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开户家奴”出旗为民 修改主杀包衣律例
乾隆帝在改变皇庄经营方式的旧制基础上，对八旗王公官员和富裕旗人占有“包衣”的祖制，亦进行了改
革。他于乾隆二十一年二月初二日，下了一道释放八旗“开户家奴”出旗为民的谕旨。他说：
“八旗另记档案之人，原系开户家奴，冒入另户，后经自行首明，及旗人抱养民人为子者。至开户家奴，
则均系旗下世仆，因效力年久，伊主情愿令其出户，现在各旗及外省驻防内，似此者颇多，凡一切差使，必先
尽另户正身挑选之后，方准将伊等挑补，而伊等欲自行谋生，则又以身隶旗籍，不能自由。现今八旗户口日繁
，与其拘于成例，致生计日益艰窘，不若听从其便，俾得各自为谋。著加恩将现今在京八旗在外驻防内另记档
案及养子开户人等，俱准其出旗为民，其情愿入籍何处，各听其便，所有本身田产，并许其带往。此番办理之
后，隔数年，似此查办一次之处，侯朕酌量降旨。此内不食钱粮者，即令出旗外，其食钱粮之人，若一时遽行
出旗，于伊等生计，不无拮据，其如何定以年限，裁汰出旗之处，交与该部会同八旗都统，详悉定议具奏。”
［3］
同日，他又下了允许宗室王公的“包衣”出旗为民之谕。该谕说：
“至宗室王公等包衣户口，有因其效力年久，据该王公等咨请拨附旗下佐领者，现今八旗另记档案及养子
开户者，俱经查明办理，如仍旧准其拨附，则旗人众多，伊等不能遽得钱粮，生计未免艰窘，彼此均无裨益。
嗣后宗室王公等包衣户口，拨附旗下佐领之处，著停止。再宗室王公等包衣户口，滋生日繁，该王公等养赡，
亦恐拮据，著该宗室王公等，会同各该旗都统等，将各包衣户口，亦著查明办理一次。此次办理之后，隔数年
，似此办理之处，侯朕酌量降旨，庶此项人等，均得一体谋生。该王公、都统等，即行遵旨办理。”
乾隆帝在谕中所说“开户家奴”，亦常简称为“开户”，原来皆系八旗异姓贵族（王、公、侯、伯、子、
男）、官员、富裕旗人的“包衣”（即奴仆）。从太祖努尔哈赤起，至本谕下达之日，清帝及八旗王公贵族官
员占有大量包衣。包衣的主要来源有，掠民为奴，逼民投充，民人因罪入官（或为清帝占有，或赐与王公贵族
官员，或发卖），买民为奴，民人随母改嫁与旗人或过继与旗人。宗室王公一般都有上千包衣。象统军入关的
摄政王睿亲王多尔衮，仅“投充人”便有一千四百余丁，连带家口，多达数千人。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仲
明只收留从其他王公官员等人的逃亡包衣，就有一千余人。尚可喜因子之隆“蒙恩尚主”，遗派八百一十五名
包衣进京服侍公主，他还有在辽东庄园耕地的包衣一千八百余名。清初开国有功的大学士、一等子范文程，除
去关内包衣外，在关东种地的包衣还有一百一十九户五百六十四人。顺治五年，整个八旗满洲有五万五千三百
三十丁，而包衣却有二十一万余丁，加上其妻室几女，当有百万之众。
早期，上百万的包衣，主要是耕种家主庄园田地，纳租养主，同时，还有部分包衣从事家务劳动，随主从
征厮杀，形成了“若无阿哈（包衣），主何能生”、“满洲籍家仆资生”的局面。［4］康熙以来，由于满洲官
员、兵丁的阵亡、负伤等因素，一都分包衣被家主收为养子，令其披甲当差（包括少数为官作宦），领取钱粮
，养赡主人。
由子广大包衣激烈反对家主的“任情困辱”、“非刑拷打”，大批地不断地逃亡，顺治十年至十一年初，
“一年之间，逃人多至数万”，庄主不得不招民佃种。一部分旗人家业衰落，将地典卖，许多庄头和包衣也暗
中典卖主地。因此，到了乾隆初年，八旗官员庄田和兵丁份地，大都已由佥丁拨庄的农奴制经营方式，过渡到
招民佃种收租的一般封建租佃制，“资佃耕种，收取租息”，代替了早年的“满洲籍家仆资生”。［5］
旗地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变化，使许许多多旧日种地之包衣无地可种，需要庄主“养赡”。不少家主境
遇恶化，自身尚且衣食不周，焉能供给包衣吃穿，有的还索取赎身银两，将包衣放出本户，令其自谋生路。于
是，从康熙中年以后，陆续有包衣脱离本主，自行开户，另载旗册。到乾隆时，这种“别载册籍”的“开户家
奴”，不管是北京八旗，还是外省驻防，人数都相当多，成为影响八旗制度的一个重大问题。
对于众多的“开户家奴”，处理办法不外有三：一是将其释放出旗，载入民籍，从包衣变为“平民”、“
民人”。二是提高其身份，使开户家奴与“正身旗人”（即非包衣的八旗满洲人员）享受同等待遇，取消其“
旗下世仆”之奴籍。三是维持现状，因循苟且，不予解决。第二条，应是解决“开户家奴”问题的中策，但是
，此策难以实行。近两百年里，主奴有别，家主尊贵无比，包衣极为低贱，已经成为清朝社会生活中牢不可破
的传统，要想打破主奴之间的界限，化奴为主，奴主相等，那是绝对办不到的，这一办法根本无从谈起。而且
，此时八旗生计问题已很尖锐，人口增多，官职、兵缺有限，正身旗人尚难谋上一个领取钱粮的位置，开户如
再提高为正身旗人，人多职少之矛盾必然愈加尖锐。
第一条，释放“开户家奴”出旗为民，当是上策，可是阻力很大。尽管有些家主已经得到赎身银，释放了
包衣，有些包衣经过斗争已取得了“民人”身份，脱离了旗籍，但是，要让大量“开户家奴”摆脱家主的辖束
，出旗为民，可不是一件简单的小事。须知，一百年以前，乾隆帝之曾祖父顺治帝福临，便因为包衣是“先朝
将士血战所得”，而严惩收容逃亡包衣的“窝主”，重责谏阻的汉官。［6］康熙帝也和其父一样，尽力控制包
衣于八旗之内，根本不许包衣出旗。就是乾隆皇帝本人，即位初期亦同样实行列祖列宗保障家主权利的政策，
于乾隆三年批准了一条新订的“旗人开户例”，规定：“凡八旗奴仆，原系满洲、蒙古，直省本无籍贯，带地
投充人等虽有本籍，年远难考，均准其开户，不得放出为民。”［7］这条法例讲的是，凡系八旗满洲、蒙古正
身旗人（不论官民）的奴仆，无籍贯者，或虽有祖籍但年代久远难以考订者，均不准出旗为民。第二年，他又
批准了一个更为详细更为苛刻使包衣很难出旗为民的法例，规定：
“国初俘获之人，年分已远，及印契所买奴仆之中，有盛京带来，带地投充之人，系旗人转相售卖，均应
开户，不准为民。又，八旗户下家人，有本主念其世代出力准令开户者，亦准其开户。……乾隆元年以前八旗
家奴经本主放出已入民籍者，准其为民，若系乾隆元年以前放出至元年以后始入民籍者，令归旗作为原主户下
开户壮丁。至于赎身之户，均归原主佐领下作为开户。”
虽然乾隆帝本人曾经批准了维持旧制的法例，但随着岁月的推移，他治理国政的才干迅速提高，经验愈加
丰富，更加感到在“开户家奴”问题上需要承认现实，有所改革，因此才于二十一年二月初二日连下两道谕旨
，彻底解决“开户家奴”问题，将他们释放出旗为民，并允许宗室王公的包衣出旗。
遵照帝谕，户部会同八旗都统会议后上奏，对开户家奴出旗为民提出了下述一系列具体建议：开户家奴中
，凡在京文武官员，由吏、兵二部定议，将其调补汉缺，外任绿营将弁和文官，“即令出旗为民”，其系现在
捐纳候缺人员、进士、举人、生员等，亦即准其为民；闲散人等（即无职之开户家奴），令各该旗询明愿入何
处之籍，咨地方官，令其入籍，仍造册送户部备查；其系现食钱粮之人（指披甲为旗兵者），情愿退粮为民者
即令出旗，仍在当差者，待缺出时裁汰。乾隆帝批准了这些建议。［8］
根据帝谕，大批“开户家奴”和宗室王公的包衣被释放出旗，转入州县，成为民人，不再是旗奴了。象一
等子范文程家，其子孙便遵依帝旨，将关东庄园的包衣，“恩放出户家奴十四户”，在盖平等县“入于民籍”
。［9］
乾隆二十四年，又颁布了“八旗户下家人赎身例”，规定：“凡八旗户下家人，不论远年旧仆及近岁契买
奴仆，如实系本主念其数辈出力，情愿放出为民，或本主不能养赡，愿令赎身为民者，呈明本旗咨部转行地方
官，收入民籍，不准求谋仕官。至伊等子孙，各照该籍民人办理。”［10］
八旗“开户家奴”、“赎身户下家人”和宗室王公部分包衣的出旗为民，使八旗的旗下家奴人数大为减少
。顺治五年，八旗有包衣二十一万余丁，相当于满洲正身旗人的四倍，过了一百六十多年，满洲人丁增加了三
倍多，照此类推，包衣总数当为八九十万丁，可是，此时包衣才十七八万丁。可见，乾隆帝确曾释放了数以十
万计的包衣男丁及其家属出旗为民。
这是清朝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乾隆皇帝在“包衣”这一关系到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关系等方面的
十分敏感的重大问题，敢于突破祖制的束缚，厉行改革，于国于民，皆有裨益，确应对其此举给以充分的肯定
。
另外，乾隆帝对家主残酷杀害包衣之事，十分不满，予以从重惩处。乾隆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刑部议奏：
镶红旗满洲三等护卫释伽保，图奸家人破脸之妻金氏，未能如愿，将破脸毒打致毙，“实属行止有亏”，请照
故杀奴婢例，革释伽保之职。乾隆帝查阅案情后，认为拟议不当，下谕令将释伽保发往黑龙江，并修改律例。
他在谕中着重指出：
“家主之于奴仆，虽系名分有关，而人命至重，岂容轻易致毙。如果奴仆逞凶犯上，情罪重大，家主责打
之时，不暇详审，以致受伤身死，情尚可原，若寻常小过，及偷盗财物等事，罪不至死者，辄行殴毙，草菅人
命，已属不法。今释伽保因图奸仆妇不遂，即将伊夫破脸毒殴，腿断骨折，立时毙命，凶恶已极，甚属可恶，
释伽保著革职，发往黑龙江，余依议。
朕为天下主，凡遇命盗案件，于律无可宽贷者，尚且反复推详，冀其有一线可轻之路，凡身为职官之人，
何得因系奴仆，遂忍心立毙其命。据定例，故杀奴仆者，降二级调用。恐不肖官员，恃有职衔，谓打死家人，
罪不过降革，且任内有加级记录，又可抵免，遂致恣意残害，如释伽保之流，此风断不可长。从前定例，尚未
明晰，即以故杀而论，恶仆逞凶，其主杀之，乃故杀也，今释伽保之因奸毒杀其仆，亦得以故杀论，又岂可同
日而语者。此处著九卿分别详悉定议具奏。”［11］
刑部之拟议及旧有家主故杀奴仆例，确是太为偏袒不法主人了。人命关天，怎能因其系殴死包衣，家主遂
得安然无恙仅以革职了结，何况革职之罚，又可以加级记录抵消，这样一来，凶手更是一无所失万事大吉了。
由于有此律例，为官作宦之家主有恃无恐，可以随意打死包衣，可以任意奸淫奴婢仆妇，凶横残暴，无恶不作
，而包衣则因官府偏袒家主，又有王法具在，即使不幸惨死于主人之手，亦无法伸冤叫屈，除了逃跑之外，别
无他法，只有忍气吞声，遭受主子的虐待。这一律例，助长了官员家主作恶之风，加剧了包衣的灾难，也激化
了主奴之间的矛盾，促使不少包衣被逼潜逃或直接武力反抗，打死打伤凶横主人，从而自然会影响到封建统治
秩序的稳定。乾隆帝有鉴于此，果断更改旧律，令九卿重议。九卿遵旨议奏：家主图奸仆妇不遂，毒殴奴仆致
毙，将伊主不分官员、平人，悉发黑龙江等处当差。至奴婢罪不至死，而家主起意打死奴仆，则将家主处以降
级调用之罪，“虽有加级，不准抵销”。乾隆帝批准此议，改革了行之多年祸害包衣之旧例。［12］这对减轻
家主对包衣的虐待，促进满族的发展，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三、改定“逃人法” 颁行《钦定督捕则例》
“逃人法”，是清政府关于惩办逃亡的包衣（通常称为“逃人”）和收容包衣的“窝主”之法例。“逃人
法”乃清朝之独创，康熙《大清会典》载称：“逃人之例，创自国朝”。为了控制住包衣，使其耕种家主田地
侍奉主人，从太祖努尔哈赤起，就严禁包衣逃走，违者处死，窝主按盗贼论，没为包衣。［13］顺治元年清军
入关以后，摄政王多尔衮、世祖福临虽皆任用汉官，沿袭明制，汉化程度很深，而且他俩在治政上还算比较开
