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丽叶：“我也不希望他是榜样，如果他是最好的，那么就会有另外一个学生被用来做比较，这样不利于那个学生的自信。比如，你在学习画画，一个老师拿来‘蒙娜丽莎’，然后对你说，你看人家画得多好，你画得不好。这有利于学生学习吗？”
这种想法在美国的教育中是很自然的，但是那些到美国去留学的中国学生，都会对美国学校的“不排队”感到意外。李开复在70年代初期到美国读书的时候，就发现“美国的学生没有排队的概念，他们不关心自己的分数，也不知道自己的名次。”大约十年以后，张益肇在美国读高中，也有一番感受，和李开复完全一样：
第三章 我到底要什么？ 排队的文化(2)
我们这些华人的家庭，都希望孩子读好书。可是美国的学校里几乎不存在“排名”的概念，美国父母也没有“名次”的感觉。这种信息根本就不存在。美国学校一般会把学生的成绩做成一个曲线图，比如100分的有几个人、90分以上的有几个、80分以上的有几个。你看到这个曲线，就会知道自己大概的位置在哪里。每个人的分数只给个人，别人是不知道的，学校把成绩单给家长，不过家长也不知道你的位置。父母只是看到A，B，C这样的成绩。如果你都是A，那肯定是不错的，但如果你都是B，也不一定不好，因为你不知道这是在什么位置。
我从来不知道自己是第几名。美国学校强调的是你个性的发展，你的独特的地方，而不是你的名次。当然也不是不分优劣。美国的孩子高中毕业的时候，前20%的学生可能会颁发个类似缎带的东西，表明你是比较优秀的学生，作为纪念。后80%的学生也不会给你排列出来，无论前面的还是后面的，都是不公布的，自己的位置是属于私人的东西。有些人满意，有些人不满意，都是自己的事，由他自己来决定要更加努力还是保持现状，别人都无所谓。
又过了20年，李开复的女儿也到了上学的年龄，入学之后有一次考试，考完之后分成三个班，起的名字叫“黄班”、“蓝班”、“绿班”，不分先后，至于哪个班好哪个班差，无论孩子还是孩子的父母，都不在乎。李开复每次去见女儿的老师，总是要问：“她是第几名啊？”老师就是不肯说。他没有办法，只好打道回府，去问女儿，可是女儿也不知道。
女儿在一所私立小学读书。学校设在山上，被郁郁葱葱的红杉环抱着，规模很小，只有大约100个学生和9个老师。副校长名叫*特，是个身材高大的中年女人。“我们每学期都有一次考试，每个星期还有测验，但我们不公布成绩，也不分名次。”她坚决地说，“美国人不喜欢把孩子分成好的坏的。这会伤害孩子，影响孩子的成长。好还是不好，都是个人的事情，与别人无关。这是美国的文化。”
李开复的童年在台湾度过，那里的教育和中国大陆如出一辙。他还记得，那时候他特别清楚每一门课考了几次，平均几分，期末考试又是多少分，排第几名。他说：
说实话，这种“排队”的心态，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完全脱离，总是想让女儿也有个好名次。有一天她的成绩单来了，三门100分，三门95分，对她来说，这是很好的成绩，可能是她考得最好的一次，也许是班里第一名。我跟她开玩笑，说：“你的成绩怎么越来越退步啦？”她说：“是吗？可能是没有很努力吧。”她考了3门100分啊！可是她的脑子里完全没有这个概念。虽然她也想有个好成绩，她也知道我们在乎，想让我们高兴。她也知道考试成绩好了有奖励，可她还是不知道“3门100分”算个什么。
第三章 我到底要什么？ 我凭什么进入麻省理工(1)
中国的高考制度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一次定终身；一个是只看考试不看别的。这是最简单的办法，但是很害人。美国的顶尖大学强调你的个性，而不是你的名次。
——张益肇
1985年暑假，张益肇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一年级学生。
这一年益肇17岁，一副东方人的身架，个头儿本来不高，又很瘦，看上去比他的年龄还要小。他已经成为老师和同学心中的“天才少年”，可是妈妈总觉得他发育不良，当他离家去麻省的那一天，不免担心他是否能照顾好自己。
其实这不是益肇第一次离家。读高中的时候，他曾去哈佛大学的数学学校读书，有好几个月在那里独自生活。那时候他只有16岁，觉得离家的日子特别长，还非常想家。但是在哈佛的日子给这个孩子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他感受到一种欲望，这欲望是那么强烈，压倒了他对母亲对家庭的依恋。
“我将来上的大学，”他对自己说，“不是哈佛，就是麻省。”
