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许多曾被认作是“上帝所为”而无法治愈的疾病，现在已被证明仅仅是出于我们自身的无知与疏忽。今天的每一个儿童都知道，只要注意喝清洁的饮水，就能避免感染伤寒。可医生们是在历经多年努力之后，才使得人们相信这一简单事实。对口腔细菌的研究，使我们有可能预防蛀牙。如果非拔掉一颗坏牙不可，我们无非是深吸一口长气，然后高高兴兴去找牙医。1846年，美国报纸报道了利用“乙醚”进行无痛手术的新闻，欧洲的好人们不禁对这一消息大摇其头。在他们看来，人类居然试图逃脱所有生物都必须承受的“疼痛”，此举近乎对上帝意志的公然违背。此后又经过了多年，在外科手术中使用乙醚和氯仿才被普遍接受。
可追求进步的战役毕竟打赢了。偏见之墙上的裂口越来越大。随着时间的流逝，古代的愚昧之石终于土崩瓦解，一个新的、更幸福的社会制度的追求者们冲出了包围圈。可突然之间，他们发现自己面前又横亘着一道新的障碍。在旧时代的废墟中，另一座反动堡垒矗立了起来。为摧毁这最后一道防线，成百万的人们在未来的日子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第六十章 艺术
艺术的源起
若一个婴孩身体十分健康，他吃饱睡足后，就会哼哼出一首小曲，向世界宣示他是多么幸福。在成人耳里，这些哼哼声毫无意义。它听起来像是“咕嘟，咕嘟，咕咕咕咕……”。可对婴儿来说，这就是完美的音乐，是他对艺术的最初贡献。
一旦他（或她）长大一点，能够坐起身子，捏泥饼的时代便开始了。这些泥饼当然引不起成人多大的兴趣。这个世界上有成百上千万的婴孩，他们同时在捏成百上千万的泥饼。可对小宝贝们说来，这代表他们迈向艺术的欢乐王国的又一次尝试。现在，小婴孩变成雕塑家了。
到三、四岁的时候，小孩的双手开始服从脑子的使唤，他便成了一名画家。快乐的妈妈给他一盒彩色画笔，不久之后，每一张纸片上便布满了奇怪的笔划，有的歪歪斜斜，有的弯弯曲曲，分别代表房子呀、马呀、可怕的海战呀，等等。
可没过多久，这种尽情“创作”的幸福时期便告一段落。学校生活开始了，孩子们的大部分时间被功课填得满满的。生活的事情，更准确地说是“谋生”的事情，变成了每个小男孩小女孩生命中的头等大事。在背诵乘法表和学习法语不规则动词的过去时之余，孩子们很少有时间来从事“艺术”，除非这种不求现实回报，仅仅出于纯粹的快乐而创造某种东西的欲望非常强烈。等待这孩子长大成人后，他会完全忘掉自己生命的头5年是主要献身于艺术的。
民族的经历跟小孩子相似。当穴居人逃脱了漫长冰川纪的种种致命危险，将家园整顿就绪，他便开始创作一些自己觉得美丽的东西，虽然这些东西对他与丛林猛兽的搏斗并无什么实际的帮助。他在岩洞四壁画上许多他捕猎过的大象和鹿的图案，他还把石头砍削成自己觉得最迷人的女人的粗糙形象。
当埃及人、巴比伦人、波斯人以及其它东方民族沿尼罗河和幼法拉底河两岸建立起自己的小国，他们便开始为他们的国王修筑华美的宫殿，为他们的女人打制亮丽的首饰，并种植奇花异草、用五彩斑斓的色彩来装点他们的花园。
我们的祖先是来自遥远中亚草原的游牧民族，也是热爱自由生活的猎人与战士。他们谱写过许多歌谣来赞颂部族领袖伟大业绩，还发明了一种诗歌形式，一直流传至今。1000年后，当他们在希腊安身立足，建立起自己的“城邦”，他们又修建古朴庄严的神庙、制作雕塑、创作悲剧和喜剧，并发展一切他们能想出的艺术形式，以此来表达心中的欢乐和悲伤。
罗马人和他们的迦太基对手一样，由于过分忙于治理其它民族与经商赚钱，对“既无用处又无利润”的精神冒险不感兴趣。尽管他们征服过大半个世界，修筑了无以记数的道路桥梁，可他们的艺术却是整个从希腊照搬过来的。他们创造出几种实用的建筑形式，满足了当时的实际需要。不过，他们的雕塑，他们的历史，他们的镶嵌工艺，他们的诗歌，统统是希腊原作的拉丁翻版。如若缺乏那种模糊而难以定义的、世人称之为“个性”的素质，便不可能产生出好的艺术。而罗马世界正好是不相信“个性”的。帝国需要的是训练有素的士兵和精明高效的商人，像写作诗歌或画画这些玩意儿只好留给外国人去做了。
随后是“黑暗时期”的来临。野蛮的日尔曼部族就像闯进西欧瓷器店的一头狂暴的公牛。他不理解的东西对他毫无用处。拿1921年的标准来讲，他拿起印着漂亮封面女郎的通俗杂志爱不释手，反倒将自己继承的伦勃朗名画随手扔进了垃圾箱。不久，他的见识增长了一些，想弥补自己几年前造成的损失。可垃圾箱已经不见踪影，伦勃朗的名画再也找不回来。
中世纪宗教艺术
不过到这个时期，他自己从东方带来的艺术得到发展，成长为非常优美的“中世纪艺术”，补偿了他过去的无知与疏忽。至少就欧洲北部来说，所谓的“中世纪艺术”主要是一种日尔曼精神的产品，少有借用希腊和拉丁艺术，与埃及和亚述的古老艺术形式则完全无关，更不用提印度和中国了（对于那个时代的人们来说，二者是根本不存在的）。事实上，北方日尔曼民族极少受他们南方邻居们的影响，以至他们自己发展的建筑完全不被意大利人理解，受到十足而彻底的蔑视。
你们肯定听说过“歌特式”这个词。你多半会把它与一座细细的尖顶直插云霄的美丽古教堂的画面联系起来。可这个词的真正含义到底是什么呢？
它其实意味着“不文明的”、“野蛮的”东西——某种出自“不开化的哥特人”之手的事物。在南方人眼里，哥特人是一个粗野的落后民族，对古典艺术的既定规则毫无崇敬之心。他们只知道造起一些“恐怖的现代建筑”去满足自己的低级趣味，而根本看不见古罗马广场和雅典卫城所树立的崇高典范。
可在好多个世纪里，这种歌特式建筑形式却是艺术真情的最高表现，一直激励着整个北部欧洲大陆的人民。读过前面的章节，你一定记得中世纪晚期的人们是如何生活的。他们是“城市”的“市民”，而在古拉丁语里，“城市”即“部落”的意思。事实上，这些住在其高大城墙与宽深护城河之内的善良自由民们是名副其实的部落成员，凭借着整个城市的互助制度，有难同当，有福共享。
