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余年以来（雍正以后），地大物博，俗日益淫侈，奸宄遂媒孽其间，官斯土者，又日事朘削。会漳、泉二府人之侨居者，各分气类，械斗至数万人，官吏不能弹治，水师提督公黄仕简率兵至，以虚声胁和，始解散。自是民狃于为乱，竖旗结盟，公行无忌。淡永同知潘凯者，方在署，忽报城外有无名尸当验，甫出城，即为人所杀，并胥吏歼焉，……民益轻官吏。”［4］
曾在征剿林爽文起义时为闽浙总督李侍尧幕僚的史家赵翼，对此作了更为精辟的概括。他说：
“台湾不宜有乱也，土沃产阜，耕一余三，海外科徭简，夜户不闭。然而未尝三十年不乱，其乱非外寇，而皆内贼，朱一贵、林爽文其尤著者也。……漳、泉、惠、潮之民日众，寄籍分党，蘖牙其间，守土官又日朘削之，于是民益轻视吏。及其树帜械斗，动以万计，将士不能弹治，惟以虚声胁和，于是民益轻视兵。”［5］
对于台民“轻生好勇，慷慨悲歌”，敢于反抗的精神，乾隆帝是知之太少了。
乾隆帝判断的另外两个失误，是低估了林爽文起义的势力，夸大了官兵的军威。他在指责闽浙总督常青“纷纷调遣，迹涉张皇”的谕旨中宣称：“贼匪幺么乌合，黄仕简到彼，督率该镇道，尽力堵御，无难立就扑灭。”［6］这真是既不知彼，又不知己，简直是胡言乱语。
林爽文等起义人员，决非可以轻易消灭的小股“残匪”之乌合之众，而是经过长期酝酿拥有深厚群众基础的反清义军。林爽文原是福建漳州府平和县人，于乾隆三十八年十六岁时随父迁至台湾府彰化县大里代庄居住。林爽文赶过车，当过县衙门捕役，但更多的时间是务农垦田，家产日益富裕。庄子距县城二十余里，逼近内山，溪流交错。乾隆四十八年平和县人严烟到达台湾，传天地会，林爽文待其为客，随从入会。彰化县的刘升、陈泮、王芬，诸罗县的杨光勋、黄钟，淡水的林小文、王作，凤山县的庄大田等，相继入会。庄大田也是平和县人，随父渡台，初寄籍于诸罗，后迁至凤山仔港庄，力农致富，周恤贫穷，以侠义闻于乡，与林爽文时通书信，成为莫逆之交。天地会的影响迅速扩大，会员激剧增多。
与此相反的是官兵的实力却在不断减弱。此时，清在台湾设有总兵官一员，驻府治，副将一员，驻彰化，左营守备驻诸罗，右营守备驻竹堑，共辖兵一万二千六百七十名。另有水师副将一员，统兵二千名：驻澎湖。台湾这一万二千余名兵士，皆从内地派拨，调自福建各营，三年一换，不用台民。台湾吏治败坏，营伍废弛，不仅府州县官贪婪不法，总兵、副将等武官亦大谋私利，聚敛钱财。他们采取的主要敛银手段是卖放戎兵，将大批兵士私遣归返内地贸易，收受贿银，留在台湾的兵卒，亦令其每月缴钱，听其在营外住宿，“开赌窝娟，贩卖私盐”，“经年并不操演”’，以致“存营兵少”，号称额兵一万余，实仅有兵数千，而且，技艺生疏，怯战畏敌。
乾隆帝要想以这衰朽不堪的几千名弱卒，去镇压众达数万的义军，而且要求立即扑灭，岂不是白日做梦。他这一决策的失误，自然会严重地影响了军事进剿。
二、两提督拥兵观望 畏缩不前
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即皇上看过闽浙总督常青第一次呈报台湾林爽文起义之折的第二天，福建陆路提督任承恩之折又送到京师。任承恩奏：彰化县被林爽文攻陷，俟督臣到泉州时，“臣即登舟渡台”。“台湾贼即彰州顽民，屡次滋事，恳简重臣到闽督办”。［7］乾隆帝没有冷静思考为什么任承恩会提出请派钦差大臣的要求。需知，任之此奏，是担有风险的，一则会被皇上认为自己无能，堂堂执掌一省绿营军队之大帅，竟然对付不了区区乌合之众；再则也会开罪于顶头上司闽浙总督常青，惹怒统率驻防八旗的福州将军恒瑞，求派重臣来台，自然是意味着闽浙总督与福州将军是尸位素餐，难胜敌军，才有此请，这两位大臣岂能不找机会对己报复？如果不是军情紧急，台局危险，任承恩是不会如此冒昧的。
执政五十年素以英明自诩的乾隆皇帝，照说对此情景应是了如指掌，能够妥当处理的，不料，他竟未能洞察真情，反而作了错误的批示和安排。他对任承恩欲渡台征剿，批示说：“岂有两提督往办一匪类之理！若不诚，是巧诈，若诚，是至愚。”对其请派重臣，则批示：“更不成话，不料汝亦如此至愚。”［8］他在痛讥任承恩愚蠢荒唐的同时，给军机大臣下了一道长谕，讲述对付台湾起义之事。他说：
“此等奸民纠众滋事，不过么么乌合。上年台湾，即有漳、泉两处匪徒械斗滋扰等案，一经黄仕简带兵前往督办，立即扑灭。今林爽文等结党横行，情事相等，该提督到彼，匪党自必望风溃散。即使该提督病后，精神照料未能周到，亦止可添派能事总兵一员，多带兵丁，前往协剿，乃任承恩竟欲亲往，岂有水陆两提督俱远涉重洋，办一匪类，置内地于不顾之理！至所请简派钦差督办，更不成话。督、抚、提、镇俱有绥靖地方之责，设一遇匪徒滋事，辄请钦派大臣督办，又安用伊等为耶？从前康熙年间，台匪朱一贵滋扰一案，全台俱已被陷，维时止系水师提替施世骠带兵渡台进剿，总督满保驻扎厦门调度，不及一月，即已收复蒇功，伊等岂竟未闻之乎？”［9］
正当乾隆帝大谈不需多调兵马、削平义军易如反掌之日，林爽文、庄大田领导的起义军，却已连下彰化、凤山、诸罗三县，台湾全府丢失大半，官军困守于郡城，形势十分危急。
林爽文等人起义的经过，大致如下。早在乾隆五十一年七月，诸罗县捐贡杨光勋与其弟监生杨功宽争财起衅，杨功宽因兄长已入天地会，有会党支持，遂另立雷公会，结党相抗。台湾总兵柴大纪、台湾道永福饬属下查拿，把总陈和拿获天地会会员张烈，会众“夥党抢夺”，杀死陈和，救出张烈。柴大纪偕永福赴诸罗，拿获杨功宽等五十三人，为欲大事化小，改天地会为添弟会，按光勋弟兄不和故结会相争而结案，以免牵涉上违禁的天地会而遭受朝廷责斥。果然瞒过了皇上，乾隆帝阅过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呈报上述情形的奏折后，下谕嘉奖柴大纪、永福“办理此事，尚属迅速妥协，著交部议叙。”［10］
张烈被会友抢救出险后，同一些天地会员，逃奔林爽文处，商谋起义。五十一年千一月初，总兵柴大纪北巡至彰化，理番同知俞长庚请柴留驻统兵镇压，柴大纪不从，仓皇回郡，遣游击耿世化领兵三百名，偕台湾府知府孙景燧赴彰化。彰化县知县俞峻派衙役杨振国往拘林爽文，随即查出林爽文曾“犯窃被获，系该役卖放”，即将杨振国收禁。十一月二十五日，俞峻与北路营副将赫生额、游击耿世文至大墩，离林爽文居住之庄还有七里，不敢前行，安营驻扎，谕令村民擒拿林爽文等人献官，如不捉拿，即将村庄焚毁，并“先焚数小村怵之”。被烧的村民并非会党，纯系无辜百姓。村民极端愤怒，“号泣于道”。“爽文遂因民之怨，集众夜攻营，”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全歼官兵，斩杀知县俞峻、副将赫生额和游击耿世文。林爽文乘胜进攻彰化。此时县城只有兵士八十人，根本无力抵挡。林率众于十一月二十八日晚上攻下县城，杀知府孙景燧、理番同知长庚、摄知县事刘亨基、都司王宗武、署典史冯启宗，十二月初一日又打下竹堑，杀巡检张芝馨。会众拥林爽文为盟主大元帅，驻彰化县署，建元顺天，以杨振国为副元帅，王作为征北大元帅，王芬为平海大将军。爽文以玄缎为冠，盘两金龙，结黄缨，自顶垂背，衣衮服，高坐于堂上，会众欢呼万岁。十二月初六日，林爽文又破诸罗，杀摄县事董启埏、典史钟燕超等，各地会众纷起响应，连破斗六门、南投、猫雾捒等处，杀县丞周大纶、陈圣传，郡中大震。台南庄大田也起于凤山。庄大田闻知林爽文起义后，与族弟大韭、大麦等号召庄民会众，椎牛歃血，造军器，树大旗，庄锡舍、王阮郭等亦各率众来会。庄大田自称南路辅国大元帅，或称定南将军、开南将军，数日之间，众至数万，于十二月十三日攻下风山县城，杀典史史谦，清军参将瑚图里匹马单枪狼狈逃去，知县汤大奎自尽。
台湾府一共辖有四个县，台湾县为府治之地，附郭，凤山县在府城之南八十里，诸罗县在府北一百七十里，彰化县南距府城三百九十七里。林爽文占彰化、诸罗二县，庄大田据凤山，全府去了一大半，仅剩下台湾府城，犹如孤岛。林爽文于十二月初七日，水陆两路进攻府城，水路有船数百只，陆上有兵万余，连攻三日未下。二十七日，林爽文与庄大田再次合攻，亦未能得手，撤军暂退。一些广东移民居住的“粤庄”村民，以及一些泉州、兴化移民，纵众反抗林爽文、庄大田，“各书义民字样，共相守护”，并协助官兵作战，守住了鹿仔港，斩杀和擒拿了副元帅杨振国等重要首领。
闽浙总督常青在未接到圣旨之前，已于十二月先后派水师提督黄仕简、陆路提督任承恩、总兵郝状猷、副将徐鼎士、林天洛等将，领兵一万余名援台，于五十二年正月初陆续到达台湾府城及北淡水，原驻澎湖之兵亦于十二月十四日到台湾府。
此时，增援台湾的清兵有一万三千余名，台湾本府有额设驻兵一万二千余，两者相加为二万五千余，还有广东及泉州等移民中支持清军的“义民”，人数并不少于天地会起义军。官兵军器远远超过义军，枪炮弹药皆比林爽文、庄大田部更为充裕，如果统帅调度有方，将弁奋勇，本来是会很快扭转战局的。但是，一则台湾额兵缺员太多，且极懦弱，再则更为重要的是主帅怯战畏敌。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虽然是将门之家，很早就袭封一等海澄公，历任衢州总兵、湖广提督、广东提督等职，但并末打过多少大战，此时又年老有病，更为胆小。任承恩虽系勇将总兵任举之子，却未能继承父志刻苦习武，“素不知兵”，不过一纨绔子弟。黄仕简驻府城，“卧病床榻”，仅派台湾总兵柴大纪北取诸罗，总兵郝状猷南取凤山，自己却长期拥兵坐守郡城。柴大纪率兵二千余名，在“义民”的支持下，于五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在外山部竹地方与会党交战，擒获将军廖东等人，二十二日又获军师侯辰、吴映、张请先等人及“番妇”八十余人，攻下诸罗县城。”郝状猷带兵三千余名，南出二十里即为义军拦阻，顿兵四十余日，才收复离府城仅八十里的凤山空城。任承恩于正月初到达彰化县属的鹿港后，观望等待，不敢进攻四十里外的林爽文家乡大里代军营。郝状猷因凤山县城空无居民，遂招民复业，庄大田乘机派遣会员混入城内，并于三月初四日起猛烈进攻。郝状猷虽统兵二千余名守城，但胆怯畏战，于初八日弃城而逃，遁归府城，凤山县城又落入义军手中。林爽文与庄大田分别率军攻打各地官兵和“义民”村庄，尽力截断府城与鹿港的联系，势力迅速发展。
面对义军的强大攻势，水师提督黄仕简与陆路提督任承恩皆胆怯惧战，一个是“株守郡城”，另一位则静坐鹿港，又因二人官衔相当而互不相下，“彼此观望”，只是不时檄令总兵、副将、参将、游击等官，分率所部，前往堵御义军在各处的进攻，时东时西，时南时北，疲于奔命。清军处于严重被动的局面。
乾隆帝在批准常青派遣水陆提督赴台之后，既迫切盼望捷音，又有些担心。他于二月初一日得悉黄仕简于正月初四日抵鹿耳门、任承恩初六日到达鹿港的消息时下谕说：“此等么么贼匪，原不过一时乌合，现在黄仕简、任承恩督兵会合搜剿，自无难立时扑灭。”［11］但是，他又因黄、任俱系提督，恐其不能和衷共事协同征战，于二月初七日下谕，申斥黄、任二人，催促调任湖广总督的原闽浙总督常青渡台统辖全军。谕旨说：黄仕简、任承恩抵台已逾一月余，“何以至今尚未据奏报剿贼消息”，著传旨严行申饬。“看来黄仕简、任承恩全不谙事理轻重缓急，且彼此俱系提督，不相统摄，竟有互相观望之意，于剿捕事宜不能得力”。［12］
不久，当他看到军事进展迟缓，分析其因时，愈来愈察觉出二人保命避战的真情，便一而再再而三地降旨对二人多次斥责，并因其毫无悔改之意，而将其革职拿问。三月十四日他降下一旨：“黄仕简、任承恩始终贻误紧要军机，其咎甚重，必须拿问”。常青到台湾后，遵照前旨，先将二人摘去花翎，送回厦门。［13］过了七天，三月二十一日，他又下一谕：台湾林爽文等纠众滋事，“水陆二提督带兵分路进剿，并不亲临行阵，定期会攻，黄仕简株守郡城，任承恩安居鹿仔港，仅派委将弁等零星打仗，二人彼此观望，不思埋根首进，惟事迁延，致贼匪日久未就扑灭”。现据李侍尧奏称：“南北两路该提镇等，各有牵制，不免坐费时日”，著将任承恩解任革职拿交刑部问罪。［14］又过了六天，三月二十七日，闽浙总督李侍尧奏述台湾情形，并抄录了海防同知杨廷理察帖。杨廷理禀称：“贼匪滋事以来，大兵仅属固守，皆以兵单难于远捕为辞，如彰化早经恢复，而任承恩驻兵鹿仔港，普吉保驻兵埔心庄，诸罗收复月余，而柴大纪驻兵城外，凤山复经收复，郝状猷分驻四门静守，黄仕简驻守郡城，以致贼匪各路啸聚。现在台湾之兵，统计一万三千有余，合之则多，分之则寡。”乾隆帝批示：“该同知所察各情形，早在朕遥度之中，可见兵力以分而见单，伊等贻误，实由于此。”著将黄仕简革职，拿交刑部治罪。［15］
三、庸帅常青株守郡城 全台危在旦夕
从乾隆五十二年三月中谕惩水陆提督黄仕简、任承恩起，到十一月初福康安至台止，这八个月征剿义军的重担，是由皇上钦派的将军常青承担的。
乾隆帝虽然低估了台湾林爽文义军的力量，但对台湾的局势仍然十分重视，很早就在人事安排上作了变动。乾隆五十二年正月初十日，他降下一谕：现在水陆两提督业已渡台征剿林爽文，“逆匪自无难立时扑灭。惟是海疆重地，将来善后事宜，均须妥协筹办。”湖广总督李侍尧久任封疆，虽于军旅未娴，而办理地方事务，于轻重缓急事宜，较为熟练，著将李侍尧调补浙闽总督。湖广系腹地省分，且地方宁谧无事，常青自能胜任，即将闽浙总督常青调补湖广总督。［16］
过了十八天，正月二十八日，他因黄仕简、任承恩均系提督，难以统摄，又降一旨命常青渡台督师。谕旨说：黄、任均系提督，体制不相上下，且水陆各有所辖，难以统摄。常青对办理善后事宜，不如李侍尧谙练，“而督率搜捕，则常青为优”，著常青待李到闽后，即亲自渡台，督率剿捕，［17］常青奉旨后，于二月二十二日至厦门，等待顺风，三月初抵达台湾府城。
乾隆帝把尽快削平会党的希望寄托于常青身上，给其提供很多优越条件。四月初四日他接连下达三道重要谕旨，讲了四个问题。其一，授常青为将军，以福州将军恒瑞、福建陆路提督以期枚（由江南提督调任）为参赞，“俾事权归一，军威益振，蓝元迅奏荡平，绥靖海疆”。其二，严肃军纪，诛戮逃将。海坛总兵郝状猷统兵三千余名，系“派往南路剿捕大员”，收复凤山县城后，理应一面派兵，设卡防守，一面亲率将弁，征剿敌军，“乃安坐营盘”，既不能先事防御，又当闻听参将瑚图里被敌拦截之时，不即亲督弁兵前往接应，奋勇冲杀，反而畏敌退避，潜回郡城，官兵纷纷溃散，致使凤山县城又复失陷。“似此畏怯偷生之员，若不明正典刑，其何以肃戎行而昭军纪！”著常青将郝状猷在台湾郡城众将弁之前正法。参将瑚图里身系满洲，前当会党攻打凤山时，所统兵丁即为敌军冲散，本人仓皇骑马遁回府城，已有应得之罪，此次又畏惧敌势，潜行逃避，罪责难逃，著常青将其正法示众。其三，处治黄、任。黄仕简、任承恩贻误紧要军务，“均应按律即行正法”。但念黄年老有病，任承恩又系总兵任举之子，任举于金川用兵时阵亡，其长子又以救火得伤身亡，无有子嗣，任承恩亦无子，若将任承恩正法，则临阵捐躯的任举竟至绝嗣，二人均可免其一死，将黄仕简所袭一等公爵革去，令其长孙黄嘉漠承袭。其四，增派援兵。台湾现有援兵一万三千余名，常青又飞咨添调闽、粤、浙兵七千名。李侍尧等已调广东潮州、碣石二镇兵四千名。因浙兵“向来柔懦”，著停调，改派福建驻防满兵一千，代替浙兵，由福州将军恒瑞率领赴台。福建续调的二千名兵士，著蓝元枚统领。一共增派援兵七千名。
在此前后，乾隆帝又连续下谕，指授用兵方略，勉励将弁奋战。他在三月二十七日降旨：若必待粤兵至台，始行进剿，则“竟须至五月，岂不旷日持久”。著常青将台湾现有之兵，“择其精壮者，亲身带至大里代贼巢，痛加歼戮，将首犯林爽文擒获，其余附从，自纷纷瓦解，固属甚善”。若台湾之兵“实不可恃，必须接济”，则待粤兵到后再进攻。［18］四月初一日，他又降谕给军机大臣，强调集中兵力征剿。他说：康熙年间进剿朱一贵，不及一月即成功，“盖由大兵会合一路，由厦门进攻，声威壮盛，贼匪望风胆落，故能一举歼灭”。此次黄仕简、任承恩系分路渡台，其余将弁又各由别途陆续起行，“已觉兵势稍分”。二人赴台后，理应会合：“厚集兵力，直捣贼巢，将首恶缚擒，余党自必瓦解”，乃二将仅派拨各将“零星打仗，四处堵御，以致贼匪从而生心，得由山径绕道蔓延，各处啸聚，官兵转为所牵制，兵分而力见单”，幸而敌军未施巧计，否则“岂不又蹈木果木之覆辙耶”？“著常青抵台湾后，即将各路官兵调集，会合一处”，“以期兵威壮盛，士气振奋，专力全赴贼巢搜剿，断不可又蹈黄仕简、任承恩故辄，轻分兵力，观望迟延，俾贼匪得以四散牵制，蒇事致稽时日也”。［19］