说老实话，在美国，“收到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至少要比在中国容易得多。一个孩子在高中毕业之后如果想上大学，总是可以如愿，不用担心考试成绩不够好。他不会因为分数不够名落孙山，也不用担心没有钱交学费，因为可以申请贷款。但是如果想去读最好的学校，就非常难。比如哈佛大学在每4个申请者中录取一个，麻省录取的学生中有一半是在高中最好的学生。好的学校不仅要求学生有非常优秀的素质，还要付很多学费。
名牌大学的门难进，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一样，美国的不同之处在于，父母没有那种“一定要让孩子上名牌大学”的概念，孩子们也没有这样的压力。根据益肇的观察，他的同学中间，起码有50%的人没有这种愿望，他们认定“只要有个大学念就可以了”。
尽管如此，益肇心里的那种渴望还是越来越强烈。“高中的后两年，我的脑子里面总有这个念头。”他后来说，“当然这同国内的学生不一样。这是自己给自己的压力，不是谁强加给我的。”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人总是向着自己内心渴望的那个方向走去。就从这时候开始，益肇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他的内心充满渴望，变得勤奋而且激昂。不仅要让自己的成绩进入学校最好的5%之中，还开始自修大学课程，数学、科学、物理、化学……总共学了7门。这孩子的确非常努力，废寝忘食，生活的节奏比一个最忙碌的成年人还要快。在旁人看来，这真是苦不堪言。可是他有自己的想法：“如果一个孩子感觉不到学习的快乐，那不是因为他过于努力过于艰辛，而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努力争取的东西，并不是他想要的东西。”那些日子，他的感觉正相反，没有一点痛苦，而且还很快乐，因为他要做的事情不是“不得不做的”，不是“应当做的”，甚至不是“义务”或者“责任”，也不是父母的“愿望”。他在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
但是对于一所真正的好大学来说，“优秀”的标准决不仅仅意味着学习成绩好。益肇知道，像哈佛、麻省这样的学校，不会录取那些除了优异的学习成绩就没有可取之处的学生。他们不会把学习成绩作为唯一标准，还要看很多分数以外的东西，所以那些真正优秀的孩子，都把课外的东西当成必修课。益肇竭尽全力去参加那些课程之外的活动。那会占用很多时间，他把这一切都当作他的梦想之旅上的伙伴，与它们携手同行，没有怨言，竭尽全力。
现在到了1985年，益肇高中毕业了。他向麻省理工大学递交了申请，自信万事俱备，梦想就要实现。
很多年以后，益肇已经获得麻省理工大学的博士学位，成为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研究员。有一天，和熟人谈起当年的求学经历，在回答“你凭什么进入麻省”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
中国的高考制度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一次定终身；一个是只看考试不看别的。这是最简单的办法，但是很害人。中国的孩子也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统统被赶到“上大学”这一条路上来，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一个是把清华北大看成“绝对的第一”。标准是一律的。这也很害人。
美国并没有绝对第一的学校，也没有绝对第一的学生。学生选择学校是多样化的，学校选择学生也是多样化的。在美国的顶尖大学强调的是你的个性、你的独特的地方，而不是你的成绩、你的名次。美国绝对不会认为像中国那样，弄出个“某某省高考状元”，然后在媒体上说他们怎么走上“成功之路”。
所以，中国教育和美国教育区别不在于有没有选择，而是在于选择的方法的标准不同。你在中国要想上清华，就靠分数，分数是可以计算的。你在美国要进哈佛麻省，就没有固定的可以计算的东西。既靠你的整体能力，也靠你的独特性，当然也有靠运气的。比如你的数学不如另外一个孩子，但你不是一个书呆子，你对课外活动也很投入，学校可能就选择了你。说来说去，美国的教育和美国的社会一样，就是多元化。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当年这17岁的孩子手上都有些什么，让麻省理工大学无法拒绝他的申请：