明，但于逃人一事，却因包衣系八旗王公大臣“血战所得人口，以供种地牧马之役”，包衣逃亡，将使家主“
驱使”无人，“养生”无赖，因而多次制定法例，严办逃人和窝主，包衣三次逃走者处死，窝主处死，或籍没
家产，流徙东北。康熙年间，“逃人法”有所松弛，处罚较前减轻了一些，雍正二年修定了一些规定，又有所
松动，但还未作原则性的变动。
乾隆帝即位以后，对这成为顺治年间祸国殃民的五大弊政之一“逃人法”，决心从根本上进行修改。此时
，“资佃耕种，收取租息”的封建租佃制，已取代了清初“满洲籍家仆资生”的农奴制，这就使严惩窝逃、控
制包衣的旧的“逃人法”，既显得没有必要，又带来了很多麻烦，为贪官污吏敲诈良民提供了机会。因此，乾
隆帝谕命大学士徐本等人撰修新的督捕则例，改定逃人法。乾隆八年徐本等人遵旨修完书稿，经帝审批同意后
，命名为《钦定督捕则例》，颁行全国、原顺治十一年的逃人法、康熙十五年大学士索额图等奉敕修定的《督
捕则例》停止使用。
乾隆帝之《钦定督捕则例》，有两卷，共一百零三条。与过去的“逃人法”相比，此则例有很大的不同。
其一，减轻了对逃亡包衣的处罚。原来规定，包衣三次逃走者，获后处死，现在改为免死，发给各省驻防官兵
为奴。同时，还明文规定，对逃走一欢、二次的包衣，如其家主不领回，则免死刺字，交与州县，“与居人一
体管束”。这就是说，只要包衣的主人不予追究，不把包衣领回走（在当时多数旗人家业衰落的情况下，不少
家主并不想到官府去索要奴仆），包衣就摆脱了主人的统治与奴役，获得了自由，出旗为民了。
其二，大大减轻了对“窝主”的惩办。新法规定：“民人知情窝留三个月以内者，照知情不首律，杖一百
。过三个月者，杖九十，徒二年。若过一年以上者，窝家杖一百，徒三年”。后又改定，“旗民知情窝留旗下
逃人者，照知情藏匿罪人律各减罪人一等治罪”。此处所谓“知情藏匿罪人律”，全文为“凡知人犯罪，事发
，官府差人使唤，而藏匿在家，不行捕告，及指引道路，资给衣粮，送令隐匿者，各减罪人一等”。比如，“
知人杖一百罪，事发，藏匿在家，不行捕告，及指引资给，送令隐匿者”，将该窝主杖九十。既然包衣初次逃
走，鞭一百，则窝主仅鞭九十，即了结案件。顺治于一年九月制订的“逃人法”规定：庶民“隐匿逃人者，正
法，家产入官”，生员隐匿逃人，“与平民一例正法”，文武官员窝逃，“将本官并妻子流徙，家产入官”。
［14］康熙六年改定之法为，隐匿有主逃人的窝主，流徙尚阳堡。第二年改为免流徙，窝主枷号一至二月，责
四十板释放。两相比较，新法对窝主的处分，较前减轻了很多。
其三，放松了对邻佑、地方的制裁。原来规定，两邻、十家长如不首告，责四十板，流徙，现改为，“邻
佑、十家长、地方，知清不首者，鞭八十”，结案释放。
其四，特别重视知情、不知情的区别。顺治年间，不问留住包衣之人及其邻佑、地方是否知情，皆按窝逃
处罪。现在，窝主、邻佑，十家长，只要是不知情，就可免罪，因此，收留逃亡包衣之人和、邻佑、地方，完
全可以辩称并不知情，不知被留住之人是逃亡的包衣，就可借此免掉窝逃之罪。有了这个规定，就基本上把其
他所有惩办窝逃的条例都抵消了，实际上是取消了原来严惩窝藏逃亡包衣的“逃人法”。换句话说，顺治年间
制定的延续到康熙时控制包衣维护农奴制剥削方式的“逃人法”，至此基本上是名存实亡了，乾隆帝之《钦定
督捕则例》的“捕逃”，主要已改为针对为数不多的旗人家内奴仆的逃亡和八旗兵丁的逃旗了。［15］这一《
则例》的基本内容和大多数条目，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
四、欲图解决“八旗生计”问题
乾隆元年五月二十八日、八月二十四日，刚继位为君的乾隆皇帝弘历，下了两道专讲旗人生计的谕旨，摘
录如下：
“八旗生齿，日渐繁庶，而生计渐不及前。朕日为旗人详细筹画，于喜丧之事，照常给与恩赏银两外，屡
次赏赐兵丁银粮，又降旨查免欠项，仍恐于旗人生计，不能永远有益，今又饬查官房官地，赏给以为产业。但
旗人甚众，虽行赏赉，未能周遍。”［16］
“朕因八旗兵丁，寒苦者多，再四思维，特命借给官库银两，俾伊等营运有资，不忧匿乏。伊等自应仰体
朕心，诸凡撙节，以为久远之计，乃闻领银到手，滥行花费，不知爱惜。而市肆贸易之人，惟利是图，将紬段
衣服等项，增长价值，以巧取之。……著顺天府、五城通行晓谕商人，并令八旗大臣等教训兵丁，咸使闻之。
”［17］
这两道谕旨，讲了五个问题，一是八旗人丁增多，二系旗人浪费，三是八旗兵丁多数“寒苦”，四为皇恩
屡施，五是无济于事，集中起来是一个问题，即旗人生计困难，时人称之为“八旗生计”问题。
“八旗生计”是康熙时便已发生的老问题。由于顺治到康熙二十年攻南明，剿农军，讨伐“三藩”，兵火
连年，八旗兵丁“争先用命，效死疆场”，伤亡惨重，“丁口稀少”，兼之，军装战马，用费浩繁，广大兵丁
生计艰难。部分上层旗人（中下官将和部分领催及富裕闲散旗人）奢侈腐化，挥霍银米，入不敷出，家业衰落
。
康熙四十年以后，基本上处于和平时期，生产发展，人口便迅速增长。顺治五年八旗满洲男丁为五万五千
三百三十丁，蒙古二万八千七百八十五丁，中经康熙二十年左右的“丁口稀少”，到康熙六十年，满洲男丁为
十五万四千一百一十七丁，比顺治五年增加了两倍，蒙古为六万一千五百六十丁，也增长了一倍多。［18］雍
乾时期，人日增长更快。各地驻防八旗人口迅速增加。雍正九年，陕西西安将军泰布奏：西安额设驻防八旗兵
丁八千名，“今户口繁滋，将及四万”。［19］乾隆六年十二月，荆州将军衮泰奏称：“驻防满兵，生齿日繁
，现在入册闲散幼丁，共计二千六百余名，请添养育兵八百名。”［20］荆州将军所辖旗兵为四千名，而入册
之闲散便有二千六百余名，为正额百分之六十多。北京八旗人丁之增长，更超过了驻防旗人。乾隆十年，御史
柴潮生琉陈理财三策，第一策就是讲的北京八旗人口大幅度地增长，满洲、蒙古、汉军八旗“丁口蕃昌，视顺
治时盖一衍为十”。［21］进士魏源也指出，“计八旗丁册，乾隆初已数十万”。［22］
人丁数倍于昔，而兵额仍旧。顺治到康熙中，北京满洲、蒙古、汉军共一千一百余佐领，兵额约十万。广
大八旗满洲兵丁本已处境艰难，现“生齿日繁”，钱粮未增，以数丁、十余丁之人，食“一甲”（即一名兵士
）之粮，更加艰窘不堪。
因此，从康熙中年以后，八旗兵丁和部分官员、领催，纷纷典卖旗地，甚至违章卖与民人。史载，“民典
旗地之事，自康熙二三十年之间，即有此风”。［23］乾隆二十二年户部奏称：“近年以来，（追赎康熙年间
典卖旗地的）案牍日多，词讼不息。臣等伏思，康熙年间典卖旗地，至今多则八九十年，少亦三四十年。”
［24］
钱粮份额不增，人口大量滋生，旗地又已典卖，坐困于北京及畿辅五百里内的数百万旗人，生计艰难，而
且每况愈下，愈益穷苦。这直接影响到清王朝的支柱八旗军队的素质，昔日百战百胜的八旗劲旅，战斗力已大
为削弱。清帝视“八旗甲兵”为“国家根本”，没有强大的八旗军队，没有八旗满洲人员的坚决支持，爱新觉
罗的江山是很难保住的。满洲人丁的贫穷化，给清王朝的长治久安，带来了严重的威胁。因此，从康熙帝起，
便极力设法解决八旗生计问题。
康熙帝主要采取了赏赐银两的方式。早在征讨“三藩”的过程中，康熙帝就谕告八旗兵丁要奋勇冲杀，允
诺平乱之后要对他们从厚奖赐。康熙三十年二月十七日，圣祖玄烨谕户部：“八旗甲兵，国家根本，当使生计
充裕，匮乏无虞。向因剿除三逆，久历行间，制办军器，购送马匹，兼之户口日增，费用日广，以致物力渐细
，称贷滋多，朕每念及，深为轸恻，若不大沛恩施，清完夙逋，将愈至困迫，难以资生。今八旗满洲、蒙古护
军校、骁骑校，及另户护军、拨什库、马甲，并子幼或无嗣、寡妇、老病伤残告退人等家下马甲，所有积债，
尔部动支库银给还。汉军每佐领，各给银五千两，令其偿完债负外，余者各该都统收贮，以备公用。”［25］
这次共赐银五百四十余万两，平均满洲男丁每丁可得银七八十两至一百两。随即又设立官库，贷银与贫困需钱
的八旗官兵。康熙三十六年，圣祖谕免三次出征准噶尔部的八旗兵丁所借官库银两。四十二年又贷给八旗兵丁
银六百五十万余两，至四十五年，尚欠三百九十五万余两，圣祖亦命免除。五十六年，再免兵丁欠官库银一百
九十六万余两。仅三十年、四十五年、五十六年这三次，共赐银、免欠银一千一百余万两，平均北京八旗满洲
男丁每丁可得银一百余两，能买米一百多石，数量确实不小。雍正帝即位后，几次赏给八旗兵丁一月钱粮，每
次三十五六万两，又创行井田，约派二百户京旗人员，往霸州等处种地，并立“养育兵”新制，增添了五千一
百二十名“养育兵”，从八旗余丁中挑补。［26］可是，这些措施，收效甚微。
乾隆帝继承了皇祖、皇父以“八旗甲兵”为“国家根本”的国策，花了很大力气，试图解决八旗生计问题
。他“轸念伊等生计艰难”，一方面，“频颁赏赉，优恤备至”，宽免旗人亏空的钱粮，查还其入官的坟茔地
亩，赐还部分官员获罪革退的世职，欲令旗人“家给人足”，另一方面着重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增加养育
兵名额。乾隆三年规定，满洲、蒙古八旗原设的四千一百六十名养育兵，由每人月银三两减为二两，多余之四
千一百六十两另增二千零八十名养育兵，并将满州、蒙古八旗每佐领下增足养育兵十名，汉军旗每佐领下增足
六名，合共设养育兵一万五千一百二十四名，比雍正时增加了两倍名额。十八年又规定，原设之养育兵，每名
减为月银一两五钱，余下之银，另增新养育兵五千零四十四名，再“恩赏”五千零四十四名，每月皆为月银一
两五钱，合共设养育兵二万五千二百一十二名，每年饷银为四十五万余两，较雍正时增加了一倍多。
第二件事是赎回民典旗地。乾隆五年，拨发帑银，赎回民典旗地“数千万亩”，二十二至二十七年，又赎
回一万四千五百三十四顷，每年收租银三十一万余两，以备“赏给贫乏旗人，以资养赡之用”。［27］
第三件事是迁移部分京旗人员到东北耕种田地。虽然雍正帝的“井田制”没有成功，花了数万两白银，移
去不到二百户，十年之内，咨请回京的就有九十多户。乾隆帝即位后，将它改为屯庄，但不少有识之士，如舒
赫德、柴潮生、孙嘉淦等，皆先后奏请，“移八旗散丁数万屯东三省，以实旧都而还淳朴，分京师生齿之繁”
。乾隆帝反复思考，终于在二十年决定，遣派京旗人员，前往吉林拉林垦地。二十一年正月初五日，他就此事
下谕说：
“数年以来，朕念八旗生计维艰，曲为筹画，除八旗领设前锋、护军、马甲外，复特降谕旨，添设领催、
养育兵领缺，伊等生计，较前已有起色。但念京中满洲，生齿日繁，额缺有定，恃一人钱粮，供赡多口，终恐
拮据，是以于拉林开垦地亩，建造房屋，挑取八旗满洲，前往屯种，此欲我满洲世仆，仍归故土，生计充裕至
意。……此次前往人等，由京起身之先，每户赏给治装银两，沿途复给与车辆草束，到彼又赏给立产银并官房
田地，以及牛具籽种等项，计一户需银百余两，则所遣三千满洲，用银不下数（十）万两。朕所以不惜此费者
，盖欲伊等永远得所，曲为体悉。……”［28］
虽然乾隆帝亲自主持拉林垦地之事，花了大量银两和精力，督促官员经管，但也未收到多大成效，原定派
三千户，实际只去了两千户，而且到达拉林之后，并不认真耕地，四年之内，“逃回者甚众”。［29］
此外，为减轻八旗人口压力，七年四月十三日，他又下谕宣布允许汉军人员出旗为民，可是，出旗者不多
，过了一年，才有一千三百九十六名汉军人员愿意离旗入于民籍。
尽管乾隆帝动用巨量银米，力图减少八旗人员的困难，但并未能收到多大成效，八旗生计问题没有解决。
一直延续到清末，此事仍然是困扰历朝政府的一大难题。
乾隆皇帝弘历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八旗生计问题，但总的来看，他在治理国政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他几
