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起来，俄罗斯人用了整整2个世纪的漫长时间，才将自己从蒙古人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这是一个多么沉重，多么不堪忍受的枷锁啊！它将斯拉夫农民变成了可悲的奴隶。要想活命，俄罗斯人只能乖乖匍匐在他们肮脏的蒙古主人脚下。这些黄种人端坐在俄罗斯南部草原的帐篷中，朝他们的奴隶吐着唾沫，享受着真正主人的地位。这把枷锁使俄罗斯人民的荣誉感与尊严感荡然无存。它使得饥饿、痛苦、虐待和肉体的责罚成为俄罗斯人的家常便饭。直至每一位俄罗斯人，不管农民还是贵族，变得像一条条精疲力尽的丧家之犬，因常常被抽打责罚，吓破了胆子，未经主人许可甚至连摇尾乞怜也不敢了。
逃跑是不可能的。鞑靼可汗的骑兵迅疾而无情。无尽延伸的大草原不会给任何人逃到邻近安全地区躲藏的机会。你还没跑出多远，就能听到身后越来越近的蒙古追兵的马蹄声。所以只能默默承受黄种主人决定加诸给他们的任何折磨，否则只有死路一条。当然，欧洲应该出面帮助可怜的斯拉夫人。不过当时的欧洲正忙于自身的家务事，教皇和皇帝吵着开战啦，镇压形形色色的异端分子啦，哪儿能想到正陷于水深火热中的斯拉夫人。他们将斯拉夫人留给命运，迫使他们自己寻求拯救之道。
俄罗斯最终的“救星”来自早年北欧人建立的诸多小国之一。它坐落在大平原的心脏地带，其首都莫斯科建筑在莫斯科河畔一座陡峭的山岩上面。这个小公国靠着时而在必要时讨好鞑靼人，时而在安全限度内对其稍加反抗，于14世纪中期确立起自己民族领袖的地位。必须记住一点，鞑靼人完全缺乏建设性的政治才能，仅仅是从事毁坏的“天才”。他们不断征服新土地，主要目的是为了源源不断地得到岁贡。因为必须采用征税的方式，鞑靼人不得不允许旧政治组织的某些残余继续发挥作用。这样，俄罗斯的许多小城蒙大汗之恩存续下来，以便作为征税人，为充实鞑靼可汗的国库而掠夺邻近地区。
沙皇
莫斯科公国以牺牲邻居们的利益为代价，自己发展壮大。最后，它终于积累了足够的实力，可以公开反叛他的鞑靼主子。它确实做得相当成功。莫斯科公国作为俄罗斯独立事业的领袖声望，很快便在仍盼望光明未来的斯拉夫部落中传播开来。他们将莫斯科视为本民族的圣城和中心。公元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攻陷。10年之后，在伊凡三世的治理之下，莫斯科向西方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即斯拉夫民族对拜占廷帝国及君士坦丁堡的罗马帝国传统享有世俗与精神上的双重继承权。一代人之后，在伊凡雷帝统治时期，莫斯科公国的大公已经强大到敢于僭越恺撒的名号，自称沙皇，并要求西方各国的承认。
1598年，随费奥特尔一世去世，北欧人鲁里克的后裔们所执掌的老莫斯科王朝宣告终结。在接下来的7年里，一半鞑靼血统、一半斯拉夫血统的鲍里斯·哥特诺夫成为了新沙皇。他执政的时代决定了俄罗斯人民的未来命运。俄罗斯虽地域辽阔、土地富饶，但整个国家却异常贫穷。这里既无贸易也无工厂。它为数不多的城市若按欧洲标准衡量，实际不过是一些肮脏的村镇。这一个由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及大量目不识丁的文盲农民所构成的国家。其政府受到斯拉夫、斯堪的纳维亚、拜占廷及鞑靼影响，是一个奇怪的政治混合体。除国家利益，它对其余的一切都漠然视之。为保卫这个国家，政府需要一支军队。为征集税收来供养军队，为士兵发饷，它又需要国家公务员。为向大大小小的公务员支付薪水，它又需要土地。不过在东部和西部的辽阔荒原上，土地是最不愁供应的廉价商品。可若无适当的人力来经营土地、饲养牲畜，土地便毫无价值。因此，旧日的游牧部落被接连剥夺掉一项又一项的权利，最终在17世纪初叶，正式沦为了土地的附庸。俄罗斯农民从此不再是自由民，而被迫变成了农奴。一直到1861年，他们的命运已悲惨得无以复加，以至纷纷死去时，这个国家地统治者才开始重新考虑他们的命运。
在17世纪，这个新兴国家的国上处在不断扩张之中，向东迅速延伸到西伯利亚。随着实力日长，俄罗斯终于成为其它欧洲国家不得不加以正视的一支力量。1613年，鲍里斯·哥特诺夫去世。俄罗斯贵族从他们自己人当中推选出了新沙皇。此人是费奥特尔的儿子，即罗曼诺夫家族的米歇尔，一直住在克里姆林宫外的一所小房子里。
1672年，米歇尔的曾孙，另一位费奥特尔的儿子彼得出世。当这个孩子长到10岁时，他同父异母的姐姐索菲亚继承王位。于是，小彼得被送到帝国首都郊区的外国人聚居地去生活。耳闻目睹身边来来去去的苏格兰酒吧主、荷兰商人、瑞士药剂师、意大利理发匠、法国舞蹈教师和德国小学教员，使这位年轻的王子产生了一种难以磨灭的早年印象。他模糊地感觉到，在遥远而神秘的欧洲，有着一个与俄罗斯截然不同的世界。
当彼得17岁时，他突然起事，将姐姐索菲亚赶下王位，自己当了俄罗斯的新统治者。仅仅做一个半野蛮、半东方化民族的沙皇，并不能使彼得觉得满足。他决心要成为一个文明国家的伟大君主。不过，要想把一个拜占廷与鞑靼混合的俄罗斯变成一个强大的欧洲帝国，这绝非一夜之工。它需要一双强有力的手腕和一副睿智清醒的头脑。彼得正好两者兼备。1698年，将现代欧洲移植到古老俄罗斯体内的高难度手术正式开始施行了。最终，病人存活了下来。但过去5年发生的事情（指沙皇俄国的崩溃）向我们表明，它其实一直未能从手术的震惊中真正恢复转来。
第四十七章 俄国与瑞典之争
为了争夺东北欧的霸主地位，俄国与瑞典发生了多次战争
公元1698年，沙皇彼得启程前往欧洲，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西欧之行。他取道柏林，前往当时工商业最发达的荷兰和英格兰。当他还是个小孩子时，彼得在父亲的乡间池塘里用自制的小船划水，曾差点被淹死。对水与生俱来的热情在余生的历程里一直伴随着彼得。在现实中，这种热情通过他执着地为俄罗斯这个内陆国家开辟一条通向广阔海洋的道路而充分表现了出来。
当这位严厉而不受欢迎的青年统治者在海外考察期间，一群聚集在莫斯科的旧习俗拥护者们密谋瓦解他的改革。皇室卫队斯特莱尔茨骑兵团突然发动叛乱，迫使彼得全速赶回国内。他自任最高行政官，将斯特莱尔茨处以绞刑后碎尸万段，并将全团成员统统处死。叛乱的首犯，彼得的姐姐索菲亚被关进了一座修道院。这样一来，彼得凭着毫不留情的铁腕手段大大稳固了自己的统治。1716年，当彼得第二次前往西欧时，相同的事件再度发生了。这次，带头作乱的是彼得半疯癫的儿子阿利克西斯。彼得被迫又一次匆匆从国外赶回。阿利克西斯被活活打死在囚禁他的牢房里，其余拜占廷传统的旧友们则艰辛跋涉几千英里，被流放到他们的最后目的地一一西伯利亚的一座铅矿，在此终老余生。从此，在没有发生过对他不满的暴动。一直到他死去为止，他得以放手推进其改革。
我们很难按编年顺序列出一张沙皇推行改革的清单。他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并且不依照任何章法。他火速地颁布各种法令，仅仅是记录下来都很困难。彼得仿佛觉得，在此之前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全盘错误的。所以，必须在尽可能快的时间里把整个俄国彻底纠正过来。他的工作确实卓有成效。到死去时，彼得成功地为俄罗斯留下了一支20万人的训练有素的陆军和一支拥有50只战舰的海军。旧的政府体制在一夜间被清除得干干净净。国家杜马，即老的贵族议会被解散，取而代之的是沙皇身边的一个由国家官员组成的咨询委员会，也被称为参议院。
俄罗斯被划分为八大行政区域，即行省。全国各地都在大兴土木，修筑道路，建造城镇。工厂被纷纷设立在最能取悦于陛下的地方，根本不考虑是否接近原材料的产地。多条运河在开挖之中，东部山脉的矿藏也得到了开发。在这片充斥文盲和愚昧的土地上，中小学普遍建立起来，高等教育机构、大学、医院及职业培训学校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为新俄罗斯培养急需的专业技术人才。荷兰造船工程师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和工匠被吸引到俄罗斯定居。印刷厂纷纷设立，不过所有出版的书籍必须由严厉的皇家官员事先审查。一部新法典面世了，对社会各阶级必须担负的责任做出了详尽的规定。民法与刑法体系也被建立起来，并印刷成多册的丛书出版。老式俄罗斯服装被明令取缔，帝国警察手持剪刀，守候在每一个乡村路口，一夜间将长发披肩、胡子满脸的俄罗斯山民变成面容干净、修饰一新的文明西欧人。
在宗教事务上，沙皇绝不容忍旁人分享权力。在欧洲出现过的教皇与皇帝对立的情形，根本不可能发生于彼得大帝的俄罗斯。1721年，彼得自任俄罗斯教会的首脑。莫斯科大主教一职被废除，宗教会议作为处理国教一切事务的最高权力机构出现在俄罗斯人的宗教生活中。
不过，旧俄罗斯的传统势力在莫斯科还拥有顽固的立足点，必须绕过这一障碍，改革才能取得完全的成效。沙皇决定将政府迁到一个新首都。建设新都的地址被选在波罗地海沿岸不宜人居的沼泽地带。1703年，彼得开始改造这片土地，40万农民花费数年时间艰苦施工，为这座凭空而起的帝国城市打好了地基。瑞典人对俄国发动攻击，企图摧毁这座雏形中的城市。恶劣的生活条件，再加上疾病蔓延，使成千上万参与筑城的农民死去，但工程仍顽强继续着。历经一个个寒暑，一座完全出于人工和个人意志的城市终于在波罗地海边上矗立起来。1712年，它正式被宣布为“帝国首都”。又过了十几年，它已拥有7．5万居民。每年2次，泛滥的涅瓦河水将该城淹没在一片泥浆之中，但彼得无可动摇的坚强意志战胜了大自然。堤坝和运河被修建起来，洪水不再为害城市。当彼得于1725年告别人世时，圣彼得堡已经成为北欧最大、最辉煌的城市。
一个危险对手的突然间崛起当然会使它的邻居们感到极大的不安和压力。从彼得这方面来说，他也长期注视着他的波罗地海对手瑞典王国的一举一动。1654年，30年战争的英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尔丰斯的独女克里斯蒂娜宣布放弃王位，前往罗马去虔诚侍奉天主。古斯塔夫的一个新教徒侄子（查理十世）从瓦萨王朝末代女王手里继承了王位。在查理十世和查理十一世的精心治理下，新王朝将瑞典王国带向了一个兴旺繁荣的高峰。不过在1697年，查理十一世因病猝死，继承他王位的是年仅15岁的小男孩查理十二世。
这是北欧诸国期待已久的大好机会。在17世纪发生的激烈宗教战争中，瑞典靠牺牲邻居们的利益独自做大。现在是邻邦们上门索债的时候了。大战迅速爆发，一方是俄国、波兰、丹麦、萨克森组成的联盟，另一方是孤军苦战的瑞典。1700年11月，著名的纳尔瓦战役打响。彼得麾下缺乏训练的新军遭到了查理率领的瑞典军队毁灭性的打击。查理是那个年代最伟大的军事天才之一。在击败彼得后，他迅速掉转矛头去迎击其它敌人，不给他们丝毫喘息之机。在接下来的9年里，他长驱直入，一路烧杀砍焚，摧毁了波兰、萨克森、丹麦及波罗地海各省的大量城镇村庄。此时，彼得却在遥远的俄罗斯养精蓄锐，加紧操练他的士兵。
结果在1709年的波尔塔瓦战役中，俄国人一举击溃了精疲力竭的瑞典军队。面对惨败，查理并不气馁。他依然是历史舞台上的一个高度形象化的人物，一个带有浪漫色彩的传奇英雄。不过他劳而无功的复仇行动却把自己的国家一步步引向了毁灭。1718年，查理因意外事故或被刺身亡（具体情形不详）。到1721年签定尼斯特兹城和约时，瑞典除继续保留芬兰外，丧失了此前在波罗地海地区拥有的全部领土。彼得苦心缔造的新俄罗斯帝国终于成为了北欧地区的第一强国。不过，有一个新对手正在悄然崛起之中。它就是德意志地区的普鲁士帝国。
