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最好的自己：成长比成功更重要>
序 序：成长比成功更重要
●凌志军
“成长”是一个关乎教育、人才乃至整个社会的话题。每个学生都渴望知道自己该如何走向成功，每位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尽快成材，每个老师都期盼自己教出的学生早日取得喜人的成绩。但是，成长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有的人没能坚持到终点，有的人在挫折面前选择了软弱和妥协，也有的人用正确的方法和坚定的信念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成长》这本书谈的正是一批最优秀的中国人成长的过程。从王坚到许峰雄，从张宏江到张亚勤，书中每一个真实的故事，每一段生动的点评，每一句诚恳的话语都可以成为成长之路上的坚实阶梯，可以让学生、家长和老师知道自己该怎样做才能不断成功。
凌志军先生最善于从生活中采撷那些看似质朴、平凡，实则意味深长的小故事，稍加琢磨、润色，再饰以精妙、独到的阐发和论述，一篇篇引人入胜、光彩夺目的“成长日记”便跃然纸上了。在这些故事里，有欢笑也有悲伤，有激情也有怅惘，有的让人拍案叫绝，有的让人热泪盈眶。在这本小书里，我们看到一大批聪明、主动的学生不断超越自己，挑战极限，一个又一个伟大的父母、师长用劳动和心血为子女的成长之路默默付出……《成长》像一部小说，《成长》更像一部奏鸣曲，《成长》是每个渴望成功者最好的心灵驿站。
感谢凌志军先生，这倒不是因为他真实地写出了我的故事，而是因为，是他的这本书帮助我理清了许多有关人才、教育和成功的思索。在我写给广大青年朋友的《做最好的自己》一书中，不但有许多真实的案例和具体的论断是从《成长》中借鉴而来的，连作为全书核心的“成功同心圆”以及全书的书名，也都或多或少地从凌志军先生及其《成长》一书得到了启发。
感谢凌志军先生，他的《成长》一书让我认识的许多人至今一谈起“天才”二字，就会马上想起《成长》中列举的一个又一个普通孩子凭借智慧加勤奋成为旁人眼中的天才的真实案例。“不承认自己是天才的天才们在讲述他们的成长故事。”这些故事可以让家长知道怎样培养孩子，让老师知道怎样完善教学，让学生知道怎样获得自信。
不但学生、家长、老师需要关注《成长》，整个中国社会都应该关注“成长”。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中国是否能成为真正的科技强国，还要取决于我们能否在教育领域赶上西方。美国之所以强盛，主要是因为她拥有最先进的教育体系，并能通过该体系吸引全世界的杰出人才。在那些成功的美国企业中，你可以看到许多优秀的华裔、印裔、英裔、加裔员工，他们都是被美国的教育体系吸引来的。美国的教育体系不仅包括那些知名的高校，也包括深藏在每一位家长和老师头脑里的先进的教育理念，如鼓励孩子追寻爱好和理想，倡导合作、主动、创新等等。中国的教育观念和教育体系需要不断发展、变革，中国的下一代需要在更好的环境下健康成长。
凌志军先生希望借《成长》一书“改变对教育的看法”，这应该是中国教育体系走向成功的第一步。希望有更多的人阅读《成长》，认识《成长》，理解《成长》，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学生在《成长》的帮助和鼓励下，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广阔天地。
李开复
序 前言(1)
2001年7月的一个傍晚，办公室里的电话铃声忽然响起。我拿起听筒，自报家门，接着就听到对面有个天真但却执著的声音：“好不容易找到你！好不容易！”她告诉我她叫杨雪，在内蒙古自治区一个小县城给我打电话，然后便对我讲了她的故事，平凡但却深深地触动了我。
她是一个高中三年级学生，曾经是一个成绩优异、人人喜欢的孩子。三年前，她以全县第一的分数考入现在这所高中，但是接下来发生了一些很不好的事情，让她心绪极坏，成绩一落千丈，于是情绪更坏，如此恶性循环，直到万念俱灰。有一天她走在大街上，漫无目的，还想到死。就在这时，她看到县城的书店，不由自主地走进去。她喜欢书，想看看有没有可看的东西。“我看见了你的《追随智慧》。我站在那里，读了扉页上的四句话，立刻就被吸引了，又读前言，然后忍不住掏出身上所有的钱，把它买下了。”她在电话里面说，“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原来是想拿这钱买安眠药的。”那个晚上她没有睡觉，整夜都沉浸在“微软小子”的那些故事里。“我第一次知道，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生活。”她决定让自己振作起来，复读高三，“不考上清华大学不罢休”。
这故事让我有一种感觉，五味俱全。第一个反应是欣慰，我甚至想到，即使这本书只有她一人读过，我就算没有白写。但我知道，我从来没有想要怂恿所有孩子走上天才之路，甚至对于“不考上清华不罢休”这样的想法，我也不能完全赞同。我劝她不一定非上清华大学，说了很多“只要尽力，结果并不重要”之类的话，还告诉她好大学有很多，可她执意不听。这时候我才明白，一本书居然会对读者产生如此大的影响，连作者本人的阻止都无济于事。
《追随智慧》这本书是在2000年秋天出版的，里面写了微软亚洲研究院里一群中国人的故事。从那时以来，常常有一些年轻的朋友来找我讨论此书。大多数人都说他们从中受到鼓舞，但是自从接到杨雪的电话，我便隐约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了疑问，这疑问又由于我儿子的一席话一下子清晰起来。当时我正在把一大堆关于这本书的评论整理成册，儿子走进来，随手翻了几页，带着几分敬而远之的口吻说起他对“微软小子”的看法：“这些人都是人精，不是人。”
我对他的话有点好奇。老实说，《追随智慧》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他写的。他那时也是高中学生，酷爱电脑，于是我就希望他能像我见到的“微软小子”一样优秀，还想象他也能成为一个了不起的计算机科学家。我告诉他，我要写一本他爱看的书。他也的确爱看这本书，看了好几遍。我知道他对书里的人物已了如指掌，于是怂恿他继续说出自己的想法。
“这些人很‘牛’，但不是所有中国人都特别‘牛’。”他说，“他们不代表普通人。他们的嘴里动不动就是人才，可是这种一定要人家当人才的想法，就是让人太痛苦，而且一家子都跟着苦。有的人想要出类拔萃，有的人只想做个普通人，有个稳定的工作，过一份无忧无虑的生活。可是按现在的标准，这样的人就叫没出息。所以中国的孩子是当人才痛苦，不当人才也痛苦。”
