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谕有些欠妥之处，即乾隆帝断言各部书役之财决无上万两之多，总管太监、奏事太监亦仅藉钱粮养家糊口，家赀最多者亦不过千金。这一论断是错误的，与实际情形出入很大，不少狡猾胥吏及有权有势的太监，诈骗招摇，纳贿索银，作威作福，聚敛了大量赃银，十倍、数十倍、成百倍地超过了千金之数。但是，总的看来，此谕的基本论断是正确的，即殷士俊之所以能敛银钜万，是由于其家主富勒浑“知情故纵”，甚至可能别有情弊，故命阿桂、孙士毅“秉公质讯审办”，不久，他又谕令孙士毅补授两广总督，兼署广东巡抚。［103］
又过了几夭，广东巡抚孙士毅的奏折到京。孙士毅奏：审讯富勒浑之家人殷士俊等人婪索一案，巡捕任光玉供称：富勒浑到任，各盐商馈送其家人李世荣花钱一千圆，“方准各回安业”。洋商潘文岩等称：殷士俊勒派各商分买人参一斤，浮卖价银四千七百两。李世荣令洋商购买物件，短发价银一百圆。“又点派口岸，令书巡等缴银一万九千六百余两，交殷士俊、李世荣转交内署”。以上各款，“俱经殷士俊、李世荣供认不讳”。［104］
乾隆帝于五月二十七日就此下谕说：殷士俊等系富勒浑家人，乃勒派需索洋盐两商，赃款累累，“若非倚仗主势，何至恣肆自由，全无忌惮若此？至勒派各口岸银两，富勒浑先以帮贴公费为词，收受入署，迨发觉之后，将前项银两，交监督衙门解京充公，明系事已败露，自知不可掩饰，为此先侵后吐之计”。著阿桂逐款详晰质讯，务期水落石出，并命户部尚书曹文埴、浙江巡抚伊龄阿（时二人正奉旨查审浙省仓库亏空案）会同阿桂办理此案。［105］
乾隆帝曾于春间密谕闽浙总督雅德查访富勒浑之操守及其家人滋事情弊，雅德不仅没有调查和据实上奏，反而对富勒浑“力为保奏”，并动用司库养廉银一万两，代富勒浑归还欠帑。乾隆帝知悉此事后十分愤怒，连下两道谕旨，对雅德严厉斥责，并于六月二十九日将其革职审问。他说：富勒浑历任封疆，“方资倚毗”，不料其纵容家人恣意勒索，又将关口勒派银两先侵后吐，实属昧良负恩。雅德“以密谕传询之事，竟敢昧良徇隐，公然饰词保奏，且为富勒浑代还借项，是止知下睦而不顾大义，其情节较富勒浑尤为可恶”。著将雅德革去闽浙总督之职，解送浙省，交阿桂归案审办。［106］
尽管乾隆帝亲自主持查审富勒浑贪婪案件，多次下谕指授方略，督促钦差大臣彻底清查，惩办庇护案犯之大臣，但奇怪的是，大学士阿桂、户部尚书曹文埴，工部尚书舒常和浙江巡抚伊龄阿，以及两广总督孙士毅，就是没有将富勒浑定上贪污帑银纳受贿金之罪，只说其是纵容家人营私舞弊。是富勒浑果真没有侵吞帑银收受贿赂吗？不是。仅在这次审理中，至少有一件事本来可以作出其系贪污纳贿结论的。这件事是，署泉州府知府郑一桂曾供称：与殷士俊原系亲戚，五十年富勒浑由闽浙总督调任两广总督时，殷士俊随主赴任，路过泉州，郑将金叶五十两托殷转送与富勒浑。乾隆帝得知此情，立即下谕说：“今此项金叶，既系富勒浑自行婪得，又何怪其饶恕殷士俊。如此贪默败检”，焉能说其听任家人婪索而不知情？著阿桂严切审讯，“谅富勒浑亦无从狡赖”。［107］其后，他又几次谕令阿桂根究此事，可是，富勒浑却坚供不知此事，殷士俊言此系郑一桂送与自己之物，郑一桂又翻供说并未托殷送与其主，而系给与殷士俊。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富勒浑想赖掉勒派各口岸银之事，没有成功。乾隆帝曾几次下旨，论证阐述，断定富勒浑勒派各口岸缴银一万九千余两是“先侵后吐”，本想吞没入己，但因听说将遭帝审问，而退交监督衙门，解京充公。富勒浑辩解说：于兼署粤海关监督时，各口岸未经解到之银太多，“恐赔项无著，是以豫筹垫解，及穆腾额回任交收，适殷士俊等事发，“是以具奏归公”。乾隆帝就此驳斥说：关税系监督专管，总督不过兼辖，即使税课缺额，自有该监督回任料理，富勒浑何必行此一举？“其为侵吞入己，实属显然。及殷士俊等款迹败露，始行具奏报解充公，此等伎俩，岂能掩人耳目！”［108］尽管皇上将这一条定死了，可是，富勒浑总算是在查办他之前就先行交了出来，与完全中饱私囊总有区别。
查来查去，查了几个月，最后就是没有查出富勒浑直接纳贿吞帑之罪，没有查出家人殷士俊等诈索赃银后交与主子若干主奴分肥之罪。出现这样的局面，可能是由于两个因素。一是家奴护主，为主认罪。殷士俊以一普通平民跟随富勒浑后，几年之间，就暴发横财，一跃而为田产房屋兼有赀财数万的财主和威势逼人的豪门，府州县官员都得求他疏通关节，署泉州知府郑一桂还与他认亲叙戚。这一切，都是其主富勒浑有意或无意给与他的，他怎能不紧紧抱住这个靠山，拼死开脱主子之罪。何况自己家财被抄，赃证确凿，无路可逃，即使牵扯出主人，也救不了自己的性命，倒不如咬定家主无过，这样，富勒浑因无贪婪之罪有可能免遭重惩，那时主子也许会记住奴才护主之恩，或怕其供出主人之过，而没法挽救自己。因此，殷士俊不仅没有将自己科索银财纳受贿银与富勒浑联在一起，硬说其无知情分肥之过，而且连郑一桂供称馈送富勒浑的金叶五十两，他也包了下来，力言主子不知，再通过秘密联系，郑一桂也推翻了前供，使惟一能定上富勒浑收纳贿银之事，就这样被轻易翻掉。另一因素是办案大臣软弱无能。照说，这次办案的钦差大臣阿桂、曹文埴，权够大了，地位够高了，能力也算是够强的了，还有尚书舒常、巡抚伊龄阿，以及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的孙士毅，这个办案官的班子相当强了，可是，不知是什么原因，他们就是没有查出富勒浑贪婪之罪，连其勒派各口岸银一万九千余两之事，也是在皇上指出这是“先侵后吐”的性质以后，他们才跟着唱的。就算是殷士俊死死保住富勒浑，不供出其知情分肥之事吧，也可以从其他人员追查出富勒浑收纳贿银之事。可是，查了几个月，没有“查出”。是其真系清廉毫无劣迹？不是。九年以后乾隆帝查审闽浙总督伍拉纳贪婪之事时，盐商供认，当富勒浑任闽浙总督时，“曾索取盐商等银五万五千两”。［109］除了盐商，还有米商、布商等其他行业的商人，广东还有“洋商”，两广闽浙一百多个府州县，若干道，这些官员和商人难道就不会被富勒浑索取钱财？可见，富勒浑并非不贪污，只是钦差大臣阿桂等未能执行帝旨未能查出或不愿查出而已。
乾隆五十一年闰七月十九日，根据阿桂等钦差大臣的奏折和军机大臣、三法司的复议，乾隆帝下谕，宣布了对富勒浑一案的处理。他说：“富勒浑受朕深恩”，简任封疆，擢用总督，历练亦久，资格较深，故由闽浙调用两广，委其以海疆繁剧之任。“乃伊竟志得意满，纵容家人长随，关通婪索，营私舞弊，漫无觉察，形同木偶，已属知情故纵”。又于兼署粤海关印务时，听从家人长随等怂恿，勒令书吏豫缴银一万九千余两，存贮私宅，“希图侵蚀，及见家人赃私败露，始奏请归公，勒结存案，为掩饰推诿之计，其先侵后吐，罪无可宽。著依拟应斩监候，秋后处决”。
闽浙总督雅德于富勒浑的家人招摇婪索枉法营私情弊，毫无见闻，“经朕降旨密访，并不据实直陈，且反饰词保奏，其昧良徇隐，甘心面欺，情节甚为可恶”，著将浙省亏空案内富嵩、富勒浑、雅德三人名下应该分赔的十三万九千余两内富勒浑应赔之银，令雅德代赔，因富勒浑之家产已经查抄，仍俟雅德到京后，再将其派差赎罪。阿桂等将殷士俊、李世荣拟以绞候，“实属宽纵”，将阿桂、曹文埴、舒常、伊龄阿俱交部察议，殷士俊、李士荣著即处绞。［110］不久，富勒浑被释，出邢部狱，闲居，雅德往新疆任职。
乾隆帝数十年如一日地亲自审断贪案，重惩纳贿敛银荼毒小民的部院大臣和督、抚、藩、臬等高级官员，包括自己的内侄和亲信大臣，又大力破除徇情容隐官官相护的恶习，对整顿吏治起了一定的作用，有利于其创造“盛世”和延续“盛世”，这是应予肯定的。但是，由于封建制度的约束及阶级的局限性，他不可能根除贪污，特别是乾隆四十年以后，尤其是和坤专权期间，贪风更为盛行，诛不胜诛，罚不胜罚，他又逐渐滋长自满情绪，对惩贪之事有所松懈，终于出现“政以贿成”的局面，这是乾隆帝本人未曾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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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高宗实录》卷957，页9，10。
［2］《清史稿》卷339，《王亶望传》；《清高宗实录》卷1167，页1。
［3］《清高宗实录》卷971，页14，15。
［4］《清高宗实录》卷1148，页7；《清史稿》卷339，《王亶望传》。
［5］《清高宗实录》卷1134，页15、16。
［6］《清高宗实录》卷1134，页19，20。
［7］《清高宗实录》卷1135，页2、3、4。
［8］《清高宗实录》卷1136，页8、9，卷1137，页45。
［9］《清高宗实录》卷1138，页18。
［10］《清高宗实录》卷1140，页27。
［11］《清高宗实录》卷1166，页24。
［12］《清高宗实录》卷1137，页22，23。
［13］《清高宗实录》卷1137，页30。
［14］《清高宗实录》卷1138，页18，19。
［15］《清高宗实录》卷1147，页12、13。
［16］《清高宗实录》卷1148，页7。
［17］《清高宗实录》卷1147，页13，卷1148，页6-9。
［18］《清高宗实录》卷1137，页46、47、48，卷1110，页21。
［19］《清高宗实录》卷1139，页10。
［20］《清高宗实录》1140，页31-35。
［21］《清高宗实录》卷1140，页24、25。
［22］《清高宗实录》卷1146，页10、19。宫中档乾隆朝奏折48辑683页雅德题。
［23］《清高宗实录》卷1147，页13。
［24］《清高宗实录》卷1148，页9。
［25］《清高宗实录》卷1167，页18、19、20、21、22。
［26］《清高宗实录》卷1148，页5、6。
［27］《清高宗实录》卷1148，页15、16。
［28］［29］《清高宗实录》卷1155，页28、29。
［30］《清高宗实录》卷1156，页26，27。
［31］《清高宗实录》卷1160，页7、8、9、10。
［32］《清高宗实录》卷1163，页12、13。
［33］《清高宗实录》卷1162，页17，18。
［34］《清高宗实录》卷1165，页18。
［35］《清高宗实录》卷1164，页19，卷1165，页18。
［36］《清高宗实录》卷1164，页20。
［37］《清高宗实录》卷1164，页23。
［38］《清高宗实录》卷1164，页30，31，32。
［39］《清高宗实录》卷1165，页4、5。
［40］《清高宗实录》卷1165，页6。
［41］《清高宗实录》卷1165，页14。
［42］《清高宗实录》卷1165，页14、15、16。
［43］《清高宗实录》卷1165，页14、15。
［44］《清高宗实录》卷1166，页10、11、12。
［45］《清高宗实录》卷1166，页24。
［46］《清高宗实录》卷1166，页24、25。
［47］《清高宗实录》卷1166，页25、26。
［48］《清高宗实录》卷1167，页26。
［49］《清高宗实录》卷1168，页11、12。
［50］《清高宗实录》卷1168，页2、3。
［51］《清高宗实录》卷1170，页2、3、4。
［52］《清高宗实录》卷1174，页6。
［53］《清高宗实录》卷1170，页17，18。
［54］《清高宗实录》卷1154。页12。
［55］《清高宗实录》卷1122，页17、18；卷1156，页11、12。
［56］《清高宗实录》卷1124，页4。
［57］《清高宗实录》卷1147，页12；《清史稿》卷322，《钱沣传》。
［58］《清高宗实录》卷1154，页6。
［59］《清高宗实录》卷1154，页10、11。
［60］《清高宗实录》卷1154，页12。
［61］《清高宗实宗》卷1154，页8、9。
［62］《清高宗实录》卷1154，页20；《清史稿》319，《和珅传》卷322，《钱沣传》。
［63］《清高宗实录》卷1154，页15、16。
［64］《清高宗实录》卷1154，页17、19。
［65］《清高宗实录》卷1154，页15、16、17、18、19、20、21、22、23。
［66］《清高宗实录》卷1155，页10、11、12。
［67］《清高宗卖录》卷1156，页18、19、卷1160，页20。
［68］《清高宗实录》卷1158，页10、11。
［69］《清高宗实录》卷1252，页17、18、19、20。
［70］《清高宗实录》卷1249，页5、6。
［71］《清高宗实录》卷1249，页6、7。
［72］《清高宗实录》卷1249，页6、7，卷1251，页9。
［73］《清高宗实录》卷1251，页22，23，《清史稿》卷321，《曹文埴传》，卷352，《姜晟传》。
［74］《清高宗实录》卷1254，页3。
［75］《清高宗实录》卷1254，页3、5。
［76］《清高宗实录》卷1254，页3、4、5、6。
［77］《清高宗实录》卷1255，页6、7。
［78］《清高宗实录》卷1255，页6、7、8。
［79］《清高宗实录》卷1260，页3。
［80］《清高宗实录》卷1255，页7。
［81］《清高宗实录》1251，页8，卷1252，页18，51254，页4、14。
［82］《清高宗实录》卷1256，页14、15。
［83］《清高宗实录》卷1258，页3。
［84］《清高宗实录》卷1258，页3、4。
［85］《清高宗实录》卷1260，页2、3、4。
［86］《清高宗实录》卷1260，页2、3、4、5。
［87］《清代碑传全集》卷36，秦瀛：《都察院左都御史窦光鼐墓志铭》。
［88］《清高宗实录》卷1261，页3、4、5。
［89］《清高宗实录》卷1261，页26、27、20，卷1262，页3。
［90］《清高宗实录》卷1261，页36、37、38。
［91］《清高宗实录》卷1261，页39、40、41、42。
［92］《清高宗实录》卷1261，页50、51、52。
［93］《清高宗实录》卷1262，页2、3。
［94］《清高宗实录》卷1263，页20、21、22。
［95］《清高宗实录》卷1264，页14、15。
［96］《清高宗实录》卷1265，页2、3、4。
［97］《清高宗实录》卷1265，页9、10、11。
［98］《清高宗实录》卷1265，页16、17。
［99］《清高宗实录》卷1251，页4、5、6。
［100］《清高宗实录》卷1255，页18；《清史稿》卷332，《富勒浑传》。
［101］《清高宗实录》卷1254，页5、6。
［102］《清高宗实录》卷1254，页15、16、17。
［103］《清高宗实录》卷1254，页21。
［104］《清高宗实录》卷1255，页12、13。
［105］《清高宗实录》卷1255，页14、15。
［106］《清高宗实录》卷1257，页26，27。
［107］《清高宗实录》卷1203，页5、6。
［108］《清高宗实录》卷1258，页36、37。
［109］《清高宗实录》卷1486，页32。
［110］《清高宗实录》卷1261，页11、12、13。
岁岁秋狝
第四章 南巡秋狝谒祖陵
第一节 岁岁秋狝
一、秋狝之由
乾隆皇帝弘历喜爱巡幸行围，在执政六十三年里，他东谒盛京祖陵，考古吉林，承德避暑，木兰秋狝，南下江浙，西幸五台，光临豫省，阅视天津，孔府朝圣，泰山登高，先后多达一百余次，时人及后世对此颇有非议，现对秋狝、谒陵、南巡作些评述。
乾隆六年二月初八日，监察御史丛洞听说皇上要到热河木兰巡幸行围，上疏谏阻说：恐怕侍从人员以狩猎为乐，留京大臣怠惰，目前纪纲急需整顿，营务不能松弛，请帝“暂息行围，以颐养天和”。乾隆帝弘历拒其所请，下达专谕，详述行围之必要性说：