第四十八章 普鲁士的崛起
在日尔曼北部的荒寒地区，一个名为普鲁士的国家突然崛起
普鲁士的历史，是一部欧洲边疆地区的变迁史。早在公元9世纪，查理曼大帝致力将旧有的文明中心从地中海地区向欧洲东北部的荒僻地区转移。他的法兰克士兵依靠武力，使得欧洲的边界一步步向越来越远的东方推移。他们从异教的斯拉夫人和立陶宛人手里夺取了许多土地。这些土地大部分位于波罗地海与喀尔巴阡山之间的平原地带。法兰克人不太经意地管理着这些边远地区，犹如美国在尚未立国前管理它的中西部领土。
边境的勃兰登堡省最初是由查理曼一手设立的，目的是防御野蛮的撒克逊部落袭击他的东部领土。定居在这一地区的斯拉夫人分支——文德人，在10世纪被法兰克人征服。文德人原先的集市勃兰纳博后来成为了以此命名的勃兰登堡省的中心。
在11到14世纪里，一系列贵族家族作为帝国总督管理着这个边境省份。最后在15世纪，霍亨索伦家族异军突起，成为了勃兰登堡选帝侯。他们苦心经营，开始将这个贫瘠荒凉的边疆地区一步步改造成现代世界最精干、管理最有效率的帝国之一。
刚被欧洲列强及美利坚合众国赶下历史舞台的霍亨索伦家族（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霍亨索伦家族的德意志皇帝退位），原本来自德国南部地区，家族出身非常低微。公元12世纪，霍亨索伦家族的弗雷德里克通过一桩幸运的婚姻，爬上了勃兰登堡城守将的职位，迈出了飞黄腾达的第一步。从此，他的子孙们利用一切机会增强自己的势力。经过几个世纪的苦心攀爬与巧取豪夺，霍亨索伦家族居然当上了选帝侯。选帝侯即授予那些有权当选旧日尔曼帝国皇帝的王公贵族们的名号。在宗教改革时期，他们站在了新教徒一边。到17世纪早期，霍亨索伦家族已经成为北日尔曼最有权势的王侯之一。
在悲惨的30年战争期间，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以相同的狂热多次劫掠了勃兰登堡与普鲁士。不过在选帝侯弗雷德里克·威廉的悉心统治下，普鲁士不仅迅速治愈了战争创伤，并且聪明地调动起国内一切经济与智慧的力量，很快建立起一个人尽其材、物尽其用的新国家。
现代普鲁士是一个个人抱负与愿望完全和社会整体利益融为一体的国家。它的创立要归功于弗雷德里克大帝之父，弗雷德里克·威廉一世。此人是一个埋头苦干、节俭勤勉的普鲁士军士，热爱庸俗的酒吧故事及气味浓烈的荷兰烟草，而对一切华丽服饰和女人气的花边羽毛（特别是来自法国的）怀有深厚的敌意。他只有一个信念，即格尽职守。他对自己严厉，对下属们的软弱行径也决不宽容，无论此人是将军还是士兵。他和儿子弗雷德里克的关系虽说不上势同水火，但至少也是不融洽的。粗鲁气质的父亲与感情细腻、温文尔雅的儿子格格不入。儿子喜欢法国式的礼仪，热爱文学、哲学、音乐，而这些都被父亲作为女人气的表现加以严厉申斥。终于，两种迥异的性情间爆发了严重冲突。弗雷德里克试图逃往英国，途中被截回，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最痛苦的是，弗雷德里克还被迫目睹了帮助他出逃的好友被处斩首的全过程。尔后，作为惩罚的一部分，这位年轻王子被遣送到外省的某个小要塞，在那里学习日后做一个国王所应掌握的种种治国之道。这也算是因祸得福。当弗雷德里克于1740年登基后，他对于如何治理国家已经成竹在胸。从一个贫家孩子的出生证明，到复杂无比的国家年度预算的细枝末节，他都了如指掌。
作为一名作者，特别是在他写作的《反马基雅维里》一书里面，弗雷德里克对这位古佛罗伦萨历史学家的政治观念表示了反对和轻蔑。马基雅维里曾教导他的王侯学生们：为了国家的利益，在必要的时候完全可以运用撒谎和欺诈的手段。可在弗雷德里克心目中，理想的君主应该是人民的第一公仆。他赞成的是以路易十四为榜样的开明君主专制。不过在现实中，弗雷德里克虽然夜以继日、每天为人民工作长达20小时，但他却容不得身边有任何顾问。 他的大臣们无非是一些高级书记员。普鲁士是他的个人财产，完全凭他自己的意志施行管理，并且，绝不能容许任何事情干涉国家的利益。
1740年，奥地利皇帝查理六世去世。老皇帝生前曾用写在一张羊皮纸上的白纸黑字，确立了一项严正的条约，试图保护他唯一的女儿玛利亚·泰利莎的合法地位。不过，他刚被安葬进哈布斯堡王族的祖坟还没多久，弗雷德里克的普鲁士军队就已浩浩荡荡开向奥地利边境，占领了西里西亚地区。普鲁士宣称，根据某项古老的权利，他们有权占领西里西亚（甚至整个欧洲中部地区），但这些权利无疑是年代久远且令人怀疑的。经过多场激烈的战斗，弗雷德里克完全吞并了西里西亚。有好几次，弗雷德里克面临被击败的边缘，可他在自己新获得的土地上坚持了下来，打退了奥地利军队的所有反击。
全欧洲都为这个新兴强国的突然崛起而深感震惊。在18世纪，日尔曼本来是一个已经毁于宗教战争，不被任何人看重的弱小民族。弗雷德里克凭着和彼得大帝相似的意志与精力，使普鲁士赫然屹立在世人面前，让以往的轻蔑一变而为深深的畏惧之情。普鲁士的国内事务被治理得井井有条，臣民们没有丝毫抱怨的理由。以往为赤字所苦的国库现在逐年赢余。古老的酷刑被废除，司法体系正在进一步完善之中。优良的道路，优良的学校，优良的工厂，再加上谨慎清白的细心管理，一切都使人们觉得为国家付出是完全值得的。他们的钱被用在了刀刃上，他们的回报也是切实可见的。
历经几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一直被法国、奥地利、瑞典、丹麦及波兰诸国当成争霸战场的德国，在普鲁士光辉榜样的感召之下，终于开始重拾自信。而这一切都应归功于那个身形瘦小、长着鹰钩鼻，成天制服不离身的小老头。他的面容里带着天生的信心与蔑视，对他的邻邦们说了许多滑稽可笑、但着实令人不快的言语。他在18世纪的外交领域鼓捣了一连串的鬼把戏，竭尽毁谤造谣之能事而全然罔顾最起码的事实。他要的只是谎言带来的一点点利益。他虽然写下了那本《反马基雅维里》，可他的行动完全是两码事。1786年，他终于大限到来。朋友们全都离他而去，他也没有子女。他一个人孤独地死去，身边的只有一个仆人和几条狗。他爱这些狗甚于爱人类，用他自己的话说，狗永远知道感恩图报，并且忠实于它们的朋友。
第四十九章 重商主义
那些新兴的民族国家和王朝
是如何使自己发财致富的？
我们已经看见在16、17世纪里，那些我们至今生活其中的现代国家是如何发展成形的。它们的起源在各个方面来说都是截然不同的，有的是某个国王精心努力的成果，有的则源于偶然，另有一些则是因有利的地理边界造就的。不过一旦建立起来，它们都无一例外地努力加强自己的内部管理，并试图对国际事务施加最大限度的影响。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中世纪的国家缺乏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它们的生存无法依赖于一个富有的国库。国王从皇家领地上取得岁收，而为国王和国家的神圣劳役，则由封建主们自己出钱。在现代的中央集权国家里，情况却要复杂得多。老派且不计酬劳的高尚的骑士精神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国家雇佣的政府官员。要维持陆军、海军和国内的行政管理体系，其花费往往以百万计。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这笔钱该从何而来呢？
在中世纪，黄金和白银是稀有商品。正如我此前给你讲过的，中世纪普通人通常一生都未看见过金币是什么模样，只有居住在大城市的居民才对银币司空见惯。美洲的发现以及随之对秘鲁银矿的开放改变了这一切。贸易中心从地中海地区转移到大西洋沿岸。老的意大利“商业城市”如热那亚、威尼斯，丧失了它们经济上的重要性。新的“商业国家”兴起了，黄金和白银不再成为普通人眼中的神秘之物。
通过西班牙、葡萄牙、英国、荷兰，贵金属开始源源不断地流人欧洲。16世纪拥有一批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者，他们提出了一个“国富”理论。在他们看来，这个理论不仅完全正确，并且对他们各自的国家都具有最大利益。他们认为，黄金和白银是实际的财富。因此，国库和银行里拥有最多金银现金的国家便是最富有的国家。而钱可以武装甚至购买军队，因此最富的国家当然就是最强大的国家，可以统治世界。
我们把这种理论称为“重商主义”。它得到了当时欧洲各国毫无保留的接受，就像早期的天主教徒接受奇迹的存在或现在的美国人相信关税的魔力一样。在现实中，重商主义按以下程序操作：为得到最大限度的贵金属储备，一个国家必须在出口贸易上争取尽可能多的赢余。如果你对邻邦的出口超出邻邦对你的出口，它就会欠你的钱，不得不将它的黄金付给你抵偿债务。因此，你获利而它损失。作为这种信念的结果，17世纪的几乎每一个国家都采取下列经济政策：
1、尽可能多地获取大量贵重金属（金、银）
2、鼓励对外贸易优先于发展国内贸易
3、尽量支持那些将原材料加工成可供出口的制造品的工厂
4、鼓励生育，因为工厂需要大量的劳工，而一个农业社会不能提供足够的劳动力。
5、国家监督贸易与生产的过程，随时有必要，随时加以干涉。
在16世纪，查理五世接受了这种“重商主义”理论（当时还是一种全新的观念），并把它引人到自己统治的欧洲广大地域。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也效仿这种做法。法国的波旁王朝，尤其路易十四是这一教条的狂热拥护者。他的财政大臣柯尔伯特成为了重商主义的“先知”与指路灯，全欧洲都满怀景仰地寻求他的点拨。
在克伦威尔执政时代，整个对外政策其实就是对重商主义不折不扣地贯彻。它实际上是针对英国的富有对手荷兰而定的。因为承运大部分欧洲日常商品的荷兰船主们具有某种自由贸易的倾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摧毁。
很容易理解，这样一种体系对欧洲的海外殖民地会造成多么大的灾难性的影响。处于重商主义笼罩下的殖民地，无非是黄金、白银、香料的源源不断地出产地，只能为着宗主国的利益而实施开发。亚洲、美洲、非洲的贵金属以及这些热带国家的原材料，完全被碰巧占据它们的欧洲国家所垄断。外人不得进人这些管辖地，也不允许当地人和悬挂外国国旗的商船进行贸易。
毫无疑问，重商主义刺激了某些从未有过制造业的国家的工业发展。它帮助这些国家建起道路，开挖运河，为运输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它迫使工人掌握更熟练的技巧，让商人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同时削弱了贵族地主的势力。
不过在另一方面，它也导致了巨大的灾难。它使得殖民地居民成为了最无耻、最残酷剥削的牺牲品。它使宗主国的普通人民面临更可怕的生存环境。它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世界变成一个充满火药味的大兵营，将地球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领土和属地，每一块都只盯着自己的直接利益，随时想方设法要摧毁邻居们的势力，将它们的金银攫为己有。它使得拥有财富成为一件无比重要的事情，将“有钱”变成了每一个普通人至高无上、汲汲以求的德性。经济制度也像外科手术和妇女时装一样随时势变迁。到19世纪的时候，重商主义终于被抛弃，人们开始拥护一个开放而竞争的自由经济体系。至少我了解的情况是这样。
第五十章 美国革命
后来者居上
为了讲述方便，我们必须回溯几个世纪，重复一下欧洲各国争夺殖民地战争的早期历史。