听到这番话的那个瞬间，我有点失望，但我很快发现，儿子的话是对的。中国的教育体系的确很像一条制造工业品的流水线，大家都遵循同样的程序、同样的标准，走进去的孩子形形色色，出来的孩子却都一模一样，否则就不发给你大学文凭。很少有人想到，教育孩子和制造汽车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儿子和杨雪同岁，两个人一个在大都市里，一个在偏僻小城，一个是男孩子，一个是女孩子。他们对于同一本书的反应都很强烈，但却如此不同，指向两个极端，尽管都有把问题夸大的倾向，但在他们的同龄人中却有代表性。于是我开始反省，回过头去重新研究微软的那些年轻人，到现在两年过去，我可以说，我已经有了结论，就在本书中。
让我们更优秀。这是教育的主旨，看上去天经地义。
谁都想要优秀，这是杨雪的梦想。
但是，还有比优秀更重要的，那就是“我自己”，这是我儿子的梦想。
我希望这两个梦想，而不只是一个，都能成为现实。
我们没有能够更优秀，往往不是因为我们天生不够聪明，而是因为我们失去了“我自己”。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使用聪明，总是按照别人的标准使用自己的聪明。
我们即使优秀了还是不快乐，那基本上还是因为，我们总认为“最好”的含义就是战胜别人，而没有想到真正的最好是“成为最好的我自己”。
2003年3月20日，我开始有了这个想法。当时我和凌小宁闲聊，给他讲了杨雪的故事，也把儿子的话告诉他。他沉默片刻，然后说：“我总是对我的两个儿子说，你不需要成为最好的，你只需要成为最好的你自己。”
小宁曾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总工程师，也是我哥哥，比我大一岁，童年时期我们形影不离。家里兄弟姐妹四人之中，他并不比别人更聪明，但他个性最强。对于大家都在追逐的东西，他认为那不一定是好东西，可是他对自己喜欢的东西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执著。10岁那年，他想买一双冰鞋，是一双崭新的速滑跑鞋，妈妈也许是觉得那鞋太贵，只答应给他买一双半旧的花样冰鞋。别的孩子遇到这种情况，要么号啕大哭，要么不再坚持，但是小宁一声不吭，突然跑开，回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个锤子和一把钉子。他走进父母的卧室，还是一声不吭，挥起锤子，把钉子一根接着一根钉进床头的木架，直到妈妈答应他的要求，才停下来。多年以后他长大成人，每天上班下班，却没有手表。那年代手表在“三大件”中名列第二，大城市里人人想要，但是小宁无动于衷，妈妈要给他买块表，他不要，还说“大街上哪里不能看个时间啊？”他每天骑车去一个轧钢厂，工作8小时，把钢条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一天天这么干着，同时顽强地保留着自己的兴趣。就像我们在《追随智慧》里面提到的，他喜欢无线电半导体，把自己的工资全都花在这些东西上。70年代中期有所大学录取了他，是“工农兵学员”，那时候离开生产第一线去大学读书，是年轻人梦寐以求的事情，不料他却不去，因为那个专业他不喜欢，他不肯为了一个大学生的招牌去学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后来北京大学录取了他，他欣喜若狂，忙不迭地打点行装，不是因为什么“名牌大学”，而是因为这次是计算机专业，那正是他的所爱。这些事情都已过去多年，至今历历在目，所以当他说“成为最好的你自己”时，我立刻就明白了其中含义。
序 前言(2)
他的这句话给我印象深刻，促使我用新的眼光去审视微软亚洲研究院里的那些年轻人。在经过一段长时间的研究之后，我可以很肯定地说，他们的故事之所以个个精彩，不是因为他们特别聪明，甚至也不是因为他们特别杰出，而是因为他们都是“最好的我自己”。
我曾和微软公司中的90多人谈了话（大都是中国人，也有些是美国人），有300多个小时的录音以及几百万字的材料。这一次我把研究的焦点集中在30个人身上，他们是微软亚洲研究院170个研究员和工程师中最富有特色的一部分。我有时候用“微软小子”来称呼他们，是希望在读者心中留下一个统一的形象，其实他们中间差别巨大。他们出生在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们被人们当作聪明、成功、快乐和富有的典型例证，而且，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很年轻。这一切都是媒体追逐的题目。但是，我关心的不是他们的成功，而是他们的成长；不是他们的今天，而是他们的昨天。
他们对我讲述了各自的成长之路，包括形形色色的故事和思想。我在这里写下的100多个故事，只是其中一部分。对于我来说，问题的关键不是找出他们之间的区别，而是找出他们的共性，找到是什么东西使他们与众不同。有些东西他们有，但别人也有。比如他们都很聪明、很努力、有相当出色的学习成绩，有高等教育的学历，还有无限关爱他们的父母。但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有这样背景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所以这些东西都不在我的研究范围内。实际上我们接触到的事实证明，在他们的成长之路上，真正有启示意义的东西不是这些。
线索千头万绪，当我把它们一条一条理清楚的时候，不禁大为惊讶。与我们通常认为是天经地义的那些教育准则对照起来，它们竟是完全不同的：
1.他们的成长与优越的家庭背景没有任何正相关的关系，事实正相反，与贫寒之家联系密切。在我的30个研究对象中，有28人出生在平常人家，其中22人出生在小城小镇。另外两个拥有大户人家背景的人，也在他们的童年时代经历过家境不景气的磨练。
2.我没有发现一个能与他们的成功之路联系起来的家庭教育模式，认为家庭教育一定要严格或者一定要宽松的观点，都可以找到成功的案例。但是，这30个人在受教育的年代里，无一例外地希望有一个宽松的环境。其中那些年龄稍大、已经有了子女的人，全都声明自己将不会以严格甚至强迫的方式来教育自己的子女。
3.无论是“严格教育模式”还是“宽松教育模式”，家庭都显示出很强烈的正面影响。30个人的父母中有十多个教师，其比例大大高于社会平均水平。但是总的来说，父母对子女影响力的大小，并不取决于父母的职业和受教育水平，也不取决于教育方法，而是取决于父母与孩子的关系是否融洽。
4.全都有一个充分发展独立意志的过程。越是严厉的父母，也就越早地让孩子离开父母的视线，获得自由的空间。其中三个最典型的采用“严格教育模式”的家庭，都有一个“少小离家”的故事紧随其后。李开复11岁离家，沈向洋11岁离家。张亚勤12岁离家。
