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江
有一种很普遍的看法，中国的工科学生比美国的好，中国学生的数学功底比美国的学生好，但是张宏江不同意。
“我以前也是这样想的。”他有一次这样说，“后来我看到的情况不是这样。我看到的是，中国学生，学习数学的时间比美国学生要多很多。要说机械的计算能力，也就是做题，中国学生确实比美国学生好。但是我看到只有很少的中国学生能够重新定义一些概念，能够形成自己的数学思维框架。”
听者大感兴趣，因为张宏江的话里面似乎有些东西是前所未闻的。
“一个真正透彻理解数学的学生，一定是把数学形象化的。”张宏江继续说，“在他脑子里面，很多问题都可以形成数学的概念。比如你看见榔头，就想到钉子，但是你怎么把周围的东西变成钉子呢？一个数学真正好的人，就有这个本事。如果数学不好，或者只是假好，不是真好，那就只能寻找现成的钉子。”
“榔头和钉子？”有人似乎不能理解他的比喻，插话问道。
“中国学生是把数学作为工具来学，其实数学是一种悟性。”张宏江说，“所有的大数学家都是因为悟出了一些东西。”
“但是我们一直认为，能把数学当作工具已经是一种很好的概念了，很多人是把数学当知识来学的。为什么说数学是悟性呢？”
张宏江说：“如果你学到一个很好的数学模型，能不能把一个现实问题很好地融汇到这个模型里面来？这是中国学生所缺少的，而这正是西方人的长处。我看到美国的很多学生对数学有很好的理解力。还有一点不同的是，有些人也能把问题拿过来，但是如果解不出来或者解得不太好，他说不清楚这是为什么。数学真正好的人，是可以把问题解出来的，如果解得不好，他可以把失败的状态分析得非常漂亮。差一筹的人就没有这种能力。他只是把数学作为一种简单的推理，一个正确的答案。实际上数学的要求更高，它不仅是推理，也不仅是答案，而是一种悟性。”
“难道悟性比正确的答案还重要？”
“人的高下，到最后，往往不是由知识的多少决定的，而是由悟性的多少决定的。我看看周围这些人，比如开复、亚勤、向洋，都是胜在悟性上。我觉得人的悟性是天赋，更是教育出来的，我不相信中国人的悟性是差的，但我相信这问题和教育环境很有关系。”
“你的意思是，一个考试分数很高的孩子，却有可能悟性很差？”
“我不能完全肯定。但我相信，培养好的悟性，是需要一个宽松环境的，就像你要做出好的研究结果也要有宽松环境一样。本来教育是教学生去悟东西的，但是孩子们在中国的教育环境里很难做到。虽然有些学校很好，老师兢兢业业，把很多东西讲解得非常精辟，但是他们总是拿习题、试卷、分数、名次之类的东西把学生包围起来。学生拼命去挣高分，根本没有时间和空间去思考，久而久之，也就没有了思考的习惯。他们得到了高分，却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周克如果有机会和张宏江来讨论“悟性”，一定有共鸣。他是微软公司的一个技术总监，在主持了一系列的面试之后，产生一种强烈感受：“中国学生的思维特点，是线型的，而不是跳跃的。”他仔细观察那些中国学生，觉得他们都很优秀，但却受到根深蒂固的影响。比如他总是对应聘者提出一个问题：“现在你的工作是卖饼干。你还有两个同事，你们三个人都很优秀，你怎样才能比另外两人做得更好？”这是一个很普通的问题。中国学生的回答常常是：“我要拼命工作，加班加点。”问他们还有什么，他们会说，“我要了解老板的意图，执行老板的计划一丝不苟”，等等。可是有个美国学生就不是这样回答，他说：“老板，你把饼干降价，让另外两人离开。我能让你卖得更多，你还能降低成本。”
“这反映了一个人的思维方式是线型的还是跳跃型的。”周克说，“线型思维，就是你的想法总是按照逻辑顺序，一二三四排列下来，不跳跃；跳跃型思维，就是从一到三，从五到九，跳来跳去。”
周克认定“线型思维方式是中国人的特征”。这不是先天的，是后天训练出来的。根据他的经验：“我们在学校做数学题，总是因为什么、所以什么。每个步骤是多少分，错一步就扣一步的分。这是一种严格训练。它培养了学生的严谨，但却埋葬了学生的悟性。”
第五章 大脑的成长 惊人的一致(1)
张亚勤：我更喜欢形象思维
张宏江说，一个数学真正好的人，“一定是把数学形象化的”，很少有人注意到其中深意。我们发现这些“E学生”尽管今日全都徜徉在“数字世界”，但他们都曾对“形象思维”有着特别的偏好。
有一次，《科学时报》的一个记者问张亚勤：“喜欢形象思维还是逻辑思维？”张亚勤毫不犹豫地说：“形象思维”。那记者正在意外，就听张亚勤继续说：“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绘画，有过许多素描和速写，要不是考上少年班，我原来想将来要去美术学院的。”
杰出人物身上总是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是谁也不会想到，张亚勤小时候的梦想，也正是刘策小时候的梦想。这两个人，一个出生在60年代中期，一个出生在70年代后期；一个现在是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100年历史上最年轻的院士、全世界公认的杰出的计算机科学家，一个是沈向洋预测的“未来的大师”。按照一般人的理解，计算机的世界应当是逻辑思维的天堂，令人惊讶的是，这两个人在喜欢“形象思维”这一点上，竟是不约而同的。
然而还有更加令人惊讶的事：我们研究微软亚洲研究院大部分人的经历，可以发现，他们几乎全都喜欢“形象思维”，而且全都从小经历了“形象思维”的训练。
郭百宁：有些东西是在教室里永远不能得到的
