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正月二十六日这一天，继上谕之后，乾隆帝又连下四谕，除重述孙之功过、爵之赏革，以及调补两广文武大员以外，在其第四道谕旨中，他又取消了进攻阮惠的指示。他说：
“阮惠不过安南一土目，方今国家全盛，若厚集兵力，四路会剿，亦无难直捣巢穴。但该国向多瘴疠，与缅甸相同，得其地不足守，得其民不足臣，何必以中国兵马钱粮，糜费于炎荒无用之地，是进剿阮惠一事，此时非不能办，揆之天时地利人事，俱不值办。……福康安抵镇南关后，若阮惠等闻风畏惧，到关服罪乞降，福康安当大加呵斤，不可遽行允准，使其诚心畏罪输服，吁请再三，方可相机办理，以完此局。”［3］
乾隆帝在随后的一些谕旨中，不断强调上谕不征阮惠的基本方针。当他得悉福康安赶往粤西时，又下谕给军机大臣，详述不应再次出兵安南的理由，并指示对策，让其传谕福康安执行。乾隆帝指出：
“安南蕞尔一隅，原无难立就荡平，为扫穴擒渠之举。但朕思准噶尔，回城及两金川，俱逼近边陲，关系紧要，且地非卑湿，满洲索伦劲旅，可以展其所长，是以不惜劳费，先后底定，归入版图。安南则向多瘴疠，水土恶劣，与缅甸相同，又何必以天朝兵马钱粮，徒糜费于炎荒之地。况即集兵会剿，竟收其境土，又须添兵防戍，而安南民情反复，前代群县其地者，不久仍生变故，历有前车之鉴，又安能保一二十年后不复滋生事端。朕再四思维，实不值大办，已有旨谕福康安矣。”［4］
从这些谕旨看来，乾隆帝全面分析了安南形势，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冷静思考，克服了有时感情冲动办事任性的毛病，从大局出发，才作出了这样正确的决策。乾隆帝一向自诩为英君明主，文治武功兼有，尤其是在平定准、回之后，武功赫赫，更滋长了好胜骄傲的脾气。虽然攻缅之战军事失利，但其巧妙的外交策略及缅甸局势的变化；缅王积极求贡议和，又使他收到一些成效，而且，二征金川之胜和剿平台湾林爽文，被他后来赞之为“十全武功”的七大武功，皆已告成。在这样的形势下，清军大败于黎城，提督、总兵阵亡，官兵损失近半，可算是“天朝”的一大耻辱，号称威严无比、慑服四夷的“天朝大皇帝，弘历，怎能吃下这粒苦丸，自认失败，有损龙颜？因此，他在正月二十五日及二十六日的第一道谕旨中，指责阮惠逐主乱常，袭扰官兵，“实属罪大恶极”，要发兵声罪征讨。但是，乾隆帝毕竟已经执政五十三年，见多识广，经验丰富，他又特爱反思，总结用兵得失，所以，稍一冷静，便细思全局，回顾以住。安南水土恶劣，与缅甸相同，千里远征，难操胜算；天厌黎氏，其运已尽，去掉一个阮惠，又会有第二第三个阮惠；耗费巨大，不值一办；“民情反复”，不能久辖其地，前车可鉴，等等因素，使他终于明白，不能再次出兵，因此决定停征待和。乾隆帝的这一决策，符合中越人民的根本利益，对促进今后中越友好关系的发展和加强越南人民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斗争，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二、阮惠求贡 乾隆帝二封安南王
（一）阮氏恳切请封 皇上真心许贡
乾隆帝作出不再出兵攻打阮惠的决定时，其心情谅必不太平静。一则堂堂天朝大兵，竟然败于一位“安南土目”手下，提督、总兵大员阵亡，总督狼狈逃窜，不能说不是一大耻辱，有损国威，有损龙颜。再则有仇不报，有耻不雪，龟缩关内，听任阮惠进据黎城，南面称尊，阮家士兵耀武扬威于关门之下，这可以说是更大的耻辱，威严无比主宰四海的天朝大皇帝弘历，竟成了忍气吞声、畏敌惧战、不敢言武的“懦弱之君”，更是令人气愤难平，此事怎样向列祖列宗交代？怎样让史臣将此耻辱载入史册？可见，乾隆帝之不再征阮，确系来之不易，他可能经过了十分痛苦的反复思考，最后权衡利弊轻重，从大局出发，才克服了死要面子的毛病，果断地作出了这一明智的正确的决定。
本来乾隆帝已作了应付最坏形势的思想准备，责令沿边将弁把守关隘，防阮入侵，并不想出关击敌，听凭阮氏兄弟称雄关外，但是，看来乾隆帝还是有福之人，皇天又一次特沛殊恩，给与了他变败为胜雪耻洗辱的大好机会，阮惠主动遣使来叩关降顺求贡了。
早在两广总督孙士毅刚刚出关时，阮惠就送回被风吹至安南的清朝把总许昌义，托其呈禀，“诡称黎维谨系已故国王黎维□之子，以次当立，黎维祁不知下落，请接伊母眷回国，求天朝罢兵”。［5］遭到乾隆帝的拒绝，谕孙士毅予以严厉斥责。
乾隆五十四年正月初三日阮惠统军打败清兵进据黎城后，又差人赍表叩关，“情愿投诚纳贡”，孙士毅以其不先将你俘官兵送回，退还表文，不予理睬。二月初九日，阮惠又遣武辉璞二位官员，赴镇南关，赍表求贡。
阮惠这样忙于与清议和求贡请封，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三百年来，安南国王向为黎姓，虽实权不大，总系一国之主，又先后受明、清帝君册封，而且长期是辅政郑楝祖先独专国政，广南王阮氏只割据一方，未能主管全安南。阮惠又系广南王之臣僚，乾隆中年始灭其主，代为广南王，史称为新阮，以原广南王阮氏为旧阮。不到二十年，一个昔日旧阮王之土目阮惠，一跃而为统治全安南之王，很难得到臣民的拥戴。东京黎王的遗臣，辅政郑氏的遗臣遗兵，旧阮王之宗族、故臣，皆未彻底归顺新主，国内人心惶惶，难以安宁。阮惠于乾隆五十一年一进黎城，消灭辅政郑宗一家，五十三年再进黎城，诛其将阮任，均因知悉“民心不附”，而不敢久留，迅速退回富春。兼之，此时他又与暹逻交战，恐其乘后进击。在这样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取得清朝的谅解和承认，受其册封，名正言顺地成为安南国王，对提高阮惠的威望，迫使、诱使安南官民臣服于己，具有极大的作用。因此，阮惠不断遣使求贡，竭力谋求大皇帝宽恕其过，允其纳贡通商，册封其为安南国王。
阮惠此举，正合乾隆帝之意。当他因兵败又不能再战而感到十分为难之时，新阮政府的求贡，给他搭好了一条体面下台的阶梯，给他提供了转败为胜、变失利为成功的大好机会，所以也积极采取行动。双方皆有和好的愿望，故谈判十分顺利。
开始阶段，乾隆帝还碍于面子，不便立即允贡，有所挑剔，随后就十分主动愿意许封了。早在乾隆五十四年正月二十六日刚悉孙士毅兵败之时，乾隆帝即谕告新任两广总督福康安，要其在阮惠来关“服罪乞降”时，大加呵斥，不要立即允降，“使其诚心畏罪输服，吁请再三”，“方可相机办理”。［6］第二日，他又降谕军机大臣：若阮惠“自知伤损官兵，获罪甚大，惧天朝大举进剿”，因而差人至关，“悔罪乞降”，福康安、孙士毅宜“示以严厉”，“若差人再四吁恳，情词恭顺”，俟奏到时，再相机而行。［7］他这样作，显然是出于两种考虑，一是虑其有诈，查其是否真心乞贡，二是维护“天朝尊严”，不能在兵败之后立即许和停兵，太伤面子，所以故弄玄虚，但已使大门略为敞开，为议和允贡提供了一些条件。
当孙士毅奏正月下旬阮惠差人求降，以其未放出官兵，掷还表文时，乾隆帝提出了允其上表的两个条件。他于二月二十五日谕军机大臣：阮惠如果“必欲乞降”，须将被俘官兵先行送出，并将杀害提督、总兵之人缚献，方可收受其表上奏。著福康安遵旨办理，待阮惠差人复来恳求时，“如察其情词实在恳切恭敬，可以允准”。福康安当向其宣谕：阮惠胆敢纠众，抗拒官兵，戕害提督、总兵大员，其罪甚大。今尔等既已悔罪吁求，本部堂亦不能不据实代奏。
过了四天，二月二十九日孙士毅的奏折又到，言及二月初九日阮惠又遣官员武辉璞二员，赍表呈进，左江道汤雄折阅表文，“情词尚为恭顺”，惟以官兵尚未完全送出，故仍予指驳。乾隆帝读后谕军机大臣：
“此次阮惠纠众，潜出滋扰，致官兵损失，并伤及提镇大员，是竟得罪天朝，在所难赦。方今国家全盛，帑藏充盈，原不难统兵进剿。现在带兵大员，谙练军务、久历戎行者，亦尚有人。帑项现存贮六千余万，即费至三千万，亦断不稍有靳惜。且朕办理庶务，惟日孜孜，亦非老而畏事。惟念安南地方，水土恶劣，向多瘴疠，实不欲以天朝兵马钱粮，徒糜费于炎荒无用之地，揆之事理，实不值复行大办。但阮惠得罪天朝，此时虽遣夷目，两次赍表至关，究难遽允所请。”［8］
乾隆帝此谕讲的情况，基本上都是事实。清政府此时，国库确实充盈，帑银六千余万两，足够打两次平准征回的大战。大帅阿桂、福康安，大将海兰察、明亮，等等，皆曾身经百战，军功卓著，屡克强敌。因此，真正要进行一次大的战争，是有相当雄厚的物质基础的，人力、兵力、财力、物力，以及将帅，皆不成问题。然而，乾隆帝有鉴于征缅之失利及安南的天时地利与历史条件，皆不宜再次出兵，故果断决策停征。然而，阮惠损伤官兵，“得罪天朝”，当然不能因其两次遣使求贡，就立允其请，还得再等一等。
乾隆五十四年三月初七日，因阮惠差人送回被俘官兵，他谕军机大臣：阮惠不敢肆行戕害官兵，收在黎城养赡，现已遵令送出，“尚知畏惧夭威”。著福康安檄谕阮惠，晓以平金川、剿台湾之军威，令其将戕害提督、总兵之人“缚献正法”。［9］
过了两天，三月初九日，以孙士毅送到阮惠之表文，“措词恭顺，尚知畏惧悔罪”，“三次乞降”，送回官兵，且声称“已将戕害提镇之人，查出正法”，谕福康安令其向阮惠索要杀提督之人，因其言不足信。一待缚献，即予代为转奏朝廷。［10］随即又谕福康安在檄谕阮惠时，“须于严正之中，开以一线之路”，如表文“情词恳切，立言恭顺”，即为其陈奏天子。［11］
福康安接到帝谕之后，经过调查思考，向帝奏称：黎维祁“系一童騃昏竖，不足怜惜，其国中亦并无爱戴故主者”。“阮惠既欲号召国人，自必仰藉天朝声势，其畏惧震慑，似非虚假”。但其曾抗拒天兵，此时未便即允其降，“当于拒绝之中，予以转旋之路”。［12］福康安之奏，既充分理解了皇上不再出兵之旨，又符合安南国情，指出阮兴黎亡之必然结局，主张允贡许和，但需有所拒绝，又予转旋，以保持天朝尊严。乾隆帝于三月二十四日读到此折后，下谕给军机大臣，赞扬福康安所奏“大端已得，只可如此办理”。［13］
阮惠从历次奏请之中，谅必也揣摩透了天朝大皇帝的性格和脾气，故尽量“恭顺”和“恳切”。他采取了一个重大的行动，派遣亲侄阮光显赍表抵关“乞降”求贡，并吁恳进京入觐。表文大意是：“言（己家）守广南已九世，与安南敌国，非君臣，且蛮触自争，非抗中国。请来年亲觐京师，并愿立庙国中，祀死绥将士。”善于理解帝旨力主许贡的协办大学士、两广总督、一等嘉勇公福康安，立即上奏朝廷。乾隆帝抓住这一时机，决定许贡允降了。他于五月初三日看到福康安之奏后，谕军机大臣：阮惠遣伊亲侄求降进表，“其情词迫切，实属出于至诚，己另降敕谕，令福康安宣示，看来此事即可完结”。［14］
乾隆帝于五月初三日写成颁与阮惠之敕，引录了奏表中的重要内容，宣布了帝对阮惠（表文称阮光平）求贡之事的处理意见，现摘录如下：
“款谕安南阮光平知悉。据协办大学士、两广总督、公福康安等奏，尔遣亲侄阮光显，敬赍表贡，抵关乞降等语，将原表呈览。朕阅尔表内称：尔先有广南之地，非与黎氏有上下之分。上年曾遣人叩关，备陈与黎氏构衅缘由，边臣驳书，不即□达。嗣官兵出关征剿，直抵黎城，尔于今年正月前至黎城，欲向黎维祁询问吁请大兵之故，不料官兵一见尔众，奋勇杀戮，尔手下人等猝难束手就缚，又值江桥拆断，官兵致有损伤，不胜惶惧，已屡次遣人叩关请罪，并送回未出官兵，其戕害提镇之人，业目睹正法。本应躬诣阙廷，陈情请罪，因国内初罹兵革，人情惶惑，尚未安集，谨遣亲侄阮光显随表入觐。并据阮光显禀称，尔俟国事稍定，尚乞亲身到京瞻觐，等语。……（黎氏臣事天朝，被尔所灭，故发兵，字小存亡，并以天厌黎氏，令孙士毅撤兵）尔以安南头目，敢于抗拒官兵，戕害提镇大员，获罪甚重，是以将福康安调任两广总督，原令调集各路大兵，整军问罪。但念尔屡次遣人叩阙请罪，是尔尚知畏惧天朝，朕怜汝诚心悔罪，已往之事，不复深究矣。但非亲身诣阙，请罪乞恩，仅遣尔侄阮光显随表入觐，遽思仰邀封号，天朝无此体制。尔既未列藩服，所有贡物亦未便收纳，著仍发交领回。如尔必欲输诚纳款，乾隆五十五年八月，届朕八旬万寿，维时距今又越年余，尔国内亦当安集，尔即可禀知督臣，亲自赴京吁恳，以遂瞻云就日之私。再于安南地方代为许世亨等建立祠宇，春秋虔祭，庶可稍赎前愆。届时朕鉴尔畏感悃忱，自必格外加恩，或即封以王爵，世世子孙，可以长守安南。彼时再呈进贡物，亦即可赏收，仍当加之厚赐，以示优眷。……兹特赐尔珍珠手串一挂，尔当祇承恩命，计程于明年六七月内至京，亲诣阙廷恳请，以冀永承渥眷，勉之，钦哉。特谕。［15］
这是一道绝妙之谕，确有略加评论的必要。绝妙之一，此敕所引录阮光平的表文，逻辑严密，简明扼要，用词考究，表述清楚，初读起来，其恭顺恳切之情，溢于表文，阮光平真象是一位忠于天朝、清白无辜、遭谤蒙冤的恭顺外藩。但若联系历史实际，综合分析，便不难看出，表文所叙诸事，有真有假，目的在于求帝许贡。阮光平所言，屡次遣人叩关请罪，送回未出官兵，此系确有其事。所谓已将杀害提督许世亨等将领之人正法一说，恐只是说说而已，有谁远去三千里外的富春观看、调查正法与否之事？至于阮为广南之主，与黎氏无君臣之分，正月兴兵是专问黎维祁，不是进攻清军，更与前引黎城之战事实不符，不过是诡辩之词。可见就表文列引之事而言，是假多于真。当然，这道表文有一点，也就是此表的主题，应当说是真实的，即阮光平竭力请求清帝谅解，允其朝贡，授其封号，为此，他专遣亲侄奉表入觐，并乞“亲自到京瞻觐”。这一着棋，十分有效，对打破双方关系的僵局，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此敕之中，更为绝妙的是乾隆帝对阮光平所讲之话，大致可归纳为四点。其一，言阮之非。一为黎氏臣事天朝已久，阮光平从未修贡。这就是说，阮惠显系黎维祁之臣，否定了阮氏所云与黎无“上下之分”的辩解。二为阮氏“构乱称兵”，嗣孙吁请救援，故清军出关攻取黎城。这样讲，实际上是驳斥了表文对阮军攻黎一事的粉饰之词。三为阮兵伤害清军将士，“戕害提镇大员”，“获罪甚重”。其二，宥阮之过。因阮罪重，故调福康安任两广总督，集聚兵马，整军问罪，但念阮“诚心悔罪”，故停兵不动，不究往事。敕谕此言显与事实出入很大，乾隆帝早在弄清阮光平真心求贡之前，就已决定不伐广南了。敕谕之如是撰写，不过是故作恣态摆摆天朝架子而已。其三，诱阮入朝。因阮光平求降进表，“出于至诚”，可以不计其过，但仅遣亲侄奉表，便思邀求封号，无此体制。若要请封，阮惠必须亲自赴京，恭祝万寿，吁恳特恩，并建阵亡将士祠宇，这样，就可封其为安南国王，子孙世袭，否则，既不赐封，又不收受贡物。其四，自食其言。为了达到让阮惠亲贡受封了结全局的目的，敕谕不仅明确宣布不追旧事，将予赐封。全文语气十分温和，而且在两大问题上上下其手，故意轻言其非。一是虽然讲到清军出关援黎之事，但含混其词，并未点明此是征讨阮之作乱，稀里糊涂支吾过去。二是在叙述黎城之战时，竟完全照引表文之话，声称是阮惠欲向黎维祁“询问吁请大兵之故”，官兵先动手，“奋勇相战”，阮兵才“畏死抵拒”，致伤官兵。这样一来，过去乾隆帝多次指责阮惠谋篡作乱和攻打“天兵”的两大罪状，都被他自己否定和取消了。
（二）阮光平万里迢迢诣山庄 乾隆帝破格优遇新国王
乾隆五十四年五月初三日，也就是乾隆帝下达敕谕阮光平决意许贡的这一天，他又下了一谕，让阮光显进关，至热河山庄朝觐，并让其转谕阮惠以皇上的恩惠。其谕说：此次阮惠又遣其亲侄阮光显“赍表乞降，情词较前倍加恭顺，自属出于畏威至诚”，现已降敕与阮惠，福康安即令阮光显遣人资敕，交阮惠阅看后，再令阮光显进京，于七月二十日以后，行抵热河。那时，蒙古各部王公台吉俱来朝觐，“俾阮光显得睹车书一统万国享王之盛”，与诸王公台吉“同邀筵宴之荣，自属更善”。并向阮光显告知：黎维祁丢失大皇帝重颁印信，本应重治其罪，念其累代恭顺，故仅予安插内地，不会令其复回黎城主持国事。阮惠如于明年万寿前亲来瞻觐，“大皇帝必格外加恩，或即予以王爵，子孙世守安南”。［16］
过了十六天，五月十九日，当他知悉阮光显告知阮惠上述情形后，“该国臣民共生欢幸”，阮惠又遣使“赍送谢仪，词令礼文，较前倍加恭谨。看其感激畏服，竟属出于至诚”，阮惠明年必然进京瞻觐。他即下谕说：明年如果阮惠亲自来京，“即当特降恩纶，加封王爵，优予赏赐”。著福康安再行“剀切檄谕阮惠”，明年恭遇大皇帝八旬万寿，果能自行诣阙抒诚，“大皇帝必当格外加恩，予以王爵，渥受宠锡，尔之子孙，亦可世守安南，永备藩服”。“如此明切谕知，自不致更生疑虑”，“阮惠自必坚心欣戴，踊跃来朝。”［17］
闰五月十六日，两广总督福康安、广西巡抚孙永清的重要奏折，送到京师。二人奏称：已将赐与阮惠的敕谕和珍珠手串，赍至镇南关，于五月二十五日召阮光显进关授与。阮光显拜阅敕书后，“叩头不止。称小邦番目亲属，今日捧诵纶音，敬感圣德天威，俯鉴我叔光平殷恳畏悚微枕，宥其前罪，复许投诚，格外宠以玺书，颁以珍物，万分荣耀”。今即奉大皇帝恩旨准令进京，即不敢再行出关，当令随员恭捧敕书恩赏，并贵救谕，送往黎城，并亲自写信寄告阮惠，“谆嘱速修谢表，并恳请于明年入京瞻觐”。“察其神色，实属喜出望外”。［18］阮光显的诚恳心情和精采言辞，以及福康安的妥善安排与从中促进，使乾隆帝加快了允贡的步伐。他在读过奏折后，谕告军机大臣：“此事福康安办理妥协，殊属可嘉，览奏深为欣悦。”［19］
六月二十二日，在双方改善关系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日子。这一天，乾隆皇帝撤消了原来要阮惠进京朝觐后才授封纳贡的前提条件，改为下谕立即册封。此日，福康安、孙永清之折到京，二人奏称：六月初五日，阮惠遣人恭赍谢表与贡物到镇南关，现将表文二道，呈请御览，贡物是否赏收，仰候训示办理。表文“情词肫切，出于至诚”，且称已先为阵亡提镇大臣筑坛奠祭，现于国内择吉立庙，请颁发提镇官衔谥号，以便祭祀。乾隆帝看过表文，谕军机大臣：“朕览阮惠呈进表文，极为恭谨，自系出于感激至诚，而于瞻觐祝厘之处，尤属肫恳殷切。该国镇抚民人，全仗天朝封爵，况造邦伊始，诸事未定，尤赖正名定分，明示宠荣，以为绥辑久远之计”。现明降谕旨，将阮惠封为安南国王，并另降救谕，先为详晰晓示。所有封爵敕印，俟阮光显入觐返国时，即令其赍回。所进贡物，收纳送京，另加恩赏。因阮惠进表谢恩，“特制诗章，御笔亲书以赐”。著将敕谕及御诗，发交福康安，令派满洲能干道府一员，赍送安南，面交阮惠祇领。
其敕说：
“敕谕安南阮光平知悉。据协办大学士、两广总督、公福康安奏，为尔具表谢恩，展陈觐悃。朕披阅表内词义肫恳，并请于明年进京入觐祝厘，具见恭谨，所有赍到贡物，已谕令赏收，以遂尔芹曝之献。安南以黎维祁庸愦无能，天厌其德，国柞告终。尔现已悔罪投诚，遣亲侄阮光显奉表瞻觐，祈求恳切，不啻再三。朕顺天而行，有废有兴，悉归大公至正，本拟俟明岁亲行叩觐时，赏给王爵，兹阅尔表内所称，造邦伊始，必须仰赖天朝宠荣，锡之封号，方足以资驾驭，自属实情。用是特降恩纶，封尔为安南国王，俾资镇抚，并亲书御制诗章，赐为尔国世宝。……”［20］
乾隆帝册封阮惠为安南国王的册文，是这样写的：
“朕惟王化遐覃，伐罪因而舍服，侯封恪守，事大所以畏天。鉴诚悃于荒陬，贳其既往，沛恩膏于属国，嘉与维新，贲兹宠命之颁，勖以训行之率。维安南地居炎徼，开十三道之封疆，而黎氏臣事天朝，修百余年之职贡，每趋王会，旧附方舆。自遭难以流离，遂式微而控愬，方谓兴师复国，字小堪与图存，何期弃印委城，积弱仍归失守，殆天心厌其薄德，致世祚讫于终沦。尔阮光平起自西山，界斯南服，向匪君臣之分，寖成婚媾之仇。衅起交讧，情殊负固，抗颜行于仓猝，虽无心而难掩前愆，悔罪疚以湔除，愿革面而自深痛艾。表笺吁切，使先犹子以抒忱，琛献憬来，躬与明年之祝嘏，自非仰邀封爵，荣藉龙光，曷由下莅臣氓，妥兹鸠集。凡此陈词以实，胥征效顺弥虔，况王者无分民，讵在版章其土宇，而生人有司牧，是宜辑宁尔邦家，爰布宠绥，俾凭镇抚，今封尔为安南国王，锡之新印。于戏，有兴有废，天子唯顺天而行，无贰无虞，国人咸举国以听，王其□将丹款，肃矢永竞，固圉以长其子孙。……钦哉，毋替朕命。”［21］
