上海、广州、香港、新加坡又有什么差别呢？
回来以后，我更深刻地体认到，只有心灵自由了，才能在不自由的外部世界寻觅到自己身体的自由；只有心灵透明了，才能用一双透明的眼睛透视暧昧的、不透明的世界。
去西藏只是一种形式，一种"证明"。这次旅行让我更加珍惜我的内心。
我会慢慢地给你讲述我自己的故事。
我在大学里学的是金融。本来想学文学，可是爸爸不同意。我便违心地进了国际金融系。那是一个最热门的、也是离心灵最远的学科。我对课程没有多大的兴趣，却照样能够得到最好的成绩。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阅读诗歌和小说，我敢说，中文系十有八九的学生读的书赶不上我多。
后来，我慢慢发现，学金融也有学金融的好处--文学只能当作业余爱好，不能当作职业。当一个人有了一只饭碗之后，再回过头去面对文学，心态会从容很多。一个作家如果整天想着作品要卖多少钱，他的写作必然受到伤害。为什么俄罗斯的作家能够写出惊天动地的巨著来呢？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贵族出身，衣食无忧，不必担心油盐酱醋的问题，所以他们才能在形而上的领域内高高地飞翔。
你们四川有一位叫钟鸣的作家，写过厚厚的三大本书，书名就叫《旁观者》。我很想做一个文学的旁观者。许多时候，正如苏东坡所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而我作为一名旁观者，反倒能够看得清清楚楚，看出大人物们肺腑中的阴影，看出文字背后的虚弱和慌乱。我有这样的自信--我自认为我的文学鉴赏力强过许多知名的文学评论家，尽管迄今为止我连一篇正经的评论也没有写过。
英国作家毛姆是一家公司的小会计，他白天在公司里拼命地记账、演算，晚上利用仅有的一点点业余时间在家中写作。我比毛姆幸运，在公司还有"一官半职"，上班时常常偷看文学作品，就像学生时代那样，狂热而带着一点惧怕。学生时代害怕老师，现在害怕老板。
初中时候，我在上语文课时看李敖写的《千秋评论》，一不小心被老师收缴去了。结果，这本书让老师自己也看得入迷，后来再也不肯归还给我。现在，因为我在公司里工作能力强、工作效率高，算是"小红人"，香港老板多少还有些"纵容"我。他看见我读闲书，至多咳嗽一声。我听到之后，飞快地将书塞进抽屉里，然后正襟危坐、像模像样地盯着电脑。
你信中讲述的那个悲惨的爱情故事，我很受震动。与之类似的事件，当年我们学校里也发生过。我相信，今天很多校园里依然还在发生着。我最难过的是，最后它们都成了看客们的谈资。多少鲜血和眼泪，也唤不醒那些麻木的心灵。我最厌恶的便是看客，可是他们像苍蝇一样多。
心灵的"石头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危险的趋势。当我们成了石头和钢铁制造的人之后，我们固然刀枪不入，可是我们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呢？
人类理性的增长，并不意味着爱的减弱。洛扎诺夫说："我们不是因思考而爱，而是因爱而思考。甚至在思想中，首要的仍是心灵。"
每年，我都有好多机会到国内外出差，尤其常到北京。以前，我是最不愿意出差的，舟车的劳累以及异乡的陌生感觉，让我在每一次出差之后，都留下不愉快的记忆，好久才能恢复过来。
以前，北京给我的是"大而无当"的印象。我感觉到，北京有一种不可一世的"霸气"，北京的街头巷尾充斥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我曾经与皇帝做过邻居"的神态。自小在江南长大的我，习惯了江南的细腻与温馨，当然不喜欢大大咧咧、吆三喝四的北京。
但是，现在不同了，北京有我一位心中牵挂的朋友，北京成了一个我梦中思念的地方。以后，我有机会到北京，一定去京城西北角的燕园看你。
那时，也许会是秋天。听说，秋天是北京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有许多金子般的银杏叶，在秋日暖和的阳光下闪烁着。
不知道在京城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在一张张陌生的面容之中，你能否分辨出哪一个是远方的来客？
宁萱
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三、廷生的信
宁萱：
收到你的信的时候，我刚从四川家中回到学校。
我没有收到你的回信，带着遗憾回了家。即使在家中，也一直在想：回学校后，有没有你的回信呢？我真的有这样的担心：会不会从此与你失去联系？你会不会像一道闪电一样，在我的生活之中闪烁了一下，就突然消失呢？每当想到这里，我就产生了从所未有的慌乱和空虚。
没有想到你居然经历了这么重大的一个事件。事前，我在你的信中，没有发现你打算去西藏的蛛丝马迹，你瞒住了我。尽管我知道你很孤独，但我没有想到你被孤独折磨得如此之深。要是知道你如此孤独无助，我会给你写更多的信，我会及早抽空到扬州去看你。
西藏是一个有信仰的地方，一个有神的地方。对于那些虔诚的人，我向来保持十分的敬重。但是，我认为，对汉人来说，西藏永远只能是一面镜子，我们不可能真正"进去"。他们与我们太不一样了。我们应当尊重这种"不一样"，歧视和嘲笑，最终侮辱的还是我们自己。
但愿西藏之行，能够带给你巨大的精神力量，带给你澄明的生命意识。你在信的最后几段中所表达出来的态度，正是我希望看到的你的生活态度：明朗、坦荡、充实、欣喜。
我询问懂藏语的朋友，他说"格桑美朵"的意思是"草原上白色的花朵"。"美朵"是一种只有西藏才有的纯洁的小花。这的确是一个美丽的、让人浮想联翩的名字。
其实，"宁萱"这个名字我也很喜欢。"萱"就是忘忧草的意思，你要是真能够忘却所有的忧愁、快快乐乐地沐浴在阳光下就好了。
你的藏语名字是花，汉语名字是草，它们都是土地上美好的生命。它们的根系伸向母亲的怀抱，它们的脸庞朝着阳光的方向。它们谦卑而快乐地生长着，向上苍表示感激。《圣经》中说：
谦卑的人必承受地土，
以丰盛的平安为乐。(《诗篇37：11》)
我祈望你平安，祈望你快乐，祈望有了我这个远方的朋友，你从此将不再孤独。
这学期，我打算搬到宿舍外面去住。北大有着全国高校中最好的"软件"设施--最好的学习氛围、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图书馆；但是，北大的"硬件"设施却连某些重点中学也比不上--北大的教室、食堂和浴室永远人满为患，排长队是北大每个学生的"例行功课"。而且，北大的宿舍大概是全国大学中最差的。
本科时候，我们是六个人一间小小的宿舍，上研究生以后稍微好一点，减少为四个人。四个大小伙子挤在一间十五平方米的小窝里，就连转身都显得困难，偏偏大家又都是中文系的学生，中文系的学生有一个相同的特点--每个人都拥有一大笔藏书、每个人都是痴迷于书籍的"书虫"。书比人还需要空间，书堆在窗台上，堆在床头上，堆在每一个可以堆放的角落里，直到连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为止。