郭百宁的蹊跷之处，与刘策如出一辙：他喜欢数学，还曾是北京大学数学系的学生，但他更喜欢绘画。
郭百宁出生在四川，与刘策同乡。80年代中期刘策刚刚开始读小学的时候，郭百宁已经是北京大学的二年级学生。那时候出国潮还没有兴起来，像北大清华这样的学校，已经是孩子们向往的科学殿堂。郭的学习成绩相当出色，高考成绩尤其出色，可他一进北大就发现：“这里聪明人太多了，我觉得自己在北大肯定不是最好的。像我这样的人很多，比我棒的也不少。”
画画是他的业余爱好，但他在这里用了很多时间。多年以后他最喜欢回忆的一段经历就是：“我从中学就开始喜欢画画。”这时候他已经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领导着一个图形学研究小组，在世界计算机图形学领域已相当有名，还异常怀念当年和老师一起作画的情形：“如果现在回去听我的老师讲画，我会津津有味，觉得很充实。”
他学的是油画。老师是个专业画家。每天放学以后，他就在老师的指点下作画，画静物，画模特，还临摹了很多石膏像。如果时间充裕，他就跟着老师到郊外去写生。老师是一个博物馆的管理员，工资不高，是最常见的那种普通人，但是此人有着非同寻常的经历，画人物的功力非常强，百宁在他的画上，一眼就能找出哪个是四川人。老师擅长人物画，因为这是他身边的生活，更因为他对生活有着精确而又深刻的直觉。
学画的人都有一种奇怪的执著，百宁也不例外。老师看着这孩子一副全神贯注的样子，都说他将来即使不成画家，也必成大器，因为琴棋书画可以陶冶人的情操，而成大器者都是以情操立身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百宁只觉得绘画是一种爱好，此外没有什么特别。但是日子久了，他渐渐感觉到画画真有陶冶情操的作用，对人的智力也有极大影响。因为每逢画画的时候，他总能感觉到脑子特别开放，挥洒自如，胸中满是激情，眼睛里面充满了探索性。
他的家在一个小县城里，这地方现在已经人满为患，到处都是污染，乱七八糟，完全不是他小时候的那幅景色了。那时候这里山清水秀，人口不多，空气新鲜，坐在涪江岸边，沐浴在清风明月之中，周围鸟语花香，流水潺潺。他感受着这一切，不由得常常想起老师的教诲：“画画一定要去写生，而不能拍个照片回去比着画。”
在山水之间、天地之间、日月之间，这孩子不知不觉地获得了在教室里面永远不能得到的东西：
“视觉会给人的思维带来新的东西。”
“绘画和数学之间可能有互补的东西。”
“在画画的过程中可以领悟到很多做人的道理。”
“你会发现做学问做得好的人，往往做人也做得好。或者反过来说，做人做得好的人，才能做好学问。”
当时一起学画的那些孩子们，后来都从美术学院毕业了，成了画家，只有百宁去了北大数学系，然后出国留学，又走进计算机科学的大门。1999年他回到国内，来到微软亚洲研究院，从此全身心地投入到数字世界中，闲下来的时候，便无限怀念那个山清水秀的家乡，还有少年时代的艺术天地。
有一天，有个记者问他：“你在绘画时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对线条、色彩、空间的感觉，和你从事计算机研究时对数字、符号、逻辑的那种感觉，有联系吗？”
“在国外，很多数学家同时也是很好的音乐家。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他停了一会儿，自己回答：“艺术的确不是逻辑，而是视觉，是听觉，是直觉，是想象力，是观察能力和感悟力。但是，在数字科学的殿堂里，形象思维是很重要的。”
徐迎庆：那是一个锻炼我的空间思维的过程
“有一个对我一生都很有影响的事情，就是我小时候去了少年宫。”徐迎庆终于成为微软亚洲研究院里的一个研究员的时候，总是对别人这样说。
第五章 大脑的成长 惊人的一致(2)
像郭百宁一样，徐迎庆的专长也是数学，他在大学里读的是数学专业，等到在中国科学院里读博士的时候，他又成了“三维动画”领域里的佼佼者。所谓“三维动画”，其实就是用电脑画画，迎庆的“三维动画”有一年获得了全国冠军。
他从未接受过专门的绘画训练，但是对色彩，线条和构图有一种特别的感悟力。这不是从娘胎里带来的，他把它归功于北京景山的少年宫。
他上中学的时候，中国还是“*岁月”，到处一片混乱。说是上学，其实也是“上而不学”，老师不仅不敢训斥学生，而且提心吊胆，怕被学生训斥。每一个孩子都觉得自己无拘无束，没有什么“重点中学”和“名牌大学”，没有考试的压力，没有父母的督促，整天只知道玩儿，直到长大成人以后才特别想读书。
迎庆的家在北京。他经常早出晚归，到景山附近的少年宫去。他喜欢那里的航模小组，因为在那里可以自己动手制作飞机模型。那时候的飞机模型可不像今天的儿童玩具，现在的制造商把所有零件都准备好了，孩子只要组装在一起就大功告成。那时候迎庆要自己去找所有材料，有一种桐木，既轻盈又坚固，还有桐油、万能胶水、橡皮筋和一种薄纸，还要学会使用锯、刀、锉、钳、钻之类的全套工具。他做的第一架飞机并不大，用木材制作成骨架，下面安上铁钩，拉开橡皮筋弹射出去。此后，他的飞机越做越大，动力也不再是橡皮筋，而是一台发动机。他带着它去参加比赛，看着它飞向蓝天。
对一个孩子来说，这是非常兴奋的时刻。其实，最激动人心的变化发生在飞机起飞前的整个过程中。
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绘制一张图纸，这要求他长时间地把眼光停留在一个物体上，他的潜意识开始感觉飞机的整体结构，理解一个空间与另外一个空间之间的相互关系，理解各个细节如何组成一个整体。这个形象跃然纸上，同时也存在于他的意识中，生动活跃，就像未来翱翔在天空的那个真飞机一样。