十年如一日地励精图治，轻徭薄赋，革弊兴利，痛惩贪官，整顿吏治，提倡文化，勇于进取，促成了“大清国
全盛之时”的出现。在乾隆六十年里，尤其是乾隆二十年以后至五十六七年这段时间里，全国人丁激增，从乾
隆初年的一亿二三千万人增至末年的三亿，田地也增加了四五十万顷，农、工、商业发达，城市繁荣，百业兴
旺，府库充盈。
乾隆帝即位时，国库只有存银二千四百万两，尽管由于五次普免天下钱粮、三免漕粮蠲免二万万两，平时
蠲免不下万万，赈灾河工之数亦逾亿两，“十全武功”又耗银一万三四千万两，但乾隆年间库存帑银仍在不断
增加，乾隆三十六年底，“部库所积，多至八千余万两”。［30］此后金川用兵五年耗银七千万两，但四十一
年十月，“部库尚存六千余万”，第二年下谕普免全国钱粮时，“部库帑项又积至七千余万”，四十六年仍有
七千余万两，四十九年库银亦为七千条万两。［31］五十一年闰七月十八日，乾隆帝下谕说：“朕即位初年，
户部银库计不过三千余万两，今五十余年以来，仰蒙上苍嘉佑，年谷顺成，财赋充足，中间普免天下地丁钱粮
三次，蠲免漕粮两次，又各省偏灾赈济，及新疆、两金川军需所费何啻亿万万，即去年江南等处赈费，亦至千
佘万，然现在户部库银尚存七千余万。”五十四年用兵安南时，“帑项现存贮六千余万”。［32］国库存银长
期保存在八千余万两、七千余万两、六千余万两之间，这不仅在清朝，就是在以往汉唐盛世，也是绝无仅有的
。
因此，乾隆帝于十五年便大讲“国家全盛之时”，到三十二年更明确宣布“我国家正当全盛之时”，“大
清国全盛之势”，“堂堂大清势当全盛”。［33］清朝进入了人们称之为“康乾盛世”的“盛世”了。
________________
［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十年六月《内务府会计司三旗银两庄头处呈稿》。
［2］《清圣祖实录》卷240，页10，卷244，页312；《石渠余纪》卷1，《纪节俭》。
［3］《清高宗实录》卷506，页3、4。
［4］《满文老档·太祖》卷2：《清圣祖实录》卷14，页2。
［5］《清高宗实录》卷127，页24；《皇朝经世文编》卷35，孙嘉淦：《八旗公产疏》。
［6］《清世祖实录》卷34，页3。
［7］《清文献通考》卷20。
［8］《清文献通考》卷20。
［9］辽宁省档案馆藏，范府《关东地亩人丁册》。
［10］《清文献通考》20。
［11］《清高宗实录》卷67，页19，20。
［12］《清高宗实录》卷67，页19、20。
［13］《满文老档·太祖》卷8，21;《清太宗实录》卷1，页10，12。
［14］《清世祖实录》卷86，页5、6。
［15］本书关于逃人法的叙述，参阅了《历史研究》1979年第9期杨学琛所写《关于清初的“逃人法”》。
［16］《清高宗实录》卷19，页28。
［17］《清高宗实录》卷25，页16，17。
［18］安双成：《顺康雍三朝八旗丁额浅析》，《历史档案》1983年第2期。
［19］《清世宗实录》卷103，页1。
［20］《清高宗实录》卷157，页19。
［21］《清史稿》卷306，《柴潮生传》。
［22］《圣武记》卷14，《军储篇四》。
［23］赫泰：《筹八旗恒产疏》，《皇清奏议》卷45。
［24］中国第一厉史档案馆藏，乾隆二十二年《内务府呈文》。
［25］《清圣祖实录》卷150，页14。
［26］《清文献通考》卷39。
［27］《清文献通考》卷5。
［28］《清高宗实录》卷504，页12，13。
［29］《清高宗实录》卷600，页33。
［30］《清高宗实录》卷900，页32。
［31］《清高宗实录》卷1018，页21、22，卷1025，页29，卷1138，页33，卷1212，页23。
［32］《清高宗实录》卷1261，页10。卷1323，页41。
［33］《清高宗实录》卷369，页15，卷777，卷20，卷780，页7、30。
乾隆前期的七大贪案
第三章 整顿吏治 痛惩贪官
第一节 乾隆前期的七大贪案
一、学政喀尔钦贿卖生员正法 藩司萨哈谅敛银千两论斩
乾隆皇帝弘历为了创造“盛世”延续“盛世”，而不断制裁墨员整顿吏治。他之所以这样作，主要是有鉴于明朝的灭亡。顺治元年六月二十日，即清军进入北京之后的一个半月，摄政王多尔衮谕告“众官民”，宣布记取明亡于贪官之因，要严厉惩处贪婪官吏。他说：
“明国之所以倾覆者，皆由内外部院官吏贿赂公行，功过不明，是非不辨。凡用官员，有财之人虽不肖亦得进，无财之人虽贤才亦不得见用，所以贤者皆抱恨隐沦，不贤者多夤缘倖进。夫贤既不得进，国政何由而理，不贤用贿得官，焉肯实心为国，甚至无功者以行贿而冒功，有功者以不行贿而功掩，乱政坏国，皆始于此，罪亦莫大于此。今内外官吏如尽洗从前贪婪肺肠，殚忠效力，俸禄充给，永享富贵，如或仍前不悛，行贿营私，国法具在，必不轻处，定行枭示。”［1］
过了三个月，九月初七日，多尔衮又传集大学士冯铨、洪承畴、谢升及六部侍郎、都察院、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翰林院、五城御史、锦衣卫、鸿胪寺等衙门官员，对其训示说：“明祚沦亡，率由臣下不忠交相纳贿所致。若居官黩货，不恤生民，耻孰甚焉，其切戒之。”［2］
顺治元年十月初十日，世祖的即位恩诏里专列禁贪一条，遇贪即惩，罪不容赦。恩诏说：“朝廷高爵厚禄，优养臣僚，原欲其尽忠为国。国之安危，全系官僚之贪廉，官若忠廉，则贤才向用，功绩获彰，庶务皆得其理，庶务皆得其理，天下何患不治。官若奸贪，则贿赂肆行，庸恶倖进，无功冒赏，巨憝得以漏网，良善必至蒙冤，吏胥舞文，小民被害，政之紊乱，实由于此。”自本年五月初一日以后，凡在京大小衙门，及在外抚按司道，各府州县，镇协营路军卫等官，并书吏、班皂、通事、拨什库、粮长、十季、夜不收等役，“但有贪贿枉法剥削小民者，照常治罪，不在赦例”。［3］
顺治帝、康熙帝、雍正帝皆多次下达专谕，讲述惩贪尚廉的必要，擢用清官，惩办劣员。尤其是雍正帝更大力整顿吏治，惩罚了一大批贪官。这对巩固统治、发展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
熟读列祖实录的乾隆皇帝弘历，也深知此举之至关重要，故多次强调人臣“尚廉”，不断惩处贪官，破除官官相护恶习，为创造“盛世”延续“盛世”服务，而且也确实收到了不小成效。现从其执政期间审断、惩办一百余起文武大臣的案件中，选择部分案例，作些评述。
乾隆六年三月，在乾隆朝的政治生活中，是一个值得记述、评论的重要月份。这一月，发现了四桩贪污案件，当事者皆受到乾隆帝的重重惩罚，两员大臣被勒令自尽，另外两位官员被判处纹刑；监候待决。乾隆六年三月初七日，山西巡抚喀尔吉善弹劾山西布政使萨哈谅的奏疏，送到皇上面前。喀尔吉善疏称：山西布政使萨哈谅“收兑钱粮，加平入己，擅作威福，吓诈司书，纵容家人，宣淫部民，婪赃不法，给领饭食银两，恣意克扣，请旨革职”。乾隆帝批示：萨哈谅者革职，其贪婪不职各款，及本内有名人犯，该抚一并严审具奏。
第二天，三月初八日，喀尔吉善参劾山西学政喀尔钦之疏又到。喀尔吉善奏称：喀尔钦“贿卖文武生员，赃证昭彰，并买有夫之妇为妾，声名狼藉，廉耻荡然，请旨革职”。乾隆帝批示：喀尔钦著革职，“其败检淫泆等情”，及本内有名人犯，著侍郎杨嗣璟前往会同该抚严审定拟具奏。［4］
乾隆帝看过这两份弹章后，十分气愤，于三月初八日下谕痛斥这两员贪官说：“朕御极以来，信任大臣，体恤群吏，且增加俸禄，厚给养廉，恩施优渥，以为天下臣工，自必感激奋勉，砥砺廉隅，实心尽职，断不致有贪黩败检以干宪典者。不意竟有山西布政使萨哈谅、学政喀尔钦秽迹昭彰，赃私累累，实朕梦想之所不到，是朕以至诚待天下，而若辈敢于狼藉至此，岂竟视朕为无能而可欺之主乎？
“我皇考整饰风俗，澄清吏治，十有余年，始得丕变，今不数年间，而即有荡检逾闲之事，既不知感激朕恩，并不知凛遵国法，将使我皇考旋转乾坤之苦衷，由此而废弛，言念及此，朕实为之寒心。昔日俞鸿图贿卖文武生童，我皇考将伊立时正法，自此人知畏惧，而不敢再犯。今喀尔钦贿卖生童之案，即当照俞鸿图之例而行，若稍为宽宥，是不能仰承皇考整饬澄清之意也，朕必不出此也。
“萨哈谅、喀尔钦二案，著吏部侍郎杨嗣璟前往会同巡抚喀尔吉善，秉公据实严审定拟。若杨嗣璟有意为之开脱，是伊以己之身家，博二人之感悦，亦断难逃朕之洞察也。且此二案，系朕先有访闻，始行参奏，一省如此，他省可知矣，喀尔吉善著该部严查议处。凡为督抚者，遇该省贪官污吏，不思早发其奸，或题参一二州县以塞责，而于此等大吏，反置之不问，且妄意朕心崇尚宽大，遂尔苟且姑容，以取悦于众，返之于公忠体国之义，甚可愧赧，且国法具在，朕岂不能效法皇考乎。可传谕各省大小臣工知之。”［5］
乾隆帝在这道谕旨中，着重讲了四个问题。其一，官员不该贪污。乾隆帝没肴笼统地、抽象地从理论上讲大臣不应贪赃枉法，也许他认为这不能打动臣心说服臣僚。他采取了直截了当的手法，从物质条件上来数落墨吏之谬误，从欺君忘恩的高度来斥责贪官。他所说的对群臣“增加俸禄，厚给养廉，恩施优渥”，并非虚夸之词，而是确有其事。姑且不谈位列从二品的布政使的年薪和乾隆帝即位以来的多次恩赏，单就养廉而言，从雍正帝创定养廉银制度起，到此谕下达之日，清朝官员，尤其是各省大吏，收入确实相当可观。按规定，山西学政一年的“养廉银”为白银四千两，约可购米四千石，如依亩租一石计算，相当于四千亩田的地租收入。山西布政使的养廉银更多，一年为八千两。拥有如此大量的固定收入，布政使、学政全家完全可以过上高级生活，还可以年年买田添产，根本不需勒索民财来养家。这四千两、八千两足够学政、布政使“养廉”了。蒙受皇上如此厚恩，还要贪赃枉法，苛求民财，这些官员真是愧对“圣上”，有负“皇恩”。
其二，贪官应予严惩。不重罪污吏，不仅百姓遭殃，受其盘剥勒索，国赋难以收齐，帑银库谷被其吞没，而且将使国法名存实亡，雍正帝十几年“旋转乾坤”辛苦整顿吏治的成果荡然无存，那时，法纪废弛，贪污盛行，后果不堪设想。乾隆帝专门列举了俞鸿图的例子。俞鸿图是河南学政，雍正十二年三月，以“受贿营私”，为刑部议处斩立决。雍正帝降旨说：“俞鸿图著即处斩。学政科场，乃国家与贤育才之要政，关系重大。”“今观俞鸿图赃私累万，则各省学政之果否澄清，朕皆不敢深信矣。”督抚与学政同在省会，深知学政的优劣，仅因“督抚有所请托分润”，故代学政隐瞒，嗣后如各省学政有考试不公徇情纳贿之弊，将督抚按溺职例严加处分。［6］乾隆帝谕令依照此例惩治喀尔钦。
其三，积弊需要革除。官官相护，是清朝宦海多年积弊。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学政、知府、知州、知县等官员，平时仗权横行，各显神通，吞没国赋，侵盗库银，榨取民财，淫人妻女，草菅人命，一遇风吹草动，守口如瓶，互相包庇，实在是惊涛骇浪，巨船将翻，封疆大吏就舍卒保帅，抛出一二名知县，应付一下，自己和同僚便逃之夭夭，脱漏于法网之外，照旧腰横玉带，身著蟒袍，头戴乌纱帽，仍然是制台大人、抚台大人、藩台大人、臬台大人、知府大人，甚至奉旨来察的钦差大臣，也往往因受京中宰辅、九卿或亲友嘱托，或为地方官员厚礼所动，或胆小怕事碍于情面，从而避重就轻，大事化小，含糊其辞，不了了之。刚过而立之年的乾隆皇帝弘历，深知此弊，严厉训诫吏部侍郎杨嗣璟不得“有意为之开脱”，否则，其身家难保，而且还着重指出，此系帝“先行访闻”，巡抚“始行参奏”，令将巡抚喀尔吉善交部严察议处，并警告各省总督、巡抚力戒此弊，不然，“田法具在”，必将重惩玩法徇私之人。
第四，当今天子“并非无能而可欺之主”。乾隆帝即位以来，力革昔日皇父雍正帝苛刻过严之弊，主张宽厚施政，以诚待臣，优遇文武官员，不料萨哈谅、喀尔钦竟以帝为“无能而可欺之主”，违法负恩，“秽迹昭彰，赃私纍纍”，督抚又以帝“心崇尚宽大”，而苟且姑容，包庇大的贪官污吏，取悦于众，因此他非常生气，予以严厉斥责，表示决心要重惩犯法劣员，革除互为包庇的积弊。