“古者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因田猎以讲武事。我朝武备，超越前代。当皇祖时，屡次出师，所向无敌，皆因平日训肄娴熟，是以有勇知方，人思敌忾，若平时将狩猎之事，废而不讲，则满洲兵弁，习于晏安，骑射渐至生疏矣。皇祖每年出口行围，于军伍最为有益，而纪纲整饬，政事悉举，原与在京无异。至巡行口外，按历蒙古诸藩，加之恩意，因以寓怀远之略，所关甚钜。皇考因两路出兵，现有征发，是以暂停围猎，若在撤兵之后，亦必举行。况今昇平日久，弓马渐不如前，人情狃于安逸，亦不可不加振厉。朕之降旨行围，所以遵循祖制，整饬戎兵，怀柔属国，非驰骋畋游之谓。至启行时，朕尚欲另降谕旨，加恩赏赉，令其从容行走，亦不至苦累兵弁。朕性耽经史，至今手不释卷，游逸二字，时加警省，若使逸乐是娱，则在禁中，纵所欲为，罔恤国事，何所不可，岂必行围远出耶？朕广开言路，丛洞胸有所见，即行陈奏，意亦可嘉，但识见未广，将此晓谕知之。”［1］
这道上谕，否定了御史丛洞谏阻秋狝的理由。丛洞认为，狩猎就是为了娱乐，尽管他不敢直言帝爱游逸，而以“恐侍从以狩猎为乐”为辞，但其含意已十分明显，并紧接着又讲留京臣僚将“生怠安”，更使此意愈加突出。乾隆帝对丛洞之意当然能够理解，故下达上谕，从四个方面加以反驳。其一，以猎讲武。自古以来，有志之君，“皆因田猎以讲武事”，何况清朝武功超越前代。皇祖玄烨屡故屡胜，所向无敌，皆系由于平时训练娴熟，特别是到口外行围，“于军伍最为有益”。其二，怀柔蒙古。出围之时，途经蒙古地区，“按历蒙古诸藩，加之恩意”，对清朝之安危盛衰，关系甚大。其三，未误政务。皇上虽未在京，但未耽误政务，一切军政要事，以及人事调动，照旧进行。其四，宫中更可享乐。行围是为了整饬军旅，怀柔属部，并非乐于驰骋。若系仅为娱乐，则深宫之中，何事不可为！
这道谕旨讲的四条理由，应当说是有根有据的，将行围的必要性、正当性已阐述得十分清楚了，本来不需另加论证，但若联系清朝兴起的历史与乾隆帝之志向、性格及其在此前后的行动，便可发现，此谕还包含有更深刻的意图和更宏伟的设想。最能反映弘历的想法是谕中的两句话，一为“我朝武备，超越前代”，二为“当皇祖时，屡次出师，所向无敌”。从第一章第一节清朝前期几位帝君情况的简介，便可知晓，爱新觉罗家族的首领之所以能从管辖几十名诸申的小小部落头人，一跃而为君临夭下的“大皇帝”，主要是靠“武功”，是“马上得天下”，而且凭藉“无敌军威”，再加上“文治”，以治天下，安天下。离开“武备”，大清王朝就会动荡不稳，甚至可能土崩瓦解衰败灭亡，而有了“武备”，有了无攻不克之雄威，就可以进据辽东，入主中原，统一全国，三胜噶尔丹，打败策妄阿拉布坦，进军西藏，臣服青海和硕特蒙古，大规模地对“西南夷”实行改土归流。如果军威不壮，宝刀不厉，就可能遭受挫折，雍正九年清军惨败于和通泊，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向准部噶尔丹策凌汗的议和，即为明显之例。胸怀雄才大略的乾隆皇帝弘历，每日早晨必读列朝实录，对先祖创业之艰辛及其得国的主要秘诀，是十分清楚的。他不仅要牢保祖宗百战封疆万无一失，而且要乘胜前进，夺取“十全武功”，拓疆展域，创建更为富强的“盛世”。这一切，都离不开“武备”，都缺不了军威，都需以猎讲武。因此，“以皇祖之心为心”、行皇祖之事的乾隆帝弘历，一当初政有了头绪，就立即下谕秋狝，而且基本上是年年行围，至老不断。这样深刻的意图和宏伟壮念，岂是懦弱成性、惟图苟安之御史丛洞所能理解和赞同！
二、行围之制
乾隆帝弘历批驳了御史丛洞的谏阻后，连续下谕，筹备行围之事。乾隆六年二月初十日，即阐述行围之必要性后的第二天，他又下谕说：本年行围，蒙古王等既奏请情愿随围，著喀喇沁出派一千名，翁牛特二百名，科尔沁一百名，敖汉五十名，共派一千三百五十名。随围人多，于行围颇有裨益。此后行围，大休上均按此例实行。
同一天，兵部奏：今年巡幸木兰，所有随围之官员兵丁，应早定人数，以便办给驼马，请行文各处，令将应派人数，定议具奏。乾隆帝批示：久未出口行围，若令各处决定人数，反转不能画一，令兵部会同领侍卫内大臣查照旧例定议具奏。兵部等随即上奏：从前圣祖仁皇帝时，扈从的侍卫、官员、拜唐阿、护军等约四千余名，或五千名，随行至热河，进哨时酌留十之一二，其余人员尽随进哨。其应骑马之人，自京各给马一匹，到博罗河屯时，照例全数发给。此次皇上奉皇太后巡幸木兰，若照前派人数，一切差务，必不敷用。请照皇上、皇太后谒陵之例，共派六千余名。至应骑马之人，初次出口，与从前练习不同，若仍旧只给马一匹，未免竭蹶，请对例应得马五六匹之人，给以三匹，例得三四匹之人，给与两匹，例得一二匹之人，给一匹，至博罗河屯时，再更换疲瘦之马，照数全给。除各部院衙门随往之章京、笔帖式等，例不给马外，此次统计需马一万余匹、驼七八百只，应照数预备。从前进哨时，特派汉军官兵每旗章京一员、骁骑校二员、马甲二十名，共汉军章京八员、骁骑校十六员、马甲一百六十名，令其“步行随往，学习行走”，此等人员没有需用之处，此次可毋庸派去。乾隆帝批示：知道了。
乾隆六年三月初三日，工部奏：进哨行围，一切事情，应行文备办。乾隆帝降旨：“依议。国家武备，不可废弛。朕于本年秋月出口行围，原以训练兵丁，仿古狝狩之礼。昔我皇祖，每岁举行，所经由道路，及一切事宜，俱有章程，朕今岁踵行，悉遵旧制，但恐历年已久，地方官员或借端派累，随从之人或有恣意需索，及强买物件不按时价者，著总督孙嘉淦不时查参，毋得容隐。”［2］乾隆六年五月十三日，管理行营事务的和亲王弘昼等奏：遵旨议奏今年巡幸木兰事宜，扈从的侍卫、章京等，应分别赏赐。乾清门侍卫、大门侍卫、拜唐阿、銮仪卫章京、奏事批本人员、营总、护军参领。包衣护军参领，各赏银三十两。护军校、骁骑校、包衣参领、闲散章京、步军协尉、步军校、绿营守备、掌伞总管，以及粘竿处行走官员等，各赏银十五两。护军、领催、披甲人、匠役食饷人等，各赏三个月钱粮。共需赏银六万零四百余两。又请派员阅射步箭，侍卫、章京中五箭者赏银十两，中四箭者七两，中三箭者五两。护军校、护军中五箭者赏银九两，中四箭者六两，中三箭者三两。扈从文武官员的秋季俸银，兵丁的八月份钱粮，均于七月内支给。“奏入，报闻”。［3］
以上参加木兰秋狝的满洲八旗官员兵丁、漠南扎萨克蒙古随围者的人数和赏银等规定，是参照康熙时的旧例，略加修改而制定的，此后每年的秋狝，大体上皆照此办理。
围猎时的主要阵式及狩猎之法，乾隆朝大致是这样的。主要行围之地是木兰，沿途亦常围猎。木兰在直隶承德府北四百里，系原来辽代上京临潢府、兴州藩地，明至清初为摸南蒙古翁牛特部之牧地。康熙中，蒙古王公将此地进献，以为狩猎场所。其地毗连千里，林木葱郁，水草茂盛，群兽聚此，是最好的讲武习猎地方，康熙帝常于此举行秋狝，乾隆时袭祖制基本上年年行围。
行围时，蒙古喀喇沁等部，岁出一千三百五十人为虞卒，名叫“围墙”，以供合围之役。围中设黄纛为中军，左、右两翼以红、白二纛分别标明以便识别，两翼末，清语叫“乌图里”，各立蓝纛为标志，皆听中军节制。管围大臣，皆以满洲、蒙古八旗的王公大臣担任，副以扎萨克蒙古王公台吉，两乌图里各以巴图鲁侍卫三人率领驰行。
行围之制有二：一为行围，一为合围。只以数百人分翼进入山林，围而不合，叫行围。合围则人数众多。五更之前，管围大臣率领蒙古管围大臣及虞卒和满洲八旗官兵，以及虎枪营士卒、各部落射生手，齐出营盘。视围场山川大小远近，纡道绕出围场之后，或三五十里，或七八十里，齐至看城，便为合围。合围以后，从乌图里处，虞卒脱帽以鞭擎举，高声传呼玛尔噶口号。玛尔噶乃蒙语“帽”之意，玛尔噶声依次传递至中军，连传三次。中军便知围已合成，遂拥纛徐徐行进，左右指挥，以待皇上入围，此时已是辰末巳初时刻。合围数十里，渐促渐近，出林至冈阜，离皇上驻跸之行营约二三里。这时，已于高敞处设黄幕，幄中设毡帐，名叫“看城”。待至看城时，虞卒皆马并耳人并肩。
围内之广场不过三里多，自围墙外至放围处，重设一层人员，乃虎枪营士卒及各部落射生手，他们负责专射自围内逃出之兽，围内例不准射。
日出之前，皇上自御营乘马，先至看城稍为休息，待两翼乌图里蓝纛到后，便从看城出来，由扈从大臣、侍卫及亲随射生手、虎枪手等拥护，自中道抵达中军，在中军前半里左右，周览围内形势，瞭如指掌，于是发敕指挥，并亲自射击。如遇围内有虎，则暂不射杀，待皇上看完勇士杀虎之后，再遵敕猎杀群兽。每当收场之后，行至看城，皇上即驻马观看诸王公及射生手等驰逐余兽。如果这日看城场内兽集太多，则奉旨特开一面，让其逃走，仍禁围外之人不准追杀。猎毕之后，皇上回到大营，名叫“散围”。各部落皆按队归营，此时刚刚申时（午后三至五点），一日行围之事，遂告完毕。
如系捕鹿之日，其制与平常行田又略有不同。皇上于五更放围之前出营，侍卫及各类各差人员，分为三队，约出营十余里听到圣旨后，第三队停下，又过四五里，第二队停下，再过二三里将至哨鹿处，第一队停下，此时侍从与扈卫之臣，仅十余骑。不久，便听到清角声扬，远林哟哟，低昂呼应，突闻枪声一响，便知皇上已射中一鹿了，随围人员皆听旨调遣，三队人马依次到达皇上面前。
三、秋狝之效
乾隆六年七月二十六日，乾隆帝于北京西郊圆明园，奉皇太后起銮，开始了第一次木兰秋狝之行。出发之前一个多月内，他连下数谕，具体安排秋狝之事。六月初四降旨：此次行围，著履亲王允祹、和亲王弘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在京总理诸事。七月十八日，他谕告大学士等：“朕因讲武，行围口外”，其办理一切政务，与在宫中无异。在京部旗诸臣，理应更加勤勉，精勤奉职，倘或稍有懈怠，不但迟误公事，“且重负朕宵旰图治之本怀。可传谕文武诸臣共知之”。［4］
七月二十七日，即出发后的第二天，他下达减所过州县额赋之谕说：“朕初次行围，所有经过州县，前经屡降谕旨，不令丝毫扰累，但安营除道，未免有资民力，朕心轸念，著将该地方本年应征额赋，酌量蠲免，统计十之分三，以昭朕体恤闾阎之至意。”［5］以后秋狝，大体上皆依此制。
乾隆帝于乾隆六年七月二十六日离京，九月二十日返京，来去共五十五天。这次行围的日程和驻宿地点如下：七月二十六日乾隆帝弘历奉皇太后于北京西郊圆明园出发，当日驻蔺沟，二十七日驻怀柔县，二十八日密云县，二十九日要亭，三十日在古北口阅兵后驻两间房，八月初一初二两日行围，驻常山峪，初三至初五日在喀喇河屯，初六日驻小营，初七日驻波罗河屯，蒙古王公恭迎圣驾，初八张三营，初九日十八里台。初十、十一、十二三日行围，十四日至二十二日连续行围九天，二十四至二十六日行围三天，二十八至三十日行围三天。在这段期间，先后驻拜布哈昂阿、乌拉岱哈达前、准乌拉岱、都木达乌拉岱、布尔哈苏台、巴彦沟、鄂尔楚哈达、扎克月鄂佛罗等地，九月初三日至初七日在承德避暑山庄住了五天，初八日返回，二十日回到北京。前后共行围二十日。
乾隆六年以后，除七年、九年、十一年、十三年、十五年、十九年等一些年份以外，直到去世之日止，他一共到承德避暑山庄去了五十余次。一般是七月去九月回，也有一些时候是五月、六月或八月去。乾隆三十五年前，去必行围，就是在他已过花甲之年时候，他还要率领满洲八旗官兵猎捕兽禽。后来由于年过古稀，行围之举才日渐减少，改为主要驻于避暑山庄。他去世的前半年，即嘉庆三年夏秋，虽已八十七岁，他仍然离开京师，去到山庄。
在这几十次木兰秋狝和住承德避暑山庄的时间里，乾隆帝的确是紧紧抓住以猎讲武和怀柔蒙古这两件大事，做了大量工作，取得很大成效。他不仅指挥、鞭策满洲官兵奋勇驰逐，擒捕猛兽，而且亲自骑马奔驰，拉弓放箭。曾作过军机章京的大史家赵翼对乾隆帝之讲武十分称颂，赞其“最善射”，“每夏日引见武官毕，即在宫门外较射，秋出塞，亦如之。射以三番为率，番必三矢，每发轭中圆的，九矢率中六、七”。［6］
乾隆帝不但经常深入林中，射捕奔鹿，而且特别喜欢督众捉虎。史称其：“较猎木兰，如闻有虎，以必得为期。”［7］乾隆二十二年秋，有一日，停围设宴演剧，款待蒙古各部王公。这时，乾隆帝忽然看见两个蒙古王爷正在耳语，间其何故？蒙古二王奏称：“适有奴子来报，奴等营中白昼有虎来搏马，是以相语。”乾隆帝立即谕令停乐，骑马出外，侍卫见状仓卒跟随，虎枪人闻知，飞骑奔追，才得赶上，侦察得虎窝仅有两只小虎。帝命一侍卫往取，侍卫刚一举手，小虎发威，此侍卫稍稍退缩，乾隆帝马上下令，革其翎顶。这时，恰有一小蒙古突然冲出，攫一虎挟入左腋，又攫一虎挟入右腋。乾隆帝大喜，即以所褫侍卫之翎顶赐与小蒙古。此时，小虎之父已远逃，惟有母虎因恋小虎，尚未奔逸，仍在前山回顾。虎枪人尽力追逐，攀山越岭，腾跳绝涧，直到酉时，才将母虎打死抬回。此虎自头至尻，长八九尺，蹄粗至三四围，乃虎中之最大者。虎枪人有三人被伤，一人受伤最重，帝赐以孔雀翎一枝、银二百两，另二人各赐银一百两。乾隆八年九月初一日，他还于乌什杭阿行围时，“亲射殪虎”。［8］这年的巡幸行围中，共射死老虎十余头。
乾隆帝不仅以身作则，勉励、督促满洲官兵，而且还对诸皇子严加管教，训练他们讲武习劳，“每岁木兰行围，多值严寒风雪，阿哥等俱随从行围。”［9］皇子、皇孙中有不少善射之人。有一次，在邻近木兰的张三营行宫，他命随行的皇子皇孙射箭，观其优劣。“皇子、皇孙依次射。皇次孙绵恩方八岁，亦以小弓箭一发中的，再发再中”。乾隆帝非常高兴，谕令再中一矢，就赏黄马褂。绵恩再射，又中一矢，遂得赐衣。［10］
除了行围捕兽以外，乾隆帝还经常举行较射、跳驼等活动，以演习武艺。离京以后，未到木兰以前，途中每到行宫，他“辄坐宫门外较射。射毕，有跳驼、布库诸戏，皆以习武事也”。“跳驼者，牵驼高八尺以上者立于庭，捷足者在驼旁，忽跃起，越驼背而过，到地仍直立不仆，亦绝技也”。布库，乃徒手相搏，胜败以仆地为定［11］。
在历次木兰行围中，乾隆帝经常对参加行围的满洲王公大臣兵丁，就其技艺和从猎的表现，予以训戒或嘉奖。乾隆六年八月二十八日即第一次秋狝时，他下谕说：此次巡幸木兰，所有随围的兵丁，“首推东三省暨察哈尔之巴尔呼等，汉仗好，马上熟练，手技便捷，行围整齐。至他省及京兵，汉仗弓马膂力骨格，尚属去得，当差亦甚勤奋，但于行围耐劳等处，较之稍逊，皆因平素好贪安逸之所致，士气日见委靡矣。我满洲兵丁，从来到处超群，同是丈夫，岂可行走落后。……夫兵丁精强，习学马上技艺，俱在平素操练，即如各省弁兵，每年操演围猎，京城兵丁，亦教习步围，兵丁等既有官拴马匹，如果专心，各加勤习，何致不成？著交各该管大臣官员等，务须悉心训练兵丁以马步骑射围猎之法，兵丁等亦应各加奋勉，留心习学马上技艺，耐受劳苦，及养马调降之调膘”。［12］
他曾于七月三十日在古北口阅兵，见兵士武技良好，特降旨称赞说：古北口为畿辅藩籬，提督所属弁兵，“素称劲旅”。“朕今因出口行围，亲临检阅，见队伍整齐，技艺娴熟，洵由统领大员董率有方，将弁兵丁勤于练习所致，朕甚嘉之”。提督已赏马二匹，著再加恩赏上用缎二匹。副将赏官用缎二匹，参将、游击以下守备以上，每员赏给金牌一面，千总、把总每员赏给银牌二面，兵丁每名赏银牌一面，“以示鼓励”。武备尤以弓矢为要务，向来绿旗弁兵，“亦知留心队伍，而骑射未为长技”，“该提督当不时训练，并将朕旨传谕各弁兵等知之。”［13］
他因初举秋狝竟有一些满洲王公大臣托词不去，颇为恼怒，于回京之后，下达专谕，“训饬随围托故之诸王大臣”。他先引太宗皇太极之旨，太宗曾严厉训斥王公大臣及其子弟“耽恋室家，偷安习玩”，不愿出征行围，将使国势日衰。录完此谕后，他接着强调指出：“此等流弊，有关于满洲风气，是以蒙太宗皇帝谆切训谕。朕此次行围，诸王大臣中，竟有耽恋室家，托故不愿随往者。……夫行围出猎，既以操演技艺，练习劳苦，尤足以奋发人之志气，乃满洲等应行勇往之事。若惟事偷安，不知愧耻，则积习相沿，实于国势之隆替，甚有关系。嗣后倘有不知悛改仍蹈前辙者，朕断不轻为宽宥。可遍行传谕诸王大臣及官兵人等知之”。［14］