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城市，庙宇坐落在市场上，那里是市民生活的中心。在中世纪，教堂，即上帝之屋，成了新的中心。我们现代的新教徒仅仅每周去一次教堂，呆上几小时，我们很难体会中世纪的教堂对一个社区的重要意义。那时，当你出生还不到一星期，便被送到教堂受洗。在儿童时代，你常常去教堂听讲《圣经》中的神圣故事。后来你成了这所教堂的会众。假如你足够有钱，你便为自己建一座小教堂，里面供奉自己家族的守护圣人。作为当时最神圣的建筑，教堂在所有白天及大部分夜晚都对公众开放。从某种意义上讲，它类似一个现代的俱乐部，为市内的所有居民享用。你很可能在教堂与自己心爱的姑娘一见钟情，她日后做了你的新娘，在高高的祭坛前与你誓约相守终身。最后，当你走到生命的终点，你会被安葬在这座熟悉建筑的石块下。你的孩子、孩子的孩子会不断走过你的坟墓，直到末日审判来临的那天。
由于中世纪教堂不仅仅是“上帝之屋”，还是一切日常生活的真正中心，因此它的式样应当不同于此前所有的人工建筑物。埃及人、希腊人、罗马人的神庙仅仅是一个供奉地方性神抵的殿堂，并且祭司们也不需要在奥塞西斯、宙斯或朱底特的塑像前布道，因此用不着能容纳大量公众的内部空间。在古代地中海地区，各民族的一切宗教活动都在露天举行。可阴湿寒冷的欧洲北部，天气总是恶劣，大部分宗教活动因而必须在教堂的屋顶下进行。
在许多个世纪里，建筑师们孜孜探索着如何建造空间足够大的建筑物的问题。罗马的建筑传统告诉他们，要砌沉重的石墙，必须配以小窗，以免墙体承受不住自身重量而垮塌。可到了12世纪，十字军东征开始之后，欧洲的建筑师们见识到穆斯林建筑师造出的清真寺穹顶。受此启发，他们构想出一种新风格，使欧洲人第一次有机会造出适合当时频繁的宗教生活所需的那种建筑。稍后，他们在被意大利人轻蔑地指为“歌特式”或“野蛮的”建筑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这种奇特的风格。他们发明出一种由“肋骨”支撑的拱顶。可这样一个拱顶如果太重的话，很容易压垮墙壁，个中的道理就如同一张儿童摇椅坐上了一个300磅重的大胖子，肯定会被压垮。为解决这一难题，一些法国建筑师开始用“扶垛”加固墙体。扶垛不过是砌在边上的大堆石块，以支持撑住屋顶的墙体。后来，为进一步保证屋顶的安全，建筑师们又发明了所谓的“飞垛”来支撑屋脊。
这种新的建筑法允许开大窗户。在12世纪，玻璃还是非常珍稀的奢侈品，私人建筑少有安装玻璃窗，有时连贵族们的城堡也四壁洞开。这就是当时的房子里面穿堂风长年不断，而人们在室内也和室外一样穿毛皮衣服的原因。
幸运的是，古地中海人民熟悉的制作彩色玻璃的工艺并未完全失传，此时又复
兴起来。不久之后，歌特式教堂的窗户上便出现了用小块鲜艳的彩色玻璃拼成的《圣经》故事，以长长的铅框固定起来。
就这样，明亮辉煌的上帝新屋里，挤满了如饥似渴的信众。使信仰显得“真切动人”的技艺，于此达到了无人能及的高峰。为打造这“上帝之屋”和“人间天堂”，人们不吝代价，不惜工夫，力求让它尽善尽美。雕塑家们自罗马帝国毁灭后便长期处于失业状态，此时又小心谨慎地重返工作。正门、廊柱、扶垛与飞檐上，满满地刻着上帝和圣人们的形象。绣工们也尽心投人工作，绣出华丽的挂毯装饰教堂四壁。珠宝匠更是贡献自己的绝艺来装点祭坛，使它当得起人们最虔诚的崇拜。画家们也倾力以赴。可因为找不到适当的作画材料，这些可怜的人们只能扼腕长叹。
这又引出了一段故事。
在基督教初创时期，罗马人用小块彩色玻璃拼成图案，以此装点他们的庙宇房屋的墙和地。可这种镶嵌工艺掌握起来异常困难，同时使画家们难以表达自己的情感。所有尝试过用彩色积木进行创作的儿童，都体会过与这些画家相同的感受。因此，镶嵌工艺在中世纪便失传了，只在俄罗斯一地保存下来。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后，拜占廷的镶嵌画家纷纷逃往俄罗斯避难，得以继续用彩色玻璃装饰东正教堂的四壁，直到布尔什维克革命后不再有新教堂投入修建为止。
绘画的黄金时代
当然，中世纪的画师们可以用熟石膏水调制颜料，在教堂墙上做画。这种“新鲜石膏”画法（通常称为“湿壁画祛”）在数个世纪里非常流行。到今天，它就像手稿中的微型风景画一样罕见。几百个现代城市画家中，恐怕只有一两个能够成功调制这种颜料。可在中世纪，没有别的更好的调配材料，画家们成为湿壁画工是别无选择的事情。这种调料法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陷。往往用不了几年，要么石膏从墙壁上脱落，要么湿气浸损了画面，就像湿气会浸损我们的墙纸一样。人们试验了各种各样的介质来取代石膏水。他们尝试过用酒、醋、蜂蜜、粘蛋青等来调制颜料，可是效果都不令人满意。试验一直持续了1000多年。中世纪画家能够很成功地在羊皮纸上做画，可一旦要在大块的木料或石块上做画，颜料就会发粘，这使他们一筹莫展。
在15世纪上半叶，这一困扰画家们多年的难题终于被南尼德兰地区的扬·范艾克与胡伯特·范艾克攻克。这对著名的弗兰芒兄弟将颜料调以特制的油，使他们能够在木料、帆布、石头或其它任何材质的底版上做画。
不过此时，中世纪初期的宗教热情已成为过眼云烟。富裕的城市自由民接替主教大人们，成为了艺术的新思主。由于艺术通常为谋生服务，于是此时的艺术家们开始为这些世俗的雇主工作，给国王们、大公们、富裕的银行家们绘制肖像。没用多长时间，新的油画法风靡整个欧洲。几乎每个国家都兴起了一个特定的画派，以它们创作的肖像画和风景画反映当地人民独有的艺术趣味。
比如在西班牙，有贝拉斯克斯在描绘宫廷小丑、皇家挂毯厂的纺织女工及其它关于国王和宫廷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与主题。在荷兰，伦勃朗、弗朗斯·海尔斯及弗美尔却在描画商人家中的仓房、他邋遢不堪的妻子与健康肥胖的孩子，还有给他带来巨大财富的船只。意大利则是另一番气象。由于教皇陛下是艺术最主要的保护人，米开朗基罗和柯雷乔仍在全力刻画着圣母与圣人的形象。在贵族有钱有势的英格兰和国王高于一切的法国，艺术家们则倾心描绘着担任政府要职的高官显贵和与陛下过从甚密的可爱女士们。
