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俩走过去，又走过来。父亲把同样的话重复了三遍，周明每一次都满怀希望，却每一次都失望。
接着，他们看到了第四个书店，也是这座城市的最后一家书店，父亲拉住售货员，第四遍说：
“我的儿子想要一本书，是学英语用的。”
就在这时，周明一声欢呼。他看见那书赫然放在书架上。
父亲也是一声欢呼。
“咱们家还没有《英汉辞典》啊。”周明还不满足。
但是爸爸没钱了。
看见儿子的眼里仍然满含期待。父亲又说：“这只是本小字典，我领你去看大的。”
父亲领着儿子到了勘探队，拿出公家用的大字典，摊在儿子面前。
“你要想看，就坐在这里翻吧。”父亲说，“下个月……下个月一定给你买。”
儿子笑了。
很多年以后，周明成为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博士，把我们国家的计算机英汉翻译技术推向一个新阶段，这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得益于他在计算机领域的天赋，而是他在语言方面的热情。到了21世纪开始的时候，同行们都知道他是我们国家最杰出的自然语言处理专家，但是，在1977年冬季的这条大街上，似乎只有父亲一个人知道，应当满足这孩子对语言的愿望。
“那一天是我第一次看到《英汉字典》。”周明说。
第四章 爸爸和妈妈 信任的力量(1)
那个晚上，妈妈给了我最好的礼物，让我一辈子都受用不尽。
——童欣
童欣9岁那年的一个晚上，一切都是那么出乎意料。在这之前整整24小时，这个男孩子沉浸在一种莫名的恐惧和焦虑中，不能自拔，上课总是分神，下课不说不笑，回到家里饭也不想吃，但是就在那一瞬间，他的心情转阴为晴，体会到一种真正的喜悦。
童欣现在已经32岁，还对那个瞬间念念不忘：“这件事可能妈妈已经忘掉了。可它给我的印象很深。”
那时候他在读小学三年级，是个性格温顺、学习优秀的孩子。老师把他挑出来做班干部，以为他能成为全班同学的模范，一点也没有想到他也是个孩子，偶尔也会淘气。
这一天老师正在讲课，童欣和同桌同学为了一点小事争执起来，愈演愈烈，最后当堂打了一架。
可以想见老师对他的失望。“身为班干部，竟犯这种错误，”老师指着他怒吼，“很严重。很严重。”
“严重”这个词，突然之间成了一个巨大的黑洞，在这孩子眼前张开。最要命的是，老师命令他回家去，请母亲到学校来。
那时候80年代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潮流在中国已经深入人心，不过，整个社会环境还是不喜欢淘气的孩子。老师总是要学生遵守纪律，服从集体，尊重老师，不能表达自己的意见。“*”的阴云已经散去，童欣不用去参加“大批判”，也不用“天天读”了，但是每年3月都要和同学们去学习雷锋做好事，这是全国统一的“文明礼貌月”。
如果你考试成绩不好，老师会说“你这个学生怎么这么不争气”；如果你考了个100分，老师就会说：“你这个学生怎么这么容易就骄傲了”。所以，就像所有的孩子一样，童欣在那时候得到的教训是，不管怎么样，都要做到喜怒不形于色。“教育就是把你变成一个螺丝钉，拧到哪里就在哪里发光发热，就是这样的感觉。你就做到夹着尾巴做人就最好。”
学校里面不断颁发“小红花”，提拔“小队长”，让那些听话的孩子受到鼓舞，也让其他孩子有了学习的榜样。对于那些过于淘气不服管教的孩子，老师用召见家长的办法予以惩戒，是永远不变的教育方法，几乎所有稍微淘气一些的孩子都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可是老师们永远不会想到，召见家长予以严责，对孩子心理上的伤害有多么大。它在孩子的心理上留下阴影，在孩子和老师之间造成敌意，也在孩子和家长之间造就不信任。因为家长在这种情形中通常会认为自己的孩子不诚实，至少在隐瞒缺点，令自己在老师面前丢脸。孩子则会痛恨老师，也会抱怨家长只信老师一面之词。
这一天童欣走进家门的时候，感觉到全身心都处在这样一种重压之下。自从懂事以来，这是他遭遇到的第二次危机。第一次在他5岁那年发生的。
那一天幼儿园的老师拿出一块香皂放到柜子里，香皂的表面有一层很漂亮的包装纸。一个小时以后，包装纸不见了。老师认定是童欣拿走了，童欣说没有拿，但是老师不信，不许他吃饭。幼小的童欣感到极大的委屈，回到家里却又不敢对妈妈倾诉。好多天以后，妈妈忽然对他谈起这件事，像是在叙述一件与己无关的往事：“你的老师叫我去了幼儿园，说你拿了别人的东西，还说谎。我对老师说，这孩子可能会犯别的错误，但是绝对不会撒谎，他说不是他拿的，那就肯定不是他拿的。”
那是他第一次感受到母亲对他有一种特别的信任，不禁如释重负。可那一次他毕竟是被冤枉的。这一次不同了，他的确犯了错误，妈妈还会信任他吗？
他在忐忑不安中把事情告诉了妈妈，说老师要她到学校去。看着妈妈满脸惊讶地走出门去。他的心里特别害怕，怕老师夸大他的错误，怕同学不再信任他这个“干部”，但他最害怕的是妈妈的责骂。迄今为止，他的大部分时间和妈妈在一起，从来都是妈妈心目中的好孩子，要么讨好妈妈，要么顶撞妈妈，让妈妈高兴，也让妈妈生气，但他觉得从来没有哪一次事情像这次这么严重。他知道妈妈对孩子的品格有着极为严格的要求，担心妈妈从此不再把他当成一个好孩子。
但是他担心的事情没有发生，那个晚上，妈妈把他拉过来，对他说，“我已经和老师谈过了，我知道了事情的经过。”
妈妈甚至没有一句责备。“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她看着儿子惊恐的眼睛，语气温和：“你过去是一个好孩子，以后还会是一个好孩子。”
就在这一瞬间，童欣在妈妈的眼睛里面看到了他所期待的东西。
这个夜晚过去18年之后，童欣获得清华大学的博士学位，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此后四年，他一直在希格玛大厦第五层的大方格子间里占有一个小小的角落，第五年，他搬到第三层，还拥有一个单间的办公室，这表明他的表现杰出，已经升迁。他在微软公司年轻一代的研究员中代表着杰出，也代表着责任。父亲到北京来看他的时候，带给他一个玩具，那是由几千枚大头针组成的，可以随着你的想象变换各种形状。童欣把它放在办公室的书架上，每天端详。看来，即使是在格外成功的时候，他还在精神上保持着和家庭的联系。
第四章 爸爸和妈妈 信任的力量(2)