乾隆帝通过上述种种措施，对加强满洲官兵的训练，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克服八旗人员偷安积习，起到了比较显著的作用。
在怀柔蒙古方面，他收到了更大的成效。就在乾隆六年初举秋狝之时，漠南蒙古科尔沁等部王公，或亲至行营恭迎圣驾，或派专使前来请安，未被指派随围的王公呈请随围，已被派遣随围的王公踊跃参加。乾隆帝十分高兴，于八月二十日对蒙古扎萨克诸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下达专谕，予以嘉奖说：
“尔蒙古等自太祖、太宗时归仁向化，每逢军旅田猎等事，均与满兵一体效力，是以我皇祖、皇考眷爱尔等，无异满洲，教养兼施，百有余年。朕此次巡幸口外，入哨行围，操练满洲、蒙古兵丁，所有未经派围前来请安之王、台吉等，俱奏请随围，意甚诚切。其随围之蒙古兵丁，行列整齐，号令严明，均知奋勉。秋狝之典，多年未举，今初行围，尚能与皇祖巡幸时无异，皆尔扎萨克等平素管教有方之所致也。尔扎萨克等，果能如此操练所属，俾致精强，何敌不克，朕甚嘉焉。至尔蒙古等，均系游牧生理，惟赖滋息牲畜，尔等理宜轻减赋役，令得休息，滋养牲畜，俾各勤生业，严禁盗贼，谕以伦常，以期永远仰承国恩。”［15］
他随即厚加赏赐。管理围场的科尔沁、敖汉、翁牛特、喀喇沁的贝勒三人、贝子一人、公三人、多罗额驸一人、固山额驸一人、台吉塔布囊七十二人、侍卫官员二百二十五人，皆照康熙六十一年之例赏赐。随围的骁骑，捕户人等一千八百一十一人，除照例每人赏银六两外，再各加赏三两。牵驼马人、赶车人共二百九十六人，除照例赏与银布外，各加赏银一两五钱。贝勒、公等的护卫官员，亦照前例，各加赏毛青布一匹、银三两。科尔沁土谢图亲王等十五人，各加赏纬帽一顶、装缎衣一袭。科尔沁达尔汉亲王等三人，各加赏刀一把、弓矢全撒带一副、上用龙缎一匹。额驸策凌虽未随围，亦照随围亲王之例赏给一份。
乾隆帝继承皇祖玄烨藉秋弥怀柔蒙古之法，收效很大。《檐曝杂记》卷一《蒙古诈马戏》，对此作了很好地概括和表述。其文说：“上每岁秋狝，非特使旗兵肄武习劳，实以驾驭诸蒙古，使之畏威怀德，弭首帖伏而不敢生心也”。皇上幸热河，近边诸蒙古王公例来迎渴。秋八月万寿节，行宫演大戏十日，蒙古王公皆入宴，兼赐蟒缎等物。行围兵一千三百名，皆蒙古人，每遇行围之时，即趋役供事。蒙古王公侍帝左右，“听指挥惟谨”。行围十余次后，蒙古王公必选择一日进宴，“上亲临之”。这一天，设大蒙古包作正殿，旁列四蒙古包，以款待随驾的王公大臣。蒙古王公“奏乐多弦索，极可听，又陈布库、诈马诸戏”。布库不如皇上御前之人，而诈马乃其长技。诈马之法为：驱未曾羁勒过的生驹千百群，令善于骑马之人手持长竿，竿头有绳作圈络，突然冲入驹队中，驹方惊慌，持竿之人已将绳系在驹之头上，跳到驹背之上，驹不愿受鞭策，猛烈跳跃，欲把骑者摔下，骑驹之人以两足紧紧夹住驹背，始终不下马，一会儿，此驹便帖服于主人了。“此皆蒙古戏，以供睿赏者也”。“岁岁如此，不特上下情相浃，且驯而习之于驱策之中，意至深远也。又喀尔喀四大部，地最远，每岁则以一部来入觐。上虽岁岁出塞，而其部须四年一觐。……此又驭喀尔喀之长计也”。
乾隆帝在反驳御史丛洞谏阻秋狝之渝中，曾讲到行围不会贻误政事。此话确系非假。总观乾隆帝秋称之时，皆同在京之日一样处理军国要务，就是在驰捕兽禽之日，也照样批处奏章。“其行围所有奏章，皆俟上还营后，披览发出，毫无遗滞。”［16］
现在再以乾隆三十六年的秋狝为例，略予叙述。三十六年七月十九日，乾隆帝奉皇太后离京，“秋弥木兰”，十月初八日返至京师西郊畅春园。在这八十天的秋狝中，除了处理一些重要事件外，他着重抓了两个大间题，一是土尔扈特归顺，二是用兵大小金川。离京之前，乾隆帝已根据驻乌什的都统衔参赞大臣舒赫德之奏，当机立断，决定接纳离开俄国万里迢迢归回祖国的土尔扈特部落数万人员。秋狝期中，他对土尔扈特部人员主要采取了两大措施。其一，千方百计赈济土尔扈特。就在出发那一天，七月十九日，他因舒赫德奏请赶紧运送牲畜救济穷困的来归人员，下谕说：舒赫德“所奏甚是”。“土尔扈特自俄罗斯率领妻子颠连前来，窘迫已极，若不加意抚恤，令伊等或至饿毙，朕心实有不忍”。现在巴里坤有孳生羊只，哈密、吐鲁番、闢展皆系出羊之地，可以加紧办送。但土尔扈特男女将近十万，“必须专派贤能大臣亲往妥办”。著派陕西巡抚文绶即带干员前赴哈密等处，用银二十万两，尽数购买孳生贩卖之牲畜，送至土尔扈特人员游牧住居地方。［17］此后，他又多次下谕，指授文绶等人办理赈济之事。文绶等人根据帝旨，不到一个月，就筹集了马牛羊二十六七万匹（只、头）、官茶二万余封、米麦四万余石、羊裘五万余袭、布六万余匹、棉花五万九千余斤，以及大量毡庐、棉袄、棉褂等物，使七万余名土尔扈特人员摆脱了“或衣服破烂，或靴鞋皆无”的饥寒交迫困境，开始了安定乐业自由牧耕的新生活。
其二，编旗封爵，辖隶中央。乾隆帝在安排土尔扈特赈济物品的同时，即积极筹备让其首领入觐之事，并特命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亲王陪其来到热河。九月初八日，乾隆帝于行围之伊绵峪大营，召见土尔扈特部渥巴锡汗等人，赐赏顶带冠服等物，并亲撰《御制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御制土尔扈特纪略》两篇文章，详述土尔扈特历史，嘉奖渥巴锡汗归顺，列举赈济物品，宣布要按皇祖安置、优恤喀尔喀三部人员之例，优待土尔扈特人。
第二日，九月初九日，乾隆帝赐渥巴锡汗等人鞍马，“并令随围从观”，以后多次设宴款待他们。九月十四日，他又下谕封授土尔扈特汗、台吉爵位。他说：渥巴锡等台吉，“因与俄罗斯风气不同，且不时兴兵争夺，不得安生，仰企朕推广黄教安抚四夷之化，率数万人跋涉远途，不辞劳苦，归诚效顺，殊属可嘉，自应指地安插，使伊等衣食有俾，并予以滋生牲只，以资久远之计。除业经饬交伊犁大臣等办理外，兹特加恩，赐以封爵”。封渥巴锡为旧土尔扈特部卓里克图汗，策伯克多尔济为布延图亲王，舍楞为新土尔扈特部弼里克图郡王，巴木巴尔为毕锡勒图郡王，恭格、默们图为贝勒，旺丹、沙喇扣肯、奇布腾、雅兰丕尔、额墨根乌巴什为贝子，拜济湖为辅国公，诺海、伯尔哈什哈为一等台吉，阿勒克巴等三十人为一、．二、三、四等台吉。“尔等仰叨朕恩，其加意管束所属，咸务生理，延及子孙，永荷安全之福矣”。［18］后又按漠南、漠北扎萨克蒙古之制，编立盟旗，分授各王、贝勒、贝子、公、台吉为盟长、副盟长、扎萨克，完成了漠西蒙古四部悉隶于清的厉史任务。
在这次秋狝中，乾隆帝处理的第二件军国大事是用兵金川。他在秋狝中，多次下谕指授用兵方略，斥责四川总督德福及大学士、管四川总督事务之阿尔泰庸懦无能，并因其难以改过，而罢革德福四川总督和军机大臣之职，授文绶为四川总督，命定边右副将军温福带云南军营全部满兵入川，接替阿尔泰用兵金川之任。由此可见，木兰秋狝，的确未曾影响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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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高宗实录》卷136，页10、11。
［2］《清高宗实录》卷138，页6、7。
［3］《清高宗实录》卷142，页16。
［4］《清高宗实录》卷147，页4。
［5］《清高宗实录》卷147，页21。
［6］赵翼：《檐曝杂记》卷1，《圣射》。
［7］赵翼：《檐曝杂记》卷1，《木兰杀虎》。
［8］《清高宗实录》卷200，页1。
［9］《清高宗实录》卷1100，页6、7。
［10］赵翼：《檐曝杂记》卷1，《皇子善射》。
［11］赵翼；《檐曝杂记》卷1，《跳驼撩脚杂戏》。
［12］《清高宗实录》卷149，页11。
［13］《清高宗实录》卷147，页23。
［14］《清高宗实录》卷151，页16、17。
［15］《清高宗实录》卷149，页3、4。
［16］昭梿：《啸亭杂录》卷7，《木兰行围制度》。
［17］《清高宗实录》卷330，页8、9。
［18］《清高宗实录》卷892，页51、52。
四谒盛京祖陵
第二节 四谒盛京祖陵
一、谒陵诸制
乾隆帝弘历在位期间，曾四次到盛京恭谒祖陵。前两次皆奉皇太后前去。第一次是乾隆八年，他于七月初八日奉母后离京，自畅春园出发，十五日至承德避暑山庄，停驻三日，十九日离山庄，九月二十四日入盛京，十月二十五日返回北京皇宫，历时三个半月。第二次是乾隆十九年，他奉太后于五月初六日离京，十二日至避暑山庄，七月初五日从山庄出发，八月初七日到吉林城，九月十一日进盛京，十一月十一日返回京师。这次时间最长，前后共四个半月。第三次是乾隆四十三年，因太后于上一年去世，乾隆帝率八旗官兵于七月二十日起行，未经热河，八月二十四至盛京，九月二十六日回宫。此次因未到热河，时间最短，来去仅两个半月。最后一次是乾隆四十八年，年过古稀的乾隆皇帝于五月二十四日从京城动身，二十九日至承德避暑山庄，八月十六日离山庄，九月十七日到盛京，十月十七日回到宫内，历时将近四个月。
乾隆八年的第一次恭谒盛京祖陵，基本上参照康熙年间之例，确定了谒陵的主要制度及活动的大致内容。八年五月初一日，乾隆帝下谕说：“朕奉皇太后前往奉天，恭谒祖陵”，择于七月初八日启行。“一切应行事宜，著各该衙门先期备办”。［1］
第二天，五月初二日，总理行营事务的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上出巡时扈从官员兵丁安营制度。允禄等奏称：凡遇銮舆行幸，扈从大臣官员兵丁，安营各有一定处所，宗室王公之营，应在管声音堆拨之外就近之地，大臣们应按照领侍卫内大臣所指之地住宿，未入班的满汉官员及侍卫、拜唐阿等，各随其班次，章京、护军各随本旗之纛。镶黄、正红、镶白三旗在御营之后，正黄、镶红、镶蓝三旗在御营之西，正白、正蓝二旗在御营之东。近年以来，渐不遵照旧例办理。现酌定章程，分为左右翼，宗室王公、大臣、满汉官员，以及侍卫、拜唐阿、章京、护军、八旗等，仍遵以往之例安置。栓马支杆，平时设于正门左銮仪卫巡更处，皇上起行时，则设于管声音堆拨内，皇太后起行时，应设于正门左穿堂帐房次层帐房之间。再各部院总管衙门所属官员、内务府护军及太监等，亦令分别安置。其他人员，恐无约束，应特派章京四员及护军校、护军，分别指示。蒙古各部人员，仍交理藩院，令其于大营十数里外安设蒙古包。前后牧马人，随时起行，不准在夜深时刻出入哨内。乾隆帝批示：“好。依议”。［2］
盛京礼部侍郎那尔泰等官接到皇上欲去谒陵的谕令后上奏：“銮驾关系甚重”，盛京仅大清门内楼上可以安放，但是此处系官弁出入之路，“殊失慎重”，请揀用大清牌楼外义学官房十三间存贮。乾隆帝批示：将銮驾放在大清门内楼上，待到盛京时再降谕旨。
六月初二日，乾隆帝就行营所用蒙古包等物的装运及随从人员出发之事，下谕说：此次前往盛京，未到热河之前，俱在行宫驻跸，所有行营需用的蒙古包、帐房、布城等项，及应该预备的物品，俱著于七月初三初四等日，先行起程，运至应该等候地方，预备等候。侍卫、章京、护军，酌量留用一些人外，其余人员著分别次序，预先起程，过青石梁等候。这样分别先后，依次起程，则住宿处所俱有空闲，行走之时，亦不致因人马太多拥挤不堪而损伤田苗。至于安排哪些人员先行，怎样分别次序，以及酌派大臣二三员带领他们出发等事，著总理行营事务王大臣立即定议具奏。王大臣遵旨随即上奏：各处随往盛京人员，应预先遣往的，有侍卫一百五十余名，亲军、护军六百余名，以及各项官兵、拜唐阿，共二千余名，车七百九十余辆。应分三拨，于七月初二至初四等日，派出大臣，按拨带往，分驻博罗河屯、喀喇河屯、热河等处，并于侍卫、章京、护军内酌留二百余名，于青石梁、黄土坎、苇子峪等狭隘地方，如遇行李壅滞难行，即协力护送。至于扈从人员，除安设堆拨等项差使以外，其余无差之人，若俱在行宫周围住歇，恐人多地窄，踏坏田禾，应允许他们随便借寓。另外，牧厂派出马六千余匹，护送先往之人，如待驾到后更换，未免耽延，请先派出放马的章京，赴博罗河屯，会同领拨大臣监视更换，其余马匹及已更换之马，仍交与马厂副都统牧放，以备御营官兵到时换用。乾隆帝降旨：“所议甚妥，依议”。［3］
同一天，六月初二日，乾隆帝又就随行马匹牧放巡哨之事下谕说：以往圣祖前往盛京时，众人所乘之马，曾照出兵例，派兵巡哨马厂。此次随行官兵，久未外出，未能谙练，“行营马匹，最关紧要”，倘不能寻觅水草牧放，必致疲乏。若按官兵驼马，派兵巡哨，则随往之马甚多，而此次官兵又不甚赢余，或令各自牧放，酌量派遣深悉水草官兵引导约束，倘有遗失，令哨兵寻觅。其应于何处巡哨，何处不必巡哨，著总理行营事务王大臣分别详悉议奏。
王大臣遵谕议奏：御营前后，设有卡座，地面宽阔，水草丰美，卡内尽可牧放马匹，惟左右两翼无卡，应于曾经参加围猎、出征之人内，派出护军校、兵丁共八十名，侍卫、章京四员，每翼派四十名巡哨，以侍卫、章京各二员统辖，如果遗失马匹，即令守卡人寻觅。至于从盛京回銮时，系由大路经过，便不必巡哨。乾隆帝批示：依议。著传示所有随营官兵。
出发之前一天，七月初七日，大理寺卿定柱奏：皇上恭谒祖陵，为期甚长，请于八旗都统、副都统内派出数员，自起驾之日起，至回銮之日止，协同步军统领等官，每晚在皇城内外及大城各处，分地稽查。再谕令都察院、步军统领，转饬五城巡察御史，暨三营将弁，亦不时勤加稽查，务期周密。乾隆帝同意其奏，降旨说：左翼著派松阿里、广禄、王进泰、允禧、韩光基、德敏，右翼著派胡林、弘炯、卓巴、李元亮、阿克敦、西忒库，逐日每翼著一人轮班稽查。
作了这些安排后，乾隆帝便于七月初八日奉太后启銮，并下谕蠲免经过州县钱粮，留下履亲王允祹、平郡王福彭、大学士鄂尔泰与张廷玉在京总理一切事务，开始了他即位以来的第一次前往盛京恭谒祖陵之行。
二、巩固龙兴之地
乾隆帝弘历四次恭谒盛京祖陵，除了巡视沿途地区情形外，主要作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为巩固龙兴之地。盛京是清帝的发祥地。奉天（今辽宁省）、吉林、黑龙江三省地域辽阔，资源丰富，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就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来说，辽、吉、黑三省之东、北，与正在积极扩大疆域的俄国接界，是大清国防止北方、东方外来侵略的前沿阵地。就国内各族之间的关系而论，乾隆八年第一次盛京谒陵时，曾大败清军于和通泊的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势力仍然相当强大，随时都可能南下，袭掠已为清帝外藩扎萨克的漠北喀尔喀四部，并进掠漠南科尔沁等部，构成对直隶、京师的严重威胁。清政府要防御准军的入掠，或对准部进行攻击，奉天是十分重要的军事要地，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时，军分三路，东路就是奉天将军萨布素率领的东三省劲旅。
奉天、吉林、黑龙江满洲八旗官兵和索伦等部落的人员，还是巩固清王朝统治的重要支柱。此时，北京和关内各省驻防满洲八旗人员，已因升平日久，沾染柔靡恶习，而日趋享乐苟安，士气低落，弓马生疏，临阵溃逃之事，层出不穷。因此，遇逢重大战争，清政府已不能完全指望京旗和中原驻防旗兵，而更多地动用东三省满兵和索伦、达呼尔等部落人员，由后者编入八旗的“新满洲”，出现了不少勇猛善战的骁将。象著名的猛将海兰察，便是世居黑龙江的索伦部的成员。他从乾隆二十年以马甲从征准噶尔起，身经百战，军功累累，任至都统、参赞大臣、御前侍卫、领侍卫内大臣，封一等超勇公，三次图形于紫光阁。