戏剧与音乐
因教会的衰微及一个新社会阶级的崛起给绘画带来的巨大变化，同时也反映在其它所有形式的艺
术中。印刷术的发明，使得作家们有可能通过为大众写作而赢取极大的声名。不过，有钱买得起新书的，并非那种整夜闲坐在家或望着天花板发呆的人。发财致富的市民们需要娱乐。中世纪的区区几个游吟诗人已经不能满足对人们消遣的巨大胃口。从早期希腊城邦迄今，2000多年过去了，职业剧作家终于再次找到了用武之地。在中世纪，戏剧仅仅是某些宗教庆典的捧场角色。13和14世纪的悲剧讲的都是耶稣的受难故事。可在16世纪，世俗的剧场终于出现。诚然，在最开始，职业剧作家和演员们的地位并不高。威廉·莎士比亚曾被视为某种类似马戏班成员的角色，以他的悲剧和喜剧给邻人逗乐解闷。不过当这位大师于1616年去世时，他开始赢得国人的敬重，而戏剧演员也不再是必须受警察监视的可疑角色了。
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还有洛佩 德·维加。这位创作力非凡的西班牙人一生中共写出了400部宗教剧和超过1800部的世俗剧，是一位受到教皇称许的高贵人物。一个世纪之后，法国人莫里哀不可思议的喜剧才华竟为他赢得了路易十四的友谊。
从此，戏剧日益受到群众的热爱。今天，“剧院” 已经成为任何一座治理有条的城市必不可少的风景之一，而电影中的“默剧”已经深入到最不起眼的小乡村。
然而，还有一种最受欢迎的艺术，那就是音乐。大部分古老的艺术形式都需要大量的技巧训练才能掌握。想要我们笨拙的双手听从大脑的使唤，将脑海中的形象
准确再现于画布或大理石上，这需要年复一年的苦工。为学习如何表演或怎样写出一部好小说，有些人甚至花费了一生的时间。对作为接受者的公众来说，要想欣赏绘画、小说或雕塑的精妙，同样需要接受大量的训练。可只要不是聋子，几乎任何人都能跟唱某支曲子，或从音乐里享受到一定的乐趣。中世纪的人们虽能听到少量音乐，可它们全是宗教音乐。圣歌必须严格遵守一定的节奏与和声法则，很快便令人感到单调。另外，圣歌也不适合在大街和集市上唱颂。
文艺复兴改变了这一情况。音乐再度成为人们的知心朋友，陪着他们一起欢乐，一起忧伤。
埃及人、巴比伦人及古代犹太人都曾是伟大的音乐爱好者。他们甚至能将不同的乐器组合成正规的乐队。可希腊人对这些野蛮的异域噪音大皱眉头。他们喜欢聆听别人朗诵荷马或品达的庄严诗歌。朗诵中，他们允许用里拉（古希腊的一种竖琴，所有弦乐器里最简陋的一种）伴奏，不过这也仅仅是在不致激起众怒的情况下才敢使用。可罗马人正相反，他们喜欢在晚餐和聚会中伴以管弦乐。他们发明出我们沿用至今（当然经过了改进）的大部分乐器。早期的教会鄙视罗马音乐，因为它带有太多刚被摧毁的异教世界的邪恶气息。由全体教徒颂唱的几首圣歌，这便是三、四世纪的所有主教们音乐忍耐力的极限。由于教徒们在没有乐器伴奏的情况下，容易唱得非常之走调，因此教会特许使用风琴伴奏。这是一种公元2世纪的发明，由一组排萧和一对风箱构成。
接下来是大迁徙时代。最后一批罗马音乐家要么死于兵荒，要么沦为走村串巷的流浪艺人，在大街上表演，像现代渡船上的竖琴手一样讨几个小钱为生。到中世纪晚期，一个更世俗化的文明在城市里复兴了，这导致了对音乐家的新需求。一些如羊角号一类的乐器，本来是用作战争和狩猎中的讯号联络的，此时经过改进，已经能奏出舞厅或宴会厅里的心旷神怕的乐音。有一种在弓上绷马鬃毛为弦的老式吉他，它是所有弦乐器里面最古老的一种，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埃及和亚述。到中世纪晚期，这种六弦乐器发展成我们现代的四弦小提琴，并在18世纪的斯特拉迪瓦利及其他意大利小提琴制作家手里，达到完美境界。
最后，现代钢琴终于出现了。它是所有乐器里流传最广的一种，曾跟随热爱音乐的人们进人丛林荒野或格陵兰的冰天雪地。所有键盘乐器的始祖本来是风琴。当风琴乐手演奏时，需要另一个人在旁拉动风箱（好在这项工作如今已由电力来完成）。因此，当时的音乐家试图找到一种简便而不
受环境影响的乐器，帮助他们培训众多教堂的唱诗班学生。到伟大的11世纪，阿雷佐（诗人彼特拉克的诞生地）的一个名为奎多的本尼迪克派僧侣发明了乐音注释体系，一直沿用至今。就在同一世纪的某一时期，当人们对音乐的兴趣日益增长，第一件键弦合一的乐器诞生了。它发出的叮叮当当的声音，想必和现代每一家玩具店出售的儿童钢琴的声音相似。在维也纳，中世纪的流浪音乐家们（他们曾被划为骗子和打牌作弊一类的人）于1288年组织了第一个独立的音乐家行会。小小的一弦琴被改进成现代斯坦威钢琴的直接前身，当时通称为“击弦古钢琴”（因为它配有琴键）。它从奥地利传人意大利，于此被改进成“斯皮内特”，即小型竖式钢琴。其得名源自它的发明者——威尼斯人乔万尼·斯皮内蒂。最后，在18世纪的1709至1720年间，巴尔托洛梅·克里斯托福里发明出一种能同时奏出强音（piano）和弱音（forte）的钢琴。这种乐器几经改进就变成了我们的现代钢琴。
这样，世界上第一次有了一种能在几年内掌握的便于演奏的乐器。它不像竖琴和提琴一样需要不断调音，而且拥有比中世纪的大号、单簧管、长号和双簧管更悦耳动人的音色。如同留声机使成百上千万的人们迷上音乐一样，早期钢琴的出现使音乐知识在更广的社会圈子里普及。音乐家从四处流浪的“行吟诗人”，摇身而为社区中倍受尊敬的成员。后来，音乐被引人到戏剧演出中，由此诞生出我们的现代歌剧。最初，只有少数非常富有的王公贵族才请得起“歌剧团”，可随着人们对这一娱乐的兴趣日渐增加，许多城市纷纷建起自己的歌剧院。先是意大利人，后是德国人的歌剧使所有公众在剧院分享到无尽的乐趣，只有少数极为严格的基督教教派仍对这一新艺术抱有深刻的怀疑态度，认为歌剧造成的过分欢乐有损灵魂的健康。