在30年战争期间及战争结束后，有许多欧洲国家以民族或王朝利益为基础重新构建了起来。这就意味着，那些由本国商人和商船贸易公司的资本所支持起来的统治者们，必须为本国商人的利益继续发动战争，在亚洲、非洲、美洲攫取更多的殖民地。
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最早探索了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过了100多年的时间，英国人和荷兰人才如梦初醒，奋起投人这一利润无穷的竞技场。事实证明，这对后来者反而是一个优势。最初的开创工作不仅艰苦危险，而且耗资甚费，好在已经由别人完成了。更有利的是，早期的航海探险家们由于贯常采用暴力手段，使自己在亚洲、美洲、非洲的土著居民那里变得臭名昭著，难怪迟到一步的英国人和荷兰人会受到朋友甚至救主般的欢迎。但我不能负责任地说，这两个国家就比先到者高尚多少。不过他们首先是商人，他们从不让传教的考虑因素干涉他们正常的生意。总的说来，所有欧洲人在第一次与弱小民族打交道时，往往都表现得异常野蛮。英国人和荷兰人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们知道在什么时候适可而止。只要能源源得到香气四溢的胡椒、光灿耀眼的金银和适当的税收，他们倒是很愿意让土著居民随心所欲地生活。
因此，他们没费多大力气便在世界上资源最富饶的地区站稳了脚跟。但这一目的刚刚达到，双方便开始为争夺更多的领地而大打出手了。有一点非常奇怪，争夺殖民地的战争从来不会在殖民地本土上交锋，而总是发生在3000英里外的海上，由对阵双方的海军来解决问题。这是古代和现代战争中一个最有趣的规律（也是历史上为数极少的至今仍站得住脚的规律之一），即“控制了海洋的国家最终也能控制陆地”。到目前为止，这条法则依然有效。也许现代飞机的出现能改变这种状况。不过在18世纪，作战双方没有飞行器，因此英国海军最终为不列颠帝国赢得了幅员辽阔的美洲、印度及非洲殖民地。
17世纪发生在英国与荷兰之间的系列战争，现在已经引不起我们多大的兴趣，我不想在此详述。它像所有实力太过悬殊的战争一样，平淡无奇地以强者最终获胜而收场。不过英国与法国（它的另一重要对手）的战争对我们理解这段历史倒更具重要意义。在天下无敌的英国皇家海军最终击败法国舰队之前，双方在北美大陆展开了大大小小的多次前哨战。对于这片辽阔富饶的国土，英国人和法国人同时宣称，已经发现的一切东西及有待被白种人犀利目光发现的更多东西，全部归自己所有。1497年，卡波特在美洲北部登陆；27年之后，乔万尼·韦拉扎诺拜访了同一片海岸。卡波特悬挂英国国旗，韦拉扎诺扛着法国国旗。因此，英国和法国都宣布自己是整个北美大陆的主人。
英法北美之争
17世纪，10个小规模的英国殖民地在缅因州与卡罗林纳之间建立起来。当时的殖民者通常是一些不信奉英国国教的特殊教派的难民们，譬如1620年来到新英格兰的新教徒和1681年定居于宾西法尼亚的贵格会教徒。他们形成了一些小型拓荒者社区，地点通常位于紧靠海岸的地带。受迫害的人们在此聚集，建立起自己的新家
园，在远离王权监督与干涉的自由空气中，过上了比以往幸福得多的生活。
可另一方面，法国的殖民地却一直是受国王严密控制的皇家属地。法国严格禁止胡格诺教徒或新教徒进入这些殖民地，以防他们向印第安人传播危险有害的新教教义或妨碍诚实的耶稣会传教士的神圣工作。因此，相对于邻居兼对手的法国殖民地来说，英格兰殖民地无疑奠基于更健康、更扎实的基础之上。英国殖民地是岛国中产阶级惯常蓬勃的商业能量的恰当体现，而法国的北美据点里住着的却是一批漂洋过海、千里迢迢来服皇家“苦役”的倒霉蛋。他们日夜思念着巴黎舒适的夜生活，总是争取任何可能的机会快快返回法国。
不过从政治上说，英国殖民地的状况是远远不能令人满意的。在16世纪，法国人已经发现了圣劳伦斯河口。从大湖地区，他们又一路向南跋涉，终于达到了密西西比地区，沿墨西哥湾建立起数个要塞。经一个世纪的探索，一条由60个法国要塞构成的防线将大西洋沿岸的英国殖民地和幅员辽阔的北美腹地拦腰隔断。
英国颁发给许多殖民公司的、授予它们“从东岸到西岸全部土地”的土地许可证，面临着成为一纸空文的危险。文件上写得非常美妙，但在现实中，大不列颠的领地只能延伸到法兰西要塞前，便嘎然而止了。要突破这条防线当然是有可能的，可这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金钱，并引发一系列可怕的边境战争（当后来战争真的爆发时，英法双方都借助当地印第安部落的武士，残酷谋杀自己的白人邻居）。
只要斯图亚特王朝继续统治着英格兰，英法之间就没有发生战争的危险。为建立自己的君主专制统治，斯图亚特王朝需要波旁王朝的鼎力相助。不过到1689年，当最后一位斯图亚特王室成员从不列颠的土地上消失，英国国王换成了路易十四最顽强的敌人——荷兰执政威廉。从此开始，一直到1763年签定巴黎条约，英法两国为争夺印度与北美殖民地的所有权展开了长期激战。
正如我此前说过的，英国海军在这些大大小小的战争中总是能不断击败法国海军。法属殖民地被切断了与母国的联系，纷纷落人英国人的手里。到巴黎和约签定时，整个北美大陆变成了英国人的囊中之物。卡蒂兰、尚普林、拉塞里、马奎特等一代代法国探险家辛苦工作的心血全都付之东流了。
独立宣言
在英国人夺取的这一大片北美上地上，只是很小一部分有人定居。它从美国东海岸的北部一直向南延伸，形成一条窄窄的带子。北部的马萨诸塞生活着1620年到达此地的清教徒们（他们在信仰问题上绝不宽容，无论英国的国教还是荷兰的加尔文教义都不能让他们感觉幸福），再往南，是卡罗林纳和弗吉尼亚（一块纯粹为牟取利润而专门种植烟草的地区）。不过有一点必须指出，在这片天高云淡、空气清新的新上地上生活着的拓荒者们，他们与其国内同胞的性情截然不同。在孤独无助的旷野荒原中，他们学会了自力更生和特立独行。他们是一批刻苦耐劳、精力充沛的先驱者的骄傲子孙，血管里流动着坚韧旺盛的生存本能。在那个年代，懒汉和闲人是不会冒着生命危险漂洋过海的。以前在自己的祖国，种种的限制、压抑和迫害使得殖民者们呼吸不到自由空气，使得他们的生活变成了郁郁寡欢的一潭死水，现在，他们决意要做自己的主人，按自己喜欢的方式行事。而英国的统治阶级似乎无法理解这一点。官方对殖民者大为不满，而殖民者们仍时时感到官方的制肘，不免暗暗滋生出对英国政府的怨恨来。
怨恨只能引发更多的矛盾。没有必要在此详述冲突发生的细节，也没有必要再扼腕长叹一次：如果当时在位的是一位比乔治三世聪明一些的国王，或者乔治不是那么放任他的首相——懒散冷漠的诺思勋爵，局面也许是可以挽回的。事实就是，当北美殖民者意识到和平谈判不能解决问题，他们便拿起了武器。因为不愿意做顺民，他们便选择做叛乱分子。这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因为一旦被乔治国王的德国雇佣兵俘获（按当时一个有趣的习俗，条顿王公们经常将整团的士兵出租给出价最高的竞标者），他们将面临死刑的惩罚。英格兰与其北美殖民地之间的战争一共持续了7年。在大部分之间里，反叛者似乎完全看不到胜利的希望。有一大批殖民者，特别是城市居民，他们依然效忠于国王。他们倾向于妥协，很乐意发出求和的呼声。但因为有华盛顿和他的伟大人格，殖民者们的独立事业才得以坚持下去。
在一小部分勇敢者的强力配合下，华盛顿指挥着他装备奇差但顽强无比的军队，不断地打击国王的势力。一次又一次，他的军队濒临彻底失败的边缘，可他的谋略总能在最后关头扭转战局。他的士兵总是饥肠辘辘，得不到足够的给养。冬天缺少鞋和大衣，被迫蜷缩在寒风刺骨的壕沟里，瑟瑟发抖。不过他们对自己领袖的信任毫不动摇，一直坚持到最后胜利的来临。
不过，除了华盛顿指挥的一系列精彩战役以及去欧洲游说法国政府和阿姆斯特丹银行家的本杰明·富兰克林所取得的外交胜利，还有发生在革命初期的更为有趣的事情。当时，来自不同殖民地的代表们齐集费城，共商革命大计。那是独立战争发生的第一年，整船整船的战争物资正从不列颠群岛源源抵达，北美沿海地带的大部分重要城镇都还控制在英国人手中。在此危急的时刻，只有那些真正深信其事业的正义性的人们，才有勇气走在一起，接受于1776年6月和7月做出那个历史性的决定。
1776年6月，来自弗吉尼亚的理查德·亨利·李向大陆会议提议：“这些联合起来的殖民地是并且有权是自由而独立的州。它们理应解除对英国王室的全部效忠，因而它们与大不列颠帝国间的一切政治联系也不复存在。”
这项提案由马萨诸塞的约翰·亚当斯附议，于7月2日正式实施。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正式发表了《独立宣言》。该宣言出自托马斯·杰斐逊的手笔。他为人严谨，精通政治学，擅长政府管理，注定将成为美国名垂青史的著名总统之一。
《独立宣言》发表的消息传到欧洲后，接踵而至的是殖民地人民的最终胜利及1787年通过的著名宪法（美国的第一部成文宪法）的消息。这一连串的事件引起欧洲人极大的震动与关注。在欧洲，高度中央集权的王朝制度随17世纪的宗教战争建立起来后，此时已达到了它权力的顶峰。国王的一处处宫殿越建越大，显出不可一世的宏伟与豪华，可陛下的城市却被迅速滋生的贫民窟所包围。这些贫民窟中的人们生活在绝望与无助之中，己经显露出动乱的征兆。而上等阶层——贵族与职业人员，也开始怀疑现存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北美殖民者的胜利正好向他们表明了，一些在几天前看起来还是不可能的事情，其实是完全可能做到的。
根据一位诗人的说法，揭开莱克星顿战役的枪声“响彻了全球”。这当然有些夸张。至少中国人、日本人、俄罗斯人（更别提澳大利亚人和夏威夷人，他们刚刚为库克船长重新发现，但不久就因库克制造了麻烦而杀死了他）根本就没听见。不过，这枪声确实越过了大西洋，正好落在欧洲不满现状的火药桶中。它在法国引起了惊天动地的大爆炸，深深震动了从彼得堡到马德里的整个欧洲，把旧的国家制度与外交政策埋葬在民主的砖块之下。
第五十一章 法国大革命
伟大的法国革命向世界宣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
“简单生活”的乐趣
当我们谈到“革命”时，我们最好先解释一下“革命”一词所包含的意义。根据一位伟大的俄国作家的说法（俄国人对这方面是深有体会的），革命就是“在短短数年之内，迅猛地推翻过去几个世纪以来根深蒂固的旧制度。这些制度一度曾显得那么天经地义、那么不可动摇，甚至连最激进的改革者也不敢摇动笔杆去攻击它们。然而经过一次革命，那些迄今为止构成一个国家旧有的社会、宗教、政治与经济的根基，在短时期内便土崩瓦解了。”
在18世纪，当古老的文明开始腐朽变质，法国就发生了这样一场革命。经过路易十四长达72年的专制统治，法国国王成为了一切，甚至国家本身。以前曾为封建国家忠实服务的贵族阶层现在被解除了所有职责，整天无所事事，最终沦为凡尔赛宫廷浮华生活的点缀品。
可是，这个18世纪的法国却一直靠着天文数字的金钱来维持开销。这笔钱完全来自于形形色色的税收。不幸的是，法国国王的权势又无法强大到使贵族和神职人员也分担税收的地步。这样一来，巨大的税务负担便完全落到了这个国家的农业人口身上。当时的法国农民住在透风漏雨的茅屋棚户里，过着困顿劳苦的生活。随着与庄园主们过往的密切联系一去不返，他们现在成为了冷酷无能的土地代理人的牺牲品，生存环境每况愈下。好收成只是意味着更多的赋税，自己一点好处也留不下。他们还有什么理由要辛勤劳作，去榨干身体的最后一分劳力呢？因此，他们便大着胆子，荒废农事。
