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清高宗实录》卷78,页31、32。
［12］《清高宗实录》卷305,页33。
［13］《清高宗实录》卷305,页33、34。
［14］《清高宗实录》卷743，页21，卷756，页10：《啸亭续录》卷2，《荣恪亲王》。
［15］《啸亭杂录》卷2，《成王书法》，《啸亭续录》卷5，《成哲王》。
［16］《啸亭续录》卷1，《红绒结顶冠》。
［17］《檐曝杂记》卷1，《皇子善射》。
［18］《啸亭续录》卷5，《定恭王》。
［19］《清高宗实录》卷1196,页13。
［20］《清高宗实录》卷1202，页24。
［21］《清高宗实录》卷1223，页1、2。
［22］《清高宗实录》卷1223，页2。
［23］《清高宗实录》卷1334，页19。
［24］《清高宗实录》卷1335，页7、8。
［25］《清高宗实录》卷1384,页21、22。
［26］《清高宗实录》卷1384,页21、22。
“友爱昆仲” “体恤天潢”
第二节 “友爱昆仲” “体恤天潢”
一、优遇和王、果王
乾隆帝在对待弟兄关系及宗室的问题上，充分吸取了前朝的经验教训，处理较好。他一共有九个弟兄，其中六位早死，三兄弘时因“放纵不谨”，被雍正帝削宗籍，只有五弟弘昼、六弟弘瞻长大成人封授王爵。
弘昼于雍正十一年与四兄弘历同时被父皇封为亲王，弘历为宝亲王，弘昼为和亲王。十三年弘昼又与弘历同时被委任办理苗疆事务，二人总领其事。乾隆皇帝弘历即位后，对弘昼“甚友爱”，授其为议政王，“将宪皇所遗雍邸旧赀全赐之”，故弘昼“甚富饶”。然而弘昼“性骄奢”，贱视王公大臣，“尝以微故，殴果毅公讷亲于朝”，弘瞻于乾隆三年出继与果毅亲王允礼，袭封亲王。
乾隆帝对和、果二王十分优待，常召其“陪膳侍宴，赋诗饮酒，殆无虚日”，但在政治上则要求很严，“必时加训迪，不许干预政事”。原礼亲王昭梿对和亲王弘昼之骄横少礼及帝之优容，讲了这样一件事：“和恭王少时骄抗，上每多优容。尝命王监试八旗子弟于正大光明殿，日已晡，上尚未退朝，恭王请上退食。上以士子积习疲玩，未之许，王激烈曰：上疑吾买嘱士子心耶？上怡然退。傅文忠责王曰：此岂人臣之所宜语？王始悔悟，次日免冠请罪。上方云：昨朕若答一语，汝身应粉齑矣！其言虽戆，心实友爱，故朕恕之，然他日慎勿作此语也。友爱如初。”［1］
果亲王弘瞻“善诗词”，“雅好藏书”，“幼受业于沈确士尚书，故词宗归于正音，不为凡响。居家尚节俭，俸饷之积，至充栋宇。王每早披衣起，巡视各下属，有不法者，立杖责之，故众皆畏惧，无敢为非者”。弘瞻爱财，“善居积”，以开煤窑而夺民产，从帝南巡时，嘱两淮盐政高恒鬻人参牟利，又命织造关差送来绸缎、玩器，贱予其值，还让其门客“干请政事”。乾隆二十八年五月初五日圆明园九州清宴发生火灾，弘瞻迟到，与诸皇子见面时，无忧戚之感，“谈笑露齿”，为帝看见，颇为不满。乾隆帝见其种种非理行为，决定予以裁抑，遂于五月十三日下达长谕，历数其过说：“果亲王弘瞻，以朕幼弟，自孩提养育，迄于成人，乃不知祇遵朕训，承受朕恩”，屡次犯过，罔知绳检。“如从前开设煤窑，占夺民产”，奉命前往盛京恭送玉牒时，“谩奏先赴行围等候”，“种种谬戾乖张，难以毛举。朕皆以年幼无知，不忍遽治其罪，曲加训饬，冀可就悛，讵意庸妄日增，非法干求，迹更彰著，其所关于家法朝纲人心风纪为甚大，有不得不与内外臣工恺切宣示者”。两淮盐政高恒奉旨严词诘责后奏称，弘瞻令护卫引导欠其债的买卖人江某至高恒家，“托其带往扬州卖参牟利”。此事“深骇听闻，恐平日似此行为，不仅止是”，当命简亲王、诚亲王、和亲王会同军机大臣，查讯其护卫、太监，逐一供出，“弘瞻始据实一一开出，与所讯之供无异。竟至于各处织造关差等，俱有略给价值，派办绣缎什器，不一而足。其最可异者，朕特命大臣拣选官员，此何等事，弘瞻竟以门下私人，关说挑取，请托阿里衮，虽阿里衮执法力拒，而弘瞻冥心干与国政，毫无顾忌；一至于此，此风一长，将内务府旗员之不已，外而满汉职官，内而部院司寺，势将何所不有？且高恒等于弘瞻尚如此顾忌，则将来诸皇子若效其所为，谁复有奏朕者，朕实为之寒心”。果毅亲王（允礼）在皇考时，“任事最久，赏赉亦最优，诸王中较为殷富。弘瞻既得嗣封，租税所入，给用以外，每岁赢余，不啻巨万，何至交给侵渔，不畏科条，不顾颜面，竟至此极耶”？又弘瞻坐拥厚赀，对母妃不尽孝道，圆明园中失火，迟迟进园，“且嬉笑如常，毫不关念”。“弘瞻如此恣肆失检，朕若不加做诫，将使康熙末年之劣习，自今复萌，朕甚惧焉”。今王大臣合词公请削其爵职，“朕仍推同气之恩，从宽革去王爵，赏给贝勒，永远停俸，以观后效。其兼摄都统并内廷行走及管理造办处、圆明园各执掌，概行解退”。［2］
乾隆帝又于同一谕中指责和亲王弘昼失礼说：和亲王与弘瞻恭诣皇太宫清安时，“其仪节僭妄，尤非情理所有”，二人竟直于皇太后宝座之旁，“膝席而跪坐，按以尺寸，即朕请安所跪坐之地也，是尚知有天泽之辨哉”？和亲王于皇太后前跪坐无状，著罚王俸三年。将此通谕中外，明示炯戒。［3］
弘赡经此惩斥后，“闭门谢客，抑郁生疾”，乾隆三十年初病笃，帝亲往抚视，弘瞻“叩首衾裯间，惟谢过自责而已”，帝执其手，“痛曰：朕以汝年少，故稍加拂拭，以格汝性，何期汝愧恧之若此？”，因复封其为郡王。三月初八日弘瞻病故，帝时南巡，在金山行宫闻悉，即降谕说：“朕启銮时，闻伊病重，朕即加恩封为郡王，原期伊闻之欣悦，病可速痊。今闻薨逝，深为惋悼，著加恩一切应办事宜，俱依亲王例办理，遣六阿哥成服，其余阿哥等于祭祀日前往”。［4］帝随即又因弘瞻之二子尚幼，长史永兴不能办理王府家务，遣内务府总管大臣英廉前往料理，以免王府太监借端侵渔，又命传集固伦公主，和硕福晋以下，县君、奉恩将军之妻以上致悼。帝返京后复亲临其殡所赐奠。
二、平反睿王“谋逆”等冤案
乾隆帝对于宗室族亦颇为体恤，曾谕令宗人府详细抚恤“失产无以自活”的贫乏宗室，分别等次，最贫者赏银三百两，次者减半，“命其回赎田产，以资生理”。又念其婚丧事件无所赡仰，故令遇有婚嫁者，赐银一百二十两，死丧者，赐银二百两，“以为妆、赙之费”，“实体恤天潢，无所不至。”［5］他还于乾隆四十七年“普宴宗室于乾清宫，近三千余人，极一时之盛”。［6］
乾隆帝对宗室的最大“体恤”，更在于他敢推翻列祖列宗钦定的冤案，或予以彻底平反昭雪，或给予宽待，这方面的决定性措施，是在乾隆四十三年采取的。此时，乾隆帝创造了赫赫的“文治武功”，出现了“大清国全盛之势”的“盛世”，群臣恭颂皇上为天纵英武的贤君明主，这为他采取重大行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主要是推翻了皇曾祖顺治帝福临钦定的睿王“叛逆”案，修改了皇父雍正帝胤禛钦定的阿其那、塞思黑“悖逆”案。雍正帝谕定皇八弟允禩、皇九弟允禟结党横行、窥窃大宝，犯了“悖逆”大罪，削爵更名黜宗籍，乾隆帝虽不敢显然违抗皇父之旨，但却对其作了重大的修改，认为二人“未尝无隐然悖逆之心，特未有显然悖逆之迹”，并声称雍正帝晚年“屡向谕及此事，辄愀然不乐，意颇悔之”，故现在谕令，“复其原名，收入玉牒”，两人子孙亦“一并叙入”。［7］
所谓睿王“谋逆”案，是清朝前期的一件特大冤案。和硕睿亲王多尔衮于顺治元年四月统军进关，打败李自成、张献忠部农民军，消灭南明政权，统一全国，使其年方六龄的幼侄福临从局处东北一隅的辽东王，一跃而为入主中原的大清万岁爷。这样一位立下开国定鼎特大功勋的王爷，竟因其恃功揽权位至皇父摄政王，而被福临及其以权术见长的不坚定的支持者郑亲王济尔哈朗视为眼中钉，一待其病故，即定其犯了“谋逆”大罪，掘坟焚尸削爵黜宗籍。其同母弟辅政德豫亲王多锋虽也立下大功，并已先卒，也连坐降为郡王。此举当时即引起朝野不满，一等子许尔安、吏科副理事官彭长庚公开上疏赞颂睿王之功，请复其爵号，虽经顺治帝严斥，将其革职削爵流放宁古塔，压下了反对者的议论，但事实毕竞是事实，此案一直遭人谴责。
由于睿王“谋逆”案是顺治帝钦定的，一百余年无人敢涉及此事，这次乾隆帝冒着违犯先祖的风险，毅然正式推翻这一特大冤案，对睿王多尔衮予以平反昭雪，复睿王的亲王原爵。他于乾隆四十三年正月初十日，下了一道长谕，宣布追复睿亲王多尔衰封爵，恢复开国王公原有封号，并让他们配享于太庙。现将其讲述昭雪睿王之谕摘录如下：
“睦亲彰善，王政宜先，继绝昭屈，圣经所重。……因念睿亲王多尔衮当开国时首先统众入关，扫荡贼氛，肃请宫禁，分遣诸王追歼流寇，抚定疆陲，一切创制规模，皆所经画，寻即奉迎世祖车驾入都，定国开基，以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顾以摄政有年，威福不无专擅，诸王大臣未免畏而忌之，遂致殁后为苏克萨阿等所构，授款于其属人首告，诬以谋逆，经诸王定罪除封，其时我世祖章皇帝实尚在冲龄，未尝亲政也。夫睿王果萌异志，则方兵权在握何事不可为，且吴三桂之所迎，胜国旧臣之所奉，止知有摄政王耳，其势更无难号召，……乃不于彼时因利乘便，直至身后以敛服僭用明黄龙衮，指为觊觎之证，有是情理乎？况英亲王阿济格其同母兄也，……（当其有过时，睿王即）令议其罪，降为郡王，平日办理政务秉公持正若此，是果有叛志无叛志乎？又实录载睿王集诸王贝勒贝子公大臣等，遣人传语曰：今观诸王贝勒大臣但知谄媚于予，未见有尊崇皇上者，予岂能容此。昔太宗升遐，嗣君未立，英王、豫王跪请予即尊位，予曰：尔等若如此言，予当自刎，誓死不从，遂奉皇上讚承大统。似此危疑之时，以予为君，予尚不可，今乃不敬皇上而媚予，予何能容。自今以后，有尽忠皇上者，予用之爱之，其不尽忠不敬事皇上者，虽媚予，予不尔宥也。……每览实录至此，未尝不为之坠泪，则王之立心行事，实能笃忠荩，感厚恩，深明君臣大义，尤为史册所罕觏，……乃令王之身后久抱不白之冤于泉壤，心甚悯焉。假令当时王之逆迹稍有左验，削除之罪果出于我世祖圣裁，朕亦宁敢复翻成案，乃实由宵小奸谋，构成冤狱，而王之政绩，载在实录者，皆有大功而无叛逆之迹，又岂可不为之昭雪乎！……朕以为应加恩复还睿亲王封号，追谥曰忠，补入玉牒，并令补继袭封，照亲王园寝制度，修其茔墓，仍令太常寺春秋致祭。”［8］
乾隆帝此举，非常果断，十分明智，颇得人心，对“盛世”起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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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啸亭杂录》卷1，《友爱昆仲》。
［2］《清高宗实录》卷686，页19-25。
［3］《清高宗实录》卷686，页24、25。
［4］《清高宗实录》卷732，页15；《啸亭杂录》卷1,《友爱昆仲》。
［5］《啸亭杂录》卷7，《宗室婚嫁》。
［6］《清高宗实录》卷1500，页10；《啸亭续录》卷1,《宗室宴》。
［7］《清高宗实录》卷1048，页17、18。
［8］《清高宗实录》卷1048,页8、9、10、11、12。
敬重元后 宠爱香妃
第三节 敬重元后 宠爱香妃
一、孝贤皇后富察氏
乾隆帝的元后是孝贤纯皇后富察氏。富察氏出身名门世家，其曾祖父哈什屯，从太宗征战有功，袭牛录，任礼部副理事官，顺治时任至内大臣、议政大臣，进世职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一等男）加拖沙喇哈番，又加太子太保，坚决拥护世祖，不附从摄政王多尔衮。富察氏的祖父米思翰是康熙帝的亲信大臣，历任内务府总管、礼部侍郎、户部尚书，兼议政大臣。富察氏的父亲李荣保袭父世职，任至察哈尔总管，其兄马齐蒙圣祖赏识宠信，历任巡抚、左都御史、兵部尚书兼议政大臣，康熙三十八年晋大学士，后又晋二等伯。其弟马武历任内务府总管、都统、领待卫内大臣。
