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清高宗实录》卷145，页1、24。
［16］《清高宗实录》卷146，页10。
［17］《清高宗实录》卷146，页10、11。
［18］《清高宗实录》卷149，页13。
［19］《清高宗卖录》卷155，页18，19。
［20］《清高宗实录》卷15石，页24。
［21］《清代碑传全集》卷71，吕星垣：《资政大夫湖北巡抚卢公神道碑》。
［22］《清代碑传全集》卷71，袁枚：《原任浙江巡抚卢公神道碑》。
［23］《清高宗实录》卷155，页24、25。
［24］《清高宗实录》卷165，页23。
［25］《清高宗实录》卷139，页5、6、7。
［26］《清高宗实录》卷139，页19、20、21、22、23。
［27］《清高宗实录》卷140，页18、19、20。
［28］《清高宗实录》卷E33，页11。
［29］《清高宗实录》卷540，页1、2。
［30］《清高宗实录》卷540，页4、5。
［31］《清高宗实录》卷540，页8、9。
［32］《清高宗实录》卷542，页2、3。
［33］《清高宗实录》卷542，页3。
［34］《清高宗实录》卷542，页10、11。
［35］《清高宗实录》卷544，页11。
［36］《清高宗实录》卷546，页22、23、24。
［37］《清高宗实录》卷547，20、21。
［38］《清高宗实录》卷550，页9。
［39］《清高宗实录》卷548，页11、12。
［40］《清高宗实录》卷549，页2、3。
［41］《清高宗实录》卷540，页17、18。
［42］《清商宗实录》卷549，页18。
［43］《清高宗实录》卷549，页21。
［44］《清高宗实录》卷550，页7、8、9。
［45］《清高宗实录》卷521，页7。
［46］《清高宗实录》卷521，页7、8。
［47］《清高宗实录》卷546，页11、12、13。
［48］《清高宗实录》卷516，页13。
［49］《清高宗实录》卷516，页13、14。
［50］《清高宗实录》卷546，页15、16、17。
［51］《清高宗实录》卷548，页16、17。
［52］《清代碑传全集》卷23，钱大昕：《庄有恭墓志铭》：《情史稿》召323，《庄有恭传》。
［53］《清高宗实录》卷151，页6、7。
［54］《清高宗实录》卷752，页12、13。
［55］《清高宗实录》卷752，页15、16、17、18。
［56］《清高宗实录》卷753，页14、15、16、18，卷755，页12。
［57］《清高宗实录》卷755，页11、12、13。
［58］《清高宗实录》卷754，页20、21、22、23。
［59］《清高宗实录》卷753，页22，卷754，页15、23，卷756，页13、14、15。
皇亲、勋贵违法遭惩
第二节 皇亲、勋贵违法遭惩
一、盐政高恒纳银数万两被诛
乾隆三十三年六月初七日，乾隆帝读过新任两淮盐政尤拔世的奏折，十分惊异。尤拔世奏：上年两淮盐政普福奏请豫提戊子纲引目，仍令各商每引缴银三两，以备公用，共缴贮运库银二十七万八千两余，普福任内支过八万五千余两银，其余现存十九万余两，“请交内务府查收”。
乾隆帝立即感觉到此事非同小可，令军机大臣查检档案，未有记载，便下谕清查此事说：此项银两，盐政从未奏明，“私行动用，甚可骇异”。军机大臣翻阅户部档案，没有找到造报派项用数的文册，“显有蒙混不清，私行侵蚀情弊”。况且自乾隆十一年提引以来，每年提引二十万至四十万引不等，如以每引缴银三两计算，二十年来应有一千余万两，“自须彻底清查”。但年岁既久，头绪纷繁，恐尤拔世一人不能独办，著江苏巡抚彰宝秘密速往扬州，会同该盐政详悉清查，务使水落石出，不得丝毫隐饰，不可畏难姑息了事，不许少有瞻徇，即速据实覆奏。［1］
此谕下后二十二天，六月二十五日，江苏巡抚彰宝之折到京。彰宝奏：抵达扬州后，会同尤拔世查办豫提纲引之事。此事本系奏办之事，“但其中尚有余利，每引缴公费若干，亦应一併奏闻，乃竟隐匿不报，前盐政等居心实不可问”。因传唤总商详讯，并令其开出清单。查历年提引各商，“共获余利银一千九十余万两。据称历年办贡及豫备差务共用过银四百六十七万余两，尚有各商未缴余利银六百数十余万两。伏思此项银必与盐政等有暗行馈送情弊，复加严讯。据总商黄源德、江广达等供称：辛巳（乾隆二十六年）纲两次缴过高盐政银八万五千九百余两，丙戌（乾隆三十一年）纲又送银四万两，乙酉（乾隆三十年）纲又送银一万两，均系管事人顾蓼怀经手收进。又自乾隆十四年起，代吉盐政办贡物共垫银三千余两，又二十一年代普盐政办如意银三百二十两”。“此外有无另项，并未吐实”。请将商人黄源德等六人革去职衔，运使赵之璧暂行解任。［2］
彰宝此折，震惊朝野，因为它涉及到四个大问题。其一，巨款去向？这可不是一千八百区区小数，而是一千万余两，相当于清政府岁收的三分之一。这样多的银两下落如何，怎样使用，为谁侵吞？作为贪污案子来说，涉及的银两为数之大，堪谓空前未有，必须查清惩处。其二，上涉圣躬。两淮盐商的总商供称，历年办贡及豫备差务，用银四百六十七万余两，办贡是进献皇上，差务是天子四下江南和巡幸扬州。乾隆帝一向宣称拒收贡物，禁绝献宝，出巡乃系“省方问俗”，一切用费皆系“官为经理”，不取于民，那么，此四百六十余万两银子，又作何解释？其三，牵连广泛。从乾隆十一年到三十二年，这二十来年中的盐政、运使、同知、江苏巡抚、布政使、按察使、两江总督、扬州知府，等等数十名地方高级官员，皆难辞其咎，不是侵吞分肥，便是收受贿赂，至少也是失察疏纵，按律究治，很难逃脱处死藉没、发充军台、革职降级等项处分，两淮总商和一些富裕盐商，也不易幸免，官商二界势必惊惶不安，人心浮动。其四，皇亲难参。总商黄源德、江广达所称缴过高盐政银十三万余两，此高盐政可不是一般无足轻重的盐政，而是贵妃之弟、相爷之子、为帝宠信、声势赫赫的高恒。高恒之姐乃慧贤皇贵妃，乾隆帝即位以前即为侧福晋，深受夫君宠爱，于乾隆初封贵妃，卒后帝亲谥以“慧贤”。高恒之父高斌，历任布政使、两淮盐政、江南河道总督、直隶总督、吏部尚书、内大臣、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大学士、管两江总督等职，乾隆帝赞其治河成绩显著，“功在民生”，“较齐苏勒、嵇曾筠有过无不及”。高恒之从兄高晋，历任布政使、巡抚、江南河道总督、两江总督，并授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署漕运总督仍留两江总督任。此时，皇贵妃姐姐和大学士父亲虽已不在人间，但从兄高晋仍为两江总督。高恒自己凭仗姐、父、兄的权势和帝恩，于乾隆初以廕生授户部主事起，步步高升，飞黄腾达，出监山海关、淮安、张家口榷税，署长芦盐政，任夭津总兵，于二十二年赴任两淮盐政，二十九年授上驷院卿，仍领两淮盐政，直到三十年因高晋为两江总督。例当回避，始被帝召入京，署户部侍郎，寻授内务府总管大臣，三十二年又署吏部侍郎。高恒任职的三十年里，绝大部分时间是管理关税和盐政，这两项差使都是肥缺，侵帑纳贿，勒索商民，收受馈遗，收入极为可观。而且这两种官员，又兼负有了解民情，侦察地方官吏动静，报告物价气象等情的重要使命，非内务府人员难任其职，不为皇上信赖和宠爱，更难如此长期久任此职，这充分显示了高恒的特殊的政治地位及其为皇上所宠信。而且还要看到，乾隆帝第三次、第四次下江南时，身任两淮盐政的高恒，董率商民，筹画巨款，对天子的迎接、侍奉、游赏，是尽心竭力操办的，办得很好，使乾隆帝非常满意，故当其从兄高晋任两江总督需要回避时，不是移调其他盐区或关口，而是召入京师荣任内务府总管大臣，这又是财源茂盛、接近君主、为帝倚任、器重的美差。对于这样一位门第显赫、赀财巨万的皇亲、近臣，能参倒吗？能不招来横飞之祸吗？确系疑问。由此可以明白，为什么江苏巡抚彰宝虽然报告了余利银隐匿不奏及高恒收受盐商巨银的事实，并笼统地说了一句“前盐政等居心实不可问”，但只敢奏请将现任运使赵之璧暂行解任，而对高恒却只字不提，不敢对其弹劾，更不敢奏请将其革职拘审。因为，他不敢冒犯两江总督高晋，不敢开罪于天子宠信的皇亲、近臣高恒。
对于这样一桩重大案件，乾隆帝开始是十分认真处理的。他读过彰宝之折后，非常生气，于当日（六月二十五日）及次日，连下八道谕旨，责令严查严办。第一道谕旨主要是革高恒、普福等人之职，革总商的职衔，予以审间。他说：彰宝、尤拔世所奏“种种情节，殊堪骇异”。“朕屡次巡幸江南，一切行宫道路诸费，俱系官为经理，丝毫不累闾阎，惟两淮坐落陈设等事，向系商人承办。虽伊等情申报效，分所当然，朕尚以其捐赀急公，微劳宜录，是以叠次加赏职衔，赉予至为优渥。”今阅彰宝所奏，则该商人等一切办公物件，均于应交官项内动支，是不但不应加恩，并当查明治罪，所有从前赏给奉宸苑卿衔之黄源德、徐尚志、王履泰、布政使衔之江广达、按察使衔之程谦德、江启源，均著革去职衔，“交与彰宝严切根究，务得实情”。解现运使赵之璧任，革前运使卢见曾职，交与彰宝审讯。高恒、普福久任盐政，竟敢豫提盐引散给商人，“辄将官项任意侵肥”，高恒收受商人所缴银两至十三万之多，普福仅收丁亥（乾隆三十六年）纲银私行开销者已八万余两，其历年代购物品借端开用者，尚未逐一查出，“不知更有若干？”“伊等受朕厚恩，乃放明目张胆，肆行染指，实出情理之外”，高恒、普福均著革职，严行看守，俟彰宝等审覆到日，再行逐款审拟具奏。［3］
第二道谕旨是命山东巡抚富尼汉传旨，将前任运使卢见曾革去职衔，委员解送两淮，交彰宝审讯，并将其原籍赀财产密查封，不许隐瞒寄顿。
第三道谕旨是针对两淮盐商而发的。乾隆帝说：“该商等藉称办公名色，以提引应交官帑，冒称乐输报效，滥邀褒奖，又将支用所余应输运库之银，干没不交，“其情甚属可恶，理应彻底查办，示以惩创”。著传谕彰宝即速按款查究，“除折内所称纲引应交官帑各商未缴余利六百数十余万两，并该商等代盐政等一切冒滥支销应行追出归公之项，自应按数查办外，至历任盐政等如此任意侵肥，审明有应著追之项，如力不能完，亦应于商人等名下按数分赔”。该盐政等在任日久，“其中必有留寄两淮等处令商人生息渔利情事”，该商等即应一一供明，和盘托出，如有含混，一经发觉，惟商人是问。［4］
第四道谕旨是训斥两江总督尹继善和高晋。乾隆帝说：从来总督有稽察盐政之责，高恒、普福等如此恣意妄为，总督岂竟毫无闻见？尹继善久任江南，“何以视同局外，不行据实参奏”。高晋与高恒，更非同官所比，其弟如此“簠簋不饬”，“而甘心缄默隐忍，尤不得辞其咎”，均著交部严加议处。［5］
第五道谕旨，是以上述两淮提引一案“彼此通同，情弊甚大”，现在彻底根究，令将普福任所赀财严密查封，不许隐匿寄顿。［6］
第六、第七道谕旨，传令江苏巡抚彰宝将“案内酿成事端之要犯”高恒之办贡人顾寥怀，提往扬州质讯，稍有头绪即解交邢部审拟，并将其原籍家产密速查抄。［7］
第八遣圣旨是传谕两淮盐商，说明现在严查办理，是使“私蚀官项之总商，不得侵公自肥，且令其余众商共知儆惕”，但两淮盐务关系数省民食，不许各商因有质讯之事而推诿观望，致应运食盐，遭到壅滞，责令各商务将盐源源运出，不得停阻，否则将犯重罪。［8］
从以上八道谕旨看，乾隆帝是想彻底查清这一特大案件，具体要求有三条。一系查审高恒、普福二位盐政及赵之璧、卢见曾两位运使贪婪之罪，二是追查总商未交余利银及应赔之款，三为惩处负有稽察盐政之责的尹继善、高晋两位总督。这都是令人棘手的难题。高恒久任盐政和管理关税，贪婪详情难以一一查清。两淮盐商仅未缴余利银就多达六百余万两，如按谕旨所说还要追其冒滥支销之银，历任盐政侵公之银无法偿回者亦要盐商代赔，则将多达七八百万、八九百万两，这徉巨大数量的银两，两津盐商是无力承担和交清的，势必使其家产尽没难以运盐。这不仅将影响到数省几千万人丁食盐的供销，两淮运司年交国库几百万两的课银亦将落空，对皇上的额外收入也有重大影响，还不要说二十年中曾任两淮运司的其他盐政、运使、监掣同知，运判等盐官和总督、巡抚等管官员。简而言之，此案涉及人员很多，银数极大，关系到清政府的国库收入，要想彻底查清，既非常困难，风险很大，又没有必要，因其将直接影响国库的来源和天子今后的享用，并且大量银两也确系供皇上巡幸和办贡而用掉，所以最后只能是有所清查，但不能尽惩。案件的发展和结局，就是这样的。
在乾隆帝前后数十道谕旨的指授、安排、督促下，经过江苏巡抚彰宝、两淮盐政尤拔世、山东巡抚富尼汉、扬州知府杨魁等官员的查访审讯，刑部复审，大学士复议，历时四月，到三十三年十月下旬，此案大致结束。其最后作的案情“事实”结论如下：前盐政高恒所收二十余万两银，多系备办差务用掉，前盐政普福所用八万余两，亦多用于“公务”，二人之罪状仅是“于提引应归官帑银两，恣意侵渔，数至累万”，高恒“受银三万二千两，普福私销银一万八千八百余两”，原任两淮盐运使卢见曾隐匿提引银两，“私行营运寄顿”，解任运使赵之璧，虽“并无染指”，但对盐政高恒、普福侵蚀公帑，对属下监掣同知杨重英勒索淮商三万五千余两之事，诿为不知，不劝阻，不参奏；两淮盐商未交之“余引无著银”不是六百余万两，而减至三百九十六万余两，其中还有“代高恒、普福、卢见曾垫办器物之项”；为高恒办贡之人顾蓼怀，经手收取盐商的十五万两银，“系高恒责令向商支银制办物件，并非高恒尽行侵用，亦非商人奉令代办”，仅系“怂恿高恒，己亦牟利，酿成大案”之人；翰林院侍读学士纪昀、候补中书徐步云、军机处行走中书赵文哲、军机处行走郎中王昶“漏泄通信”，使卢见曾豫闻查抄之旨将家产四处寄顿匿藏”。［9］将此诸事与案发之时情罪相比，显然是大为缩小了，高桓仅贪污三万二千两而非吞没数十万两，两淮盐商只少交三百九十余万两而不是六百余万两，运使赵之璧“并无染指”，连帝钦定之“案内要犯”顾蓼怀，也非盐商托令代办物品，所取商银十五万两系备买贡物，最多不过从购买货物过程中有所中饱。一桩几百万两白银涉及众多人员的巨大贪污案件，就这样缩小至三十几万两赃银、案犯仅有数人而结局，实出人所意料之外。就此而言，乾隆帝是有所妥协大为退步了。
当然乾隆帝如此了结此案，有其深刻的考虑，决非草率、糊涂、不明真情，或者毋宁说，正因为他是太了解此事的内幕和实质，才这样从宽、从轻如此结案。真要彻底清查，前述各种危险，如国库和帝君的收入，几千万食淮盐的人丁之盐的供应，牵连众多官员，等等，便很可能难以避免。
尽管在案犯多少、赃银数量等方面，乾隆帝是退了一大步，但此时他毕竟还在力图整顿吏治重惩贪官，因而在处治高恒、普福、卢见曾的问题上，坚决排除干扰依法惩办。他谕令，抄没三人家产，将高恒、普福押赴法场斩首示众，将卢见曾处以绞监候，秋后处决，革去为卢见曾泄漏抄家消息的纪昀之职，发往乌鲁木齐效力赎罪，两淮盐商所欠之银，定限十年如数交与运库。高恒虽只定了侵吞帑银三万二千两之罪，但其抄没入官的家财，却多达数十万两，在经济上也算是执法从严了。
乾隆帝将慧贤皇贵妃之亲弟，亦即自己的小舅子高恒处以死刑，并非没有干扰，为高恒说情者大有人在，甚至连帝一再夸奖为“军国第一宣力大臣”之大学士、军机大臣、一等忠勇公、孝贤皇后之弟傅恒，也亲自求帝施恩宽减。《啸亭杂录》卷一《杀高恒》载：“两淮盐政高恒，以侵贪匣费故，拟大辟。勾引日，上恶其贪暴，秉笔欲下，傅文忠代为之请曰：‘愿皇上念慧贤皇贵妃之情，姑免其死。’上曰：‘若皇后弟兄犯法，当如之何？’傅战栗失色，上即命诛恒。”
傅恒之奏请免高恒之死，其言相当巧妙，亦未尝不无理由。
他搬出乾隆帝之已故爱妃慧哲皇贵妃来，既欲以夫妻之情打动皇上，求免妃弟一死，这一招，很有分量，很有说服力，又暗示律有八议之条，议亲即其重要一项，于情于理于法，赦免高恒的死罪，是可以说得过去的。以傅恒这样一位为帝特别宠信的军国重臣和至亲之人的身份，说出这样颇似有理之词，照说帝会允准其请的，恐怕大多数帝君都会采纳其言。不料，乾隆帝却一言以拒之，只说了一句话：“若皇后弟兄犯法，当如之何？”这句话说得太好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怎能因系贵妃之弟而曲法以贷！此话还包含有严厉警告傅恒之意：不要以为你是皇后的兄弟，就可超越于王法之外，只要犯了国法，也将如高恒一样将你处死！这就是为什么傅恒听后竟吓得魂不附体，“战栗失色”。乾隆帝依法斩杀高恒，是十分正确的，是颇为英明的。这表明他的确力图严惩贪官，整饬吏治。
二、良卿徇纵劣员斩首示众 方世儁受银千两死于绞刑
乾隆三十四年八月，贵州巡抚良卿上折，弹劾威宁州知州刘标运铅不足额数，短缺一百余万斤，并亏工本运价。良卿此折，系因黔省运铅屡屡迟缓误期，遭帝多次饬查，而不得不参奏属员，以卸己责。良卿万万不会料到，这份奏折不仅没有推卸掉自己的责任，反而弄巧成拙，掀起了一场大波，导致连他在内的两位巡抚问斩，藩、臬二司遭惩。
九月十一日，乾隆帝就良卿之折下谕：据良卿奏称，承办铜铅的威宁州知州刘标，发运铅斤，短缺百数十万斤，挨查多无着落，而已领脚价，应办省局之铜，又复托词稽缓，抗不解交，显有侵蚀支饰情弊。刘标著革职拿问，交与该抚严行审究，务得实情，定拟具奏。
乾隆帝虽令良卿审理此案，但并不放心，于同一日（九月十一日）又下谕给军机大臣说：“刘标已革职拿问，交良卿审究。但“黔省办运铅斤，屡经迟绥误期，皆由良卿不实力督办所致。
今因节次饬查，始将属员侵欺等弊，查参塞责”，著传旨严行申饬。刘标一案，现交该抚严审，务须彻底根究，讯得实情。“若该抚尚欲存心袒护，曲为劣员开脱，断难逃朕洞鉴，必将良卿重治其罪。著将此谕令知之”。［10］
良卿接到此旨以后，于九月下旬上奏：审讯革职威宁州知州刘标，其亏缺铜本脚价银四万八千三百九十余两，少铅七百余万斤，又缺工本脚价银十余万两。请将专管铅务的粮驿道永泰以及知府马元烈革职究审，并恳派大臣来黔会审。乾隆帝于十月初四日览折后降旨：永泰、马元烈著革职，派内阁学士富察善驰释前往，会同该抚一并详查严审究拟具奏。良卿在任四载，属员承办铜铅，亏缺如此之多，漫无觉察，所司何事！著交部严加议处。刘标欠项若不能完，即著良卿等三人分赔。同日他又谕告军机大臣，命传谕直隶总督杨廷璋，即速派官前往刘标原籍大城县，将其家产严密查封，不许隐匿寄顿，并谕良卿将刘标任所赀财查封。
正当良卿参劾刘标亏空工本脚银力图掩盖己过之时，被其奏请革职之刘标上级粮驿道永泰，却向户部呈报刘标亏空缘由，揭发按察使高积营私枉法之罪，其中有涉及良卿之处。统兵进攻缅甸的副将军阿桂从军营发往京师的报匣中，夹有普安州民的诉词，控告官吏土目藉口军兴，私派累民，侵蚀恩赏银两等事。乾隆帝知悉后十分生气，于十月十五日下谕，严斥良卿之过，派遣大臣往审。他说：自滇省办理军务（攻缅）以来，经由各省，俱特发帑银赏赉急公奉上之民，屡饬各省巡抚悉心洞察，务使百姓均沾实惠，良卿一再回奏官员胥役“实无丝毫侵扰”之事，今阅普安州民呈词，所控之事，“款证凿凿”，“则前者良卿所奏，全系捏词欺饰，不可不彻底根究，良卿之罪，实在于此”。永泰揭报高积违法之事，又涉及良卿。此案关系重大，非富察善一人所能查办，著湖广总督吴达善往黔，会同钦派侍郎钱维城审讯，务令水落石出，“以惩积弊”。如良卿、高积有应革审者，吴达善即一面奏闻，一面将二人“革职拘禁，毋任稍有腾挪掩饰及疏虞自戕等事”，并留心访察良卿任所赀财。［11］
此谕下达不久，案情又有新的发展，不仅现任巡抚良卿、按察使高积难逃罪责，前任巡抚方世儁等官也被牵涉而出。贵州布政使张逢尧于十月进京陛见时，军机大臣遵旨向其讯问高积贩卖水银之事，张回答说：今年夏季，曾闻船户言及，他们曾经装过高按察使的水银。同月，刘标差人至京赴户部，呈控铜厂赔累及各上司勒索缘由，并呈出用印底簿一册，内开各官索银详情，其中有前巡抚方世儁勒索白银六千余两的记载。乾隆帝大怒，于十月二十五．日至十一月初六日，连下五谕，从三个方面严密追查。其一，审查高积。他说：从张逢尧的回奏，可以肯定，“高积贩卖水银，已实有其事。伊以臬司兼署藩司，乃以落库所有水银，私行贩卖，即此一端，已罪无可贷”，著吴达善将其任所赀财严密查封，对其严审具奏，其寄居苏州赀财，命两江总督高晋就近查抄，其原籍闽省的一应田房产业，著闽浙总督崔应阶即速严密查抄。其二，复审良卿。乾隆帝说：良卿与高积同在省城，“岂有署藩司私卖水银而巡抚毫无闻见之理，何不早行查奏”？“其中或有知情袒徇及希冀分肥情弊，亦未可定”。著吴达善将良卿因何隐匿不报情由，以及二人平日有无往来密交形迹，严审据实具奏，并将良卿任所赀财查抄。其三，革方世儁职。乾隆帝说：方世儁简任巡抚以来，看其办事尚属认真，平日为人亦颇谨饬，是以由黔调任湖南巡抚，“不意其勒索属员，狼藉若此，且公然直索金银，毫无顾忌，实出情理之外”。著观音保前往湖南署理巡抚，传谕方世儁解任，察其神气形迹，若有惊惶失措，即一面具折奏闻，一面将其押往贵州质审，并严密查封其任所赀财。［12］
十一月二十二日，帝又连下三道旨，指出“高积、良卿需索贪婪一案，业据高积等一一供认”，并究出前任方巡抚亦有索取金银等事，命将高积等人革职，将方之家人李四及其侄孙方四等人犯拿解黔省质讯，其本籍家产予以查抄。［13］
十二月初七日，乾隆帝又降旨说：“良卿与高积交密往还，并令幕宾通同勾结，肆意侵渔，实出情理之外，不料良卿竟敢如此。督抚与藩臬，至于上下一气，串通结纳，任意营私，将何事不可为，此则甚有关系，不可不审明从重治罪，毋令稍有遁饰。至永泰、马元烈，为刘标本管上司，岂有馈送遍及抚司，而道府转无交结之事？”著严究定案。［14］