“工作几年之后，反过来回想起童年，想法特别多。”他说，“我觉得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对我的影响各占一半。学校对我的智力发展有很大影响。父母更重要的还是培养了我的性格和品质，比如怎么做人。言传也好，身教也好，父母总是在影响你。”
妈妈已经退休，人也老了，从张家口搬到北京来和他同住。现在轮到他来照顾妈妈了，但是他仍然能从妈妈身上感受到力量。
“那个晚上，妈妈给了我最好的礼物，那就是宽容和信任。”他这样说，“让我一辈子都受用不尽。”
第四章 爸爸和妈妈 “鸿沟”(1)
不管怎么说他还是我爸。当他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我的时候，我还是很……很喜欢……很爱他的。
——王益进
1984年夏天，王益进还是个5岁的小男孩儿，就迷上了爸爸的卡车。
爸爸是个司机，总要把他放在副驾驶的座位上，高叫一声“儿子，坐稳了”，一踩油门呼啸而去。这时候益进的感觉真是棒极了，还觉得爸爸是全世界最了不起的人。
有一天爸爸把车停下，走到路边小店去买东西。益进爬到爸爸的位置上，三弄两弄，觉得自己也是个司机了，不禁得意。可就在这时，卡车忽然动起来，向前驶去，越来越快。
男孩儿吓坏了，大叫：“爸爸，快来救我。”
爸爸冲出来，高喊着“刹车，刹车”，不顾一切地抓住车门跳上来。但就在这是，卡车居然被这孩子弄得停住了。
儿子惊恐万状，与其说他是怕汽车，倒不如说是怕爸爸骂。爸爸吓得脸色惨白，可是居然没有生气，还笑了：“我这儿子真是了不起，小小年纪就能把车开走，不教就会。”
那一瞬间，他觉得爸爸真是天底下最好的爸爸。不是因为爸爸救了他，而是因为爸爸没有骂他，还夸他。他想对爸爸说“我爱你”，可是动了动嘴巴，竟没有说出口。
“等以后吧，”儿子心里想，“以后我一定要让爸爸知道，我爱他。”
可是说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益进觉得，他和爸爸之间好像有了一道鸿沟。父子二人，距离越来越大，还总是吵架。
爸爸出生在50年代初期。那个年龄的人差不多都是一样的经历，初中毕业之后就下乡了，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没有文化素养，说话情绪激烈，没有条理，衣着过时，皱皱巴巴，还总是双手污垢，每天不是挣钱就是吃饭，除了看报纸之外，什么书也不看。
益进一家住在沈阳，那是中国北方最重要的工业城市。小时候，益进总是听说“工人阶级”都是最了不起的人，知道爸爸属于他们中间的一个，为此充满了自豪感。但是后来，他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经变了，知道了所谓“蓝领阶层”和“下岗工人”，知道“工人阶级”成了带贬义的概念。爸爸也老了，白发早生，眼角处的皱纹连成一片。爸爸经历过通货膨胀，经历过工厂的不景气，经历过下岗，经历过严重的糖尿病之苦，后来只不过是因为工厂无法支付他的医药费，他就把自己大半生省吃俭用积攒下的钱全都用来治病了。
爸爸本性暴躁，脾气本来就坏，现在更坏了。衣着总是很乱，还不干净。他从来没有问过儿子的学习成绩，没有逼过儿子上大学，没有给儿子讲过什么人生大道理，也没有和儿子谈过未来。放学之后父子携手走回家的情形，从来没有在益进身上发生过。儿子和别的孩子打架的时候占上风，他会拉住儿子，但心里却很高兴。如果儿子在外面被人欺负了，他就怒不可遏，痛骂儿子没有本事。儿子身体瘦弱，却有一副倔强脾气，总是挨打还总是不知道如何躲避。每逢这时候，父亲就会冲着儿子怒吼：“你个笨蛋。”
自从儿子5岁时把汽车开走那件事情以后，他就从来没有对儿子说过他以儿子为荣。他在心里特别明白自己一生多灾多难，但嘴上从来不肯承认，甚至不会对儿子说：“希望改变自己命运的人才会发狠读书，读书是可以让你出人头地的一个机会。”
这话是益进长大以后自己悟出来的。外面的生活多姿多彩，变化万千，他特别希望找到属于自己的世界，但是他知道，爸爸绝对不是能够带领他走进那个世界的人。上中学的时候，他听到很多同学说自己的父亲开了个公司，要不然就是个干部，而自己的爸爸只不过是一个卡车司机。
儿子年龄越大、个子越高，也就越多地惹爸爸生气。爸爸倔强，儿子继承了爸爸的倔强，父子两人一言不合就要吵架，谁也不让谁，声音高得把屋顶都要抬起来。这时候，儿子就会想到离开爸爸，离开这个家。很明显，爸爸没有什么智慧，也没有远见，因为他无法摆脱他的平凡的生活。
1998年儿子进入清华大学，真的离开了父亲，离开了沈阳那种平凡的生活。他从前无数次地设想过，这一天到来的时候他会有什么感觉：“我以为会感觉很爽，但是很奇怪，我开始想念父亲，而且越来越想。”父亲以往的形象一个个地在他脑子里面转。他花了好多时间来理解那个男人的价值，时间越是久远，那个男人给予他的一切也就越是清晰。
爸爸有一个聪明的大脑，而且还有满腔热血。他年轻的时候工作起来不要命，他在工厂拥有“技术能手”的称号。那时候他买不起电视机，但是他有一双灵巧的手。儿子还记得连续几个夜晚爸爸都没有睡觉，在灯下摆弄一大堆零件。然后，他和妈妈就有了一个电视机，虽然不大，只有黑白两色，而且总是坏，但是它让这个家庭充满了笑声。
爸爸最讨厌那些说话不算数的人。他言出必行，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一定给别人做好，从不违背承诺。他为别人做了事情从不在意回报。他的自尊心很强，无论自己多么艰难，也不肯低头求人。
爸爸对儿子特别宽松，甚至对儿子的嗜好有些纵容。益进小时候兴趣很广，除了迷恋电脑，还爱下象棋，爱开车，爱骑马，爱唱卡拉OK。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都是自己说了算。当他把所有的热情和时间都花在电脑上，连学校的功课都顾不上的时候，爸爸也不干涉。儿子至今记得，爸爸说过一句让他惊心动魄的话：“学那些课本有什么用！”他相信全世界只有他的爸爸才说得出这样的话来。
第四章 爸爸和妈妈 “鸿沟”(2)
这么多年以后，益进回头看看自己当初那么狂热地摆弄的计算机，觉得“选这条路还是挺对的”。一想到自己走过的路和别人家的孩子那么不一样，他就会说“我很幸运”，因为他有一个不干涉他的爸爸，让他有足够的机会去做他喜欢的事情。现在他渐渐明白了，一个孩子要走自己的路，自己要承担很大压力，父母要承担更大的压力。很多孩子都羡慕他，希望像他一样，但是做不到，就是因为他们的爸爸不允许啊。