三月初九日，即下谕后的第二天，乾隆帝又对九卿下达长谕，进一步申述了惩贪尚廉之事。他一共讲了六个问题。其一，廉洁为文武百官正身律己的最高美德。谕旨的第一句话就是：“人臣之所最尚者惟廉”。为君之仆、为民父母的文武官员，需要注重许多事情，但为政清廉，廉洁奉公，却是各级官员必须最为尊崇的高尚美德。其二，严惩贪官污吏。乾隆帝说，登极以来，崇尚宽大，体恤臣僚，于常俸之外，特加双俸，连教职微员，亦予恩赐，目的是让各官“日用充裕，庶乎保其操守”，但是，尽管“务崇宽德”是“朕之本性”，但“遇有贪官污吏，朕亦断不肯姑容”。萨哈谅、喀尔钦之“贪婪败检”，必予惩治，并降谕旨，通饬各省督抚引以为戒。其三，贪官乃衣冠禽兽。谕旨引用古人警句，痛斥贪官污吏说：“贾谊云：上设礼义廉耻以遇其臣，而臣不以节行报其上者，则非人类也。”其四，群臣不应匿过不奏。谕旨责备群臣不劾贪污之事，着重指出，萨哈谅二人的种种劣迹，系帝访闻查出，而九卿中并无一人言及，石麟曾为山西巡抚，廷臣中亦有山西人，“岂竞漫无见闻”？科道等官，“动云风闻言事，所奏率多无关紧要之言，而遇此等事，转未有入告者”，不要以为“朕处深宫”而无一见闻。乾隆帝还严厉斥责反对劾治墨吏之人，痛骂“谓喀尔吉善参奏喀尔钦之事为过当者”是“岂复有人心者乎”！其五，偏信满官怀疑汉员。乾隆帝说：“现今满尚书六人，朕可保其无他，而汉尚书中所可信者，不过新用之一二人而已”。其六，勉励九卿持廉尚洁。乾隆帝语重心长地说：“九卿为朕股肱心膂，才具虽有短长，操守何难自勉，若于此不能自持，其他更复何望。自兹以往，务宜各砥廉隅，交相劝勉，以成大法小廉之治，用副朕厚望焉。”［7］
乾隆帝将廉洁作为官员的最高美德，把洁身自好注重操守作为各官必须具备的条件，提倡廉洁奉公，正身爱民，鄙视赃员严惩贪官，这种看法和做法无疑是正确的，于国有利，于民有益。当然，在封建社会里，是不能实行廉洁政治的，封建专制制度，租赋制度和土地制度，决定了清官廉吏只能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官员难以保持操守，但是，乾隆帝能如此提倡清廉和不断惩治贪官，毕竟还是应予肯定的。尽管以上谕旨本身还有相当不妥之处，比如，他既过分相信满员，认为六部满尚书皆无贪污之事，可以为其担保，又过高估计了自己用人识人的能力，好象汉尚书中只有他新用的人才不是墨吏，这就太脱离实际了。其实，不仅汉尚书难保无贪婪之事，满尚书也不例外，兵部尚书鄂善马上就要因收受贿银而出丑了。
乾隆帝连续下谕，处理萨哈谅、喀尔钦贪污案件。五月十七日，他下谕说：喀尔钦于山西学政任内贿卖文武生员之事，今俱审实，萨哈谅于布政使任内滥行酷虐贪婪之处，亦已审实。朕对萨哈谅、喀尔钦如此施恩，授为藩司学政，而二人不图报恩，廉洁持身，勤勉效力，乃敢贿卖文武生员，纵容家人营私舞弊，滥行酷虐贪婪，“辜负朕恩，实莫此为甚”，若不将二人“从重治罪，抄没家产，则国法不伸，将来人亦罔知惩戒”，著将二人家产严查入官［8］。第二天，他又派乾清门侍卫巴尔聘往山西将喀尔钦押解来京。
又过了一夭，五月十九日，钦差吏部右侍郎杨嗣璟等人的奏折到京，奏称：奉旨查审萨哈谅“贪婪不法，款迹确凿”，照律计赃拟罪。乾隆帝降旨：萨哈谅前任广东布政使，声名不好，且趋奉鄂弥达，故朕将其左迁山西按察使，继因山西布政使缺出，一时不得其人，将其补授，以观后效。今杨嗣璟等人的本内谈到，萨哈谅在臬司任内，已有劣款种种，及升任藩司，婪赃尤多，共计一千六百余两，且实系科派属员，重收尾封，赃私入己，并非公项余银应报不报者可比。当时库吏言称旧例所无，力行禀阻，而萨哈谅斥其胆小，悍然不顾，“则其始终狡诈，藐法负恩，罪实难逭”，著“三法司从重定拟，以昭炯戒”。［9］
刑部等衙门遵旨议奏，请将喀尔钦拟斩立决，将萨哈谅拟斩监候秋后处决，乾隆帝批准此议，喀尔钦解到刑部后，立即正法。
乾隆帝乘此时机，于五月二十八日连下两道谕旨，狠煞贪风，整顿吏治。他在第一道谕旨中，列举山西官员贪婪不法苛索民财诸弊，责令他们痛改前非。他说：山西地方，自石麟为巡抚以来，因循旧习，吏治废弛，继以萨哈谅、喀尔钦贪纵无忌，而各属浮收滥取之弊，更相习为固然。如征收地丁钱粮，每两例加耗羡一钱三分，今加至一钱七八分不等，更有加至二钱者，若如此征收，民何以堪。至乡村编氓，有以钱纳粮者，每两银折收大制钱一千零三十文，按时价合算，“计一两加重二钱有余，是耗外又加耗矣”，“小民有限脂膏，岂能供官吏无厌谿壑”。其他如需索盐店当商陋规，买取货物，任意赊欠，短发价值，或勒定官价，苦累行户，“种种积弊，不一而足”。在晋省官吏中，并非没有洁己自爱之人，然而“积习已久，效尤成风，故贪黩者常多，廉洁者常少”。“民生吏治，关系匪轻”。朕特施宽大之恩，既往不咎，自今以后，“著严行禁革，务使痛改前非，洁己恤民，奉公守法”，若不改悔，朕一闻知，即派大员彻底清查，水落石出，“必将大小官员从重治罪，不少宽贷”。［10］
这道谕旨将山西贪风盛行民难承担之情，讲得十分清楚。仅就地丁钱粮而言，每两本应只加耗羡银一钱三分，而各级官员却加至一钱八分甚至二钱，每两地丁赋银多收了耗羡银五分至七分。姑按六分银计，此时山西全省地丁赋银约为三百万两，各级官员利用这一方式多向晋民征收了白银十八万两。再加上“耗外之耗”，乡村农民和中小地主以钱纳粮，每两多交二钱余银子，若按全省三分之二的地丁银系乡民所交，则官员又多征银四五十万两。两项相加，晋省官员仅通过地丁钱粮的加耗和“耗外之耗”，每年就榨取民财六七十万两银子，民何能堪！正如乾隆帝所说：“小民有限脂膏，岂能供官吏无厌谿壑”！
第二道谕旨是训饬科道官员纠参贪官墨吏。乾隆帝说：科道职司言路，为朝廷耳目，凡有关于民生利弊之事，皆当留心访察，据实上闻。即如山西巡抚石麟之废弛，布政使萨哈谅之贪黩，各属浮收重耗，甚为民累，科道等官每将无干琐务陈奏朕前，“而此等紧要大端，并不指实纠参，岂果出于不知耶？抑明知而不言耶？”至本省之人，于本省事务，见闻尤切，知之必悉。结事中卢秉纯，本系山西人，石麟莅任甚久，萨哈谅劣迹多端，“卢秉纯岂得推为不知，而并未一经参奏，何也？”现特颁谕旨，通行申饬科道等官，嗣后当留心访察各省有关民生利弊之事，一有确据，即指实纠参，若知而不奏，必将本省之科道官议处一二人，以示警戒。［11］
在乾隆帝严厉训饬下，山西巡抚喀尔吉善上疏幼奏婪赃不法之知州、知府章廷珪、童绂、车敏来、卢叡、龚振等五人。乾隆帝批示：这五人皆革职，其婪赃不法等情，著喀尔吉善严审具奏。“山西吏治，甚属废弛”，著九卿保举贤员前往，担任知府、直隶州知州。［12］乾隆帝又将不行访察题参萨哈谅之原山西巡抚石麟，给子革任的处分。
二、卢焯纳银数万两论绞减戍
乾隆六年兰月十四日，即山西巡抚喀尔吉善劾参学政喀尔钦之折到京后的第七天，左都御史刘吴龙上疏弹劾浙江巡抚卢焯贪赃枉法。刘吴龙奏：闻得浙江巡抚卢焯“营私受贿”。卢焯准理嘉兴府桐乡县汪姓分家一案，汪姓送知府杨景震银三万两，又托杨转送卢焯银五万两，“物议沸腾”。总督德沛檄委嘉湖道吕守曾查访知府劣迹。卢焯一闻消息，恐事发牵连本人，星夜出本，题参知府杨景震，又参劾湖州府乌程县革职道员费谦流轻信诬奸一案，幕客得银五百两后听送银者嘱托，“颠倒是非”。又运判员缺，嘉兴县知县阎沛年亲送卢焯银二千两，卢即题升其充任。“凡委署州县，俱有馈送，以缺之大小，为数之多寡”。以上各款，既已风闻，不敢隐瞒，请旨密查。乾隆帝读后既恨卢焯之贪，又十分高兴，降旨嘉奖刘吴龙说：“此奏，卿其秉公察奏。朕以至诚待臣下，不意大臣中竟尚有如此者，亦朕之诚不能感格众人耳，曷胜愧愤。近日萨哈谅、喀尔钦之事，想卿亦知之矣，此事若虚则可，若实亦惟执法而已矣。朕知卿必不附会此奏，以枉入人罪，亦必不姑息养奸而违道干誉也。卿其勉之。若有实据，一面奏闻，一面具本严参。”［13］
此案与前述萨哈谅、喀尔钦之案相比，有不少奇特之处。从赃银数量说，萨哈谅为一千六百余两，而按刘吴龙所劾，卢焯仅收汪姓之银就达五万两，还不包括其他贿银，较之萨哈谅，多数十倍，可是萨哈谅一案，从题参到结案，只用了四个月的时间，而卢焯一案，却历时一年零一月有余，中间还时起风波，原因何在？看来可能有两个因素在起作用。一系萨哈谅一案，是乾隆帝先行访闻巡抚才随后题参的，皇上亲自下达谕旨，揭发此案，定其性质，巡抚、刑部尚书等官怎敢怠慢迟延，怎不依旨而行遵谕审处，结案的时间当然很快。而卢焯一案，却系言官风闻弹劾，是否属实，如何定罪，当然要周密调查，细心审理，而且还很难没有大员为其说情，更增加了定案的难度，非几易其稿，恐不能定。
另一因素则是卢焯本人的才干、政绩及其曾蒙帝之嘉奖。卢焯是汉军镶黄旗人，入赀捐授直隶武邑知县，县旧有均徭钱，按田派敛以供差费，而一遇有差，仍按田派夫，民有双重负担，卢革除此弊，归公耗于公，又惩办把持公务欺凌小民的大庄头。雍正六年卢解饷入京，蒙世宗召对，即迁江南亳州知州，禁械斗，清监狱，再迁山东东昌知府，筑护城长堤，疏运河，赈恤灾民，政绩显著。雍正九年，卢迁督粮道，移河南南汝道，十年授河南按察使，十一年迁布政使，十二年擢福建巡抚。乾隆元年、二年，卢焯奏减福建邵武县永安所、霞浦县福宁卫屯田征米科则，豁除候官诸县额缺田地，减免平和、永安、清流诸县摊余丁银，又教民蚕织，疏濬省会的城河。乾隆三年调浙江巡抚兼盐政，卢焯奏请停仁和、海宁二县草塘岁修银，减嘉兴府所属七县银米十分之二，请禁商人短秤，饬州县捕私盐毋扰民，毋捕肩挑小贩，盐场征课不得用刑追索。卢又减盐价，免米税，广学额，“革官价买物之陋规”，“浙人实受其惠”。卢并请改海宁草塘为石塘，筹备塘河运石。尖山坝为浙省屏障，日久将倾，乾隆四年卢焯奏准筑尖山大坝，“工料悉照民价，兵夫匠役给以饭食，不时犒赏”，很快完工，对护卫浙民免遭水灾起了很大的作用。卢对浙省缙绅予以优遇，“举乡贤名宦，络绎不绝”。卢焯之政绩曾蒙二帝嘉奖，世宗赐其以“文澜学海”之匾。乾隆帝亲书尖山坝之碑文，盛赞其功说：“尖山坝工，上廑先帝宵旰焦劳，封疆大吏不数月告成，用慰朕心。”［14］可能是由于这些原因，乾隆帝在看到左都御史刘吴龙的弹章三个多月后，才于六年六月十六日下谕说：浙江巡抚卢焯著解任，所有参奏情节，令总督德沛、副都统旺扎勒逐一查审具奏。过了十三天，六月二十九日闽浙总督德沛参劾卢焯“营私受贿各款迹”的奏折才送到京师，乾隆帝批令德沛、汪扎勒严审定拟具奏。［15］
又过了五天，七月初五日，福州将军署闽浙总督策楞之折到京。策楞奏：原任总督郝玉麟、调任巡抚卢焯，在任期间，“并无政声，簠簋不饬”，乃均于闽省“肖像置牌，附供生祠数处”，郝玉麟还专立生祠书院一所，违犯定例，且恐流传日久，贤否难辨，于朝廷激扬之道两相悖戾。乾隆帝批示：此奏甚是，有旨谕部。郝玉麟在闽督任内，并未实心办事，与卢焯朋比行私，闽省吏治废弛，皆二人之罪。可察其在任内有无私弊或工程钱粮不清之处，若有可参之处，具折奏来。［16］
同一天，他又就生祠一事下谕：外省官员，现任之时，不许建立生祠，例有明禁。若去任之后，“实有功德在人”，当地官民建祠“以志去思者”，准予留存，此外一概不准。因为，此等生祠之建，多系出于下属献媚逢迎，及地方绅缙与出入公门包揽词讼之辈，倡议纠合，假公敛费，上以结交官长，下以私饱其囊，而非出于舆论之同懿德之好也。最近访闻外省此风尚未尽革，郝玉麟、卢焯在闽省建立生祠书院，肖像置牌，妄行崇奉。闽省如此，其他各省亦恐相同，著各省督抚秉公察核，以定各类生祠之去留存拆。［17］