乾隆帝赐与阮惠的诗如下：
“三番耆武匪佳兵，昨岁安南重有征。
无奈复黎黎厌德，爰教封阮阮输诚。
守封疆勿滋他族，传子孙恒奉大清。幸沐天恩钦久道，不遑日监凛持盈。”［22］
既赐敕谕，又册封为王，还赠御制诗书，双方敌对关系完全结束，代之而来的是友好往来，紧密联系。五十四年七月中，阮光显奉表到达热河。三十四日乾隆帝在避暑山庄的卷阿胜境，召见阮光显，赐宴，令其随同蒙古王公文武大臣入座观戏，赏给阮惠玉观音、玉如意及金丝段、朝珠等物，赏阮光显磁罗汉，玉如意、金丝缎、银盒等物，对其副使及随行人员，亦分别赏与如意、缎、盒、银两。乾隆帝又于当日下谕说：从此以后敕谕该国及守土各官，以及安南行文，俱改称阮惠为安南国王，不再以国长相称。待八月初十日大宴时，仍行厚加赏赉。明年阮光平亲来祝寿时，其入座位次，令在宗室亲王和旧外藩亲王之下郡王以上，“其赏赉更当格外优渥”。［23］
同日，乾隆帝颁行《御制再书安南始末事记》，叙述弃黎封阮的原因和意义，其文为：
“……盖黎维祁之庸昏，孙士毅之失算，以致阮惠复据安南，向固言之详矣。然使孙士毅即早遵旨班师，而阮惠亦必复来，是不过无伤我官军之事耳，但甫经兴灭继绝之藩国，视其仍灭绝而弗救可乎？则是师犹无了期也。兹黎民实因天厌其德而自丧其国，而阮惠以获罪王朝，震悚悔过求降，并请诣阙乞封，斯则不劳师而宁众，与封黎氏无异。
……夫予临御五十四载，经大事屡矣，每以危而复安，视若失而乃得，即予自问，亦不知何以臻此，所谓非人力也，天也。天之眷予者独厚，不忍言报，惟恐弗胜，即此纳降安南一事，恐后人未识轻重久长之至意，故复叙而书之。”［24］
乾隆帝此文，字句不多，但含意颇深，其中两点尤为特别突出。一是对清军败于黎城的原因，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迄今以前，他都将此归咎于孙士毅不遵谕旨未及早撤军回关，似乎孙若早日班师回朝就万事大吉，黎维祁复主安南，兴灭继绝之壮举将永载史册。现在他不这样看了，他清楚地了解到黎维祁昏庸，黎氏气数已尽，安南已经到了应该改朝换代的时候了。他在此文中实际上已经明确暗示，本来就不该出兵安南，不该帮助黎氏复国，这才是决定清军失利的根本因素。正如文中所说，即使孙士毅提前回到关内，也不过是暂时避免了一次失败，问题并未解决，还得再次派兵，还将再遭惨败，“师犹无了期也”。
另一更为重要是乾隆帝由此而举一反三，认真思考，检讨自己施政得失。阮惠之积极求贡，“恭顺恳切”，因而封王许贡，使万难了结之事得以解决，使他摆脱了进退维谷的困境，从失败转为成功，即文中所言“斯则不劳师而宁众，与封黎氏无异”。但这一胜利，这一特功，来之偶然，非清军威所致。如若阮惠不来求贡，堂堂天朝大皇帝，竟然败于“安南土目”之手，而且紧闭城门，偃旗息鼓，不敢再战，不敢言战，这是何等的奇耻大辱，纵有唾面自干的才干，也难掩其丑。可是，皇天特别厚待乾隆帝，每每使他危而复安，失而复得，居然出现了他意想不到的极好机会，阮惠恳切求贡，因而转危为安，愁眉舒展。乾隆帝由此想起了许多往事，回忆起不少危局。一征金川，经略讷亲、总督张广泗兵败遭斩，战事难以延续，他强忍羞惭，认输罢兵，连下十数道谕旨催督大学士傅恒班师，皇天保佑，莎罗莽率众乞降，傅恒得以“功成”回朝。征准部，达瓦齐刚降，阿睦尔撒纳即叛，定北将军班第被围自尽，攻回部，定边将军兆惠被困黑水营，打缅甸，将军明瑞败死小猛育，经略傅恒困驻老官屯，等等狂风暴雨，皆随之而去，或是敌方主动“悔罪求贡”（如缅王），或是遇逢佳机，转败为胜（平准定回），正如文中所说“每以危而复安，视若失而乃得”，“天之眷予者独厚”。乾隆帝虽言蒙天厚宠，但亦深知难以仅仅依凭于天（即碰运气）而轻举妄动，故特书此文，告诫子孙要慎之又慎，三思而行，惟恐“后人未识轻重久长之至计”。乾隆帝的这种态度是正确的，真能如此治政，是会避免许多不必要的损失，少做不少蠢事。
正是由于乾隆帝认为阮惠的恳切乞降求贡，解决了安南之难题，即他在另一谕中所说：“仰赖上苍眷佑，不烦兵力，而该藩悔罪抒诚，恪恭奉命，较之劳师动众，其成功难易，奚啻霄壤，此人所未敢遽信者，而竟得如此善全”，确当“庆幸也”。［25］因此，他对阮惠入朝特别重视，格外优待，这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厚待其侄阮光显。阮光显屡赴镇南关，首次代叔入觐，“情词恳切”，应对有节，交际有方，取得了福康安的信任，解除了乾隆帝的怀疑，对促进朝贡、封王、通商、关系正常化，起了重大的作用。因此乾隆帝不仅在承德避暑山庄多次召见阮光显，屡屡赐宴，厚赏礼物，并令其入贡经过的沿途督抚，好好款待，故各督抚对阮光显皆“赏赉加优”，甚至“赏给未免过优”。他还特谕军机大臣，令阮光显从承德朝觐后即回北京，所有颁给阮惠的敕印，交礼部赍捧回京，择定吉日，著留京的王大臣颁发，命阮光显在太和门内丹陛下行礼祇领，大学士、一等诚谋英勇公阿桂捧印，大学士嵇璜捧敕，派赞礼郎照例赞礼，俾其“得瞻仰阙廷，并睹礼仪整肃”。［26］这都是其他外藩贡使难以享有的厚遇。
其二允其所请，沛施特恩。从五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乾隆帝降谕册封阮惠为王以后，直到五十五年八月阮惠至避暑山庄祝帝八十万寿，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阮氏有所奏请，基本上皆蒙帝批准。比如，阮惠以安南地处僻区，“恳颁正朔”，并以“物力衰耗”为由，“恳恩将水口关准令商贩出入，则全境生灵俱获利用”。乾隆帝下谕说：其王“抒诚效悃，已就藩封，其境内黎元，皆吾赤子，自应准其开关贸易，早一日即民受一日之利”，著该督抚将水口等关，即令照常贸易，并颁发时宪书，赐与安南。［27］阮光显回到广西时，向两广总督福康安说：“爱内地蟒袍华美，为生平所未见”，在京购买数件，于汉口又复购买，现国王“复呈寄式样，请织交龙蟒袍，以为朝讌之服”。福康安立予应允，赶行办制发行，并奏报朝廷。乾隆帝误以为阮惠“心慕华风”，欲到热河朝觐时，更换清朝衣冠，“以表其恭敬之意”，十分高兴，谕告福康安；阮若真有此意，必格外加恩，锡以章服，不但按亲王品级，给予红宝石帽顶、四团龙褂，而且要照皇子服色，赏给金黄蟒袍，“以示优异”。但安南国俗，“向沿汉制，衣服及蓄发，断不可改”，令福康安询问明白，阮惠是欲改服清制，还是想买汉制衣冠，再行决定。不久，福康安寄上阮所呈请的蟒袍式样，“系汉制圆领”，此事始休。［28］阮惠因曾与暹逻交战，恐暹逻使臣告状，寄信与贡使阮宏匡，令其“据实陈奏”，以免皇上听信暹使之言，又以王母年登八十，气体颇衰，需要上等人参以供食用，让贡使采买。为此，乾隆帝赐阮惠敕说：外藩均为属国，“朕从来抚驭中外，一视同仁，属国陪臣断不敢以国中私事，上渎听闻”，帝亦不垂问各国私事。以此释其疑虑，并念国王“忠孝双全，深可嘉尚”，特赐人参一斤，以资王母补益。［29］
其三，两封世子。阮惠于入觐前夕，呈上谢恩表文。福康安将表差人送到北京，并奏阮惠带领亲子阮光垂等一同瞻觐。乾隆帝为此特颁敕谕与阮惠，封其子为世子。救谕说：“朕览王表，情词真挚，爱戴肫诚，披阅之余，深堪嘉尚”。国王亲率王子，远逾万里，诣阙祝寿，王子年甫垂髫，“情殷瞻就”，特降旨封王子阮光垂为世子，俟入觐时，颁发敕书，赏给冠服，兹先赐王子御用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二对、香器四匣，“用示优宠”。阮惠奉敕后，立即上表谢恩，并言光垂乃系次子，长子阮光缵留镇安南，乾隆帝又下谕旨，改封阮光缵为世子，赞其“粹质温醇，英姿瑰特”，谕其在家思孝，在国思忠。［30］一国两封世子，尚为罕见，可算是帝对阮惠之优遇。
其四，安插旧王黎维祁。阮惠曾希望清帝遣放黎维祁回安南，怕其留在内地，遥遣官将，私返安南煽动臣民叛乱。乾隆帝因黎系穷迫来归，且其祖先臣服清朝一百余年，甚为恭顺，不能驱其返乡，遭阮残杀，拒绝了这一要求。但是，他充分考虑阮氏的愿望，采取一系列措施，彻底杜绝了黎氏再起的可能性。他先将黎维祁及其眷属臣民安插在广西，令其剃发易服，并让阮光显观看其情，以示决不放其归国复主安南。不久，又令福康安将其及属下人等全送北京，归入汉军旗下，编一佐领。继因其安插在广西各府者有三百七十六名，“人数未免太多”，超过一佐领的人数，改为仅让其支属亲戚和官员，约八十户左右，送到北京，编一佐领，其余之人，散遣于江南、浙江、四川等省，分隶督抚标下，“令其入伍食粮，藉资约束，以徐归民”，授黎维祁为三品职衔的佐领。以其臣黎炯等四人坚不剃发易服，并欲出关恢复故国，劝说无效后，解京监禁。［31］这对巩固阮惠的统治，铲除遗患，起了重大作用。
其五，从优款待入觐之王。乾隆帝为示优待安南主，特下两谕，要在阮惠入觐时行抱见礼和赐与金黄鞓带。上谕说：阮惠躬诣阙廷，祝寿瞻觐，“实属出于至诚”，俟其到京时，“欲令行抱见礼，以昭优异”。著福康安向其告知，“此系逾格施恩”，“实为希有宠荣”。阮惠所用衣服冠带，已命如式制造，俟其来京时赏给，但该王在国内所系之带，是红鞓，现加赏金黄鞓带，“以昭优异”。需告阮惠：“天朝体制，惟宗藩始得系用此带”，今国王蒙此殊恩，“比于亲藩”，实为难得的宠荣。［32］
乾隆帝命大学士、一等诚谋英勇公阿桂等专门议定各省总督、巡抚接见安南国王之礼仪，“以宾主之礼相待”。其仪为：宾（指安南国王阮惠）至总督、巡抚衙门的辕门，从官启辞，执事官转启，宾乘舆至大堂，督抚延宾于大堂上。宾西面，主人东面，宾行一跪三叩礼，主人答拜。等等，既隆重，又详细。
阮惠入觐后，由“天朝军国重臣”协办大学士、两广总督、一等嘉勇公福康安亲自陪同，远行数千里，沿途设宴款待，十分丰盛，甚至“逾格优待”。有的督抚，仰见皇上宠遇阮王，又有福康安陪同，希冀获帝欢心，更大肆铺张，“欲将道路桥梁，途间屋宇，俱为修葺粉饰，甚至路旁枯木，皆行伐去”。直隶总督梁肯堂更刊刻传单，规定饭食规格，一日需银四千两。热河道府力不能支，面禀军机大臣：“接到沿途传单，供应阮光平等尖宿，一日约用银四千两。”阮到热河后，一切供支，是否照沿途传单办给。军机大臣碍于皇上和福康安，不敢直言其非，向帝奏称：“阮藩到此瞻觐，已奉旨令膳房供给饭食，务须丰盛”。若沿途已格外加丰，此处似不便从简，又难再有加增，请帝降旨定夺。乾隆帝看到款待太为浪费，太破格了，予以谴责。他谕军机大臣：阮惠入觐，福康安已给与米面肉等，陆路供应，不过肉菜，何需日用四千两。且每日尖宿供应即需四千两，“则其余宴赉舟车夫马等费，更无所底止矣”。每年帝宴赉蒙古王公大臣及各国使臣，“所用宴桌，每次皆需一百（桌）上下，用银亦不过在一千两内”。此必不晓事之督抚张大其事，任听属员怂恿，“踵事增华”，而“地方官亦借此浮冒侵渔”。每日用银四千两，往返将近二百日，当用银八十余万两。著查明系何省督抚开创此例。
随后查清，系直督梁肯堂所办，帝降谕指责其“过事糜费”，但亦不了了之，未予处罚。［33］
乾隆五十五年七月十一日，乾隆帝在承德避暑山庄卷阿胜境召见安南国王阮惠及其得力助手大臣吴文楚，以及哈萨克汗之弟卓勒齐等，赐其入宴，同扈从王、贝勒、贝子、公、大臣、蒙古王公、回部王公、缅甸及南掌国使臣等就席，阮坐于亲王下、郡王上，帝予赐食，并赐阮王以御制诗和冠带等物。其诗为：
“赢藩入祝值时巡，初见浑如旧识亲。
伊古未闻来象国，胜朝往事鄙金人。
九经柔远祇重译，嘉会于今勉体仁。
武偃文修顺天道，大清祚永万千春。”［34］
阮惠蒙受特恩，十分高兴，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回至镇南关，请守臣代呈谢恩表文。乾隆帝知悉，又御书寿字，赐阮惠，“以为新春吉庆”，并加赏金线葫芦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四对，内分贮金钱二个、金八宝一分，另赐白玉鹅一件、汉玉象一件、砝琅金盘一件、海棠盒一对、奶皮一匣、奶饼一匣，“用示眷注垂念之意”。其实，阮惠并未亲自入贡，而是派弟代替冒充，因为他既怕国中有变，又怕清帝拘留。
第二年，五十六年，阮惠以击败黎维祁之弟黎维祉及万象国之兵来献捷。五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阮惠于义安去世，乾隆帝知道以后，特赐御制诔诗，派广西按察使成林赍赴义安，于其茔前焚化，又赏大哈达一个、银三千两，“俾作好事”，封世子阮光缵为安南国主。其御制赐诔安南国王阮惠之诗为：
“外邦例以遣陪臣，展觐从无至己身。
纳款最嘉来玉关，怀疑堪笑代金人。
秋中尚忆衣冠肃，膝下诚如父子亲。
七字不能罢哀述，怜其忠悃出衷真。”［35］
乾隆帝因阮惠去世后阮光缵年幼，很担心其国的政局变化，恐怕新王难以应付危局，下谕给军机大臣说：“阮光平仰仗天朝威命，抚有安南”，但究系新造之邦，人心未能十分镇定。况与兄弟不睦，阮岳尚在广南，未免心怀窥伺。即其亲信大臣吴文楚，虽系阮光平帮同起事之人，亦未必忠诚可靠。阮光缵年幼，国中一切事务，必归吴文楚管理，“恐伊因主少国疑，中藏叵测，或致有迫胁专擅之事”。著成林到义安祭奠时，不动声色，暗加访察，如吴文楚能始终如一，为幼主尽心管理国事，“朕当优加奖励”，若其居心行事，多有不驯，成林即据实速奏，“候朕酌办”。［36］他又派福康安由四川赴往广西，以资弹压。他谕军机大臣：阮惠与其弟兄不睦，该国陪臣吴文楚久掌国事，亦恐非安分之徒，设有变乱，难以处理，需派大臣驻扎粤西数月，“而该国人情震慑，究不如福康安之声威素重”，必得福康安去广西多驻数月，“方足以资弹压”。著即传谕福康安星赴粤西，“妥为经理”，并赏给御用葫芦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四对，“用昭优眷”。
福康安赶赴广西，调兵备边。不久，使臣广西按察使成林回，告称其国安定无事，乃停止，福康安移任四川总督。
其实，阮惠家族亦即史称“新阮”之忧，不在国内，不在阮氏弟兄不睦及吴文楚专权，而是旧阮的东山再起。乾隆五十一年，阮惠、阮岳弟兄发兵攻灭其主广南王时，其妻黎氏有孕，逃居农耐（今西贡）。黎氏生子阮富映，潜匿民间，长大后，逃往暹罗。暹罗王与阮惠有仇，故以妹嫁与阮福映，助以兵，攻克农耐，据地称雄，势力迅速强大。嘉庆四年（1799年），阮福映发兵攻克富春，七年八月取昇隆城，阮光缵败走被擒。此时，乾隆帝已去世三年多，无法保护新阮了。
仅管新阮二世而灭，但乾隆帝决策不再出兵安南，迅速实现允贡、封王、通商，中国与安南之间关系正常化，彼此频繁往来，互易有无，交流文化，对两国的经济发展和边境安宁，都起了重大作用。乾隆帝为此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其功其勋是不会被抹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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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高宗实录》卷1321，页18-20。
［2］《清高宗实录》卷1321，页17、18。
［3］《清高宗实录》卷1321，页24-28。
［4］《清高宗实录》卷1323，页23、29。
［5］《清高宗实录》卷1317，页14；《圣武记》卷6，《乾隆征抚安南记》。
［6］《清高宗实录》卷1321,页28。
［7］《清高宗实录》卷1321,页28,［8］《清高宗实录》卷1323，页41、42。
［9］《清高宗实录》卷1324，页14、15。
［10］《清高宗实录》卷1324,页23。
［11］《清高宗实录》卷1324，页34。
［12］《清高宗实录》卷1325，页11、12。
［13］《清高宗实录》卷1325,页12。
［14］《清高宗实录》卷1328，页4；《圣武记》卷6，《乾隆征抚安南记》。
［15］《清高宗实录》卷1328，页4-8。
［16］《清高宗实录》卷1328，页8、9。
［17］《清高宗实录》卷1329，页10、11。
［18］《清高宗实录》卷1331，页2。
［19］《清高宗实录》卷1331，页2。
［20］《清高宗实录》卷1333,页18、19。
［21］《清高宗实录》卷1333,页18、19、20。
［22］《清高宗实录》卷1333，页21。
［23］《清高宗实录》卷1335,页18、19。
［24］《清高宗实录》卷1335,页20、21。
［25］《清高宗实录》卷1356，页21。
［26］《清高宗实录》卷1335，页19；卷1336，页6、11、13；卷1342，页8。
［27］《清高宗实录》卷1344,页4、5。
［28］《清高宗实录》卷1349，页32、33；卷1351，页34、35。
［29］《清高宗实录》卷1317，页3、4、5。
［30］《清高宗实录》卷1353，页30；卷1356，页13、14。
［31］《清高宗实录》卷1344，页22；卷1346，页30；卷1348，页12；卷1355，页6；卷1362，页11。
［32］《清高宗实录》卷1346,页22、23。
［33］《清高宗实录》卷1356，页21-25；卷1357，页19、20；卷1358，页4、8。
［34］《清高宗实录》卷1358,页13、14。
［35］《清高宗实录》卷1421，页17。
［36］《清高宗实录》卷1421,页16。
平叛改制 废除“藏王”
第十一章 抵御外侵 安定西藏
第一节 平叛改制 废除“藏王”
一、三朝苦心经营 西藏日益直隶中央
西藏很早以来就与中原王朝建立了朝贡关系，元、明两代与中央政权的隶属关系更为加强。清崇德四年（1639年），太宗皇太极遣使致书图白忒汗和达赖喇嘛，“延致高僧”。同年，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四世班禅罗桑却结坚赞、藏巴汗、顾实汗遣使贡方物，献丹书，远行数千里，历时三年，于崇德七年十月抵达盛京，丹书称太宗为曼殊师利大皇帝。太宗亲率八旗王公大臣迎使者于怀远门，隆重接待，屡设大宴。第二年五月，太宗遣察干格隆等喇嘛随来使往西栽，致达赖、班禅、藏巴汗、顾实汗、红帽喇嘛噶尔马等人各书一函，称五世达赖为“大持金刚喇嘛”，“恭候安吉”，赠金碗、银盆、玛瑙杯、水晶杯、玉杯、镀金甲、金银带、宝刀等物，致斑禅之词与礼物，均与达赖相同。双方之间第一次建立起友好关系。
顺治元年，摄政王多尔衮等人，因顾实汗奏称达赖“功德甚大”，宜延请至京念经，“以资福颐”，遣使往迎达赖，五年再派使臣往清。顺治九年五世达赖至京，世祖接见达赖于太和殿，厚加礼遇，并特于德胜门外建西黄寺让其居住。十年四月十八日，世祖遣礼部尚书觉罗郎球、理藩院侍郎席达礼，赍金册、金印、册封达赖，册文用满文、汉文、及图伯忒文（即藏文）撰写。册文说：
“朕闻兼善独善，开宗之义不同，世出世间，设教之途亦异，然而明心见性，淑世觉民，其归一也。兹尔罗布藏扎卜素达赖喇嘛，襟怀贞朗，德量渊弘，定慧偕修，色空俱泯，以能宣扬释教，诲导愚蒙，因而化被西方，名驰东土。我皇考太宗文皇帝闻而欣尚，特遣使迎聘，尔早识天心，许以辰年来见。朕荷皇天眷命，抚有天下，果如期应聘而至，仪范可亲，语默有度，臻般若圆通之境，扩慈悲摄受之门，诚觉路梯航，禅林山斗，朕甚嘉焉。兹以金册印，封尔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达赖喇嘛，应劫现身，兴隆佛化，随机说法，利济群生，不亦休哉。印文曰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怛达赖喇嘛之印。”［1］