第一，有一个很好的学习成绩。这包括平时成绩和最终成绩，校内成绩和全国统一考试成绩。“我相信我的成绩是前5%，但是我无法看到具体的数据，所以到底是第几名我就不敢说了。”当面试老师询问他的成绩时，他这样回答。
第三章 我到底要什么？ 我凭什么进入麻省理工(2)
第二，是很多课外组织的成员。他是学校数学比赛代表队的队员，是中国同学会的会长，还是中学里一个荣誉团体的成员，只有那些品学兼优的学生才有机会参加这个团体。
第三，有很多校园之外的工作经验。他在每周三下午到一所医院去做两个小时的“义务工作”，为不同科室提供服务，包括开发计算机应用程序、整理文章和做其他杂事。
第四，有一些很独特的能力。比如在学校辩论会上的口才和机敏，还有下棋。
第五，很强的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麻省为检验考生提出试题，性质有点类似中国的高考，但方式完全不同。它是由一系列论文组成的，题目五花八门。益肇在申请的过程中大约写了十几篇论文，有的题目只是自我介绍，还有的题目就特别随心所欲。比如：你一生当中都犯过什么错误？你学到了什么东西？你的长处在哪里？你的缺点在哪里？你为什么要来我们学校？还有一个题目是，“你跟某某共进晚餐”。所有文章都拿回家去写，整个过程持续好几个月。你可以听由己意，任意做答。答案没有标准的对与错，全看学生的见识和表达自己的能力。
第六，老师的推荐书。
第七，在整个申请入学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渴望。
大多数美国的学校都相信，一个孩子内心的渴望——而不是别人的渴望，将成为他永远的向导。
第三章 我到底要什么？ 我不在乎总是“第二名”，但我在乎学什么专业…
一个人的内心里拥有了渴望，就会产生出一种奇异的力量。
——马维英
马维英上了大学以后，突然发现很不喜欢自己学的化学工程专业。他希望能给自己换一个专业，于是去找老师，说他喜欢电机系。老师说，按照校方的规定，学生换专业是可以的，但机会很少，条件苛刻。
他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老师：“什么条件？”
“一年内考试成绩连续保持全班第一。”
这是在1986年，维英16岁，台北清华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和台湾海峡这边的清华大学不一样，那所清华大学并不是最好的学校，在台湾排在台湾大学之后，是“第二”。
“我不在乎这个‘第二’”，当初他在报考这所学校时这样说，“但我在乎我学的是什么专业。”
他的第一志愿正是电机系。
像开复和益肇一样，维英出生在台北，只是年龄稍小，等到进入上学的年龄，已是80年代。
台湾海峡两边都是中国人，虽然互不往来，还有成见，其实相似的地方很多，教育的制度和教育的观念，就是其中一个方面。大多数家庭都把孩子的读书看成最重要的事，从开复读小学的60年代直到维英读小学的80年代，始终没有变。维英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句古训，还知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爸爸和妈妈总是对他说：“反正不管怎么样，你读好书就对了，只要读好书，将来什么都会有。”
人们用学习成绩来衡量一个孩子的好坏，预测他的未来。一个孩子的学习成绩好，左邻右舍都来夸奖，父母为之自豪；一个孩子的学习成绩不好，那就得不到周围的认同，自己也渐渐散漫起来，甚至成了不良少年。那时候台湾有个流行语，叫做“放牛班”，就是特指这些孩子的，意思是说：“你以后就不用读书，放牛去好了。”
有些人家无钱无势，又不甘为人下，想要翻身，那就只有督促孩子读书。整个社会的观念都是这样。教育制度也在鼓励这种观念。就像大陆一样，台湾的教育也是一个“过坎”的制度。孩子进入高中时被淘汰一批，进入大学时又被淘汰一批。所以“明星高中”就出现了，而且很吃香。因为那里老师好，教学的质量也好，能够让学生有更多机会考入大学。
维英的中学是台北最好的中学，叫“建国中学”，可是经过这两次过滤，还是有60%的人被淘汰掉，只能去读职业高中，学些技术，然后去做“蓝领”。台湾的孩子是看不起“蓝领”的，父母也不认为那是有出息的孩子做的事，这又和大陆如出一辙。
正是这种流行于全社会的价值观念，给维英的少年时代留下烙印：不上大学就没有出路，而且一定要上好大学。这一点和所有的台湾孩子都一样。维英的与众不同之处是：“不仅要好好读书，而且一定要读最喜欢的书。我觉得学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是一种痛苦。”