在乾隆帝数十道谕旨的指授方略和督责下，钦办审案的湖广总督吴达善、侍郎钱维诚、内阁学士富察善，历时五月余，对这一案件的事实作了如下结论：巡抚良卿与高积“上下扶同，营私肥橐，置一切公事于不问”，明知刘标亏帑数逾钜万，并不早为参劾，直至见事难掩盖，始作为访闻举发，对刘标私自出借之官帑一万零八百余两不予究追，且将其已追出的六千七百余两，批令留抵，私填公项，不列入查封款内，“知情故纵，始终掩饰”，普安州民吴国治控告差役许文衡“藉差派累”，遭知州陈昶斥责，州民上告到省，良卿转令被控知州会审；良卿又长支养廉银二千七百九十佘两。［15］按察使高积收受属员贿银，私将藩库水银及从厂收买水银共二万六千二百斤运往苏州发卖。布政使张逢尧虽无染指情弊，但徇情透支巡抚良卿养廉银，己又豫支养廉银九百三十两，对刘标之亏空不即查参，有失藩司“整饬通省属员之责”。原任巡抚方世儁得受刘标银一千两，已为其家人方四供认不讳。刘标亏空铜铅脚价工本共帑银二十九万余两，自知势将败露，早于案发之前三四个月，即派侄子、侄婿等亲戚带行装十七八驮，从四川绕道回籍，并叫家乡亲属隐匿寄顿，以致官府查抄时，刘标在直隶大城县之田房地亩，仅值银四百余两，经过多次迫查，亦不过值二三万两，加上其揭报上司勒索之银，亦仅二万两，其余二十多万两赃银下落不明，显系密藏。
乾隆帝览奏后，陆续下谕，惩处有关案犯。他指责良卿负恩枉法，谕令将其正法说：“前因良卿在热河道任上，办事尚知奋勉，”故加恩擢用巡抚，岂料其志满意足，又恃地远或易为欺。其与高积受贿交通，听任高积贩卖水银，“并任幕友往来无忌，已属败检不法”。至刘标积年亏帑侵公，数达二十余万两，良卿既已明知故纵，并授意令人弥补，复请添移钱局，冀为通融掩覆，及经部驳，知事必败露，始以一参塞责，又不严追亏项，转批令将出借银两私留作抵，不列入查封款内。其于平越府之私交兵米折色，侵蚀口袋脚价等事，并不觉察劾究。“是其徇纵劣员，毫无顾忌，致通省效尤，罔知检束，吏治官方，不可复问”。其普安州民吴国治告官吏科派一案，良卿既不严行查办，又转令被控之本州知州陈昶一同会审，致使抑勒劝和，敷衍了局。“是其心存消弭，尽丧天良，公行欺罔，并不止于骫法婪赃，封疆大吏败裂至此，天理国法尚可复容乎！”良卿著依拟处斩，即于贵州省城，令钦差大臣监视正法，“俾各省督抚共知炯戒”！其子富多、富永，著销去旗籍，发往伊犁，赏给厄鲁特为奴。［16］
乾隆帝以方世儁在黔抚任内，婪索刘标货物，并于开矿一事，受贿盈千，其罪亦无可逭，但其所犯在于得赃，“较之良卿欺君长奸，目无法纪者，尚属有间”，命将其从宽，改为绞监候，秋后处决。［17］对子布政使张逢尧，因其“仅以斤斤自守”，不查参刘标，“致贵州省吏治官方，狼藉至此”，他下谕说，“国家于此等颓废职守之藩司，将安所用之”，将其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其经手给与良卿的豫支养廉银及本人借支养廉银共一千九百二十余两，按“十倍赔缴”，以示惩戒。［18］他因湖广总督吴达善奏请将良卿、方世儁、高积、永泰的家产抵补亏帑，不足之银再由历任上司分赔，下谕斥责其非说：刘标亏空官帑至二十九万余两之多“为从来侵牟所末有，总由良卿等欺谩长奸，扶同舞弊，以致狼藉至此，因将伊等重治其罪，以昭炯戒。其所查抄家产，乃以惩良卿等之枉法欺公，非为代刘标等抵补亏项”。吴达善并非不知此理，乃竟妄呈此议，其意显系以此减少历任上司理应分赔之银，“一味取悦沽名”，殊为谬误。“著将此折掷还，交吴达善等另行改议具奏”。［19］他还谕令将刘标父子“严加刑审，实力穷诘，务令其于亏缺之数，逐一指出，实有著落”。［20］
乾隆帝除严办诸犯外，又于三十五年二月十三日下谕，列举此案，告诫地方官员，申饬科道言官闭口不劾，作为此案的结束语。他说：“已将刘标一案有关犯员“严加治罪，以示惩创”。“朕临御以来，整饬官方，谆谆训诫，于诸臣功罪，无不秉公核定”，“若其犯出有心，孽由自作，一经败露”，亦未尝不执法示惩。从前如和其衷、李因培等，“获罪重大，并于本案按律抵法，俾众人共知炯戒”。“为督抚大吏者，苟有人心，亦当洗心滁虑，畏国宪而保身家，何意尚有冥顽不灵天良尽丧如良卿等者”。“科道为朝廷耳目之官，于大吏等有簠簋不饬蠹国剥民之事，皆当随时举劾，知无不言”，“何此案未经发觉以前，并未有一人劾奏其事者”？言官职司纠察，若惟知摭拾细故，而置此等侵亏败检大案于不问，则“国家亦安用此委蛇缄默之言官为耶”？“著将此旨传集各科道通行申饬，并宣谕中外知之”。［21］
三、钱度赃银数万两刀下丧生
乾隆三十七年初，云南查获一起大的贪污案件，这个案子的主犯就是云南布政使钱度。钱度系科甲出身，乾隆元年进士，授吏部主事，累迁广西道监察御史，外授安徽州知府，转江安督粮道、河库道，二十九年升任云南布政使，三十三年擢广东巡抚，未及行，移广西巡抚，就任不久因故降调云南布政使。
三十四年二月十七日，因为云南运解北京的铜历年短欠迟误，乾隆帝谕军机大臣；云贵总督明德覆奏运京之铜短欠之折，含糊不明，办理迟误。“滇省铜斤，关系京局鼓铸，最为紧要”，乃自三十一年以来，渐次短少。明德为何不详悉根究缺额之因及何人贻误？著传谕申饬。［22］不久，明德上奏，呈请让有关人员分赔缺铜之银，将汤丹、大碌二厂应赔之铜，按青龙等厂之价赔银。户部覆议时发现，汤丹厂之铜，每百斤价银六两四钱，而青龙厂之铜每百斤价五两一钱，显系避重就轻，致短赔银二万七千四百余两，因而加以驳斥，不允其请。乾隆帝赞同户部之议，于三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下谕，斥责明德“深染外省恶习”，“为属员避重就轻”，极为谬误，令军机大臣传旨对其严行申饬，命其按照部驳之议，另行妥议速奏。［23］八月初一日，因明德奏称系据该司所议之价上奏，“自认办理错误”，布命将其交部议处，并指出，前之议价，“显有瞻顾历任上司及袒徇同官属员之意”，“该司究系何人”，著查明覆奏。［24］明德遵旨上奏，称系钱度所拟。
乾隆帝甚为恼怒，于三十四年九月初五日下谕，严斥钱度之过说：“钱度经朕擢任封疆”，屡获罪戾，仅予降补云南布政使，已属格外加恩，乃不知实力报效，于应赔铜之定价一事，并不据实查办，反敢瞻顾情面，避重就轻，“其取巧沽名之恶习，尚不知改”，不可不明示惩处。其现经手承办军需，若予罢斥治罪，反得卸责偷安，其又系屡经革职留任之人，即再处以革任注册，亦不愧畏，“钱度著革去顶带，仍留云南布政使之任，以观后效”，倘若不改，必重治其罪。［25］
乾隆帝虽对钱度之降低赔铜的价银予以惩治，并斥其庇护属员之过，但他并不了解钱度此举的真实原因。钱度固有沽名取巧的往例，此时亦包含有这一因素，但最根本的因素还非此故，还有其更深刻的考虑，这一点，马上就可看明白了。
三十七年初，云南省宜良县知县朱一深上揭于户部，控告钱度贪婪，勒令属员购买金玉，乾隆帝立命刑部侍郎袁守侗前往云南，会同云贵总督彰宝、云南巡抚李湖查审其事。当钦差大臣尚未来得及一细审之时，钱度却自我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三十七年三月初，贵州巡抚图思德之折到京。图思德奏：钱度的家人张林、顾安，送箱笼赴滇，带有金玉器件，已将其物截留，押送家人至滇查办。乾隆帝十分惊讶，于三月初八日下谕给军机大臣说：“此事殊堪骇异”！钱度系停给养廉之人，焉能有金器四百余两值银在四五千两以上，“苟非婪索属员，取自暮夜，安能有此，其为贪赃败检，已可概见”。著彰宝、李湖、袁守侗“即将钱度严行审讯，务得确实情节，迅即从重定拟，由驿奏闻”。［26］
此谕刚下不久，江西巡抚海明之折又到，更使乾隆帝大吃一惊。海明奏：德化县知县黄汝源一经奉到文件，即督县役追拿已过县境之钱度家人王寿的坐船，拿获王寿等八人，查出白银二万九千余两“并钱度亲笔书信，有趁王寿回南，寄归二数，好为收贮，或做地窖，或做夹壁，以作永久之计”。乾隆帝于三月二十二日下谕说：批阅海明之折，“实堪骇异”，钱度在布政使任内，已有三四年不给养廉银，前在黔省查出金玉器件值银四五千两以上，“已出情理之外”，今王寿又从云南带回寄家之银，又有二万九千两之多，“若非婪索多赃，安得有如许积聚，必系虑事将发觉，豫遣人寄归，蓄积埋藏，以图三窟之计。且纵子售卖玉器，数复盈万，并其家人亦私蓄银六百余两，是其赃私狼藉，已非一日，初不意钱度之负恩败检竟至于此”。近来办理各省贪婪之案，必彻底严究，按法创惩，以期纲纪肃清，常谓司道人员必不致复有簠簋不伤之事，“不料仍有肆意婪赃盈千累万如钱度之甚者，实可痛恨，若不严审究拟，如官常国宪何”！著传谕袁守侗、李湖，“即传联旨，严讯钱度”，问其任藩司并不太久，并获罪革职留任，数年不给养廉银，“因何积有金银如许，实系婪得何人，其欲埋藏地窟夹壁，是何肺腑”？务令其逐一据实供出，倘仍狡展不认，即严加刑讯。其子钱沣、家人王寿，亦予严审。另外，钱度名下尚有应行分赔之款，并未交清，今既有银数万两而不交纳，“反为肥橐之计，即此一端，更属罪不容逭”。
钱度罪重，万无可贷，当严加看守，明正典刑，不许自戕。此谕由六百里发往。［27］
同一天（三月二十二日），乾隆帝又下一谕说：前因钱度在云南布政使任内，经厂员（宜良县知县）朱一深揭报其赃款累累，已传谕（两江总瞥）高晋将其原籍家产赀财严密查封，今据江西巡抚海明奏到其家人带银之事，“览奏实深骇异”。钱度系数年不给养廉银之人，“若非恣意婪赃，安得有如许积蓄”。其信既有藏埋地窟夹壁之话，则其“从前之诡秘隐匿，定复不少”，钱度本籍常州府城，又复寄居江宁，著再传谕高晋即将其所有两处财产严密查封，并将其家属严行究讯，逐细详检，毋使藏匿寄顿，若有透漏，惟高晋、萨载是问。将此旨由六百里发往传谕。［28］
江西巡抚海明连续呈报钱度案情的两道奏折相继至京。海明奏称：萍乡知县王鉴盘获钱度的幕友叶士元，据供系同钱度之子钱沣于正月初十日自滇起程，二月十九日至湖南常德府，钱沣等候行李，在府城西门内原任云南定远县知县陈长钧之家暂住。叶士元带有白银二万余两。乾隆帝更为吃惊和愤怒，于三月二十三日、四月初一日连下谕旨两道说：朱一深揭报案内，“既有钱沣勒索各款，昨海明截拿钱度家丁王寿等搜出钱沣售卖帐簿，又数至逾万，是其平日在滇之倚势肆行，婪私肥橐，尤属显然”。钱沣实为紧要案犯，著传谕湖南巡抚梁国治即速密委大员，驰往常德，立将钱沣锁拿，解滇审讯，并将其寓所货财物件详细查抄。
叶士元在滇作幕，一年修金不过八百两，岂能积至二万余金？
“看来竟系宾主串合，通同婪索，实出情理之外，深为可恶”。著传谕袁守侗、李湖，待该犯解到云南时，“即行严加刑讯”，务得实情，按法究拟。［29］
钱度不枉为进士出身和久任道、藩、抚职，贪婪有术，狡辩擅长，一见江西截留了他的二万九千余两银，就精心编造，供称克扣铜本平余，得获赃银二万余两，欲图就此了结，免致查及家中藏银。钦差侍郎袁守侗、云贵总督彰宝、云南巡抚李湖居然被钱度花言巧语骗过，于四月十一日上疏奏请按此定罪结案。谁料，此折到京之前，皇上已收到了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萨载的折子，奏称于钱度江宁家内搜出埋藏银二万六千余两、金子二千两。乾隆帝大怒，于四月十四日下谕说：“通核金银各项，多至八九万两，钱度究系从何处得来，“不可不严加刑讯，彻底根究”，著传谕袁守侗、李湖，即将钱度、钱沣迅速严行审讯明确，定拟具奏，并将二人押解来京承审，如有不实不尽，“经朕别行讯出，惟袁守侗等是问”。［30］
八天以后，四月二十二日，乾隆帝下谕，严厉斥责袁守侗、彰宝、李湖轻信钱度之言，按二万多两赃银之数结案。他说：“袁守侗等奏审拟钱度婪索多赃一案，所讯情节，尚多不实不尽，欲图草率了事，甚属非是”。钱度赃私累累，实出意料之外，不可不彻底严究。袁守侗等只就江西截封银二万九千余两之数，遂据钱度所供扣克铜本平馀及勒派属员售价数目，迁就附合，希图完事，不知其江宁原籍又查出金银合共值价五六万两，此银又系从何而来？可见该侍郎等所讯，以及钱度之供，均不足信。著传谕袁守侗等另行严讯确供，据实复奏。［31］此谕刚刚发出，袁守侗等人之折又到，奏称：“钱度在滇省，两任藩司，其贪婪劣迹，久未败露”。兹因厂员朱一良告发，正在按款根究，江西截封钱度之银二万九千余两，当即悉心讯究，谁知钱度供称此即扣克铜本平余和勒卖货物之银，“再三严鞠，终无异词”，“臣等遂据供冒昧定拟”，于四月十一日上奏后，二十三日接两江总督高晋咨会，才知又起获赃银，“实不料钱度苍滑狡饰如此”，“臣等拘泥原供，牵连录叙，实属不知轻重，愧恨无及”。［32］
三十七年七月中旬，即案发之后第五个月，钱度贪婪案告一结束。钱度遇逢藩库支放铜本等项银两时，每百两扣平余银一钱七八分不等，计前后共发放银二千二百余万两，共扣平余银四万余两，“其支放时，系家人掌平，随时带逃”。钱度还勒令属员购买玉器古玩，多收价银。其子钱沣仗父权势，“婪索多赃”，“携货售卖”。［33］七月二十六日，乾隆帝批准军机大耳的奏请，下谕将钱度押赴法场斩首，八月十六日将钱沣处以绞监候秋后处决。
四、私役“回民”采玉盗卖扰乱新疆 皇贵妃之侄办事大臣高朴坐诛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九月十六日，前往盛京拜谒祖陵的乾隆皇帝弘历，于返回北京途中，在深河村西大营，下了一道谕旨，立即震惊朝野。这道谕旨摘录了乌什办事大臣永贵的一份奏折的内容和帝之批示。永贵奏：阿奇木伯克色提巴尔第控告高朴在叶尔羌私采玉石，串通商人，贩至内地售卖，因此，已亲往叶尔羌，将高朴翎顶拔去，与案内人犯质审。帝之批示是：高朴系慧贤皇贵妃之侄、高斌之孙，“经朕加恩擢用”，不料如此贪黩妄为，永贵秉公据实奏办，公正可嘉，如果属实，即一面具奏，一面将高朴在该处正法。
此谕之令人吃惊，主要由于这一案件涉及了三个重大问题。其一，案情严重。色提巴尔第控告高朴私役大批“回民”（即维吾尔族）开采玉石，“扰累回民”，这将严重危及新疆的安定局面。其二，涉及面广。上千斤的玉石，从叶尔羌运到苏州和京师发卖，万里之遥，途经甘肃、陕西、山西、直隶诸省若干府州县，一经审实，将兴大案，数以百计的总督、巡抚、布政使、道员、知府、知县，会因“失察”、“徇私”、“受贿”而遭重惩，政局波动不会小。其三，吉凶难卜。高朴何许人也？谕旨讲明了一部分事实，即此人非同一般，乃系慧贤皇贵妃之侄、高斌之孙。但还有一些情况需予补充说明，高朴乃前面提到过的高桓之子。也许是因为乾隆帝念及慧贤皇贵妃之情和大学士高斌的治水之功，因而斩杀贪官高恒之时，不仅没有株连其子高朴，象惩处云南巡抚良卿那样将其子富多、富永销去旗籍，发往伊犁，给与厄鲁特为奴，反而对高朴关怀备至，很早就授其为武备院员外郎，累迁给事中，巡山东漕政，三十七年更超擢其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成为位列正三品的大员。不久，因月食，高朴未即入侍，帝虽降谕斥其过失说：“高朴年少奋勉，是以加恩擢用，非他人比。乃在朕前有意见长，退后辄图安逸，岂足副朕造就裁成之意？”但当吏部议拟革其官职时，乾隆帝又命宽免，随即又迁其为兵部右侍郎，位列从二品，比左副都御史还升了一级。三十九年七月，高朴因奏太监高云从私泄《道府记载》之事，而蒙帝嘉奖，四十一年出任叶尔羌办事大巨。高朴之从叔高晋，久任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署漕运总督、两江总督，治水有功，屡蒙皇上褒赞。象高朴这样祖、叔皆为大学士、姑系皇贵妃、门第显赫的皇亲、大臣，怎能轻易为人劾倒？何况弹劾者永贵又系因过贬降之臣。永贵也算是一位历任内外要职的大臣，从笔帖式起，相继升任布政使、巡抚、参赞大臣、礼部尚书、都统、署伊犁将军、吏部尚书、左都御史、署大学士，四十二年任吏部尚书时，以奏请升主事李漱芳为员外郎遭帝严斥，革职夺花翎，给三品顶带赴乌什任办事大臣。临行之前，乾隆帝还降诏对其“诘责甚至”，并说“永贵回乌什，如不实心任事，必在彼处正法”。这样一位失宠贬任的乌什办事大臣，焉能将高朴参倒？就算是此时帝谕宣布要严查、严办高朴，夸奖了永贵，但面对上有大学士兼两江总督的高晋，以及众多的与此案有关的总督、巡抚等大员，永贵确系势单力薄，万一众口一词、官官相护，此案很有可能不了了之，对永贵来说，危险就大了。
永贵总算是祸尽福来，他这次出于公心，欲图为“回民”除害，为朝廷效劳，弹劾高朴，竟幸运地得到了皇上的嘉奖和大力支持。乾隆帝对此案的重要性及高朴之过带来的巨大危害，看得非常清楚，坚决排除各种干扰，严厉督促臣僚彻底清查此案，依法重惩。他在四十三年九月十六日至二十日，连下十道上谕，督办此案。第一道、第二道上谕是嘉奖永贵，命其严审高朴和助高为虐的伯克。他说：色提巴尔第呈内“有高朴自鄂对故后愈甚等语”，可见“其苦累回众，非自今日，若不严加惩治，必致回人俱不聊生，因而瓦解”。伊什罕伯克乃帮同阿奇木办事之人，“高朴扰累回民，理当谏阻”，而阿布都舒库尔和卓却“从中怂恿取利，情实可恶”，著予严行讯鞠。［34］
第三、第四道上谕是命令各地盘查高朴的家人。谕旨指出，色提巴尔第控称高朴曾遣家人进京送回银两等物，夥同商人盗运玉石至内地贩卖。从叶尔羌至内地，“处处俱有关隘盘查”，今以数百斤之重的玉石，如何能运至内地？显系地方官员懈弛之故，著沿途各省总督、巡抚，飞饬各属，留心盘诘，如有高朴的家人过境，“即行锁拿，并将伊随带物件，严密搜查，派委妥员，一并解送至京审讯”，仍将作何办理缘由及有无盘获者，即行覆奏。［35］
第五道谕旨是因乌什事务较繁，命永贵在叶尔羌迅速审理高朴案内人犯，驰奏以后，即返乌什，暂派和闻办事大臣冯兴阿往叶尔羌管理地方及采玉之事。［36］
第六道上谕分析了案情。乾隆帝说：检阅五月间高朴的奏折，其呈请间年一次，于密尔岱山开采玉石。密尔岱山久经封闭，严禁开采，并安设卡座一处，以防私窃，乃高朴藉称“严防回人之涉险营私”，而欲间年开采一次，显系暗与商人串通渔利，“特借此奏豫占地步，得以逞所欲为，其居心实不可问”。高朴曾代色提巴尔第差人往密尔岱，即送色提巴尔第元宝五十个，“计其所得，不过婪索之一股，分贿以塞其口”。且止此一次，已多至二千五百两，“则高朴婪得之数，不知几何？其从前勾通商人私卖之弊，不知又有几次？均不可不确切根究”。又，伊什罕伯克所得，据称仅二千余腾格，其系与高朴通同作弊之人，何乃反少于给色提巴尔第之数，其赃银必不止于此，著永贵一併严切讯究，务得实情，迅速具奏。［37］
第七道旨是命令严查贩玉的私商。谕旨说：偷采玉石，例有禁令，商人出口私自偷买，运回贩卖，已有应得之咎，乃竟敢与钦差大臣讲明勾通，赴山偷采，“尤为可恶”。恐商人先已私运进口，甘肃的嘉峪关及陕西的潼关，均系大路总汇之区，各商进口，必由二关行走。著传谕陕甘总督勒尔锦、陕西巡抚毕沅，即饬属下在关留心盘诘，如有客商私贩玉石经过，即行严拿，奏明治罪，并将其所带玉石搜查送京。
第八、第九道上谕是根据阿桂之奏而发。留守京师的大学士、一等诚谋英勇公阿桂奏：查抄高朴家产时，发现高朴从叶尔羌寄回家中的信，其中讲到：“所有物件俱令常永、李福两次带回家中”，“家人李福差往内地别处办事，年底方得回京”。高朴家内查有金珠玉碗。李福、常永尚未到京，现派员分路截拿。隆乾帝在第八、九两道上谕中讲了四个问题。其一，夸奖阿桂，称其“善于办事”。其二，责令缉拿高朴家人，李福既系奉主之命往“内地别处办事”，大约不是去苏州，就是在江宁置办物件，命江苏巡抚杨魁、署两江总督萨载分别于苏州、江宁严密查拿，一经缉获，即锁押解京。此二人皆高朴所用之人，高朴行事，二人必知。解到北京时，著阿桂严加刑讯，令将高朴数年婪赃作弊之事，和盘托出。其三，痛斥高朴。他说：查阅了色提巴尔第所开高朴的金珠、玉碗等物之单，单上所载玉碗甚多，家信又云“系极好者”，而高朴每次所进玉器，不过九件，且俱平常。今高朴“乃以佳者留藏家内，即此一端，亦可见其天良尽丧矣”。其四，审讯有关侍卫。侍卫纳苏图为高朴携带物件，“且甚为亲密”，解玉之侍卫绰克托，受高朴之托为其携带物件，“自系通同一事之人”，著阿桂将二人严讯，务令供吐实情。［38］
第十道上谕是指责曾任巡抚，布政使的叶尔羌帮办大臣淑宝懈弛无能，“高朴如此任意扰累，色提巴尔第俱不能堪”，淑宝所司何事，岂可诿为不知，著永贵对其严行究讯。［39］
乾隆帝随即又连续下旨，责令缉拿为高朴办事的熊先生，究讯高朴家人之隐匿私藏银两者，因从家人常贵住房内刨出银二千余两，等等。
九月二十八日，乾隆帝连下三道谕旨，处死高朴，奖惩有关官员。他宣布诛戮高朴及其党羽说：
“讯据永贵奏：审讯高朴婪赃各款，高朴俯首无词。因讯其心腹家人沈泰等，据供称任内积有金银一万数千两，珠宝不计其数，等语。从前喀喇汗在厄鲁特办事，动向回人勒索，几至激变。今高朴系钦差大员，肆行扰害，与喀喇汗何异，稍迟数年，恐又有乌什之事，深可痛恨。著传谕永贵将高朴审明，即于该处正法。伊什罕伯克阿布都舒库尔和卓、什呼勒伯克果普尔，怂恿高朴，酿成事端，亦断不可留，家人沈泰等，虽系高朴主使，就中图利，致令伊主获罪，亦属可恶，均著一同正法。”［40］
乾隆帝所说处死高朴的原因，讲得很好。高朴之贪婪不法，本应问斩，但其所以如此之诀将其定案处决，确非一般，而且此时这一案件尚未结束，还牵连到不少大臣，还在进行审理之中，照说是不需立即执行的。乾隆皇帝这样坚决、迅速、果断地斩杀高朴，充分显示出其高瞻远瞩的英君明主之气概。高朴之该诛，高朴罪恶之大，不在于其敛取了几万两银子，而在于他“扰累回民”。作为皇上派遣的钦差大臣，理应传喻帝旨，代君行事，抚绥“回民”，安定“回疆”，哪能私役“回民”三千余人开采玉石。需知，此乃极苦之差。出玉之密尔岱山，远距叶尔羌城四百余里，“崇削万仞。山三成，上下皆石，唯中成玉，极望莹然，人迹所不至也”。采玉之人，要冒极大的风险，历尽艰辛，才能攀上其处，又要经过许多艰难困苦，才能将坚如金石之玉凿下，再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将这几十、几百、几千斤重的玉石运至叶尔羌，转运外地，不知有多少“回民”葬身于崇山之上悬崖之下，又不知多少人劳累伤病而死。正因为这是苦害“回民”的大祸，搞得叶尔羌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所以阿奇木伯克色提巴尔等激于义愤，出于为回民请命，才拒重金而不顾，冒死上疏弹劾高朴，不是到了再也不能忍受的地步，这位平时进见办事大臣高朴需要下跪叩首的伯克，怎敢控告相门后裔、皇贵妃之侄的钦差大臣？乾隆帝一知此事，就立即深刻地认识到此案关系重大，下谕严办，并于案发之后的第十二天，便降旨以其与“勒索回人，几至激变”的厄鲁特统治回疆时之喀喇汗（罕）相提并论，对其将激使回疆变乱而切齿痛恨，立谕处死。案犯正法之快，前所未有，乾隆帝此举万分正确。