“那是一个锻炼我的空间思维和形象思维的过程。”徐迎庆这样说。
多年以后他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就像我们在《追随智慧》中叙述过的，他在计算机图形学的领域里大有建树，而且一直认定自己今天的成就和那一段少年宫的经历有关系。但他从没想到，类似的感悟不只发生在他一个人身上。有一天他去参加一个国际会议，遇到第31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协调委员会主席齐旭东。齐是他大学时代的老师，这位数学家居然也是一个酷爱绘画的人，而且画得相当专业，所以被迎庆视为知音。老师当年总是对学生说：“不仅应该学会合理的‘正向思维’，而且应该学会合理的‘逆向思维’。”现在，师生攀谈起来，学生发现老师的思维方式依然非常新奇。
“什么事情你都要反过来想一想，”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委员会的主席对迎庆说：“比如你在做饮料实验，做坏了，但你不要停下来，看看可不可以给做成杀虫剂。这就是换一个角度想问题。实际上有人就是这样做了，而且获得很大的成就。”
“他的想法有时候不是逻辑的，而是非逻辑的，不是理性的，而是直觉的。”迎庆说，“与其说他是个科学家，倒不如说他是个艺术家。”
王坚：我不是绘画天才，不过，我的思维发生了很大变化
王坚的办公室非常凌乱，12个黑色大理石碑表明，他在计算机领域里面已经拥有12项国际专利。事实上他被公认为微软亚洲研究院里最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研究员，而且他还有一种生生不息的激情，脑子里面总是花样百出，其中一个花样叫做“数字笔”。
关于王坚的故事，我们在后面还要详细谈到，现在只想先说，此人也曾酷爱绘画。他的最得意的作品是一幅周恩来的肖像画，用水彩画在纸上，然后贴在校园，有两层楼那么高，异常触目。画这幅画的时候，他只有14岁。
在他所有的获奖作品中，最让他激动的是一幅儿童画。那是他读小学时画的，画面上，一个孩子在给另一个孩子理发。那时候这样的场面很常见，但这幅画清楚地表现了一个孩子内心里积累起来的对外界的感觉，而且还有一种神奇的童趣，所以感动了那些担任评委的老师。
王坚在奖状上看到自己的名字，这是他第一次看到“王坚”二字被印成铅字，不免激动：“那时候印一个东西还挺贵的。”
他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学画，一直学到初中。先学素描，然后是水粉画，后来又学油画，他的老师挺有名，当时是浙江美术学院副院长。
王坚对绘画非常认真，不想随便画画了事。他跟着老师学了几年。渐渐学会用艺术家的眼光去观察世界。“那时候画家们都说我很会看画，给他们提的意见都是一针见血，所以经常拉我去批评他们的画。”
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到高中。忽然有一天，他不再继续画画了。一方面是升学的压力越来越大，更重要的是他发现自己的绘画技巧总是不能进步，于是相信自己不是一个绘画天才。不过，因为绘画的基本训练，他觉得他的思维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画画对我的思维有不可缺少的影响。我认为人的一部分能力是从外面灌输进去的，比如语言和数学。但是人还有另外一些能力，是随着人的成长逐渐进化来的。一个小孩儿看房子，是前是后是左是右，他刚一出生的时候是不知道的，以后慢慢地可以分辨出来，这是不教就会的。比如绘画方面的视觉能力，音乐方面的听觉能力，体育方面的平衡能力和爆发能力，人类的这些能力是与生俱来的，不用去学就明白，你会了以后也很难讲出来你是怎么会的。画画这个东西，你画得好，是没有办法讲出来你为什么画得好的。这是人类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遗憾的是大多数人都把这些能力压抑了，后天灌输进去的知识把本来就有的天赋给淹没了。为什么会这样呢？
第五章 大脑的成长 惊人的一致(3)
高剑峰：衣服每天被颜料弄成五颜六色，我和同学彼此都觉得很酷
除了下围棋，高剑峰在学生时代最多的业余活动全都和体育有关。有我们在前边提到的长跑，还有足球和篮球，他还是上海交通大学排球队的领队。不过，他进入这所名牌大学的经历却让他和美术结了缘。
1989年春季的一天，高剑峰走进上海交通大学，对一个老师说他将要高中毕业，希望来读工业造型设计专业。老师看了这个学生在高中三年的一大堆成绩单，说他没有问题，但又补充一句：
“你的美术绘画行吗？
“我只练过书法，不会画画。”
“那你为什么想学工业造型设计？”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剑峰老实地说，“只觉得这是一个多方面结合的学科，挺好玩的。”停了一会儿，他又补充道，“小的时候，别人一直表扬我是‘全面发展’，我觉得‘全面’这个词很重要。”
老师是个系主任，经验丰富，看看眼前这个学生，忽然感觉到他身上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不由得喜欢起来，就说：“你现在就开始学绘画吧。离高考还有三个月，也许能行。”
剑峰回到家里就去找美术老师，说他想学画画。老师大奇，心说这孩子在高中这么多年，从没把绘画放在心上，现在临到高考，人家每天复习数理化，恨不能把一分钟掰成两半用，他却如此节外生枝。