他从小就是那种会读书的孩子，成绩不错。他的最大问题是，永远都是班上的第二名，小学毕业的时候，他是第二名；中学毕业的时候，又是第二名。他无数次地期望自己能拿到第一名，总也不能如愿。他把这叫做“功败垂成”，常常觉得失望，可是却又很容易地为自己找个台阶下。
“从心理的感觉上，第一和第二当然是有区别的。”他说，“可是如果我总是第一名，那么就很容易自视过高，以后遇到一个暂时的失败，就会无法承受。‘第二’也有好处，就是总能提醒自己不够好，遇到一些挫折，我都可以接受，无论成败，都可以看开些，都有退路。”
父亲一直希望儿子去学医。台湾的老一代人大都崇拜医生，父亲也是其中一个。他总是对儿子说：“良相医国，良医医人。”他的看法是，一个男人要么做良相，那是救国，要么做良医，那是救人。对于这个没有什么权力背景的家庭来说，当医生是最好的选择：既能安身立命，又能救死扶伤。
可是儿子不喜欢做医生，他喜欢电机。他对父亲说，在所有的理工科里面，电机系一直是最棒的，最优秀的孩子都在那里面。那时候计算机科学刚刚兴起，第一台个人电脑诞生还没有几年，他对这个领域还一无所知，可是他的选择却成了他进入计算机科学领域的第一步。
在父与子的相持中，母亲的态度起了关键作用。她是一个处世随意的女人，不太在意什么事业不事业，也从不强迫儿子做他不喜欢的事情。她只希望儿子快乐。
到了报考大学的时候，维英又遇到了第一还是第二的问题。台湾最好的电机系在台湾大学，而清华大学的电机系只能排第二。他反复掂量自己的实力，宁可去读清华大学那个“第二”。
他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把握的事情，不料大*考（类似大陆的高考）那天心情紧张，居然考砸了。考完以后填报志愿，他还是执拗地在“第一志愿”那一栏里填上自己的渴望。可惜台湾大学的录取是按照分数排队，而不是按照兴趣排队。老师从最高的人开始选，依次往下排，第一志愿挑完了就挑第二志愿。如果你的分数很低，所有大学名额都没有了，那么你就落榜了。维英的分数差了不少，无法让他满足愿望，一下子就被分到化学工程系。
第三章 我到底要什么？ 我不在乎总是“第二名”，但我在乎学什么专业…
现在，他是台湾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的一年级学生了。让他开心的是，他已经和老师达成默契。他决心满足老师提出的转系条件，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对这个孩子来说，这件事情有着特殊的含义：他要打破12年读书只有“第二”的纪录。
说来真是奇怪，一个人的内心里拥有了渴望，就会产生出一种奇异的力量。几乎就从这一天开始，维英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他全力以赴，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第一名，然后“转系”。
第一个学期结束的时候，他打破了自己的纪录，成为全班第一名。第二个学期结束了，还是第一名。
过去从来没有做到的事情，现在做到了。很多人遇到这类情形，都会以为，这是因为事情更容易做了，其实这是因为你的潜力被更多地激发出来了。激发潜力的最重要的力量，不是来自别人的强迫，而是来自你内心的渴望。
大学二年级开始的时候，维英成了电机系的一个学生。
第三章 我到底要什么？ 过坎的制度
他们的问题不是不够优秀。他们的问题是，从小到大按部就班地走过来，从来没有想一想，什么东西是自己真正想要的？
——张宏江
张宏江在郑州大学毕业之后，又去丹麦留学，在那里领教了西方社会的文明。他后来说，他可以肯定“西方的教育能让孩子更快乐，并且逐渐发现自己的潜力”，而且还惊讶地发现，他可以用非所学，所以他才“决定改行”。这想法一定有他的“郑州经验”和“丹麦经验”做基础。事实上，这位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副院长、计算机视频检索领域的开拓者，如今所做的工作的确与他在学校里学的东西相去甚远。
2003年春季一个气爽心怡的中午，他坐在上海西郊宾馆一个安静的角落，回顾自己从70年代到90年代的求学经历——叶县中学、郑州大学、丹麦科技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不禁连声慨叹：
最近这些年我总是到一些大学去演讲，很多学生问我：“微软亚洲研究院的淘汰率是不是很高？”
我说：“是的，大约有30%的人最后是要离开的。”
