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政王大臣审议张之奏疏时，提出了疑问，回复张允随说：“卡瓦远居徼外，吴尚贤越境开矿，似属违例”，并令张查明“有无内地民人前往蛮地滋事之处”，再行奏报。议政王大臣的倾向很明确，反对接受蚌筑纳厂归附的要求。
面对议政王大臣的强大压力和不准内地民人“潜越开矿”的威严禁令，张允随毫不动摇，再上长疏据理力争。他奏称：
“滇省山多田少，民鲜恒产，惟地产五金，不但滇民以为生计，即江、广、黔各省民人，亦多来滇开采。至外夷虽产矿铜，不谙煎炼，多系汉人赴彼开采，食力谋生，安静无事，夷人亦乐享其利。查定例止禁内地民人潜越开矿，而各土司及徼外诸夷，一切食用货物，或由内地贩往，或自外地贩来，不无彼此相需，是以向来商贾贸易，不在禁例，惟查无违禁之物，即便放行，贸易民人，或遇赀耗，欲归无计，不得不觅矿谋生，今在彼打□开矿及走厂贸易者，不下二三万人，其平常出入，莫不带有货物，故厂民与商贾无异，若概行禁止，此二三万人生计攸关。况内外各厂，百余年来，从无不靖，以夷境之有余，补内地之不足，亦属有益。今生蛮卡瓦葫芦酋长蚌筑，虽化外未通职贡，其献纳实出诚悃，请照孟连土司输纳募逎厂课减半赏收之例，准其减半报纳，仍将所收，以一半解纳，一半赏给该酋长。”［7］
张允随所说商人亏损转而采矿和“厂民与商贾无异”之辞，固然不够准确，这数万名矿工之中，多系贫无立锥之地的穷民，饮寒交迫，来此受雇，采挖矿砂，并不经商行贾，他们与商人相差悬殊，不能说二者没有差异。张之如此描述，不过是因“商贾贸易不在禁例”，以此证明民人亦可出边采矿而已。此说虽有可商榷之处，但张的基本论点一一允许蚌筑献厂纳贡利国利民，却是无懈可击的，阐述十分清楚，很有说服力。也许是议政王大臣
为张允随的精辟论证所折服，或者是他们揣摩到皇上的雄心壮志，容许另有其他原因，不管出于什么考虑，这次他们总算是改变了初衷，表示赞同督臣之议。他们复议此事时向乾隆帝奏称：“应如该督所请办理。至民人往来番地，巡防宜密，或有逃犯奸徒，私入外番厂地滋事，仍令该督严饬汛口官弁，实力稽查。”乾隆帝批准了这一建议。［8］
这一决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此以后，茂隆厂地区直辖于清政府，卡瓦部落内属，清朝的领土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吴尚贤、蚌筑、张允随和乾隆帝，对此事的成功，均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缅王修贡 功臣吴尚贤含恨而死
吴尚贤促使卡瓦内属献厂纳课以后，被滇督张允随委派为茂隆厂课长。他乘势交结官绅，捐纳通判，并在原籍购买土地，一度成为货财数十万、田连阡陌、官居正六品的达官贵人和富翁。
正当春风得意之时，吴尚贤又开始实行说缅入贡的计划。乾隆十三年缅王曾遣使至镇康土州，托土司刀闷鼎代请入贡，被云南督抚拒绝。十四年，吴尚贤带厂里的练兵一千二百余人前往缅甸，在镇康遇见请求入贡的缅使五人，令其前导，随至木邦，木邦首领派头人八十余人跟从。吴于所过土司地方，“皆有餽遗”。吴尚贤竭力劝说缅甸国王莽达拉朝贡清帝，莽达拉因属下土司纷纷叛乱，欲倚清为援，“遂从其言，具表来降”。［9］十五年七月，吴尚贤向云南督抚禀称：
“缅甸国王莽达拉情愿称臣纳贡，永作外藩。命工匠制造金银二鈚，篆刻表文；又造贴金宝塔，装载黄亭，毡缎缅布土物各色，驯象八只入贡。又贡皇太后驯象二只、毡缎缅布等物。差彼国大臣一员，头目四人，象奴夷众数十人出境过江，于四月已抵边界，请代奏。”［10］
云贵总督硕色、巡抚图尔炳阿令司道会议，布政使宫尔劝会集按察使及粮、盐、迤东、迤西四道商议，均认为不应允其入贡。巡抚图尔炳阿拒绝其议，将吴之禀词及缅王贡表上奏朝廷。其表文说：
“缅甸国王莽达拉谨奏：盛朝统御中外，九服承流，如日月经躔，阳春煦物，无有远近，群乐甄陶。至我皇上，德隆三极，道总百王，洋溢声名，万邦率服。缅甸近在边徼，河清海晏，物阜民和，知中国之有圣人，臣等愿充外藩。备物致贡，祈准起程，由滇赴京，仰觐天颜，钦聆谕旨。”［11］
乾隆帝同意了缅王的要求，派官员伴送贡使于十六年六月来到北京。二十五日，他在太和殿接受缅甸使臣朝贺，“凡筵宴赏赉一应接待事宜，俱照各国王贡使之例，以示绥怀”。［12］
中缅再次建立了正常的朝贡关系，是一件大事，本来会对双方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产生强大的促进作用。如果缅王莽达拉能够控制国内局势，言出令行，他就不会让属下土司率兵侵扰内附清政府的土司，如云南普洱府所辖猛阿、猛笼、猛腊、猛旺、九龙江、车里、倚邦、六困、猛遮、普笼、整董、猛乌、乌得等十三土司（俗称十三猛，又名十三版纳），中缅之间就有可能和平相处，友好往来，贸易有无，也就不会发生后面所述的四次战争。可惜的是，缅国内乱兴起，莽达拉为得楞部酋长俘获，沉江而死，使吴尚贤、莽达拉与乾隆帝刚刚建立起来的中缅朝贡关系，被迫中断，令人遗憾的中缅战争终于不可避免了。
与此同时，吴尚贤惨遭迫害。吴尚贤劝说葫芦王献厂归顺。
促进缅王遣使入贡，立下了重大功勋，按理说应该得到朝廷的奖赏。可是，由于吴为拥有矿工数万之大厂厂主，家赀富豪，深受厂民拥护，又与缅王、葫芦王及附近土司交往密切，兼之厂有练兵数千，因而威望甚高，势力强大，这就招致不少官绅嫉妒，也引起了官府的疑心，怕其据地称雄对抗朝廷，因此对其施加限制，直至处死。
乾隆十六年夏，云贵总督硕色上疏，专讲吴尚贤的情况及处理的办法。他说：
“茂隆课长吴尚贤开获旺厂，为众所服，但非安分之人，难任久居徼外，当即选人更替，而贫富皆处两难。令其自举，据称夥伴唐启虞等，可助其子吴世荣管理。复据禀缅使入贡，不谙礼法，情愿自备资斧，伴同往还，臣等因夷性难驯，吴尚贤情愿伴送，既资照料，兼可查试其子，是以允其所请。并令唐启虞等，帮同吴世荣办理厂务，倘能服众，即使接管，或难胜任，即于唐启虞数人内，选一人接管。惟是吴尚贤回滇后，既不可令赴厂，亦难拘管，伊系捐纳通判，俟其出京，请旨发滇省以最简之缺试用。伊厕身仕籍，不能潜往交通，且行止有亏，即加参处，并其子亦可著落提究。再茂隆厂，现在工厂聚至二三万人，似应酌筹渐次解散之法。厂徒皆系内地民人，稍有所获，亦常陆续回家，臣等密饬各该处文武，加谨稽查口隘，许入不许出，将来可以渐少。”［13］
硕色此奏，讲了三个间题。其一，吴尚贤“为众所服”，为“夷”所重，望高势强，又“非安分之人”，不能让其永居银厂雄镇一方。其二，允吴之请，以其子继掌银厂，授彼为官，以资约束。其三，逐渐减少厂矿工人，以杜后患。应当说，硕色之议，还属高见。吴尚贤势力过大，难免引起变乱。需要加以预防和控制。但是，吴威震边内外，拥有练兵数千和矿徒数万，如若冒昧从事，将其拘拿，吴或者是逼上梁山，拒捕起兵，独霸一方，或者是交结缅王和葫芦王，合兵袭掠滇省府州县，对清危害更大。退一步说，即便官府将吴诱捕，茂隆厂没有能够代吴尚贤之人，那末，群龙无首，数万矿徒或纷起为乱，厂子亦将因缺乏善于经理的厂主而亏损衰落。这都会削弱茂隆厂，毁坏了拥清、护清为清之藩篱的可靠屏障。正可能是由于考虑了这些情形，硕色才提出了上述措施，既可对吴尚贤加以约束，不使其割据一方，又让吴有利可图，乐居官宦，子孙世掌银厂，不致因逼反抗，变生不测，而且也可以维持厂子的繁荣，和平地、正常地生产，为清之屏障。
可是，朝廷却否定了硕色的正确建议。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月，大学士、军机大臣议复此事时向帝奏称：
“查吴尚贤无籍细民，交通夷众，断不可令为课长。若其子接办，是厂务竟成世业。至唐启虞等，素受吴尚贤指使，若令接管，仍不免通同遥制。查各省矿厂，皆董于官，应令该督于府佐贰内，拣谙练之员，前往总理，并酌期更换，课长之名竟裁。或仍令唐启虞等帮助，或另行委派，临时斟酌。所请吴世荣、唐启虞更替之处，应毋庸议。至通判分倅一郡，吴尚贤粗野无知，岂能胜任。若云视其行止有乖，即严加参一处，尤非政体。应令该督抚于缅使回滇，委员另送，谕令吴尚贤居住省城，安分守法，倘或显违约束，即拘禁请旨办理。［14］
乾隆帝同意大学士的意见，批示：“依议速行”。他又命军机大臣会同被赞为“疆吏之贤者”、曾任云贵广西总督的尹继善，商议此事。尹继善奏称：“设官则法在必行，法行或不尽便于夷境，不如仍选课长，但不得复用吴尚贤之羽翼”。军机大臣赞成此说，取消了过去自己提出不立课长的意见，并请皇上饬云贵总督硕色、巡扰爱必达”详察情形具奏”。［15］十六年七月初八日，硕色、爱必达遵令奏称：
“查茂隆厂远在边外，自古不通声教，现葫芦酋长虽称臣纳贡，每年以厂课为贡款，在厂徒众，有内地民人，亦有本处夷类，素来受制于官。且该厂山场周六百余里，距内地十五站，中隔南翕江，既无官兵塘汛，止委一二文员，原难总理弹压，不如仍选课长董理为便。前督臣张允随所委课长，虽止吴尚贤一人，实则另有唐启虞、杨公亮、王朝臣等各为课长，厂民信服，今吴尚贤及其义子吴世荣已议撤退，又不便遽易生手，请于唐启虞等三人中，公举诚实干办一人董理，并饬永昌府密为查察”。［16］
十六年十月初三日，乾隆帝下谕，训责硕色、爱必达“所奏办理之处，尚未周到，其吴尚贤应作何办理，该督抚折内何以竟未奏及”，命军机大臣“传谕询问”。乾隆帝还具体指出：茂隆厂远在边外，既未便委员办理：杨公亮等长期办课，“且非吴尚贤党羽”，可以委令其接管厂务，但需规定更换限期，否则，“盘踞日久，势必又成一吴尚贤矣”。［17］
乾隆帝此谕，一则指斥硕色、爱必达办理“尚未周到”，质问其不谈对吴尚贤“作何办理”，再则反复强调不用吴之党羽，不许新课长长期盘踞，以免又出一吴尚贤，其倾向性已很明确，那就是要对吴严加惩处。乾隆帝所说“办理”一词，在涉及到部落和人时，基本上是表示要进行征剿或诛杀之意。几年前他讲要办理瞻对、金川，就是要对其征讨。数年后他又说要办理准部、回部之事，亦即向其进攻。平准中他多次指示要办理阿睦尔撒纳，即将其擒拿治罪处死。这一词的特定含义，大臣们是知道的。因此，硕色接到此谕及军机大臣的复议书后，不得不变更原来尚存保护吴尚贤之意的正确建议，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上疏奏称：“吴尚贤前充课长，图财不法，并勒斃二命，应查封家产，革职产审。”随即将吴关于狱中，抄没家产，拟处以死刑。旨尚未下，吴尚贤“瘐死于狱”，有人说是官府将其饿死的。［18］其子吴世荣退入云南，茂隆厂不久即衰落解散。
乾隆帝此举，十分谬误。他本想清除隐患，防止吴尚贤势力过大，据地称雄，危及云南安宁，因而将其迫害至死，不料，事与愿违，吴尚贤固然含冤去世，不会给清帝带来威胁。但是，一支拥有数万壮士愿意为清效劳的强大武装，却因此削弱而解体，严重危害了即将进行的阻止缅兵入掠的正当防卫战争，也对乾隆帝三次攻缅产生了不利的影响，真是弄巧成拙，贻误军机。
二、庸督刘藻御缅无方 畏罪自杀
从乾隆十七年缅甸国王莽达拉被得楞部长俘获以后，一段时间里，缅甸大乱。木梳部长甕藉牙起兵，联合一些部落，几经鏖战，消灭了得楞部，统一大部分缅甸土司，自立为王。莽达拉之长子色亢瑞谏历经周折，逃至猛卯，欲求清相援，为云贵总督爱必达、巡抚郭一裕所逐，回至木邦，转赴离木邦三十余程的猛放，以后下落不明。
赛藉牙因贵家首领宫里雁不服统辖，遣兵来攻。贵家乃系明末随南明永历帝朱由榔逃入缅甸之王公官员的子孙，自名为“贵家”，据波龙厂采银。汉民亦纷纷出边至此采矿经商贸生，常达数万人。宫里雁率部和厂练反抗，并约木邦土司相助，为缅兵击败，波龙厂之人多逃归云南内地。宫里雁率领三千余人奔至耿马，几经转徙，寄住孟连。孟连土司刀派春收其兵器，按户索银三两，将其众安插于所属猛尹的各圈寨。宫里雁及其部下本已气愤难平，怨恨不已，而这时的云贵总督吴达善听说宫里雁有七宝鞍，“乃亡明至宝”，向其索取，宫里雁更加恼怒，遂带妾婢六人赴石牛厂。刀派春向宫里雁之妻囊占索要牛马童女向吴达善献贿，囊占大怒，纠众焚掠孟连城，杀刀派春及其家属，后被刀派春之族兄刀派英等击败，逃入缅甸，改嫁与缅甸国王懵驳（原缅王甕藉牙之次子）。吴达善檄令石牛厂厂民将宫里雁暗中监视，令耿马土司诱擒宫里雁，于二十七年十月将其斩杀，以其妾婢分给有功人员，又檄令缅甸押送囊占，“以靖余孽”。
吴达善杀死宫里雁，削弱贵家势力，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宫里雁与新缅王不和，欲倚清为援，如果吴达善能从公出发，不乘机勒索珍宝，从经济上、军事上支持宫里雁重振旗鼓，那末，在精明能干的宫里雁领导下，有其上万名剽悍善战的波龙厂厂民和贵家人员的支持，就会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对防御缅甸侵扰久附于清的耿马、十三猛等内地土司，对协助清军与缅兵交战，都将产生重大的作用。可惜，吴达善计不出此，不听布政使姚永泰劝说“今若留雁，可以为缅酋之忌惮，不可代敌戮仇”之忠言，将其谋害，贵家和波龙厂厂民各奔前程，一支强大的部队因而消失，给防缅入掠和对缅交战带来了严重危害，真是自毁藩篱。
缅王懵驳统一缅甸各部后，多次派人向归附于清的内地土司耿马、十三猛等索讨贡赋，声称十三猛“原隶缅甸”，遣兵烧杀袭掠，闹得云南边境不得安宁。
此时的云贵总督是刘藻。刘藻早年中举，授观城教谕，乾隆元年荐举博学鸿词考试时，取为一等，授检讨，历任左佥都御使、通政使、内阁学士、布政使等官，二十二年擢云南巡抚，二十九年升云贵总督。刘藻长于文学，为官也还廉洁，但乃一怯懦书生，不谙用兵，“不识事体”，调度无方。三十年十月，孟艮应袭土司召丙之堂弟召散，约集缅兵逐走召丙，占有孟艮。召丙逃入内地土司猛遮藏匿，并至镇沅府乞降，召散偕缅兵来追，活动于九龙江一带。刘藻闻汛，前驻茨通，提督达启、普洱总兵刘德成驻思茂，分兵四出堵御。刘藻遣往援剿的参将何琼诏、游击明浩，带兵六百名，前赴猛阿。何琼诏等“漫无纪律”，行军之时，“将兵器捆载行装，将弁徒手散行”，于十一月二十一日渡整控江时，被缅兵袭击，何狼狈逃走，六百名官兵“各仓皇逃匿”。对于这样一次见敌即逃的可耻之战，刘藻却依据总兵刘德成的报告，向朝廷奏称，十二月十九日攻九龙江一路，破缅营一座，二十日攻橄榄坝一路，又破缅军兵座六座，何琼诏“妄图邀功，轻进致败”，既伪报军功，又将畏敌潜逃之懦夫粉饰为图功急进英勇战亡的猛将，真是颠倒是非，滑天下之大稽。刘藻又藉口“军需银两及火药军装悉贮于”普洱，缅兵可由整控江之山僻小径进至普洱府城，而退至普洱驻剳。［19］
乾隆帝于三十一年正月十六日收到了刘藻的第一份奏折，很快就发现了破绽，连续下谕，斥责绿营官弁“素习狡诈”及“铺张夸诞恶习”，捏报战功，指责刘藻“办理错谬”，并将其降补湖北巡抚，以大学士杨应琚为云贵总督。二月初三，乾隆帝下谕详言此事，并训诫各省督抚整顿绿营“诡谲相沿”、见敌溃逃的恶习。该谕说：“向来绿营兵弁，专以欺诳捏饰为事”。比如，刘藻筹办理剿捕“莽匪”一案，何琼诏等奉委赴整控江“防堵贼匪，乃将兵器捆载行李，将弁等徒手散行，遇贼冲出，败溃奔逃”，复又谎报阵亡，希图掩饰。何琼诏逃回后又编造谎言，伪称“架藤牌扑杀，所骑马被贼刀砍，连马跌入江内”，此明系诡饰，“藤牌非马上之器”，且人与马皆跌入江内，即不溺死，亦应被马压致重伤，岂能平安无恙逃归后方。刘藻对此却不认真察实，“问其懦怯失机之罪”，反而称其系“贪功轻进，以致失事”，使“此案情罪全属相反”。如此“绿营欺罔恶习，不可不大加惩创，故已将何琼诏、明浩等人“立正典刑”，降刘藻为巡抚，将其与提督达启，“一并交部严加议处”。“著再通谕各省督抚提镇等，一体严饬各营”，痛加改变，否则必当重治其罪。［20］
此时乾隆帝尚以刘藻“本属书生，军行机宜，非所娴习”，故仅予薄惩。不久，他进一步了解到，当何琼诏逃遁时，刘藻竟畏敌如虎，由思茅匆忙撤回到普洱，如若缅兵尾追，后果不堪设想。刘藻己集兵七千余，却“托言瘴疠”，不敢进攻，“其檄调通省兵丁，忽调忽撤，漫无成算”，“节次所奏诸折，可笑可鄙之处，尤不可枚举”，因而连发数谕，痛斥其过，并降旨将其革职，留滇效力，所有因调兵不合定例糜费的银两，著其赔补。［21］
刘藻因御敌无方，安边乏策，连遭帝斥，问罪革职，无计可想，于三月初三日夜间自刎，随员抢救无效，数日后死亡。
三、杨应琚三疏蛊惑 乾隆帝批准征缅
乾隆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乾隆帝下了一道十分错误、危害很大的谕旨。他在这道谕中讲道：
“据杨应琚奏，木邦土司呈称，因遭缅酋残刻，情愿归附，请俟天兵到彼，即将缅甸遣来监视之人擒献。并现今召散逃往缅甸，已行文前往索取，如其不献，应发兵办理，等语。已于折内批示。杨应琚久任封疆，夙称历练，筹办一切事宜，必不至于轻率喜事，其言自属可信。况缅甸虽僻处南荒，其在明季，尚入隶版图，亦非不可臣服之地。但其地究属辽远，事须斟酌而行，如将来办理，或可相机调发克期奏功，不致大需兵力，自不妨乘时集事，倘必须劳师筹饷，或致举动张皇，转非慎重边徼之道，该督务须详审熟筹，期于妥善，以定进止。”［22］
此谕表明了三个问题。其一，以攻代防，方针大变。杨应琚以木邦土司“情愿归附”和檄献召散为理由，欲图发兵攻打缅甸征服缅甸。这与刘藻在任时所办之事，有着根本性的差别。以前，是因孟艮头目召散约集零星缅兵袭扰耿马等内地土司，新缅王懵驳仿效旧缅王莽达拉之例向耿马等土司索取岁币，基本上是缅甸土司以及少数缅兵与久附于清的内地土司相争，清朝官方称之为“蛮触相寻”。刘藻遣兵往战，不过是为了绥靖边境，驱走进入内属土司的召散等人的部下和缅兵，使被骚扰的内地土司恢复正常秩序，缅甸国王并未大调兵马对清宣战，清政府亦无向缅进攻消灭其国的目的。现在，杨应琚不仅要将久为缅王统辖的木邦土司招服于清（实系兼并缅之领土），而且要迫令缅王献出召散，否则“发兵办理”，臣服缅国，用兵的性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其二，偏信狂言，草率决策。乾隆帝批准了杨应琚的建议，同意照其所说办理。他的这一决定是极不慎重的。要想对外进行一场战争，尤其是象用兵二千里以外的“远夷”缅甸，应当考虑很多问题，至少要了解双方军力、财力、人力的对比和地理因素，要具有相当大的成功的可能性，否则冒昧远征，定会招致受挫，甚至全军覆没。如此重要的军国大事，怎能仅仅因为杨应琚“久任封疆，夙称历练”，“必不至于轻率喜事”，而听信其言，决定征缅？实属粗疏轻率。