顺治帝又遣内大臣修世岱赍金册、金印，封顾实汗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勉其“益矢忠诚”，“作朕屏辅”。至此，西藏直接与清朝政府建立了朝贡关系、隶属关系。康熙二十一年五世达赖去世，第巴桑结专权，秘不发丧，遇事假传达赖之命施行，愈益横暴，并唆使准噶尔汗噶尔丹扰清，又欲谋杀顾实汗之孙拉藏汗，于四十四年为拉藏汗击杀，康熙帝封拉藏汗为“翊法恭顺汗”。拉藏汗奏废第巴桑结所立之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另立阿旺伊什嘉穆错为六世达赖，青海蒙古台吉不信，别奉于里塘出生的噶尔桑嘉穆错为七世达赖。康熙帝以拉藏汗与青海诸台言不睦，惧其会导致削弱对准噶尔汗策妄阿喇布坦的抵御，遣侍郎赫寿入藏，会同拉藏汗管理西藏事务。四十九年初，班禅、拉藏汗与西藏诸寺喇嘛，会同“管理西藏事务侍郎赫寿”，奏请册封伊什嘉穆错为六世达赖喇嘛，康熙帝允其请，给以金印、金册。但是青海众台吉不信不服，迎噶尔桑嘉穆错至青海坐床，奏请朝廷册封，并请送居西宁宗喀巴寺，康熙帝遣兵护送其至宗喀巴寺，不久返居里塘。五十七年准噶尔军入侵西藏，杀拉藏汗，幽禁其所立达赖，西安将军额伦特奉诏领兵数千往援，遇伏败殁。帝命都统法喇统兵屯里塘，保护青海台吉所立之六世达赖噶尔桑嘉穆错，授皇十四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驻青海调度，以延信为平逆将军，噶尔弼为定西将军，统率大军，进藏袭击准噶尔军，护送六世达赖，青海蒙古汗、王、公、贝勒、台吉各率所部从征，于五十九年将准噶尔军驱逐出藏。延信遵旨册封噶尔桑嘉穆错为六世达赖，在布达拉举行坐床仪式。康熙帝命留蒙古、满洲、绿旗兵四千驻守西藏，以公策旺诺尔布统领，令额驸阿宝，都统五格参赞军务，封效忠于清助军击敌的空布之第巴阿尔布巴、阿里之第巴康济鼐为贝子，第巴隆布奈为辅国公，授颇罗鼐为扎萨克一等台吉，命隆布奈管理前藏，康济鼐管理后藏，授阿尔布巴、康济鼐、隆布奈、扎尔鼐和颇罗鼐为噶隆。
雍正元年，撤回驻藏之兵。雍正三年令贝子康济鼐往前藏，“总领办事”，并兼管阿里。当其去阿里时，前藏事务由贝子阿尔巴布总领办理。五年，阿尔布巴、隆布奈、扎尔鼐三噶隆忌恨康济鼐，将其杀害，欲通策妄阿喇布坦，又发兵前往阿里，进攻颇罗鼐。颇罗鼐领兵反击，并上报朝廷，请发兵进藏平叛，雍正帝遣吏部尚书查郎阿统兵一万五千往讨。大军未至，颇罗鼐已领兵杀至前藏，驻藏大臣马喇、僧格至布达拉守护达赖，各寺喇嘛将阿尔布巴、隆布奈、扎尔鼐等擒获，送交马喇，平定了叛乱。查郎阿抵藏后，诛首逆，奏上善后事宜。雍正帝奖嘉颇罗鼐，封为贝子，赐镐兵银三万两，令其总理藏务，并以其保举的色朱特色布腾，策凌旺扎尔授为噶隆，留大臣正副二人，领兵二千，分驻前后藏镇摄，三年一代。不久，雍正帝又晋封颇罗鼐为贝勒，以其长子珠尔默特策布登统阿里诸路兵保西藏，授为扎萨克一等台吉，并允其请，命礼部铸给“办理卫藏、噶隆事务多罗贝勒”
银印一颗，交颇罗鼐掌管使用，以便其“行文管理地方”。清政府对西藏地方军政事务的影响进一步扩大，统辖更为紧密。
二、藏王专权谋反 皇上失察误事
乾隆十五年，西藏局势十分紧张，郡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调兵遣将，阴谋叛乱，差一点导致据藏分裂的大祸。这一危局的出现，与乾隆帝对西藏之事处理欠妥，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乾隆帝即位以后，在西藏问题上继承了皇父雍正帝的政策，不断加强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辖。这一方针，本来是十分正确的，但是他的错误在子，盲目沿袭了世宗过分依靠、重用颇罗鼐以统辖西藏的错误做法，颇罗鼐对平定阿尔布巴等人的叛乱，防止准噶尔军的再次侵入，密切藏区与中央的联系，的确是尽心殚力，坚决斗争，立下了功勋，因而为帝重用和信赖。雍正帝将颇罗鼐从扎萨克一等台吉连续晋封至贝勒，授予他掌管西藏军政事务的权力，并因其“输诚效力”，所训练的藏兵大有进步，“较前气壮”，而将驻藏之兵减为五百名。颇罗鼐本人也诚心归顺清帝，矢忠朝廷。但是，随着岁月的推移，在清帝的厚待和支持下，他的势力越来越大，他训练骑兵一万，步兵一万五千，防守各要隘，使准噶尔军不敢复侵藏地。他逐渐成为实际上主管藏区军政大权的最高官员，达赖时又年少，潜心学经，虚有其位。就连达赖、班禅每年轮班遣使入贡，都是正使、副使同行，达赖、班禅之使为正使，颇罗鼐派副使，一起至京朝贡。
乾隆帝对颇罗鼐更为信任，更加依赖，也对其更为优待。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他下谕晋封颇罗鼐为郡王说：“西藏贝勒颇罗鼐，“遵奉谕旨，敬信黄教，振兴经典，练兵守卡”，甚为勤勉，
著加恩封为郡王。［2］他晋封颇罗鼐之长子扎萨克一等台吉珠尔默特策布登为辅国公，授其次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为扎萨克一等台吉。十一年正月初七日，他又下谕说：西藏郡王颇罗鼐，“素效忠诚，勤劳懋著。自联御极以来，一心靖共，凡事俱竭力奋勉，办理妥协，殊属可嘉”，著加特恩，将其子内封一长子。
“长子系日后袭王爵总理彼处事务之人，关系紧要”，著谕告驻藏大臣傅清，将此旨晓谕颇罗鼐，在其二子内择一“才堪继续、悦服众心、裨益公务者保奏，候朕降旨”。傅清随即奏称：谕告颇罗鼐后，其举次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帝遂下谕，将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封为长子，因珠尔默特策布登从前带兵，在边境出力，晋为镇国公。［3］
乾隆帝这两次封授颇罗鼐父子爵位，甚为不妥，带来严重恶劣的影响。一则，这样做，进一步抬高了颇罗鼐父子的政治地位，增强了他们的权势，颇罗鼐原已贵为贝勒，其他噶隆和分管一地的第巴，最高也不过是公爵，大多数人还只是一等台吉、二等台吉，双方之间本来已经就有高低之别，现在他又晋封郡王，比其他噶隆、第巴高出四五级、五六级（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相差更为悬殊，而且，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封长子，爵在贝子之上，其兄又系镇国公，如此显赫家族，在西藏首屈一指，其他僧俗官员望尘莫及。再则，封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为长子的谕旨明确宣布，此系“日后袭王爵总理彼处事务之人”，“关系紧要”，这就不仅使颇罗鼐之子孙世袭王爵，而且世代掌管西藏大权，这在西藏是惟一的罕见的例外。西藏管理军政财刑宗教的僧俗官员，如噶隆、第巴、代本等，皆非世袭制，工作有一定的期限，至多是任期较长而已，去世之后其职多由他人接替，即使少数立有功助受上级宠信之人，其子有可能被任命接父之职，亦属罕见。就连达赖、班禅，也是及身而止，不能世袭，原因也很简单，达赖、班禅没有妻室，也就没有儿子。甚至连康熙时执政专权数十年的第巴桑结，虽假传五世达赖之意，（时五世达赖已死多年），以达赖的名义奏称，国事“皆第巴为主”，乞授封爵。康熙帝封第巴桑结为“土伯特国王”，赐其金印，印文为“掌瓦赤喇坦喇达赖喇嘛教弘宣佛法王布忒达阿白印之印”，［4］但也未授予其子孙世袭国王、世掌西藏事务的大权。现在，颇罗鼐及其子孙世袭王爵世掌藏事，拥有这样大的特权，在西藏是惟一的也是空前绝后的。这最明显不过地表明了乾隆皇帝对颇罗鼐是何等格外的宠信和依赖。兼之，颇罗鼐拥兵数万，总理藏务，从而使其成为西藏实际上的最有权势之人，成为名符其实的“藏王”。
乾隆帝没有认真深入思考这样做的严重恶果。一人一家世代独揽掌管藏务的大权，自然会削弱中央政府对藏区的统辖，极有可能造成尾大不掉，甚至导致出现分裂割据的局面。这样依赖于一位西藏官员，来保持藏与中央的隶属关系和藏地的安全，是十分危险的，这样的支柱很不可靠，这样的基础很不结实，一遇适当时机，颇罗鼐家族可能反叛，这一面似平静的“安全之湖”，便会掀起狂风暴浪，震撼清政府统辖藏区的基础。
乾隆帝一向喜欢阅读历史书籍，以古为鉴，此次却似乎忘了这一优良传统。远的不说，五十多年前被皇祖康熙帝封为土伯特国王的第巴桑结，便是依仗五世达赖的名义，扩大个人权势，实际上掌管了西藏军政大权，并利用权力唆使准噶尔汗噶尔丹进攻清政府，给清朝带来很大麻烦，这一惨痛教训难道不应吸取？可是，看来乾隆帝忘了这件事，而把维持、加强中央对藏区的管辖，以及制止准噶尔军再次侵藏的希望，寄托于颇罗鼐及其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身上，这无异是饮鸠止渴，危害更大。
乾隆十二年颇罗鼐病故，帝谕其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袭郡王爵，“总理藏卫事务”。乾隆帝对其是否能安抚西藏，有些担心，令驻藏大臣予以开导。十二年三月十五日，他谕军机大臣：颇罗鼐在世时，奋勉效力，办事练达，藏区诸事“毋庸置念”。今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年幼新袭，未必能如颇罗鼐“收服众人之心”。颇罗鼐在时，“凡事俱由伊主张”，今非昔比，著驻藏大臣傅清逐处留心访查，如果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有“意见不到之处，即行指示，不得稍有疏忽”，并调停其与达赖之间的关系，“惟期地方安静，不生事端”。［5］傅清奏称，阿里克地方原系珠尔默特策布登驻扎管辖，后因其足疾，回藏调养，现已渐愈，令其返阿里克屯驻，帝从其议。八月初十日，驻藏大臣、提督索拜之折到京。
索拜奏：遵旨查访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与达赖的情形。颇罗鼐病故后，达赖即欲吊奠诵经，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不允，经副都统傅清申饬，“旋即悔过”，愿请达赖吊祭，“现彼此和睦，并无异词”。乾隆帝很高兴，批示：“览奏，可释朕西顾之忧矣。”［6］
不久，傅清、索拜相继离藏，原四川巡抚纪山因经理金川之事欠妥，降调驻藏大臣。乾隆帝了解到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情形乖张，虐使其下，所属无不怨望，且疑忌达赖喇嘛，无尊信恭顺之意”，又请将驻藏大臣所管的火尔噶锡等少数民族，拨与其管辖，“乃事之必不可行者”，经部臣参劾，念其父之功，加恩宽宥，赐谕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予以晓谕，并令纪山查其接谕后的反应及其居心行事。纪山遵旨访查后，于十四年秋奏称：珠默尔特那木扎勒情性乖张，属下俱怀怨望，且其又“有疑忌达赖喇嘛之心，恐日久众怨愈深，达赖喇嘛亦不能忍，致生事端”，请将其兄移来前藏，“协同办事”，并将达赖移驻泰宁。乾隆帝以其所议欠妥，于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二十三日两次下谕，斥其“见识甚谬”，“殊未妥协”，将使“土伯特疑心”，而拒绝其请。［7］但是，他也觉察到纪山难以应付复杂局面，于十月二十三日的谕旨中，令派傅清再次进藏，与纪山同为驻藏大臣。他并着重指出：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断不能如其父之安静奉法，其“纵恣逞威，人心离怨，多行不义，必自速厥辜”，谕四川总督策楞、提督岳钟琪和纪山、傅清四人“密行会商”，“有备无患”。［8］
此谕刚下不久，十二月十一日驻藏大臣纪山之折又到，奏称：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控告其兄镇国公珠尔默特策布登发兵兴乱，欲征取果弼奈，直往西藏，已调兵防护，并奏闻请旨。乾隆帝于当日连下四道谕旨。在给军机大臣之谕中，他指出珠默尔特策布登不大可能作乱，恐系其弟之捏控诬陷，令四川总督、提督备兵二三千，以备入藏平乱。在给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弟兄二人之谕中，劝其和解罢兵，听帝裁决。紧接着，他又陆续下谕，指示驻藏大臣、四川总督、提督注意形势的发展，防止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作乱。四川总督策楞于十四年十二月奏请恢复原来裁去的五百名驻兵，因驻藏大臣手下目前只有兵一百，难以应付事变，且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刚奏准裁去这五百名驻兵，便生事端，更表明应当恢复原制。乾隆帝于十五年正月初四日收到策楞之奏，十七日下谕给军机大臣，令传谕傅清及往代纪山之侍郎拉布敦，命其商议恢复五百名驻藏之事，如有益，则复设。纪山离藏以前，因被郡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封锁消息和受其影响，在奏报其弟兄争端时，偏听郡王的话，并言其兄镇国公珠尔默特策布登已于十四年十二月去世。
驻藏大臣傅清、四川总督策楞、四川提督岳钟琪也一度未曾看出郡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诬陷其兄杀戮其兄之真情和实质，于十四年十二月末联合上奏，误认为，此系由于郡王“与兄不睦，架捏诬害，决不致有侵犯内地之事”，乾隆帝赞同三人之议，于十五年正月十二日，下谕说，此言“大约近是。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承受天朝爵禄，保有藏地，尊荣已极，更欲何为？倘使称兵犯境，实乃自速厥辜，毫无益处，伊岂肯出此？”［9］
十五年四月初四日驻藏大臣傅清之折到京。傅清奏：郡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前往萨海等处，安抚伊兄“所扰之人”，察阅哈喇乌苏等处兵丁，已于三月初一日起程。其“感念”帝恩，“不惜其身，欲竭力报效”。乾隆帝读过奏折后下谕：现在珠尔默特策布登已死，“藏地宁静无事，从前生此事端”，皆系纪山处理不当所致。［10］
十五年五月初五日，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的紧急奏折到京，言及已察明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前往萨海地方，“有调动部兵搬运炮位”等情形。乾隆帝下谕给军机大臣，仍以为其系因兄长的属人不愿归顺于己，欲前往办理，调兵防卫，或系因兄弟争斗，惧朝廷治罪，故往萨海躲避，并非欲图集兵谋叛。他强调指出：
朕去年加恩赏赉，及允伊与青海亲王联姻，前后恩旨，实足以释彼之疑，想尚未到，如经奉到，自必晓然喜出望外，不复怀疑矣。若谓其别有异谋，则不必虑。从来有异谋者，非有所贪图希冀于所不当得，则必祸患迫身，出于不得已。以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言之，伊身为藏主，操生杀而擅富贵，俸赐所颁，贸易所入，岁获重赀，而且倚藉中朝声势，众蒙古皆与往来，可得厚利，伊更何所贪图希冀？若叛去，则全无所得，伊何所利而反耶？至伊远在天末，虽有大臣往驻，并不监制其行为，分夺其声势，伊又有何拘束困苦，而以逆谋自救耶？利无可图，害无可避，而谓其将有异谋，诚过虑也。且使果有异谋，则西藏伊所驻扎，何不据此举事，而转至萨海，欲何为耶？……即如从前以五百兵驻藏，何足御侮，况已经撤回，若更令重驻，彼第以五万之众应之，势必不敌，将见番属骚然，兵民俱困，天讨未伸，即内地不胜其扰。以此观之，惟当镇静持重，听其自行自止，在我本无加罪之意，在彼自不存致疑之端，傅清、拉布敦当领会此意。……
彼时（冬季）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当已深知天朝德意，积疑冰释矣。将此详悉传谕傅清、拉布敦知之。”［11］
这道谕旨，十分准确、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乾隆帝对藏王的政策是极为错误的，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其一，乾隆帝过分依赖和优遇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使其掌握了西藏军政财刑大权，成为西藏最有权势和极其富豪之统治者，即谕中所说“身为藏主，操生杀而擅富贵”。其二，过分姑息养好，对藏王的不法行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最多是略加规劝，且听其辩解即置之不问。乾隆帝明明知道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虐使其下，且与达赖喇嘛不和”；驻藏大臣纪山至藏一月以后，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才出来相见，“颇有轻忽之意”，他也了解其兄之死甚有疑问，但一经其巧言诡辩或“自请处置”，即不了了之，不子深究，不加防范。甚至在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奏请撤走驻藏的五百名兵士时，他也轻从其请。
这样的纵容，必然会助长藏王的专横跋扈，使其不轨之心愈益发展，最终走上兴兵叛乱的道路。
其三，因循苟且，欲图侥幸免祸。乾隆帝认为，战火一燃，藏地骚动，其地“地居极远”，征讨未必成功，而内地却早已不胜其扰，因此，“惟当镇静持重”，即听其自行自止，不要施加约束，以图幸免战祸。
其四，驳斥了傅清之议，不许他们轻易怀疑藏王，更不许他们采取措施制裁藏王。他不厌其烦地找出各种藉口，来证明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不会谋反，不会兴兵反抗朝廷，一再警告傅清、拉布敦要慎重，不要过虑，不要认为其将谋叛。
过了一个月，六月十一日，驻藏大臣拉布敦的奏折又送到京师，言及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将恭布等处火药带走四十九驮，调去兵一千五百名，“藏务尚在未定”，乾隆帝仍然下谕说，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不会“有叛逆之意”，不可轻举妄动。
乾隆帝的这些错误做法，削弱了应变之力，束缚了驻藏大臣的手脚，滋长了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叛逆的野心。他本想纵容其行以免战祸，不料，姑息养奸，就在他再三强调藏王不会反叛之时，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却早已潜谋不轨，调兵遣将，快要发动公开叛乱了。
三、“双忠”计诛叛王 为国捐躯