当然爸爸的生命中还有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他对儿子的爱。他是那种不善于表达爱的男人，从来没有对儿子说过“我爱你”，但是儿子现在明白了，爸爸的爱是无条件的，是天下最彻底最纯净的爱。尽管他自己的命运多难，但是他不会强迫儿子去改变命运；尽管他自己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是他不会强迫儿子去摆脱平凡。他不是那种在“爱”上附加“期望”的爸爸。真正的父爱是没有条件的，不会因为儿子有没有出息而改变，不会因为儿子是不是符合自己的心愿而改变。儿子的学习成绩好，他爱他；儿子的学习成绩不好，他也爱他；儿子是一个杰出的孩子，他爱他；儿子是一个平凡的孩子，他也爱他。他爱儿子，仅仅是因为，那是他的儿子。
爸爸默默地教会儿子这一切，可是儿子在爸爸身边的那些年居然没有意识到。现在儿子见到爸爸的次数越来越少，却越来越多地回想小时和爸爸在一起的情形，想起有一次他吃多了玉米，撑得喘不过气来，爸爸抱起他就往医院跑。又想起有一次爸爸把一把斧子当作玩具给他玩，他却挥起斧子砍在爸爸的手上，弄得到处都是血，也许爸爸手上那道伤疤现在还在。这些往事会让他心中涌出强烈的情感，让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鼻子发酸。
“不管怎么说他还是我爸。”益进有一次这样说，“当他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我的时候，我还是很……很喜欢……很爱我爸的。他真的特别好。”
进入大学那一年，益进忽然有个强烈的愿望，想要和爸爸沟通一下。他特别希望爸爸能来看看他的学校。清华学生的父母全都充满了自豪感，但是对益进的爸爸来说，清华并不代表什么。他从不到北京来看自己的儿子，不知道他是不肯离开他那个破旧的家？是不喜欢这座繁华的都市？还是无法和这个和他一样脾气暴躁的儿子相处？
益进带着自己获得的计算机竞赛金牌奖金和家里的全部积蓄，到清华来读书。但是这些钱在大学的第一年就全用光了。他知道爸爸手里没有钱，于是告诉爸爸，他不需要家里的钱了。他开始出去打工，为自己挣学费和生活费，又省吃俭用，把多余下来的钱寄给父亲。他知道父亲还拖着一身病，等着钱去看医生。
2002年益进从清华大学毕业，成为微软亚洲研究院的一个工程师。儿子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而爸爸却老得做不了任何事情了。不过，他的身体好多了，“可能是我不在他身边，没有人和他吵架，也没有人气他了。”益进有时候这样想。又想到，假如时间倒转，让他和父亲重新过一回，他会怎么和父亲相处呢？
这一年夏天，他回家去看父亲。父亲瘦得不成样子了，一米七八的个头儿只有90斤重。儿子心里发酸，特别想要为父亲做一件事。他把微软发给他的前六个月的工资全都给了爸爸，自己一分也没有留。这是他平生以来得到的最大一笔收入，他知道，无论多少钱，都不能代表他对爸爸的爱。但是直到今天，他还是没有对爸爸说过“我爱你”就像爸爸从来没有对他说过“我爱你”一样。
儿子仍然认为爸爸是一个平凡的人，正是这一点让他悟出了一个道理：
“就做一个平凡的人，挺好的。”
第四章 爸爸和妈妈 旧式父母和新式父母
旧式父母新式父母
使孩子感到被关心使孩子感到被尊重
希望孩子更优秀希望孩子更快乐
关心孩子的分数关心孩子的能力
让孩子做父母喜欢的事让孩子做自己喜欢的事
严格宽松
严肃幽默
不放心信任
焦虑随意
替孩子做决定让孩子自己做决定
替孩子做所有的事让孩子自己动手
关注孩子的一举一动让孩子自己管自己
第五章 大脑的成长 刘策学画(1)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初中真的是填鸭式教育，并不是启发式的。学校衡量自己好坏的标准，就是看每年有多少个学生能考到最好的高中去。
——刘策
2003年夏天，刘策接到四份录取通知书和四份博士学位的全额奖学金。它们来自美国的三所著名大学，麻省理工大学计算机系、卡耐基梅隆大学自动化学习中心、卡耐基梅隆大学机器人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计算机系。刘策选择了麻省理工大学计算机系，这时候他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已经工作了19个月。
“他是我迄今为止见到的最棒的学生。”在写给美国几位著名教授的推荐信里，沈向洋如此这般介绍刘策。
有个中国记者听说了这件事，就问沈向洋是不是在夸张。
“不，一点也没有。以他现在的成就，不要说去读博士学位，就是申请美国大学的教授，都没有问题。”沈向洋说：“这个人将来一定是大师级的人物。”
沈向洋这样说，无论是出于老师对于学生的偏爱，还是老板对雇员赞许，都不是偶然的。事实上，刘策在中学和大学期间都是他的老师的骄傲，也是很多学生的偶像。
不过，刘策对自己迄今为止的受教育历程，另有看法。
“从小到大，给我影响最大的，不是课程本身的东西。”他这样说，“当然课程也是需要的，可它缺少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启发式的东西。”
作为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助理研究员，刘策的研究领域是“图像的认知”。每天沉浸在数字的世界里，工作之余闲下来的时候，他喜欢静静地欣赏自己的画作，那都是国画，而且很大。有一幅长四尺，画面上浩浩苍山，气势磅礴；有一幅长六尺，画面上潺潺江水，苍凉沉静。这些画是他在中学时代画的，现在全都装在电脑里，成为他的精神世界的一部分。他说他将把它们带到大洋彼岸去，可以经常看看。他喜欢绘画，在国画的技巧方面有很深造诣。你看他的画，很难想象那是出自一个孩子、一个业余画手。但是对于刘策来说，作画不仅仅满足了他的兴趣、不仅仅是一种技能，甚至也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它还有着更多的东西。
那是他从小学画、渐渐悟出的东西。
刘策进入上中学的年龄时，我们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已有12年。在他出生之前彻底摧毁了的那些东西——漫长的学制、灌输、背诵、重复、考试、竞赛、分数、名次、升学率，现在伴随着他的成长全都恢复了，而且还变本加厉。不论这教育制度有何长处和短处，父亲和母亲都把自己当初“破碎的梦想”寄托在儿子身上，也把自己当初“砸烂的枷锁”加在儿子身上，而他是他们唯一的孩子。