其三，心有余疑，帝意尚未全决。乾隆帝虽然听信了杨应琚的意见，欲图用兵缅甸，但以其地辽远，亦有所犹豫，因此谕令杨应琚．“详审熟筹”，能顺利进军，“不致大需兵力”，能够轻易取胜，就乘机征剿，“克期奏功”；如果困难较多，难以立见功效，“必须劳师筹饷”，就需认真考虑，视其情形，“以定进止”。当然，他的倾向性已很明确，确是跃跃欲试，图谋臣服缅甸，再树功勋。
此谕下达以后，过了一个半月，九月初九日，杨应琚的奏折送到了乾隆帝的龙案上。杨奏称：接奉谕旨，筹办缅甸事宜，“臣断不敢冒昧喜功”。惟因缅兵“屡次侵扰土司边境”，若不乘时办理，恐土司地区不能安宁。“今缅甸既人心涣散”，木邦情愿归顺，“是机有可乘”。前已密派土司可靠属人，潜至缅甸，将其地方广狭道路险夷，暗中详细绘图，不日进呈御览，其他预备调拨兵马等事，现已密为布置，九月内拟前往永昌，“督办此事”。“臣仰膺重寄，固不敢坐失事机，亦不敢轻举妄动”。乾隆帝阅奏后，降旨对杨嘉奖。［23］
又过了二十天，三十一年九月二十八日，杨应琚的奏折又送呈皇上。杨除叙述缅甸地形外，着重讲到缅人现状。他说：缅甸自甕藉牙“篡位”，其子孟洛、孟毒（即懵驳）“诛求无厌，各土司早已解体。闻天兵平定莽匪（指进入内地土司的召散等人及少数缅兵），缅人甚为畏惧”。木邦土司已将缅王差来监事之人杀害，“恳请天朝大人迅速发官兵到境”，蛮暮土司“亦愿来归”，“缅匪之地愈蹙”，“控制更自无难”。因此，一面调拨兵马，一面带镇营官兵三千余名，前赴木邦受降。如缅王见大势已去，欲悔罪求降，定当请旨办理，不敢草率从事。［24］
乾隆帝阅疏后十分高兴，批示说：“欣悦览之，伫候佳音”。他又谕告军机大臣：杨应琚“所办甚好”，倘缅王“愿效臣服”，听抚归降，固然甚好；若其畏避潜匿，仅将召散擒献，“则罪人既得，莽匪全局已竣，天朝本无事求多于外夷，亦可收功蒇事”。如缅王“怙恶不俊，果有可乘之会，不致重烦兵力深入，而成戡定之功，以永靖南服，尤为一劳永逸”。一切事宜，悉听杨应琚“妥协经理”。［25］
经过两个多月的考虑，在杨应琚三封奏折的蛊惑下，乾隆帝终于最后决定进攻缅甸，酿成大错。
四、贪功开衅 杨应琚死有余辜
为帝倚重言听计从的杨应琚，究系何许人也？真是乾隆帝所赞“老成历练”的“公忠体国大臣”，还是言行不一、巧言惑众的伪君子？他之如此热中于攻缅，是为国求福永靖边陲，还是为己牟利？这一切，历史给他作了正确的结论。原来，杨应琚乃系贪功求爵制造事端最后兵败身亡的可耻之徒。
杨应琚，汉军正白旗人，父文乾任至广东巡抚。杨应琚初任西宁道，以乾隆帝信赖的大臣黄廷桂荐其有才，且处理一些事体比较妥当，符合帝意，很快擢任两广总督，后移闽浙总督转陕甘总督。帝以其“久任封疆，历练有素”，于三十一年正月十六日当其入京就任大学士时，调任云贵总督，办理缅甸事务。三月初杨应琚抵昆明，十七日至普洱。此时，“瘴疬大作”，“缅人渐退”，清楚雄镇总兵华封乘机进据孟艮，城空无人，“仓粮已自烧毁”，普洱总兵刘德成占整欠，车里等内地土司皆服，“普洱边外悉平”，召散的姐夫召猛烈等头人亦为清军所获。杨应琚遣派官员，往孟艮、整欠等土司，“正经界，集流亡，厘户口，定赋税”，令召丙居孟良、叭先捧居整欠，均授三品指挥使职衔，管理土务。［26］
乾隆帝闻讯，十分高兴，于四月初八日下谕蠲欠十三土司赋税说：
“云南附近普洱之十三土司，久已输诚内向，编列版图。近日莽匪滋扰各土司，边境夷民鲜得宁居，现已发兵平剿，已捣整欠、孟艮贼巢，搜捕匪党，各土司得复安故土，但既受莽匪蹂躏，元气难免亏损，深可轸念。即未经被扰土司，一切派拨土练，修理桥梁，急公踊跃，其情亦属可嘉。著加恩将普藤、猛旺、整董、猛乌、乌得、车里、六困、倚邦、易武、猛腊、猛遮、猛笼、猛住十三土司地方，所有乾隆三十一年额征条编正耗暨米折银三千余两、正耗粮六百余石，并猛笼一处乾隆三十年旧欠银二百余两，概行豁免，以示优恤边夷之意。”［27］
杨应琚如果有自知之明，如果对缅甸的国情（军力、人心、地势等）有比较正确的了解，就应该抓住这个极为难得的有利时机，巩固边防，撤兵退驻边境，与缅保持和平友好关系，不要去攻打缅属土司，更不要妄想建树奇功，率军攻缅，欲图征服缅甸。但是杨应琚却错误估计了形势，认为缅人“易于摧殄”，而利令智昏，听从了个别属员的怂恿，走上了误国误民也误己的绝路。
乾隆三十一年四月，杨应琚安定普洱后回到省城，调文武官员及熟习外域情形之人，至昆明商议下一步的工作。腾越副将赵宏榜，湖北人，年轻时曾当过波龙厂厂丁，“习缅事，野人头目皆与之善”。赵欲夺取特功，“首陈木邦、蛮暮各土司愿内附，缅酋势孤易取状”。赵“闻各土司乐于内附，又传言懵驳之母劝其子臣服”，“有机可乘”，竭力劝诱杨应琚出兵攻缅。开始，杨还清醒，不听其言，拒其议说：“吾官至一品，年逾七十，复何求而以贪功开边衅乎？”赵宏榜再三怂恿，杨终于为利所动，“信其言”，令道、镇、府、州官商议。迤西道陈作梅、永顺镇总兵乌尔登额、永昌知府陈大吕，“皆议以贼势甚大，边衅不可开”，乌尔登额“阻益力，书凡七上”，杨极不高兴，十分恼怒，将陈大吕革职。诸将见此情状，纷纷奏报土司内附。云南提督李勋说猛勇、猛散土司求附，普洱总兵刘德成称猛龙、补哈请归，楚姚总兵华封报整卖、景線、景海土司献土求降，木邦、孟密、孟养、蛮暮等亦求归顺，其奏表“皆言所属地一二千里、户十数万”，“为边外大都”，其实，“其土地、户口皆悬在缅地，我不能有也”。杨应琚不察虚实利弊，一一上奏，授其头人为千总、守备等职。［28］
得到皇上批准后，杨应琚即于三十一年九月十二日离普洱，前往永昌受木邦等土司降，进军缅甸。行前，开化同知陈元震驰檄缅甸，号称“调集精兵五十万、大炮千尊，有大树将军统领”，“陈境上，不降即进讨”，以图“震慑”缅人。清军已进据蛮暮之新街。
正当杨应琚满以为大功即将告成之时，缅王遣派的数万军队，大举来攻。缅军分兵四道，一由蛮暮，一由猛密、猛育，一由木邦，一由滚弄江，占木邦。九月二十日缅军猛攻新街，清腾越副将赵宏榜突遭敌袭，无力抵挡，焚烧器械辎重，败回铁壁关，置蛮暮于不顾，缅兵“数万尾而入”，木邦、蛮暮土司均避入内地。杨应琚闻报大惊，“痰疾遽作”，但并未将兵败实情上奏。
乾隆帝得知杨应琚患痰症，于十一月初八日下谕，调两广总督杨廷璋往滇代治军务，赐杨应琚以“素有神騐”之内府所制十香返魂丹、活络丹及荷包六个，让杨“加意调摄，以冀速痊”，“慰朕眷念至意”，并以其“老年病体”，需人侍奉，遣其次子宝庆府知府杨重谷速往永昌看视。不久又派大学士傅恒之子多罗额驸、乾清门侍卫福灵安带御医李彭年往治杨病，并命杨应琚之长子江苏按察使杨重英驰驿迅往永昌，“省视伊父”，为监军，“襄助一切事务”。尽管乾隆帝此时对杨应琚还算信任，但他已开始有所怀疑，欲图直接了解全面军情，故特谕福灵安“驰往军前，详悉体察”，如能短期成功，即“同往统兵征剿”，若很难筹办，即“据实详悉入奏”，以便“得知徼外确情，以定进止”。［29］
杨应琚不久病愈，调集士卒一万四千余名，令诸军出击。十一月，提督李时升令永北镇总兵朱仑出铁壁关，攻楞木，欲进击蛮暮，收复新街；命永顺镇总兵乌尔登额带兵至宛顶，以攻木邦。朱仑于楞木失利。缅军分路进入，从三十一年十一月至第二年三月，先后攻下铜壁关，入万仞关，焚掠盏达、户撤、陇川等地，攻占猛卯等处，于万仞关、铜壁关、猛卯几次击败清兵，击杀清游击马成龙、班第、毛大经和都司徐斌、守备高乾等将弁。官兵伤亡，内附土司被掠，蛮暮等新附土司被占。如此重大失败，杨应琚却视而不见，反而几次奏报大捷，声称击杀缅兵上万。
尽管杨应琚伪报战功，但他心里也很清楚，缅军势强，难以征服，不早想良策，恐其长据内附土司地区，事态扩大，无法掩人耳目，将被皇上察觉，招致重惩。因此，他想以“允降”来结局，于三十一年十二月底，会同云南巡抚汤聘、提督李时升上奏说：缅甸“自楞木溃败，大兵复乘势追剿，二次共杀贼六千余人。当有伊领兵头目莽聂吵遮来营，恳请罢兵归顺，并呈献金镯、红呢、花布等物。”不久，缅兵二三万来掠，我军于十二月初六至十六日，先后杀敌三千余人，“计前后剿杀，已几及万人”。查缅甸系边南大国，密箐崇山，阻江为险，水土恶劣，瘴疠时行，“若欲直捣巢穴”，恐旷日持久，得不偿失。“如猛毒（即懵驳）果倾心凛惧，愿效臣服，似可宥其前愆，酌与自新之路”。［30］
过了几天，三十二年正月初，杨应琚三人又奏：“缅酋猛毒之弟卜坑，及领兵头目莽聂眇遮，屡赴军营乞降。据称，前因蛮暮及各土司，近年贡献逾期，率众索取，原非抗拒大兵，今屡被惩创，情愿息兵归顺。至蛮暮、新街等处，实系夷人资生之路，并恳赏给贸易。”［31］
这两道奏请罢兵允降的奏疏，分别于三十二年正月初十、二十四日送至大内。照说，乾隆帝应该认真考虑一个十分严肃、至关重大的问题：为什么过去再三恳请出兵征服缅甸的大学士、云贵总督杨应琚．突然变成了另一个人，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竟然带领巡抚、提督，联名奏请收兵允降？须知，在未全歼敌兵、缅甸国王没有表示悔过的具体行动和亲身入贡求降的条件下，就要求撤兵，显然是极其错误的，甚至可以说是在捉弄皇上。既然没有达到征服缅甸的目的就往后撤，那末，当初何必广调兵马，劳师动众，远道征剿？如此出尔反尔，诱哄圣上，牵着皇帝原地打转，简直是犯了欺君大罪。杨应琚遨游官海数十年，深蒙皇恩，应该熟知愿为英君的乾隆帝之性格，要让这位一向自诩乾纲独断、夭纵英武之明主，如此稀里糊涂地撤回大军，扑灭因被杨怂恿而产生臣服缅甸的愿望，恐会惹得龙颜大怒，使自己祸生不测。为什么杨应琚要冒将被定上欺君大罪、抄家处死的危险，奏请收兵允降？难道这不是最明显不过地说明了战事不利、征缅失误吗！
设若乾隆帝从这个角度考虑杨应琚三人的奏疏，冷静分析敌情（军力、士气、人心、地形等）和战局，认真检讨发兵征服缅甸之举是否得当，如有谬误，及早收手，那末，他就会作出正确的结论，撤兵议和。但是，此时的乾隆帝，已陶醉于执政三十一年的“文治武功”之中。在不到五年的时间，他两次用兵准部，收服回部，每次实际上只用了几千、万余名士卒，就实现了七十年内皇祖、皇父的宿愿，洗雪了雍正帝时清军大败于和通泊的奇耻大辱，拓疆二万余里，威震海外。三十年内，他蠲赋万万，又普免天下钱粮、漕粮各一次，国内百业兴旺，人丁激增，国库充盈。此时，他正因为未能正确对待“全盛之时”，而不像早年那样小心翼翼，深思熟虑，倾听臣言，顾全大局，讲求实效，以致在处理重大军政间题时，常常缺乏理智，感情冲动，无根据地好大喜功，因此，既在前一阶段轻信杨应琚狂言，派遣军队，欲图臣服边外大国缅甸，又在此时杨应琚认输允降欲补其过时，坚持错误，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
乾隆帝从三十二年正月初十日阅读杨应据三人联名上的奏折起，到三月二十九日的两个半月里，连续下达二十五道谕旨，有时一日连降三渝。这些谕旨，集中讲了三个问题。第一，缅役之兴，在于杨应琚的胡言乱语，贪功开衅，使帝误信其言。上谕说：
“从前办理缅匪之初，原因莽匪召散窜入彼处，向其索取，若缅酋将召散献出，原无事多求”。“杨应琚到滇后，莽匪业已剿平，不过经理疆界，搜捕逸贼诸务。嗣因莽匪召散，逃入缅甸，杨应琚行文向彼索取，并奏称如彼不将逆酋擒献，即兴问罪之师。朕以缅甸僻在荒陬，从未敢侵犯内地，其事亦不值穷兵勒远。旋据奏木邦、蛮暮相率投诚，朕以杨应琚久任封疆，历练有素，必非轻率喜事者比，谕令酌审情形，以定进止。……乃该督即亲往永昌受降，且云机有可乘，不难筹办。朕谓该督必已操成算于胸中，自然相机妥办，方嘉其实心体国，勇往任事，随即加以奖谕，并望其选奏肤功，以膺懋赏。”［32］
第二，痛斥庸督饰败为胜，胆怯畏敌，对其严厉惩处。乾隆帝开始是从杨应琚等人捷报中的漏洞、矛盾，发现问题的。三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的谕旨，对杨应琚等人奏报的军情，提出了一系列的疑点和质问：扬应琚已调集士兵一万四千余人，“兵力不为不盛”，乃伊等自新街一战，即退回楞木，而两次所报交兵之地，又止称铜壁关、铁壁关以外，按图而计，楞木已在新街之内，两关则并在我界内，“该督所奏屡次杀贼万余，究在何地？”则其所谓得胜，“仍不过绿营虚夸粉饰恶习”。进攻蛮暮、新街的缅军不过二万，如已击杀万余，“则已去其大半”，缅军“宁不胆落奔逃，尚敢拥众相拒”，“则前后奏报之不足信，益显然矣。”提督李时升驻守何处，“何未闻其亲历行阵督率进兵”？总兵华封、刘德成又在何处？何以只令总兵朱仑、乌勒登额分兵守剿？［33］
杨应琚还厚颜奏辩，声称“节次所报杀贼几及万人，均经臣差人察核，又经李时升就近查明，实系确情”。乾隆帝在此段上批示：“此即欺罔之一端”。［34］他又在三十二年二月十六日的谕旨中指出：“杨应据等节次奏报，捏饰谬妄，种种未协，已屡降旨严饬矣”。今按图校阅，其中“舛谬不符之处，不一而足”。上年九月，赵宏榜驻新街，遇敌即退回铁壁关内，丢弃蛮暮、新街，十一月楞古之战后，兵退驻铜壁、铁壁二关以内，此后未曾出关交锋，“何以能杀贼多至万余”，“则其荒唐不足信，更不待言矣”。［35］
不久，侍卫福灵安遵奉帝旨查明军情后奏称：“杨应琚前此所奏缅匪乞降，及陇川打仗、杀贼万余之处，悉属虚妄”，赵宏榜从新街失事后，即逃回铁壁关，朱仑楞木一战，即退回一站，并为缅人所欺，“信其乞降”，将兵丁撤退，以致缅兵从各隘口“窜入我境”。［36］
云南布政使钱度在奉帝严令“据实陈奏”否则加罪的谕旨后，亦揭露前奏捷讯的虚伪，并简述用兵失败的经过说：杨应琚办理缅事，系先因腾越副将赵宏榜禀称蛮暮土司投诚，我兵已驻新街，遂以为“机有可乘”，调兵三千六百名，即令赵先往受降。迨杨行至漾濞，接到赵的告急文书，始知新街已失，才加调各营官兵。十一月缅兵由万仞关小路进入永顺，焚烧盏达、户腊撒，“将铜壁官兵冲散”，斩杀游击马成龙，焚烧陇川。十二月底，官兵陆续到齐“又误听该匪投诚之诈，未经环击”，致缅军“伺懈”，于正月初进入猛卯，占据木邦。滇省绿旗兵，除昭通、东川、开化、曲浔四镇“尚敢与贼对仗，余皆退缩不前”，李时升、朱仑“俱未亲临行阵，混报斩获”，杨应琚“驭下姑息”，不察虚实，“实属欺罔”。［37］
乾隆帝大怒，先后下谕，革杨应琚大学士、云贵总督职，逮捕入都，转押热河避暑山庄，廷讯后，勒令自尽，“暴其罪于天下”，革其次子宝庆知府杨重谷职，并以其笞人至死罪处斩；提督李时升、总兵朱仑、刘德成、乌尔登额等将，亦相继逮治论死。［38］
第三，一错再错，继续征缅。乾隆帝对杨应琚的奏请收兵允降，特别不满，多次下谕斥责，以此作为杨欺君误国的大罪，宣布必须坚持用兵，征服缅甸，不得中止。他谕告如此作的理由有二：一是保护归附的土司和占据已附的地区。他说：蛮暮、新街等处，“既已纳降，并遵定制薙发，即成内地版图”，“皆为中国版宇”，“两处降附之人，即同内地人民”，“自当加意保护”，木邦、整欠、整卖等处，“前此恳求内附，并请我兵保护”，焉能还与缅甸，听其欺凌！二是王命难违，帝威无比。乾隆帝严厉训斥杨之允降，是“视受降如儿戏，何以靖远夷而尊国体！”归还已附之地，并未制胜克捷，“遽思歇手”，“将就了局”，“尚复成何事体”！他非常骄傲又十分自信地宣称：“朕办理庶务，从不肯稍任颟顸完事，况用兵边徼乎。试思我大清国全盛之势，何事不可为？”“至缅匪侵扰内地，则必当歼渠扫穴，以申国威，岂可遽尔中止？且我国家正当全盛之时，准夷、回部，悉皆底定，何有此区区缅甸而不加翦灭乎？而杨应琚竟思就事完事，实为大谬。”［39］
就这样，英明的乾隆皇帝由于骄傲轻敌，盲目的好大喜功，一错再错，受到了更大的挫折，败得更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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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史》卷46，卷315。
［2］昭梿：《啸亭杂录》卷5，《缅甸归诚本末》。
［3］［4］昭链：《啸亭杂录》卷5，《缅甸归诚本末》。
［5］《清史稿》卷307，《张允随传》。
［6］《清高宗实录》卷269，页30、31。
［7］《清高宗实录》卷269，页31、32。
［8］《清高宗实录》卷269,页31,32。
［9］昭梿：《啸亭杂录》卷5，《缅甸归诚本末》。
［10］［11］［12］：《啸亭杂录》卷5，《缅甸归诚本末》。
［13］《清高宗实录》卷393，页6、7。
［14］《清高宗实录》卷393，页7、8。
［15］《清高宗实录》卷394，页13。
［16］《清高宗实录》卷394，页14。
［17］《清高宗实录》卷400，页5。
［18］《清高宗实录》卷400，页6：《啸亭杂录》卷5，《缅甸归诚本末》。
［19］《清高宗实录》卷753，页1；755，页18；《啸亭杂录》卷5；《缅甸归诚本末》。
［20］《清高宗实录》卷754，页5-7。
［21］《清高宗实录》卷754,页25；卷755，页8-10,15-19。
［22］《清高宗实录》卷765,页10,11。
［23］《清高宗实录》卷768，页9。
［24］《清高宗实录》卷769,页18,19。
［25］《清高宗实录》769,页19、20。
［26］《清高宗实录》卷757,页7、9、18、19、25、26、27、28；卷758,页20；卷759，页20；卷760,页10；《啸亭杂录》卷5，《缅甸归诚本末》；《圣武记》卷6，《乾隆征缅甸记上》；《清史稿》卷327，《杨应琚传》，卷528，《缅甸传》。
［27］《清高宗实录》卷758，页11。
［28］《清高宗实录》卷762，页7、8；卷765，页10、11、20；卷770，页20；卷772，页15；《圣武记》卷6，《乾隆征服缅甸记上》；《啸亭杂录》卷5，《缅甸归诚本末》；《清更稿》卷327，《杨应琚传》，卷528，《缅甸传》。
［29］《清高宗实录》卷772，页13、15、18、19、21；卷773,页10；卷778,页1、2；《圣武记》卷6，《乾隆征缅甸记上》；《清史稿》卷327，《杨应琚传》。