5.我没有发现考试分数“第一名”与日后的成就之间存在必然联系。事实上，这30人中的大多数，在学生时期并不是“第一名”。他们更多地处在第三到第十名的位置上。他们中间流行着“不必在意名次”的说法。
6.他们用在背课本和做习题上的时间，大大低于同学中的平均值。其中80%的人在中学和大学时期拥有广泛的兴趣，而不只是满足教学大纲的要求。
7.他们不仅关心哪些事情是必须做好的，而且更关心哪些事情是自己真正想要的，哪些事情是真正适合自己的，哪些事情是绝对不能做的。他们无一例外地在自己想要做和适合自己做的事情上投入了更多的精力。
8.我没有发现他们具有超越常人的智商。事实是，在任何一个学习阶段，情商都显示出比智商更重要。他们毫无疑问属于聪明的孩子，但是像他们一样聪明的孩子有很多，比他们更聪明的孩子也有很多。他们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他们拥有健康的性格、良好的学习态度和学习习惯。
9.他们都经历过一个“开窍时期”。在此之前，他们全都没有承受过多的来自外界的压力；在此之后，他们全都在内心中增加对自己的压力。所谓“开窍时期”，是从混沌到自觉、从不成熟到成熟的飞跃性的转变。他们的“开窍时期”几乎全都发生在大学二年级到三年级，而不像人们通常所期望的发生在初中阶段。父母的这种期望与孩子的生理和心理发育过程无关，而与考试为先导的教育体系有关。所以大多数父母和老师都把压力集中在孩子的初三和高三，这恰恰是孩子尚未“开窍”而心理又处在逆反阶段的时候，等到孩子进入大学能够承受更大的生理和心理压力的时候，我们的教育体系反而放松了对他们的压力。
10.他们全都在关键的时候遇到了优秀的老师。让他们难以忘怀的这些老师中，没有一个是教会他们应付考试的人。就像忘掉了那些没有用处的知识一样，他们也忘掉了教给他们这些知识的老师。这30个人列举出来的老师有50多位，其中有些是外国人，全都拥有大师的头衔和大师的声誉。大部分中国教师中，只有一位是“特级教师”，其余都是寂寂无名之辈。这些老师之所以让他们难以忘怀，奥秘全在课堂之外：教给他们如何做人；教给他们如何学习；告诉他们朝哪个方向走去，而那里真的就有他们想要的东西。
序 前言(3)
我很注意地观察了周围的学生，发现大多数人也能拥有上面10条之中的一条或者几条。但是在我的30个研究对象中，大部分人占了10条，最少的也能拥有其中8条。把各种因素综合起来，可以发现他们身上最重要的特征有三个：
第一，很高的情商。
第二，快乐，享受学习，而不仅仅是完成学习。
第三，优秀，杰出。
这三个概念在英文中都是以“E”开头的（EQ，Enjoy，Excellence），所以我把它们称之为“3E”，进而提出一个新概念：“E学生”。
读到这里，你就应当明白，本书的主旨不是教给你怎样去做像他们一样的人，而是教给你成为一个像他们一样优秀的“你自己”。其中逻辑大致如下：
改变我们的教育观念
·E学生
·像天才一样成长，但你不是天才，只是最好的“你自己”。
当我接近完成这本书的时候，脑子里面不断出现下面这些问题：这是关于微软公司里面那些年轻的中国人的书吗？是一本关于成功的书吗？是教给孩子们怎样成为天才的书吗？是教你如何对抗现存教育体系的书吗？都不是！在研究和写作的整个过程中，我始终只关心一件事：
我们发现了一群人，他们并不拥有一个比我们更聪明的大脑，所经历的教育制度和我们的也没有什么不同。那么，他们凭什么变得和我们不一样了？凭着他们对教育的看法与众不同——仅此一点就让他们与众不同。
所以，本书的结论是：
我们既然无法改变教育，那就改变对教育的看法。
第一章“起跑线” “E学生”(1)
我敢打赌你们都不知道，在微软中国研究院，我们拥有许多位世界一流的多媒体研究方面的专家。
——比尔·盖茨
大厅里灯火通明，气氛热烈。中间位置上，一方长桌横向展开，有二十米长，白布覆盖。桌上摆满各种颜色的饮料、水果、葡萄酒、中式和西式的点心。杯影交错，流光溢彩，映照在宾客身上。
北京香格里拉饭店宴会厅的这个晚上，一看就知道是属于年轻人的。宾客个个服饰多彩，头发乱七八糟。笑语中，一会儿中文，一会儿英文，一会儿一本正经，一会儿插科打诨。如果你想在他们身上寻找相同之处，那就只有一样，他们全都有一张年轻的脸。
此刻，所有人都聚集在大厅东侧，围着两个人。
一人中等身材，线条柔和，目光敏捷，一副标准的华人模样，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语，虽在盛夏时节，仍是衣衫挺括，系一条印花领带，一丝不苟。看上去，他的举止比年龄更老成，言谈比地位更随意，隐隐带着几分憔悴，还有几分志得意满。
另一人个头儿不高，大头，短发，圆脸，一身西装革履，裹着宽肩阔背，不能掩饰从里到外冒出来的那种洒脱无羁。善于观察的人还会注意到他眼镜后面的那双眼睛，既稳定又灵活，似有无限生机和能量，若隐若现，含而不露。
这二人，正是李开复和张亚勤。前者将要离开微软中国研究院的院长之职，即刻回到美国雷德蒙微软公司总部，就任副总裁。后者即将接替前者之位，成为研究院的新院长。现在，研究院的同事们把他们团团围着，只是为了对一个人说“再见”，对一个人说“欢迎”。
大约两年前，也即1998年夏天，李开复第一次来到北京组建研究院的时候，口袋里揣着微软公司的雄心勃勃的计划：6年投资8000万美元，寻找到100个最杰出的研究人员。那时候他的身边只有两个人。他们在北京中关村的希格玛大厦落了脚，然后，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来到这里，包括大学本科学生，硕士和博士毕业生。
“我敢打赌你们都不知道，”比尔·盖茨有一天对微软公司的那些高级主管说，“在微软中国研究院，我们拥有许多位世界一流的多媒体研究方面的专家。”
这位世界公认的“天才”显然认定，他在中国发现了另外一群“天才”。根据研究院的记录，我们可以确定比尔·盖茨是在1999年10月18日确立这个想法的。那一天，李开复率领属下6个研究员，飞越太平洋，来到雷德蒙微软公司总部8号楼，向比尔·盖茨报告微软中国研究院成立一年间所取得的进展。汇报结束的时候，比尔·盖茨喜不自禁，脱口叫道：“太出色了！”
从那时到今天，积聚在北京微软研究院里的这些年轻人，渐渐让全世界感到惊讶。微软中国研究院已经改名为微软亚洲研究院。它拥有170个研究员、副研究员和工程师，还有50个访问学者和大约200个实习学生。这样一来，聚集在希格玛大厦第五层里的年轻人已经有400多人。在过去的5年里，他们获得至少200项国际专利，还在一流的国际会议和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了至少800篇论文，其中第四年的论文数量是前三年的总和，第五年的论文又接近前四年的总和。如今世界上第一流的5个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每一百篇中有五篇是从这个研究院出去的。这一切都表明，这里有一种巨大的、持续扩张的力量。有一个事实可以帮助我们衡量这些论文的价值：能够被国际图形学大会接受的论文，都代表了全世界计算机图形学领域的最高水平。在过去的5年里，我们国家成百上千研究人员总计只有一篇论文入选这个大会，而沈向洋小组的十余人则12篇论文入选。