八月二十七日，奉旨审理卢焯之案的闽浙总督德沛、副都统旺扎勒的奏折到京，言及“卢焯狡饰支吾，供词闪烁，请革职刑讯”。乾隆帝批准其请。［18］这就使此案的审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此之前，卢焯虽被左都御史刘吴龙和闽浙总督德沛参劾，奉旨被审，但仍官居巡抚要职，仍系从二品封疆大臣，而且因其筑尖山坝等事有利于民，绅民拥戴，因此，卢焯可能存有侥倖之心，幻想支吾过去，审案者也碍于其系二品大员，不便严究，故历时二月，一方是“狡饰支吾”，另一方是难压钦犯，审理无法进行。现在，形势大变，皇上谕令革卢焯之职，用刑拷问，这便很明确地表明了乾隆帝对此案的态度和对卢焯的看法，已钦定其为贪官，钦差大臣就可放手行事，卢焯的幻想也就破灭，只好考虑认赃服罪之事了。
闽浙总督德沛、副都统旺扎勒严厉审问卢焯、升任山西布政使的原嘉湖道吕守曾、嘉兴府知府杨景震及其他有关人员，动用大刑，但进展并不快，德沛又对卢焯家有所安抚。乾隆帝甚为不满，屡次降旨申饬德沛、旺扎勒。十一月初，浙江布政使安宁就此上奏说：浙省审理参革巡抚卢焯等人之案，“可以结而不结，不当严而过严，督臣、钦差不能和衷共济”。帝赞其言，于十一月二十九日批示：“若此据实陈奏，朕实嘉悦览之。朕早闻其如是，亦已降旨矣。”同一天，他谕告大学士：德沛、旺扎勒承审卢焯婪赃一案，“种种不协之处，已屡降旨训谕矣”。近闻山西布政使吕守曾已经自缢，此固本人畏罪所致，亦由承审官办理不善之故。又闻，初审时，甚为严刻，案外拖连多人，案内要犯监毙数人，“且有严刑疊夹，腿骨已碎，尚未招认者”。既如此严刻，而德沛又将皮棉衣服数十件送与卢焯家，“是又何意”？卢焯一案，为时已久，该地审办情由，朕皆得知，为何德沛并未陈奏？况卢焯等自有应得之罪，早应定案，何以稽迟至今？［19］
第二天，十一月三十日，德沛、旺扎勒的两份奏折同日送到，言及吕守曾畏罪自尽，会审卢悼之案，“有百姓数百人，喧言求释卢巡抚，推倒副都统衙门鼓亭栅门”。［20］吕星垣记此次越民闹事之情说：“越民呼呶罢市，竟篡夺公，舁置吴山神庙，供铺糗如墙，求保留者数万人，走督辕击鼓，公呵不散，乃夜逃归颂系所。”［21］袁枚亦书此事说：“狱两月不具，浙之氓呼呶罢市，篡公于颂系所，舁至吴山神庙中，供铺粮菜，盛者如墙而进，所过处，妇女呼冤躅足，数万人赴制府军门，击鼓保留。”［22］
乾隆帝对德沛之奏批示：吕守曾的自尽，百姓的闹事，皆“汝等办理不妥所致”，不须“严究为首之人”，以免“又滋一番扰累”，“但刁风亦不可长”，“可速结卢焯之案”，令旺扎勒进京。［23］
乾隆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刑部等衙门会题卢焯营私受贿一案。据调任闽浙总督德沛、钦差副都统旺扎勒疏称，经“臣等逐一讯明”，分别按拟，除卢焯事后受财，求索借贷等轻罪不议外，应如德沛、旺扎勒所题，“卢焯、杨景震俱依不枉法赃律，拟纹监候秋后处决”。吕守曾亦应拟绞，已缢死，毋庸议，但其身任监司，婪赃逾贯，原系应拟死罪之犯，自不得援身死勿征之条宽免，仍著其嫡属勒追入官。帝从其议。［24］
若按赃银数量而言，卢焯之赃超过萨哈谅、鄂善（详后）数十倍，可卢却仅以绞监候结案，与萨哈谅相同，轻于鄂善（被勒令自尽），看来乾隆帝是因其有才和筑尖山坝有功，才对其从轻发落。第二年帝以卢焯完赃减其罪，戍军台，乾隆十六年召还，二十年起用，署陕西西安巡抚，二十一年授湖北巡抚，二十二年又因其减值置办入贡方物等过革其职，戍巴里坤，二十六年召还。三十二年卢焯去世。
三、兵部尚书鄂善受贿千两处死
乾隆六年三月十九日，也就是山西布政使萨哈谅被弹劾后的第十二天，乾隆帝下了一道颇为奇特的谕旨，令王大臣查审原九门提督今兵部满尚书鄂善受贿之案。一开始他说，据御史仲永檀参奏：原提督鄂善于张鸣钧发掘银两案内，受俞长庚之妻父孟鲁瞻银一万两，孟托范毓馥“与提督说合”，“属其照拂”。侍郎吴家骐亦得俞姓银二千五百两。此系“风闻”，“据实密奏，以备访查”。紧接着他便讲道：鄂善系朕倚用之大臣，非新用小臣可比，仲永檀“欲朕访奏”，不知应委何等之人？若委之禁近小臣，岂大臣不可信而小臣转可信乎？若委之大臣，又岂能保其必无恩怨乎？况命人暗中访查而朕不明言，藏于胸臆间，是先以不诚待大臣。此事甚有关系，若不明晰办理，判其黑白，“则朕何以任用大臣，而大臣又何以身任国家之事耶？”著怡亲王弘晓、和亲王弘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尚书讷亲与来保秉公查审，使其事果实，“则鄂善罪不容辞，如系虐捏，则仲永檀自有应得之罪，王大臣必无所偏徇于其间也”。“朕所以广开言路，原欲明目达聪，以除壅蔽，若言官自谓风闻言事，不问虚实，纷纷渎陈，徒乱人意，于国事何益！”是以此案必须彻底清查，不便含糊归结，“亦正人心风俗之大端也”。［25］
此旨之奇在于，他对言官很不满意，颇有怪罪之意。弹劾贪官是科道的主要职责之一，“风闻言事”更是朝廷给与言官的权利，何况就在此旨下达的前十天，皇上还因言官未曾参劾墨吏萨哈谅、喀尔钦而下谕予以指责，可是，为什么今天仲永檀的劾疏，乾隆帝却要抓住其“访查”之辞而大做文章？他一则说鄂善是“朕所倚用之大臣”，非新用的小臣可比，显系暗示鄂善不会做出这种贪赃枉法的勾当，不是贪官，联系到十天前他对满尚书的操守打包票的谕旨，此意更为明显。再则他说不应“访查”，用近身小臣查，不可，用大臣查，也不可，恐其有个人恩怨，暗中访查，亦不行，是以不诚对待大臣，照此讲来，则大臣所做违法之事，是不能查了，是不该查了，只要是大臣，就可为所欲为，他人不敢说半个不字，天下哪有如此不讲道理的逻辑？三则他又怒冲冲地宣布，必将此事明晰办理，否则难以任用大臣，大臣无法身任国家之事，这简直是明显地对言官加以威胁了。四则又指责言官凭仗“风闻言事”，而不问虚实，纷纷渎奏，扰乱人意，于国无益，此话更是谬而又谬了。简而言之，乾隆帝之所以讲了这样一大堆不合情理以势压人的话，不过是告诉群臣，他对仲永檀之劾奏鄂善，是十分不满的，他将对其加以惩处。
按照官场惯例，臣僚对皇上的脾气、做法是善于体会的，能够剥开外表，从洋洋万言的谕旨中，捕捉到皇上的真正想法。奉旨查审此案的王大臣不会不了解此旨的要害所在和皇上欲图达到的目的，照说他们非常可能会按照帝意去审理此案，加罪言者。不料，结果却出人意料之外。怡亲王弘晓、和亲王弘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吏部尚书讷亲、刑部尚书来保，经过认真查审，弄清了事实真相，证明鄂善确系受贿，并据实上奏。
此举使帝异常惊讶，但乾隆帝此时毕竟不愧为英君明主，他并未坚持谬见，一错到底，而是承认事实，知错便改。三月二十五日，即其颁降奇谕后的第六天，他给王大臣下了长达一千余字的上谕，详述此案经过及勒令鄂善自尽的理由。乾隆帝一共讲了四个问题。其一，本意欲罪言官。御史仲永檀参奏鄂善得受俞长庚贿银一案，“朕初以为必无此事，仲永檀身恃言官，而诬陷大臣，此风断不可长”，欲加其罪，但又因事未查明，难治仲之罪，故派王大臣七人秉公查审。其二，鄂善受贿是实。怡亲王弘晓等七位军国重臣屡经研讯，鄂善的家人及交银者俱承认确有此事，鄂善收了俞长庚送纳的贿银。帝又特召和亲王弘昼、大学士鄂尔泰、吏部尚书讷亲、刑部尚书来保同鄂善进见，当面讯问。
鄂善初犹抵饰。帝谕告其人说：“此事家人及过付之人，皆已应承，”“汝若实无此事则可，若有，不妨于朕前实奏”，朕将谕诸大臣从轻审问，将此事归之于家人，以全国家之体。鄂善仔细思考后，“乃直认从家人手中得银一千两是实”。其三，令其自尽，鄂善翻供。鄂善已经自认，“毫无疑窦”，以皇考及朕平日深加信用的大臣，“而负恩如此，国法断不可恕。若于此等稍有宽纵，朕将何以临御臣工”。因垂泪谕告鄂善：“尔罪按律应绞”，念尔曾为大臣，不忍明正典刑，“然汝亦何颜复立人世乎？”宜自处之。又恐如此处理有过刻之处，命和亲王等四人会同大学士张廷玉、福敏、徐本、尚书海望、侍郎舒赫德等再加详议。王大臣等奏称：鄂善“婪赃负国，法所不容，人心共愤”，蒙恩令其自尽，并不过刻。鄂善得知将被赐死后，突然翻供，妄称系因顾全皇上体面，皇上曾屡次降旨担保满尚书的操守，今己被劾，“恐皇上办理为难，是以一时应承”，实未收纳赃银。其四，斥其欺罔，交部严审。乾隆帝见鄂善改口，十分愤怒，斥其“无耻丧心，至于此极”，原本欲待其诚心悔过，恳切哀求，而免其死，监候待决，今因其欺罔之罪，法当立斩，著将鄂善拿解刑部，命刑部等衙门会同九卿科道严审。［26］
此谕最后虽说交刑部等衙门会同九卿科道再审，但全谕含意异常清楚，乾隆帝已将鄂善定了纳贿、欺君的大罪，本应正法，加恩改为立即自尽，之所以要叫刑部、九卿、科道再审，不过是走走过场，欲图显示其公正郑重之意而已，刑部等衙门官员怎能不按帝意断案？
乾隆帝又估计错了，刑部等衙门会同九卿科道审理的结果，竟将鄂善按照“受贿婪赃”之律治罪，把王大臣原拟的绞立决改为绞监候，未论其欺君之罪。乾隆帝甚为不满，于四月十五日下谕痛斥刑部等衙门办事之谬说：此案情节，从前所降谕旨，甚为明晰。鄂善婪赃受贿，自认不讳，因“欲以礼待大臣而全国体”，不忍明正典刑，加恩改为令其自处，乃鄂善竟尔翻供，“肆行抵赖”，此乃“欺罔”、“大不敬”之大罪，王大臣将其拟处绞立决，“实属情罪相符”。今九卿科道等官忽改为绞监候，仅以其婪赃轻罪论处，而置欺君、大不敬之重罪不问，实系“错缪已极”，“著大学士传旨严行申饬”，命新住、五十七前往刑部，带鄂善至其家，“令其自尽”。［27］
乾隆帝以上处理萨哈谅、喀尔钦、卢焯、鄂善四人的贪婪之案，虽有不尽妥当之处，但其决心惩治贪官，革除官官相护的积弊，力扫只治七品芝麻官不罪二三品大员的恶习，不管是帝“所倚用之大巨”掌治戎政的从一品满兵部尚书鄂善，还是由知县升至巡抚曾蒙帝嘉奖的能臣卢焯，一旦知其苛索民财、欺压百姓、收纳贿银，即遣钦差大臣严审治罪，并举此为例，告诫群臣，使贪污之风有所收敛，于民于国，皆有所补益，对乾隆盛世的出现，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四、恒文市金短值奉旨自尽
郭一裕劾督遭惩革职充军
乾隆二十二年四月初五日，乾隆帝下谕，遣派刑部尚书刘统勋，查审云南巡抚郭一裕劾奏云贵总督恒文贪污一案，命其驰驿前往云南，会同贵州巡抚定长秉公严审，有关人员应革职解任者，一面奏闻，一面查办，按拟定律具奏。［28］
过了六天，四月十一日，他又谕军机大臣：关于郭一裕参奏恒文一案，著刘统勋见到定长时，将所奉谕旨，令其阅看，即一同前往云南，不必先行告诉滇省，以免漏泄。恒文之家人赵二，是此案要犯，当密为防范，勿令其闻风远飏。如查明案情后，应即将恒文摘印质审，一面奏闻，一面将总督印务，交定长暂行署理。
乾隆帝虽然派遣刘统勋、定长往滇，但一开始并不相信恒文真有劣迹，故仅命二位大臣“前往查察”，未革恒文之总督要职，未明言其有贪赃之罪，并不象乾隆六年处理萨哈谅、喀尔钦那样，先定其性，革其职衔，命臣拟处其罪。他的这种态度，可能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他对满官尤其是位列一二品的满大臣，颇有好感，甚为优遇，认为这些满员大臣不会做出负恩之事，操守比较可靠。与此相联的另一因素，是恒文的经历和才干。恒文是满洲正黄旗人，雍正初以诸生授笔帖式，连续四次升迁，任兵科给事中，外授甘肃平庆道，升贵州布政使，不到十年，从一个普通生员一跃而为从二品的大臣，其治政之能和交际之精，显然是不言而喻的。乾隆十二年征金川时，恒文献计上奏：兵贵神速，往日在甘肃平庆道任上时，见提督以下各营，或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择勇健者，名为援剿兵将”，预备旗帜器械及各种银物。而贵州却无此例，以致今年四月调兵，迟至六月方得起程，请仿照甘肃之例，预为准备，提督驻安顺，设重兵，于府库贮银五千两备用。乾隆帝嘉其能治事，调任直隶布政使，十六年升任湖北巡抚。恒文疏请采汉铜，广鼓铸，增筑武昌近城石堤，停止估价变卖省城道仓空厫，以备存贮协济邻省粮米，均为帝采纳降旨允行。十八年恒文署湖广总督，授任山西巡抚，二十一年擢云贵总督。二十二年三月，恒文疏劾贵州粮道沈迁婪索属吏，鞠实论斩。这些事情表明，恒文确系深受皇恩，蒙帝赏识，才由一小小生员任至主管两省军政诸事的从一品封疆大臣，这样的臣子能不念主恩而贪婪不法？乾隆帝实难相信。可是，事实终归是事实，随着查审的深入，真相渐明，郭一裕所劾恒文诸款，确有其事，刘统勋、定长据实上奏。