这样，我们便看到以下画面：一位法国君主在一片空虚的浮华装饰中，穿过皇宫里一间接一间的宏伟大厅，身后习惯性地尾随着一群趋炎附势、想为自己谋个好差事的阿谀吹捧的贵族。所有这些人全部靠盘剥生活惨如牲畜的农民生活。这是一副令人非常不快的图景，没有一丝一毫的夸张。我们必须记住，所谓的“天朝旧制”从来都存在阴暗的另一面，这是难以避免的。一个与贵族阶层有着密切关系的富裕的中产阶级（通常的联姻方法是某个富有银行家的女儿嫁给某个穷男爵的儿子），再加上一个吸纳了全法兰西所有魅力人物的宫廷，他们齐力将优雅精致的生活艺术带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翩翩仪态和风情万种的社交谈话成为了上层社会最流行的时尚。由于这个国家最杰出的头脑没机会在政治经济的问题上施展才华，他们便只能悠闲度日，把时间耗费在最抽象的空谈之上。这显然是浪费资源。
由于思想方式和个人行为方面的时尚如同时装一样容易走向极端，很自然的，那个年代最矫揉造作的“社会精英”们会对他们想象中的“简单生活”也派生出极大的兴趣来。于是，法国（及其殖民地与属国）的绝对拥有者与无可质疑的主人——法国国王与王后，再加上一大群溜须拍马的廷臣们，他们穿上挤奶女工和牧童的服装，住进一些滑稽可笑的乡村小屋里，像健康淳朴的古希腊人一样嬉戏游乐，充分体验“简单生活”的乐趣。簇拥在国王与王后周围的，有宫廷弄臣的长袖善舞与诙谐滑稽，有宫廷乐师演奏的轻快活泼的小步舞曲，有宫廷理发师精心设计的昂贵而造作的新奇发型。最后纯粹出于无所事事和极端的烦闷，这个绕着凡尔赛宫（路易十四为逃避喧嚣嘈杂的巴黎而在市郊修建的一所大“舞台”）旋转的小圈子里的人们开始一个劲地谈论起那些与他们的生活距离最远、最无关的话题来，如同一个挨饿的人只知道谈论面包和美餐、一个饱食终日的人只关心哲学一样。
“社会批评”的焰火
当勇气十足的老哲学家、剧作家、历史家、小说家及所有宗教与政治暴君的危险敌人伏尔泰开始在他的《风俗论》里掷出批判的炸弹，抨击法兰西现存秩序里的一切东西，整个法国都为之鼓掌叫好。由于观众太多、太踊跃，伏尔泰的戏剧只能在仅售站票的戏院里上演。当让·雅克·卢梭点染着热爱自然的感伤油彩，为他的当代同胞描绘出一幅原始先民如何生活于纯真和快乐之中的美妙画面（像对儿童一样，卢梭对原始人的生活也毫无了解，可他却被公认为自然与儿童教育方面的权威），所有法国人都倾心不已。于是在这片“朕即国家”的土地上，人们带着同样的饥渴捧读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并为他“重返主权在民，而国王仅仅是人民公仆的幸福时代”的呼吁，流下感动而辛酸的热泪。
伟大的孟德斯鸠也出版了他的《波斯人信札》。在这本书里，两个思维敏锐、观察力非凡的波斯旅行者揭开了当代法国社会黑白颠倒的实质，并嘲笑了上至国王下至陛下的600个糕点师傅在内的一切事物。这本小册子很快风行起来，在短时间内连出四版，并为孟德斯鸠下一本著作《论法的精神》招来了成千上万的读者。书中，一位虚构的男爵将优秀的英国政治制度与法国的现行体制进行了细致比较，大力宣扬以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进步制度取代法国的绝对君主专制。当巴黎出版商布雷东宣布，他将邀请狄德罗、德朗贝尔、蒂尔戈及其他一系列杰出作者，合作编写一本“包罗所有新思想、新科学、新知识”的百科全书，来自公众的反应相当热烈。22年过后，当28卷本百科全书的最后一卷也付诸发行时，警察方面珊珊来迟的干预已无法压制公众对此书的热，惰。它对整个法国社会所做的重要但异常危险的评论，已经广泛地传布开来。
在这里，我想给你们一个小小的告诫，当你阅读某本描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或观看某部有关的戏剧和电影时，你会很容易得到一个印象：即这次革命完全是一帮来自巴黎贫民窟的乌合之众们所为。不过事实并非如此。虽然革命的舞台上通常站满了乌合之众的身影，但他们通常是在那些中产阶级专业分子的鼓动与领导下发起冲锋的。这些人将饥渴盲目的大众用作他们威力无比的盟军。然而，引发革命的基本思想最初是由少数几个拥有杰出智慧的人物提出的。一开始，他们被引荐到旧贵族们迷人的客厅，为腻烦透顶的女士先生们展示智慧与奇思异想的火花，作为新鲜的娱乐。这些赏心说目但危险无比的客人们玩起了“社会批评”的焰火，几粒火星不小心从与这座大房子一样老旧腐朽的地板裂缝里掉了下去，不幸落到了堆满陈谷子烂芝麻的地下室，引起了火苗。这时，惊起了一片救火的呼声。房主尽管对世上的一切事物都倍感兴趣，可就是没学会如何管理他的产业。由于他不懂得如何扑灭火头，所以火势蔓延开来，导致整座建筑都被吞噬在熊熊大火之中。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法国大革命。
为叙述的方便，我们可以将法国革命分为两个阶段。从1789到1791年，是人们还或多或少努力为法国引人君主立宪制度的阶段。这种尝试最终失败了，部分是因为国王本人的愚蠢和缺乏诚信，部分是由于局势的发展已经无人能够控制。
从1792到1799年，出现了一个共和国和第一次尝试建立一个民主政制的努力。不过，法国大革命最后以暴力的形式爆发出来，这是多年的骚动和许多真心实意的改革尝试统统付诸流水的结果。
理论教授、生意人和讨巧家
当法国背负起40亿法郎的巨额债务，国库总是空空如也、面临倒闭的边缘，并且再没有一项新的税目可以用来增加收入，连好国王路易（他是一位灵巧的锁匠和优秀猎手，可极其缺乏政治才华）也模糊地感觉到，应该是做点什么来补救的时候了。于是，他召见了蒂尔戈，任命他为自己的首席财政大臣。安尼·罗伯特·雅克·蒂尔戈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德·奥尔纳男爵。他刚刚60出头，是一个正处于迅速消失之中的贵族精英阶层的杰出代表人物。作为一名成功的外省总督兼能力出众的业余政治经济学家，他确实用尽了自己的一切力量来挽救危局。不幸的是，他无法创造奇迹。由于再不可能从衣衫槛楼、面有菜色的农民身上榨取更多的税收，因此必须让从未出过一个子儿的贵族与神职人员也为国家财政尽一点必要的义务了。不过，此举也使得蒂尔戈沦为了凡尔赛宫最招厌憎的人物。更糟的是，可怜的财政大臣还不得不面对皇后玛丽·安东奈特的敌意。这位女士对任何胆敢在她的听力范围内提到“节俭”这个可恶字眼的人们，都—一报以冷若冰霜的怒容。很快，蒂尔戈便为自已赢得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家”和“理论教授”的绰号，自己的官位当然也发发可危。1776年，他被迫辞去了财政大臣的职务。
紧接“理论教授”的，是一个讲求实际的生意人。这位工作勤勉、任劳任怨的瑞士人名为内克尔，通过做粮食投机生意以及与人合伙创办一家国际银行而大发横财。他野心勃勃的妻子赶鸭子上架，硬把他推上这个他力所不及的政府宝座，以便为她的宝贝女儿谋取更好的攀爬之阶。后来，他的女儿真的嫁给了瑞士驻巴黎大使德·斯特尔男爵，成为19世纪初期文化界的风云人物。
和蒂尔戈一样，内克尔带着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工作。1781年，他递交了一份关于法国财政状况的详细回顾。可路易十六除了被这份复杂的报告弄得满头雾水外，便再未能明白更多的事情。他刚刚派遣了一支军队去北美，帮助当地的殖民者反抗他们共同的敌人——英国。事实证明，这次远征耗资之巨超出所有人的意料。国王要求内克尔搞到急需的资金。可是他非但没捧着大把现金来觐见陛下，反倒呈上了另一份充斥着更多统计和数字的枯燥报告。更有甚者，他居然也开始用起“必要的节俭”之类的讨厌字眼来了，这意味着他作为财政大臣的日子也所剩无几了。1781年，他因“工作无能”被国王解职。
在“理论教授”和讲求实际的“生意人”相继下台后，接着登场的是一位伶俐讨巧、极其使人愉快的人物。他向所有人许诺，只要他们信任他无懈可击的完美政策，他保证每月付给每个人百分之百的回报。此君就是查理·亚历山大·德·卡洛纳，一个一心只想飞黄腾达的官员。他靠着自己的工厂和不择手段的撒谎欺瞒，在仕途上混得一帆风顺。他发现国家已经债台高筑，可他是一个聪明人，不愿意得罪人。于是，他发明了一个简便迅速的补救办祛：借新债还旧债，拆东墙补西墙。这个做法并不新鲜，可它带来的立竿见影的后果却无疑是灾难性的。在不到三年的短短时间内，又有8亿法郎添加到法国的总债务上。可这位魁力非凡的财政大臣似乎从不知道担心为何物。他彬彬有礼笑容可掬，总是在国王与可爱的王后陛下的每一项开支要求上欣然签上自己的大名。要知道，王后年轻时在维也纳便养成了花钱大手大脚的脾气，此时此刻要她节俭是不太现实的。
最后，甚至连对国王一直忠心耿耿的巴黎议会（一个高级的司法机构而非立祛机构）也无法坐视局势发展下去，决定要做点事情了。而卡洛纳还一心想再借八千万法郎的外债。那个一个特别糟糕的年景，粮食歉收，饥饿与悲惨的生活在法国的乡村地区蔓延。如果再不采取明智的措施，法国将完全破产。国王一如既往地对局势的严重性浑然不觉。征询人民代表的意见难道不是一个好主意吗？自从1614年被取消以来，全国性的三级会议就从来没召开过。不过，以路易十六典型的优柔寡断，他拒绝走得太远。
为平息公众的不满，路易十六在1787年召开了一个知名人士的集会。这仅仅意味着全国的显贵们齐聚一堂，在绝不触犯封建地主和神职人员的免税特权的前提下，讨论该做点什么，能做点什么？要指望这个社会阶层为属于另一些社会阶层的悲苦同胞们的利益，做出政治和经济上的自杀行为，这显然是不现实的。最后，与会的127名知名人士断然拒绝放弃他们的任何一项古老特权。于是大街上饥肠辘辘的群众便要求重新任命他们信任的内克尔做财政大臣。显贵们说“不”，街头的人们就开始砸碎玻璃并做出其它种种不象样的事情来。知名人士逃跑了，卡洛纳随之也被解职。
红衣主教洛梅尼·德·布里昂纳，一个平庸无奇的家伙，被任命为新的财政大臣。迫于饥饿民众的暴动威胁，路易十六只得同意“尽量可行地”迅速召开三级会议。这一含糊其辞的允诺当然不能使任何人满意。
三级会议
近一个世纪以来，法国从没出现过这么饥谨难熬的严冬。庄稼要么被洪水冲毁，要么完全冻死在地里。普罗旺斯省的所有橄榄树几乎死绝了。虽然有私人救济在试图尽一点微薄之力，可面对1800万嗷嗷待哺的饥民，这点救济实在是杯水车薪。全国各地都发生了哄抢粮食和面包的骚乱。在一代人之前，这些骚动本来可以靠军队的武力镇压下去。但是，新的哲学思想现在已经结出硕果。人们开始意识到，靠枪杆来对付饥饿的肠胃，将是完全无效的。况且，士兵们同样来自于群众，他们对于国王的忠诚是否继续可靠呢？在此危急关头， 国王必须做出明确的决断，来挽回民众对国王的信心。可路易再次犹豫不决。
在外省的许多地区，新思想的追随者们纷纷建立起一些独立的共和国。在忠实的中产阶级中间，也此起彼伏地响起了“没有代表权便拒不交税” 的呼声（这一口号是 1／4世纪前由北美殖民者首先喊出的）。法兰西面临全国性大混乱的边缘。为缓和民众的不满，挽回王室声誉，政府出人意料地突然取消了以往异常严厉的出版审查制度。一时间，一股铺天盖地的印刷品的洪流席卷了法国。每一个人，不管地位高低，都在批评别人或被别人批评。超过2000种形形色色的小册子被一齐抛到市面上。洛梅尼·德·布里昂纳在一片斥责与叫骂声中黯然下台。内克尔被紧急召回，重任财政大臣，尽其可能地安抚这场全国性的精神骚动。消息传出之后，巴黎股市暴涨了30％。在普遍的乐观情绪下，人民暂缓了对专制王权的最后判决。1789年5月，三级会议即将召开，全法兰西最杰出的头脑将汇聚一堂，这肯定能迅速解决所有问题，将古老的法兰西王国重新建设成健康幸福的乐园。