过了两天，四月初三日，因李侍尧奏林爽文于家乡“掘壕放水，多筑土墙，安设炮位”，他又降旨：“贼党盘踞穴巢，以图并力固守，看其光景，别无他图窜匿之计，转可聚而歼戮，其事尚属易办”。但恐大兵云集，四路围攻，敌军计穷力蹙，窜入内山，致稽缓时日，著常青抵台后，“即将各路官兵调集，会合一处，拣派精锐，亲行带领”，直赴敌巢，“奋力围剿，务将首恶林爽文一鼓擒获，余党歼除净尽”，至于堵其后路，不使窜入内山，则责令柴大纪戴罪立功，“专力堵御”。若其能拿获首犯，不使余党一名漏网，则可宥其前罪，并录其功，否则惟柴是问。［20］不久，因常青奏请遣派曾经参加过战争的侍卫、章京前往带兵进剿，他于四月十三日下谕，派乌什哈达等八员即日起程，星驰前往。
四月二十日，闽浙总督李侍尧之折到京。李侍尧奏称：凤山再失之后，“贼匪益肆滋扰，府城现添雇乡勇万余人。又彰化县属，仅存鹿仔港一处尚在固守，各村老幼男妇来避匿者不下万余人，无处得食。经该道府等请拨银十万两、米十万石，接济赈恤。臣以乡勇本义民所雇，固属急公向义，实亦自卫身家，避难民妇应于剿匪事竣，量为安插抚恤，是以概行议驳。”［21］素以干练著称的李侍尧，这次却犯了一个特大错误。如果真的实行这一办法，必将驱使数以万计的难民投入林爽文军中，严重削弱官兵的实力，使地方更加混乱。乾隆帝读过此折，立即下谕，斥责李之谬误。他说：李侍尧在厦门一带筹办照料，“当以催兵徐渡，接济军储粮饷为要，余可徐论”。乃李惟虑多用钱粮，恐事竣后难于报销，止将常青咨取银十万两解往，而对该道府呈请之银十万两、米十万石概行议驳，“所见甚属错谬”。著李侍尧即将此银、米“速行照数运往，以备接济”，并著常青就近酌量将多余兵粮，“散给贫民，务使不致逃散，方为妥协。不然，非去而从贼，即穷极抢夺，皆足偾事。况乡勇义民既为国家御贼，兼可卫其资产，是以为我出力，今既日久赔垫，既有阵伤亡故，又不能保其所有，亦必逃散从贼，兵丁弁备尚难望其枵腹从事，而况此众民乎！”“前据常青奏称，贼匪将所掠粮米，广为散给，要结人心，以致日积月众。岂阅时未久，该督遽至忘怀耶！著传旨严行申饬”。［22］
过了七天，四月二十七日，常青于三月发出的奏折送到京师。常青奏：庄大田率部侵扰府城，屡经亲率官兵，出城迎捕堵杀，将弁用命，义民争先，奋勇协剿，“接仗数次，共枪炮打死贼匪二千余人”，生擒正法者五十余名，贼目庄锡舍悔罪投诚，带领所属二千余人，随同官兵杀退敌兵。乾隆帝十分高兴，下谕嘉奖常青能预先设法防堵，相机堵剿，筹划调度，俱合机宜，年逾七十，尚能如此勇往督战，赏其御用玉搬指一个、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二对及库纱、香珠、香牌、香袋、宫扇等物，赏其子笔帖式喜明为三等侍卫，命其驰驿前往台湾省亲，对有功和伤亡官兵厚加升赏。他又以庄锡舍能招集泉州义民，立功赎罪，赏其守备职衔，其属下有功人员，分给千把总等职衔。
此时常青统辖之兵，共有二万名援兵和台湾额设之数干名戍兵（名为一万二千余，实仅数千），将近三万人，加上各庄“义民”，人数也相当可观，而且还得到皇上大力支持，格外优遇。
如若他调度有方，勇猛冲杀，进展会相当快的。但是，乾隆帝这次在任用将帅上，又失误了，严重地影响了征剿的顺利进行。
被皇上钦授为统帅的将军常青，果真是圣谕所说优于“督率搜捕”？不，这只是天子的想象而已。常青原是一官宦之子，父安图任至江西巡抚。常青庸懦无能，但很会寻找门路，自宁郡王府长史累迁察哈尔都统、杭州将军、福州将军，乾隆五十一年初，署闽浙总督，旋实授。
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常青奉旨入台，此时，台民以为青系总督，过去又历任都统、将军，“当知兵，人心稍定”。粤兵四千于四月中抵台，恒瑞、蓝元枚亦各率兵至，乾隆帝又以失律罪诛总兵郝状猷，“于是诸将咸思进兵”。林爽文、庄大田虽领部攻打府城、诸罗及粤民村庄，然“势力尚未张大，各村民俱未为所胁也”。在这援兵齐集、将弁思战、“义民”鼎助的有利时刻，如果常青指挥得当，集兵猛攻，局势定会改观。
可是这位钦差将军，只擅长于虚报战功，交结权贵，巴结上权相和坤，拥有强大的靠山，对于兵法却一窍不通，更胆小如鼠，极畏征战。史称其为“和相私人”，“老而耄”，“畏葸”，“日夜惟涕泣而已”。五月二十四日，诸将决定出师，“城中市民咸设犒酒以待。”第二日，庄大田、林爽文率会党一万余人合攻府城，各庄埋伏的会党不计其数、常青刚领军出城，立即交战。“常青战栗，手不能举鞭，于军中大呼曰：贼砍老子头矣！即策马遁。诸将因之即退，贼大欢跃而归。青入城，即令闭关，又请兵一万”。这样一来，战局立即发生了严重不利于官兵的转变，义军势力迅速扩展。“贼得以暇蚕食各村，不从者辄杀，于是遍域皆贼矣。庄大田驱以扰府城，林爽文驱以扰诸罗，势益炽”，数月之内，“贼已增十万矣”。［23］
庄大田屡攻府城，并夺占附近村庄及笨港，使府城与诸罗县城及彰化的鹿港之间，水陆交通中断。于是，将军常青、参赞恒瑞困居郡城，周围十里以内村庄俱被庄大田属下会员占据。参赞蓝元枚驻鹿港，兵力单薄，“四面受敌”，在六月中奏请添兵五千名，随因积劳成病，得了痢疾，于八月十八日去世，总兵普吉保代统其众。台湾总兵柴大纪统兵四千死守诸罗。官兵陷入各自为战的被动局面。
由于诸罗城据南北之中，为府城屏障，不攻下诸罗，难以夺取郡城占据全台，故林爽文早在二月十二日、二十六日，三月初二日、二十九日，四月初四、初十、十二日，率领义军万余，多次猛攻诸罗县城，并遣大批会员进袭附近村庄。六月中起，林爽文率部将诸罗团团围住，日夜进攻。义军还使用大板木车，中藏枪炮，分路进犯。柴大纪虽多次派遣急使向将军常青求援，常青却以自保为重，仅于六月先后派总兵魏大斌领兵一千五百名、游击田蓝玉率卒一千名前往，但魏、田畏敌怯战，一遇义军拦阻，即逗遛不前。
常青虽怯于攻战，却擅长说谎。明明是六月初八、初十日大营遭受庄大田部猛烈攻击，凤山东港、诸罗笨港及盐水港被义军“占扰”，“粮路不通”，常青却伪报战功，声称“臣等分派在营将弁，一面分路截杀，一面飞赴桶盘栈堵御，杀贼一百余人”，并“酌派兵民堵御”。［24］更妙的是六月中旬的一份奏折。
常青奏：据柴大纪察报，敌军“攻踞盐水港”，已拨兵一千前往，诸罗县城驻兵太少，请速添兵救援，现已派魏大斌往援。
“贼众围攻盐水港，固意在诸罗，而实觊觎府城，臣等扎营府城以南，未敢移动，俟添调官兵到齐，相机剿捕”。［25］常青此奏，本意在于说明自己应当统率大兵坐守郡城，不宜离城往北救援诸罗，为其惧敌怯战不亲救诸罗之举辩解，不料，皇上的判断和决策，却与此奏完全相反。
七月十二日，乾隆帝就常青之折降旨：盐水港在诸罗之南，笨港在诸罗之北，“皆为运粮要路，今俱有贼匪抢占，以绝粮饷，诸罗势甚迫急，所关甚重。看来贼人狡计，竟系因大兵俱在府城，诸罗一路兵势单弱，故作窥伺府城，以牵缀官兵，使常青等不能远离该处营盘，而其意实欲断我粮道，攻逼诸罗县城。若诸罗有失，则台湾府城势更孤悬，四面受敌，大有关系”。著常青于总兵、副将内择其奋勇可靠者拨派一员，令其固守营盘。“常青等竟拣选精锐，亲自带领，同侍卫、章京、将备等数人，直趋北路，前至诸罗，会同柴大纪，并力擒渠捣穴。或再派劲旅，将盐水港屯占贼匪悉力歼除，打通粮道，此为上策”。昨己有旨，令蓝元枚带兵前往盐水港，剿杀敌军后，“自南而北，星赴诸罗，接应柴大纪”，扫除笨港会党。柴大纪处得此两路兵力接应，盐水港、笨港道路肃清，米粮通运，南北声势连络，“人心自定，似于进剿机宜，极为得力。著常青、蓝元枚酌量情形，迅速筹办，断不可坐失事机”。［26］
常青接谕后，不得不于七月派总兵蔡攀龙、副将贵林等往援诸罗。蔡攀龙等几经周折，才于八月二十日抵达城外，遭义军围击，伤亡惨重，贵林及游击杨起麟等阵亡。柴大纪派兵出迎，始将蔡攀龙及其残部七八百人与运饷义民三千人接应入城。魏大斌、田蓝玉亦因严令督促，不得不率军前进，损兵大半，始入诸罗。
林爽文深知诸罗之重要，“必欲陷之，自六月中攻围，连日夕不止”。经过大半年的征战，义军已逐渐学会一些战阵之法和攻城之术。林爽文用大木板制成大车，“中藏枪炮”，名叫吕公车，以数百人牵引，“击城北堞”，并用火箭射雉楼，想方设法猛烈攻击，同时，又断绝粮道，严禁米粮入城。县城被围日久，粮草奇缺，弹药不足，形势异常危急。柴大纪几次差派“敢死士突围出，请救于常青”，不料，这位曾被皇上赞誉为优于督捕的大帅，竟拒柴之请，还幸灾乐祸地讥笑说：“若是獃汉，适足以予贼，始快余心也”，置之不理。［27］
常青虽然能够对柴大纪采取这种极端错误的手段，但他也知道事关重大，不能解救诸罗之危，不能削平会党，将面临灭门之灾，因此，向和坤求救，“密札哀乞和相，请以他将往代。”［28］和坤找到合适的机会，向帝奏报。常青又直接奏请皇上“派一大员，到台湾督办军需”，并请再调广东兵四千、京兵一千，贵州兵二千。
乾隆帝读过常青奏折后，于六月二十日、二十一日连降四旨，讲了四个问题。其一，派伊辙布、德明额等官往福建，交与常青、李侍尧差遣，办理军需粮饷。其二，允准常青添兵之请，但因北京、湖广、贵州离闽遥远，“且长途调拨，迹涉张皇”，改令调广东绿营兵六千、广东驻防满兵一千五百名、浙省驻防满兵一千、乍浦驻防满兵五百名，再加上福建绿营兵二千名，共一万一千名，即速前赴台湾。其兰，传谕常青等用兵之法。“常青等统兵进剿，遇贼蠭拥前来抗拒，乍见兵少贼多，未免惊惶”，现已调兵一万一千名，以九千名往府城常青处，以二千名赴鹿港，助蓝元枚。其四，派福康安前往台湾督办军务。常青本由都统、将军甫经简授总督，“更事未多”，其已年逾七旬，“精神未能周到”。“常青等昨奏请派一大员，到台湾督办军需，其意未必非自揣难以胜任，欲朕另简大臣，前往督办军务”。此事自应阿桂前往，但其亦系年逾七十之人，不忍令其远涉重洋，和坤又难以分身。将来派出的领兵大臣如海兰察等人，亦非常青、李侍尧所能统辖驾驭。福康安年富力强，于军旅素为谙练，又能驾驭海兰察等，“以之前往督办，足资倚任”。著陕甘总督福康安即来行在陛见，预备差遣。［29］
此后，乾隆帝又陆续发现常青惧敌株守等等谬误，多次谕斥其非。七月二十日他谕军机大臣：“常青、恒瑞奏加派官兵应援诸罗一折，所办着着皆错”。柴大纪现在诸罗，被会党围攻，“四处断绝粮道，又请添兵救援，常青等即应领将备亲身速统大兵前往接应”，乃仅零星派拨少数士卒前往，“伊等在府城，又何曾杀戮多贼能进尺寸之地哉？”“看来该将军等此时竟茫无主见，一错百错”，著严行申饬，令其直赴诸罗，“勿再株守坐待，以致老师糜饷，坐失事机，自取重戾”。［30］
过了六天，七月二十六日，他又降旨：本日询问常青派遣赍送奏折的差弁饶成龙，得知常青扎营之桶盘栈，离庄大田屯驻的南潭，只有五里。常青至台已有数月，“早应统领大兵，将贼目庄大田先行剿除．乃惟知结营自守，似此肘腋之间，任其逼处，竟不思乘势攻剿，实不可解”，著即令其剿洗。［31］
因常青一再违旨，株守郡城，不援诸罗，乾隆帝十分生气，于八月二十二日又谕军机大臣：常青既不舍南趋北，又不“将南路之贼乘势剿除，岂在台湾坐守终老即能了事乎”！常青年老，“留于军营，亦属无益”，福康安到台湾后，如必须让其帮办，即留常青于军营，“若留彼无用”，即令其来京陛见。［32］不久，帝又谕令常青“留驻府城，督率剿捕”。
常青从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初抵台，至十一月初福康安到台湾为止，当了八个月大帅，一事无成，而林爽文、庄大田领导的义军，却利用这位贪生怕死的庸帅之无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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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高宗实录》卷1271，页22。
［2］《清高宗实录》卷1271，页26。
［3］《清高宗实录》卷1271，页26、27。
［4］昭梿：《啸亭杂录》卷6，《台湾之役》。
［5］《圣武记》卷8，《乾隆三定台湾记》。
［6］《清高宗实录》卷1271，页23。
［7］《清高宗实录》卷1271，页28。
［8］《清高宗实录》卷1271，页28。
［9］《清高宗实录》卷1271，页28、29。
［10］《清高宗实录》卷1264，页2、3。
［11］《清高宗实录》卷1274，页4。
［12］《清高宗实录》卷1274，页23、24。
［13］《清高宗实录》卷1270，页25。
［14］《清高宗实录》卷1277，页9、10。
［15］《清高宗实录》卷1277，页29。
［16］《清高宗实录》卷1272,页22。
［17］《清高宗实录》卷1273,页32。
［18］《清高宗实录》卷1277,页32。
［19］《清高宗实录》卷1278,页2、3。
［20］《清高宗实录》卷1278，页5、6。
［21］《清高宗实录》卷1279，页8。
［22］《清高宗实录》卷1279,页8、9、10,［23］昭梿：《啸亭杂录》卷6，《台湾之役》。
［24］《清高宗实录》卷1284，页4。
［25］《清高宗实录》卷1284,页16。
［26］《清高宗实录》卷1284,页16、17、18。
［27］《清高宗实录》卷1295，页4；《啸亭杂录》卷6，《台湾之役》。
［28］昭梿：《啸亭杂录》卷6，《台清之役》。
［29］《清高宗实录》卷1283，页5-10。
［30］《清高宗实录》卷1285,页14、15、16。
［31］《清高宗实录》卷1285,页30。
［32］《清高宗实录》卷1287，页6、7。
指挥得当 三月“平台”
第二节 指挥得当 三月“平台”
一、新帅福康安上疏示怯 乾隆帝力言必胜之因
乾隆五十二年六月二十日，乾隆皇帝下谕，派协办大学士、陕甘总督福康安前往台湾，接替常青，督办军务。七月二十七日，又谕派海兰察为参赞大臣、护军统领舒亮、普尔普为领队大臣，各带侍卫章京拜唐阿二十名前往台湾，剿灭义军。八月初二日，他又下谕，授福康安大将军，调湖南、湖北、贵州绿营兵各二千名及四川“屯练降番兵”二千名，增援台湾。
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钦差协办大学士、陕甘总督、将军福康安的奏折，送到皇上面前。福康安奏：“臣遵旨在途拆阅常青等奏折，知南北两路官兵尚未得手，所称兵力不足，似属实在情形”。现虽有添调的浙粤官兵陆续配渡前往，但该兵丁等向未出征，恐不能十分得力。至于柴大纪，力捍孤城，坐困己及两月，常青虽派蔡攀龙等带兵往援，而兵力不多，亦难即时进剿。如于郡城各营中，拨兵前往援救，“而贼人狡计百出”，见官兵全集诸罗，又恐乘虚滋扰郡城。“臣通盘筹划”，所有前奉谕旨征调的贵州、湖北、湖南及四川“屯练降番”兵八千名，恳请皇上严饬各督抚速拨赴闽，听候调用。［1］
福康安此奏，颇有“畏难”、“畏怯之意”，原因何在？是福康安老朽因循，或是胆小惧战？看来都不象。此时福康安正处在年富力强勇于创功立业之时，而且蒙受皇上特殊恩宠。福康安乃一等忠勇公傅恒之子、孝贤皇后之侄，很早就荣任头等侍卫、户部侍郎、副都统。乾隆三十八年起，福康安参加二征金川之役，任领队大臣，多次率兵攻取敌军险碉，军功卓著。平金川后，福康安以功封三等嘉勇男，图形于紫光阁，赐御用鞍辔马和双眼花翎，擢都统，相继任吉林将军、盛京将军、云贵总督、四川总督、署工部尚书、兵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并任军机大臣、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总管健锐营官兵大臣、后护大臣等职。乾隆四十九年甘肃回民田五等起义，福康安蒙帝授为钦差大臣和陕甘总督，同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领兵往征，旋因大学士阿桂被授为将军，福康安才改为参赞大臣。福康安等抵达甘肃后，奋勇进攻，很快就将起义镇压下去，皇上大喜，晋其为嘉勇侯，转户部尚书、吏部尚书，升任协办大学士，仍留陕甘总督任。