我的小床上，有"半壁江山"就是由心爱的书籍占领着。晚上睡觉，连翻个身都很困难。有一次翻身碰倒了一堆厚厚的书，它们像倾泻的洪水一样，立刻将我掩埋起来。同屋的同学都惊醒了，以为发生了一场地震，模模糊糊地都想往外边跑。幸好是虚惊一场，我也没有一点皮肉之伤。此后，还得在提心吊胆中进入睡眠，因为可爱的书籍们还在不断地蚕食着我的地盘。我找不到别的地方来安置它们。
而且，我们的宿舍晚上还要定时熄灯。这是学校里最不合理的措施之一。听说，八十年代的学长们曾经就此事愤然抗议，并获得成功。但是，到了九十年代，一切又恢复原状，这时的学生再也没有"仰天长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气度了。在九十年代死水般的校园里，学生是最无足轻重的一个阶层。风云激荡之后，我们又成为被束缚在各种"规矩"之内的螺丝钉，连用电的自由也不敢去争取。有时候，我写一篇文章，正写到兴头上，偏偏灯给熄了，好不扫兴。只好点燃一支蜡烛，与古人一样"秉烛而书"。
有出去单独住的想法已经很久了，但一直没有得以实施。这学期，我想无论如何也要搬出去，因为很快就要做毕业论文了，我希望有个安静的、独立的空间。
我打算跟法律系的一位好朋友萧瀚一起合租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共用客厅、厨房、卫生间，然后每人单独拥有一间小小的卧室兼书房。没有个人隐私的集体宿舍的生活，已经让我无法忍受。
不过，北大附近的房子很紧张。漂泊在北大、清华附近的年轻人，据说有好几万。他们怀着单纯而天真的理想在这片寸土寸金的土地上挣扎，他们扑腾着一双双伤痕累累的翅膀，想从这里开始最初的飞翔。他们几乎把周围空余的房子都租光了。然而，踞傲的北大和势利的社会却很少承认他们的努力。
这几天，我跟萧瀚在外面四处奔波找房子，看了几个地方都不满意。正在给你写信的时候，萧瀚又来电话，说打听到一个信息，让我一起去看另一处地方。但愿这一次不再扑空。
我要出门了，只好匆匆忙忙地结束这封信。本来还有很多话要对你说，下一次再慢慢聊吧。
也许，不久之后，你到北京来出差，我就可以在自己的小屋子里款待你了。
廷生
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四、宁萱的信
廷生：
其实，上个星期我一直在北京，从八月二十八日到九月四日。京城确实如你所说，居之不易，像我这样"白居"更是不易。闷热难耐，粗食淡饭，交通堵塞，举目无亲。因为是办公事，没有玩耍的心情和时间，所以更觉无聊。
我来北京好几次了，既没有去故宫，也没有去长城。我对这些大家趋之若骛的地方，没有丝毫兴趣。故宫不过是那些变态的皇帝们阴森森黑漆漆的家，而长城的"伟大"又怎么能够跟孟姜女珍珠般的眼泪相比呢？
我只去了一个地方，你猜是什么地方？
是地坛。是史铁生的地坛，而不是皇帝的地坛。
地坛原来属于皇帝老儿所有。每年春耕时分，他们都会劳师动众地来到这里，装模作样地拜祭一下土地，种一下庄稼，表达一下对土地的敬畏和对子民的关怀。但是，这种敬畏和关怀都是虚伪的和言不由衷的。
皇帝和王公大臣们，在庄严的地坛里恭恭敬敬地履行完所有祖宗制定的繁琐程序以后，回去照样接着干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或者虐待后宫的女子，或者屠杀直言的书生，或者将农民背上的赋税增加一倍。
而地坛和地坛里供奉的神仙，几百年如一日地沉默着。神圣与邪恶，庄严与卑劣，同时存在于这里。只有古老的柏树冷冷地看着帝王们的表演。谁的演技高超，谁的演技拙劣，它自有评定。
过去，地坛不允许老百姓进来，门口有皇家的侍卫守护着。现在，昔日不可一世的皇帝灰飞烟灭了，地坛却成了一座巨大的、荒芜的、没有人照料的园子。
北京是一个热点旅游城市，可是外地游客很少有到地坛去的。它被忘记了，被遗弃了，所以它自由了，它解放了。
我去地坛是因为史铁生。
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是一篇让我深深感动的散文。我想去呼吸一下地坛的空气，我想去摸一摸地坛的树木，我想去看一看地坛的建筑，我想去感觉一下那些文字背后的凄凉与坚贞。
《我与地坛》的最后部分，是一名残疾人对生命的思考。是关于归宿与寻觅的思考，是关于时间与空间的思考，是关于"我"在宇宙中地位的思考。史铁生静静地面对着夕阳下的这片园子，喃喃自语道："我说不好我想不想回去。我说不好是想还是不想，还是无所谓。我说不好我是像那个孩子，还是像那个老人，还是像一个热恋中的情人。很可能是这样：我同时是他们三个。我来的时候是个孩子，他有那么多孩子气的念头所以才哭着闹着要来，他一来一见到这个世界便立刻成了不要命的情人，而对一个情人来说，不管多么漫长的时光也是稍纵即逝，那时他便明白，每一步每一步，其实一步步都是走在回去的路上。当牵牛花初开的时节，葬礼的号角就已吹响。"这种彻头彻尾的悲凉，这种明白如水的旷达，我只能理解一小部分，因为我是一个身体健全的人，也因为我还太年轻。
我所经历的悲哀，与史铁生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连史铁生残缺的生命中，也时常迸发出火焰般的渴望与激情，我又什么理由悲观呢？
地坛里的古建筑全都破败不堪。朱红的颜色一块块地脱落，露出里面惨白的骨肉来。它们曾经辉煌过，曾经光荣过。李后主的词说："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在地坛，连雕栏玉砌都已经磨损了，再无当年的华彩。时间，只有时间才掌握着最后的判决书。
当我行走在地坛的杨树下，当树枝上的蝉在胡乱地鸣叫的时候，我想起了史铁生散文里的母亲。那是一位四十九岁就离开人世的母亲，那是一位深爱着儿子的母亲。上帝为什么要早早地召善良的母亲回去呢？史铁生在宁静的地坛里，听到了这样的回答："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
我忽然想起一位诗人的感叹："在背后我常听到时间的翅膀像战车一样飞逝，而在前面却是延伸着荒废了的永恒沙漠。"我的眼泪又掉了下来。人类无法占有和支配时间，所以，人类也就永远克服不了自己的有限性。
母亲曾经每天送儿子出门去，到地坛去。儿子回来的时候，母亲还站在原地，保持着送儿子走时的姿态。史铁生后来想，当自己出门到地坛散心的时候，母亲是怎样心神不定坐卧难宁，兼着痛苦与惊恐与一个母亲最低限度的祈求。
史铁生断定，以母亲的聪慧和坚忍，在那些空落的白天后的黑夜，在那不眠的黑夜后的白天，她思来想去最后准是对自己说："反正我不能不让他出去，未来的日子是他自己的，如果他真的在那园子里出了什么事，这苦难也只好我来承担。"
她是史铁生的母亲，她也是我们所有人的母亲。她苍苍的白发飘拂在风中，她额头的皱纹是时光的刻度。母亲付出了爱，母亲不希望得到偿还。她付出，她愿意。即使那是一种钻心的疼痛，母亲也坚定地承受。她像这片古老的土地一样承受无尽的苦难，然后她默默地回到土地之中。
你去过地坛吗？你去看过地坛里颓败的殿堂吗？你去看过石头缝隙里青青的小草吗？
那些走过石板路的精美的靴子已经破旧，那些靴子的主人的躯体也已经腐朽，而青草依然一年又一年地从石板中探出头来，报告春天来到的讯息。