富察氏于雍正五年被世宗册为皇四子弘历的嫡福晋。乾隆二年十二月初四日，乾隆帝身著礼服，御太和殿，宣读制书，命大学士鄂尔泰为正使、户部尚书海望为副使，持节，赉册宝，册立嫡妃富察氏为皇后。第二日，以册立皇后礼成，颁诏天下。诏书说：“朕惟位昭天地，乾行与坤顺同功，治洽家邦，壸政与朝章并肃。……恭奉圣母崇庆皇太后懿旨，以嫡妃富察氏秀毓华门，礼娴内则，柔慎秉于粹性，温恭著乎令仪，殚诚敬以事庭闱，孝同孺慕，抒恪勤而持禁掖，德懋纯修，……允宜册立为皇后”，并沛施恩惠。王公以下至奉恩将军及闲散宗室，民公侯伯以下二品大臣以上命妇，俱加恩赏赐。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四十以上从小系夫妇者，给与恩典。除十恶及谋杀、故杀不赦外之犯法妇人，查与赦免。
皇后“性贤淑节俭”，孝顺太后，与帝相处融洽，为帝敬重。史称其“上侍孝圣宪皇后（即帝之母），恪尽妇职。正位中宫十有三载，珠翠等饰，未尝佩戴，惟插通草织绒等花，以为修饰。又以金银线索缉成佩囊，殊为暴殄用物，故岁时进呈纯皇帝荷包，”惟以鹿羔绒毛缉为佩囊，“仿诸先世关外之制，以寓不忘本之意，纯皇帝每加敬礼”。［1］大学士阿桂曾对孝贤皇后笃爱皇上之情，讲了这样一件事：“纯圣壮年，曾患癤，甫愈，医云：须养百日，元气可复。孝贤皇后闻知，每夕于上寝宫外居住奉待，百日满后，始回宫。”［2］
乾隆十三年二月，帝奉太后率皇后东巡，至山东，谒孔林，诣少昊陵、周公庙致祭，登岱，幸济南府，观趵突泉，阅兵，三月初八日从济南回銮，十一日至德州登舟，当日亥刻皇后去世，终年三十七岁。帝诣太后御舟奏闻，“皇太后临视，悲恸良久”。第二日乾隆帝降谕说：“皇后同朕奉皇太后东巡，诸礼已毕，忽在济南微感寒疾，将息数天，已觉渐愈，诚恐久驻劳众，重廑圣母之念，劝朕回銮。朕亦以肤疴已痊，途次亦可将息，因命车驾还京，今至德州水程，忽遭变故。言念大行皇后乃皇考恩命作配朕躬，二十二年以来，诚敬皇考，孝奉圣母，事朕尽礼，待下极仁，此亦宫中府中所尽知者。”［3］
乾隆帝十分悲痛，谕令大办丧事，典礼极为隆重。大行皇后梓宫送到北京长春宫，帝亲临视，皇子祭酒，王以下文武官员齐集举哀行礼。皇帝持服用素绸，九日辍朝。妃殡以下，皇子、皇子福晋咸服白布，截发辫，剪发。王以下文武官员，公主、福晋以下乡君、奉恩将军恭人以上，民公侯伯一品夫人以下，侍郎、男夫人以上，皇后娘家男妇，等等人员，俱成服，齐集举哀。外藩额驸、王、公、台吉、公主、福晋、郡主及朝鲜等国使臣于服内来京者，亦成服，每日三次奠献。诸王以下文武官员俱斋宿二十七日。
乾隆帝“深为哀恸”，亲作輓诗，诗中有“圣慈深忆孝，宫壸尽称贤”两句，并下谕礼部说：“思惟孝贤二字之嘉名，实该皇后一生之淑德，应谥为孝贤皇后”。［4］
乾隆帝又亲写《述悲赋》：
“《易》何以首《乾坤》？《诗》何以首《关雎》？惟人伦之伊始，固天俪之与齐。念懿后之作配，廿二年而于斯。痛一旦之永诀，隔阴阳而莫知。昔皇考之命偶，用抡德于名门。俾述予而尸藻，定嘉礼于渭滨。在青宫而养德，即治壸而淑身。纵糟糠之未历，实同甘而共辛。乃其正位坤宁，克赞乾清。奉慈闲之温凊，为九卿之仪型。……嗟予命之不辰兮，痛元嫡之违弃。致黯然以内伤兮，遂邈尔而长逝。……呜乎，悲莫悲兮生别离，失内位兮孰予随？入椒房兮阒寂，披凤幄兮空垂。春风秋月兮尽于此已，夏日冬夜兮知复何时？”［5］
爱妻孝贤皇后之死及三个月前皇后之第二嫡子永琮之殇，使乾隆帝悲痛万分，因而性情暴躁，对办理丧仪欠妥、不敬皇后的人严加惩责。大阿哥永潢因迎丧失礼遭斥，管理翰林院的刑部尚书阿克敦以大行皇后册文误将“皇妣”译为“先太后”满文而被判处斩监候，刑部尚书、侍郎盛安等官全部革职留任，工部尚书、侍郎因办理皇后册宝，“制造甚属粗陋”而均遭诫责，侍郎索柱连降三级。一大批官员“违制”，于百日之内剃发，遭到重惩，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湖广总督塞楞额被帝斥为“丧心悖逆”，“弃常蔑礼”，“丧心病狂”，而勒令自尽。［6］因后之丧仪而分别遭帝斥责、降级、革职、罚俸、赐死的，有大学士、尚书、侍郎、总督、巡抚张廷玉、高斌、尹继善、汪由敦等等官员，可见帝对孝贤皇后之笃爱及哀悼。
孝贤后生永琏、永琮二子，皆殇，一女亦殇，另一女封固伦和敬公主，于乾隆十二年下嫁科尔泌辅国公色布腾巴尔珠尔额驸。十七年色布腾巴尔珠尔进袭亲王，二十年蒙帝赐双俸，增护卫。固伦和敬公主于乾隆五十七年去世，享年六十一岁。
二、香妃、惇妃和慧贤皇贵妃
乾隆帝除孝贤皇后以外，还先后册立了两位皇后，封了十余位妃子。第二位皇后是那拉氏。孝贤皇后于乾隆十三年三月去世以后，因宫中无人统摄，于七月册立娴贵妃那拉氏为皇贵妃，摄六宫事，十五年又册立为后，帝后之间不甚融洽，三十年皇后从帝南巡，至杭州，“忤上旨，后剪允，上益不怿，命后先还京师”。三十一年七月后卒，乾隆帝谕命丧仪按皇贵妃办理。第三位皇后是魏佳氏，系死后追册为后的。魏佳氏娘家本是汉人，入于内务府当包衣，隶内务府内管领下，父清泰当了一个芝麻小官内管领。魏佳氏随奉乾隆帝后，初为贵人，历进令嫔、令妃、令贵妃，乾隆二十五年生皇十五子颙琰，三十年进令皇贵妃，四十年卒，年四十九岁。魏佳氏生四子二女，长子、四子殇，次子顒琰，三子庆亲王永璘。长女固伦和静公主下嫁喀尔喀额驸超勇亲王策凌之孙拉旺多尔济，袭亲王爵，历任领侍卫内大臣、都统；次女和硕和恪公主，下嫁协办大学士、一等武毅谋勇公兆惠之子扎兰泰，袭公爵。魏佳氏死后二十年，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帝以立颙琰为皇太子，命赠其生母令懿皇贵妃为孝仪皇后，升祔奉先殿，列孝贤皇后之次。
在十余位妃子中，乾隆帝喜欢的是慧贤皇贵妃高佳氏、容妃霍卓氏和惇妃汪氏。高佳氏原姓高，其父高斌是内务府旗人，雍正元年授内务府主事，再迁郎中，出管苏州织造，六年进广东布政使，转调浙江、江苏、河南等省，九年迁河东副总河，十年调两淮盐政兼署江宁织造，十一年署江南河道总督，十三年实授。高斌家因慧贤贵妃之故，抬入满洲镶黄旗，改姓为高佳氏。
高佳氏为弘历之侧福晋。乾隆二年十二月初四日，乾隆帝命大学士张廷玉为正使、内阁学士索柱为副使，册封高佳氏为贵妃。册文说：“尔庶妃高氏，笃生名族，克备令仪，持敬慎以禔躬，秉柔嘉而成性，……兹仰承皇太后慈谕，以册宝封尔为贵妃。”［7］几年以后，高佳氏去世，尊谥为慧贤皇贵妃。
容妃霍卓氏（亦写为和卓氏）是乾隆帝在一段时间中最为宠爱之妃。容妃即民间传说的香妃，言其艳丽多姿，美貌绝伦，兼身有奇香，所著衣服洗涤之后，水皆芬香扑鼻。民国初年有人杜撰的“野史”，称其系“回部”小和卓霍集占之妻，与霍集占同被献俘京师，因“帝夙知霍妻绝色”，提入宫中，封为妃子。亦有文述其系回部王妃，被送入宫中后欲杀帝报仇，为太后赐死。此皆不可信。容妃系回部名门之女。当时回部上层人物称为和卓、伯克，乾隆帝在用兵回部前后，不止一次下谕，劝谕各回城和卓、伯克来归，不少和卓、伯克遵奉帝旨，踊跃来投，后又从征大小和卓，因而论功受封爵职。像居住吐鲁番的额敏和卓，乾隆二十一年由辅国公晋镇国公再晋贝子，二十三年晋贝勒，旋被帝赐予郡王品级，当上了仅次于亲王的郡王。
容妃是新疆秉持回教始祖派噶不巴尔的后裔，世居叶尔羌，父系阿里和卓。容妃之兄图尔都因不满大、小和卓霍集占弟兄欲搞封建割据反对清朝，而将全家迁往天山北路的伊犁居住。乾隆二十二年五月霍集占弟兄二人兴兵叛乱，第二年清军到达叶尔羌，图尔都随五叔额色尹及堂兄玛木特跟随清军作战，为平定霍集占的叛乱立下了功劳。他们也于二十四年为帝召入京师，第二年被正式安置于北京长住。额色尹被封为辅国公，图尔都于二十四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二十七年晋辅国公，四十四年卒，爵由其子托克托袭封，玛木特授扎萨克一等台吉。
容妃进宫的时间，有两种说法。一说是于乾隆二十三年春天以前，因帝为妃居住而特筑的宝月楼，在这年春天修建，秋天落成。帝为此特写《宝月楼记》一文：“宝月楼者，介于瀛台南岸适中，北对迎薰亭，亭台皆胜国遗址，岁时修葺增减，无大营造。顾掖池南岸，逼近皇城，长以二百丈计，阔以四丈记，地既狭，前朝未置宫室，每临台南望，嫌其直长鲜屏蔽，则命奉宸，既景既相，约之椓椓。鸠工戊寅之春，落成是岁之秋。……楼之义无穷，而独名之曰宝月者，池与月适当其前，抑亦有乎广寒之庭也，”［8］另一种说法是乾隆二十五年。这一年，容妃随六叔帕尔萨及堂兄玛木特之子巴巴等家属到达京师，并于六月首次以“和贵人”的封号出现于宫中，接受帝赏赐的鲜荔枝，时妃二十七岁。［9］这两种说法都有相当充足的根据，可见前述野史之言容妃为霍集占之妻被抢入宫中，是荒诞无稽的。
容妃极受乾隆帝宠爱。乾隆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帝命兵部尚书阿里衰为正使，礼部侍郎五吉为副使，册封霍卓氏为容嫔。册文说：“……尔霍卓氏，秉心克慎，奉职惟勤，壸范端庄，礼容愉婉，深严拓馆，曾参三缫之仪，肃穆兰宫，允称九殡之列。兹仰承皇太后慈谕，册封尔为容嫔，法四星于碧波，象服攸加，贲五色于丹霄，龙章载锡，尚敬承夫恩渥，益克懋夫芳徽。”［10］三十三年十月初六日，帝又命大学士尹继善为正使、内阁学士迈拉逊为副使，册封容嫔霍卓氏为容妃。册文说：“……尔容嫔霍卓氏，端谨持躬，柔嘉表则，秉小心而有恪久，勤服事于慈闱，供内职以无违，夙协箴规于如史。兹奉皇太后慈谕，封尔为容妃，尚其仰承锡命……”［11］
乾隆帝经常赏赐容妃以地方进贡的蜜荔枝、哈密瓜、绿葡萄干、白葡萄子等果品。帝出巡时，常带容妃同行。乾隆三十年，妃陪帝南巡，到过苏州、杭州、江宁、扬州，帝按照回部习俗，赏赐容妃羊肚片，羊他他士、酒炖羊肉以及苏州糕等等食物。容妃还曾随帝东巡泰山、曲阜，恭竭盛京祖陵。她四十寿辰时，帝特赐她无量寿佛、玉如意、青玉寿星、玛瑙灵芝杯等物品。五十大寿时，帝又赐她如意一盒、古玩九件、锦缎九匹、银元宝九个。乾隆帝对容妃之极其宠爱，还表现在特别照顾其家乡习俗和思乡之情，让容妃常著回服，封妃之时特为其做天鹅绒朝冠、染貂朝冠、吉服袍褂、金龙绣九龙袍，经常赏赐其新疆果品，并于宝月楼墙外特建“回子营”，建回教礼拜寺，让“回人”居住。
乾隆帝写了很多关于宝月楼的诗，其中有专门注解“回营”之句。比如，乾隆二十七年的一首诗：“淑气渐和凝，高楼拾级登。北杓已东转，西宇向南凭。（自注：楼临长安街，街南俾移来西域回部居之。室宇即其制。）”二十八年新年他又作了一首宝月楼诗，加了注解：“冬冰俯北沼，春阁出南城。（自注：楼近倚皇城南墙。）宝月昔时记，（自注：向作宝月楼记粘壁。）韶年今日迎。屏文新弗录，镜影大光明。鳞次居回部，（自注：墙外西长安街，内属回人衡宇相望，人称回子营。新建礼拜寺，正与楼对。）安西系远情。”［12］帝特于临街筑宝月楼以居容妃，又特于墙外建“回子营”修礼拜寺，以及亲写许多首关于宝月楼之诗，这一切充分表明了乾隆帝对容妃是何等的宠爱。