这样一位正在勇建功勋的大帅，居然在蒙帝钦派为征台将军时，呈上“畏难”之折，显然是有原因的，简而言之就是他认为义军太强，官兵太弱，难以速见其效。此时，林爽文、庄大田领导的义军，多达一二十万人。台湾全府，除郡城、诸罗县城及鹿港等少数港口村庄外，广大地区已为义军占据。官军连遭失败，士气低下，畏敌惧战，动辄溃逃。将军常青统率重兵，龟缩郡城，对五里之外的庄大田部营盘，不敢稍有冒犯。福建水师提督、参赞柴大纪困守诸罗，局势险迫，危在旦夕。柴虽多次飞章告急，常青就是不敢亲领大军往援。尽管朝廷一再督促，福州将军、参赞恒瑞被迫带兵五千进据盐水港，距诸罗仅四十里，总兵普吉保有兵五六千久驻鹿港，后进驻元长庄、月眉庄，离诸罗县城仅五里，皆畏敌势强大，不敢死战却敌，解救诸罗之围，而长期坐守。
出现这种十分危急的局面，并不是由于将军常青统辖之兵太少。乾隆皇帝在八月二十二日斥责常青胆怯无能时说：“今常青原带之兵，已较黄仕简在彼时为多，又经陆续添调闽省及粤东、浙江绿营驻防兵，共计不下二万，兵力如此厚集，而复何所藉口，常青可不勉图进取稍赎前愆耶？”［2］黄仕简、任承恩攻会党时，统辖增台援军一万三千余名，常青赴台时还多于此数，再加上续调之兵二万，以及台湾府额兵一万二千余，总数约在五万名左右。常青拥兵五万，尚且不能削平义军，且局势迅速恶化，诸罗县城旦夕不保，全台尽失之日不远。在这样危险形势下，朝廷只增派贵州、湖北、湖南各绿营兵二千和四川“屯练降番”兵二千，一共八千名，这样数目的援兵，能改变台湾危局码？可能性不大。
而且更可能使福康安担心的是军队的素质问题。加上新增之兵，官兵总数约为六万名。此数不为不多。义军虽号称一二十万人，实际上编成队伍的士卒只有三、四万人，其余皆是会员及“附合之人”，仅在村庄活动。因此，仅就正规士卒的数量而言，官兵还超过了义军。但是，这六万名官兵，绝大多数是闽、粤、楚、浙、湘、桂等省的绿营兵，驻防满兵不过三四千人，战斗力本来就不强，兼之，经过大半年的用兵，连吃败仗，士气更为低下。与两年多以前征剿甘肃回民起义时的军队相比较，显然平回之役的官兵更为精干骁勇。当时，福康安、海兰察用兵不及一月，即将回民起义镇压下去了。能够这样快取胜的原因，固然较多，如决策正确、任帅得当，等等，而其中重要的一条却是官兵的战斗力相当强。福康安统领之兵并不多，只有一万名，但素质较好，计有北京火器、健锐二营精兵二千、阿拉善蒙古兵一千、宁夏满兵一千、“四川降番兵”二千、老教回兵一千及甘陕延绥之兵三千。他们打起仗来，奋勇争先，奔驰射杀，猛不可挡。
正就是由于征台之役的形势是敌强我弱，所以，刚建功勋的福康安将军才感到信心不足难胜重任，而向皇上呈交了如此“畏难”的奏折。
乾隆帝一看福康安之奏，十分惊讶，非常忧虑，大帅如此“畏怯”，焉能克敌制胜！此病不除，前途难卜。因此，他于八月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日连下三谕，详述进剿必胜的原因，勉励福康安勇担重任。他于二十四日谕军机大臣：前因常青等办理剿捕之事，“怯濡因循，茫无成见”，故特派福康安前往更换，督办军务。“今阅奏到之折，看来福康安竟不免为常青所惑，略有畏难之意”。现“添调之兵，不为不多。况福康安带领巴图鲁侍卫等百余人，皆属屡经行阵矫健可用，以如许兵力，而又得奋勇带兵之人，更何必于此时先为鳃鳃过计乎”？福康安担心义军“滋扰府城”，实为过虑，现福康安与海兰察等同往，“各路增调之兵万余，又已到齐，且有巴图鲁侍卫等百余人”，怎会“虑其乘虚滋扰之理”？“福康安又何所顾虑而先存畏怯之意，甚不满朕所望矣。福康安身为统帅，军中俱视其意向，若先有示怯之意，则以下将弃等，更必心存懦怯，士气岂能振奋耶”？“福康安务须坚持定见，胸有成算，相机妥办，不可稍涉游移。总之此事全在得其窾要，决机制胜，以期鼓勇直前”。“朕廑念军务，早已通盘筹划，今不妨为福康安明白宣示，使之安心”。若常青等仍前株守，“诸罗势竟不支，甚或至台湾全部摇动，则其事必须大办，且将调用京兵及各省兵”，那时自应令福康安驻厦门，俟大兵齐集，“再图进取，必不令福康安止带屯练兵二千冒昧前进，何必于此时先存疑难畏怯之见乎”。“福康安接奉此旨，更当安心镇定，勉图克捷，毋负朕委任之意”。［3］
第二天，八月二十五日，他又降谕军机大臣，除了论证进剿必能获胜以外，着重谈了对福康安的宠信和关怀。他说；“朕临御五十余年，于一切重大事务，经历不知凡几，无不通盘筹划，熟虑机先。今委福康安以剿捕之任，岂有令其冒险前进之理。无论福康安久经简任，寄以股肱心膂，事无巨细，无不休戚相关，断不肯置伊于险地，……岂有福康安为朕所亲信倚任之人，转不为之计出万全耶！……朕之待福康安，不啻如家人父子，恩信实倍寻常，福康安亦当以伊父傅恒事联之心为心，竭力奋勉，……一力担当，若遇事辄先涉张皇，不特朕将何所倚恃，而伊亦将置身何等耶”？［4］
乾隆帝这些推心置腹情深意厚的晓谕，使福康安消除了疑虑，增强了勇气和责任心，迅速赶赴厦门，候风渡台，决心痛剿会党，再为皇上建树功勋。
二、调兵运粮 传授计策
＿乾隆皇帝对征台之役，还作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其一，申斥恒瑞的增兵之请。参赞大臣、福州将军恒瑞于乾隆五十二年十月上奏：“现在贼势甚大，各处占据。臣所领兵五千，仅能防守盐水港等处，若欲暂守已经恢复各地方与接续后路，即需兵二三万，欲捣大里杙等处贼巢，亦需兵二三万，方能集事。”［5］乾隆帝阅过此折后十分生气，于十一月初五日降旨，斥责恒瑞“少不更事，怯懦无能，是以遇事张皇，茫无定见”，著福康安即令恒瑞来京候旨。［6］
其二，强调此战必能获胜之因。他以金川之役加以比较，详述征台之役定能取胜。他说：从前平定金川，前后调兵十万，“此次剿捕台湾贼匪”，福建前后调派满汉官兵二万余名，广东一万三四千名，浙江、四川、贵州、广西、湖南、湖北之兵一万四五千名，加上台湾原设额兵万余，“统计已五万余名，兵力实为厚集”。况且金川系土司地方，“番众久经生聚”，地势险隘，碉卡林立，而官兵深入攻剿，直捣“巢穴”，展拓疆宇，隶我版图，不过需兵十万，即克奏肤功。今台湾本属内地，林爽文等不过编户细民，“纠众倡乱，一时蚁聚”，且泉州、广东义民，皆属急公效义，“较之平定金川，难易奚啻倍蓰”。“剿贼制胜之道，全在主将之一心，如能立志坚定，胸有成算，则运筹决胜，自当所向无前，将士等亦俱勇气百倍”。若将兵之人，先就心存犹豫，中无把握，“即使增益多兵，亦难望其勇往得力。福康安当坚持定见”。［7］
其三，筹集大量银米。乾隆五十二年十月初五日，乾隆帝下谕：台湾正在用兵，“所有军需等项，动用较多”，著该部于邻近福建各省拨银三百万两，迅速解往闽省备用。［8］不久，广东省洋商潘文严、盐商李念德等奏捐饷银五十万两，山东、长芦盐商捐银五十万两，两浙盐商何永和等捐银七十万两，两淮盐商江广达等捐银二百万两，以供军需及搞赏之用，乾隆帝皆降谕收纳奖勉各商。他还降旨，于浙江、江西、江南、四川、湖广等省派办米一百余万石，运往福建，供应军粮，救济台湾灾民贫民。
其四，嘉奖“义民”，招抚良民，劝散胁从。由于历史的原因，移住台湾的粤民和福建泉州的移民，与彰州移民之间，隔阂较深，常起械斗，林爽文起义后，粤民尤其是住居山猪毛一百余村庄的数万粤民，坚决支持官兵反对义军。泉民起初也很少加入天地会，很少参加义军，史称“爽文本漳籍，故泉人不从乱”。义军攻下彰化后，遣官来鹿港收税，“泉民林凑等起义，一鼓禽之，故彰化海口未失，贼所畏惟泉人也”。黄仕简、任承恩提兵至台，“泉人争思助官兵杀贼，两提督不知驱策，观望逡巡，坐失事机”，故义军乘势“蚕食各村，胁其不从者辄焚掠，于是泉人亦弭耳附于贼。泉人附，而贼势遂不可支，旬日十余万”。［9］
乾隆帝虽远在万里之外，且从未到过福建、台湾，但凭其多年执政的经验和能力，很早就看出了争取粤民、泉民的重要，把它当作是摧垮义军的必具条件之一。早在乾隆五十二年四月，他就指令闽浙总督李侍尧拨运大量银米至台，赈济贫民饥民，发给与林爽文部作战的乡勇义民，以免他们“去而从贼”或“穷极攘夺”。一七月二十九日，他又谕军机大臣：“白石湖山内贼匪，经徐鼎士等带兵搜捕，并令兵役义民人等开诚抚慰，即有扶腋归顺者三千余人，鹿藔、金包里等处，又招出难民千余人，俱经该副将送各庄安业，可见贼党虽众，如果能设法招徕，剿抚互用，无难即行解散。”［10］
第三天，八月初一日，他再谕军机大臣：“彰化等处贼匪屯聚，虽据称有一二十万人，但系被贼用威迫胁，勉强听从，不过乌合之众，今经蓝元枚传旨晓谕，即有民人从贼巢投出，自诉并非贼党。该参赞详加开导，谕以擒杀贼匪，立功自效，皆知欢欣鼓舞，共庆更生，是贼匪虽众，易聚亦易散，若能设法招徕，自当纷纷投出，贼党日就解散。”［11］
当将军福康安渡台时，乾隆帝于十一月初一日又降一谕：“广东庄民同心向义，视贼如仇”。南路村庄民人，见大兵云齐，“贼党解体”，纷纷赴常青处呈请赏给腰牌，以为良民之证，北路福康安于所过地方，对各村庄安分之人，亦当照常青所办，赏给腰牌，“俾令各有识别，安庄服业，自为守御，既可以安辑众心，且于官兵进剿后路，更资协助，无虑贼人潜出滋扰，尤为妥善”。“台湾义民甚多，而广东、泉州二处民人，尤为急公，随同官兵打仗杀贼，屡经出力”。康熙年间，广东庄义民“剿贼有功”，总督满保赏给怀忠、效忠等扁额，“是以民人等咸知向义，踊跃自效”。今对广东庄、泉州庄义民，“朕皆特赐扁额，用旌义勇，伊等自必倍加鼓舞，奋力抒忠”。各处“义民”随同官兵堵御防守，“颇为出力”，即日大兵进剿，正当鼓励义勇“协力助剿”，若减其口粮，恐其赀粮不给，“或致渐行散去，转阻其急公效用之心”，著照常支给，不可轻议裁减。［12］
乾隆帝的这一措施，对瓦解义军起了很大的作用，许多“胁从”之民纷纷投向官军，庄大田便因“其党羽渐次解散”，不得不“将家眷搬移，潜伏石仔獭地方”，其势日益“穷蹙”，“义民”愈来愈多，支持官兵进攻，踊跃冲杀。这对改变敌我双方力量对比，使官兵摆脱被动局面，产生了强大的影响。
在将帅配备、兵力调拨、粮饷弹药供应、招抚台民等方面，积极安排的同时，乾隆帝反复思考用兵之法。为了稳妥起见，他专门下谕，询问久经征战、屡将大军、功勋卓著的大学士、一等诚谋英勇公阿桂，命其建言献策。阿桂于七月上奏：“贼众居高临下”，官兵进剿，必须仰攻，不能察其虚实。义军又可“伺官兵之隙，前邀后截，四出滋扰”，若徒拨兵堵御，则官兵不敷分派，惟有将紧要地方，如郡城、诸罗，鹿仔港等处，先为驻兵防守，再选可战之兵二三万，“捣其巢穴”。
乾隆帝又根据军情的变化，陆续降谕，指投用兵方略，基本精神是集中精锐士卒，直攻林爽文大营。在八月二十五日勉励将军福康安勇肩重任的谕旨中，他提出，福康安不必前往府城，而直接进攻林爽文家乡大里杙，“俾贼人闻之，自必回顾巢穴眷属”，则诸罗之围，可不攻而自解，而南路庄大田部，亦必闻风惊溃，纷纷解散，“此为声东击西之计”，可擒其渠。［13］九月二十七日，他又再申前计，谕军机大臣：福康安应同海兰察等统领巴图鲁、侍卫、章京，督率大兵，以全力进剿“贼巢”。若敌由诸罗返救，则福康安等迎头截杀，柴大纪从后跟踪追剿，使其首尾受困，自可全部就擒。如敌不返救，则福康安扫平敌营后挥兵回救诸罗，敌见“巢穴已倾，自可不战而溃，最为善策”。［14］
将军福康安于九月中在厦门上折奏称：敌军“近更猖獗，自凤山至彰化，要隘处所半被贼据，南北两路，声气相通，每于官军经过之地，从中突出邀截，以致郡城、诸罗两处，受困日久。臣一到鹿仔港，即整兵前进，务将贼匪屯聚相联之处，痛加剿杀，使其首尾不熊相顾。”乾隆帝就此批示：“是。以彼巧计攻彼，此语得之。”［15］九月下旬，福康安又送出一折，奏称：此次由鹿港进剿，必须南北两路并力合攻，“使贼匪分散”。现咨常青、恒瑞、柴大纪、蔡攀龙等临期合攻，一面抚谕附近被胁民人，令其各保村庄，“杀贼自效”，道路自无虑梗塞，然后进逼大里杙“贼巢”，约会淡水官兵、由乌日庄夹攻，不难一鼓歼擒。
福康安此奏，固然是遵照谕旨而制定的，集中兵力，南北夹攻，直捣大里杙林爽文家乡，但是，揆诸战阵实情，此举未免欠妥。因为，柴大纪、蔡攀龙久困诸罗，粮尽弹绝，疲惫不堪，区区三千左右弱卒，怎能冲锋陷阵。参赞恒瑞虽拥兵五千，却怯儒畏敌，长期坐扎盐水港，不攻不战，以增兵六七万相请。原将军常青，拥兵株守，根本不敢言战。假如福康安真按上述方案行动，届时必然是名为诸路合攻，实则仅只福康安孤军作战，柴大纪、蔡攀龙不能突围会合，恒瑞、常青不愿也不敢领军参战，而对方林爽文、庄大田两部人马倒很有可能如期会合两面夹攻，局势就将难以收拾了。
“为军旅要务，晓夜思维”，“无微不到”的乾隆皇帝，可能已察觉此计欠妥，故一当看到福康安之折后，即于当日（十月十六日）决定改变进攻目标。他谕军机大臣：“就此时情形而论，自先以援救诸罗为要。福康安到鹿仔港后，等候川、黔、广西兵到齐，即直抵诸罗”。至于台湾府城，现有常青，虽未能进攻，自守尚属有余，即使府城守御难支，竟至失陷，亦不难收复。“福康安不必因身当重寄，不能为郡城保全，即为有负任使，心怀疑虑，以致顾此瞻彼”。［16］
乾隆帝此谕关系紧要，影响巨大。它彻底改变了进军重点，既不直捣“敌巢”，又不往救不甚危急的郡城，而是猛攻围困诸罗的林爽文，从而为解除诸罗之围和歼灭义军主帅，奠定了基础。此谕还有一处相当高明，即乾隆帝明确指出，福康安不必为郡城可能失陷而担心。这样讲，很策略，也很深刻。肩负平台重任的大帅福康安，如果在进军过程中，因救一县城而丢了府城，不仅是有损尊颜，而且可能要遭受重惩，他不能不“心怀疑虑”，这将严重影响统帅精力和思绪，“以致顾此瞻彼”。现在皇上讲明了，不须有此顾虑，府城丢失也不要紧，可以再行收复，显然这也意味着不会因此而怪罪将军。
乾隆帝以上种种重要措施，坚定了大帅的信心和决心，激发了将士的斗志，兼之武器精良，粮草充足，“义民”支持，“胁从”来归，使平台之役进入到新的阶段。
三、将士遵旨奋战 “大功”告成
钦差协办大学士、陕甘总督、将军、嘉勇侯福康安，参赞大臣、领侍卫内大臣、护军统领、绰尔和罗科巴图鲁、一等超勇侯海兰察，参赞、成都将军鄂辉，统领广西绿营及四川“屯番”兵五千，乘船一百余号，于乾隆五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在崇武澳放洋，昼夜行数百里，第二日抵达鹿港。十一月初四日，海兰察带领巴图鲁、侍卫二十余人，前往去大里杙必经之地八卦山一带，见林爽文军于山梁设卡树旗，海兰察等即奋勇仰攻，擒拿敌兵，夺占了八卦山。十一月二十四日，乾隆帝看到了福康安、海兰察、鄂辉关于此事的奏折，很高兴，立即谕军机大臣：“此次海兰察所带巴图鲁、侍卫止二十余人，即能直抵贼人设卡处所，杀死贼匪，擒拿活口，士气人心，为之一振，洵为事机顺利，极好吉兆”。柴大纪力捍诸罗孤城，粮食久已缺乏，现今花生、地瓜等物又俱食尽，望援急迫。“福康安自应即由元长庆、笨港一带统兵速进，剿杀沿途贼匪，径达县城”。［17］