父亲在四川大学做教授，母亲在一个企业当会计。父母之间最大的区别是出生在截然不同的时代里。父亲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早期。那个年代的孩子，只要家里有钱就有机会完成大学学业。而母亲的命运大不一样，这一代人在自己最需要接受教育的年龄里砸烂了学校，赶走了老师。对于那些往事，凌小宁至今记忆犹新：“那时候毛泽东说‘教育要革命’。很多人已经认识到教育有问题，希望有所改变。最后失败了，是因为‘教育的革命’被劫持到另一条路上去了。”在微软，凌小宁是属于“老一代”的，他与刘策的母亲同年出生。这一代人的脑子里面有些东西是永远不会磨灭的。“其实，现在教育制度中很多让人深恶痛绝的东西，”凌小宁说，“都是那时候我们反对的。”
刘策出生在大学校园里，从小生活在学生、老师和老师的孩子中间。在这样一种气氛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几乎没有不专心读书的。沈向洋的那个切肤感受，“人是很难不受环境影响的”，在刘策身上再次得到验证。
“我不断地念书，我想生活环境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刘策说，“如果当初不是生活在大学校园里，现在也可能会走另一条路，不会选择做学问。”
刘策从小就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特别讨厌一些课程，比如语文和政治，这一点和大多数孩子都一样。他还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把很多精力用在喜欢的事情上，这一点在孩子们中间已属少见，但也不算希奇。刘策身上的最奇特之处，是他同时喜欢两样东西：数学和绘画。他在这两个领域里投入了无限的热情，而它们的技巧却是风马牛不相及，思维方式则又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学校对他来说是个“数学的世界”，他在那里参加各种数学比赛，成绩优异。他觉得世界的奥秘有很多是在数字里。但是在学校之外，在家里，情况就完全不同，那是一个“绘画的世界”。他的绘画训练在整个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始终持续着，有十几年，其严格系统的程度，较之今天美术学院里的任何一个高才生都不逊色。他有专门课程，有教材，有名家指点，每天投入很多时间，还有一个固定的学画地点。当然他也利用家里狭小的空间，把纸铺在地上作画。
90年代初期，城市里的家庭已经时兴对孩子进行多种技能的训练，绘画也是其中之一。不过，无论是老师、教育专家，还是每一个家庭的父母，都倾向于把美术作为一种“课外的教育”，或者叫做“素质教育”。这个词语背后的含义是：“有用的但并不是必须的。”
第五章 大脑的成长 刘策学画(2)
可是，刘策对于绘画的执著不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那时候他想的是：“将来我要么当数学家，要么当画家。”
父亲不画画，但在绘画方面并非完全外行，他的专业有时候需要制图，所以也经常使用线条、颜色一类的技巧。他特别喜欢看到儿子画画时的专注神情，觉得那才像是自己的儿子。母亲也喜欢儿子画画，不过她更信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两相比较，还是觉得儿子对数学的喜爱更符合自己的想法。她的办法是每天交给儿子5道数学题，要求儿子在开始画画之前先把这些习题作完。
“先做完你必须做的事情，再做你想做的事情。”她总是对儿子这样说。
尽管家里并不富裕，但爸爸和妈妈还是愿意拿出很多钱来供儿子学画。纸张、毛笔、颜料，还有各种教材，在儿子的眼里都很贵，要花好多钱。等到长大以后回忆起那些往事，他还明白了，爸爸妈妈支出的不仅是钱，更有时间和精力。儿子年幼的时候，他们把他放在自行车的横梁上，骑上车走好远的路，把他送到少年宫，又等在外面，直到他完成当日全部的绘画课程，再把他放在自行车上带回家。等到儿子稍微大些了，就每天到公共汽车站上送他和接他。那时候还没有实行“双休日”，周末只有一天，爸爸妈妈有很多家务事要做，但是每个周末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带着儿子出去写生，或者去看画展。
他是从7岁开始学画的。很多孩子都是在那个年龄里对画画发生兴趣，甚至更早些，但是他们很快就觉得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所以不再画画。刘策的幸运在于，他的学画从未间断。“大多数孩子的兴趣都不是从课堂上来的。”他这样说，“初中那几年我的这个感觉特别明显，因为一到初中，无论老师还是家长都在强调升学率。”似乎只有他是个例外，画画占了很多时间，也占据了他的精神世界。
有时候你会发现，看父母是不是无条件地支持孩子的兴趣，只要知道在学校考试之前他们说什么就可以了。刘策从来没有听爸爸妈妈说“画画是好事，但不是最重要”，或者“都什么时候了，还在画画”之类的话。
不过，母亲也曾对他说：“要想进入重点大学就必须先进入重点中学；要想进入重点中学就不能偏科。”就像所有的母亲一样，她也希望儿子能在关键时刻多花一点时间在学校的课程上，只不过忍住不说。敏感的儿子还是意识到妈妈也有某种期待，但他的脑子里面全是他的数字和他的画，所以照例我行我素，即使在初中毕业面临中考的那一年，他仍然要把很多时间用在画画上。
他开始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这一年，他没有考上重点中学，事实上他后来读的那所学校非常普通，既非“市重点”，也非“区重点”。这让全家人感到失望：他把太多的热情倾注在画画和数学上，其余课程大都学得很糟糕。最糟的是，他的脑子里面只有他喜欢的东西，完全不能了解考试分数和重点中学都是关系未来命运的大事。
大多数中国家庭都认定，孩子成长的道路上有几个关口最重要，中考是第一关。现在，在妈妈看来，儿子这“第一关”就没过去。
那些日子，家里充满了沮丧的气氛。无论这个家庭多么脱俗多么标新立异，也不能不感到社会的压力。父母对儿子的期望和别的家庭是一样的，没有本质的不同。母亲知道公认的教育标准是什么，信奉“要上大学，就一定要选择清华”的风尚，而且相信，画画的天赋无论如何也不能引导儿子走上名牌大学的道路。