乾隆十五年十月十三日，在西藏拉萨，发生了“双忠”计诛叛王为国捐躯可悲可喜的大事。原来，西藏郡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于十二年袭承王爵总理西藏事务以后，就与达赖不和，对达赖“无尊信恭顺之意”，且仇恨驻藏大臣和驻兵，欲图谋叛，驱逐驻藏大臣，孤立达赖喇嘛，割据西藏，自立为王。他于十三年奏罢驻藏五百兵士，十四年发兵攻打其兄镇国公珠尔默特策布登，迫其致死，并逐其子。他还秘密通书准噶尔，请兵为外援。十五年三四月，他又扬言准噶尔兵将侵西藏，聚党二千，欲图发动公开叛乱。藏王的如此不法行动，使当时的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心忧似焚，急谋对策。傅清是孝贤皇后和大学士傅恒之弟，乾隆初由侍卫累迁至天津镇总兵，十一年授副都统任驻藏大臣，十三年还任天津总兵，迁古北口、固原提督，十四年末因纪山无力处理藏务，复被帝委任驻藏大臣。拉布敦系吏部尚书、署川陕总督锡勒达之子，力大善射，能弯十力弓左右射，又工诗文，习外国语言，初袭三等阿达哈哈番世职，从征准噶尔，立下军功，授世管佐领，并以“勇士”蒙赐孔雀翎，乾隆八年任参赞大臣，九年任定边左副将军，寻署古北口提督，十四年末以工部侍郎赴藏为驻藏大臣，十五年授左都御史。
乾隆十五年初，傅清、拉布敦相继到达西藏。他俩在三月初一日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出发前往萨海以后，便迅速察觉到藏王在聚集兵力，筹办火药枪炮，准备谋叛，立即密奏朝廷，但乾隆帝于五月初五、六月十一日，两次下谕，断言藏王不会造反，训诫二人不要猜疑，不要轻举妄动。按一般传送谕旨的做法，这两道谕旨分别应在六月初和七月初送到拉萨驻藏大臣衙门。这可使傅清、拉布敦十分为难，遵旨行事吧，眼睁睁地看着藏王日夜纠集党羽，煽惑藏民，约期起兵，大乱即将爆发。那时，二人性命固然难保，达赖喇嘛也可能遭殃，清政府对西藏的管辖权将会丧失。即使皇上派遣大军进剿，千里迢迢，转运困难，藏区和内地的人力、物力、财力都将受到很大损失，而且战火一燃，不知有多少藏、满、汉族人民会战死疆场，尸横遍野血染高原的悲剧必将出现，停战以后民族之间的隔阂又将加深。要想避免这场大灾难，及早消灭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的叛乱，这又会冒极大的风险，将会被定上违旨欺君的大罪，这可是要处以死刑，抄没家产，甚至株连亲属的。而且，就算舍此不论，平叛以后奏请皇上宽有抗旨之罪吧，又哪有力量来镇压叛乱。仅有的五百名驻兵，被藏王奏请皇上撤走一年多了，傅清、拉布敦手下，不过一百余名属员和兵士，怎能对抗拥兵二万余人的藏王。就算是拉布敦体壮力大，也是寡不敌众，无法取胜。上有皇上严旨压顶，外有叛乱天兵，区区一百余人，怎么办？傅清、拉布敦真是忧心如焚，坐卧不安了。
他们只有一面侦察逆情及时上奏，一面绞尽脑汁，寻觅平乱之法。十五年八月初，傅清、拉布敦上折奏称：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到后藏后，将噶布伦（即噶隆）第巴布隆赞等，“诬搆抄没”，逐出其兄之子珠尔默特旺扎勒，其父颇罗鼐所用旧人，“杀害抄没黜革者甚多”，现带兵二千余名在前藏后三百余里达木地方游牧。乾隆帝于九月初七日看到此谕，批示：“此皆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乖张悖戾，但道路辽远，可暂听之。如果关系者大，再行筹画”。［12］
形势愈益险恶，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计日举事”。九月初，傅清、拉布敦又紧急上疏，奏称：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现在调兵防阻，有谋为不轨之意”，应俟其“由打克萨地方回来接见之时，即为擒拿，翦除此孽”。乾隆帝于十月初八日收到此折，立谕军机大臣：傅清、拉布敦“所见，甚属冒险”，轻率举动，“必至酿成大事”，但二人已奏明“不待请旨，即行乘机办理”，现虽降旨阻挡，“令其不可妄动”，路途遥远，也难预定，若其先接此旨，尚可从容办理，若已采取行动，又不能翦灭，“势不得不为用兵之计”，可谕四川总督策楞、提督岳钟琪“预筹征调川兵，以为防剿之计”。［13］他又派兵部侍郎班第迅速前往，会同傅清等人相机办理。
过了十四天，十月二十二日，傅清、拉布敦之紧急奏折又到，奏称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将策凌旺扎勒调去，抄没其妹夫公班第达家产，“其跳梁之状，日益显著”，欲设法诱擒藏王，“照前奏办理”。乾隆帝阅过后，下谕说：“此事看来势不容已，自应擒获，明正其罪，已传谕班第谨密详慎，乘机行事”。即行传谕策楞、岳钟琪“悉心筹办”。［14］策楞遵旨，备兵八千名待命。
乾隆帝到十月二十二日才下定了擒获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的决心，可是为时已晚，九天以前西藏就出事了。
傅清、拉布敦并未接到上述三道谕旨，因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已断绝塘汛。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下令，“沿途汉士兵民及文书，俱不许往来出入，”军书不得达。傅清、拉布敦见火在眉睫，情急智生，决心孤注一掷，冒死擒贼。二人商议说：“今贼谋日甚，吾侪若不矫诏诛之，使其羽翼已成，吾二人亦必为其屠害，……弃二藏地也。不若先发制人，虽死犹生，亦可使继之者易为功也。”［15］二人议定，以宣读圣旨为名，于十五年十月十三日召珠尔默特那至通司岗衙门，使登楼接诏。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登楼后，傅清手下人员遵令撤去梯子；当藏王跪拜时，傅清突然从后面挥刀斩断其首，斥其“违天子令，且忘尔父，罪不可赦”，并杀其随从四五人，宣布胁从不问。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之死党卓呢罗卜藏扎什跳下楼后纠集党羽数千，进攻衙署，围楼数重，“施放枪炮，周围放火”。傅清遣人往传班第达救护，班第达因力薄势孤，不能救护，奔告达赖。达赖遣众僧前往救护，使人拦阻，叛党不听，“放火烧房，”众僧不能进去。傅清身中三伤，立即自尽。拉布敦挟刃跳楼，斩杀叛兵数十人，身中多伤，力竭被害。主事策塔尔、参将黄元龙自尽，从死者兵士四十九人、商民七十七人，粮务衙门被劫去库银八万五千余两。达赖令班第达“集兵拒逆”。十四日卓呢罗卜藏扎什带兵潜逃，十五日达赖令公爵班第达“暂理藏王事务”、附近喇嘛、番众等俱已归顺，官兵八十余人和百姓一百一二十人逃往布达拉，“达赖喇嘛给银养赡”。十八日达赖传令“各塘照旧应付官兵”，又令“各番不得伤害汉人”，二十三日。班第达已拿获逆首卓呢罗卜藏扎什，捕获逆党过半，劫去饷银亦追出大半，粮务通判常明和兵民俱回原处居住，局面稳定下来。［16］
乾隆帝于十一月十四日收到四川总督策楞的奏折，知悉傅清、拉布敦计诛叛王为国捐躯，十分哀痛，于十一月十六日下谕封授二人爵位说：
“（傅清、拉布敦被害）朕深为悯侧，不觉涕零。因思傅清、拉布教若静候谕旨遵行，或不至是。但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反形已露，倘不先加诛戮，傅清等亦必遭其茶毒，则傅清、拉布教之先几筹划，歼厥渠魁，实属可嘉，非如霍光之诱致楼兰而斩之也。夫临阵捐躯，虽奋不顾身，然尚迫以势所不得不然，如傅清、拉布敦揆几审势，决计定谋，其心较苦，而其功为尤大，以如此实心为国之大臣，不保其令终，安得不倍加轸惜耶！傅清、拉布敦著加恩追赠为一等伯，著入贤良祠、昭忠祠春秋致祭，傅清并入伊家祠从祀。伊等子孙给与一等子爵，世袭罔替，以示朕褒忠录庸之至意。”［17］
不久，乾隆帝又赐傅清、拉布敦之家各银一万两，赐拉布敦之妻房屋一所，将拉布敦之子交大学士傅恒“照应教训”，并以驻藏大臣之通思岗衙署改为傅清、拉布敦祠堂，赐名双忠祠，又于京师石大人胡同建双忠祠以祀二人。
傅清、拉布敦仅仅依靠微不足道的百余士卒，就诛杀了兴兵作乱势倾藏地的郡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为彻底平叛奠定了基础，避免了满、汉、藏族互相残杀的大灾难，为此而英勇就义，确系有胆有识、大智大勇、建树殊勋的功臣，他俩得到追赠爵位等厚遇，是完全应该的，是当之无愧的。但是，乾隆帝之种种殊恩，是否还包含着内疚和补过的因素？看来是有些原因的。姑且不谈乾隆帝多次拒绝傅清、拉布敦奏诛藏王之请，如早从其言，派遣大军入藏，“双忠”可能还在人间。就是当十四年十二月四川总督策楞奏请恢复旧制派兵五百常驻西藏时，若帝从其议，也许傅清二人还不至于血染官署。因为通司岗的驻藏大臣衙门，“系三层楼房，楼高墙固，即偶有意外之事，易于防守”。［18］设若傅清、拉布敦领有新派驻兵五百，连原有一百余名兵士，六百余人倚险坚守，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已死，余党虽有数千，但系乌合之众，战斗力不强，只要坚持一二天，达赖喇嘛就能调遣僧俗官民前来救援，内外结合，就可消灭叛军，保住两位大臣及其属下官员兵民的性命。可是，乾隆帝担心藏王起疑，犹豫不决，未果断下令多派驻兵，以致傅清等人兵微将寡，为国捐躯。回思几年内对藏事处理的欠妥，乾隆帝很难不有悔恨内疚之意。他曾下谕论述事变之因说：“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凶悖肆恶，本因向来威权太盛，专制一方，致酿此患，乃朕加恩过重，有以纵之，不可不追悔从前之不早为裁抑。”［19］这也许是他厚赠傅清、拉布敦的原因之一吧，藉此以示补过。这样作，是完全应该的，无可非议。
四、乘机整顿藏地 “酌定西藏善后章程”
乾隆帝于乾隆十五年十一月十四日知悉傅清、拉布敦诱斩叛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为逆党所害以后，十分愤怒，准备大举进剿，立谕四川总督策楞、提督岳钟琪带兵三千名，速往西藏，命建昌镇总兵董芳领兵二千名随后策应，调兵三千预备派遣应援，命陕甘总督尹继善至川，筹办、经管输送粮饷、调兵接应、奏报军情等事，令云南提督冶大雄查寻所有路径，集兵待旨，以便从滇入藏，又派侍郎那木扎勒、兆惠赶往西藏，会同新任驻藏大臣理事。寻因藏中大局已定，首逆擒获，他便从策楞之请，仅拨兵八百名随其进藏，令岳钟琪回驻打箭炉。
他交与策楞，班第等大臣的使命，是处理好西藏善后事宜，尽量把西藏管好，不要再生事端。
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即知悉变乱后的第三天，他下谕给军机大臣，提出了乘此机会彻底整顿西藏的方针和重要政策。他说：
“西藏经此番举动，正措置转关一大机会，若办理得当，则可保永远宁谧，如其稍有渗漏，则数十年后又滋事端。朕前传谕班第，以西藏事必当众建而分其势，目今乘此兵威，易于办理，惟在相度机势，计虑久远，方为万全。傅清等虽曾许班第达为藏王，然伊筹办理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之初，不知班第达曾经与闻否？设先预闻，必先有成约，如伊果能统所属人众，救护策应，则卓呢罗卜藏扎什未必猖撅至此，乃伊不行救护，而先奔至达赖喇嘛处，……其居心狡狯为何如者。伊若一为藏王，即使恭顺如颇罗鼐，而其子孙亦不可保，此其可虑，岂在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之下哉。策楞等至藏，细加体访，如其人实无他能，听受约束，即量子爵秩，……（若因不封王而怨望）即声其不救护驻藏大臣之罪，相机加之显戮。……至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之子，必不可留，其所有赀产，岁入必极丰厚，应入官为驻藏大臣公用，足供驻兵千人而有余。……噶隆事务，于事权极有关系，必须驻藏大巨管理，呼应方灵。即如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一言而塘汛断绝，班第达一言而塘汛复通，信息往来，惟藏王之言是听，而驻藏大臣毫无把握，如此即驻兵万人，何济于事。策楞、岳钟琪到彼，目击情形，务须将此事彻底熟筹，……
令自我出，方为扼要。将来不但西藏应留兵驻守，即打箭炉为西藏咽喉，亦应添驻重兵。以方今时势言之，国家全盛之力，岂以添兵多费为虞耶？现交议政王大臣会同军机大臣等详悉定议，可并备细传谕策楞、岳钟琪等知之。”［20］
这道谕旨讲了六个问题。其一，确保西藏隶属中央，使藏区永远宁谧。乾隆帝清楚地认识到，过分优待和姑息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是使其谋叛和未能及早防止变乱的重要原因。这固然是有损个人威严的不光彩之事，但他并不灰心丧心，没有淹没在无穷无尽的惟知后悔、羞惭的狂浪之中，而是痛定思痛，总结经验教训，振奋精神，知难而进，变被动为主动，探讨新的方针，决心利用平叛机会，实行大的改革，彻底解决西藏间题。所以他特别强调要充分利用这个“措置转关一大机会”，要“办理得当”，以保“永远宁谧”，不要“稍有渗漏”，使数十年后又滋生事端。
其二，不封班第达为藏王。乾隆帝看准了封授藏王之欠妥，一为藏王，就会象珠尔默特那木扎勒那样“专制一方”，“威权太盛”，从而可能产生谋叛不轨的念头。如果班第达当上藏王，即使本人识时务安分恭顺，也难保其子孙永远忠顺，这将使西藏永远不能安宁，严重危害中央对西藏的管辖。设若班第达因未封王而怀怨恨，就要列数其不救驻藏大臣傅清之罪，加予诛戮。
其三，驻藏大臣管辖噶隆。乾隆帝从这次叛乱的爆发和制止，深刻地认识到噶隆之重要。达赖虽为藏民拥戴和崇拜，但其终日念诵经文，潜心修行，不理俗事琐事，军政财刑诸事主要由噶隆负责，藏民视他们为达赖的代表，听其统辖驱策，因此，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一声令下，不许藏民应付汉土官兵商民和文书传送，塘汛即断，班第达被达赖委以“暂理藏王事务”后，传令各塘照旧工作应付官兵，塘汛即通。有鉴于此，乾隆帝着重指出“噶隆事务，于事权极有关系，必须驻藏大臣管理，呼应方灵”，才能“令自我出”。
其四，处置首逆。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之子，必不能留之于世，将叛王家产全部抄没，以供驻藏大臣之用，这样就可解决驻兵一千余人之需。
其五，驻兵西藏。这次叛乱，充分表明了乾隆帝撤去驻藏兵士的做法十分谬误，西藏不是驻兵太多，而是驻兵太少，更不应该取消驻兵。乾隆帝吸取了教训，强调必须在西藏驻兵，甚至在为西藏咽喉的打箭炉，也要添驻重兵，“国家全盛之力”，能够供应这笔费用。
其六，管好塘讯。西藏拉萨距京数千里，运送文书，正常时间一般需二十八九日才能到达。塘汛一断，音信不通，下情不能上达，谕旨难到臣手，情况不明，决策难定，且易失误，因此，必须管好塘汛，将此权掌握在驻藏大臣手中。
这道谕旨除了未涉及达赖外，基本上包括了藏务的重要问题。此后，乾隆帝陆续下谕，将这道谕旨所定的方针、政策不断充实、发展和完善。第二天，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他给达赖、班第达下达专谕，着重讲了四个间题。其一，安抚、嘉奖达赖。他强调指出，变起之因及平定，皆表明了朝廷保护达赖之至意。“朕向因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素不信奉达赖喇嘛，心怀仇隙，是以屡加训饬”，谁料其愈起疑心。驻藏大臣傅清等人因其“残暴性成，狂虐日甚，终恐不利于达赖喇嘛”，故奋不顾身，翦除凶逆，“凡此皆以为达赖喇嘛也”。今达赖肘腋之间，除此隐患，佛地肃清，“朕心深慰”。叛党杀害驻藏大臣，经达赖传谕解散逆党，安抚难民，地方得以宁谧，“朕甚嘉之”，特加恩赏赐物品，以示“朕优眷之怀”。
其二，不封班第达为藏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本不应袭封郡王，因念其父颇罗鼐一生恭顺效力，故格外施恩，令其袭爵。不料其管理藏事后，奏撤驻藏官兵，茶毒藏民，杀害其兄及侄与众头人，抄占班第达家产，阻绝塘汛，欲尽害官兵。其之如此悖乱而未立被阻止，“亦因朕之加恩过厚，有以纵之。藏地之人虽怨彼，而以朕所封之王，不敢如何，朕实深为追悔”。傅清诛叛王时，虽有令班第达管理藏地之话，“实未奉朕谕旨”，亦不过因藏地不可无人统率，又欲其统兵相助，故从权委办。若班第达能践约统兵除贼，使两位大臣平安无事，藏地宁静，则即按二大臣的许诺办理，亦未为不可。乃班第达却不能救护大臣，“已不为无过”，但念其势孤力弱，姑置不问，岂可自居有功，“承受朕封王之异恩乎”？著其仍以公爵办理达赖喇嘛噶隆事务。班第达果能实心恭顺，妥协接应进藏官兵，与新设噶隆同心一意，秉公办事，“则为国家腹心之臣，可永享升平之福”。
其三，强调驻藏大臣之权，不使噶隆权势太大。从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权大谋叛之事，可以看出，“办理噶隆之人，权势不可使太专”。此乃“朕所加恩永辑藏地亿万生灵之要道也”。著总督策楞等官会同达赖，于藏地头人中，择一“晓事安分而番众素所信服者”，任为噶隆，与班第达协同办事。寻常细事，听此二噶隆照旧承办，“至具折奏事，及兵备、驿递等重务，则令钦差驻藏大臣，会同噶隆二人办理，钤用钦差大臣关防，永为定制”。其驻防官兵、安设台站，及一切事宜，著策楞、兆惠、那木扎勒、班第等人会同达赖及班第达悉心筹酌妥议具奏。
其四，抚恤无辜去世的叛王之兄。叛王从前诬控兄长镇国公珠尔默特策布登谋反，加兵杀害，以病死捏奏，今真相已明，应为冤死者昭雪，著班第达查明其子，传帝谕旨，复给以公爵，令管辖阿里克地方，其父家产为叛王抄没霸占者，俱著察明给还。［21］
又过了十一天，十一月二十九日，根据策楞奏报逆党头目已擒，“藏地现已宁谧”等情，他专门下谕给达赖、班第达及“卫藏所属番众”，除了重申叛王之罪及朝廷欲擒叛王“以为达赖喇嘛除患，且为藏地番民除凶暴而抒公愤”以外，还讲了下述问题：叛乱已平，无庸派动大兵，只令总督策楞进藏，问候达赖，“办理一切事宜”。班第达平乱有功，加恩赏赐内库缎匹。所有已获佘党，牢固看守，俟总督策楞、钦差大臣兆惠、那木扎勒、班第等共同查审，照内地之例，惟诛首恶及附和为恶之人，其余胁从人员，俱从宽对待，概不株连。劫夺的府库银两，已交者贮库，未交者免追，以免累及无辜。最后，他着重指出，“朕此番办理，惟欲藏地永远宁谧，敬奉达赖喇嘛，令人心悦服。达赖喇嘛、班第达等，将朕此旨通行明白晓谕所属番众人等，令其安静乐业，永享升平之福，以副朕恩德绥怀之至意。”［22］
乾隆帝以上几道谕旨和其他有关上谕，对达赖、班第达、噶隆、叛党、受害者及西藏僧俗官民，都作了安排，确定了治藏的方针和重要政策，为处理善后事宜及安定藏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川总督策楞、驻藏大臣班第到藏后，执行帝旨，宣读上谕，抚慰达赖、班第达，了解藏情，于十六年二月初上奏说：“到藏详看，达赖喇嘛意甚感悦，公班第达并各番，情形恭顺，现在实转关一大机会”。现正与藏地噶隆、众卓呢、班第达、达赖等商办诸事，待兆惠等人抵藏后，“公酌妥办，务期达赖喇嘛得以专主，钦差有所操纵，噶隆不致擅权。”乾隆帝于二月二十九日读折后批示：“览奏俱悉”，“甚是”。［23］