正是由于东三省在政治、军事上的重要地位，康熙帝曾三至盛京恭谒祖陵。自命为皇祖之贤孙的乾隆皇帝弘历，当然也知道此举之重要性、必要性，故在乾隆六年初举秋称之后的第二年，就第一次到盛京谒陵，抓紧进行安顿龙兴之地的各种工作。乾隆八年八月二十九日，他正在鹿群最多的巴彦行围之时，便亲题盛京各衙门的匾额，奉天将军衙门之匾额为“屏翰邠丰”，盛京户部为“宗邦会要”，礼部是“典要明禋”，兵部系“陪京枢要”，刑部是“弼教留都”，工部为“饬材山海”。［4］
八年九月初六日，乾隆帝行围于舍里时，又下谕嘉奖和优恤盛京兵丁说：“朕此次至盛京，视其兵丁，身材壮健，弓马娴熟，犹未失满洲旧制，大臣官员等，各相奋勉，训练整齐。自朕来时，伊等欢欣鼓舞，诸务备办，甚属诚敬，尤为可嘉。朕虽加恩赏赉，念伊等生计，恐属不敷”，所请领取生息银二十万两，著交奉天将军俱借与官员兵丁，官员限四年扣完，兵丁于两年以后再定限扣交，“俾伊等生计，日臻充裕”。［5］
八年九月二十二日，他下谕宣布：二十五日设大宴，筵宴盛京将军、大臣、宗室章京、文武官员及三陵（永陵、福陵、昭陵）官员，自京城随驾前来的王、大臣、官员，蒙古王、额驸、台吉，俱著入宴。盛京官员、佐领与员外郎以上，及年老休致的官员，亦著入宴。闲散宗室、觉罗、主事与防御以下官员，拜唐阿等，俱著加恩、晚膳赐宴。
九月二十三日，乾隆帝谕赐奉天将军额尔图银五千两、副都统哲库讷等二千五百两，以供办差之用。第二日，他又下谕免征庄头仓粮。谕旨说：盛京户部庄头，每年交纳租粮，除预备陵寝祭祀各项供应外，送纳入仓，发给各处匠役口粮。“今朕恭谒祖陵，亲诣盛京，轸念各庄头终岁勤苦，输将无误”，著将乾隆八年应交仓粮一万余石，加恩宽免。各庄欠交七年份的米豆草束，亦一并豁免，“以示朕优恤旗庄之意”。［6］
八年九月二十五日，乾隆帝以恭褐祖陵礼成，颁诏天下，优恤奉天人员。诏书说：
“溯源报本，弥深追远之情，陈瑞荐馨，式重谒陵之典。我朝定鼎中原，统一方夏，重熙累洽，海宇升平，声教覃敷，民物康阜，百年于兹矣。缅维圣圣相承，肇基东土，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诞膺景命，式扩鸿图，辽海沈阳实为龙兴之地。朕缵承大统，夙夜孜孜，念祖宗缔构之艰难，思列圣燕贻之绵永，盛京旧地，瞻望桥山，敬考典章，肃申思慕，于乾隆八年秋，恭奉皇太后祇谒永陵、福陵、昭陵。大礼既成，留都是莅，瞻神丘之葱郁，仰祖德之灵长，爱沛德音，用颁湛惠，所有事宜，开列于后。”［7］
恩诏共有九条：一、随从之王，纪录一次，随来之大臣、官员及．奉天文武大臣、官员俱加一级。二、随从兵丁及内务府执事人等，俱赏一月钱粮。三、奉天、山海关文武大臣、官员、兵丁、三陵守陇官兵，俱著加恩赏赉，总理行营王大臣速议请旨。四、奉夭居住之宗室、觉罗及国戚子孙，俱著加恩，总理行营王大臣速议请旨。五、奉夭府属应征乾隆九年份地丁银两，著予宽免。六、奉天旗民男妇，年七十以上者给与布一匹、米五斗、八十以上者给与绢一匹、米一石，九十以上者加倍。七、试职官员，俱准实授。八、奉夭府、宁古塔、黑龙江等处，除十恶死罪不赦外，凡已结正未结正，死罪俱著减等，军流徒杖等罪，俱著宽释。九、奉天内务府庄头之所有积欠，在乾隆七年以前者，俱著宽免。
同一日，他又下谕说：盛京所属各城旗员和州县官员，因钱粮未完、缉盗不力、公事失察等过而罚俸、住俸、停升、降级留任者，念其在巡幸时勤勉效力，俱予宽免，给还俸禄，悉行开复。
第二天，九月二十六日，总理行营事务庄亲王允禄等遵照恩诏集议后上奏：奉天、山海关及守护三陵官员，自奉天将军以下，有文武官员一千一百余员，分别赏赐马鞍、撒袋、腰刀、缎子等物。兵役共二万八千余名，分别赏给银布，详见进呈的清单。乾隆帝看过清单后降旨：奉天将军额尔图加赏蟒缎、千里眼、小刀、火药葫芦、烘药葫芦、火镰各一及大荷包一对。副都统哲库讷等加赏大缎各一匹。随围协领六员，加赏大缎各一匹。佐领、骑都尉二十八员，加赏官缎各一匹。防御、云骑尉二十一员，加赏彭缎各一匹。骁骑校三十九员，各加赏银四两。随围兵一千名、虎枪手五百名、随往山海关兵三百名、牵驼兵一百四十名、随营当差兵五百名、火班兵一百二十名、修理桥道兵二千三百名、台兵一百名，预备柴炭兵一千名、随营“番子”二十名，俱加赏一月钱粮。护枪防御、蓝翎侍卫，每员加赏彭缎一匹、大荷包一对。兵四百名，加赏一月钱粮。其余，皆照王大臣等所议。
庄亲王允禄等又遵依恩诏议奏：盛京之宗室内，有章京六员、休致章京二员、六品廕生一员、八品宗学副管二员、闲散宗室八十二名、觉罗长八名、闲散觉罗九十六名、紫带子觉罗四名，外戚子孙内，有防御二员，只有顶带无俸之人一百零一员、兵丁一百零八名，以上人员均分别拟赏马鞍、缎子和银两。皇太后恭谒陵寝，执事命妇、总管之妻以下至香灯上人之妻，共三十余人，遵旨分别赏给银、缎。此次阅看盛京官兵，“练备整齐”，请将协领十二员赏给金牌各二面，佐领、骑都尉四十员，各赏金牌一面；云骑尉、防御十八员，各赐银牌三面；骁骑校五十五员，各赏银牌二面；记名领催十名、兵五千名，各赏银牌一面。共需金牌六十四面、银牌五千一百七十四面。乾隆帝均批示照办。
乾隆帝还特下专谕，褒奖盛京八旗兵丁勤练骑射，不忘旧俗，令其奋勉。他说：“盛京乃我朝肇基之地，人心朴实，风俗淳厚。朕此次恭谒祖陵，巡幸至此，见其兵丁，汉仗俱好，行围演武，均属熟练整齐，至其淳朴旧俗，百余年来，未尝少失，朕甚嘉悦。国本攸关，最为紧要”。将军、副都统、五部大臣，应当“惠爱旗人，视同子弟，于淳朴旧习，尤当留意，务使经久不渝”。“著将此旨通行晓谕，务宜共相奋勉，以称朕意”。［8］
乾隆十九年五至十一月，乾隆帝至热河，取道吉林，巡历辽沈，第二次到盛京恭谒祖陵，亦以“车驾所至，兵民各安本业，风俗淳朴，辇路欢迎”，而下达专谕，蠲免奉天所属州县乾隆十九年地丁钱粮，加恩赏赐奉天、吉林、直隶等处官员兵丁。四十三年、四十八年第三、第四次谒陵，亦大体上依乾隆八年之例，免去奉天所属州县钱粮，赏赐有关官员兵丁。这对巩固龙兴之地，起了一定的作用。
三、缅怀祖勋 大统永存
乾隆帝恭谒祖陵时作的另一重要工作，是训诫宗室“恪守旧章”，不失“满洲旧俗”。每次前往盛京，他都要率领皇子、皇孙、叔伯弟兄等宗室一同前往，让他们目睹旧迹，知悉祖宗创业之艰难，以振奋精神，勤于职守，共保大清王朝，当然，他自己也从中受到教育，更增勤政安国之念。他在乾隆八年八月阅读留京总理事务履亲王允祹等的请安折后，降旨回复说：“自入盛京，历观旧迹，溯我朝之肇兴，忆祖宗之开创。……每敬思之下，钦畏之念弥增”。［9］他于《御制盛京赋》之序中着重讲道：“盖以祖宗之心为心，则必思开创之维艰，知守成之不易，兢兢业业，畏天爱人。”［10］
因此，他在乾隆八年第一次拜谒盛京时，特别制定了隆重的谒陵仪注，以后即照此实行。其制如下：皇帝御素服，至正门外降舆，礼部堂官导引，由正门之左门进。如谒永陵，则入启运门之左门，经启运殿东旁行，以地狭窄，将拜褥设于阶下，行三跪九叩礼。若谒福陵、昭陵，则入隆恩门之左门，经隆恩殿东旁行，诣祭坛处，行三跪九叩礼，兴，诣东旁立，俟设奠几毕，进入谒陵。系永陵，则四跪，祭酒十二爵，是福陵、昭陵，各祭酒三爵，每一祭酒，行一叩礼。礼毕，仍诣东旁立，西向举哀。王以下、三品以上官员，于殿之两旁，按翼向上排立，均随行礼举哀毕，礼部堂官导引皇上由原进之门出，乘舆还行宫。皇太后、皇后谒陵，亦有专门的仪注。
乾隆帝还仿照皇祖玄烨之制，亲临开国元勋克勤郡王岳讬、武勋王扬古利、宏毅公额亦都，直义公费英东等人之墓赐奠。
除了通过这些活动以教育宗室王公子弟以外，乾隆帝还常就盛京谒陵时王公的表现，而对他们加以训诫和勉责。乾隆八年十月初一日，他在盛京，御大政殿，赐随从王公大臣宴于凤凰楼前，并下谕训斥不守旧例的王公说：“尔等得与朕在清宁宫祭祀，皆祖宗所赐之福，亦系满洲之旧例也。今观满洲旧例，渐至废弛，且如怡亲王弘晓不佩小刀，是何道理？朕敬阅实录内载皇祖太宗谕曰：今宗室之子弟，食肉不能自割，行走不佩箭袋，有失满洲旧俗，后之子孙，何所底止？是太宗当时教训诸子，早念及后之子孙遗弃旧俗矣。……至围场之暇，朕尝射鹄，连中多矢，而与王等较射时，往往不中者，非故让也，因见尔等之射不慊于中故耳！此次除庄亲王外，其余王等皆不能手格一兽，由不自奋勉习学所致，乃反以为从朕远行，致罹罪戾。……尔等皆系太祖、太宗一派子孙，乃至如此，朕心深为愧惕。嗣后尔等宜以朕今日教导之言，常如祖宗在天之灵亲临告诫，革除陋习，恪守旧章，以仰荷祖宗眷佑于奕禩，可不勉乎！可不慎乎！将此通谕在京王公宗室等知之。”［11］
乾隆四十三年第三次恭谒盛京祖陵时，年近古稀的乾隆皇帝弘历，于九月初一日在盛京下达了一道长谕，详述谒陵之重要性，训示子孙必谒祖陵，否则即为忤逆之子孙，若有臣僚谏阻谒陵，即诛戮毋赦。他在概述先祖创业之艰后说：
“且自出关后，途中所经，城郭则宁远、锦州、广宁等处，山川则松山、杏山、大凌河、萨尔浒、尚间崖、浑河等处，悉我太祖、太宗艰辛百战之地，历历在目。溯自兴京肇迹，辽沈迁都，业基于勤，而谋成于断，皆世世子孙所当深念者。……夫以朕之景仰前型，勤恳若是，必三至乃得晓然于心，凡我子子孙孙绍登大统者，可不体朕志以为志，眷怀辽沈旧疆，再三周历，蘄于祖宗遗绪，身亲而目睹者！至于朕叩谒永陵、福陵、昭陵，每至必泪随声涌，瞻恋不忍去，此非可以强致也。……我后世子孙，诚能遵朕此旨，处尊位而常缅前劳，览当年原巘而兴思，拜旧里松揪而感怆，自必懔然于天眷之何以久膺，憬然于先泽之何以善继，知守成之难，兢兢业业，永保勿坠，则我大清累熙重洽之盛，洵可绵延于亿万斯年失。非然者，或轻视故都，而惮于远涉，或偶诣祖陵，视同延揽古迹，而漠不动心，是则忘本而泯良，设有其人，即为国家之不幸，实不愿我后嗣之若此也。子若孙可不恪奉朕训，而知儆惧乎！……或我子孙，尚知遵朕此旨，欲莅陪京，而其时无识之臣工，妄以为人主当端处法宫，综理庶政，不宜轻出关外，此即我朝之乱臣贼子，当律以悖命之罪，诛之毋赦！……十数年后，朕躬若尚如今日之康疆，仍当再修上陵之礼。然尚须有待，嗣后每阅三年，即派皇子二三人恭谒祖陵，每次于秋冬间启行，……俾之历览旧京风土，自皆惕然动念，感天佑而仰祖功，无负朕谆切垂训之意钦承毋忽。将此通谕中外。”［12］
四、怀柔蒙古
隆乾帝四谒盛京祖陵的重要目的，是作好漠南、漠北扎萨克蒙古的工作。谒陵途中，要经过蒙古地区，或离蒙区不远，有关部落蒙古王、公、台吉要在辖区内或专程恭候圣驾，不少王、公、台吉要求随围效力，乾隆帝则对他们从厚赏赐格外优遇。
乾隆八年七月二十二日，他因未被指派随围的蒙古王、公、台吉恳请随围，而谕命给予厚奖。他说：“朕此次诣盛京恭谒祖陵，众蒙古王、公、台吉等踊跃欢欣，跪迎道左，恭请朕安，并恳请扈从效力。朕念伊等游牧相距甚远，若令全行随驾，不惟劳累，且于伊等应办之事，亦恐有误，是以降旨，令其随往木兰，四围毕，即各回游牧，著于行围后，赐宴遣还。其围场兵丁等，著一并赏赐。至随围行走之蒙古王、公、台吉、官员、兵丁，及遣回游牧之王、贝勒等，应如何赏赉，并嗣后陆续随往围场人等，如何赏赉之处，著总理行营事务王大臣、内务府大臣等，会同理藩院议奏。”［13］
总理行营事务王大臣等遵旨议奏：派出管理围场的贝勒、贝子、公等，赏与衣带等物，管围的台吉、塔布囊、官员等，赐与缎匹，围场兵丁各赏银三两，管驮车人各赏银一两、布一匹。请安随围行走的王、公、扎萨克、台吉、塔布囊、厄鲁特散秩大臣、侍卫等，分别赏与腰刀、缎匹等物。到达昭乌达、哲里木盟所时，随至边界的兵丁三百名，各赏银三两，昭乌达盟的巴雅海地方，预备围场之兵一千名，各赏银一两，哲里木盟的戥子村及和尔本诺尔二处预备围场之兵一千名，各赏银一两五钱。乾隆帝批示：敏珠尔喇布坦著照公例赏给。其接至古北口之打鹿鸟枪手四十名，各赏银五两。“余依议”。［14］
过了八天，乾隆八年七月三十日，总理行营事务庄亲王允禄等奏：先经行在理藩院奏：昭乌达盟长吹不丕勒、桑里达等，以初次巡幸其部落，“思欲少效微忱”，恭进筵宴外，仍请贡牛羊驼马。奉旨嘉奖，令送至筵宴地方呈阅，免其收受。此诚体恤殊恩，“然伊等心实不安，仍恳请收受”。“伊等既再三恳请”，应将驼交武备院，遇有用处领用，将马令其送至兵丁换马处应用。乾隆帝批示：“所进马驼，补换之后，仍将所换者给与蒙古人等。”［15］
又过了两天，八月初二日，太后、皇上驻跸碧苏台时，由漠南扎鲁特、内喀尔喀左翼、奈曼、敖汉、翁牛特、阿鲁科尔沁、巴林、克什克腾八部合为一盟的昭乌达盟之盟长和各部王公台吉由漠南喀喇沁、土默特二部合为一盟的卓索图盟之盟长、王公，为帝与太后“恭进筵宴”。八月十五日日驻跸乌达图，由漠南科尔沁、郭尔罗斯、杜尔伯特、扎赉特四部合为一盟的哲里木盟之盟长科尔沁亲王罗布藏衮布，又给帝与太后“恭进筵宴”。
蒙古王、公、台吉、官员、兵丁如此恭敬效劳，使乾隆帝非常高兴，多次下谕嘉奖和赏赐。就在昭乌达盟、卓索图盟之盟长、王公等恭进筵宴的第二天，八年八月初三日，他下谕说：“朕此次经过地方，蒙古人等修理桥道，备办一切用项，俱属整齐妥协，实为敬谨。此不惟王、扎萨克等各感我皇祖、皇考眷养隆恩，竭诚奋勉，乃至伊属下蒙古，亦皆欢欣鼓舞，不辞劳瘁，朕甚嘉之”，应予赏赐，著总理行营事务王大臣等议奏。王大臣等遵旨上奏：卓索图盟之五旗，共同在其游牧地界查罕和罗一站，供用柴、炭、乳牛、车辆，又设卡、掘井，“俱妥协预备”，并传集众蒙古运到物件，卖给官兵，“奋勉可嘉”。拟请将办理此等差务之协办台吉、塔布囊各赏缎二匹，台吉官员五十二员各赏缎一匹，兵七百三十名各赏毛青布四匹。乾隆帝批示：协办台吉、塔布囊各赏缎三匹，台吉官员各赏缎二匹，兵丁各赏布六匹。［16］
过了四夭，八年八月初七日，他又下谕说：昭乌达盟之博罗额尔吉与布尔哈图地方的两处粮仓，守仓的蒙古人“甚属穷苦，殊为可悯”，著加恩每人赏银五两。看守二仓的两名章京、两名骁骑校，各赏官缎一匹。［17］同日，他又因沿途经过地方米粮缺少米价昂贵，谕将上述二仓存米，酌量赏给随驾之王、大臣、官员、兵丁，作为口粮。尚书、公讷亲等遵旨回奏：博罗额尔吉贮米三千余石，将此米赐与兵丁、拜唐阿等一人一大斗，校尉等各五升，官员各一斛，大臣各一石，王、贝勒各十石，共给米一千五百九十石，尚余米一千四百余石。乾隆帝下谕，命将此一千余石米赏与昭乌达盟蒙古，令其运至行营粜卖，“伊等既可获利，而众人亦可免重价籴买之累”。［18］八月二十六日，他又降旨：此次口外之蒙古台站章京、兵丁等，驰递公文，牧放牲畜，昼夜当差，殊为可悯。著加恩赏给坐台章京各彭缎三匹，兵丁各毛青布八匹。随营备办乌拉人等，分段当差，亦著赏给章京各彭缎二匹，兵丁各毛青布四匹。
八年八月二十九日，留京总理事务王大臣具折请安，乾隆帝降旨，总述沿途情形说：“朕躬甚安。王大臣等佳否？朕奉皇太后欢悦而行，已至科尔沁地方矣。蒙古等皆诚心效力，实属可喜。”“至蒙古地方，皆所经由，伊等诚敬备至，殊快睹焉。”［19］
乾隆十九年第二次经热河、吉林到盛京谒陵时，蒙古王、公、台吉仍按例恭迎。此时，正值准噶尔部内乱，杜尔伯特部三车凌来归，乾隆帝便于五月在热河避暑山庄，召见三车凌，赐宴封爵赏银，封车凌为亲王，车凌乌巴什为郡王，车凌孟克为贝勒，其余来归台吉色布腾等分别封授贝勒、贝子、公、扎萨克台吉，赐亲王车凌银五千两、郡王车凌乌巴什银四千两、车凌孟克贝勒银三千两。七月十一日，他又在前往盛京的途中，下谕要赐奠科尔沁王。他说：已故科尔沁达尔汉亲王罗卜藏衮布、敖汉贝勒罗卜藏，“皆系旧臣，曾经效力多年。今朕亲诣盛京，恭竭祖陵，经过伊等游牧，追想前劳，愈增悼惜。贝勒罗卜藏之墓在御路附近，腾亲临奠之。”达尔汉亲王罗卜藏衮布之墓离御路较远，著果亲王往奠茶酒。［20］他于十三日临奠罗卜藏贝勒之墓时，还亲临其子固山贝子垂济扎勒之家。
乾隆四十三年他第三次东谒盛京祖陵时，喀喇沁郡王喇特纳锡第等人在中前所大营附近接驾，敖汉、奈曼、巴林、阿噜科尔沁、翁牛特、喀尔喀、土默特、扎噜特等部王、公、台吉，在五里河村大营接驾，科尔沁亲王旺扎勒多尔济等，在兴隆屯大营接驾。乾隆帝皆分别在行殿召见他们，赐茶，赏赐缎匹。