刘策仍然徜徉在自己的世界里。初中毕业那一年，他在成都举办了个人画展，是这座城市里小有名气的“少年画家”了。他自己也觉得拥有绘画的天赋。在这个孩子的心里，绘画已经不仅是一种爱好。“这就是我一生要去追求的东西。”他看着自己的画展，在心里想。一想到能做个画家，就无比快乐。只不过，这一切看上去和他的升学毫无关系。
可是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那之后，妈妈和儿子都没有想到，神秘的绘画能力要求一个人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使用大脑。而刘策这种在数学世界和绘画世界之间来回跳跃的学习方式，竟会让他以难以置信的方式成长起来，让他的大脑变得如此与众不同。
在我们继续叙述“刘策学画”的故事之前，先回过头来，看一看人的大脑究竟是怎么回事。
第五章 大脑的成长 “神经树”(1)
人的大脑隐藏着无限的可能性。
——张亚勤
1968年，凌小宁16岁，徐迎庆9岁，张宏江8岁，李开复7岁，王坚6岁，郭百宁5岁，朱文武3岁，张亚勤和沈向洋只有两岁，李世鹏一岁，张益肇和马维英刚刚出生，而刘策还要等到9年以后才会出生。正是这一年，生理学的领域里发生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罗杰·斯贝瑞公布了他对人类大脑功能的研究结果，并且因此获得********。
在此之前，科学家对人类大脑的理解一直是“重左轻右”的。他们认定，人的语言能力、逻辑能力，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种种能力，都是由左脑来实现的。人的大脑就这样被区分成“聪明”部分和“笨蛋”部分——“聪明的”、“主要的”、居于“支配”地位的左脑，以及“沉默的”、“次要”的、居于“服从”地位的右脑。这种说法在过去200年里一直占据着脑科学领域的主要地位，直到最近还在盛行，最后的结果，就是整个社会都在歧视右脑。教育系统和科学系统似乎全盘忽视了右脑的智慧，有个科学家甚至把右脑当作一个“退化的器官”。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父母拼命纠正孩子的使用左手的习惯，老师也绝对不允许学生用左手来写字。而所有人都知道，左手是由右脑来支配的。
现在，罗杰·斯贝瑞令人惊讶地证明了，人的两个大脑拥有同样复杂的智力机能，而且同样聪明。人类使用大脑也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模式，一种是语言的、逻辑的、分析的和连续的，拥有判断是非和辩明利害的能力；而另外一种是非语言的、直觉的、形象的、刺激性的和突发的，是一种不分是非、不管利害的想入非非。每个人都可以从一种思维方式转换到另一种思维方式，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
“尽管我们总觉得我们是一个人，一个独立的个体，但我们有两个大脑，”贝蒂·艾德华这样解释罗杰·斯贝瑞的理论，“每半边大脑都有自己认知和感知外在真实事物的方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两种智力，两个意识，通过两个脑半球连接着的神经纤维不断融合。”
这样，人的大脑在处理外来信息的时候便有了两种模式：左脑模式和右脑模式。左脑让我们分析、提炼、计算、描述、计划，以及根据逻辑做出的理性陈述和判断；右脑使我们具有想象力、创造力，理解事物的象征性，看到梦幻中的图像，以及只有精神的海洋里才存在的一切。正因此，贝蒂·艾德华和所有那些相信“斯贝瑞理论”的人都认定：“了解你的两边大脑是释放你创造性潜力的重要步骤。”
如果这一理论不错，那么人的两个大脑，一个是数学家，语言学家，科学家；一个是******、发明家和艺术家。很明显，在我们的学校教育中，数学家、语言学家和科学家受到特别的青睐，而******、发明家和艺术家在很大程度上被压抑，被改造，被埋没。我们的课程设置——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外语、生物、历史、地理、政治，几乎全都建立在训练左脑的基础上，我们的考试制度——无论是“3+2”还是“3+X”，只不过是在选拔那些左脑发达的学生。
然而事情还远不止如此。
我们的大脑表层被至少140亿个脑细胞覆盖着，数量巨大。这些脑细胞中真正与智能相关的，只有大约5亿个。在普通人那里，它们被叫做“智力”；在生理学家那里，它们被叫做“神经细胞”，也叫“神经元”。
无论黄种人、黑种人还是白种人，无论高考状元还是落榜者，无论博士还是文盲，无论天才还是普通人，只要经过健康的发育过程，他们大脑里的“神经元”数量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既然决定人的智能的“神经元”并无明显差别，人类又怎么会有聪明和不聪明之分？
按照张正友的解释，“人的聪明不是靠神经元，是靠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张是毕业于巴黎第十一大学的博士，现在是微软研究院的研究员，他的业余嗜好之一是了解人脑的生理结构：“中国人有句俗话，三岁看老。这是因为，人脑的神经元在三岁之前就开始连接。你的神经元之间能不能很快地形成一条宽敞的通路，与你受的教育、接触的东西有关。有些通路，你不断地使用它，它就加强了，有些通路，你不使用它，它就萎缩了。”张根据自己的经验，认定“一个人到了15岁，神经元的连接就定型了。”生理学家的研究结果，似乎证明他说的不错。大脑并不是由互不相关的单个“神经元”堆积在一起的。事实上，“神经元”纠缠在一起，互相伸展，构成复杂的回路，它的形状犹如一棵棵枝杈繁茂的树，所以生理学家把它叫做“神经树”。人的智力的差距，与“神经元”互相纠缠伸展的速度和复杂性有关，而“神经元”的生长和连接，需要外部因素去激活。
然而我们大脑中的“神经元”还有另外一个特征，无论你是否激活它，是否发展它，它都会新陈代谢，都会死亡或者新生。实际上，我们每天睡觉的功夫，就会有至少10万个脑神经细胞死去，可我们还从来没有使用过它们呢。
这个事实令人沮丧：大多数人一生中只使用了自己大脑中10%-15%的神经元。