策楞、班第抓紧进行惩治叛党等事。班第早在策楞到藏之前，于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将首恶卓呢罗卜藏扎什及要犯阿喇布坦等二十余人处死，抄没其家产变价入宫。策楞等四位大臣，又遵旨将叛王之妻子正法，没其赀财。叛王所得原颇罗鼐分食钱粮的林青侧并颇拉二处，系早年拉藏汗所赏，现将二处人地照旧归达赖管辖，两处所收差赋，值银二千六百余两，遵旨拨五百余两赏给班第达，余银赐与达赖，以赏达木蒙古。
根据乾隆帝的谕旨和他批准的策楞所奏三原则，“达赖得以专主，钦差有所操纵，噶隆不致擅权”，策楞等四位大臣细心筹划，于十六年二月奏上“酌定西藏善后章程”，现摘录如下：
“一、西藏办事噶隆，向例四人，噶隆布隆簪失明，被珠尔默特那木扎勒革退，现存班第达、策楞旺扎勒、色裕特塞布腾三人。班第达奉特旨以公职办噶隆事，策楞旺扎勒、色裕特塞布腾查无党羽情形，且系奉旨原放噶隆，并赏有扎萨克头等台吉职衔，应仍留办噶隆事。布隆替缺，选放深于黄教喇嘛一人，赏给扎隆大喇嘛名色。一、噶隆会办事件，旧于噶沙公所会办，自颇罗鼐后，各噶隆俱办事私宅，舍官放之员不用，添用私人，嗣后应仍赴公所会办，私放之员裁革。一、各处第巴等官，有管理地方教养百姓之责，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各放私人，其人又不亲往，差家奴赴办，扰害地方，嗣后噶隆等应公同禀报达赖喇嘛并驻藏大臣补放。家奴代办者撤回，人地不相宜者换补。至各寺堪布喇嘛，并照旧由达赖喇嘛选派。一、卓呢尔、商卓特尔、曾本、随本各官名色，惟达赖喇嘛前有，颇罗鼐封王后，亦照添设，应查革，只于公所设立卓呢尔二人，兼领原设之仲意笔七格等办公。一、噶隆向只办地方事，兵马卡隘俱责成代奔。后藏地小，且设代奔三人，卫地大，仅代奔一人，遇差假，无人弹压地方护卫达赖讯嘛，应添设一员，于补放时一体颁敕。一、全藏人民，向属达赖喇嘛按地方大小，人户多寡，均定差徭。颇罗鼐等任意侵占，或市私滥赏，甚至擅给免差文书，于所憎则加派。嗣后噶隆、代奔等，应公查旧档，除因功劝赏毋庸撤回外，私赏滥免者，并查禀达赖喇嘛撤缴，加派者减。一、达赖喇嘛差务，向由地方百姓供应，自颇罗鼐任事后，凡噶隆、代奔等，差人往西宁、打箭炉、色尔喀马、阿里克等处交易，亦私出牌票，致乌拉派累百姓，嗣后应禁止。遇公事，察明达赖喇嘛，发给印票遵行。一、达赖喇嘛仓库，向系仓诸巴专管，公事动用，噶隆等禀明达赖喇嘛代理，启闭俱以达赖喇嘛印封为凭，颇罗鼐始行擅取，嗣后应仍照旧办理。……一、达木蒙古，前经颇罗鼐奏由该王差遣，……（现）愿归达木侯差，自宜妥为安顿，其现有头目八人，……改为固山达，所属择授佐领、骁骑校各八人，给顶戴，归驻藏大臣统辖，仍令每佐领各派十人，驻藏备差。”［24］
乾隆帝阅过这一章程后，批准执行。这对于限制、削弱噶隆之权，提高达赖和驻藏大臣的政治地位和权力，减轻藏民的负担，安定藏区，增强中央对西藏地方的管辖，密切藏族人民与其他民族人民的联系，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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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世祖实录》卷74,页18、19。
［2］《清高宗实录》卷166,页23。
［3］《清高宗实录》卷256，页6、7。
［4］《清圣祖实录》卷161，页9；卷174，页14。
［5］《清高宗实录》卷286,页26-28。
［6］《清高宗实录》卷296,页10。
［7］《清高宗实录》卷351，页6、7、8。
［8］《清高宗实录》卷351，页10-13。
［9］《清高宗实录》卷356，页15。
［10］《清高宗实录》卷362，页7。
［11］《清高宗实录》卷364，页6、7、8。
［12］《清高宗实录》卷372，页9。
［13］《清高宗实录》卷374，页10、11。
［14］《清高宗实录》卷375,页10。
［15］《圣武记》卷5，《国朝抚绥西藏记下》：《啸亭杂录》卷9，《拉傅二公》，《清高宗实录》卷376，页30；《清史稿》卷525，《西藏》。
［16］《清高宗实录》卷376，页30、31；卷377，页30；卷379，页22、23：《圣武记》卷5，《国朝抚绥西藏记下》；《清史稿》卷312，《傅清传、拉布敦传》卷525，《西藏》。
［17］《清高宗实录》卷377，页3、4。
［18］《清高宗实录》卷1318,页30。
［19］《清高宗实录》卷377，页12。
［20］《清高宗实录》卷377,页8、9、10。
［21］《清高宗实录》卷377，页15-19。
［22］《清高宗实录》卷377，页32、33、34。
［23］《清高宗实录》卷383，页23。
［24］《清高宗实录》卷305，页15-18。
一征廓尔喀
第二节 一征廓尔喀
一、廓尔喀首侵西藏
乾隆五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驻藏大臣、一等诚勇公庆麟的急折，送到北京。庆麟奏：巴勒布廓尔喀属下头目苏尔巴尔达布等，西向沮木郎部落掳掠后，复东向藏入寇，“现在前后藏俱各严备”。
巴勒布廓尔喀，又被称作巴勒布、廓尔喀，后来叫尼泊尔。
为什么廓尔喀要入侵西藏？看来还得将历史巨册翻阅多页。先得从七年以前班禅东行说起。
乾隆四十三年，六世班禅罗布藏巴勒垫伊西请章嘉呼图克图代奏，“因庚子年（四十五年）为大皇帝七十万寿，欲来敬祝”。乾隆帝非常高兴，允其所请，并谕令隆重接待。他特遣皇六子质郡王永瑢和吏部尚书、总谙达、领侍卫内大臣永贵千里迢迢，赶到岱汉迎接，陪同前来热河，命向导处大臣编定从岱汉经察哈尔、多伦诺尔、克什克腾、翁牛特、喀喇沁、赛因达巴罕等处到热河的行程住宿地点，召陕甘总督、山西巡抚入觐陛见，“面谕妥办”接待班禅的食宿等事。漠南蒙古哲哩木盟长奏称帮马二千匹、驼二百头，喀尔喀四部蒙古王公亦愿帮助马驼，供班禅使用。乾隆帝特令于热河为班禅建须弥福寿之庙，俗称小扎什伦布寺，供班禅来时居住。沿途各省官员遵奉帝旨，认真安排，迎送接待十分周到。
四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乾隆帝在承德避暑山庄的清旷殿召见班禅，“赐坐慰问，赐茶”。二十四日，他又御万树园大幄次，赐班禅及扈从王公大臣与蒙古回部王公等人宴，赏赉冠服金银缎匹。班禅率众呼图克图为帝诵经祝寿；九月初二日进京后，帝又屡屡赏赐。不料班禅出痘，于十一月初二日圆寂于京师。乾隆帝十分哀痛，于四十六年正月初十日下谕给达赖，详述班禅入京祝寿、蒙帝优遇及其患病等情，以及护送灵柩回藏等事。他说：
“班禅额尔德尼前以庆祝七旬万寿，起程来京，节次遣散秩大臣、副都统等携带御用朝珠鞍马等物，沿途宴劳，并命皇六子同章嘉呼图克图等迎往赏赉，于七月二十一日至热河朝见。万寿节班禅领尔德尼率领众呼图克图等诵经祝厘，于九月初二日来京，叠加赏赉，每遇朝见，意甚欢欣，并无欲归之语。十月二十九日，闻其身体发热，即遣医诊视，知花痘见苗，朕复亲临看视，忽于十一月初二日圆寂。虽本性如如，去来一致，而笃诚远来，未能平安回藏，朕心实为悼惜。尚卓特巴忠克巴呼图克图，系班禅领尔德尼之兄，而大绥绷乃其高弟，著加恩赏给忠克巴呼图克图领尔德木图诺们汗之号，赏给大绥绷扎萨克喇嘛职衔默尔根堪布之号，俟百日奉经事竣，于二月十三日护送班禅额尔德尼灵櫬起程，并遣理藩院尚书博清领、乾清门侍卫伊鲁勒图等，送至扎什伦布。扎什伦布所属人众，皆赖尔喇嘛掌管，务须仰体朕怀，加意约束，善为教养，此即为吉祥善事矣。”［1］
六世班禅之死，不仅是清政府和蒙藏地区一大损失，而且由于其弟兄之贪利，导致了廓尔喀军的入侵。原来，班禅在京朝觐及其圆寂，乾隆帝多次厚赐珍宝财物，京师各王公大臣及内外蒙古“所供养”、“中外施舍，海溢山积”，“无虑数十万金，而宝冠、璎珞、念珠、晶玉之钵、镂金之袈裟，珍宝不可胜计”，皆为其同父异母之前兄忠克巴呼图克图（仲巴呼图克图）据为己有，既不布施各寺及唐古特兵（藏兵），连班禅之亲弟沙玛尔巴，亦藉口其系红教喇嘛，而分文不与。［2］沙玛尔巴非常气愤，于四十九年前往廓尔喀，极言仲巴呼图克图拥有班禅的巨万赀财和奇珍异宝，并很有可能详告后藏地形守备等情况，将唐古特信佛厌战和唐古特兵懦弱畏敌之情告诉廓尔喀国王，“以后藏之封殖，仲巴之专汰”，煽动其出兵侵藏。［3］
廓尔喀出兵的另一重要原因是贸易纠纷问题。以前，巴勒布部落与后藏之间的交易，系行使巴勒布所铸的银钱，掺有铜铅，成色不纯。廓尔喀兴起统一巴勒布等部以后，改铸新银钱，银的成份增加，廓尔喀就要求西藏人承认一个新银钱当二个旧银钱使用，藏人不愿。在贸易中，一些藏商将廓尔喀必须购买的食盐搀入沙土，牟取厚利。噶布伦索诺木旺扎勒“肆意妄行，苛取商人物件”，第巴桑干“擅增税课”，将廓尔喀人的货物“任意加税”，廓尔喀人“实不能堪”，故兴兵报复。［4］
当然，以上两方面的因素，只是廓尔喀可能入侵西藏的理由和原因，而最根本的决定性的因素却是廓尔喀国正在迅速发展，军事力量相当强大，执政者力图对外扩展。廓尔喀原本系一小小部落，后其酋长博纳喇赤发奋图强，练兵习武。相继统一了曾向清朝进贡的巴勒布部及其他二十余部，版图急剧扩大，国境东西二千里，南北约五百里，北连后藏边境。此时的国王是博纳喇赤之孙喇特纳巴都尔，因年幼，由其叔巴都尔萨野执掌军国大权。
巴都尔萨野正想对柔弱的唐古特人用兵，遂藉沙玛尔巴的投奔和商务纠纷，于乾隆五十三年六月派兵入侵西藏，占领聂拉木、济咙二处，不久又夺据宗喀，围攻胁噶尔寨，中廓之间的第一次战争就这样开始了。
二、噶隆、钦差合谋 丧权纳币赎地
乾隆五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驻藏大臣庆麟的两道奏折送到大内，奏称廓尔喀头目苏尔巴尔达布率兵“向我边入寇”，抢占了济咙、聂拉木二处，围攻宗喀，“现在前后藏俱各严备”，卫藏兵力不敷堵截，已飞咨四川调拨驻防绿营官兵应用。［5］乾隆帝于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日连下五道谕旨，调兵遣将，前往迎剿。他在谕旨中说：巴勒布（即廓尔喀）与卫藏聂拉木、济咙、宗喀三处接壤，此三处“系卫藏所属地方”，理应派兵“堵截擒拿”，但班禅年幼，仲巴呼图克图系出家之人，“难免震惊”。著驻藏大臣雅满泰立即带领绿旗兵与达木厄鲁特兵，前赴扎什伦布，“将班禅额尔德尼加意抚慰”，与仲巴呼图克图等人商议，所有后藏和巴勒布接壤地方，“俱宜力为守御”，前藏亦令庆麟严加防范，若聂拉木、济咙、宗喀一有挫失，即先将班禅迁往前藏，“方为妥协”。著四川总督李世杰、四川提督成德于绿营及“番兵”内，就近酌调三四千名，派驻防满兵五百名，命成德与建昌镇总兵穆克登阿统领，迅速赴藏，令成都将军鄂辉星夜返回成都，若事尚未了结，即速至西藏统军堵御。如兵不够，再带二三千名前往应用。［6］
过了几天，他为筹备粮草，于八月初一、初三、初四三日，连下上谕六道。他指出，西藏距四川省城很远，由打箭炉至后藏用兵处有五千余里、共九十余站，运粮则需分为二百站，若兵丁口粮马骡草料皆由内地解送，需费浩繁，转运艰难，著照从前成案，于藏内就近购买，比平日采买之价，略为增加，并与噶隆班第达及仲巴呼图克图商议，将达赖、班禅仓库存粮拨充军用，先行估价给银，事峻以后再行买补。为此他还特给西藏僧民下达专谕，讲述买粮供军堵御廓尔喀之事。他说：达赖、班禅数世居住西藏，广兴黄教，“受朕深恩”。“西藏黄黑番众，安居乐业，亦已久矣”。今巴勒布侵犯藏界，尔等理宜竭力支持，击退敌军。但念尔等习于便安，久不知有兵戎之事，“忽遇此举，势必张皇无措”，故调内地官兵赴藏讨伐敌兵，“无非保护尔等，冀安卫藏之意”，尔等当多聚粮食，以期兵食充足，克日竣事。尔等若有收藏的米面糌粑和可作行粮的牛羊等物，概行发出售卖，用济兵饷，“不惟尔等可获厚利”，大军亦不虞乏食，则成功迅速。若尔等将存粮藏匿不卖，官兵难以得食，不能保护尔等，只有将达赖、班禅移驻青海，那时尔等不仅不能获利，且将受害无穷，悔之不及了。［7］
为保达赖、班禅安全，他谕令大臣，一旦廓尔喀兵侵犯前藏，即将二位大喇嘛移至青海泰宁居住，免遭敌兵惊扰。
他还令写好以庆麟、雅满泰的名义致廓尔喀的檄文，示以军威，晓谕利害，命其退兵。檄文说：聂拉木、济咙二处，“原系藏中旧属”，尔等竟来滋扰藏界，实为妄行蠢动。昔日西藏被准噶尔侵夺，“大圣皇帝不惟恢复藏地，且将准噶尔阖属及回部诸城，全行剿灭”。尔如及早引罪退兵，献还二处，或可邀宽宥，若一意孤行，本都统已备兵数万，统领前进，并续调兵数十万，大兵全至，尔部将被剿灭。念尔部数十年来尚属宁静，往来贸易，络绎不绝，今之起兵，必系属下歹徒就中取利，唆使妄行。尔接阅此书后，速行退兵，献出所占之地，否则将追悔不及。［8］
由于驻藏大臣庆麟、雅满泰处事不当，谬误太多，乾隆帝又派熟悉藏情会藏语的御前侍卫、理藩院侍郎巴忠入藏，主持用兵诸事。
乾隆皇帝万万没有料到，就在他调兵遣将、筹办粮饷，指授用兵事宜，准备痛惩入侵之军，确保藏地安全之时，西藏噶隆已议定向廓尔喀纳银赎地求和，巴忠、鄂辉等人也附合其议。
成都将军鄂辉于九月二十二日抵达西藏拉萨。在此之前，仲巴呼图克图、红教喇嘛萨嘉呼什克图已派喇嘛前往廓尔喀，与国王之叔巴都尔萨野及班禅之弟红教喇嘛沙玛尔巴呼图克图商议停战退兵交地之事，大体上已有眉目，故廓尔喀兵在后藏侵扰两三月以后，陆续退出。萨嘉呼里克图所遣喇嘛寄信回藏，叙述议和之事，庆麟、雅满泰即同班第达告诉达赖。庆麟、雅满泰、达赖及班第达等噶隆商议，“令堪布第巴前往立约”。他们这样办的原因是“藏内喇嘛懦弱”，“唐古特人等赋性懦弱，见敌即走”，难以抵挡廓尔喀的入侵。
驻藏大臣雅满泰与四川提督成德，一开始是不赞同喇嘛私自议和的。雅满泰上奏说：“伊等私自说和，不足为凭，总俟贼匪悔罪投诚，再行妥办。”钦差大臣巴忠亦反对和议，奏称：“萨嘉呼图克图，或因藏内喇嘛懦弱，先令巴勒布滋扰，复欲以讲和市恩，断不可受其笼络，仍当进兵严办。”［9］
乾隆帝一闻此事，立即连下数谕，斥责驻藏大臣庆麟、将军鄂辉附合和议，欲“将就完事”，坚决反对议和。他讲了不能草率议和的四条理由。其一，巴勒布擅侵藏地，业经内地派兵前往，“若不示以兵威”，将其痛加歼戮，仅因喇嘛说和便徒手返回，“岂不师出无名”，且将来大兵一撤，又恐廓尔喀复来掠扰，就不能“安番众而靖边圉”，藏地不得安宁，内地又烦于纷纷征调。其二，藏地惟达赖、班禅受僧民尊崇，若令红帽喇嘛私自议和，因而了结，“则置达赖喇嘛、班禅于何地”？藏地之事，有达赖在，即使第穆呼图克图“职分较大”，“尚不应私自出名，与外夷部落交接”。况且仲巴呼图克图系班禅属下之人，“何得任意自专若此”。倘若藏地众喇嘛均可和“外夷部落私相往来”，“尚复成何事体！”其三，萨嘉呼图红教喇嘛，“恃此议和之功，必思侵夺黄教之权，而唐古特人等愚昧无识，私相感激，渐至兴起红教，所关尤为紧要”。其四，若因喇嘛讲和而撤兵，“则将来喇嘛等亦觉进退操纵，可以专主，尚复何事不可为，而驻藏大臣几为虚设矣”。［10］
这四条理由集中为一点，即喇嘛私自讲和，危及中央对藏区的管辖，并使达赖地位下降影响减弱，藏区难以安宁。
乾隆帝谕令巴忠到藏后，将庆麟、雅满泰严行申饬，并传集达赖、班禅、班第达、噶布伦（即噶隆）等将上谕“明切宣谕”，如达赖亦主和议，则令将军鄂辉等，“将利害所在，剀切开导，使知远大之图，勿狃目前小利”，并革去庆麟的一等诚勇公爵，降为蓝翎侍卫章京，夺其所持钦差大臣关防，调伊犁参赞大臣舒濂为驻藏大臣，掌管钦差大臣关防。［11］不久又革雅满泰驻藏大臣之职，降为笔帖式，将私增税课的聂拉木第巴桑干拟斩刺字，发往烟瘴地区。
四川提督成德接到谕旨后，于五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抵藏，将喇嘛私自讲和之事详细询问庆麟等人，“并与达赖喇嘛详加讲论”，随会同商议，将差去立约的堪布喇嘛追回，筹办进剿廓尔喀兵。乾隆帝于十月十八日看到成德的奏折，下谕说：成德的办理，“与朕节次谕着相合，所见甚正，可嘉之至”。今后藏务由鄂辉、成德办理，巴忠到后会同商办，不许庆麟、雅满泰“搀越其事”。［12］
尽管乾隆帝力主进剿，坚决反对妥协，草率完事，谆谆开导，严加斥责，但进藏的钦差大臣、将军、提督终因畏难怕事，而逐渐完全放弃了用兵之议，违背帝旨，苟且议和。
达赖老诚有余，潜心修炼，诸事听从噶隆办理。班第达及其子丹津班珠尔等噶隆，仲巴呼图克图，萨嘉红教喇嘛，皆主速和停战，遣人往廓尔喀谈判。早已投奔廓尔喀的已故班禅之弟沙玛尔巴红教喇嘛，积极主张议和，说服廓尔喀王叔巴都尔萨野索银退兵，巴都尔萨野也因清军大举进藏，胜负难卜，同意休战。但是廓尔喀要求西藏噶隆每年交纳元宝一千锭，以赎聂拉木，济咙、宗喀三处地方。西藏噶隆的代表丹津班珠尔因藏地无法筹措这样大量的银两，不敢与廓尔喀签定这一合同，廓尔喀减为三百锭，西藏噶隆同意交三百锭，“令其退还地土，曾告知鄂辉、成德、巴忠”，曾经一度反对议和的钦差大臣、理藩院侍郎、御前侍卫巴忠，此时也赞同此议，催促丹津班珠尔迅速了结此事，将军鄂辉、提督成德因巴忠是御前大臣，也附合其议。于是丹津班珠尔与廓尔喀订立了退兵退地议和的合同。廓尔喀军撤出后藏，第一次中廓之战于乾隆五十四年初正式结束。
三、庸臣骗主 乾隆帝一封廓尔喀王
乾隆帝对西藏噶隆与巴忠等人丧权纳银赎地之事毫不知晓，因为巴忠、邵辉等人隐瞒了真情，编造谎言，蒙骗了帝君。
西藏噶隆、仲巴呼图克图之所以情愿交纳岁币，换取廓尔喀兵返家，退出聂拉木三处，可能主要是因为“唐古特人怯儒”，无法驱逐廓尔喀兵，收复失地，驻藏清兵只有五百名，难敌数千入侵之军。内地官兵远在数千里外，历时数月才能抵藏，军情瞬息万变，远水难解近渴。如多增兵留驻，藏地贫瘠，无力供应大批驻兵所需食用物品。因此，噶隆力主尽早送走廓尔喀兵，要回聂拉木三处，保持藏区安宁。
巴忠之所以从主战变为主和，甚至丧权赎地，除了上述原因以外，还可能有两个因素在起作用。一是清军不谙地形，高原反应，水土不合，言语不通，大雪封山，行进艰难。兼之，军行数千里，人疲马乏，粮草弹药枪炮弓箭转运太难，仅从打箭炉，运往后藏，就需设站二百个，一石米运费高达白银二十六两，而且是较前大加节省，即需数十石米才能运米一石至藏。在这样条件下，与剽悍的廓尔喀兵交锋，很难说鹿死谁手。这一点，将军鄂辉、提督成德的体会，显然更为深刻。
另一重要因素是巴忠想侥幸建功。岁币是藏区交纳，不要朝廷负担，在远隔千山万水交通极为不便的情况下，将此事封锁起来，不让皇上知道，想来还是办得到的。更为重要的是，廓尔喀很想和清政府建立朝贡关系，乾隆五十二年便曾遣人入贡，遭驻藏大臣拒绝。现在如果允其入贡，廓尔喀人必然十分高兴，皇上也会满意。身为御前侍卫的大臣巴忠，对皇上好大喜功愿作四海之主的“大皇帝”之性格，不会不知道，能将廓尔喀招致入贡，定会博得皇上欢心。对这样能化干戈为玉帛，变“逆酋”为“顺夷”，建树奇功之臣，朝廷能不嘉奖封爵晋职？
因此，巴忠利用两情不通的机会，对廓尔喀人，允许西藏噶隆交纳岁币，并许诺当其入贡以后，请求皇上封授国王的王爵和王叔的公爵。廓尔喀王叔欣然同意，撤兵退地，遣使入贡。这一边，比较好办。对乾隆皇帝，巴忠就编造谎言，伪称廓尔喀知过悔改，求帝宽宥，恳请入贡封爵。这事本来比较难办，但语言不通，上下隔绝，鄂辉、成德又随声附和，共同作伪，终于一度欺骗了乾隆帝，办成功了。五十四年正月，鄂辉奏称，收复宗喀后，连降大雪，现在觅路前进，廓尔喀头人在交界地方，听候官兵到后，“欲行申诉”。乾隆帝于五十四年二月三十日看到此折后，谕令鄂辉迅速前进，收抚廓尔喀人，问明该头目起衅情由，遵照以前陆续下达的谕旨，“剀切宣布，总在慑服伊等之心，使永远不敢侵犯，立定界址，即行撤兵”。［13］