容妃于乾隆五十三年四月十九日因病去世，享年五十五岁。临终之前，她把全部衣物和珍贵的首饰分别赠与朝夕相处的妃嫔和本宫女子及娘家的叔、婶、嫂、姐妹，留为纪念。乾隆帝非常悲痛，谕令隆重办理丧事：皇上辍朝三日。皇子以下，宗室似下，三日内咸素服，不祭神。妃初薨日，亲王以下，奉恩将军以上，民公侯伯以下，二品官、子以上，公主、福晋以下，县君、奉恩将军妻一品夫人以上，齐集举哀。妃之金棺奉移殡宫，行初祭礼，用金银锭七万，楮钱七万，画缎千端，楮帛九千，等等。
乾隆帝对惇妃汪氏也比较宠爱。汪氏于乾隆四十年正月为六十五岁的皇上生下最小的公主皇十女固伦和孝公主。惇妃性格暴躁，虐待下人，于四十三年十一月竟将宫女殴打致死。乾隆帝获悉后非常愤怒，于十二月初八日召集诸皇子及军机大臣，下达长谕，严厉斥责惇妃之过，降其为殡，并训诫诸皇子以此为鉴，禁止纵性滥邢殴弊奴婢。此谕对了解乾隆帝之治家待奴，颇有价值，现摘录如下：
“昨惇妃将伊宫内使唤女子责处致毙，事属罕见，尔等想应闻知。前此妃嫔内，间有气性不好，痛殴婢女，致令情急轻生者，虽为主位之人不宜过于狠虐，而死者究系窘迫自戕，然一经奏闻，无不量其情节惩治，从未有妃嫔将使女毒殴立毙之事。令惇妃此案若不从重办理，于情法未为平允，且不足使各位宫闱之人咸知警畏。况满汉大臣官员将家奴不依法决罚殴责立毙者，皆系按其情事分别议处，重则革职，轻则降调，定例森然，朕岂敢稍存歧视。惇妃即著降封为嫔，以示惩儆，并令妃嫔等嗣后当引以为戒，毋蹈覆辄，自干重戾。朕办理此事，准情酌理，惟协于公当，恐外间无识之徒或有窃以为过重者，不知朕心已觉从宽，事关人命，其得罪本属不轻，第念其曾育公主，故量从末减耳，若就案情而论，即将伊位号摈弃，亦岂得为过当乎？朕临御四十三年以来，从不肯有溺爱徇情之事，尔众皇子及众大臣皆所深知。即如惇妃，平日受朕恩眷较优。今既有过犯，即不能复为曲宥。……诸皇子各有福晋、格格，家庭之事，当法朕于宫闹，不稍溺爱徇情。……诸皇子当遵朕此谕，咸知效法，倘或管教不严，及自行任性毒殴致死奴婢者，朕一有所闻，必不轻恕。……将此旨交总管内务府大臣，传谕内府诸人知之，并著缮录一通，交尚书房、敬事房存记，令诸皇子共知警省，永远遵奉。”［13］
清人笔记还载有乾隆帝纳银妃之事。其文称：银妃是山东青州人，乳名珠儿，父死母贫，送与同里黄某为义女，故姓黄。珠儿貌美，“艳名益著”。乾隆帝南巡经过山东时，有人向帝推荐，帝“手谕鲁抚，命与黄婉商，欲迎珠儿入宫。鲁抚奉谕造黄，出手谕。黄北向叩首应命，次日辇珠儿入都”。帝将珠儿初安置于坤宁宫，复恐太后知，又匿于四知书屋”，“敕封银妃”。黄某赴京，见到皇上以后，帝命返鲁，且言“已有密旨至济南矣”。黄某返乡，“则居宅一新，又有良田美地，簿录万数，文武百官皆郊迎请圣安。黄至是遂以富称于乡”。银妃甚为帝宠。“越数年，征回部，获香妃。香妃初入，与银妃同宫，居未久，香妃迁他宫，高宗时幸之，有所赐，亦优于银妃。香妃死，高宗大哭至病目，而弃银妃若敝屣矣”。“然此实道路传闻之傅会，未可信也”。［14］
总的看来，乾隆帝对孝贤皇后富察氏、容妃霍卓氏、慧贤皇贵妃高佳氏，以及惇妃汪氏，是颇有深情的，就此而言，说他是位英明天子多情君，不为无因，但传说中的所谓风流天子为色出巡，则显然是根据不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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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啸亭续录》卷1，《纯皇后之资德》。
［2］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9,《孝贤皇后》。
［3］《清高宗实录》卷310,页26、27。
［4］《清高宗实录》卷311，页14。
［5］《清史稿》卷214，《后妃传·孝贤纯皇后》。
［6］《清高宗实录》318，页22、23；卷319,页27-31；卷321，页1-5、20-22。
［7］《清高宗实录》卷58，页3、4。
［8］孟森：《香妃考释》。
［9］于善浦：《关于香妃传说的辨伪》，载《清宫轶事》。
［10］《清高宗实录》卷661，页4、5。
［11］《清高宗实录》卷820,页12。
［12］转引自孟森：《香妃实》。
［13］《清高宗实录》卷1070,页33、34、35、36。
［14］《清稗类钞》第1册，第065页，《高宗纳银妃》。
自诩千古明君 佞臣乘虚而入
第十五章 盛极渐衰 英君病逝
第一节 自诩千古明君 佞臣乘虚而入
一、《御制古稀说》
乾隆末年奸相和珅专权乱政，朝事大坏，促进了“康乾盛世”由盛转衰。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一个颇为有趣且更能深刻揭示当时社会进程的重大问题，则尚未得到解答。这个问题就是乾隆帝为什么要重用和珅？有的野史作者回答说，和珅酷肖帝之已死的某位宠妃，是该宠妃的转世，此说当然难以成立。有的文人说，和珅因在一次偶然的场合中善于对答，从而博得了皇上的欢心。此说有其道理，但一次回答合旨，并不能使其终生享用，更不能象和珅这样位极人臣，势倾朝野。要知道，乾隆帝不是乐不思蜀的亡国之君阿斗，也不是谕令以野菜度日的饥民食肉糜的蠢君晋惠帝，而是执政六十三年文治武功兼备的英君，他为什么会犯此大错？看来还得从乾隆帝本人找出其奥秘所在，最主要的是分析其晚年的性格、方针及其对待时局的看法与对策。下述的两篇御制文章和一道上谕，是解此难题的极好材料。第一篇文章是《御制古稀说》。
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十三日，年满七十高寿的乾隆帝在承德避暑山庄的澹泊敬诚殿，接受扈从王、公、大臣、官员和蒙古王、公、贝勒、额驸、台吉，以及杜尔伯特汗玛克苏尔扎布、土尔扈特汗策凌纳木扎勒、乌梁海散秩大臣伊素特、回部郡王霍集斯、金川木坪宣慰司、朝鲜使臣等的庆贺。江苏学政彭元瑞因恭遇皇上七旬万寿、御制古稀天子之宝，撰进颂册，乾隆帝十分欢喜，对其予以奖赉，并御制古稀说：
“余以今年登七帙，因用杜甫句，刻古稀天子之宝。……古人有言，颂不忘规。兹元瑞之九颂，徒见其颂，而未见其规，在元瑞为得半而失半，然使予观其颂，洋洋自满，遂以为诚若此，则不但失半，又且失全，予何肯如是。夫由斯不自满，歉然若有所不足之意充之，以是为敬天之本，必益凛旦明，毋欢或逾也。以是为法祖之规，必思继前烈，而慎聪听也。以是勤民，庶无始终之变耳。以是典学为实学，以是奋武非黩武，以是筹边非凿空，以是制作非虚饰。若夫用人行政，旰食宵衣，孰不以是为慎修思永之枢机乎。如是而观元瑞之九颂，方且益深予临渊履薄之戒，则其颂也，即规也。
更倦思之，三代以上弗论矣，三代以下，为天子而寿登古稀者，才得六人，已见之近作失。至乎得国之正，扩土之广，臣服之普，民庶之安，虽非大当，可谓小康。且前代所以亡国者，曰强藩，曰外患，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无一仿佛者。即所谓得古稀之六帝，元、明二祖，为创业之君，礼乐政刑有未遑焉。其余四帝，予所不足为法，而其时其政，亦岂有若今日哉，是诚古稀而已矣。夫值此古稀者，非上天所赐乎。天赐古稀于予，而予设弗以敬承之，弗励慎终如始之志，以竭力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古云适百里者半九十里，栗栗危惧，诚恐耄荒而有所陨越，将孤天恩，予又何敢如是。然则元瑞九颂，有裨于予者大焉，故为之说如右。”［1］
乾隆帝在此文中，将自己的性格、志向、态度讲得非常清楚，姑且略述一二。其一，千古一君。三代以下，年过古稀之天子仅有七人，四君是不足为法的庸碌之辈，元世祖忽必烈灭南宋，亡金国，入主中原，定都北京，明太祖朱元璋扫平群雄，驱逐元顺帝，统一全国，二君皆有建树，但“礼乐政刑有未遑焉”，言下之意，当然我乾隆帝弘历是千古之中惟一的年登古稀之英君明主。
其二，“小康之世”。三代以下数千年，先后出现过许多国家，多次改朝换代，其中虽不无有为之主和强盛之国，但若论“得国之正，扩土之广，臣服之普，民庶之安”，还算今朝。
其三，朝政清明。强藩欺主，外患频仍，权臣当道，外戚擅权，后妃误国，太监乱政，奸宦窃威，佞臣骗君，等等祸害，曾使多少君主蒙尘，宫阙换色，如今这些皆不存在，乌烟瘴气一扫而空。
其四，不骄不停，乘胜前进。虽蒙皇天眷佑，赐与小康之政，且年登古稀之寿，但不能因此而自满而停滞，现在仅系“小康”，还需不断努力，一定要“励慎终如始之志，以竭力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否则，行百里半九十，因耄荒而陨越，就要辜负天恩了。因此要以彭元瑞之九颂为规为励，必将大有补益。
简而言之，此时的古稀之君弘历，还是颇为明智的，壮志未泯，雄心未已，还在继续励精图治，欲建更大功勋。当然，他已相当自负了，而且，这一毛病更逐渐恶性膨胀，致成大害。
二、《御制十全记》
乾隆五十七年十月一初三日，八十二岁的乾隆皇帝因允准廓尔喀国王拉特纳巴都尔修贡停兵议和，亲撰《十全记》，记述执政以来的“十全武功”，谕令军机大臣将此文缮写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建盖碑亭，“以昭武功而垂久远”。其文如下：
“《御制十全记》曰：昨准廓尔喀归降，命凯旋归师诗有‘十全大武扬’之句，盖引而未发，兹特叙而记之。夫记者志也，虞书朕志先定乃在心，周礼春官掌邦国之志乃在事。……则予之十全武功，庶几有契于斯而可志以记之乎。十功者，平准噶尔为二，定回部为一，扫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即今之受廓尔喀降，合为十，其内地之三叛么么，弗屑数也。前己酉廓尔喀之降，盖因彼扰藏边界，发偏师以问罪，而所遣鄂辉等未宣我武，巴忠乃迁就完事，致彼弗惧，而去岁复来，以致大掠后藏，饱欲而归，使长此以往，彼将占藏地，吓众番，全蜀无宁岁矣。是以罪庸臣，选名将，励众军，筹粮饷。福康安等感激朕恩，弗辞劳苦，于去岁冬月即率索伦、四川降番等精兵，次第由西宁冒雪而进，今岁五月遂临贼境，收复藏边，攻克贼疆，履线险如平地，渡溜要若蹄涔，绕上袭下，埋根批吭，手足胼胝，有所弗恤，七战七胜，贼人丧胆。及兵临阳布，贼遂屡遣头人匍匐乞降，将军所檄事件无不谨从，而独不敢身诣军营，盖彼去岁曾诱藏之噶布伦丹津班珠尔等前去，故不敢出也。我武既扬，必期扫穴犁庭，不遗一介，亦非体上天好生之意，即使尽得其地，而西藏边外，又数千里之遥，所谓不可耕而守者，亦将付之他人，乃降旨允降班师，以蒇斯事。昔唐太宗之策领利曰：示之必克，其和乃固。廓尔喀非颉利之比，唐边殊长安之近，彼且乞命吁恩，准之不暇，又安敢言和乎。然今日之宣兵威，使贼固意求降归顺，实与唐大宗之论有所符合。昔予记土尔扈特之时，于归降归顺已悉言之，若今廓尔喀之谢罪乞命，归降归顺盖并有焉，以其悔过诚而献地切也。乃知守中国者，不可徒言偃武修文以自示弱也。彼偃武修文之不已，必致弃其故有而不能守，是亦不可不知耳。知进知退，易有明言，予实服膺弗敢忘，每于用武之际，更切深思，定于志以合乎道，幸而五十七年之间，十全武功，岂非天贶。然天贶逾深，予俱益切，不敢言感，惟恐难承，兢兢惶惶，以俟天眷，为归政全人，夫复何言。”［2］