有一种普遍的思想认为，人民的集体智慧能够解决所有的难题。这种看法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往往引来灾难性的结局。特别在一段极其关键的时间里，它反而束缚了所有个人能力的发挥。内克尔不仅未能将政府权力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反而让一切顺其自然。此后，在关于何为改造旧王国的最佳方案上，又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论争。在法国各地，警察的权力被大大削弱了。巴黎郊区的居民们在职业煽动家的领导之下，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他们公然扮演起在动荡不安的岁月本属于自己的角色来——革命的领袖们在不能通过立法途径达到目的时所运用的野蛮暴力。
作为对农民和中产阶级的让步之举，内克尔同意他们在三级会议里获得双倍名额的代表权。关于这一问题，西厄耶神甫写作了一本著名的小册子《何为第三等级？》。他最终得出的结论是，第三等级（对中产阶级的另一称呼）应该代表着一切。他们过去什么也不是，现在则希望获得应有的地位。他的书表达了当时关心国家利益的大多数人们的情感。
最后，选举在难以想象的混乱状态下开始了。待到结果公布，一共有308名神职人员代表、285名贵族代表和621名第三等级代表将要收拾行装，前往凡尔赛宫。不过，第三等级还将携带额外的行李，即被称为“纪要”的长篇报告，内容写的是他们的选民所申诉的种种抱怨与冤情。舞台终于准备就绪，为拯救古老法国的最后一幕大戏即将开场上演了。
1789年5月5日，三级会议在凡尔赛宫召开。国王情绪很不好，常常想发脾气。神职人员和贵族们也公开放出话来，说他们不愿意放弃任何一项神圣的权力。国王命令三个等级的代表在不同的房间里开会，讨论他们各自的冤苦。第三等级的代表们拒绝执行陛下的旨意。1789年6月20日，他们在一个网球场（为这个非法会议所匆忙布置的会场）庄严宣誓。他们坚持要求所有三个等级，神职人员、贵族和第三等级应该在一起开会，并将他们的决定通知了陛下。国王最终屈服了。
作为“国民会议”，三级会议开始讨论法兰西王国的国家体制。国王大发雷霆，可旋即又犹豫不决。他宣称宁死也不会放弃自己的绝对君权。随后，他便出去打猎了，把对国家大事的所有烦恼焦虑统统抛掷脑后。等陛下满载着猎物归来，他又让步了。按照陛下的神圣习惯，他总是喜欢选择错误的时间用错误的方法来做一件正确的事情。当人民吵吵嚷嚷，提出A要求，国王对他们严加斥责，不给他们任何好果子吃。之后，当陛下的宫殿被一大群喧声震天的穷人包围，国王便投降了，答应给人民要求的东西。不过此时，人民提出的已经是A要求加上B要求。这样为时已晚的情形一演再演。当陛下正准备屈服于自己热爱的人民，向同意A要求及B要求的文件上签上自己的大名时，人民又不乐意了。他们威胁说，除非陛下答应A要求加B要求加C要求，否则便杀死他全家。就这样，人民的要求从一个单词开始，一项项增加，直到写满整页白纸，直到陛下糊里湖涂地上了断头台。
雅各宾党与国王之死
很不幸的是，习惯于缓慢行动的陛下总是比情势的发展落后半拍。他从来不能意识到这一点。一直当他将自己高贵的头颅搁放在断头机上，他仍觉得自己是一个饱受迫害与虐待的人。他倾尽自己可怜而有限的能力，来关爱自己的臣民，可这些家伙回报他的却是天底下最不公正、最没良心的对待。他至死也不明白自己错在哪里？
我经常告诫你们，对历史追问“假如”，那是毫无意义的。我们也许能够随随便便地说，“假如”路易十六是一个精力充沛一些、心肠狠毒一些的人，那么法国的君主专制也许会继续生存下去。但国王并不仅仅是孤身一人。“即便”他拥有拿破仑般的冷酷无情、横扫千军的力量，在那个急风暴雨的年代，他的生涯也很可能因其妻子的行为而被断送。王后玛丽·安东奈特是奥地利皇太后玛利亚·特利莎的女儿。她的身上综合了在那个时代最专制的中世纪宫廷长大的年轻姑娘所具有全部美德与恶习。她的行动常常使路易的处境雪上加霜。
面对三级会议的威胁，玛丽·安东奈特决定采取行动，策划了一个反革命阴谋。内克尔被突然解职，忠于国王的军队也收到秘令，开始向巴黎开拔。当消息传开，愤怒的人民开始猛攻巴士底狱。1789年6月14日，起义的人们捣毁了这座熟悉且倍遭憎恨的政治犯监狱。它曾经是君主专制暴政的一个象征，但现在只是用作关押小偷和轻微刑事犯的城市拘押所。许多贵族预感形势不妙，纷纷出逃国外。但国王和平常一样若无其事。在巴士底狱被攻占那天，他优哉游哉地去皇家林苑打了一天猎，最后载着了几头猎获的母鹿，心满意足地回到了凡尔赛。
8月4日，国民议会开始投人运转。在巴黎群众的强烈呼声之下，国民议会废除了王室、贵族及神职人员的一切特权。8月27日，发表了著名的《人权宣言》，即第一部法国宪法的序言。到目前为止，局面还在控制之中，但王室依然未能从中汲取教训。人民普遍怀疑，国王会再次密谋，妄图阻挠这些改革措施。结果在10月5日，巴黎发生了第二次暴动。震动波及到凡尔赛，一直到人们将国王带回巴黎市内的宫殿，骚乱才稍微平息下来。人们不放心路易呆在凡尔赛，他们要求能随时监视他，以便控制他与在维也纳、马德里及欧洲其它王室亲戚们的秘密联系。
与此同时，国民会议在米拉波的领导下，开始整顿混乱的局势。米拉波是一位贵族，后来成为了第三等级的领袖。不幸的是，没等他能够挽救国王的地位，他便于1791年4月2日去世了。他的死使路易开始真正为自己的性命担忧起来。6月21日傍晚，国王悄然出逃。不过国民自卫军从一枚硬币的头像上辨认出了他，在瓦雷内村附近将他的马车截住。路易被灰溜溜地送回了巴黎。
1791年9月，法国第一部宪法通过，完成使命的国民议会成员便各自回家了。1791年10月1日，立法会议召开，继续国民议会未竟的工作。在这群新聚集起来的立法会议代表中，有许多是激进的革命党人。其中最大胆、最广为人知的一个派别是雅各宾党，因其常常在古老的雅各宾修道院举行政治聚会而得名。这些年轻人（他们中的大部分属于专业人员）喜欢发表慷慨激昂、充满暴力色彩的演说。当报纸将这些演说传到柏林与维也纳，普鲁士国王和奥地利皇帝便决定采取行动，以拯救他们的好兄弟、好姐妹们的性命。当时，列强们正忙于瓜分波兰。那里的不同政治派别相互倾轧，自相残杀，使整个国家成为了一块任何人都可以分一杯羹的肥肉。不过在争夺波兰之余，欧洲的国王和皇帝们还是设法派出了一支军队去人侵法国，试图解救路易十六。
于是，整个法国突然陷入了一股普遍的恐慌之中。多年饥饿与痛苦所累积的仇恨，此时达到了可怕的高峰。巴黎的民众对国王居住的杜伊勒里宫发动了猛攻。忠于王室的瑞士卫队拼死保卫他们的主子，可一生犹豫不决的路易此时又临阵退缩了。当冲击王宫的人潮正要开始退却，国王却发出了“停止射击”的命令。灌饱了廉价酒精民众，趁着血液里的酒精的作用，在震天的喧嚣声中冲进王宫，将瑞士卫队的士兵斩尽杀绝。随后，他们在会议大厅里捉住了路易，立即剥夺了他的王位，将他关进了丹普尔老城堡。昔日高高在上的国王如今沦为了阶下囚。
奥地利和普鲁士军队在继续推进。恐慌变成了歇斯底里，使善良的男人女人们变成了凶残的野兽。1792年9月的第1个星期，民众冲进监狱，杀死了所有的在押囚犯。政府听任暴民们为所欲为，不加一点点干涉。由丹东领导的雅各宾党人心里都非常清楚，这场危机要么以革命的彻底胜利告终，要么以为首者的人头落地收场。只有采取最极端、最野蛮的方式，才能拯救自己的性命于危局之中。1792年9月对日，立法会议闭会，成立起一个新的国民公会。其成员几乎全部是激进的革命者。路易被正式控以最高叛国罪，在国民公会面前受到审判。他被判罪名成立，并以361票对360票的表决结果（决定路易命运的额外1票，是由他的表兄奥尔良公爵所投）判处死刑。1793年1月21日，路易平静而不失尊严地走上了断头台。他至死也没了解导致所有这些流血与骚乱的原因。他太高傲，也不屑于向旁人请教。
随后，雅各宾党将矛头转向国民公会中一个较温和的派别——吉伦特党人。其成员大部分来自于南部的吉伦特地区，他们也因此得名。一个特别革命法庭成立起来，21名领头的吉伦特党人被判处死刑，其余成员纷纷被迫自杀。他们都是一些诚实能干的人，只是过于理性、过于温和，难以在恐怖的岁月中苟全性命。
1793年10月，雅各宾党人宣布“在和平恢复以前”，暂停宪法的实施。由丹东和罗伯斯庇尔领导的一个小型“公安委员会”接管了一切权力。基督信仰与公元旧历被废除。一个“理性的时代”（托马斯· 潘恩在美国革命期间曾大力宣扬的）带着它的“革命恐怖”，终于莅临人世。在1年多的时间里，善良的、邪恶的、中立的人们被大批屠杀，死于“革命恐怖”的人数平均高达每天70—80人。
国王的专制统治被彻底摧毁了，取而代之的是少数人的暴政。他们对民主怀着如此深厚的热爱，以至不能不杀死那些与他们观点相悖的人。法兰西被变成了一所屠宰场。人人自危，相互猜疑。几名老国民议会的成员自知将成为断头台的下一批候选者。出于纯粹的恐惧，他们最终联合起来反抗已经将自己的大部分同伴处死的罗伯斯庇尔。这位“唯一真正的民主战士”试图自杀，但没能成功。人们草草包扎好他受伤的下颚，将他拖上了断头台。1794年6月27日（根据奇特的革命新历，这一天是第2年的热月9日），恐怖统治宣告结束，全巴黎市民如释重负地欢欣舞蹈。
不过，法兰西所面临的危险形势使政府必须控制在少数几个强有力的人物手中，直到革命的诸多敌人被彻底驱逐出法国的本土。当衣衫槛楼、饥肠始键的革命军队在莱茵、意大利、比利时、埃及等各条战线浴血奋战，击败大革命的每一个凶险敌人时，一个由五人组成的督政府成立起来。他们统治了法国四年。之后，大权转移到一个名为拿破仑·波拿巴的天才将军手里，他在1799年担任了法国的“第一执政”。此后的15年，古老的欧洲大陆变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实验的实验室。
第五十二章 拿破仑
野心是他的动力
拿破仑生于1769年，是卡洛·玛利亚·波拿巴的第三个儿子。老卡洛身为科西嘉岛阿佳肖克市的一位诚实的公证员，名声向来不错。他娶了个好妻子，叫莱蒂西亚·拉莫莉诺。事实上，拿破仑并非法国公民，而是一个地道的意大利人。他所出生的科西嘉岛曾先后是古希腊、迦太基及古罗马帝国在地中海的殖民地。多年来，科西嘉人为争取独立而顽强奋战。一开始，他们努力想摆脱热那亚人的统治，不过18世纪中期以后，他们斗争的对象变成了法国。法国曾在科西嘉人反抗热那亚的战斗中慨然施以援手，后来为了自己的利益又将该岛据为己有。
在头20年的生涯中，年轻的拿破仑是一位坚定的科西嘉爱国者——科西嘉的“辛·费纳”成员之一，一心期盼着将自己热爱的祖国从法国令人痛恨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不过法国大革命出人意料地满足了科西嘉人的种种诉求，因此在布里纳军事学院接受完良好的军官训练后，拿破仑逐渐将自己的精力转移到为收养他的国家服务之上。尽管他法语说得很笨拙，既未学会正确的拼写，也始终去不掉口音里浓浓的意大利腔，但他最终成为了一名法国人。直到有一天，他终于变成了一切法兰西优秀德行的最高表率。一直到今天，他仍然被视为高卢天才的象征。
拿破仓是那种典型的一夜成名、平步青云的伟人。他的全部政治与军事生涯加起来还不到20年。可就是在这段短短的时间里，他指挥的战争、赢得的胜利、征战的路程、征服的土地、牺牲的人命、推行的革命，不仅将欧洲大地搅的天翻地覆，也大大地超越了历史上的任何人，连伟大的亚历山大大帝和成吉思汗也不能与他比肩。
拿破仑身材矮小，早年健康状况不佳。他相貌平平，乍见之下难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一直到他辉煌的高峰，每当不得不出席某些盛大的社交场合，他的仪态举止仍显得非常笨拙。他没有高贵的门第、显赫的出身或家庭留下的大笔财富可以沾光。他白手起家，完全凭着自己的努力向上爬。在其青年时代的大部分岁月里，他穷困潦倒，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被迫为搞到几块额外的硬币而煞费苦心。