我在北京的时候，本想去看看你，可实在不想在那样灰暗的天空下与你相见。每次到北京，北京天空的蓝色都减少了一些，灰色则增添了一些。是工厂、是汽车、是穷奢极欲的人们闯的祸。
这是一种慢性自杀。人们却一无所知地等待着灭亡的来临。
听说沙漠离北京城的中心地带只有几十公里的距离，听说北京缺水的情况已经相当严峻--但似乎没有多少人真正感到忧虑。《圣经》中说：
这地悲哀，
通过的青草枯干，要到几时呢？
因其上居民的恶行，
牲畜和飞鸟都灭绝了。
他们曾说："他看不见我们的结局。"(《耶利米书12：4》)
狂妄而邪恶的人，有权有势的人，却听不见这样的声音。
沈从文当年说，北平高而蓝的天空，感动得人直想下跪。今天，北京再也看不到"高而蓝"的天空了。我真羡慕沈从文他们，要是我能够在他们曾经拥有过的"高而蓝"的天空下与你相见，那该多好。
当时，想在北京写信给你，又被安排紧张的各种事务所迫，一直没有静下心来提笔。在喧杂的时候，我无法给你写信。所以，又回来了。又在我的小屋里给你写信。
还是你来看我吧？"正是江南好时节，落花时节又逢君"，我相信，你会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认出我的，因为"相逢何必曾相识，同是世间有情人"。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二十四岁的生日。我虽然只有二十四岁，却工作了将近四年，先后换了三个工作。在这一点上，我的人生阅历比你丰富多了。
我上学很早，五岁就上小学了。上的是父亲单位的子弟学校，所以也就没有严格规定上学的年龄。父母工作忙，没有时间照料我，便早早地将我送进学校。我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也是成绩最好的学生。因为年纪小，也因为成绩好，老师一直都宽容着我的调皮。
我猜想，你从小一定是个规规矩矩的孩子。而我从小就调皮惯了，谁也管不住。小学我跳了一级，中学又跳了一级。还不满十六岁，我就中学毕业，走进了大学的校门。我在我们大学的班上，同样是年龄最小的学生。我比你小三岁，却跟你在同一年里上大学，你佩不佩服我呢？
今天过生日，身边是公司里的一帮同事。下班以后，大家簇拥着我去了一家餐馆，这里的狮子头很有名。
你吃过淮扬菜吗？比如风行天下的狮子头和扬州炒饭？我想，你是四川人，你当然喜欢吃味道浓烈的川菜。但是，淮扬菜也有其独特的风味，要是你来扬州，我会带你去最有特色的地方吃好菜--你熟悉现代文学，应当知道朱自清笔下的小笼包子、周作人散文中的烫干丝、曹聚仁多次提到的绿杨邨以及让丰子恺难以忘怀的小觉林……你要是真正尝一尝，你才知道它们的味道有多么美妙。
虽然桌子上摆着好菜，但我却没有太多的胃口。同事仅仅是同事，同事不过是借着替我过生日的由头，大家聚一聚，高兴一下而已。他们又怎么能够明白我千千结的心事呢？他们把我看作未来的"女强人"，他们却不知道我其实是一个最软弱不过的女孩子。只是，我从来没有在公司里流露出来过而已。
我需要有个知道我心事的朋友跟我一同过生日。这样的朋友却只有一个，就是在远方的你。
晚上应付完宴会之后，回到宿舍，同屋的女孩子跟她的男友出去了。我一个人躺在床上写日记、听音乐。
好想按照你留的手机号码给你打个电话。
好几次，拨了一半号码，却还是终止了。
此时此刻，你还在写作吧？
宁萱
一九九九年九月六日
五、廷生的信
宁萱：
要是早知道九月六日是你的生日，我会提前寄一份礼物给你的。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要是知道九月初的那段时间你在北京，我会去你住的宾馆看你。见总是比不见好。我相信，见面以后，我们都不会失望，因为我们的文字与我们本人是浑然一体的。我们喜欢对方的文字、喜欢文字背后的灵魂，也会喜欢对方的人。
与你丰富的阅历相比，我只能算是"白纸一张"--从重点小学到重点初中，从重点高中到重点大学，然后继续上研究生。确实，跟你的猜测一样，我一直就是一个很听话的乖孩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这套教育制度的受益者，但我却成了它最激烈的批评者。这真是一种有趣的错位。
前几个月，我在"水木清华"的论坛上，与一个网名叫"捕快"的朋友有一次长达将近一个通宵的"对决"。那次辩论在论坛上倍受关注，被形容为"西门吹雪大战叶孤城"。
对方代表的正是那种直线思维的、重技术轻人文的、有着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绪的理工科学生。他们在教育体制内规规矩矩地成长，接受了所有既定的观念。在我们激烈辩论的许多问题当中，就曾经谈及批评者的立场问题。
当时，"捕快"在网络上反问我说："如果没有高考制度，你也许还在扫大街。高考制度改变了你的一生，你为什么还理直气壮地批评它？"
在网络上，这样强词夺理的论调十分风行。我回敬他说："我以受益者的身份反戈一击，正说明我的观点超越了我的现实利益。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最基本的价值立场，他的判断不应以自身的利益为转移，而应当站在更大多数人群的基本利益那边。如果说每个人都被自我的利益所控制、所支配，那么，你怎么解释那些与俄罗斯帝国为敌的贵族革命者呢？"对方哑口无言了。
我不喜欢网络上骂骂咧咧的氛围，不喜欢那种毫无节制的、"无知者无畏"的语言暴力。网络上的青年们都很"爱国"，至少在语言上是如此。九十年代民族主义的盛行，使得这一代青年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他们使用的是"文革"遗留下来的那套语言和思维方式。我称他们为"网络义和团"--在诞生于西方世界的网络上毫无理由地辱骂西方，多少有些滑稽。
我很少加入到网络论坛中去。在我有限的几次加入讨论的时刻，我力图营造一种"有话好好说"的气氛。不管对方多么粗暴无礼，我依然保持冷静和克制、保持对他彬彬有礼。我们需要改变的不仅是我们的知识结构，还包括我们每个人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用什么样的方式说话、用什么样的方式写作，是反映我们如何生活、如何存在的最重要的标识。
尽管如此，我依然认为，网络毕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话语权力上的"平等"--大家开始拥有了某种相对平等的身份，仿佛坐在一张虚拟的圆桌上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还是回到我自己的生活经历上来。当然，我也意识到自己在生命体验上的缺陷，"从校园到校园"的单薄履历，必然导致与外部现实生活的隔绝。这种隔绝，对于一个纯粹技术性的学者来说，不一定是负面的影响，有时甚至是必要的；但是，对于像我这样的写作者来说，却是致命的伤害--书本是苍白的，离开了生活的源头活水，写作将陷入危机之中。
鲁迅先生后来为什么要离开大学呢？除了北洋政府的威逼之外，我想，更加重要的原因恐怕正在于此。否则，到了上海，他依然可以到当地许多一流的大学里去教书。然而，鲁迅先生再也没有走进大学的校门。