乾隆四十八年，乾隆帝第四次至盛京谒陵，途中，喀喇沁郡王喇特纳锡第等在叶博受村广慧寺行宫迎驾，于行宫东门外设大毡庐，“侍上宴毕，阅诈马诸技”。科尔沁亲王恭格喇布坦、巴林郡王巴图等在五里屯大营迎驾，于行宫西门设大毡庐，“侍上宴毕，阅诈马诸技”。乾隆帝皆分别予以赏赐。［21］他又下谕奖晋效劳王公台吉说：喀喇沁郡王喇特纳锡第、巴林郡王巴图、敖汉公桑济扎勒，“在御前行走多年，此次随朕前来盛京，均各实心奋勉，朕甚眷爱”，喇特纳锡第、巴图均加恩赏给亲王职衔，桑济扎勒晋封固山贝子。［22］
乾隆帝的四次盛京谒陵，虽然用了不少银米，但对优恤蒙古，巩固盛京，教育训诫宗室，仍然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应当说这一活动还是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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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高宗实录》卷192，页1。
［2］《清高宗实录》卷192，页3、4。
［3］《清高宗实录》卷194，页3、4、5。
［4］《清高宗实录》卷199，页7。
［5］《清高宗实录》卷200，页6、7。
［6］《清高宗实录》卷201，页12、13。
［7］《清高宗实录》卷201，页15、16。
［8］《清高宗实录》卷201，页19。
［9］《清高宗实录》卷199，页8。
［10］《清高宗实录》卷202，页4、5。
［11］《清高宗实录》卷200，页11、12、13。
［12］《清高宗实录》卷1066，页2-7。
［13］《清高宗实录》卷197，页7、8。
［14］《清高宗实录》卷197，页7、8、9。
［15］《清高宗实录》卷197，页17，18。
［16］《清高宗实录》卷198，页5、6。
［17］《清高宗实录》卷198，页9。
［18］《清高宗实录》卷198，页7、16。
［19］《清高宗实录》卷199，页8。
［20］《清高宗实录》卷468，页12。
［21］《清高宗实录》卷1137，页7、9。
［22］《清高宗实录》卷1188，页12。
六下江南
第三节 六下江南
一、南巡之因
乾隆帝弘历在君临天下五十年之际，对南巡江浙的重要性讲了这样一句话：“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一曰南巡”。［1］所谓“西师”，是指乾隆二十年至二十四年（1755-1759年）平准定回之役，这场历时五年的战争，彻底清除了准噶尔部南侵喀尔喀威胁大西北及京师的祸根，统一了准、回各部，拓疆二万余里，为保持西北、北方及青海、西藏的安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役当然是皇上朝夕考虑的头等大事，但是“南巡”为什么能和“西师”相提并论？这得先从乾隆帝的一道谕旨谈起。
乾隆帝弘历于乾隆十四年十月初五日下了一道关于南巡的重要谕旨，讲述巡幸江浙的原因、目的及应该注意的间题，摘录如下：
“江南督抚等，以该省绅耆士庶望幸心殷，合词奏请南巡，肤以钜典攸关，特命廷臣集议，今经大学士、九卿等援据经史，且仰稽圣祖仁皇帝六巡江浙谟烈光昭，允宜俯从所请。朕轸念民依，省方问俗，郊圻近省，不惮躬勤銮辂，江左地广人稠，素所惦念，其官方、戎政、河务、海防，与凡闾阎疾苦，无非事者，第程途稍远，十余年来未遑举行。屡尝敬读圣祖实录，备载前后南巡，恭侍皇太后銮舆，群黎扶老携幼，夹道欢迎，交颂天家孝德，心甚慕焉。朕巡幸所至，悉奉圣母皇大后游赏，江南名胜甲天下，诚亲掖安舆，眺览山川之佳秀，民物之丰美，良足以娱畅慈怀，既询谋合同，应依议允从所请。但朕将以明年秋幸五台，经大原，厉嵩、洛、赵、魏，回銮已涉冬令，南巡之举，当在辛未年（乾隆十六年）春，正我圣母六旬万寿之年也，将见巷舞衢歌，欢腾献祝，称朕以天下养之至爱，上以广承欢之庆，下以慰望幸之忱，益深嘉悦。届期择吉以闻，向导人员朕酌量先期简派，前往清跸，所至简约仪卫，一切出自内府，无烦有司供亿。至行营宿顿，不过偶一经历，即暂停亦不逾旬日，前岁山左过求华丽，多耗物力，朕甚弗取，曾经降旨申饬，明岁晋、豫等省，以及江南，俱不可仿效。至名山古迹，南省尤多，亦祇扫除洁净，足备临观而已，无事崇饰，倘有颓圯，随宜补葺，悉令动用官项，但当据实，不得任有司浮冒。其民间张灯结彩，圣祖尝以为戒，载在方册，宜共恪遵，其慎勿以华侈相尚，所司通行晓谕。其一切应行典礼，著照所议行。”［2］
过了十一天，乾隆十四年十月十七日，他又降一谕：“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署浙江巡抚永贵奏请临幸浙省阅视海塘一折，前因江南督抚等奏请南巡，特命大学士、九卿会议，询谋佥同，业经降旨谕允，江、浙隣封接壤，均系圣祖屡经临幸之地，且海塘亦重务也，今既据该省士民感恩望幸，群情踊跃，合词代奏，宜允所请。”［3］
以上乾隆帝讲的南巡之原因，是奉母后游览名胜，省方问俗，考察“官方、戎政、河务、海防”，了解闾阎疾苦，这些都是事实。但若联系当时局势和六次南巡的具体情形，以及乾隆帝的个性来看，他之所以要巡幸江浙，而且从乾隆十六年才开始，以后又五下江南，便可知晓，奉母览胜，仅是出巡的一个目的，而且是一个不太重要的附属目的，其根本的原因和愿望，则主要是政治性的，即他是为了创立和巩固“全盛之势”而出巡的。这与江浙的客观环境和历史及其在清政府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江苏、浙江在清朝诸帝的心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江浙是鱼米之乡和“财赋之区”。乾隆十八年全国在籍田地为七百零八万顷，征赋银二千九百六十一万余两，粮八百四十万余石，而江苏一省民田有六十八万余顷，征赋银三百三十七万余两、粮二百一十五万余石，浙江民田四十五万余顷，赋银二百八十一万余两、粮一百一十三万余石，即是说江苏、浙江二省的田地、赋银、赋粮数，分别占全国田地、赋银、赋粮的百分之十六、百分之二十九、百分之三十八。再以田赋之外的第二大收入盐课而言，乾隆二十九年全国盐课共银三百八十余万两，而江浙为二百五十八万余两，占盐课总数百分之六十八。在每年运京供帝王后妃文武官员兵丁食用的四百万石漕粮中，江浙占了二百五十七万石，为漕粮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四。仅此几个简单的数字，便足以表明江浙二省在全国经济领域的特殊重要性。
江苏、浙江二省人文茂盛，是全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才子学者之多，数倍数十倍于他省。仅以关系政界、文化界最为重要的科举而言，江浙二省状元最多。顺治朝举行了八次殿试，取了八名状元，其中有江浙的吕宫、邹忠倚、史大成、孙承恩、徐文元、马世俊六人。康熙二十一科，除山东邓钟岳考上一名状元外，其余二十个状元皆系江浙人。雍正朝的五个状元中，江浙人居其四。乾隆年间出了二十七个状元，江浙人居二十一名。以上顺康雍乾四朝皇上钦定的六十一名状元中，江浙出了五十一位状元，占状元总数百分之八十三。榜眼、探花以及二、三甲进士之情与此类似。这也直接影响到大学士、九卿、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学政等职的人选，江浙之人任职之多，在政界影响之大，是其他各省难以相比的。
江苏、浙江又是清朝前期明末遗民活动的中心，反清思想和反清行动一直延续不断，文字狱也以江浙为多。这些事实表明，江浙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具有特别突出的地位，朝廷必须牢固控制住江浙，充分利用江浙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来巩固其统治，来发展其“盛世”。这就是乾隆帝要效法皇祖六下江南的根本原因。
二、巡幸的准备工作
乾隆皇帝弘历于乾隆十四年十月下达巡幸江浙之谕后，便督促臣僚进行安排，使其实现。他多次下谕，责令群臣不要浪费民力扰乱民间。乾隆十五年正月二十九日，他谕军机大臣：朕巡幸江浙，“问俗观风”，清跸所至，除道供应，有司不必过费周章，已经屡降谕旨。“至川原林麓，民间冢墓所在，安厝已久，不过附近道旁，于辇路经由无碍，不得令其移徙”。［4］同年三月十九日，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之折到京。其折说：查勘御道营盘处所，南省道路，山水交错，不似北地平旷可以随宜布置。且杭、嘉二府道旁皆桑，平原难得。臣与向导大臣恭阅御舟所经河道，纤路最宽者，不过一丈以上，或尚不及一丈。“臣等不敢过求开阔有损田园”，凡营盘处所，必详勘无妨民业之处，签桩修治。至于杭城西湖各名胜所经陆路，亦止期修治平坦，无事开拓宽广。乾隆帝阅后批示：“知道了。总以务朴省事及息浮议为要。”［5］
不久，他又看到向导大臣的奏折。向导大臣努三、兆惠奏称：由杭州渡江至绍兴禹陵、南镇一路，“河道窄狭，仅容一船，经过石桥四十余座，须拆毁过半，早地安设营盘，地气甚属潮湿”。努三、兆惠的责任是保证御道畅通、安全，让皇上、太后平安、舒适地游览、考察，遇到问题及时解决，一般是不能以此惊动圣上烦劳天子的，这将被视作无能、失职或欺扰至尊，而被惩处，为什么这两位大臣要冒遭罚的危险奏呈难题？因为，他们所奏的含义是很清楚的，至少有两点十分明确：一为道路难行，谏阻巡幸浙江；二为如要前往，需大兴土木滋扰民间。这对于乾隆帝来说，确是一个不易解决的难题。因其不便行走而停止吧，出巡的愿望就会落空，雄伟的目标无法达到，允其拆桥占用民地大建营盘吧，又要骚扰民间，违背已发之旨，此题确难解答。但乾隆皇帝可不是遇事惊慌胸无主见之庸君，而且此时刚及不惑之年，身体健壮，胸怀大志，对个人享受看得并不太重，因此，经过思考后，他找到了轻易攻关的妙方。他于十五年三月二十七日谕军机大臣：朕初次南巡，禹陵近在百余里之内，不躬亲展奠，无以申崇仰先圣之素志。向导及地方官拘泥而不知权宜办理之道，鳃鳃以水道不容巨舰、旱地难立营盘为虑，若如此，所议拆桥数十座，即使于回銮之后，一一官为修理，其费甚巨，且不免重劳民力，“岂朕省方观民本意耶”？“朕在宫中，及由高梁桥至金海，常御小船，宽不过数尺，长不过丈余，平桥皆可径度，最为便捷。越中河路既窄，日间乘用，俱当驾驶小船，石桥概不必拆毁”。其原拟安立营盘二处，“著于此处造大船一只，专备晚间住宿”，不必于早路安营，既避潮湿，“且免随侍人众践踏春花之患”。［6］看起来似乎无法逾越的巨大障碍，就因乾隆帝不拘泥必坐龙船竖舰之常规，临机应变，改乘小船，从而轻易地跨越过去了。
乾隆十五年十月，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呈报关于巡幸浙江的两个问题。他奏称：明春南巡，浙省杭、嘉两郡俱系水乡，湖荡港汊，纵横交错，自江南交界至杭，陆路惟运河纤道，宽仅七八尺，凡应用什物暨执事人等，有须先送前站预备者，若开辟陆路，必挖废很多民间田园，今勘定副河一道，什物及执事人等，均由副河前进。御道两傍，本来俱应安兵站围，浙省运河纤道竟有无可站立之处。今酌定于两岸内，凡支河汊口各安卡兵二三名，临时禁遏人舟，如无路径处，不复安兵站围。其两岸有村镇居民处，许令男妇老幼跪伏瞻仰。乾隆帝于十月三十日批示：“甚是，妥当之极。好。不必严为拦阻。”［7］
乾隆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总理行营王大臣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呈奏明春南巡所需之兵丁、马匹、船只等事。允禄等奏：水路随从官兵，必宜酌减，除大臣等应中途留住及随从人员已钦派外，侍卫仍派三班，兵丁本应派八旗六百名、健锐营四百名，但江、浙一路乘船，健锐兵久不操练，恐致生疏，应予停派。至江南登舟时，各处官员人等量减，但取差使无误，其余人员俱留住河北。其前锋、护军等兵，减派五百名，加上江宁迎驾兵二百名，足敷差使。拟派章京四十员，虎枪侍卫兵丁拣选四十员。江浙旱路应需之马，除御马用船载往，随从人等官马，照康熙时例，取用于地方，大臣一员用马五匹，章京侍卫一员马三匹，护军、紧要执事人等用马二匹，其余每二人用马三匹，于驻防、绿营官马、驿马内预备，合计需马六千六百九十余匹。其由徐家渡至直隶厂，由小五台至平山堂、高旻寺，由苏州至灵崖、邓尉、虎丘等如非紧要差使，俱留于舟次，约须备马四千匹，仍令每十匹外多备一匹，以便添用。至于船只，如多，亦恐拥挤，派出大臣，或每员给二只，或一只。侍卫官员等，或二三人一只，或四五人一只。拜唐阿兵丁，或八九人一只，或十数人一只。除装载物件便民船二十五只外，统计沙飞、马溜船四百四十只。随行官员人等，在十里以内者回船住歇，远者于附近寺院歇店宿歇，不许占住民房。米粮柴草，派地方官招商，于行营左右公平售买。乾隆帝览折后，同意其议。
不久，两江总督黄廷桂奏，遵照廷议，将马照数调备，并备马二千余匹赴浙协济。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奏：拟调通省营马五千匹备用，其什物另备人夫扛抬。总理行营王大臣就此议奏：江苏人稠地狭，马匹太多，难以安顿饲养，请再酌减江苏备用之马。浙省既备有人夫扛抬什物，原议每十匹外备一匹之议，可予减省。帝从其请。
另外，江宁将军锡尔□，两江总督黄廷桂奏准，巡幸之时大阅，预备满兵一千五百名、汉兵一千五百名会合操练。两江总督黄廷桂奏准，车驾经历江苏省内二十三个州县，赏赉需钱，宝苏局存钱不敷，暂加铸八卯。等等事项，总理行营王大臣和江浙官员，紧张进行准备。出巡之时，需指派一些王公大臣留京，总理事务，途中由总理行营王大臣具体安排，乾隆十六年第一次巡幸江浙时，乾隆帝便指定庄亲王允禄、履亲王允祹、和亲王弘昼、大学士来保、史贻直在京总理事务，行营由大学士、一等公傅恒总管。以后五次南巡的准备工作，大体与此相似。
三、南巡之情和成效
乾隆皇帝弘历仿效皇祖康熙帝玄烨六巡江浙之例，亦六下江南。第一次是乾隆十六年，从正月十三日离京，至五月初三日奉母后返回畅春园。第二次是乾隆二十二年，正月十一日出发，四月二十六日回圆明园。第三次是乾隆二十七年正月十二日至五月初四日，第四次是乾隆三十年正月十六日至四月二十一日，第五次为乾隆四十五年正月十二日至五月初九日，最后一次是乾隆四十九年正月二十一日至四月二十三日。前四次是奉母后前往，后两次为帝率臣巡幸。这六次巡幸，一般都要到江宁（南京）、苏州、杭州、扬州，后四次还加上浙江的海宁县。六次所经之地、所做之事，虽然不尽相同，但大体上离不开以下几个方面的范围。现以第一次南巡为例，参举其他五次巡幸，作些评述。
其一，蠲免积欠钱粮。第一次南巡之前，乾隆十六年正月初二日，乾隆帝下谕蠲免江苏、安微、浙江钱粮说：“朕巡行江浙，问俗省方，广沛恩膏，聿昭庆典”。更念东南贡赋甲于他省，其历年积欠钱粮，虽累准地方大吏所请，分别缓征带征，以纾民力，而每年新旧并征，小民终未免拮据。朕宵旰勤劳，如伤在抱，兹当翠华亲莅，倍深珍切，用普均霑之泽，以慰望幸之忱。
著将乾隆元年至乾隆十三年江苏积欠地丁二百二十八万余两、安微积欠地丁三十万五千余两悉行镯免，“俾官无诖误，民鲜追呼，共享升平之福”。浙江因无积欠，著将本年应征地丁钱粮蠲免三十万两，以示鼓励。直隶、山东所过州县，蠲免本年应征额赋十之三，又免山东欠谷九十七万石余。