他在文学方面天分寥寥。有一次参加里昂学院举办的有奖作文竞赛，他的文章在16名候选人中排名第15位，即倒数第2。不过凭着对自己的命运和辉煌前程的不可动摇的信念，他克服了这一切出身、外貌及天资上的困难。野心是他生命中的主要动力。他对自我的坚强信念、他对签署在信件上以及在他匆匆建起的官殿里的大小装饰物上反复出现的那个大写字母“N”的崇拜、他要使“拿破仑”成为世界上仅次于上帝的重要名字的绝对意志，这些强烈的欲望加在一起，将他带上了历史上从未有人达到过的荣誉的峰顶。
从不感恩的天才
当他还是一个领半饷的陆军中尉时，年轻的波拿巴就非常喜欢古希腊历史学家普卢塔克所写的《名人传》。不过，他从未打算追赶这些古代英雄们所树立的崇高的德行标准。他似乎完全缺乏使人类有别于兽类的那些深思熟虑、为他人着想的细腻情感。很难精确断言他一生中是不是还爱过除自己之外的任何别人。他对母亲倒是温文有礼。不过莱蒂西亚本身就具有高贵女性的风度与做派。并且像所有意大利母亲一样．她很懂得如何管治自己的一大群孩子，从而赢得他们应有的尊重。有几年时间，拿破仑确实爱过他美丽的克里奥尔妻子约瑟芬。约瑟芬的父亲是马提尼克的一名法国官员，丈夫为德·博阿尔纳斯子爵。博阿尔纳斯在指挥一次对普鲁士军队的战役失败后，被罗伯斯庇尔处死，约瑟芬便成了寡妇，后来得以嫁给拿破仑。不过因约瑟芬不能给当上皇帝的拿破仑陛下留下子嗣，拿破仑便决然和她离婚，另娶了奥地利皇帝的年轻貌美的女儿。在拿破仑眼里，这次婚姻是一桩不错的政治交易。
在作为一个炮兵连指挥官围攻土伦的著名战役中，年轻的拿破仑一举成名。战斗之暇，拿破仑还悉心研究了马基雅维里的著作。他显然听从了这位佛罗伦萨政治家的建议。在此后的政治生涯中，如果违背承诺对他有利时，他就毫不犹豫地食言。在他的个人字典里，从来找不到“感恩图报”这个字眼。不过很公平的，他也从不指望别人对他感恩。他完全漠视人类的痛苦。在1798年的埃及战役中，他本来答应留战俘们一条性命，但旋即将他们全部处死。在叙利亚，当他发现不可能将伤兵们运上船只时，便默许手下人用氯仿将他们悄悄杀死。他命令一个怀有偏见的军事法庭判处昂西恩公爵死刑，在完全没有法律根据情况下将他枪杀，唯一的理由就是“必须给波旁王朝一个警告”。他下令将那些为祖国独立而战的被俘德国军官就地枪决，毫不怜悯他们反抗的高尚动机。当蒂罗尔英雄安德烈斯·霍费尔经过英勇抵抗，最终落入法军之手时，拿破仑竟将他当成普通的叛徒处死了。
简而言之，当我们真正研究拿破仑的性格时，我们就能理解到为什么那些焦虑的英国母亲在驱赶孩子们入睡时会说，“如果你们再不听话，专拿小孩当早餐的波拿巴就要来捉你们了”！无论对这位奇特的暴君说上多少令人不快的坏话，仿佛都没个尽头。比如他可以极度仔细地监管军队的所有部门，却唯独忽略了医疗服务；比如因为不能忍受士兵们发出的汗臭，他一个劲往身上喷洒科隆香水，以至于将自己的制服都毁了等等等等。这样的坏事甚至可以没完没了的说下去，但说过之后，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怀有某种潜伏的怀疑之情。
现在，我舒舒服服坐在一张堆满书本的写字台旁，一只眼睛留心着打字机，另一只眼睛盯着我的爱猫利科丽丝——一它正在跟我的复写纸较劲儿。此时此刻，我正在写着，拿破仑皇帝是一个至为可鄙的人物。不过，如果这时我碰巧往窗外的第七大道望去，假如大街上熙来攘往的载重卡车和小汽车的车水马龙嘎然而止，随着一阵威武雄沉的鼓声，我看见一个小个子穿着他破旧磨损的绿色军装，骑着白马走在纽约的大街上。那么、那么天知道会发生什么！可我担心，我多半会不顾一切地抛下我的书本、我的猫、我的公寓以及我所有的一切东西，去追随他，一直跟他到任何他领我去的地方。我自己的祖父就这样做了，老天知道他并非生来就是一个英雄。成百万人们的祖父也跟着这个骑白马的小个子走了。他们不能得到任何回报，他们也不希求任何回报。他们欢天喜地、斗志昂扬地追随这个科西嘉人，为他浴血奋战，缺胳膊少腿，甚至丢掉性命也在所不惜。他将他们带到离家数千英里的地方，让他们冒着俄国人、英国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奥地利人的漫天炮火冲锋陷阵，在死亡中痛苦挣扎时双眼仍平静凝视着天空。
假如你要我对此做出解释，我确实无言以对。我只能猜出其中的一个原因——拿破仑是一位最伟大的演员，而整个欧洲大陆都是他施展才华的舞台。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形下，他总能精确地做出最能打动观众的姿态，他总能说出最能触动听众的言辞。无论是在埃及的荒漠，站在狮身人面像和金字塔前，还是在露水润湿的意大利草原上对着士兵们演讲，他的姿态、他的言语都一样富有感染力。无论在怎样的困境，他都是控制者，牢牢把握着局势。甚至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他已经沦为大西洋无尽波涛中一个岩石荒岛上的流放者，一个任凭庸俗可憎的英国总督摆布的垂死病人，拿破仑依然把持着舞台的中心。
滑铁卢惨败之后，除为数很少几个可靠的朋友，再没人见过这位伟大的皇帝。欧洲人都知道他被流放到圣赫拿岛上，他们知道有一支英国警卫部队夜以继日地严密看守着他。他们还知道另有一支英国舰队在严密监视着在朗伍德农场看守皇帝的那支警卫部队。不过，无论朋友还是敌人，他们都无法忘记他的形象。当疾病与绝望最终夺去他的生命，他平
静的双眼仍然注视着整个世界。即便到了今天，他在法国人的生活中，依然像一百年前那样是一股强大的力量。那时，人们哪怕仅仅看一眼这个面色灰黄的小个子，就会出于兴奋或恐惧，而昏倒过去。他在神圣的克里姆林宫喂养过他的马匹，他对教皇和世上最有权势的大人物们颐指气使，就像对待自己的仆役。
莫斯科大火与滑铁卢
即便只对他的生涯勾勒一个简单的提纲，就需要好几卷书的容量。要想讲清楚他对法国所做的巨大政治变革、他颁布的后来为大多数欧洲国家采纳的新法典、以及他在公众场台的数不胜数的积极作为，写几千页都嫌不够。不过，我能用几句话来解释清楚，为什么
他的前半生如此成功而最后十年却一败涂地。从1789到1804年，拿破仑是法国革命的伟大领导者。他之所以能够一一将奥地利、意大利、英国、俄国打得溃不成军，原因在于他和他的士兵们那时都是“自由、平等、博爱”这些民主新信仰的热切传道者，是王室贵族的敌人，是人民大众的朋友。
可是在1804年，拿破仑自封为法兰西的世袭皇帝，派人请教皇庇护七世来为他加冕，正如法兰克人的查理曼大帝在公元800年请利奥三世为他加冕，做了日尔曼皇帝。这一情景有着无尽的诱惑反复出现在拿破仑眼前，使他渴望着重温旧梦。
一旦坐上了王位，原来的革命首领摇身一变，成为哈布斯堡君主的失败翻版。拿破仑忘记了他的精神之母——雅各宾政治俱乐部。他非但不再是被压迫人民的保护者，反而变成了一切压迫者、一切暴君的首领。他的行刑队时刻都磨刀霍霍，准备枪杀那些胆敢违抗皇帝的神圣意志的人们。当神圣罗马帝国忧伤的遗迹于1806年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当古罗马荣耀的最后残余被一个意大利农民的孙子彻底摧毁，没有人为它一掬同情之泪。可当拿破仓的军队人侵西班牙，逼迫西班牙人民承认一个他们鄙视厌恶的国王，并大肆屠杀仍然忠于旧主的马德里市民时，公众舆论便开始反对过去那个马伦戈、奥斯特利茨及其它上百场战役的伟大英雄了。这时，只是到了这时，当拿破仑从革命的英雄变成旧制度所有邪恶品行的化身时，英国才得以播种迅速扩散的仇恨的种子，使所有诚实正直的人民变成法兰西新皇帝的敌人。
当英国的报纸开始报道法国大革命阴森恐怖的某些细节时，英国人便 对之深感厌恶。在一个世纪前的查理一世统治时期，他们也曾发动过自己的“光荣革命”。可相对于法国革命翻天覆地的动荡，英国的革命不过是一次郊游般简单轻松的事件。在普通的英国老百姓眼里，雅各宾党人不啻于杀人不眨眼的魔头，而拿破仑更是群魔之首，人人得而诛之。从1798年开始，英国舰队便牢牢封锁了法国港口，破坏了拿破仓经埃及入侵印度的计划，使他在经历尼罗河沿岸一系列辉煌胜利之后，不得不面对一次屈辱的大撤退。最后到1805年，英国人终于等来了战胜拿破仑的胜机。
在西班牙西南海岸靠近特拉法尔角的地方，内尔森将军彻底摧毁了拿破仑的舰队，使法国海军一瓶不振。拿破仑从此被困在了陆地。即便如此，如果他能把握时局，接受欧洲列强提出的不失颜面的和平条件，拿破仑仍然可以舒服地坐稳自己的欧洲霸主的位子。可惜拿破仑被自身的荣耀冲昏了头脑，他不能容忍任何对手，不允许任何人与他平起平坐。于是，他把仇恨转向了俄罗斯，那片有着源源不竭的炮灰的神秘广大的国土。
只要俄罗斯还处在凯瑟琳女皇半疯癫的儿子保罗一世的统治之下，拿破仑就很懂得该怎么对付俄国。可是保罗的脾气变得越来越难以捉摸，以至被激怒的臣属们被迫谋杀了他，免得所有人都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铅矿。继任保罗的是他的儿子亚历山大沙皇。亚历山大并未分享父亲对这位法国篡位者的好感，而是将他视为人类的公敌与永远的和平破坏者。他是一位虔诚的人，相信自己是上帝挑选的解放者，负有将世界从邪恶的科西嘉诅咒中解脱出来的责任。他毅然加入了普鲁士、英格兰、奥地利组成的反拿破仑同盟，却惨遭败绩。他尝试了五次，五次都以失败告终。1812年，他再度辱骂了拿破仑，气得这位法国皇帝两眼发黑，发誓要打到莫斯科去签定城下之盟。于是，从西班牙、德国、荷兰、意大利等广大的欧洲地域，一支支不情愿的部队被迫向遥远的北方开拔，去为伟大皇帝受伤的尊严进行以牙还牙的报复。
接下来的故事现在已经尽人皆知。经过两个月漫长而艰苦的进军，拿破仑终于抵达了俄罗斯的首都，并在神圣的克里姆林宫建立起他的司令部。可他攻占的只是一座空城。1812年9月15日深夜，莫斯科突然发出冲天的火光。大火一直燃烧了4个昼夜，到第5日傍晚，拿破仑不得不下达了撤退的命令。两星期之后，大雪纷纷扬扬地下起来，厚厚的积雪覆盖了森林和原野。法军在雪片和泥泞中艰难跋涉，直到 11月 26日才抵达别列齐纳河。这时，俄军开始了猛烈的反击。哥萨克骑兵团团包围了溃不成军的“皇帝的军队”，痛加砍杀。法军损失惨重，直到12月中旬，才有第一批衣衫褴楼、军容不整的幸存者出现在德国东部的城市。
随后，即将发生反叛的谣言如火如茶地传播开来。“是时候了，”欧洲人说道，“把我们从无法忍受的法兰西枷锁下解放出来的日子已经到了！”他们纷纷将一支支在法国间谍无所不在的监视下精心隐藏好的滑膛枪拿出来，做好了战斗的准备。不过未等他们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拿破仑带着一支生力军返回了。原来皇帝陛下离开了溃败的军队，乘坐自己的轻便雪橇，秘密奔回了巴黎。他发出最后的征召军队的命令，以便保卫神圣的法兰西领土免遭外国的入侵。
一大批16、17岁的孩子跟随着他去东边迎击反法联军。1813年10月16、17、18日，恐怖的莱比锡战役打响了。整整3天，身穿绿色军服和蓝色军服的两大帮男孩殊死拼杀，直到鲜血染红了埃尔斯特河水。10月17日下午，源源不断涌来的俄国后备部队突破了法军的防线，拿破仑丢下部队逃跑了。
他返回巴黎，宣布让位于他的幼子。但反法联军坚持由已故的路易十六的弟弟路易十八继承法国的王位。在哥萨克骑兵和普鲁土枪骑兵的前呼后拥之下，两眼无神的波旁王子胜利地进人了巴黎。
至于拿破仑，他成了地中海厄尔巴小岛上的君主。他在那里将他的马童们组织成一支微型军队，在棋盘上演练一场场战役。
《两个掷弹兵》