当然这一事实也令人激动。因为，你只要把沉睡着的“神经元”唤醒1%，就能让自己的智力出现飞跃。如果你能把“神经元”的使用率提高一倍，比如说达到30%，那就变成牛顿、伽利略、爱因斯坦那样的大天才。
第五章 大脑的成长 “神经树”(2)
有个叫做稻田太作的日本心理学家，以这些理论为基础展开了他的教育训练，其教育过程中包含了无数鼓舞人心的格言：
“自己不行，是因为自己让自己变得不行。”
“大脑只要能够合理使用，就能发达。”
“人有时会遭遇失败，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没有把自己的大脑更充分地使用起来。”
此人写了一本让人激动的书，叫做《头脑，原比天空更辽阔》。他在书里把人的种种智力因素汇集起来，叫做“头脑指数”，这有点像我们通常说的“智商”。
张亚勤是研究电脑的，不是研究人脑的，但是他显然非常了解人脑。
“人的大脑隐藏着无限的可能性，同时它又有自己的结构。我可以把大脑结构图给你画一下。”有一天他和一个朋友谈到记忆的问题，一边用手在桌子上面画，一边说道：“你记住了这个就要把那个忘了，这是记忆选择。好的教育方式是让你记住最重要的东西，不好的教育方式就是让你记住很多不重要的东西。比如做很多习题，做好几遍甚至几十遍，这就是让大脑僵化的过程，到最后连自己也糊涂了。”
第五章 大脑的成长 脑子是可以被塑造成一种形态的
美国的孩子不会背诵乘法表，但知道乘法是什么。中国的孩子会背乘法表，但不知道乘法是什么。
——李开复
潘正磊在华盛顿州立大学遇到的第一次考试，有个情节，让她过了多少年还不能忘记：老师允许学生带一张纸进考场，并且可以在上面写任何东西。比如自己背不下来、而又有可能在考试中使用的各种公式、概念和数据。
“美国的老师不要你背，他们认为那是浪费时间。”她后来说，“你只要知道在哪里能找到你要的东西就可以了。考试不是考你的记忆能力，而这是考你的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李开复也曾谈到同一个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教育不是灌输给孩子一大堆知识，而是塑造孩子的大脑。当然‘灌输’也是一种塑造。”然后他就谈到了自己的正在读小学的女儿：
有机会你应该看看我女儿的作业。现在我的小女儿也上学了。我也要教育小孩。我太太教不来的，她每次一教就要生气，因为她总要怪女儿，说“这个公式这么简单，怎么就记不住呢？”我每天晚上要到8点半才能回家。女儿有时候就要我教她功课，我问她：“你3点半到8点半这5个小时干什么去了？”她说：“妈妈教的我不懂。”我就让她先明白为什么，从头解释给她听，是怎么回事。还告诉她懂得了为什么，就不容易忘，就是忘了还可以想出一些理由，容易记起来。
这里面的一些情节，涉及到两种完全不同的教育方式。
美国的教育方式是要你先搞懂这是为什么，理解概念，然后才告诉你怎么去做，不是要你死记硬背一堆公式和数字。如果一个东西一定要背诵，那也是最后一步。比如“三角形”，老师就让孩子回家去，把家里所有三角形的东西都画下来。再比如“九九乘法表”，中国的孩子可能一上来就是背。美国的老师要先告诉你乘法是怎么回事，举一些生活中的例子，让你懂得“乘”是什么概念，然后告诉你怎么做，比如2×3、4×3，最后才要你背“九九乘法表”。再比如老师讲解分数，是先告诉你“分数”这概念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是这样。在中国，你会知道这是几分之几，但不知道这有什么用，孩子不去问为什么，老师也不讲。他学会了“鸡兔同笼”的题目，可是换了一个“狗鸭同笼”，就不会做了。老师为了让学生会做，就不断重复，结果一个规则要让学生做几十遍，甚至一百遍，再有兴趣的孩子也要被搞得索然无味。
中国的教育中有一种“背的文化”。这也难怪，常用的汉字有六千多个，不背绝对不行。因为有这种文字特点，所以，背诵就成了最主要的学习方法。要背公式，背数字，背地名，背海拔多少米，背“鸡兔同笼”，背圆周率的小数点后面多少位……
我上学的时候对“为什么”特别有兴趣，可是现在我的女儿对“为什么”并没有兴趣。我如果问她，是愿意理解还是愿意背，她可能愿意背，但是她背了就忘。要是喜欢数学的孩子可能就不一样了，我的女儿不喜欢数学，但是她的脑子已经被塑成一种形状，你如果不告诉她为什么，她就记不住。如果明白了“为什么”，就不容易忘，就算忘了那个概念，还可以想起那个“为什么”。比如她前一阵子学一个四则运算，她背来背去，还是搞不懂，第二天考试，考了一个“重考”。那天我回家很晚，结果我就教她，还是先让她知道为什么。她也不想跟我学，但是不学好像通不过考试这一关，最后终于懂了，就考了个满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孩子的脑子是可以被塑成一种形态的。
杨振宁曾经说过，中国的教育适合普通的学生，美国的教育方式适合聪明的学生。李开复说，他不能很确定这话对不对。他觉得“聪明的学生用美国方式来教育是对的，至于大多数普通的学生用中国方式来教育是不是好，我就不是很确定了。”
“美国的孩子不会背诵乘法表，但知道乘法是什么。中国的孩子能背乘法表，但不知道乘法是什么。”李开复这样说。他经常抱怨中国的教学办法太死板，又不能完全同意美国小学和中学的教学办法，说它“实在太松散，太不注重背了”。他的女儿背“九九乘法表”，从7岁背到8岁，还是不会。“她装不进脑子去。老师也不要求她背，上课时提问题，就是问她喜欢什么，有几个朋友。”
第五章 大脑的成长 两个大脑(1)
每个人都有两个大脑。只有极少的孩子能学会使用自己的两个大脑。
——刘策
无论老师还是父母，都能在孩子获取知识的过程中获得一种满足感。一个学龄前的孩子今天会背“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了，明天会背“九九乘法表”了，这些都会在周围的大人中引起惊叹，人人都说这孩子真是“聪明过人”，都相信这就是孩子的成长，但是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知识的积累和大脑的成长并不完全是一回事。
对于少年刘策来说，学习数学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学习绘画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可是任何一个了解大脑结构的人都能想象，这两个过程中间有着巨大的区别——他必须用两种不同的方式使用大脑。