此谕尚未到达军前，福康安已进入诸罗县城了。原来，福康安统兵五千抵达鹿港后，“帆樯列数里”，声势浩大，“各村庄被贼胁者望风解散”，“贼闻之，不测多寡，谓真有十万兵至，始惧”。［18］十一月初六日，福康安声称直捣大里杙，“而阴趋县治”，除渡台之兵五千外，又于初七日在元长庄总兵普吉保所带官兵内挑新旧得力士卒六千余名及“义民”一千余人从征。大军分为五队，由福康安、海兰察、鄂辉、护军统领普尔普、总兵穆克登阿、总兵普吉保、侍卫额勒登阿分别带领，“凡遇贼庄，即行剿洗，互为援应”。十一月初八日黎明，行至老仔顶，敌军“多人，潜于竹园内施放枪炮，一齐拥出”，官兵“屹立不动，枪箭齐发”。“海兰察率巴图鲁侍卫发矢殪数十贼，贼大惊曰：是何老骑兵，强壮乃尔。遂即披靡”。福康安、海兰察等带领巴图鲁侍卫，“冲入贼中，贼匪抵敌不住，进入竹林。两旁竹围蔗田内，及崙仔尾等处，各庄贼匪，或数百人，或数千人，前来抗拒”。福康安预为布置，调令鄂辉、穆克登阿带领四川“屯练降番”，扼住右首东庄溪桥，普尔普、侍卫春宁、参将吴宗茂带兵堵剿左首各庄敌兵，并遣“义民”分头焚砍竹围蔗田及各处草房，打通了老仔顶庄、老仔尾庄。海兰察带巴图鲁、侍卫及“奋勇官兵”，长驱直入，“福康安将各处贼庄尽力攻剿，无不克捷”。进至牛稠山，林爽文领军“阻溪自固，在山梁屯扎，见官兵将至，四面围裹，不下万余”。海兰察率兵直越溪河，冲进敌队，“无不以一当百，抢上山梁”，会党抵挡不住，“纷纷逃窜”。福康安等于当日酉刻进入诸罗城，“城中官民出迎，饥羸无人色，见福至，无不欷歔啜泣，喜其来而悲其晚也”。［19］被困五月余的诸罗县城，终于解围了。清军征台之役发生了根本转变，从此，义军日衰，官兵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乾隆帝于十二月十四日收到了诸罗解围的捷报，非常高兴，立下谕旨褒奖说：“若援兵再迟十日，县城即难固守”。福康安、海兰察能督率将弁官兵，鼓勇前进，不等候贵州、湖南续调官兵，即不避险阻，“将各庄屯聚之贼匪痛加歼杀，直抵县城，数月之围应手而解，城内数万生灵均获更生之庆”，此皆福康安等调度有方，振作士气，故能克敌制胜，迅奏捷音，自应优加宠锡。福康安、海兰察俱系候爵，著晋封公爵，各赏红宝石帽顶、四团龙补褂，以示优异。鄂辉等一并从优议叙。［20］
福康安等在接到晋封公爵之旨以前，已经统军进剿会党。林爽文于撤围后，退据诸罗城北之小半天山，此山四面陡绝，难攻易守。十一月十八日，福康安率将士“百道仰攻”，苦战后攻克。义军万余退守斗六门，与官兵激烈交战，不利，再退守大里杙，凭藉早已筑成的土城，架设大批枪炮，竭力抵御。十一月二十四日，清军进攻，林爽文军反击，“退而复集者数次”。战至晚上，清军伏于沟坎间，林爽文军“万炬来索战”，清军万箭齐发，万枪齐射，杀死会党甚多。第二日，官兵分路进攻，林爽文已携眷夜逃，大批会党阵亡。十二月初五日，清军又猛攻林爽文所据集集埔，“杀千余人，于是贼党皆溃。林爽文先匿其妻孥于番社，惟与死党数十人窜穷谷丛箐中”。［21］
乾隆帝开始得悉上述捷音时，相当高兴，于十二月二十七日下谕，同意福康安恩赏有功人员之请，授索伦佐领阿穆尔塔为一等侍卫，赏副将张芝元以总兵职衔，赏翼长六十七以副都统职衔，赐总兵袁国璜等人巴图鲁名号。但由于他望胜心切，急想立即擒获林爽文，告成大功，故在一段时间内对福康安有所不满，发出怨言。就在升赏官将的这一天，他又谕军机大臣，指责福康安未乘胜统兵压于“番地”，以逼“番人”擒献林爽文。他说：福康安当大兵攻克“贼巢，声势百倍，逆首穷窜之际”，正当趁此兵威，及锋而用，即勒兵“直压生番地界”，谕以祸福，则其震慑兵威，贪得奖赏，自必将林爽文即时献出，“实为此事紧要机宜”。“从来用兵之道，惟以威胜。历观前史御贼之道，无不全资兵力，即至讲和修好纳降，亦必陈师压垒，使敌人慑惧畏伏，然后盟约可坚，操纵自我”。今福康安只差人“晓谕生番，悬立重赏”，则其惟利是视，设林爽文送与“生番”大量财帛，则“生番”可能将林私行藏匿，或放林逃移，那时，辗转稽延，便多需时日了。如果林爽文复从内山“潜行煽惑，别滋事端，岂不更费兵力”！［22］
此后，乾隆帝又几下谕旨，指责福康安失误。五十二年正月二十七日，他又降谕：福康安自十一月二十五日攻破大里杙“贼巢”，迟至十二月初四日始由平林仔发兵前进，“使贼匪得以乘暇，收合羽党，于集集埔预为布置，据险抵抗，已属办理迟缓”。追官兵攻克集集埔后，于十二月十三日在水里社拿获“逆首家属”，福康安若能及早带兵直往小半天一带搜捕，“则贼匪穷蹙奔逃，救死不暇”，岂能收集党夥二千余人，竖栅垒墙，投石放枪，抵死抗拒？此时林爽文必然尚在该处藏匿，若福康安于敌布置之先，即统兵抵达该处，“林爽文岂能据险抵御，屡次使之乘间逃逸”？福康安应当亲统官兵一二万，直入埔里社内山，追擒林爽文。［23］
紧接着，乾隆帝又数降谕旨，斥责福康安，火气越来越大。其实，这些渝旨都是无的放矢，都没有下达的必要。因为，不仅由于皇上远居万里之外，不了解台湾地形、气候和民俗，不知行军作战之艰辛，所有指责皆不切合实际，而且还因为此类谕旨发出之时，福康安已早擒获林爽文了。
乾隆五十三年二月初一日，福康安之捷奏到京。福康安、海兰察、鄂辉奏：正月初一日，拿获假扮林爽文的赖达，据供林藏匿于打铁寮一带山沟。当即派官兵由蝦骨社、合欢社追捕，直至炭窑。恐其潜向海口逃逸，随派各营官兵由后垅至中港，自竹堑至桃仔园，沿山密布，“臣等亦各分隘口，四面围截”，复遣巴图鲁、侍卫二十员及贵州、广东、屯练兵数百名，扮作民人，同淡水“义民”、差役及社丁、通事，分投缉捕，于初四日在老衢崎将林爽文及头目陈传、何有志、林琴、吴万宗、赖其垅等一同擒获。［24］
足足生了一个多月闷气的乾隆皇帝，这时忽然解怒为笑、变贬为褒，立即下谕，嘉奖福康安等将林爽文“设法生擒，办理周妥，实属可嘉，特亲解御用佩囊二个，分赐福康安、海兰察，用昭恩眷”，并大赏有功臣将。［25］
福康安又于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十四日分路进攻南路庄大田部义军，连战连胜，至二月初五日俘获庄大田，彻底镇压了天地会林爽文、庄大田领导的反清起义。
福康安随即将林爽文、陈传等押解北京，凌迟处死，枭首示众，于府城斩杀庄大田，并着手处理台湾善后事宜，如修建城池，添设戍兵，赈济灾民等，又举办屯田，将从征的“熟番”挑选四千名作为屯丁，每名给四十余亩，令其防守隘口，缉捕逃犯。福康安与福建巡抚徐嗣曾根据圣旨，多方查询、思考，呈上《清查台湾积弊酌筹善后事宜》奏折，共包括善后章程十六条：稽查水陆各营官兵操演，水师将弁按期出洋巡哨，严总兵巡查之制，禁兵士离营窝娼包赌经商，革除旗牌、伴当、内丁、管班等项名色，水陆提督互相点验换防戍兵，海口城垣安设炮位，严禁械斗，清查户口编民入籍，不准民间私造兵器旗帜，重惩赌徒，于淡水八里岔开设以岸以便商民，大员轮查台湾官员出具考语，台湾道员专折奏事，申禁和稽查沿海港口私渡船只，安设铺递传送文报。
大学士、九卿议覆，乾隆帝于五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降旨，批准福康安、徐嗣曾之奏，谕令台湾文武官员“敬谨遵循，力除积习以饬营伍而靖海疆”。［26］
四、御制“平台”三文 冤杀“名将”柴大纪
乾隆五十三年三月十一日，乾隆皇帝谕军机大臣：将《御制剿灭台湾逆贼生擒林爽文纪事语》、《御制福康安奏报生擒庄大田纪事语》、《御制平定台湾功臣像赞序》三文，用清汉字书写，于台湾府城及厦门二处，建碑碣三座，慎选石工，妥为镌刻，“俾岩疆海徼，咸喻朕勤政爱民明慎用兵之意”。［27］
三篇御制文章，对平台之役作了概括性的叙述和深刻的分析，是了解乾隆帝之思想、方针、战略，战术及作风的极好材料，现将第一篇文章《御制剿灭台湾逆贼生擒林爽文纪事语》摘录如下：
“……至于今之剿灭台湾逆贼，生擒林爽文，则有不得不详记颠末以示后人者。……若兹台湾逆贼之煽乱，乃卒然而起，兵出于不得已，而又不料其成功若是之易也。盖自康熙二十二年平定台湾之后，历雍正逮今乾隆戊申，百余年间，卒鲜卅岁宁静无事，而其甚者，稚朱一贵及兹林爽文。未一贵已据府城，僭年号，林爽文虽未据府城，然亦僭年号炙。朱一贵虽据府城，蓝廷珍率兵七日复之，不一年遂平定全郡，林爽文虽未据府城，亦将一年，始获首渠，平定全郡，则以领兵之人有贤否之殊，故曰事在人为，不可不慎也。林爽文始事之际，一总兵率千余兵灭之而有余，及其蔓延猖撅，全郡骚动，不得不发劲兵命重臣，则予迟速论所云未能速而失于迟，予之过也。然而果迟乎，则何以成功？盖迟在任事之外臣，而速在筹策之予心，故始虽迟而终能成以速，非夸言也，盖纪其实而已。若黄仕简、任承恩初迟矣，而予于去年正月即命李侍尧速往，代常青为总督，办军储，常青往代黄仕简，蓝元枚往代任承恩，司剿贼之事，而郡城与仕简弗致失于贼手，是幸也，是未迟也。既而常青只能守郡城，蓝元枚忽以病亡，是又迟矣，而天启于予，于六月即自甘省召福康安来热河，授之方略，八月初即命福康安、海兰察率百巴图鲁及各省精兵近万，往救诸罗，是又未迟也。……夫迟之在人，而天地神明护佑，每以迟而成速，视若危而获安。……夫用兵岂易言哉，必也凛天命，屏己私，见先几，怀永图，方寸之何，日日如在三军前，而又戒掣肘，念众劳，且予老矣，老而精神尚健，不肯图逸以遗难于子孙臣庶，藉以屡成大勋，此非天地神明之佑乎，亦岂非弗失良心得蒙天鉴乎”。［28］
乾隆帝此文，意在说明自己用兵台湾，调度有方，指挥得当，故能很快平台擒渠。不可否认，乾隆帝在战争后期任用将帅、筹拨军需、指授用兵方略等方面，基本上是正确的，故仅只增兵五千，即很快扭转战局，三个月之内便结束了战争。但是，也不能因此就低估了他在事变初起时的错误判断、任人不当、派兵过少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更不应以此来掩盖他在事后对柴大纪、常青二案处理的错误。
柴大纪是浙江江山县人，乾隆二十八年由武进士拣选守备，分发福建试用，三十六年至四十三年六月，历任水师守备、游击、参将，四十三年七月擢湖南洞庭协水师副将，四十六年九月升福建海坛镇总兵，四十八年十一月调任台湾镇总兵。五十一年十一月林爽文率众起义后，柴大纪初守郡城，立下功劳，旋领兵收复诸罗。五十二年二至四月内，义军先后十次猛攻县城，皆被柴大纪击败。林爽文又统军万余及大批会党，“自六月中攻围，连日夕不止”，志在必克诸罗。此时，将军常青株守郡城，十里外村在皆为庄大田部义军占据，水师提督蓝元枚困于鹿港，“四面受敌”，诸罗亦仅一孤城。如果林爽文打下诸罗县城，则可挥师南进，与庄大田会合，围攻郡城，并定能夺取清军庸帅常青所据之地，再转攻鹿港，消灭蓝元枚部，君临全台。因此诸罗县城之得失，关系甚大。
柴大纪深知此举之利害，想方设法，鼓励将弁绅民，死守诸罗。史载：“大纪指挥诸将云：语曰：有城守责者，生死以之。大纪虽武夫，敢弃天子所付之封疆乎？誓与此贼始终可也。因置酒召诸将饮，席间亲酌之酒，挥泪拜诸将曰：君等如能坚守固佳，否则斫大纪以降贼，无使苍生遭锋镝也。诸将感激用命，日夜防守甚严，时出军扰贼营。贼用吕公车，以数百人曳之，击城北堞，城上用飞炮碎之。贼复用火箭射难楼，诸将预蓄水桶，随手扑灭。贼日夜喧噪以乱军心，城中鼓角应之，使不得闻，如是者凡百日。诸义民鼓于忠节，各皆出饷劳军，城赖以济。”［29］
乾隆帝原来对柴大纪并不赏识，曾因其将一次奏折差弁分日呈进，而予严行申饬，并旋即将其调任汀州镇总兵。柴以二社“生番滋事”随提督剿捕，未赴新任，寻因平“番”有功，皇上奖其进山搜剿，颇为出力，令其仍任台湾总兵。林爽文起义后，柴大纪守御郡城，并收复诸罗，乾隆帝以其“甚属出力”，“奋勇可嘉”，恕其“致贼滋事，失陷城池”之过，“令其效力，带兵赎罪”。从柴大纪固守诸罗以后，乾隆帝便对柴大加褒扬。五十二年五月十六日，他因柴大纪奏报于二至四月多次打败林爽文进攻，杀死义军数千名，而降谕嘉其保卫郡城、固守诸罗，“始终奋勉出力”，命交部议叙，并赏给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二对。六月十六日，他又下谕：“柴大纪自驻守诸罗以来，屡次将贼击退，实属奋勉可嘉。柴大纪著即补授福建陆路提督”，兼管台湾总兵事务。［30］七月十二、十三日，他又两次下谕嘉奖柴大纪“自剿捕贼匪以来，督率官兵义民，奋勇杀贼，一切调度，深合机宜”，授柴为参赞大臣及壮健巴图鲁名号。［31］不久他又因诸罗“城内义民帮同官兵，奋力守御，保护无虞”，谕将诸罗县改为嘉义县，“俾阖县良民倍加奋励，以昭奖劝”。［32］
特别使乾隆帝感动不已的是柴大纪拒离诸罗。由于义军长期围困、猛烈攻击和将军常青等怯战畏敌不敢进援，诸罗县城粮尽援绝旦夕不保，乾隆帝思考再三，决定让官兵退出诸罗。八月二十七日，他谕军机大臣：“诸罗被贼攻围紧急，柴大纪督率兵民，竭力捍御，甚属奋勉。万一贼匪猖撅”，援应之兵未能会合，诸罗粮食匮乏，火药不给，实有难支之势，则柴大纪当酌量情形，竟率领兵民，出城力战，“将贼匪乘势剿杀，突围而出”，不可拘泥城存与存，城亡与亡之见，固守勿去，“致有意外之虞，既于体统有伤，且转足以长贼人之气，于事无益。柴大纪务须审度机宜，完师整旅，方为两全”。［33］
按常情而论，当诸罗处于这样一发千钧的危急关头时，皇上没有漠视将士黎民之安危，不责令守臣盲目死守听其灭亡，而是下达完师突围之旨，这对于围城之中官民来说，尤其是对负有守城之责的参赞大臣、提督、总兵官柴大纪来说，简直是绝路逢生，如同得到了救命符一样，定会急急忙忙设法突围，摆脱城破人亡死于敌兵刀下之祸。但是，出乎皇上和京中文武大臣的意料之外，柴大纪却拒绝离城出走，呈上奏疏，宁愿与城民共守危城。
柴大纪的奏折于十一月初九日送到皇上面前。柴大纪奏：
“接到常青札称：昨已有旨交柴大纪，不必拘泥守城存亡之见，设遇紧急，即带兵杀出县城，再图进取，等因。惟思诸罗地处台湾南北之中，其县城四面堆土，种竹作围，本难为守。前此克复后，环营开沟，并堆短墙，安设炮位营盘，甚属坚固，若一旦弃之而去，则城池营盘大炮均为贼匪所据，恐贼势益张，盐水港、笨港两路之兵，均难驻守。且城厢内外住居百姓，及各庄避难入城者，共有四万余人，至今协力守御，并捐助军粮，急公向义，实不忍将此数万生灵，尽付逆贼毒手。现在恒瑞驻盐水港，普吉保驻元长庄，距诸罗俱不过三四十里，三方鼎峙，声势壮盛，惟有竭力保守县城，以待援兵齐集，并力进剿。”［34］
乾隆皇帝读过此折，万分感动，立即下达长谕，对柴百般褒奖，厚加封赏。他说：
“所奏忠肝义胆，披览之下，为之坠泪，前因新改嘉义之诸罗，屡次被贼滋扰，……惟恐柴大纪激于忠愤，坚守城存与存城亡与亡之义，固守弗去，是以降旨令柴大纪酌量情形，如力有难支，不访率领官兵整队而出，并因该处义民帮同柴大纪守城杀贼，甚为出力，……（令柴）务将城内义民及其家属妥为捍卫，先行送出。……而秦大纪以县城一切守御事宜，久经布置周密，且因县城内外居民甚多，不忍将数万生灵委之于贼，立意坚守，以待援应。是其保护合县民人，与朕轸念义民多方爱护之意，适相吻合，所谓我君臣各尽其义也。柴大纪力捍围城，且能乘间杀贼，已属奋勇可嘉，今接奉前旨，若即全师而出，亦系遵旨而行，未为不可。而柴大纪被围日久，心志益坚，勉励兵民，忍饥固守，惟知以国事民生为重，古之名将，何以加之。柴大纪在台湾剿捕贼匪，劳绩最著，即守城一节，其功甚大，本欲俟大功告竣后优加封赏，今伊如此系念民生，忠良激发，为国家出力，尤堪嘉奖，柴大纪著即封为一等义勇伯，世袭罔替，并著浙江巡抚琅□赏给伊家属银一万两，用示朕轸念勋劳锡爵酬庸之至意。”［35］
此谕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乾隆帝认为柴天纪力守危城忠肝义胆，是功勋卓著之忠臣名将，故予格外重赏，擢封一等伯。这是罕有的优遇。照说柴大纪从此会步步高升荣任大帅了。谁知，事出意外，此谕下达之后，不过两个月，柴大纪便被皇上降旨革职拿问，过了半年，更被斩首于法场。为什么皇上对柴大纪的态度会发生这样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把由他钦封的忠臣名将贬低为奸佞小人？是乾隆帝洞察秋毫识破柴之伪装面目，还是听信谗言误杀栋梁之臣？从历史事实看，从乾隆帝有关柴大纪的数十道谕旨看，柴大纪确实不是有罪当戮，而系含冤去世。
柴大纪之被害，根源在于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初八日嘉义县城解围时，他未曾巴结将军福康安。《啸亭杂录》卷六《台湾之役》载称：城中官民出迎福康安，“惟大纪以功高，与福康安抗行宾主礼，康安衔之，遂密奏其人好诈难信。会侍郎德成自海上监修城垣归，复媒孽大纪之短。上信其言，遂以前贪纵事，逮大纪及永福入，先后正法”。《圣武记》卷八《乾隆三定台湾记》载：“初福康安之解诸罗围也，柴大纪出迎，自以参赞、伯爵，不执櫜鞬之仪，福康安即劾其前后奏报不实。”