不过当拿破仑离开法国，法国人就开始缅怀过去，意识到他们失去了多么宝贵的东西。在过去20年，尽管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可那毕竟是一个充满了光荣与梦想的年代。那时的巴黎是世界之都，是辉煌的中心，而失去了拿破仑，法国和巴黎便成了二流的平庸之地。肥胖的波旁国王在流放期间不学无术、毫无长进，很快就使巴黎人对他的懒惰与庸俗望而生厌了。
1815年3月1日，反法同盟的代表们正准备着手清理被大革命搞乱的欧洲版图时，拿破仑却突然在戛纳登陆了。在不到一星期的时间里，法国军队抛弃了波旁王室，纷纷前往南方去向他们的“小个子”表示效忠。拿破仑直奔巴黎，于3月21日抵达。这一次，他变得谨慎多了，发出求和的呼吁，可盟军坚持要用战争来回答他。整个欧洲都起来反对这个“背信弃义的科西嘉人”。皇帝迅速挥师北上，力争在敌人们集结起来之前将他们各个击破。不过如今的拿破仑已经不复当年之勇。他不时患病，动不动就感觉疲劳。当他本应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指挥他的先头部队发动奇袭时，他却躺下睡觉了。另外，他也失去了许多对他忠心耿耿的老将军，他们都先他而去了。
6月初，他的军队进入比利时。同月16日，他击败了布吕歇尔率领的普鲁士军队。不过一名下属的将军并未遵照命令，将退却中的普鲁士部队彻底歼灭。
两天后，拿破仑在滑铁卢与惠灵顿统率的军队遭遇。到下午2点钟，法军看起来似乎即将赢得战役的胜利。3点钟的时候，一股烟尘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拿破仑以为那是自己的骑兵部队，此时他们应该击败了英国军队，前来接应他。到4点的时候，他才搞清楚真正的情形。原来是老布吕歇尔咆哮怒骂，驱赶着精疲力竭的部队投人战斗。此举打乱了拿破仑卫队的阵脚，他已经再没有剩下的预备部队了。他吩咐部下尽可能保住性命，自己又一次首先逃跑了。
他第二次让位于他的儿子。到他逃离厄尔巴岛刚好100天的时候，他再次离岸而去。他打算去美国。在1803年，仅仅为了一首歌，他将法国殖民地圣路易斯安那（当时正处于被英国占领的危险之中）卖给了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所以他说，“美国人会感激我，他们会给我一小片土地和一座栖身的房子，让我在那里平静地安度晚年。”可强大的英国舰队监视着所有的法国港口。夹在盟国的陆军和英国的海军之间，拿破仑进退维谷，别无选择。普鲁士人打算枪毙他。看起来，英国人可能会稍微大度一点。拿破仑在罗什福特焦急等待着，期望局势能有所转机。最终，在滑铁卢战役1个月后，拿破仓收到了法国新政府的命令，限他24小时内离开法国的土地。这位永远的悲剧英雄只好给英国摄政王（国王乔治三世精神失常被关进了疯人院）写信，告之陛下他准备“将自己像狄密斯托克斯一样交托到敌人手上，希望在对手的欢迎壁炉旁找到一块温暖的地方……”。
6月15日，拿破仑登上英国战舰“贝勒罗丰”号，将自己的佩剑交给霍瑟姆海军上将。在普利茅斯港，他被转送到“诺森伯兰”号上，开往他最后的流放地——圣赫拿岛。在这里，他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7个年头。他试着撰写自己的回忆录，他和看守人员争吵，他不断地沉人对往昔的回忆之中。非常奇怪的是，他又回到了（至少在他的想象中）他原来出发的地方。他忆起自己为革命艰难作战的岁月。他试图说服自己相信，他一直都是“自由、平等、博爱”这些伟大原则的真正朋友，它们由那些衣衫槛楼的国民议会的士兵们传到了整个世界。他只是喜欢讲述自己作为总司令和首席执政的生涯，很少提及帝国。有时，他会想起他的儿子赖希施坦特公爵，他热爱的小鹰。现在，“小鹰”住在维也纳，被他的哈布斯堡表兄们当成一名不闻的“穷亲戚”勉强接待。想当初，这些表兄们的父辈只要一听到拿破仑的名字，就会吓得浑身战抖。当临终之际，他正带领着他的军队走向胜利。他发出一生中的最后一道命令，让米歇尔·内率领卫队出击。然后，他永远停止了呼吸。
不过，如果你想为他的奇特一生寻求解释，如果你真希望弄清楚为何一个人能仅凭其超人的意志如此之久地统治如此之多的人，请你一定不要去阅读他的传记。这些书的作者要么对他满怀厌憎，要么是热爱他到无以复加的崇拜者。你也许能从这些书籍中了解到许多事实。可比起僵硬的历史事实，有时候，你更需要去“感觉历史”。在你有机会听到那首名为《两个掷弹兵》的歌曲之前，千万别去读那些形形色色的书籍。这首歌的歌词是由生活在拿破仑时代的伟大德国诗人海涅创作的，曲作者是著名的音乐家舒曼。当拿破仑去维也纳朝见他的奥地利岳父时，舒曼曾站在很近的地方，亲眼目睹过这位德国的敌人。这下你清楚了，这首歌是出自两位有充分理由憎恨这位暴君的艺术家之手。
去听听这首歌吧！听完之后闭上眼睛回味片刻，然后你也许能体会到 1000本历史书都不能告诉你的东西。
第五十三章 神圣同盟
当拿破仑最终被流放圣赫拿岛，那些屡战屡败于这位“可恶
的科西嘉人”手下的欧洲统治者们便齐聚维也纳，试图消除
法国大革命带来的多项变革。
华尔兹与小步舞
欧洲各国的皇帝国王、公爵首相、特命全权大臣以及一般的大使总督主教们，还有紧随他们身后的大群秘书、仆役和听差，他们的工作日程曾因可怕的科西嘉人的突然重返（如今，他只能整日在圣赫拿岛的烈日下昏昏欲睡了）而被粗暴打断。现在，他们纷纷返回自己的工作岗位。为适当地庆祝胜利，举行了各种晚餐会、花园酒会和舞会。在舞会上，追逐潮流的人士跳起了令人吃惊的新式“华尔兹”舞，引起了那些仍在怀念小步舞时代的女士先生们的窃窃非议。
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他们处于惶恐不安的引退状态。当危险终于过去，谈起革命期间所遭受的种种痛苦与磨难，他们不免洋洋洒洒、振振有辞，有着满腹的苦水想要倾吐。他们期望捞回损失在可恶的雅各宾党人手里的每一个子儿。这些不值一提的野蛮革命者居然敢处死上帝所封的国王，还自作主张地废除假发，拿巴黎贫民窟的破烂马裤来取代凡尔赛宫廷式样优雅的短裤。
你们一定会觉得滑稽，因为我竟会提到这样一些琐细无聊的小事。不过，著名的维也纳会议就是由一长串荒唐可笑的议程构成的。有关“短裤与长裤”的问题吸引了与会代表们长达数月之久的兴趣，相形之下，萨克森的未来安排或西班牙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反倒成了无甚紧要的细枝末节。普鲁士国王陛下走得最远，他特意定制了一条短裤，以便向公众显示陛下对一切革命事物的极度蔑视。
另一位德国君主在表现他对革命的仇恨方面也不甘落后。他严正颁布了一条敕令：凡是在那位法国篡位者统治期间缴纳过税款的属民，必须重新向自己的合法统治者缴纳这些税款。因为当他们在遭受科西嘉魔王的无情摆布时，他们的国王正在遥远的角落里默默地爱着他们。就这样，维也纳会议上的荒唐事情一件接着一件。直到有人气得喘不过气来，疾呼道：“看在上帝的份上，老百姓为什么不抗议、不反抗呢？”是啊，为什么不反抗呢？因为人民已经被战争和革命弄得精疲力竭。他们完全绝望了，根本不在乎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或者由谁在哪里及如何统治他们。只要能得到和平，就谢天谢地了。战争、革命、改革这些字眼已经耗尽了他们的全部精力，使他们感到疲惫和厌倦。
上世纪80年代，人人都曾围着自由之树欢舞。王公们热情拥抱他们的厨子，公爵夫人拉着她们的仆役跳起了卡马尼奥拉舞（法国革命期间流行的舞蹈）。他们真诚的相信，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新纪元已经降临这个充满邪恶的人世，一切将重新开始。不过伴随新纪元而来的，是造访他们客厅的革命委员，以及跟随他身后的十几个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的士兵。他们占满了客厅的沙发，坐在主人的餐桌前大吃大喝。等造访已毕，革命委员返回巴黎向政府报告，“被解放国家”的人民是如何热情接受法国人民奉献给友好邻居们的自由宪法时，他们还顺手牵走了主人家传的银制餐具。
当他们听说有一个叫“波拿巴”或“邦拿巴”的青年军官将枪口对准暴民，镇压了巴黎发生的最后一阵革命骚乱，他们不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为了安宁，牺牲一点自由、平等、博爱也是可以接受的。可没过多久，这位“波拿巴”或“邦拿巴”就成了法兰西共和国三位执政官之一，后来又作了唯一的执政，最后终于变成法兰西皇帝。由于他比此前的任何统治者都更为强大、更有效率，他的手难免伸的很长，管得过宽，毫不怜悯地压迫着他可怜的属民们。他强征他们的男孩子入伍，他把他们漂亮的女儿嫁给手下的将军，他
夺走他们的油画古董去充实私藏。他将欧洲变成一个大兵营，牺牲掉整整一代青年人的性命。
现在，他终于被送到大西洋里的圣赫拿孤岛。人们（除了少数职业军人）只剩一个愿望：让他们不受打扰地安静过日子。曾几何时，他们被允许自治，选举自己的市长、市议员和法官，可这套体制在实践中却惨告失败。新统治者不仅毫无经验，且言行放肆，在旧伤之上，又添了许多新创。出于纯粹的绝望，人们转向旧制度的代理人。他们说，“你们像过去一样统治我们吧。告诉我们欠你多少钱，我们照单全付。其它的请高抬贵手，我们正忙于修复自由时期的创伤。”
操纵维也纳会议的大人物们，他们当然会尽力满足人们期求和平、安宁的渴望。会议的主要成果是神圣同盟的缔结。它使警察机构变成国家事务的主要力量。对那些胆敢对国家政策提出任何批评的人士，动辄施以最严厉的惩罚。
欧洲终于得到了和平，然而是笼罩在墓地之上的死气沉沉的和平。
维也纳三巨头
出席维也纳会议的三位重要人物分别是俄国的亚历山大沙皇、代表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梅特涅首相及前奥顿地区主教塔莱朗。在历次法国政府危机四伏的动荡中，塔莱朗完全凭自己的精明狡猾，奇迹般地生存了下来。现在他代表法国来到奥地利首都，试图尽可能地挽救遭拿破仑涂炭的千疮百孔的法国。就像打油诗里描写的快活青年对旁人的白眼浑然不觉，塔莱朗这位不速之客闯到了宴会上开心地吃喝说笑，仿佛他真是被邀请的上宾。事实上，他做得非常成功。不久之后，他便大摇大摆地坐上了主位，用他妙趣横生的故事为嘉宾们助兴，以自己的迷人风度赢得了大家伙儿的好感。
在他抵达维也纳的前一天，塔莱朗了解到盟国已分裂成两个敌对的阵营。一方是妄图吞并波兰的俄国和想要占领萨克森的普鲁士；另一方是想制止兼并的奥地利与英国。但无论让普鲁士还是俄国获得主宰欧洲的霸主地位，都会有损于英奥两国的利益。塔莱朗凭借高超的外交手腕和骑墙做法，游刃于两派之间。由于他的努力，法国人民得以免遭其他欧洲人在王室手下所受的十年压迫。他在会议上争辩道，法国人民的作为其实是毫无选择的，是“科西嘉恶魔”强迫他们按自己的旨意行事。现在篡位者已一去不返，路易十八登上了王位。塔莱朗请求说，“给他一次机会吧！”而盟国正乐于看到一位合法君主端坐在革命国家的王位上，便慨然让步了。波旁王朝终于得到机会，并加以过于充分的利用，以至15年后被再度赶下台。
维也纳三巨头中的另一位是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哈布斯堡外交政策的首席制定者，全名文策尔·洛塔尔·梅特涅——温斯堡亲王。正如其名所显示的，他是一位大庄园主，风度翩翩的漂亮绅士，家财亿万且能干异常。不过，他属于与城市和农庄里挥汗如雨的平民大众相隔一千英里的那个封闭社会的产儿。青年时代，梅特涅曾在斯特拉斯堡大学求学，正值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斯特拉斯堡是《马赛曲》的诞生地，雅各宾党人的活动中心。在梅特涅的忧伤记忆里，青年时代愉快的社交生活被粗暴打断了，一大群才能平平的市民被突然召去从事他们并不胜任的工作，暴民们通宵欢庆以谋杀无辜生命所换来的新自由的曙光。可梅特涅却没能看到人民大众的真挚热情，他也没看到当妇女和儿童将面包和水塞给衣衫槛楼的国民自卫军，目送他们穿过城市，去前线为法兰西祖国光荣献身时，他们眼里所闪烁的希望和神采。