［30］《清高宗实录》卷776，页10、11。
［31］《清高宗实录》卷777，页14。
［32］《清高宗实录》卷777,页19；卷780,页3。
［33］《清高宗实录》卷777，页20-22。
［34］《清高宗实录》卷779，页3。
［35］《清高宗实录》卷779，页1、2。
［36］《清高宗实录》卷781,页19、20。
［37］《清高宗实录》卷731，页8、9、10。
［38］《清高宗实录》卷780,页8、16；卷781,页3；卷782,页1、2、3、11、12；卷791，页12；《啸亭杂录》卷5，《缅甸归诚本末》；《清史稿》卷327，《扬应琚传》。
［39］《清高宗实录》卷777,页16、20、24；卷780，页7；卷781，页3。
轻敌冒进 将军明瑞败死小猛育
第二节 轻敌冒进 将军明瑞败死小猛育
一、万岁妄图灭缅 栽下兵败祸根
乾隆三十二年三月初一日，乾隆帝下谕，授明瑞为云贵总督，经理征缅军务，又连续调遣官兵，拨发帑银，准备大举征缅。
对于此次进军的目的和要求，乾隆帝在两道谕旨中讲得十分明确。七月初九日，他谕告军机大臣：
“我兵进剿缅甸，现在广集兵粮，期以秋冬大举，自必势如破竹，迅奏肤功，使西南边境敉宁，为一劳永逸之计。但思缅地僻在荒徼，兼以山峦重阻，风气隔阂，将来平定以后，自难设立郡县，同于内地，即欲如新疆回部，留驻大臣坐镇弹压，亦恐水土恶劣，瘴疠时发，我兵久驻非宜。至匪酋懵驳，自其父甕藉牙篡弑以来，济恶虐众，连年侵扰边地，近复犯我颜行，尤为贯盈孽重，自当犁其巢穴，翦彼鲸鲵，以彰天朝威远服叛之典。而既经剿灭，其土地人民，皆我幅陨赤子，亦不可不为抚靖，俾共享太平之福。若欲另立酋长，自无如仍择莽瑞体苗裔，但恐其后人久经祸乱，或复选懦无能，设竟委以重任，未必能控群蛮而阐声教，甚或同于井蛙之见，仍然蛮能相寻，自滋猜衅，转于柔远无益。莫若量各城大小，分置土司，使各守其疆界，不相联属，则伊等势涣情暌，不能骤合为一，或可不致滋生事端，亦众建而少其力之意。而各土司定则纳赋，咸受吏职，更为易于制驭。但须度其疆域险夷，详审制宜，如阿瓦、猛密、木邦诸城，自较为重要，其余亦当酌量道里远近，画界区分，俾不相侵附。而所择土司，尤宜视其倾诚相化，才堪效用，而心可信任者，授以土官，俾之长世自卫，共沐国恩。其或桀骜叵测，及强宗大姓，虽一时震慑降附，难必其不心怀两端，则当如回部之霍集斯等，移其族党，妥为安置，以示保全，兼可永杜后患。此皆大功告成后，所必应筹办及之者。”［1］
过了两个半月，九月十六日，乾隆帝根据明瑞所奏九月开始进攻的奏折，谕军机大臣：此次我兵声势甚盛，克敌制胜，自可立奏肤功。“缅匪”此时或慑我军威，诡称服罪输款，“冀逭天诛”，明瑞等切不可稍存姑息，轻许纳降。“此等贼匪狡诈性成”，去岁楞木、铁壁关等处，屡次诈降，以缓我兵，及兵稍退，旋复抗叛，断不应为其所愚。况我兵自去岁新街至今春木邦，临阵损伤者，颇亦不少，“此非犁穴诛渠，尽歼丑类，不足以申国威而彰天讨，尤不可仅以受降蒇事”。若我兵直抵阿瓦，攻克其城，“即当戮其逆酋，剿其凶党，大示惩创”，并就其地界，酌量分置土司，“以永靖蛮服”。“或王师将抵贼巢，匪党等果有仇彼渠魁，擒缚来献者，即俘囚奏捷，并多执其助恶逆党，解送京师，彼时或可贷以不死，另为处置，而进兵之始，则不可预存宽宥之心也。可将此传谕明瑞、鄂宁、额尔景额知之。”［2］
这两道谕旨集中地、着重地讲了必须征服缅甸，不许轻易允降。他提出了五项明确的具休要求。其一，必将缅甸全部征服，打下首都阿瓦，“犁其巢穴”。其二，必“戮其逆酋”，将缅王懵驳擒获献俘斩杀。其三，必“剿其凶党”，“尽歼丑类”，将缅甸军政要员全部斩尽杀绝。其四，消灭缅甸，兼并入清，使统一的缅甸从此消失，“分置土司”将其分割成若干小部，择立顺从于清之头人充当土司，为清臣仆，“定则纳赋”，缅地纳入大清国版图，缅人皆为清帝之“赤子”。其五，决不接受缅王投降，“不可仅以受降蒇事”，否则，“不足以申国威而彰天讨”。
乾隆帝的这些要求是十分错误的，因而也给明瑞的进攻，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如前所述，中缅之间的冲突，起因并不复杂，不过是双方土司之间争斗，即乾隆帝所说之“蛮触”，当时清无灭缅之心，缅亦未存攻清之意，最多不过是缅甸要索取耿马等土司的贡赋，并且这也不是它的首倡，而是沿袭前缅王莽达拉的旧例。因为，至清为此，中缅双方还未正式划定明确的边界，耿马等土司虽久已归附于清，交纳赋税，当兵取役，但为了避免侵扰，维持安宁，也向缅王交点贡物。在这样并未存在你亡我兴、你死我活的根本矛盾的形势下，双方本可以通过耐心谈判，消除误会，解决问题，而建立起正常的和平关系，不需诉诸武力。缅王懵驳确曾遣使“乞降”，仅要求“赏给蛮暮、新街，照常贸易”，这也并不过分，蛮暮、新街本是缅甸之地，照常贸易利于双方，有何不可。乾隆帝完全可以接受这一要求，停兵议和，允缅入贡。可是，他仗恃“大清国全盛之势”，硬要一错到底，坚不允降，不仅继续攻缅，而且要将缅王及其重要将领、土司全部斩尽杀绝，要将缅甸并入清朝，分裂成隶属于清的许多小部。这个要求蛮横无理，欺人太甚。困兽犹斗，何况新缅王懵驳，继承开国之君甕藉牙的宝贵遗产，拥有大批猛将和剽悍士兵，久经征战，他又善用计策，当然会动员缅甸人民武装反抗，打一场保家卫国的全面战争，摆脱亡国亡族的危险。乾隆帝这次征缅的不正义的性质，从根本上决定了他不能取胜，必将失败。
乾隆帝严厉宣布不许轻易受降，盲目相信大军会马到功成，捷音即至，也给将军明瑞施加了极大的压力，促使他只能胜不能败，只能进不能退，这也成为不久以后导致明瑞自尽惨死的决定性因素。
二、陷入重围 小猛育清军惨败
明瑞，字筠亭，姓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一等承恩公富文之子，大学士傅恒之亲侄，姑姑为孝贤纯皇后。明瑞英俊聪睿，骁勇善战，早年以官学生袭父公爵，乾隆二十一年以副都统衔授领队大臣，从征准噶尔汗阿睦尔撒纳，立下战功，擢户部侍郎，授参赞大臣，于公爵加“毅勇”二字，号一等承恩毅勇公。二十四年，明瑞领军从攻回部霍集占，再建功勋，赐双眼花翎，加云骑尉世职，图形紫光阁，擢正白旗汉军都统。二十七年，明瑞出任第一届伊犁将军，进加骑都尉世职。三十二年三月初一日，明瑞被乾隆帝授为云贵总督，经理征缅军务，不久，又授兵部尚书，用将军头衔，全衔为兵部尚书、云贵总督、将军明瑞，有时还在将军之后加上“公”。
明瑞于三十二年五月抵云南，即赴永昌，巡抚鄂宁亦偕往。明瑞揭发杨应琚欺罔之罪，奏劾提督李时升、总兵朱仑、刘德成、乌尔登额及副将赵宏榜畏敌惧战，贻误军机，并指出，在前一阶段作战中，“滇兵积久废弛无斗志，将领亦未谙战阵，遗失炮位器械无算”。［3］
六月，明瑞奏陈征缅机宜，总结了以往失利的教训，提出新的方略。他说：前次办理，种种草率，动失机宜。永昌、腾越、顺宁、威远、普洱，沿边土境二千余里，迤西七关八隘，旁通侧出，绝少险要可守之地，若处处驻兵，二三万人亦不敷分派。今已亲督劲兵，鼓勇进剿，缅必“救护巢穴”。其各土司境内险要地方，如九龙江、陇川、黑山门等处，设置兵营，防敌来攻，其余崎岖小路，只派人巡逻备御，这样，防守之兵比前大为减少，“而声势不分，较为得力”。兵自永昌、腾越两处出口，由宛顶、木邦一路作为正兵，其余分两三路，由猛密等处并进，使敌疲于奔救。前次所需兵粮，系设站滚运，派兵护送，现在改为令兵士裹带，省费，方便。帝允其奏。
八月末，明瑞偕署刑部侍郎、参赞大臣额尔景额上奏三路进兵方略：进攻之军，有北京满兵三千名、四川兵八千、贵州兵一万、滇兵五千，除黔兵一千遣往普洱外，绿旗兵共二万二千，加上满兵为二万五千名，另调土司兵四千，以及原驻龙陵兵一千余名、杉木笼兵二千余兵，共三万余人。兵分三路，一路由宛顶出口，向木邦前进，有满兵一千余名、绿旗兵七千余名，由明瑞统领，领队大臣扎拉丰阿、伯玉鲁斯、总兵国柱、李全同行。一路由铁壁关出口往猛密，派满兵九百余名、绿旗兵七千余名，由额尔景额与提督谭五格率领，总兵王玉廷同行。一路由扎防以南，经过猛古、猛浦，与猛密中路互为声援，派满兵九百余名、绿旗兵三千余名，令领队大臣观音保率领，总兵长清同行。命总兵达兴阿统绿旗兵四千余名，至木邦驻防。乾隆帝基本同意，只是令中路由额尔景额为总统，命参赞大臣珠鲁讷前往木邦。
九月二十四日，大军出发，这时明瑞作了一些调整，将观音保一路并入己部，兵分二路，南路明瑞统兵一万二千余名，由木邦攻锡箔，北路额尔景额往老官屯攻猛密，两路至阿瓦会师；从征官将有员外郎傅显、冯光熊、滇盐道诺穆亲、迤东道钱受谷、道府杨重英、郭鹏冲、萧日章，还有革职知府陈元震、胡邦佑，武将有提督谭五格和总兵得宝、李全、国柱、达兴阿、王玉廷、哈国兴、本进忠、长青等。
九月二十四日明瑞统军出发，时天下大雨，三昼夜不绝，人马俱立泥潦中，“饥且冷，多疾病，糗粮又尽湿”，行进缓慢。十月初十日，兵至宛顶，十八日入木邦，缅兵早已弃城而去。明瑞令珠鲁讷留守，给兵五千人，以杨重英、郭鹏冲、陈元震管印务粮饷。
明瑞统兵渡大垒江，抵锡箔，缅兵千余先已撤走。清军续进，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剿杀缅兵五百余人，次日遇伏，复杀敌兵四十余人。二十九日至蛮结，缅兵由密林内突然冲出，清军尽力厮杀，斩敌二百余人。缅军二万，在蛮结扎十六寨（栅），立木为栅，聚兵于其中，栅之外又开深壕，植竹木于旁，“皆锐其末而外向”，又列象阵为伏兵。缅兵有栅相护，清军枪炮不能伤害，他们又从栅隙处发鸟枪射敌，一击即中。明瑞向帝奏报蛮结之战情形说：“登山瞭望，见贼匪甚多，所设十六寨，俱属险要。密林之内，隐约见有埋伏，又见排有象阵”，不但山势峻险，兼深林密箐，并无可通之路。设法挑诱，缅兵终不出寨交锋。因与诸大臣、各侍卫商定，先破其中坚，余寨自不能守。总兵哈国兴请分三路登山，俯冲而下。十二月初二日，我军分队前进，冲击木寨，“臣等俱在兵弁之前，首先追击”，“人人奋勇”，用枪刀砍伤大象，象即倒奔冲突，缅兵不支，“纷纷败窜”。清兵“冲冒枪炮，尽力攻击，甚至彼此抱持，以手相搏，贼人不及施放枪炮”，但隔着木栅用枪刀砍戮，并抛掷火球，“我兵力战不退，奋身直入木寨”，扎拉丰阿首先攻得一处。明瑞续攻得一处，观音保亦攻取一处。贵州藤牌兵王连攻第二寨时，攀栅直上，飞身跃入，于数百缅兵中纵横砍杀十余人，头带刀伤，仍拔毁栅木，接应众兵，“我兵乃得蜂拥而进”。敌兵于晚间，复来夺栅，“我兵奋力击杀”，战到二更时刻，“所有埋伏贼人，及他处防守各匪，俱弃寨奔逸”，“地方俱已廓清”，计杀缅兵二千余人。［4］明瑞英勇督战，“身先陷阵”，右眼遭敌枪击伤，“几殒”，“犹指挥不少挫”。［5］
乾隆帝于三十三年正月初二日看到明瑞的奏折，非常高兴，下谕嘉奖说：据明瑞奏报，官兵已过蛮结，连破敌垒十六座，杀敌二千余人，缅兵逃逸。“明瑞秉性纯诚，才优干济”，前在西陲之役，“每身先士卒，效绩宣猷”，今经理缅甸军务以来，办理军营诸务，“均能悉心筹画，动合机宜”。近自木邦整队深入，于臼小统众毁栅，又在蛮结亲冒矢石，摧坚陷阵，目受枪伤，犹鼓勇直前，“克扬我武”，“朕心深为嘉慰”，著授明瑞一等诚嘉毅勇公，赏给黄带子、红宝石顶、四团龙补服，原有之承恩公爵，命其弟奎林承袭。他又大赏有功人员，赏扎拉丰阿都统衔，赏乌三泰等五人副都统衔，赏王连戴花翎和成额巴图鲁称号，授为游击，本进忠等分赏巴图鲁、授蓝翎侍卫，并发给赏银。
可是，乾隆帝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下谕奖赏将弁、“伫闻”“直捣贼巢”捷音的时候，明瑞将军已一步一步走上败亡的道路。原来，当清军于十二月初二击败缅兵后，领队大臣扎拉丰阿、观音保等人，均劝将军乘胜退兵至木邦，“整旅再进”，因为清军也有重大伤亡。明瑞不从，欲直抵阿瓦。观音保谏阻说：“我兵出师时已失军装，今军器日见其少，粮饷不足，恐难深入以受其给。”明瑞十分恼怒地质间说：“汝气馁否，非丈夫也。”观音保傲然回答说：“若非满洲丈夫，吾侪共将军死可也。”于是，清军复前进，行至隔弄山，接近天生桥渡口。此处系著名险隘，从前贵家首领宫里雁曾派数百名兵士坚守此地，缅兵数万均不能通过。明瑞遣兵侦视，据称，天生桥乃隔弄山中断之处，下有河一道，“其势险急”，两岸石峰，高出二三里，峰上盘曲小径，“只容一人行走”。其桥系天生一片大石，缅人已将两旁旧有帮植大木俱行砍毁，不但乘骑不能过渡，步行也难。明瑞乃派达兴阿带兵二千名，留在大路，佯装夺取渡口之势，自己却督军从间道绕至天生桥上游，于十二月初十日，“乘雾径渡”，先将山梁占据。缅兵见状，即撤赴宋赛。明瑞于十二月十三日至宋赛，不久行至象孔，离阿瓦不远，沿途皆未遇到缅兵。这时，向导无人，道路迷失，粮食短缺，“夷境益峭险，马乏草，牛踣途，贼烧积贮，空村落，无粮可掠”，行军上千里，水土不服，病亡日多，人疲马乏，而北路额勒登额之军又无消息。明瑞集诸将商议，众将鉴于前次之争，“莫敢有言退者”。明瑞念粮既断，“势不能复进”，无法到达阿瓦，又虑及额勒登额之军若由猛密先入，则将军退兵按法当诛，听说猛笼有粮，且地近猛密，可得北路军消息，与其会合，于是决定就粮于猛笼。
缅军侦知清军不攻阿瓦，又从俘获病卒口中得知军中粮尽，便紧追清兵，于是，“无日不战”。明瑞与哈国兴、观音保等更番殿后，进至猛笼，果然获粮二万余石，“军士赖以济”，时近岁暮，于其地过年，驻兵七日始行，每人带粮数升，因未获北路军讯，议定取道大山土司，转至木邦归回。
缅军一面尾追明瑞之军不止，一面进攻锡箔、木邦，以断明瑞后路。三十三年正月初四日缅军攻占锡箔，初八日进围木邦，十八日打破清兵营盘，清参赞大臣珠鲁讷自尽，数千名绿旗兵或死或逃，革职同知陈元震早已携带参赞印信逃窜，专管支放粮食的大理府知府郭鹏冲亦已潜逃，杨重英被俘。在此之前，清北路军统领额勒登额和谭五格，带兵九千，因进攻老官屯受阻，撤至旱塔，离木邦不远，云南巡抚鄂宁七次檄令其救援木邦，额勒登额等竟拥兵不救，反退入内土司地区。
打下木邦的缅军回追明端，与前尾追清兵之缅军会合，众达数万。缅军紧逼，起初，还距清兵营十余里扎营，及至邻近大山土司的蛮化时，知清军饥疲，当清军于山岭立营时，缅军即扎寨于山半。明瑞告诉众将说：“贼轻我甚矣，若不决一死战，益将肆毒于我，无噍类矣。”因其已熟悉清军号令，每日早晨三次吹螺后即出发，缅兵亦起而尾追，明瑞遂密遣兵士尽伏于箐中，然后吹螺三遍，缅军以清兵已行，“争蚁附而上”，明瑞一声令下，清军“万众突出，枪炮声如雷”，缅军出于意外，“遽不及战”，急忙撤退，伤亡四千余人，从此每夜屯营于二十余里以外，不敢近屯。
乾隆帝对明瑞的乘胜统军深入，既感到高兴，又有些担心，怕其有失，就在三十二年正月初二奖赏蛮结大捷有功人员的当日，他便谕令坐守旱塔的北路统帅参赞大臣额勒登额，立即“舍老官屯”不攻，“带兵探听明瑞一路，接应前进”，“与明瑞合军会同进剿”。过了六天，正月初八日，他得知明瑞已至宋赛离阿瓦不远时，谕军机大臣传谕明瑞，在宋赛等处择一适当地点，“联络结营，再筹兵饷”。此谕刚下，同日收到驻守木邦的参赞大臣珠鲁讷的奏折，言及缅兵远遁，明瑞在宋赛等待额勒登额之兵，他立即再谕额勒登额报告何时由旱塔起程，前往接应，现已到达何地？并严厉警告其人说：“若再观望周章，不以接应明瑞大军为事，伊试自思，能当此重咎乎？”［6］第二天，正月十九日，鄂宁奏锡箔为缅军夺占，因该处为将军明瑞文报往来之路，“急须克日夺回”，已札商额勒登额，让其分兵数千，“星即接应木邦”，并飞咨贵州调兵二千名备用。乾隆帝同意其议，并谕军机大臣：“此时惟以妥协办理，速得明瑞大军消息为最。”［7］
正月二十六日，因鄂宁奏明瑞于十二月二十四日带兵往猛密去，乾隆帝甚为忧虑，即谕军机大臣：“明瑞悬军深入，接应最为紧要”，谭五格在旱塔，距猛密近，令谭派巴图鲁侍卫数员，领勇锐兵丁数百名，“间道往猛密一带，迅速接应”。［8］此谕才下，警报又来，就在这一天，鄂宁奏革职同知陈元震、知府郭鹏冲从木邦溃逃。乾隆帝大怒，令将二人拿问，凌迟处死，查封其任所赀财，并于当日下谕，解马一万匹赴滇，调北京满兵六千、索伦兵一千备用。过了几天，鄂宁奏称七次檄调额勒登额往救木邦，皆不应援，致木邦失陷。乾隆帝异常恼怒，谕将额勒登额及谭五格革职拿解来京治罪，并派协办大学士、公阿里衮为参赞大臣，调吉林兵一千名、福建水师三千名备用，又遣荆州满兵二千五百名、成都满兵一千五百名“迅往永昌”。他并传谕明瑞撤退，“整兵冲出”。［9］然而，远水难救近火，正当他心急如焚，坐卧不安、广调兵马往援的时候，清军已经惨败。
明瑞于蛮化驻五日，遭缅军扼于前方，攻不能拔，幸好有一波龙人导引间道，始绕过缅兵，至波龙老厂，当日之数万厂丁，己因宫里雁被清处斩和遭缅兵冲杀，而散亡殆尽。二月初七日明瑞行至猛腊，缅兵四五万挡住去路，无法前进。明瑞于山顶扎营七座，缅兵四面包围。此时额勒登额因迭奉严谕和巡抚鄂宁飞檄，已进驻宛顶，离明瑞仅二百余里，却按兵不动，不往救援。明瑞率领弹尽粮空的伤疲清兵拼命厮杀，坚持到二月初十日，明瑞命令全军乘夜向缅兵冲击，突围至宛顶，自率诸领队大臣及巴图鲁侍卫数十人，领亲兵数百断后，“及晨，血战万贼中，无不以一当百。”不久，扎拉丰阿阵亡，巴图鲁侍卫皆散，观音保自尽。明瑞身负数伤，竭力疾行二十余里，至小猛育，“气仅属”，乃从容下马，手截辫发，授家人使归报，自缢于树下，家人以木叶掩其尸而去。由于明瑞等人的舍身死战，掩护了突围兵士，总兵哈国兴、长清及副、参、游、守、满汉兵丁甚多，突出重围，于二月十三日抵达宛顶。乾隆帝发动的第二次征缅战争，就这样以清军惨败而结束。
三、皇上决策谬误 将军明瑞被迫自缢
乾隆三十三年二月初十日，清兵部尚书、云南总督、将军、一等诚嘉毅勇公明瑞败死于缅甸小猛育。人们不禁要问，明瑞之死，原因为何？是明瑞不谙用兵？还是其胆怯畏敌，看来都不是。从兰十二年九月到三十三年正月的征战实情看，明瑞可谓智勇兼备、文武双全、善驭士兵的大将。他仅带领满兵两千和柔弱绿旗兵九千余名，合共一万二千人，却能转战敌区数千里，迎战数倍于己的缅军，一胜于蛮结，再捷于蛮化，巧过天生桥，勇猛击强敌。原礼亲王昭梿盛赞其英勇征战说：