在三天之后十月初二日的谕旨中，乾隆帝对高朴扰乱回疆将酿大祸之事，以及斩高有利于回疆、有利于国的理由，讲得更为清楚。他说：
“回疆办事大臣，经理该处事务，责任匪轻，当体朕意，抚辑回民，俾得安居乐业，不宜稍有派累滋扰，致蹈素诚覆辙，贻误国事。……高朴在叶尔羌勒取回人财物，赃数累累，已属从来所无，……（又）派回人三千余，至该山（密尔岱山）采取玉石，致诸回受累含怨。……高朴在彼，回人无不抱怨、……（色提巴尔第、永贵）二人至彼，而高朴之事始得败露，回众藉以辑宁。若无此调换，其事必不能破，回众积怨日深，一二年内，必致如昔年素诚在乌什激变之事，而叶尔羌地大城坚，较乌什尤甚，尚复成何事体。……夫高朴以昏妄乖张，自罹显戮，在彼实为大失，而于国家绥靖回疆之举，则为大得，朕益惟感天庥而凛敬畏焉。”［41］
在九月二十八日的三道谕旨中，乾隆帝又宣布革绰克托职，晋升永贵和色提巴尔第。他说：叶尔羌伯克色提巴尔第公爵对高朴等人的通同舞弊，能“秉公呈报，甚属可嘉”，著赏给贝子职衔，以示鼓励。总办回疆事务的乌什参赞大臣绰克托，蒙恩擢用吏部尚书，高朴如此声名狼藉，绰克托为何不据实劾奏，“其通同徇隐，几酿事端”，著即革职，拿交刑部治罪，命永贵补授吏部尚书。［42］
他还就此奖惩专门讲了赏罚分明之事。他说：
“朕于臣工功罪，一秉大公至正。如高朴贪黩负恩若此，较伊父高桓尤甚，不能念系慧贤皇贵妃之侄、高斌之孙，稍为矜宥也。又如绰克托，前因其总理回疆，尚觉认真，特加擢用，乃敢徇私误公，咎难轻逭，因即黜革拿问。
若永贵，原因市恩李淑芳身获重谴之人，今办理此事，公正可嘉，因复加恩擢用，此诸臣所共知共见、祸福惟视其人之自取，朕并不稍存成见于其间。将此通谕知之。”［43］
乾隆帝虽下谕将高朴斩杀，但对这一大案并未就此罢休，而仍在抓紧清查审理。直到乾隆四十四年四月，他先后下达数十道谕旨，责令臣僚追查，历时七个月，才算最后结束了这个案子。他主要抓了以下四个问题。其一，追查高朴私采盗卖玉石的详细情形和具体数目。经查明，高朴之家人李福，与原系镇江监生充任四库馆誊录的熊濂，为高朴代管笔札，由高朴给银为熊捐了州同职衔，二人往苏州贩卖玉石，在苏停留半年多，“携带玉料，值银数十万两，肆行贩卖”，已获银十二万八千余两。二人又于九月十七日，“乘坐大船，上有兵部左堂旗号，船内有箱四十余只”，过关北上，九月二十六日被署两江总督萨载遵旨于淮关拿获。可能因李福已有所闻，预先藏匿，故船上只被官府搜出现银二万四千余两和会票、期票所开的四万六千余两。［44］高朴的另一心腹家人常永，率领跟班张元、马德亮等人，带大车九辆，载高朴的玉料三千斤和家人的玉料一千斤，被陕西巡抚毕沅在长武县盘获，常永亦已先将大量玉料四处藏匿。据商人卫金义之货单载称，玉如意一枝，需售银四千两。［45］照此估算，仅此两项玉料，就值银近百万两，见可高朴确是一个特大的贪官。
其二，惩处回疆有关官员。高朴曾因三月里叶尔羌阿奇木伯克贝勒鄂对病故，奏请以鄂对之子鄂斯满接替，乾隆帝认为如此则叶尔羌之阿奇木伯克将为鄂对家世职，“久之与唐时藩镇”无异，未从其奏。现查出鄂对与高朴相好，对高朴之“扰累回人、偷贩玉石”，不仅不竭力劝阻，反而“扶同附合”，并“私采玉石”，还给与高朴金五十两、玉二千余斤，“令其带回内地售卖”，又欠苏州贩玉商人张銮银七千余两。帝谕革去鄂对之子鄂斯满所袭贝勒职衔，仅授其为散秩大臣，留任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并令鄂对家属交出欠张銮之银，没入官府。［46］因主事职衔达三泰除高朴所派三千人采玉以外，又添派“回人”二百名，“回众俱皆怨恨”，帝谕将达三泰严刑究讯，送刑部治罪。［47］
其三，严厉斥责高晋庇侄枉法。九月下旬，大学士、两江总督高晋见高朴案发，奏称春天“高朴差家人赴苏州办贡，路过江宁，曾寄家信一次”。乾隆帝览奏后于九月三十日下谕，痛斥高晋“徇私容隐”，不早为举发，“获戾甚大”，著将高晋交部严加议处。不久，又查出，高朴的家人到江宁见高晋时，高晋曾给与“护牌”，牌内开写：“接准钦差驻扎叶尔羌办事大臣高札知，现差家人李福等来南，到苏办理贡物，发给执照，以免沿途盘诘。”李福就是拿着这“护牌”横冲直闯，关卡不敢拦阻，畅行无堵。乾隆帝虽因高晋一向办事谨慎忠诚，现又以古稀之年董督河工，任务紧急，操劳过度，而不治其罪，但也连下数谕，指责高晋“其罪甚大”，“错谬太甚，实出情理之外”，对其侄高朴偷卖玉石一案，“始终隐匿欺罔，实属昧良负恩”，令传旨将其再予严行申饬。［48］
其四，训责、惩处徇私庇护高朴之官。乾隆帝严厉斥责江苏巡抚杨魁说：高朴之家人李福携带大量玉石，在苏半载有余，肆行牟利，甚至连樯运装箱笼数十只，擅用高朴之兵部左堂职衔旗号，明目张胆，众所共知。“杨魁身任巡抚，近在苏州”，“乃竞任其枉法无忌，一至于此，实不知其是何肺腑”？杨魁系汉军世仆，由县令用至巡抚，“乃敢昧良至此，自揣当得何罪”？著杨魁自行议罪具奏。［49］对于苏州织造兼管浒墅关税的舒文，因其负有侦察地方民情为帝耳目之责，乾隆帝更是多次痛斥，并革其职。他于十月初三日下谕说：高朴之家人李福在苏州横行无忌，牟利售货，长达半年之久，其船又必由浒墅关经过，舒文怎竟听其连樯北上，如此徇情故纵，“实属天良丧尽”，其罪实不可逭，著革职，令其白身在苏州织造上效力行走，并自行议罪具奏。寻因舒文议罪复奏之折，巧言谎饰，隐匿了李福持高朴名帖及高晋所给之护牌至织造衙门，舒文令其开单代为上税之事，乾隆帝于十月十八日再次下谕，斥其“有心欺妄”，“巧词饰辩，实属胆大”，“昧良负恩，罪实难逭”，将其革去织造监督之任，仍以白身在苏州织造鸟林上行走赎罪。［50］陕甘总督勒尔锦、陕西巡抚毕沅、署两江总督萨载等官，亦因失察而遭帝训斥。各省地方官员因失察高朴之私玉过境，以及陕西、山西、直隶三省滥给高朴家人银两的驿站官员，皆分别被处以降调注册等处分。
十月二十八日，因永贵奏遵旨已将高朴及阿布都舒库尔和卓等在叶尔羌城外正法，“回众俱皆悦服，惟色提巴尔第以此案因伊控告，恐不知者谓其搆衅，实深愧惧”，乾隆帝下谕为之嘉奖和劝谕说：“高朴平素扰害回人，众皆痛恨，今见其明正典刑，无不欢悦，自属情理。至此事由色提巴尔第发觉，颇为奋勉，朕尚当施恩嘉奖，有何愧惧之有。即著永贵传谕，令其实心办理，以承恩眷。”［51］
色提巴尔第之所以“实深愧惧”，并不是无的放矢，而是有所指而发。他之上控，使皇亲、钦差大臣高朴抄家问斩，同族阿布都舒库尔和卓等或死或贬，甚至连多年效力为帝宠信蒙受殊恩的鄂对贝勒，亦被牵连，死后革爵，子被谴责，还不用说大学士高晋、署两江总督萨载、江苏巡抚杨魁、陕甘总督勒尔锦、陕西巡抚毕沅等大臣，亦因此案而挨训受骂，得罪了这样一批有权有势的达官贵人，今后能不遭其陷害报复？思念及此，确为不寒而栗。
也许是乾隆帝从永贵的上述奏折，感到了有必要详细论述高朴之案及朝廷安抚回疆的政策，因此于十一月初七日下达长谕，讲述朝廷对“回部”的方针政策，说明严惩高朴一伙的必要，训令大臣、伯克抚绥“回人”，以保回疆安宁。他说：
“从前各城回众，于厄鲁特时，派喀喇罕前往驻扎，受其种种苦累，复被霍集占兄弟任意扰害，回子等甚属难堪。朕因怜悯西域群生，特移平定准部之兵，前往平定回部，安抚地方，即于各城分驻官兵，并派钦差大员经理其事，是以回子等赖以得就生理，各安本业。后素诚在乌什，不知爱养回人，且与阿奇木伯克阿布都拉任意滋扰，于私事辄行派累差使，以致回人怨愤激变，复经派兵平定。迄今二十年来，各处办事大臣均知守法，抚辑地方，颇属宁谧，不意高朴又与鄂对、阿布都舒库尔等朋比为奸，态意勒索，希图渔利，私行派拨三千余人，往密尔岱山采取玉石，伙通奸商，潜赴内地售卖。而鄂对、阿布都舒库尔等，亦冀携带伊等私玉，遂告知高朴，复凑派二百余人，致令回子力不能支，各怀怨恨，实非意料所及，殊堪骇异！幸色提巴尔第感激朕恩，念地方紧要，据实呈告，永贵即秉公参奏，其事始得败露，彻底查办，以肃法纪而缉回民，若再迟一二年不办，安知不又有如乌什从前之事耶？……（今已惩治高朴等人）又念回子等屡被扰累，甚为可悯，因将高朴所有派累之腾格、普尔，令其于官项内动支，照数拨还。其派出采玉之回子三千余人，所有明岁应输钱粮，概行蠲免。（并为防止再有此事，将密尔岱山永远封闭）……驻扎各回城办事大臣、官员、伯克等，果能仰体朕爱养回众之至意，善为抚驭，于伊等应行输纳官赋之外，毫不多为派累，俾新疆回众永享升平，方不失满洲体面，副朕恩眷。倘有肆行扰累，……致令回子怨望，酿生事端，朕必重治其罪，高朴即其榜样也。……将此传谕各回城驻扎大臣、官员及伯充等，俾各凛遵奉行。”［52］
五、纳受属员银两三万 大学士、云贵总督李侍尧论斩籍没
乾隆四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乾隆帝弘历连下三道谕旨：派户部左侍郎和坤、刑部右侍郎喀宁阿前往贵州查办案件，与其同行的司员，均一并驰驿前往，命兵部右侍郎颜希深驰往贵州，等候和珅到达之时由其面传谕旨；谕军机大臣严密稽查沿途驿站，防止透漏消息，并传谕湖南巡抚李湖，该省为去贵州的必由之路，令其派委干员，严密稽查，如有私骑驿马由北往南，便系透漏消息之人，即予截拿，审讯来历，据实具奏。此谕由六百里加紧传谕。乾隆帝采取这样严密的紧急措施，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为了要清理一件重大案件，这就是审查云贵总督李侍尧婪赃不法之案。此事之起因，来源于前些时候帝之访闻。云南粮储道海宁是原任总督明山之子，因擢任按察使自滇回京。海宁虽目击李侍尧的种种贪婪情形，但不敢据实上奏，亦不敢开列款迹呈明军机大臣转为奏达，仅仅“私相议论”。乾隆帝有所风闻，两次召其面讯，海宁始终隐匿，不敢奏出李之罪状，且称李能办事。乾隆帝大怒，命军机大臣传旨严讯，海宁始向军机大臣面禀李之贪情。
为什么海宁如此畏惧李侍尧？为什么乾隆帝要采这样严格的保密措施？先前的儿次案件为什么都不象此次这样严加防范？这些问题集中到一点，即表明了李侍尧的权势和影响。原来，此李侍尧并非等闲之辈，而是久镇封疆蒙帝赏识和信任之亲信能臣。
李侍尧是八旗勋旧大臣之后。其四世祖李永芳乃闻名关内外之清朝开国元勋，娶太祖努尔哈赤之孙女，尊称“抚顺额驸”，其子霸彦以功封一等伯，后追赠“昭信”名号。李侍尧之父李元亮，官至户部尚书。乾隆初年，侍尧以廕生授印务章京，乾隆帝一见其面即夸奖为“天下奇才”，立授副都统。部臣以违例谏阻，帝谕：“李永芳孙，安可与他汉军可比？”李侍尧之才干为众所公认。昭梿称其“短小精敏，机警过人，凡案籍经目，终身不忘，其下属谒见，数语即知其才干。拥几高坐，谈其邑之肥瘠利害，动中窾要。州县有阴事者，公即缕缕道之，如目睹其事者”［53］
这样一位为帝赞奖，才干超群之能臣，当然在仕途上是一帆风顺，迅速高升。李侍尧从授副都统起，转工部侍郎，调户部，署广州将军，二十一年便署两广总督，至二十四年实授，二十六年被召入京师，授户部尚书、正红旗汉军都统，袭勋旧佐领，二十八年授湖广总督，第二年调两广总督，以丁忧还京师署工部尚书、刑部尚书，三十二年回两广总督任，袭二等昭信伯，三十八年升武英殿大学士，仍留总督任，四十二年调任云贵总督。在二十来年的京内外尚书、总督要职上，李侍尧办了不少事，尤其是在总督任上，政绩比较显著，被帝誉为“老成能事”之督抚中佼佼者，不少大臣亦赞其“历任封疆，实心体国，认真办事，为督抚中罕见”。［54］这样的军国重臣，怎能轻易参倒？这就是为什么海宁不敢直奏李侍尧贪污不法的原因。乾隆帝之所数要严密封锁驿站消息，也就是怕李侍尧的亲朋属员泄漏消息，贻误审案。
四十五年二月初四日，乾隆帝又谕军机大臣：前因海宁控告李侍尧在滇各款，已派和坤、喀宁阿前往查办，著和坤到黔时，传旨命贵州巡抚舒常一同前往云南，如查有实据，即传旨将李侍尧解任，令舒常署理云贵总督，其贵州巡抚一职，命颜希深暂行署理。
和坤尚未来得及上报查讯情况，乾隆帝已从两方面获得了使他震惊的消息。二月下旬，湖南巡抚李湖之折到京。李湖奏称：盐法道纪淑曾截拿云贵总督差弁刘凤翼、张曜、尹适、云南巡抚承差尹位等人。张矅、尹适系受李侍尧差派，送银五千二百余两及玉器十件回京城家中，李侍尧之家人张永受等也托张曜带银七千余两回京，永昌府知府特升额亦托张带银一千两，还有书信什物，在正月初到京，将银两玉器等俱各交清，于正月十七日离京返滇，途中被获。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兼管刑部的英廉，也审讯了李侍尧在京管事家人八十五，八十五仅供称正月初收到了张永受寄来之银五千两。乾隆帝于二月二十六日连下三谕，指出八十五供银数少，“显有隐匿情事”，命李湖速将刘凤翼、张曜、尹适等严行押解进京，交与英廉“详悉研讯，质对明确，务使水落石出，毋致稍有遁饰”。又命传谕和冲，严讯张永受，此犯乃一家人，何以积银竟有七千余两之多。谕旨还讲到：李侍尧久任封疆，“闻其家人多拥厚赀”，“奴隶贱人何以积银如此之多”？命英廉将家人连国雄、八十五等严加讯诘，尽行追出。［55］
因英廉查办欠妥，过为宽疏，乾隆帝连下四谕，指责其非，命认真审讯。谕旨说：八十五系李侍尧“得用之人”，“伊等每藉家主势力，积蓄私财，盈千累百，及至家主遇有事故，又复脱身事外，另投一主，甚为可恶”！英廉前次审讯时，并未根究及此，又未查抄八十五等家人财产，著将八十五、张永受、连国雄三个得用家奴财产严密查抄。待查明连国雄、张永受、三保之私财皆“盈千累万”后，谕旨又指责英廉听任八十五隐匿狡辩说：连国雄等私财尚如此之多，“八十五系李侍尧在京管事之人，所有家务俱交经理，较之张永受等更为得用，其私蓄赀财自必较肥，何以转无寄顿？”英廉因何并未问及？［56］
不久又查出，张永受在京有自置房产六处、地亩一处，借出银四千两，其母在易州居住，有住房三十余间和四五顷地。
三月中，和坤、喀宁阿等奏折到京。和坤等奏称，李侍尧供：收受题升迤南道庄肇金银二千两、通判素尔方阿银三千两、按察使汪圻银五千两、临安府知府德起银二千两、东川府知府张珑银四千两。又于前年差家人张永受进京修屋，素尔方阿送银五千两，德起送银五千两，俱在板桥驿交与张永受。张永受供，主子发交珠子二颗，一颗卖给昆明县知县，勒要银三千两，一颗卖给同知方洛，勒要银二千两。总共赃银三万一千两。
乾隆帝览奏后于三月十八日连下五道上谕。第一道旨是革诸犯之职。上谕说：李侍尧由将军用至总督，历任二十余年，“因其才具尚优，办事明干，在督抚中最为出色”，遂用为大学士。李侍尧“具有天良，自应感激朕恩”，奉公洁己，以图报效。乃昨据海宁呈禀李侍尧贪纵营私各款，因命侍郎和坤、喀宁阿前往查办。今据和坤等查奏……“披阅之下，不胜骇异”。李侍尧身为大学士，厉任总督，乃负恩婪索，盈千累万，甚至向属员变卖珠子，“赃私狼藉，如此不堪，实朕梦想所不到，不特朕用人颜面攸关”，即各省督抚闻之，谅无不惭愧痛恨。李侍尧著革职拿问。按察使汪圻、迤南道庄肇奎、原署东川府知府张珑、降调通判素尔方阿、丁忧同知方洛等，俱著革职，交与和坤，严审定拟具奏。［57］
第二道谕，革巡抚孙士毅职。孙士毅由南巡召试中书，在军机司员上行走，不次简用，擢至云南巡抚，受恩深重，乃目击李侍尧营求受贿，赃迹累累，竟置若罔闻，隐匿不奏，经朝廷派员查办，犹复辩言饰非，巧为诿卸。“国家设立督抚，原为互相纠参，以维吏治而伤官方”。巡抚为封疆大吏，近在同城，而不据实劾参，“又安用此巡抚为乎？”孙士毅著革职，发往伊犁，自备资斧效力赎罪，“以为欺隐不职者戒”！［58］
第三道谕，是委任新督抚，以奉天将军福康安“才具明干，秉性公忠”，命其补授云贵总督，以颜希深为云南巡抚。［59］
第四道谕是办案。和坤奏称，李侍尧在审办纳楼土司命案时，起出金六百两、银一千两，李于奏折内私将金数改为六十两，银数改为七千五百两。乾隆帝说，此“显系有心吞隐”，因其隐匿之金五百四十两，价值远远超过所增之银六千五百两，明系“巧为侵蚀”，命和惠严询李侍尧，此金、银均著入官。［60］
第五道谕是因李侍尧之家人张永受所供之房产、土地数和财产，与京中所查之数不符，命待张提押至京后，交英廉严审确对。
五月初七日，因和珅等定拟将李侍尧处以斩监候，而大学士、九卿改为斩立决，乾隆帝下谕，命各省督抚各抒己见，定拟具题。他说：
“李侍尧历任封疆，在总督中最为出色，是以简用为大学士，数十年来，受朕倚任深恩。乃不意其贪黩营私，婪索财物，盈千累万，甚至将珠子卖与属员，勒令缴价，复将珠子收回。又厂员调回本任，勒索银两，至八千余两之多。现在直省督抚中，令属员购买物件，短发价值，及竟不发价者，不能保其必无，至如李侍尧之赃私累累，逾闲荡检，实朕意想所不到。今李侍尧既有此等败露之案，天下督抚又何能使朕深信乎？朕因此案，实深惭懑！近又闻杨景素声名亦甚狼藉，但其人已死，若至令存，未必不为又一李侍尧也。各督抚须痛自猛省，毋谓查办不及，倖逃法网，辄自以为得计。总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触目惊心，天良具在，人人以李侍尧为炯戒，则李侍尧今日之事，未必非各督抚之福也。所有此案覈拟原折，即著发交各督抚阅看，将和珅照例原拟之斩侯，及大学士、九卿从重改拟斩决之处，酌理准情，各抒己见，定拟具题，毋得游移两可。……将此通谕中外知之。”［61］
乾隆帝以李侍尧之例，说明督抚不应贪婪违法，辜负圣恩，以免重蹈李之陷入法网覆辙，欲图整伤一下吏治，用心不为不善，但时至此日，贪风盛行，这道谕旨很难生效。至于对李侍尧之处理，此谕已经表明了倾向性，既言李卓有才干，为最出色之总督，又云和珅“照例”拟斩监候，而大学士、九卿“从重改拟斩决”，并且联系政局惯例，当大学士、九卿覆议意见与原奏总督、尚书意见不一之时，皇上一般是依大学士之议而决，此谕却一反常例，再命各省督抚议拟。如此等等，皆足表明帝意欲免李侍尧之死，欲以和珅之议来了结此案。
当督抚遵旨上奏前后，乾隆帝对李侍尧一案及其涉及之处，作了如下的处理。其一，委补大员，惩治劣官。李侍尧因罪革职而空出的汉大学士一缺，命户部尚书英廉补授，委和坤接替英廉之户部尚书，以刘秉恬为云南巡抚，任颜希深为贵州巡抚。东川知府陈孝升代李侍尧交付银两置办物体，“有玷官箴”，革其职。督标中军吉隆阿副将与总督家奴刘十儿称兄道弟，按溺职例革其职。将已故巡抚裴忠锡、革职巡抚孙士毅原籍家产查封存记，俟云南查出亏空银数需其赔补时，将其家产扣抵，如有余剩，仍予给还。
其二，清理云南各府州县仓库钱粮。和珅奏称：“自李侍尧婪索属员，赃私狼藉，云南通省吏治废坏，闻各府州县多有亏空之处，必须彻底清查”。乾隆帝下谕：李侍尧任意贪婪，按察使汪圻等“仰承意旨，争馈多金，若非侵渔属员，安所取资，则各府州县中之亏空，势所必有，不可不严行根究，以清帑项而整官亏”，待福康安到任后、将通省各府州县仓库钱粮逐一详查。［62］
其三，宽待李侍尧之家属。乾隆帝命将李侍尧名下置买的田产等物查明入官，其盛京房地及老圈地亩，不用籍没。其之伯爵，系李永芳子孙的公共世职，不应剥夺。后以其弟李奉尧袭爵。［63］
十月初三日，乾隆帝最后决定了对李侍尧的处理意见并予以宣布。在此之前，各省督抚均已遵旨回奏，绝大多数总督、巡抚赞成大学士、九卿所拟之斩决，原因很简单，他们与李皆为督抚，如若轻议其罪，恐被别人以及皇上认为有心袒护李侍尧、为己贪婪打掩护，因而勉强附合大学士所议。只有一位总督一位巡抚，对大学士之议不太赞成，另一位总督原主宽减，后改请立决。闽浙总督陈辉祖对将李侍尧之拟斩决，颇有异议，但陈辉祖不敢直言，仅奏请将李之罪再交尚书和坤与大学士、九卿复议，意在“主监候”，但并不“据见直陈，作游移两可之词”。湖广总督富勒浑在江南行宫朝见乾隆帝时，盛赞李侍尧“历任封疆，实心体国，认真办事，为督抚中所罕见，”其意以为李虽晚节不伤，但尚可弃瑕录用，不料当帝命督抚各抒己见时，富勒浑又按大学士之议，请将李正法。乾隆帝斥责富勒浑“自异其说”、陈辉祖“游移两可”，令将二人交部察议。［64］
只有安徽巡抚闵鹗元摸准了帝欲宽免的意旨，冒险奏请按和珅之拟结案，斩监候，而不是大学士、九卿所拟斩立决。他奏称：李侍尧以大学士办总督事，贪黩营私，罪无可逭。“惟是李侍尧历任封疆，勤干有为，久为中外推服，可否援照八议条内议勤议能之文，稍宽一线，不予立决，出自圣恩。”［65］闵鄂元这番话，讲得颇为巧妙，既言李贪污不法罪不容赦，又云其才干超群，众望所归，最后又搬出“八议”、求帝施恩，说得头头是道，各方面均予照顾，正中帝欲免李之死的下怀，为其赦李斩决之罪搭好了一个下台之阶。因此乾隆帝于四十五年十月初二日止式下达免予立斩李侍尧之谕。他说：
各省督抚核拟李侍尧罪名一案，俱已到齐。李侍尧以大学士兼管总督，受恩最深，乃放营私败检，骄纵妄行，实出意料之外。核其情罪，非仅如彰宝之因病纵性致家人勒索供应者可比，较之从前恒文、良卿贪婪散法，致罹刑宪，情节实约略相等。惟恒文等甫任督标，即肆意婪赃，平日又无出力办事之处，李侍尧则身任总督二十余年，如办理遏罗，颇合机宜，缉拿盗案等事，亦尚认真出力。且其先世李永芳，于定鼎之初，归诚宣力，载在旗常，尤非他人所可援比。是以前于尚书和珅照例定拟斩侯，大学士、九卿请改立决时，朕复降旨令督抚等各抒己见，确议具题，原欲以准情法之平。兹各督抚，大率以身在局中，多请照大学士、九卿所拟，而闵鄂元则以李侍尧历任封疆，勤干有为，为中外所推服，请援议勤、议能之文稍宽一线具奏。是李侍尧一生之功罪，原属众所共知，诸臣中既有仍请从宽者，则罪疑惟轻，朕亦不肯为已甚之事，李侍尧著即定为斩监侯，秋后处决。……将此通谕中外知之。”［66］