到了2003年，“微软小子”成为“优秀”的代名词，比尔·盖茨已经习惯于把一些强烈赞扬的词汇用在微软亚洲研究院的这群中国青年身上：“绝妙！”“完美无瑕！”“杰出的人才！”而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来自中国的大学校园。
李开复一向喜欢和学生在一起。他坚信“未来的希望在今日中国的大学院墙里。”在中国工作的两年里，他去了几十所大学，与几万个中国学生见了面。他的最著名的格言之一是：“没有什么事情比和学生见面更重要。”有一次他不肯和他的同事们去会见中国总理*，只是为了和一个还没毕业的大学生谈话。他的这种信念不仅属于他个人，这是微软的文化。事实上，比尔·盖茨的最大野心，并不是维系他的“世界首富”的地位，甚至也不是要让他的公司打败所有竞争者。他的最大野心是把世界上所有最优秀的学生都收归自己帐下。
但是，李开复在中国工作的最后那几个月里，我们在他身上发现了一些新的迹象。此前他着迷于“追寻天才”，张口闭口都是中国的“名牌大学”，而现在他常常想：一个普通的孩子怎么才能成为一个不普通的人？当他站在那些大学生面前的时候，总是怀着一种很复杂的情感，有时候“看到众多双渴求知识、充满希望的眼睛”，犹如缕缕阳光照在心里；有时候“看到中国的学生都被浪费了”，又满腹阴郁，觉得“真是可惜”。有一天他“突然产生了一种冲动，那就是给中国的学生们写一封信，将我与同学们在交流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想法以及我要对中国学生的一些忠告写出来。”2000年6月，也即他离开中国之前的两个月，他把这信发表出去。他对此信寄予巨大期待。“只要100位阅读这封信的同学中有一位从中受益，”他说，“这封信就已经比我所作的任何研究都更有价值。”这表明，他已经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整个教育界。
第一章“起跑线” “E学生”(2)
我们国家的教育体系就像一座大厦，里面容纳了亿万学生，每一个学生在这大厦里都有自己的位置。这个大厦并非我们通常看到的那种形状，它是一个金字塔。
金字塔有五级，学生则有五种类型，分别对应金字塔的五个层次：
A级，厌学型：不快乐、厌烦、心理上的强烈反感和抵触，恨不得把课本摔到老师脸上去。
B级，被动型：消极、被动、麻木，在父母、老师的督促和环境的压力下取得进步。
C级，机械型：全身心投入、刻苦用功、头悬梁锥刺骨、按部就班地朝着一流的方向努力。
D级，进取型：自信、主动、积极，把必须要做的事情做到最好，持续性地保持一流的成绩。
E级，自主型：拥有“D级学生”的特征，此外还有：自主、自由、坚韧、快乐。有个性，有激情，有想象力，享受学习而不是完成学习，不以分数衡量成败，不一定是第一名，但一定有独立的意志，有强烈的兴趣，有一个执著追求的目标。
我们在划分这五级学生的时候，主要地不是考虑学习的成绩，而是考虑学习的态度，同时我们基本上也没有考虑智力的因素。所以这不是分数的金字塔，而是态度的金字塔；不是智力的金字塔，而是非智力的金字塔。是非智力的因素决定了你站在什么位置，而你的位置决定了你能从现在的教育体系中吸收多少真正有用的东西。
这不是分数的金字塔，而是态度的金字塔；
不是智力的金字塔，而是非智力的金字塔。
就像这个图所展示的，“厌学型”和“被动型”的学生处在金字塔的下面两层，人数众多。“机械型学生”处在中间层次上，他们中有很多人是在“被动”和“主动”之间摇摆不定。
“进取型学生”和“自主型学生”分别对应了金字塔的“D级”和“E级”。所以也可以把他们叫做“D学生”和“E学生”。
“E学生”处在金字塔的第五级，也是最高级，其特征主要有三个，也可以叫做“3E”：
EQ——情商
Enjoy——快乐、享受（学习）
Excellence——优秀、杰出、卓越
所以，“E学生”的定义是：拥有强烈自主意识和很高的情商，因而是更快乐、更杰出的学生。
你在从低到高逐级阅读了这个金字塔之后，现在请重新开始。这一次，请从“入口”开始阅读，因为我们的研究起点就在这里。
这“入口”有点奇怪。它不是在底层，而是在第二层和第三层之间。这是教育的起点，所有孩子都是从这里走到大厦里去的。事实上，他们在出生后的最初几年里，就已经站在这个入口处了。当他们开始起步的时候，彼此没有什么区别，无论是李开复、张亚勤，还是现在的你，都一样。
现在，走进“入口”的孩子们继续前行，走到了“成长的转折点”，这里是关键的所在，每个孩子都会在12岁之前的某一个时间段上经过这里，不论你是否注意到，都是确定无疑的。
站在“转折点”的孩子们，发生了不同的情况，很多人转过头来，向第二级走去，他们中间又有很多人继续往下走，走到了第一级，停留在那里。另外一些人转头向上，走到第三级，然后，有些人停下了，有些人继续向上走，进入第四级。然后，又有些人停下来，有些人继续向上走，到达第五级，也就是“E级”。
我们的研究证明，张亚勤是典型的“E学生”，他的前任李开复也是。事实上，我们的研究对象大都属于“E学生”。“E学生”中的大部分都是从“第四级”脱颖而出。
“E学生”不一定个个杰出，但杰出的人一定出自“E学生”。也许你希望自己像天才一样成长，也许你并不想要出人头地，只是希望自己生活得更快乐，那么你都应当先去尝试做一个“E学生”。
现在让我们回到本节开头，2000年8月3日，也即李开复在中国工作的最后一个晚上。他还有两件事要做。
他把一个“接力棒”交给了他的继任者张亚勤。这行动只具有象征意义，但是读过《追随智慧》的人一定能够理解，它还有着实质内容。张亚勤出生在中国太原，兼有东方和西方的教育背景，既年轻又老练，充满睿智，而又不动声色。他在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里读书的时候，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孩子，到今天，他已经是世界电子工程领域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
“我之所以能够放心地走，是因为有亚勤。”李开复说：“他深刻地理解技术和商业的未来。”
张亚勤接过“接力棒”，高高举起。他终于笑了，下巴微微抬起，踌躇满志，说出的话却很简单：“一如既往。越来越好。”
掌声响起，大家都在想着怎样“越来越好”，李开复开始做他离任前的最后一件事情了。他从衣袋里掏出印着自己照片和“微软”字样的钥匙卡，对众人说：“我想把它送给我们这里最年轻的学生做纪念。”