“计自章子坝与贼接战，贼日增，我兵日少，孤军无援，转战五六十日，未尝一败。明瑞晨起即躬自督战，且战且撤，及归营率以昏时，勺水犹未入口。粮久绝，仅啖牛炙一脔，犹与亲随之战土共之。所将皆饥疲残创之余，明瑞体恤备至，有伤病者，令土练舁以行，不忍弃，故虽极困惫，无一人有怨志。……方军势日蹙，斗愈力，尝谓诸将曰：贼已知我力竭，然必决死战者，正欲贼知我国家威令严明，将士用命，虽穷蹙至此，无一人不尽力，则贼知所畏，而后来者易于接办。此其谋国之深猷，尤非慷慨赴死者所可同日语矣。”［10］
著名史学家、军机章京、翰林院编修赵翼，亦作了类似的评述。他写道：
“方明将军之自缅退师也，贼随处可调兵，而我无后、继，贼随处可取粮，而我无续运，贼以一象驮一炮，而我则兵械火具日少一日。当战苦时，枪炮声如百万爆竹同时进裂，对面不闻人语也。然六十余日未尝一败，其中又有蛮化之大捷。”［11］
由此可见，不能把清军之失败，归咎于明瑞个人的无能。《啸亭杂录》、《圣武记》和《清史稿》。皆着重强调北路主将额勒登额不援明瑞，使其孤军苦战败于缅甸。乾隆帝亦有这样的看法。他于三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下谕讲述此事时说：
“将军、公明瑞自蛮结大破贼兵之后，进至宋赛，因前路并无贼匪踪迹，而额勒登领等又不能从猛密取道会兵同进，遂由猛弄（笼）一路，破垒因粮，屡有斩获。继复由大山移驻小猛育，数日间攻击贼营，连次取胜。此时若领勒登领领兵由外进援，腹背夹攻，贼众何难靡溃。讵领勒登领始于旱塔逗留，老师挫锐，迨退回虎踞关，又因贼众尾至猛卯一路，转避贼绕从内地，由小陇川等处，纡缓而行，以数日可达之程，迟至二十余日，方抵宛顶。经鄂宁屡檄促援，一切置之不问，致老官屯贼众转得并力拒我大军，是领勒登领丧尽天良，有心贻误，其罪可胜诛乎！”［12］
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太确切，又不深刻。诚然，额勒登额领有满兵约一千和绿旗兵七千余人，如往接应，是会增加明瑞的士卒，但是，一则数量毕竟有限，两军相会，也不过只有二万人，缅军却有四五万，并且“随处可调兵”，清军在数量上显然处于劣势，很难作到象乾隆帝所说“腹背夹攻，贼众何难靡溃”。再则，额勒登额并不是不知道拒援的严重后果，开始他也并非不想前进，可是，老官屯之战，使他吃了苦头。当时他随其兄参赞大臣额尔景额率北路军，于三十二年十一月初八日到达老官屯，缅兵坚守，清军屡攻不克，“久屯于坚栅之下，人亦多疾病，额尔景额幽恚以死”，帝才命额勒登额代为参赞大巨统北路军。额勒登额既为缅兵所阻，又惧强敌袭杀，故尽管皇上严谕催督巡抚屡檄鞭策，明瑞之军危在旦夕，他仍然逗留不前，迟缓行进。三十三年正月十七日，他率军到虎踞关，十九日才出关至遮坎，停七日，二十七日由大陇川复回蛮笼，“因连奉谕旨”，始于二月初四日赴宛顶，“到处停留延缓”，“其实自入虎踞关后，沿途未遇一贼。”［13］象这样的懦夫，即使与明瑞会合，又能发挥多大的作用，怎能打败缅军。诚然，设若北路军能边进边战，冲破缅军层层障碍，抵达猛腊，接应明瑞，也许明瑞部队不会遭到这样大的损失，人员伤亡会少一些，但绝对不能扭败为胜征服缅甸。
乾隆帝可能也感觉到这一点，因此他在另外的场合，把这次失败归咎于自己的轻敌。早在三十三年二月初七日，云南巡抚鄂宁呈述木邦被围、军情吃紧，无兵派援情形时，便奏称：“臣前与将军明瑞熟商，大兵前进，直捣巢穴，贼匪自顾不暇，必不能旁及，是以将可用之兵，明瑞尽行带去”，仅留一千数百名于杉木笼等处防御，永昌亦只留数百，以运军粮，而普洱一路，又离阿瓦辽远，“其余皆儒弱之兵，未便前进，致成鞭长莫及之势。”乾隆帝在此段批示：“朕早知此事，去岁朕及尔等，皆失于轻敌。”鄂宁的奏折又写道：以我兵两路深入，缅必自顾根本，木邦驻兵数千，已不为少，“不意贼匪狡诈百端，俟明瑞深入后，复聚众侵扰木邦”。乾隆帝批示：“即朕亦如此想，此即轻敌之处，又岂料滇兵之懦弱如此乎。”［14］
过了两个月，四月初七日，乾隆帝在讲述“此次军行始末及朕前后办理”之谕中，又谈到：若在额尔景额病故时，“即令阿里衮前往统率，即不能直进阿瓦，亦必能应援明瑞，而木邦已得之城，又何至复为贼众觊觎。乃朕既以轻视缅匪，且以道里辽远，恐鞭长莫及，未及别简大臣往代其军，致额勒登额节节贻误。”［15］
乾隆帝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低估缅甸的力量，轻敌冒进，致遭失败。这种看法，显然比仅仅归罪于额勒登额的迟延，更接近事实，更为深刻，但是，它还未触及本质。明瑞之失败，有各种因素，轻敌之错确曾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但决定他兵败自缢的根本性因素，不是其他文武官员，也不是额勒登额，而是他的亲姑父英明天子乾隆皇帝犯了方针性的错误。
战争的胜负，决定于双方力量的对比，而这一点，在很多场合下又决定于战争的性质，小邦弱国常常能进行正当的防卫战，来打败入侵之大国强部。乾隆帝的最大错误就是不该坚持攻缅，一定要消灭缅甸并为己属。这就必然激怒缅甸人民，他们在英勇善战足智多谋（即清朝所说“狡诈百端”）的新缅王懵驳领导下，奋勇冲杀，巧施计策，坚壁清野，诱敌深入，先袭据木邦断其后路，又重兵围迫饥疲清军，连续追击六十余日，最后选择有利时间、地点，歼灭于小猛育。这样的人民，这样的军队，这样的统帅，外部敌人是很难打败的。兼之，他们在家乡作战，粮草充足，弹药丰富，武器先进，水土适合，地形熟悉，天时、地利、人和三条俱备。而清军则远道跋涉，水土不合，病亡日多，迷失道路，供应中断，最后粮尽弹绝，疲病交加，寡不敌众。乾隆帝硬要出军征缅，既违天时，又短于地利，人又不和（额勒登额之逗留，绿旗兵之柔弱），三条皆无，怎不惨败。再就明瑞之死而言，这也是乾隆帝造成的。当危急之时，象总兵哈国兴、长清，以及大批副将、参将、游击和满汉官兵，都能突围返归，连文官云南迤东道钱受谷，军机司官冯光熊等人，也安全出围，到达后方，明瑞英勇善战，完全可以杀出一条血路，冲破缅军包围，平安抵达宛顶，与北路军会合。他为什么不这样作？原礼亲王昭梿对此解释说：明瑞的自缢，“非不能自拔出，盖以阿瓦未平，惧无以返命。上亦有全师速出之旨，而路阻不能达，遥望阙庭，进败维谷，故傍徨展转，决计以身殉”。［16］赵翼亦持此论。乾隆帝也指出：“迨乎屡冒锋镝，履险如夷，（明瑞）遂不惜捐躯临阵。盖其秉志坚贞，先有自誓百折不回者，否则文员在军，如钱受谷、冯光熊等，尚皆随队旋归，并无挠阻，况以将军统率大众，更何难回至宛顶哉！”［17］
问题很明显，明瑞是奉旨征缅、灭缅，不取阿瓦，不臣服全缅，不擒获缅王懵驳押解至京献俘于皇上，不斩杀缅甸军政要员，他是不能收兵回朝的。前述三十二年七月初九日和九月十六旧的两道谕旨，对进军的目的和要求，讲得非常清楚，规定很死，不达目的不收兵，连“轻易允降”都在禁止之例，如果明瑞在小猛育突围归回，极有可能被定上畏敌贪生兵败溃逃的欺君违旨大罪。这就是昭梿、赵翼所说“惧无以返命”。
明瑞对其亲姑父、当今皇上的威严和有时十分任性的脾气，是相当了解的，而且有切身的体验。两年以前，当他就任伊犁将军时，乌什维吾尔族人民起义，反对办事大臣、副都统素诚的残暴压迫。明瑞统军往征，历时半年，才将此事平定，但乾隆帝却因其未遵旨将起义维吾尔二千余人尽行斩杀而大发雷霆，连下数谕痛加斥责，并将其和一同办事的尚书阿桂处以革职留任的处分，明瑞亲临行阵，顶风冒雪，督兵厮杀，历经辛苦，平定民变，为乾隆帝立下功劳，仅因其顾虑过多斩杀，将生大变，而未立即尽杀出城投降的起义维吾尔人，可算是对皇上一片忠心、与国同戚了，不料反遭天子斥责革去将军之职衔。立功受惩，效劳被罚，这怎能不教他闭门深思其中奥妙，结论是，从今以后再不要自作主张违背圣旨，哪怕自己的作法是正确的。看来，当明瑞在小猛育被困仿徨展转之时，不会不想到平定乌什起义的教训，从而促使其下定了自缢报帝的决心。
综上所述，决定清军惨败于猛腊和明瑞之死的根本因素，是乾隆帝征缅、灭缅、不允缅降的错误方针，乾隆帝应对这次失败承担主要责任，是他促使亲内侄明瑞将军坠入了死亡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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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高宗实录》卷788，页10、14。
［2］《清高宗实录》卷795，页2、3。
［3］《啸亭杂录》卷5，《缅甸归诚本末》。
［4］《清高宗实录》卷892，页3、4、5。
［5］《啸亭杂录》卷5，《缅甸归城本末》；《清史稿》卷327，《明瑞传》。
［6］《清高宗实录》卷802，页11、18、19、25、26、27、28。
［7］《清高宗实录》卷803，页11。
［8］《清高宗实录》卷803,页22。
［9］《清高宗实录》卷803，页25、26、27；卷804，页16-19、41；卷805,页26。
［10］《啸亭杂录》卷5，《缅甸归诚本末》。
［11］《圣武记》卷6，《乾隆征缅甸记上》。
［12］《清高宗实录》卷805，页29、3。
［13］《清高宗实录》卷807,页14、15。
［14］《清高宗实录》卷804,页17、18。
［15］《清高宗实录》卷808，页12。
［16］《啸亭杂录》卷5，《缅甸归诚本末》。
［17］《清高宗实录》卷303,页12、13。
拒谏再征 傅恒受挫老官屯
第三节 拒谏再征 傅恒受挫老官屯
一、舒赫德力谏远攻 乾隆帝坚主用兵
乾隆三十三年二月初八日，即明瑞兵败自缢的前两天，乾隆帝下达长谕，详言用兵缅甸及其失利的原因，评论诸臣功过，宣布继续征剿。在这道谕旨中，他仍然把轻敌和任人不当作为导致进攻受挫的根本因素。他说：
“今该酋懵驳，始则侵扰土境，继乃抗拒颜行，若不急加翦灭，何以申国宪而辑边隅。惟是明瑞受任之日，朕以轻量穷蛮，谓其不值张皇措置，惟简派巴图鲁侍卫官兵百人，并选健锐、火器二营劲旅三千人，以为可备军营调遣之用，……
是朕之蔑视缅酋，未为深思远计，不得不引为己过者。……
设使去年即用阿里衮分剿猛密，舒赫德镇守木邦，于中接应，大功早已告成。”［1］
正因为乾隆帝错误地只把失利归诸于因轻敌而少派满兵，任将非人，未能认识到本来就不该进行这次企图灭缅的非正义战争，因此，当他于二十八日知悉明瑞“受伤身殒”时，立即下谕说：现在续派官兵赴滇，筹办征缅，“一切机宜，关系紧要，必须重臣前往督率调度，以期迅奏肤功”，授大学士、一等忠勇公傅恒为经略，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一等果毅公阿里衮和兵部尚书、伊犁将军阿桂为副将军，命刑部尚书、署陕甘总督舒赫德为参赞大臣，升巡抚鄂宁为云贵总督。同日又下谕：明瑞照班第例从优议叙，以其子袭一等诚嘉毅勇公爵。后因明瑞无子，以其弟奎林之子惠伦为嗣袭爵。先后阵亡的都统扎拉丰阿、护军统领观音保、总兵李全，亦一并优予恤典，入祀昭忠祠。
当乾隆帝正在筹画大举征缅的时候，刑部尚书、参赞大臣舒赫德与云贵总督鄂宁联名上的长篇奏折，于三十三年四月十九日，送到了皇上面前，建议停兵息战允缅降顺。舒赫德、鄂宁奏称：缅人“敢于抗拒王师，必当大申天讨”，特以边末小民，“其事本不足办”。且滇省山多路远，一切筹办十分不易。满兵一千名，需骑马二千匹，驮马三百匹，运粮及跟役需马一千五百匹，如系满兵一万名需马三万八千匹。绿旗兵一万名，需骑马三千匹，驮马三千匹、运粮余丁所需之马一万三千匹，共一万九千匹，如系三万名绿旗兵，则需马五万七千匹。另外，官员乘骑，驮载粮食，安设台站，续运粮食，又需马数万匹，此系办马之难。这样大量马匹，筹办难，购备草料也不容易。兵四万名，日需米四百石，马十万匹，日需米一千石，按用兵十个月计算，需米四十二万石，要拨夫役一百余万人运输，此为办粮之难。长途跋涉，山峻道窄，边外又烟瘴盛行，水寒土湿，易染痢疾和疟痢，上年南路“官兵病者接踵”，北路“亦病者累累”。“又闻其地险隘异常”，缅人“登山下箐如平地，而我兵无可用武”。及至深入，马行险峻之地数月，“大半疲敝无用”，加之，入缅地一二千里之遥，“粮不能继，实无胜算可操”。“臣等悉心计议，贼匪虽屡次抗我颜行，皆是自救其死，并未敢稍轶内地，必有留为求作天朝仆隶地步之心，臣鄂宁当妥密访查，若得其实情，“可以仰邀恩赦之时，即行查闻请旨”。［2］二人又奏，鄂宁曾嘱布政使钱度、总兵哈国兴，“密商设法招致缅夷投诚”，今舒赫德至滇后，又“公同反复商定”，密令钱度、哈国兴“即妥速办理”，但钱度现奉谕往赴贵州巡抚新任，可否请其暂留滇省，“将军务料理清楚”，再赴新任。［3］
舒赫德、鄂宁二人之奏，对征缅之难讲得十分清楚，筹办十万匹马，很难，运送四万名兵士的食粮和十万匹马的饲料米四十二万石，也很难，千里遥遥，人疲马倒，粮饷难继，面对登山下箐如履平地的精壮缅兵，很难取胜，“实无胜算可操”。何况缅军并未侵入内地，两次战争皆系自卫还击，颇有欲与清政府保持朝贡关系的想法，因此，可以停兵议和。这是久历戎阵熟谙边情之老臣的明智持重之见，本应为皇上采纳。兼之，舒赫德之为人，乾隆帝并非不知。此人精明能干，熟谙兵情，敢于直言。十二年以前，当乾隆帝宠信辉特汗、双亲王阿睦尔撒纳，欲图倚彼平定准部之时，就是这个身为户部尚书、参赞大臣的舒赫德直言阿将反叛，需早为防备，奏请安置其家属、部民于远方，以为人质，防其为乱。乾隆帝大怒，曾下严旨欲将其斩杀，为大学士来保劝阻，始免死革职，籍没家产，罪及其子。不久阿睦尔撒纳果然反叛，舒赫德才复为参赞大臣，授兵部尚书，但随即又因故“夺职为兵，从军赎罪”。乾隆二十三年，舒赫德以头等侍卫衔驻阿克苏时，得知定边将军兆惠被困于黑水营，立即领兵星夜驰救，与富德一起解了兆惠之围。这样有胆有识不畏艰险的老臣之见，照说应该引起天子重视，细思其议，采纳其言。可是，历史竟似重演，乾隆帝又一次勃然大怒，痛斥其非。
他在舒赫德二人之奏折上批示：“朕早知尔等必为此无耻之见，大非矣。且舒赫德临去时朕未曾面谕乎？汝一离朕前，必有乖张之事，竞是不知改之庸愚耳！”。同日，四月十九日，他又谕军机大臣：“舒赫德、鄂宁所奏密陈情形一折，深属乖谬”，“若所称招致缅夷一节，更属无耻，大出意料之外”。“舒赫德在京，受朕调度，承办诸事，颇能尽心，而一离朕前，即有此冒昧乖张之举，实难倚任。舒赫德、鄂宁，俱著传旨申饬，……二人即一同驰驿，作速来京”。［4］第二日、第三日他又四次下谕，严斥二人之奏是“所见大谬”，“甚属乖张，可鄙可笑”，将二人“交部严加议处”，并革去舒赫德尚书和参赞大臣之职，不久赏给舒赫德都统职衔，赴乌什任办事大臣，将鄂宁降补福建巡抚。
三十三年六月初四日，协办大学士、公、副将军阿里衮关于缅甸乞和的奏折送到北京。阿里衮奏称：五月十六日，游击巴勒塔等押送被缅军于木邦俘获的贵州兵许尔功等人，来到永昌，许带有缅甸“乞降文书”，和杨重英之书及许之供折。据许尔功供称：被俘至阿瓦后，分给被俘清官使用，“闻缅酋懵驳之母，不愿与天朝打仗，时常劝沮伊子。懵驳与其属下头人等，闻大兵到来，亦皆望风生畏，是以商议乞降”。“杨重英所呈之书称：被俘后解到阿瓦，“讵料缅王不杀，屡有投诚之议，且缅国各头目，俱愿投诚。……如蒙允准，望即差官兵持文前来，该国即办贡物，遣令缅目，同杨重英等解送前来。”［5］
缅人“乞降文书”是缅王的掌事官写的，其书说：
“暹逻国、得楞国、得怀国、白古国、一勘国、罕纪国、结砦国、大耳国及金银宝石厂、飞刀、飞马、飞人有福好善之王殿下掌事官，拜书领兵元帅：昔吴尚贤至阿瓦，敬述大皇帝仁慈乐善，我缅王用是具礼致贡，蒙赐段帛、玉器，自是商旅相通，初无仇隙。近因木邦、蛮暮土司从中播弄，兴兵争战，致彼此损伤人马。今特投文叙明颠末，请循古礼，贡赐往来，永息干戈。”［6］
缅王掌事官所写的“乞和”文书，追述早年吴尚贤促成中缅和好通商之情，将此次战争归咎于木邦土司之播弄，未言清政府贪功开衅之过，请求恢复朝贡关系，罢兵和好，“永息干戈”，应当说确是诚意议好。可是，乾隆帝却因其仅遣被俘掠兵丁送书投献，缅王未“束身归命”，又未“专遣大头目赍表前来”，而认为其“甚属狡猾，殊难凭信”，“显系尝试于我”，拒而不许。［7］
二、广调兵马拨银千万两 大举攻缅
乾隆皇帝拒绝了舒赫德、鄂宁停兵议和的建议，不允缅甸“求降”，广调兵马，赶运粮草器械，准备大举进攻臣服全缅。
早在乾隆三十三年正月二十六日，他即因将军明瑞“悬军深入，接应最为紧要”，而谕派北京满兵六千和索伦兵一千名备马一万匹。［8］二月初五日，即明瑞败死小猛育之前五月，他谕军机大臣：福建水师兵丁，于驾驶战船等事，素称精熟，著于沿海营伍内，预行简选利捷谙练兵丁，酌派三千名，以备应用，待再降谕旨时，即令漳州总兵叶向德领往永昌。过了三天，二月初八日，他又下谕：征缅需用水师兵丁，吉林兵“平日渡河战阵，勇敢得力”，调熟习水性能造船之兵一千名，令明亮带领来京，领往云南。同日他又谕令云南巡抚鄂宁备办造船所需一切物料。同月十三日，他因“绿营兵甚为无用”，调荆州满兵二千五百名、成都满兵一千五百名，令其迅往永昌。十五日得悉木邦失陷，乾隆帝谕增派索伦兵一千名，前往云南。其后，又增遣索伦兵一千名、厄鲁特兵一千、四川瓦寺和杂谷土兵二千名，增成都、荆州满兵二千名，以上增派满兵九千名、索伦兵三千名、福建水师三千、瓦寺土兵二千，厄鲁特兵一千，共增兵一万八千名，加上云南兵一万六千、川兵七千、贵州兵四千余，满汉官兵多达四万余人，备有马骡六万余匹。
乾隆帝因前征官兵多受瘴害，染病者多，于三十四年正月十三日谕两广总督：闻药材内有阿魏一种，“善能避瘴，番舶多有售者”，广东省自然易于购买，但假造乱真者不少，令该督“即悉心备办真正阿魏，务在多多益善”，解往云南。［9］过了五个月，大学士、经略傅恒上奏说：广东已办送阿魏三千斤，统计兵数，概行散给。“查沿边虽有瘴气，讹传太甚，人心遂因疑生畏，今使人人得有避瘴良药，不特实能避瘴，并可释其疑惧，于军营大有裨益”。［10］