在北京的时候，鲁迅先生已然深刻体会到：日益僵化的大学体制对知识分子完整的、本真的生命状态具有无形的伤害。他不愿继续被这种体制所伤害，于是选择了自由的、也是艰难的独立写作者的生涯。他的创作也就进入一个更加自由、更加博大、也更加深邃的境界。
我打算在获得硕士学位以后离开北大，去寻找更加广大的生活空间，去感受更加真切的现实生存。尽管许多师长和朋友都劝我留下来，但我还是决定要离开。我不恋栈北大，尽管在它温柔的羽翼下，我将获得在其他地方无法得到的安宁和静谧。但是，我更愿意独自去承受外面的风风雨雨。
北大仅仅是我生命历程中的一个关键的驿站，而不是终点。
前两天，我已经找好了房子，刚刚搬进去。是在北大西南角的一个名叫稻香园的小区。这是一个工人住宅区，楼房有些陈旧了，但环境倒还安静。
书籍还来不及上架，每次搬"家"--其实一个学生哪里有什么"家"，有的只是几十箱子的书籍--的时候，书籍总是让我最头痛的"财产"。几千册的书并不算多，但仅仅是装它们的箱子，就得找几十个。
搬家公司的工友，早先听说我没有任何电器家具，还以为遇到了一件轻松的工作，没有想到移动这几十箱子书，比搬运一个大家庭的物品还要累。
这些搬运工人，一听口音，都是我的四川老乡。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比我岁数还小，却已经扛起了生活的重担。他们告诉我，搬家的收入每次都是公司得"大头"，因此他们每人每次只能得五块钱。这让我感到震惊。看到他们累得汗如雨下、气喘如牛的样子，我赶紧背着带队的工头，悄悄地给他们每人加了一点工钱。虽然我也是一个穷学生，但我毕竟还有一点点能力帮助这些来自遥远的家乡的青年--至少能够让他们开心地吃上一顿红烧肉。
我在《巴比伦犹太教法典》中读到这样的一个故事：有钱的农场主卡尔布·萨瓦尔的女儿决定跟拉比·阿基瓦订婚了。阿基瓦当时是一个穷羊倌。当她的父亲听到这个婚约时，他发誓再也不给女儿一分钱、一份遗产。
这对年轻人冬天结婚了。他们很穷，晚上睡在稻草上。"要是我能够买些装饰品多好，"阿基瓦捡下他妻子头上的稻草说："我将给你买一个带着耶路撒冷图片的金的装饰品。"
一天，先知艾利加来看他们，他乔装成一个凡人。"给我一些稻草吧，"他在他们门外喊道，"我妻子快要生产了，可是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她躺下。"
"你瞧，"阿基瓦对妻子说，"我们以为自己很穷，可还有一个连稻草都没有的人呢。"
那么，我们也算是拥有稻草的人吧，我们还有几分能力帮助那些没有稻草的人。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都是不同的，我相信，像我与你这样的人，会把拥有稻草也作为一种幸福的。
古犹太哲人莱维说："如果你想拯救一个人于淤泥之中，不要以为站在顶端，伸出援助之手就够了。你应该善始善终，亲身到淤泥里去，然后用一双有力的手抓住他，这样，你和他都将重新从淤泥中获得了新生。"他的话是说给我们所有人听的。
我愿意尝试着一点一点地开始做。每一次对他人的帮助，对自己傲慢的心态都将是一次洗礼。我在每一个细节上都意识到：与其说我在帮助他们，不如说他们也在帮助我。《圣经》中说：
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
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
你摘葡萄园里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申命纪24：19-21》)
这几天，我正在辛苦地打扫、布置新居。离开父母为我营建的家已经五年了，第一次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小屋，一定要收拾得漂漂亮亮的。下次你到北京，可一定要到我的小屋子里来作客。那时候，我的小屋已经是一个宁静的家园了。
宁萱，你信上说到了扬州的饮食，虽然只有寥寥几句，却深深地吸引住了我。我是一个贪吃的人，用文雅的话来说，就是"美食家"。所以，假如有一天来扬州，我会在你的陪同下开怀大吃一通的。
廷生
一九九九年九月十三日
六、宁萱的信
廷生：
好些天没有给你回信了，其实多少还是有些失落的--再接到你的信时才惊觉，原来我一直有所期待。
第一次给你写信时，其实我只读了你的《火》之中有限的文字，而心灵的契合却在那一瞬间点燃了我沉寂的眼睛。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实在很奇妙，要有多远，就远得没边没际；要近起来，又那么没有道理。
我觉得，在你的文字里，我们"心心相印"。
你的恨和你的愤怒，都是来自于你的爱。你的书出版之后，你成了"名人"，有许多众星捧月的场合。但我知道，你还是不快乐，你还是被孤独所包裹。
记得墨西哥诗人帕斯曾经这样分析孤独的本质：孤独有两重意义，一方面是与一个世界隔离，另一个方面是企图创造另一个世界。我相信，对你来说，孤独更意味着后者。你的孤独是暂时的隐退，以便重新投入世界。你的孤独是一段准备和学习、自我考验和磨练的时光。
你不能久居聚光灯之下，那样会毁了你的。帕斯说，根据墨西哥古老的传说，人们原来居住在世界的中心，也就是宇宙的"肚脐"那儿。后来，由于人类犯下了严重的罪行，被迫离开了。于是，这种"失乐园"的感觉便由此诞生。
孤独是对回归母体的渴望，是对归属乐土的渴望。人世间能够克服孤独的唯有爱。
正是在孤独与爱此起彼伏中，我们得以成长。
在赞扬了你之后，我要批评你了，你不是说我是你的"畏友"吗？
我读了你的新书《说，还是不说》。很快，我就对你有失望了，因为我觉得你的一部分文字是"败笔"--"似水柔情"的那部分。这样说可能不准确，单论文字没错，文字很美；但就内容来讲，你真的不该写，或是不该发表。
平心而论，你真的还没有爱过。
那怎么会是爱呢？那只是一种青春的萌动，在那样的年龄，你那样的单纯与真诚，无论哪个女孩子都很容易走进你的--只要一瞬间的接触，或只因她离你近，因为无论如何，你的"初恋"必须有一个载体，你不是爱上了这个载体，你只是到了爱的年龄了，爱那段青涩而纯真的日子，那样不堪而刻骨的青春！
虽然我比你的年龄小，可读到你这些文字时，我时常像老妈妈一样摇着头，又怜又爱地轻叹道："唉，这孩子，他写的爱会贻笑大方的，他还没有真的爱过呢！"
真的，我相信你也会笑自己的--在某一天，再回头去想那个女孩，那个对你的文字--你作为生命之瑰宝和唯一精神支柱的文字--视而不见的女孩，她会爱你什么呢？你又爱她什么呢？
你不要怪我说得刻薄了，这真的只是一场闹剧。它必然会上演，权为你的成人仪式，如今已经闭幕，很好。希望不会为你的心灵带来丝毫阴影。
你要自信，自豪，以你的灵魂--以一颗金子般的心，一颗嫉恶如仇的心来笑傲江湖！你应该得到真心的爱，全心的爱，你应该拥有最完美的感情世界。我祝福你。
读鲁迅，常常让我黯然伤神。王小波的早逝，也多少次让我长夜难眠。唯一可慰的是，他们都拥有过一份真诚的女性之爱。