一场震动朝野的大案，就这样结束了。李侍尧被帝施予特恩，免于立斩，所谓斩监候秋后处决，实际上是监而不斩，并且，不久他又被皇上重新起用为陕甘总督。乾隆帝因李侍尧纳受属员银两及令属员买珠，赃银数万两，而将其革职削爵抄家籍没，且处以“斩监候”的处分，不能说是错误的。能将李侍尧这样官居正一品大学士兼从一品总督且袭伯爵之军国重臣和八旗贵族，给以革职削爵籍茨斩监候的处分，也算是按律惩贪了，对遏制贪风、整饬吏治会起一定的作用，但不久他又将其再擢总督，并且最后还以李在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时有功而使其图形于紫光阁，则显系谬误。这也充分表明，乾隆帝虽然确在努力惩治贪官污吏，但也很不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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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高宗实录》卷812，页13、14。
［2］《清高宗实录》卷813，页19、20，21。
［3］《清高宗实录》卷813，页21、22。
［4］《清高宗实录》卷813，页23、24。
［5］《清高宗实录》卷813，页26。
［6］《清高宗实录》卷813，页26，［7］《清高宗实录》卷813，页27、28。
［8］《清高宗实录》卷813，页28、29。
［9］《清高宗实录》卷814，页25、31、32、37、38，卷815，页2、11、12、16，17、18、41、42，卷816，页1、2、3、4，卷813，页28，卷821，页21、22。
［10］《清高宗实录》卷842，页15。
［11］《清高宗实录》卷844，页43、44、45、46。
［12］《清高宗实录》卷845，页34、35，卷846，页9、10、11。
［13］《清高宗实录》卷847，页9、10、11。
［14］《清高宗实录》卷848，页15。
［15］《清高宗实录》卷848，页15，卷849，页23、28，卷850，页18。
［16］《清高宗实录》卷852，页2、3，27。
［17］《清高宗实录》卷852，页3。
［18］《清高宗实录》卷849，页29，卷851，页13。
［19］《清高宗实录》卷855，页9、10。
［20］《清高宗实录》卷852，页25。
［21］《清高宗实录》卷852，页18、19、20。
［22］《清高宗实录》卷829，页5。
［23］《清高宗实录》卷837，页17。
［24］《清高宗实录》卷840，页1、2。
［25］《清高宗实录》卷842，页7、8。
［26］《清高宗实录》卷904，页12。
［27］《清高宗实录》卷905，页15、16、17。
［28］《清高宗实录》卷905，页17、18。
［29］《清高宗实录》卷905，页20、21，卷906，页3、4。
［30］《清高宗实录》卷306，页27、28，［31］《清高宗实录》卷907，页22，23。
［32］《清高宗实录》卷907，页25。
［33］《清高宗实录》卷905，页16，卷906，页28，卷907，页23、24，卷909，页12。
［34］《清高朱实录》卷1067，页4、5，6。
［35］《清高宗实录》卷1067，页6、7、8。
［36］《清高宗实录》卷1067，页9。
［37］《清高宗实录》卷1067，页9、10。
［38］《清高宗实录》卷1067，页12、13、14。
［39］《清高宗实录》卷1067，页14。
［40］《清高宗实录》卷1067，页36、37。
［41］《清高宗实录》卷1068，页2、3、5。
［42］《清高宗实录》卷1067，页37、38。
［43］《清高宗实录》卷1067，1138、39。
［44］《清高宗实录》卷1067，页27、30，卷1068，页11、13、14。
［45］《清高宗实录》卷1067，页31，卷1068，页10、20、39，卷1070，页11。
［46］《清高宗实录》卷1068，页3、4、24，卷1069，页5。
［47］《清高宗实录》卷1068，页24，卷1070，页31。
［48］《清高宗实录》卷1068，页23，卷1069，页2-5、14、29、30、31。
［49］《清高宗实录》卷1068，页11。
［50］《清高宗实录》卷1069，页8、9、17。
［51］《清高宗实录》卷1069，页38。
［52］《清高宗实录》卷1070，页29，30、31，32。
［53］昭梿：《啸亭杂录》卷4，《李昭信相公》。
［54］《清高宗实录》卷1116，页5，卷1126，页4。
［55］《清高宗实录》卷1101，页12、13、14。
［56］《清高宗实录》卷1101，页22，卷1102，页2、16，卷1103，页2。
［57］《清高宗实录》卷1103，页6、7。
［58］《清高宗实录》卷1103，页8。
［59］《清高宗实录》卷1103，页9。
［60］《清高宗实录》卷1103，页9、10。
［61］《清高宗实录》卷1106，页12，13。
［62］《清高宗实录》卷1103，页11，卷1106，页19。
［63］《清高宗实录》卷1106，页28，卷1110，页19，卷1121，页2。
［64］《清高宗实录》卷1106，页5、6。
［65］《清高宗实录》卷1116，页4；《清史稿》卷323，《李侍尧传》，卷338，《闵鄂元传》。
［66］《清高宗实录》卷1116，页4、5。
乾隆后期六大案
第三节 乾隆后期六大案
一、甘肃“捐监冒赈” 百余官员不死即戍
（一）误用贪臣主持“捐监” 好事办坏
乾隆三十九年四月十八日，乾隆帝弘历下了一道后来使他十分后悔的谕旨。这道上谕是批准陕甘总督勒尔谨于甘肃捐监的请求。乾隆帝在这道谕中说：
“勒尔谨奏报肃州、安西两州收捐监粮一折，已批交该部议奏矣。甘省捐监一事，上年止准令肃州以西收捐本色。昨据该督以甘省通省仓储，一时未能全行足额，奏请仍照旧例，口内各属，一体收捐，业经部议，准令本色报捐，仍饬该管上司，核实稽查，勿使滋弊，业已允行。第念此事，必须能事之藩司，实力经理，方为有益。尹嘉铨谨厚有余，而整饬不足，是以改擢京职，特调王亶望前往甘省。王亶望自必来京陛见，俟其到时，朕当面为训示，交令妥办。但董饬稽查，乃总督专责，著严切传谕勒尔谨，于王亶望到任后，务率同实心查办，剔除诸弊，如仍有滥收折色，致缺仓储，及滥索科派等弊，一经发觉，惟勒尔谨是问。”［1］
管理户部的大学士于敏中赞同勒尔谨之奏，“即行议准”，帝听从其言。如果单就上述谕旨而言，本来不会有什么错误。甘肃“向称地瘠民贫，户鲜盖藏”，时有灾荒，若能通过捐监，每人上交粮食几十石，捐为监生，筹集几百万石粮食，也可在歉收岁月对灾民加以赈济，于国于民，俱为有利。过去甘肃也曾有过这样的“旧例”：“令民输豆麦，予国子监生，得应试入官，谓之监粮”。［2］乾隆三十一年舒赫德奏请革此“旧例”，帝从其请。现在恢复此例，未尝不可。而且，奏请者陕甘总督勒尔谨，此时确未存非分之想，并不企图通过捐监来营私舞弊，榨取民财，侵吞帑银。就此而论，乾隆帝之批准勒尔谨的请求，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此举大为谬误，关键在于乾隆帝不该用王亶望来主持此事，这一失误，铸成了大错。
王亶望何许人也？为何被帝当作“能事之藩司”？原来，此人并非市井细民，而是巡抚之公子。其父王师，进士出身，由知县历任知州、道员、按察使、布政使，直到江苏巡抚。王师勤政爱民，平冤狱，导民垦荒，从大学士高斌规划直隶水利，多所建树。王亶望以举人捐纳知县，先后任甘肃山丹、皋兰诸县知县、宁夏知府、浙江布政使，署浙江巡抚。乾隆帝认为王亶望有才干，特将其由人称美缺、要职的浙江布政使，调任地处边僻的甘肃布政使、委以开捐收粮的重任。
乾隆帝万万没有想到，任王亶望主持开捐，给国家带来多大的损失。勒尔谨也绝对没有想到，他之为国为民着想的收粮备赈的捐监一事，竟会因帝委派“能臣”王亶望来经理，而使自己成了刀下之鬼？
就在王亶望赴任之后的第六个月，乾隆三十九年十月，王上折奏称：收捐的安西州、肃州及口（内）外各属，到九月底止，共捐监生一万九千零一十七名，收各色粮八十二万七千五百余石。乾隆帝览折后顿起疑心，于十一月十九日就此事下谕，除了肯定王系“承办认真”外，着重指出此事“情理多有不可解处”。谕旨具体讲了有四“不可解者”。其一，甘肃人民艰窘者多，安得有二万人捐监？若系外省商民到此报捐，则京城现有捐监之例，众人何以舍近而求远？其二，甘省素称地瘠民穷，本地人民食用尚且不敷，焉有如此之多余粮供人采买？若言商贾从他处搬运，至边地上捐，则沿途脚价所费不赀，商人怎肯为此重费捐纳？若系收至近地，边民素无储蓄，为何忽然之间有此丰赢？其三，半年收捐之监粮，即多至八十余万石，一年则应有一百六十余万石，如此下去，年复一年，积聚日多，势必添设仓库收贮，陈陈相因，不免潮湿损坏，似此经久发红的陈粮，怎样动用？其四，若言每岁春间出借种籽口粮需费甚多，如不开捐，则不得不采买，岁需价银一百余万两，但是，此谷毕竟系购自民间，与其敛余粮归之于官，复行出借，何不如多留米谷于闾阎，听其自为流转？谕旨责令总督勒尔谨将此四“不可解”逐一详细查覈据实上奏。
不久，勒尔谨遵旨上奏：甘省报捐监生，多系外省商民，由于新疆开辟，商贾流通，兼之路远物稀，“获利倍厚”，安西、肃州又为边陲门户，商民皆必经过此处。近年粮价平减，他们以买（卖）货之银，就近买粮捐监，较赴京捐监更为捷便，故“倍形踊跃”。甘省过去虽称地瘠民贫，“盖藏原少”，但连年收成丰稔，殷实之家积粮日多，实系本地富户余粮，供捐生采买，并非运自他处。今报捐之例，“在捐生出余赀买粮上捐，固所乐从，而本地富户粜粮得价，亦无勉强，虽敛粟归官，实复散之于民，均称利便”。乾隆帝一时找不出什么破绽，便批示说：“尔等既身任其事，勉力妥当为可也。”［3］其实，勒尔谨此奏，全系按王亶望之意，“饰辞具复”，把皇上的疑问搪塞过去，实际上号称捐监所收的八十余万石粮食，井无颗粒入仓，完全是纸上之数。
乾隆四十二年五月，王亶望擢任浙江巡抚。这也许是皇上奖其捐监有功吧，因为，从三十九年四月批准捐监开始，不到三年，就收到“监粮”六百多万石，约有十五万名商民纳粮而成为监生。监粮之多，监生之多，这不仅在陕甘是空前未有之事，就是在全国，也算是名列第一。地瘠民贫粮食短缺的甘肃，三年内突增六七百万石“监粮”，确是了不起的大事，对甘省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将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要知道，此时甘肃全省在册田地只有二十三万六千三百三十余顷，征田赋银二十八万余两、粮五十二万余石，银粮合算不过征粮八九十万石。现在“监粮”有六七百万石，超过甘省全年额赋七八倍，数目之大，可想而知。如果再联系到十几年前平准定回之战中，从陕西等省运往甘肃肃州供应前线军营之用的军粮，一石米的脚价需数石米，更可想象出这六七百万石“监粮”价值之宝贵。
乾隆帝在擢任王亶望为浙江巡抚时，做梦也未想到这位“能臣”所收的六七百万石“监粮”，竟全系纸上之数，仓库之中一粒未有。四十五年春乾隆帝五下江南时，王亶望在浙江竭力逢迎，“供张甚侈”，帝虽戒其毋再如此铺张，但还特别下谕，以其母邓氏年逾八旬，而加恩赏给御书匾额及大缎二疋、貂皮四张。
此时王亶望官居从二品，身为一省之主的封疆大臣，又以“能臣”见知于帝，家财数百万，富贵荣华，志得意满。他万万投有想到，气象之报，竟使他这位“能臣”原形毕露，成为声名狼藉死于刀下的大贪污犯。
（二）雨多生疑 天子觉察伪报旱灾吞没赈银巨案
乾隆四十六年三月，甘肃河州回民苏四十三聚众起义，帝派和珅、阿桂至甘督办。四月和珅到甘肃后上疏奏报军情，言及入甘境即遇雨。阿桂上报征战之情，亦屡称雨水太多延滞用兵。乾隆帝回想到过去甘肃连年奏报干旱，大起疑心，立即警觉起来，降旨询问阿桂：“该省向来年年报旱，何以今岁得雨独多，其中必有捏饰情弊”。谕令阿桂和署理陕甘总督的李侍尧仔细访察办理，据实上奏。［4］
乾隆帝确算经验丰富，相当英明。他从雨水之多，立即察觉到甘省年年报旱之可能有伪，并且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即甘省连年的赈灾用谷必有虚饰吞没之弊。事情果然不出他之所料。阿桂很快就查明，“监粮”未收粮食，而是折收银两。
乾隆帝谕令闽浙总督兼管浙江巡抚的陈辉祖，查讯在浙丁忧的王亶望，又命接替王亶望任甘肃布政使的王廷赞呈报监粮私收折色实情。四十六年六月初，王廷赞向遵旨询问的军机大臣、大学士、九卿供称：到任后，原不许折色，因无人报捐，只得仍旧如此办理。又恐各州县有短价勒买粮石之事，故定一名交银五十五两的数额，甘省粮价较贱，此数足敷定额。又因捐生多在省城，将此事改归首府办理，由其收捐，仍将收来之银，发给各州县，购买粮食补还仓库，按季申报，道府并加结于上。
王廷赞此供，纯系巧言编造，隐匿真情。乾隆帝于六月初十日下谕驳斥其非说：“所供殊不足信。”甘肃收纳监粮，原为仓储赈济起见，自应收取本色粮食，焉能公然定数私收折色，且从无一字奏闻。若言甘省粮贱，五十五两银买的粮食，已符定额，则该处收成自必丰稔，为何每年又需赈灾？如灾赈属实，粮价必昂，则五十五两银必不能买足所定的粮数。“二者均不可解”。“可见所供尽属支离，其中恐有竟不买补，虚开赈济，冒销情弊”。且捐监一事，自应听凭本生自行平买，交纳粮食，为何必欲官为收银，并交首府总办？“明系官折收于前，又复冒销于后，两边俱得便宜，而百姓仍从中受累。此事情弊甚大，不可不彻底清查”。“此时惟阿桂、李侍尧为中外最能办事之人”，且于此事又从未经手，毫无回护，著传谕二人，即将此案实在情形，详悉查明，据实具奏。［5］
乾隆帝此谕，将王廷赞驳斥得体无完肤，尤其是论述粮贱则必系丰收，为何又要年年赈灾？如果赈灾属实，粮价必贵，五十五两之银焉能购买额定捐监之粮数？两者不能共存，必有一真一假。这段话讲得十分透彻，王廷赞是无法掩饰和回辩的。而且他又据此分析出，官府“恐有竟不买补、虚开赈济”的冒销情弊，已经将此案的性质作了明白无误的正确的结论，为彻底侦破这一大案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当然，此时局面还不明朗，他只能根据已有的很少的材料，作些分析论证，还不可能看到这不是“恐有”冒销之情，不是少数官员所作的局部之弊，而是根本未收粮食，省府州县各级官员通同作伪，将全部“监粮”的折银尽行吞没。
此谕下达后的第三天，六月十三日，闽浙总督陈辉祖之折封京。陈辉祖奏，查讯王亶望在甘肃藩司任内私收监粮折色一事，据王亶望供称：“风闻有折色之事，当经责成道府查禁结报，且意在捐多谷多，以致一任通融”。
王亶望此供又系诡辩，乾隆帝于六月十三日下谕对其驳斥，并宣布要彻底清查此案。他说：著传谕陈辉祖，再行审讯王亶望，将当时道府是谁，如何私收捏报，令其逐一供明复奏。并传谕阿桂、李侍尧，即将王亶望在甘肃时结报监粮之各道府，查审具奏。至于捐收监粮，原为仓储起见，今既称私收折色，仍行买补粮食还仓，且以捐多谷多为能事，则该省之粮充足可知，但为何“每年又须赈恤”？且即欲收捐，亦当听该生自行交纳本色，不致抑勒百姓，百姓仍得贵价，“何须官为包揽，以致弊窦百出”？“朕于监粮一事，本为甘省地瘠民贫，每岁不惜百十万赈济，以惠养穷黎”。若以惠民之事，而转为累民之举，“徒令不肖官员，借端肥橐，所关甚大”。况此事不发则已，今既经发觉，自应根求到底，令其水落石出。“此事积弊已久，通省大小官员无不染指有罪，但亦断不能因罚不及众，辄以人多不办为词”。即从前之结报各道府，此时已经升调者，人数不多，无难治罪。
“况中外人材不乏，断无少此数人便不能办事之理。此而不严行查办，将何事不可为也”。著传谕阿桂、李侍尧：“务将此事如何舞弊分肥，如何冒销勒买各情弊，并向来蒙混出结之道府，严切根究，据实指名参奏。倘阿桂等此次稍存瞻徇，代为担承，将来别经败露，伊二人其何以对联耶”。［6］
乾隆帝此谕，比三天前下达之旨，在三个方面将案件的审理，推进到新的高度。其一，他明确指出，不肖官员已将“监粮”这一“惠民之事”变成“累民之举”而大发横财，再一次并且更为清楚地将此案定为贪污案。其二，断定此案为并非三五劣吏之作恶，而是集团贪污，省府州县官员通同作弊，“通省大小官员无不染指有罪”。其三，宣布要坚决彻底根究，不会因罚不及众、牵连太多而罢休，一定要严行查办，并责令阿桂、李侍尧不得徇情瞻顾，否则后果自负。
过了四天，六月十七日，因阿桂奏报“连遇阴雨”，“大雨竟夜”而无法进攻，乾隆帝又连下三谕说：“甘省如此多雨，而历来俱谎称被旱，上下一气，冒赈舞弊”。“甘省向年俱奏雨少被旱，岁需赈恤，今阿桂屡奏称，雨势连绵霶霈，且至数日之久，是从前所云常旱之言，全系谎捏。该省地方官竟以折收监粮一事，年年假报旱灾冒贩，作弊已属显然”。著王大臣会同刑部审讯原陕甘总督勒尔谨和藩司王廷赞，为何“从前俱以雨少被旱为词”，命其据实供吐。他并令王大臣专向王廷赞宣谕：其从前“保全省城，功不可没”，若能将甘省历年通同舞弊之情逐一据实供明，可以加恩宽宥，以其功抵罪，否则，必自取重罪，“伊之生死，总在此番实供与否”。［7］
这样一来，乾隆帝已将此案的基本情节和性质，以及牵连的人犯，均已了解无遗，并一一作了结论，责令钦差大臣、大学士、一等诚谋英勇公阿桂和署理陕甘总督李侍尧严切究办，二位大臣当然会全力以赴，认真办案，不敢瞻顾徇私，因而整个案件便迅速彻底查明。
七月初，阿桂、李侍尧将王亶望等在甘肃将“监粮”折收银两，在省包办、冒销赈粮等种种弊端，全行查出，向帝奏报。乾隆帝于七月三十日下达的一道上谕，对此案情形作了总结性的概括。谕旨说：“甘省收捐监生，本欲藉监粮为备荒赈恤之用。乾隆三十九年经勒尔谨奏请开捐，议准允行，原令只收本色粮米，其时王亶望为藩司，即公然征收折色银两，勒尔谨竟如木偶，毫无见闻。于是王亶望又倚任兰州府知府蒋全迪，将通省各属灾赈，历年捏开分数，以为侵冒监粮之地，自此上下勾通一气，甚至将被灾分数，酌定轻重，令州县分报开销，上侵国帑，下屯民膏，毫无忌惮。”［8］
从案情来说，阿桂之奏和帝之谕旨已讲得十分清楚，作弊之法并不复杂，也不神秘，而是非常简单的，即王亶望、蒋全迪与甘省各府州县官，分别收取若干名监生交纳的“监粮”之折色银，然后每年用因灾赈济的名义，将此银冒销，于是，“监粮”之银便全部落入王亶望等官员手中。
（三）“捐监冒赈”案的五个特点
王亶望等人的揑灾侵帑一案，本身并不复杂，但它却具有五大特点。其一，案情之严重，情节之恶劣，侵吞银数之多，为顺治以来一百三十余年中罕见之第一大案。王亶望一伙，究竞收了多少监生捐纳的折色银两，吞没多少，还盗窃了哪些粮食？总数难以确知，但从四个事实可以肯定其数是十分巨大的。一系甘肃从三十九年四月批准开捐，到四十二年初，距开捐例不到三年，甘省官员已藉称干旱遭灾赈济饥民“而开销监粮至六百余万石”，并将旧存常平仓之粮“又销去一百三十余万石”，即为八百万石。［9］二为陕西依照甘省之例，亦开捐监，从四十年至四十五年止，共捐监生九千六百余名，“统计不及甘省二十分之一”。［10］姑按二十分之一计，则甘省共应收捐生十八万余名，每名收银五十五两，当为一千零数十万两。三为浙江查抄王亶望家产时，虽然从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陈辉祖起，到有关抄家衙役，都私自盗取、吞没了不少珠宝金银，但上报朝廷的数目还是极为惊人，王亶望之家资，多达“三百余万（两）之多”。［11］当然，此数不全是王在甘肃贪婪之银，还包括有祖遗财产及其任另外官职时掠取之银，但从史料记载，王之主要收入确系来自甘肃藩司任内。四是甘省府州县官员从此“监粮”中贪污之银，亦多达数百万两。由此可见，王亶望一伙通过“监粮”，侵吞了上千万银两，他本人的赀财又多达三百余万两，这在入关以后的清朝一百多年里，还无人无案能与此相匹，其赃银数量之多，实居第一。
其二，全省大小官员通同作弊。以往成百上千的案子，或系单个作案，或系上司伙同三五属员纳贿索财，象这样从总督勒尔谨开始，以布政使王亶望为首，兰州知府蒋全迪具体主持，“全省大小官员无不染指有罪”，这样大规模地“上下一气”的集体作案，在清朝的一百多年中，也还是第一次。八月二十三日，乾隆帝下谕，批准阿桂等奏请将“甘省捏报灾贩侵蚀帑项”的各州县官员革职拿间的建议，现任知府前任知县杨赓飏、任诺玺，现任同知前署知州韦之瑗，同知前任知县闵鹤元、孟衍泗、赵枋林，同知善达、顾芝、张春芳，通判贾若琳、经方、博敏、佛保、谢廷庸，知州那礼善、伍葆光、觉罗承志、陈常，知县陈鸿文、王臣、李元椿、邱大英、詹耀璘、陈澍、伯衡、舒攀桂、万人凤、杜耕书、舒玉龙、福明、陈韶、杨有澳、林昂霄、彭永和、徐树柟、尤永清、丁愈、钱成钧、章汝楠、黄道昭、蒲兰馨、顾汝衡、孙元礼、宋树谷、赵元德、万邦英、沈泰、王旭、夏恒、陈金宣、华廷飏、墨尔更额、王璠、庞橒、申宁吉、史堂、李弼、叶观海、何汝楠、郑科捷、陈起撝、陶士麟、麦桓、景福、而瞻、成德、王梦麟、麻宸、吕应祥、陈严祖、广福、刘治传，州同前署知县王万年，州判前署知州吴洗，州判前署知县薛佩兰，布政司经历前署县丞许士梁，县丞前署知县周兆熊、闵焜，县丞史载衡，李立，经历前署知县张毓琳等，均予降旨革职拿问，其已离甘省及升任别省官员，亦命各督抚拿解兰州审问。
甘肃共有直隶州六、直隶厅一、州六、厅八、县四十七，上谕列有贪官知县、署知县六十三员，知州五员，同知三员，通判五员，县承二员，共八十一员，另谕又载了二十一员。共计侵盗银两一千两以上的甘肃省府州县官员，有一百零二人，确是“全省大小官员无不染指有罪”。