其二，阅视河工。江浙屡遭特大水灾，成千上万人葬身鱼腹，田园庐舍淹没，家产尽失，故乾隆帝视水灾为江浙大害，决心大兴河工，治灾牟利。早在乾隆十六年第一次南巡时，向导大臣努三、兆惠就奏称：江南附近御路朱家闸之引河，洪泽湖之九里冈，清口之木龙、运河闸，高邮州之东堤、南关、车运坝及高家堰，共八处，“均关运道民生，工程紧要，仰请亲临阅视”。［8］乾隆帝于第一次南巡期间，就直接处理了几件有关河工之事。江南河道总督高斌等奏称，高堰汛内大坝、里坝等处石工，上年连日风雨，倒卸四段，长七十三丈五尺，请拨银兴修，帝批准其奏。他又下达专谕，命修建淮安石堤说：朕经过淮安，见城北一带，内外皆水，虽有土堤，而人烟凑集之区，“设经异涨，其何以堪，亟应改建石工，以资保障”。著河道总督高斌会同总督黄廷桂确勘详估，及时建筑毋忽。［9］他亲祭禹陵，行三跪九叩礼。他阅视蒋家坝堤工，并降专旨，筹定洪泽湖五坝水志，畅开清口。他说：洪泽湖上承清、淮、汝、颍诸水，汇为巨浸，所恃以保障者，惟高堰一堤，天然坝乃其尾闾，伏秋盛涨，辄开此坝洩之，而下游诸州县胥被其患。下游居民深以开坝为惧，而河臣转藉为防险秘钥，二者恒相对持。朕南巡亲临高堰，循堤而南，越三滚坝，至蒋家闸，周览形势，乃知天然坝断不可开，天然坝当立石永禁开放，以杜绝妄见。高堰石堤至南滚坝以南，旧用土工石堤，应自新建信坝北雁翅以北，一律改建石工。此后，他对河工更多次下达专旨，尽力讲求治河之法，投入巨量帑银，兴办了几项大工程，收效很大，正如他在晚年所述那样：“六巡江浙，计民生之最要，莫如河工海防，凡一切补偏救弊因时制宜之方，亦既殚精劳思，夙夜讲求，不惜数千百万帑金，以蕲一劳永逸，为亿兆生灵永远安全之计。兹幸南非河工，自开放新河之后，化险为平，海塘石工，依限告蒇。”［10］
其三，召见和加恩江浙士绅。对于休致或因事因故居家的文武大员，以及进献诗文之绅衿，他皆予厚遇，或起用其官，或赐诗物嘉奖，或授与职衔。第一次南巡时，浙江省海宁县人陈世倌，原由乾隆帝自废员起为左副都御史，迁工部尚书，乾隆六年擢至大学士（此人即野史胡说其家是乾隆帝之出生之地的尚书），后以拟旨错误，下吏议夺职，帝斥其“卑琐不称大学士”，从部议，夺其职，返家闲住，乾隆十五年入京祝嘏，帝命赏还原衔。十六年三月三十日，乾隆帝于高曼寺行宫降下一谕：原任大学士陈士倌从前罢任，尚无大咎，上年已复予原衔，此番于行在屡经召见，虽年过七十，精力尚健，且系旧人，仍著其入阁办事。他又下谕，对致仕侍郎沈德潜加恩，照其原官赏给本俸，前来接驾的革职提督杨凯年力未衰，从前被参案内，尚无劣迹，且曾历练戎行，著加恩补授河南河北镇总兵。对接驾时参加考试考中之举人蒋雍植、钱大昕、昊烺、褚寅亮、吴志鸿等人，特赐举人，授为内阁中书。
其四，阅兵。乾隆十六年二月乾隆帝在苏州、嘉兴，三月在杭州、江宁皆数次阅兵，并赏赐官兵银米，他曾写过好儿首阅兵的诗，其中一首是在江宁阅兵：
“建业开牙驻禁军，当年深意守惟勤。安时要不忘危日，诘武宁当视具文。八色旗分光耀旭，千行士气厉凌云。方行禹迹无非事，大烈钦承勗绍闻。”［11］
其五，移风易俗。乾隆十六年二月二十二日，他就江苏奢靡之风下谕说：
“朕命驾时巡，周览风俗，观民察吏，惟日兢兢，三吴尤素所□念也。粤自我皇祖圣祖仁皇帝巡幸东南，先后六举，历今四十余年，盛典昭垂，衢谣在耳。顷者入境以来，白臾黄童扶携恐后，就瞻爱戴，诚意可嘉。朕已叠沛恩膏，广敷渥泽，惟念大江南北，土沃人稠，重以百年休养，户口益增，习尚所趋，盖藏末裕，纷华靡丽之意多，而朴茂之风转有未逮。夫去奢崇实，固闾阎生计之常经，而因时训俗，以宣风而布化，则官兹土者之责也，其尚动乃实心，以行实政，无忝教养斯民之任。……事事惟侈靡之是戒，将见康阜之盛益臻，父老子弟共享升平之福，朕清跸所至，有厚望焉。”［12］
另外，谒明太祖朱元璋孝陵，视江宁机房，祭明臣王守仁，幸尊文书院，游览报恩寺、雨花台、灵谷寺、虎丘、西湖等名胜古迹，等等。
通过六下江南，乾隆帝了解了官风民情，兴修河工，蠲免赋税，革弊兴利，宣扬圣恩，争取江南缙绅士民，对安定江浙，发展生产，创造“全盛之势”，起了积极的作用。
当然，由于六次出巡，大量人员来去奔波，几千匹马，上千只船，每次历时四五月，这项“大差”确实也用掉了大量银两，滋扰了民间。
尽管乾隆帝先后几十次下谕，讲述一切费用动支帑银，禁止骚扰地方，力求俭朴，不许奢侈，但是事实上却远非如此，随侍大臣作威作福，地方官员拼命巴结，竞奢华，比阔绰，使六下江南之举，浪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给民间带来了严重的灾难。比如，乾隆帝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次巡幸江南，在杭州换小船之前，都是乘坐特制的安福舻，“甚为安适”，还有翔凤艇作为备用，“已极便适”，而两淮盐政伊龄阿还令盐商办制宝连航御舟，供帝乘坐，遭帝严斥。［13］仅乾隆十一年至三十三年，两淮盐商便挪用应交运库的“余利银”四百六十余万两，供“办贡及预备差务”之用。［14］这“差务”就是供帝巡幸江南之用，这“办贡”也与南巡有关。这还不包括两淮盐商直接承办大差而用掉自己的银两。据档案《扬州行宫名胜全图》记载，两淮盐商为迎接乾隆帝巡幸扬州，曾先后集资修了高桥、香阜寺、天宁寺、迎恩桥、虹桥、莲花桥、万松亭、平山堂、宝塔寺、高旻寺、锦春园等（或在其原有之地内修建）宫殿楼廊五千一百五十四间和亭台一百九十六座，并购置其中陈设景物，使扬州市容、风气大变，更加奢华。沿途供应亦奢。乾隆帝第五次南巡时，御舟将至镇江，相距约十余里，“遥望岸上，著一大桃，硕大无朋，颜色红翠可爱。御舟将近，忽烟火大发，光焰四射，蛇掣霞腾，几眩人目。俄顷之间，桃忽然开裂，则桃内剧场中峙，上有数百人，方演寿山福海新戏。”［15］
乾隆帝在晚年曾亲撰《南巡记》一文，总结性地叙述了他六下江南的原因、目的及成效，现摘录如下，以供参考：
“举大事者，有宜速莫迟，有宜迟而莫速，于宜速而迟，必昧机以无成，于宜迟而速，必草就以不达，能合其宜者，惟敬与明乎。……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田西师，一日南巡。……若夫南巡之事，则所为宜迟而莫速者。……盖南巡之典，始行于十六年辛未，是即迟也。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而辛未、丁丑两度，不过敕河臣慎守修防，无多指示，亦所谓迟也。至于壬午，始有定清口水志之谕（向来河臣率皆靳拆清口，恐干多费工料之议，洪湖盛涨，则开五坝，下河一带，无岁不被偏灾。自壬午年三次南巡，始定高堰五坝水志高一尺，清口则开放十丈为准，俟秋汛后洪湖水势既定，仍如常接镶口门。嗣是河臣恪守此法，数十年来，下河免受水患，田庐并资保护）。丙申乃有改迁陶庄河流之为（……乾隆丙申春谕……兴工，至丁酉仲春蒇事，开放新河，大溜畅达，既免黄河倒漾之虞，更收清水刷沙之益）。庚子遂有改筑浙江石塘之工（浙江海塘自戴家桥迤西皆柴塘，不足资巩护。庚子南巡，亲临阅视，因饬该督抚于老盐仓一带改建鱼鳞石塘，仍谕令存留旧有柴塘，以为重门保障。……石塘三千九百四十丈全行告竣）。今甲辰又有接筑浙江石塘之谕（……亲临指示，不惜百余万帑金，降旨一律接筑石塘，俾滨海黔黎永资乐利）。至于高堰之增卑易砖，徐州之接筑石堤并山，无不筹度咨诹得宜而后行，是皆迟之又迟不敢欲速之为。……河工关系民命，未深知而谬定之，庸碌者惟遵旨而谬行之，其害可胜言哉，故予之迟而又迟者以此。”［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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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乾隆帝弘历：《南巡记》，见《重印扬州府志》卷3，《巡幸三》。
［2］《清高宗实录》卷350，页11、12、13。
［3］《清高宗实录》卷301，页2、3。
［4］《清高宗实录》卷357，页15。
［5］《清高宗实录》卷361，页4、5。
［6］《清高宗实录》卷361，页15、16。
［7］《清高宗实录》卷375，页24、25。
［8］《清高宗实录》卷361，页113。
［9］《清高宗实录》卷382，页16。
［10］《万寿重宁寺碑记》，见《重修扬州府志》卷3《巡幸三》。
［11］《重刊江宁府志》卷1，《天章》。
［12］《清高宗实录》卷383，页6、7。
［13］《清高宗实录》卷1196，页15，卷1197，页2。
［14］《清高宗实录》卷813，页19、20、21。
［15］《清裨类钞》。《巡幸类》《高宗南巡供应之盛》。
［16］《南巡记》，《重修扬州府志》卷3，《巡幸三》。
草率用兵瞻对 获效甚微
第五章 初征金川 败师损将
第一节 草率用兵瞻对 获效甚微
一、轻信督抚之言 匆促发兵
金川之战，与清政府用兵瞻对是紧密相联的，乾隆帝不止一次讲到，对下瞻对首领班滚的处理欠妥，引起了金川之役。这一问题，迄今无人论述。因此，在正式叙述所谓“十全武功”的第一“武功”——首征金川之前，有必要说明瞻对之事。
瞻对，有上瞻对、中瞻对、下瞻对之分，亦名三瞻，位于雅龙江上游，纵横数百里，距打箭炉（今康定县）七日程，东连明正、单东、孔撒、麻书、章谷各土司界，南接里塘、毛丫、崇禧等土司，西北与德格土司接壤，居民为藏族。民国时瞻对为西康省瞻化县，今系四川省甘孜州新龙县。
瞻对紧接里塘，为四川西藏交通要道。上、下瞻对土司虽然均于雍正时“归附授职”，授长官司，但二瞻对土司及其属下人员，仍然经常在大道上抢劫来往商旅行人，甚至掠取官兵银物。雍正八年四川总督黄廷桂因瞻对等处藏民“纠党抢掠”，调遣汉土官兵，征抚兼施，“直捣巢穴”，“番众率先输诚”，擒获首犯。［1］局势暂时安定了一下，来往交通有所好转，可是到乾隆八、九年间，劫掠之风重新盛行，瞻对土司率领属人肆行抢夺，严重扰乱了地方，影响了川藏交通。
乾隆十年三月，四川巡抚纪山奏称，“瞻对蛮苗，屡经抢掠不法”，应该派兵征剿。署四川提督李质粹呈报：瞻对在打箭炉口外，上瞻对离炉十四站，下瞻对离炉十八站，四面环山，地方险阻，雍正六年“曾经啸聚抗官”，雍正八年用兵征讨，“虽暂慑服，而野性未除，今又故智复萌，肆无忌惮”，“实有非用兵不可者”。四月初，川陕总督庆复、四川巡抚纪山、署四川提督李质粹共同上奏：“瞻对贼番，屡肆抢劫，虽然动兵征讨，而顽心终未尽革，必须增益官兵，慑其心胆，方可一劳永逸。”［2］帝命议政王大臣议奏。议政王大臣随即奏称：瞻对为通行西藏大道，该土司倚恃地势险阻，“屡为夹坝（即抢夺为盗），扰害地方”，并抢掠驻防台站撤回兵丁的行李银两。官府遣人前往，责令土司献交盗犯和赃物，该土司“抗不擒献，顽梗已极”，应派兵征剿。依照庆复等督抚之请，以建昌镇总兵袁士弼为总统，于川省提标各营及杂谷、瓦寺各土司内，派出汉土官兵一万二千名往征，并拨附近瞻对的西宁镇汉土官兵一千、西藏郡王颇罗鼐所属江卡番兵与德尔格土兵各一千，联络声援，巡逻侦探。四月二十七日，乾隆帝同意了王大臣的建议，决定用兵瞻对。
五月初五日，乾隆帝谕告军机大臣，第一次正式讲了处理瞻对之事的意见。他首先说明用兵的原因是，由于“瞻对土番，肆行不法，扰害地方”，雍正八年之征，办理不妥，“草率完结”，致其又故智复萌，劫掠无忌，不知法纪，所以允准督抚之请，发兵征剿，此乃不得已之举，打仗并非美事，所费钱粮亦多。紧接着，他明确提出了用兵的目的和要求。他命军机大臣传谕总督、巡抚和提督，责令他们“务期殚心筹画，调度得宜”，达到“以靖边境”的目的。如果料理不善，有损军威，或如雍正八年草率完结，留下后患，则当以庆复三人是问。［3］
五月初八日，大学士复议四川巡抚纪山所奏出征土兵恩赏之事时，奏请按雍正八年之例，对各土兵于常例赏银三两外再加二两，川省和西宁的土兵，其父母妻子，照守兵坐粮之例，每名一月给银九钱、米三斗，藏王所属江卡及德尔格土兵二千名，系就近效力，不给安家银米。雍正八年曾赐土兵每百名牛一头，每二十名给羊一只，现毋庸议给。乾隆帝谕令从厚赏赐，江卡、德尔格土兵亦照川省、西宁土兵之例，给与安家银米，各土兵亦照例赏给牛羊，使其均霑实惠，以示“鼓励戎行之意”。［4］
乾隆帝要求各将要迅速征战，多次强调“兵贵神速”之法。
六月初八日，因川抚纪山奏下瞻对土司班滚发兵阻挡官府派往晓谕的千总，他下谕指责说：兵贵神速，今尔等尚无进师之期，而土司已有兵阻挡，“善用兵者如是乎”！并令其传谕提督李质粹知道此谕。过了七天，六月十五日，他又谕示军机大臣：瞻对“土番不法”，扰害地方，不得已允准督抚发兵征剿之请，目前已发银五十万两，“用兵贵于神速”，川督办理此事甚属迟缓，我兵遣发太迟，瞻对早已闻风预备，“所谓兵贵神速者何在”！现在督抚等人办理已“不合机宜”，“恐将来进剿，亦未必悉能尽善永除后患”。尔等即秘密寄信，传谕该总督、巡抚、提督等臣，“务须尽心筹画，犁庭扫穴，不至复留余孽，使地方长享安静之福”。如果仍象雍正八年的草率完结，则庆复、纪山、李质粹“不得辞其咎也”。［5］
乾隆帝强调兵贵神速，既是本于兵法，神速易于奏效，乘敌不备，己军突袭，犹如从天而降，便可打败对方，稳操胜算，而且也是为了节省军费。他从即位以来，“孜孜于保治之谟，不敢稍有暇逸”，“躬行俭约”，“节用爱人”，多方筹画，细心核算和积攒，“又无兵役之耗”，故生产逐渐发展，社会日趋繁
荣，国库存银增多。就在责令川抚要“兵贵神速”的前两天，六月初六日，他下谕普免天下钱粮二千八百二十四万余两。［6］如果征剿旷日持久，象雍正七年至十三年那样平均每年支出军费八百万两，国家财政和人民生活都将遭到严重危害。而办理不妥，草率收兵，每隔一二十年又来一次征剿，人员伤亡，财力耗费，地方骚动，也是国家的大祸。所以，乾隆帝非常强调用兵神速，彻底解决问题。但他从川抚所报的消息，又看到了督抚迟钝不合机宜的情形，已经对这次战争能否顺利进行，达到预期目的，有所担心。果然，形势正如他所担心的那样，征战很不顺利，结局并不理想，而这一切，又和他用人不当紧密相连。庸帅劣将严重地贻误了军机，造成了重大的后患。
二、班滚潜匿 怒杀大学士庆复
清军进攻上、下瞻对初期，形势很好。清军有汉土兵一万五千名，远远超过了瞻对土司能够率领对抗的士卒。清军装备更比瞻对优越，除枪炮远逾对方外，总督庆复还因瞻对碉楼坚固，特从云南、贵州借领靖逆炮八位，照式制造。重兵压境，使瞻对不少土目、土舍前来军营投降。上瞻对已故长官司之子肯朱（又写为康朱）听说大军来征，亲赴建昌镇总兵袁士弼营“缴印投诚”，并哭诉叔父四朗谋夺其应袭之职，“愿为官兵引路进攻”。［7］头目骚达邦等，情愿献出三寨，各带土兵，“效力引路”，助攻下瞻对。四朗之母、兄至松潘镇总兵宋宗璋营投降，宋即抚赏，并将四朗招抚入营归顺。上瞻对在清军未正式进攻前已基本上听抚降顺。这表明，瞻对己经动荡不稳，即将全面土崩瓦解，如果清军将帅指挥得当，督兵猛攻，定能很快打下下瞻对，擒获其首领班滚，做好善后工作，安定地方，交通畅行。但是，事与愿违，由于帅将庸劣，并未出现这样理想的结局，战事延续较长。
负责统辖三军进攻的署四川提督李质粹，于乾隆十年七月初八日从成都出发，二十六日抵东俄洛，会集总统、建昌镇总兵袁士弼、松潘镇总兵宋宗璋，夔州协副将马良柱，议定兵分三路：南路马良柱领兵自里塘前往边多，北路宋宗璋从甘孜抵阿斯，中路袁士弼出沙普隆前往日里，李质粹驻扎东俄洛调度策应。