到18世纪中期，欧洲的音乐生活蓬勃热烈。此时，产生了一位最伟大的音乐家。他名叫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是莱比锡市托马斯教堂的一位淳朴的风琴师。他为各种乐器创作的许多音乐，从喜剧歌曲、流行舞曲到最庄严的圣歌和赞美诗，为我们全部的现代音乐奠定了基础。当他于1750年去世时，莫扎特继承他的事业。他创作出充满纯粹欢乐的乐曲，常常让我们联想起由节奏与和声织就的美丽花边。接着是路德维西·冯·贝多芬，一个充满悲剧性的伟人。他给我们带来现代交响乐，却无缘亲耳聆听自己最伟大的作品，因为贫困岁月的一场感冒导致了他的两耳失聪。
贝多芬亲历了法国大革命时代。满怀着对一个新的辉煌时代的憧憬，他把一首自己创作的交响乐献给拿破仑。可当贝多芬于1827年告别人世时，昔日叱咤风云的拿破仑已垂垂病死，令人热血沸腾的法国大革命早成过眼云烟。而蒸汽机平地惊雷般地降临人间，使整个世界充满着一种与《第三交响乐》所营造的梦境全然不同的声音。
事实上，蒸汽、钢铁、煤和大工厂构成的世界新秩序根本不需要油画、雕塑、诗歌及音乐。旧日的艺术保护人，中世纪与17、18世纪的主”教们、王公们、商人们已经一去不返。工业世界的新贵们忙于挣钱，受过的教育又少，根本没有心思去理会蚀刻画、奏鸣曲或象牙雕刻品这类东西，更别提那些专注于创造这些东西而对社会毫无实际用处的人们了。车间里的工人们整日淹没在机器的轰鸣中，到头来也丧失了对他们的农民祖先发明的长笛或提琴乐曲的鉴赏力。艺术沦为新工业时代饱受白眼的继子，与现实生活彻底隔离了。幸存下来的一些绘画，无非是在博物馆里苟延残喘。音乐则变成一小撮“批评家”的专利，他们将它带离普通人的家庭，送进虚有其表的音乐厅。
可尽管非常缓慢，艺术还是逐渐找回了自己。人们终于开始意识到，伦勃朗、贝多芬和罗丹才是本民族真正的先知与领袖，而一个缺少了艺术和欢乐的世界，就如同一所失去儿童呀呀笑声的托儿所。
第六十一章 殖民扩张与战争
叙述历史的原则
如果早知写一部世界历史如此困难，我是不会贸然接受这项工作的。当然，任何人若具备足够的耐心与勤奋，乐意花上五、六年时间泡在图书馆充满霉味和尘土的书堆里面，他都能编出一本大部头的历史书，并巨细无遗地搜罗进在每个世纪、每块土地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可这并非本书的宗旨。出版商希望出版一部富于节奏感的历史，其中的故事在精神抖擞地跃进而不是蜗牛般的缓慢爬行。现在，当这本书行将完成时，我发现有些章节生动流畅，有些章节却如同在逝去岁月的枯燥沙漠里艰难跋涉，时而毫无进展，时而过分沉溺于行动与传奇的爵士乐。我不喜欢这样。我建议毁掉整部手稿，从头写过，可出版商不同意。
作为解决难题的第二个方法，我将打出的手稿带给几位仁慈的朋友，请他们阅读之后，帮忙提一些有益的建议。可这种经历同样令人失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见、喜好与至爱。他们全都想知道，为什么我竟敢在某处删掉他们最喜欢的国家、最崇敬的政治家、抑或是最倾心的罪犯。对他们中的某些人来说，拿破仑和成吉思汗是应该受到最高赞美的伟人。而在我看来，二者比起乔治·华盛顿、居斯塔夫·瓦萨、汉漠拉比、林肯及其他十几个人物远为逊色。这些人更有理由被大书特书一番，可限于篇幅，我只能寥寥几笔带过。至于成吉思汗，我只承认他是大规模屠杀方面的天才，因此我不打算为他做更多的宣传。
“到目前为止你干得很棒，”另一个批评家说道，“不过你考虑到清教徒问题吗？我们正在庆祝他们抵达普利茅斯300周年。他们应该占更多的篇幅。”我的回答是，如果我写的是一部美国史，那么清教徒肯定会占据头12章的一半篇幅。可本书是一部“人类的历史”，而清教徒登陆普利茅斯的事件直到好几个世纪以后才获得了国际性的重要地位。并且，美利坚合众国最初是由13个州而非单单一个州组建的；并且，美国头20年历史中那些最杰出的人物大多来自弗吉尼亚、宾西法尼亚、尼维斯岛，而非来自马萨诸塞。因此，用一页的篇幅和一副地图来讲述清教徒的故事，理应让他们满意了。
接着是史前期专家的质问。凭着霸王龙的赫赫威名，为什么我就不能多讲讲生活在恐龙时期的那些可敬可叹的克罗马农人呢？要知道他们在十万年前就发展出了高度的文明！
是的，为什么没提他们呢？原因很简单。我并不像某些最著名的人类学家那样惊叹于原始初民的完美。卢梭和一些18世纪的哲学家创出“高贵的野蛮人”一说，他们构想了这么一群生活在天地初开时的幸福境界中的人类。我们的现代科学家把这些为我们的祖父辈深深热爱的“高贵的野蛮人”扔到一边，代之以法兰西谷地的“辉煌的野蛮人”。他们在35000年前结束了矮眉毛、低程度的尼安德特人及其他日尔曼邻居的野蛮生活方式，并向我们展示了克罗马农人绘制的大象和雕刻的人像。于是，我们向他们投以莫大的赞美。
我并非觉得科学家们有什么错。可我认为，我们对这—时期的了解还远远不够，要想精确、描述早期的欧洲社会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宁愿闭口不谈某些事情而不愿冒信口胡说的危险。
另外还有一些批评者，他们干脆就指责我不公平。为什么我不提爱尔兰、保加利亚、暹罗（泰国的旧称），却硬把荷兰、冰岛、瑞士这样的国家拉扯进来？我回答说，本人并未将任何国家硬拉进来。它们因当时当地的时势变化而自然呈现，我根本无法将之排除在外。为让自己的观点能被更好地理解，请允许我申明这本历史书在选择那些积极成员时所考虑的依据。
原则只有一条，即“某个国家或个人是否发明出一个新观念或实施一个创造性的行为，从而影响到历史的进程。”这并非个人好恶的问题。它凭据的是冷静地、几乎是数学般精确的判断。在历史上，从未有哪个种族扮演过比蒙古人更形象化、更富传奇性的角色，可同时也没有哪个种族比蒙古人对人类成就或知识进步的贡献更小。同样的，荷兰共和国的历史之所以有趣，并非因为德·鲁伊特的水兵曾在泰晤士河中钓鱼，而是由于这个北海泥岸边上的小国曾经为一大批对各式各样不受欢迎的问题抱有各式各样古怪看法的各式各样的奇特人物提供过友善的避难所。