事实上高剑峰的“备战高考”的确与众不同，他从此开始了他的绘画历程。每天的大部分时间用来学习素描，家里成了美术速成班，父亲是学物理的，现在也期望儿子能学物理，不仅因为儿子的物理成绩最棒，而且因为他和大多数父亲一样，觉得子承父业是一种难得的际遇。尽管如此，他还是再次成了儿子的坚定支持者。就像他当年支持儿子练长跑和踢足球一样。
剑峰学画和刘策不一样，他没有时间去磨练基本功，上来就画。可是这一画就让他真的有了兴趣，还觉得整个“备战高考”阶段都特别开心，一点也不像别人说的是个“黑七月”。到考试的时候，他的基本功虽然还欠着很大火候，但对于最简单的技法已经不是外行。有个考试题目是“静物写生”，还有一个是命题画，后者有点像是用线条和颜色来写作文。他表现出来的绘画能力让他的美术老师大为吃惊，也让他如愿以偿。他真的进入上海交通大学，学习工业造型设计。
如果说中学时代是在运动的旋律中度过，那么大学就是艺术的殿堂。剑峰进入大学以后的第一感觉是，这“工业造型设计”，并非他想象中的那种艺术，实际上也就是工业领域的平面设计和立体设计，有点像现在的广告装潢。这不是他喜欢的，但他仍然很开心。他每天滚在画室里面，学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东西，还拿到一等奖学金，衣服每天被颜料弄成五颜六色，他和同学彼此都觉得很酷，说自己像艺术家的样子。这是夸张的，事实上他永远成不了艺术家，但是他的绘画技巧也的确娴熟起来，还找到了色彩的感觉，知道怎样像艺术家那样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感受。
第五章 大脑的成长 课外时间我们喜欢做什么
我们喜欢做什么时间
李开复桥牌大学
张亚勤绘画、围棋从中学到现在
刘策绘画从小学到现在
郭百宁绘画小学和中学
王坚绘画小学和中学
徐迎庆绘画中学和大学
高剑峰长跑、绘画从小学到现在
沈向洋足球、桥牌从大学到现在
凌小宁摄影、篮球、乒乓球从小学到现在
张峥写诗从大学到现在
林斌乒乓球从小学到大学
初敏篮球大学
朱文武篮球从中学到现在
张黔四百米栏、排球从中学到大学
第五章 大脑的成长 用你的左手
体育训练不是增加了你的智商，但是它可以发挥你的潜在的能力。
——朱文武
“用你的左手。”教练冲着他发疯似的叫喊。
朱文武奔跑在篮球场上，这是他第一次试图用左手运球。
这事发生在他刚刚上大学的时候，他记不清是哪一天了，但对自己当时那副笨拙的样子还记忆犹新：“那只手好像不是自己的，伸不出去，转不回来，还抓不住球，甚至连脚下的动作也跟着扭曲起来。”
和他的大多数同学一样，朱文武不是“左撇子”，左手的笨拙似乎是天生的。他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最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他的个头儿。父亲身高一米八，母亲身高一米七。他进入大学那一年，身高一米八五。
“你这个头儿不打篮球太可惜了。”所有人都这样对他说。
他从小学到中学都很喜欢打篮球，当他进入大学篮球队的时候，篮球的基本功已相当好。
可那毕竟都是业余级别的，现在，球队的教练是从专业运动队出来的，一眼识破了他的左手问题：
“人家用两手打球，你只有一只手。能赢吗？”
教练参照专业运动员的训练程序来训练他的左手。第一个目标是，让左手像右手一样灵活自如，一样强壮、细腻，而且富有弹性；第二个目标是，让两只手互相配合，左右开弓，彼此贯通，就像一只手一样。
训练每周三次，每次两小时，非常正规，而且寄托如此高的期望，不知不觉中，全身血液都集中到左手。
即便你不是生理学家，也能知道人的左边躯体是由右脑支配的。所以，训练左手的过程也就是在开发右脑。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四年。文武每天上午听课，下午训练，晚上读书，所以他形容那时的生活是“教室、图书馆和球场，三点一线”。有时候他会代表学校去参加比赛，他和队友们取得的最好成绩是全国大学生比赛中南赛区的冠军。
他的左手真的成长起来了，越来越像右手。“虽然没有达到右手百分之百的能力，但至少有个百分之七八十了。”他如此估量自己。
这是意料之中的。没有想到的是，大强度的训练不仅没有成为他的精神负担，反而让他觉得精力充沛，不再像过去那样动不动就觉得很累。
无论听课、读书，还是写论文，用功时间长了，脑子里面总会有一种沉重疲倦的感觉，但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经过一场篮球，他感到整个身心都在放松。
他开始相信，篮球不仅锻炼他的体力，而且也在锻炼他的脑力。
同学们惊问他何以如此精力充沛。他说：“把大脑的疲劳释放出去的最好途径，就是运动。当然你可以听听音乐什么的，也有同样效果，然后你再来学习，就会觉得全身精力又回来了。”
人脑中的能量很像电池的能量，有一种再生的特征。你连续不断地使用它，也许只用10个小时就耗尽了，但你如果把两个大脑交替使用，就可能使用20个小时还不觉得累。这也就是朱文武总是感到精力充沛的奥妙。
然而更加奇妙的是教练当初喊出的那句“用你的左手”。文武清晰地感觉到，左手日愈灵活的过程，也是右脑日愈灵活的过程。于是他开始把打篮球叫做“开发另外一半脑子”的教育，还在无意之中说出了所谓“左手理论”：