乾隆帝十分恼怒，于二十二年六月初一日下谕：前据郭一裕参奏恒文令属员买金，短发金价，巡阅营伍，沿途纵家人收受属员门礼等情，“朕以恒文历任封疆，受恩最重，当不应至此”，敌遣刘统勋会同定长前往查察，今二人奏称，恒文买金一事，及其纵容家人收礼，俱属确实。恒文身为大臣，自应洁己为属表率，乃竟贪污如此，深负帝恩，著将恒文革职拿问，其有关人犯汪筠、罗以均等，著一并革职，严审究拟具奏。［29］
第二天，六月初二日，乾隆帝又下一谕：阅恒文供词，内称购金系欲备方物进贡，与郭一裕商议，据郭说：“滇省惟金较贵重，我拟制金手鑪四个进贡，”因庇，令标员明柱向巡抚衙门领取金鑪样式，购金制造，以备进贡，等语。前曾屡次降旨，禁止群臣贡献，即使督抚上贡方物，亦不过茗柑食品等物，或遇国家大庆，间有进献书画玩器，以示庆祝，从未有以金器进贡者。乃恒文藉词进贡金银，勒派属员，短价购买，冀图余利，“以致喧传阖省，殊玷官箴”。但郭一裕既以进贡金器怂恿总督，随以购金参奏恒文，“是复何心？”著刘统勋、定长将此情节，逐一秉公研讯。至于恒文的家人，或偶尔需索，尚可诿为耳目不周，乃金银赃物，计值累千，“是其网利营私，稔恶盈贯，何得仅以失察为解？”著一并严审具奏。［30］
过了一天，六月初三日，乾隆帝又下谕讲郭一裕劾奏恒文之事。他说：恒文身为大臣，藉口进献，勒派属员，短价取利，罪固难逃。但果如恒文所供，则郭一裕先以金鑪样式给恒文看，继乃以购金参劾总督，又明知金鑪不可进献，必遭严谴，乃告恒文以今年不进，“竟似恒文全坠其术中者，此乃市井所不为，岂大吏同事一方，而竟出此！”或系郭一裕先曾制鑪备贡，后因恒文纷纷购金，阖省喧传，恐彼此俱致败露，遂不复进献，“而转以参劾恒文，为先发计，亦未可知”。郭一裕可否购金制鑪，买自何人，未进之金鑪何在？著刘统勋等人“务将此中实在情节，悉心详审，即行具奏”。［31］
七月初一日，乾隆帝再次下谕，斥责郭一裕奸险取巧，将其解任，来京候旨。他说：读了刘统勋等官审讯郭一裕与恒文商量贡金的奏折。恒文身为总督，乃借贡献为名，纵其慾壑”，现据查出赃私累累，应俟各案审明，按律治罪。至于郭一裕，先以贡金鑪怂恿恒文，并呈示式样，后见阖省喧传，乃先发制人，“冀立身于不败，迹其所供，行险取巧情状，一一毕露”。“伊本属小器”，前于山东巡抚任内来京陛见时，曾面奏家计本足自给，且久历外任，愿进银一万两为工程之用。“朕听之骇然，深斥责其非”，今观其先购金置鐪预备进贡，“其病根深锢，是以随处发露耳”。且其购金亦委派司道办理，“即云照数发价”，而以司道大员，供督抚私役，成何政体！郭一裕深负封疆之寄，著解任来京候旨。布政使纳世通、按察使沈嘉征，遇督抚有此等事情，乃“匿不以闻，惟事迎合上司”，著交部严加议处具奏。随即令革其职。［32］
乾隆帝对郭一裕的这样处理，是颇为谬误的。恒文之罪，不在于其购金制造金手鑪以备进贡，贡品奢侈，不过遭帝斥责而已，构不成大罪。恒文之所以被定为有罪，是因其藉买金为辞，勒派属员短价购买，藉此牟利，以及纵容家人收受门礼纳取贿银，是犯下了贪婪之罪，而不是进贡之罪，进贡不能定罪。这一点，乾隆帝不会不知，他曾多次因臣僚进献贡品奢侈豪华而拒收其物，降旨训诫，也不过是训诫而已，并未将此定为大罪革职严审。前述谕旨也列举了郭一裕奏进银一万两之事，亦仅仅予以申斥，并未将郭革职惩办。作为封疆大臣，郭一裕是不应该以进献厚礼来博取皇上欢心，但此仅系作风欠妥的问题，应予严斥，可是不宜以此来定其罪。更重要的是，郭一裕是因参劾恒文之罪，而被恒文供出商制金鑪之事，即使此事属实，也不能说郭一裕是“行险取巧”，“先发制人”，有意陷害恒文，最多不过是做法欠妥、欲贡重礼取悦皇上而已，谈不上犯了什么大罪。权衡主从轻重，是郭一裕参劾恒文之后，才查明任至总督大臣的恒文，竟是一个赃私累万的大贪官，应当说郭是立下了一大功，对整顿吏治颇为有益，为民除去了一个大的吸血鬼，为朝廷清理出一个奸臣，应予重重奖赏。可是乾隆帝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竟紧紧抓住恒文供称与郭商议制造金手鑪一事，大做文章，一再下谕，吹毛求疵，连捐银万两的老账都翻了出来，硬将郭说成为有意陷害总督的奸诈小人，还罢其巡抚之官，责令钦差尚书严查其贪婪苛民之事，好象不将郭一裕定成贪赃枉法的赃官，难解心中之恨。虽然他曾专门辩称此举不是偏满轻汉，斥责外人所说：“郭一裕以汉人参满洲，是以两败俱伤”之言是“谬误”的，［33］但揆诸上述谕旨，很难使人信服，他的这番辩解，显然是软弱无力的。
也许乾隆帝逐渐意识到此举有些欠妥，因此于下谕罢免郭一裕之职后的第四天，七月初五日，他又下一谕说：前因郭一裕供称制护购金时是“照数发价”，但此外有无赃私，难以置信，故谕令刘统勋“据实穷究，如应查封，即将伊任所查封”。刘统勋奉旨后，应秉公查办，如郭不能洁身自爱，贪污不法，亦如恒文之负恩，自当将其家财查封，请旨治罪。若无此情，“而因朕已降旨，遂有意苛求，遽将伊任所货财封禁，则是全不识事理之轻重矣。此事关于政体官常者甚大，必虚公研究，方能情罪允当”。［34］
乾隆帝虽想作些调整，欲图略微减少一点压力，让钦差大臣审案稍稍公正一点，但大臣皆知帝意，哪能拟议公允。八月初，刘统勋之折到京。刘奏称：奉旨查审郭一裕二案，“讯明郭一裕诈伪贪鄙款迹，按律拟流”，并请查封郭之家产。照说，刘统勋还算办事较公之臣，他虽接到令郭解任对其严审之旨，拟议意见不能不受谕旨约束，相当苛刻，但在查证问题时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没有严刑逼问诱供逼供，没有硬给郭栽上莫须有的赃银巨万的大罪，并如实上奏。乾隆帝于八月初四日下谕拒绝其议说，郭一裕与恒文，各有应得之罪，而轻重不同。恒文赃私累累，众证确凿，家产自应查封，以惩贪黩，而郭一裕不过交属员代买物件，短发之钱不及百金，更有将原物退还者。即其令属员修造花厅，亦只数百两，较之恒文，情罪亦应有所差别，若一律抄家，“殊不足以服其心”，已传谕定长，将郭赀财照旧给还，不必查封。［35］
二十二年九月十二日，乾隆帝下谕，列举恒文、郭一裕之罪，勒令恒文自尽，革郭之职，发往军台效力。他说：根据刘统勋、定长的查审和上奏，恒文令属员买金，短发金价，巡查营伍，纵容家人勒索门礼等款，“俱属确实”，恒文任所赀财多至数万两。恒文并非素封之家，其历任封疆不过二三年，养廉银除用于一岁公用及往来盘费外，“即极为节啬，亦何能若是之多，是其平日，居官之簠簋不饬，不待言矣”。昨刘统勋面奏，尚认为恒文之败检，皆由于家人恣横所致，“其意似为恒文卸罪者，此则所见非是”。恒文果以洁清律己，奴仆下人焉敢如此肆行无忌。况且勒索门礼即系家人所为，而购金短价，受属员馈送，“岂亦家人教之耶？”恒文深负朕恩，情罪重大，若“曲为宽宥，其何以伤官方而肃吏治！”著派侍卫三泰、扎拉丰阿驰驿前往，于解送所至之地，即将此旨宣谕，“赐令自尽”。郭一裕为人，“本属庸鄙”，前岁曾面奏愿捐养廉羡余银一万两，到滇后又有购金制鑪之举，“惟以声色货利殖产营运为事”，深忝封疆之任，但其在官，尚不致如恒文之狼藉，同系购金，发价并未短扣。郭一裕著革职，从宽发往军台效力，“以为大吏鄙琐者戒”。［36］不久，又以署云贵总督定长请免于处分署玉屏县知县赵沁等十五员，因其系被恒文之家人赵二等勒索银两，并复自首，不必革职罢官，而下谕斥责其非说：上司家人需索属员，例有明禁，该知州、知县等官员，果能持正不阿，则应一面锁拏需索的家人，一面据实禀闻上司，听其惩治，即或上司袒护家奴，地方官可直揭部科，据情详查，对“如此大有风力之员”，“朕不但加意保全，且将召见而擢用之矣”。乃赵沁等官，始则被恶奴勒索，甘心贿送，及至恒文败露之后，经署督行文饬查，始行报出，焉能藉称自首得免吏议不至去任？赵沁等十五位官员，俱著交部察议。［37］不久吏部奏准，赵沁等十四员降一级留任，其余永昌知府佛德、临安府知府方桂等三十八人亦分被惩罚。
恒文、郭一裕之案，至此总算了结了。恒文、郭一裕二人，原本企图贡献珍品取悦于帝，不料弄巧成拙求福得祸。恒文因此而丑迹败露，从一个飞黄腾达的治政能臣、从一品大员，一变而为赃私累累、声名狼藉、违法致死的大贪官，人死家破又财空。
郭一裕险被定为污吏，儿经周折，最后被皇上定为庸鄙奸险投机取巧之小人，革职罢官，发往军台效力。
乾隆帝严惩恒文，拒绝刘统勋宽免恒文罪过之议，以及处治馈送总督贿银的赵沁等十五位州县官员，以惩贪风，肃吏治，是十分正确的。只要是贪赃横行，违犯国法，就应加以制裁，哪怕恒文是贵为总督的满人、蒙帝擢升的能臣，也不能逃漏于法网之外，而被按律处死籍没，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他对郭一裕的发落，却甚为不妥，颇欠公允，这样一来，恐将使汉官缄口，不敢弹劾满员大臣，以免两败俱伤，自身遭受横祸，其消极的影响，不宜低估。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或者出于其他的考虑，乾隆帝于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四日下谕说：郭一裕之派属员买金，虽亦不能算是无罪，但恒文之事，实由郭一裕举发，郭前在部呈请赎未准，恐将来各省督抚有贪婪之事，“同官以事相干涉，惧于己有碍，转不据实入告，将无由发觉，其何以明国宪而儆官邪耶！”郭一裕著加恩准其纳赎。［38］数年以后，帝赐予郭一裕三品衔，授河南按察使。这样一来，总算作了一些调整和修改。
五、山东巡抚蒋洲贪婪命丧法场
乾隆二十二年十月初五日，乾隆帝连下二谕，命督修山东运河工程的刑部尚书刘统勋前往山西，查审移任山东巡抚的原山西巡抚蒋洲之贪污案件。他在谕中讲道：据山西巡抚塔永宁奏，蒋洲于山西任内，侵用帑银二万余两，升任时，勒派全省属员弥补，并卖寿阳县木植赔补，“此事实出情理之外，为之骇然”，必须彻底清查。查审此案，非刘统勋不可，著刘统勋即传旨，将蒋洲革职拿问；带往山西，并塔永宁劾疏内提到的杨文龙等人，一并严审定拟具奏，其任所字迹赀财，一并查明奏闻。［39］
乾隆帝所讲看过奏疏后“为之骇然”，是有原因的。因为案犯蒋洲既非小小七品芝麻官，而是从二品的封疆大吏山西巡抚移任山东巡抚，又非寒门小户贫寒乡民，而是书香门第宰相之子。蒋洲之父蒋廷锡，是云贵总督蒋陈锡之弟，工诗善画，以举人、进士供奉内廷，事圣祖内直二十余年，任至内阁学士。廷锡更受到世宗的赏识和提拔，六年之内，由内阁学士迁礼部侍郎，晋户部尚书，兼领兵部尚书，拜文华殿大学士，兼领户部，并蒙授一等阿达哈哈番世职，雍正十年病故，谥文肃。廷锡政绩卓著，秉公执正，史称其“明练恪谨，被恩礼始终”。蒋洲之兄蒋溥，雍正七年由举人、进士、庶吉士，直南书房，袭世职，十一年授编修，四迁任内阁学士。乾隆五年蒋溥授吏部侍郎后，历任湖南巡抚、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掌翰林院事、兼署吏部尚书、大学士、军机大臣、兼领户部，身任要职近三十年，颇有建树，政绩显然。蒋洲就是凭藉父兄之势及皇上对父、兄之恩宠，由一个小小主事很快就累擢至山西布政使，乾隆二十二年又升任山西巡抚，于同年七月移任山东巡抚。一家之中出二相，四十年的高官要职，姑且不说侵吞帑银、科索民财、收受贿银，就是正额薪俸、养廉，皇上恩赐，属员献纳，督抚馈遗，门生敬奉，等等收入，为数也十分可观，这样富豪高贵的家庭，怎会出现贪官污吏？父、兄皆系科甲出身，任至大学士，自应正身律己齐家，严教子弟，其子、其弟怎能丧失廉耻见利忘义？所以，乾隆帝不禁为蒋洲之贪婪而“为之骇然”！