“最年轻的学生”就在当场，只有14岁，名叫郁寅栋，来自上海，是个中学生，也是这个暑假研究院里年龄最小的“访问学者”。其研究方向是，通过辨别一段语音的语调，用电脑判断那说话的人是在哭还是在笑，然后在电脑上用卡通画描绘出说话者的表情。
第一章“起跑线” “E学生”(3)
现在，全场的人都看着这孩子。那一瞬间，郁寅栋惊讶得张大了眼睛，几秒钟后终于明白发生了什么，“哇”的一声扑上前去。在他心里，李开复一直是他的偶像，也是他的未来，所以在场的人都可以想象这场面对这孩子意味着什么。
大厅里，灯光突然明亮起来，14岁的郁寅栋和39岁的李开复拥抱在一起，很长时间都不分离。众人齐声欢呼，把这个孩子当作这个成人的续篇。
有个记者当场在心里盘算起来：这孩子也是一个“E学生”吗？
如果我们有机会研究这些“E学生”的早期故事，就会发现，他们在成长之路的起点上，的确有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
第一章“起跑线” 如果回到5岁以前(1)
人的性格有三分之一在5岁以前就形成了，我觉得那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
——张亚勤
1999年3月的一天，本来是个挺平常的日子，可是它对中国科技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们来说，就像是一个节日。20年前在这里读书的一个学生今天回来了，所有人都希望一睹他的风采。
这一天傍晚时分，人们涌进校园里的演讲大厅，占据了每一个座位，又拥挤在走廊上，然后向前台伸展，一直排列到距离讲台不到一米的地方。大厅外面，还有更多的老师和学生朝这边走来。
他来了，在众目睽睽之下站在讲台前，个头不高，宽肩膀上托着一张圆脸盘，面容略黑，全是憨态，完全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种明星风范，可是学生们还是朝他涌过去，就像潮水一样，把门上的玻璃也挤破了。他还没有来得及说什么，掌声响起。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他所尊敬的老师们现在已经两鬓苍苍，也淹没在年轻人的海洋中，不无感慨地望着他们今生今世最大的“骄傲”。
为他骄傲的并不仅仅是他的母校、他的中国老师和他的校友们，还有比尔·克林顿。克林顿在美国总统的任上曾给他写信，说他“是一个灵感的启示”。还有他在美国求学期间的导师、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院士瑞曼德·比克赫尔茨，后者曾由衷地赞叹：“他真的是全世界的财富。”还有他的同事和同行。这些同事和同行数以十万计，分布在亚洲、美洲和欧洲的几十个国家。他们在谈起他的时候，全都不住地感叹：“咳，咳，那是个了不起的人。”
他在12岁那一年成为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学生；17岁为自己选择了终生的事业；23岁获得了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25岁成为美国桑纳福研究院的部门主管。1996年他30岁，已经拥有几十项专利，发表几百篇论文。到了31岁，他成为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100年历史上最年轻的院士。又两年之后，也即1999年，他成为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副院长和首席科学家，与此同时还获得美国“杰出青年电子工程师奖”。他是获得该奖的唯一华人。他所达到的成就，大多数人穷其一辈子也难能完成，可是他这一年才33岁。
“每过一段时间要看看自己的简历，”张亚勤对那些如饥似渴的学生说，“是不是学了东西？是不是更强了一点？是不是做了更有价值的工作？”
张亚勤的“起跑线”不是在中国科技大学，而是在山西的一个小城。
这是张亚勤今天所能想起来的第一幕：“我在妈妈跟前撒娇的时光结束得特别早，我在两岁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我的童年，几乎都是在晋南一个小城的外婆家里度过的。我上的第一所学校就像农村小学一样。”
听众为之深深着迷，就听他继续说：“我从小就没有什么优越感，现在也一样。”
亚勤出生在山西太原，由太原到运城的转移，在他来说是一段虽然惨烈但却轻描淡写的经历。
“*”开始的第二年，他才两岁，父亲莫名其妙地不见了。亚勤过了几年没有父亲又渴望父亲的日子。有一天，家里忽然一团糟，在一片悲怆的气氛中，他知道父亲死了。那一年他5岁，以这样的年龄，还不能完全洞悉死的含义，但他知道一个梦永远不能实现了，父亲从此再也不会回来。他的未来只能自己一个人去走。
母亲在父亲去世之后重新结婚，也许是不希望将往日的阴影带进这个新的家庭，所以很少对他说到父亲。他很想念父亲，可是连父亲的长相也不记得了。他的记忆中从来就没有过父爱，也不能体会什么叫做“父爱”。“因为从来没有过，”他说。“所以没有对比。”多年以后，他自己也有了一个女儿。看着女儿在新泽西州温暖的阳光下欢呼雀跃的样子，张亚勤终于意识到久久积蕴在心中的那种“父亲情怀”。“我的女儿如果没有我，肯定不行，”他说，“直到那时我才想到，假如当初父亲在的话，我的童年可能会不一样。”
在张亚勤的记忆中，5岁是一个很深的烙印。他曾这样叙述他对5岁的理解：
如果能回到5岁以前，我会觉得那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人的性格有三分之一在5岁以前就形成了，有三分之一是在小学和中学的教育，另外三分之一可能是后面的一些经历，上大学之后对于人的性格就不是很重要了。我看到很多人在完全同样的环境，比如兄弟姐妹，甚至双胞胎，长大以后性格却完全不同。
如果把人的身体比做计算机，那么大脑是芯片，身体是其他的硬件，你的性格好比操作系统。电脑买来，装上操作系统，差不多就定型了。人也是一样，出生以后先是基础教育，然后是高等教育，就好比在操作系统上不断加入新的应用软件。应用软件就是大学的教育，大学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你的操作系统很差，那么应用软件的潜力也发挥不出来。
6岁那年，亚勤离开太原来到山西省最南端的一座小城，跟外婆一起生活。外婆是亚勤的第一个老师。“我的初级教育是外婆给的。”他有一次说。
外婆有些文化，不太多，认识字，会算账，这在那一代中国妇女中已经少有。但是最重要的是，外婆知道好多有意思的故事，还有一个很坚定的信念，“她经常告诉我要独立，不要依赖别人。”像大多数孩子一样，亚勤小时候也爱看连环画。看不懂就要外婆讲，外婆却说：“你要认字，认了字就不用求别人讲了。”