其三，贪婪有术，赃银累累。除了吞没“监粮”以外，王亶望等贪官还想了不少办法，大肆盗取国库帑银。捐监所收的六百多万石以上的“监粮”，虽全系折色银两，可是他们却藉口增粮太多旧仓不敷装藏，而呈请添建新仓，先后共二十六起，又冒领银十六万余两。以往赈灾时，需将粮食运往适中地方，发给灾民，故需开支脚价银，现“监粮”皆银，俱被官员冒领，他们仍沿“旧例”，以脚价银名目支领帑银。仅王廷赞在任两年便领脚价银二万八千六百九十余两，署藩司文德亦领银一万七千五百余两。王亶望任内收的“监粮”和用于赈灾的“监粮”，数目很大，多达六百余万石，所领的脚价银当然更多。哈密办事大臣佛德初次查出哈密通判经方侵吞库银二万三千余两，不久又参劾经方亏空银六万一千三百余两。随后另一官员图思义奏称，经方共亏空库银及豆草脚价银十三万六千余两。如果加上其吞没监粮之数，这个区区六品的小官，侵吞之银就多达十五万两以上，超过前面提到过的大学士、两广总督李侍尧纳取赃银四倍多，实在令人吃惊。据署理陕甘总督李侍尧的奏报，甘肃皋兰等三十四厅州县仓库共亏缺银八十八万八千九百余两、粮七十四万余石、草四百余万束。阿桂、李侍尧查明，省府州县官员侵吞“监粮”之银二万两以上的，有二十人，一万两以上的有十一人，一千两至九千两的二十六人，其中最多的吞银至九万两。经方还不在上述人员之内。人数之多，赃银之多，确系空前罕有。
其四，官官相护，知而不举，敷衍塞责。乾隆四十二年，乾隆帝也许是对甘肃捐监一事还有些怀疑，特派刑部尚书袁守侗、刑部左侍郎阿扬阿前往，盘查甘省监粮。袁守侗原系举人，当过军机处章京，久任吏、户、礼、刑诸部侍郎、尚书，五次被帝派为钦差大臣，出京查办封疆大吏和高级将领重案，经其查实和参劾，使云南布政使钱度、云贵总督彰宝、原定边右副将军、一等侯富德相继正法或论斩。乾隆帝派遣这样一位办案能臣和刑部堂官至甘，充分表明了他对“监粮”的怀疑、重视和欲图弄清实况的决心。不料，这位曾五过难关、擅长破案的大司寇，这次不知是什么原因，竟未识破这一弥天大谎，将并无一粒在仓之“监粮”，向帝奏称“仓粮系属实贮”，帝听信其言，不再追查。这次案发之后，乾隆帝忆及此事，于七月二十二日下谕给军机大臣说：甘省监粮，开捐以后，全系私收折色，并未实贮于仓。前次袁守侗，阿扬阿钦差前往盘查，“据称彼时仓粮系属实贮”，其言殊难凭信。该省监粮既未买补，则仓储焉能足数，此必当地官员一闻查仓之信，挪东掩西，为一时弥缝之计，其签量人役，均系地方官所管，易于通同弊混，而袁守侗等受其欺蔽，率称并无亏短，亦未可定，著确查此事。［12］
适值阿扬阿正随帝秋称，在承德避暑山庄，帝即面讯。阿扬阿奏称：“在甘省盘查时，逐一签量，按州核对，俱系实贮在仓，并无短缺”。乾隆帝对此毫不相信，于七月二十三日下谕说：此等签量人役，即系地方官所管之人，阿扬阿当时“虽逐仓查验，亦止能签量廒口数尺之地，至里面进深处所，下面铺板，或搀和糠土，上面铺盖谷石，此等弊窦，阿扬阿能一一察出不受其蒙蔽乎？”［13］
乾隆帝此谕问得很好，把袁守侗、阿扬阿之受骗失职，揭示得非常清楚。过了半个月，八月初九日，他正式下谕对袁守侗二人之失察作了结论，命予议处。他说：“袁守侗、阿扬阿系联特派前往盘查监粮之人，岂无耳目，乃一任各州县通同蒙蔽”。前次监查时，距开捐例不及三年，“而开销监粮至六百余万石之多，亦应问其故也。至旧存常平仓，又销去一百三十余万石，其中弊端疑窦，何以并未察及？”袁守侗、阿扬阿查办此案，均难辞咎，著交部严加议处。［14］帝之这一提问，袁守侗，阿扬阿是无法回答的。甘肃人口并不太多，怎能在不到三年之内就动用粮谷七八百万石发给灾民？哪有这样多灾民？素称精明能干善破疑狱之大司寇袁守侗，聪明才智焉在？怎能连这最为简单之事和最易觉察的漏洞，视而不见？是智者千虑之一失，还是别有原因，如官官相护之恶习，如总督勒尔谨、藩司王亶望之逢迎和请求，才造成这一严重失察，还需进一步深究。看来，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不仅是袁守侗和阿扬阿，还有不少官员也是徇情失察。
当时的陕西巡抚是毕沅。毕沅系颇有名气的人物，当过军机处章京，是乾隆二十五年的状元，自三十一年出任甘肃巩秦阶道起，直到五十年，皆在陕甘为官，当了十年陕西巡抚，屡署陕甘总督。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状元公，这样一员久任陕甘封疆大吏的老练大臣，为什么在此案暴露之前噤若寒蝉片语未奏？御史钱沣因此上疏，参劾毕沅署陕甘总督时，“于该省冒赈诸弊，瞻徇畏避，请敕部将毕沅比照捏结各员治罪。”帝命毕沅明白回奏，毕沅复奏辩称：四十一年署理督篆时，因金川凯旋，经手军需事件，迅速回陕，于甘省监粮情弊，“曾经查问属员，支吾隐饰，急切不能得其要领”。四十四年再署督篆时，又赴西宁口外办事，“在省为日无多，未能觉察举劾”，请交部严加治罪。乾隆帝下谕，斥其“托词卸责，所奏实属支饰”，两署督篆时，对“王亶望等折捐冒赈，上下通同舞弊等事”，“不即据实参奏”。［15］浙江巡抚陈辉祖之弟陈严祖，江苏巡抚闵鹗元之弟闵鹓元，皆系捏灾冒赈之贪官，陈辉祖与闵鹗元对其弟之“婪赃舞弊”，“亦有所闻”，但恐一经陈奏，其弟将遭重罪，故“隐忍瞻徇”。［16］实际上，对于此案，不仅毕沅、陈辉祖两位大臣，就是籍隶陕甘的科道官员，甚至“内外大巨，皆知而不举”，形成“天下无不共知”，“内外臣工并无一人言及”，使帝“思之实为寒心”的极其严重的瞻徇顾私官官相护的局面。［17］
其五，严惩不贷，大诛贪官。以往案件，犯员不多，诛戮较少，这次却迥然不同，斩杀劣员之多，空前罕有。四十六年七月三十日，乾隆帝下谕，命将王亶望立即正法，令勒尔谨自尽，将王廷赞绞监候。他列举诸人之罪说：勒尔谨、王亶望、王廷赞等捏灾冒赈、侵蚀监粮、通同舞弊营私各款，已经查明。“今诸弊已露，若再不办，是朕不能惩贪察吏，联岂肯受此。从前恒文、方世儁、良卿、高积、钱度等，俱以婪赃枉法，先后伏诛，然尚未至侵蚀灾粮，冒销国帑至数十万金，如王亶望之明目张胆肆行无忌者。王亶望由知县，经朕加恩用至藩司巡抚，乃敢负恩丧心至此，自应立正典刑，以彰国宪。王亶望著即处斩”。勒尔谨对王亶望私收折色冒赈婪赃一案全无觉察，且已亦收受属员代办物件，一任家人从中影射侵肥，其原因已“平回”之事失误判处斩监候，现赐令自尽。王廷赞以微末之员擢呈藩司，接任之时，对王亶望之违法行为不据实参奏，且效尤作弊，虽未收受属员银两，亦派属员买物，并加收心红纸张银两，又始终匿饰此案，不吐实情，但念其守城微功，免于立决，加恩改为绞监候，秋后处决。后于九月绞决。［18］
八月十八日，他又下谕，将侵冒帑银“监粮”银二万以上
者，立即正法，二万两以下者“向拟斩候，入于情实”，一万两以下各犯，亦问拟斩候，到时候请旨定夺。［19］九月十五日他再下上谕，对各犯作了具体处理：侵冒监银二万两以上的程栋、陆玮、那礼善、杨德言、郑陈善、蒋熏熹、宋学淳、李元椿、王臣、许山斗、詹耀璘、陈鸿文、黎珠、伍葆光、舒攀桂、邱大英、陈澍、伯衡、孟衍泗、万人凤等二十人，冒赈虽不及二万两但侵欺了建仓银两之徐树柟、陈韶等二人，判为斩监候，入于本年勾到情实官犯内办理，派刑部侍郎阿扬阿前往甘省，会同陕甘总督李侍尧，传旨晓谕，监视行刑。侵冒银一万两以上的闵鹓元、林昂霄、舒玉龙、王万年、杜耕书、杨有澳、李本楠、彭永和、谢桓、周兆熊、福明等十一人，以及冒赈不及一万两但侵欺了建仓银的成均、王旭、陈金宣、宗开煌等四人，判为斩监候，免入本年秋审，牢固监候，听旨裁决。哈密通判经方侵吞帑银十五万余两，立即处斩。其余侵冒银一千两以上九千两以下的尤永清等二十六人，俱判为斩监候，于明年秋审时请旨办理。通计到十月，陆续正法者共五十六名贪官，免死发遣者四十六人。一次就斩杀绞决、发遣这样多的贪官，在清朝还是前所未有的。
乾隆帝为示惩戒，还将勒尔谨等要犯之子加以治罪。八月初五日，他下谕说：勒尔谨久任甘省总督，一切政务废弛，视同膜外，形如木偶，其子焉能脱身事外，著将其长子候补郎中伊凌阿及其次子，一并发往伊犁，严行管束，充当苦差，“以为满洲大员贻误封疆者戒”。［20］初八日、二十五日他又下二谕，命将王亶望的十一个儿子全照伊凌阿之例，发往伊犁充当苦差，其中八个儿子尚系六岁以下的幼童，待其长到十二岁时再行发往。九月十二日，他复下谕：甘省捏灾冒赈一案，“枉法营私，大小官员通同一气，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故当以重法治之，非不知罪人不孥，而此实非常之罪也”，著将王廷赞、杨士玑、程栋、陆玮、那礼善、杨德言、郑陈善等七犯之子，俱革去所捐官职，发往伊犁，充当苦差。［21］以经方吞银太多，谕将其子重庆销去旗籍，发往伊犁，给与厄鲁特为奴，“以示炯戒”。［22］
对于瞻徇容隐的陕西巡抚毕沅，乾隆帝几次下谕将其训斥，令其自行议罪，毕沅奏请缴银三万两并于养廉银内罚银二万两，“以赎前愆，”帝命将其降为三品顶带，仍留陕西巡抚之任，“所有应得职俸及养廉，永行停支”，以示惩戒，并责令其不得因停领养廉银而需索属员，否则将重治其罪。［23］因江苏巡抚闵鹗元、浙江巡抚陈辉祖庇护己弟，不予奏参，按毕沅之例，降为三品顶带留任，“所有应得职俸养廉，永行停支，以示惩创”，并规定此后毕沅等三人，不许呈进贡物。［24］陕西、甘肃二省捐监之例，立即停止。
四十七年十月二十七日，乾隆帝下达长谕，讲述全案经过，训示内外大小官员，应以此为鉴，廉洁守法，现摘录如下，作为－此案的结束语。乾隆帝说：
“甘省收捐监生，本欲藉积贮监粮，为备荒赈恤之用。前次开捐时，已不免稍有弊端，经大学士舒赫德奏请停止。至乾隆三十九年，该省复奏请开例，彼时大学士于敏中管理户部，即行议准，又以若准开捐，将来可省部拨之烦，巧词饰奏。朕误听其言，遂尔允行，至今引以为过。其时王亶望为藩司，恃有于敏中为之庇护，公然私收折色，将通省各属灾赈，历年捏开分数，以为侵冒监粮之地。设此时于敏中尚在，朕必重治其罪，姑念其宣力年久，且已身故，是以始终成全之，不忍追治其罪。盖自此次开捐监粮以后，甘省上下，勾通一气，竟以朕惠养黎元之政，为若辈肥身利己之图，侵帑殃民，毫无忌惮，天下无不共知，朕亦早有风闻，而内外臣工，并无一人言及，思之实为寒心。……（现已查明处理）此案陆续正法者，前后共五十六犯，免死发遣者，共四十六犯，似此通省捏灾冒赈，藐法营私，案情重大，……内外大小臣工，见此案内之身受大辟者，即当知畏，其得邀免死者，当知愧而不当以为幸。经此番惩创之后，务须各凛冰渊。共矢小廉大法之诚，副朕明刑弼教之意，……若再有以身试法者，即当按法处治。……所有办理此案缘由，著通行晓谕中外知之。”［25］
二、新疆官员多报粮价侵蚀帑银 都统索诺木策凌等诛戮发遣
乾隆皇帝弘历将甘肃捐监折银捏灾冒贩的主要案犯勒尔谨、王亶望、王廷赞、蒋全迪等官斩绞发遣后，就甘肃而言，这一大案算是结束了，但它的影响还仍然存在，至少直接波及到新疆、浙江和山东二省一区，出现了新疆捏报粮价、浙江侵吞抄没的王亶望家产和山东仓库亏空三大案件。
乾隆四十六年九月初四日，钦差大学士、一等诚谋英勇公阿桂、署理陕甘总督李侍尧合奏之折到京。阿桂、李侍尧奏称：监粮捐例章程内载有乌鲁木齐、巴里坤、哈密三处，额收粮十万石，济木萨、奇台、穆垒、昌吉等处收五万石。现在甘肃捏冒等弊俱经查办，乌鲁木齐等处，亦恐有挪移亏缺之处，请饬交新任都统明亮彻底清查。
明亮查讯后，上奏朝廷，言及案情严重。四十七年正月初二日，乾隆帝下了两道谕旨。第一道谕旨，是派刑部侍郎喀宁阿率领司员，驰驿前往乌鲁木齐，会同都统明亮查办事件。第二道谕旨是讲明如此办理的原因。谕旨的前半部分，摘录了明亮的奏折。明亮奏：“查明乌鲁木齐捏报粮价以图采买冒销一案，请派大员会同审办，并请饬部拣选直隶州、知县等员，前律接任，以便将案内人员查抄收禁。”谕旨的后半部分，是言帝之处理办法。帝谕：该处折收捏报，既据查讯明确，自应将承办各员严切根究”，已派喀宁阿迅速驰往，会同明亮秉公查办，并令吏、户等部保举知州、知县，带领引见后，即行发往。［26］
过了士天，四十七年正月十二日，乾隆帝就乌鲁木齐采粮一事，下达专谕说：“昨以明亮查奏，乌鲁木齐采买粮食之价格，与时价不符，显有浮开冒销情弊”，因令喀宁阿驰驿前往审办。此案系索诺木策凌、奎林任内之事，奎林不过糊涂，失于觉察，且在任不久，于该处州县，或不致有交通情弊。至索诺木策凌，在任前后几及十年，前于经方案内，既曾收受节礼，“该处地方官藉采买之名，将价值以少报多，希图侵冒肥橐，若非该管都统有收受馈送之事，岂肯任其浮开冒销，以致官价与时价迥不相符？”著传谕喀宁阿将此旨告诉明亮，一面将各州县官解任，严行鞠讯，究出实情，“毋得稍存将就瞻徇之见。所有军机大臣查讯索诺木策凌等奏片，一并发往核对。将此由六百里传谕知之。”［27］
乾隆帝此谕抓住了要害，乌鲁木齐各州县官员大规模地捏报粮价吞没帑银，一定取得了都统的支持、承认和许可。都统没有从中得到好处，不分肥，不收受属员贿赂，就不会容许他们营私舞弊，这是官场通例。执政四十多年经验丰富的乾隆帝，深知此情，故很快就把握住了问题的关键，指出必须查究都统索诺木策凌收受馈送之事，并责令罢各州县官员之官，“严行鞠讯”。钦差大臣喀宁阿与乌鲁木齐都统明亮，自然要执行帝谕，因而促使办案进展迅速，不久就作出了有关此案基本事实的结论。
四十七年四月，喀宁阿、明亮之折到京。这两位大臣奏称：乌鲁木齐各州县采买粮食浮开价值一案，原系自乾隆三十九年以后，其地“粮麦价值平贱”，各州县官却不照市场卖粮的实际价格报销，而浮开多报。比如，小麦每京石用银不过八九钱至一两零九分不等，州县却以每石一两八九钱具报。据各州县官供认，每石多报银三四钱或五六钱，通计各官历年侵冒银两自一万两至数百两不等。各官又供认“通同舞弊”，馈送都统索诺木策凌银两自一千两至数千两不等。现在已将新疆各官严密查抄，请旨饬下各省督抚一体查抄。［28］
乾隆帝阅过此折后，于四月二十九日谕军机大臣：“迪化等州县，采买粮食，辄敢浮开价值，冒销帑项，又复交结上司，公行贿赂，此事实出大奇”。索诺木策凌在都统任内，既经收受属员如此之多银两，“各属等任意开报，侵冒分肥，实出情理之外”。现已谕令喀宁阿等秉公审办，除各旗员在京家产已经查抄以外，所有业已离任的木和伦、丰伸、徐维绂、吴元、贺万寿、黄岳英六犯，著传谕各该督抚，即将六犯革职拿问，解交刑部，其原籍与任所货财，均予严密查抄。现在仍在新疆的伍彩雯、王喆、张建庵、刘健、何琦、于得升六犯，其原籍家产一律查抄。将此谕由六百里发往各有关省份。［29］
过了两天，五月初一日，乾隆帝下谕，索诺木策凌收受属员大量银两，革其盛京将军之职，派军机大臣、户部右侍郎福长安前往盛京，将索诺木策凌押解热河行在，命庆桂补授盛京将军，其木和伦、丰伸、徐维绂、吴元、贺万寿、黄岳英、德平、伍彩雯、王喆、张建庵、刘建、何琦、于得升、湖图里等犯，亦一并革职拿问，解京交部治罪。同日并谕革前都统、现任乌里雅苏台将军奎林之一等承恩公爵，命其叔傅玉袭承。
不久，福长安奏报：索诺木策凌因无质证之人，对其听任属员采买粮食浮开价值及收受属员银两之事，“藉词支掩，匿不吐露”，其家人郭子所供经手收受情节，亦不实不尽，现即押带索诺木策凌与郭子赴热河，以与德平、王老虎、邬玉麟等质对。帝于五月十二日下谕：据喀宁阿奏：查讯德平等一干人犯，“其所供历年采买浮冒及馈送索诺木策凌银两礼物，俱一一供认确凿”，现在押带各犯起程赴京，再行核对。估计该人犯等至京，尚需时日，著将各犯所供情节钞寄福长安，令其阅看，就近严讯索诺木策凌，待庆桂到任后，即押该犯赴热河质讯。其现在监禁于刑部的徐维绂、邬玉麟、王老虎三犯，著刑部堂官派员于五月底解赴热河审办。［30］
五月底至六月，各主要案犯押至热河，乾隆帝命军机大臣会同行在邢部审拟，复命行在大学士、九卿会审定拟具奏，案情很快就查明落实。乾隆帝于七月初三日下谕，宣布处理意见：德平等各犯经手采买粮食侵吞帑银及馈送都统之事，均已查明属实。德平、湖图里等侵吞银自数万两到数百两不等。索诺木策凌始犹畏罪狡赖，及再四严鞠，方行供认。上年甘省冒赈一案办理刚完，今又查出乌鲁木齐侵蚀采买粮价银之事，本应从重究办，但此案“亦因冒赈案内查出，事同一例”，同样办理。湖图里在宜禾县任内侵蚀银三万三千余两，又亏空库银数万两，著即处斩，其子亦照甘省侵冒案内银在四万两以上犯人之例，发往伊犁充当苦差。邬玉麟系缘事发遣新疆人犯，竟混入都统衙门办事，如同幕宾，胆敢向各州县交结勾通，私纳贿赂，得赃银三千余两，情节甚为可恶。王老虎、郭子系索诺木策凌管门家人，私向德平等犯勒索银一千余两之多，复敢代为其主承认收受属员银两礼物，希图为其主卸罪，尤属狡诈不法。邬玉麟、王老虎、郭子俱即行处绞。索诺木策凌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其余侵蚀银一万两以上之德平、伍彩雯、王喆，侵蚀银一万两以下之徐维绂、傅明阿、木和伦、张建庵，俱判斩监候，秋后处决，交刑部存记，届期请旨分别办理。［31］
八月二十一日，乾隆帝因窝什浑供出馈送索诺木策凌银一万余两，下谕将二人处死。他说：乌鲁木齐采买粮食浮开价值一案，索诺木策凌身为都统，任听属员侵冒浮销，且收受德平等馈银数万余两，“始犹狡供，希图卸罪，经朕亲加鞠问，始吐实情”，现又查出原奇台县知县窝什浑曾馈送其银一万余两。著将索诺木策凌照国泰、于易简之例，派工部右侍郎诺穆亲会同刑部堂官，“宣旨令其自尽，以为大臣辜恩昧良者戒”。窝什浑侵用帑银四万余两，实属法无可贷，著传谕刑部堂官，待该犯解到京师时，即将该犯正法。［32］第二日，八月二十二日，他又下谕，将侵蚀银一万两以上之德平、伍彩雯、王喆立即处斩。二十四日，以傅明阿、木和伦二犯之侵冒银两，“究由上司勒索，与监守自盗者有间”，徐维绂曾有守城之功，张建庵吞银较少，帝加恩宽免四人之死，将四人分别发往烟瘴地方及黑龙江充当苦差，虽遇大赦，不得省释。［33］至此，乌鲁木齐官员采买粮食捏价冒蚀之案，告一结束。
三、抽换侵吞入官财物 陈辉祖被判斩监候
（一）帝观抄没物品 发现破绽 下谕清查 总督露出马脚
乾隆四十七年初，乾隆皇帝弘历观看浙江解京的原浙江巡抚、甘肃布政使王亶望的查抄家产，发现“呈览物件，大率不堪入目”，与这位货财多达三百余万两的大贪官，很不协调，顿起疑心，感到其中大有问题。二月，布政使国栋至京陛见时，帝“面加讯间此事”，国栋并不据实呈奏。［34］
同年夏季，帝在热河时，布政使李封、升任安徽按察使之盐法道陈淮、皋司王杲俱至热河陛见。乾隆帝亲自询问三人浙省办理查抄王宜望家产之事有无情弊，三人“俱各隐匿不言”。乾隆帝更为怀疑，于七月命新任浙江布政使盛柱“留心察访”。［35］
九月初七日，以盛柱奏称查抄有弊，乾隆帝下了两道谕旨。
第一道谕旨是派户部右侍郎福长安、刑部侍郎喀宁阿（随即升任任刑部尚书）为钦差大臣，前往河南，名义上是会同大学士阿桂查看河工，实际上是去传达帝旨，将升任河南按察使的原浙江粮道王站柱解职，押往浙江质对审问。第二道谕旨是命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陈辉祖先清理此案。乾隆帝此时对陈毫不怀疑，认为是其属员舞弊，故令其办理此案。谕旨说：陈辉祖查抄王亶望物件一案，现疑有抽换抵兑之弊，已派福长安、喀宁阿往河南，将随同抄家之王站柱解往浙江。著传谕陈辉祖即同盛柱先行提齐人证和文卷，将原册与呈送北京之物体有何不符及抽换抵兑之处，“逐一根究，务令水落石出”。陈辉祖上年办理塘工，“颇为出力”，又系兼管抚篆，事务繁多，“或一时查察不到，尚属情理所有。朕于此事开诚布公，因陈辉祖受朕深恩，必不肯扶同徇隐，是以令其会同办理”。陈辉祖果能“一秉天良”，尽心查办，将来不过有失察处分，“朕必加恩宽宥”，倘不肯实力办理，或意存回护，一经钦差查出，则必不“曲贷”。［36］
第二天，九月初八日，乾隆帝又下谕说，陈辉祖查抄王亶望货财一案，据盛柱奏称，“查出王站柱底册不符，抽换显然”，因派侍郎福长安、喀宁阿前往，但福长安等人办理此等事件，“究不能如阿桂之历练”，著在河南办理河工之阿桂先向王站柱传旨，“令其将如何抽换缘由逐一供吐”，待福长安到河南时，即将王站柱交福长安带赴浙省办案。［37］
又过了两天，九月初十日，乾隆帝再次降谕说：前任浙江盐道陈淮来京陛见时，询其关于查抄王亶望赀财之事，陈答称已来京引见，不能知悉。然而“观其词色，甚属闪烁”，因命盛柱查访，现盛柱奏称，“有将金易银抽换挪掩情事”。陈淮驻扎省城，对此事断不能一无所闻，著传谕其“将如何隐匿抽抵，及何人换去金两，此外或有别项情弊，逐一据实具奏”，否则将予重惩。次日又命军机大臣谕令原系浙江省司道之李封、王杲奏报此事。［38］
此谕下达不久，阿桂之奏折到京，乾隆帝览后大惊，才感觉到此案非同小可，并非仅系抄家人员营私舞弊，而与总督有关，闽浙总督陈辉祖难辞其咎，立于九月十七日下达四道谕旨。第一道旨是谕命将陈革职拿问，并简述此案经过。他说：前因陈辉祖查抄王亶望赀财，王既“恣贪侈用，而呈览物件无甚入观者，疑有抽换情弊”，因传谕盛柱留心察访。嗣据盛柱奏，查出王站柱底册，有金叶、金条、金锭等共四千七百四十八两，查对解缴内务府进呈册内并无此项金子，仅多列银七万三千五百九十四两，“系将金易银”。又底册内有玉山子，玉瓶等件，亦未载入进呈册内，“显有抽换挪掩情弊”，因派喀宁阿、福长安前往查办，并传谕阿桂先往询问王站柱。现阿桂奏，据王站柱供称：上年（四十六年）查抄王亶望货财，会同府县佐杂，每日亲往点验，交府县各官收管，“金约有四千数百余两，银约有二三万两，玉器甚多”，当即造有三分底册。“我于六月初九日起身进京陛见，，即将底册一分呈送总督，其余两分分存藩司、粮道衙门，“我若果有不肖之心”，岂肯将底册留于浙省作为后人把柄。至查办时，“总督陈辉祖曾吊取备用物件阅看，等语”。王亶望入官物件，“该省竟敢抽换藏匿，公为欺罔，殊出情理之外”，陈辉祖著革职拿问，命河南巡抚富勒浑补授闽浙总督。［39］
第二道谕旨是以富勒浑不能很快到任，谕福长安署理总督巡抚，福长安未到之前，著王进泰暂行兼署。第三道谕旨是命阿桂往办此案。上谕说：据阿桂奏讯据王站柱所供，“自属实情，竟系陈辉祖营私舞弊，抽换抵兑，实出情理之外，此事甚大，非阿桂前去审办不可”。著阿桂迅速驰驿前往浙江，“彻底查办”。过去阿桂曾称陈辉祖能办事，用为闽浙总督，兼管抚篆，今阿桂查讯此案，“即首疑及陈辉祖，并不稍存回护，大臣居心，理宜如此”。刑部堂官需人，著尚书喀宁阿回京。王站柱所供，尚非虚捏，即将其带往浙江质对，若所质属实，其便无罪，不必查办。［40］