过了十一天，十月十六日，乾隆帝再谕军机大臣：据塔永宁奏：蒋洲任内，一切舞弊纳贿之事，皆其幕友吴姓及管门家人黄姓、马姓等从中经手，已密咨山东署抚，提犯人解送山西，等语。吴姓诸人均系此案要犯，著传谕山东巡抚鹤年即速严拿，委员解晋，交刘统勋归案严审，务该委员严加防范，迅速解送，勿使该犯逃脱，或畏罪自戕。
经过思索，乾隆帝感到问题不只是蒋洲一人，便着手新的审查。第二夭，十月十七日，他又谕军机大臣，讲了四个问题。其一，蒋洲藉端诡辩。据刘统勋奏，蒋洲供称：因修理衙门，多用银两，以致亏空，等语。外间亦有如此议论者，此话究未可信，修理布政使司衙门，需费即多，何至用银二万余两！显系藉端捏饰。其二，查审明德。巡抚明德与蒋洲共事较长，两署仅一墙之隔，蒋洲如此侵公亏银狼藉，明德岂毫无所知，何以并未上奏？恐其中必有缘故。即使诿诸于不知，而藩司侵吞帑银如此之多，犹一无闻见，“巡抚所司何事耶？”著传谕刘统勋、塔永宁一并详细查察，明德为何如此庇护？务得实情，据实陈奏。其三，追查拖穆齐图。蒋洲供内，又有拖穆齐图欠银三千两之话，看来拖穆齐图为人亦甚不妥。其在山西，养廉银颇多，为何去任起程时，又须蒋洲为之担承至三千两银？“种种情节，俱当悉心研究，使水落石出，毋得草率完结”。其四，严防蒋洲自戕。刘统勋现正带蒋洲前往山西，途中需要速行，不可久稽时日，更应留心防范，勿令其畏罪自戕。［40］
随着审查蒋洲案件的深入发展，又发现了新问题，这就是山西省贪官污吏太多，吏治十分腐败，必须大力整顿。十月二十六日，刘统勋、塔永宁呈报查讯情形之折到京，二人奏称：平定州知州朱廷扬侵亏帑银二万余两，守备武琏侵亏营银一千余两。乾隆帝于这一天连下四道谕旨。第一道谕旨着重讲彻底清厘贪官污吏。他说：朱廷扬侵银二万余两，武琏亏银一千余两，“由此类推，其恣意侵蚀而未经查出者，更不知凡几，该省吏治尚可问耶！”乃塔永宁奏称，若遽行盘查，恐通属惊慌，必致贻误地方政务。此话不免有畏首畏尾之意。且据刘统勋、塔永宁另折所奏蒋洲案内道府勒派情节，于杨龙文（冀宁道）署内，“查出派单一纸”，太原府知府七赉连名作札，向各属催取，“明目张胆，竟如公檄，视恒文之授意派买，更有甚焉。此致各属中之素有侵亏者，皆无所顾忌，如朱廷扬、周世紫，皆盈千累万，此又与蒋洲之勒派无涉。吏治至此，尚不为之彻底清厘，大加整饬，何以肃官方而清帑项！”此等劣员，被勒索银两者情尚可原，可如滇省被勒之员例子处理。至子杨龙文、七赉、朱廷扬等人，则罪无可逭，“塔永宁何所瞻顾而为此调停之奏耶！”七赉著革职拿问，交与刘统勋一并严审究拟。著刘统勋会同塔永宁，“严行查办，不得稍存姑息”。［41］
第二道谕旨宣布将原山西巡抚现任陕西巡抚明德革职拿问。他说：据刘统勋等人奏到，晋省州县中，侵亏库银，竟有至盈千累万者，“是该省风气，视库帑为可任意侵用，已非一日”。明德身为巡抚，察吏是其专责，乃一任属员侵帑营私，至于此极，实为深负委任，著即将明德革职拿问，解赴山西，交刘统勋审拟具奏，其任所货财，立即查封。［42］
他在第三道谕旨中说：山西平定州知州朱廷扬亏帑银二万佘两，山西巡抚已行文直隶，查封其家产，但闻知该犯原籍系浙江绍兴人，可传谕杨廷璋（浙江巡抚），速即访察该犯居住地点，将其所有资产严行查封，以补帑银，不得稍有泄漏，以致其家藏匿寄顿。
第四道谕旨，是命刘统勋、定长对明德“秉公严讯，不可稍为回护”。其蒋洲案内各犯及现在查出侵亏帑银的官员，“一并令刘统勋等彻底清厘”。所有各犯监禁于晋省，均须留心防范，严行看守，倘有松懈，令其自戕灭口，不得明正典刑，则有关人员罪责难逃。［43］
过了三天，十月二十九日，乾隆帝再谕军机大臣，令速结蒋洲之察。他说：蒋洲勒派属员，弥补亏空，及将寿张县木植卖银补款之案，刘统勋已于杨龙文署中查出勒派银数清单，并于经过各州县中提取了七赉等人连名书札，此事已确有证据，只要审讯蒋洲、杨龙文、七赉三人，即可速为审拟，具奏正法。至于山西通省亏空之事，已降旨命刘统勋会同该抚查办，此乃在蒋洲勒派本案之外，不妨于蒋洲案完结之后，再详悉办理。
又过了五天，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五日，乾隆帝下谕，宣布对蒋洲一案的处理意见。他说：蒋洲乃原任大学士蒋廷锡之子，由部属擢用，任至巡抚、布政使，不思洁己奉公，乃恣意侵吞亏空帑银钜万，又复勒派通省属员，以为弥补之计，“其贪黩狼藉，玷辱家门，实出情理之外”。杨龙文身为监司，曲意逢迎上司，侵帑勒派，不法已极，其情罪实无可宽宥。蒋洲、杨龙文俱依拟即行正法，以昭炯戒。七赉作札催取，但以知府迎合司道，较杨龙文罪稍轻，著依拟绞监候，秋后处决。其余应行拟罪议处各官，仍命刘统勋、塔永宁逐一查明，分别定拟具奏。明德收受蒋洲及各属古玩金银等物，已降旨将其革职拿问，解赴山西，命刘统勋审明定拟。拖穆齐图与蒋洲结纳关通，携取蒋洲古玩，收受银物，“甚属贪汙无耻”，著革职拿解来京治罪。“山西一省，巡抚藩臬朋比为奸，毫无顾忌，吏治之坏，至于此极，朕将何以信人，何以用人！外吏营私贪黩，自皇考整饬以来，久已肃清，乃不意年来如杨灏、恒文等案，屡经发觉，而莫甚于蒋洲此案，若不大加惩创，国法安在！联为愧愤！”［44］
蒋洲勒派属员之案，至此告一段落。此案本系追查布政使蒋洲勒派属员银两，弥补亏空，不料，案情不断发展，牵扯到巡抚、按察使，涉及监司、知府，并从而查出了晋省不少州县官员侵吞帑银，山西吏治之坏、贪风之盛的真情，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使乾隆帝惊呼“何以信人！何以用人！”他决心痛惩贪官，整顿吏治，斥责塔永宁畏首畏尾欲图草率了结，诛杀蒋洲，革除劣员官职。身为故相（蒋廷锡）之子现相（蒋溥）之弟荣任二品大员山东巡抚的蒋洲，就这样被作为贪官，绑赴法场，成了刀下鬼，身败名裂，家产荡然。当时有不少类似蒋洲出身经历的官宦之后身任要职的九卿和督抚藩臬监司，照说应以此为鉴了，可是，从后面的一些例子看，重蹈蒋洲覆辙的，还颇有人在。
六、庇护贪吏 蒋炳革职九卿受罚
乾隆帝在处理恒文、郭一裕、蒋洲等案时，不只一次提到杨灏，杨灏何许人也，为何一再为帝评述？此事还得从乾隆二十一年九月说起。乾隆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乾隆帝阅读了湖南巡抚陈弘谋弹劾藩司杨灏的奏折。陈弘谋奏：布政使杨灏于应发买补运济江南仓谷的银子二十万余两时，每百两扣银一两三四钱及二两六七钱不等，共侵扣银三四千两入己，查验属实，请将杨灏及库官周照革职，暂委按察使夔舒摘印署事，清查库银。乾隆帝十分高兴，批示：“如此察吏，何愁吏治不清，朕甚为湖南吏民庆喜而嘉悦焉。余有旨谕部。”［45］
同一日，他降旨谕部说：杨灏、周照俱著革职。其贪黩侵扣情由，及管库家人书吏，该抚一并查拿，严审究拟具奏。”藩司为通省钱谷出入之地，况买补谷价，关系仓庾，乃扣克短发，必致贻累闾阎。陈宏谋能留心体察，据实参奏，毫无瞻徇，甚属可嘉，著交部议叙。”［46］不久，陈宏谋奏准，将杨灏处以斩监候，秋后处决。
二十二年七八月，湖南巡抚蒋炳以杨灏于限内缴清赃银，拟入缓决，九卿科道未提异议，三法司赞同，遂将杨灏定拟缓决，列入秋审官犯册内的缓决人犯项目之内。乾隆帝看过秋审册后，极其愤怒，于二十二年九月初九日连下四谕，痛斥蒋炳及有关人员，斩杀杨灏。他在第一道谕旨中说：秋审官册内，拟斩之原任湖南布政使杨灏一案，定拟缓决，“甚属错谬，阅之不胜骇然”。杨灏身为藩司，乃侵肥克扣至三千余两，其贪黩败检，本应立行正法，“以彰国宪，监候已系朕格外之恩。朕以为该抚审拟招册”，及三法司九卿科道等廷谳时，自当入于情实，乃册内妄以该犯限内完赃，归入缓决。试思藩司大员，狼藉至此，犹得以限内完赃，概从末减，“则凡督抚大吏，皆可视婪赃亏帑为寻常事，侵渔克扣，肆无忌惮”。幸而不经发觉，竟可安然无恙，即或一旦败露，亦不过于限内完赃，仍得保其首领，“其何以饬官方而肃法纪耶”！廷臣等于此等案件，不权衡事之轻重，竟尔恣意欺罔，蒙混照覆，“将视朕为何如主！朕临御二十二年，所办案件，内外臣工所共见共闻，尚敢如此窃弄威柄，施党庇伎俩，朝臣亦可谓有权！今日检阅之下，不胜手战愤栗”。原拟之蒋炳，交部从重严加议处。其与审之九卿道等官，俱著交部议处。在京案拟之大学士等官，“依样葫芦，并不夹签声明，是何意见，著明白回奏”。［47］
第二道谕旨是斩杀杨灏。乾隆帝谕军机大臣：“杨灏受朕特恩”，简用藩司，乃敢侵扣银至三千余两，负恩枉法，罪无可贷；监候己属恩典，岂得藉口完赃更从缓决，著蒋炳接奉此旨后，即率同藩桌二司，将杨灏即行正法。倘若泄露风声，致杨灏先知而自戕殒命，不及明正典刑，即令蒋炳抵偿。［48］
第三道第四道谕旨，是革蒋炳之职抄其家产。谕旨说：杨灏身为方面大吏，贪盗数千金，本系立即应行正法之犯，候秋审时，“断无不入情实之理”，蒋炳竟敢将该犯入于缓决，“甚属乖谬”，“此非寻常蒙混瞻徇可比”，著将蒋炳革职，拿解来京，交部严加治罪，将其任所字迹赀财严行查封具奏，并将其本藉家产查抄具奏，不得让其隐匿寄顿。［49］
过了一天，九月初十日，乾隆帝又下达长谕，详论蒋炳及九卿科道庇护杨灏之谬及其对国之危害。乾隆帝说：
“秋审官犯册内，该抚以及九卿科道，共存党庇婪赃侵蚀之原任布政使杨灏，竟拟缓决，其情实属可恶，已降旨分别治罪议处矣。夫明刑弼教，乃国家刑政之大纲，是以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此非古人以仁爱归其君，盖法之所在，所谓天讨有罪，罔敢纵弛，诚有如是者。近日内外问刑衙门习气，不求其情罪之允当，惟事妇寺之仁，……转以依律科罪为不免过当，成何政体。……至俨然服官从政，自当知凛遵宪典，而犹悍然作奸犯科，此而可宽，则谁不蔑法营私，小民将必深受其害。如杨灏身为藩司，为阖省属员表率，乃侵扣谷价数千两，是其肥囊橐者，皆民之脂膏也，而遽以限内完赃，欲贷其死。夫限内完赃，姑从末减，在微员犹或可言，岂有方岳大员，婪赃累累，而尚藉口完赃，俾得偷生视息，有是理乎！朕临御二十二年，试问在朝诸臣，有敢窃弄威福能生死人者为谁？今蒋炳办理此案，岂不知事理之不当如是，其意以为，朕于前岁去岁俱经勾到，今岁或当停勾，所有缓决诸案，未必寓目，遂将杨灏拟入缓决，迨系明岁，则系已准缓决之犯，便可倖邀宽典，是其有意蒙混，欺罔徇私，居心实不可问！九卿科道，每于秋审棚内哓哓致辩，不过求宽一命，或为自己积福地，而于此等要案，则无一人见及，雷同附和，公为矫诬，此而不加惩儆，纪纲安在！……其杨灏一案，审转之按察使夔舒，有专办刑名之责，乃亦蒙混如此，著一并交部严加议处。为官相护之痼习，朕必力革而后已。”［50］
十月初六日，吏部遵旨议拟九卿科道蒙混照覆蒋炳党庇杨灏的革降处分，乾隆帝阅过其疏后，降旨将尚书、侍郎、给事中，御史赵弘恩、鄂弥达、蒋溥，李元亮、王际华、李清芳、王和、勒尔森、舒明、董邦达、金德瑛、刘纶等六十八人，分别处以革职留任、降级留任、销级、销纪录、降级、注册等处分。［51］
十一月初四日，乾隆帝看过刑部的奏章，因建议将蒋炳拟以“斩监候”的处分，过为严刻，下谕宽减说：蒋炳审拟杨灏侵扣婪赃一案，拟入缓决，希图蒙混，刑部拟以斩监候，实属罪有应得。但蒋炳办理此案，虽系营私沽誉，尚无受贿情弊，著从宽免其斩候，发往军台效力赎罪。
曾经震动京华的蒋炳一案至此结束，它再一次表明，乾隆帝确曾想整顿吏治惩处贪官，以期于国有利于民有益。但是，从后面所述诸例看，他的这种愿望是完全落空了，斩掉一个杨灏，又出现几十几百名杨灏式的赃官，而且，贪污的银两越来越多，规模愈益扩大，吏治更为腐败。
七、徇情庇奸 庄有恭、和其衷革职论斩