第一章“起跑线” 如果回到5岁以前(2)
外婆很开明，年纪虽大，想法却很年轻，说出来的话也最中听。即使到了现在，亚勤还是觉得那些话很有道理。外婆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只要是知识，什么都可以去学。”有一次外婆还特别地鼓励他：“不要跟着学校的教材走，要跟着自己的需要走。学了加减，觉得不够了，就学乘除，不用管它是几年级的课程。”
亚勤就这样度过了他的童年，其间还有无数次的独自旅行。妈妈和继父住在太原，外婆住在运城，奶奶和姑姑住在西安，伯父住在北京。这孩子从记事的时候起就在这些城市之间跑来跑去。从来都是独往独来。“我印象里小时候就是到处跑。”他在多年以后回忆说，“我从小就很独立。”他还记得7岁那年坐着火车走了一千多里，去西安寻找奶奶家。到达西安的时候天色漆黑，还下着雨，却没有人到车站来接他。他独自一人摸到奶奶家，也不害怕，还觉得本来就应当如此。他也记得那一年他第一次见到北京：“可算是长了见识了。我突然就感到世界是那么大。我住的太原比起北京，真是个很小的地方。”
每次走进一座陌生的城市，总是住在别人家里，虽然都是亲戚，可毕竟不是妈妈。这孩子小小年纪，就能体会寄人篱下的感觉，知道克制自己的欲望，不敢任性，还有意地把自己好的一面表现出来，甚至尽力去理解别人的想法。
“寄人篱下，有一种很难受的感觉，但这对人的性格培养是有好处的。”他这样叙述自己的童年，停了一下，接着说：
“我小时候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更适合自己的位置上。那些在父母无微不至的呵护下长大的孩子，小时候学不到这一课，长大了还是要学的。因为他们不可能一辈子都得到别人无微不至的呵护，也不可能在任何地方都处在众星捧月的位置上。”
所以，如果你希望站在“E学生”的起跑线上，应当确立的第一个观念是：你不需要无微不至的呵护，独自去寻找奶奶家。
第一章“起跑线” 自由的天地(1)
那是决定我一生命运的一件事情。
——李开复
李开复一直把他的养育了七个孩子的妈妈视为人间圣母。妈妈总是面带微笑，耐心地倾听儿子的诉说，仔细揣摩什么才是儿子真正需要的东西，而且她还知道儿子内心深处潜藏的愿望，知道那愿望在未来的某一天里终将爆发出来，一点一点地引导儿子朝着那个方向走去。她对儿子有一种执拗的期待和信任，相信儿子不同凡响。可是作为一个淘气的小男孩儿，开复总要惹妈妈生气。每逢这时候，她就显露出一个平凡母亲的特点：焦躁，愤怒，甚至专横。
“我有一个很*的，但是非常好的母亲。”开复总是这样说。听上去有些矛盾，其实母亲正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既温和又严厉，既传统又开放，既独断又宽厚。11年前，她曾拒绝所有人的劝告，一意孤行，冒着生命危险生下这个儿子。现在，儿子尽管还未成年，她却毅然剪断了母亲对儿子的束缚，让他跨越浩瀚的太平洋，到美国读书。她知道儿子不仅需要生命，还需要自由成长的空间。那是1972年，李开复11岁。
这一年的中国有一个让全世界感到惊讶的春天。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与红色中国的领袖毛泽东和周恩来比肩而坐，谈笑风生。这场面要是出现在今天，人们是不会放在心里的，但在那时候却非同小可。此前中美两个国家互不了解，不共戴天，此后都开始尝试了解对方，结果发现原来大家可以和平共处，甚至可以做朋友。这个巨大的转变就是从1972年开始的，现在回头看，它改变了中国的大历史，也改变了很多普通中国孩子的命运。
后来被人们叫做“天才”的那些“微软小子”，那时候还什么都不是呢。1972年，张亚勤6岁，就像我们在前边提到的，他还在山西南边的一个小城里跑进跑出，缠着外婆给他讲故事。沈向洋也是6岁，住在苏浙两省交界的一个小村庄，白天坐在一个破牛棚里听老师讲课，傍晚在田里采野果。童欣刚刚两岁，吴枫也是两岁，高剑峰和张黔还在襁褓中，而刘策要到6年以后才出生。张宏江的年龄稍大，也只有12岁。他离开在武汉的家，跟着爸爸妈妈来到河南叶县的“五七干校”，一下子看到那么多不认识的叔叔和阿姨，既好奇又惊慌。凌小宁在这群人中是年龄最大的了，那一年20岁，是北京第三轧钢厂的一个还没满师的徒工，其工作是把钢条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每天8小时，每周6天，每月工资18元。
在“微软小子”的经历中，1972年如果有值得一提的事情，那就是李开复远渡重洋到了美国。他从此摆脱那些枯燥的课本和无休无止的考试，还有那个让他讨厌的小学老师。
当然他也离开了温馨的家。等到长大成人、功成名就、成为两个孩子的父亲时，他才认识到，生命和自由，正是母亲给予他的最好的礼物。
开复出生的那一年，父亲55岁，母亲44岁。对这样年龄的女人来说，分娩的过程与其说是一次生理上的煎熬，不如说是精神上的炼狱。很多人都说她的年龄不再适合生这个孩子，母亲只是轻轻地重复着三个字：“我要生”。分娩的那个夜晚，医院的专家说，“这孩子要么是天才，要么是白痴。”看到这女人眼睁睁地望着他，专家又说：“科学上低能的概率大一些。”但是母亲还是那三个字：“我要生”。
母亲的坚强拯救了这个男孩儿。他后来说“母亲有一个坚强的性格”，那是在他诞生到世上的第一天里就有的感受。
要说学校的教育制度和家庭对孩子的期望，海峡两岸真是如出一辙。就像中国的大多数家庭一样，在这个家庭里，母亲对孩子有着更强烈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小儿子的出生让这个中年女人的生命放射出奇异的光彩。她坚信他是全家最聪明的孩子，所以对他的宠爱最甚，期望最高，管教最严。
母亲的视线里永远都有这个儿子，而且是把一种非常标准的中国式教育施加在儿子身上。她要求儿子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到最好的程度。“如果你把衡量一个孩子是否优秀的指标都列出来，比如数学、英文、中文，害羞不害羞、口才好不好等等，列出30项来，我对自己的女儿，可能会对其中三项五项要求很高，而我的母亲对我，就要把30项全选上，”开复多年以后回忆说，“就是无论什么都要最好，不会有任何一项可以通融。”
母亲要求开复每天回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温习功课，而且必须循序渐进，一丝不苟，这同我们后面将要叙述的亚勤在各年级之间跳来跳去、乱七八糟的情形，恰成鲜明对照。每逢开复背书，母亲便亲自督察，在儿子的朗朗读声中辨别正误。她命令开复把书本全都背诵下来，而且要一字不错，倘有一字错误，挥手就把书摔到别的房间，令他捡回重新来过。这又和亚勤母亲的教子风格，截然不同。