他们于是问：“被淘汰的人是不是表现不好？”这是他们经常要问的问题。于是我就回答：“其实，有些人离开研究院不是坏事。他们的问题不是不够优秀，他们的问题是，从小到大按部就班地走过来，从来没有想一想，什么东西是自己真正想要的？什么东西是真正适合自己的？”
他们都瞪大了眼睛，好像不明白，于是我就慢慢解释：
我们的教育制度是一种“过坎的制度”。一个孩子从小到大，他的目的不是发现自己的潜力，甚至也不是学到一些东西，当然更不是享受生活。他的目的只是考上一个好大学，只要翻过一个一个坎就行了。一切都是顺理成章，不用怀疑。我自己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我后来的那些人也是这样走过来的。比如一个人如果在小学是第一名的话，很自然地就要考上本地最好的初中。如果初中又是第一名，那么就会去考最好的高中。然后高中还是第一名，那么必定去考一流的大学。如果他在大学又很优秀，于是就去读硕士，读博士。就这么一路走过来，到什么时候就干什么，从来没有想过“我为什么要去读大学，为什么要去读博士”。最后他可能会发现，他一直在努力争取的东西根本不是他想要的，或者不是适合他的，他的兴趣原来不在这里，但是他过去从来没有想过。所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过不去的人觉得自己是“失败者”，过去了的人也不一定就万事大吉。他也许根本就不该过那个独木桥，不该读博士。他如果把读博士的4年时间拿去学习别的东西，可能要好得多。
第三章 我到底要什么？ “中国黑客”(1)
有的人把人家的网站都弄垮，叫黑客。有的人技术很好，也叫黑客。黑客的意思太多了。如果你认为“黑客”也是好人，那我就是“黑客”。
——蝶雨
“我们发现了一个黑客，在中国。”
2003年1月的一个早上，张亚勤来到办公室，打开电子邮箱，这一行字立即弹出来。
邮件来自微软公司总部的安全小组。这小组的职责之一是监视因特网浏览器在全球的运行情况，专门寻找“臭虫”，然后弥补，同时还要监视网络上面神出鬼没的“黑客”行踪。
对于微软公司来说，网上“黑客”的性质是不同的。有些“黑客”的确对微软抱着敌意，专门寻找微软软件产品中的“臭虫”，利用软件本身存在的漏洞，去攻击那些软件使用者。这种攻击带有极大的破坏性，还让微软公司难堪。另外一些“黑客”则纯粹属于“技术狂”，对技术的热爱导致他们去寻找大公司产品的毛病。他们决不出手攻击网站，因为他们知道那是违法的，还会给别人带来损失。但是他们通常把自己的发现在网络上公布，还详细说明，怎样才能通过他们的“发现”，抓住软件上的“臭虫”大做文章。
根据微软总部安全小组的判断，新出现的中国黑客属于后一种情况。他不是恶意的攻击者，但他技术高超，眼光独到。他的矛头直指“微软因特网浏览器”，还把他发现的至少4个“臭虫”公布在网上。
“他的发现真是让人难以置信。他比我们迄今为止见过的最棒的黑客还要棒。”安全小组在电子邮件中这样说，“他知道这些‘臭虫’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能猜出程序员在写程序的时候大概犯了什么错误，还告诉别人怎么攻击。每当他公布一个‘臭虫’，就会有一大堆恶意攻击者尾随而来，攻击所有那些使用微软产品的人。”
微软的安全人员防不胜防，因为这个“中国黑客”差不多每个月都能在“浏览器”上抓到一个“臭虫”，而且他也不像别的黑客那样隐名埋姓。他把自己的来路全部公布在网络上。
严格说来，他的行为并不违法，因为他并没有利用微软的“臭虫”去攻击他人，也没有给他人造成损害。但这样的“黑客”让微软感到头疼，微软安全小组的工程师们非常希望找到他，于是向张亚勤寻求帮助。
“可以肯定他是一个中国的学生，”他们告诉张亚勤，“在湘潭大学读书，名叫刘蝶雨。”
中国，湖南，湘潭大学。
蝶雨坐在他的拥挤不堪的房间里，盯着电脑屏幕，目不转睛，已经好几个小时一动不动。那上面是微软公司最得意的产品之一“因特网浏览器”。他知道他想找的东西就在那里面，他已经清晰地感觉到它的存在，可它为什么还不出来呢？
“这个系统的安全措施是不准使用字符‘a’，”他自言自语地重复：“不准使用‘a’。”
一个念头在他脑子电闪雷鸣般地滑过去：“微软的检查人员一定会检测‘a’，那么我就使用‘A’好了。”
他一边想，一边用手指敲击键盘。就在那一瞬间，“因特网浏览器”出了麻烦。
他裂开一嘴大板牙，嘿嘿笑了：“我破坏了它的规则？是不是？”
他找到了想要找的东西，原来那就是一个大写字母“A”。这已经是他在“因特网浏览器”上找到的第五个“臭虫”了。像往常一样，他把它公布在因特网上，留下了自己的姓名和地址。
他站起身来，不禁有些得意：微软公司那样的庞然大物，好几千人做出一个“浏览器”，你不能不说它是全世界最棒的软件，有多少人把它恨得咬牙切齿，又奈何它不得，可是我有办法找到它的毛病。