福康安第一次弹劾柴大纪的奏折，于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送到北京，推算其发折之日，大概是十一月初十日左右。此折由将军福康安、参赞海兰察、恒瑞、鄂辉四人联名发出，一共讲了四个间题。其一，大军即将进攻斗六门。其二，恒瑞并非“有心畏葸”，故意迟延观望，不援诸罗，而系“过于持重”，且招集“义民，五十余庄，以清后路。其三，蔡攀龙在诸罗西门外扎营，并无出城杀敌之事。其四，诸罗被围数月未失之原因是“众民一心奋勇”，“柴大纪人本诡诈，甚染绿营习气，不可倚任，是以仍使伊屯驻诸罗，将来事竣入都，自难逃圣明洞鉴”，请将普吉保调任台湾镇总兵。［36］
乾隆帝读过此折后，不相信福康安领衔之折，于十二月十六日特下长谕，予以驳斥。他谕军机大臣：昨据福康安奏柴大纪、蔡攀龙守城打仗情形多不确实一节，“朕因此事反复思之，竟致彻夜不能成寐”。向来绿营将弁冒功谎报，积习原所不免，但以天下之大，地方事务在在需人任使，遇有军务，势不能祇仗满洲官兵，竟置绿营于不用。此次柴大纪、蔡攀龙二人“尚能奋勇出力”。柴大纪能“督率兵民，力为捍卫”，保危城达半年之久，虽其奏报斩获首级夺取器械等事有所虚报，但其“困守围城，不辞劳瘁，亦当略其短而取其长”。“柴大纪设果如福康安所云诡谲取巧，则当县城被围紧急之时，朕曾降旨，谕令柴大纪如力不能支，不妨带兵出城，另图进取，柴大纪何难委城而出，以为脱身之计，即县为贼所据，百姓为贼所得，亦得藉口遵旨而行，朕亦难治以弃城不守之罪。乃柴大纪于奉到前旨后，坚持定见，竭力固守，不忍将城内数万生灵委之于贼，是柴大纪尚知以国事为重，朕阅其奏折，为之坠泪，岂福康安目击情形，尚不心存悯恻，转事苛求，不能以朕之心为心乎”？柴大纪前奏会党用大板木车中藏枪炮进攻，现福康安奏称夺敌大车二辆，敌之“大炮鸟枪遍地遗弃”，可见柴之所言，确有其实。即言台湾之乱，是由于地方文武官员贪索扰累所致，然百姓有冤，可以据实上控，焉能叛逆。“况官吏骚扰池方，剥削百姓，自系文职为多，至武职所辖，不过营伍兵丁，并不经管地方事务，纵使从中婪索，较之地方文职所得，不过十之一二，岂得以此归咎柴大纪、蔡攀龙二人！”“看来柴大纪、蔡攀龙未免因俱系提督大员，且累经恩旨褒嘉，或稍涉自满，在福康安前礼节或有不谨，致为福康安所憎，遂尔直揭其短乎”？“朕于柴大纪、蔡攀龙二人，并非先有成见，不过念其守城打仗，勤苦出力，曲加轸念。福康安非他人可比，尤需仰体朕心，略短取长，方得公忠体国之道。况柴大纪已加恩封以伯爵，蔡攀龙业经超升提督，福康安所奏各情形，并无确据，岂可转没其功，遽加以无名之罪耶？”［37］
乾隆帝此谕，讲得有根有据，理由充足，阐述清晰，对柴大纪之忠和功予以极高的评价，而且对柴是一片深情厚意，还批评了福康安，言其不应因柴礼貌不周而心怀不满，呈上这样颇不公正的弹劾奏折。
照说，皇上下了这样明确表彰柴大纪功勋的圣谕，此事就应如此了结了，不会再发生类似情形，其他大臣不会再次劾柴，柴大纪可以高枕无忧了。可是，形势的发展却是另外一种结局，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乾隆帝的态度有了重大的变化。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目，乾隆帝谕军机大臣：德成（工部侍郎）自浙江办完差务返京，遂向其问及柴大纪平日为官声名如何。德成奏：风闻柴大纪自任台湾总兵以后，“纵恣自大，且居官贪黩，较之地方文职尤甚，并将台湾所辖守兵，私令渡回内地，贸易牟利，驻守之兵，所存无几”，林爽文起事初，会党人数不多，因存营之兵士太少，不能及时搜捕，故越益发展。福康安未指出柴如何侵贪激变之处，著传旨严行申饬，令据实上奏。闽浙总督李侍尧对柴大纪“有心瞻顾徇隐，实属辜恩负良”，若即将柴之劣迹“严查密访，据实参奏”。［38］
过了两天，十二月二十七日，他又降谕给军机大臣，完全相信并重复了德成所劾柴之三大罪状，并强调指出：“贼匪日渐猖獗，蔓延滋扰，竟由柴大纪酿成，则虽有守城之功，而其激变之罪，断难轻贷，将伊按例正法，亦所应得”，著福康安、李侍尧查明其罪后，拿问治罪。［39］五十三年正月二十三日，他正式下谕，列举柴大纪贪婪纳贿、卖放兵丁、畏敌不出等罪，将柴革职拿问。七月二十日，又因其“翻供抵赖”，经帝亲讯时，仍呈诉冤曲，激怒了皇上，原本议定监候免斩，乾隆帝改为“即行处斩，以为辜恩昧良、狡诈退缩者戒”。［40］
与此同时，曾经拥兵四万余名、株守郡城半年多，几乎使全台尽失的原闽浙总督、大帅常青，却因权相和坤庇护，巧言欺骗皇上，乾隆帝便下谕，将这位真正惧敌畏战、严重贻误军机的庸帅，誉之为“伊已年老，尚能临阵杀贼，将郡城保护无虞”，“调度尚属有方”，将其调任福州将军，办理台湾善后事宜。后虽因常青对“柴大纪贪默不法一案，徇隐不奏”，帝曾降旨其革职，令其来京交部治罪，但随即以其任总督之职不久即有征剿无暇查访柴之劣迹，且“带兵驻守郡城，保护无虞”，“功过尚可相抵”，而免交刑部治罪，授为礼部尚书、都统，卒后还赐谥恭简。［41］为朝廷死守危城立下大功的参赞、水师提督、一等嘉义伯柴大纪，被横加欺君狡诈大罪斩首示众，而庸帅常青却安然无事荣任尚书，甚至连被帝多次斥为胆小怕死、要求增兵六万、贻误军机的参赞、福州将军宗室恒瑞，虽曾一度议斩，但随即免死戍伊犁，并很快就复予副都统衔，充伊犁参赞大臣，历任定边左副将军、绥远将军、西安将军等高官要职。
两相比较，乾隆帝确是犯了错误，颠倒了是非，混淆了忠奸，做了一件有损朝廷威严的蠢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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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高宗实录》卷1287，页12。
［2］《清高宗实录》卷1287,页5、6、7。
［3］《清高宗实录》卷1287，页12、13、14、15。
［4］《清高宗实录》卷1287，页15、16、17、18。
［5］《清高宗实录》卷1292,页15。
［6］《清高宗实录》卷1292,页16。
［7］《清高宗实录》卷1292,页18。
［8］《清高宗实录》卷1290，页7。
［9］《圣武记》卷8，《乾隆三定台湾记》。
［10］《清高宗实录》卷1285,页35、36。
［11］《清高宗实录》卷1286，页1。
［12］《清高宗实录》卷1292，页1、2、3、4。
［13］《清高宗实录》卷1287,页18、19。
［14］《清高宗实录》卷1289,页12、13。
［15］《清高宗实录》卷1289，页19。
［16］《清高宗实录》卷1291，页3。
［17］《请高宗实录》卷1293，页20、21。
［18］《圣武记》卷8，《乾隆三定台湾记》；《啸亭杂录》卷6，《台湾之役》。
［19］《清高宗实录》卷1294，页21、22；《啸亭杂录》卷6，《台湾之役》；《圣武记》卷3，《乾隆三定台湾记》。
［20］《清高宗实录》卷1294，页22、23。
［21］《清高宗实录》卷1294，页22、25、29；卷1295，页21、33、40；《啸亭杂录》卷6，《台湾之役》；《清史列传》卷26，《福康安传》。
［22］《清高宗实录》卷1295,页43、44。
［23］《清高宗实录》卷1296,页29、30。
［24］《清高宗实录》卷1298，页2。
［25］《清高宗实录》卷1298,页2、3。
［26］《清高宗实录》卷1307，页19-24。
［27］《清高宗实录》卷1300，页20、21。
［28］《清高宗实录》卷1300，页21、22、23、24。
［29］《啸亭杂录》卷6，《台湾之役》。
［30］《清高宗实录》卷1281，页2；卷1283，页1、2；《清史列传》卷25，《柴大纪传》。
［31］《清高宗实录》卷1284,页20、22、23。
［32］《清高宗实录》卷1292，页10。
［33］《清高宗实录》卷1287,页22、23。
［34］《清高宗实录》卷1292，页22。
［35］《清高宗实录》卷1292,页23、24。
［36］《清高宗实录》卷1294,页29、30、31。
［37］《清高宗实录》卷1295,页3、4，5、6、7。
［38］《清高宗实录》卷_295，页34、35。
［39］《清高宗实录》卷1295,页46。
［40］《清高宗实录》卷1309，页22。
［41］《清商宗实录》卷1295,页2；卷1305，页16；《清史列传》卷24，《常青传》；《啸享杂录》卷6，《台湾之役》。
学识渊博 著作等身
第十三章 诗、书、文、语兼长 文武双全
第一节 学识渊博 著作等身
乾隆皇帝天资聪颖，性格刚强，勤奋好学，数十年如一日，因而不仅能善理朝政，指挥征战，并且学识渊博，武艺高超，诗文兼长，这一切又为他勤理国政，创造“文治武功”，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乾隆皇帝酷爱行围打猎，身手不凡，有一次前往盛京谒陵，在侍卫人员的保护和安排下，他先后射死了老虎十余只。他有很高的语言资赋，精通满文汉文。为了完成用兵准、回，征讨金川，安定西藏的宏伟事业，他“自乾隆八年以后，即诵习蒙古及西番字经典”，一直继续五十余年，研讨不停。与此同时，他又学习“回语”（即维吾尔语）、和“唐古特语”（藏语），从而成为当时罕有的通晓满、汉、蒙、维、藏及安多（藏语的四川西北部方言）等五种文字的语言学者。这对他的治政用兵起了很大的作用。《圣武记》卷五对此盛赞说：“初，上习蒙古语，及平回部、金川，即习回语、西番语，兹因班禅来觐（乾隆四十五年），复习唐古特语，故重译朝见，告语如一家。”
乾隆帝非常喜欢书法，造诣较高，长期书写不倦，内而北京皇宫，外而名山古迹，所到之处，无不握笔题字，墨迹之多，罕与伦比，他可算是题字遍天下、流传千百年的书法家。现将其在巡幸江宁时所题之匾联选录儿副于下，以见一斑。
龙潭行宫：
揽胜龙潭。冈峦萦绕桑麻富 州渚参差颿桨通
慈应寺：
慈云普应。地近秣陵飞法雨 江连天堑听潮音
阅兵台：
整暇精严。诘式宜辣昇平时 振武先殷文物邦
鸡鸣寺：
声觉大千。法身常现宝塔品 空界似谓昙钵香
明陵：
开基定制。戡乱安民得统正还符汉祖 立纲陈纪遗模远更胜唐宗
乾隆帝著有大量文赋，仅编成的《御制文集》即有三集，共一千三百五十余篇。这些文章固然有不少是逢场作戏敷衍成篇的，但也有许多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历史价值。比如，他于乾隆五十八年写了一篇《御制喇嘛说》，全文如下：
“佛法始自天竺，东流而至西番，其番僧又相传称为喇嘛。喇嘛之字，汉书不载，元、明史中或讹书为刺马，予细思其义，盖西番语谓上曰喇，谓无曰嘛，喇嘛者谓无上，即汉语称僧为上人之意耳。喇嘛又称黄教，盖自西番高僧帕克巴始盛于元，沿及于明，封帝师、国师者皆有之。我朝惟康熙年间始封一章嘉国师，相袭至今，其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号，不过沿元、明之旧，换其袭敕耳。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而非元朝之曲庇谄敬番僧也。其呼图克图之相袭，乃以僧家无子，授之徒，与子何异，故必觅一聪慧有福相者，俾为呼毕勒罕，幼而习乏，长成乃称呼图克图，此亦无可如何中之权巧方便耳，其来已久，不可殚述。孰意近世其风日下，所生之呼毕勒罕，率出一族，斯则与世袭爵禄何异。子意以为大不然，盖佛本无生，岂有转世，但使今无转世之呼图克图，则数万番僧无所皈依，不得不如此耳。去岁廓尔喀之听沙玛尔巴之语，刦掠藏地，已其明验，虽兴兵进剿，彼即畏罪请降，藏地以安，然转生之呼毕勒罕，出于一族，是乃为私，佛岂有私，故不可不禁。兹予制一金瓶，送往西藏，于凡转世之呼毕勒罕，众所举数人，各书其名，置瓶中掣签以定，虽不能尽去其弊，较之从前一人之授意者，或略公矣。夫定其事之是非者，必习其事而又明其理，然后可。予若不习番经，不能为此言，始习之时，或有议为过兴黄教者，使予徒泥沙汰之虚誉，则今之新旧蒙古畏威怀德太平数十年可得乎？且后煽乱之喇嘛，即正以法，元、明曾有是乎？……兹之降廓尔喀，定呼毕勒罕，适逢时会，不动声色以成之，去转生一族之私，合内外蒙古之愿，当耄近归政之年，复成此事，安藏辑藩，定国家清平之基于永久，予幸在兹，予敬益在兹矣。”［1］
此文讲明了清政府“兴黄教即安众蒙古”的基本政策，以及创立金奔巴瓶制之原因和意义，文字不算太多，但论证有力，逻辑严密，确可算一佳作了。
乾隆帝作的诗数量更大，他的御制诗有五集，四百三十四卷，收诗四万一千八百余首，还有当太上皇帝时的《御制诗余集》收诗七百五十首，他当皇子时的《乐善堂全集》也载了大量诗，总计其诗约有五万首，数量之多，历史上还无人能与其相提并论，他可算是我国作诗最多的诗人。
乾隆帝之诗，与其文赋一样，有不少是应时之作，水平不高。比如，他南巡时曾游览江宁、苏州、杭州、扬州的名胜古迹，写了许多诗，其中不少是应兴即景，随手涂鸦，千篇一律。像在南京写的《元武湖即景杂咏》：
“大平门外进兰舟，元武湖中撰胜游。
欵乃渔歌出芦渚，冶怡花影漾沙州。
镜涌春水一篙深，白芷青莆刺碧浔。
却怪横峰碍蘭桨，鸡笼晴翠落波心。
溶池昔亦号昆明，遗迹萧齐入品评。
留得六朝风月在，鸥波依旧照人心。”
又如《曲水用谢惠运韻即效其体》：
“乐游古名苑，闻在城东郭。
过已寻曲水，饯春余修薄。
怀古缅筋咏，征今只泉壑。
行漏促归辔，烟林噪午爵。”
这些诗，无论是内容、思想和艺术，都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只能落入下乘。但是，总的来看，乾隆帝之诗，很多是纪实之作，包含了相当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政治含义，或述某事某制，或言己之政见，或为争取汉族名流学者，或臧否人物评论史事，从政治、历史的角度看，还是颇有价值的。他自己便曾多次讲述诗要有所为而作，不能“竞尚浮华”，“徒以藻缋为工”。他于乾隆五十三年三月十九日为此下达专谕说：“朕所作诗文，皆关政教，大而考镜得失，小而廑念民依，无不归于纪卖。御制（诗）集具在，试随手披阅，有一连十数首内专属寻常流览吟弄风月浮泛之词，而于政治民生毫无关涉者乎？”［2］
乾隆帝此言，大体上还是符合实际的，他的诗记述了军、政、财、文、外交、民族等各个方面的情形，现仅录几首有关赈灾和见英国使者之诗如下。比如，乾隆五十年五月写的《御制降旨分别蠲免河南开封等府州属正赋及带征积欠钱粮志事诗》：
“河南三百里驰邮，将谓甘雨被像州。
披阅乃覆奏谕旨，弗增慰念仍增愁。
驰折以月之廿九，此沾霈彼未蒙庥。
昨为卫辉虽蠲赋，不无邻郡向隅忧。
因命方伯查详悉，兹乃一一陈厥由。
十分之三或其五，二府正赋免课收。
及余缓征之旧欠，视灾轻重次弟酬。
俾我穷黎少苏息，祈优霖被补种秋。
从来救灾无善政，尽予心力勤咨诹。”［3］
又如，同月写的喜得雨水之《御制西幸巡抚何裕城奏报得雨志事诗》：
“西安缺雨非洊旱，兹报甘霖雱霈施。
面麦登场堪接食，黍禾播陇正资滋。
幸田少望即惬望，以不相宜反相宜。
豫省依然未沽泽，毕沅焦急为怜之。”［4］
再如乾隆五十一年三月闻安徽太湖县唐家山出黑米民以充饥而写的《御制志事诗》：
“草根与树皮，穷民御灾计。
敢信赈恤周，遂乃无其事。
兹接安抚奏，灾黎荷天赐。
挖蕨聊餬口，得米出不意。
磨粉搀以粟，煮食充饥致。
得千余石多，而非村居地。
县令分给民，不无少接济。
并呈其米样，煮食亲尝试。
嗟我民食兹，我食先坠泪。
乾坤德好生，既感既滋愧。
愧感之不胜，遑忍称为瑞。
邮寄诸皇子，令皆知此味。
孙曾元永识，爱民悉予志。”［5］
又如，乾隆五十六年十月，察哈尔都统乌尔图纳逊奏：漠南蒙古苏尼特两旗连岁旱荒，自蒙皇恩赈济后，“雨泽如期，年谷顺成，野外滋生楚拉启勒，甚属丰稔，比户俱收藏御冬，各处就食者，俱回家乐业”。乾隆帝经过考证，认为楚拉启勒就是皇祖《御制几暇格物录》中所说的沙蓬米，特写《御制沙篷米诗》以志其事。其诗为：
“东西苏尼特，前岁遭洊饥。
由冬至夏秋，雨雪总未滋。
所赖沙蓬米，沙地自生斯。
然亦竟因旱，资食逊往时。