官兵出征后，初期进展还算顺利，数日内，中路、南路攻下要卡六处，破五十余寨，北路亦打下一些碉楼。但由于道路险阻，竹林茂密，俘获瞻对人员甚少，提督李质粹和担任总统要职的中路建昌镇总兵袁士弼便畏难不前，“始而玩忽，继而捏报”，今天奏报破碉若干，过几天又称克寨数十，“歼贼无算”，捷报频传，可是始终未能抵达下瞻对土司班滚住的碉卡，更谈不上擒获首犯送京献俘了。开始，乾隆帝还信以为真，夸奖袁士弼、马良柱能督率兵丁将弁“奋勇出力”，批示说“览奏欣慰”，谕其不要“恃胜轻敌”。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迟迟收不到全胜佳音，便逐渐产生了怀疑，连续下谕督促。十二月十五日他谕告军机大臣：从十一月二十四日接到总督庆复奏折后，至今未见呈报，且其奏中声称隔江险阻，须加兵夹攻，即所谓克捷，亦只系焚碉数座，杀伤“番兵”数人，“其余大率逃入箐中”，“未见有覆巢压卵之势”，看来“似难克期剿灭”。著即传谕庆复，令李质粹领兵前进，若需添兵，即派满兵数百名前去，“总以万全妥速克奏肤功为要”。［8］十二月三十日一连收到总督庆复三份呈报捷音的奏折，声称至十二月初一日，已攻克阿斯、羊雀、底朱、腊盖下寨、下密卡伦等处”，“剿杀贼番，大获全胜”。这次乾隆帝可不象当初那样“览奏欣慰”予以夸奖了，他批示说：“所奏亦不过小小抢获耳，贼未大破，安得谓之武功耶！其督令将士奋勇前进，务擒班滚，明正典刑，以靖地方。”［9］十一年二月三十日，他更在庆复的奏折上批道：“李质粹等全无调遣奋勇之志，甚辜朕恩”，“出师已逾七月，而军饷用至百万，不知李质粹等所为何事耶，宜传旨申饬之。”［10］
尽管乾隆帝形式上是在申斥李质粹等将，但很显然，他对未能及早取胜而十分恼怒，已经暗示出对总管征剿的总督庆复有不满之意。这样一来，庆复再也不能安坐省城了，急忙赶到打箭炉，并奏报总兵袁士弼“以招降为事”，虽屡报攻克多寨，而“俱不著实”，提督李质粹附合捏报，奏请将袁士弼革职留任。庆复又于二月上奏总论军营之弊说：“军营提镇，始而玩忽，继而捏报，号令不一，赏罚多不严明，兵丁病孱者不知裁退，器械朽坏者不知更换，将弁气沮，士卒离心，现在贼势益张，夹坝四出，而我兵因循株守，或言待其枪药既尽，自必困穷，或言阻其春耕，自必缺乏。……要皆揣度之词，岂可执为困贼之计。……
（奏请添兵加饷）。”乾隆帝同意其议，令即调拨兵丁酌办粮饷。［11］
庆复虽然指责李质粹等无能失职，捏报军功，但他也并不高明，仍然蹈其覆辄。要讲取胜需要的客观条件，他可以说是应有尽有。论军队，经过几次增派，他拥有多达二万四千名汉土兵卒的一支大军，远远超过下瞻对土司班滚的部下，枪炮弓矢之多，更不用说。特别难得的是，他是受到皇上宠信的皇亲国戚和军国重臣。庆复之家是清朝的名门贵族，其姑是孝康章皇后，乃康熙帝之母，其二姐皆是康熙帝之妻，一为孝懿仁皇后，另一是慤惠皇贵妃。其父佟国维任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因系孝懿仁皇后之父，推恩，封一等公。正因为家有二皇后一贵妃，因此，雍正五年他袭一等公后，就青云直上，八年之内，历任副都统、都统、议政大臣、工部尚书、户部尚书、领侍卫内大臣。雍正十三年高宗即位，又授庆复为定边大将军，代替平郡王福彭，掌管北路大军。乾隆二年以后，九年之内，庆复历任署吏部尚书、户部尚书、刑部尚书、两江总督、云贵总督、两广总督、川陕总督，可以说是基本上任遍京内外军政要职，成为乾隆皇帝依赖、重用的一位宠臣。就是在战争进行了几月进展缓慢的时候，乾隆帝还将庆复升为大学士，兼川陕总督，一再下谕夸奖其办事与己“不约而同，嘉是之外，无可批谕”。［12］这样的信赖和亲密，是在此前后统军出征的将军、大臣如岳钟琪、傅尔丹、张广泗、策楞、班第等人，无法得到的。有了这样罕有的优越条件，对挥军征剿，显然是极为有利的。
可是，庆复辜负了皇上的厚望，浪费了这些难得的优越条件，贪生怕死，畏缩不前。乾隆帝多次下谕，催问捷期，斥责迟延，一再愤怒指出“岂有为此一隅，而虚糜数百万帑之理乎！”［13］庆复贪功畏罪，走上了李质粹、袁士弼的老路，虚报军情，捏奏战功，保证“五、六月间，务期必克”。他依仗重兵压境的条件，大力招抚，诱其降顺，冒称扑毁险要碉楼数百座，其实并未进行过大的战斗。当钦差大臣班第快要来到军营之前，他叫明正土司的土守备汪结，骗诱班滚之异母弟俄木丁等人归顺，并于十一年五月奏报捷音：四月中攻克下瞻对上司班滚的如郎寨，又于二十三日追至丫鲁寨，烧毁碉楼四十余座，碉内男妇老幼及班滚俱被火烧死，“将贼首等全行扑灭”。［14］乾隆帝十分高兴，谕将庆复、纪山交部从优议叙，提督、总兵等官将兵丁“亦行议叙”。庆复又于六月奏上处理瞻对善后事宜，包括将班滚之地分割，赐与效力的土司，以及设官、纳贡、禁建战碉等，皆蒙朝廷允准。［15］
庆复因“功”被加太子太保，于十二年八月离军营回京，入内阁办事，兼管兵部。一场延续十个月，用兵二万四千名，耗银百余万两的瞻对之役，就这样以大学士、川陕总督、一等公庆复的升官而结束了。
尽管庆复舞文弄墨，欺骗了皇上，但历史真相是难以长期掩盖和歪曲的，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作伪之人将原形毕露，遭受应有的惩罚。就在庆复返京前后，乾隆帝已经开始知道班滚未死的消息。原来，当十一年五月庆复奏报烧死班滚时，乾隆帝即因其奏述前后不一而有所怀疑，谕令庆复仔细查核，不得放走班滚。后来虽然他相信了庆复续奏的解释，当作班滚已死而下谕收兵，但心中疑团并未全解，故于十二年三月准备进攻金川时，命川陕总督张广泗调查班滚的下落。九月十四日，他因张广泗奏称班滚未死，谕命严防其潜入金川，迅速察明其藏身之地，予以擒捕，并随即连下数谕，追问此事。张广泗奉谕再三查询，陆续上报，事情真相逐步明朗。原来所谓如朗大捷，纯属骗局，清兵只烧掉空碉二座及泥日一寨，“余皆完好如旧”。班滚之大碉，仍安然无恙，并未烧毁，庆复将其碉冒称经堂，叫班滚之子沙加七立改名德昌喇嘛，令其居住。班滚并未烧死，而是潜行逃匿于空七寨一个山洞里，待清军撤走即还居如朗，“日与附近土司如叠尔格、霍尔甘孜、孔撤、麻书、朱窝等，往来赠遗不绝”，“并不畏人知觉”，而且夥同四朗举兵攻打效忠清帝的上瞻对土司肯朱，夺据其地，肯朱被迫向清朝文武衙门控告，请求救援。庆复将过去“大为夹坝”（即大事抢掠）的土目四朗、俄木丁、革松结等，“皆赦罪授为土官”，授俄木丁为长官司职衔，授四朗、革松结等土千户职衔，授明正司土守备汪结为正土司，将原正土司安木降为副土司。所谓班滚被烧死，最初系提督李质粹捏报，庆复赞同上奏。总兵宋宗璋很快就从汪结处得知班滚未死的真情，但因庆复等人已经上报，不敢声张，又恐将来败露受到牵连，“甚是愁怕”。庆复虽然在“善后事宜”里奏准将班滚之辖地分与各效力土官，“但各土司因班滚现在，无人敢领，悉仍为班滚所据”。［16］
乾隆帝大怒，重惩有关人员，将庆复革职削爵，以贻误军机律论斩。因其系勋戚世汨和皇考世宗任用的大臣，勒令自尽，以李质粹系提督大员，“领兵专阃，纵失渠魁”，不能弋获，且明知班滚未死，一经庆复严驳，“遂附合改详，朋谋罔上”，将其处斩。因宋宗璋身任总兵，不将实情上告，及汪结禀报班滚下落，又不竭力搜擒，“致令贼番远遁”，亦予正法。［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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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世宗实录》卷108，页7。
［2］《清高宗实录》卷237，页16，卷233，又3、4、23、26、32、33。
［3］《清高宗实录》卷240，页5。
［4］《清高宗实录》卷240，页8、9。
［5］《清高宗实录》卷242，页27。
［6］《清高宗实》卷242，页9、10。
［7］《清高宗实录》卷247，页19，卷243，页28。
［8］《清高宗实录》卷254，页24，卷260，页17。
［9］《清高宗实录》卷255，页35。
［10］《清高宗实录》卷259，页39，40。
［11］《清高宗实录》卷260，页17。
［12］《清高宗实录》卷254，页26，卷255，页34。
［13］《清高宗实录》卷261，页8，卷263，页23。
［14］《清高宗实录》卷268，页2-7。
［15］《清高宗实录》卷269，页17-20。
［16］《清高宗实录》卷297，页18、19；卷298，页20；卷300。页4；卷302，页11-13；卷303，页18、19；卷305，页6-16；卷309，页51；卷322，页30。
［17］《清高宗实录》卷305，页15，16，23；卷349，页7；卷357，页18。
错攻金川任帅不当 两次受挫
第二节 错攻金川任帅不当 两次受挫
一、欲图“永靖边陲” 用兵川西
乾隆十二年三月十一日，乾隆帝下了一道十分重要、影响巨大并使他不久便深为后悔的谕旨：
“大学士庆复在外多年，纶扉重地，应召取回京，办理阁务。昨岁四川瞻对之役，甫经告竣，今又有大金川番蛮肆横不法，已命庆复相机征剿。今思彼地番众恃强生事，屡屡不能安辑，必须经理得宜，始可永远宁帖。贵州总督张广泗，于此等苗蛮情形，素所熟悉。……川陕总督员缺，著张广泗补授，不必来京，即由贵州取道，速赴川省。大学士庆复，俟伊到川之后，将彼地事机情形，详悉告知，或可回京，或仍应留川，一同办理，自行酌定。”［1］
这一上谕，正式决定和宣布清军要进攻金川，著名的所谓“十全武功”之第一“武功”首征金川，就这样快要开始了。
金川，地处小金沙江的上游，一促侵水出松潘外西藏地方，经党坝，流入金川境，水深河阔，为大金川，另一儹纳水，源流较近，为小金川，皆以临河之山有金矿而命名。大金川、小金川二均自东北向西南流，至明正土司地合流为若水，再往前至会理州为金沙江，亦名泸水。二河沿岸地区分别名为大金川、小金川。居民是藏族，明朝时隶杂谷安抚司。此处万山丛矗，中绕洶溪，来往交通使用皮船和索桥，天气寒冷，多雨雪，惟产青稞、荞麦，产量不高。大小金川土司皆系明金川寺演化禅师哈伊拉木的后裔。顺治七年小金川土司卜儿吉细归附，授原职。康熙五年大金川土司嘉勒巴归附于清，清政府授以演化禅师印，“俾领其众”。后来清军征服大小金川，初于大金川设阿尔古厅，小金川设美诺厅，不久改为懋功厅，置同知，成为四川省十四厅之一，民国年间改为懋功县。大金川今系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金川县，在成都西北四百余里。小金川系此州的小金县，在成都西边偏北三百余里。
乾隆帝在谕中讲到征讨金川的原因是“番蛮肆横不法”，“恃强生事”，究竟此事真情如何？原来，大小金川上司也象附近杂谷、绰斯甲、革布什咱、明正、瓦寺、沃日、党坝等土司一样，是清政府的属部。各土司的首领，受清政府封授宣抚使、安抚使、宣慰使、长官司、土守备、土千户、土百户等职衔，定期向朝廷交纳贡赋，听从调遣，带领部下人员从征应役，不得劫掠为盗，不得侵占其他土司地土，土司之间发生争执，须听清政府裁处，不许互相攻杀，违则要受官府惩治，革职问罪，兴兵征剿。尽管清政府对各土司加以约束，不许他们惹是生非扰乱地方，但一些人多势大、兵精将悍的土司，经常袭掠邻近土司，侵占其地，纠纷时起。大小金川上司在这方面显得特别突出。
大金川早先并未被清朝正式封为土司，其首领均附于小金川，成为小金川土司的土舍。康熙六十一年，嘉勒巴之庶孙色勒奔以金川土舍身份，带领部下随四川提督岳钟琪征讨西藏“羊峒番”，立下战功。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云贵总督高其倬因小金川强横，上奏说：四川土司多，“人广地众之处，理宜分立支派，互相钤束”。今小金川“实为强横”，而金川土舍色勒奔“曾出兵羊峒，著有勤劳”，“应请给以安抚司职衔，以分小金川土司之势”。雍正帝同意此议，授色勒奔为安抚司，从此大小金川才正式成为平行对等的两个土司，均受清政府辖束。雍正初，杂谷、大金川、沃日诸土司发生地界争端，抚远大将军、川陕总督、一等公年羹尧令大金川割美同等寨给与沃日，色勒奔弟兄不服，与沃日等土司仇杀不已，后年羹尧罢官，署川陕总督岳钟琪奏准，将美同等寨归还大金川。［2］
各土司仍然互相厮杀。乾隆四年七月，署四川巡抚、布政使方显上疏密奏：因“金川从来不受约束”，杂谷土司苍旺、梭磨土司勒儿恪等，“意欲纠众”攻击大小金川二土司。护理木坪土司王氏禀称，“各土司愿自备土兵餱粮，征服报效”。现已飞饬各官，前往化诲解散。［3］但未能收效，七月十四、十七、十九日，杂谷、梭磨、沃日等土司发兵攻小金川，大金川土司色勒奔亦于十四、十七、十八日，三次发兵，与革布什咱土司丹津罗尔布格斗。川陕总督鄂弥达一面上疏奏请委总兵一员，带汉兵二千名，征土兵二千名，“前往勒兵化诲”，一面飞饬道员王奕鸿、副将马化正前往解散。各土司遵官府化诲，于八月下旬撤兵回到自己的碉寨，“各安住牧”，听候裁处。［4］九月二十四日，瓦寺土司容忠，因恼怒三齐寨头人汪太，擅发土兵一千三百余名，欲渡河攻击该寨，署抚立派文武官员前往制止。土司之间的争斗愈益激烈。
对于四川这些土司，乾隆帝最初还是实行传统的管辖方式，没有采取改土归流的办法。乾隆四年十一月，署四川巡抚方显奏：杂谷、梭磨等土司，因与小金川互相争夺必色满地方而成仇恨，约集沃日等土司，联合发兵攻打小金川，本应“参处示警”，有的官员建议“乘机将金川参革，改土归流”。此议不当。因为，杂谷、梭磨有户口十余万，金川紧接杂谷，“户口不过数万”，长期以来，“杂谷素惮金川之强，金川则畏杂谷之众，彼此钳制，边境颇宁，固不可任其争竞，亦不必强其和协也”。况且，沿边多“生番”，留下这些土司，“可资捍卫”，防御“生番”的袭掠，遇有战事，调取土兵，他们“莫不如数遣发，著有微劳”，彼此争斗，并“未敢干扰内地”，官府遣人调停裁处，他们恭敬遵命，故对杂谷等土司，不予参究。对金川土司，亦不参革和改土归流，因为，实行改流，“非惟弹丸土司无裨尺寸，且所给印信号纸，一经追取，即成无管生番”，容易滋生事端，违背约束，那时又要颇费周折了。乾隆皇帝十分赞同方显的意见，批示说：“此见甚是”。［5］这一政策持续到乾隆十一年，因大金川土司作乱，才有所改变。
乾隆八年十一月初十日，清政府以己故大金川安抚司色勒奔之弟色勒奔细袭其兄之职。
这位色勒奔细，就是后来多次见诸于《清高宗实录》、震惊朝廷的著名的大金川首领莎罗奔。过去，《圣武记》、《清史稿》以及近人论著，皆把色勒奔细与其兄长色勒奔混为一谈，当作是一个人，因而把色勒奔之从征立功授职等事，加在色勒奔细（即莎罗奔）身上，这是十分错误的。莎罗奔骁勇多智，与兄长积极训练士卒，扩展辖地。早在乾隆二年，色勒奔就夺占了西边革布什咱土司的部分土地，革布什咱土司上告，官府断令大金川退还，色勒奔一直未交。乾隆九年，莎罗奔的女婿巴底安抚司纳旺所辖地区多灾疫，莎罗奔遣发人夫，运送物品，将为纳旺“赏赉百姓”，纳旺之叔巴底土舍汪扎担心大金川“乘机占夺”，遂调兵堵截防御，并向舅舅革布什咱土司求救，革布什咱土司带兵来援汪扎，与大金川之人“互相争杀”。川陕总督庆复、四川巡抚纪山、提督郑文焕相继遣官前往查询争执原因，令其各归本地，并上奏朝廷。乾隆帝谕令诸臣“妥协为之，不可存省事之心”，一定要“妥协办理，据实奏闻”。［6］
莎罗奔又想控制小金川，以女阿扣嫁与其土司泽旺，泽旺为人懦弱，“为妻所制”，乾隆十年莎罗奔派人将泽汪劫归，夺其印，经总督庆复檄令退回，始送泽旺返小金川。对于莎罗奔的扩展辖地兴兵厮杀，川陕总督庆复于十一年十一月疏言其过，并提出对付之策。庆复说，莎罗奔“性更凶悍”、“实为强横”，但其处“地势极险，运粮无路”，且自在土司之内相争，未干犯内地，因此，让地方文武官员设法“令其彼此钤制，以保无事”，倘若莎罗奔不听官府裁断，“亦惟有以番御番之法，用众力以收功”。乾隆帝主张慎重，不赞成用兵，批示说，“瞻对甫完功，佳兵不祥”。［7］