他身边有不少恨微软的人，看了他做的事情，不免大快人心。开心完了，又在猜测微软那边的动向。“真奇怪，”有个同学对他说，“微软还没有对你采取行动啊？”
“采取行动？”他将信将疑。一种不安全感也越来越浓地聚集胸中，又想到“这座城市里面经常发生刑事案件”，不禁紧张起来。
“我经常做梦，”他对朋友说，“梦见微软来了，像一个魔鬼，来抓我。我缩在墙角……然后就惊醒了。”
朋友大笑道：“听说补上一个‘臭虫’要花10万美元，他们会不会要你赔？”
正说着笑着，电话铃声响了。他拿起来，就听那边有个声音说：“我是微软的。”
蝶雨当即目瞪口呆。
电话这边真是微软的，叫林斌，是微软亚洲研究院新技术开发部的经理。他接到张亚勤转发的邮件，按图索骥，很容易地找到了蝶雨。
可是对面的人不说话，只有喘息声。
“我们找你，没有什么特别的。”林斌感觉到对方的紧张，希望缓解气氛。
对方“啊”了一声，还是不说话。
林斌似乎想起了什么，赶忙自我介绍。说自己在北京，在微软亚洲研究院负责一个工程师小组。
“啊。啊。”
“我只是微软的一个技术人员。”
“啊，啊。”
“我们的院长是张亚勤。他是世界一流的计算机科学家。”
“啊。啊。”
“我曾经参加了视窗2000的制作。”
“那很酷。”对方终于说话了。
第三章 我到底要什么？ “中国黑客”(2)
“我们对你的工作非常感兴趣。”
“啊。”蝶雨又不说话了。
“我们很想请你到北京来看看。也许你愿意和我们合作。”
“啊……”
“你寒假如果没有事的话就来吧。坐飞机做火车都行。我们负责你的旅行费。”
“我很愿意。”蝶雨说，“也许吧。”
蝶雨放下电话，心里还在咚咚跳。他的第一个念头是：“这年头骗子太多啦。他们是微软的吗？”接着又一个念头：“就算他们是真的，到底为什么找我呢？该不是要把我关起来吧？”
蝶雨这样想着，第一次感觉到“黑客帝国”的惊险离奇。
实际上他不喜欢别人叫他“黑客”。“我没见过黑客。”有一次他这样说，“有的人把人家的网站都弄垮，叫黑客。有的人技术很好，也叫黑客。黑客的意思太多了。如果你认为黑客也是好人，那我就是黑客。”
说老实话，他完全是在一种不经意的心理状态下走上这条路的，只是带着几分好奇，几分兴趣，还有几分想要证明自己能力的欲望。
他还清晰地记得，事情是从2002年6月30日开始的。那一天，他偶然看到一篇文章，是一个外国人写的，告诉你怎样发现一个程序中的错误，还举了不少例子来说明。很多在蝶雨看来非常困难的事情，顿时变得简单了，就像文章作者说的，“并不需要你有多么高深的知识和多高明的技巧，你只要从特殊的角度去看它。”
“我也一定能做到。”蝶雨这样想。
那个晚上他没有睡觉。想了一夜，绞尽脑汁。第二天就到微软的“因特网浏览器”上去检验自己的想法，一举成功。他找到了第一个“臭虫”，那是在2002年7月1日。
对于蝶雨来说，这一天有着特殊意义。这倒不是因为他从此开始了与微软的纠缠，而是他重新认识了自己：“最主要的问题是，你是不是真的想得到它。你如果真的想得到，就会拼命去做，就能用你的知识去实现你的想法，就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我发现只要简单的一步，就突破了某些限制。这里面没有什么复杂。所有的知识都是一样的，他们都知道。”他说的“他们”，是指微软公司那些既聪明又有经验的程序工程师。他们在美国微软总部连连感叹这个中国学生的神奇，因为他总是在一些很奇怪的地方动手。可是蝶雨说：“‘a’和‘A’的区别，谁不知道呢？他们只是没有想到这里的区别。”
“我知道那些编程的人只是在完成别人交给的任务，然后让另外的人去测试。他们最想要什么？想要通过测试。”蝶雨把手狠狠地挥了一下，接着说：“但是一个‘臭虫’显现出来，一定有很多弱点，他补了一个，还有很多，他可能就不管了，所以你很容易抓住他的弱点，然后扩大化。那弱点通常就在他的‘补丁’旁边。”
他的思路屡试不爽，他在微软的“浏览器”上到处找，不停地找到“臭虫”，但是微软也在找他。现在，微软终于找到他了。
林斌放下电话，就去找研究院人力资源部的经理王谨，请她安排蝶雨在寒假期间到微软亚洲研究院来实习。
于是微软的电话再次进入湘潭大学。
可是这一回蝶雨连电话也不接。他去找父亲。父亲听罢事情经过，大起疑心。他用一种过来人的口吻告诉儿子，一定要核实清楚他们是不是微软的。
蝶雨核实情况的方法简单而又实用，他把电话打到北京114查号台，询问微软中国公司的电话号码，循号打来，接电话的人正是王谨。
“你们是不是微软的？”他在那边满怀疑虑地问。
“是啊。我给你打过电话，你为什么不接？”
蝶雨还是不信：“我不接，因为我不相信你。”
“我把我的电话给你，把我们公司的网页给你。我把你到北京来的飞机票寄给你，这是不是可以呢？”