亚述国王提拉华·毗列色的一生充满了戏剧性事件，可对我们来说，他也可能根本就没有存在过。确实，全盛时期的雅典或弗罗伦萨，其人口仅相当于堪萨斯城的1／10。可如果这两个地中海小城中的任何一个不存在，我们目前的文明就会全然是另一番模样。而对于堪萨斯城这个位于密苏里河畔的大都会，却很难说上同样的中听话（我谨此向怀安特县的好人们致以诚挚的歉意）。
由于本人的观点非常个人化，请允许我讲述另一事实。
当我们准备去看医生的时候，我们必须先搞清楚他到底是外科医生、门诊医生、顺势疗法医生或者信仰疗祛医生，因为我们想知道他会从哪个角度为我们诊病。我们在为自己选择历史学家时，也该像选择医生一样仔细。我们常常想，“好呀，历史就是历史”，于是抓起一本历史书就读。可一个在苏格兰偏僻乡村、受长老会教派家庭严格教养长大的作者，和一个从儿童时代就被领去听不相信任何魔鬼存在的罗伯特·英格索尔的精彩讲演的邻居，他们会以截然不同的方式看待人类关系中的每一个问题。到一定的时候，两个人都会忘记他们早年的训练，从此不再踏足教堂或讲演厅。可这些早年的印象会一直跟随他们，在他们所写、所说或所做中无可避免地流露出来。
在本书的前言中，我曾告诉你本人并非一位完美无缺的历史向导。现在本书将近尾声，我乐意重申这一告诫。我生长并受教于一个老派的自由主义气氛的家庭，每日熏陶的是达尔文及其他19世纪科学先驱们的思想。在儿童时代，我碰巧跟我的一位舅舅度过大量的时光，而他收藏了16世纪伟大的法国散文家蒙田的全部著作。因为我生在鹿特丹，在高达市念书，这使我熟悉了埃拉斯穆斯。出于某种自己也弄不清楚的原因，这位“宽容”的伟大宣讲者征服了并不宽容的本人。后来，我发现了阿尔托·法朗士，而我与英语的第一次邂逅是偶然看到一本萨克雷的《亨利·艾司芒德》。这部小说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超过任何一本英语著作。
如果我出生在一个欢乐的美国中西部城市，我也许会对童年听过的赞美诗怀着某种感情。可我对音乐的最初记忆要追溯到童年的那个午后，我母亲第一次带我去听巴赫的赋格曲。这位伟大的新教音乐大师以其数学般的完美深深地打动了我，以至一当我听到祈祷会上平庸无奇的赞美诗，就无法不生出一种倍受折磨的感觉。
如果我出生在意大利，打小就沐浴在阿尔诺山谷温暖和煦的阳光中，我也会热爱色彩绚丽、光线明亮的画作。可我现在对它们之所以无动于衷，那是因为我最初的艺术印象得自于一个天气阴沉的国度。那里少有的阳光一旦刺破云层，以某种近乎残酷的姿态照射在雨水浸透的土地上，一切就会呈现出光明与黑暗的强烈对比。
我特意申明这些事实，好让你们了解本书作者的个人偏见。这样你们也许能更好地理解他的观点。
殖民扩张竞赛
说过这段简短但必要的离题话后，让我们回到最后50年的历史上。这段时期发生了许多事情，但少有在当时是至关重要的。大多数强国不再是单纯的政治体，它们还变成了大型企业。它们修筑铁路。它们开辟并资助通往世界各地的轮船航线。它们设立电报线路，将不同的属地联为一体。并且，它们稳步扩充着在各大陆的殖民地。每一块能够染指的非洲或亚洲土地都被宣布为某个强国所有。法国成为阿尔及利亚、马达加斯加、安南（今越南）及东京湾（今北部湾）的主人。德国声称对西南及东部非洲的一些地区拥有所有权。它不仅在在喀麦隆、新几内亚、及许多太平洋岛屿上建立了定居点，还以几个传教士被杀为借口强占了中国黄海边上的胶洲湾。意大利人试图在阿比尼西亚（埃塞俄比亚）碰碰运气，结果被尼格斯（埃塞俄比亚国王）的黑人士兵打得落花流水，只好从土耳其苏丹手里夺取了北非的的黎波里聊以自慰。俄国占领整个西伯利亚后，进一步侵占中国的旅顺港。日本在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击败中国，强占了台湾岛，1905年又将整个朝鲜国变成自己的殖民地。1883年，世界上空前强大的殖民帝国英国开始着手“保护”埃及。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曾长期遭受世界的冷落，但从1886年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后，它便一直处于外国侵略的威胁之下。英国卓有成效地实施着自己的“保护”计划，同时攫取巨大的物质利益。在接下来的30年里，英国发动了一系列殖民战争。1902年，经过3年苦战，它征服了德瓦士兰和奥兰治自由邦这两个独立的布尔共和国。与此同时，它还鼓励野心勃勃的殖民者塞西尔·罗兹为一个巨大的非洲联邦垒好基础。这个国
家从非洲南部的好望角一直延伸到尼罗河口，巨细无靡地将所有尚无欧洲主人的岛屿和地区收入囊中。
1885年，精明的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利用探险家亨利·斯坦利的发现，建立了刚果自由邦。最初，这块幅员辽阔的赤道帝国施行着“绝对君主专制”。经多年的槽糕统治后，比利时人将其吞并，作为自己的殖民地（1908年），并废除了这位肆无忌惮的利奥波德陛下一直容忍的种种滥用权力的可怕行为。只要能获得象牙与天然橡胶，陛下可是顾不上土著居民的命运的。
至于美利坚合众国，他们已经拥有那么多的土地，扩张领土的欲望并不强烈。不过西班牙人在古巴（西班牙在西半球的最后一块领地）的残酷统治，事实上迫使华盛顿政府采取行动。经过一场短暂而平淡无奇的战争，西班牙人被赶出了古巴、波多黎各及菲律宾，后两者则变成了美国的殖民地。
世界经济的这种发展是非常自然的。英国、法国、德国的工厂数量的迅速增加，需要不断增长的原材料产地。不断膨胀的欧洲劳工，也要求稳定地扩大食品的供应。到处都在呼吁开辟更多更丰富的市场；发现更容易开采的煤矿、铁矿、橡胶种植园和油田；增加小麦和谷物的供应。