很多年来这孩子的全部生活，就是在数学和绘画之间交替转换，甚至在周末也是如此。星期六下午学校只有两节课，三点钟就放学了。他离开学校，登上公共汽车，赶去参加“数学尖子培训班”。数学老师嘴上说是培训学生的严谨和逻辑，其实不过是专门找些稀奇古怪的题目来难为这些孩子。每个题都特别难，有些题目真的需要你有很强的数学能力，也有不少题目，只不过是“脑筋急转弯”。对数学没有兴趣的孩子遇到这些，那可就要糟了，但是在数学培训班里坐着的，都是这座城市中对数学最有兴趣、数学能力也最强的学生，人人见了难题兴奋不已，刘策置身其中，自不例外。
例外发生在后面的三个小时里。数学培训结束后，别的孩子都回家了，只有刘策径直跑到少年宫，一个绘画训练还在那里等着他，从下午6点钟开始，持续到晚上9点。三小时的绘画和两小时的数学紧密相连，刘策从始至终都很专注。几分钟之前他还沉浸在数字的世界里，拼命调动自己的逻辑能力、推理能力、分析能力、抽象能力、判断对与错的能力，这让他的左脑格外活跃，但是现在，他开始调动他的右脑了。
几乎所有孩子的右脑都曾蠢蠢欲动。两三岁的时候，他们就知道在家里的墙上地上涂鸦，到了四五岁。他们开始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酷爱轿车的男孩子，会让一辆赛车占据画面的三分之二。赛车一定是在飞速前进的，所以有一大堆笔直的箭头穿过白云，指向后方。还有轮子后面弯曲延伸的线条，像是流动的空气，又像卷起的尘烟，还有右上角那个放射着红色光芒的太阳，只有四分之一的部分留在画面上，表明孩子的想象力已经超越纸张的局限，飞向天外。
一旦诸如此类的直觉构成一幅图画，形象就活跃在大脑中。如果孩子们得到鼓励，投入更多的想象、情感和努力，他们的右脑也就会一次次地被激活。
可惜我们的教育体系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事实也许正相反，孩子六七岁，到了上学的年龄，一个已经成形的、由语言和数字组成的知识体系支配了他的记忆，控制了他的大脑，把那些直觉的、形象的东西全都驱逐出去。就像心理学家卡尔·布勒在1930年说的：“随着本质上是语言的教育成为主导力量，孩子们放弃了用绘图来进行表达的努力，转而几乎全部依赖于词语。语言先是扰乱了绘画，然后全部吞噬了绘画。”
我们也许还可以把话说得更彻底些：今天学校的教育模式，是在激发孩子左脑的同时，埋葬孩子的右脑。左脑完全吃掉了右脑。只有极少的孩子能幸运而又偶然地躲避这种并非蓄意的摧残，学会怎样使用自己的两个大脑。刘策正是其中一个。
绘画是形象，是直觉，是感知，是一种想象力。它的全部过程和视觉纠缠在一起，而没有数字世界里的那些逻辑，没有推理，没有是与非，没有对与错。根据贝蒂·艾德华的观点，神秘的绘画能力其实就是一种将大脑的状态在视觉模式和逻辑模式不断转换的能力。此人是美国的一位最令人惊叹的美术教育家，她撰写的《像艺术家一样思考》，以13种语言在全球销售250万册。其魅力在于，她鼓励那些并不希望去做专业画家、甚至从来没有绘画兴趣的人去学习绘画，因为“在学习绘画时，你将会探寻被日常生活无穷无尽的细节隐藏住的那部分大脑。”
她把自己的绘画教育建立在生理学的“右脑模式理论”之上。“我把你看作一位有创造潜力的人，通过绘画来表现自己，”她对她的那些并不想当画家的学生说，“我的目的是提供释放那种潜力的方法，帮助你进入一个有创造力、直觉和想象力的意识层面，一个由于我们过分强调语言和技术的文化教育系统而导致没有被开发的意识层面。”事实上她的大多数学生的确不是艺术家，而是科学家和管理者。
现在让我们重新回到刘策的童年，回来探询每周六下午到晚上五小时中他的精神世界。数学老师交给他一些奇怪题目，他就全神贯注起来，于是时间停止了，停止在左脑的数字世界中。他的思维非常活跃，并且非常自信。两小时后他换了一个地方，坐下来，按照绘画老师的要求，用眼睛长时间地盯住某一个静物，一只鹰、一盆花，或者一幅风景画，就如同几分钟以前他面对着那些抽象的数字和符号一样。
他从以数字和符号为主导的“左脑模式”中摆脱出来，摆脱得异常迅速而且自然。他现在觉得这些实实在在的形象非常有趣，情不自禁地依靠视觉感知其中大量的细节，以及每个细节之间的关系，发现各个部分如何相互适应，从一个线条画到相邻的线条，从一个空间画到相邻的另一个空间。他在不知不觉中与他的目标合为一体，很平静但却充满激情。他再次找到了自信。
第五章 大脑的成长 两个大脑(2)
时间再次停止了，但现在是停止在右脑中。这里是一个艺术的世界。他的思维不再由数字、符号、语言和逻辑组成，而是由线条、空间、颜色和想象力组成。
人们把一样东西从左手换到右手的时候，可以很清晰地感觉到力量的转换。奇怪的是，大脑让人们辨别左手和右手，却不让人们辨别它自己的左边和右边。大脑成长的关键点，恰恰发生在这个不为人所注意的地方。刘策的思维在两个大脑之间不停地转换，数字开发了他的左脑，而艺术开发了他的右脑。
知识的融会贯通往往被认为是教学中最难实现的一项技巧，大脑的融会贯通就更难。不幸的是，这种融会贯通经常是偶然性的。意识的转换已经发生，却很少有人意识到。
现在让我们再来观察一下这孩子的“意识转换”。在很多年里他的节奏紧张，很少有休闲的时候，但他总是感觉精力充沛，他从没有觉得大脑的疲倦，因为他是在交替使用两个大脑，当他激烈地使用一个大脑的时候，另外一个大脑也就从紧张中解脱。只有很少的时候，他会有一种天崩地裂的感觉，那是在他从一种思维模式向另外一种思维模式跳跃之时出现的，他把它叫做“转换的冲突”。那种感觉就像是在攀登一座险峰，最后一个台阶往往最为陡峭，你咬牙挺过，前面就是无限风光。
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很晚，在度过一周里最让他兴奋的一段时光之后，刘策现在感到身心俱疲，特别累。他可没有想到，他在过去的5个小时里闯荡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精神世界。
他对“两个大脑”的交替训练从幼年开始，一直持续到成年，从未间断。考初中时的失利并没有让他改弦易辙，母亲虽然失望，但毕竟没有把埋怨的话说出口来。他的绘画热情不可遏止，技巧日愈娴熟，这些都是意料之中的。最奇的是，他觉得自己的大脑越来越宽广、敏捷、强劲和有耐力。他越来越讨厌课堂上的东西，尤其痛恨老师那种“填鸭式的教学方法”。但是那次考试失败的教训毕竟是沉重的，他开始明白自己不喜欢的课程也要过得去，因为它牵涉到考高中进而考大学。奇怪的是，他在学校的成绩也越来越好。到了初三，他的数学考试每次都是100分，物理也是100分，化学还是100分。他成了班里永远的第一名。