第四道谕旨说：安徽布政使国栋，前任浙江藩司时，经手查抄王亶望赀财，且查抄底册在藩署收存，纵使国栋无分肥情弊，已有应得之罪，著将国栋革职，解赴浙江，交阿桂严审。
（二）大学士阿桂误信奸督狡辩 皇上驳斥胡言明断疑案
乾隆帝的上述谕旨下达不久，陈辉祖之折到京。陈奏：以银易金之事，系在查抄王亶望家产时，“布政使国栋面察商换，并言及金色低潮，恐解京转难适用，不如易换银两，较为实济，遂尔允行”。［41］陈辉祖此奏，纯系无理狡辩。他这样讲，既将责任推之于国栋身上，是藩司要求以银易金，自己仅只“允行”而已，不是主谋；又将此事粉饰为一无谬误，金色低潮，解京不便使用，因而以银易换，如此说来，二人是为帝着想，哪能说是存心不良要损公肥私？尽管陈辉祖绞尽脑汁，精心编造谎言，并且一度骗过了钦差大学士阿桂，但一则他没有料到国栋会供出一些真情，再则他更未想到皇上英明善断，识破了辩解之词。
乾隆帝于乾隆西十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下达长谕，驳斥了陈辉祖的骗人之词。乾隆帝从四个方面批驳陈奏之非。其一，陈辉祖既称金色低潮，恐解京转难适用，则便应将所有金子尽行易换，何以解交内务府册内又列入金叶九两三钱，明系借此以为掩饰弥缝之地。其二，陈称照价易换白银七万余两，而阿桂讯问王站桂的口供内又言及王亶望有银二三万两，则此易金之银，“已有王亶望银少半在内，陈辉祖又将何辞抵饰乎”？其三，陈辉祖称欲留此款为塘工之用，如果办理塘工，银不敷用，即当奏明请款，若欲私自为此变易，“已属非是”，乃前次陈奏称，塘工之银，尚剩下三十九万余两，陈既早知“有盈无绌”，“又何必藉此易金之银？岂非豫为侵蚀地步耶！”且王亶望之货财器物甚多，何不尽以塘工为名一并易换？其四，此次陈折只言及易金之事，而于玉山子等件作何隐匿之处，并无一字提及，“是其欺罔蒙混，更无疑义”。［42］
乾隆帝总论陈辉祖、国栋之过说：陈之所奏，“全不成话”。如果陈辉祖欲易银为塘工之用，即使预先奏明，其事已属矫强，况当日并未具奏，“竟与国栋商同舞弊，是此项金两，全系陈辉祖、国栋二人抽换抵兑，分肥入己，自属显然。此事大奇，为从来所未有”，国栋著革职拿问，交阿桂审办。陈辉祖系协办大学士陈大受之子，父子皆任总督，“世受国恩，最为深重，何至丧良无耻至于此极。是王亶望所为，系明火执仗，而陈辉祖竟同穿窬行径矣”。［43］
十月初五日乾隆帝阅读了两江总督萨载呈奏的原浙江布政使国栋的供词。国栋供：陈辉祖说王亶望在家产被抄时，“曾求过总督，说金子太多，恐怕碍眼，不如照依时价变银，将来办理顺易”。“国栋原曾劝阻，陈辉祖执意要换”。陈辉祖曾说，王亶望家抄出的朝珠，“甚属平常，难以呈进，谕令委员购买数盘添入，又将自己朝珠挑选添入。国栋亦曾劝过”。陈辉祖向经办查抄人员杭州府同知杨先仪“要进金子五百两，过了数日，又经退出”。陈辉祖“将多宝橱内玉器取出后，止总开列玉器”。乾隆帝下谕，就此供词予以分析和有所批驳说：陈辉祖显系将王亶望的好朝珠私自藏匿，而把平常不堪之珠放入，“以为抽换地步”，其取金五百两，亦系“有心侵用”。“此案业已众证确凿”，不怕陈辉祖不据卖供吐，不可动刑。［44］他又批准暂署闽浙总督、浙江巡抚的王进泰之请，将此案始终经手的衢州府知府王士瀚、嘉兴府知府杨仁誉、杭州府同知杨先仪、钱塘县知县张翥革职拿问，查抄其任所及原籍家产。
过了几天，阿桂、福长安等之折到京。阿桂相信了陈辉祖的辩解之词，奏称易金银两，系仁和、钱塘二县分作五次，于上年（四十六年）十二月以前国栋任内交纳齐全，“是以银易金之事，尚无虚列抽抵等弊”。［45］以银易金，乃此案之关键，若此无弊，则对陈辉祖等官的革职拿问，等等措施，皆属无的放矢，且系冤枉好人，皇上便犯了大错，陈辉祖等人便应官复原职。
乾隆帝览折后，于折上加了驳斥的批语，并在十月十二日下谕指责阿桂之误。他就四个问题论证了陈之狡辩和阿桂的轻信。
其一，陈辉祖如无侵蚀金子之事，则是听王亶望之请托，“为之营私舞弊，所关甚大，陈辉祖取死之道，实在于此”。王系已获死罪之人，陈岂肯代王“担承如此关系为之弥缝掩饰之理”？必系陈希图侵蚀，将金入己，闻有交盛住密行访查之信，始陆续将金吐出。其二，此系总督交仁和、钱塘二县承办之事，“何弊不可为，即有库收，安知无倒提年月等事”。阿桂等人到浙，为何便信以为真？“此一节，系此案最要关键”，应严讯陈辉祖及经手之仁和、钱塘二县官员，“令其据实供吐”。其三，阿桂称金子未曾短少，可是，布政使李封曾奏因嫁女换金五十两，陈解交内务府金叶九两三钱，且李封尚得金子，其余经手之人如国栋、杨仁誉等，“所买之数，自必更多”，此等金子皆应在四千七百余两之内，何以并未扣除？其四，朝珠之事，必系陈欲换取王亶望的好朝珠，故粉饰诸词，阿桂为何不就此严切究问陈辉祖。［46］
乾隆帝谕令将陈辉祖在任所的财产，与王站柱所造底册详细核对，并命王站柱识认，如其家中有王亶望之物在内，“即可从此一款根究，其余无难水落石出，。他责令阿桂、福长安究审查明上述情节，若不查清，将遭重惩。［47］
乾隆帝能够这样理直气壮、满怀信心地断定陈辉祖犯了抽换王亶望抄家财物之罪，不仅仅因为他发现了陈之供词有漏洞，看出了阿桂所作陈无问题的结论之非，而且因为他深知金、银兑换的比例及金乃稀少之物，人们常欲以银换金，牟取利益和制作用品。他在另一谕旨中指出，一两黄金换银二十两上下。姑按一两金换银二十两计，四千七百余两金当换银九万四千余两，陈辉祖解交内务府之银只有七万三千五百余两，其中还有从王亶望家抄出之银二三万两，则陈以四五万两白银盗换了价值九万余两银的黄金，可获纯利白银四五万两。这笔账是极易算明的，乾隆帝看准了这一点，因此断定此案必有问题。至于阿桂所说易银之金于四十六年末已交存库内，更不值一驳，藩库收条完全可以倒填日月，将奉旨查抄以后才放入库中之金，改写为早已入库，这一官场惯例，皇上深知，阿桂也不会不明此习。素称善于侦察、屡办钦案的大学士阿桂，此次不知为何如此糊涂，其聪明才智焉在？确系一疑问。
以上谕旨，批驳了陈辉祖的狡供，否定了钦差阿桂的错误结论，断定陈之罪过已经确凿无疑，指示了审案的方式和突破的途径，严令阿桂等官必须彻底查究，这一切，为查清陈辉祖等犯抽换王亶望入官财产的大案，奠定了基础，案件的审理得以迅速顺利地进行。
（三）钦差遵旨改错 贪督认罪下狱
阿桂、福长安接旨后，知道自己犯了错误，立即遵谕加紧办案。乾隆四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阿桂、福长安之折到京。阿桂奏称：将经手的委员、官员、胥役等“设法推究，隔别盘诘”，“据刘大昌等供出陈辉祖抽换玉器字画等件，并换金八百两，质之陈辉祖，业已供认”，“并究出从前缴库易金银两挪移掩饰及倒提年月各情弊”。乾隆帝览折后十分高兴，下谕说：“此奏方得实情，阅之稍为爽视。此等偷换隐匿，弊窦显然，朕早已鉴及”。“若非朕屡降严旨，训饬驳诘，阿桂等未必肯别求间隙，层层推究至水落石出也”。那样一来，阿桂等怀有成见，必致开脱陈辉祖之罪，“代伊受过”。幸其二人及早悔悟，“全案尽破，果不出朕所料，未始非阿桂等之幸也”。［48］不久，署河东河道总督何裕成奏：陈辉祖交其妻舅申兆崙银三万两，“令开典铺生息”，又于上年十月内交其杂色金一千余两，“嘱其易银营运”，并令申兆崙“勿向人言”。［49］
十一月初一日，乾隆帝下谕：陈辉祖抽换抵兑等弊，“业经各委员从实供出，并据陈辉祖自行承认，而王站柱认出之玉蕉叶花觚等件，已在陈辉祖供认抽换物件之内，是全案关键已得”，著再将朝珠之事审明，即可定拟具奏，阿桂便往山东查勘河工，福长安押带陈辉祖、国栋及案内经手各犯，迅速来京审办。［50］
十二月初二日，就大学士九卿核议阿桂、福长安关于陈辉祖“商同属员隐匿抽换王亶望入官财物照例拟斩”之折，乾隆帝下谕了结此案说：“陈辉祖以陈大受之子，受朕厚恩，用为总督，不思洁己率属，勉图报效，其于地方应办诸务，不能实心实力，随事整饬，于查抄入官之物，又复侵吞抽换，行同鼠窃，其昧良丧耻，固属罪无可逭”，但与王亶望、国泰之罪尚有区别。“所云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陈辉祖祗一盗臣耳”。著将陈辉祖从宽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前布政使国栋、知府王士瀚、杨仁誉，斩监候。知县杨先仪、张翥，发往新疆，充当苦差。布政使李封、按察使陈淮，革职，发往豫省河工效力赎罪。“嗣后外省官吏，当以陈辉祖之见利忘义，沾辱封疆大臣之体，引为纲鉴，庶儿大法小廉，不负朕谆谆教戒之意。所有办理此案缘由，著通谕中外知之”。［51］
四十八年二月初三日，因查明陈辉祖贻误地方，武备废弛，仓谷亏空，乾隆帝下谕，令其自尽，“以为封疆大臣废弛地方者戒”。［52］
乾隆帝又下谕宣布清查浙江仓库钱粮说：“浙省吏治，自王亶望以来，废弛日久，陈辉祖接任后，又复营私牟利，国栋庸懦无能，其通省仓库钱粮，难保无积压亏缺抑勒交代之弊”，著传谕闽浙总督富勒浑责成属下官员“速行弥补全完”，否则重惩。［53］后又一再下谕督促，令必补足。五十一年二月浙江巡抚福崧奏：四十七年清查各属仓库钱粮，共亏空一百三四十万两，节年已补银一百万两左右，还亏空三十三万余两。乾隆帝命悉心筹办。
四、鲁抚国泰纳贿东省亏银二百万两 御史钱沣巧查仓库智破贪案
乾隆四十七年春，御史钱沣上疏弹劾山东巡抚国泰与布政使于易简说：国泰贪纵营私，勒索属员，“遇有升调，惟视行贿多寡，以致历城等州县亏空或八九万或六七万之多。布政使于易简，亦纵情攫贿，与国泰相埒”。［54］
此疏立即震惊朝野，因为，它直接涉及到一批权臣势要，甚至与皇上也有牵连。其一，钱沣所劾之主要贪官国泰，是总督文绶之子。文绶于雍正十三年授内阁中书，再迁礼部员外郎，改内阁侍读，乾隆十一年外授甘肃凉州知府，三十六年任至陕甘总督，第二年调任四川总督，虽因故一度夺官，随即复任，在川坐镇十年之久。国泰初授刑部主事，再升郎中，外擢山东按察使，迁布政使，乾隆四十二年起任山东巡抚。疏中涉及的另一案犯布政使于易简，亦非寒门细民，其兄于敏中，乾隆三年高中状元，蒙帝赏识，于乾隆二十年摧兵部右侍郎起，历任刑部右侍郎、户部右侍郎、户部左侍郎、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直到四十四年十二月去世。于敏中当了八年户部尚书、六年大学士、十年军机大臣，深蒙乾隆皇帝嘉奖和厚遇，虽于四十四年底病故，但其门生故旧分任内外要职，仍在政局留下很大影响。因此，要想劾倒国泰、于易简，或者退一步说，要想让皇上批准言官之请，进行查审，也是很不容易的。
其二，乾隆帝刚于四十六年秋处理了甘肃捐监冒赈案，斩杀和免死发遣省府州县官员一百余人，钱沣上奏的这一月，四十七年四月，又查出新疆迪化等州县官员采买粮价侵蚀帑银的大案，后来导至原都统、盛京将军索诺木策凌等官诛死、发遣，如果钱沣所奏属实，山东巡抚、藩司、皋司及各府州县官员又将基本上遭受重惩，通通换任，连兴大狱，势必影响政局的安定，如果考虑到这一个省的各级官员之亲友座师等关系，牵连的官员就更多了。这样一层强大的关系网，怎能突破？
其三，更为严重、更为厉害的是国泰有一坚强后台，即他与和坤关系密切。此时和坤任军机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户部尚书，兼任内务府大臣、步军统领、都统等要职，其子丰绅殷德为帝指婚为和孝公主之额驸。和坤还多次被帝委任为钦差大臣，到地方统军征战，查办要案，其被帝之宠爱超过任何大臣，史称其“宠任冠朝列”。此次国泰之案，和坤又系钦差大臣，钱沣要想查明真象劾治国泰，确是难而又难。
其四，钱沣之疏，与乾隆帝也有所涉及。一年多以前，军机大臣阿桂、福长安、和坤向帝密奏：“国泰性情乖张”，“不宜久任山东”，请调其至京为官，“消弭其事”。乾隆帝认为这不是办法，于四十六年正月，命军机大臣传谕于易简来京询问，了解国泰有无“不法款迹”。于易简奏称：“国泰并无别项款迹，惟驭下过严，遇有办理案件未协，及询问不能登答者，每加训饬，是以属员畏惧，致有后言。”帝又问：国泰屡次保荐吕尔昌（原济南府知府，升任安徽按察使），“有无徇庇交通情事”？于易简奏称：国泰与吕尔昌均系刑部司官出身，国泰常委吕尔昌审理案件，“并无交通徇庇之事”。四十六年正月十四日，乾隆帝就此事谕军机大臣：于易简所言，“诚据实之奏”。“朕于各督抚，从不肯寄耳目于藩桌，但于易简系大学士于敏中之弟，经朕面询，自不敢不据实奏对，是以令其来京陛见。今据所奏如此，是国泰尚系办事认真欲速见长之过，并非有别项款迹”。若将来发觉国泰有弊，“不特国泰罪无可辞，即于易简亦有应得之罪。著传谕国泰并于易简知之”。［55］二月初一日，他又谕军机大臣，以阿桂等曾奏“国泰不宜久任山东”，将正月询问于易简之事告诉阿桂，言于所奏“自为确实”，实即告其不需调动国泰。［56］皇上两次下谕，讲述国泰无不法之事，现在钱沣弹劾国泰贪婪不法，岂非英明君主犯了失察之过？
由此可见，御史钱沣之奏，确系冒着很大的风险。观察钱沣经历，才知他之此奏并非偶然，因为他是乾隆年间一位敢于直言的谏官。钱沣于乾隆三十六年中进士，四十六年由检讨考选江南道监察御史。同年，甘肃捐监冒赈事发，钱沣立即上疏，弹劾两署陕甘总督的陕西巡抚毕沅说：冒赈折捐，固由王亶望枉法，但王为布政使时，毕沅两署总督，“近在同城，岂无闻见？使沅早发其奸，则播恶不至如此之甚”。毕沅“瞻徇回护，不肯举发，甚非大臣居心之道。请比照不结各员治罪”。［57］所谓比照不结各员治罪，即要予以重惩，毕沅不是死于刀下，便是发遣充军，至少也要革职籍没。乾隆帝览疏后，责令毕沅明白回奏，几次严谕斥责，后将其降为三品顶带留任。钱沣后来还疏劾和珅不在军机处办公，另居内右门直庐之非，帝为之训斥和坤，并命钱沣稽察军机处。和坤深恨钱沣，于乾隆六十年将沣毒死。这虽是后话，但钱沣之敢于上疏直言，弹劾势要，却是其一贯的作风，实为难能可贵。
乾隆帝读过钱沣之疏后，于四十七年四月初四日下了两道谕旨。第一道旨说：派尚书和坤、左都御史刘墉、工部右侍郎诺穆亲驰驿前往涿州、德州至江苏省一带，有查办事件，随带司员一并驰驿，御史钱沣亦著驰驿前往。第二道旨说：御史钱沣参奏山东巡抚国泰贪纵营私，布政使于易简亦纵情攫贿，今特派和坤等人前往秉公据实查办，断无不水落石出之理。叶佩荪由山东按察使升任湖南布政使，著令其将在山东任内时之“所有见闻，国泰等如何贪纵营私之处，逐一据实迅奏，若稍存询隐”，将来查明，“叶佩荪何以对朕”？［58］
过了两天，四月初六日，乾隆帝又对军机大臣下谕，讲了查审国泰一案的方针和办法。他说：
“昨据御史钱沣参奏国泰、于易简等贪纵营私，遇有提升调补，勒索属员贿赂，以致历城等州县仓库亏空，请旨严办一折，已面降谕旨，令和坤等严切查究，自能遵照办理。朕辗转思维，折内所称仓库亏空至八九万两不等，和珅等到彼时，迅速逐一比对印册盘查，自无难水落石出，此事尚属易办。至各属以贿营求，思得美缺一节，不特受贿者不肯吐露实情，即行贿各劣员，明知与受同罪，亦岂肯和盘托出。即或密为访查，尚恐通省相习成风，不肯首先举发，惟在委曲开导，以此等贿求，原非各属等所乐为，必系国泰等抑勒需索，致有不得不从之势，若伊等能供出实情，其罪尚可量从末减。和砷等必须悉心明白晓谕，务俾说合过付，确有实据，方成信谳。此事业经举发，不得不办。然上年甘省一案，甫经严办示惩，而东省又复如此，朕实不忍似甘省之复兴大狱，和珅等惟当秉公查究，据实奏闻。将此由六百里传谕知之。”［59］
此谕讲明了三个问题。其一，乾隆帝基本上已经相信钱沣之劾疏，认为山东巡抚国泰是在纳贿营私，视下属馈赠之多少，定其升降去留，派和坤等前往查办和处理。其二，晓以自首从宽政策，谕令钦差大臣委曲开导，使送银之官能供出实情，查出确证，方行定案，如不明白晓谕，恐受银收银之人不肯吐露真情，通省官员相习成风，不愿举发，有碍案情的查审。其三，宣布不象甘省捐监冒赈那样复兴大狱，这也对稳定山东府州县官员情绪，促其尽早举发，将起到重大作用。如不明示此意，他们害怕象甘省官员那样革职抄家诛戮或充遣，就会心怀疑虑，既不利于办案，又将贻误地方公事。就此而言，乾隆帝的这道谕旨，对查清国泰贪纵营私一案，提供了比较有利的条件。
当然，乾隆帝之谕，也有其估计不确之处。比如，他认为仓库亏空一事，容易办理，只要按照印册盘查，就会查明，“无难水落石出”。此言未免太浅薄了，这表明他对官场积弊，尤其是仓库钱粮之亏空，所知不多，不知道这里面大有文章，地方官员舞弊之法很多，应付钦差大臣盘查之策也不少，钦差有意上下其手者亦大有人在，并不是一派人盘查就能知悉真相的。此案即系一例。
又过了两天，四月初八日，乾隆帝复谕军机大臣：安徽按察使吕尔昌，从前曾任山东府道，“屡经国泰保奏”，现御史钱沣参劾国泰贪婪不法。“吕尔昌系国泰用人”，且在山东历任府道，“钱沣所奏国泰等种种劣迹，吕尔昌断无不知之理”。著两江总督萨载即传吕尔昌到省，“传旨令其将钱沣所参款迹，伊在山东时所见国泰、于易简如何贪纵营私，并伊如何与国泰交结，国泰何以信任保奏伊之处，逐一据实指供，毋许丝毫欺隐”，否则重惩。［60］这对清理国泰之案也起了作用。
乾隆帝委派了三位钦差大臣，按其职衔之高、权势之大和受帝之宠信看，和坤是军机大臣、户部尚书，还身兼多种要职，是皇上之第一宠臣，此次又在三位钦差中名列第一，显然是这一钦案的主要负责人。刘墉虽系乾隆帝倚任的亲信大臣大学士刘统勋之子，但相父已去世七年，本人仅系左都御史，权势、资历当然远在和坤之下。诺穆亲条件更差，仅仅系一工部右侍郎，而且刚因祀天大礼布置不周，遭帝训斥，被帝革去顶戴花翎，革职留任，“十年无过，方准开复”。［61］这样一位渎职遭惩之官，怎敢得罪掌握实权的军机大臣和坤，自然会以其马首是瞻，不敢坚持是非抗违其言。
和坤本身就是一个揽权纳贿的最大的贪官，也很有可能接受过国泰馈送之银物，这次对国泰极力袒护。在这样条件下清查国泰之贪纵营私，谈何容易，钱沣的处境，确是相当的艰难。
和坤、刘墉、诺穆亲三位钦差大臣及原劾者御史钱沣，于四月四日离京前往济南。“和坤阴袒国泰”，“怵沣”，钱沣坚持秉公办案的立场，不畏其之恐吓。和坤便另施诡计，当他们到达济南时，国泰已早知查仓盘库之信，急忙向商人勒借银两，存放库中，凑足了库银数量。象历城县，本来亏空银四万两，现在便以商银补充，暂时掩盖了亏空之情。和坤一行到达历城后，就盘查仓库。“和坤令抽视银数十封，即起还行馆”，实即表示盘查已毕，没有亏空。钱沣细心观察，发现取出验证之银，每锭的数量多少不等，“银色不对，”而帑银却一律是五十两为一锭，心知有诈，立即建议将库封存。回馆之后，钱沣了解到借商银充库之情，便遣人宣告于众，如被借银存于库中的商人，不将银呈官报明请求归还，则将尽没其银。第二天，三位钦差大臣和钱沣一行，再到银库，打开库门，查验银色和数量，确与帑银不符，各商人纷纷奏呈被借之故，将银领还，“库为之空”，一下子就使历城县亏空帑银四万两之弊，显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和坤此时也毫无办法，只好据实向帝奏报。历城县亏银之弊的查清，固与钱沣之正直、多智有关，但也得力于刘墉的支持。刘墉“持正，以国泰虐其乡，右沣”。如无刘墉的支持，和坤完全可以驳回钱沣封库以备再查的要求，以验银无弊而上报，此案就很难破获了。［62］
四月十三日，和珅等奏称：先将历城县库盘查，查出该县知县郭德平亏空银四万两，“有挪移掩饰之弊”。“并询问国泰任意婪索各属员盈千累万各款迹，亦俱承认”，俱系调任漳州府前任济南府知府冯埏经手，从前系吕尔昌经手。“于易简身任藩司，一任县库亏空，扶同弊混，甚至见巡抚时长跪回话，卑鄙无耻。其余案内款迹，现在彻底严究”。［63］
和珅等又奏称：四月初八日到省，询问于易简。于称国泰闻钦差前来之信，就让历城县知县郭德平向济南府知府冯埏府库要去银四万两，“挪移掩饰”。按察使梁肯堂说：“国泰勒派属员银两，俱系冯埏经手。”冯埏、郭德平供认此情，冯并“呈出各府州县帮费清单”，“国泰勒派通省属员，婪索银八万两。”复令于易简等人“当面质证国泰，据伊供认前情不讳”［64］。
乾隆帝览折后十分愤怒，于四月十三日、十四日、十五日连下四道谕旨，督办此案。这四道上谕讲了五个问题。其一，将国泰等革职拿问。谕旨说：“国泰身任巡抚，竟敢明目张胆，逼勒派累，任意婪索，通省官员俯首听从”。今据冯埏呈首帮费清单，止系其任内经手之事，从前吕尔昌任内如何勒派之处，著和珅严行讯问国泰，务令逐一供出，“此案国泰自应按律定拟斩候”。于易简专管钱粮，乃于历城县库听其亏空，“挟同弊混”，又向国泰长跪回话，“实属卑鄙”，著予严究，并命和珅于五月押带国泰、于易简到京，候帝亲讯。国泰、于易简、吕尔昌、冯埏、郭德平均著革职拿问。其二，盘查东平三州县。钱沣指名参劾的亏空之县，有历城、东平、益都、章邱四州县，今历城既经查出，其余三州县著刘墉一律查办，务使水落石出。其三，限期弥补，不兴大狱。山东亏空，“人数众多”，虽与甘肃上下通同一气公然冒赈殃民者有所区别，但与直隶州县因办公差而有所短缺者也不同，如果各州县官员自知畏法，不以帑银为结欢上司之资，“何以致有亏空”？“今朕格外施恩，不欲复兴大狱，然不可不彻底详查，予以限期，令其上紧弥补”，若不抵补，即从重惩治。其四，追查泄密。国泰为何“闻有钦差过境，恐有盘查”？必有人与其送信，著将于初四日出京前往济南的国泰之家人套儿严切讯问。其五，查抄犯员家产，将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之任所及原籍赀财一并查抄。［65］