这篇御文充分体现了乾隆帝此时志得意满、文过饰非、讳败扬胜的真实形象。从前述历次“武功”看，总的来说，他是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是，至少有五个问题他不应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其一，“十全”不全。这十次用兵并非每次皆胜，所谓“十全武功”，实际是功不满十，一征金川，见难收兵。缅甸之役，将军、一等公明瑞败死小猛育，经略大学士傅恒受挫老官屯，被迫允和，匆忙后撤。出征安南，统帅孙士毅狼狈逃归，提督战死，全军溃败。初征廓尔喀，双方既未正式交锋，钦差大臣巴忠还附合藏区噶布伦之议，丧权纳币赎地，当然也谈不上凯旋回朝。仅此而论，十全武功就有四不全，就有四次失败，怎能冒称是十战十胜之“十全武功”？
其二，胜中有败。以取胜之六大武功而言，也不是所向无敌势如破竹，而且还曾遭受重大挫折。征准部，定北将军班第丧命于乌兰库图勒；定回疆，定边将军兆惠被困黑水营；一“扫金川”，定边将军、大学士温福中枪而死，清军溃败于木果木；“靖台湾”，参赞大臣、一等义勇伯被围于诸罗，险至身亡城毁，将军常青龟缩于郡城；二征廓尔喀，七战七捷之后，大将军、大学士、一等公福康安差点死于敌军刀下，清军“死伤甚众”。照此说来，这种“武功”也有其不甚光采之处。
其三，敌弱我强，机遇良好。“十全武功”之战败者，多系弱于清朝。大小金川人户不过三万，准噶尔汗噶尔丹等虽曾威震西北数十年，但到了乾隆十几年时，纷争内乱，新汗达瓦齐昏庸贪杯，阿睦尔撒纳又德不服众，一盘散沙，回部大小和卓更是无能，林爽文、庄大田士卒仅只三四万，哪系拥有亿万臣民之“天皇帝”对手。缅甸、安南、廓尔喀之王虽系创业之主，但僻处边远，又不愿与清朝长期对立，积极争取朝贡通商停战修好，为乾隆帝败而后“胜”提供了条件，否则，这些“武功”也是难以取得的。
其四，军威不壮。八旗劲旅曾经名扬夭下，以少胜多，攻无不克，建立了幅员辽阔的强大的大清国。然而先祖们的赫赫战功，已成历史陈迹，入主中原一百年以来，坐享厚禄，养尊处优，当年“万人敌”、“巴图鲁”的儿子、孙子、曾孙和玄孙们，绝大多数都变成了不文不武、贪生怕死、畏敌怯战的纨绔子弟，象开国元勋弘毅公额亦都之曾孙经略大学士一等公讷亲、定边右副将军二等公达尔党阿，开国元勋直义公费英东之玄孙定边左副将军二等公哈达哈，勇将总兵任举之子任承恩，一等海澄公黄梧之玄孙黄仕简，皆因在“十全武功”中贻误了军机而被诛戮或削爵。乾隆六十年中惟一算是略有帅材的仅是定西将军、大学士、一等诚谋英勇公阿桂，能算得上勇将且屡立功勋的，也只有一等超勇公海兰察一人，另外，一等武毅谋勇公兆惠、一等诚嘉毅勇公明瑞、一等襄勇伯明亮、忠锐嘉勇贝子福康安，也还算是颇能征战之将，其余多达数千名的将军、副将军、参赞大臣、提督、总兵、副将，就很难说有过什么重大贡献了。六十年之久稍能算作是帅材、将材之人，就只有上述屈指可数的几位，而且都是新涌现出来的。八旗士卒也是积久疲弱，不敢言战，十大征战中，清军主要由绿营、土兵组成，满兵仅占少数，而且还多系东北满兵和索伦兵。这样的将帅和士卒，其战斗力之弱自然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二征金川，以十万之兵对付区区二三万“番人”，还打了五年，用银七千万两，这种武功的确是来之不易。
其五，庙谟常误。乾隆帝在“十全武功”中的指挥，应当说还是卓有成效的，在大多数战役战斗中，他的决策和部署还是明智的、正确的，这是主流，不能抹煞，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也常出差错，调度欠妥，第一武功的金川之役，便是在选错了对象、时间、将帅的条件下进行的，只能以不胜而结束。征准部的前一阶段，“以准攻准”的谬误，任帅不当，定回疆初期的小看对手，错攻缅甸轻敌冒进，等等，都曾导致军事上的重大挫折，损兵折将，一败再败。
这些重大问题本来应在总结十次用兵的《十全记》中反映出来，可是乾隆帝却对此只字不提，这只能说明他的自满骄傲讳过喜功已经到了万分严重的程度了。
三、学士尹壮图直言时弊 皇上错估政局文过拒谏
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乾隆帝下达了一道极为错误的上谕，斥责内阁学士尹壮图所上奏折之非。此后直到五十六年二月初四日将尹降职为止，在近三个月里，他多次下谕，历数尹之奏述系“希荣卑鄙，饰词谎奏”，不厌其烦地重复盛世恩典，一时成为震动京师的大事。尹壮图所奏为何？特别是皇上如何批驳，值得一究。纵观此事原末，才知乾隆帝此举，既系非常荒谬，又十分清楚地表明了其之内心境界实为低下。原来，尹壮图奏称：近来规定，总督、巡抚有过，可以“罚银数万，以充公用”，而贷其罪。此制不妥，因为督抚如能自请认罚银两而获宽免，则“在桀骜之督抚、借口以快饕餮之私”，即清廉者亦不得不希望属员资助，“日后遇有（属员）亏空营私重案，不容不曲为庇护”，因此，“是罚项虽严，不惟无以动其愧惧之心，且潜生其玩易之念，请永停罚银之例、将罚项改记大过若干次。如才具平凡，或即罢斥，或量予京职，毋许再膺外任”。［3］
尹壮图此奏，本不算是错误，奏中所讲督抚派令属员交银，以及属员藉此挟持上司之事，早已层出不穷，若从制度上加以预防，未必非计，即使所见欠妥，尽可置之不理，几十年来臣工进呈几千几万道奏章，真知灼见者有几？还不是“报闻”了结，不值得大惊小怪，此章亦可照此办理嘛。不料，乾隆帝阅过此疏后，甚为不满，于五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下谕，指责尹壮图所言对“贪黩营私自蹈重罪”之官，处以罢斥或改用京员，是“名为严之，实以宽之”，“各督抚必感尹壮图此奏矣”。他也讲到，尹壮图这样上奏，可能已知实有其弊，命其指明违法之督抚、属员的姓名，如果察实，必重治其罪。［4］
尹壮图遵旨复奏说：“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弘”，经过直隶、山东、河南、湖广、江、浙、广西、贵州等省地方，“体察官吏贤否，商民半皆蹙额兴叹，各省风气，大抵皆然”。“疆臣中惟李世杰、书麟独善其身”。［5］尹壮图确实是个书呆子。这个在乾隆三十一年就已考中进士之人，经过二十四个春夏秋冬，却始终在礼部主事、郎中、御史、学士中转来转去，外而抚台、藩、臬之位，内而九卿之缺，皆未谋上，可见其从政乏术。他也不想一想，这样的复奏，会带来什么后果？他之奏疏不是仅只指责某省某位总督或二三省、三几省的制台大人、抚台大人，这已经蕴藏着很大危机，他还将全国各省的总督、巡抚通通囊括在内，一网打尽，斥责他们是“声名狼藉”，所辖省区是“吏治废弛”，商民对官员之贪婪横行是痛心疾首，“蹙额兴叹”，并且是“各省风气，大抵皆然”。这样一来，尹壮图谴责的范围就太广泛了，涉及之人太多了。不管尹壮图是出于何种考虑，是有意还是无意，但事实上他的矛头是直接对准了整个官僚集团。总督、巡抚固然是其命中之的，藩臬二司、道、府州、县官员也不能幸免，全国的地方官都是贪官劣员，各省吏治俱皆废弛。而且，进一步看，这几千名“父母官”是怎样上任的，还不是由大学士、军机大臣、吏部户部尚书等九卿，亦即中央机构高级官员推荐、奏准而委派的，他们这样声名狼藉却能安然无恙稳坐大堂，自然是朝廷没有觉察，如其罪过属实，京师部院大臣和阁辅皆有失察之过，俱有徇情容隐之责，并且还可能有纳贿交结通同作弊之嫌。这样一来，从朝中一二品大臣到省府州县官员，不是赃银上万两的贪官墨吏，就是隐恶、徇情、党庇的庸相劣臣，由这上万名官员组成的官僚集团岂不是腐朽透顶，岂不应予清除，重建新的执政集团？尹壮图更没有想到，照此追究下去，必然要涉及到当今皇上。京师、地方官员如此贪婪、无能，自诩明察秋毫任人惟贤的乾隆皇帝又当何罪？如果民皆怨叹，爱民如子自封“盛世”的万岁爷又该有何想法？英明天子岂不成了重用劣员、残害百姓的暴主昏君，皇上能不生气？将生何种后果？
局势正是朝着不利于尹壮图的方向迅速发展的。尽管尹壮图所说，确系实情，讲清了时弊，但是，执政初期曾多次下谕鼓励臣僚直言诤谏之乾隆帝，这时却大发雷霆，屡降明旨，严责尹壮图。他于五十五年十一月初十日，即览尹之疏的当天，便下达专谕说：自己勤政爱民，惩治贪官；“从不稍存宽假”。“自御极以来，迄今已五十五年，寿跻八秩，综览万几，自谓勤政爱民，可告无愧于天下，而天下万民亦断无泯良怨朕者”。“若如尹壮图所奏，则大小臣工等皆系虚词贡谀，面为欺罔，而朕五十余年以来，竟系被人朦蔽，于外间一切情形，全无觉察，终于不知者”。著尹壮图将何省亏空等弊一一指实复奏，否则将“自蹈欺罔之咎也”。［6］
他随即连下谕旨，继斥其非，并命户部侍郎庆成带尹壮图往查各省仓库。庆成所至省府，“辄游宴数日，乃发仓库校核”，当地官员早已设法挪补，故所察仓库皆完满无亏，尹壮图毫无办法，只有自认罪过请求处分。乾隆帝抓住此事，多次下谕严厉斥责尹壮图。现将其于五十六年正月初十日一道总结性的渝旨，摘录如下：
“前据尹壮图具奏，督抚因有赔项，派累属员，以致仓库多亏，小民兴叹，屡经降旨询问，尹壮图全改其言，虚誉朕爱民勤政。及至讯其实事，尹壮图节次复奏，总不能指实一人一事，因令庆成带同赴山西、直隶、山东、江南等省，盘查仓库，俱无亏短，是尹壮图逞臆妄言，其罪已无可逭。……
至其所称吏民蹙额兴叹之语，则实造作无稽天良尽泯之言，不可不辨。试思我国家列圣相承，厚泽深仁，洽于寰宇。圣祖仁皇帝御宇六十一年，普免天下钱粮一次、漕粮一次。世宗宪皇帝十三年中，整纲饬纪，内外肃清，爱民实政，不可殚述，其时因筹办西北两路军粮，未暇议及普蠲之事。迨朕缵绪承庥，临御五十六年，偏灾赈恤，蠲贷频施，以及修筑河工海塘，捍卫民生，所费何止万万。而普免天下钱粮四次、漕粮二次，为数又不啻数千万万，孚惠闾阎，有加无已。朕历观史册，自胜国以溯汉初，仅有汉文帝赐农民田租之半，史臣已侈为美谈，从未有如我朝普免正供再三再四者。朕爱养黎元，如伤在抱，惟恐一夫不获，施惠犹以为不足，是以宵旰忧劳，勤求民瘼，迨今年逾八秩，犹日孜孜，无事无时不以爱民为念，虽底小康，犹怀大惕，从不肯矜言示惠。……乃尹壮图忍为此蹙额兴叹之言，直似方今天下民不聊生，不特诬及朕躬，并将亿兆黎民爱戴悃忱，全为泯没，故不得不将朕子惠元元之实政实心一为剖析。……兹如尹壮图所言，竟已民不堪命，何以百数十年海宇清宁，地方无事，即有王伦、苏四十三、田五、林爽文等一二乱民聚众滋事、亦无不立就扑灭，民皆安堵。……
至于宫中嫔御，以及给使女子，合之皇子、皇孙等乳妪使婢，约计不过二百人，实从古宫闱所未有。朕以躬行节俭为天下先……
至现在纪纲整肃，内外大臣实无敢有营私枉法者。康熙、雍正年间，虽法度严明，吏治整饬，尚不免有明珠、徐乾学、索额图、噶礼、隆科多、年羹尧诸臣窃权交结，鄂尔泰、田文镜、李卫亦尚有三家鼎峙之说。自朕临御以来，大学士傅恒为朕倚任多年，恪恭奉职。讷亲亦为朕所向用，因贻误军机即行正法，而平日居官并无贪黩之事也。且近日总督中，如福康安为联信任之人，毕沅与前任总督书麟、李世杰辈均系素能办事者，有敢于公然角立门户营私舞弊者乎？其有贪婪不法如王亶望、陈辉祖、国泰、郝硕诸人，一经败露，无不立寘典刑，天下各督抚当此吏治肃清之际，即有不肖之心，亦必默化潜移，岂敢以身试法！夫各督抚……倘谓藉端赔项派累属员，则断断不敢为此。……
总之，尹壮图谬妄无知，以蹙额兴叹之言诬及朕躬，诬及百姓，……尹壮图不但无君，而且无亲，人伦尽丧，岂可忝居朝列，玷辱缙绅。尹壮图著革职，交与庆成押带来京，交刑部治罪。”［7］