考高中的时候他如愿以偿，进入成都最好的中学。此后三年一如既往，一边学画一边完成学校的功课，不论哪里有个数理化的竞赛，他就去参加，无论是获得竞赛名次，还是取得考试的好成绩，他都觉得特别轻松。实际上他在课程上花的时间一点没有增加，他照例去学画。他的国画越画越大，通常幅宽八尺甚至十尺。家里太小，容纳不了他的画，这个中学生就钻进少年宫，把纸铺在地上。有时候他在公众场合表演，一挥而就，有时候则是潜心经营，一幅画从开始构思到最后完成，要花好几个星期。他觉得自己的大脑里面装着无穷的潜力，不论做什么事情，都是如鱼得水。这些经历让我们确信，思维是可以训练的。训练思维就是训练大脑。所以说，学习的目的不是增加知识，而是让大脑以最完美的方式成长起来。
就这样一直画到高三，他拥有很多竞赛的名次，还是学生会主席，考试成绩优异。高中毕业时，中国三所最著名的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都希望能拥有这个学生，根本不需要他参加高考，还让他选择自己最喜欢的专业。只有老师希望他参加考试，因为老师相信他能创造一个全省状元，为学校争光。
他没有听从老师的“劝告”。他不想当“状元”，对“争光”也没兴趣。“那没有什么意思，”他说，“还要花很多时间。”他选择了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然后回家了。当同学们都在“黑色七月”中苦苦挣扎的时候，他把一张宣纸铺在地上，走到窗前，把眼睛投向遥远的地方，开始构思一幅新画。
很多年后他从清华大学毕业，进入微软亚洲研究院。他选择了“人工智能”的方向。他的论文几乎全都具有世界一流的水平。有3篇发表在世界最高水平的会议上，有一篇发表在欧洲最高水平的会议上。根据沈向洋的说法，刘策目前的成就，就连很多教授也没有达到。
但是刘策的脑子里还在不断涌出奇思妙想。当他登上飞往美国的飞机时，脑子里面就装着两个问题。
他发现计算机科学家都在用数字去实现智能，数学领域中所有元素都被集合、被定义了，可是“人的智慧总是要跳出定义，不断扩大，这跟数学完全相反。所以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打破集合论对人工智能的约束。”
第二个想法更加离奇。他想“通过数学手段去描述美学”。数学能够做到优化的问题，比如一个工程怎样才能成本最小，你每天的时间怎样安排才能效率最高，这都是优化。但刘策认为这不是智能的全部。直到今天，还没有人想到用数字去表达美，电脑也不能说出一幅画美不美。美学不仅是优化问题，还有情感问题。你喜欢谁，将来要和谁生活在一起，这是不能最优化的。所以，刘策始终在想，“能不能用数学去描述‘情人眼里出西施’呢？”
有一天他和一个记者谈起这些想法，于是引出如下一番对话：
问：你喜欢数学，又喜欢美学。我还听说很多大数学家同时也是艺术家。你觉得这两个东西真有什么相通之处吗？
第五章 大脑的成长 两个大脑(3)
答：我觉得是这样，艺术与数学或者工程相比，在内容上是很不一样的，而且确实是两种思维方式。但是在人的培养方面，这两个方式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问：你的意思是，这两个过程的相似处，不在技术方面，而在精神状态方面？
答：绘画培养了我一些精神。它激发你去思考很多问题：怎么能画得更好，什么地方是重要的，什么地方是次要的，这是你在课堂学不到的东西。一张大幅画可能要好几个星期才能完成，课堂上的教育，很少有机会让你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从头到尾完成一件事情。这也培养了我做事情就一定要做完，要懂得分配精力，要自己解决所有问题，而且乐在其中。
问：学习数学的时候也是这样吗？
答：读高中的时候，老师要我们做解析几何，解题的过程我感觉很像画一幅画。很多人做习题，做着做着就忘了他本来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满脑子陷在具体的步骤里，就有做一步是一步的感觉，有时候做着做着就解出来了，但是并不是自己自觉地往那个方向走。画画也存在这样的问题，这两者都要有一个长远的目标，还有就是你怎么实现你的目标。中间的过程都存在很多诱惑，你要绕开它。做数学题的时候，你纠缠在里面，就不可能在短时间把它做出来，画画的时候你拘泥于细节，就会忽略了整体。我的绘画老师告诉我，画画不是为了要画得像，而是要明白自己画画的目的，什么是你要画的，什么是不能画的。所以我觉得我是在同时锻炼两种能力，大师的能力和工兵的能力。
问：一般人都觉得艺术和数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它对人的思维要求是完全不同的。
答：这两个东西的最高的指导思想是完全不同的，数学强调你的逻辑性要严密，不能有丝毫错误；艺术上就没有是非对错。所以这两个领域最终追求的东西，是不同的方向。但是从他们的方法论上，确实有很多的共性。
问：现在回头看，你从数学中受益多些，还是从绘画中受益多些？
答：这很难说，但有一点可以看出绘画和数学的区别。绘画就是鼓励你敢想敢画，要创新。我心里想的不是对与错，而是画一些新的东西，并且我要敢去尝试。老师也很鼓励你大胆去画，即使你有违常规。这在学校教育里面是很难受到鼓励的。比如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天想到了一些有趣的数字规律，就去和老师探讨，结果老师认为这些东西没有什么意义，反而考我很多死记硬背的东西。
问：敢想是一种能力还是一种性格？
答：人的很多能力是先天的，但是后天的培养也非常重要，在国内，中小学，数学不是鼓励你敢想，而是鼓励你严密，你只能被动地去做题目，去接受知识，所以很多人成了知识的奴隶，没有成为知识的主人。绘画刚开始也有一个做奴隶的过程，我也会很枯燥的在纸上画线，画圈，你确实要掌握这些技能，但是它鼓励你成为这些技能的主人，这些技能最后只是工具。
第五章 大脑的成长 悟性
习题、试卷、分数、名次，这些东西把学生包围起来，让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和空间去思考。他们得到了高分，却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