我们打篮球，左手右手对球的感觉，还有控制球的熟练程度，必须是一样的。我本来是用右手的，左手很笨，现在要让左手像右手一样聪明。一天到晚用左手，我觉得多少训练了我的右脑，所以人也聪明起来，回到课堂和图书馆的时候，也觉得越来越自信。原来上中学的时候，我的成绩不是那么出色，也许以前我的智力没有那么强吧。但是上了大学以后，我觉得自己的智力明显提高，读书越来越顺。四年以后开始读研究生，真有一种无所不能的感觉。我猜想这和打球有关。当然不是说你打球就能变得更聪明。人和人的智力是不会差太多的，体育训练也不能增加你的智商，但是它可以发挥你的潜在的能力。
第五章 大脑的成长 让大脑冲破牢笼
“海比山大，天比海大，比天空还要大的东西是什么？”
读过本章内容的人一定知道答案：“是你的大脑。”
让我们来听听微软亚洲研究院里的那些人是怎么谈论大脑的。
张亚勤：习题做得越多，头脑越是被禁锢
我觉得题是要做一点，但是绝对不要做多。题做多了，思维就被禁锢住了。只用一点点习题把你的概念清晰化，然后就不要再做了。学习应该是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而不是相反。理解最根本的定义，就是把它简单化。它本来是3个要点，可是你做了很多题，做题的时候又分分分，分出不知道多少点来。这是让大脑变得更复杂的过程，到最后，把自己弄糊涂了。我发现很多学生都忽略了最简单的东西。其实我们该把最简单的事情做好，再干别的。
张宏江：95分和85分都是A
中国的孩子也许只用50%的时间就可以完成现在这些课程，达到现在这种水平，另外50%的时间实际上被浪费了。各种有形无形的压力，都要求他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学习上。他必须掌握所有的细节，比如他用50%的时间就能掌握95%的细节，却要用另外50%的时间去学习最后那5%的细节。这个“最后的5%”对99%的人来说一辈子都用不上，要论“投入产出比”的话，这个“5%”最不合算。但是他在考试中决定胜负的就是这个“5%”，成败常常就在一分之差，甚至在分上分高下。有多少孩子考大学差了一分就落榜！所以孩子们不得不花很多时间，只是为了提高一分两分。而在美国的学校里，95分和85分都是A，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水平。美国的孩子用不着拼尽全力去挣那几分，所以就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别的事情。
高剑峰：要有一些不符合逻辑的观念
在大学里听了无数的课，只有一次课的印象最深。那一次是设计课，老师对我们说：“把你的思路全都打开。”他鼓励我们用各种方法去完成设计，达到自己的目的，就是不准抄袭现成的东西。我在中学的时候，从来没有听老师说过这些，所以觉得既新鲜又有意思。我和同学们当时正在传阅一本书，里面有个故事正好是老师这个思想的佐证。那故事是以一个问题开始的：请你测量一座房子有多高。这本来是一个物理实验，给一个学生一块石头和一个秒表，你可以利用自由落体的原理测量出房子高度。所有的学生都知道这样做，但是只有一个学生另辟蹊径，他去找大楼的管理员询问楼房的高度。“这也是一个方法，做事情就要有这种观念，”老师说，“不仅是符合逻辑的观念，而且还要有一些不符合逻辑的观念。”
王坚：想象天上的事情
那天沈向洋对我讲，现在推导公式都把学生给推笨了。很多东西都想不出来了。我也有这种感觉，比如天上的事情就想不出来。怎么把天上的事变成地上的事，那就更想不出来了。一个人的想象力、创造力和教育是有关系的。仅仅让学生知道“对与错”，那不是好的教育，至少不是富有想象力的教育，还应当让学生学会在一种“不分是非”的状态下想事情。如果你的想法肯定是对的，没有人反对，但是很平庸，那有什么意思呢？又有什么必要想它呢？
刘策：你是知识的主人，还是知识的奴隶
没有什么知识是不应该学的。知识都是有用的。关键看你是它的奴隶还是它的主人，如果你是它的奴隶，那么这些东西就没有什么用，它总是约束着你，让你的思维受到限制。如果你是它的主人，你就可以驾御它，利用它，它就有用了。你是主人还是奴隶，其实只差一步：你是不是真的使用它。你使用它，马上就是它的主人了，如果你仅仅学习它而不使用它，你就是它的奴隶，这个问题从小学到大学都存在的。人人都知道学英语如果只学不用，背单词就会是一个包袱，如果你要使用它，它成了你和别人交流的工具，你就不会觉得背单词是个包袱，其实所有的知识都是这样的。
第五章 大脑的成长 新发现
1.大多数看上去不够聪明的孩子，不是“没有脑子”，而是让自己的脑子闲置着。
2.把学校的全部课程和考试加在一起，其实只开发了学生的一个大脑，导致大多数学生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只会使用一个大脑。
3.大脑的成长与知识的积累不是一回事。以公认的标准来衡量的好学生，比如考试成绩优秀的学生，并不一定具有优秀的思维能力。
4.“E学生”几乎全都拥有广泛的兴趣，并且有意无意地全方位地训练自己的大脑。
第六章 学习是一种态度 智力的折扣
很可惜的是，大多数人一辈子只使用了自己的一小部分智慧。即便是一个很优秀的人，也是如此。
——李开复
我们在前面提到，李开复的“精英哲学”过去几年来一直是大学校园里的话题。到了2003年春天，他又一次谈到这件事：“很可惜的是，大多数人一辈子只使用了自己的一小部分智慧。即便是一个很优秀的人，也是如此。”那天晚上他坐在北京嘉里中心的西餐厅里，手里端着一杯矿泉水，眼睛看着窗外，若有所思。
他的这句话里有一个秘密仍未被揭示。这就是“智力的折扣”。