三月，鄂辉又奏：“巴勒布所占地方，业经全行收复，边界廓清。其大头人为雪所阻，俟天气晴暖，即前来叩见，再宣谕威德，晓以顺逆，令其输诚归服，永遵王化，即次第撤兵。”乾隆帝于四月初八日看到奏折，下谕说：巴勒布人因与唐古特人争执，故至后藏边界侵扰，现经鄂辉等“向其头人剀切晓谕，番众等怀畏天朝威德，从此自不敢再犯边境。”［14］
六月初二日，鄂辉等人呈报廓尔喀乞降、双方立约定界、撤兵的奏折，送到京师。鄂辉等人奏：
“巴勒布畏罪输诚，遣头目来营乞降。臣等察其意诚，随将唐古特番兵先行撤动，一面宣布恩威，设法招致。兹据总兵穆克登阿等，带领巴勒布大头目噶登嘛撒海、哈哩乌巴第哇等，环跪营门，悔罪乞恩。禀称：我等远在边外，本与唐古特和好，常来西被交易。近因西藏人将我等货物任意加税，并于食盐内搀入砂土，我等实不能堪，冒昧侵犯边地。今大兵远来，我等不敢抗拒，望风退回。今蒙将从前在藏滋事之噶布伦，并加税之第巴等，均革退治罪，又将办事驻藏大臣更换，莫不感仰大皇帝公正严明，额手称颂。臣等随向宣布威德，大兵所向，屡著荡平，并将如天好生之心，向其一一晓示，番众等叩头畏服。随令西藏噶布伦、第巴等，将减税、售盐等事说明，立定规条，勘明边界，各设盟誓，并取具该部落永不滋事图记、番结，交噶布伦收存备案。所有汉土官兵，当令分起全撤，留换台站，随营粮员，俱以次撤回。其前（后）藏济咙、聂拉木、宗喀、胁噶尔等处，俱各慎选总管，给与执照委牌，仿令妥为经理。复谕噶布伦、第巴等随时查察，教养兼行，俾令安分守法，以仰副皇上爱护唐古特僧俗番众之至意。”［15］
乾隆帝不了解事实真相，听信了鄂辉、巴忠、成德等人上述颇不真实之言，批准了允降定界撤兵。
鄂辉、成德、巴忠等人，又遵照帝旨，奏上“收复巴勒布侵占藏地设站定界事宜”，共十九条。其主要内容可归纳为七项：一、增兵。增绿营兵一百一十名、唐古特兵一千二百名，其中，后藏新驻绿营兵一百五十名、唐古特兵四百名，前藏增唐古特兵八百兵。二、储粮。在扎什伦布城内建仓，收贮米、棵、麦三千石，拉里、察木多、巴塘、里塘四处粮台，亦一体储备。三、任官。西藏噶隆、戴绷、第巴等缺，办理地方，管束兵丁，“均关紧要”，遇有缺出，应于诚实勤妥之子弟中慎选承充。第巴、营官、商卓特巴等共二三百缺，难以逐一奏补，应将大处紧要地方缺出，调验补放，偏远第巴缺出，仍令达赖自行选择。四、减税。聂拉木、济咙、绒峡三处，均与巴勒布连界，近来贩运日多，过去巴勒布驮载货物来藏贸易，第巴收税加至十分之一，易起争执，今后止准减半征收，并令勒碑界所，长远遵循。五、洁盐。藏盐于砂土中创出，本不洁净，应于挖出时，交该处第巴查验盐的成色，酌中定价，不许故昂其价，任意抑买。六、大臣职责。驻藏大臣每年轮赴后藏一次，巡查操演，四位噶布伦（即噶＿隆）中，每年轮派一员至后藏稽察。两位驻藏大臣须同居一处。大臣衙门规定应役官兵额数。七、诉讼。以往西藏讼事，归管理刑法头人郎仔辖断决，按照俗例，分别轻重，罚交金银牛羊，恐有高下不公之弊，现在告诉达赖及噶布伦等，“凡有关涉汉、回、外番等事”，均令郎仔辖呈报，驻藏大臣委官会同审理。军机大臣议覆赞同，乾隆帝于五十四年六月十八日批示：“依议速行”。［16］
七月初八日，鄂辉等人之折送到北京，奏称巴勒布王子复遣大头目赴营禀称：“情愿具表纳贡，永归王化”。乾隆帝降谕：巴勒布王子上年即欲呈献贡物，因驻藏大臣隐瞒不奏，未及举行。“今复遣头目抒诚进贡，恭顺可嘉”，俟其来使赍表贡至京时，“予以封爵，并赏给该头目等职衔，用示鼓励”。著鄂辉派委妥当官员，护送来使进京。［17］鄂辉又奏，沙玛尔巴呼图克图红教喇嘛说：“巴勒布王子、头目，尚能听我言语。但现在虽能约束，若再有接续之人，令在济咙附近庙宇居住，方有裨益。”乾隆帝知悉后，予以嘉奖，称其“能沥诚相告，甚属可嘉”，命巴忠至扎什伦布安排。［18］不久，巴忠等人奏：“扎什伦布各庙宇，系沙玛尔巴呼图克图所建，现在系伊弟子掌管”，可无庸议。［19］
廓尔喀贡使于五十四年六月出发，七月抵扎什伦布，十月初十日至打箭炉城，于“经过各土司地方，礼貌极为恭敬”。而各土司素奉佛教，见“远夷来归，接替应付夫马，莫不踊跃输将”。［20］
乾隆五十五年正月十二日，乾隆帝御山高水长大幄次，赐王公大臣、蒙古王公、安南、暹逻、廓尔喀等国使臣宴。第二日，他又于此处赐上述人员条果并赏赉物品。随即他降旨封廓尔喀王子喇特纳巴都尔为廓尔喀国王，封其叔巴都尔萨野为公爵。
巴忠、鄂辉等人欺骗君主封爵许贡之事，就这样办成了。不久，成都将军鄂辉荣任四川总督，四川提督成德升任成都将军，好象真是万事大吉，但事实终究是事实，这一欺君误国大案的真相很快就大白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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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高宗实录》卷1122,页9、l0。
［2］《圣武记》卷5，《乾隆征廓尔喀记》；《清史稿》卷525，《西藏》。
［3］《圣武记》卷5，《乾隆征廓尔咯记》。
［4］《清高宗实录》卷1323，页13；卷1332，页4。
［5］《清高宗实录》卷1309,页48、50。
［6］《清高宗实录》卷1309，页48-51。
［7］《清高宗实录》卷1310,页2、8、16。
［8］《清高宗实录》卷1310，页14、15。
［9］《清高宗实录》卷1314，页19-24、42。
［10］《清高宗实录》卷1314，页23、42、43；卷1315，页5。
［11］《清高宗实录》卷1314,页43、49。
［12］《清高宗实录》卷1315，页4、5。
［13］《清高宗实录》卷1323,页42、43。
［14］《清高宗实录》卷1326,页10。
［15］《清高宗实录》卷1333，页4、5。
［16］《清高宗实录》卷1333，页28-35。
［17］《清高宗实录》卷1334，页22。
［18］《清高宗实录》卷1334，页23。
［19］《清高宗录实》卷1339,页21。
［20］《清高宗实录》卷1342，页5。
二征廓尔喀
第三节 二征廓尔喀
一、廓尔喀再侵后藏 乾隆帝发兵追剿
正当乾隆皇帝为新招属国而高兴，鄂辉、成德沉醉在升官晋职的大喜日子里，突然驻藏大臣保泰、雅满泰送来紧急报告，廓尔喀兵于五十六年七月初七占据聂拉木，噶布伦丹津班珠尔及戴绷被围，顿使朝野大惊。
原来五十四年初廓尔喀在与西藏噶布伦议定撤兵退地的文约中，要求西藏每年交银三百锭。一锭折合内地银三十二两，三百锭为九千六百两，西藏根本无力交付，当年就未交清。五十五年廓尔喀王叔派人来讨，没有结果，五十六年又来索要，西藏达赖、噶布伦派丹津班珠尔携带元宝三百锭，欲与廓尔喀来使谈判，交出这笔银两后将文约撤回。廓尔喀当局本已十分恼怒，移住其国的红教喇嘛已故六世班禅之弟沙玛尔巴呼图克图，因恨其异母同父之兄仲巴呼图克图独吞已故班禅的巨大赀财，遂宣扬扎什伦布富饶无比，班禅金银珍宝无数，煽动廓尔喀出兵，再侵西藏。
五十六年七月初，廓尔喀当局遂以唐古特人欠债不还、达赖失约为辞，发兵大举入侵，很快攻占聂拉木、济咙等处，八月二十日进围班禅所住的扎什伦布，“并扬言欲分三路直入前藏”。藏兵及各寺喇嘛因仲巴呼图克图尽吞已故六世班禅的珍宝财物，分文不布施各庙及藏兵，因此不愿为仲巴击敌，纷纷溃逃。仲巴见势不妙，于敌兵未到之前，即“将细软、物件搬至东喀尔藏匿，”扎什伦布寺内的孜仲喇嘛与四名堪布喇嘛，“在吉祥天母前占卜，妄称占得不可与贼打仗”。具体主管后藏事务的仲巴呼图克图既已逃窜，孜仲喇嘛又以吉祥天母的名义宣称不可与敌对抗，这样一来，僧俗“众心惑乱，不复守御，皆行散去”，廓尔喀兵占据扎什伦布，在庙中肆行掳掠，将塔上镶嵌绿松石、珊瑚等摘去，金银佛像抢去大半，金塔顶、金册印皆被掠走，大头目玛木萨野即在班禅额尔德尼静房内居住，一时后藏大乱。班禅因早已被驻藏大臣移住前藏而得免子祸。中廓之间的第二次战争便这样爆发了。
乾隆帝于五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看到驻藏大臣保泰、雅满泰第一次呈报廓尔喀兵入侵围攻聂拉木的奏折，立谕军机大臣，指示处理办法，主要讲了五个问题。其一，起事之因。由于从前鄂辉、成德、巴忠未将西藏欠廓尔喀之债查明清还，含糊办理，交噶布伦私自还给，唐古特人“性本琐屑，复不照原议给发，致有此事”。差去的噶布伦又不善办事，末与廓尔喀讲明限期还结，并拆毁桥梁，致廓尔喀人怀疑生变。其二，委官前往。保泰闻信，即赴后藏，如已查明办妥，固属甚好，若暂时不能完事，即令四川总督鄂辉前往处理。其三，少派兵士。鄂辉不必多带兵丁，仅挑五十名绿营兵带往即行，彼系总督大员，领兵前往，廓尔喀自必闻风胆落。西藏现有达木蒙古兵丁，如再需要，可于土练番兵内就近调取一千余人，内地太远，不需征派内地兵士。其四，班禅不动。保泰所奏迁移班禅于前藏，“亦属太过”，班禅住在扎什伦布，人心安帖，倘一移动，“后藏人众必致纷纷扰乱，不成事体”，保泰决不可轻移妄动，“致惑众心”。但设若真有变乱，不得不移，亦不必拘泥于此旨，亦可迁移。其五，谕示廓尔喀，尔等前经悔罪归顺，封锡王爵公爵，“膺受恩典”，唐古特纵有欠债负约之事，亦当诉于驻藏大臣，“恳求剖断”，自能代其查办，并责处失信的噶布伦，乃并不呈明驻藏大臣，擅自围攻聂拉木，“大肆猖狂”，著鄂辉、保泰多写示帖，严行晓谕，使其畏惧慑服。［1］
乾隆帝的这道谕旨，可说是不明病因，药不对症。如若真象他所指示的不移班禅，鄂辉只带儿十名兵丁入藏，不调内地兵丁，发几张告示恐吓一下，廓尔喀就会震惊求降，藏事即了，那可真要出大祸，不仅后藏会遭受更大的骚扰，说不定班禅还可能被敌军掳去，乱子就更大了。当然，不能责备乾隆帝糊涂无能，不会应付突然事变，这位已经君临天下五十六载的万岁爷，应当说是一位能文能武的英君明主，他之所以犯此错误，完全是由于不明真相，被庸臣蒙骗了。他既不了解巴忠、鄂辉、成德伙同噶隆丧权辱国纳银赎地的真相，对鄂辉等人所呈“一切事务俱已妥为安置，欠项俱已还清”完全相信，又误信鄂辉之言，以为廓尔喀兵不堪一击，一听大军入藏，即便仓皇撤归，因此才轻视廓尔喀兵入侵之事，下此谬误谕旨。但是，他毕竟不愧为有为之君，很快就揭穿了鄂辉等人的骗局，了解了真情，确定了征剿廓尔喀的正确方针。
就在保泰之折到京的第二天，八月二十三日，巴忠因请求赴藏“效力赎罪”未被允许，便“投河淹毙”，乾隆帝非常惊异，马上感觉到必系巴忠自恃系多年御前侍卫和钦差夭臣，“凡有事件，俱系自专”，今见滋生事端，心怀疑惧，短见自戕。
过了十三天，五十六年九月初六日，乾隆帝知悉廓尔喀兵占据了聂拉木、济咙，驻藏大臣保泰调派藏兵和达木厄鲁特兵二千防守各隘，便谕军机大臣传谕阿桂、福康安奏陈对策，并着重指出，如保泰不能完事，“必须动兵时，即遣福康安前往办理。”
藏区接连传来不好的消息：廓尔喀兵侵入扎什伦布，抢掠后于九月初七日撤回本国，留千余兵屯据聂拉木、济咙等处；驻藏大臣保泰惊慌失措，防御无方，竟奏请将达赖、班禅由前藏移至青海泰宁，幸好为达赖拒绝，才未移动；总督鄂辉、将军成德畏敌惧战，缓慢前进，御敌无方，拥兵四千余名，听敌抢掠后退走，又不猛攻余兵。乾隆帝感到，不发大军征剿，难以收复失地，更难制止今后廓尔喀的再次入侵，因此，下定决心，委任新帅，准备大举进攻廓尔喀。
九月二十日，他革去保泰、雅满泰驻藏大臣之职，命福建水师提督奎林和副都统、原驻藏大臣舒濂代之，以后，又将保泰枷号示众，革鄂辉总督和成德成都将军职，授奎林为成都将军，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孙士毅摄四川总督，命和琳为驻藏大臣。
九月二十八日，乾隆帝谕召两广总督、协办大学士、一等嘉勇公福康安入京，面授方略，授其为统率大兵进攻廓尔喀的将军，后又为崇其品级，封为大将军。他又任猛将二等超勇公海兰察和成都将军奎林为参赞大臣。
乾隆帝遣派乾清门侍卫、巴图鲁、章京额勒登保、永德、珠尔杭阿、阿尼雅布等一百员随军从征。九月中，鄂辉、成德己调派汉屯兵二千二三百名、滇兵二千、察木多兵二千及换班兵一千二百余名入藏，乾隆帝又调索伦达呼尔兵一千、川兵三千、金川、德尔格、三杂谷、绰斯甲布屯练土兵五千，合共一万四千名左右。大学士兼摄四川总督孙士毅遵照帝旨，竭力筹办粮食，除西藏粮台存粮三千石、喇嘛商上现粮四千石以外，又发银在藏内采买。藏族人民积极支援大军进藏驱逐入侵的廓尔喀兵，踊跃出售粮石，孙士毅又每石加价一倍，亦才三两，较之内地运去一石需银三十余两，省费十倍，共筹集粮食七万余石，还有可供食用的牛羊一万八千余只，足够大军一万五六千人一年多的食用。藏民还愿继续售粮，达赖亦愿再供粮数万石。
乾隆帝拨发巨量银两，以供军需之用。孙士毅在五十六年九月中买粮时，是动用四川藩库“备贮军需”银一百零五万两。乾隆帝予九月十五日下谕，命户部于四川就近省分拨银二百万两解往四川供军需用。五十七年正日，两淮盐商拱箴远等呈称，大兵进藏，剿除敌兵，愿捐银四百万两，“以备凯旋赏赉之需”，帝令收银二百万两，存贮运库，听候部拨。二月初一日，又纳受长芦、山东盐商捐银五十万两、浙江盐商捐银五十万两。二月二十七日，帝谕户部拨银一百万两解赴川省，供孙士毅使用。不久又拨银二百万两解往四川。
乾隆帝除命福康安责令官兵携带枪炮弹药弓箭赴藏外，又令其在西藏采办。济陇呼图克图及藏内各寺堪布、扎萨克、喇嘛、噶布伦，“因办理军务，均各奋勉图报”，将达赖库内存贮火药二千四百佘斤、铅子二万八千斤、大小炮三十余位，“尽行交出备用”，又将各人自养之马献军。为运输军粮、达赖、班禅、噶布伦、戴绷、第巴、营官、各寺呼图克图“踊跃趋事”，将自己所养之牛“助出乌拉”，很快就筹集牛一万五千头，“分派各粮台，往来运输无误”。［2］甘肃、青海蒙古王公、土司、部民亦积极支持大军，甘肃庄浪土司鲁孙氏以大兵进剿廓尔喀，情愿赶办干柴十二万斤，以备应用，于五十六年十一月运至丹噶尔交纳。青海各扎萨克于福康安进藏时已备马数千匹，达赖又遣人前往青海，晓谕蒙古，购实马匹以供军用。乾隆帝十分高兴，几次下谕嘉奖达赖等人，赐达赖哈达、珍珠串，赐出力之堪布、扎萨克、喇嘛、噶布伦缎子，授鲁孙氏之子承袭指挥使世职，加恩赏戴花翎，达赖等人交献的马牛、火药、铅弹、大小炮位，亦予加赏，“酌给价值”。
乾隆帝亲自督促，精心安排，调遣王兵，筹办了大量粮草、枪炮弹药、马牛，为大举征剿廓尔喀入侵之军和夺取胜利，提供了极为有利条件。
二、连降谕旨 指授用兵方略
乾隆帝对进剿廓尔喀入侵后藏之军，规定了作战的方针、目的和重要策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的进军目标是直取阳布（今加德满都），征服整个廓尔喀，战术是精兵深入，“捣穴擒渠。”乾隆五十七年三月十一日，他看到四川总督鄂辉所呈分兵防守图后，下谕斥其“所办殊属非是”。他指出：“从来行军之道，全在能得要领，若攻其腹心，捣其中坚，自必纷纷瓦解”，岂有于通敌道路一一派兵防守之理，著军机大臣传旨，对鄂辉、成德之“懦怯无能”严行申饬。他接着又说：此旨到时，料福康安早已驰抵边界，将屯聚的敌兵全部歼灭，续调的屯土官兵，及索论、达呼尔兵，亦已陆续齐集。“福康安即统领五六千劲旅进剿，为捣穴擒渠之计”。［3］
过了十二天，三月二十三日，福康安等人的奏折到京，言及廓尔喀首领禀称，唐古特人欠债不还，沙玛尔巴红教喇嘛致噶布伦之信，宣扬廓尔喀军强大之势，并“虚声恫喝”。乾隆帝十分生气，谕军机大臣：“福康安等惟有坚持定见，勉奏肤功”，在扫清境内之敌后，“再行厚集兵力”，直抵敌都。福康安现檄廓尔喀王叔缚沙玛尔巴献送军，如能成功，其功不小，若对方怀疑观望，“福康安等即当统兵深入”，直捣敌都，“以期一举集事”。［4］
又过了十天，四月初三日，乾隆帝说得更明确了。他谕军机大臣：此时藏内原有兵丁及陆续调派屯土兵与索伦达呼尔兵，共有一万余名，加上添调的三千川兵，共一万三千余名，粮食足够食用，若兵力不敷，可于川省兵丁或屯练土兵中就近再调三四千名。廓尔喀“虽已并吞三十余部落，但从来用兵之道，惟在攻捣腹心，得其要领，则此外皆望风瓦解，不难一举荡平”。福康安等当厚集兵力，直趋阳布，使敌“失其所据，此外各部落自必纷纷瓦解，一举集事”。［5］
藏区奏折陆续前来，敌方情形知悉更多，乾隆帝感到有必要对进军的目的作些调整，即能灭其国，固为大胜，万一不行，也可乘胜允降班师。四月十八日，他下谕给军机大臣说：
“廓尔喀系边外极边，地势险远，贼匪又于要隘处所，添设碉卡，抵死守御，若有万难深入之势。而福康安等统领官兵，声罪致讨，藏内僧俗番众人等，群系观瞻，事在有进无退。福康安等，既不肯事半中止，而限于地险，又难克期集事，或致彼此相持，老师糜饷，亦属非策。今反复筹划，若福康安等于官兵齐集后，探访贼匪情形，道路险易，事在可办，自必直前进剿，扫穴擒渠，将其土地给还各部落，永免卫藏驻兵防守，岂不甚善。福康安素性勇往，自不肯因有此旨，稍存迁就，功亏一篑。倘审度事势，实难直抵贼巢，或将济咙、宗喀一带拒守贼匪尽行剿杀，大振军威，或前抵贼境，与贼打几次胜仗后，贼匪心怀慑伏，望风胆落，差人前至军营投递察帖，悔罪乞哀，或可将计就计，令其坚明约束，俯允所请，准其投诚，振旅班师，亦完事之一法。然必先慑以军威……（使其）有所创惩，不敢复行滋事。”［6］
乾隆帝显然是认真记取了远攻缅甸遭受挫折的教训，决心不长期用兵边外，硬要达到难以达到的目标，不将“边外极边”之廓尔喀并为己有，进军的目的是制止其再次入侵藏区，保持藏地的安全，维护中央对西藏的管辖，最多是“将其土地退还各部落”而已。
以上谕旨，迅速传送到西藏大将军福康安、参赞大臣海兰察的军营，他们遵照帝旨，于乾隆五十七年闰四月率锐卒约六千人出征，往攻济咙方向的敌军，另遣领队大臣成德（由成都将军降任）、岱森保领兵三千向聂拉木进攻。五月初，福康安分所部军为六队，督攻擦木。其地两山夹峙，中亘山梁，惟一径可通。廓尔喀军“据险拒守，拼死抵御”，福康安、海兰察乘阴雨绵密，连夜发兵，将弁官兵鼓勇先登，夺获碉座，将守军二百余人歼灭，打了第一个胜仗。官兵前行，至玛噶尔辖尔甲山梁，廓尔喀兵拥众登山，福康安令设优诱敌，敌军至半山，清军出击，击败廓尔喀兵，斩杀三百余人，海兰察马足中伤。成德与穆克登阿亦攻克聂拉木。清军进攻济咙。济咙当要隘，大碉负险，旁列诸碉卡，相互为特角。海兰察与御前侍卫、护军统领台斐英阿督索伦兵往来冲击，护军参领、头等侍卫阿满泰，头等侍卫、赞巴巴图鲁、散秩大臣木塔尔，等等将弁奋勇厮杀，攻克济咙，歼敌一千余人，参将长春等人亦阵亡。五月中，清军已尽复失地，廓尔喀兵退还本境。
乾隆帝连获捷讯，十分高兴，连下数谕褒奖将帅官兵。克擦木后，他于五十七年六月初九日降谕嘉奖福康安等人“细心调度”，“将士人人用命，奋勇争先，实为奋勉出力，勤劳倍至，深堪嘉奖”，赏福康安御用搬指一个、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四个，赐海兰察、参赞、四川总督惠龄各玉搬指一个、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二个，赏带兵之头等侍卫哲森保、二等侍卫翁果尔海、珠尔杭阿、蓝翎侍卫阿满泰，御前侍卫额勒登保、继勇巴图鲁德楞泰、台斐英阿等十二员将各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二个，并发去奶饼一匣，令侍卫章京分尝，赏给打仗兵丁各一月钱粮，以示奖励。玛噶尔辖尔甲山梁获胜后，帝又奖赏福康安等人。取济陇后，乾隆帝更于六月十二日下谕总论三战之功，升赏台斐英阿、定西鼎等侍卫、屯官、土官、绿旗官员、领催、马甲、亲军等九十六人，或授散秩大臣，或升头等侍卫、二等侍卫、三等侍卫，或授副将，或赐巴图鲁称号，参加济咙之战的兵丁均赏一月钱粮。他并亲自写诗志喜。其诗为：
“擦木玛噶以次举，济咙咫尺弗为遐。