过了二十四天，五十六年二月初四日，乾隆帝下谕，对尹壮图的上奏作了处理。他说：前因尹壮图奏督抚藉词赔项，勒派属员，“仓库遂致亏缺，商民蹙额兴叹”，遂几次降旨询问，令其据实指出，并派侍郎庆成带同前赴直隶、山西、山东、江苏等省盘查，“尹壮图目击各省库项丰盈，仓储充足，并无丝毫短缺，而往来数千里内，复见商贾士民安居乐业，共享昇平，实无地方官滋扰之事，伊又全改前言，自认为愚谬妄谈”。大学士九卿照挟诈欺公妄生异议律，拟将尹立即斩决。尹壮图摭拾虚词，妄行渎奏，原难从宽，其造作无稽，污蔑良民，其咎更无可逭，然朕“不妨以谤为规”，著加恩免治其罪，以内阁侍读用，仍带革职留任，八年无过，方准开复。［8］
乾隆帝对尹壮图之据实直谏，如此加以无理指责，并几乎将其处死，实为大谬，纯系以势压人横不讲理。这将阻塞言路，危害吏治。更加严重的是这些谕旨充分反映出，自诩明君的乾隆皇帝已无先年励精图治、知错改错、转失败为胜利、化挫折为成功的英君气魄，而变成为盲目自大、耳塞目花、文过饰非的昏庸之帝。简要说来，他在五个方面的判断，与实际情况不符，甚至是完全颠倒的。其一，他自称“无事无时不以爱民为念”，而此时之政却不是爱民而是害民。其二，他认为各省仓库“均属充盈”，其实却是亏缺甚多。其三，他自诩已达“盛世”，“海宇清宁，地方无事”，实则却是“民不聊生”，“大乱”即起。其四，他将贪污盛行“政以贿成”的污浊局面，美化为“吏治肃清之际”。其五，他夸称大权独揽并无大臣揽权营私，不料此际却是和珅专权，乱政误国。一句话，他陶醉在英明夭子太平盛世的美梦之中，却不知好景已将消逝，全盛之势业已渐失，盛世将要一去而不复返了。
乾隆帝的这种错误判断和盲目自满讳过喜功的思想境界，使奸佞小人得以投其所好，乘虚而入。早在三十年前他之此弊尚不太严重之时，大学士、陕甘总督黄廷桂便深知皇上的脾气，“尝言：事英主有法。若先有市惠、好名、党援诸病，为上所知，便一事不可行。”［9］正是由于乾隆帝的上述致命弱点，才为和珅专权敞开了大门，才使他所亲自倾注了大量心血而促进形成的“盛世”，逐渐转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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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高宗实录》卷1112,页20、21、22。
［2］《清高宗实录》卷1444,页9、10、11、12。
［3］《清高宗实录》卷1367,页1、2。
［4］《清高宗实录》卷1367，页4、5。
［5］《清高宗实录》卷1367，页7；《清史稿》卷343，《书麟传》。
［6］《清高宗实录》卷1367，页7、8、9、10、11。
［7］《清高宗实录》卷1370,页13-19。
［8］《清高宗实录》卷1372，页4-7。
［9］《清史稿》卷323，《黄廷桂传》。
奸相和珅专权乱政
第二节 奸相和珅专权乱政
一、蒙君特宠 位极人臣
和珅，字致斋，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和珅少年时处境不好，史称其“少贫无藉，为文生员”。他之所以能青云直上，身为一品，官居大学士，完全是由于乾隆帝对他的破格提拔与特别宠爱。
乾隆三十四年，和珅开始摆脱了困境，因为他承袭了高祖尼雅哈纳的三等轻车都尉世职。这个世职给和珅带来了相当可观的收入。三等轻车都尉岁俸为银一百六十两、米八十石。银一两大致可以买米一石。这笔收入不小，当时，官居正二品的总督、侍郎和从二品的巡抚、布政使岁禄才银一百五十五两、米七十七石，还低于三等轻车都尉所领之数。和珅有了这笔可观的固定收入，就可以安享中等以上的生活水平。这一世职在政治上给和坤带来更大的好处，为他提供了一条接近万岁爷的便捷之径。既然他的高祖尼雅哈纳是开国功臣，那末，其后人就有可能随侍帝君了，因此和珅袭三等轻车都尉不久，便于乾隆三十七年授三等侍卫，旋补黏杆处侍卫。
乾隆四十年，是和珅一生的转折点。在这一年里，和珅第一次与皇上相见，回答君主的询问，甚中上意，从此便飞黄腾达。据陈焯之《归云室见闻杂记》卷中载称：“和珅起自寒微。……
扈从上临幸山东。上喜御小辇，辇驾骡，行十里一更换，其快如飞。一日，和珅侍辇旁行，上顾问是何出身，对曰生员。问汝下场乎？对曰庚寅（乾隆三十五年）曾赴举。问何题？对孟公绰一节。上曰：能背汝文乎？随行随背，矫捷异常。上曰：汝文亦可中得也。其知遇实由于此。比驾旋时，迁其官，未几躐居卿贰，派以军机，凡朝廷大政俱得与闻，朝夕论思，悉当上意。”
和珅蒙帝赏识，青云直上，乾隆四十年闰十月迁乾清门侍卫，十一月擢御前侍卫，授正蓝旗满洲副都统。四十一年正月和坤授户部右侍郎，三月为军机大臣，四月授内务府总管大臣，十一月充国史馆副总裁，赏戴一品朝冠，十二月总管内务府三旗官兵事务，赐紫禁城骑马，四十三年又兼步军统领，监督崇文门税务。乾隆四十五年是和珅春风得意之年。这一年，他口衔帝命赴云南查办总督李侍尧贪污案，晋户部尚书兼议政大臣，兼御前大臣，补镶蓝旗满洲都统，授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充四库馆正总裁，兼办理藩院尚书事务。这一年五月二十日，乾隆帝又特下谕旨：“尚书和珅之子赐名丰绅殷德，指为十公主之额驸，赏戴红绒结顶、双眼孔雀翎，穿金线花褂，待年及岁时，再派结发大臣，举行指婚礼。”［1］四十六年和珅奉帝旨，带钦差大臣关防前往兰州，平苏四十三起义，旋被召回京师，兼署兵部尚书，管理户部三库事务。四十七年和珅加太子太保，充经筵讲官，第二年赏戴双眼花翎，充国史馆正总裁和文渊阁提举阁事，四十九年调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管理户部，五十一年晋文华殿大学士，仍兼吏部、户部事，五十三年以承书谕旨有助于平台湾林爽文起义，封三等忠襄伯，赏紫韁，五十五年又赏给黄带，此后不断增兼新职，嘉庆三年（1798年）以“襄赞机宜”，于擒白莲教首领王三槐时晋一等忠襄公。
和珅之子丰绅殷德于乾隆五十四年娶帝最钟爱之皇十女固伦和孝公主，封固伦额驸，授御前大臣，不久擢护军统领兼内务府总管大臣，总理行营事务。和珅之弟和琳原系一小小笔帖式，仗兄之势，不断升迁，任至尚书、总督、都统，督办贵州征苗军务，卒于军，晋赠一等公，以其子丰绅伊绵袭爵。
和珅由一个少年家贫应试不中的文生员，经乾隆帝一手提拔，飞跃高升，成为一等公、首辅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身兼多种要职，荣为万岁爷的亲家翁，满门显贵，位极人臣，真算是荣华富贵无以复加了。
和珅之所以受到皇上如此特殊宠信和委以大权，成为主持朝政的宰相，并非因其才华横溢，学富五车，文武双全，而完完全全是由于天子的错爱。论才学，和珅仅系一名落孙山的小小文生员；言治政，他不止一次因“扶同瞻徇”、“拟罪轻纵”、“回护”劣员而遭帝训诫降级留任；谈武略，他之水平更为低下。乾隆四十六年夏，甘肃苏四十三起义，帝命和珅、阿桂前往统军征剿，大学士阿桂时在河南督办河工，未即赴甘，和珅先往。和珅“自负其才”，欲于阿桂到来之前扑灭起义，分兵四路进攻，失利，总兵图钦保阵亡。和珅既匿败不奏，又归过于下。原礼亲王昭梿就此评述和珅之无能及阿桂的才智说：“和因自负其才，欲于公（阿桂）至前先时驱灭，乃刻期进师，卒为所败。又所调至将帅，俱不为所用，和每发一议，众辄沮之，亦不能难也。及公（阿桂）至，和出迎，公问其失机状，和赧然曰：将帅皆傲慢，不为吾用，公请试之。公曰：然则斩耳。和复问进兵状，公笑不答，令诸将帅于次日晨集辕前。公每呼一将入，辄命和坐其侧，公有所调拨，及命屯戍处，其人辄应如响。如是者数，和坐上甚恚愤。公部署毕，问和曰：诸将初不见其慢，尚方剑不知诛谁之头也。和战栗无人色。公乃命和即日衔命归。”［2］乾隆帝并不知悉这些情形，但他从和珅劾奏击敌有功之将领海兰察，已看出其颠倒是非等过失，数发谕旨加以训斥，又下部议，将其降三级留任。
和珅既无文治，也无武功，资历又浅，还非正科出身，威望自然不高，且其在大学士和军机大臣中，相当长时间都仅只名列第三位第四位，同僚阿桂、稽璜、王杰、福康安等，皆系多年军国重臣。阿桂是相门之子大帅之材，军功卓著，特封一等诚谋英勇公，从乾隆四十二年起任大学士，在四十六年至嘉庆二年去世之前连任十六年首辅和领班军机大臣。稽璜亦系宰相之子，治河有功，从四十五年起任大学士直至五十九年去世。王杰是乾隆二十六年状元，蒙帝赏识，信任不疑。福康安是皇上的亲内侄，军功累累。论资历、门第威望、才干和人品，哪一位都比和珅强。可是，从乾隆四十六年以后，特别是五十一年以后，在受帝宠任和委以大权上，这四位大学士没有一位能比得上和珅。出现这种特殊局面，并非由于其他什么因素，而完完全全是因为乾隆帝中了圈套，错爱了和珅。
和珅虽不谙治国统军，无甚功业，但却擅长于揣摩帝意，迎合君旨，玩弄权术，故能博取万岁欢心，蒙受特宠。这在乾隆四十六年增补兵额问题上，表现得非常清楚。康熙中，各省提督、总兵等将官即有空名坐粮，雍正八年以文官有养廉银，遂正式规定武官养廉名粮数额，提督亲丁名粮八十分，总兵六十分，副将三十分，参将二十分，均马步各半。游击十五分，都司十分，守备八分，把总四分，均马一步四。此各级武官应得的虚粮。乾隆四十六年，乾隆帝欲将此虚粮及红白赏恤银两俱由部拨，各省提督、总兵以下武官之“公费名粮”，“亦改照文员之例，议给养廉，所扣兵饷，即可挑补实额”，计京营及陕甘添补满汉兵约二万名，各省添补绿营兵粮实额数万名，加以改给养廉银及兵丁红白赏恤等顶，每年需银三百万两。帝询问阿桂有何意见。尚在河南督办河工的大学士阿桂复奏：“国家经费，骤加不觉其多，岁支则难为继。此项经费岁增三百万，统计二十余年即须用七千万两”，请不添补腹里省分之兵。乾隆帝不听其言，于四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下谕，坚持增兵说：国家“财赋充足”，普免天下钱粮三次漕粮二次及地方赈济与新疆、金川军需，“所费何啻万万”，而赋税并未增加，“现在户部库银尚存七千余万两”，支付这新增之三百万两岁费，绰绰有余。“朕意究以多添兵力，不惜经费为是”。著大学士、九卿、科道详悉议奏。［3］
和珅深知帝必行此法，故极力赞成。大学士、九卿、科道于十月复奏：“现在统计部库每年出入大数，约余银九百万两有零，户部经理一切裕如，所有各省挑补名粮，议给养廉，请遵照前旨，不论腹地边陲，一律办理。”乾隆帝于十月二十一日降旨批准此议。［4］随即添补满汉兵士六万五千一百四十三名，每岁增支军费银三百万两。
这就是为什么和珅能独受帝之特殊宠信的根本原因，他迎合了乾隆帝志得意满、好大喜功，爱听谀言的心理，成为帝之十足的心腹和代理人。
二、势倾朝野 “揽权纳贿” “蠹国病民”
（一）曹御史巧劾相奴 庇和珅帝责谏臣
和珅之受帝待宠，势倾朝野，从御史弹劾其家奴遭受惩斥一事，反映得十分清楚。乾隆五十一年六月初，陕西道监察御史曹锡宝上疏，弹劾和珅的家人刘全衣服、车马、居室逾制说：和珅家人刘秃子本系车夫，管理家务，“服用奢侈，器具完美，苟非侵冒主财，克扣欺隐，或借主人名目，招摇撞骗，焉能如此”。［5］
曹锡宝之劾刘全及其随后的处理情形，充分显示了和珅的权势之大和皇上对其多方的庇护。单就这一奏疏的起章而言，曹锡宝是冒死直言，为友所卖。曹锡宝并非一般初涉宦海的书生，而是曾经多年担任军机章京、刑部主事、郎中资深练达的京官，懂得此举的利害，故不仅反复考虑，而且和同乡好友侍郎吴省钦密商，最后才递上奏疏，不料吴某却潜遣专人飞速驰告随帝巡幸热河的和珅。如果和珅权小势弱、这位侍郎怎会卖友求荣？