我们已经知道一个惊人的事实：一般人一辈子可能只使用了大脑的10%-15%，另外85%以上的脑神经元，始终在沉睡的状态中。我们还提到日本的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稻田太作，他是一个对人类智能寄托崇高乐观精神的人。他相信，那些总是说“自己不行”的人，是“自己让自己变得不行”。这些事实对于那些总是觉得自己不够聪明的人来说，一定是个福音。人的智力的差别不在于天赋的高下多寡，而在于你能在多大程度上唤醒你的天赋。
在一番精心的研究之后，稻田太作提出“头脑指数”的概念。这同“智商”的概念类似，所以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生疏。事实上，关于智商的话题，是所有老师和家长津津乐道的。但是教育工作者们忽视了一个问题：大多数人本来拥有的智商和实际表现出来的智商并不一致。
如果可以用一个概念来说明这种情形，那就是“实用智商指数”。在天赋智能相同的情况下，“实用智能指数”越高的人，越聪明。这个规律导致了我们的第一个公式：
实用智能指数=天赋智商×大脑使用效率
一个人对于实际问题的适应能力和解决能力，通常取决于实用智商，而不是天赋智商。比如一个人虽然具有200的智商，但是只使用了其中50%，所以他的智能指数只能是“100”。另外一个人的智商只有150，却利用了其中80%，那么他的智能指数就达到了“120”，反而比那个天生聪明的人还要聪明。这就是稻田太作所谓“头脑指数”的巨大价值。
然而是什么东西在影响人的“大脑使用效率”？是态度。
“大脑使用效率”不仅建立在智力的基础上，而且还建立在态度的基础上。事实上，在你成长的过程中，你的态度比你的天赋更重要，也比老师的强迫、父母的劝导、学校的牌子、分数、名次和其他一切更重要。你只要用心体会，就会发现，态度是你学习过程中最无价的财富、最伟大的力量。它能引导你走向“E学生”的阶梯。
在“天赋智能”相等的情况下，提高“实用智能”的关键在于改变你的学习态度。这个规律导致了我们的第二个公式：
大脑使用效率=智力×态度
事实上，大多数人的智力问题都是因为心理问题引起的。这些人虽然有一个聪明的大脑，但就是不知道如何使用它。
一旦拥有较高的“大脑使用效率”，你会惊喜地发现你比过去更聪明了，你的老师开始夸奖你的表现，你的父母开始相信你的能力，而且你还有更多的时间让大脑放松，去做自己喜欢的游戏，或者像张宏江说的，去“悟”。同学们也会惊讶地问：“你是怎么回事？也没见你怎么用功，怎么就超过我们啦？”
你可以这样回答：“因为我比你们多使用了1%的脑细胞。”
现在我们就来探讨提高“大脑使用效率”的几个最重要的因素。包括：
大脑集中指数。
大脑开放指数。
大脑主动指数。
第六章 学习是一种态度 大脑集中指数：提高大脑使用率的最直接的因素
我在学习中之所以比别人用的时间要少，只因为我相信，与其心不在焉地学十小时，不如集中精神学一小时。
——张亚勤
聚精会神，也可说是全神贯注，显然可以作为提高大脑使用效率的最直接的因素。它不仅仅是一种学习的习惯，也是一种学习的态度，久而久之，就成为一种能力。你要让自己更有效地使用自己的大脑，那就最大程度地把你的精力集中在一件事情上。
我们可以用“大脑集中指数”，来衡量一个人的聚精会神的能力有多大。它由两个因素构成：
其一，集中精力的长度；
其二，集中精力的深度。
通常情形下，你集中精力的时间越长、程度越深，你的大脑集中指数也就越高，所以：
大脑集中指数=集中精力的长度×集中精力的深度
大多数孩子都会遇到下面这些情况：上课时不知不觉走神了，猛然醒悟过来，赶快听老师讲了什么，但是没有多长时间，又走神了。于是，课堂上的记忆成了一部断断续续不连贯的动画片。到了晚上，在爸爸妈妈的督促声中坐在桌前，摆开做作业的样子，却突然想起白天发生的一件事情，不知过了多久，忽然意识到走神了，强迫自己回到作业本上来，可不一会儿，脑子又跳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他们的心里总在担心某一件事情：考试成绩好不好？妈妈会不会批评？想要买一件东西能不能得到？学习的时候老是想到时间，抬眼去看表，发现坐在桌前还不到一个小时，于是就觉得时间过得真慢，不免伸个懒腰，哈欠连天。而父母们似乎并不在意这些，只要看到孩子的面前堆着作业本，他们就心满意足。
其实，集中精力的深度和集中精力的长度，才是关键，这就是通常人们常说的，“别让你的脑子走神”。但是培养这种能力还有更深远的意义：它是让你开掘智慧的真正推动力，而且让你的智慧看上去超越常人。
我们研究“E学生”的成长经历，总有一种强烈感觉，他们的成功不是因为他们比别人聪明，而是因为能够更多地使用他们的聪明。在他们的身上，你可以看到，一个人集中精力的深度和长度究竟能够达到什么状态。
“如果你每天有6个小时不被打扰，连续做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沈向洋说，“那你一定可以做出一些了不起的事情来。”他显然是在谈论自己的集中精力的体会。事实上，当沈向洋全神贯注于一件事情上的时候，常常可以几天几夜不睡觉。这是他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读书时养成的习惯：“那是我迄今为止最艰苦的一段时间，但是也很激动人心。每天从晚上9点到早上3点是黄金时间，我都在学习。我现在都很羡慕那段时间。”
但是要论“大脑集中指数”的最高纪录，看来还是许峰雄和李开复在卡耐基梅隆大学创下的。许峰雄连续12年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轰动全世界的“深蓝”。李开复每天学习工作16个小时，一直持续了4年，这是“集中精力的长度”；连续下了4万盘“奥赛罗”，比较了240万种不同的走法，这是“集中精力的深度”。