乾隆帝知道明瑞进攻时，缅兵“寨栅俱用湿木排列，人力骤难摧陷”，很早就谕令多铸大炮。他说：“因思攻坚之策，莫如用炮，所向无不溃裂”。现在军行所带，谅不过子母等炮，其力量未必能如“大炮之得济”，此外未知曾否带有其他“炮位，足资应用”。内地所用威远、大神等炮，重而大，山路崎岖，长途驮载，不易运送，但滇省产铜，若将物料运赴木邦、铁壁关、虎踞关等适中之地，选调工匠，就近铸造，以备军营之用，“其势较为便利”。［11］傅恒到云南了解情况后奏称：“询问缅匪情形，专恃木栅，抗拒我师，向来用寻常枪炮攻取，无济于事”。访闻茂隆厂一带，有善造大炮之人，将来进兵时，兵弁各带铜铁一斤，遇攻栅时，随地暗铸大炮，出其不意，自可立破敌寨，用过后、仍可熔化携带。乾隆帝赞同其法，批示：“果破一二大寨，亦自如破竹之势，贼望风而散矣。”［12］不久，傅恒奏述试铸之情说：铸炮工匠，现已熟悉，六月初五日制成大炮一位，用铜二千余斤，装大铁弹子一个，重十六两，又装小铁弹十余个，各重二两。竖立木栅于三里外，安好大炮施发，“炮子直冲木栅，复迸散山石，入土五六尺”。若将铸炮的模子略为放大，可铸三千斤重炮。铸炮的方法和程序是“先分节做成泥坯模子，将模子对缝埋入土坑，然后灌入铜水，过三个时刻，“炮身可就”。土坯必须自干，不能用火烘。需预制铁杆。待铸炮时，将官员兵役分带之铜立时熔化，即可铸成。炮身退热，约需二日，掘挖土坑，钻打火门，总计不过四五日，“即可对敌施放，无论木寨砖城，无不应手立破”。乾隆帝读过奏折后，非常高兴，批示：“欣慰览之”。［13］
军机大臣根据帝旨，安排运送了冲天炮四位及测量仪器的官员和炮手。四川原存九节炮十位，先已解滇四位，现又运去六位及纯铁炮子，不久又因劈山炮“最利军行”，运去八十位。此外还有京城之神机火器、河南的火箭，湖南的铁鹿子，云南亦铸造了大量枪炮弹药。
乾隆帝调拨大量帑银以供军需。三十一年杨应琚征缅时，拨银三百万两，三十二年五月明瑞统兵时又拨三百万两，到十二月，一年半的时间用银二百零五万两，存银三百九十四万余两。乾隆帝因两淮盐商奏请捐银一百万两交内务府供帝赏赉，命将此银解运云南，备军需之用。三十三年三月任傅恒为经略时，帝谕户部于各省留协项下，拨银二百万两解运云南。四月，内务府奏请将广储司银一百五十万两交户部收存备用，乾隆帝下谕说，“现在户部库帑充盈”，此银无需存贮部库，著解往云南供以军需。三十四年二月傅恒离京出征时，云南巡抚明德因办理军需，请拨银三百万两备用，帝以江宁藩库有“历年积存银两”，命拨其银二百万两解滇，又令户部另运银一百万两前往。过了四个月，六月中，乾隆帝又下谕：内务府广储司“积存银两既多”，拨银一百万两交户部存贮。“但部库帑藏亦甚充裕”，此银即备拨滇省军需之用。［14］以上共拨银一千三百五十万两运往云南，还有户部备用银一百万两，确系充裕，足供军需之用。
三、老官屯身陷险境 傅恒与缅讲和撤兵
乾隆帝在士卒、战马、粮草、枪炮、军装、帑银等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后，于三十四年二月举行了隆重的授与经略敕印的仪式和出行宴会。
在钦天监择定的黄道吉日二月十八日，礼部、工部、鸿胪寺官员，设敕、印黄案各一于太和殿内东旁，设綵亭二于内阁门孙，经略大臣大学士、一等忠勇公傅恒，以及随征侍卫，俱着蟒服，侍立太和殿丹陛东阶下。内阁学士由内阁捧敕、印置于綵亭内，校尉抬亭，前张黄盖，列御仗，由中路入太和门，至太和殿阶下。内阁学士捧敕、印，由中阶入殿内，置黄案上，大学士二人立于殿外。鸿胪寺官引经略大臣傅恒由东阶上，至殿簷下甬路东，北面立，随印官二员从行，至甬路东，西面立。大学士入殿左门，捧敕、印由中门出，经略傅恒跪受，转授随印官。鸿胪寺官引傅恒至丹陛中路左旁，行三跪九叩礼。礼毕，捧印、敕官前行，傅恒随行，由中路至阶下，安敕、印于綵亭内，随征侍卫前引，由各中门出，随印及执事各官俱随行恭送，至傅恒府第。第二天，二月十九日，乾隆帝御山高水长大幄，赐经略傅恒及随征将士等宴。乾隆帝并赐御用甲胃与傅恒。
傅恒蒙帝厚恩，立志灭敌，于二月二十一日离京，三月二十四日抵达云南省城，随即紧张进行出征准备工作。傅恒与副将军阿桂、阿里衮及伊犁将军伊勒图等人商议出兵时间及行军路线。诸将以缅地多瘴，建议霜降后出师。傅恒不从说：以往拘泥于避瘴，秋后才行，致敌有准备，且须坐守四五月；既糜粮饷，又使军心松懈，应乘军初至，“及其锐而用之”。傅恒之策，有其来源。原来，有人曾向傅恒献计说：元朝攻缅，由阿禾、阿昔二江前往，大致为今之大金沙江。以前鄂宁（云南巡抚）说腾越的银江，下通新街，南甸的槟榔江，流注蛮暮，两江皆从万山中行，石块层布，舟楫不通。如于近江地方造船，运至江边，顺流而下，直抵阿瓦，既快又可省粮运，“师期亦较早一二月”，缅人必无暇设备。再以一队流江而西，取木梳，“如此，缅不足平也”。傅恒听从此议，遂遣护军统领乌三泰、左副都御史傅显、云南提普哈国兴出铜壁关，选定于野牛坝造船，因其地山高林密，距蛮暮河仅一百余里，令总兵常青领兵三千及湖广工匠四百六十余人，前去造办。傅恒集众议定，兵分二路。主帅傅恒统军由腾越州西之戛鸠江渡河，经猛拱、猛养攻木梳，再往围阿瓦。此路原定集兵九千三百名，其中有北京满兵一千五百名，由护军统领乌三泰、侍卫玉麟、纳木札、伍福，乌尔衮代等率领，吉林兵五百名，护军统领索诺木策凌、侍卫占坡图统领；索伦兵二千名、鄂伦春兵三百名，厄鲁特兵三百名，由副都统奎林、呼尔起、莽克察等人辖领；绿旗兵四千名，由提督哈国兴领辖。偏师由猛密夹江而下，往蛮暮；有北京满兵二千、索伦兵一千、厄鲁特兵三百，由副都统绵康、丰安、常保柱及侍卫海兰察等将率领，还有绿旗兵四千名，由总兵常青、马彪、于文焕领辖，副将军阿里衮、阿桂统领此军前进。另由水路行往蛮暮的有吉林、福建水师二千五百名及北京满兵五百名，由副都统明亮、水师提督叶相德等将领辖。此外，副都统铁保等领成都满兵、绿旗兵四千四百名，分守驿站；侍卫诺尔奔领北京满兵五百及绿旗兵一千屯宛顶，以牵制木邦之敌；雅郎阿领荆州满兵二千及绿旗兵一千五百名，驻守普洱。议定于七月共十日出发。由于部队陆续到达，傅恒因时日已近，仅领兵四千余名即行。
乾隆帝收到傅恒关于上述情形的几封奏折后，一一作了批示。七月初七日他下谕说：傅恒定于七月二十日进兵很好，“及早进兵，迅速奏功，办理甚善”。但天气尚热，瘴气宜防，野牛坝地势较高，现在造船，傅恒至此地可暂驻数日，既可待后来之兵，瘴气亦可少退。以后进军时，遇到瘴气地方，“须觅高地，设法躲避”，不要勉强前行。［15］过了十八天，七月二十五日，他得知傅恒仅带兵四千余人即行，认为不妥，立下两谕说：傅恒“系天朝经略大臣”，统兵进剿，“军声必须极盛，更可震慑边夷”，否则，“体统未称”，“不足以张声势”，令云贵总督明德、“将未到官兵，即速催令兼程迈进，照原定经略一路统兵九千三百名之数”，命伊勒图带领，“赶赴接应”，“总在计出万全，毋稍疏忽”。［16］因傅恒奏副将军阿里衮“疮口未收，体气甚弱，不便乘马”，他谕令阿里衮在野牛坝监修船只，接济军粮，俟傅恒攻克老官屯，即命阿里衮移驻防守。［17］以傅恒言阿桂于七月二十日自腾越启程，前往野牛坝，督理造船事务，他谕军机大臣：阿里衮身常患病，性又朴实，见事稍迟，阿桂心细敏捷，二人同在一处，虽陈奏事件阿桂名次在后，“所有诸事主见决断，朕皆责成阿桂，当竭力抒诚，妥协为之”。倘若不肯尽心，贻误军务，必重治阿桂之罪，断不稍加宽贷。将此传谕阿桂，并让傅恒知道。［18］这是为了防止两员大将不和而特发的谕旨。
九月十四日，因阿桂奏缅甸大首领诺尔塔回到老官屯，缅人来书信称，已知清军渡戛鸠由猛拱前进，遂由老官屯派兵八千，从水路迎战，又由阿瓦派出大批士卒，从旱路在暮鲁防守，他下谕指授应付之策。他修改了作战计划，令阿桂停止袭取老官屯，原来因其无人防守，故命“早占要隘”，夺取老官屯，现敌已有备，“轻进无益”，待傅恒到时，会同傅恒商议，傅恒仍由江之西岸前进，阿桂从江东岸进，阿里衮由水路行，三路齐攻，“则一举可成功”。［19］
过了八天，九月二十二日，可能是乾隆帝看到出征近两月，未获大胜，官兵患病者不少，感到克敌不易，不宜拘泥于今年必胜之谕旨，因此谕军机大臣：傅恒与阿桂在蛮暮会合后，能攻破阿瓦，固然很好，“若实难攻取，莫若固守老官屯要隘，筹办军需充足，明年进剿，一举可成”。［20］十月十一日，他又下谕说：“倘师行顺利，直抵阿瓦，一举成功，朕所深望。万一不能”，我兵既克老官屯，已据要隘，即暂将索伦、厄鲁特兵撤回腾越，荆州、成都满兵及京兵、绿旗兵俱屯驻老官屯，“俟明年再办亦妥。”［21］
尽管乾隆帝为征缅甸日夜操持军务，调兵遣将，拨银运粮，筹办马匹枪炮，审批作战计划，十分劳累，但这一切并未能使清军达到克敌制胜的目标，前线传来的消息并不乐观。傅恒于七月二十日统军出发，二十九日至南底坝河，土司贺丙预备渡船运送，八月初一日渡完，初四日至戛鸠，由土司接运过江。九月初，四日猛拱土司浑觉降，献驯象四头、牛一百头及其他物品，随即降服猛养。此时，缅人“方秋成刈获，未暇集兵”，且猛拱、猛养非其腹地，故清军行程二千余里，“皆不血刃”，但途中忽雨忽晴，山高泥滑，一马跌倒，则所负粮帐尽失，兵士出发时只带一月口粮，“军士或枵腹露宿于上淋下湿之中，以致多疾病”，“又道路不习，难深入”，故傅恒只好放弃攻取木梳直捣阿瓦的计划，收兵而回，十月初一日至蛮暮，与阿桂会合。此行，“奔走数千里，疲乏军力，而初无遇一贼，经略之声名遂损，因羞恚得病”。［22］
缅军见此情形，知清军不可畏，轻视清军，遂从水陆两方面向清军大举进攻，血战于新街。三十四年十月初八日，缅兵潜至江滩左右扎寨。傅恒遣海兰察等前往“捉生”，拿获缅人厄诺，据供得楞子“头目”呀得诺带船十只、盏拉机带船一百只从阿瓦赶来。傅恒、阿桂在东岸等待，阿里衮、伊勒图在西岸，云南提督哈国兴统领水兵，约定分路夹攻。此时清军实际人数有：傅恒所带之兵除留驻猛养等处外，至新街的二千余名，阿桂带至新街四千四百余名，驻旱塔听候调遣的四千余名，野牛坝运料与蛮暮造船之兵五千名，水师已到六百名，总计一万六千人。
清军尚未进攻，缅军首先来击，十月初十日水陆并进，陆兵先到，“旌旗蔽野，势张甚，”水兵乘船三十余只，沿江而来。清军迎战，阿桂带领海兰察等，挥军以鸟枪“连环进”，弓矢继之，“骑兵又从旁蹂之”，缅兵不支，“遂大溃”，清东岸军夺获大寨三座，“器械米粮无算”，杀敌五百余名。阿里衮带领明亮等由西岸直冲敌寨，击败众军，乘胜追入大寨，缅兵逃散，杀敌五百余名。哈国兴率舟师顺流而下，闽兵跃入缅船，斩杀敌兵，清军“因风水之势蹴之”，缅船“自相撞击多覆”，“凡杀溺死者数千，江水为之赤。”清军进驻新街。十月二十九日乾隆帝阅过傅恒呈述此战情形的奏折，非常高兴，下谕说：“此次初与贼人接仗，即射殪贼人头目，杀贼众多，又连破贼垒，夺获贼人纛帜、军械米粮等物，军行甚为顺利，且官兵俱为勇往，朕心深为嘉悦”，头等侍卫海兰察、鄂尼济尔噶勒俱赏给副都统衔，其余有功人员，俱分别议叙。［23］
正当乾隆帝“欣慰”览奏，等待更大胜利的捷讯之时，清军却在老官屯陷入了困境。原来，新街之役虽胜，经略傅恒却病重，“诸将遂欲以是蒇功”，而副将军阿里衮却说：“老官屯有贼栅，前岁额尔登额进攻处也，距此仅一舍，不往破之，何以报命？”策马先行，议遂定，进攻老官屯。［24］
清军于十月十八日开始向老官屯进攻。缅军寨栅据大坡，周二里余，自坡迤下插于江，栅木皆直径一尺，深埋于土，遇树则横贯以为柱。栅之外掘壕三层，壕外又横卧多枝之木，锐其枝末外向，名为木签，“守御甚备”，此乃缅军御敌之长技。清军先筑土台，以大炮轰，“遇木轭洞，而栅不塌”，偶折即补，炮攻失效。哈国兴斫箐中长数百丈的老藤，系铁钩于端，募敢死士乘夜前往钩住其栅，以三千人曳藤，欲拉裂其栅，为缅军发觉砍断长藤，此计亦不行。傅恒又用火攻，先制挡牌防御枪炮，一牌可遮护数十人，以两人抬牌前行，十数人各挟薪一束跟随，百余牌同时并举，如墙而进，拔去木签，越过深壕，至寨下燃火，不料，西北风突起，栅木又沾湿不燃，火反倒向清军烧来，只好撤退。最后，又挖地道，至其栅底，安放火药轰炸，“栅果突然高起丈余，贼惊绕，喊声震天”，清军皆持刃以待，欲待栅破即冲进砍杀，可是“栅忽落而平，又起又落，如是者三，不复动，栅如故。”因“其立栅之坡斜而下，而地道乃平进，故坡土厚不能迸裂。”清军进攻二十余日，无计可施，而长途跋涉，水土不服，“兵多染瘴，日有死亡”，缅军却陆续增援，使清军由进攻转为防守。［25］
傅恒起初未敢将军情完全如实上报，只是讲“官兵遇贼，俱各奋勇，但染病者多”，还报告一些夺取寨栅等小捷之事，可是，乾隆帝凭其执政三十多年的经验，已经感到形势不妙，需要收兵了。十一月初七日，他读过傅恒呈述一等果毅公阿里衮病故及军情的奏折后，下谕说：
“看来现在情形，贼匪新添木寨，甚为强固。……此时若已破老官屯，贼必胆裂逃窜，即乘胜前驱，犁庭扫穴。倘贱众全力固守，直至此旨到日，仍在老官屯抗拒，则已相持月余，势难必克，又何能深入阿瓦。况前途瘴疠更甚，我兵恐不能支，自应寻一屯驻处所，或遣人往谕缅匪投诚，或以已获大捷奉旨撤兵之言，宣示于众，即可筹画旋师。著传谕傅恒等酌量办理，不可拘执。”［26］
过了四天，十一月十一日，他读过刚收到的傅恒奏折，其中言及缅军新立大栅五座，“木植纵横，编排坚固，难以军力攻取”，欲用计潜攻，这更使他感到需要尽快撤兵。他下谕说：“看来贼众情形，坚立栅寨，骤难攻克”，“我兵与其旷日持久，多伤勇士，不如相机徐图。”“即今已得老官屯，亦当计出万全，阿瓦为缅匪巢穴，固守必甚”。“现在军营人少，奎林、鄂呢济尔噶勒等亦皆受伤，尚需调养，即令由京派人前往，已属无及，若不悉心筹画，恐有疏失。”况此次已将戛鸠、猛拱、猛养等处收服，“军威大振，撤兵不为无名。”即命傅恒遣俘获的缅兵持书前往劝降，同时“即遵旨撤兵。”［27］
又过了七天，十一月十八日，傅恒之奏折送到，其折如下：
“经略大学士、公傅恒等奏：臣等进攻老官屯，日夜奋勉，急图成功。现在贼情，不过藉木栅为固守计，若分兵前取木梳、猛密等处，贼必接应，再绕后夹攻，自当易克。奈因本年瘴疠过甚，交冬未减，原派各营兵三万名、满兵一千名，现计仅存一万三千余名，加以领队大臣亦多患病、未能分路击取，贼匪得以全力自固。”［28］
乾隆帝读到这份奏折时，一开始必然会诧愕不已，因为这一奏折太特殊了。傅恒出行以来的几十份奏折，皆是喜报捷音，不是土司降顺纳粮供船应役从征，便是杀敌多少夺寨若干，或者是深入敌区行军顺利，不日即将“犁穴扫庭”，一派大好形势，而此折却突然改变了口气，极言敌栅难克，官兵病亡，悲观之情，狼狈之景，跃然纸上。稍一冷静，此折又必然会使乾隆帝觉察到军情严峻，局势危急。一则，若非军营遭困，这位皇上之第一亲信重臣，决不会改变其长期报喜之习惯，决不会说出急待捷音之天子不愿听的恶耗——无法破敌，师将失败。二则他若细致分析奏折所提供的消息，联系出征以来的实况，便会看出问题确实非常严重。其一，傅恒统军远征，行程数千里，历时二月余，原定由猛拱取木梳捣阿瓦之计划未能实现，连木梳皆未到，便折回蛮暮，就此而论，这一出征是失败了。其二，阿瓦不能至，老官屯也打不下，荣任副将军的阿桂、阿里衮、伊勒图，是久经征战功勋卓著的大帅，海兰察等猛将亦在军中，天朝第一军国宣力大臣大学士、一等忠勇公、皇上爱妻之弟傅恒亲临战场，粮草弹药充足，大炮震天动地，条件是够好的了，可是，鏖战多日，就是取不了老官屯，被阻于坚寨之下。此寨尚不能克，焉能进取更为坚固之阿瓦。其三，更为危险的是将士伤病死亡惨重，从全国征调来的四万余满汉精兵，除留驻边境外，参加战斗的三万一千名兵士，只剩下一万三千余名，损失过半，领队大臣亦多患病，副将军阿里衮、水师提督叶相德、总兵吴士胜、副都御史傅显、副都统瑚尔起、阿第木保等相继病故。顿兵坚城之下，历来为兵家所忌，何况此系在缅甸内地作战，如不及时决策（或退或进），缅兵不断增援，定将陷入重围，明瑞之亡的悲剧又将重演。
因此乾隆帝立即于该折上批示：“以此观之，撤兵为是。”并谕军机大臣：昨傅恒等人以攻击老官屯情形具奉，“已节次降旨令其筹画万全，倘势难前进，即乘时撤兵”。今阅本日奏折，现届冬令，瘴气未消，叶相德等染病身亡，“缅地气候恶劣，徒伤人众，断难深入，令傅恒等即遵前旨，退驻野牛坝，以现在暂退明年再行进兵之旨宣示于众。［29］
又过了八天，十一月二十六日，乾隆帝读到阿桂呈报“傅恒身染瘴疠，现患腹泄，颇形赢弱”的奏折后，立谕军机大臣，重申不得已用兵之因，再言官兵不耐瘴疠损伤甚多之情，谕令此旨到时”，“傅恒即驰驿来京，留阿桂在彼筹画撤兵”。［30］
此旨尚未到达，军营已决定与缅军议和。缅军统帅诺尔塔遣使致书，“恳乞解围”，经略傅恒，病势虽重，“总欲攻克贼寨，尽力追剿，不肯允其所请。”副将军阿桂以气候恶劣，“人多疾病，势难再进”，建议与缅议和，“给与回书”。傅恒始终不以为然。于是阿桂遂“集诸将，议进止。”诸将以“兵多染瘴，日有死亡”，“皆惮水土瘴疠”，“争劝受降撤兵”。阿桂便带领各领队大臣、提督、总兵来见傅恒，齐称“现在光景，实以就势撤兵为是，并各出具甘结”。傅恒“心中甚愤，即欲将众人参奏”，但因病无力，只好听从诸人意见，决定“受降撤兵”。［31］
此时，诺尔塔又遣“小头目”节缀呈上懵驳之书，“吁请停兵，词颇恭顺”，诺尔塔复会见阿桂差往议和之云南提督哈国兴，要求回信。傅恒等遂缮书晓谕，“令其具表求降，送出内地被留之人，其投诚土司，嗣后不得侵扰，若能悉遵约束，即当奏请撤兵。”十一月十七日，缅方使者与清都统明亮、提督哈国兴、侍卫海兰察等人相会，决定了议和停军。傅恒将上述情形呈报，并引咎自责。他奏称：自抵腾越以来，领兵前进，惟期迅奏肤功，但自戛鸠渡江以后，官兵多苦于瘴疠，到老官屯后自己即患腹泄，诚恐有误国事。“更念此次用兵，众以为难，独臣执意请行，致负委任，应请从重治罪。”［32］乾隆帝于十月立十九日收到傅恒之折后，下达长谕，说明“不得已用兵之苦心”，并决定允降罢兵。他说：傅恒攻取了猛拱、猛养，在新街击败敌兵，围攻老官屯，“势可计日而取”，但水土恶劣，官兵多生疾病，虽得老官屯亦不可以深入。因此，“朕以国威固不可不伸，而叠经夺寨狝贼，殄彼渠凶，亦既奋扬我武，况瘴乡绝徼，气候与内地迥殊。我兵之不宜久留彼土，实属地势所限，非兵力不足军储不充也。朕筹办军国重务，一切惟顺天而行，今审时度势，自当知难而退，不宜复执直抵阿瓦之说，……此时自应姑从所请，以完此局。”所有撤兵之事，“著傅恒等悉心妥议具奏”。［33］
此谕下达不久，十二月初七日傅恒之折又到。傅恒等人奏称：缅王懵驳遣人致书，“恳求罢兵，情愿缮具表文，十年进贡一次。兹差头目二人，呈送洋锦呢布等物，臣等坚辞不受，经头目等率夷众一百八十余人，负荷陈设营门，再四恳求，即饬令接受，将鱼盐菜蔬等物，分犒军士，绸缎银牌分赏夷众。”并令哈国兴谕以纳贡时表文，须遵各外藩体例，“应恭缮具书缅甸国王臣某奉表大皇帝陛下”。该使即书写存记。乾隆帝批示：“所办甚是。前此懵驳恳求通商，曾经降旨传谕傅恒不允许所请，今既愿奉表称臣，输诚纳贡，通商自属可行。”［34］