再就其疏的含意而论，实系弹劾和珅。曹锡宝在奏疏中，表面上是参劾刘全，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矛头指向和珅。这不仅因为家奴犯法主人有失察之责，而且刘全系一区区微贱奴仆，怎能胡作非为，还不是仗恃主子之势，甚至是受家主指示而为的，家主从中牟取实利。看来，曹锡宝很可能是受了两个多月前审理闽浙总督富勒浑贪婪案的启示。富勒浑之被揭发出来，是由于被人劾其家奴殷士俊等“有招摇婪索之事”，并随即查出股士俊原籍家中有银二万余两、房屋三所、田六百余亩，从而将富勒浑革职论折。现在曹锡宝也可能是仿此行事，先劾倒刘全，进而追究和珅。曹锡宝这样迁回上疏，不敢直指和珅，也可由此看出和珅之使人畏惧。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乾隆帝对这一劾疏的处理。五十一年六月十五日，他在承德避暑山庄就曹锡宝之疏下了一道谕旨，除了指令留京王大臣访察刘全有无“借端撞骗情事”外，着重对曹予以训斥。他一开始便援引和珅的回奏说：据和珅奏，刘秃子名全儿，本系世仆，因家人众多，府内不敷居住，故令其在宅西附近的兴化寺街居住，“一向派在崇文门税务上照管一切，素昔尚为安分朴实。平时管束家人甚严，向来未闻其敢在外间招摇滋事”。如有不法行为，请旨饬派严查重处。紧接着他从几个方面指责曹锡宝徒凭空言入人以罪，责令王大臣传讯曹锡宝，“令其逐条指实”，若真有其事，便严惩全儿。“若曹锡宝竟无指实，不过摭拾浮词，博建白之名，岂有以无根之谈速入人罪之理”？他又谕令问曹与和坤之家人如何认识，从何处得知消息。［6］
此谕本已带有浓厚的偏袒和坤的色彩，很不正派，第二道谕旨就更不象话了。过了一天，六月十六日，他又下一谕说：“曹锡宝如果见全儿倚藉王势，有招摇撞骗情事，何妨指出实据，列款严参，乃徒托诸空言。或其意本欲参劾和坤，而又不敢明言，故以家人为由，隐约其词，旁敲侧击，以为将来波及地步乎？或竟系纪昀因上年海昇殴死伊妻吴雅氏一案，和坤前往验出真伤，心怀仇恨，嗾令曹锡宝参奏，以为报复之计乎？若不出此，则曹锡宝之奏何由而来？”［7］
过了两夭，六月十八日，他因曹锡宝回奏看见全儿“房屋甚是高大”，而再次谕责曹“意欲参劾和坤，而又不敢明言”，“自相矛盾”，并命王大臣带曹至全儿家看视住房，“倘伊家有高楼广厦，俨同府第之处，即其罪案”，若仅系齐民房舍，“亦难律以专条”。［8］
留京王大臣查看全儿住处。刘全原来“交接士大夫，纳贿巨万，造屋逾制，僭如王侯气度”，但和坤早已密令“刘全拆毁（其室）如制”，衣服、车马有逾制之处，“皆匿无迹”。［9］曹锡宝无法，只有“自认冒昧”。吏部拟议对曹锡宝按参奏不实之过，降二级调用。乾隆帝于五十一年七月十八日下谕，斥责曹锡宝“以虚词入奏”，“盖今年为乡试之年，伊不过欲因进折，或记其名而出差耳，所见甚鄙”。本应依部之议予以降调，但念其究系言官，姑免实降，加恩改为革职留任。［10］
乾隆帝如此开脱和珅、袒护和珅，本已使人不敢参劾和珅之过，而他在上述谕中还讲了这样几句话：“且我朝纲纪肃清，大臣中亦无揽权藉势窃弄威福之人”。这更等于是给和珅打了包票，给和珅树立了一道坚固的避风墙，今后不许臣僚再对和珅进行弹劾。
由此看来，乾隆五十一年皇上对曹锡宝参劾刘全一案的错误处理，既可以说明此时已进入了和珅专权乱政的阶段，也非常有力地显示了和珅之能专权完全是由于帝之对其错误委任。这给乾隆末年的政局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二）“政以贿成”贪污盛行 民不聊生五省起义
有了皇上的宠信和庇护，和珅便肆无忌惮地揽权索贿，乱政祸国。和珅是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吏部、刑部、户部、理藩院、户部三库、太医院、御药房等衙门，又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屡充殿试读卷官，拥有这样一批显赫头衔，皇上又对其言听计从百般庇护，因此和珅基本上掌握了用人、理财、施刑、“抚夷”等方面的大权。
和珅聚敛财富的主要方式是任用官员索取贿银。兵部侍郎玉保系乾隆四十六年进士，颇有才华，为乾隆帝赏识，欲用为山西巡抚，但和珅因已受另一人之贿，遂荐“其资格较玉某为深，上从和言”，玉保因此气愤忧虑成病，四十岁时即去世。［11］内而九卿，外而督抚司道，不向和珅纳银献贿，不是和珅亲友，是很难当上官的，即使到任，也不能长留，甚或被和珅阴使诡计而革职罢官遣戍，直至处死，从而形成了“和相专权，补者皆以赀进”，“政以贿成”的严重混浊局面。
这祥一来，吏治败坏，贪风盛行。象昏庸无能的苏凌阿，因与和珅之弟和琳联姻，从吏部员外郎超擢兵部、工部、户部侍郎，再迁户部尚书，后晋大学士兼署刑部尚书。当其出任两江总督时，“贪庸异常，每接见属员曰：皇上厚恩，命余觅棺材本来也。人皆笑之。”［12］江西巡抚陈淮，“性贪婪，又信任南昌令徐午，人争怨之。其民谣云：江西地方苦，遇见陈老虎，大县要三千，小县一千五。过付是何人，首县名徐午”。［13］户部银库郎中一职，本系肥缺，欲谋此职者，必向和珅献银，才能授职就任，因此此官“任意贪纵，侵盗官项，又勒索运饷，外吏经年累月不时兑纳”。［14］
和珅的揽权纳贿，任用墨吏，“政以贿成”，严重危害了清王朝的统治，使乾隆帝苦心经营促成的“盛世”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以皇上数十年中最关心的两件大事之一河工而言，便败坏得不象个样子。史称：“乾隆中，自和相秉政后，河防日见疏懈。其任河帅者，皆出其私门，先以巨万纳其帑库，然后许之任视事，故皆利水患充斥，借以侵蚀国帑。而朝中诸贵要，无不视河帅为外府，至竭天下府库之力，尚不足充其用……而庚午、辛未高家堰、李家楼诸决口，其患尤倍于昔，良可嗟叹。”［15］
大学士王杰在惩治和珅后上疏总论各省亏空的严重及其原因时，作了这样的评述：
“……惟是积弊相治，有积重难返而又不可不亟加整饬者。
一，各省亏空之弊，起于乾隆四十年以后，州县有所营求，即有所餽送，往往以缺分之繁简，分贿赂之等差。此等赃私初非州县家财，直以国帑为贪缘之具，上司既甘其饵，明知之而不能问，且受其抉制，无可如何。间有初任人员天良未泯小心畏咎，不肯接收，上司转为之说合，懦者千方抑勒，强者百计调停，务使之虚出通关而后已。一县如此，通省皆然，一省如此，天下皆然。于是大县有亏空十余万者，一遇奏销，横征暴敛，挪新掩旧，小民困于追呼，而莫之或恤，靡然从风。……
一、各省释递（裁归州县后）……于是使臣乘骑之数日增一日，有增至数十倍者，任意随带多人，无可查询。由是管号、长随、办差、书役乘间需索，差使未到，火票飞驰，需车数辆及十余辆者，调至数十辆、百余辆不等。骡马亦然。小民舍其农务，自备口粮草料，先期守侯，苦不堪言。……至于州县之耗帑，又有无可如何者，差使一过，自馆舍铺设，以及酒筵，种种糜费，并有夤缘餽送之事，随从家人，有所谓钞牌礼、过站礼、门包、管厨等项，名目甚繁，自数十金至数百金，多者更不可知，大抵视气焰之大小，以为应酬之多寡。其他如本省之上司及邻省之大员，住来顿宿，亦需供应，其家人藉势饱欲，不餍不止，而办差长随浮开冒领，本官亦无可稽核。凡此费用，州县之廉俸不能支，一皆取之库帑，而亏空之风又以成矣。”［16］
嘉庆帝顒琰在几次谕旨中，对和珅定了二十二条大罪，很能反映和珅贪婪专权及其祸国殃民之情。摘录如下：一，于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册立皇太子之前一夭，和珅向顒琰“先递如意，泄漏机密，居然以拥戴为功。二，见帝时，骑马直进圆明园左门，过正大光明殿，至寿山口，“无父无君，莫此为甚”。三，藉称腿疾，乘坐椅轿抬入大内，肩舆出入神武门。四，娶出宫女子为次妻。五，延搁军报，有心欺蔽，致征剿白莲教之军务日久未竣。六，乾隆帝病重时，其“谈笑如常，丧心病狂”。七，帝带病批谕字画，间有未真之处，其竟胆敢口称不如撕去，另行拟旨。八，将户部事务一人把持，变更成例，不许部臣参议一字。九，隐匿不办抢夺达赖之商人的“番人”。十，不许蒙古王公来京祭悼皇父。十一，大学士苏凌阿老迈难堪，因系其姻亲，竞隐匿不奏，侍郎吴省蘭、李潢、太仆寺卿李光云皆曾在其家教读，“并保列卿阶，兼任学政”。十二，军机处记名人员，其竟任意撤去，“种种专擅，不可枚举”。十三，其家所盖柟木房屋，“僭侈逾制。其多宝阁及隔段式样，皆仿照宁寿宫制度。其园寓点缀，竟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十四，其蓟州坟茔，．竟设立享殿，开置隧道，“附近居民有和陵之称”。十五，家内所藏珍宝甚多，其中珍珠手串竟有二百余串，较大内多数倍，大珠较御用冠顶还大。十六，其本不应戴宝石顶，却藏有真宝石顶数十个，整块宝石不计其数，且有内府所无者。十七，家内银两及衣服，数逾千万。十八，夹墙藏金二万六千余两，私库藏金六千余两，地窖内埋银百余万两。十九，以首辅大臣与小民争利，附近通州、蓟州地方均有当铺钱店。二十，其家人刘全家产多达二十余万，且有大珠及珍珠手串，“若非（和珅）纵令需索，何得如此丰饶”。二十一，和珅私藏皇上才能服用的正珠朝珠一挂，“往往于灯下无人时私自悬挂，临镜徘徊，对影谈笑”。二十二，京师步军统领衙门及巡捕五营所管步甲兵丁，“在和珅宅内供私役者，竟有千余名之多”。［17］
在这样勒索压榨下，民不聊生，“官逼民反”，川楚陕甘豫五省白莲教领导的历时十年的大起义终于爆发了，严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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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高宗实录》卷1107,页7。
［2］《啸亭杂录》卷10，《阿文成公用兵》。
［3］《清高宗实录》卷1141，页6、22、23、24；《啸亭杂录》卷8，《舒梁阿三公远见》。
［4］《清高宗实录》卷1143，页16；《石渠余纪》卷2，《纪列朝各省兵数》。
［5］《清高宗实录》卷1256,页26。
［6］《清高宗实录》卷1256.页26、27。
［7］《清高宗实录》卷1257,页2、3。
［8］《清高宗实录》卷1257,页4、5、6。
［9］《啸亭杂录》卷4,《曹剑亭之谏》。
［10］《清高宗实录》卷1259，页7、8、9、10。
［11］《啸亭续录》卷3，《玉阆峰侍郎》。
［12］《啸亭杂录》卷8，《苏相国》。
［13］《啸亭杂录》卷10，《嘉庆初年督抚》。
［14］《啸亭杂录》卷10，《嘉庆初年督抚》。
［15］《啸亭杂录》卷7，《徐端》。
［16］《清史列传》卷26，《王杰传》。
［17］《清仁宗实录》卷37，页33、34、35、47、48、49、50；卷39,页33。
盖棺并未定论 高宗功过待人评说
第三节 盖棺并未定论 高宗功过待人评说
一、《遗诏》自述一生 讳过扬功
乾隆皇帝于二十五岁继位为帝时，曾默祷皇夭，若能在位六十年，即当传位于嗣子，不敢逾越皇祖执政六十一年之数。他于乾隆三十八年密定以皇十五子顒琰为嗣位皇子，在六十年九月初三日正式向诸皇子、皇孙、王公大臣宣布立顒琰为皇太子，以明年为嘉庆元年。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日，乾隆帝举行传位归政大礼，授皇帝之宝于皇太子，使其即位为皇帝，尊己为太上皇帝，“凡军国重务，用人行政大端”，仍归己主持。［1］