闻之心恻然，遣赈银米施。
天恩幸转旋，膏霖霈如期。
嗟嗟蒙古众，乃得免流离。
蓬米亦稔熟，户户饘粥炊。
呈来一试尝，例草根树皮。
比望心虽慰，调奕愧自知。”［6］
乾隆五十八年英国使臣马嘎尔呢入使清朝，要求建立外交关系通商开市，乾隆皇帝谕令对其从厚接待和赏赐，但拒绝了朝贡开市的要求。五十八年八月初十日，乾隆帝在承德避暑山庄，御万树园大幄次，接受马嘎尔呢等使者的入觐，赐宴，赏赉礼物，并写了《御制红毛英吉利国王差使臣马嘎尔呢等奉表贡至志事诗》，其诗为：
“博都雅昔修职贡，英吉利今效荩诚。
竖亥横章输近步，祖功宗德逮遥瀛。
视如常却心嘉焉，不贵异听物诩精。
怀远薄来而后往，衷深保泰以持盈。”［7］
这些诗就其音韵格律而言，水平是很低的，有的简直谈不上是诗，但其表述的内容，还是不贫乏的，体现了乾隆帝勤政“爱民”的精神，就此而论，这些诗还可算是中上之作。
当然，乾隆帝再聪明，再勤奋，也不可能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写出五万首诗一千余篇文章，他之所以能如此的多产，是因为有一些文人学者为其捉刀或润色。有些诗，他只是写了一二句，“谓之诗片”，就叫人誊写补齐，有的诗文则口授其意令人代作，像沈德潜、钱陈群、汪由敦、刘统勋、刘纶、于敏中等人，皆系帝之得力词臣。探花赵翼亦曾参与事，对帝之才学极为赞佩，现将其所记述摘录如下：
“上圣学高深，才思敏赡，场古今所未有。御制诗文如神龙行空，瞬息万里。平伊犁所撰告成太学碑文，属章不过五刻，成数千言，读者想见神动天随光景，真天下之奇作也。寻常碑记之内，亦有命汪文端（汪由敦）具草者，文端以属余。余悉意结构，既成，文端又斟酌尽善，及进呈，御笔删改，往往有十数语只用一二语易之，转觉爽劲者，非亲见斧削之迹，不知圣学之真不可及也。”［8］
“……或作书，或作画，而诗尤为常课，日必数首，皆用硃笔作草，令内监持出，付军机大臣之有文学者，用折纸楷书之，谓之诗片。遇有引用故事，而御笔令注之者，则诸大巨归遍繙书籍，或数日始得，有终不得者，上亦弗怪也。……余直军机时，见诗片乃汪文端、刘文正（刘统勋）所书，其后刘文定（刘纶）继之。由诗片抄入诗本，则内监之职。迨于文襄（于敏中）供奉，并诗本亦手自缮写矣。御制诗每岁成一本，高寸许。”［9］
原礼亲王昭梿亦于《啸亭杂录》（卷一）中颂扬乾隆帝写诗之多学识之博说：“纯庙天纵聪慧，揽读渊博。……每一诗出，令儒臣注释，不得原委者，许归家涉猎；然多有翻撷万卷莫能解者，然后上举其出处，以博一笑，诸臣莫不佩服。”他还极力称赞帝之赏鉴之精及重视珍笈说：“纯庙赏鉴书画最精，尝获宋刻《后汉书》及《九家杜注》，心甚爱惜，命画苑写御容于其上。《岳氏五经》，特建五经萃室以贮之。又觅马和之《国风图》，历数十年始全获，藏于学诗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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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高宗实录》卷1427，页6、7、8。
［2］《清高宗实录》卷1301，页6、7。
［3］《清高宗实录》卷1230,页16、35。
［4］《清高宗实录》卷1230，页16。
［5］《清高宗实录》卷1250，页13、14。
［6］《清高宗实录》卷1389，页25、26。
［7］《清高宗实录》卷1434，页11。
［8］赵翼：《檐曝杂记》卷1，《圣学一》。
［9］赵翼：《檐曝杂记》卷1，《圣学二》。
集书编书又毁书 诛戮无辜文人
第二节 集书编书又毁书 诛戮无辜文人
一、《四库全书》的主持人
乾隆皇帝学识渊博，诗文兼长，著作等身，因而深知学术、文化的重要，亲自主持、推动编纂了许多大型书籍，其中尤以闻名中外的《四库全书》巨型丛书，更为珍贵。
《四库全书》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它将古代的重要典籍全文抄录，按经史子集四部四十四类编排，共收图书三千四百六十一种，多达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计三万六千册。此书从乾隆三十八年正式开设四库馆起，到四十七年正月，历时九年余，才编纂完毕，后又检查书籍内容，校错补漏和缮写复本，直到乾隆五十八年才算最后结束，足足用了二十年的时间。《四库全书》于乾隆四十七年正月缮写完第一部，后又缮写六部及副本一部，正本七部分藏于北京皇宫中之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沈阳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副本存北京翰林院。后来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的两部正本毁于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圆明园文源阁正本和翰林院副本毁于八国联军之役。原藏于避暑山庄文津阁最为完整，现藏北京图书馆。
乾隆帝对四库全书的编纂，做了大量事情，起了很大的作用，是此书的总主持人。此书是他亲自倡议并谕令编纂的。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他专门下达了“命中外搜辑古今群书”之谕：
“朕稽古右文，聿资治理，几余典学，日有孜孜，因思策府缥缃，载籍极博，其钜者羽翼经训，垂范方来，固足称千秋法鉴，即在识小之徒，专门撰述，细及名物象数，兼综条贯，各自成家，亦莫不有所发明，可为游艺养心之一助，是以御极之初，即诏中外搜访遗书，并命儒臣校勘十三经、二十一史，遍布黉宫，嘉惠后学，复开馆纂修纲目三编、通鉴辑览及三通诸书，凡艺林承学之士，所当户诵家弦者，既已荟萃略备。第念读书固在得其要领，而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惟搜罗益广，则研讨愈精，如康熙年间所修图书集成全部，兼收并录，极方策之大观，引用诸编，率属因类取裁，势不能悉载全文，使阅者沿流溯源，一一征其来处。今内府藏书插架，不为不富，然古（往）今来著作之手，无虑数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其令直省督抚会同学政等，通饬所属，加意购访，除坊肆所售举业时文，及民间无用之族谱、尺赎、屏幛、寿言等类，又其人本无实学，不过嫁乡驰骛，编刻酬唱诗文，琐碎无当者，均无庸采取外，其历代流传旧书，内有阐明性学治法关系世道人心者，自当首先购觅。至若发挥传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俾实用者，亦应备为甄择。又如历代名人，洎本朝士林宿望，向有诗文专集，及近时沉潜经史，原本风雅，如顾栋高、陈祖范、任启运、沈德潜等，亦各著成编，并非剿说后言可比，均应概行查明，在坊肆者或量为给价，家藏者或官为装印，其有未经镌刻只系抄本存留者，不妨缮录副本，仍将原书给还，并严饬所属，一切善为经理，毋使吏胥藉端滋扰。但各省搜辑之书，卷帙必多，若不加以鉴别，悉令呈送，烦复皆所不免，著该督抚等先将各书叙列目录，注系某朝某人所著，书中要指何在，简明开载，具折奏闻。候汇齐后，令廷臣检核，有堪备阅者，再开单行知取进，庶几副在石渠，用储乙览，从此四库七略，益昭美备，称朕意焉。”［1］
乾隆帝的这道谕旨，讲明了“搜辑古今群书”的原因、标准、范围，并就如何办理等问题作了原则性的指示，不需多说，现仅着重对其编书的真实目的和客观条件，作些评述。乾隆帝所要编的这部丛书，可不是一般的几十卷、几百卷甚至几千卷的大中型丛书，而是“中外搜辑古今群书”，是要，“搜罗益广”为“研讨愈精”提供条件，不仅要动用藏书极富的内府存书，而且要收集天下逸书。具体来说，首先是要超过《图书集成》，因为此书虽然“兼收并录，极方策之大观”，却系“因类取裁，势不能悉载全文，使阅者沿流溯源，一一征其来处”。《图书集成》为康熙帝玄烨命尚书蒋廷锡等编成，分六汇编三十二典，共收书六千一百零九部，编成一万卷。这样多达万卷的大型丛书，尚不能满足乾隆帝的要求，可见钦编之书是何等的规格。
谕中“以彰千古同文之盛”的八个字，充分表述了乾隆帝对想编之书的高标准要求及其欲图达到的目的。他所说的“天下同文之盛”，指的是此时大清的“全盛之势”或“全盛之时”。这提他最近几年颇喜引述的常用之词。因为，经过他三十余年的励精图治，中国已经进入人们称之为“盛世”或“康乾盛世”的阶段，百业兴旺，府库充盈，平准定回之胜拓疆二万里。就在宣布搜辑天下群书之后的第十一夭，即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十五日，他谕告军机大臣用兵金川说：“此时部库所积，多至八千余万，朕每以存积太多为嫌。……朕实不欲其多聚，若拨发外省公事动用，稍减盈积之数，亦属调剂之一端。”［2］国库存银八千余万两，相当于两年全国总收入，在有清二百七十八年里，是空前绝后的最高数字，也是体现“堂堂大清势当全盛”的有力证据。这既使乾隆帝产生了编纂有史以来录书最多的巨型丛书的想法，“以彰天下同文之盛”，也为此书的编纂创造了雄厚的物质条件。国强才能“文盛”，国富也需有“文盛”来加以衬托，并为进一步富国强国提供必不可少的有利条件。
乾隆帝一定下编书的目标后，便极力促其实现。他主要做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其一，征集群书。他先后下达了数十道谕旨，督促各省总督、巡抚、学政想方设法收集典籍，有功者奖，延宕者斥。乾隆三十七年十月十七日，即颁旨之后的第十个月，他因各省督抚未曾进献书籍而颇为恼怒，予以训诫，责令他们立即抓紧征集文献。他谕军机大臣“前以历代流传旧书及国朝儒林撰述向来未登大内收藏书目者，已降旨直省督抚会同各学政通行购访，汇列书名奏闻，再令廷臣检核，行知取进，迄今几及匝岁，曾未见一人将书名录奏饬办，殊为延缓。我国家重熙累洽一百二十余年，于今文治光昭，远暨山陬海澨、所在经（笼）书库，藏弃甚多，采掇本非难事。其间即属家传善本珍秘有加，然一闻稽古右文之诏，且令有司传抄副本善为经理，当无不踊跃争先，为大吏者果能及时率属加意搜罗，自当有求必应，何至阅时既久，寂集无闻。……甚非所以体朕念典勤求之至意也。各督抚等其即恪遵前旨，饬催所属，速行设法访求，无论刊本抄本，一一汇收备采，俟卷帙所积稍充，即开具目录，附折奏明，听侯甄择移取，仍将现在作何办理章程，及有无购得若干部之处，先行据实奏覆。”［3］
乾隆帝不止一次下谕，鼓励藏书家进献典籍。他闻听扬州商人马姓家内“藏书颇富”，便传谕两淮盐政季质颖，“令其就近妥协访问借钞”，商人马裕因“心存畏惧”，开始只呈报有书一百九十五种。乾隆帝得知此情后，谕军机大臣：“马裕家夙称善于收藏，何所存仅止于此”，必系地方官办理欠妥，“其家未免心存畏惧，又惮将善本远借”，故所开书目“不精不备”。著该盐政“善为询觅”，“务祈多多益善”。后来马裕感激帝恩，呈报并进献书五六百种。［4］不少藏书家遵奉帝旨，踊跃献书，“愿以家藏旧书，上充秘府”。乾隆帝十分高兴，予以嘉奖。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十四日，他特降专谕说：
“国家当文治修明之会，所有古今载籍，宜及时搜罗大备，以充策府而裨艺林，因降旨命各督抚加意采访，汇上于朝。旋据各省陆续奏送，而江浙两省藏书家呈献者种数尤多，廷臣中亦有纷纷奏进者，因命词臣分别校勘应刊应录，以广流传。其进书百种以上者，并命择其中精醇之本，进呈乙览，朕儿余亲为评咏，题识简端，复命将进到各书，于篇首用翰林院印，并加钤记，载明年月姓名于面页，俟将来办竣后，仍给还本家自行收藏，其已经题咏诸本，并令书馆先行录副，即将原书发还，俾收藏之人益增荣幸。今阅进到各家书目，其最多者如浙江之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和两淮之马裕四家，为数至五六七百种，皆其累世弆藏，子孙克守其业，甚可嘉尚。因思内府所有《古今图书集成》，为书城巨观，人间罕觏，此等世守陈编之书，宜俾尊藏勿失，以永留贻。鲍世恭、范懋柱、汪启淑、马裕四家，著赏《古今图书集成》各一部，以为好古之劝。又进书一百种以上之江苏周厚堉、蒋曾鎣，浙江吴玉墀、孙仰曾、汪汝□，及朝绅中黄登贤、纪昀、励守谦、汪如藻等，亦俱藏书旧家，并著每人赏给内府初印之《佩文韵府》各一部，俾亦珍为世宝，以示嘉奖。”［5］
经过乾隆帝的多方督促、鞭策和嘉奖，在全国收集了大量珍贵典籍，加上内府所藏，仅提供四库馆供编修之用需缮写之书，就多达一万余种十六万八千册，确系“卷帙浩繁”，数量巨大。这为编纂巨型丛书《四库全书》，奠定了雄厚的坚实的基础。
其二，委任编书人员。乾隆帝精心挑选，组成了一个精干的高水平的编纂《全书》的班子。乾隆三十八年初开四库馆时，他委任兼管礼部、兵部的大学士、军机大臣刘统勋为总裁，设纂修三十员及提调等职。同月刘统勋奏：纂辑四库全书，卷帙浩繁，必须斟酌综核，方免挂漏参差，请用纂修纪昀、提调陆锡熊为总办（后名总纂），原派纂修三十员以外，“应添纂修翰林十员”。另外，郎中姚鼐，主事程晋、任大椿，学正汪如藻，降调学士翁方纲，“留心典籍”，应派为纂修。进士余集、邵晋涵、周永年，举人戴震、杨昌霖，“于古书原委，俱能考订”，应请旨调取来京，令其在分校上行走（即担任分校），“更资集思广益之用”。帝皆从其所请。他又以缮写之书太多，诸总裁校勘者少，特派皇八子仪郡王永璇、皇十一子成亲王永瑆及侍郎周煌等校书。这些总纂、纂修、分校，多系海内名流学者，尤其是纪昀、戴震等人更系学识渊博的大儒，他们专在四库馆中潜心选纂，对这部巨型丛书的较快完成起了重大的作用。乾隆帝还委任大学士刘统勋、于敏中、舒赫德等军国重臣为四库全书总裁，而且又命画有《长江帆影图卷》的大画家并“兼通天算”的皇六子质郡王永瑢为总裁，乾隆帝还不时予以指授机宜，这样一来，使编纂四库全书所需的人员、经费，以及较好的工作条件，都可以得到充分的保证，在政治上、经济上为完成四库全书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其三，确定编纂方针、体例。乾隆帝多次下达谕旨，讲述编书的方针、体例及应该注意的问题。三十八年五月初一日，他降谕说：“朕几余懋学，典册时披，念当文治修明之会，而古今载籍，未能搜罗大备，其何以裨艺林而光策府，爰命四方大吏加意采访，汇上于朝”，又命词臣编校翰林署旧藏明代永乐大典，“芟芜取腴，每多世不经见之本，而外省奏进书目，名山秘籍，亦颇囊括无遗，合之大内所储，朝绅所献，计不下万余种，自昔图书之富，于斯为盛。特诏词臣详为勘核，厘其应刊应钞应存者，系以提要，缉成总目，依经史子集，部分类聚，命为四库全书，简皇子大臣为总裁以董之，间取各书翻阅，有可发挥者，亲为评咏，题识简端”。［6］
其四，优遇能臣惩斥劣员。乾隆帝对编修《四库全书》的文臣，颇为厚待，尤其对学识高超及勤于任事之人更是格外优遇。象编修纪昀，被大学士刘统勋举为总纂后，从《永乐大典》中搜辑散逸，尽读各省进献之书，编写《四库总目提要》，初擢侍读，再迁翰林院侍读学士，在文渊阁直阁事，进兵部侍郎，《四库全书》修成后，更历任左都御史，礼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要职。总篡陆锡熊，由刑部郎中授侍读，后迁至左副都御史。编修陆费墀因任四库全书馆总校，授侍读，累迁至礼部侍郎。大学者戴震，仅系举人，久试未中，被总裁刘统勋推荐任纂修，乾隆帝从其请，并于乾隆四十年特命其与会试中式者同赴殿试，赐同进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戴震于四十二年去世，乾隆帝读其所校水经注后，问其下落，才知已故，“惋惜久之”。