我们已经叙述过，张亚勤在小学和中学期间是怎么“跳来跳去”、用6年时间读完12年的课程，由此被周围的人看作“神童”。可是如果你让他本人来解释其中奥妙，你得到的答案是另外一个。
“我是有一点小聪明。可是我觉得仅仅从天赋来说，我不可能比别人强那么多。”他说，“我在学习过程中，之所以比别人用的时间要少，可能是因为我学习的效率相当高。”
要说他在童年时代养成了什么过人的能力，那就是他的善于聚精会神：
我想我一般都是在脑子比较清楚的时候，就把该做的全都做完。我的大脑经常处于发散状态。有时候太长时间的学习效果不好。我不会这么傻，学不进去的时候还坐在那里学。我就是在几个小时之内，集中精力思考，把问题全弄明白，就可以了。实际你用在学习上的时间越长，也就越累，一累精力就分散。脑子已经走神了，人还坐在那里，当然就没有效率。有时候虽然还没有走神，可是已经钻不进去了，只是在问题的表面或者外围绕来绕去，这也不行。因为你集中精力的长度和深度都不够，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心不在焉了。
亚勤中学和大学时代的同学，都说他不是那种刻苦用功的学生。上大学的时候老师还找他谈话，问他为什么老是不上课。“有时候是我忘了，有时候是早上爱睡懒觉。”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解释。他在生活方面很放纵，随心所欲，像所有男孩子一样贪玩淘气。他和他们的不同之处不在这里，而在于他有一种把精力迅速集中起来的能力，而且非常专注。
“我一旦坐下来做事，就很认真。”他说，这从他现在的工作状况也可以看出。比如他打算写一篇20页的英文文章。旁人会看到他一会看电视，一会上网，似乎什么也没干，实际上他的脑子里一直在想这文章怎么写，想得连眼睛看什么都不知道了。想好以后，他就坐在桌前，精力很集中，用一个晚上，从头到尾，一气呵成。
“与其心不在焉地学十小时，不如集中精神学一小时。”他总结道，“无论学习还是做事，大脑一定要连贯，就好像激光，放射出来之前一直是在集中，集中好了以后一下把它放出去，这个杀伤力是最强的。”
第六章 学习是一种态度 大脑开放指数：怎样激发自己的想象力(1)
王坚的核心技术将改变世界，我真的没有想到他这么了不起。
——张亚勤
王坚来到微软亚洲研究院之前的简历中，有一连串辉煌的头衔：“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心理学系主任”、“浙江大学工业心理学国家专业实验室主任”、“中国人类工效学会理事”，还提到，“他曾经主持完成了数十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八六三计划、国家各部委以及与摩托罗拉和英特尔合作的项目。”在来到微软之后的5年中，他的头衔少多了，只不过是个主任研究员，还是一个研究小组的主持者，但他成为十几项国际专利的发明者。他还是“数字笔”的创始人和一张照片的拥有者。前者看上去和普通的圆珠笔没有什么不同，但却被张亚勤称作“划时代的发明”；后者拍摄到他和比尔·盖茨在一起讨论“数字笔”的情景。画面上，比尔把他的眼镜摘下来，用牙齿咬着眼睛架，神情专注，仔细打量面前这个神奇的小东西，看上去完全被迷住了。
这支“笔”在开始的时候相当笨拙，还很粗糙。“我都不好意思拿给比尔看”，他笑着说。但他还是拿去给比尔·盖茨看了。比尔大感兴趣，要他继续干，还说无论他需要多少钱都没有问题。两年以后，“数字笔”焕然一新，再次摆到微软公司高级主管的会议上，那位“世界上最聪明和最富有的人”一眼看出其中奥妙，当即跳将起来，兴奋得把脚上的鞋都脱了，一跃而起，跳到椅子上。
“个人计算机历史的第一个25年，是从比尔·盖茨开始的；第二个25年，有可能要从王坚开始了。”王坚的同事这样说。
大多数人都把这话当作一句玩笑，但至少比尔·盖茨是认真的，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张亚勤也是认真的。他在谈到“王坚的核心技术将改变世界，我真的没有想到他这么了不起”时，一点开玩笑的意思都没有。还有王坚的8岁的女儿也是认真的，她在那张照片的下面一笔一划地写了几个字：“比尔叔叔和爸爸。”看来美国《商业周刊》也注意到一些重要的事实，所以它的有关王坚的一篇采访笔记说，王坚“虽然不懂英文，却是比尔·盖茨的技术顾问。”这话前半句错了，后半句不是夸张。
微软亚洲研究院成立的最初两年里，发表了90多篇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论文，获得了70多项国际专利，还把至少12项新技术转移到公司的产品中。在那以后的三年里，他们把研究人员增加了一倍多，又发表了大约800篇论文，获得130多项国际专利，还把几十项新技术转移到公司的产品中。这一切超出研究院的创建者李开复和里克·雷斯特的想象，超过了比尔·盖茨的想象，也超过了全世界所有同行的想象。在这数百项成功当中，王坚的“数字笔”也许是最令人激动的发明之一。
当你拥有一支“数字笔”的时候，计算机就完全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它只是一支笔和一张纸。这支笔是黑色的，看上去很像你现在手上的普通圆珠笔，而这张纸是真正的普通书写纸，它可以是单张的，也可以是一叠。你用这支笔在纸上随意书写，就像计算机时代之前你的工作习惯一样，可是你写下的任何东西，都将直接进入一台远距离的电脑终端，变成电脑可以处理的信息。显然，你仍在使用电脑，但你的面前已经没有主机和显示器，没有键盘和鼠标，也没有“视窗”软件操作系统。