嘉庆四年正月初二日，乾隆帝因自上年十一月后筹办征剿白莲教起义之军务，“心体焦劳，以勤致疾，少间，犹训政无倦，召见臣工如常”。当日早晨，他还切盼获胜喜讯，特写《望捷诗》。这也是他最后的一首诗，其文为：
“三年师旅开，实数不应猜。
邪教轻由误，官军剿复该。
领兵数观望，残赤不胜烖。
执讯速获丑，都同逆首来。”［2］
当天晚上，乾隆帝病危，于第二日即正月初三日辰时去世，享年八十八岁，旋即尊谥为“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孝慈神圣纯皇帝”，庙号高宗。正月初三日，乾隆帝之遗诏下达。他在这道遗诏里，对自己的一生作了如下的评价：
“……即位以来，日慎一日，当重熙累洽之期，不敢存豫大丰亨之见。敬思人主之德，惟在敬天、法祖、勤政、爱民，而此数者，非知之艰，行之维艰。数十年来严恭寅畏，弗懈益虔；每遇郊坛大祀，躬亲展恪，备极精禋，不以年齿日高稍自暇豫。中间四诣盛京恭谒祖凌，永维创业之艰，益切守成之俱。万几恭揽，宵旰忘疲，引对臣僚，批答奏章，从无虚日。各省雨旸丰歉，刻系怀抱。凡六巡江浙，相度河工海塘，轸念民依，如保赤子。普免天下钱粮者五、漕粮者三、积欠者再，间遇水旱偏灾，蠲赈兼施，不下亿万万，惟期藏富小民，治臻上理。仰赖天祖眷贻，海宇昇平，版图式扩，平定伊犁、回部、大小金川，缅甸来宾，安南臣服，以及底定廓尔喀，梯航所至，稽首输忱，其自作不靖者，悉就轸灭，凡此肤功之叠奏，皆不得已而用兵。而在位日久，经事日多，祇惧之心，因以日切，初不敢谓已治已安稍涉满假也。……近因剿捕川省教匪，筹笔勤劳，日殷盼捷，已将起事首逆紧要各犯骈连就获，其奔窜夥党亦可计日成擒，蒇功在即，比岁环宇屡丰，祥和协吉，衷怀若可稍舒，而思艰图易之心，实未尝一刻弛也。……”［3］
乾隆帝之遗诏，若仅就乾隆五十年以前的国内局势，以及二征廓尔喀而论，应当说还是比较恰当的。乾隆初期中期，确是民富国强“全盛之势”，但到了乾隆晚年，则形势便大有变化了，奸相和珅专权乱政，吏治败坏，贪污盛行，民多“蹙额兴叹”。特别是乾隆帝之最后一首诗《望捷诗》及遗诏中关于白莲教起义的评述，更与实情出入太多，此时不是已擒“起事首逆紧要各犯”大功即将告成之时，而是征剿三年，用银已达七千万两，尚难见到告成之期，起义正在迅速扩展。由此可见，乾隆帝之遗诏有符合实际的一面，也有严重讳过扬功之处，无法据此对其一生功过作出正确的评论。
二、瑕不掩瑜 业绩辉煌
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逝世以后，其子嘉庆帝顒琰在嘉庆四年正月初三日下谕，敬上其庙号时。对其文治武功作了这样的赞颂：
“……综揽万几，朝乾夕惕，爱民勤政，恺泽覃敷，普免天下钱粮者五、漕粮者三、积欠者再，咨询旸雨，宵旰殷怀。偶遇水旱偏灾，蠲贷兼施，以及筑塘捍海，底绩河防，从不稍惜经费，为保卫生民之计，所发帑金不下亿万万。至于独运乾纲，整饬吏治，披览章奏，引对臣工，董戒激扬，共知廉法，礼勋旧而敦宗族，广登进而育人才。征讨不庭，则平定准部、回部，辟地二万余里，土尔扈特举部内附，征剿大小金川，擒渠献馘，地列职方。余若缅甸、安南、廓尔喀，僻在荒服，戈鋋所指，献赆投诚。其台湾等处偶作不靖，莫不立即歼除，此十全纪绩，武功之极于无外也。而且圣哲多能，聪明天纵，文阅六经之奥旨，诗开百代之正宗，巨制鸿篇，以及几余游览，莫不原本经训，系念民生，圣制诗文全集之富，尤为度越百家。又开四库以网罗载籍，刊石经以嘉惠士林，集石鼓之遗文，复辟雍之古制，精研六律，纂辑群编，此圣学渊深，文德之昭于千古也。”［4］
清朝的一些王公大臣和史学家，对乾隆帝的某些方面也有所评述，当然，是以赞颂为主。原礼亲王昭梿在《纯皇爱民》这一条目下写道：“纯皇忧勤稼穑，体恤苍黎，每岁分命大吏报其水旱，无不见于翰墨。地方偶有偏灾，即命开启仓廪，蠲免租税，六十年如一日。甘肃大吏以冒赈致罪，后甘省复灾，近臣有以前事言者，上曰：朕宁可冒赈，不使子民有所枵腹也。后诸词臣有以御制诗录为简册进者，今朱相国珪祇录上记咏水旱丰歉之作，名《孚惠全书》以进。上大喜，赐以诗扇，告近臣曰：儒者之为，固不同于众也。”［5］
这些评述，有其可取之处，但因受尊君敬父思想的约束，难免不以颂赞为主。现根据前面十几章的叙述，对乾隆帝之一生功过，试为评论，主要分成两个部分，一系看其如何治国理政，二是观其执政之实效。先叙前一部分。
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从二十五岁登基，到八十八岁仙逝，一共当了六十年零三个多月的皇帝和三年零三天的太上皇帝，足足执政六十三年，做了大量事情。总观其所作所为，大致在乾隆五十年以前，他在以下六个方面十分注意，努力在做。其一，勤政“爱民”。乾隆帝即位以后，六十三年如一日，“兢兢业业，无怠无荒”，专心治政。乾隆四年四月十二日，他因雨泽愆期，令九卿科道陈举政务不当之处，群臣仅引咎自责，回奏称诸务皆妥。他遂降谕说：“朕自维即位四年以来，朝乾夕惕，无非以爱养民生为念，凡有利民之政，无不兴举，害民之事，靡不革除，寤寐焦劳，惟恐一夫不获其所。”［6］过了四个月，八月十七日，他又命尚书尹继善传谕诸臣“殚力抒忠”尽心职守说：“自古明良之世，四海雍熙，治臻上理，而君臣咨儆，犹曰克艰，曰无逸，诚以致治保邦之道，非易易也。朕承祖宗积德累仁之后，海宇乂安，人民乐业，幸共享太平之福矣，而谓太平有象，稍宴逸之心，即开怠荒之渐，是以御极以来，旰食宵衣，兢兢业业，惟恐一事不得其中，惟恐一夫或失其所，日与内外臣工开诚布公，励精图治，不敢稍有怠忽，少图燕安，此朕夙夜之中，所以自勉，而实可以自信者。”［7］此后，他多次下谕重申此意。五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他虽已是寿高七十八岁的老翁，仍亲自指授用兵廓尔喀方略，并下谕穷究其起衅缘由说：“朕所以必欲穷究底里者，盖以欺隐之习，不可不防其渐。朕临御五十余年，无日不以勤政为念。今虽年近八旬，而惟日孜孜，罔或稍懈。”［8］他在去世时所颁的遗位诏里，亦总述六十三年执政之勤说：“即位以来，日慎一日，……永维创业之艰，益切守成之惧，万几躬揽，宵旰忘疲，引对臣僚，批答奏章，从无虚日。”［9］
乾隆帝的这些自述，并非虚辞，他之勤政，确属罕有，曾于乾隆中期担任内阁中书和军机章京的探花赵翼，在《檐曝杂记》卷一中，专写了《圣躬勤政》这一条，赞扬乾隆帝之勤理国政说：
“上每晨起必以卯刻，长夏时天已向明，至冬月才五更尽也。时同直军机者十余人，每夕留一人宿直舍。又恐诘朝猝有事，非一人所了，则每日轮一人早入相助，谓之早班，率以五更入。平时不知圣躬起居，自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后，上自寝宫出，每过一门必鸣爆竹一声。余辈在直舍，遥闻爆竹声自远渐近，则知圣驾已至乾清宫，计是时，尚须燃烛寸许始天明也。余辈十余人，阅五六日轮一早班，已觉劳苦，孰知上日日如此，然此犹寻常无事时耳。当西陲用兵，有军报至，虽夜半亦必亲览，趣召军机大巨指示机宜，动千百言。余时撰拟，自起草至作楷进呈或需一二时，上犹披衣待也。”原礼亲王昭梿亦在《啸亭杂录》卷一写了《听报》一则说：
“上自甲戌（乾隆十九年）后，平定西域，收复回疆，以及缅甸、金川之役，每有军报，上无不立时批示，洞彻利害，万里外如视燎火，无不辄中。每逢午夜，上必遣内监出外，问有无报否。尝自披衣坐待竟夕，直机密近臣罔敢退食，其勤政也若此。”
其二，乾纲独断。乾隆帝政必躬亲，事必自决，特别重视权柄下移之事，在任用将相，进退大臣，裁处军国要事等方面，皆系“乾纲独断”。他非常厌恶和忌讳大僚、近臣、内侍、外戚揣摩君意，结党朋庇，专擅朝政，盗持政权。早在乾隆五年四月初四日，他刚及而立之年，执政才五载，就下达长谕，指责大学士、军机大臣鄂尔泰、张廷玉及其友朋结党庇护之非，强调“用人之权，从不旁落”。他说：己故总督李卫之子李星垣奏称恐怕有人欲图报复其父。朕知其系指鄂尔泰，即命讷亲“严行申饬云：汝不过一武职小臣，即有与汝父不合之人欲图报复者，朕乾纲独揽，洞察无遗，谁能施其报复之私心！”“从来臣工之弊，莫大于逢迎揣度。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乃皇考简用之大臣，为朕所倚任，自当思所以保全之，伊等谅亦不敢存党援庇护之念，而无知之辈，妄行揣摩，如满洲则思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思依附张廷玉，不独微末之员，即侍郎、尚书中亦所不免。……朕临御以来，用人之权，从不旁落，试问数年中，因二臣之荐而用者为何人？因二臣之劾而退者为何人？……若如众人揣摩之见，则是二臣为大有权势之人，可以操用舍之权，其视朕为何如主乎？……
（鄂尔泰曾漏泄消息）嗣后言语之间，当谨之又谨。……鄂尔泰、张廷玉乃皇考与朕久用之好大臣，众人当成全之，使之完名全节，永受国恩，岂不甚善，若必欲依附逢迎，日积月累，实所以陷害之也”。［10］
此后，他不下数十次反复讲述此意。乾隆五十一年二月初八日，又下专谕，举大学士于敏中之例，再次强调生杀予夺之权决不旁落于人。他说：
“朕因几余咏物，有嘉靖年间器皿，念及彼时严嵩专权炀蔽，以致国是日非，朝多稗政。复取阅严嵩原传，见其势焰熏灼，贿赂公行，甚至生杀予夺，皆可潜窃威炳，颠倒是非，实为前明奸佞之尤。本朝家法相承，纪纲整肃，太阿从不下移，本无大臣擅权之事，即原任大学士于敏中，因任用日久，恩眷稍优，外间无识之徒，未免心存依附，而于敏中亦遂暗为招引，潜受苞苴。……（然而）于敏中亦止于侍直枢廷，承旨书谕，……即宠眷声势亦尚不及鄂尔泰、张廷玉，安能于朕前穷弄威福淆乱是非耶！……而于敏中于朕前，力言甘肃捐监应开，……竟至酿成大案。设非于敏中为之主持，勒尔谨岂效遽行奏请，即王亶望亦岂敢肆行无忌若之。是于敏中拥有厚赀，亦必系王亶望等贿求赂谢，种种弊混，难逃朕之洞鉴。若此案发觉时，设于敏中尚在，朕必严加惩治。……于敏中著撤出贤良祠，以昭儆戒。”［11］
乾隆五干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他就降革人员之捐复须由吏部准驳皇上钦定之制，重申亲理朝政大权独揽的方针。他说：降革人员准其捐复，系因人才难得，其中有情节较轻者，不忍概令废弃，特予以自新之路，“复恐行之既久，部臣不免从中高下其手，是以仍令该部分别准驳，开单具奉，候联亲定”。今吏部奏驳，不准原任知州陈珏成等捐复，“所定均属公当。然此亦由朕办理庶务，无不躬亲察核之故”。即如捐复一事，部臣每月汇奏一次，准捐与否，“权衡悉出自朕裁，准者不致感激部臣，不准者亦不致埋怨部臣”，如部臣有“意颠倒错置，经朕看出，必将部臣等严饬，如此留心综核，部臣等自不敢不秉公定议”。明朝末年，皇帝并不亲阅章奏，准驳之权为部掌握，遂至国事日非，“而揆厥由来，总缘人君耽于安逸，不亲朝政所致”。“此朕临御五十余年，敬天勤民，惟日孜孜，不敢稍懈，亦深有见乎为君之难，而太阿之不可下移也”。［12］
乾隆帝以上谕旨所述，基本上符合乾隆五十年以前的情形。哪怕是被他极其宠爱的“第一宣力大臣”傅恒，也不敢侵占帝权。昭梿对此讲了一件事，并予以评述说：