过了三个月，乾隆帝仍然不愿大动干戈，于十二年二月十三日谕军机大臣：（川抚）纪山奏称大金川土司莎罗奔侵占革布什咱土司地方，互相仇杀，又诱夺其侄小金川土司泽旺的印信，扬言欲攻革布什咱。“苗蛮易动难驯”，如果只是小小攻杀，事出偶然，即当任其自行消释，不必兴师问罪。“但使无犯疆圉”，不致侵扰，“于进藏道路、塘汛无梗”，仅在内部相斗，“竟可置之不问”。设若仇杀日深，事态扩大，亦当以宣谕训诲令其息恨宁人为主，不宜轻举妄动，“千钧之弩，不为鼷鼠发机”。［8］
但是，不到一个月，乾隆帝就改变了态度，于十二年三月十一日、十二日、十九日三次下谕，宣布用兵金川说：“（四川各土司）恃强凌弱，攘夺仇杀，叛服不常”，“历年常生事端”，“数年以来，屡多不靖”，郭罗克、瞻对、曲曲乌等处多次生事。
大金川土司莎罗奔钤制小金川、巴底，攻革布什咱的正地寨和明正司的鲁密章谷，“番民望风畏避”，坐汛把总李进廷抵敌不住，退保吕利。莎罗奔又攻围霍尔章谷，击杀千总向朝选，并侵压毛牛，枪伤游击罗于朝。“毛牛逼近西炉（即打箭炉，今康定县），逆酋敢于侵扰，伤及官兵”，“扰我讯地”，“侵蚀诸番，张大其势”，“猖獗已甚”。这都是因为瞻对之事办理不妥，“无所惩创，不足以震慑蛮心”，必须派军，“迅速剿灭”大金川，筹画“永远宁谧之图”。［9］
这些上谕表明，乾隆帝是想以惩治大金川，来“震慑诸蛮”，彻底控制住四川各土司，“永靖边陲”。过了两个月，他的这一意图更为明确了。五月十六日，他谕示军机大臣：川省土司的叛服无常，是由于地方官员办理不善。如果仅以“得其人不足臣”，“得其地不足守”，而将其置之度外，是不合适的。“若但来则应之，去则弗追，试思十至而十应，何如以十应之劳用之于一举，毁穴焚巢，芰芟荡涤之为愈也”。前人如马援、诸葛亮、王守仁，皆能收一劳永逸之利，“近日滇黔古州等境，悉成乐土，具有明效。川省诸番亦当加意经画”。可传谕庆复、张广泗熟筹长策，“令蛮众弭耳帖服，永为不侵不叛之臣，使丛篁密箐，息警消烽，共安至治”。［10］
谕中所谓滇黔古州等境，“悉成乐土”，系指雍正至乾隆初年清政府剿抚兼施，将这些地区改土归流，设官管理，使其地人民直隶朝廷统辖。可见，乾隆帝的用兵金川，不只是为了制止其袭掠其他土司，而且想一劳永逸，在这里实行改土归流，使四川各土司完全听命于中央，直隶清帝。
二、失误军机 总督张广泗损兵折将
乾隆帝欲使四川藏、羌、彝等等少数民族人员皆为清帝之赤子，各民族居住之处及其邻近的汉民地区永远安靖，彻底结束各土司互相厮杀劫掠盛行的混乱局面，这一想法是不错的。如果能够实现这些目标，对增强祖国的统一和进步，对促进各少数民族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都会起重大的作用，因此，他的这一雄心壮志，无可非议，应予肯定。但是，只有美好的愿望是不行的，还需有主观的努力和必须具备的客观条件，才能将希望变成为现实，否则不仅不能达到既定的目的，而且还会惹出大祸，局面无法收拾。乾隆帝的一征金川，就是一个显著的例证。此时，他正在励精图治，政局安定，生产发展，经济繁荣，还下达了大得人心的普免全国一年钱粮的上谕。他本来想乘胜前进，为解决康熙以来川省多乱的难题做出一番贡献，建树丰功伟绩，不料，由于在采取的方式、选择的时间、进攻的对象和任用将帅等方面，犯了严重的错误，结果是事与愿违，劳民伤财，败师殒将。
废除土司制度，改土归流，对少数民族来说，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一则归流后不少满汉官员会乘机鱼肉少数民族人员，再则，由于长期的传统影响，很多少数民族人员尤其是土司对此会有所怀疑，犹豫不定，如果在其未能认识此举的必要性、进步性之前，即客观条件尚未具备之前，就采取强硬措施，进行军事镇压，很容易引起全民族的反抗，矛盾将愈益激化，好事变成坏事。在用兵的对象上，乾隆帝犯了极大的错误，不该征讨金川。四川西北地区有很多少数民族，他们一般都能吃苦耐劳勇于劫杀，登高山如履平地，洒热血面不改色，枪林弹雨之中来往奔驰，特别是金川的藏族，更是勇猛异常。稍晚一些时间，一位知府叙述其亲眼看见金川土兵的勇敢情形时讲道：其兵皆著虎皮帽、牛皮靴，胸前挂小藏佛，背负火枪、腰刀、械、火药、糗粮，约二三十斤，“登山越岭如平地”，火枪能命中致远。行军必争前锋，“耻落后”，每日安营完毕，即演习火枪，角胜负，昼以小石为的，夜则燃香为的。闻有敌兵，则“奋臂前驱，十数人辄辟易千人”。善于夜摸敌巢，“最善仰攻，专于有石处取路”，每从三人，若十数队（即数十人）登山，后以大队人马疾登，“贼众无不望风而靡”。［11］乾隆帝要以疲弱川军攻击这个勇悍善战的上司，确实是选错了对象。兼之，任用将帅，又不得人，更加贻误了军机。
十二年三月十一石，乾隆帝调贵州总督张广泗为川陕总督，主持金川用兵之事。九月以前，大学士、前川陕总督庆复仍在四川，与张共商军务。四月初五日，军机大臣议准，兵分川西、川南两路，派松潘镇总兵宋宗璋、建昌镇总兵许应虎分率两路官兵进剿。
莎罗奔进攻沃日土司属下各寨，沃日上司向官府求救，庆复调松茂协副将马良柱领兵一千五百名往援，四月十二日解热笼寨之围，二十三日抵沃日官寨，先前驻沃日防护土司之都司马光祖带属下兵士二百名出迎。小金川土司泽旺向马良柱投降。
五月初一日，新任川陕总督的张广泗到达成都。此人是以征苗治苗而平步青云的。雍正四年，张还是偏僻山区的黎平知府，因被云贵总督鄂尔泰看中，以其佐讨“乱苗”，于五年擢贵州按察司，并因平苗乱有功于六年超授巡抚，十年任副将军，护理宁远大将军印，十三年还授湖广总督，镇压了贵州古州苗变，任云贵总督兼领巡抚，进世职为三等阿达哈哈番。乾隆帝对张十分赞赏，誉为“在督抚中娴习军旅者”无出其右，故特委以征讨金川之重任。
张广泗受命后，也想大显身手，再建奇勋，晋爵升职。他于五月初会同庆复上奏，请增派兵士，五月二十一日军机大臣议准，原有汉土官兵一万九千名，续派陕西绿旗兵三千，现又增调四川兵二千。五月三十日乾隆帝又收到了张广泗的奏折，张奏称：到川以后，“备知大金川贼酋莎罗奔凶横不法，官兵屡次失利”。现调汉土官兵虽有二万余名，“但土兵各怀二心”，非徘徊观望，即逃匿潜藏，不足为恃，请调黔兵二千。帝从其议，并批示说：“甚通之论，足见干济，今照汝等所请。但既已添兵，应克奏肤功，仍当以班滚为戒。”［12］
乾隆帝从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下谕决定用兵金川之后，多次谕告军机大臣、庆复、张广泗、纪山，责令他们“兵贵神速”，迅速剿灭大金川，擒获莎罗奔，以瞻对班滚之事为戒。十二年六月十四日，他很焦急地谕示军机大臣：
“从来兵贵神速，名将折衡，未有不以师老重费为戒者。大金川之事，调兵逾半载。拨饷过百万矣。前据庆复、张广泗奏报，迄今已几两月，所调陕兵何时到齐，庆复、张广泗于何时前进，……何时可捣贼巢，俱宜不时奏报，何以尚未具奏，深用惦念。其鉴瞻对前车，迅奏肤功，所有近日军情，作速详悉奏闻。”［13］
过了三天，六月十七日，他看到庆复、张广泗呈述兵情的奏一折，言及小金川土司泽旺率众投诚，并退还抢占的沃日三寨，大金川已“外援隔绝”，官兵即将分路进攻，便具体提出对金川的处理意见。他谕告军机大臣：金川虽不能马上按照“苗疆之例，改土设流”，亦应分置卫弁，统辖讯兵，或分派大员弹压，经理田赋狱讼，“驯扰羁縻”，“期于绥靖地方，约束蛮众”，不致如“土司之专有其人，易于蠢动，可以永除后患”。［14］
这两次上谕及前述同意张广泗增兵二千的批示，充分反映出乾隆帝对敌情缺乏正确的认识。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而他对大金川的地形、人口、兵数尤其是莎罗奔之才干和全土司藏民的勇悍，太不了解了，因此错误认为调集汉土兵二万余名拨饷百万两，就可取胜，不但能夷平金川，还可擒获首领。这一脱离实际的幻想，自然会很快破灭。乾隆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庆复、张广泗合奏之疏抵京。二人奏称莎罗奔居勒乌围，其兄就日吉父子居刮耳崖（又写作噶尔崖、刮耳月、噶拉依），现分兵两路攻剿，河西各寨则派游击罗于朝同土司汪结带兵进攻，俱定于六月二十八日各路齐进。张广泗驻小金川之美诺寨，庆复拟驻旧保。张广泗、庆复又与四川巡抚纪山合奏善后事宜，认为“金川正在众番蛮土司之中，深邃幽险，尺寸皆山”，难以安设营寨，若驻兵防守，运饷艰难，建议于平定之后，择恭顺效力有功的土司之子弟头人，“量为画界分授，少其地而众建之”，使其力弱不能为乱。乾隆帝看后，不甚满意，谕示军机大臣，批评庆复、张广泗等人“未能领略从前谕旨，为出奇制胜之策”，其“以蛮治蛮”之善后方法，亦不妥当。军机大臣等奏称，平定之后，或设卫分辖，或派大员驻扎其地，令该督将“长靖番蛮至计”上奏。［15］
八月二十三日庆复、张广泗的奏折到京，言称西路威茂协副将马良柱“连战克捷，各寨望风乞降”，现离刮耳崖仅二十余里。乾隆帝对这一所谓捷音，很为不满，批示说：“朕日夜望捷音之来，迟至如今，亦不过小小之破碉克寨，何足慰朕耶”！必须善为筹画，使“如古州之至今苗民相安耕作，控御有方”。［16］
乾隆帝迫切希望迅速获胜，张广泗也想早日克敌建树功勋，一再向皇上保证务必在九、十两月内“进取贼巢”。他俩还因误认为即将取胜，而忙于筹画金川善后事宜。乾隆帝初步知道金川地势险峻之后，改变了原先设立流官驻兵弹压的想法，于九月三十日谕示军机大臣，欲将金川归入西藏，令郡王颇罗鼐之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就近管束”，“受达赖喇嘛化导”，其平时一应钤辖稽查，命王子派头目前往经理，以专责成，其上有驻藏大臣“总辖董率，足资弹压”。［17］这一想法颇为谬误。不仅因为金川远离西藏数千里，即使西藏王子和达赖喇嘛忠于清帝，愿意效劳，认真管辖金川，也鞭长莫及，而且更危险的是，西藏政教首领是否会长期臣属于清帝？如果他们要和中央政府闹独立，闹对抗，那么，他们可以将金川作为一个基地，作为一块跳板，由此进攻几百里外的成都，进而侵占整个四川。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和无根据的瞎说，历史是一面镜子，是最有说服力的。三年以后，乾隆十五年十一月，就是高宗欲依以为靠的王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及其党羽，在西藏发动叛乱，杀害了驻藏大臣都统傅清、左都御史拉布敦，假如乾隆帝真的将金川委任这位王子管辖，其后果之严重，可想而知。
张广泗则持另一意见，欲按照贵州苗疆之制办理，奏请于金川地区设兵弹压，安设重镇，分布营汛，“以控制蛮方”，拟增兵七千余人。军机大臣等认为，此议不妥，增兵多，转运粮饷器械困难，奏请遵照帝旨，将金川归入西藏管辖，“以番治番”。帝从其议。［18］
正当乾隆帝盼望速胜筹画善后事宜之时，前线送来了官兵失利的奏折。原来，张广泗遣派诸将于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同时出击，开始还比较顺利，七月末，西、南两路军队皆已抵达大金川的腹地，距刮耳崖与勒乌围不远。然而，到了八月，因大金川“尺寸皆山，险要处皆设碉楼，防范周密，枪炮俱不能破”，“贼守弥固”，故虽占领了大金川的大半地区，仍不能直抵勒乌围。［19］莎罗奔与其兄就日吉父子“屡遣番目乞降”，张广泗谕告来使之人，“莎罗奔罪无可赦，如必欲免死，自行面缚而来”，另候酌夺。”莎罗奔又邀请随同清军征战的里塘上司汪结至勒乌围，“恳请招安”，并派人同汪结到小金川张广泗军营。张又对来人说：“该逆酋罪大恶极，更非瞻对可比，此番用兵，务期剿除凶逆，不灭不已。”［20］
清军将帅的骄横，激起大金川藏族人民极大的愤怒，拼死反抗，不仅使川陕总督张广泗九、十月平定金川的保证落了空，而且还在其再次向帝保证于明春“灭蛮”之时，来了一个猛然袭击，大败官兵。清军将近三万，而大金川的“精壮土番”不过七八千名，经过一段时间的征战，据张广泗估计，只剩下四千余名。尽管敌众己寡，但莎罗奔及属下人员毫不畏惧，于十二年十二月发起反击，向驻守马邦山梁的清署泰宁协副将张兴进攻，施发石炮，“以机发石伤人”，清兵抵挡不住，从右山梁退至山麓，金川藏民于山梁河口筑砌石卡，截断了清军粮运水道。张广泗派署参将王世泰前往救援，张兴、陈礼关闭营门，不与王世泰联系，反与金川头人讲和，“并出重资分散各番，许送官兵过河。”待张兴等出营后，金川人将其军引至右山梁沟底，全部杀死，并乘势攻打清军各处营寨。十三年正月初，金川人又击败驻守曾达的参将郎建业等所领汉土官名一千余名，斩杀督标游击孟臣，迫使郎建业等弃营后退，撤至丹噶。总兵马良柱因大雪多日粮尽援绝，害怕敌军围攻，率兵五千余人撤至纳贝山下。清军连连溃败，军装、枪炮多被金川藏民获得。大金川藏民“皆欢跃大言，谓官兵计日可退”。［21］
张广泗又怒又惧，急忙上疏，奏准调陕西固原提督标兵二千、西宁镇兵一千、河州镇兵一千、甘肃提督标兵五百、肃州镇兵五百名及涼州、延绥、宁夏镇兵二千名，以及云南兵二千、贵州兵一千，合共一万名兵士，于明春三月齐抵军营，准备大举进攻。又奏准从北京运九节炮十门，并仿铸十门，运送大批枪炮子弹，仅四川巡抚纪山在川省就铸造了大小炮子七万六千六百余颗。
张广泗想了许多办法来进攻金川的战碉，如穿凿墙孔以施放火球，堆积柴薪于碉之墙外围烧，皆因金川藏民防御严密，官兵畏怯不能近前而失败。他又采取地雷战术，选调各厂矿夫，掘地穿穴至碉底，多置火药轰放地雷，以图炸塌碉墙。第一次在曾达试行，挖成后，于穴中听到碉内人声，以为已到碉底，遂放地雷，不料炸响之后，才发现离碉还有二三丈远，未能收效。第二次又在木耳金岗一大碉挖地道，引药爆炸后，只震掉耳碉碉顶，正中大碉虽然摇动，并未震塌。金川人员立即设防，各于碉外挖掘深堑，地雷法也不能再用。
张广泗无计可施，官兵士气异常低下。乾隆帝看到战局不利，于十三年正月初派兵部尚书班第为钦差大臣，前往四川军营了解详情。二月三十日，班第的密折呈于皇上面前。密折的一个内容是关于军情的叙述；“大金川地纵不过二、三百里，横不过数十里，蛮口不满万人。现在军营已集汉土官兵及新调陕甘云贵四省兵丁，已至五万，乃闻将弁怯懦，兵心涣散，土番（即其他土司）因此观望。张广泗自去冬失事后，深自愤懑，急图进取，第番情非所熟悉，士气积疲。”密折的另一内容是建议起用岳钟琪，因为“增兵不如选将”，岳钟琪“夙娴军旅”，父子世为四川提督，“久办土番之事，向为番众信服”，即绿旗将弁，亦多系其旧属，现其在成都居住，六十三岁，“精力壮健，尚可效用”。［22］三月二十九日，乾隆帝又收到了班第的另一奏折。班第评述用兵以来的军情变化说：“去岁初迸兵时，我师颇锐，连克碉寨，各番畏惧，降附甚多，日久渐懈，……防御更疏，致贼伺隙来攻，转多惶惧。及张兴事败，众兵愈馁，张广泗益加愤懑，将阖营将弁一概谩骂鄙薄，至不能堪。”［23］
乾隆帝经过反复考虑，终于在三、四两月在将帅任用上实行了重大的变动。尽管张广泗连续奏报军情及进攻之法，保证要于夏秋获胜完事，但乾隆帝已经对这位他曾誉之为“在督抚中娴习军旅”无出其右之川陕总督，有些失望，不愿再让其总负此任了。他首先于三月谕令班第不必忙于办理粮饷，留在军营，“与张广泗协商一切军务，佐其不逮”。这里虽说是让班第与张“协商”，形式上仍系张为统帅，但班第身为兵部尚书，又系钦差大臣，这种“协商”便非仅仅参谋而已，而是实际上包含了监督、决策的性质了，并且，谕中还明确讲到，让班第对张广泗“夏秋告捷”的保证“留心察看”，如若未能奏效，须预为筹画良策，更显示出班第在军事指挥上权限、影响之大，张广泗已经实际上不再是督军进征的惟一统帅了。［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