“这些都可以是假的。我只认电子邮件。”
王谨觉得自己似乎不能说服蝶雨，只好转回头来找林斌：“这个孩子怎么这么有意思啊？他问你是不是微软的？”
林斌的电话再次来到湘潭：“你相信电子邮件，那很好，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有‘微软’字样，这不会有假吧？”
春节过后，蝶雨终于来到希格玛大厦。
林斌致电微软总部，说他们要找到的“黑客”现在就在他身边。
“太棒了。”对方兴奋地说，“我们在一起开个会吧。”
蝶雨闻声大惊：“我要见敌人了！”
“你怎么会想到这个？”林斌很奇怪。
“我是在找他们的麻烦啊。他们不是敌人吗？我是在和敌人的头子说话啊。”
林斌说：“我们不是敌人，我们只是想把软件做得更好。”
“你们想要我做什么？”
林斌对他说：“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如果想继续在‘浏览器’上找‘臭虫’。我们总部的产品组可以和你合作。你找到漏洞，他们马上弥补，打包，然后再给你。你能得到最新的程序，还没有公布的。”
两个人正在说着，蝶雨的手机响了。那是他父亲从湘潭打来的。
“没问题，我很安全。”蝶雨对着听筒说，又抬起头看着林斌：“我觉得你们微软和外面说的不大一样。”
第三章 我到底要什么？ “中国黑客”(3)
蝶雨开始工作了。连续7天，他在“因特网浏览器”上找到7个“臭虫”，一天一个，而且都是很难找到的。他自己很兴奋，微软总部的人更兴奋，惊叹“这个人怎么这么厉害。”
“他的工作简直太好了。”林斌说。
第八天，林斌给了蝶雨一本书。是专门讲怎样编写安全代码的。作者是微软公司产品部门的一个经理，在书中列举了程序员常犯的错误，极为精致周到，所以这本书成为微软程序员的必读书。
林斌说：“读读这本书，你能更好地发现程序员的弱点在哪里。”
蝶雨大喜，拿回去看了第一章，脑子里面马上有了新主意。他试图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直接深入到书作者领导的那个小组中去。
林斌听了他的想法，觉得不会有结果：“书是他自己写的，他不会在他领导的小组里犯错误。”
但是蝶雨更相信自己的直觉。
接下来的事情，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蝶雨在“浏览器”的地址栏里发起了他的“战役”。就规模来说，这的确是一次“战役”，而非小打小闹。当他使用一种方式来表达一个字母的时候，“浏览器”没有任何问题。他继续扩张到第二种方式，仍然没有问题。这都是意料中的，他并不在意，一口气做下去，不断扩张出新的表达方式，字符串也迅速延伸，一直延伸到第81次，系统的毛病显示出来，他笑了，再接再厉，扩张出至少两百种变化，字符串形成前所未有的长度。结果发现，从第81种变化开始，一直到第100种，系统都会出现问题，最后他莫名其妙地进入一个银行的网页。
“真是太绝了。”林斌说，“别人的测试，只变化十几次、二十次，已经不得了。实际上他的变化是从0到200多次。就是在中间一个短暂的阶段，他发现了问题。问题报告总部，那边的人佩服得一塌糊涂。”
“这种测试，我们根本想象不到。”微软总部的安全小组回电说。
平心来论，在中国的教育制度下出现了蝶雨这样的人，是一个偶然。他是湘潭大学计算机专业的二年级学生，才20岁，是父母唯一的孩子。
从外表上看，此人没有一点神奇精灵的味道，实际上他更像是一个脾气古怪，有些神经质的人，眼睛大而有神，目光时而发散，时而集中，门牙突出，长头发，脸盘轮廓分明，喉结格外明显。
父亲是做电脑的，软件硬件都做。他从小学五年级就喜欢玩电脑。他读的中学不是重点中学。“我数学稍微好一些，但是语文很差，高考的时候语文根本不及格。”他这样回忆自己的学习经历。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他的成绩好起来，是班里第一或者第二，但是他一点也兴奋不起来。
我从小学到大学，都和别的同学不一样。别人都是习以为常，可是我总是觉得很累。这是为什么啊？看到别人都学英语，我就受不了，因为我觉得那种学英语的办法根本没有用，就很痛苦，不想学。我的同学们也觉得这种学法没有用，但是他们很乐意去学，可是我就受不了。其他事情也是这样，同学们毕业就想考研究生，那不是又一次高考吗？你说难受不难受？要不就是去找工作，可是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又那么难。所以每天都是惶惶不可终日。有一个同学，明年就要毕业了，我从他身上想到了我，就很恐怖。