开复本来聪明，又如此努力，所以成绩很不错。这让妈妈满意，但是儿子不喜欢这种学习方式。他讨厌背书，讨厌考试，讨厌做作业。最讨厌的是课堂上的那些纪律。他天性调皮，上课总爱动来动去，还爱讲话，爱和老师作对，所以总是挨打。那老师姓徐，惩罚学生的方式之一，是用竹条打手背。
“我并没有母亲想象得那么用功。我对自己的要求也不是做到最好，比如考试考到足够好就可以了。听说现在很多大学生，60分就过关了，这也许是大学生的“足够好”，我小时候的“足够好”，就是让我母亲满意。有时候也会耍点小聪明，比如功课没有做完就告诉母亲做完了，然后躲在房间里面看电视，第二天早上五点钟起床，三笔两笔，把功课做完。”
第一章“起跑线” 自由的天地(2)
母亲对儿子的淘气行为不大在意，但是她在意儿子的学习成绩。儿子得到一个好分数，她会认为这是应当的，但如果儿子的分数落到三名之后，她就不会有好脸色。如果更差，比如十名之后，就要挨打。母亲打儿子的时候通常都用一根竹尺，坚硬而且具有弹性。儿子在长大成人之后还记得小时候挨打的情形，“那是真打，而不仅仅是恐吓，所以下手很重，有一次还把尺子打断过。”
但是再聪明的孩子也不可能次次争先。有一次成绩单发下来，分数不好，开复心里一阵害怕，怕母亲打他，就把分数改了。他改得很有技巧，等母亲签字之后，又改回去，所以母亲和老师都没发现。这对他是个巨大的鼓励，连续几天都很得意。然后，他第二次修改自己的分数，不料这一次弄巧成拙，留下痕迹。他觉得这次不可能蒙混过关，索性学着母亲的样子挥一下手，就把卷子扔到水沟里去。
每个人在少年时期会用自己的方式作一些恶作剧，开复也不例外。此人日后功成名就，一派绅士风度，做事一丝不苟，既聪明又严谨。让你无论如何想象不到，他在童年时代也会有一系列的恶作剧。不过，自从那次失败的修改成绩之后，他就不再做这样的事情了。因为他发现这个家庭更在意孩子的品格。“我如果做了一些有损人品的事，无论母亲还是父亲，都绝对不会容忍。”
1972年春天，开复过完11岁生日之后不久，大哥从美国回来，看到这孩子在如此严厉的管教之下读书，整天被试卷和成绩单包围着，没有时间出去玩，也没有朋友，承受着升学的压力，千辛万苦拿回一个好分数，也不知道学的东西有没有用处，忍不住说：
“这样下去，考上大学也没用。不如跟我到美国去吧。”
那时候中国人出国留学还很少，开复在自己幼小的头脑里面，想象不出美国是个什么样子。但是大哥了解那个国家，他在开复一岁的时候漂洋过海到美国去求学，如今10年过去，对美国的教育情有独钟，对台湾的教育也更加失望，现在眼看这孩子成长起来，就决心要把他带到那个更广大的世界中去。
母亲从没去过美国，她受的是中国传统的教育，但却出奇地保留了一份开明的天性。就像她能集严厉和慈爱两种完全不同的本性于一体似的，她在很多方面都是矛盾的统一体。一边日夜督促儿子读书，一边又心疼儿子连玩的时间都没有；一边为了儿子成绩优异感到欣慰，一边却又对这种考试到底会把儿子引到何处抱着强烈的怀疑。现在，这位循规蹈矩、一丝不苟的母亲，居然决定给儿子一片自由的天地。
那一天，母亲把手放在儿子的头上，对他说：“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很多了不起的人都出在那里。你就到那里去吧。”
开复敬畏地看着母亲。她是个*的、严厉的女人，信奉传统的中国式教育。过去11年来她把这个孩子牢牢地拴在身边，要求儿子按照她的意志接受教育。但是现在，她居然让他自由，让他离开自己的视线。
对母亲来说，儿子离家的日子是天下最大的一件事，永远不会忘记，但是一个11岁的孩子还不能理解其中深意。他只记得是坐飞机去美国，不像他的大哥要坐一个多月的轮船。飞机腾空而起，转眼飞上蓝天，这孩子第一次翱翔在蓝天白云间，垂首看到下面那条月牙似的海岸线渐渐模糊。
母亲意识到这孩子对她的生命来说是那么重要，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要把儿子留在台湾，但她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她了解自己的儿子，明白大洋那边有他的未来，明白他的儿子是属于全世界的。
最优秀的人都应该属于全世界，这本来就是这个女人的信念。
多年以后，如同妈妈期待的那样，儿子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人。闲下来的时候回首往事，他就“特别感谢母亲虽然这么严厉，却在最关键的时候给了我自由。”
“现在回头看，那肯定是决定我一生命运的一件事情。我如果小时候不去美国读书的话，现在也不会很失败，但是一定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功。我在台湾的一些朋友，论聪明程度应该和我差不多，但是我觉得他们的情商比我低很多，沟通能力、写作能力、眼界、英文水平，都要差很多。我想那是因为我在国外读书的缘故。”
所以，如果你希望站在“E学生”的起跑线上，那就确立第二个观念：你不仅仅属于你的父母，你属于整个世界。
第一章“起跑线” 回忆(1)
我的父亲是小镇上的穷教师，我的母亲是农民，我自己也是农民，我读的第一所学校是“牛棚小学”。
——沈向洋
他的生活背景显示，这个人要得到后来取得的那些成就，简直不可能。“我的父亲是一个小镇上的穷教师，我的母亲是农民，我自己也是农民，我读的第一所学校是‘牛棚小学’。”他用这样几句话开始了对童年的回忆，接着哈哈大笑。
1972年，就在开复飞上蓝天直奔地球另外一边的时候，在太平洋西边这块大陆上，沈向洋在一个低矮破烂、摇摇欲坠的“牛棚教室”里度过了他的一天。
那是一座真正的牛棚，一半养着牛，另一半用来做教室，空气中弥漫着青草的芳香和牛粪的臭气，课桌是用碎砖头堆起来的，没有椅子，所以向洋每天来上学的时候，都是一个肩膀挎着书包，一个肩膀背着板凳。
很多年以后，他和李开复一样，也去了大洋彼岸，也走进那所世界闻名的学校——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的计算机系。他在那里毕业，获得了和李开复一样的学位。他在计算机科学领域里的成就和名望，也亦步亦趋地追赶着李开复。当人们叫他们“李博士”或者“沈博士”的时候，很难觉察到，这两人的经历其实有着巨大差别。开复的父亲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向洋的老爹是乡下的穷教师。很显然，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家庭：一个在台北，一个在苏南；一个是名门之后，一个是农家子弟。李开复的一口普通话中带着一种明显的台湾腔，语调和缓，温文尔雅。从沈向洋的口音听来，有着明显的吴侬语调，还有一种苏浙交界地带乡下人特有的喉音，抑扬顿挫，虽然他已离开家乡20多年，那种口音还是很明显。他的容貌也有江南人的特色，高颧，阔嘴，小眼，括鼻。不管他的出身和开复有多少不同，但是有一点却偶然地和开复巧合了，他也是11岁那一年离开父母的。