我读到许广平的回忆文章，说鲁迅晚年常常夜不能寐，独自走到阳台上，和衣而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而年幼的海婴夜里起床尿，看见爸爸睡在阳台地上，便也不声不响躺在他身边。而许广平醒来不见人，一找，父子二人在漆黑的夜空下，并排躺在阳台水泥地上。
读到这里，从许广平不动声色的叙述中，我深切地感受到那一份作为妻子、作为母亲、作为女性的温柔心痛的爱。那爱，可包容一切黑暗，包容鲁迅的棱角和敏感，包容一切的伤痕累累，包容鲁迅深深的疼、恨和失望，还有孩子纯粹的、无辜的、令人心碎的天真。
仅为此，先生的一生也不枉苦痛了。
还有王小波，你看看他写给李银河的信吧，那是真爱。让人心动。不说了，说起来真难受。只想安慰一下你，怕你因自己不明白而受伤害，才冤枉呢！
忘记过去，相信未来、相信爱情吧。
什么是真正的爱情呢？最让我痴迷的是俄罗斯十二月党人的爱情。在西伯利亚严酷的风雪中，那些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跟她们的丈夫一样，高贵得让人仰望。她们没有屈服于沙皇的淫威，反倒向沙皇提出了伴随丈夫去流放地的请求。像青草一样柔弱的她们，虽然在刺骨的寒冷中死去了，但的嘴角依然挂着春天般的微笑。
真正的温暖是心灵的温暖，真正的寒冷也是心灵的寒冷。因此，对于这些伟大的妻子们来说，西伯利亚的小屋比彼得堡的宫殿还要温暖。她们与丈夫在一起，与爱情和正义在一起。
说起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我又想起了悲惨而幸福的俄罗斯作家米·布尔加科夫。说他悲惨，是因为他没有选择地生活在一个像坟墓一样的帝国里，他的天才遭到了斯大林残酷无情的压抑；说他幸福，是因为他拥有一个坚强不屈的妻子，她形影不离地伴随他度过了黑暗的晚年--他临终前双目失明。
俄罗斯文学专家高莽在《灵魂的归宿》一书中，曾经细致地描绘过布尔加科夫的墓地。布尔加科夫逝世以后，坟上长期没有任何标志，只有他的夫人种的一些勿忘我花，盛开时散发着清淡的芬芳。
叶连娜·谢尔盖耶夫娜是布尔加科夫的第三位夫人。叶连娜原来是一名将军的妻子，丈夫身处高位，为人正直，生活富裕，家里还有两个可爱的孩子。然而，当她认识布尔加科夫之后，感到这个性格刚烈、才华横溢的作家才是自己命运的归宿。
叶连娜在痛苦中结束了以前的家庭生活，与贫穷的作家结合在一起。她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布尔加科夫，与他一起分享创作的欢乐与生活的困窘。
丈夫去世以后，叶连娜一直想寻找一个最合适的墓碑，她一次又一次地去拜访那些做墓碑的石匠们，却一次又一次地失望而归。
有一次，她在石匠的院子里，在一个堆积废料的大坑之中，发现了一块巨石。她好奇地向石匠打听那是什么石头。石匠回答说，这是"各各它"。叶连娜愣住了："各各它"是基督被钉死的地方，是殉难的地方。石匠为什么把这块石头叫做"各各它"呢？
经过深入的交谈，原来这块石头大有来历：它曾经作为墓碑被竖立在果戈里的坟头。这是果戈里的好朋友阿克萨科专程到黑海之滨挑选的，花费了好多时间和劳力才把它从遥远的南方搬运到莫斯科。后来，莫斯科市改建，果戈里的墓地由丹尼尔修道院迁移到新圣母公墓，这块象征殉难的、附有十字架的石头，也就被弃而不用了。
从那时候起，这块砸掉了十字架的墓石就扔在坑里无人过问。
叶连娜眼睛一亮，决定买下它。是的，没有任何石头比它更合适作为布尔加科夫的墓碑了。
"我们可以卖给您，可是怎么把它从坑里抬出来呢？"石匠感到很为难。
叶连娜请来很多石匠帮忙。终于，巨石被抬到了布尔加科夫的坟墓。
布尔加科夫生前在给朋友的信中，曾经多次谈到他心目中的恩师果戈里，他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先生，请用灰色的外套把我保护起来吧！"他的话变成了现实，果戈里的墓石，如今像灰色的外套立在布尔加科夫的坟上，成为他亡灵的守护者。
"现在什么炸弹也伤害不了米沙了！"叶连娜终于松了一口气。她去世之后，骨灰与丈夫葬在了一起，生前他们心贴着心，死后他们的骨灰融合成了一体。
这就是人间的真爱，人间的至爱。我们有可能拥有吗？我们配得上拥有吗？
其实，说这些话违背了我的原则。我向来不喜欢如此直率地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即使我明明白白，也沉默着。况且一个女孩子如此喋喋不休地谈论爱情，好像作论文。
其实，除了文字上的，我也从未有过真爱的幸运。但起码我比你强，我至少知道什么不是真爱。我不知道什么是我所追求的，但我清楚地知道什么不是我所追求的--这就是我现在的生活，寻觅、失望、执著、不妥协。
最近看了好多书--一贯如此，有时看得要窒息，不提也罢。"青灯黄卷，红颜空尘"，不是什么美好的图景。
最近也写了好些诗歌，我不敢称之为诗歌，姑且算是一些零散的句子吧。我常常梦想，只要我能够写出一首诗，一首真正的好诗--哪怕一句也行，我也愿意身无分文，我甚至不害怕与世长辞，在死亡来临的时候，我还能微笑着，欢乐着。
宁萱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日
七、廷生的信
宁萱：
谢谢你的一番剖析。其实，写作那篇名叫《那段岁月，那段爱情》的文章，目的正是为了"告别"。我早已从当年的伤痛之中解脱了出来。我不认为那是一个多么严重的错误，也许是上帝故意安排的一次考验。上帝在质问我："你究竟将爱什么样的女子？"
如果说在那次经历之前，我还懵懵懂懂的；那么，在那次经历之后，我就有了自己的答案。
人生道路上，有了一位风雨同舟的爱人，宛如有了一颗挂在天穹的启明星。
如果没有这颗星星，我们又如何辨别方向呢？《圣经》中说：
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阿摩司书3：3》)
在那些日子里，我深切地体认到了"不同心"的悲哀与无奈。经过了那次尝试之后，我深信，在人与人之间，某种隔膜是无法打破的，也不必去打破。就像我以前的信中提到的，不必"铁棒磨成针"和"愚公移山"一样。
有的人，即使在一起耳鬓厮磨若干年，心与心之间还是隔着无法融化的坚冰；也有的人，虽然还未曾谋面，心与心之间却能够融合得像两条交汇的河流。
我也相信，人世间总有一个人是冲着我才做女人的。而我之所以来到这个世界上，也是为了遇到她。什么是缘分？这就是缘分。
宁萱，你的信与我案头的千百封来信不同，你的每句话都让我放不下。你在信中说，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实在很奇妙，要有多远，就有多远，漫无边际；近起来，又可以不可思议的近，简直就是"心心相印"。这段话让我感动了好久，我仿佛看到了你写这段话时候的神情。
你在信中写到了鲁迅与许广平。你信中提及的那个场景，我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的理解当然也对，许广平对鲁迅晚年无微不至的关爱，不是普通的女性所能够做到的。很难设想，假如没有像许广平这样一个支撑着家庭重担的女性在身边，中年之后的鲁迅将过着一种怎样的残缺的生活。