大革命的一切给这位年轻的奥地利人留下的只是满心厌恶。它太野蛮，太不文明。如果真的需要一场战斗，那也应该由穿着漂亮制服的年轻人，骑上装配精致鞍具的高头大马，冲过田野去体面的厮杀。可将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发散恶臭的军营，把流浪汉一夜之间提拔为将军，这不仅愚蠢，而且邪恶。他常常会对在数不清的奥地利大小公爵们轮流提供的小型晚餐会上遇到的法国外交官说，“看看吧，你们那些精致的思想都带来了什么？你们喊着要自由、平等、博爱，可最终得到的是拿破仑。如果你们不胡思乱想，满足现行制度，你们的情况会比现在好多少啊！”随后，他就会阐述自己那套关于“维持稳定”的政见。他竭力宣扬重返大革命前旧制度的正常状态，那时人人幸福，也没人胡说什么“天赋人权或人人生而平等”。他的态度是真诚的。他意志坚强、才能卓越，极善说服他人，因此他也成了一切革命思想最危险的敌人。梅特涅一直活到1859年，他亲眼目睹了1848年的欧洲革命将自己苦心炮制的政策扫进历史垃圾堆，遭到彻底的失败。突然间，他发现自己变成了全欧洲最招憎恨的家伙，好几次面临被愤怒的市民私刑处死的危险。不过直到生命的尽头，他依然认为自己做的都是正确有益的事情。
他一直相信，比之危险的自由，人民宁愿要和平。他则尽己所能将最符合人民利益的东西赐予了他们。公正地看，我们不得不说他所全力构建的世界和平是相当成功的。列强们有40年时间没自相残杀，紧掐对方的脖子。直到1854年，俄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土耳其为争夺克里米亚爆发了一场大战，和平局面才被打破。这么长的和平时期至少在欧洲大陆上是创纪录的。
这个“华尔兹”会议上的第三位英雄是亚历山大皇帝。他是在其祖母，著名的凯瑟琳女皇的宫中长大的。除了这位精明的老妇人教给他将俄罗斯的荣耀视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他还有一位瑞士籍的私人教师，一位伏尔泰和卢梭的狂热崇拜者。教师极力向他的幼小心灵灌输热爱全人类的思想。这样，待亚历山大长大后，他的身上奇怪地混台了自私的暴君与感伤的革命者两种气质，使他常常陷于自我冲突的痛苦之中。在他疯癫的父亲保罗一世在位期间，亚历山大倍受屈辱。他被迫亲眼目睹了拿破仑战场上的大屠杀，俄军凄惨的溃败。后来他时来运转，他的军队为盟国赢得了胜利。俄罗斯从荒僻的边陲之国摇身而为欧洲的救世主，这个伟大民族的沙皇也被奉为神明。人们指望他医治世间的所有创伤。
可亚历山大本人却不够聪明。他不像塔莱朗和梅特涅那样深谙人性，对外交这一奇妙的游戏，也玩得不够精熟。当然，亚历山大爱慕虚荣（在某些情形下谁又能不爱呢），喜欢群众的掌声与欢呼。很快，他便成为维也纳会议主要的“焦点和吸引力的源泉”，而梅特涅、塔莱朗、卡斯雷尔
（精明干练的英国代表）则悄悄绕桌而坐，一边惬意地呷着匈牙利甜酒，一边决定着具体该做的事情。他们需要俄国，因此对亚历山大毕恭毕敬。不过亚历山大本人越少参与实质性工作，他们就越高兴。他们甚至对亚历山大提出的组织“神圣同盟”的计划大加赞同，好让他全心投入，自己则可以放手处理紧急的事情。
亚历山大喜欢社交，经常出席各种各样的晚会，会见形形色色的人物。在这些场台，沙皇显得既轻松又快活。不过他的性格中还有截然不同的另一面。他努力想忘掉某些难以忘却的事情。801年3月23日夜，他焦急地坐在彼得堡圣米歇尔宫的一间房间里，等待着他父亲退位的消息。可保罗拒绝签署那些喝得醉醺醺的官员强塞到他桌前的文件。官员们一怒之下，用围巾缠住老沙皇的脖子，将他活活勒死了。随后他们下楼去告诉亚历山大，他已经成为了所有俄罗斯国土的皇帝。
亚历山大生性敏感，这个恐怖夜晚的记忆一直纠缠在他脑海，挥之不去。他曾经在法国哲学家们的伟大思想中受过熏陶，这些人相信的不是上帝而是人类的理性。不过，单单理性并不足以解脱处于心灵困境中的沙皇。他开始出现幻听幻视，感觉到形形色色的形象和声音从他身边飘过。他试图找到一条途径，使自己不安的良心平静下来。他变得异常虔诚，对神秘主义发生了兴趣。神秘主义即对神秘和未知世界的奇特崇拜和热爱，它的渊源与底比斯、巴比伦的神庙一样久远。
神秘的女先知
大革命期间过度膨胀、过度焦灼的情感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影响了人们的性格。经历了20年恐惧与焦虑折磨的男男女女，都变得有些神经兮兮。每听到门铃声响，他们会惊跳起来。因为这响声可能意味着，他们唯一的儿子“光荣战死”了。革命期间所大肆宣扬的“兄弟之爱”或“自由”等等观念，在饱受痛苦煎熬的农民耳里，无非是一些意义空洞的口号。他们愿抓住任何能救其脱离苦海的东西，使他们重拾面对生活的勇气。在痛苦与悲伤中，他们轻易让一大帮骗子得了手。这些人伪装成先知的样子，四处传播他们从《启示录》的某些晦涩章节里挖出来的新奇教义。
1814年，己多次占卜问灵的亚历山大听说了一个新的女先知的事情。据说她预言世界末日即将到来，正敦促人们及早悔悟。此人就是冯·克吕德纳男爵夫人。这位俄国女人的丈夫是保罗沙皇时代的一名外交官。有关她的年龄和声誉，议论纷纷，可都不确定。听说她把丈夫的钱财挥霍一空，还因种种桃色事件，使他颜面尽失。她过着异常轻佻放荡的生活，最终身心崩溃，一度处于精神失常的状态。后来，因目睹一位朋友的突然死亡，她皈依了宗教，从此厌弃了生活中的一切快乐。她向一位鞋匠仟悔自己从前的罪恶。这位鞋匠是一位虔诚的摩拉维亚兄弟会成员，也是被1415年的康斯坦斯宗教会议处以火刑的老宗教改革家胡斯的信徒。
接下来的十年，克吕德纳呆在德国，一心一意地从事劝说王公贵族们“皈依”宗教的工作。感化欧洲的救世主亚历山大皇帝，使他认识到自己犯下的错误，这是男爵夫人平生最大的志愿。而亚历山大正处忧伤之中，任何能给他一线慰藉的人，他都乐意听听他们的开解。会面很快被安排妥了。1815年6月4日傍晚，男爵夫人被带进沙皇的营帐。她第一眼看见这位大人物时，他正在读自己随身携带的《圣经》。我们搞不清楚男爵夫人究竟对亚历山大说了些什么。可当她三小时后离开时，陛下满面泪容，发誓说“他的灵魂终于得到了安宁”。从那天开始，男爵夫人便成了沙皇忠实的伙伴及灵魂的导师。她随他去巴黎，然后又到维也纳。当亚历山大不出席舞会的时候，他就参加克吕德纳夫人的祈祷会。
你也许会问，我为什么要如此详细地给你们讲述这个离奇的故事？难道19世纪的种种社会变革不比一个精神失衡的女人的生涯更具重要性吗？忘掉这个女人不是更好吗？当然是这样的。不过这个世界上己经有够多的历史书，它们能精确而详尽地告诉你那些历史大事。而我希望你们从历史中了解到比一连串的历史事实稍微多一些的东西。我要你们带着一颗毫无偏见的心灵去接近历史、触摸历史，绝不要仅仅满足于“何时何地发生了什么”这样简单的陈述。去发掘隐藏在每个行为下面的动机，而后你对世界的了解就会更上一层，你也将更有机会去帮助别人。归根结底，这才是唯一真正令人满意的生活方式。
两个不幸男女的共同作品
我不希望你把“神圣同盟”仅仅视为1815年签署，现在勉强保存在国家档案馆中早被废弃和遗忘的一纸空文。它也许己被遗忘，可它绝非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毫无影响。神圣同盟直接导致了门罗主义的产生，而门罗主义与普通美国人的生活有着显著的关联。所以，我希望你们了解这一文件如何碰巧出现，以及隐藏在这一重申基督教对责任的忠诚奉献的宣言背后的真实动机。
一个是遭受了可怕精神打击，试图抚平灵魂不安的不幸男子，另一个是虚度半生，容颜尽毁，只能靠自命为一种新奇教义的先知来满足虚荣心与欲望的野心勃勃的女人，他们俩的古怪结合造就了“神圣同盟”。它是两个不幸男女的共同作品。这些细节并不是什么天大的秘密，如今才由我泄
露出来的。像卡斯雷尔、梅特涅、塔莱朗这等清醒理智的人物，他们当然知道这位多愁善感的男爵夫人能力有限。梅特涅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她打发回德国，给神通广大的帝国警察局首脑写一纸便条就能解决问题。
可法国、英国、奥地利正需要俄罗斯的善意，他们不敢触怒亚历山大。他们容忍这位愚蠢的老女人，因为他们不得不克制自己的脾气。虽然他们全都认为神圣同盟是纯粹的胡说八道，甚至不值得为它浪费纸张，可当沙皇向他们朗诵以《圣经》为基础创作的《人类皆兄弟》的潦草初稿时，他们只能耐心地倾听。这是创建神圣同盟试图达到的目的，签字国必须申明“在管理各自国家的事务，及处理与别国政府的外交关系时，应以神圣宗教的诫条，即基督的公正、仁慈、和平为唯一指导。这不仅适用于个人，且应对各国的议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并作为加强人类制度，改进人类缺陷的唯一途径，体现在政府行动的各个步骤中。”尔后，他们还相互承诺，将保持联合，“本着一种真正牢不可破的兄弟关系，彼此以同胞相待，在任何情况、任何地点相互施以援手。”等等等等。
最后，虽一个字也没读懂，奥地利皇帝还是在“神圣同盟”誓约上签署了自己的大名。法国的波旁王室也签了字，时势使它非常需要拿破仑旧敌的友谊。普鲁士国王也加入了，他迫切希望亚历山大支持他的“大普鲁士”计划。当然，受俄国摆布的所有欧洲小国都签了字，它们别无选择。英国拒绝签字，因为卡斯雷尔认为该条约不过是一些空话。教皇没有签字，他对一个希腊东正教徒和一个新教徒来插手他的事务感到甚为愤恨。土耳其苏丹当然没签，因为他对盟约上说的东西一无所知。
而欧洲的老百姓不久后就不得不正视这一条约的存在。隐藏在神圣同盟一大堆空洞词句背后的，是梅特涅纠集起来的五国盟军。这些军队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他们的存在无疑在警告世人，欧洲的和平是不容所谓的自由主义者搅扰的。这些自由主义者被视为乔装打扮的雅各宾党，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使欧洲重返大革命的动乱年代。欧洲人对1812、1813、1814和1815年的伟大解放战争的热情开始慢慢消逝，随之而来的是对幸福生活的真诚企盼。在战争中首当其冲的士兵也希望和平，他们变成了和平的宣讲者。
不过，人们并不需要神圣同盟和列强会议赐予他们的那种和平。他们惊呼自己被欺骗，被出卖了。可他们小心翼翼，以免自己的话传到秘密警察的耳里。对革命的反动是成功的。策划这一反动的人真诚相信其作为有益于人类富扯。可动机虽然良好，一样难以忍受。它不仅制造了大量不必要的痛苦，而且大大阻碍了政治改革的正常进程。
第五十四章 强大的反动势力
他们以压制新思想来维持一个不被打扰的和平世界，他们使秘密警
察成为最有权势的国家机构，不久，所有国家的监狱都人满为患。那
些宣称老百姓有权按自己心意进行自治的人们受到迫害。
清扫法兰西“祸水”
要完全清除拿破仑洪水所带来的祸害几乎是不可能的。古老的防线被一扫而空，历经几十朝代的宫殿被毁坏到无法居住的程度。其它的王宫则以不幸邻居的损失为代价，拼命扩张地盘，好把革命时期的损失找补回来。革命的洪水退去之后，留下许多形形色色、奇奇怪怪的革命教义的残余，强行清除它们势必给整个社会带来风险。不过维也纳会议的政治工程师们将自己的力量发挥到极限，以下是他们取得的种种“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