王坚把他的“数字笔”视为珍宝，但是他也说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在从事改变历史的工作，他只是说：“我喜欢想天上的事情。”
王坚生长在杭州西子湖畔，却有北方人的脸盘和身材，总是顶着一头乱发，衣服皱皱巴巴，脖子前伸，走路一颠一颠的，你在他的身上看不到一点奇异的光彩。少年时代的老师如若知道他今天的成就，准会跌破眼镜。
事实上，王坚从小学到中学都很难说是老师心目中的那种好学生。他的功课平平，从没得过什么名次，从不参加什么竞赛，甚至没有进过什么好学校，没有读“重点高中”，也没有读“名牌大学”，直到博士毕业之后，他的母校杭州大学被并入浙江大学，让他终于和“名校”沾了边。不过，他一直不认为自己和这所大学的荣耀有什么关联。
“我都不好意思告诉人家我是哪个学校的。”他笑着说。这话听上去是谦虚，其实了解他的经历的人都明白，那正是他的独到之处。
他15岁那年第一次表现出来的独到之处，就是“自己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不去读“重点高中”。
进入“重点高中”是我们国家大多数初中学生的梦想，不知道为什么，王坚就是没有这个冲动。他的成绩本来属于中等，在重点高中的第一轮考试中落选，但他通过了第二轮扩大招生的考试，并被一所“重点高中”录取。
那是非常难忘的一天，全家人都陷入一场情感上的大跌宕。儿子能够进入“重点高中”，就意味着一只脚已经踏进大学。对妈妈来说，这是一件天大的喜事，但是儿子忽然说，他不想去读那所“重点高中”。妈妈先是惊讶，接着失望，后来渐渐平静下来，决定尊重儿子的选择。
“你可要想好了，”妈妈把最坏的前景告诉儿子，“如果将来考不上大学，那就要下乡了。”
王坚选择留在自己原来的学校里读高中。这学校就在他家门口，是杭州城里一所很普通的学校。但他喜欢它：“它有很长的历史，校风也好，只不过升学率不高，感觉上不如‘重点学校’那么风光。”
第六章 学习是一种态度 大脑开放指数：怎样激发自己的想象力(2)
直到很多年以后，王坚还能记得那一天家里发生的事情：“这是我第一次自己做主，又是那么大的一个决定。家里人都有些不高兴。我妈心里可能不同意，但是我特别感谢她尊重了我的选择。”可是日后想起这件事的时候，他还有点后怕：“现在很难想象，我会做出那样的决定，其实我的压力也挺大的，如果后来考不上大学，那可真的惨了。”
今天我们回头来看这件事，很难说王坚的决定有什么特别动机，也许是因为那时候刚刚恢复高考，无论孩子还是父母，都还没有意识到“重点学校”的意义，但更有可能是这孩子的性格中那种不愿“随大溜”的意志发生了作用。
我这人好像和别的人不太一样。读书的时候我很轻松，我不在意成绩、名次之类的东西，不在乎是不是名牌学校，也不在乎别人对我的成绩、名次或者学校怎么看。我在小学的学习成绩其实挺差的，每次考试之后妈妈不骂我就算不错了，还记得有一次分数太差了，只好去找老师作检讨。我曾经当过班长，但那也不是因为成绩好。初中毕业那年，大家都在争夺“重点高中”，我第一次感觉到分数的压力，后来想一想，其实也是可上可不上。
上了高中以后，王坚迷上办报。那是一张油印小报，他自任主编，实际上把记者编辑美术设计甚至印刷工人的事情全都做了。自采自编，自己刻钢板，自己印报纸，他为此花了很多时间，但却乐在其中。他在这样一种心情中度过了三年。高考之前的几个月里，老师天天给学生分析形势，掐着手指计算出，全班50个同学中能考上大学的人也就七八个。王坚一看成绩单，明白自己不在老师的名单里，因为他只能排到20名之后。那一刻他忽然明白，“当初不上重点高中是一个多么严重的问题。”
别人遇到这种情况，要么心急如焚，要么破罐破摔，只有王坚依然我行我素。高考在即，同学们都在日夜苦读迎接挑战，他却依然和他的小报难解难分。老师对他说：“再不把报纸停下来，你就完了。”他想想也是，决定让他的报纸有个光明的结尾。于是坐下来，用全部感情来写他的最后一篇文章。他的语文老师后来说，这是他整个中学期间写得最好的一篇文章。
文章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天，他和几个同学一起去爬杭州城外的一座山，这是当地最高的一座山，偏远荒凉。众少年攀登到半山腰上，天黑了，周围升起恐惧的气氛，而且越来越浓，谁也不敢预料前边有什么。有人开始怀疑自己的行进路线，犹豫着不敢继续前进。但是王坚相信道路没有错误，目标就在前边，那是山顶上的一座庙宇。于是大家彼此鼓励，满怀信心继续前进，终于找到那座庙。大家一阵欢呼，既兴奋又疲倦，纷纷倒在满地竹叶上，和衣而睡。就在这时，茫茫夜色中出现一个和尚。和尚递过一盏油灯，灯光如豆，在黑暗里燃起一片光明。
这是王坚给他的中学同学讲的最后一个故事。讲完了，他才想起，现在他的目标不是山上的庙宇，而是大学。尽管老师的排名表上没有他，但他觉得那盏油灯依然在前面引导着他。
高考的结果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好，也超过了他自己的估计。这个一向排在20位之后的学生，居然考了全班第三，真是前所未有。不过，这成绩仍然不够好，比他希望去的浙江大学分数线还少30分。结果杭州大学心理学系录取了他。这不是重点大学，但他仍然很高兴，觉得自己运气好，因为班里很多同学平时的学习成绩总是比他好，却都没有考上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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