《两地书》是两人真正的精神合作，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最纯粹的情书之一。在这本通信集之中，许广平对爱情的追求比鲁迅要主动和大胆得多。在这个时候，幼稚而单纯的一方反倒占了上风。
但是，鲁迅与许广平之间，既有亲密的爱，也有难言的隔膜。你信中谈到的那个场景，可见先生心中还是有解不开的结。鲁迅心情不好的时候，常常沉默，整天地沉默着。这种铁一样的沉默，既伤害了自己，也伤害了许广平。这种铁一样的沉默，使得家庭中的空气也凝固了。
许多时候，鲁迅与许广平依然无法臻于"同心"之境。这一点，看看鲁迅逝世之后，尤其是二十世纪后半叶，许广平所写的那些回忆录，就能够大致体会到。她所理解的鲁迅，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每一次的变化都在迎合着主流的思路。她笔下的鲁迅，自然与鲁迅本人的文字中所体现出来的"鲁迅"，有着很大的距离。
我一直认为，鲁迅在悄悄地喜欢着萧红，而萧红也在悄悄地喜欢着鲁迅。他们之间，除了师生之情外，时常产生精神和感情上的撞击。
我的这种观点，遭到了包括导师们在内的许多鲁迅研究专家的批评。我是凭自己的直觉，在鲁迅和萧红的文字的缝隙里感觉到的。我不想对此作一番学者式的"考据"，但我宁愿固执地保持自己的这一"发现"。何况，有一丝淡淡的、忧郁的情缘，并无损于先生的伟大。
鲁迅先生从来就不相信世上存在着一种"完人"。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无情未必真豪廷生，怜子如何不丈夫"，任何人都有自己复杂的、精细的、隐秘的情感世界。
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是所有回忆鲁迅的文字中最感人的一篇，远远比许广平的回忆文字写得好。说萧红的才华比许广平高，倒是其次的原因；背后隐藏着更最要的原因：萧红比许广平更加理解鲁迅、更加深入鲁迅的内心--尽管许广平是鲁迅的妻子。
鲁迅上海的家中，常常来很多客人，而只要萧红到来，鲁迅就会开朗、快乐许多，谈兴也很浓。
第一次与先生的见面，是萧红萧军两人一起去的，而此后去得更多的是萧红一个人。
萧红写到一个小小的细节，有一天下午要去赴一个宴会，她让许广平给她找一点布条或绸条束一束头发。许广平拿来米色的绿色的还有桃红色的。萧红和许广平共同选定的是米色的。为着取笑，许广平把那桃红色的举起来放在萧红的头发上，并且很开心地说着："好看吧！好看吧！"
萧红也非常得意，很规矩又很顽皮的在等着鲁迅先生往这边看。
鲁迅这一看，脸是严肃的，他的眼皮往下一放，向这边看着："不要那样妆她……"
许广平有点窘了。
萧红也安静下来。
这个细节很能够说明鲁迅心中复杂的感受，他想说漂亮而没有说，故意装出一副严肃的样子来。他想掩饰自己内心深处细微的波动，却更加明显地表露了出来。先生的心灵也有无比脆弱的时刻。
对此，许广平后来也有了些许的感觉。她没有直接说什么，却含蓄地表示了对萧红的不满。胡风的夫人梅志也是圈子中的一员，她在一篇文章中提及萧红与鲁迅夫妇的交往。许广平曾经向她诉苦："萧红又在前厅……她天天来一坐就是半天，我哪里来时间陪她，只好叫海婴去陪她，我知道，她也苦恼得很……她痛苦，她寂寞，没地方去就跑到这儿来，我能向她表示不高兴、不欢迎吗？唉！真没办法。"
萧红逝世之后，许广平在《追忆萧红》中有一段微妙的文字："这时过从很密，差不多鲁迅先生也时常生病，身体本来不大好。萧红先生无法摆脱她的伤感，每每整天的耽搁在我们的寓所里。为了减轻鲁迅先生整天陪客的辛劳，不得不由我独自和她在客室里谈话，因而对鲁迅先生的照料就不能兼顾，往往弄得我不知所措。也是陪了萧红先生大半天之后回到楼上，那时是夏天，鲁迅先生告诉我刚睡醒，他是下半天有时会睡一下中觉的，这天全部窗子都没有关，风相当的大，而我在楼下又来不及知道他睡了而从旁照料，因此受凉了，害了一场病。我们一直没敢把病由说出来，现在萧红先生人也死了，没什么关系，作为追忆而顺便提到，倒没什么要紧的了。只不过是从这里看到一个人生活的失调，直接马上会影响到周围朋友的生活也失了步骤，社会上的人就是如此关连着的。"
仔细体味，在这段话中，许广平对萧红的微词是显而易见的。出于许广平的角度，她有权利写这段文字，有权利表达自己的不满；出于萧红的角度，我觉得她真可怜，她在孤独地离开这个世界之后，还得为昔日一丝一缕的、没有表露出来的爱而受到伤害。
两个人要真正相爱，其艰难程度，有时超乎我们的想象之外；其容易程度，有时也超乎我们的想象之外。
无论难易，爱情都是我的信仰。胡适在《追忆志摩》一文中说到的徐志摩的信仰，其实也是我们的信仰--他说，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我想，如果我们用爱、自由和美来抗拒暴雨、抗拒狂风、抗拒霜刀雪剑，我们就有了必胜的信心。
罗素给出的"我为何而生"的三个答案是"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寻、对人类苦难不可抑制的同情"。罗素把爱情放在了第一位，他说："我所以追求爱情，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爱情有时给我带来狂喜，这种狂喜竟是如此有力，以至使我常常会为了体验几个小时爱的喜悦，而宁愿牺牲其他一切。其次，爱情可摆脱孤寂--身历那种可怕的孤寂的人战栗意识有时会由世界的边缘，观察到冷酷无生命的无底深渊。最后，在爱的结合中，我看到了古今圣贤以及诗人们所梦想的天堂的缩影，这正是我所追寻的人生境界。"宁萱，这也正是我们所追寻的人生境界啊。
宁萱，每天要早点睡觉，保证睡眠的时间。
秋天来了，要珍重加衣，小心着凉。
廷生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八、宁萱的日记
一九九九年十月三日
昨天去医院拔了两颗智齿。
这两颗智齿，都长在左边，上面一颗，下面一颗。它们折磨我很久了，时不时地发炎、疼痛，让我茶饭不思。
"智齿"--真是一个有意思的名称。为什么称呼这几颗多余的牙齿为"智齿"呢？它们真的跟人的智慧有关吗？
人自身的"智慧"都是些小聪明，人怎么能够有一点点小聪明就洋洋得意呢？所以，我们说智齿是多余的牙齿。拔掉多余的牙齿，也就是拨掉我们的狂妄之心，让我们都成为谦卑的人。
我长了两颗智齿，正表明我太骄傲，太自以为是，太不把别人放在心上。这是上帝对我的惩罚，这是我必须承受的痛苦。《圣经》中说：
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
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罗马书12：15-16》)
平时工作忙得团团转，国庆连续放几天假，我终于狠下心来，到牙医那里将它们连根拔去。
我在医院挂了专家号，是一位医学院的老教授给我拔的牙。教授说，一起拔掉两颗牙会很疼的，不如先拨一颗，过一段时间再拨第二颗。可是，我等不及了，长痛不如短痛，干脆一次解决全部的问题。我便挺起胸膛说，就这次一起拔掉吧。教授重新打量了我几眼说，看不出你这样一个文弱女孩，还如此勇敢。其实，我哪里勇敢呢，拔牙的时候，尽管上了麻药，但人是清醒的，我能够听见教授敲击我的牙床的声音。我的冷汗一滴滴地掉了下来。