乾隆帝以《四库全书》是“以彰天下同文之盛”“嘉惠天下万世”之巨著，特别重视书的质量问题，多次亲阅、检查错讹之处，下谕训诫。他谕令都察院、吏部制定议处校书错误之官员的规定。都察院、吏部进呈拟议之法，规定对四库全书的总裁罚俸半年总校、分校、复校罚俸一年。他阅过此折后，认为此法欠妥，特降谕减轻总校等员处分说：校勘载籍与部院衙门办事不同。部院事务由各司主稿，堂官总其成，遇有错误，司官处分自应重于堂官。至于校书之事，则总裁与分校、复校各官，“责成相等，其疏忽致误，过失亦同”，且分校、复校、总校等官，偶或讹舛，尚有总裁为之勘核，若总裁复掉以轻心，其误便无由改正了。“朕于进呈乙览时，信手抽阅，鲁鱼亥豕之讹，不一而足，然皆朕披览所及，其未经阅及者，讹误尚不识凡几”。“朕搜访遗编，嘉惠天下万世，总裁等理宜悉心校理，以襄右文之治，此而忽不经意，其过较分校等为重”。著令总裁罚俸半年，总校、复校、分校等官罚俸三月。［7］
正是由于乾隆帝倾注了大量心血，做了许多工作，才使《四库全书》这一巨著得以编成，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当然，乾隆帝在这一伟业中也犯了不少的错误，做了一些蠢事和坏事，那就是他囿于统治者的成见，在收集典籍和编纂《全书》的过程中，对全国书籍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检查，禁止、销毁和删改了大量所谓“悖逆”和“违碍”的书籍。据估计，乾隆时被销毁之书多达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他还在编书过程中制造了几十起文字狱。
二、文字冤狱的制造者
清君由于是僻处边远的少数民族首领入主中原，又继承了前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传统，因此用以恐吓、威慑、镇压持有异见或不够温顺的官员与知识分子的文字冤狱，较诸以往王朝，就更为频繁、更加残酷、更无道理。康熙时的两大文字冤案，都是针对作品中怀念明朝的民族意识而发生的。庄廷鑨署名编的《明史》，有指斥清朝的词句，又奉南明弘光、隆武、永历的正朔，戴名世著的《南山集》，用南明诸帝的年号，议论南明史事，皆被朝廷定成悖逆大罪，数百名有关人员被诛戮充军籍没。雍正朝虽只有十三年，文字狱比康熙时还多，或因作者有反清思想，或因其人依附帝之政敌，而掀起大狱，严予诛戮。最大的案子是曾静、张熙案。曾静崇信清初著名学者吕留良，深受其著作反清思想的影响，指使弟子张熙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劝其毋忘是岳飞的后裔，应当起兵反清，书中还指斥雍正帝有弑父、篡位、逼母、杀兄、屠弟等罪行。事发之后，已故之吕留良被开棺戮尸，一大批吕留良的弟子、族人、亲友被株连。
乾隆帝更扩大了文字狱的范围，反清者惩，讽上者诛，连歌功颂德不得法者也被加上欺君大罪，就是一般诗文，也常因官府望文生义捕风捉影而被定成逆书叛案，少数歹徒更藉此讹诈诬告良民。象安徽和州人戴移孝《碧落后人诗集》一案，作者系明末清初人，因其诗内有“长明宁易得”、“短发支长恨”、“且去从人卜太平”等句，遂被安徽巡抚闵鹗元定为“悖逆遗书”，上奏朝廷，乾隆帝谕令严查。闵鹗元会同两江总督萨载上奏，拟将戴移孝之曾孙戴世道按“大逆知情故纵隐藏者斩律上处以斩立决”，其余戴用霖、戴世法、戴世得等子孙曾孙照“逆犯子孙缘坐律”斩立决，家属发给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乾隆帝于四十五年七月十四日降旨：戴世道著即处斩。其缘坐之戴用霖、戴世德、戴世法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余依议。［8］
浙江仁和县人监生卓长龄，生于顺治十五年，卒于康熙四十九年，著有《高樟阁诗集》十卷，其子捐纳州同卓征、生员卓敏、卓慎亦各有著作。因卓长龄等人诗内有：“可知草莽偷垂泪，尽是诗书未死心。楚衽乃知原尚左，剃头轻卸一层毡。”“发短何堪簪，厌此头上帻”，等等字句，被闽浙总督陈辉祖定为逆书，并奏请按“大逆律”将已故之卓长龄等“剉碎其尸，枭首示众”，其孙卓天柱等依“大逆正犯之子孙年十六以上皆斩律”斩立决，家眷依法严处。［9］
乾隆帝还亲自指定查办一些案件，比较重要的案子是胡中藻、鄂昌一案。胡中藻是江西新建人，乾隆元年进士，十三年二月至广西任学政，一十四年七月返京，著有《坚摩生诗钞》。乾隆帝读过其诗集后，认为胡是“出身科目，名列清华，而鬼蜮为心，于语言吟咏之间，肆其悖逆，诋讪怨望”，于乾隆二十年二月谕令广西巡抚卫哲治将胡在学政时“所出试题及与人倡和诗文并一切恶迹，严行查出速奏”，若稍姑容，则与卫之身家性命有关。随即又谕令有关省府追查有关人员。
乾隆二十年三月十三日，乾隆帝召见大学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等官，对胡中藻之事下达专谕，严厉指责其“丧心病狂”，“悖逆讥讪”，“种种悖逆，不可悉数”。他在谕中举了一些例子。其一，“集内所云‘一世无日月’，又曰‘又降一世夏秋冬’”。“我朝定鼎以来”，承平熙宁，远逾汉唐宋明，“乃曰又降一世，是尚有人心者乎？”其二，“又曰‘一把心肠论浊清’，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其三，“至若‘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之句，尤为奇诞。朕每日听政，召见臣工，何乃有朝门不开之语！”其四，“又曰‘人间岂是无中气’，此是何等语乎？”其五，“其颂蠲免，则曰‘那似偏灾今降雨，况如平日佛燃灯。’朕一闻灾歉，立加赈恤，何乃谓如佛灯之难觏耶？”等等，等等。
他在这道谕旨中还着重指出，胡中藻如此目无王法，欺君悖理，是因为其系大学士鄂尔泰之党羽，故其诗中“乃有‘记出西林第一门’之句，攀援门户，恬不知耻”。甘肃巡抚鄂昌系鄂尔泰之侄，“身为满洲世仆”，“见此悖逆之作，不但不知愤恨，且丧心与之唱和，引为同调，其罪实不容诛”。胡中藻、鄂昌令拿解，待其至京，著大学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严审定拟具奏。［10］
不久，查审完竣，乾隆帝下谕：胡中藻即行处斩。鄂尔泰生前赞赏胡中藻，其侄鄂昌与胡“援引世谊，亲加标榜”，形成朋党，“使鄂尔泰此时尚在，必将伊革职，重治其罪，为大官植党者戒”。鄂尔泰著撤出贤良祠。“鄂昌负恩党逆”，勒令自尽。［11］
其实，胡中藻之诗文很难说是讽刺清朝帝君的，乾隆帝兴办此案的目的，显然不是就诗论事，而是袭用其父雍正帝之故技，兴诗文之案来惩治自己想处罚的大臣，通过诛戮胡中藻来惩罚鄂尔泰，抬高自己的君威，达到“乾纲独断”的目的。
据《清代文字狱档》记载，乾隆年间所兴文字冤案数倍于其父祖，竟达六十余案，确是冤狱横兴，滥杀无辜。乾隆帝实行的这种文化专制政策，带来了严重恶果，窒息了人们的思想，破坏了文化学术思想界自由探讨勇于创新的传统，使许多文人提心吊胆，不敢议论时政，不敢撰写富有教育性质能为前车之鉴的政洽历史书籍，而逃避现实，埋首于故纸堆，繁琐的学风恶性膨胀，以致后来龚自珍发出了“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万马齐喑亦可哀”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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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高宗实录》卷900，页7、8、9。
［2］《清高宗实录》卷900，页32。
［3］《清高宗实录》卷919，页5、6。
［4］《清高宗实录》卷931，页19、20、21；卷958，页23。
［5］《清高宗实录》卷958，页22、23。
［6］《清高宗实录》卷934，页1、2。
［7］《清高宗实录》卷1037，页20、21。
［8］原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稿：《清代文字狱档》，上海书店1986年再版，页449-490。以下简称《清代文字狱档》。
［9］《清代文字狱档》页539-552。
［10］《清高宗实录》卷484页18-23。
［11］《清代文字狱档》页49-105。
严父慈祖 多情帝君
第十四章 严父慈祖 多情帝君
第一节 多子多孙的老寿星
一、严令“天家金玉”习文练武“讲求大义”
乾隆皇帝有十七位皇子和十个公主，还有皇孙、皇曾孙、皇元孙上百人，五世同堂，确可算是一位福寿双全的老寿星。
乾隆帝在教子育孙这一重要问题上，继承了太宗以来重视皇子教育的优良传统，并记取了皇祖康熙帝玄烨晚年诸子争位的教训，对皇子、皇孙既抚爱备至，又严加管教。他严格执行皇子皇孙到了六岁必至上书房（尚书房）上学的祖制，让满了六岁的皇子、皇孙、皇曾孙、皇元孙都按时到达上书房学习。上书房有二处，一在乾清宫左边，五楹，西北向。另一处在圆明园勤政殿东，屋有三进，设有乾隆帝亲书之“先天不违”、“中天立极”、“后天不老”三匾额。他指定学识优异的内阁学士、翰林为师傅，教授课程，又特派大学士及协办大学士为总师傅，“稽查督饬”，规定皇子们每日卯时进，申时出，“攻五经、史、汉、策问、诗赋之学，禁习时艺”，还选择八旗弓马好、清语娴熟的武将数人，更番入卫，教授皇子骑射，名叫“谙达”，又称“俺达”，亦设总谙达。
乾隆帝严令皇子、皇孙在书房读书，即使派遣一些皇子、皇孙担任职务，也要求他们无事之时仍入书房学习，有事外出须呈奏，不能擅自离开书房，另往他处。乾隆三十五年五月，当他知悉皇八子永璇（九年后封仪郡王）未经奏闻，并未告诉师傅，就因私事，擅自离开书房进城，十分恼怒，于五月初七日下谕严斥其非，惩治有关人员。他说：“阿哥等在书房读书，所以检束身心，自当出入有常，跬步必谨，如每月派祭奉先殿等事，原可循例径行，其余或有他故外出，必须以实奏闻，庶举动不得自由，且有合于出告之礼。今八阿哥以己事入城，并未奏知，又不关白师傅，殊属非理。且皇子每出，例派散秩大臣、侍卫等护行，非惟体制宜然，亦所以致其防闲，使不得行止任情趋于所便也”。乃八阿哥仅带亲随及园门护军数人策骑同往，有何急务而匆忙如此？“纵不自重，其如大体何”？长此以往，“相习效尤，无所顾忌，必将肆意游行，无所不至。且恐外间愚妄之徒得以藉端诡遇，驯至结纳依附诸弊，皆从此隐伏，其所关系尤巨，不可不为先事之防”。况阿哥等渐皆长成，“尤宜慎于所习，即在书房，原非专事儒生占毕，惟当循循规矩，使心志不至外驰”。且兄弟辈朝夕相聚，砥砺交责，“尽化其畛域忮忌之见，亦甚有益”。四阿哥派管武英殿，六阿哥派管内务府，绵恩阿哥派管前锋统领，遇有应办事情及与同事大臣商酌，自可各就官所办公，“其无事之时，仍当日理常课，即文书画诺，亦可携至斋中，正复并行不悖，其他更不容稍有旷废矣”。［1］
乾隆帝又着重讲了为什么要严教皇子的原因。他说：发现八阿哥的私自入城，因而予以训诫，“小惩大诫，未必非诸皇子之福。在八阿哥惟当益深感惧，即众阿哥亦当共知奋勉，方不负朕教育成全恩意”。“且朕非特慈爱诸皇子，为之杜渐防微，实敬念我祖宗贻泽之长”，惟期世世子孙永守无失，“因不惜谆谆教迪。诸皇子宜善体朕心，恪遵祖训，志日笃而业日修，复彼此相亲相爱，式好无尤，方能永承福庆”。［2］
他因教授皇八子的师傅观保、汤先甲未曾劝阻八阿哥，将其革职，并训诫总师傅、师傅说：“师傅为诸皇子授读，岂仅以寻章摘句为能，竟不知随事规劝，俾明大义，而总师傅则尤当尽心诲导，凡事纳之于善，勿使稍有过愆，方为无忝厥职，今于八阿哥擅自出入一节，漫无觉察，所司何事！”［3］
乾隆帝之所以要强调将诸皇子关在书房读书，“检束身心”，“庶举动不得自由”，是充分地、深刻地理解了此举之重要性，因为前车之鉴太多了。至少有两个问题使他特别担心和格外警惕。其一，结党营私，争谋大位。远的如太祖努尔哈赤亡后八和硕贝勒之间互不相下，近的皇祖在世时诸皇子之间的互相激烈倾轧，在在使人感到预防皇子私出宫门结交党羽的必要。其二，骄横跋扈，欺凌大臣。康熙年间，诸皇子和下五旗诸王“皆习尚骄慢，往往御下残暴，任意贪纵”，象皇十子敦郡王允□，以两广总督杨琳系其属下，竟遣阉人赴广，“据其署内，搜索非理”。乾隆帝之亲弟和亲王弘昼，“性骄奢，尝以微故，殴果毅公讷亲于朝，上以孝圣宪皇后故，优容不问，举朝惮之”。［4］讷亲乃乾隆初年帝之第一宠臣，竟遭和王之殴，可见皇子之横。乾隆帝牢记殷鉴，严格管教诸皇子，不许他们私离书房违制外出，这样做，是十分正确的。
乾隆帝对教授皇子的师傅、总师傅，要求非常严格，一旦发现他们懈弛旷职，立予惩处。乾隆五十四年三月，这位已是八十高龄的天子，竟亲自查阅了内左门登载上书房师傅入直门单，发现自二月三十日至三月初六日，“所有皇子、皇孙之师傅竟全行未到”。他异常恼怒，立即召见皇十七子同军机大臣及总师傅刘墉等人，“面加询问”，如系阿哥等不到书房，以致师傅各自散去，“则其咎在阿哥，自当立加惩责”。皇十七子永璘奏称：“阿哥等每日俱到书房，师傅们往往有不到者，曾经阿哥们面嘱其入直，伊等连日仍未进内。”乾隆帝更为气愤，于三月初七日就此事下达专谕说：皇子等年齿俱长，学问已成，或可无须按日督课，“至皇孙、皇曾孙、皇元孙等，正在年幼勤学之时，岂可少有间断”。“师傅等俱由朕特派之人，自应各矢勤慎”，即或本衙门有应办之事，“亦当以书房为重”。况现在师傅内多系阁学翰林，事务清简，并无不能兼顾者，“何得旷职误功懈弛如此”！书房设有总师傅，“并不专司训课，其责专在稽查”，今该师傅等竟相率不到至七日之久，无一人入书房，“其过甚大，而总师傅复置若罔闻，又安用伊等为耶！此而不严加惩创，又复何以示做”！著将有关人员交部议处。阿肃、达椿身为满洲，且现为内阁学士，其咎更重，均著革职，各责四十板。［5］
第二日，三月初八日他又下谕，指责总师傅、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刘墉辜恩溺职，将其降为侍郎衔，仍在总师傅上行走，免去其兼之南书房职。稽璜年迈，王杰兼军机大臣，不能随时督察，免去其兼总师傅之职，“改派阿桂、李绶为总师傅，以专责成”。［6］过了七天，他就吏部对旷班的有关人员拟议的惩处意见，作了下列批示：总师傅大学士嵇璜、王杰降三级从宽留任。胡高望、吉梦熊、茅元铭、严福、程昌期、秦承业、邵主清、万承风等革职从宽留任。
乾隆帝不仅严厉督促皇子上学和师傅认真授课，而且对皇子的学风也很注意，不让他们陷入纯书生圈子中，而要他们讲求治政之道。他虽然很喜欢皇十一子永瑆，因其“幼工书”，聪慧勤学，常幸其第，但对其渐染汉人书生习气而颇为不满。乾隆三十一年五月十三日，他就此事降下一谕：“朕见十五阿哥所执扇头，有题画诗句，文理字画尚觉可观，询之出十一阿哥之手，幼龄所学如此，自属可教，但落款作兄镜泉三字，则非皇子所宜，此盖师博辈书生习气，以别号为美称，妄与取字，而不知其鄙俗可憎，且于蒙养之道甚有关系。皇子读书，惟当讲求大义，期有裨于立身行已，至于寻章摘句，已为末务，矧以虚名相尚耶？……
若十一阿哥方在童年，正宜涵养德性，尊闻行知，又岂可以此种浮伪之事淆其见识耶？……阿哥等此时即善辞章，工书法，不过儒生一艺之长，朕初不以为喜，若能熟谙国语，娴习弓马，乃国家创垂令绪，朕所嘉尚，实在此而不在彼。总师傅等须董率众师傅教以正道，总谙达亦督令众谙达时刻提撕劝勉，勿使阿哥等耽于便安。著将此谕实贴尚书房，俾诸皇子触目惊心，咸体朕意毋勿。”［7］
乾隆帝对皇子皇孙的严加管教，督令习文练武，又爱护关怀备至（详后），皇子皇孙等无不勤奋学习，进步很快，造诣颇高。赵翼在《檐曝杂记》卷一就此专写《皇子读书》一条盛赞说：