破宵冒雨乘无备，直进分班策肯差。
贼竟抗颇以死敌，师争刃血更雄加。
据其要险鸮失翼，遂克中坚虫洗沙。
报至喜翻成欲泣，念驰怜切讵惟嘉。
复番境已压寇境，阳布摧枯望不赊。”［7］
同日，他又下二谕，除了表示喜闻克复济咙捷音，万分欣慰，“不禁以手加额，叩谢天恩”外，还对进剿作了一些指示。
其一，力争完成大功，即“捣穴擒渠”。喇特纳巴都尔、巴都尔萨野可能因败乞降，“但受降完事，系万不得已之办法，现在大兵连次克捷，所向披靡，功在垂成，谅福康安必力图上策也”。其二，檄谕各部合剿。现大兵连胜，克复济咙，直趋阳布，哲孟雄、宗木等部落闻知此情，“自必众心踊跃，亟思出力助剿”。著福康安檄谕各部落“乘此机会，合力进兵”，即使自估兵力不敷，亦当于各部界上严密堵截，如喇特纳巴都尔等逃来，即行缚献，以邀恩赏。其三，保证军需。济咙以外，皆为敌境，“应用军需，尤为紧要”，藏中粮运，著大学士兼署川督孙士毅与驻藏大臣和琳负责，分主藏以东和藏以西运输，使自前藏到济咙的军粮军火等项“源源接济，迅到军营。”济咙以外，令川督、参赞惠龄主管，惠龄不必再随军前进。［8］
三、及时议和允贡 乾隆帝二封廓尔喀王
乾隆五十七年五月中，清军进入廓尔喀国境，欲图直取阳布，征服其国。大将军福康安、参赞大臣海兰察恐敌绕袭后路，遣领队大臣成德、岱森保及总兵诸神保各出左路、右路，以分敌势，大军由中路进，海兰察将三队为前军，福康安将二队继进。济咙西南皆崇山峻岭，道路险恶，“高山夹峙，窄径崎岖，较金川尤为险阻”，距济咙八十里有热索桥，大河从东而下，渡桥即廓尔喀界。廓尔喀兵屯于北岸三四里外的索喇山，设石卡一座，南岸临河，设石卡二座，并折去桥板，“恃险据守”，“放枪抗拒”，“阻河抗拒”。福康安、海兰察见河面宽广，枪弹不能射敌，“急切不能得手”，遂暂时撤兵，密遣护军参领三等侍卫阿满泰、头等侍卫哲森保、二等侍卫翁尔果海等将，率士兵翻越两座大山，绕至热索桥上游，斫木编筏潜渡，自间道疾驰，猛攻守军，福康安乘机统兵搭桥，两面夹攻，夺据敌卡，守军仓卒败走。
五月十七日，清军渡热索桥，进密里顶大山，沿途“陡崖高磡，乱石从接”，“山重叠无路径”，“无平地可搭营”，福康安、海兰察令头等侍卫乌什哈达率领部分兵丁开路。十八日抵旺噶尔，山势险峻，玛尔臧大河傍山南流，清军循河行进，“路逼仄，不能驻足”，福康安、海兰察与众将官和士卒，“皆露宿崖下，实甚劳苦”，深入廓境一百六七十里，不见一兵。寻侦知旺噶尔西南的协布鲁克玛（亦写为协布鲁），廓尔喀兵据木城，外环石壁，城西一里多夹河筑卡，城东三十里环克堆筑寨，互为犄角，“极为险要”，守军“凭河阻抗，撤桥固守”。五月二十日清军由旺堆伐树建桥，守兵居高临下，放枪射击，桥无法搭成。
情军用炮轰城，因守兵“随缺随补”，亦无法渡河。二十二日，福康安、海兰察由间道越伯尔噶臧兴三座大山，攻克堆，守兵阻河以拒，难以渡河。日暮大雨，福康安、海兰察便“设法出奇”，佯为撤兵，退伏丛林中，乘夜深偷渡，毁敌垒五座，斩三百余人，乘势径趋协布鲁克玛，与留驻之兵前后夹击，廓尔喀兵惊慌撤退，木城石卡俱下。［9］
清军，分兵两路，海兰察督兵由噶多趋雅尔赛拉、博尔东拉为间道，福康安统军由噶多趋东觉为正道，台斐英阿等将与敌相持于作木古拉巴载山梁。沿途“林深箐密，路径险峻”，东觉岭两崖壁立，中隔横河，水深流急，官兵只能缘径侧行，“险与热索桥等”。“士卒履皆穿，跣足行石子上，多刺伤，又为蚂蝗啃啮，两足肿烂”。“其地多阴雨，惟辰巳二时稍见日，届午则云雾四合，大雨如注，山巅气寒凛，夜则成冰雪”。福康安、海兰察统领官兵，艰苦行进，奋勇冲杀，设计突袭，屡战屡捷。成德一路亦连战连胜，抵利底，诸神保总兵亦至利底。清军先后攻克束觉岭、雅尔赛拉、博尔东拉、雍鸦、噶勒拉、堆补木等处廓尔喀碉卡木城，杀敌四千，深入廓尔喀境内七百余里。［10］
福康安、海兰察于七月初统兵进攻甲尔古拉、集木集、离廓尔喀都城阳布仅数十里。这时形势突然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廓尔喀来说，恶战两月，一再失利，伤亡甚多，失地七百里，眼看清军即将围困都城，国之存亡，在此一战，不能再撤，不能再败，因此据险死守，誓与阵地共存亡。就清军而言，虽然进军顺利、屡败敌兵，攻城克寨，但将士死亡也不少，兼之千里行军，人疲马乏，后方兵员、粮饷、弹药又不能及时源源而来，此时全军只有五千战士，面对善于征战而且决心死战的强国廓尔喀军，以少敌众，未必能操胜算。可是，福康安却因连连获胜而丧失了冷静，未能看到己方的弱点和形势不利的一面，采取妥当对策，反“以为势如破竹，旦夕可奏功，甚骄满。”
福康安一方面命侍卫阿满泰、额勒登保等渡河猛攻甲尔古拉，一方面亲督官兵攻集古集。甲尔古拉的廓尔喀兵据险列木栅长数里，奋勇抵抗，阿满泰争桥中枪落水而死，额勒登保等拼死进攻，渡过河，击败守军，驰上甲尔古拉山，与大军合攻集木集。廓尔喀兵以十营踞山，“守御甚固”。海兰察欲扼河立营，福康安不从，冒雨上山仰攻二十余里，“至斗绝处”，廓尔喀兵居高临下，“木石雨下”，隔河隔山之敌三路来援，“殊死斗”。清兵“且战且却”，福康安亲身督战，台斐英阿、张芝元、德楞泰“往来奋击”，海兰察隔河接应，额勒登保扼桥力战，鏖战两日一夜，廓尔喀兵始退。是役，清军克大山二、大木城四座石卡十一座，斩敌将十三员敌兵六百名，清护军统领台斐英阿、二等侍卫英赉、佐领棍等依等人亦阵亡，“死伤甚众”。［11］
廓尔喀王叔因清兵不断深入，来势凶猛，失地数百里，南界印度之披楞与己又有宿怨，佯以兵船来援，实阴逼边鄙。福康安进兵初期，曾檄令廓尔喀东南的哲孟雄、宗木布鲁克，南面的甲噶尔和西面的巴作木朗等部同时进攻，“许事平分裂其地”，各部见清兵连胜，开始考虑出兵之事，哲孟雄部长向驻藏大臣和琳“奏请派兵”，求领赏银。强敌深入腹地，周边各部不稳，廓尔喀执政王叔巴都尔萨野决意“乞降”求贡。早在清兵攻克东觉进兵雍鸦时，巴都尔萨野便送出上年掳去之兵丁王刚、第巴塘迈、呈递禀帖一件，内称红教喇嘛沙玛尔巴已于五月十五日病故，乞求降顺，但未“自行认罪”。福康安拒其所请，檄令国王拉特纳巴都尔、王叔巴都尔萨野亲至军营乞降，献交祸首及所掠财物，因其不应，继续进兵。七月初双方大战于集木集后，初八日国王拉特纳巴都尔再次遣大头人恳请乞降，愿遵檄令，交送所掠扎什伦布财物及西藏噶布伦所立年交元宝三百锭作为聂拉木三处“地租”的文约，献祸首沙玛尔巴之骨。
乾隆帝于五十七年八月初五日看到福康安送来兵丁王刚交的禀帖，下谕给军机大臣说：此次廓尔喀仅令裹去兵丁来投禀帖，“禀内祇妄想乞降，尚未自行认罪”。［12］此谕意即赞同福康安拒其所请的做法，要继续进兵，征服廓尔喀。刚过了四天，乾隆帝的方针有了重大的变化，决意允贡受降，了结此事。他于八月初九日下谕说：藏内气候骤冷，九月以后，冰雪封山，今岁气节较早，预计九月中旬，已可能有雪霰，“若非及早蒇事撤兵，设粮运稍有不继，是进不能直捣贼巢，退又为大雪所阻，事关匪细。早经降旨，令福康安就近筹酌，如实在万难进取，不妨据实奏明，受降完事。朕远在万里之外，不能一一遥为指示”，福康安受恩深重，历经委任，不肯畏难迁就，“惟在临机应变，妥速蒇功也”。［13］第二天，八月初十日，他又谕军机大臣：今年气候较上年更凉，下雪封山会更早，万一福康安锐于进取，冒险深入，“转瞬冬令，设至进退两难，关系尤为重大。”著再传谕福康安等，“如实不能进取”，巴都尔萨野又不敢亲自来营，“即趁其畏惧恳乞”，令其遣大头人进京，“具表纳贡。悔罪投诚”，亦即受降撤兵。［14］
隆乾帝的态度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显然是因为他能够深刻地、正确地记取将军明瑞冒险深入，粮尽援绝，败死缅甸小猛育的惨痛教训。廓尔喀与缅甸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此时的廓尔喀，与明瑞深入时的缅甸，都有国破家亡的危险，故皆拼死反击，卫国卫家；两国皆系山高林密，道路险阻，气候恶劣，天时地利均属不和，对清军十分不利，清军远道跋涉，转运数千里以外，人力物力财力耗费巨大；山地陡斜狭窄，骑兵难施所长；等等。如若硬要坚持灭绝其国分地与各部土司的方针，恐又会重蹈明瑞一军惨败的覆辙。实际上集木集一战，清军已遭受重大损失，若不及时收兵，后果难以设想。尽管乾隆帝此时还不知晓集木集大战之情，但他根据福康安先前陆续呈报军情的奏折，已深知行军之难，打仗之艰苦，以及将士伤亡不小等情况，考虑到缅甸之役的前车之鉴，因此，在连胜之际痛下决心，当机立断，决定放弃过去征服廓尔喀将其国分给各部土司的方针，改为“受降完事”。这一转变是可取的，是十分正确的，是符合中廓两国的利益的，而且也与实际形势相吻合。就在此谕下达前的一个月，福康安已与对方议和了。
原来福康安连战连胜，深入廓尔喀境七百余里，距其都城仅数十里，眼看大功即将告成，所以先前拒绝廓尔喀的求和。现在看到集木集一战，伤亡重大，五千名士兵，断难再进，更难攻克都城征服全国。因此，七月初八日拉特纳巴都尔差大头人赍禀帖，至帕朗古清军大营“乞降”，禀称愿遵檄令，送还所掠扎什伦布物品，缴出与噶布伦私立合同二张，不敢复提西藏交纳岁币之事，呈献唆使入侵后藏的祸首沙玛尔巴的骨殖及其眷属、徒弟、财物，并先将去年掳去的西藏噶布伦丹津班珠尔等人送回，“禀内语言，多系感戴恩德，自行认罪，凡自称之处，改为小的”，福康安便抓住这一天赐良机，立允其请。他又和廓尔喀使者谈妥，令其国王于八月初八日遣办事大头人噶箕第乌达特塔巴、苏巴巴尔底曼喇纳甲、察布拉咱音达萨野、喀尔达尔巴拉巴达尔四人，恭赍表文进京，并备乐工，驯象五头、“番马”、孔雀、“甲噶尔所制番轿”、珠佩、珊瑚串、金银丝缎、金花缎、毡呢、象牙、犀角、孔雀尾、枪刀、药材等二十九种贡品，随表呈进。
乾隆帝在八月二十二日看到福康安于七月初九日呈报廓尔喀王拉特纳巴都尔“乞降”的奏折，立即下谕，允其“降顺”，令福康安即向廓尔喀王传旨，“赦其前罪，准令纳表进贡，悔罪投诚”，并命福康安立即撤兵回到内地。［15］他随即封赏有功人员，授福康安为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加赐一等轻车都尉与其子德麟，晋二等公海兰察为一等公，其余人员晋职升官。
廓尔喀贡使于乾隆五十七年九月二十日经清领队大臣珠尔杭阿带领，至扎什伦布谢罪。班禅对其晓谕：“尔部落自恃强横，滋扰佛地，仰蒙大皇帝发兵进剿，犹幸及早悔过，允准归降，此后惟当永远恭顺。”班禅并赐来使银物，来使及随行人员“均各感悦。”［16］
乾隆五十八年正月初廓尔喀使者抵京，呈进表文和贡物。乾隆帝于正月初八、十三、十九等日，赐来使宴，并随即封拉特纳巴都尔为廓尔喀国王。
过了三年，乾隆帝传位于嘉庆帝，自称太上皇帝时，特下专敕，给与廓尔喀国王喇特纳巴都尔。该敕说：
“尔自归顺以来，遵奉天朝定制，诸事恭谨尽礼，昨岁因朕在位六十年大庆，专陈表贡，并将年例表贡遣噶箕乃尔与大头人玛都萨野恭赍进呈，其见诚悃可嘉。据表文内称，尔年已长成，所有尔部落事务，均能亲理，披览之余，尤为欣慰，并悉尔叔图萨拉克齐公巴都尔萨野，已将部落事务归尔自理，伊住庙诵经等语。从前尔年幼时，巴都尔萨野曾为尔代办一切，今以尔长成，遂将部落事务交代，甚属得体。尔今既躬亲理事，倍当感朕恩施，凛遵法度，辑睦邻封，御下有方，庶事成期妥协。并当念尔叔巴都尔萨野前劳，时加眷顾，巴都尔萨野亦应恪供臣职，勉荷王休。……嗣后天下庶政，以及抚绥藩服事宜，嗣皇帝悉遵朕指示办理。尔部落诸宜恪守旧规，安居边缴，遵奉钦差大臣法度，公平贸易，严束下人，勿致滋事，以期永受殊恩。”［17］
从乾隆五十七年停兵议和修贡以后，廓尔喀国王遣使五年一贡，双方关系密切融洽，贸易发达，友好往来，边境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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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高宗实录》卷1385，页8-11。
［2］《清高宗实录》卷1397,页25。
［3］《清高宗实录》卷1398，页17、18。
［4］《清高宗实录》卷1399,页14、15。
［5］《清高宗实录》卷1400，页7、8。
［6］《清高宗实录》卷1401，页5、6。
［7］《清高宗实录》卷1406,页37。
［8］《清高宗实录》卷1406,页34、35、36。
［9］《清高宗实录》卷1407，页22、23。
［10］《清高宗实录》卷1408，页24、25、26；《啸亭杂录》卷6，《廓尔喀之降》；《圣武记》卷5，《乾隆征廓尔喀记》。
［11］《清高宗实录》卷1411，页7、8；《啸亭杂录》卷6，《廓尔喀之降》；《圣武记》卷5，《乾隆征廓尔喀记》；《清史稿》卷5251，《廓尔喀传》。
［12］《清高宗实录》卷1410，页6。
［13］《清高宗实录》卷1410,页21。
［14］《清高宗实录》卷1410，页22、23。
［15］《清高宗实录》卷1141，页11、12,［16］《清高宗实录》卷1416,页19。
［17］《清高宗实录》卷1494,页26、27、28。
曼殊师利大皇帝直辖藏区
第四节 曼殊师利大皇帝直辖藏区
一、创立“金奔巴瓶” 削弱噶布伦权势
乾隆帝在用兵廓尔喀之时，就在仔细思考变起之因和将来安藏之法。他严厉惩治贻误军机酿成大祸的满汉大臣与西藏地方僧俗官员。他革驻藏大臣保泰、雅满泰职，于前藏枷号示众，几次重责四十板，又改保泰名为俘习浑，清语为贱役，将巴忠之子授官者尽行革退，著在护军拜唐阿上行走。他又革四川总督鄂辉职，将其于前藏枷号示众，乾隆五十八年才赦还京师，授拜唐阿。唆使廓尔喀入侵后藏的六世班禅之弟红教喇嘛沙玛尔巴，虽已病亡，但罪过太大，帝命将其赀产抄没，其在藏内羊八井地方之庙，给与办粮济军有功的济陇呼图克图，其家赀财估价变卖银六万四千余两，招人开垦地亩，耕种青稞，其各处庄田，每年应收租银七千一百余两，俱赏给达赖，为每年如绷、甲绷及“番兵”等应得口粮养赡之用。仲巴呼图克图，当廓尔喀兵入侵扎什伦布时，“倡率众人逃避”，本应正法，乾隆帝念其系六世班禅之兄，谕令解送来京，住于六世班禅曾居住的德寿寺内，不许返藏。孜仲喇嘛罗布藏丹巴在吉祥天母像前假托占词，妄称不可与廓尔喀兵打仗，致扎什伦布喇嘛藏民“皆无固志，相率散去”，酿成大祸，乾隆帝谕令将其“剥黄处决”。
乾隆帝努力探讨变乱产生的原因和保证藏区安宁之法。他联系康雍时期的历史，结合乾隆五十七年内的实际情况，反复思考，终于找到症结所在，这就是噶布伦专权，驻藏大臣虚有其名，必须彻底改变这种状况，使驻藏钦差大臣牢固掌握藏区军政大权，不许噶布伦专擅。
他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解决这一难题。首先是斥责噶布伦专权横行，滋生事端，祸害藏地，剥夺其权，使其成为驻藏大臣的属下官员。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他下谕给军机大臣说：
“……（罗布藏丹巴妄托占词摇惑众心）罗卜藏策登等遂起意讲和，即擅自差人前往贼营讲说，可见藏内诸事俱系伊等主持。而鄂辉于办理罗卜藏丹巴一事，既令噶布伦眼看处决，又将罗卜藏策登等四人，交噶布伦羁禁，是鄂辉办理藏务，无事不商之噶布伦，殊属非是。卫藏一切事务，自康熙、雍正年间，大率由达赖喇嘛与噶布伦商同办理，不复关白驻藏大臣，相沿已非一日。达赖喇嘛系清修梵行，惟知葆真养性离尘出世之人，岂复经理俗务，自必委之于噶布伦。而噶布伦等遂尔从中舞弊，诸事并不令驻藏大臣与闻，又滋生事端，始行禀白，吁求大臣为之经理，迨至事过，仍复诸事擅行，以致屡次滋畔，成何事体！即如上次贼匪滋事一案，系噶布伦索诺木旺扎勒起衅，此次又系噶布伦丹津巴珠尔在彼播煽生事，此即噶布伦不可用之明验。乃鄂辉现在办理藏务，仍事事令噶布伦干与，积习相沿，不可不大为整顿。向来驻藏大臣，往往以在藏驻扎，视为苦差，诸事因循，惟思年期届满，幸免无事，既可更换进京，今经此番大加惩创之后，自应另立章程，申明约束，岂可复循旧习。嗣后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遇有应办事件，当一一商同办理，噶布伦等与在藏章京会办，不得稍有专擅。……著福康安于抵藏后，将此详细告知达赖喇嘛及各呼图克图大喇嘛等，咸谕此意，嗣后即遵照办理，以期永绥卫藏。”［1］
这道谕旨讲明了四个问题。其一，噶布伦专权。谕旨列举典型事例，说明了西藏军政事务实际上俱由噶布伦主持，诸事并不“关白驻藏大臣”，“不令驻藏大臣与闻”。其二，不许噶布伦掌权擅行。噶布伦营私舞弊，滋生事端，此次五十三年、五十六年廓尔喀兵的两次入侵，皆与噶布伦“起衅”有关，“此即噶布伦不可用之明验”，因此，不能让其专权。其三，噶布伦专擅的条件。噶布伦之所以能把持藏务，专权横行，有其历史条件和客观因素。一为达赖系“葆真养性离尘出世之人”，不会经理俗务，诸事自然委付噶布伦办理，他们便藉此上下其手，事事擅行。二为驻藏大臣视此重任为苦差，因循苟且，惟思三年期满平安无事，即可更换返京，从而听任噶布伦把持专断。其四，革弊定制。从今以后，遇有应办之事，驻藏大臣与达赖一一商同办理，噶布伦与驻藏章京会办，不得稍有专擅。
过了四个多月，五十七年闰四月二十四日，乾隆帝下谕，对上述方针又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他指出，以往的驻藏大臣，不谙大体，往往以会见达赖时，瞻礼致敬，“因而过于谦逊”，“即与所属无异”，一切办事与噶布伦等“视如平行”，授人以柄，“致为伊等所轻”，诸事专擅，并不关白驻藏大臣，相习成风，已非一日，从今以后，鄂辉、和琳“均系钦差大臣，除拜佛瞻礼之外，其办事原应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至噶布伦等，即系属员，诸事自须禀明钦差办理，如伊犁将军之统辖伊犁，喀什噶尔参赞之统辖回疆，方足以符体制而肃纲纪”。鄂辉，和琳应乘此时机，加意整饬，力矫从前积习，“应事权归一，可期抚驭番民，永绥卫藏”。［2］
这两道谕旨，已把噶布伦之谬误及祸害，讲得非常清楚，将其数落得体无完肤，没其特权，将这藏中之王贬为驻藏大臣的属员。乾隆帝又乘势前进，把噶布伦及戴绷、第巴等官员的任用权拿了过来。他下谕说：从前西藏戴绷、第巴缺出，皆由达赖喇嘛处定补，现改为令“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商议，拣选补放”。噶布伦“责任更要”，遇有缺出，若即将达赖议定正陪之人奏放，“仍不免徇情滋弊”，著交驻藏大臣，嗣后凡噶布伦缺出，会同达赖，于应升用之大内，择其能干之人，“秉公选定正陪”，于各人名下注明如何出力之处，“奏请补用，俟朕拣放”。［3］不久，他又降谕说：前后藏租赋，一向归属达赖、班禅所有，众蒙古平时又皈依布施，故布达拉、扎什伦布商上“蓄积饶多”，驻藏大臣素不过问，听任商卓特巴、噶布伦等“任意侵蚀，各拥厚赀”。嗣后商卓特巴、噶布伦等缺，应听驻藏大臣秉公拣选，其一切收支，“亦令驻藏大臣综核”。［4］
以上谕旨，虽然是直接针对噶布伦而言，但很显然，其目的并不仅限于此。噶布伦之权从何而来？还不是达赖授与的。达赖委命他们管理藏地军政诸务，他们之所以有权，之所以能驱使僧俗官民，不过是因其有达赖的旨意，作为达赖的代理人来行使其权而已。现在，要他们听从驻藏大臣的命令，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奏请皇上任用，这实际上是剥夺了达赖单独任用噶布伦及戴绷等官的权力，削弱了达赖管理藏地军政事务的权力，驻藏大臣与达赖平起平坐，甚至实际掌握军政大权，达赖之权大为缩小。为了保证这一方针的长期执行，乾隆帝又想出了金奔巴瓶这一妙计。