最难受的不是拔牙的时候，而是回家之后、麻药的药性过去的时候。创口发出钻心的剧痛，一丝丝的疼痛连在心里。
我从宿舍回到家里，爸爸妈妈和弟弟知道我拔牙了，都像看护宝贝一样看护着我。他们太爱我了，结果弄得我疼痛的时候想呻吟一声，还得强挺着，怕他们担心。
昨天晚上是最难熬的，几乎通宵都没有睡着。疼痛的感觉一阵接一阵，一阵刚过去，另一阵又袭上来。像是一场此起彼伏的战役。我一直放着音乐，在潮水般的音乐中让自己忘却疼痛。
我听的是郑钧的《怒放》：
我收获快乐，也收获折磨
我所做的一切你都值得
要笑得灿烂，令世界黯然
就算忧伤也要无比鲜艳
我不是最美的花朵
但我要为你盛开欢乐
我要怒放，怒放
这首歌在靓丽的自信中又蕴含着黑色的忧郁，它正应和着我此刻的心情。
今天，疼痛减弱了一些，可是晚上还是睡不着。突然，想给他打电话。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想听听他的声音。听他的声音与读他的信，会不会是两种感觉呢？现在已经是深夜十二点多了，不知他睡了没有？这个时候给他打电话合不合适呢？
我躺在床上，想了半天，几次握住手机，几次又放下。他的手机号码，在他第一次给我回信的时候就告诉了我，大概他很希望我能够给他去电话。他是一个羞怯的男孩，也许他不敢先给我来电话？
可是，我一直没有给他打过电话。我害怕一旦拨通电话，我对着话筒却又无话可说。我像害怕与他见面一样，害怕与他通话。而且，我感觉到，他是一个十分腼腆而内向的人，假如他在话筒的另一边也是无言以对，那种场面岂不尴尬？
我为什么有点害怕他呢？他是一个赤子啊。
我反倒不害怕那些狡猾的人、世故的人、举一反三的人。几个月前，当我去香港替公司谈判一个大的投资项目的时候，我见到了那个香港举足轻重的大富豪。传说中，很多人见到他时，自己立刻就矮了三分。但是，我在他的面前很自信。
我为什么要在富翁的面前低眉顺首呢？我认为我比他快乐，我比他自由，我又不羡慕他的富有，我又不恳求从他那里得到些什么。
可是，此时此刻，我为什么失去了最珍贵的自信？
想来想去，还是没有拨号。手机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如是者，好几次。
什么时候，我变成了一个如此优柔寡断的人？
终于，我拨响了他的手机号。电话的那一端响了几声之后，突然是一声粗暴的询问："哪位？"
我来不及思索，手忙脚乱地将电话挂断。接电话的是他吗？他的声音怎么如此"震耳欲聋"？
我又小心翼翼地拨了一次，电话的那一头依然是一声响亮的质问。我不敢应答，再次挂断了电话，连心跳也加快了。
我再也不想拨这个电话了。我甚至再也不想跟他见面了。突然间，我的情绪降到了最低点。
就在我沮丧地把手机扔到一边的时候，手机却又响了起来。我一看屏幕上的号码，是他的号码。
接，还是不接呢？简直就比他选择"说，还是不说"还要艰难。
我还是按下了接收键。
"请问刚才是谁打我的手机？"是他的声音，有些恼怒的声音。
"对不起，我是宁萱。你记得我吗？"我鼓起勇气说。
"啊，宁萱，你好。"他立刻改变声调。他有点紧张，"你，你怎么想起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
"我昨天拔了牙，是两颗智齿。今天伤口很疼，躺在床上睡不着，就想起给你打电话。"我平静下来，渐渐开始感觉到，仿佛是在跟一个相识多年的老朋友、跟当年课堂上的那个"同桌的你"谈话。
"我去年也拔了一颗智齿。我拔牙的时候，牙床已经肿了。动手术的是一名医科大学的老教授，他说，因为严重的炎症，这个手术有一定的难度。动手术的过程中，旁边有几名教授带的博士生在观摩。教授一边动手术，一边给学生讲解如何处理这样的情况。那时，我没有感到疼痛，只是感到害羞。我告诉你，第二天最疼痛，只要坚持过了第二天，到了第三天，伤口就开始恢复，疼痛也逐步消失了。"他在电话的另一端，滔滔不绝地说起自己拔智齿时的感受来。
我知道他的用心，他是想转移我的注意力。听得出，他很关心我。而且，他说话不像他的文章中所写的那样口吃，很流畅，也很清晰。
"真巧，给我动手术的也是个老教授。"我笑了起来，"幸好动手术的时候，我的身边没有一大群旁观者。"
"你知道吗，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你给我打电话，那真是太巧了。"他犹豫了片刻说。
"我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今天是我的生日，是我二十六岁的生日。今天我的小屋里来了好多朋友。我亲自下厨，做了满桌子的菜。我们闹腾了好几个小时，喝酒喝得半醉。刚才，大队的人马才散去。现在，还有两个朋友没有走。刚才，你的电话打来的时候，我们在对面萧瀚的房间里聊天，因为我的房间里还没有准备足够的椅子。为了接你的电话，我扔下他们，回到自己的房间里了。"他说，他感到真是不可思议--我第一次打电话居然就撞上了他的生日。这样的偶然已经不是"偶然"了。
他告诉我，以前的许多朋友彼此都已经淡忘，相互之间都不记得对方的生日。没有想到，在深夜还收到一个不期而至的电话。
而我，根本就不可能知道他的生日，我给他打电话仅仅因为我牙疼。世界上真有这么巧的事情？
就这样，我们谈开了。我们谈起了北大，谈起了文学。话题慢慢地由外部进入内部，迂回地深入我们都想触及的核心地带。
我更关心他的处境。我隐约感到，他会遭到伤害。他的那些文章，那些只会带给他坎坷命运的文章，是他生命不可割舍的一部分。人曰："岂有文章觉天下，忍将功业误苍生。"要做一个有良心的写作者，在这个时代真的如同"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吗？
他已经下定决心这样做。
我问他，以前到过香港没有？他说，没有。我便劝他说，可能的话，不如到香港去，那里有更加自由和宽松的空气，又同是华人的世界，不会产生脱离母语环境的苦恼。在那里，可进可退，可伸可缩，既能够获得全世界广泛的资讯，也能够继续进行更加坚韧的战斗。
但是，他说，他决不离开这片土地。
他告诉我，即使明确知道面前会有陷阱和暗箭，他也不会退却。他引用了《圣经》中的句子来表明他的信念：
各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加拉太书6：5》)
他说他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切肤之痛"。
他谈到，他每年坐火车从四川到北京，或者从北京回四川，沿途经过北方那些贫瘠的省份--河北、河南和陕西，每当把目光投向窗外，就会看到一幕幕令人心碎的场面。衣衫褴褛的百姓们，与他们的列祖列宗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归。
他们耕耘的大地，已经无复先祖世代的富饶；他们仰望的苍穹，已经无复先祖世代的明净。他们承受着大地带来的祝福、快乐和收获，他们也承受着大地带来的诅咒、困窘和贫瘠。在今天的世代，后者远远多与前者。因此，他们的腰更弯曲，他们的皱纹更深，他们的皮肤更干裂。每看到此，每想到此，不禁眼泪飞迸。