此时，傅恒病重，“官军损失大半”，已是“力不能支”，故军务由副将军阿桂主持。阿桂于十七、十八两日将伤病兵士先撤，十九日傅恒带兵三千后撤，二十一日阿桂统全军于夜间二更时离营撤退。由于形势严重，纷欲早离险境，“将军大臣下至兵丁等，并无队伍，纷纷而回，”相当狼狈。傅恒、阿桂等于二十六日回到虎踞关，留兵四千五百名分驻虎踞关、盏达、遮放，其余满洲、吉林、锡伯、索伦、厄鲁特和绿营兵分队前往永昌屯驻。
傅恒呈上“缅酋纳款善后事宜”，乾隆帝令军机大臣覆议。
三十五年正月二十八日军机大臣奏称：遮放、猛卯、陇川、盏达四土司，经缅扰散来归，无力耕作，且用兵时曾经出力，应如经略所请，交地方官借与牛具籽种和银三千两，分限五年交完。
“普洱边外十三版纳，现隶内地”，未被掠，“耕作纳税如初”，命总督、提督于本年瘴退后，查其曾被扰累的穷户，借给牛具籽种，设法安集。其近日招降之整欠、景海，未与各土司同供职，应命地方官晓谕，“令就各处土产，数年一贡”。“猛密大山境内，波龙老厂新厂等处，禁民潜往开挖。茂隆厂“自葫芦酋长献厂纳贡，相安已久，”且距缅远，无庸防禁，但令沿边各土司，禁内地厂民越江偷渡。永昌、腾越民人所典干崖、盏达、南甸、陇川、猛卯、遮放、芒市各土司之地，应派道府督同地方官严查，出示告诉民、“夷”，立将典押之产开报造册，不许隐漏，照本利多寡，收过年租若干，定限八年九年以次退出，嗣后永行禁止，如有违犯，将地入官，治承典人罪，并严禁内地民人“在夷地开铺及与摆夷婚”。将永昌府同知移驻龙陵，定为龙陵厅，移驻游击、守备各一员及兵六百名，定为龙陵营。腾越以外万仞等七关并“木邦、中山、杉木笼等处，旧设抚夷厂”，该州并不申报上司，又无定额，“有名无实”，现定为额缺，每关每处“设抚夷正副二人”，给以外委职衔领带兵马，按季支领钱粮，如此，“不惟弹压野人保护行旅，并可稽查内地民人私越关隘”。此次进剿，大炮甚为得力，除冲天炮四位仍送还京城外，经略所铸大神威炮二位及食五十余两弹子之神炮八位，四川解去的九节炮十位，劈山炮八十位，均留贮云南。等等事项，乾隆帝皆批准照办。［35］
三十五年三月，傅恒赴天津行宫朝见乾隆帝，“复命”，时已病重体虚，“形神顿异”，七月十三日，这位入直军机处二十三年，日侍帝君左右，“以勤慎得上眷”，“为天子喉舌”，“乃国家第一宣力大臣”之首辅、军机大臣领班、一等忠勇公，终因出师失利，羞惭难堪，又气又病，而离开了人间，享年尚不到五十岁。
乾隆帝闻讯十分悲痛，亲临其第酹酒祭奠，命丧葬仪节照宗室镇国公之例举行，赐谥文忠，入祀贤良祠及其前所建宗祠。乾隆帝还特下专谕，赞扬傅恒一生忠子帝君，为国效劳，建树殊勋，宣谕帝宠爱忠贤之至意。其谕说：
“太保、大学士、一等忠勇公傅恒，才识超伦，公忠体国，德心孚契，襄赞深资。自早龄侍直禁近，即觇其器宇非常，洊膺委任。旋以金川建绩，锡爵酬庸，用是擢冠纶扉，综司庶务，荩诚匪懈，罕有其比。西师之役，独能与朕同志，赞成大勋，及崇爵再加，坚让不受，尤足嘉焉。昨岁进剿缅甸，傅恒坚决请行，朕亦以万里悬军，情难深悉，而廷臣中更无可当斯寄者，因授为经略，统率禁旅专征。傅恒自戛鸠济师以后，身先士卒，艰瘁倍经，用能收服猛拱。迨会师蛮暮，袭击新街，斩馘搴旗，贼皆溃窜，遂进攻老官屯。时傅恒业已身染沉疴，犹力疾督励兵众，昼夜兼攻，克期可下。逆酋畏惧，具书恳请解围，而朕亦因其地水土恶劣，军中多病，先期降旨撤兵，并遣医驰驿往视。春间傅恒于天津行在复命，见其形神顿异，隐虑难以就痊，犹冀其安居调理，以臻忽药。讵自五月以后，病势日益加剧，渐成不起，每朝夕遣使存问，赐以内膳羹糜，俾佐颐养，复间数日亲临视疾，见其有增无减，轸念弥殷，今闻溘逝，深为震悼。所有衾禭之属，业经从优颁赐，似此鞠躬尽瘁，允宜入祀贤良祠，并赏给内帑银五千两治丧，并著户部侍郎英廉经理其事。”［36］
乾隆帝发动的第三次征缅之役，至是以经略傅恒的去世而正式告一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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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高宗实录》卷804，页21、22。
［2］《清高宗实录》卷809，页7、8、9。
［3］《清高宗实录》卷809,页10。
［4］《清高宗实录》卷809，页10、11、13、14、18、22；卷812,页5；卷813,页2、5。
［5］《清高宗实录》卷812，页5、6。
［6］《圣武记》卷6，《乾隆征缅甸记下》。
［7］《清高宗实录》卷812,页7、8。
［8］《清高宗实录》卷803，页22、27；卷804，页41。
［9］《清高宗实录》卷826，页28。
［10］《清高宗实豪》卷830，页31。
［11］《清高宗实录》卷803，页13。
［12］《清高宗实录》卷832，页11、12。
［13］《清高宗实录》卷837,页15、16。
［14］《清高宗实录》卷786，页12；卷801，页11；卷806，页13；卷811，页7；卷829,页16；卷837，页9。
［15］《清高宗实录》卷838,页9、27。
［16］《清高宗实录》卷839，页21、22。
［17］《清高宗实录》卷839，页22。
［18］《清高宗实录》卷839,页26；卷840，页4。
［19］《清高宗实录》842，页18、19。
［20］《清高宗实录》卷843，页9。
［21］《清高宗实录》卷844，页36。
［22］《清高宗实录》卷841，页7、17、18、30；卷842，页6；卷843，页6、12.26；卷845，页6、10；《啸亭杂录》卷5，《缅甸归诚本末》。
［23］《清高宗实录》卷843，页56、60；《啸亭杂录》卷5，《缅甸归诚本末》。
［24］《清高宗实录》卷845，页53。
［25］《清高宗实录》卷046,页1、14、18；卷847,页3；《啸亭杂录》卷5，《缅甸归诚本末》，《圣武记》卷6，《乾隆征缅甸记下》。
［26］《清高宗实录》卷846,页14、15。
［27］《清高宗实录》卷846，页18、19。
［28］《清高宗实录》卷847,页3。
［29］《清高宗实录》卷847，页3、4。
［30］《清高宗实录》卷347,页13、14。
［31］《清高宗实录》卷859，页15、16。
［32］《清高宗实录》卷317，页17、18。
［33］《清高宗实录》卷847，页17-23。
［34］《清高宗实录》卷348，页17、18。
［35］《清高宗实录》卷851，页13-17。
［36］《清高宗实录》卷864，页31、32。
“知难而退” 乾隆帝休兵议和
第四节 “知难而退” 乾隆帝休兵议和
一、恼羞成怒 弃和备战
从乾隆三十年冬云贵总督刘藻调兵进击袭掠内地土司的缅兵开始，到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傅恒于老官屯与缅军议和班师，中缅之间打了四次大仗。这五年的征缅之战，后来被乾隆帝列为“十全武功”之一，但是究竟其武焉在，其功为何？
乾隆帝为进行这场战争，调拨了大量兵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第一次刘藻调兵近万名，第二次杨应琚集兵二万余，第三次明瑞有满、汉、土兵及索伦、厄鲁特等兵三万余人，第四次傅恒调兵四万余名从征，士兵一次比一次多，伤亡也越来越大。刘藻时，参将何琼诏率兵六百败于整控江；杨应琚之兵一败于新街，再败于万仞关、户撒，三败于猛卯、铜壁关，游击马成龙、班第、毛大经等将阵亡，士卒死伤上千。明瑞统军一万二千余名败于小猛育，死伤数千。傅恒所领之兵，病故阵亡一万八千余人。云贵总督刘藻畏罪自杀，大学士、云贵总督杨应琚贻误军机被勒令自尽，将军、云贵总督、一等诚嘉毅勇公明瑞和参赞大臣珠鲁讷兵败自杀，经略、副将军、参赞大臣、提督、领队大臣、护军统领、总兵、副都统傅恒、阿里衮等二十余员文武大臣病故、阵亡。乾隆三十四年十二月追祭恤赏入祀昭忠祠的“缅甸出师阵亡”的官员兵丁有三千三百六十三人，其中侍卫、参领、副将、游击、都司、守备等将弁为四百七十五员，马步兵丁二千八百八十八名。到乾隆三十四年十二月初，先后拨到云南的军需银共一千三百二十万一千余两，已用去九百八十万零二千余两，余银存库备支。至于马匹的倒毙，米粮的食用，弹药枪炮刀箭等武器的制造，以及千里转运，等等，更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
乾隆帝付出了这样重大的代价，损兵折将，劳民伤财，究竟得到了什么？达到了他规定的征缅目标没有？五年的历史实践作出了明确的、也应使他感到震惊和惭愧的结论：征缅之役，既不威武，也无功可言，并非大胜，而是大败。他的奢望没有得到满足，他的幻想破灭了。
乾隆帝在委派杨应琚、明瑞、傅恒出征时，对进军的目的和要求讲得非常明确，规定得很死，不许作任何的变动。这个目的就是“犁穴诛渠，尽歼丑类”，“分置土司”，“定则纳赋”，即是说要直取缅都阿瓦，斩杀缅王懵驳，尽诛缅甸军政要员，臣服全缅，将其纳入清朝版图，使一个独立的缅甸国从此消失，分裂成若干小部，向朝廷称臣纳赋。一句话，灭掉缅甸国。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决不允许将军们接受缅甸乞和的要求，迁就了事。五年过去了，这个目的和要求既未能达到，也看不到何时能够达到的幻影。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傅恒与缅军统帅诺尔塔提出停兵议和的三个条件：缅甸进表纳贡，送回被留之人，不扰内地土司。乾隆帝同意了傅恒的这些议和条件。将这三条与乾隆帝颁发的出兵征缅灭缅之旨加以比较，便可清楚地看出，两者有着根本区别，乾隆帝被迫撤回了灭缅的要求，承认了缅甸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仅与清朝保持一般的藩属的朝贡关系。
不仅如此，乾隆帝之失败，还表现在连这样的三个条件，都未能被缅甸接受，这样的目标都未能实现。缅甸在答应傅恒这三条时，还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即要求通商和归还随清军进入内地之木邦、蛮暮、猛拱土司，因清仅允猛拱土司浑觉返缅，不谈贸易之事，缅王遂扣留所俘清朝官兵，不肯奉表入贡。
由于未能灭掉缅甸擒获缅王献俘于天安门，由于清军四次出征失败，且缅军大有可能围歼清兵于老官屯的严重威胁，乾隆帝被迫自食其言，否定原诏，接受傅恒与缅军统帅签订的议和条款，使这位威震天下的大皇帝丢尽了面子，他已经是愤怒异常，可是征缅失败的铁的事实和上万官兵阵亡、病故的血的教训，又使他认识到不可能征服缅甸，不应该对其用兵，所以他虽然被迫决策收兵，但又气忿难平。正在这样的时刻，滇省送来了缅甸不奉表纳贡的消息，这等于是当他欲藉口缅甸求降而下台阶之时，这个台阶被缅方撤走了，使他下不了台。乾隆帝又羞又怒，一气之下，取消了与缅议和的协议，整军备战。三十五年正月十一日，他看到署云贵总督彰宝的奏折，言及缅老官屯首领布拉莽倘两次差人呈送棕叶缅文，“欲通贸易”。乾隆帝不从，下谕说：看来缅方“前此吁请解围，……必窥见我兵有不得不退之势”，遂不奉表，但急于通商。“总之，缅匪降表一日不至，一日不可许其与内地通商。此一节，乃中国制驭外夷扼要之道。”［1］
过了五十多天，三月初六日，乾隆帝以时过三月，缅尚未奉表入贡，又未送回羁留之内地人，谕署云贵总督彰宝、礼部尚书、副将军阿桂遣人赍檄赴老官屯催问，并命军机大臣代作阿桂给缅之檄谕。其檄谕说：以往所许边境民人与尔国交易，“俾裕尔生计，阜尔民人”，乃征战不息，自去年十一月允尔“纳款投诚”以来，至今未奉表送人。“尔贡表一日不至，内地贸易一日不通。”如不送还内地被留之人，万一大皇帝复命本将军率兵进剿，则尔将后悔无及。［2］
阿桂、彰宝遵奉帝旨，遣明白妥干之奇兵营都司苏尔相及明晓通事段彩霞，率路熟健兵二十名，于三十五年三月二十九日费檄往赴老官屯。苏尔相尚未抵缅之前，老官屯首领诺尔塔致书清副将军阿桂，索取木邦、蛮暮、猛拱三土司，且有“不驯”之词，并当苏尔相到达时，将其拘留关押。阿桂、彰宝将此情上报，乾隆帝于五月二十二日看到这一奏折，极其愤怒，连下数谕，指责阿桂等办理谬误，谕令调派兵马，准备突击缅甸。
乾隆帝从两方面着手处理缅事。他命军机大臣代拟副将军阿桂给诺尔塔的檄谕一道，令其送回苏尔相及其他扣留之人，“以全尔王子之礼信”，否则“自贻后悔”。同时，他又决定采取轻骑突击之策。五月二十四日，当署云贵总督彰宝奏请“即时进兵”时，他拒绝其议，下谕说：去年厚集兵力，所用皆八旗劲旅，奋勇直前，虽有新街一捷，而水土恶劣，“尚且不能成大功”。今瘴疠方盛，所留不过云贵兵一万余名，“势不及上年百分之一”，轻率前进，徒令士兵损伤，于事毫无裨益。他指示对策说：此时自宜处以镇静，严饬边防，以防缅兵之潜谋侵轶，待冬天瘴退时，选派精锐兵丁二三千人，以勇将统领，“乘其不备，袭击而进，掩杀贼众，以申我威棱，虽于事无甚大益，亦庶几稍纾愤懑。”［3］
第二日，五月二十五日，他又连下两道谕旨，宣布实行上述计策说：缅方之索取木邦、蛮暮等土司，扣押苏尔相，出言不逊，其目的在于“自恃险远，且深知我军行拮据”，欲藉此激我用兵，而彼得以逸待劳，坐乘便利，自不可坠其术中，应当示以镇静，严饬边防，于冬季遣兵前往，乘其不备，“袭击掩杀”，“剿戮其人，蹂躏其地”，以稍“振我军威”。［4］随及遣派精干侍卫官员三十员及猛将海兰察，前往云南，令阿桂、彰宝挑选精兵一千名，交海兰察和总兵哈国兴统领，又派总兵常保住、提督长清各带兵一千名策应，谕令他们务宜竭力剿杀，亦不可一味深入致不能退出，“务期惊扰贼匪”。
对于乾隆帝的这种做法，礼部尚书、副将军、都统阿桂持有不同意见。阿桂自乾隆十三年以军机处章京身份参与一征金川起，征准噶尔，讨回部大小和卓木，镇压乌什维吾尔民起义，出征缅甸，二十二年内转战大西北，出击西南边外，屡建功勋，确可算是智勇双全的大帅。正是他，当清军坐困于老官屯坚寨之下，面临“官军损失大半”、“力不能支”将陷于全军覆没的绝境之时，他不顾皇上务必灭缅不许允降之严旨，不顾经略傅恒之反对，约集众将定议谈和收兵，使清军得以安全出险回归边境。尽管为此遭到乾隆帝的多次无理指责，并被革去领侍卫内大臣、礼部尚书、都统之职，以内大臣革职留任办副将军之事，其子三等侍卫阿迪斯、蓝翎侍卫阿弥达亦被株连革职，但他仍从大局出发，据理力争，竭力阻止继续用兵缅甸。
当缅方留下都司苏尔相并致书阿桂索讨木邦、蛮暮土司时，阿桂将蒲叶缅书原件存滇，仅呈汉译文，“称其词语恭顺”，后又奏述缅方情形说，就现在情事而论，缅军不会侵扰边境。此折遭到皇上严斥。他奉到帝之谕旨，挑选兵丁，乘冬袭缅，已作好于三十五年十一月初出兵的安排，此时，缅方诺尔塔遣人致书阿桂，请求“停止今岁进兵”，他立即飞奏。待诺尔塔第二次致书时，他便以“书中尚无不驯之词”及进剿无益等理由，奏请“暂停攻击”。乾隆帝虽很不满，但亦只好批示：“此是阿桂本意，汝既不愿前往，自可暂行停止。”［5］从而避免了一次流血事件。
十二月，阿桂正式上奏，婉言不宜征缅应与其议和停战。其奏说：
“（缅甸）畏惧天朝，故将杨重英等至今尚留养阿瓦城，且拘留苏尔相，不送阿瓦，仍置之老官屯，此次复遣人来呈递书信。看来（缅甸）料及事无底止，颇有悔心，且自禁止贸易以来，伊处必用之黄丝等物，价增十倍，现在上下莫不需止，而去岁亦颇有苦于兵革之状。”［6］
阿桂之上述叙述，虽不无巧妙贬低缅甸拘杨重英、苏尔相之过，以缓解帝之愤怒，于事实有所出入，但其言缅甸不愿继续与清交战这一基本论点，却是十分正确的，是符合缅国实情的。如果这一建议能为朝廷采纳，中缅之间就可立即恢复正常的、和平的友好关系，双方就不致于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屯兵边境，随时都可引起大的争执和战争。可惜，乾隆帝听不进此议，反而严斥其欲图“草率完事”，“所奏甚谬”，谕其“妥协办理，明年大进。”［7］数月之后，乾隆帝又指责阿桂“丧尽天良”，“始终惟逞其小智”，“妄思罢役归家”，而夺其官，贬为兵丁，“效力赎罪”。其子阿迪斯、阿弥达分别充军广西右江镇与广东雷琼镇。［8］
乾隆帝命理落院尚书温福前往云南，署理副将军事务。他对缅甸的方针是轻师前袭，这在他于三十六年五月初五日革阿桂职任用温福的谕旨中，讲得非常清楚。他说：
“（缅甸）凶顽诡诈，恃其有险可凭，兼之水土恶劣，我将士深入非宜，意在激我用兵，彼得坐乘其利，故断不可坠其术中。即以征调馈运而计，方今帑藏充盈，八旗又多劲旅，用非不赡，力非不给，无难大图集事。第因办理军务以后，马骡不及孽生，并不欲以转输执役之劳，屡烦我内地民力，前降谕旨甚明，实深悉其事，为天时地利所限，非可拂逆而行，所谓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但缅不归掳掠之人，拘留苏尔相）其罪恶实甚，若竟置之不问，则与唾面自干何异。国家当全盛之时，顾听幺么之鸱张自恣，不为控制，威令安在？因议用偏师袭击，积以岁年，使（缅甸）不得休息，以疲其力，此亦事之所不可少，而理之断不能已者。”［9］
此谕及前引谕旨表明，乾隆帝此时已正确地认识到无法征服缅甸，不能大举进攻缅甸，“天时地利所限”，不可拂逆而行。但是，四次攻缅失败，羞惭难堪，愤懑难平，而缅又扣俘民，拘来使，欺人太甚，故明知不能灭缅，亦要派遣少数军队岁岁进袭，以疲其力，略以抒闷。当然，这样作，对双方都是有害无利的，适值金川之战又起，大学士、四川总督阿尔泰调度无方，节节失利，乾隆帝于三十六年九月十一日下谕，“暂停袭击”缅甸，调温福和参赞大臣伍岱，领军营之全部满兵和绿旗精兵一千余名，前往四川，征剿大小金川。偏师袭击之事由此停止。
二、“审时度势” 议和许贡通商
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十七日，乾隆帝下了一道十分重要的谕旨，专谈对缅甸之事的方针、政策和措施，摘录如下：