他是那种对任何事情都抱怀疑态度的人，甚至不免偏激。从很多方面来说，他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那种“E学生”。这可以从他和一个记者的对话中看出来：
“我不怎么相信老师，也不相信父母。”
“为什么？”
“他们总是说谎。”
“说谎？”
“是的，高考就是这样的。我最宝贵的时间都浪费在这件事情上面了，他们总是告诉我，高考有多么重要。他们可能是说谎说惯了。整天就是考试、考试。我听了他们的话，考了，可现在那些东西全都忘记了，有什么用处？”
“你的意思是，你后悔参加高考？”
“我认为那段时间过得很不值。”
“要是再给你一次选择，你会怎么做？”
“我不会去考这个东西。因为你浪费的始终都是你自己的力量，是不是？”
“你会干什么去呢？”
“也许我会去学英语，去学电脑。然后去跑步。我想把高考那段时间变成我自己的力量留在我的身上，而不是变成一张纸。”
“力量和大学录取通知书真的那么对立吗？”
“是不大一样。”
“有很多人不上大学，也很成功。但是就概率来说，可能受教育水平比较低的人，成功的概率也要低一些。比如，100个不上大学的人中，可能有一个人成功了，但100个上了大学的人，可能有10个人比较成功。”
“你这样说，也有道理。可我还是觉得，高考那段时间过得很不值。”
第三章 我到底要什么？ 新发现
1.“E学生”和其他学生的区别不在于有没有自己的兴趣和要不要最好的分数，而是在于，前者把兴趣看得更重要，后者把分数看得更重要。一旦你把这个顺序倒过来，就有可能成为“E学生”。
2.抛弃了“排队文化”和“状元崇拜”。事实上，优秀的学生有两类，有些人能够成为“E学生”，并且像天才一样成长，有些人则不能。后者永远不会为了一个目标而牺牲“第一名”的位置，永远不会将热情和雄心投入到更富有吸引力和更有长远价值的事情上去。对这些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超过别人，是第一名，是名牌大学。这中间最让人感到意外的是，驱动人们争取第一的欲望，与“E学生”的品质背道而驰。当你把这一现象与父母老师的期望、报纸上颂扬的“状元经验”联系起来的时候，就会知道，为什么我们的30个研究对象大都不是“第一名”。
3.每一个人都是在真正抓住自己想要的东西之后，才能充分展示自己的潜力。这个环节至关重要。所以，通向“E学生”的第一推动力，不是天赋聪慧，不是重点学校，不是“名师家教”，不是父母的眼睛紧盯不放，不是任何“来自外界的压力”，有一样东西比这一切都重要，那就是“发自内心的渴望和热爱”。
4.抛弃了“不能偏科”的旧观念。“一技之长”比“平分秋色”更容易促使一个学生成为“E学生”，尤其是在大学阶段。
5.孩子的“开窍”与教育环境有着更大的关联度，而不像我们通常以为的仅仅与孩子的年龄相关。在90%的案例中，孩子的“开窍期”发生在大学二年级到大学三年级，而不论他在这时候是14岁（比如张亚勤和沈向洋）还是20岁（其他所有按正常年龄上学的人）。
6.真正知道“我到底要什么”的学生，通常比那些学习成绩特别好的学生还要快乐。
第四章 爸爸和妈妈 离家时刻(1)
我很奇怪，现在的孩子十*岁了去上大学，妈妈还要陪着。
——张亚勤
1978年盛夏，中国中部一个城市中心的火车站。
那一天，车站上人很多，又脏又乱。周围都是大人，亚勤夹在他们中间，显得特别矮小，还很瘦，一副发育不良的样子。这也不能怪他，他才12岁。
可是从这时起，他就要离开家，离开妈妈。他已经是大学生了，对他来说，大学校园是一个未知的世界，他以前只知道那是个青年呆的地方，可是他还没有走出童年时代呢。
周围人挤人，有人撞了他一下。他手里提着的包掉在地下。那一瞬间，这孩子有点慌，拉紧妈妈的手，觉得抓到了一个依靠。说来也怪，在妈妈身边的时候，他从来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现在，就要离开妈妈了，他才第一次从那只手上感觉到安全。可是他知道，妈妈不会陪伴他。妈妈在他走出家门的时候就已经说了：“你的未来旅程要独自一人去走。”
他仰起头来，看看妈妈。妈妈注视着他，眼光里面有一种异样的光彩，与其说那是怜爱，不如说那是鼓励。
“去吧，你能行。”妈妈说。
这话在亚勤听来是那么熟悉。过去的这些年里，每逢关键时刻，妈妈就在他的耳边说：“去吧，你能行。”一次又一次跳级上学的时候、独自出门旅行的时候、参加数学竞赛的时候、得了肝炎去住院的时候、在中国科大的报名表上写下自己姓名的时候，妈妈都是这样说的。那时候妈妈眼睛里面的光彩，就像现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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