他还说，他回到故乡，回到村子的尽头，会看到一排摇摇欲坠的小学教室，会听到琅琅的读书声。他说，这些生命与他的生命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他要像一颗钉子一样钉在这片土地上。
我知道他的想法，但我还是作无用功般地劝说了他好一阵。他很固执，我说服不了他。他的固执既是他的缺点，又是他的优点。他念念不忘的是那些沉默在金字塔底层的人，我因此而欣赏他。
然而，我在欣赏他的同时，却又想保护他，想自私地为他一个人的幸福考虑。这时，我把他当作我的亲人来看待。
最后，我自己也彷徨于无地。
我们的通话，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半个多小时。我怎么感到才刚刚开始？还是古人说得好："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
在快要告别的时候，我告诉他，我刚才好害怕他的声音--分贝那样的高。他解释说，他的手机信号不好，他担心对方听不清楚，才特意提高嗓门的。不过，当时，电话连续响了两次，他去接的时候却都没有人应答。他确实有点恼火，以为是谁打错了电话，却不表示道歉。所以，他说话的时候的确是带着一点火气。
他告诉我，按照他的性格，在通常情况下遇到这样的陌生电话，他不会再打过去追问。
但是，今天晚上，鬼使神差地，他破例按照手机屏幕上留下的号码打了过去。
假如他不理睬我的电话会怎样呢？如果他给我留的不是手机号码，而是座机号码，座机无法显示我的手机号，又会怎样呢？
多少个起承转合的偶然原因，才会诞生今天晚上我们的通话。
通完话之后，我才感到身心疲惫。躺在床上歪着脖子打电话，脖子几乎都麻木了。通话过程中，伤口的疼痛也完全被忘却了。与知心的朋友通电话，想不到也是一剂克服疼痛的良药。
今天是我的生日，刚刚搬了"新家"，我请了一大帮朋友到"新家"里聚会。既是生日聚会，又算是DOUBLE_QUOTATION乔迁之喜"。在单调的学生生活中，多给自己和身边的朋友找一点快乐的名目，总是有必要的。
每次聚会，总是少不了老朋友先刚。先刚会做一手好菜，而我也能够凑合着炒出几道原汁原味的川菜来。我们两人的配合，简直是天衣无缝。以前，我们也聚会，但在学校附近没有场地，要坐很远的车到南城的一个朋友家去。来往奔波，十分麻烦。在车上耗费的时间，比我们聚会的时间还多。现在，我的房间虽然小，但是也足够七八个朋友"济济一堂"了。
我跟先刚一大早就出去买菜，然后忙了一个下午，终于摆满一桌子的各色菜肴。几个好朋友也陆陆续续到齐了。有的带来水果，有的带来酒。大家有说有笑，有吃有喝。在我安宁的生活中，难得有如此热闹的时刻。风卷残云，当桌子上的酒菜大都消失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于是，一桌子的人，又开始三三两两地告辞了。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很快，这些朋友，毕业的毕业，出国的出国，回家乡的回家乡，还能够聚会几次呢？聚会的时候是快乐的，但聚会之后想起即将到来的离别，却又万分惆怅。
有两个远道而来的朋友不想回家，我们便到萧瀚的房间，席地而坐，谈天说地。聊到那些乡村里依然在受苦的父老，聊到那些城市里不断遭受欺辱的民工，我们的话题越聊越沉重。
萧瀚是学法律的，上研究生之前，他曾经长年去采访那些来京上访的百姓。他告诉我们，有的家破人亡的百姓，就只带一卷草席，持之以恒地等在某气势恢宏的衙门门口。他搜集了一大箱子的资料，却一点也帮不了他们--每到这样的时刻，顿时感到所学的法律一无所用。大家沉默无语。
一位朋友带来了一瓶烈性伏特加。酒性太烈，刚才一群人也只喝了一小半。萧瀚建议说，不如我们再来一点，哪怕"借酒浇愁愁更愁"。他的提议得到大家的响应，每个人的手上又多了一个酒杯。
我们住在六楼。周围的高楼不多，通过窗口可以眺望到市中心的灯火辉煌。电视塔兀然而立，毫无美感。拉上窗帘，我们的世界独立而宁静。
正在心情压抑的时候，我口袋里的手机突然响了。我打开手机，刚刚"喂"了一声，另一边就断开了。刚放下，它却又响了起来。一接听，依然没有回音。
手机的屏幕上是一个陌生的手机号码。现在已经十二点了，谁会在这个时间给我来电话呢？这个陌生人怎么会知道我的手机号码呢？
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我决定给对方打过去。照通常的情况，我会对这类的电话置之不理，然后继续跟朋友们聊天。我本来就是一个不喜欢打电话的人。我总是觉得，在电话里，人们说的话都是想好的、修饰过的、不真实的。我之所以买了一部手机，因为学校的宿舍没有安装电话，别人找我很不方便。其实，平时也很少使用。有时，在学校的图书馆里一泡就是一整天，一整天都把手机关闭着。
对方的电话拨通了，我有些恼怒地询问究竟是谁打我的手机。
是女孩的声音，她说："我是宁萱。"她的声音仿佛从天外传来，遥远却清晰。像一眼甘泉汩汩流淌。
我一听是宁萱，赶紧站起来，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连灯也来不及开，就在黑暗中与她交谈起来。
宁萱说，她刚刚拔掉两颗智齿，伤口疼的厉害，忽然就想给我打电话聊聊天。我的手机号码被抄在电话薄里好久了，一直没有使用过。此时此刻，有一种压抑不住的冲动，想要拔这个号码。
我告诉她，不久前，我也拔过一颗智齿，也曾经连续一个星期的时间天天都喝粥。当我讲到我拔牙时身边围着一群博士生的情景，宁萱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
我告诉她，今天是我的生日，刚刚举行了一个朋友们的聚会。她的电话来得很及时。其实，我盼望这个电话很久了，只是没有勇气率先给她打过去。
宁萱在电话的那边很惊讶，她说事先一点也不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
这是不是天意呢？我们的认识由一个巧合连环着另一个巧合，巧得连我们自己也不敢相信。
宁萱劝我好好保护自己。她说，假如不认识我，仅仅是我的一名普通读者，她会欣赏我的勇往直前、我的无遮无掩、我的率性而为。但是，她认识了我，成了我的朋友，她就不得不从世俗的角度替我考虑，不愿看到我"赤膊上阵"，中了的敌人的暗箭，而希望我选择"壕堑战"的方式，不要让自己的毛发受伤。
就这样，滔滔不绝地，我们在电话里聊了半个多小时，这是我使用手机以来最长的一次谈话。我向来讨厌那些在电话中喋喋不休的人，而今天我自己也成了其中的一员。
手机都被我握得发热了，手心的汗水在上面留下了印痕。
在许多场合，我沉默的时候居多。从很小的时候起，我说话就有些口吃，不知道是怎么发生的，连母亲也不知道。在人多的地方，我一说话就"期期艾艾"的，脸憋得通红。好多年里，内心也因此而自卑。口吃的孩子对世界的看法与那些滔滔不绝的人不一样。我的朋友、诗人孙昌健有一首题为《口吃的孩子》的诗，我很喜欢：
一副天生的好嗓子
一口标准的普通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