乾隆五十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他第一次提出以金奔巴瓶抽签的方式，确定达赖等大喇嘛之化身呼毕勒罕。他谕军机大臣，令其传谕大将军福康安将此列为西藏善后事宜的重要内容。他说：前后藏为达赖喇嘛驻锡之地，各蒙古及“番众等”前往皈依瞻拜，必其化身确实，方足宏衍禅宗。查藏内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呼毕勒罕示寂后，令拉穆吹忠作法降神，俟神附其体，指明呼毕勒罕所在。乃拉穆吹忠往往受嘱，任意妄指，以致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亲族姻娅，递相传袭，总出一家，与蒙古世职无异”。甚至丹津班珠尔之子亦出有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仲巴与沙玛尔巴（皆呼图克图），同为前辈班禅弟兄，仲巴系扎什伦布商卓特巴，“坐享丰厚”，沙玛尔巴居住廓尔喀，未能分润，唆使廓尔喀兵抢掠，“此呼毕勒罕不真及族属相袭之流弊也。”嗣后应令拉穆吹忠四人认真作法降神，指出实在根基之呼毕勒罕若干人，将其生年月日各书一签，贮金奔巴瓶内，令达赖喇嘛等会同驻藏大臣，“对众拈定，作为呼毕勒罕”不得仍旧如前妄指，私相传袭。［5］
不久，他又将此制推广于蒙古地方，特下长谕专讲此事。他说：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系宗喀巴之大弟子，世为黄教宗主，“众蒙古、番民素相崇奉”。近年因指认呼毕勒罕之拉穆吹忠古尔登巴等人，法术无灵，不能降神，且徇情妄指，或出自族属姻娅，或出身蒙古汗王公等家，竟与蒙古王公、八旗世职官袭替相似，论之佛法，必无此理。甚至连噶布伦丹津班珠尔之子，亦出有呼毕勒罕，以致众心不服。沙玛尔巴便乘机起意，谋占班禅遗产，唆使廓尔喀抡掠扎什伦布，“远烦大兵声罪致讨”。“朕维护黄教”，欲整饬流弊，因制一金奔巴瓶，派员赍往，设于前藏．大昭，仍从其俗。俟将来藏内或出达赖、班禅及大呼图克图等呼毕勒罕时，将报出幼孩内，选择数名，将其生年月日名姓，各写一签，放入瓶内，“交达赖喇嘛念经，会同驻藏大臣，在众前签掣，以昭公当”。蒙古地方，各旗部落供奉之呼图克图甚多，大小不等，因于京城雍和宫内亦设一金奔巴瓶。如蒙古地方某旗某部出有呼毕勒罕，即报明理藩院，将其有关小孩之年月姓名缮写签上，入于瓶内，交掌印扎萨克达赖喇嘛呼图克图等，在佛前念经，“并交理藩院堂官公同掣签”，将“从前王公子弟内私自作为呼毕勒罕之陋习永行禁止”。［6］
他在同一谕中，还特别举出一桩土谢图汗欲其子谋袭呼什克图的作弊案件。他说：喀尔喀蒙古诺颜部之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圆寂以后，其商卓特巴那旺达什为寻其师之呼毕勒罕，至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庙内行礼，遇见土谢图汗车登多尔济。车登多尔济“欲伊子为呼毕勒罕”，“有意告知那旺达什”其子生时有一点微光，那旺达什便问明此子年庚及父母岁数，又至公额琳沁多尔济家，问明其子年庚及父母岁数，然后入藏求达赖喇嘛、拉穆吹忠指示。达赖命其找拉穆吹忠，拉穆吹忠“看出那旺达什情形，用言试探”，那旺达什将车登多尔济与额琳沁多尔济二人之子告诉拉穆吹忠，拉穆吹忠即指定土谢图汗之子“是真呼毕勒罕”，达赖喇嘛便照此批准。那旺达什从西藏回来时，已有旨禁止私寻呼毕勒罕，乃土谢图汗车登多尔济仗恃系达赖喇嘛和拉穆吹忠所指，向理藩院呈报。他发现此事可疑，派大臣审讯，查明此事，以车登多尔济“私认呼毕勒罕”，以图使一子袭己职，以另一子为呼毕勒罕，“可得喇嘛财产”，而革其汗爵和副盟长之职，以商卓特巴那旺达什“有意钻谋汗王子弟为呼毕勒罕”，代求达赖喇嘛、拉穆吹忠附会妄指，“其罪更重”，将其“剥去黄衣”，发往河南安置。［7］
这样一来，不仅达赖、班禅和西藏的呼什克图，便是青海、蒙古的呼什克图，其择立呼毕勒罕之权，实际上亦已归属于清政府，这对加强、巩固中央对藏蒙地区的管辖，起了重大作用。
乾隆帝还对革除以往噶布伦缺出皆由东科尔家道殷实世家富户充补的旧习，取消噶布伦四缺中之喇嘛一缺，新设“番兵”三千名经费，以及与廓尔喀通商等事，作了具体的指示，并再三责令福康安等大臣“当趁此将藏中积习剪除，一切事权俱归驻藏大臣管理，俾经久无弊，永靖边隅”。［8］
乾隆帝的这些谕旨，为福康安等大臣拟定西藏善后章程，奠定了基础，他们根据皇上制定的方针和重要政策，小心谨慎从事，认真商讨，终于妥善地解决了藏地善后事宜。
二、《钦定西藏善后章程》
大将军、大学士、两广总督、一等嘉勇公福康安等在藏文武大臣，根据乾隆皇帝的谕旨，联系藏区实际，反复思考，提出方案，并会同达赖商议，传达帝谕，积极解决西藏善后问题。
福康安先将“善后章程大意，告知达赖喇嘛”，观其反应，达赖坚决拥护帝之旨意。福康安向帝奏称：“察看达赖喇嘛，感戴出于至诚，一切惟命是听，断不敢稍形格碍”。［9］达赖还特向福康安告称：“此次官兵进剿廓尔喀，收复边境，卫藏得以宁辑，实深欢感，即日专差喇嘛赴京，进表谢恩。”班禅亦因感激帝恩，“恳请差人赴京，赍进表贡”，福康安上报朝廷，乾隆帝十分高兴，谕允其请。
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初六日，军机大臣议覆福康安奏上的“筹议番兵章程”，条文为：一，唐古特兵丁，一向为五千余兵，系临时在各寨调遣，有名无实，嗣后前藏后藏各设兵一千名，定日、江孜各设兵五百名，共三千名，在该处就近挑补。原设戴绷五人，前后藏各驻二人，以一人分驻定日，现再添设戴瓢一人，分驻江孜，各管兵五百名，督率教演，前藏归游击统辖，后藏及江孜、定日归都司统辖。二，“大小番目”，须分别等级，逐层管束，于额设戴绷六名以下设如绷十二名，甲绷二十四名，定绷一百二十名，递相统辖，分管唐古特兵。遇有缺出，按照等差，由定绷以上，依次递升。其东科尔世家充当兵目，亦一体办理，不准超越。三，“番兵”酌给口粮，每名每年各给青裸二石五斗，调遣征战，每日由商上各给糌粑一斤，并发给执照，免其徭役。戴绷六名，每名按例各给庄田一分，其余人员酌给钱粮，如绷给银三十六两，甲绷二十四两，定绷十四两八钱，俱由前藏商上交取，交驻藏大臣转发。三，兵丁技艺，应令各将备“督同番目训练”，驻藏大臣于每次巡查时，校阅优劣，分别赏罚，驻防将备即以所管兵目优劣，分别等第咨部。此项额兵，定为五分鸟枪，三分弓箭，二分刀矛，军器火药均按名分给。四，更换驻防将备，现在即于随征营员内挑补，嗣后由四川总督派拨，内地官兵不得欺凌藏兵，驻防将弁和戴绷不得私令藏兵服役。军机大臣赞同，帝从其请。［10］清在藏驻兵一千名。这样一来、藏区兵权便归清政府掌握了。
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军机大臣又议覆福康安等续奏的“筹酌善后章程”，共六条。一，驻藏大臣除上山瞻礼外，其督办事务，应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自噶布伦以下番目及管事喇嘛等，事无大小，均应禀知办理”。二，大小“番目”，立定等级拣放。噶布伦办理一切事务，戴绷管领番兵，商上孜绷、商卓特巴总司出纳，缺关紧要，不可越次补放，即各缺营官，管理番民，亦应拣选充补。嗣后噶布伦缺出，于戴绷、商上孜绷、商卓特巴内，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拣选正陪奏补。商上孜绷、商卓特巴缺出，以管放口粮的业尔仓、管理刑名的协尔帮、噶厦的大中译及孜仲喇嘛升补。业尔仓、协尔帮缺出，以管理布达拉藏民希约第巴、管拉撤藏民朗仔辖密本、管达赖马厂达本升补。希约第巴、密本、达本缺出，以大缺边缺及噶厦卓尼尔升补。大中译缺出，以小中译、噶厦卓尼尔升补。大缺边缺营官，似小缺营官调补及小中译补放。惟小缺营官，始准于东科尔及喇嘛内拣补。前藏商上铸钱，应专派铸钱孜绷、孜仲喇嘛各二名办理，均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挑选，发给清字汉字藏字印照。扎什伦布，管事皆系喇嘛，商卓特巴缺出，以绥绷喇嘛、森本喇嘛升补。绥绷缺出，以孜仲喇嘛升补。森本缺出，以传事卓尼尔升补。其余寨落小缺，仍照向例。所有后藏商卓特巴、绥绷、森本各大缺，及管地营官，均照前藏例，由驻藏大臣会同班禅补放。三，“大小番目”及前后藏管事喇嘛，均不得以达赖、班禅族属挑补。四，驻藏大臣二人，同在前藏，应于春秋两季，轮流前往后藏巡查边界，操演兵弁，所有乌拉人夫，自行给价，不得扰害藏民。五，驻藏大臣衙门，原设理藩院司员一员、笔帖式一员，前藏粮务一员，后藏无文职官员，现于前藏添设粮务一员，于同知州县内派往，后藏添县丞佐贰官一员，俱由川督拣派更换。六，驻藏大臣衙门，及文武各官听差兵丁，应酌定数目，大臣衙门各三十名兵丁，游击八名，都司六名，守备每员四名，驻藏司员四名，笔帖式二名，千把总每员一名，前藏粮员看库兵八名。军机大臣议覆，帝允其奏。乾隆五十八年正月二十一日，军机大臣又会同大学士、九卿议覆福康安新奏“酌筹藏内善后章程”，共十六条。一，接壤藏地各部差人来藏，令边界营官察明驻藏大臣验放，有禀驻藏大臣者，由驻藏大臣给谕，有呈达赖者，俱禀送驻藏大臣译验，商发谕帖。其寄信与噶布伦者，亦令呈驻藏大臣，与达赖商给谕帖，不准噶布伦与外私通信息，违者革退。二，藏地边界，如济咙、聂拉木、绒辖等处，与廓尔喀相邻，向无界址，现各设鄂博，厘定疆域，不准私越。三，边界地方，因气候恶劣，能干办事营官俱不愿去，俱愿在前藏当差。嗣后派千练的小缺营官及营兵之“甲绷番目”调补，三年调回，记名以戴绷等缺升用，不胜任者革退。四，西藏世家子弟，称为东科尔，“凡大小番目”，过去均由达赖挑补东科尔之通书算而家道殷实者委任，其余藏民无进身之路，且不告诉驻藏大臣。嗣后令驻藏大臣与达赖公选，其非东科尔而技术熟练勤勉出力的兵丁藏民，亦准由定绷相继升至戴绷。其余办事“番目”，仍选东科尔，按等补用，不准袭承祖父之职，以杜冒滥。挑取小中译、噶厦卓尼尔、小缺营官等“番目”，须年满十八岁以上才能委任，不准幼小滥充。五，堪布喇嘛系一寺首领，过去多系营求补充，嗣后各大寺坐床堪布缺出，由达赖会同驻藏大臣拣补，小寺堪布，仍专令达赖拣补。六，藏内各寨“番众”，供应乌拉夫马，过去达赖多滥给免差照票，噶布伦、戴绷及大喇嘛等庄户，亦多求免差税牌票，嗣后请概行撤销，惟实著劳绩者，令达赖告知驻藏大臣给票。七，卫藏各寨地方，虽统于达赖，而户民增减去留，无从稽核。嗣后令达赖将所管大小庙喇嘛造册，并令噶布伦将卫藏所管地方，及呼图克图等所管寨落户口，一体造册，于驻藏大臣衙门及达赖处，各存一份备查。八，青海蒙古王公差人赴藏，延请喇嘛诵经，以往并不尽行禀告驻藏大臣，嗣后令西宁办事大臣行文到藏，由驻藏大臣给照，咨明西宁办事大臣，互相稽核。九，喇嘛、“番目”等人，向来多私用乌拉，嗣后惟公事差遣，准禀明驻藏大臣及达赖，给以印票，标定号数，沿途照用。十，卫藏旧制，犯罪罚赎，近来噶布伦任意高下，倍罚肥私，甚室挟嫌捏辞纵恿达赖，“抄没番目人等家产”，嗣后译写罚赎旧例一本，交驻藏大臣酌核拟办。十一，西藏官兵所需火药，工布地方产磺，制造火药，较从内地运往省费，请就近创造，其铅丸火绳，由川省解运。十二，达赖赏给噶布伦、戴绷管官房庄田，向有事故缺出不交后任者，请查明随任交代，不准私占。十三，喇嘛支领钱粮，向来多先期透领，嗣后按期支放，违者究治。十四，各寨征收租赋，向多牵混，嗣后令商卓特巴按年立限严催，清交商上，并查实绝户荒田，随时豁赋。十五，驻藏大臣衙门的译字房通事，不谙廓尔喀文字，请添设识廓尔喀字人役一名、通廓尔喀语通事一名，并另派唐古忒人三四名学习备补。十六，廓尔喀贡使进京，道路遥远，每遇贡期，“令该酋长禀驻藏大臣”，以便驻藏大臣及四川总督派员接替护送。军机大臣、大学士、九卿议覆赞同，帝从其奏。
福康安还对达赖所收租赋等事，拟定规则，往上奏报，均被批准执行。达赖“所属前后藏番民，每年租赋，除交各项本色外，约银十二万七千两零”，所有商上用度，交驻藏大臣总核。扎什伦布“番民”租赋，照此一体办理。［11］藏地素不产铜，嗣后由商上铸造银钱，成色纯用纹银，每圆照旧重一钱五分，纹银一两易钱六圆，余银一钱作为鼓铸工本，另铸一钱重银钱和五分重银钱两种，每两纹银分别易换九圆、十八圆。其巴勒布及商上原铸旧钱，成色欠纯，低潮，定为每两易换八圆。藏区历来与巴勒布、克什米尔等部进行贸易，藏民日用，“多仗外番”，现规定仍准与其通市，边界藏民就近与巴勒布（即此时的廓尔喀）人易换盐米，为数不多，不需限定次数，“其贸易番、回，均按名造册”，存驻藏大臣衙门，每年巴勒布准贸易三次，克什米尔准贸易一次。“赴外番营贩时”，商人呈明驻藏大臣给照，令驻扎江孜、定日二汛备弁验放，自“外番”来藏商民，亦令该二汛备弁，查察驻藏大臣，到藏后，按名注册。布鲁克巴、哲孟雄、宗－木等落部来藏瞻礼者，均令一体稽查，需索纵容者严究。济咙、聂拉木二处抽收米盐，及货物到藏抽税，仍照向例办理。
另外，乾隆帝创定的金奔巴瓶制，因早经下谕执行，福康安等大臣便未议及。以上这些章程、制度，后来加以归纳组合，合为一册，命名为《钦定西藏善后章程》，共分为二十九条，分贮理藩院及西藏，成为清政府管辖藏区的基本文件。
《钦定西藏善后章程》，明确规定了中央政府拥有管辖藏区政治、军事、经济（租赋、银钱）、外交、外贸等各个方面的最高权力，在宗教上也有很大的权限，达赖、班禅及各大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需经清政府掣签挑选和批准，各呼图克图违犯国法，将受到中央政府的严厉制裁。简而言之，从此以后，西藏进一步直隶中央，这对藏族的前进、西南、西北的安宁和中华民族的发展，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圣武记》有一段概括性的话，盛赞乾隆帝治藏之功，说得不错，现以此作为本节的结束语。其文为：
“（击廓尔喀之后）留土番兵三千，汉、蒙古兵千戍藏。自是驻藏二大臣行事、仪注始与达赖、班禅平等，其四噶布伦及番目缺，均大臣与达赖会同选授，定商上喇嘛银钱出入之额，与春秋巡查鄂博之制，于是事权始归一。自唐以来，未有以郡县治卫藏如今日者。……自元明以来，未有以齐民治番僧如今日者。……其土伯特四部、青海二十九旗、厄鲁特王各旗、喀尔喀八十二旗、蒙古游牧五十九旗、滇蜀边番数十土司皆黄教。使无世世转生之呼毕勒罕以镇服僧俗，则数百万众必互相雄长，狠性野心，且决骤而不可制。南北朝时，西域数十国迎法师，求舍利，动至兵争，为部落安危所系。盖边方好杀，而佛戒杀，且神异能降服其心，此非尧、舜、周、孔之教所能驯也。高宗神圣，百族禀命，诏达赖、班禅两汗僧当世世永生西方，维持教化。故卫藏安，而西北之边境安，黄教服，而准、蒙之番民皆服。……盖至金奔巴瓶之颁，而大圣人神道设教变通宜民者，如山如海，高深莫测失。……允失，曼殊师利天可汗哉！允矣，曼殊师利天可汗哉。达赖进表称（清帝为）曼殊师利大皇帝，盖曼殊音同满珠，即满洲转音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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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高宗实录》卷1393，页11、12、13。
［2］《清高宗实录》卷1403，页21、22。
［3］《清高宗实录》卷1387，页10、11。
［4］《清高宗实录》卷1411，页24。
［5］《清高宗实录》卷1411,页22、23。
［6］《清高宗实录》卷1424,页24、25。
［7］《清高宗实录》At1424，页26、27、29、30；卷1427,页3、4。
［8］《清高宗实录》卷1417,页3、13、14、15、16。
［9］《清高宗实录》卷1417，页3。
［10］《清高宗实录》卷1418，页10、11。
［11］《清高宗实录》卷1418，页12。
［12］《圣武记》卷5，《国朝抚绥西藏记下》。
“庙谟”错谬 台湾几失
第十二章 林爽文起兵反清 乾隆帝遣军征剿
第一节 “庙谟”错谬 台湾几失
一、低估危局 天子决策失误
乾隆年间，虽然进入了皇上称之为“全盛之时”，但由于长期以来土地兼并和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及其对人民剥削、压迫的加重，各族人民反封建的斗争也在迅速发展，象乾隆三十年新疆的乌什维吾尔族人民起义，三十九年山东临清白莲教支派清水教首领王伦领导的起义，四十六年、四十九年甘肃循化苏四十三、田五领导的撤拉族、回族人民的起义，等等，规模都比较大。各地秘密结社也很流行，不断发生民变和抗租，但规模最大的还是台湾林爽文、庄大田领导的起义。现将其情叙述如下。
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闽浙总督常青呈报台湾林爽文起义的奏折，送到七十六岁的乾隆皇帝面前。常青奏：“台湾彰化县贼匪林爽文结党扰害地方，十一月二十七日知县俞峻在大敦拿贼遇害，县城失陷。臣闻信，飞咨水师提臣黄仕简领兵二千名，由鹿耳门飞渡进剿，并派副将、参将、都司等，带兵分路夹攻。臣驻泉州，与陆路提臣任承恩居中调度，委金门镇总兵罗英笈赴厦门弹压，饬沿海州县防范，咨广东、浙江督抚严查海口堵拿。”［1］
第二日，十二月二十八日，常青之折又到。常青奏：台湾郡城紧要，已派陆路提督任承恩领标兵一千二百名于鹿耳门前进，并拨各营兵候调，“先为保守郡城计”，且与水师提督声势柑援。“臣于泉州、蚶江、厦门等处往来督察，派道府经理粮饷。……鹿耳门为台地咽喉，尤须厚集兵力，现添派各标营兵，候风出口”。［2］
乾隆帝读过奏折后批示：“总以镇静内地为要。看尔等俱属张皇失措，为此朕却牵念。台湾常有此等事，此次何至尔等如是张皇恐惧。”“看来尔等皆过于张皇矣。岂有因一匪犯，使合省以及邻疆，皆怀恐俱之理。”［3］
身为福建、浙江二省之长的封疆大吏常青总督，连上奏折，呈述军情紧急，一再调兵遣将，渡海征剿，而君临天下的皇上弘历，却指责其“张皇失措”，恐惧万分，将林爽文起事看成是以往台湾常有的小型械斗，不须大动干戈。究竟是常青夸大其词小题大做，还是乾隆帝低估敌情判断失误，这就要由历史来作出结论了。事实证明，乾隆帝对台湾府形势的判断，是十分错误的。
他在三个主要问题的分析上出了差错。其一，民风不明。台湾自康熙二十二年为清军统一以后，设台湾府，隶于福建，下辖台湾、风山、彰化、诸罗四县，府治在台湾县城。台湾府南北长二千八百余里，东西五百余里，横亘海中，距彭湖约二百里，离厦门约五百里。台湾府居民包括土著高山族和福建、广东漳州、泉州、潮州等沿海州县移入台湾的汉民。移民多系违禁私渡，许多人历尽艰险才到达台岛，清廷又在相当长时间内禁止移民的妻室儿女入台，使很多移民是孤身在台。他们还要冒着被“生番”袭掠的危险，在烟瘴侵袭的恶劣条件下开荒垦地，经过许多磨难才将荒地垦熟，安居务农。这样一来，移民的反抗精神自然相当强烈，因为，他们经过了险恶条件的磨练，他们好不容易才拥有了自己的庄房和田地，即使是佃农，也拥有永佃权，收入远远高于内地，谁要侵犯他们的利益，他们必然拼死相抗。为了生存，为了不受人欺侮，台民往往结社成派，地区观念很强，闽粤移民之间，以及闽粤内部各州县移民之间，常生械斗，抗官杀吏之事变层出不穷，使不少官员视台湾为难治之地。到了乾隆中年以后，这种情形更日益突出。原礼亲王昭梿对此评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