“缅甸自撤兵以来，已经八载，每岁沿边派人驻守，究属不成事体。而其地水土恶劣，朕意又不欲用兵，惟严令各关隘绝其贸易，稍足使之畏惧耳。但向来虽有禁遏之名，仍恐具文塞责，徒尔因循岁月，总未能完此事之局。原拟令阿桂为云贵总督、前往经理边务，其事庶可早竣。兹据图思德奏：闻得缅酋懵驳已死，其子赘角牙袭职。前据该处头目得鲁蕴其察镇将等称，情愿送还内地之人，输诚纳贡，垦请开关。随遣谕来人先回，俟其到关再定。今据张凤街办事之腾越州知州姜楷禀称，派送孟矣等出口之摆夷南多木比等回关，据称孟矣等至老官屯，向该头目绽拉机称扬大皇帝威德严重，及地方广大富庶光景，该头目甚为感畏。孟矣等即日登舟赴阿瓦。闻得鲁蕴现在阿瓦料理贡物，并将苏尔相、多朝相接往阿瓦，要同杨重英俱从天马关送还内地，并欲亲自到关，叩恳纳贡等语。
缅匪果知悔罪投诚，还人纳贡，自可就此完事，但受降通市及善后章程，必须晓事之重臣相度妥办，方能合机宜而符体制，著阿桂即速驰驿前往云南，办理受降诸事，完竣即行回京。至开关以后，沿边一切事宜，均关紧要，非图思德所能经理，所有云贵总督员缺，著李侍尧调补……图思德著回贵州巡抚之任。”［10］
这道谕旨讲了五个问题。其一，不再征缅。乾隆帝再次明确宣布，因水土恶劣，不欲用兵于缅甸。当然，不止是地形险峻气候恶劣的问题，也包括了其他因素，如缅军奋勇抗击，缅民积极抵抗，坚壁清野，清军无粮可就，无人引路，四次失败于缅地，确系无法征缅，决不可能征服缅甸。正是处于这种形势下，乾隆帝才明智地强调不欲用兵。其二，不成事体。既不能向缅大举进攻，事实上轻骑袭缅之方针从未能认真执行，而每年沿边屯兵驻戍待战，既耗费大量兵力、财力和物力，又影响了边境安宁，牵制了朝廷的注意力，这种不战不和的僵局，长期下去，危害甚大，实属“不成事体”。其三，欲竣缅务。在此之前，乾隆三十八年，缅方大头领得鲁蕴从阿瓦来到老官屯，遣孟矣等五人入关，“请如前约”议和，滇省官员将其押解至京。四十一年四月举行“献金川俘酋于庙社”礼仪，诛索诺木等，帝命领孟矣等赴市曹观看，告以大军威武之情，然后纵使归缅，显系示以恩威，促其议和。四十二年又欲派阿桂往云南，处理缅务，乾隆帝之欲早日了结之心，相当迫切。其四，缅王愿和。懵驳在老官屯挫败清军以后，就有意议和，但因军势正强，故力索已逃入清境的木邦、蛮暮土司，坚持先通商、后纳贡。现在，懵驳病故，其子赘角牙嗣位，国内因多年禁市影响了长期进行的中缅贸易，土产木棉、象牙、翡翠、苏木、铜等“恃云南官商采买者皆闭关罢市”，无法销售，中国之黄丝等为缅所需之货，“价增十倍”，进口甚难，兼之清军刚平定大小金川，武功可畏，因此，新王更愿与清友好，释嫌议和。其五，审时度势，息战“允降”。乾隆帝根据以上各种情况，当机立断，决定“受降通市”，了结十余年未结之案，特派此时朝廷第一宣力大臣一等诚谋英勇公，大学士、军机大臣、吏部尚书阿桂，前往云南，“办理受降诸事”，并调各省总督中“老成有识、能办大事”之两广总督李侍尧任云贵总督，以处理善后事宜。［11］
以上情况集中表明了一个问题，即乾隆帝最后下定了与缅议和通商许贡的决心，“审时度势”，妥善结束多年悬案。
乾隆帝决意“允降”通商的方针，及其遣派阿桂、李侍尧专办此事，以及缅王的愿和，为解决中缅之间十余年来的纠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虽然在交涉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曲折，如缅方曾答应即送杨重英、苏尔相回滇，但开始仅让苏尔相归返，而且还有所反复，直到五十三年八月杨重英才被释放入滇，因而议和之事，拖延了十一年之久。但在这过程中，乾隆帝一直坚持“允降”通商这一正确方针，并未因这些麻烦或其他因素，而放弃议和，再动干戈。
乾隆四十七年六月，云贵总督富纲奏称：缅国内乱，缅王赘角牙被老缅王甕藉牙之孙孟鲁斩杀，甕藉牙之第四子孟陨又将孟鲁杀死，自立为王，凡懵驳、赘角牙信用之头目、土司，尽行调回，任用甕藉牙旧人为大头领。似此情形，可乘机出兵攻缅。乾隆帝拒绝其议，于六月二十四日下谕说：缅国内乱，骨肉相残。“但伊等穴中之斗，不值烦我天朝兴师致讨。况从前首祸，系懵驳、赘角牙父子，彼时因缅地瘴疠，我兵疾疫频仍，不能久驻，又值该酋等畏罪哀恳，朕体上天好生之德，许其罢兵，已历有年所。今该酋等并不敢侵扰边关，若遽因其争立内讧，兴问罪之师，不特师出无名，……况得其地不足守，非如新疆伊犁等处，西师成功后，可永远耕屯巩固金汤者可比，此事竟可无庸办理。”著传谕阿桂议奏。阿桂遵旨议奏，赞扬皇上“睿算宸谟，不遗纤悉”，确不应因其内乱而出兵。［12］
与此同时，乾隆帝注意加强与暹罗的联系。早在攻缅初期，帝以缅暹为世仇，便谕两广总督李侍尧探索约暹罗发兵共攻缅之事，但暹罗于三十一年亡于缅，其事中止。四十三年，暹罗遗民推郑昭起兵，逐缅复国。四十六年郑昭遣使入贡，蒙帝厚待。五十一年，乾隆帝允郑昭之子新主郑华之请，封其为暹罗国王，双方关系愈益密切，暹军阵于暹缅边境，对缅造成很大威胁，这进一步促使新缅王孟陨谋求改善中缅关系。
乾隆五十二年四月二十日，孟陨遣派的使臣大头目业渺瑞洞、细哈觉控、委卢撒亚三人，率小头人、从役一百余人，赍金叶表文、金塔、宝石、金箔、檀香、大呢、象牙、漆盒、绒毡、洋布等物，及驯象八头，到达顺宁府界，恳求进贡。来使并称，因老官屯一路，山高瘴大，象难行走，故从木邦前来。其表文说：孟云（即孟陨）系甕藉牙第四子，幼年为僧。长兄懵驳死后，其子赘角牙自立为王，孟陨之次兄孟鲁以父有兄终弟及之谕，杀赘角牙，欲为国主，国人不服，杀孟鲁，迎孟云而立。“孟云深知父子行事错谬，感大皇帝恩德，屡欲投诚进贡，因与暹罗耩衅，且移建城池，未暇备办。今缅甸安宁，特差头目遵照古礼进表纳贡。”［13］
云贵总督富纲呈报此事及处理办法时奏称：孟陨差使具表纳款，“虽情词恭顺诚恳，但缅性多疑，此来虚实不可不详慎办理”，随派副将定住驰往察看，验明贡物，“似属可信”，便令定住将该使带至顺宁安顿。因该使未带杨重英同来，“向其根究”，来使遂遣小头目回国携杨归返。［14］
乾隆帝正渴望了结缅事，于六月初五日读到此折后，十分高兴，并因富纲过疑欠妥而予以严厉斥责。他下达长谕，斥其过错及指示处理之法说：因缅水土恶劣，故停止进剿，撤兵以后，“十余年来，边境相安。”孟陨原在缅寺为僧，与其父兄之过无关，今被推管国事，差人赍表纳款，“阅其表文，情辞甚为恭顺诚恳，此系好事，将来该头目等到时，朕方欲重加赏赉。”富纲接据某报，自应一面具奏，一面即派官员将使臣护送来京，乃始则疑其狡诈，遣人往察虚实，已属过虑，继复以无关紧要之杨重英“向其根究”，“尤属糊涂不晓事体今，“实属大错，”著军机大臣立即传旨对富纲“严行申饬”，并谕令该督，接此旨后，即派妥当官员，护送来使，迅速前来木兰行在，呈进表物。如能于万寿节（八月十三日）以前赶到热河，固好，若不能至，则于出哨前赶到承德等候，那时，蒙古王公“皆扈跸山庄”，“俾远国贡使同入筵宴瞻觐，尤为盛事。”［15］
第二日，六月初六日，他又谕军机大臣，再言富纲索要杨重英之误说：“该督此奏，实属错误。该国长既已悔罪投诚，赍表纳款，此系好事，何所有其猜疑。”设若该国长以此而“心怀疑畏，殊觉阻其向化之心。”如此旨到时，缅已送回杨重英，固属好事，若未送，即令富纲照前旨办理，剀切传谕缅主，“使该国长不致心生疑畏，方为妥善。”并命富纲将来华之人，留一半于滇，其余人员同至热河，使其“瞻养中国富庶，伊等回国转相传述，必更畏威怀德，益足以坚其效顺之诚。”［16］
其后，乾隆帝又续下数谕，责令富纲妥善安排护送缅使入觐之事，并因业渺瑞洞身患疟疾，送回耿马调理，而再次申饬富纲办理不当。富纲遵旨，遣官伴送缅甸贡使，于六月二十一日由大理出发，九月初赶到承德避暑山庄。
九月初四日，乾隆帝在避暑山庄的卷阿胜境，接受缅甸国使臣细哈觉控、委卢撒亚及小头人目便机位南等四人的朝贡，并赐他们与扈从王公大臣、蒙古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宴。第二日，乾隆帝降敕谕缅王孟陨说：
“尔缅甸国长孟陨，本为支子，暂托释门，因兄侄梗化而戕残，为国人择亲而拥戴，前愆力改，来享情殷，既遣使以将虔，复陈词之维挚，具昭忱悃，良可褒嘉，是用降敕奖谕，赐国长并国长之妻佛像、文绮、珍玩、器皿等物，国长尚其敬受，益矢恪恭。”［17］
中缅之间二十余年来战阵厮杀、不战不和的僵局，终于打破了，双方关系从此不断得到改善和发展。两年半以后，乾隆五十五年三月，缅王孟陨遣亲信大臣便居未驼等人，赍送金叶表文、贡品和驯象，祝贺皇上八旬万寿，并“恳请敕赏封号，管理阿瓦地方，求开腾越关禁，俾通市易”。乾隆帝读过富纲呈报缅王贺寿、乞封、开禁、通商的奏折后，于三月二十四日下谕军机大臣，允其所请说：缅王遣使远涉万里来京祝寿，“实属恭顺可嘉，自应俯允所请，给予封号，以资绥辑”，“准其照旧开关通市”，并降敕褒嘉缅王，亲书御诗以赐，加赏珍珠手串、荷包等物。其诗为：
“奉表前年施惠往，请封今岁竭诚归。
赤心那限万里隔，黄诏从教举国辉。
经事自惟老胜壮，化民因识德赢威。
内安外顺胥天祐，益切屏营凛敕畿。”［18］
缅使于五十五年三月初四日至铁壁关，四月初到省城昆明，云贵总督富纲差官伴送，六月初抵承德，乾隆帝于六月十三日降敕封缅王孟陨为国王。《清高宗实录》卷1356载录此事时写道：
“（六月）壬戌，敕封缅甸国长孟陨为国王。制曰：朕惟德孚柔远，王朝隆无外之模，忱切响风，属国被咸宁之福，既敬将夫职贡，恳备遐藩，宜褒锡以恩纶，允绥嗣服。龙光斯责，爵命维新，尔缅甸国长孟陨，地处炎陬，系居支庶，曩者家遭多难，祸乱相寻，继因国赖长君，攀援共戴，叩关纳贡，恪恭著摄立之年，降救颁珍，惠恺浃归仁之感。兹以今岁为朕八旬万寿，敷天庆洽，‘薄海欢腾，吁大吏以抒情，遣陪臣而祝福，先期斋洁，葵倾矢在寸心，重译来同，琛献逾乎万里，麻征所应，肫款堪嘉。至尔国世裔载延，邦基复整，干戈是蕺。……仰祈封号于天家，文披金叶，远赐诗章于下国，宠荷珠光。今封尔阿瓦缅甸国王，赐之敕印，王其勉修政事，慎简官僚，敦辑睦于邻封，垂敉宁于边境，永受无疆之庆，流及子孙，益坚不贰之诚，保其宗社。钦哉，毋替朕命。”
乾隆帝专遣官员，赍敕书、印信，往其新都蛮得列，定十年一贡。钦使于七月初十日至蛮得列，缅王孟陨“率领子弟头目，俯伏罗拜”，并派特使，备办驯象及各种贡物，遣头领三人赍表来华谢恩。乾隆帝令滇省官员照例宴赏，命赴缅颁赏之粮道永慧、参将百福伴使于十二月中到京，使其“与各外藩同与朝正盛典，并入宴筵，均沐宠荣，以遂其瞻就之忱。”［19］
从此以后，中缅之间朝贡不断，往来频繁，贸易繁荣，两国人民均享其益。
________________
［1］《请高宗实录》卷850,页19、20。
［2］《清高宗实录》卷854，页14、15、16。
［3］《清高宗实录》卷859，页24。
［4］《清高宗实录》卷359，页30、31。
［5］《清高宗实录》卷871,页30。
［6］《清高宗实录》卷875，页9。
［7］《清高宗实录》卷875，页9。
［8］《清高宗实录》卷884，狱11、12、13、14。
［9］《清高宗实录》卷884,页12。
［10］《清高宗实录》卷1025，页5、6。
［11］《清高宗实录》卷1025，页2-8；《圣武记》卷6，《乾隆征缅甸记下》；《清史稿》卷318，《阿桂传》。
［12］《清高宗实录》卷1159，页14-17。
［13］《清高宗实录》卷1306，页10；《清史稿》卷528，《缅甸》。
［14］《清高宗实录》卷1306，页11、12、13。
［15］《清高宗实录》卷1306,页12、13。
［16］《清高宗实录》卷1303，页5、18。
［17］《清高宗实录》卷1312,页11、12。
［18］《清高宗实录》卷1351，页30。
［19］《清高宗实录》卷1363，页9、10。
“兴灭继绝” 出兵安南
第十章 误剿安南 先战后和
第一节 “兴灭继绝” 出兵安南
一、安南内乱 王孙失国潜匿民村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六月十七日，广西巡抚孙永清呈报安南大乱的奏折，送到了皇上面前。孙永清奏：据太平府知府陆有仁等禀报，安南国被阮姓攻破黎城，嗣孙黎维祁出奔。安南官员阮辉宿、黎炯保护王母、王子等避兵于博山社，被阮兵追杀，逃至河边求救入隘。经巡隘官员向其盘问，遥望隔河有一百余人，似系前来追赶，因见我方有兵，不敢过河，随即退去。守隘官弁将阮辉宿等男妇老幼六十二人收受入隘，拨与房屋，令其居住。孙永清“现以巡阅关隘”，前往龙州，查询实在情形，另行具奏。［1］
孙永清所奏，系指安南阮、郑二姓争权，国主黎维祁避乱潜逃。明初以来，黎维祁的祖先世为安南国王，定期入贡明帝。嘉靖中，权臣莫登庸逐主自立，旧主黎平走保清华。以后，其孙黎维潭依靠旧臣郑、阮二家，破莫复国，封郑、阮二姓之长为左、右辅政，后右辅政郑检乘机排挤阮璜出顺化，号广南王，而自兼左辅政，掌握国家大权，国王仅有虚名。这样一来，阮、郑二姓世为冤仇，争斗不已。顺治十六年，清军至云南，安南国王遣玉川伯邓福绥、朝阳伯阮光华赍启，赴信郡王前抒诚纳款。顺治十七年国王黎维祺奉表贡方物，清帝嘉其恭顺，赐文绮白金，并于十八年赐敕嘉奖其为识时俊杰，“特先遣使来归”。康熙五年安南国王黎维禧缴送故明永历帝赐与的敕、印，康熙帝遣使册封维禧为安南国王，赐镀金驼钮银印。此后，安南三年一贡，通商互市，关系十分密切。
乾隆中，辅政郑检杀害安南国世子，据金印，谋篡位为王，嫉妒广南王强盛，诱其臣阮岳、阮惠合攻广南王，灭于富春，阮惠自为泰德王，郑检自为郑靖王。乾隆五十一年，郑检去世，阮惠乘机发兵，攻破国都东京黎城，击杀郑检之子郑宗，阮氏执掌军政大权。五十二年老国王去世，嗣孙维祁继位。阮惠尽取象载其珍宝归，郑检之臣贡整欲图扶黎拒阮，以王的名义率兵夺回象五十只。阮惠遣大将阮任领兵数万攻克黎城，贡整战死，维祁出亡，匿于民村。阮任据东京，“四守险要，亦有自王志”。五十三年夏，阮惠复发兵，诛阮任于东京，请维祁复位，维祁知其心叵测，不敢出。阮惠以民心不附，尽毁王宫，挟子女玉帛回富春，留兵三千守东京。
高平府督阮辉宿护维祁之母、妻宗族二百余口，由高平登舟，远遁至博念溪河，乃广西太平府龙州之边。阮辉宿冒死涉水登北岸，其不及渡河之人，尽被阮氏追兵杀害。
二、“字小存亡” 派军远征
乾隆五十三年六月十七日，乾隆帝对广西巡抚孙永清所奏安南内乱之事，下达谕旨，讲了五个问题。其一，此事应予询明妥办。上年两广总督孙士毅曾奏，安南国“土豪构乱，国印遗失”，业谕查明后补给，今其国嗣孙之母、妻眷属，又被兵追杀，“求敕内投”，应该查明办理。其二，委派大臣。孙永清从未经历征战之事，难胜此任。两广总督孙士毅曾随赴军营，此次驻扎潮州，料理发兵赴闽攻打台湾林爽文之事，调度妥协，令其即赴广西龙州，办理安南国求救内投之事。其三，查明原委，酌情处理。安南若原为阮姓所有，被黎姓占夺，则现今阮姓是恢复旧业，也可从而安抚。如其国本非阮姓所有，黎氏传国日久，“且臣服天朝，最为恭顺”，今被强臣篡夺，其旧臣带嗣孙眷属前来求救，“若竟置之不理，殊非字小存亡之道”。设若阮姓只攻占黎城等一二处，其余皆为黎姓所有，尚可恢复，如阮姓占据全部安南，或将黎姓子孙尽行杀害，则又当另为设法访查。著军机大臣与孙士毅查清上述诸事，提出对策。其四，安插逃人。安南来投的男妇老幼人等，“系避难来投”，且有国王嗣孙之母、妻，“俱应妥为安插，并优给廪膳，勿使失所”。其五，寻找王孙、遗臣。国王嗣孙黎维祁现在何处？其臣僚仍忠于故主者有谁？如有欲思灭阮存黎之遗臣，“可以资其力量，相机设法办理者”，需查明上报。［2］
过了两天，六月十九日，乾隆帝又谕军机大臣，除重申查明安南现在情形外，着重指出，如阮姓占据全安南尽杀黎氏子孙，则王孙黎维祁将无国可归。“安南臣服本朝，最为恭顺，兹被强臣篡夺，款关吁投，若其置之不理，殊非字小存亡之道，自当厚集兵力，声罪致讨矣，届期朕自有定夺”。著传谕孙士毅详细确询，筹画对策，据实具奏。［3］
又过了七天，六月二十六日，孙士毅的奏折到京，言及阮辉宿说：阮氏只占据了东京黎城和牧马、谅山等处，黎城西方、北方州县，“俱不肯降贼”，“阮岳一味犷悍，并无法令，嗣孙若能乘隙而动”，阮岳“即可一举成擒”。乾隆帝就此谕军机大臣：阮辉宿之奏，情词激昂，能知大义，可见该国境土既未尽归阮岳，“人心又戴旧足恃，尚可徐图恢复，办理尚易”。著传谕孙士毅，即令阮辉宿等回国告诉黎维祁：安南臣服夫朝，最为恭顺，今其被阮攻逐，“究系不能振作所致”。现安南国土，未被阮氏占者尚多，臣民亦拥戴黎氏，黎维祁当趁此招集义兵，力图恢复。“目下天朝已派调大兵”，在广西预备，若阮岳仍前“负固不服”，甚至杀害嗣孙，各镇官将亦甘心从逆，则“天朝即当派员统率大兵，四路会剿，将阮岳及党羽人等全数擒诛，明正其罪”。同时，他又传谕提督三德统兵驻扎边关，令总督孙士毅调兵数千，“以壮声势”。［4］
阮岳、阮惠弟兄遣官叩关进贡，两广总督孙士毅闻报，亲至镇南关，对其使“大声呵斥。并谕以天朝已调大兵，分路进讨，令该夷官归谕阮岳迅速悔罪自新，迎还故主”。乾隆帝知悉此事，于七月二十四日下谕嘉奖孙士毅说：“阮岳逐主乱常，差人进贡，断无即准其纳款之理”。孙士毅所办甚妥，著赏上用蟒袍料一件，以示优奖。［5］
从六月十七日得悉安南大乱，直到八月二十六日，这七十天里，乾隆帝虽多次下谕强调要“兴灭继绝”，“字小存亡”，帮助安南王孙逐阮复国，但仅只是谕令王孙黎维祁及安南臣民起兵逐阮，清政府以总督名义发布斥阮檄文，扬言要派大军出征，可是并未决定要出关作战，数千官兵均在边界屯驻。到了八月二十七日，乾隆帝对安南的方针，有了重大的变化。
根据孙士毅的陆续奏报，乾隆帝于八月二十七日下谕说：黎维祁亲赴山南，招集义兵，竟为阮军所逼，仅带跟随数人，入山藏匿，“看来竟是一无能为之人，难望其振作恢复”。阮岳、阮惠弟兄，见到孙士毅檄文，“畏惧遁逃”。阮惠的心腹潘启德，一接檄文，“即知去逆效顺”，遵孙之令，纠约七州人马及厂民，速即前进，“自无难直达黎城”。阮岳等系见檄文宣布天朝“调备大兵”，“声罪致讨”，而震惊远遁，若知清兵仅系“虚张声势，必益无畏惧”，将会故智复萌，“竟图篡夺”。因此，孙士毅奏请“先期调兵预备之处，自当如此办理”。但如用兵进讨，孙士毅系两广总督，关系甚重，“断不可亲领前往”。看来“阮岳等亦无须多兵剿办”，著令广西提督许世亨及总兵一、二员，带兵数千名前进，孙士毅再预备数千，在关隘驻扎，“声言续发”，谅阮岳、阮惠不敢负隅顽抗。［6］