“本朝家法之严，即皇子读书一事，已迥绝千古。余内直时，届早班之朝，率以五鼓入，时部院百官未有至者，惟内府苏喇数人往来。黑暗中残睡未醒，时复倚柱假寐。然已隐隐望见有白纱灯一点入隆宗门，则皇子进书房也。吾辈穷措大专以读书为衣食者，尚不能早起，而天家金玉之体乃日日如是。既入书房，作诗文，每日皆有程课，未刻毕，则又有满洲师傅教国书、习国语及骑射等事，薄暮始休。然则文学容捍不深？武事安得不娴熟？宜乎皇子孙不惟诗文书画无一不擅其妙，而上下千古成败理乱已了然于胸中。以之临政，复何事不办？……然则我朝谕教之法，岂惟历代所无，即三代以上，亦所不及矣。”
二、戒责皇子非理之行
乾隆帝既是君临天下的皇上，又是儿孙众多的皇父、皇祖父、皇曾祖，这种双重身份及其由之而来的两类性格、感情和好恶，自然流露在他对儿孙的喜怒上。他是勤理国政的明君，又是教子尚严的严父，因此对皇子们的非礼行为十分厌恶，并予惩处。乾隆十三年三月十三日孝贤皇后病故于德州，皇长子永璜前行迎丧，“不知礼”。此情颇出人们意外。因为，永璜并非年幼蒙童，而是业已上学十余年娶妻生子的青年皇子，理应熟谙礼仪，克尽孝道，不该出现如此差错。也许永璜想到，孝贤皇后既己去世，其亲生之二子虽系中宫所生之嫡子，但母后已不在人世，优越条件便大半丧失，己为诸弟之兄，位居皇子之首，兼之又给皇父养了第一个皇长孙，有这样的条件也许会大统在望吧！如果有这种想法，或者本来就嫉妒二弟是嫡子，当然不可能对孝贤皇后之死有什么悲痛万分的感情，从而在迎丧中流露了出来，出现了“不知礼”、不尽孝道礼仪的行为。
永璜没有想到这一非礼行动会给他带来何等大的危害。正因爱妻去世而哀伤不已的乾隆皇帝，一见此情，非常生气，立即“训饬”永璜，并下谕斥责其非惩处其师傅。据《清高宗实录》载：“谕曰：阿哥之师傅、俺达，所以诱掖训诲教阿哥以孝道礼仪者，今遇此大事，大阿哥竟茫然无措，于孝道礼仪未克尽处甚多，此等事谓必阅历而能行乎？此皆师傅、俺达平时并未尽心教导之所致也。伊等深负朕倚用之恩。阿哥经朕训饬外，和亲王、来保、鄂容安著各罚俸三年，其余师傅、俺达著各罚俸一年，张廷玉、梁诗正俱非专师，著免其罚俸。”
乾隆帝对永璜是如何训饬的，详情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是相当厉害的，这从两年以后永璜之死及帝对其哀悼，便可知悉。乾隆十五年三月十五日，年逾弱冠的皇长子永璜离开了人间，乾隆帝深感悲痛，亲自于当日临奠，并下谕追封其为亲王说：
“皇长子诞自青宫，齿序居长，且年逾弱冠，诞毓皇孙，今遘疾薨逝，朕心深为悲悼，宜备成人之礼，著追封亲王，一切丧仪，该部详察典礼具奏。至弥留之际，迁移外所，以便殡殓，虽属内廷向例，但当沉绵疾亟，令其远迁，朕心实有所不忍，况园亭不同大内，著即于皇子所居别室治丧。其亲王爵即令皇长孙绵德承袭。朕今年屡遭哀悼之事，于至情实不能已。”［8］
此谕有三点比较突出。一系立即追封永璜为亲王。乾隆帝的十七个皇子中，有五位皇子早死无封，两位皇子出继，两位死后立即分别追封太子、郡王，两位早卒以后很久才分别追封亲王、贝勒，一位封郡王，一位封贝勒，三位封亲王。连孝贤皇后亲自生育的第二位嫡子，即被父皇预想立为太子的皇七子永琮，卒后也未立予追封，到了五十二年以后才追封亲王，而永璜却立即追封，可见此举之特殊。二是破例留居治丧。按照惯例，病人弥留之际须迁至外面，此次永璜却突破旧制，留居别室治丧。三为绵德袭封亲王。按清制，除开国军功诸王和雍正帝胤禛特许的怡亲王系世袭罔替外，其他恩封王公皆须按等降袭，原为亲王者，其子降袭郡王，原为郡王者，其子降袭贝勒。乾隆帝之皇四子出继履亲王允祹时，降袭郡王，皇六子出继慎郡王允禧时降袭贝勒，而永璜之子绵德，亦即帝之皇长孙，虽系一天真无邪的幼童，却不降袭，立即袭封亲王。这三个与众不同之处表明，乾隆帝对永璜之死是非常悲痛的，因而破例优遇。他这样做，也许是因为对皇长子的训饬过为严厉，致其早故，而感到后悔，才如此厚遇吧！
尽管乾隆帝对永璜之卒颇为悲伤，但他对其他皇子的不良品行仍是深恶痛绝，加以责斥，并不姑息。皇十七子永璘，“不甚读书，喜音乐，好游嬉。少时尝微服出游，间为狭巷之乐”，乾隆帝对其“深恶之”。乾隆五十四年，帝封其同母之兄皇十五子颙琰为嘉亲王，而对永璘则“降封贝勒。”［9］
三、两立嫡子未遂
乾隆帝虽常讲“敬天法祖”，但并不墨守成规囿于旧制，在立太子问题上有自己的主张，想立嫡子为太子。第一次是立永琏。皇次子永琏为孝贤皇后所生，“聪明贵重，气宇不凡”，甚受雍正帝喜爱，为其取名永琏，“隐然示以承宗器之意”。乾隆帝因此于乾隆元年七月初二日，御乾清宫西暖阁，召见总理事务王大臣和九卿，谕遵皇父之制密立储位说：“国本攸系，自以豫定为宜”，“循用皇考成式，亲书密旨”，著总理事务王大臣亲看宫中总管太监收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待将来皇子年齿渐长，“识见扩充，志气坚定，万无骄贵引诱之习，朕仍应布告天下，明正储贰之位”。［10］这位内定为太子之人，就是永琏。不料到了九岁的时候，永琏于乾隆三年十月十二日病重，乾隆帝亲奉皇太后至宁寿宫，看望其病。当日永琏去世，帝万分悲痛，下谕辍朝五日，并谕和硕庄亲王允禄、和亲王弘昼及军机大臣：
“二阿哥永琏乃皇后所生，朕之嫡子，为人聪明贵重，气宇不凡，当日蒙我皇考命为永琏，隐然示以承宗器之意。朕御极以后，不即显行册立皇太子之礼者，盖恐幼年志气未定，恃贵骄矜，或左右谄媚逢迎，至于失德，甚至有窥伺动摇之者，是以于乾隆元年七月初二日遵照皇考成式，亲书密旨，召诸大臣面谕，收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之后。是永琏虽未行册立之礼，朕己命为皇太子矣，今于本月十二日，偶染寒疾，遂致不起，朕心深为悲悼。朕为天下主，岂肯因幼殇而仿怀抱，但永琏系朕嫡子，已定建储之计，与众子不同，一切典礼，著照皇太子仪注行，元年密藏匾内之谕旨，著取出，将此晓谕天下臣民知之。”［11］
不久定；皇太子丧仪，皇上素服七日，若临皇太子金棺处，释缨纬。官员军民人等，在京四十日、外省二十日停止嫁娶作乐，谥永琏为端慧皇太子。
乾隆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乾隆帝遇到第二次大的打击，他心爱的皇七子永琮，年方二岁，以痘殇。他非常悲伤地谕告王大臣：“皇七子永琮，毓粹中宫，性成夙慧，甫及两周，岐嶷表异，圣母皇太后因其出自正嫡，聪颖殊常，钟爱最笃，朕亦深望教养成立，可属承祧，今不意以出痘薨逝，深为轸悼。建储之意，虽朕衷默定，而未似端慧皇太子之书旨封贮，又尚在襁褓，非其兄可比，且中宫所出，于古亦无遭殇追赠概称储贰之礼。但念皇后名门淑质，在皇考时，虽未得久承孝养，而十余年来，侍奉皇太后，承欢致孝，备极恭顺，作配朕躬，恭俭宽仁，可称贤后，乃诞育佳儿，再遭夭折，殊难为怀。皇七子丧仪，应视皇子从优，著该衙门遵旨办理，送入朱华山园寝。”［12］
两次欲立嫡子为太子，均末得遂，乾隆帝痛定思索，认为是否此举不妥，遭祖宗谴责，才有此难。他在宣布处理永琮丧事的谕中接着讲道：“复念朕即位以来，敬天勤民，心殷继述，未敢稍有得罪夭地祖宗，而嫡嗣再殇。推求其故，得非本朝自世祖章皇帝以至朕躬，皆未有以元后正嫡绍承大统者，岂心有所不愿，亦遭遇使然耳，似此竟成家法，乃朕立意私庆，必欲以嫡子承统，行先人所未曾行之事，邀先人所不能获之福，此乃朕过耶。此朕悲悼之余，寻思所及，一并谕王大臣等知之。”［13］
照此看来，此时乾隆帝已有不再立嫡子为太子的想法，事实上此后也不可能以嫡子继位，因为他再也没有第三位嫡子了。孝贤皇后于乾隆十三年去世，十五年皇贵妃乌拉那拉氏册为皇后，三十一年卒，因忤帝旨，丧仪降按皇贵妃之例，此后就未再立皇后，自然也就不会再有中宫皇后所生之嫡子了。
四、疼爱子孙、慈祥可亲的老祖宗
在乾隆帝严格管教和精心培养下，出现了一批颇有才华的皇子、皇孙、皇曾孙、皇元孙，他们也深受皇父、皇祖、皇曾祖宠爱。皇五子永琪，“少时，国语骑射娴习，为纯皇帝所钟爱，欲立储位”，于乾隆三十年十一月被皇父以其“年已长成，应予封爵”，封为荣恪亲王。可惜的是，这位被皇父内定为未来的帝君竟染病不起，封王之后四个月即离开了人世。［14］皇六子永瑢善于绘画，“兼通天算”，于乾隆二十四年出继与慎郡王允禧，封贝勒，三十七年进质郡王。皇十一子永瑆，“善书法，幼时握笔，即波磔成文，少年工赵文敏。又尝见康熙中某内监言其师少时犹见董文敏握笔，惟以前三指握管悬腕书之，故王推广其语作拨灯法，谈论书法具备”。“诗文精洁，书法遒劲，为海内所共推”，“名重一时，士大夫得片纸只字，重若珍宝”。乾隆帝很喜爱永瑆，“每幸其第”，于五十四年封其为成亲王。［15］
在文武百官面前，乾隆帝是掌握生杀予夺大权、威严无比的万岁爷，一举一动，皆有固定之规，看起来，道貌岸然，神圣不可侵犯，而他对于幼小皇孙、曾孙、元孙，却是一位抚爱备至、慈样可亲甚至与孙辈逗笑作乐的老祖父、老曾祖父。他特降恩、旨，对未得品级的皇子、皇孙、皇曾孙、皇元孙赏戴红绒结顶帽。这是一种相当高的政治待遇，原礼亲王昭梿对红绒结顶冠之珍贵，作了如下的描述：
“国朝定制，皇上燕服，官中冠红绒结顶冠，凡皇子、皇孙皆以是为礼服，甚属尊重。近支王、贝勒得上赐者，许常冠戴。辅臣间有赐者，皆不敢戴，惟张文和公蒙特旨许元旦日冠戴，时以为非常之荣。成王尝戏谓余曰：吾帽冠只值清钱百文，然胜汝辈数百金之顶多矣。时红宝石顶价甚昂，故王以为戏云。”［16］
军机章京赵翼通过一件小事，具体叙述了慈祥祖父弘历逗乐皇孙及皇孙善射、聪颖的情形：
“一日至张三营行宫，上坐较射，皇子、皇孙以次射。皇次孙绵恩方八岁，亦以小弓箭一发中的，再发再中。上大喜，谕令再中一久赏黄马褂。果又中一矢，辄收弓矢跪于前。上若为弗解其意者，问：何欲？仍跪而不言。上大笑，趣以黄马褂衣之，仓卒间不得小褂，则以大者裹之抱而去。童年娴射，已是异事，而此种机警，在至尊前自然流露，非有人教之，信天界也。”［17］
绵恩后来长得很美，“貌颀秀，猿臂，善射”，乘马矫捷若飞，“举止详瞻，趋跄有节”，更受皇祖父宠爱，“弱冠即领火器营总统，凡五十余年”。［18］
随着年事渐高，乾隆帝对皇孙尤其是曾孙、元孙更为疼爱，这突出表现在对皇长孙绵德抱孙及嘉奖善射之曾孙、元孙上。绵德于乾隆十五年受祖特恩袭封亲王，三十七年因故降郡王，四十一年以与礼部郎中秦雄褒往来，餽遗书画，被削爵；由其弟绵恩承袭郡王；第二年复蒙皇祖施恩，封镇国公。四十九年正月十二日，因绵德将抱孙子，年逾古稀的乾隆帝下谕，特晋其爵说：绵德为皇长子定安亲王嫡长子，系联长孙，今念绵德之子奕纯新岁可以得子，“朕庆抱元孙，五世一堂，实为古稀盛事，自应特沛恩施，以衍奕祦云祁之庆。绵德著加恩晋封固山贝子”。［19］同年闰三月十三日，他又下谕赏恩奕纯说：“奕纯阿哥系联之曾长孙，今又得生元孙，实为国家祥瑞，朕深为欣悦，奕纯阿哥著加恩赏戴宝石顶、双眼花翎。”［20］他还亲幸绵德府第，“视皇元孙载锡。
乾隆帝喜抱元孙，十分高兴，于四十九年谕令各省总督巡抚，查明五世同堂之家，以加恩赏。五十年正月十六日他就此事又下谕说：“朕仰承天眷，上年喜得五世元孙，嘉庆骈臻，恩施宜渥”，因令各督抚查明所属绅士庶民有身及五代同堂者，加恩赏赉。今据各地造册咨送军机处，共有一百九十二人，其中郭有英、张羽、刘湘、钟君宠四人俱寿逾百岁，曾元绕膝，洵为升平人瑞，朕亲制诗一章，分赏四家，并各御书匾额赐与，“用示宠眷，”所有应赏银两、缎匹及建坊之事，著该部照例具题。其余未满百岁五代同堂之张文聚等一百八十八人，著各督抚分别年岁，给予匾额，赏给银缎，“以昭锡福推恩，同登寿宇之至意”。［21］其御制诗为：
“纪元五十承天眷，述祖乾清叟宴张。汇报遂教来续续，特章岂独让堂堂。京几齐粤四氏得，张郭刘钟五代昌。寿世庥征真是罕，持盈保泰惕何遑。”［22］
乾隆五十六年夏，年逾八旬的老寿星乾隆帝，带着皇子、皇孙、皇曾孙、皇元孙，五代人同往承德避暑山庄，行围避暑，欢享天伦之乐。八月十二日，帝御山庄宫门观皇孙等射箭，皇孙质郡王绵庆，年仅十三，竟中三矢，八龄幼童皇元孙载锡，亦中三矢，乾隆帝大喜，赐绵庆黄褂、三眼花翎，赐载锡黄褂、双眼花翎，并御制《命诸幼皇孙皇元孙来山庄随围遂观其射诗》，以志其喜。其诗为：
“观射寻常多抱愧，今朝观射喜偏应。元孙八岁三箭中，侍祖当年此地仍。弧矢四龄争较早，构堂万世冀恒承。一身七代瞻神御，家法天恩永佑征。”［23］
过了十天，八月二十二日，乾隆帝携带诸幼皇孙、曾孙、元孙于威逊格尔行围，年仅十岁的皇孙绵宁射中一鹿，皇祖父大喜，赐与绵宁黄褂及双眼花翎，并御制《威逊格尔行围志事诗》：
“尧年避暑奉慈宁，桦室安居聪敬听。
老我策聪尚武服，幼孙中鹿赐花翎。
是宜志事成七律，所喜争先早二龄。
家法永遵绵奕叶，承天恩贶慎仪刑。”［24］
这两首诗中的元孙“四龄争较长”、幼孙“争先早二龄”、“一身七代瞻神御”等句，指的是什么事情，乍看不甚明瞭，查阅乾隆帝的一道谕旨，才知道这是他忆及当年随侍皇祖父康熙帝时之情景，有所感而发的。他于八月十二日就皇孙质郡王绵庆、元孙载锡三矢中的之事，下了一道长谕，讲述当年自己十二岁时连中五矢之事，宣布要加恩赏赉亲见七代之人说：
“本年朕届八旬开一，年谷顺成，雨旸时若，寿辰之前夕，微雨飘洒，次旦曦景晶莹，天色开朗，太和翔洽，实为渥荷天庥。十一日命皇子、皇孙、曾孙、元孙等山庄较射，元孙载锡年方八岁，五发三中，朕心深为嘉悦，赐以黄褂。因忆昔年朕随侍皇祖山庄阅射，朕连中五矢，仰蒙天语褒嘉，慈颜大悦，蒙赐黄褂，其时朕年十有二岁。今元孙甫及八龄，即能连发命中，仰见昊苍笃佑，家法贻庥，庆泽延洪，克膺备福。现在八旬开衮，元孙业已长成就傅，计朕寿跻九旬时，又可见六代来孙，同堂称庆。……今思朕逮事皇祖、皇考，复得元孙，朕已亲见七代，笃庆锡光，更为古今罕有，著交八旗都统、步军统领、顺天府尹及各直省督抚，详查臣民中如有实曾亲身上见祖父下逮元孙有指证者，据实奏闻，侯朕优加思赉，用昭寿寓同登之盛。”［25］
以上诗、谕，将乾隆帝这位疼爱幼孙、元孙之情，非常生动地跃现于人们眼前，他可真是一位慈爱可亲的老祖宗！阅乾隆帝的一道谕旨，才知道这是他忆及当年随侍皇祖父康熙帝时之情景，有所感而发的。他于八月十二日就皇孙质郡王绵庆、元孙载锡三矢中的之事，下了一道长谕，讲述当年自己十二岁时连中五矢之事，宣布要加恩赏赉亲见七代之人说：
“本年朕届八旬开一，年谷顺成，雨旸时若，寿辰之前夕，微雨飘洒，次旦曦景晶莹，天色开朗，太和翔洽，实为渥荷天庥。十一日命皇子、皇孙、曾孙、元孙等山庄较射，元孙载锡年方八岁，五发三中，朕心深为嘉悦，赐以黄褂。因忆昔年朕随侍皇祖山庄阅射，朕连中五矢，仰蒙天语褒嘉，慈颜大悦，蒙赐黄褂，其时朕年十有二岁。今元孙甫及八龄，即能连发命中，仰见昊苍笃佑，家法贻庥，庆泽延洪，克膺备福。现在八旬开衮，元孙业已长成就傅，计朕寿跻九旬时，又可见六代来孙，同堂称庆。……今思朕逮事皇祖、皇考，复得元孙，朕已亲见七代，笃庆锡光，更为古今罕有，著交八旗都统、步军统领、顺天府尹及各直省督抚，详查臣民中如有实曾亲身上见祖父下逮元孙有指证者，据实奏闻，侯朕优加思赉，用昭寿寓同登之盛。”［26］
以上诗、谕，将乾隆帝这位疼爱幼孙、元孙之情，非常生动地跃现于人们眼前，他可真是一位慈爱可亲的老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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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高宗实录》卷858，页10、11、12、13。
［2］《清高宗实录》卷858,页10,11,12。
［3］《清高宗实录》卷858，页12,13。
［4］《啸亭杂录》卷1，《禁抑宗藩》卷6，《和王预凶》。
［5］《清高宗实录》卷1324，页12、13、14。
［6］《清高宗实录》卷1324，页16、17、18,35。
［7］《清高宗实录》卷760，页11、12、13、14。
［8］《清高宗实录》卷360,页22,23。
［9］《啸亭续录》卷5，《庆僖王》。
［10］《清高宗实录》卷22，页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