在那些正计划开通维多利亚湖的汽船航线或修筑山东铁路的人们看来，发生在欧洲大陆的单纯政治事件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他们知道欧洲仍然留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可他们不想为此操心。出于纯粹的冷漠或疏忽，他们为子孙们留下了一笔充满仇恨与痛苦的可怕遗产。自好多个世纪以来，欧洲东南角的巴尔于半岛一直是杀戮与流血之地。在19世纪70年代期间，塞尔维亚、保加利亚、门的内哥罗（今黑山）及罗马尼亚的人民再次为争取自由揭竿而起，土耳其人（在许多西方列强的支持下）极力镇压起义。
1876年，保加利亚在经历一段极其残暴的屠杀后，俄国人民终于忍无可忍。俄罗斯政府被迫出面干涉，就像麦金利总统不得不出兵古巴，制止惠勒将军的行刑队在哈瓦那的暴行。1877年 4月，俄国军队越过多瑙河，风卷残云般地拿下希普卡要塞。接着，他们攻克普内瓦那，长驱向南，一直打到君士坦丁堡的城门下。土耳其紧急向英国求援。许多英国人谴责政府站在土耳其苏丹一边。可迪斯雷利决定出面干涉。他刚刚把维多利亚女王扶上印度女皇的宝座，由于憎恨俄国人残酷镇压境内的犹太人，他对土耳其人反倒抱有好感。俄国被迫于1978年签署圣斯蒂芬诺和约，巴尔干问题则留给同年6、7月的柏林会议去解决。
这次著名的会议完全由迪斯雷利一手操控。面对这位留着油光发亮的卷发、态度高傲、却又具有一种玩世不恭的幽默感和出色的恭维本领的睿智老人，甚至连以强硬著称的俾斯麦都不禁畏惧三分。在柏林，这位英国首相细心看护着他的土耳其盟友的利益。门的内哥罗、塞尔维亚、罗马尼亚被承认为独立的王国。保加利亚获得半独立地位，由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侄子、巴腾堡的亚历山大亲王担任统治者。然而，由于英国过分关心土耳其苏丹的命运——其领地是大英帝国防范野心勃勃的俄国进一步入侵的安全屏障，这几个国家均未获得机会充分发展自己的政治和经济。
更糟的是，柏林会议允许奥地利从土耳其手中夺走波斯尼亚及黑塞哥维那，作为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地加以统治。诚然，奥地利人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这两块长期被忽视的地区被管理得井井有条，不逊于任何大英殖民地。可这里聚居着大批的塞尔维亚人，早年曾是斯蒂芬·杜什汉创建的大塞尔维亚帝国的一部分。在14世纪初期，杜什汉成功抵御过土耳其人，使西欧免遭入侵。
当时的帝国首府乌斯库勃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前150年前就已经是塞尔维亚人的文明中心。昔日的光荣牢牢地驻留在塞尔维亚人心中，谁又能忘记呢？他们憎恨奥地利人在这两个省份的存在。他们觉得从传统的各方面权利来说，两地应该是他们自己的领土。
1914年6月28日，奥地利王储斐迪南在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被暗杀。刺客是一名塞尔维亚学生，他的行动出于纯粹的爱国动机。
不过，这次可怕的灾难——它是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虽非唯一却是直接的导火线，并不能归咎于那个狂热的塞尔维亚学生或他的奥地利受害者。其根源还得追溯到柏林会议的时代，那时的欧洲过分忙于物质文明的建设，而忽略了老巴尔干半岛上一个被遗忘的古老民族的渴望与梦想。
第六十二章 一个崭新的世界
世界大战其实是为建立一个新的、更美好的世界所进行的斗争
法国大革命以后
在那一小群应对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负责的热情倡导者中，德·孔多塞侯爵是人格最高尚的人物之一。他为穷苦和不幸人们的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还是德·朗贝尔和狄德罗编纂《百科全书》时的主要助手之一。在大革命爆发的最初几年，他一直是国民公会里的温和派首领。
当国王和保皇分子的叛国阴谋使得激进分子有机会控制政府并大肆屠杀反对派人士的时候，孔多塞侯爵的宽容、仁慈和坚定使他沦为了受怀疑的对象。孔多塞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可以任由每一个真正的爱国者随心所欲地处置。他的朋友愿意冒着生命危险藏匿他，可孔多塞拒绝接受朋友们的牺牲。他偷偷逃出巴黎，试图回到老家，那里也许是安全的。接连三个夜晚，他风餐露宿，衣衫槛楼，身上被划得伤痕累累。最后，他走进一家乡村小客店要些东西吃。警惕的乡民搜查了他，找出一本他随身携带的古拉丁诗人贺拉斯的诗集。这证明他们的囚犯是一个出身高贵的人，而在一个所有受过教育的人们都被视为革命之敌的时代，他是不应该出现在马路上的。乡民们将孔多塞捆绑起来，塞住他的嘴，将他扔进乡村拘押所。第二天早晨，当士兵们赶来把他押回巴黎斩首时，孔多塞已经死了。
这个人为人类的幸福献出了一切，却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他本来是完全有理由憎恶人类的。可他写过一段话，到今天仍然与130年前一样铿锵在耳。我把它们抄录在下，以飨读者。
“自然赋予人类无限的希望。现在，人类挣脱枷锁，并以坚定的步伐向真理、德性、幸福的大道迈进的图画，给哲学家提供了一幅光明的前景，使他从至今仍在荼毒这个世界的种种错误、谬行和不公中超拔出来，得到莫大的安慰。”
我们身处的世界刚经历了一场剧烈的痛苦，与之相比，法国大革命不过是一次偶然事件。人们感受到巨大的震惊与幻灭之情，它扑灭了成百上千万人心中最后一线希望之火。他们也曾为人类进步高唱赞歌，可随着他们的和平祈祷而来的，却是4年残酷无比的战争。因此，他们不禁要自问，“值得吗？我们为尚未超越穴居阶段的人类所付出的种种艰辛和劳役，这些究竟是不是值得？”