不久，和坤、刘墉等人之折又送到京城。和珅等奏：国泰供认，吕尔昌前任济南知府时，“代办物件，并各州县帮费，俱系吕尔昌经手”。于易简尚无婪索属员银两之赃证，惟年节时“收受属员水礼绸缎等物”。乾隆帝于四月十九日就此折下谕：“看来情节不过如此”。国泰系小有才干之人，居心巧诈，因于易简曾在皇上面前为己保奏，“所以故为严厉”，不给予留脸面，而于易简又实系庸懦卑鄙不堪之人，甘心隐忍，曲意逢迎国泰，故通省属员，皆鄙薄藩司，不肯送银与于易简。“此案大概已有根据，不过如此”，和珅即可一面定案奏闻，一面押带国泰、于易简至京。刘墉、诺穆亲、钱沣查明章邱、东平、益都等三州县仓库钱粮有无亏空后，一同回京。至于山东通省州县之亏空，因人数众多，“且出自国泰之抑勒，朕实不忍似甘省之复兴大狱”。著新任山东巡抚明兴详查妥办，给以二三年之限，令其自行弥补，若复因循延宕，则自取重咎。［66］
刘墉等查明历城、东平仓库亏空后，上报朝廷，并称“系因从前办理逆匪王伦滋扰案内，因公挪用，以致各有亏空银三四万两”。国泰、于易简亦辩称，因办理王伦时，“有豫备守城，不准开销之项，各州县因公挪移，致有亏空”。乾隆帝先后下达两道谕旨，对此藉口加以驳斥说：如果真如此，该省巡抚、藩司为何不据实上奏？“况凡地方公务应用钱粮，朕从无不格外加恩，准其开销”。即如两金川平定后，凡军需奏销，经部指驳，仍令川省承办军需大员详悉明，切实具奏，即特降恩旨，概予准销，或径行豁免，“动以千百万计，此天下所共见共闻者”。山东如真系平王伦时“公用挪移，即应据实奏明，朕必降旨准其报销”。并且，王伦之事，办理不及一月，“即使因公挪移，何致有二百万两之多”？显系由于国泰、于易简“一则恣意贪婪，一则负心欺罔”，以致酿成东省之亏空。［67］
四十七年六月十一日，乾隆帝下谕，宣布对国泰、于易简的处理。谕旨说：国泰贪纵营私，勒索各属官员财物，以肥囊槖，实属目无法纪，其罪自难宽贷，但念其所得赃私，尚与枉法鬻爵者有间，著从宽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于易简身为藩司，明知国泰种种不法款迹，既不据实参奏，“复敢于朕前欺隐”，著斩监候，秋后处决。［68］
前任山东按察使升任湖南布政使叶佩荪，现任山东按察使梁肯堂，与国泰同城相居，并未将国泰等纵情婪贿情节据实参奏。吏部奏请将二人革职交刑部治罪，帝命从宽，令将叶佩荪降补知府，梁肯堂降补道员。
新任山东巡抚明兴于六月初奏报：山东全省共亏空帑银约二百万两，各府州县官接旨后，设法弥补，已补银五十余万两，现仍亏空一百三十余万两，准备到年底再补五、六十万两，余下七八十万两请宽限于明年补齐。乾隆帝批准了明兴的奏请，并于七月初八日下谕，以东省亏空多至二百万两，赐令国泰、于易简自尽。历时四月之久的国泰勒派属员财物、东省亏空二百万两帑银之案，至此结案了。乾隆帝勒令贪官巡抚国泰和庇护其过之布政使于易简自尽，是十分正确的，不杀贪官及其庇护者，不籍没其赀财，难以遏制贪风，于民有害，于国有患。但是，他对州县官之处理，却太为宽纵了。经查明，国泰通过济南知府冯埏而勒派属员之银为八万两，前任知府吕尔昌经手派取之银，未见记载，如按相等计算，两者不过一、二十万两。那么，山东十府、十州、九十余县的官员为什么却亏空了官银二百万两？除去上交国泰巡抚之一二十万两外，这一百七八十万两银落入何人之手？需知，这是一笔巨款，相当于山东全省一年人丁田赋银的百分之五十，数量之大，相当惊人。如按律例，贪污银子一千两者即要问斩监候，秋后处决，这一百七八十万两赃银就可杀一万多名官员。这样大规模地集体盗取帑银中饱私囊的大贪污案，怎能仅以交银补足而了结？显然这是太为姑息了。乾隆帝此举很不明智，贻害不浅。
五、窦光鼐查贪案“不要性命不要做官” 乾隆帝知错改过重用铁学政
（一）皇上嘉奖窦光鼐直言 尚书曹文埴忌恨书呆多事
乾隆五十一年四月十二日，乾隆帝下了一道即将导致震惊朝野的长谕，现摘录如下：
“据窦光鼐奏：浙省各州县仓库亏缺，未补者多。盖因从前王亶望、陈辉祖贪墨继踵，败露时督臣富勒浑仅以仓库亏缺具奏，并未彻底查办，只据司道结报之数，浑同立限，各州县遇有升调事故，辄令接任之员代为出结，办理殊属颟顸。闻得嘉兴府属之嘉兴、海盐二县，温州府属之平阳县，亏数皆逾十万，应查明何员亏缺若干，分别定议，指名严参，等语。所言皆属公正。浙省自王亶望、陈辉祖在彼，贪婪继踵，而其败露，则系监粮、官物二案。其时富勒浑、福嵩以合省仓库亏缺具奏，朕因不欲复兴大狱，惟令设法勒限弥补，已系朕格外之恩，该省大小官员稍有人心，自当及时弥补，乃自立限后已届五年，而福嵩仍以各属未能弥补全完恳请展限具奏，又复公堂设誓，成何政体！是以派尚书曹文埴等前往彻底查办。昨据曹文埴等奏到，该省亏缺仓库，自勒限弥补后，尚亏缺三十三万余两，现在酌议清查，等语，是所奏与福肯等原报之数相符。今据窦光鼐奏，嘉兴、海盐、平阳三县亏薮皆逾十万，则是此三县亏空，已有三十余万，其余通省州县亏缺，自不止此数，而曹文埴等所奏合省尚亏三十三万余两之处，殊非实在确数，似有将就了事之意，而未喻朕不为已甚去其甚之意也。
此事从前富勒浑等仅据司道结报之数，浑同立限，并未彻底清查，而此时曹文埴等到彼，亦仅就福嵩、盛住开报数目据以入奏，看来曹文埴等亦欲就案完事，殊非令彻底清查之意。伊等系朕派委前往查办，自应将该省何处亏缺若干，何处弥补若干，何处竟未弥补，何处不但不能弥补且有增多之处，逐一详查根究底里，方为不虚此行。若只就福嵩等开报之数，颟顸结局，则将来该省官员，以仓库亏缺为前任之事，辘转推诿，而不肖之员，且以此挟制上司，更肆其侵蚀伎俩，将复成何事体！……
又据窦光鼐奏：去岁杭州、嘉兴、湖州三府秋收歉薄，仓库正需平粜，而仓内有谷可粜者无儿，浙东八府岁行采买，惟折收银两，以便挪移，等语。曹文埴等亦未奏及此也。州县设立常平义仓，收贮谷石，原为偶遇荒歉，临时平粜散赈之用，乃杭州等属，竟至无谷可粜，而浙东采买，且有折收银两之事，尤堪骇异。窦光鼐为该省学政，经朕批询，据实指陈，必系耳闻目睹，所奏不为无据。著将原折抄寄曹文埴等阅看，令其查照窦光鼐所奏各款，逐一秉公详细盘查，务将该省数年积玩亏缺实数，及原亏续缺装点各情弊，并亏空数逾十万之嘉兴等县，及平粜无谷折银挪移之杭州浙东等属，逐一查明，据实严参办理。倘曹文埴等仍有回护瞻徇，不实不尽，将来别经发觉，朕惟三人是问，恐曹文埴等不能当其咎矣。著由六百里速行传谕曹文埴等，并令速行回奏，富勒浑、福嵩各令其明白回奏外，将此通行传谕知之。”［69］
这道一千二百字的谕旨，虽然讲了许多事情，涉及的方面相当广泛，但集中来看，它主要讲了一个问题，即乾隆帝褒奖浙江学政窦光鼐据实陈奏浙省仓库亏缺太多，训诫钦差大臣曹文埴等三人不要再“回护瞻徇”“将就了事”，责令他们认真清查，“据实严参办理”。
乾隆帝的这种态度是对的，倾向性也很明确，支持窦光鼐的如实反映问题。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此举给窦光鼐带来了多么大的危险，没有想到专办查库的三位钦差大臣竟会违抗帝旨，合伙陷害、整治直言的学政，更加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这个窦光鼐竟是一个不怕权臣、“不要性命、不要做官”、坚持把追查贪污的斗争进行到底的铁汉子。
窦光鼐的危险在于，他彻底清查浙江仓库钱粮亏空的立场和行动，得罪了一大批有权有势的官员，陷入孤军作战的困境，甚至会被定上欺君大罪。其一，他遭到浙江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和许多道员、知府、知州、知县，即浙省大多数官员的坚决反对。谕中所讲的浙省亏空，是乾隆帝于四十七年查办闽浙总督陈辉祖侵吞原巡抚王亶望入官金子案件的时候，估计到通省钱粮“难保无积压亏缺”之弊，而下谕清查，当年查出各府州县仓库钱粮共亏空一百三十余万两。经帝多次催促，五十一年二月，浙江巡抚福嵩上奏，四年以来，已弥补九十六万余两，尚亏空三十三万余两，难以依限全补，请求展限上交，并言已于新年正月“传齐司、道、各府共同立誓，共砥廉隅”。［70］
福嵩于四十七年由甘肃布政使升任浙江巡抚，足足催了四年之久，才弥补了九十六万二千余两的亏空，还欠三十三万余两，而且还因无法依限纳清而请求皇上宽限，并召集司、道、各知府立誓于新年，以便补足欠项，可见其弥补亏空是何等的艰难！
当然，浙江乃鱼米之乡，三十三万两的亏空，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数，不过仅仅相当于全省一年人丁田赋银的十分之一，如果真要弥补，并不是多么难的事，收入远比它少、赋银远远少于浙省的山东，亏空的二百万两银，只用了两年的时间就补足了，山东能办到，为什么浙江用了四年多的时间还交不齐一百三十余万两亏空之银？显然，这并非该省力不能及，而是通省大小官员有意延宕抗违。
因此，乾隆帝读过福篙之奏后，十分生气，于五十一年二月十七日下谕，严厉斥责福嵩说：浙省“向无亏缺之事”，四十六、七年王亶望、陈辉祖贪黩之案相继败露后，闽浙总督富勒浑将浙省仓库亏缺据实查奏，朕因不欲更兴大狱，是以降旨令其勒限弥补，乃该省官员历三四年之久尚未补完，并敢厚颜奏请展限，且公同立誓，“成何政体”！山东亏空二百余万两，已于二年限期内全完，浙省“何以立限已逾，尚复宕延亏帑”？“是该省大小地方官恃朕有不为己甚之旨，竟敢玩视帑项，一味稽迟”，“此而不严加惩创，各省纷纷效尤，伊于何底耶”？［71］
乾隆帝于同谕宣布，派三位钦差前往浙省，“对各州县仓库彻底盘查”，并于三月二十七日降旨，令福嵩来京候旨，命伊龄阿接替其浙江巡抚之任，革去布政使盛柱之职，命其留内务府郎中职充当杭州织造。［72］
巡抚、布政使皆因未完三十三万余两的旧欠而被革职，窦光鼐还说浙省亏空不止此数，各州县亏空很多很多，这将置原巡抚福嵩、布政使盛住以及府州县官于何地？如真确系大量亏空，查出之后，这批官员怎能逃脱革职抄家甚至诛戮发遣的命运？因此，窦光鼐之奏，必然招致浙江全省官员（至少是大部分官员）及其心腹、党羽的拼死反扑。
其二，惹怒了钦差大臣，遭其暗算和公开打击。三位钦差大臣是户部尚书曹文埴、刑部左侍郎姜晟、工部右侍郎伊龄阿。曹文埴进士出身，卓有才干，从乾隆四十四年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起，历任刑、兵、工、户诸部侍郎，兼管顺天府尹，乾隆五十年因与伊龄阿复审员外郎海昇杀妻假报其自缢案，得其实情，按律惩治，帝奖其不徇情容隐，“公正得大臣体”，擢户部尚书。姜晟也是进士出身，授刑部主事，迁郎中，“以治狱明慎”为帝赏识，四十二年出授江西按察使，四十五年超擢刑部侍郎，屡被帝派往各省按事谳狱，是乾嘉时期著名的审案能臣。［73］
这三位钦差大臣于五十一年二月十二日被皇上派往浙省，“彻底盘查”各州县仓库，三月至四月初，曾三次奏报情况，前两次说，据福嵩开报尚亏三十余万两，四月初的奏折则说，“该省亏缺仓库，自勒限弥补后，尚亏缺三十三万余两，现酌议清查”。乾隆帝于上述四月十二日的谕旨中，根据窦光鼐之奏，对他们的这一结论予以批驳，指责他们“有将就了事之意”，“欲就案完事，殊非令彻底清厘之意”，谕令他们必须参照窦光鼐所奏各款，逐一详查，据实严参办理，不得“仍有回护瞻徇，不实不尽”，否则将自取罪咎。这使三位钦差大臣相当难堪，号称善于办案的三员大臣，竟不如一个曾被皇上几次称之为“迂拙”、“拘钝无能”的书呆子窦光鼐。况且，这还不只是脸面问题，若真如光鼐所奏，钦差大臣则将犯下有负重任徇情失职的大罪，遭帝严惩。可见，这三位钦差大臣对窦光鼐肯定是颇为恼怒的。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虽然乾隆帝曾有过嘉奖之旨，并派窦光鼐会同钦差大臣一道彻底清查州县的亏空，好象窦之从公出发的劾奏，取得了胜利，其处境相当顺利，但这只不过是一时的表面现象，不久就要发生剧变，窦光鼐很快就要遭到大祸了。
（二）大学士阿桂偏袒同僚讽学政 “圣天子”轻信其言训光鼐
乾隆五十一年五月初，乾隆帝收到了钦差大臣户部尚书曹文埴与浙江学政二人分别奏报浙省亏空之事的奏折。曹文埴报：查过宁波、台州、处州等十一府，库银仓储共亏缺银二十七万二千余两，“核之册报数目，有减无增，现饬将各州县存贮之银，尽数提归藩库，并与藩司一切卷宗，逐款核对”。［74］窦光鼐奏：仙居、黄岩等七县的前任知县徐廷翰等人亏缺之数，“多至累万”。
布政使兼杭州织造盛住上年进京，“携货过丰，外间颇有烦言”，“上司进京，属员馈赆”。总督富勒浑经过嘉兴、衢州府、严州府上下游地方，“供应浩繁，门包或至千百”。［75］
从曹、窦之奏看，显然双方对浙省亏空之事有着根本对立的见解和对策。钦差大臣曹文埴等人寸步不让，坚持原有成见，硬说没有新的亏空，所欠之数比福嵩呈报之数还少，即表明自己无过，并未徇情袒护。窦光鼐则认为浙省亏空太多，仅仙居等七县的县官，亏缺之数就多至累万。双方之奏都是针对对方而言，拉开了查亏空与反查亏空斗争的正式帷幕。
窦光鼐看来确实有些“迂拙”，一事未了，又兴一事。他的此番上奏，除了和钦差大臣交锋外，又拉扯出了新的权臣，既弹劾藩司兼织造的盛住“携赀过丰”，“属员馈赆”，即言其有贪污败检行为、又明劾总督家人收受成百上千两银的门包。尽管他是力图除奸去恶，但涉及之人太多，树敌太多，策略上有欠考虑，不如一个一个地解决更好。
此时乾隆帝对窦光鼐还是信任和支持的。他就曹、窦之折下谕，讲了四个问题。其一，曹文埴所奏将州县存银提归藩库逐款清查，“自应如此”，令其与窦“和衷详查办理”，至于窦光鼐所劾仙居等县官员之亏缺，是否在二十七万之内，命曹奏明。其二，窦光鼐身为学政，现科试未竣，又系乡试之年，著窦即按期考试未考之府，不必参与盘查仓库。其三，派大学士阿桂到浙，会同曹文埴等彻底查办，因此案重大，“恐曹文埴等不能收束定案”。其四，将盛住解任候质，命和琳暂署杭州织造，谕阿桂查审盛住、富勒浑之案。［76］
阿桂之被派往浙江，总管盘查浙省亏空之事，对窦光鼐来说，是福是祸，一开始还不甚明朗。按一般情理看，此举对窦比较有利。因为，钦差大臣户部尚书曹文埴等人，态度已很明确，就是要按福嵩之奏“将就了事”，不愿彻底清查，而且反对窦之盘库惩贪的做法，如仍由曹作主，此案只能不了了之，现在换了一个新的决策者，总会增加支持彻底盘查的可能性。而且，阿桂当时德高望重，算是朝廷中一位颇有才干、为国着想、办事公正的军国大臣，曾经查办了甘肃捐监冒赈和陈辉祖吞没入官金子等大案，想来他会支持坚决清查亏空的。
但是，情理归情理，事实是事实，阿桂一到浙东，就出乎窦光鼐的想象和愿望，给窦来了一个下马威。阿桂与曹文埴等一起，当面询问窦光鼐：你所奏永嘉、平阳二县借谷勒派之事，系何人告知？窦称“不能记忆姓名”。阿桂又问：你所言藩司、织造盛住进京携带银两，有何证据？窦“亦不能指实”。［77］
阿桂、曹文埴等人之如此质询，是有偏见的，是不公正的，也可以说是出乎常情的。窦光鼐乃一学政，职掌在于教育，民政非其所责，他是遵奉帝旨而回奏浙省亏空之事，当然只能是“风闻言事”，不可能大遣属员差役详悉查审，在这样的条件下，阿桂要窦提供确证，岂不是强人之所难？至于平阳亏缺之事的消息提供人，阿桂更不该问，问此做甚？是办案还是别有用心？窦以“不能记忆姓名”相答，确算比较艺术，当然不需要也不应该将此告诉阿桂，谁知你打的什么算盘？
阿桂将上述问答向帝报告，并着重讲述了盛住携银进京之事。阿桂奏：盛住上年进京，带有应解人参价银三万九千余两，到京后赴广储司兑交。盛住称并未给十五阿哥（即九年以后继位为君之嘉庆帝）送与物件。阿桂如此上奏，显然表明是不满窦光鼐之所为，认为其是无事生非，扰乱浙省，诬陷好人。这一奏折，影响巨大，顿使乾隆帝对窦光鼐的看法，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从嘉其据实直奏，改变为斥其信口诬人，从爱其所奏，变为憎其所言。
五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乾隆帝就阿桂之奏下谕，奚落和斥责窦光鼐说：窦言不能记忆报告平阳县亏空之人的姓名，“是窦光鼐既欲于朕前见长，又恐得罪众人，实属进退无据”。窦见盛住进京带银数多，“遂疑为盛住私货，若如此疑人，天下竟无一清廉之官矣！尤为可笑”。“至总督、藩司收受属员门包馈送，事关大员婪索，若并无确据，何得率行陈奏，乃询问该学政，毫无指实，是竟系信口诬人。若窦光鼐欲诬人谋反，将不论其有无，将人治罪，有是理乎？此案若非朕特派阿桂前往查办，则窦光鼐与曹文埴等争执扳引，即经年之久，办理亦不能完结，更复成何事体！今阿桂与曹文埴等公同面询，逐层驳诘，俱确有可据，窦光鼐竟不能复置一词”。著将此旨由五百里传谕阿桂等知之。［78］
乾隆帝为什么对窦光鼐以及对浙省亏空的看法和态度（准备就曹文埴之奏了结此案），发生了这样根本的变化？究竟是什么原因？他没有明确讲述，但剖析与此旨相关的上谕，联系时局，还是可以归纳出几点推论。其一，阿桂等系帝倚重、信任的大臣，容易听信其言。他曾在另一谕中训斥窦光鼐无自知之明说：“阿桂、曹文埴、伊龄阿，屡蒙任使，皆系素能办事之人。朕之信窦光鼐，自不如信阿桂等。即令窦光鼐反躬自问，亦必不敢自以为在阿桂上也。”［79］
其二，盛住是内务府人员，蒙帝信任，派其充任杭州织造并晋为布政使，乃窦光鼐劾其有私，并牵涉到其曾送物与十五阿哥。乾隆帝素以英君自诩，一向对诸皇子严加管教，不让他们与大臣私下交往，更不准发生收受官员礼物的违法行为，迄今为止，此类事尚属罕见，而今窦却声称盛住与十五阿哥之间有此丑事，岂不大丢其脸。何况十五阿哥是将来继承大统之人，关系更大。因此，他一听到阿桂奏称盛住说未送物品，“阿哥亦从不许其帮助”时，高兴极了，在斥责窦之谕中着重指出：“阿哥等素常谨慎，宫中廪给亦优，本无需伊等帮助之处，盛住所言，自属可信，朕阅之深为嘉悦”。［80］皇上这种内心深处的秘密，只有阿桂这样久侍禁近之亲信大臣才能意揣，书呆子窦光鼐焉能知晓？
其三，乾隆帝此时已是年逾古稀的老皇帝，从精力和壮志而言，七十六岁之君当然不如三四十岁时之帝，自然容易失之于宽纵，何况四五十年的太平盛世，因循营私之弊盛行，仓库钱粮之亏空，成为全国通病。他知悉此情，并不想彻底整顿，只是要求能过得去就行了，所以，他对钱粮亏空的总方针是“不欲为已甚之举，亦不为姑息之政”，或者换句话说是“不为已甚去其甚”。
他不只对钦差大臣曹文埴讲了这一方针，还在派阿桂赴浙时再三叮咛其要“仰体朕意，妥协办理，不蔓延，亦不致疏漏”。［81］因此，他自然更愿意接受阿桂、曹文埴、伊龄阿追齐原奏之二十余万两亏空之银，而不乐意采纳窦光鼐之彻底盘查的主张。
是否是这些原因，姑且不论，但严峻的事实是，乾隆帝听从了阿桂、曹文埴之言，不愿根究亏空的全部问题，已对窦光鼐采取憎恶、怀疑和动辄训斥的态度了。对于窦光鼐来说，从此形势便急转直下，打击一个接着一个，处境迅速恶化。
上谕下达之后的第二十一夭，六月十三日，乾隆帝依据阿桂、曹文埴的奏报，下谕对浙省亏空一事作了结论。谕旨说：前经阿桂等奏称，查明浙省亏空银两已弥补和未弥补的实际数量，“详核定议”，请将福嵩等交部严加议处。此奏折已交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议奏。“浙省亏空一案，大局已定”。所有仓库弥补未完银二十五万三千七百余两，与福嵩初报二十七万余两之数，“有少无多，足见其尚无隐饰”，“福嵩尚无贪黩败检情事”，其咎只是不能实力督催，以致逾限不完，失之柔懦，著加恩命其署理山西巡抚。［82］
这道谕旨宣布了查办亏空之事，已告结束，浙省并无新的亏空。它实际上也就是告诉文武大臣和浙省各级官员，窦光鼐所上浙省弊私多端之奏，纯系捕风捉影无稽之谈。
又过了十几天，阿桂、曹文埴等人专门批驳窦光鼐之折送到京师。阿桂等人奏称：窦光鼐所奏“永嘉、平阳等县挪移勒派各款”，“俱经严密访察，并无其事”。窦光鼐劾奏平阳县知县黄梅“丁忧演戏一节”，亦属非实。查系本年正月，黄梅为母九十生日演戏，其母“一时痰壅，适于演戏之夜猝故”。［83］乾隆帝于七月初三日下谕，同意阿桂之奏，并严厉斥责窦光鼐诬告黄梅丁忧演戏，是“污人名节，以无根之谈冒昧陈奏，实属荒唐”，著予申饰，并令其据实明白回奏。［84］
窦光鼐子遵旨回奏时，不顾风险，坚持正见，讲了五个问题。其一，参劾前仙居县知县徐延翰将临海县生员乌寘藉故“滥禁，因而致死”。其二，平阳县知县黄梅，“母丧演戏，系阖邑生童所言”。其三，平阳县之亏空，始于黄梅。“该员以亏空太多，挟制上司，久据美缺，纵令伊子借名派索滥用”，“抗不弥补，通省共知”。其四，指责阿桂等大臣于议处亏空官员时，“未将黄梅从重办理”。其五，钦差大臣所派人员赴平阳县查审时，“为地方官所蒙”，现在自己“亲赴平阳，查核确实，再行回奏”。［85］
乾隆帝览奏后，非常生气，于闰七月初一日下谕，严厉斥责窦光鼐，将其交部议处。他也讲了五个问题。其一，“浙省亏空一案，业经阿桂等查办完结”，将乾隆四十三年以后历任各员，拟以革职、暂行留任，按照在任日月分赔、勒限不完照虚出通关律治罪”。“黄梅之罪，亦与他州县相仿”，焉能单独对其从重处治！其二，窦光鼐将参奏仙居县知县徐延翰之折，交与钦差尚书曹文埴看，“声言汝等办理此案，若不将徐延翰照故勘滥禁，治以重罪，我必将汝等参奏。并令告知阿桂、伊龄阿”。其此举是“袒护劣衿，偏执己见，不自知其言之狂妄若此。”如照其言办理，“将来劣生必致武断乡曲，目无官长，适足以成恶习而长刁风，尚复成何政体”！其三，窦光鼐坚持诬告黄梅丁忧演戏，是“污人人节”，“禽兽不如”。其四，窦如至平阳县后，滋生事端，“凌夷地方官，是伊自取咎耳”。其五，窦乃学政，“校士是其专责”，今乃必欲亲往平阳访查，“置分内之事于不办”，殊属轻重失当。“且其固执辩论，意在必伸其说，势必陷明季科道盈廷争执，各挟私见，而不顾国事之陋习，不可不防其渐”。窦光鼐著交部议处，“并将此通谕知之。”［86］
（三）钦差巡抚伊龄阿连上谤疏 万岁大怒窦光鼐革职拿问