1972年开复离开父母的时候，向洋6岁，已经在那个“牛棚教室”里上了两年学。
同一个“教室”里有十几个孩子，从一年级到四年级。让好几个年级的学生坐在一起上课，在那些边远贫穷、缺少老师的地方是常见的情形，即使到今天还非常普遍。那时候向洋和他的十几个同学都住在同一个村庄里，他是年龄最小的，个儿头也最小。
这是他的外婆家。他从小在外婆家长大，这有点像他后来的同事张亚勤。不同的是，这里是真正的乡下，外婆起早贪黑去种地，而这个外孙却是出奇的淘气。等他长到四岁的时候，外婆觉得自己再也管不了他，就把他带到牛棚里去，交给老师。
“老师啊，”外婆说，“这孩子读书不读书，不要紧。您就费心帮我看着他，就行啦。”
老师从长江北边来，也是个农民，说一口苏北土话，但村子里的大人都说他的普通话说得最标准，叫他“老师”，把这所小学一二年级的语文和数学课程都让他来讲，还从自己少得可怜的收入中凑出钱来给他发工资。
那时候向洋还没有听过真正的普通话是什么样，所以也认定老师的口音最好听。他并不讨厌这个“牛棚教室”，但是他无法忍受长时间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他总是随便拣个地方，放下他的板凳，坐下来东张西望。一会儿转过头去看看身边的牛，一会儿抬眼看看天上的太阳。学校只上半天课，他知道太阳到头顶的时候就能放学，就能跑进周围那片广阔的田野，那里有蜻蜓，有蚂蚱，有螃蟹，有小鱼，有一片蛙鸣，有这孩子童年时代的全部快乐。人的一生不论走到什么地方，有些情节是不会忘记的。向洋内心深处永恒的记忆，就是从一岁直到六岁，他每天都生活在无休止的快乐和放纵中。
直到有一天，妈妈来接他，带他离开了田野，也离开了外婆。妈妈总是觉得，田野和外婆对这孩子过于放纵。
向洋回到父母身边。一家人住在小镇上。中国的任何地方都把城里人和乡下人分得清清楚楚，惟有“小镇”是个例外，它是一个像乡村又像城市的地方，农民和市民混居在一起。向洋一家正是其中一个缩影。父亲是中学的数学老师，拥有城里人的户口，母亲在工厂里面做车工，却是个农民。这种一个家庭、不同身份的情形，在向洋未来的命运之途上，是一种无形但却意义重大的烘托。
在向洋眼里，父母的性格截然不同。父亲是一家七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一家人本来住在上海，这小儿子在南京完成大学学业，选择了一个最贫穷的县去做老师，从此再也没有离开教师行业。他是镇上出名的好人，谨慎、勤恳、本分，课堂上口若悬河，课堂外却很少说话，无论做人做事，从来没有发生过一点差错。他对自己的孩子非常宽厚，从来没有骂过孩子，更不肯打孩子。在那个小镇上，没有打过孩子的父亲几乎找不到第二个了。
但是母亲的严厉足以覆盖父亲的宽容。
母亲是这个家庭中绝对的权威。她在未婚之前就是家里的大姐，养成一副大姐风范，意志坚强，习惯于统筹周围的一切，而且绝对不甘居人后。在这个农家女人心里，至少有一点与李开复的母亲如出一辙。她认为，儿子无论什么事情都应当是第一。有一次，儿子在全县的数学竞赛中得了第二名，这是经过“停课闹革命”的*年代之后，当地第一次正规考试，所以非比寻常。老师同学都来向他祝贺，好多人还跑到家里来道喜，可母亲一点也不高兴，她让向洋坐在她对面，然后把眼睛直盯着儿子的眼睛。
第一章“起跑线” 回忆(2)
“你给我解释一下，你怎么好意思只考第二名？”妈妈的语气既平和又严厉：“别人的孩子回到家里要打柴挑水，我让你做过什么事情吗？我什么事情都不让你做，就是让你做功课，可是你居然还考第二名。”
这是沈家后来岁月中无数令人捧腹大笑的故事中的一个。但是在那个时候，妈妈每一次诸如此类的训话都是非常认真的。妈妈对儿子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他还小，没有自己的意志，所以母亲的话一向都是对的。他意识到自己身上生出一种“不能输的好胜心”，从骨子里面往外冒出来，日愈强烈，直到今天都是他的秉性之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特色。“有一部分肯定是我母亲那里遗传过来，”他说，“还有一部分是后天不断的训练。”
一个孩子在内心里对自己的看法，通常就是由他周围那些人的看法造成的。向洋生活的那个圈子里，所有人都说这孩子聪明，好像他是个“天生第一”。从6岁回到母亲身边，9岁小学毕业，他“永远想着要成为最好，真是到了都要输不起的地步。”
不过，他毕竟还是个孩子，贪玩，好动，而且散漫，内心里还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力量，隐隐约约要冒出来。后来他才知道，那叫“逆反”，如果不是离开母亲独自到县城去读书，这力量也许会越来越强大，直到冲破束缚，冲到表面来。
11岁那年，向洋初中毕业，要到县城里去读高中。那天早晨离家的时候，这个小男孩的心里全是“没有人管我了”的快意。直到母子分手在即，母亲泪流满面，他又第一次体会到对母亲的依恋，他忽然看到，母亲在坚强的外壳之下，也有温情和软弱，对儿子的无限的期望背后，还有无尽的疼爱。这情形就如同开复11岁时母子分手的情形一样。
这故事让我们发现“E学生”拥有的第三个观念：无论你出生在寒舍还是豪门，起点都是一样的。
第一章“起跑线” 你上哪个年级都可以(1)
那时候没人整天逼我成什么“才”，可是看我在学校里面跳来跳去，老师也不阻止，只是对我说：“只要考试能通过，你上哪个年级都可以。”
——张亚勤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情形令人啼笑皆非：它一点儿也不像是读书，倒像是一场游戏。游戏持续了两年，这小男孩儿读完小学六年的课程。
1972年，亚勤也到了上学的年龄，回到在太原的妈妈身边。妈妈是个中学教师，上班的那所学校与一所小学连在一起，于是亚勤就到妈妈的学校里去读书。
那时候，学校不像今天这么正规，老师对学生也不像现在这么严厉。这孩子上课时所拥有的自由，也是今天的学生难以想象的。他想听就听，不想听就不听，喜欢的课就拼命跟着听，要是觉得哪门课没意思，就换一门，要是不喜欢哪个老师，也就不再去听他的课。有时候上课，听着听着觉得没意思了，就出去玩，老师也不管他。没有人批评他，也没有人把他妈妈叫到办公室里来训话。现在学校里面层出不穷的老师打骂体罚学生的事情，那时候闻所未闻。老师只要一天不挨学生的骂，就要谢天谢地了。
妈妈除了讲课，还在学校里编写一些讲义，眼看儿子不喜欢老师在课堂上讲的东西，也不强迫他去听，就在家里给他讲课。亚勤后来一直怀念母亲给他讲课的那些时光：“妈妈什么都会教，数学物理政治历史，她讲什么我就听什么，真的很有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