答案只有一个。
那就是“值得”。
第一次世界大战无疑是一场可怕的灾难，可它并不意味着世界末日。正相反，它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关于历史的阐释
要写一部关于古希腊、古罗马或中世纪的历史是非常容易的。在那个早被遗忘的历史舞台上扮演角色的演员们已经逝去，我们可以冷静地评判他们。在台下鼓掌呐喊的观众也已风流云散，我们的批评不会伤害到他们的情感。
可要真实地描述当代发生的事件却是异常困难的。那些困扰着与我们共度一生的人们的种种难题，同时也是我们自己的难题。它们或者伤害我们太深，或者取悦我们太过，让我们难以用一种写作历史所必须的公正态度进行叙述。可历史并非宣传，应该做到公正。无论如何，我还是要告诉你们为什么我同意可怜的孔多塞对美好明天所持有的坚定信念。
此前，我曾不断提醒你们要警惕所谓的历史时代划分法所造成的错误印象，即人类的历史截然分为前后4个阶段：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及现代，而最后一个阶段的称谓是最具危险性的。“现代”一词仿佛在暗示我们，20世纪的人们正处于人类进步的顶点。50年前，以格莱斯顿为首的英国自由主义者们认为，通过让工人享有与其雇主同等政治权利的第二次“改革法案”，建立一个名符其实的议会制民主政府的问题已经得到彻底解决。当迪斯雷利与他的保守派朋友批评此举是“暗夜中的瞎闯”时，他们回答说：“不”。他们对自己的事业深具信心，并相信从今往后，社会各个阶级将通力合作，使他们共同的政府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此后发生过许多不尽人意的事情，而一些依然在世的自由主义者也终于开始意识到当年的过分乐观。
对于任何历史问题，都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
每一代人都必须重新奋斗，否则就会像史前期那些懒惰动物一样灭绝。
一旦你掌握了这一伟大的真理，你将获得一种新的、更宽广的看待生活的视野。然后，你不妨更进一步，设想你处于公元一万年时你的子孙们的位置。他们同样要学习历史，可他们对于我们用文字记录下来的短短4000年的行动与思想将作何看待呢？他们会把拿破仑当成亚述征服者提拉华·毗列色的同时代人物，还可能把他同成吉思汗或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混为一谈。刚结束的这场世界大战会被他们误为罗马与迦太基为争夺地中海霸权所进行的长达128年的商业战争。而在他们眼里，19世纪的巴尔干争端（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及门的内哥罗为争取自由的战争）就像是大迁徙时代的混乱状态的延续。他们会看着不久前才毁于德国炮火的兰姆斯教堂的照片，如同我们打量250年前在土耳其与威尼斯的战争中被毁的雅典卫城的照片。他们会把我们时代许多人对死亡的恐惧视为一种小孩般的迷信，因为对一个迟至1692年还对女巫施以火刑的幼稚种族来说，这样说是毫不为过的。甚至连我们引以为荣的医院、实验室、手术室，在他们看来也不过是稍加改进的中世纪炼金术士和江湖医生的作坊而已。
原因非常简单。我们所谓的现代人其实并不“现代”。正相反，我们仍然属于穴居人的最后一代不肖子孙。新时代的地基仅仅在昨天刚刚奠定。只有当人类有勇气质疑所有现存事物，并以“知识与理解”作为创造一个更理性、更宽容的共同社会的基础时，人类才第一次有机会变得真正“文明”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这个新世界“成长中的阵痛”。
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会写出大量的书籍来证明，是这个或那个人导致了这场战争。社会主义者会出版成卷的著作来谴责“资本家”们为“商业利益”而发动了战争。资本家们则反驳道，他们在战争中失去的远远多于他们的所得——他们的子女站在冲锋的第一梯队，浴血奋战，长眠沙场。他们还会证明，各个国家的银行家是如何为阻止战争的爆发而倾尽全力。法国历史学家会历数德国人犯下的种种罪行，从查理曼大帝时代一直到威廉·霍亨索伦统治时期。德国历史学家同样会还以颜色，痛斥从查理曼时代到布思加雷首相执政时期的法兰西暴行。如此，他们便能心满意足地将“导致战争”的责任推到另一方头上。而各国的政治家们，无论已故还是健在，他们无不迫不及待地奔向打字机，倾诉他们如何尽力避免敌意，而邪恶的敌手又如何迫使自己卷入战争等等。
再过100年，历史学家将不再理睬这些歉意和托辞，他将看透外表下面的真实动机。他会明白，个人的野心、个人的邪恶或个人的贪婪与战争的最终爆发关系甚微。造成这一切灾难的最初错误，其实早在我们的科学家忙着创造一个钢与铁、化学与电力的新世界时就已经种下了。他们忘记了人类的理智比谚语中的乌龟还要缓慢、比出名的树懒还要怠惰，往往落后于那一小群充满勇气的先驱者。
披着羊皮的祖鲁人依然是祖鲁人。一只被训练得会骑自行车、会抽烟管的狗依然是狗。而一个驾着1921年新款罗尔斯·罗伊斯汽车、心智却停留在16世纪的商人依然不过是16世纪的商人。
如果你还不明白这一道理，请再读一遍。到某个时候，它会在你的头脑里变得清晰起来，能向你解释这最后6年所发生的许多事情。
也许我该给你举另一个更熟悉的例子来说明我的意思。在电影院里，笑话和滑稽的解说词常常映在银幕上。下一次进影院的时候，你注意观察一下观众的反应。一些人似乎很快就领会了这些词句，哈哈大笑起来。他们用了不超过1秒的时间。还有一些人慢一些，他们要花上20~30秒才笑出声来。最后，还有那些理