乾隆帝这次决定要正式出兵了，因为黎维祁无能，而阮岳、阮惠一闻檄文即逃，可见出兵易于成功。就这样，他下了出兵之谕。
孙士毅继续奏报黎王旧臣起兵和阮惠属下官将反正投诚的消息，以及处理办法。牧马土司闭阮律擒献伪官阮远犹。数万厂民接到孙士毅札谕及闻皇上恩准发给口粮，“俱踊跃欢欣，情愿前驱杀贼”，孙士毅委派曾在厂上工作年久“为群情所服”之幕友林际清统领攻敌。播启德统率七州人马，不断向前进军。阮氏兄弟遣攻谅山之将陈名炳，看到沿途檄文，“心生悔惧，情愿归顺嗣孙”，恢复故主之国。乾隆帝十分高兴，先后下达三谕，嘉奖有功人员，赏给林际清知县职衔，论述用兵方法。他着重指出，潘启德等官将和厂民，“皆因闻天朝声罪致讨，是以群起响应。”伪官朱廷理供称阮惠离开黎城后，仍“意存观望”，留兵七八千分守黎城及各处要隘，一待清兵进攻，即退守富春。因此，内地官兵若不及时前进，则阮惠将“妄思窥伺”，安南各镇官将将畏阮氏报复而观望，厂民、播启德等亦会犹豫动摇。著孙士毅派许世亨等领兵三千出关前进，孙仍留驻，或于关外作进剿之势”。［7］
两广总督孙士毅虽连续申请统兵出征为帝所止，但并未就此罢休。很可能是因为看到进展顺利，安南旧王即将复国，欲图建树奇功殊勋，所以孙又一次奏请出关杀敌。孙士毅想出了一条新的理由，奏称：各关隘官兵，与其驻扎本境，暗为黎氏糜费钱粮，并需内地兵丁护送国王嗣孙黎维祁的家属出境，“不如建竖旗鼓，出关进讨，捣穴擒渠。”［8］乾隆帝终于为其言所动，于十月初三日下谕说：安南各厂起兵，随嗣孙之三弟黎维祇来到谅山，会同潘启德进剿，保胜、都龙二处土目集兵聚粮，协同杀敌。黎维祁已出山，但其潜匿一年，豪无展布，现虽纠集义民，欲图恢复，“其成败尚未可知”。孙士毅所言建旗出关，“所见甚正”。孙士毅既胸有成竹，力肩钜任，自请出关进剿，“则此事竟交与该督一手承办，庶呼应更灵，蒇功自速”。［9］不久，他批准孙之建议令其统兵一万出关，作为正兵，又命云贵总督富纲派兵八千，交云南提督乌大经统领，作为偏师，由云南蒙自出发，进攻安南之宣光、兴化等处。
清军向安南泰德王阮惠进攻的“兴灭继绝”之战，就这样开始了。
三、轻取黎城封国王 孙士毅荣封一等谋勇公
两广总督孙士毅奏准征讨安南阮惠弟兄后，立即调兵遣将，筹办粮饷。原调广西兵四千，现添一千，并调广东兵五千。乾隆五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孙士毅与广西提督许世亨统兵一万出镇南关，以八千直捣安南东京黎城，以二千驻谅山为声援。云南提督乌大经领滇兵八千，取道开化厅之马白关，逾咒河，入交趾界一千余里至宣化镇，为广兵声援。
乾隆帝以“兵行饷运”，安南节年荒歉，难以采买，谕令设台安站，从内地转运粮食。云南、广西两路共设台站七十余所，保证了军粮的供应。乾隆帝以富良江地居险要，阮惠必严加防守，“令官兵难以径渡”，而该江江面辽阔，敌军不能处处设防，因此谕令孙士毅一面督兵佯攻，一面遣许世亨领兵从上游或下游，乘其不备，“设法迅渡”，使敌军为官员从天而降所惊，其沿江敌军营屯“自必纷纷溃散，此史册所载偷渡之计，行之有效者”。［10］
孙士毅、许世亨出关后，迅速抵达谅山，继续往前，总兵尚维屏、副将庆成领广西兵，总兵张朝龙、李化龙率广东兵，各士兵义勇随行，号称数十万，浩浩荡荡，杀向黎城，各隘阮惠所派守兵纷纷后撤，惟扼三江之险以拒。第一条江为寿昌江。十一月十三日，尚维屏、庆成领兵一千余名，五更时刻抵寿昌江，阮兵退保南岸。清兵进攻，因浮桥断，乘筏前行，时值大雾，阮兵自相格杀，清兵遂尽渡河，杀敌甚多。十五日抵达阮军依恃之第二条江市球江。江面宽阔，南岸依山，高于北岸，阮军据险列炮，守备坚固，清兵无法结筏横渡。诸将商议，以江势缭曲，敌军看不到远处，因此，阳运竹木制造浮桥，排列大炮多门，隔江轰打，佯装必渡此江，而潜派兵二千，由总兵张朝龙统领，于上游二十里水流缓慢处，用竹筏及农家小舟，于子夜半偷渡。十七日早晨，清军主力乘筏渡江，抵达岸边，与阮军交锋，正当紧张厮杀之时，上游之兵已绕出敌军背后，居高临下，呐喊冲击，声震山谷，前后夹实，阮军出于意料之外，不知清军从何而来，阵乱，“瓦解溃北”，死伤数千。
第三条江是富良江，在都城门外。阮军尽伐沿江竹木，收敛各舟于南岸。清军于十九日黎明抵富良江，遥望其阵不整，知守军无固志，乃觅远处小舟，载兵百余名，夜至江心，夺其战舰一，遂载兵二百余人，许世亨亲率，先渡过江，又夺小舟三十余只，轮番渡兵二千余人，分头攻敌。阮军“昏夜不辨多寡，大溃”。清军获敌舟十余艘及总兵、侯、伯将官数十人。二十日早晨，大军皆渡，守军己撒，黎氏宗族及城民出迎，孙士毅、许世亨入黎城，宣慰后出。黎城环以土垒，仅数尺高，上植丛竹，内有砖城二，为国王所居，宫室业已荡尽。黎维祁由潜匿之民村出来，当日晚上二更时刻赶赴军营。
孙士毅遵奉帝谕，于十一月二十二日传旨，册封黎维祁为安南国王。其册文说：
“朕维抚驭中外，绥靖遐迩，义莫大于治乱持危，道莫隆于兴灭继绝。其有夙共朝命，久列世封，遭家国之多艰，属臣民之不靖，则必去其蟊贼，拯厥颠济，……以肃屏藩之制。尔安南国嗣孙黎维祁，化沐炎陬，序承冢嗣，当尔祖奄逝之日，正阮逆构乱之时，肇衅萧墙，失守符印，孑身播越，阖室迁移，弃彼故都，依于上国。溯百五十年之职贡，能不念其祖宗，披十六道之舆图，原非利其土地，且柔远人所以大无外，讨乱贼所以傲不虔，是用辑尔室家，克完居处，励尔臣庶，共复仇仇，特敕大吏以濯征，爰董王师而迅剿。先声所詟，巨憝奚逃，内难斯宁，群情更附，释其琐尾流离之困，加以生死肉骨之恩，旧服式循，新纶允贲。兹封尔为安南国王，锡之新印，王其慎修纲纪，祇奉威灵，戢和民人，保守疆土，勿怠荒而废事，勿怀安以败名，庶荷天朝再造之仁，益迓国作重延之福。钦哉，毋替朕命。”［11］
孙士毅将获捷情形陆续奏报，乾隆帝非常高兴。当他于十二月初六日看到孙呈巧渡市球江的奏折时，连下两谕，赏给孙士毅玉如意一柄、御用汉玉扳指一个、荷包三对，赐许世亨御用玉扳指一个、荷包三个，赏张朝龙、李化龙、尚维继屏荷包各一对，其他有功将弁，分别赏戴花翎赐巴图鲁名号。乾隆帝盛赞孙士毅“调度有方”，“办理悉合机宜”，许诺其如能生擒阮惠，将照阿桂平金川捕获索诺木、福康安剿台湾拿获林爽文之例，特沛殊恩，晋封公爵，赏给红宝石顶、四团龙褂、黄带紫韁，“以昭宠异”。
过了三天，十二月初九日，孙士毅呈报十一月二十日大败阮兵攻克东京黎城之奏折到京。乾隆帝甚喜，立即下谕封赏孙士毅说：“览奏嘉悦之至”。阮惠等人逐主乱常，窃据黎都，一经大兵声讨，望风奔窜，“俾黎氏国祚重延，并不利其寸土，于字小存亡之道，仁至义尽，实史册所仅见”。孙士毅力肩重任，调度有方，不及一月，“即已迅奏肤功，克副委仁”，著加恩晋封一等谋勇公，赏戴红宝石帽顶，“以示优眷”，俟擒获阮惠时，再续降恩旨，“格外优异”。封许世亨为一等子，其余有功官将，交部从优议叙。［12］
四、贪功轻敌失东京 孙士毅兵败削爵
正当乾隆皇帝欢庆大捷筹画善后事宜之时，乾隆五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孙士毅呈报清军大败、黎城失守的奏折，送到了北京，顿使朝野大惊。原来，阮惠系主动后撤，兵力并未遭到多大损失，而是待机再进。清军统帅孙士毅误认为阮军惨败，清军势如破竹，所向无敌，轻取黎城，就想功上加功，建树奇勋。孙士毅本系文官，对军务并不精通。他从进士，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迁侍读，相继任大理寺少卿、广西布政使、云南巡抚、广西巡抚、广东巡抚，直至两广总督。在近三十年的宦海生涯中，他与军务有联系的只有两次，一次是乾隆三十四年大学士傅恒统军攻缅时，他以侍读之衔随军，“典章奏”，为时不到一年；另一次是五十二年协办大学士、将军福康安剿台湾林爽文，孙驻潮州，遣兵助剿，备办粮草器械。严格的说，孙并未真正统率过各路官兵大举征伐，没有指挥大军克敌制胜的经验，也缺乏军事指挥的才干。他既不知彼，在判断安南国情上犯了两大错误：一是低估了阮惠的力量，误认为其狼狈奔窜不堪一击；二是不明真情，不了解黎氏政权已腐朽不堪，无力自拔，没有办法和力量恢复故国。他又暗于知己，对自己的军事才干和绿营兵的战斗力，皆作了错误的估计，本来是不谙用兵的文官，却要想当智勇双全轻取强敌的卓越统帅，明明是临阵易溃的弱卒劣弁，却当作为奋勇冲杀的猛将精兵，由此而产生了侥幸心理，孙士毅竟想攻克全安南，活捉阮惠，建立特大功勋。
在这个问题上，年近八旬的乾隆皇帝，比这位总督可就高明得多了。早在五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即第一次获悉兵渡寿昌江之前八天，他便下谕给孙士毅，规定了此次进军的要求，令其取黎城后即回军。他说：孙士毅带兵前往，能生擒阮惠等人，固为上策。否则，收复黎城，俾黎维祁复其境土，亦为中策。如果取城复国之后，阮惠远遁，难以生擒，孙士毅即据实奏明，带兵回粤。十二月十四日，他又下一谕，令孙如尚未擒获阮惠，立即撤兵回广西。
过了五天，十二月十九日，孙士毅进据黎城后，奏请远征广南，活捉阮惠。乾隆帝拒绝其请，谕军机大臣，详言应予撤兵的理由。他说：
“朕前此即虑攻复黎城后，阮惠等畏罪远飏，不值以天朝兵力，久驻炎荒，为属国搜缉逋逃，耽延时日，屡经降旨谕知孙士毅，临期酌情办理。孙士毅拜发此折时，自尚未接奉前旨。今据该督奏，黎城距广南贼巢尚有二千余里，而黎维祁又属无能，于造船雇夫之事，坚复不能赶办。……安南地方，向多瘴疠，倘内地官兵不服水土，致生疾病，尤为不值。……若此时必欲穷追深入，而贼巢险远，万一稍有阻滞，一时不能迅速擒渠，转致欲罢不能。办理大事之人，必须通盘筹画，计出万全，不可知进而不知退。孙士毅当遵前旨，……撤兵回粤。”［13］
紧接着，乾隆帝于五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五十四年正月初四、十二日、十六日、十九日，连下九道谕旨，强调谕令孙士毅立即撤兵返粤。这些谕旨讲了必须撤军的四条理由。其一，大功已成。恢复东京，册封黎维祁为安南国王，“兴灭继绝”的出兵目的已经达到，“于字小存亡之体，已为尽善尽美”。其二，安南，“地方僻小，又多瘴疠”，官兵役夫“易染疾病”。其三，粮饷转运艰难。从广西边界至黎城，为供一万兵士之粮，已用役夫十五六万人，从云南出口至黎城，有四十站，用夫十余万。自黎城至广南，二千余里，须安设台站五十三所，又需役夫十余万人。黎维祁不能调拨役夫，广西、云南力已不支，需广东、贵州派夫接济。不能因“属国逋逃未获，将天朝钱粮兵马，徒滋劳费，久驻炎荒”。进剿广南一事，“现在非不能办，揆之天时地利人事，实有不值”。其四，天厌黎氏。“黎氏近年以来，搆乱多故”，黎维祁懦怯无能，优柔废弛，左右亦无可侍之人。安南虽小，然立国已久，“未必不关气运，今其国运如此，看来天心已有厌弃黎氏之象”。此时即使能将阮惠等人擒获，而黎维祁不能振作自强，安知三五年以后，不又有如阮惠之人者复出，“岂有屡烦天朝兵力为之戡定之理！”即使不令黎维祁主持国事，而其子弟内亦未必有胜于黎维祁之人。“朕从来办理庶务，无不顺天而行，今天厌黎氏，而朕欲扶之，非所以仰体天心抚驭属国之道，朕不为也。”［14］
乾隆帝的这些主张和见解，是相当正确颇为高明的。他不仅考虑到水土不合、千里转输等客观条件的恶劣，不做知进不知退之事，大功告成，趁早凯旋，以免将来陷入险境，欲退不能，欲罢不休；而且，他已预见黎氏集团腐朽无能，江山难保，国将再乱，清政府不需要也不应该坚决支持黎维祁到底，一再出兵，浪费巨量人力物力，做这种“揆之天时地利人事实有不值”之蠢事。
如果孙士毅严格执行乾隆帝的撤兵之旨，安南的形势必然会有所好转，至少清军不会惨败。然而这位两广总督孙士毅被二十天来的意外大捷弄糊涂了头脑，抑制不住再建特勋、垂名史册、荣获更大恩宠的念头，竟然违抗帝旨，迟迟不撤，一心要生擒或诱获阮惠弟兄。当他坐待阮惠降顺美梦正酣之时，阮惠之军突然冲进了黎城。
原来，阮惠在广南富春养精蓄锐，等待时机。当他得知“孙士毅贪俘阮为功，师不即班，又轻敌，不设备，散遣土兵义勇，悬军黎城”之情后，于五十三年岁暮“倾巢出袭”，并遣使伪称系来投降。孙士毅信以为真，毫不防备。五十四年正月初一日，“军中置酒张乐”，正在兴高采烈昏昏然之时，夜间突然有人来报“阮兵大至”，孙士毅“始仓皇御敌”。然而阮兵数万，猛烈进攻，又用象载大炮冲阵，清兵“众寡不敌，黑夜自相蹂躏”。孙士毅匆忙撤走，渡过富良江后，即砍断浮桥，以防阮兵追袭。可是提督许世亨、总兵张朝龙等官兵夫役一万余人，尚滞留南岸，因桥断无法渡江，皆被阮兵砍杀或溺于江中，无一幸免。孙士毅拼命逃窜，退回镇南关，“尽焚弃关外粮、械、火药数十万，士马还者不及一半”。黎维祁携其母先逃。云南官兵因有黎臣黄文通导引，始得全师返滇。［15］一场大规模的征讨安南之战，就这样以总督孙士毅贪功轻敌、迁延不撤，遭受惨败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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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高宗实录》卷1307，页4、5。
［2］《清高宗实录》卷1307，页6、7。
［3］《清高宗实录》卷1307，页10、11。
［4］《清高宗实录》卷1307，页34、35。
［5］《清高宗实录》卷1309，页38。
［6］《清高宗实录》卷1311，页27、28、29。
［7］《清高宗实录》卷1312，页25、26、35,卷1313,页19。
［8］《清高宗实录》卷1314，页5、6。
［9］《清高宗实录》卷1314，页6。
［10］《清高宗实录》卷1314,页40、41；卷1317，页26。
［11］《清高宗实录》卷1315，页27、28。
［12］《清高宗实录》卷1318，页21、22。
［13］《清高宗实录》卷1319，页6、7、8。
［14］《清高宗实录》卷1319，页11、12、13、14、15、27、28、29、30；卷1320,页14；卷1321，页10。
［15］《清高宗实录》卷1321，页26；卷1322，页18；《圣武记》卷6，《乾隆征抚安南记》；《清史稿》卷330,《孙士毅传》卷334,《许世亨传》卷527。
停战议贡 中安和好
第二节 停战议贡 中安和好
一、“天厌黎氏” 不再发兵
乾隆五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两广总督孙士毅呈报兵败的奏折送到了皇宫。孙奏称：正月初二日，黎维祁来告，其派往防守黎城以南之黎兵被阮军赶逐，“声言欲报仇泄恨”。孙即派兵前往迎战，“讵黎维祁闻阮惠亲至，心胆俱裂，手抱幼孩，随同伊母逃过富良江，众情慌乱，国民纷纷逃窜”。孙与提督许士亨统兵对抗，但阮军众多，“将大兵四面密围”，孙“夺围而出”，“带兵徐徐由浮桥撤至北岸”，总兵李化龙行至桥心，“失足落水”，提督许世亨、总兵张朝龙、尚维屏、参将杨兴龙、王宣、英林及游击明柱等未及过桥，现无信息，自系身殁，入关兵丁已有三千数百名。请求皇上将己革职治罪，“以为调度乖方者戒。”［1］
孙士毅显然隐瞒了自己贪生怕死匆匆溃逃的真实情形。他本来是慌不择路弃众而逃，哪里是“夺围而出”，带兵徐徐过浮桥！总兵李化龙身经攻缅、平金川、剿台湾等多次大战，屡立军功，由都司升至总兵，并非三岁小孩，怎能行至桥心失足落水，分明是被逃兵败将挤压推倒落江而亡。许世亨等之所以“未及过桥”，原因不难查明，这就是他们无桥可过，因为浮桥被惟知保全自己生命的总督大人下令砍断了。孙士毅不愧是进士出身善写奏折之军机章京，把自己贪功违旨、轻敌丧师、畏死溃逃的特大罪状，缩小、修饰为调度乖方的过失，其言可耻，其心应诛。
乾隆帝于正月二十五日读过孙士毅的奏折后，立即下谕给军机大臣，讲了五个问题。其一，失利之因。孙士毅若遵撤兵之旨，官兵早已进关，就不会有此波折。此乃孙贪图功勋，“希冀阮惠等悔罪投出，以臻全美”。其二，善全国体。孙士毅为“军营总统之人”，万万不可稍为冒险，许士亨系提督大员，亦关紧要，“总以完师撤回，善全国体为要”，孙与许士亨二人务宜加意慎重，率领官兵，妥速进关。其三，加强边防。阮惠等谅不敢竟至我朝边界，但关隘一带，亦须安顿兵力，孙永清已调兵一千余名，合原有防兵共三千名，如若不敷，即于附近各营抽调。其四，宽慰总督。一向行军之际，不能一往顺利，新疆西师之役，大小金川之战，亦皆小有挫失，旋即成功。此次孙士毅带兵出关，成功太易，故有此波折，所请革职治罪之处，母庸置议。此事乃出自意外，非孙冒昧之罪。其五，征阮与否，尚未决策。此次阮惠等人胆敢“前来截扰”，致有此波折，“安知非阮惠自取夷灭”。待孙士毅带领大兵安全回关，“将来办与不办，操纵在我，自可徐为酌定”。［2］
过了一天，正月二十六日，乾隆帝再下一谕，其基调与上谕在两个方面有了重大的改变。一为言孙之过，削其封爵。阮惠兴兵逐主，天朝理应字小存亡，故遣孙士毅就近筹办。孙陆续奏述安南臣民愿效前驱情形，自请统兵出关，以其“所见甚正”，降旨允行。孙出关后屡奏捷讯，不及一月，收复黎城，册封黎维祁。因其办理此事，“为天朝字小存亡，体统所关，厥功甚巨”，“且汉大臣中有此全才，能为国家带兵宣力者”，自应特施殊恩，故晋封孙为公爵，赏给红宝石帽顶，并谕孙“作速撤兵”。孙士毅若遵照谕旨，迅即撤回，则早已安全进关，乃其耽延一月有余，致阮军“乘间复发”。盖由孙士毅希冀阮惠投降，或被旁人缚送，“意存贪功”，“因有此意外之变，朕与孙士毅均不能辞咎”。而且，阮惠过去既然撤至富春，复率众前至黎城，决非旦夕所能纠集，孙何不留心侦察，预为布置，待敌兵已至，始行迎堵，“桥座又复中断，致损官兵”，“究系孙士毅成功后，不无自满之心，稍存大意，有此挫折”。孙士毅前封公爵及所赏红宝石帽顶，“俱著撤回”，来京另行委用，两广总督著令福康安担任。
其二，欲征阮惠。阮惠以安南土酋，“逐主乱常”，经大兵征讨，败逃之后，尚敢纠众潜扰，伤害官兵，“实属罪大恶极”。现交春令，该处系瘴疠之区，未便即行深入问罪。著沿边各督抚将各营兵弁及时操演，务使饷足兵精，听候调遣，“以备声罪致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