乾隆三十一年正月，对乾隆皇帝弘历来说，是一个颇为烦闷和很不如意的月份。这一个月，接连发生了两起使他十分生气和震惊的重大案子，一是其爱卿庄有恭辜负圣恩，徇私枉法，二是山西吏治腐败的真情再次暴露。
庄有恭，乾隆四年殿试，高中状元，授修撰，直上书房，嗣后，历任光禄寺卿、内阁学士、户部侍郎、江宁学政，乾隆十六年已荣为封疆大吏，任江苏巡抚。十七年庄有恭署两江总督，二十一年丁忧回籍，旋署江南河道总督，因故夺职，二十三年署湖北巡抚，二十四年调任浙江巡抚，二十七年移任江苏巡抚，二十九年擢刑部尚书，留巡抚任，三十年正月授协办大学士，仍暂留巡抚任，八月奉旨召入京师。
庄有恭久任封疆大臣，“以清廉自励”，政绩卓著。乾隆十八年夏秋之交，淮、扬诸郡水灾严重，庄亲往察勘抚恤，上奏灾情，乾隆帝谕令截留漕米一百二十万石，发帑银五百万两，用于赈济，“民乃得苏”。二十年大江南北又以灾告，庄有恭上奏，并建救荒诸策，皆蒙帝允准施行，拨银一千余万两。庄亲自督率属吏，检视灾民给与，胥吏不得侵渔，济者无数。他又特别重视水利，修海宁柴塘，增坦水，设竹篓内贮石块以护塘根，大修三江水利，疏桥港河身，清除官民圈占的茭芦鱼荡，增筑鱼鳞石塘。
史称其“抚江浙，治海塘，重水利，有惠于民”。［52］乾隆帝对这位由他钦定的状元公，是十分赏识的，一再升迁，十年之内擢至巡抚，又让其坐镇江浙十余年，并再晋为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还赐诗褒勉，交部议叙，可谓关怀备至、皇恩浩荡了。不料，就在五十二岁的庄有恭蒙受殊恩马上便要入阁拜相之时，其包庇属员殷成功之案被揭露出来了，山西吏治腐败的真相，也因此而再次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这对乾隆帝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事情是从两江总督高晋的一份奏折引起的。乾隆三十年十二月十九日，乾隆帝就高晋所题审拟苏州同知段成功纵容家人书役诈扰累民的题本，下谕说：此本内称，“该员因患疟昏迷，不能检点案牍，家人龚玉等婪赃各款，该员均未知觉”，等语。“所办甚属错谬”。段成功不过一时患疟，并非重症，且疟疾或间日一发，或一日一发，每次亦不过一二时辰之久，何至不能检点案牍，听任家人横行。明系承审官员有意为段开脱，妄图从轻完结，故如此书写。高晋自擢用总督以来，甫经审办参案，“即意存瞻徇，巧为尝试，此等伎俩，岂能逃朕殷鉴！”江南吏治废弛已久，现在正当督抚更换之时，高晋尤宜加意整顿，力矫积习，“何意竟敢于姑息蒙混若此！”看来此案必出自朱奎扬之意，此人素非善类。本应将该督交部严加议处，但念高晋新任总督，初次获咎，且在河道总督任内尚能实心办事，姑从宽免，此后若再不知改悔，必不曲为宽贷。高晋此事实属昏馈糊涂，有负帝恩，著传旨严行申饬。此本交内阁掷还，仍命高晋传谕朱奎扬，令其小心。［53］
同日，他又下谕，命江苏巡抚明德将此案情节，秉公查实速奏，并将朱奎扬近日办事情形据实奏来。第三天，十二月二十一日，他又下谕给在浙江审案的侍郎四达，命其赴苏，会同高晋，将此案审讯明确，务得实情具奏。
乾隆帝确系聪明之君，能够看出高晋蒙混庇护段成功的错误，严加驳斥，委官会审，这一点颇为难得。但他万万没有料到，高晋如此谬误具奏，是有其考虑的，一经严谕督责，便将真情奏明，使皇上一吃一惊。乾隆三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江苏巡抚明德的奏折到京。明德奏：段成功之家人龚玉出票滋扰民间，“段成功俱属知情，其中尚有染指之处”，承审之苏州府知府孔传珂，主稿审转之按察使朱奎扬，均明知段成功装病而“瞻徇未究”。乾隆帝览疏甚怒，立即下谕，命将朱奎扬、孔传坷俱革职拿交刑都治罪，其成招会转之布政使苏尔德，未能扶正争执，亦难辞咎，将其交部严加议处。［54］
紧接着，两江总督高晋的奏折又送至京，高晋说：“庄有恭原参，即有段成功抱病被蒙字样。”乾隆帝异常惊讶，于正月十三日连下两谕。第一道谕旨讲了两个间题，一系段成功之罪。他说：四达会同两江总督高晋查出，“此案出票婪索，皆系段成功亲笔标发，实有染指等弊，则段成功之情罪，已无疑义”。这算是他所预料到的。第二个问题却大出他意料之外，他十分诧异也非常生气地说：高晋所奏庄有恭于八月参劾段成功的折子内，有段“抱病被蒙字样”，读后“实属骇异”。庄有恭既已访知段成功有出票婪索之事，具本参劾，“岂有复信其捏病被蒙之理！”其若仍任江苏巡抚，决不肯如此姑息了事，亦不肯为此隐跃两可之语。其意以为，离任在即，何必结怨，故留此间隙，即使他日审出实情，亦可搏救之不得之名，如因此而开脱了段成功，便可“解怨市恩”，“此等卑琐居心行事，尚安得为纯臣乎！”“庄有恭受朕深恩，特加摧用，乃敢为此巧于市恩之术”，“是有心欺朕矣”，著将其交部严加议处。第二道谕旨是令将孔传珂、朱奎扬革职锁拿，交与四达等官，“严行究讯，务得实情”，质审明确后，再解部治罪，如孔、朱二人再不吐露实情，其首领必不能保全。［55］乾隆帝此时对段成功之案，算是有所了解了，知道庄有恭是在施展隐跃两可之计，但这还只接触到此案的第一层，距案之最深处还不了解。庄有恭之如此冒险行事，不仅仅是为了包庇属员，解怨市恩，还有更深的隐情。
此谕下达七天后，正月二十日，吏部拟议处分之疏送呈帝前，建议将“巧为解怨市恩”的庄有恭，革去刑部尚书与协办大学士之职，将两江总督高晋予以降调处分。乾隆帝谕令革去庄之协办大学士职，余俟四达审明之后，再行处理，高晋著革职从宽留任。
又过了四天，正月二十四日，案情又有了新的发展，饮差四达之折到京。四达奏：“据原知府孔传珂供：段成功被参劾后，巡抚饬他审讯时，“曾经庄有恭面谕：如果他（指段成功）家人书役不供出段成功知情得赃，也就罢了”。原按察使朱奎扬供：庄有恭曾面谕段成功一案，府审止系家人书役得赃，段成功不知情，可照此揭参。“窃窥庄有恭意在从宽，遂亦不加深究”。乾隆帝阅奏后，非常生气，下谕指责庄有恭“居心欺诈”，“此案之上下相蒙，俱由庄有恭授意指使，以致臬司、知府扶同欺混”，若再姑息其过，“何以董正天下督抚哉”！著将庄有恭革职，拿交刑部，命军机大臣会同刑部严审定拟具奏，其前在学政任内有应罚未完银两，曾加恩宽免，今仍著照数追缴，并将其在广东原籍及苏州寓所货财严行查封，不许稍有隐匿寄顿。他又指出，庄有恭：“并非袒护段成功，而于保举段成功之和其衷，则曲意为之瞻徇，因和其衷为新任巡抚明德弟兄，恐事发累及举主，有碍颜面，遂尔心存瞻顾。上司属员，意会色授，各相喻于不言。”［56］
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刑部议处有关人犯之奏说：庄有恭原发款单，即有段成功患病之语，而具题参劾，复先叙入，豫为将来卸罪之地，是此案徇纵，实由庄有恭开其端，而孔传珂、朱奎扬揣合意指，不加究诘。庄有恭应照罪该处死巧言谏免暗邀人心律，拟斩，监候秋后处决；孔传珂、朱奎扬应照听从上司主使出入人罪律，拟斩，监候秋后处决。乾隆帝降旨：“外省上下和同，官官相护，积习最为恶劣，若不急为整饬，将启党援门户之弊，于世道人心，深有关系。朕力挽颓风，遇有此等案件，惟有严加惩创以饬纪纲，内外大小臣工，各宜守法奉公，痛自湔洗，务使锢习一清，母蹈覆辙”。庄有恭身为巡抚，属员视其趋向，自应依律问斩，著监候秋后处决。朱奎扬、孔传珂究系为从，著从宽免其死罪，发往军台效力。“并将此通谕中外知之”。［57］
庄有恭之案至此告一段落，但段成功之案却仍在继续深查严审。原来，乾隆帝在谕令严审庄、段之案的过程中，又访闻段成功以往在山西阳曲县当知县时，曾亏空帑银，及其升任苏州府同知离任，“上司代为弥补”，因此命江苏巡抚明德将段成功押往山西，交山西巡抚彰宝收审。钦差四达又奏称，请将从前保举段成功堪任知府的上司，查明交部议处。三十一年二月十一日，彰宝之折至京，奏称：段成功于升授同知时，“亏空银一万两以外，上司知情弥补，俱属确实”。这里讲的上司，是原为山西巡抚现移任陕西巡抚的和其衷。
乾隆帝读过彰宝的奏折后，十分恼怒，立下长谕，痛斥和其衷等官之罪，尽革其职，一并究审。其谕说：
“此事可谓大奇！从前蒋洲亏空库帑勒派婪赃一案，经朕大加惩治，方谓凡有人心者，皆当知所儆惧，而晋省覆辙在前，尤当引以为戒。不意未及十年，复有上下关通营私欺罔若和其衷之甚者，实出朕意料之外，是其罪较庄有恭更重矣。……和其衷明知属员亏空盈万，不但不参劾究治，……
（反转为出资相助）掩饰弥缝，其玩法欺蔽之罪，尚可贷乎！……且段成功仅一县令，何至亏空如许之多？即云首邑用度较繁，亦不应妄费若此，而通省各上司，何以互相容隐，竟无一人举发其事，和其衷甚至给银五百两代为凑补，是段成功平日必有交结逢迎之处，不可不彻底根究。若和其衷竟受其馈送，遂尔曲意周旋，则更不能稍稽刑宪矣。和其衷前此曾获重愆，经朕弃瑕录用，摧至巡抚，竟敢如此徇私藐法，深负朕恩。和其衷著革职拿问，派四达前往山西，会同巡抚彰宝，将此案各情节秉公严审定拟具奏。……至文绶系专管钱粮大员，明知属员亏空，纵容弥补，刘墉系亲临知府，并不揭报亏空，通同容隐，按察使蓝钦奎、前任冀宁道富勒浑知情不举，均非寻常徇庇可比，俱著革职，交与四达等，将有无授意及助银弥补之处，一并究审。”［58］
不久，四达、彰宝奉旨查明后奏称：段成功仅在阳曲当了半年知县，就亏空库银一万余两，库簿所载帮银弥补的州县官员有三十二人，在短短的交代限内，“即能弥补足数，苟非上司授意，焉能迅速齐全”。和其衷供称：前赴热河陛见时，系段成功代雇骡脚，又带信令段购买皮张，用银九百八十两。“段成功平日与通省州县，俱有交接，其自行央恳帮助之处，藩司、知府俱属知情，又向刘墉面催两次，据称现在严催弥补。”［59］
乾隆帝闻悉，连下数谕，痛斥和其衷等官徇私党庇，交结馈遣，将和其衷论斩监候，革山西布政使文绶、太原府知府刘墉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把帮给银两为段成功弥补亏空的州县官员交部严加议处，处死段成功。乾隆帝从这样一位知县、同知纵容家人书役诈扰的小型案件，清查出一大批党庇徇私违法的官员，将两位巡抚斩监候，一员总督革职留任，两位按察使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九十名州县官员交部议处，把官官相护、吏治废弛的情弊，又一次公诸于众，并有所整饬，可见其对贪官污吏确系不为姑容。但是，惩治归惩治，贪污仍贪污，两年以后又发生了一起大的贪污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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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世祖实录》卷5，页2。
［2］《清世祖实录》卷8，页7、8。
［3］《清世祖实录》卷9，页12。
［4］《清高宗实录》卷138，页9、10。
［5］《清高宗实录》卷138，页10、11。
［6］《清世宗实录》卷141，页9。
［7］《清高宗实录》卷138，页13、14。
［8］《清高宗实录》卷143，页2。
［9］《清高宗实录》卷143，页5、6。
［10］《清高宗实录》卷143，页19，20。
［11］《清高宗实录》卷143，页20、21。
［12］《清高宗实录》卷144页6。
［13］《清高宗实录》卷138，页23、24。
［14］《清高宗实录》卷70，页12；《清代碑传全集》卷71，陈宏谋：《湖北巡抚卢先生焯暨德配周夫人副室崔宜人合葬墓志铭》；袁枚：《原任浙江巡抚卢公神道碑》；《清史稿》卷337，《卢焯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