解力有限的男男女女，他们要在聪明的观众开始破译下一段字幕时，才对上一段若有所悟。正如我要向你们说明的，人类的生活也是如此。
在前面的章节里，我已经告诉过你们，罗马帝国的观念在最后一位罗马皇帝死后依然在人们的心里延续了1000年。它导致大量的“仿制罗马帝国”的建立。它还使得罗马主教有机会成为整个教会的首脑，因为他们正好代表着罗马的世界强权这一观念。它驱使许多原本善良无辜的蛮族酋长卷入一种充满犯罪和无休止杀戮的生涯，因为他们终生笼罩在“罗马”一词的神奇魔力之下。所有这些人，无论教皇、皇帝或普通战士，他们与我们本无区别。可他们生活在一个罗马传统笼罩下的世界，而传统是某种活生生的东西，长留在一代接一代人们心间。所以，他们殚精竭虑，耗费终生，为一个放到今天连10个支持者也找不到的事业而战。
在另一章里，我还告诉过你们，规模空前的宗教战争是如何在宗教改革出现一个多世纪后发生的。如果你将关于30年战争那一章和有关发明创造的章节进行比较，就会发现这场血腥的大屠杀正好发生在第一台笨拙的蒸汽机扑扑地喷着白烟在许多法国、德国、英国科学家的实验室里问世的时候。可全世界对这种奇特的机器毫不理会，依然沉浸在那些庞大而空洞的神学争执中。可放到今天，它们除了引起连天的哈欠，再也激发不起别的什么情感了。
对 19、20世纪欧洲的描述
情形就是这样。1000年后，历史学家会用同样的词句来描述19世纪的欧洲。他们会发现当大部分人们致力于可怕的
民族战争时，在他们身边的各实验室里，却有着一些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们在埋头工作，一心思量如何着从大自然紧守的口中掏出一些秘密的答案。
现在，你们将逐渐领会这番话的用意。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工程师、科学家、化学家已经让欧洲、美洲及亚洲遍布他们发明的大型机器、电报、飞行器和煤焦油产品。他们创造的新世界大大缩短了时空的距离。他们发明出各式各样的新产品，又尽力将它们改进得价廉物美，使几乎每一个家庭都能负担。我已经给你们讲过了这些，可重复一遍毫不为过。
为让不断增加的工厂持续运转，已经成为土地主的工厂主们需要源源不断的原材料及煤的供应。特别是煤。可同时，大部分人的思维还停留在16、17世纪，依然固守着将国家视为一个王朝或政治组织的旧观念。这一笨拙的中世纪体制突然面临一大堆机械和工业世界的高度现代化的难题，难免手忙脚乱。它根据几个世纪前制定的游戏规则尽力而为。各国分别创建了庞大的陆军和海军，用以在遥远的大陆争夺殖民地。哪里尚有一小块无主的土地，哪里就会冒出一块新的英国、法国、德国或俄罗斯的殖民地。若当地居民反抗，便屠杀他们。不过他们大多不反抗。只要他们不阻挠钻石矿、煤矿、油田或橡胶园的开发，他们便被允许过和平安宁的生活，并能从外国占领者那里分享一些利益。
有时，刚好有两个正在寻找原料的国家同时看中了同一块土地。于是，战争便爆发了。15年前，俄国与日本为争夺属于中国的土地，就曾兵戎相见。不过这样的冲突毕竟属于例外。没人真正愿意打仗。事实上，大规模使用士兵、军舰、潜艇进行相互杀戮的观念，已开始让20世纪初的人们感到荒谬。他们仅仅将暴力的观念与多年前不受限制的君权和汲汲钻营的王朝联系在一起。每天，他们在报纸上读到更多的发明，或看到一组组英国、美国、德国的科学家们亲密无间地携手合作，投身于某项医学或天文学的重大进步。他们生活在一个人人忙于商业、贸易和工业的世界。可只有少数人觉察到，国家（人们抱以某些共同理想的巨大共同体）制度的发展远远落后于时代。他们试图警告旁人，可旁人只专注于自己眼前的事务。
结语
我已经用了太多的比喻，请原谅我再用一个。埃及人、希腊人、罗马人、威尼斯人以及17世纪商业冒险家们的“国家之船”（这个古老而可信的比喻永远这么生动和形象），它们是由干燥适宜的木材建造的坚固船只，并由熟悉船员和船只性能的领导者指挥。而且，他们了解祖先传下的航海术的局限。
随后到来的是钢铁与机器的新世纪。先是船体的一部分，后来是整个国家之船都全然变样了。它的体积增大许多，风帆被换成蒸汽机。客舱的条件大为改观，可更多的人被迫下到锅炉仓去。虽然环境更加安全，报酬也不断增加，可就像以前操纵帆船索具的危险活一样，锅炉仓的工作并不让人舒心。最后不知不觉地，古老的木船变成了焕然一新的现代远洋轮。可船长和船员还是同一帮人。照100年前的旧法，他们被任命或被选举来操控船只。可他们使用的却是15世纪的老式航海术，他们的船舱内悬挂的是路易十四和弗雷德里克大帝时代的航海图和信号旗。总而言之，他们（虽然不是他们自己的过错）完全不能胜任。
国际政治的海洋并不辽阔，当众多帝国与殖民地的船只在这片狭窄海域中相互竞逐时，注定会发生事故。事故确实发生了。如果你冒险经过那片海域，你仍能看到船只的残骸。
这个故事的寓意很简单。当今的世界迫切需要能担负起新责任的领导者。他们具备远见和胆识，能清醒意识到我们的航程才刚刚开始，并掌握一套全新的航海艺术。
他们将经过多年的学徒阶段，必须排除种种反对和阻挠才能奋斗到领导者的位置。当他们抵达指挥塔时，也许嫉妒的船员会发生哗变，杀死他们。不过有一天，一个将船只安全带进港湾的人物终将出现，他将是时代的英雄。
第六十三章 从来如此
“我越是思索我们生活中的问题，我越坚信我们应选择‘讽刺和怜悯’作为我们的陪审团与法官，就像古代埃及人为其死者向女神伊西斯和内夫突斯祈求一样。”
“讽刺和怜悯是最好的顾问，前者以微笑让生活愉悦，后者用泪水使生活纯洁。”
“我所祈求的讽刺并非残忍的女神。她从不嘲笑爱与美；她温柔仁慈；她的微笑消除了我们的敌意。正是她教会了我们讥笑无赖与傻瓜，而如果没有她，也许我们会软弱到去鄙视和憎恨他们。”
我引用伟大法国作家法朗士的这些睿智言辞，作为给你们的临别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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