“上既诛讷亲，知大权之不可旁落。然国无重臣，势无所倚，以傅文忠恒为椒房懿亲，人实勤谨，故特命晚间独对，复赏给黄带、四团龙补服、宝石顶、双眼花翎以示尊宠。每遇事必独镜大权，文忠承志行旨，毫不敢有所专擅，上尚时加训迪。一日御门，文忠后至，踉跄而入。侍卫某笑曰：相公身肥，故尔喘吁。上曰：岂惟身肥，心亦肥也。文忠免冠叩首，神气不宁者数日。故当时政治宽厚，无侵擅之弊焉。”［13］
其三，勇于进取。六十三年里，乾隆帝曾经遇到不少棘手之事，经历过多次狂风暴雨，但他基本上是胸怀大志，勇创伟业，临危不惧，受挫不慌，再接再厉，知难而进，最后驶过了险礁，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他刚即位，就碰上了古州苗变的“第一紧急之事”，苗民的反抗浪潮，冲垮了庸弁劣员阻挡的堤坝，黔省大震，在这“争咎前此苗疆之不当辟，目前苗疆之不可守，前功几尽失，全局几大变”的关键时刻，乾隆帝痛斥弃置苗疆停止改流的谬论，撤掉因循苟且挟诈怀私的尚书张照钦差大臣之职，另委湖广总督张广泗为七省经略，指授用兵方略，调兵遣将，不到一年就平定了苗变，贵州省民、苗皆宁，改土归流得以坚持实行。
当乾隆二十年至二十四年征准平回时，除傅恒外，满洲王大臣“尽畏怯退缩，恐生事端”，反对征准。乾隆帝非常气愤，专降斥责“满洲臣仆昔年勇敢，迩来怯懦之故”的谕旨，训饬臣工，指责满洲王公大臣“惟守妻孥以求安逸，闻战阵而甘退让”。他明确宣布必征准部的决心，强调指出，“朕总理天下诸务，惟据理独断，应办之事，断不为众所阻挠。……此用兵要务，朕筹之已审，岂以众人怯懦，即失机宜，半途而废”。［14］后来定北将军班第死节于乌兰固图勒，厄鲁特大乱，定边将军兆惠被困黑水营，险些全军覆没，“浮议”又起，目光短浅之庸臣和自命“英才”的诡辩者，又一次一次地掀起反对用兵的浪潮，乾隆帝毫不惊慌，坚持用兵，并多次下谕，将其谬论驳斥得体无完肤，最后亲撰《御制开惑论》，总结用兵之利，再次讥笑、批驳“庸庸无识之徒”的“浮议”。［15］在他命名的“十全武功”中，很少是一帆风顺的，常是兵败将折之后，再接再厉，才转败为胜或变被动为主动。他曾不止一次地举准、回之役及金川之战为例，论证不畏失败坚持进军的必要和正确。他总结性地说：“从来行军之际，原不能一往顺利，即如新疆西路，及两金川等处，亦皆小有挫失，旋即成功。”［16］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对他的大展鸿图，起了很大作用。
其四，知人善任，赏罚严明。乾隆帝在执政的六十三年里，尤其是七十四五岁以前，虽然也看错了一些人，误用了一些人，奖惩方面有的不够妥当，但总的来说，他很注意用人之道，很重视褒抑之法，力求作到知人善任赏罚分明。他发现和重用了一批勇于任事、精明练达、为官清廉、政绩卓著的能臣，如刘统勋直言三朝元老张廷玉家族官多势大，需予抑制，尚书、二等公讷亲蒙帝特宠骄横专断，应加训示，使其省改。刘统勋体恤民疾，督修河工，屡办钦案，痛惩贪婪大臣，蒙君赏识，从詹事屡迁尚书、都御史，任至大学士，兼管礼部、兵部。乾隆帝盛赞其“神敏刚劲，终身不失其正”。当其去世时，帝亲临其丧，“见其俭素，为之恸”，“流涕谓诸臣曰：朕失一股肱”，“如统勋乃不愧真宰相”，黄廷桂、尹继善、陈宏谋、张允随、那苏图、胡宝瑔、杨起曾、苏昌、王恕、徐士林、刘于义等为帝擢用的总督、巡抚，皆在任职期间做出了重大贡献，不少人还以“清节推海内”。乾隆帝特别注意擢用勇将名帅，对那些奋战疆场、冲锋陷阵、屡败敌军的将士，不吝重赏，破格晋升。象索伦马甲海兰察，因从征准噶尔、缅甸、金川、甘肃、台湾和廓尔喀，三十八年里，大小数百战，勇猛冲杀，夺坚城，取险碉，以少胜多，军功超群，被帝晋封至一等超勇公、赐红宝石顶、四团龙补褂，三次图形紫光阁，任都统、护军统领、领侍卫内大臣，卒后入祠昭忠祠。
乾隆帝十分注意秉公执政，奖罚分明。他虽对有功人员不惜重赏，格外擢升，但对其过误亦不姑息，该罚者罚，甚至革职论斩绞监候，有的还立予处死，不过他对正法、自尽是非常慎重的，不轻易要人性命，常是监而不斩，候而不绞，并给其以立功之路和赎罪之机，因此，乾隆年间的尚书、侍郎、总督、巡抚等部院大臣和大学少，很多人都有几起几落的经历，今天是高坐堂上，下环群属，明天就因咎而革职籍没，充发边疆，或押于大牢“斩监候”，过些时候又东山再起，重列朝班，甚至还晋爵加官。比如，满洲正白旗人舒赫德，雍正六年由笔帖式授内阁中书，十年迁侍读，十三年迁监察御史，在军机处司员行走。乾隆帝即位以后，舒赫德以能于任事，迅速擢升，四年十二月迁至刑部侍郎，随后历任都统、军机大臣，十三年授兵部尚书，寻调户部尚书，再转兵部尚书。二十年七月舒赫德奏请将来归之辉特台吉阿睦尔撒纳等人留在北路军营候旨，将其眷属移往苏尼特，以防其心怀不轨。乾隆帝正欲倚用阿睦尔撒纳进征准部，览奏后大怒，“谓其分散骨肉，有伤远人之心，命近侍封刀斩之”。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吏、礼、兵、刑部事务来保闻悉，“排扉而入”，“力言人材难得，舒某虽一时过虑，然平日办事勤慎，请援议能之典”。帝亦后悔，但言“命已下逾日，恐难追转”。来保说：“即上有恩命，臣子成麟善骑，遣追前使还”。帝允其请。来保即告其子命其必追及使者说：“追不及，汝勿返也”。成麟日夜飞驰三百余里，“先前使三日到”，舒赫德得以幸免于死。［17］但死罪虽免，活罪难逃，帝仍降谕对其痛斥，将其革职贬为兵丁，其子舒常亦革去侍卫，充发黑龙江。然而不久，乾隆帝便知舒赫德确系忠心耿耿且有远见，阿睦尔撒纳果然起兵叛乱，因而重新起用，擢其为尚书、都统、参赞大臣，还以其平准定回有功，图形紫光阁，并御制赞词说：“屡授重寄，亦屡左迁。厉厥意懦，策厥材贤。白衣白水，闻黑水信。安众进援，爵秩重晋。”［18］可是，不久波涛又起，乾隆三十三年，舒赫德受帝之命，前往云南办理征缅军务，舒赫德根据实际情况，上疏谏阻再次用兵，不料，这一正确建议，又遭帝严斥，再次罢官，降调乌什办事。三十六年舒赫德果断决定，力主接纳士尔扈特来归人员，并妥善处理，才又开始被帝重用，于三十八年晋大学士，兼管刑部、吏部及户部三库，充国吏馆、西库全书、清字经馆总裁。后因病去世，帝下谕列举其功说：“舒赫德老成端重，练达有为。朕御极之初，即膺任使，宣猷中外，四十余年。前此平定回城，懋著劳绩，嗣于西陲，抚辑归顺远藩，东省剿捕悖逆匪众，悉心筹划，动合机宜，实为国家得力大臣。”著音赠太保，入祀贤良祠。［19］
其五，经常反省，知错能改。乾隆帝日理万机，时加思索，尤其是遇逢大灾、大祸、用兵或重大事件时，更仔细考虑施政得失和言行妥否，发现有重大差错，即予改正。以“十全武功”而言，一征金川之及时收兵，用兵准部之放弃“以准攻准”法，缅甸受挫后不再远征，等等，都显示了他从大局出发，顺应形势，不再鲁莽从事的气魄。在用人这一至关重要问题上，他发现自己判断有错，即予更正，象对舒赫德、阿桂等大臣的一再起用，对兵部尚书鄂善受贿的严厉处治，对已经革职罢官披枷戴锁押京待罪的学政窦光鼐，降以温谕，复其原官，自认有错。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
其六，痛惩贪官，力遏贪风。他特别注意严办那些官阶一、二、三品的文武大臣，哪怕是总督、巡抚封疆大吏，或是曾经为帝赏识擢用的能臣，或者是大学士、将军、尚书以及皇亲国戚或勋旧之后，只要犯了贪婪之罪，一律予以惩治，或革职籍没处死，或充发边疆，或论斩问绞押狱监候。
正是由于乾隆帝能够这样勤于理政善于治国，因此，在其皇祖、皇父奠定的基础上，他把“康乾盛世”推到了新的高峰，促进形成了“大清国全盛之势”的“盛世”。他在文治武功两个方面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超越了皇祖康熙帝取得的成就。经过长期的努力，清政府统一了准部、回部，拓疆二万余里，使西北、北方彻底安定，西藏严格隶属中央，四川、青海宁谧，贵州改土归流得以坚持，云南南部民族地区牢固内附，从而最后奠定了近代中国的版图，强大的中国屹立于东方。在社会经济与文化方面康熙帝一次普免天下钱粮和一次普免漕粮，乾隆帝则五免天下钱粮三免漕粮。康熙朝最盛时库存帑银有五千余万两，但由于用兵准部，末年只剩银八百万两；乾隆朝的库存帑银长期保持在七千万两上下，最多时为八千余万两。而且在乾隆四十六年因库存银七千余万两，每年岁入银较支出数约多九百余万两，故高宗决定裁除虚粮给与武官养廉挑补兵丁实额，每年增支出三百万两，可是到乾隆五十六年，“各省实征岁入银四千三百五十九万余两”，支出三千一百七十七万余两，这一年的结余存银为一千零八十余万两。康熙平三藩时，开捐三年才收银二百万两，乾隆朝一年的捐银即多达五百余万两。康熙帝谕令编辑的《古今图书集成》，有一万卷，不为不多；而乾隆帝主持编辑的空前巨型丛书——《四库全书》，却有七万九千余卷，超过前者七倍。这些事实有力地表明了，与康熙朝相比，乾隆时国家更为强大，政局更为稳定，国库愈加充盈，农业发展，百业兴旺，城市繁荣，文化发达，确系“盛世”。这固然与基础较好、一批文武大臣的努力和全国军民的辛勤劳动有关，但不能否认，乾隆帝的励精图治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当然，乾隆帝在军政要务上也有不少失误，尤其是晚年宠信奸相和珅，使其得以揽权纳贿，加速了吏治的腐败，贪污盛行，国力大损，盛极而衰，他对此是应负重大责任的。
总的看来，乾隆帝对增强国家的统一，促进中华民族的发展，最后奠定中国的版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建树了宏伟业绩。他虽犯有严重错误，但瑕不掩瑜，功大于过，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执政最久、年寿最高、影响巨大、文治武功兼备的杰出的封建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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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高宗实录》卷1486，页5、6、7、8、9；卷1494，页1、2、7。
［2］《清高宗实录》卷1500，页1、2。
［3］《清高宗实录》卷1-6。
［4］《清仁宗实录》卷37,页9、10。
［5］《啸亭杂录》卷10，《纯皇爱民》。
［6］《清高宗实录》卷90，页19。
［7］《清高宗实录》卷99，页5。
［8］《清高宗实录》卷1319,页26。
［9］《清高宗实录》卷1500，页2、3。
［10］《清高宗实录》卷114,页7、8、9、10。
［11］《清高宗实录》卷1248,页14、15、16。
［12］《清高宗实录》卷1317,页21、22。
［13］《啸亭杂录》卷1，《用傅文忠》。
［14］《清高宗实录》卷474，页16、17、18。
［15］《清高宗实录》卷599，页29-38。
［16］《清高宗实录》卷1321，页18。
［17］《啸亭杂录》卷2，《来文端公救舒文襄》；《清史稿》卷302，《来保传》。
［18］《清史列传》卷20，《舒赫德传》。
［19］《清史列传》卷20,《舒赫德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