窦光鼐虽然被帝贬称为“迂拙”、“拘钝无能”，即言其迟钝呆笨，但再呆再笨，他对自己的处境也不会不了解。身为首辅与军机大臣领班、国家之第一军国重臣一等诚谋英勇公阿桂，口衔帝命，全权主持浙省仓库亏空问题的查办，审案能臣为帝倚任的第二位钦差大臣户部尚书曹文埴，曾任钦差大臣现为浙江巡抚的伊龄阿，一致反对窦光鼐，再三坚持浙省没有新的亏空，没有大的贪污问题，可以就此结案。威严无比的英君乾隆皇帝听信了阿桂等人之言，下谕严责窦光鼐，并命交部议处。都察院会同吏部遵旨具奏，请将窦革去官职，尽管皇上尚未立即批准，但显然形势不妙。窦光鼐不会不感到已经处于孤立无援即将革职问罪的绝境，怎么办？他自热会回想几十年的宦海浮沉。
窦光鼐其实并不呆笨，而且相反，却是一位神童、大家和善识英才的伯乐。他“幼负绝人之资，贷书于人，览即成诵”。他十二岁时写的《琅玡台赋》，为监司某公大加赞扬。他二十二岁就中了进士，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乾隆帝知其学问较好，特擢左中允，累迁至内阁学士。窦丁忧耽误数年，二十年服满即补左副都御史，督浙江学政，任满还京，因与刑部堂官议狱争执，被吏部议处以降调，帝命留任。二十七年帝以窦迂拙，不能胜任副都御史之职，命署内阁学士，授顺天府府尹，窦又因与总督争辩而被部议准夺职。数月以后，帝以“光鼐但拘钝无能，无大过”，授通政司副使，再迁宗人府府丞，任至十年之久，才再督浙江学政，擢吏部侍郎，留任浙江。［87］
窦光鼐虽有满腹学问，却屡因坚持己见、为民牟利、为国效劳而与大臣争执，遭到惩治和被排挤，不得肩负重任施展才能。这次好不容易才摆脱了十年冷坐宗人府的困境，奔赴浙江，为培育英才而出力，并因奉旨而仗义据实参劾浙省官员贪婪亏空之弊，好象时来运转，有了用武之地，不料风云突变，一下子就被皇上多次斥责，交部议处。他的出路看来只有两条。一条路是就此罢体，不再坚持盘查亏空惩治贪官，向钦差大臣赔礼道歉，向皇上呈疏请罪，争取得到一个较轻的处罚，或只训诫不革职的宽待。这条路是比较容易走通的。另一条路可就难了，即坚持斗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很容易陷入绝境。不仅浙省各级官员要拼死阻碍盘查，钦差大臣也不会袖手旁观，不会允许窦光鼐清查各个州县仓库，皇上也不会批准窦的请求。而且时间不多了，吏部拟议革窦之职的奏疏，说不定皇上就要批准了，那时一个削职罢官的窦光鼐，只有坐等圣上处罚之责，哪有查库审贪之权！就是窦有天大能耐，也不能施展了。
走前一条屈辱妥协之路，非窦之愿，走后一条路又太难。也许是情急智生吧，他抓住了一个容易突破的关键，星夜飞赴远离省城一千余里的平阳县，发动全县童生、监生和平民百姓，狠追平阳知县黄梅的贪婪赃证。
浙江新巡抚伊龄阿对此异常恼怒，立即飞章劾奏。乾隆帝读过伊龄阿之折，亦十分生气，立于五十一年闰七月十八日，下达长谕，历述此案经过，痛斥窦光鼐，将其革职。他说：前因浙省仓库亏空，不能依限弥补，特派大臣前往查办，“并于窦光鼐奏到考试折内，批令就所闻见，据实具奏，此朕兼听并观之公心也”。继因窦奏浙省亏缺多于上报之数以及平阳知县丁忧演戏等，“曾于折内批谕，褒其公正”。追阿桂等人查明该省亏缺，较前所抵之数，有减无增，黄梅演戏并无其事，朕尚不欲立即加罪，乃窦执辩不休，“哓哓渎奏”，且置录士不问，“亲赴平阳等处，自行访查，意在必伸其说”，故将其交部议处。都察院、吏部具奏，“以该学政袒庇劣生，擅离职守，议以革职”，朕尚将此折暂存。今据伊龄阿奏：“窦光鼐于未到平阳之先，潜差人赴平阳一带，招集生童，呈控地方事件。及行抵彼处，于明伦堂招集生监，询以黄梅在任款迹，生监等答以不知，窦光鼐即发怒咆哮，用言恐吓，并勒写亲供，锁拿该县书役，用刑逼喝”，等语。生监等把持唆讼，学政方将约束之不暇，而窦光鼐“招告于未到之先，逼吓于既到之后，咆哮发怒，纷纷若狂，“实属大孤厥职”。窦光鼐“科分较深，学问亦佳，从前未经升用者，即因其性情偏执，遇事辄挟私见，是以迟迟耳”。近念其学问尚优，厉俸最久，乃用为侍郎，留任学政，今其竟于浙省一案，执辩不休，无故陷人于忤逆名节有亏之事，又招集生监滋事，难再姑息，著照部议，将窦光鼐革职。［88］
过了六天，闰七月二十四日，浙江巡抚伊龄阿之折又送到了北京。伊龄阿奏：窦光鼐在平阳城隍庙，多备刑具，传集该县书吏，追究原任知县黄梅款迹，“生监平民人等一概命坐，千百成群，纷纷嘈杂”。及其由平阳回省，“携带多人，坐船由溪河昼夜行走，以致水手落河淹毙。抵省时，称黄梅款迹，不是丁忧演戏，乃另有呈控之案。哓哓致辩，并有不欲做官，不要性命之言”，等语。乾隆帝览疏大怒，立于当日下谕，斥责窦光鼐“竟系病疯，是以举动颠狂如此”，如此乖张为乱，不但有失大臣之体，“且恐煽惑人心，致启生监平民人等，讦告官长效尤滋事之风”，不可不严惩，仅予革职，“不足蔽辜”，“著将窦光鼐拏交刑部治罪”。［89］窦光鼎便这样由从二品的吏部侍郎、学政的高一级官员，一下子就沦落为戴上刑具，押赴京师问罪的囚犯。竭力反对窦光鼐的伊龄阿之流，定会为此旨而欢喜若狂，不过，历史是最无情最公正的审判官，事实总难长期被歪曲掩盖，不久他们就要大失所望了。
（四）窦光鼐远行千里智获确证 纯皇帝认错明察结案
乾隆五十一年闰七月，年近古稀的罪官前吏部侍郎、浙江学政窦光鼐，戴上刑具，被如狼似虎的差役押着，向京城而来。这时的窦光鼐，想必已精疲力尽了。需知，从省会杭州，到达平阳足足有一千余里的路程，舟车交替，日夜赶行，对一个白发苍苍久居京师的文臣来说，是相当艰苦的了。何况他还要想方设法，排除障碍，搜集平阳知县黄梅的罪证，这可是一件非常困难之事。不要说他已是一位遭受钦差大学士阿桂、户部尚书曹文埴、现任巡抚伊龄阿竭力反对并为皇上严斥之失意学政（此时他还未被革职），官场势利，朝变夕改，县里官员、差役不会与他合作，生监平民也不见得会向他提供人证物证，就是几月前钦差尚书曹文埴派往平阳查案之司员海成，在县堂放告三天，都没有一人前来告状，海成只有空手回省，要想搜集到一些确凿可靠的证据，他不知费了多少心血，熬了多少个通宵，等等因素，这位老翁能不劳累疲惫？
尽管此时窦光鼐已变成了阶下囚，前途吉凶难测，而且很可能是祸多福少，他对朝廷之如此不公、如此昏庸，定会愤怒不已。但是这位铁御史也会为此行之收获和采取的正确决策，而有所安慰。这位被皇上贬称为“迂拙”之人，在这次陷入重围孤军奋战中，显示了惊人的超群之才。这在三个方面表现得异常突出。其一，他放弃了全面开花普查全省亏空的作法，集中狠抓平阳知县黄梅的罪证。很清楚，在强大的人数众多的官僚面前，他这位没有实权的学政，无法查清全省十一府七十余州县钱粮亏空的实情，找不到大量确凿可靠的证据，不能够推翻阿桂、曹文埴、伊龄阿等人作出的结论。可是，单抓平阳，情况就不一样了，就有可能以此为例，以此为确证，驳倒阿桂等人所云浙省无弊的结论。其二，他赶在被革职之前，急赴平阳县，苦口劝谕生监平民，计逼吏胥，得到了全县广大生监和平民百姓的坚决支持，搜集到二千多张田单、印票、借票、收帖等确凿无疑的物证，足以驳倒任何徇情枉法的官员之诡辩。其三，当伊龄阿等官员欢呼革职拿办学政的谕旨下达的时候，窦光鼐已早将奏折由一日五百里的速度发出，附有各种物证，这会使皇上明瞭真情，改变方什，重审此案。
形势正是朝着这个方面发展变化的。
在乾隆帝颁降拿解窦光鼐至京交刑部治罪之旨后的第三天，五十一年闰七月二十七日，即收到窦之奏折的当天，他接连下了两道震惊朝野的长谕，宣布重审窦光鼐及平阳县之案。第一道谕旨说：“据窦光鼐奏：亲赴平阳，查出黄梅以弥补亏空为名，计亩派捐，每田一亩，捐大钱五十文。又每户给官印田单一张，与征收钱粮无异。又采买仓谷，并不给价，勒捐钱文。莅任八年，所侵吞部定谷价与勒捐之钱，计赃不下二十余万，并据各生监缴出田单、印票、收帖，各检一纸呈览”，等语。前据伊龄阿劾窦举动疯狂，故将其拿交刑部治罪。“今观窦光鼐所奏，又似黄梅实有勒派侵渔之事，且有田单、印票、借票、收帖各纸，确凿可据，岂可以人废言”。前因浙省勒限弥补亏空，恐有不肖官员藉端勒派，扰累闾阎，屡降谕旨饬禁，今黄梅借弥补而勒捐，既勒捐仍不弥补，“以小民之脂膏，肥其慾壑，婪索不下二十余万，似此贪官污吏而不严加惩治，俾得漏网吞舟，不肖之徒转相效尤，于吏治大有关系”。“若朕惟阿桂、曹文埴、伊龄阿之言是听，而置此疑案不明白办理”，不但不足以服窦光鼐之心，且浙省现值乡试，生监云集，“众口藉藉，将何以服天下舆论！此事关系重大，不可不彻底根究，以服众惩贪”。阿桂现已起程返京，著其接此旨后即回浙江，秉公审办。阿桂受朕深恩，用为大学士，自然不肯存心回护，但究系原审之人，著添派江苏巡抚闵鹗元会同审办。此时窦光鼐业已由浙起解，仍著其返浙质对。阿桂、闵鄂元“总须将黄梅勒捐派累实在情形审讯明确”。窦光鼐进呈田单、印票、飞头谷领收贴、借票各件，“俱系黄梅勒派、勒借及采买仓谷不发价值虚填收领实在凭据”，窦进呈者，不过每样各检一纸，其留浙省者甚多。“以此观之，则伊龄阿不免为属员所欺矣！此事却有关系，伊龄阿尚可，朕与阿桂可受其欺乎！必应审明，朕不回护，惟有大公至正而已”。闵鹗元亦应如此。阿桂等到达其地，止须就此各项字帖，并吊齐控案，逐款根究，即不难水落石出。何况“票内一半钤有官印及伊私有图记，断非捏饰。”［90］
第二道谕旨讲了六个问题。其一，黄梅罪证确凿。窦光鼐“五百里驰奏之折”及其进呈之物证，“系显有证据”，黄梅“向户民按亩派捐钱五十文，公然写给印票，又借部民吴荣烈等钱文，于借票上用贻教堂图记，俱系证据凿凿者”，“即此二款，黄梅断无从抵赖”。其二，钦差大臣是无意失误，可以原谅。原之惩处窦光鼐，是“因阿桂等查审此案完竣”，窦仍坚持己见，伊龄阿又两次参劾窦发布招告，传集生监逼写亲供，“千百成群，纷纷若狂”，故将其革职拿问，“非朕之憎窦光鼐也”。今据窦奏折，“黄梅赃款确凿，则是阿桂等前此在彼查审时，竟为地方官瞒过。然朕知阿桂必非有心为黄梅开脱。不但阿桂无此心，伊龄阿甫任巡抚，亦无所用其回护，想亦为地方官所蒙蔽”，就是派往访查的司员海成，亦以地方事件猝往查办，一时不能知其底细，致为知府范思敬“诡词遮饰，海成即坠其术中”。“此等情节，朕无不洞悉原谅矣”。其三，必须彻底查清黄梅贪婪之案，按律惩处。窦光鼐逐款陈奏，并将田单借领等纸呈览，平阳县生监平民呈出未经进呈京师的文契尚有二千余张，“朕岂肯稍为回护，将就留此疑案，颟顸了事！”阿桂又岂可回护原辩，让贪官倖脱法网！“且窦光鼐性情坚执，而浙省士子议论风生”，倘阿桂心存袒护，不将黄梅款迹彻底查办，以服人心，而含糊结局，“将来窦光鼐到刑部时，岂能钳其口而不言？而该处舆论藉藉，倘经御史复行参奏，朕将何以中止？”“阿桂等亦不值为此劣员任咎也”。著传谕阿桂、闵鹗元同往浙省，将黄梅款迹逐一根究，并将该处生监，传集质对，“无论各款俱实，固应将黄梅按律定拟，寘之典刑，即有一二款得实，亦应从重治罪，以为州县勒派殃民亏缺仓库者戒！”其四，改变清查重点。彻底查出黄梅在任八年之种种劣迹，“明正其罪”，此事在全省清查之时，“原非案内紧要情节，而此时则为重大之件，关系匪轻”。其五，窦光鼐之行为难能可贵。“黄梅如果赃款属实，从前历任督抚因循不办，及阿桂等前此审办时，又为地方官所欺，几至吞舟漏网。而窦光鼐执辩不挠，独能列款入奏，虽其举动乖张，固有应得之咎，而始终不肯附合，亦属人之所难，如果所奏不诬，朕尚欲加恩原宥。阿桂遇彼时，不妨即以此旨给其阅看，令伊心服也”。其六，开导首相。阿桂系受恩深重之人，自不致稍有回护。闵鹗元素能办事，“亦当善体朕怀，秉公查讯”。“朕因此事，思之再三，本日三次召见军机大臣，恐阿桂因从前未经查出，稍存偏袒芥蒂之见，故特再为逐层谆切开导，阿桂等当知朕办事之苦心，总无成见也。将此由六百里传谕知之，仍即由六百里加紧回奏，朕计日以待也”。［91］
这两道谕旨，把重新审查平阳知县黄梅贪婪案件的原因、方法及帝之结论，讲得十分清楚，黄梅罪证确凿，钦差大臣必须遵照帝旨，放弃成见，将黄梅之罪查清惩办。此事不必多说。令人惊奇而且不得不称赞的是，乾隆皇帝弘历竟然能在见到窦光鼐的奏折之后，立即觉察到前办之非，断定窦之奏劾属实，黄梅确系贪吏，并于当日即下二谕重审此案，命将黄梅重惩。这样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在一般官员来说，己经是难乎其难。能够知过而改并且承认错办案件，很不容易，不仅有一个脸面问题，尊严问题，还有错办遭惩之险，这就是为什么有清一代极少有官员自行纠正自己错审案件的原因。至于君临天下威严无比的天朝大皇帝，更罕有能主动承认失误、立即改正者，更不要说还要苦口婆心地开导、劝谕办案之臣认错重审，这更是绝无仅有之事。由此可见，乾隆皇帝确可算是一位反应敏捷、才干超群，胸怀宽广、知过能改的英明之君。
过了两天，五十一年闰七月二十九日，乾降帝又下谕肯定窦光鼐参劾黄梅之事属实，谕令阿桂在遇见窦光鼐时，“即传朕旨，将伊除去刑具，免其拿问，著即带往浙省，随同查办此案”，并将黄梅任所赀财查封，缉拿其长子。伊龄阿受属员怂恿，两次参奏窦光鼐，此案不令其会办，“以免回护”。［92］
又过了一天，八月初一日，乾隆帝又特下开导阿桂之谕，以自身对窦光鼐由憎到信之态度的变化，谕劝阿桂效己所为，按己旨秉公办案。他说：前因窦光鼐于黄梅之案执辩哓哓，亲赴平阳，被伊龄阿两次参奏，“朕原憎其煽惑人心，有类疯狂”，故降旨将其革职拿问，“是窦光鼐在浙省咆哮多事，不特阿桂、伊龄阿等憎其为人，即朕亦厌其举动乖张，污人名节”。待其前几日两折奏到，将黄梅任内劣迹逐款罗列，并于生监平民等呈出之黄梅勒捐派累强借等印信图书字帖二千余张内每样进呈一纸，“朕详加阅看，并命军机大臣查对，俱系黄梅劣迹之确凿可靠者”。“朕于窦光鼐，始则憎之，而此时则觉其言之确凿，惟欲将黄梅劣迹彻底查办，以正其罪。所谓无固无我，不存成见，前之憎窦光鼐，乃憎其所可僧，今之信窦光鼐，亦信其所可信也”。阿桂前在浙省查办时，“目睹窦光鼐多事咆哮，性情执拗，自为心怀厌恶，今复令其前往查办，断不可仍执其前见，稍涉私嫌，惟当以朕之心为心，逐款秉公研讯，俾贪员劣迹一一审出，寘之重典，所谓惩一可以儆百，政体国法，必当如此，阿桂想必与朕同心也”。将此亦传谕闵鹗元，其“亦当善体朕意也”。［93］
经过乾隆帝这样三番五次降谕开导，训诫和督促，阿桂、曹文埴、伊龄阿等自然不敢再执成见，便按帝旨查审，很快就将黄梅贪婪之案查明上报。五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乾隆帝就阿桂等奏述黄梅供认勒借部民钱文、按田科派之折，下谕说：黄梅以弥补亏空为名，向部民勒借派捐，“业有确据，其贪婪不职，殊出情理之外”，著将黄梅革职拿问，温州府知府范思敬亦著解任，一并质审定拟具奏。黄梅之长子黄嘉图，“民皆号为石板炮，是黄梅纵容伊子，在外招摇婪索，贻害地方，必有实在款迹，以致众怨沸腾，混号即其实据”，著阿桂将其严审。所有对此案漫无觉察之上司及该管道府，“均著阿桂等于定案时分别查参。”［94］
过了十夭，九月初七日，因钦差大臣户部尚书曹文埴来到行在，向帝复命，谈到黄梅亏缺仓谷情形，乾隆帝又下谕说：前据窦光鼐参奏黄梅到任八年，侵吞部定谷价与勒捐之钱二十余万两，经上司勒限催追，仍悍然不顾。平阳县仓应贮谷四万七千一百余石，现“仓内实无贮谷。”“经朕面询”，曹文埴称：仓谷除借放兵粮及营借交还谷价，以及黄梅缴出谷价五千六百余两外，“实在亏缺谷石，核计价银一万七千三百九十余两”。黄梅既任意亏挪仓谷，又复借弥补为名派捐勒借，婪索银两，且不弥补亏空，“实出情理之外”，著阿桂严切根究黄梅实在侵蚀弊量。［95］
五十一年九月十六日，乾隆帝下谕，宣布了对窦光鼐及福嵩、盛住等人的处理意见。他说：前因窦光鼐执辩不休，且亲赴平阳聚集生童招告，煽惑人心，故将其革职拿问，待窦查出黄梅贪黩款迹，即将其宽释，令阿桂带其同往查办。现阿桂等查明，黄梅勒借吴荣烈等民人钱二千一百千文，侵用田单公费钱及朋贴采买钱一万四千余千文，于原报亏缺谷价仅弥补四千余两，下欠之数未依限补足。“是窦光鼐所奏，惟黄梅匿丧演戏及侵用廪生饩粮并短发老民银两三款属虚，其余三款已为确实。是伊从前冒昧固执之咎，尚属可宽”，著令窦光鼐署理光禄寺卿，立即来京供职。前任巡抚福嵩，于此等劣员不据实参查，“岂可复膺封疆之任”，著其自山西来京候旨，其山西巡抚之职著勒保补授。前藩司盛住，亦不应仍任织造。二人现交部严议，“自系革任革职”，著先革去二人翎领。伊龄阿偏听属员之言，两次冒昧参奏窦光鼐，其已自请交部严加议处，著在任听候部议。其余失察之各上司，俱著交部严加议处。［96］
此旨下后第三天，五十一年九月十八日，乾隆帝又下达长谕！历数阿桂等人过失，将他们交部严加议处，对窦光鼐亦有所数落。他说：因浙省仓库亏空，特派大学士阿桂、户部尚书曹文埴、刑部左侍郎姜晟、工部右侍郎伊龄阿等前往彻底查办，“伊等自应将各州县亏空实在情形，及有无借弥补为名藉端勒索侵肥名事，详悉查完，据实参劾，方不负委任之意，何得仅凭地方官结报就案查核遽为了事！”阿桂等以该省亏缺较原报之数有减无增，即予完案，而对黄梅之借端派敛之弊不予查访，以致遗漏，“则阿桂等岂无应得之咎，乃并不自行检举”。阿桂、曹文埴、姜晟、伊龄阿“俱著交部严加议处”。窦光鼐所参黄梅款迹，虽有三款审实，但前据伊龄阿等奏称，“窦光鼐哓哓执辩，咆哮生事，并有不要性命不要做官之语，亦殊乖大臣之礼”。且其劾黄梅母死演戏、家人携物外逃泄漏信息及逼令典史李大璋书写呈词三项，“今已审明并无其事”，“是窦光鼐亦不得为无过，是以现在只令署理光禄寺卿，若无此等情节，朕必将伊仍以侍郎补用矣”。［97］
过了两天，年十一年九月二十日，乾隆帝又下谕，斥责温处道张裕毅、永嘉县知县程嘉缵、平阳县知县田嘉种回护温州知府范思敬与前知县黄梅，“迎合上司”，向巡抚伊龄阿禀称窦光鼐在平阳“咆哮发怒”等情。他们身为巡抚属员，并不查明实情上报，“乃竟官官相护，联为一气，率行装点情节，扶同具禀，希图蒙混上司”，“此等外省恶习，最为可恶，不可不严加惩治”，著将三人交部严加议处。［98］
曾经轰动京师及浙省的窦光鼐参劾浙江亏空案，至此结束了。窦光鼐敢于冒犯龙颜，不畏权贵，仗义据实参劾贪官，甚至宣布为此力争，“不要性命、不要做官”，精神可嘉，气节高尚，定当载名史册，万古流芳。乾隆皇帝弘历知过能改，纠错补偏，明断疑案，亦属难能可贵，英君、直臣皆会受到人民的褒奖。
六、知情故纵家人勒索钱财 富勒浑革职籍没论斩下狱
乾隆五十一年三月十九日，乾隆帝给军机大臣下了一道谕旨，讲述查办原闽浙总督调任两广总督富勒浑之事。他说，前几日召见移任工部尚书的原两广总督舒常，“询以富勒浑操守如何”？舒常奏称，“不敢具保”。昨粤海关监督穆腾额至行在陛见，又详细询问富勒浑“居官办事如何”？穆腾额答，“未敢深信”。复令军机大臣询其有无实据。穆腾额说：“看其衙门热闹，信用家人，并有家人李姓在衙门外边居住，不免招摇，有骇观听。至其操守，虽无实据，亦不敢下保。”富勒浑历任督抚多年，“于地方事务，可称老练”，故调其移任两广，对其操守之好坏，从未听闻。“令据舒常、穆腾额皆称不敢具保，是其平素必有簠簋不饬之事”。现在正查浙省亏空一案，富勒浑与浙江巡抚福嵩甚为不睦，为何回护不据实参奏，“是其在闽浙总督任内，亦恐有不能自信之处，虑及巡抚攻讦其短，是以隐忍不言”。著传谕广东巡抚孙士毅，命其“将富勒浑如何操守难信，及家人如何滋事，并此外有无别项需索情弊，据实密陈，毋稍徇隐”。将此由五百里传谕孙士毅，著其迅速复奏。［99］
谕中所指富勒浑，系大学士阿桂之族孙；早年中举人，作过内阁中书、户部郎中。从乾隆二十八年授山西冀宁道起，升迁较快，三十五年已由浙江布政使署巡抚，三十七年调任陕西巡抚，寻擢湖广总督，嗣后历任四川总督、湖广总督、礼部尚书、工部尚书、闽浙总督。五十年七月，皇上因其在总督之中，“资格较深，历练亦久，在近来总督中上之列”，故将其由闽浙调用两广，“委以海疆繁剧重任，方资倚毗”。［100］
尽管富勒浑是乾隆帝一手提拔起来的，擢其久镇闽、浙、湘、楚、川等重要省份，现又调镇两广，“方资倚毗”，但一旦对其操守有所怀疑时，他立即着手访察，谕令孙士毅据实陈奏，并派舒常至粤，会同查办，又令查抄富勒浑之家人殷士俊原籍财产。五月初四日，因浙江学政窦光鼐奏称富勒浑前年来京经过嘉兴、严州、衡州一带时，“供应浩繁，门包或至千百，”他又下谕，命阿桂查办说：富勒浑之家人在广东，“有招摇婪贿之事。朕意富勒浑到粤，不过数月，何以家人赀产，即有数万两之多，必系其在闽浙任内，任听家人婪索所积”。富勒浑虽系阿桂族孙，谅阿桂断不至稍存回护之见。著阿桂查照窦光鼐原奏，逐款严讯，据实复奏。［101］
过了几天，江苏织造四德及长龄的奏折送到北京，四德奏：遵旨前往富勒浑之家人殷士俊住居的常熟，于其家查出现存及借出银钱共二万余两、田六百三十余亩、房屋三所，并起出殷士俊之子殷孝基捐监部照一张。乾隆帝览折后既惊讶又愤怒，于五月十西日下谕说：
“殷士俊以微贱长随，拥费数万，且父子蒙混捐纳，滥膺顶戴，计其一切费财，俱系跟随富勒浑为长随后所得。富勒浑若果无知情故纵，止于如部中书办，诈骗招摇，地方官吏见其久而不灵，断不肯多给银钱，岂能积赀累万？盖各部书役遇有案件，往往设计撞骗，然所得者无多，亦断不能颠倒是非，作奸枉法，计其家私积至千百者，容或有之，断无积累钷万之事。且朕日理万机，常在朕前使令之总管太监、奏事太监辈，如伊等欲婪索银钱，必须积压外省文报奏折，或于朕前揣探意旨，假作威福，方能婪得厚赀。今之总管、奏事太监等，不过藉每月钱粮养家糊口，其家赀之至多者，或不过千金，从无与中外官吏结交招摇之事。朕为天下主，尚不肯假手近侍，任拥厚赀，乃殷士俊不过跟随总督之长随，积货竟如许之多，必系属员中有记其营求升调，富勒浑曲意听从，或勒索不遂，富勒浑即不假辞色，该犯有所恃而不恐，始敢态意勒索，而属员中因其夤缘有效，觸忤蒙愆，柑率送给银钱，是以数年以来，乃至拥赀累万，父子俱捐纳顶戴官职。……若谓富勒浑于该犯如此婪索，竟同木偶，若罔闻知，夫谁信之？此即童稚尚不可欺，安能逃朕之洞鉴乎！即此一节，富勒浑之罪已不可逭，富勒浑著革职”［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