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来，法国一直是世界和平的“祸害”。人们不免对这个国家有些本能的恐惧感。虽然波旁王朝借塔莱朗之口，允诺以后好好治理国家，但“百日政变”却教给欧洲国家，一旦拿破仑第二次脱逃将会出现什么可怕的情况。于是它们开始未雨绸缎，防患于未然。荷兰共和国被改为王国，比利时变成了这个新尼德兰王国的一部分（由于比利时没有参加16世纪荷兰人争取独立的战争，它一直属于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地之一，开始由西班牙统治，后又归属奥地利）。无论是新教徒控制的北方，还是天主教徒主导的南方，没人需要这种人为的联合，但也没人提出反对意见。它似乎有利于欧洲的和平，那就勉强接受吧，这就是当时的主要考虑！
波兰人对未来怀有极大的憧憬，因为他们的亚当·查多伊斯基王子不仅身为亚历山大沙皇的密友，而且在整个反拿破仑战争及维也纳会议期间一直担任沙皇的常务顾问。他们有理由期望很多东西。但波兰被划为俄国的半独立属地，由亚历山大出任国王。这种解决办法引起波兰人民极大的义愤，导致了后来的三次革命。
丹麦一直追随拿破仑，是他最忠诚的盟友。相应地，它也受到了极为严厉的惩罚。七年前，一支英国舰队驶到了卡特加特附近海域，在没有宣战或发出任何警告的情况下，炮轰了哥本哈根，并掠走所有丹麦军舰，以免它们为拿破仑所用。维也纳会议则采取了进一步的惩罚措施。它将挪威从丹麦划出（前者从1397年的卡尔麦条约签署，一直与丹麦联合），将它交给瑞典的查尔斯十四世，作为他背叛拿破仑的奖赏。想当初，还是拿破仑帮助查尔斯走上王位的。非常离奇的是，这位瑞典国王原是一名法国将军，本名贝纳道特。他作为拿破仑的副官长来到瑞典，当霍伦斯坦一戈多普王朝的末代统治者去世，身后未留下子嗣，好客的瑞典人就请贝纳道特登上了王位。从1815至1844年，他尽心尽力统治着这个收养他的国家（尽管他从未学会瑞典语）。他是个聪明人，治国有方，赢得了他的瑞典子民和挪威子民的共同尊重。可他也不能将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与天性调和起来。这两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联合体是一个无法挽救的失败。1905年，挪威以一种最平和有序的方式，建立起一个独立的王国，而瑞典也乐得祝愿挪威“前途顺利”，明智地让它走自己的道路。
意大利人自文艺复兴以来一直饱受人侵者的躁路，他们对波拿巴将军寄予厚望。可作了皇帝的拿破仓却让他们大失所望。非但没有一个统一的新意大利出现在望眼欲穿的人民眼前，它反而被划分为一系列小公国、公爵领地、小共和国及教皇国。教皇国在整个意大利半岛（除那不勒斯外）治理得最为糟糕，人们生活极其悲惨。维也纳会议废除了几个拿破仑建立的小共和国，在它们的地域上恢复老的公国建制，分别奖赏给哈布斯堡家族几个有功的男女。
可怜的西班牙人发动过反抗拿破仑的伟大民族起义，为效忠他们的国王牺牲了宝贵的鲜血。可当维也纳会议允许国王陛下返回其领地时，西班牙人等来的却是严厉的惩罚。斐迪南七世是一位心胸邪恶的暴君，他流亡生活的最后4年是在拿破仑的监狱中度过的。为打发坐牢时光，他给自己心爱的守护圣像编织了一件又一件外套。而他庆祝自己回归的方式却是恢复残酷的宗教法庭和刑房，两者本是在革命期间被废除掉的。此人是一个令人厌恶的家伙，不但其人民，连他的4个妻子也同样鄙视他。可神圣同盟却坚持要维护他的合法王位，正直的西班牙人民为清除邪恶的暴君及建立一个立宪王国的所有努力，最后都以屠杀和流血而告终。
自1807年王室成员逃到巴西的殖民地，葡萄牙便一直处于没有国王的状态。在1808至1814的半岛战争期间，该国一直被惠灵顿的军队用作后勤补给基地。1815年后，葡萄牙继续做了几年英国的行省，直到布拉同扎王室重返王位。一位布拉同扎成员被留在里约热内卢当了巴西皇帝，这是美洲大陆唯一的帝国，居然维持了好多年，直到1889年巴西建立共和国时才寿终正寝。
在东欧，并未采取任何措施来改善斯拉夫人和希腊人的悲惨处境，他们依然是土耳其苏丹的属民。1804年，一位叫布兰克·乔治（卡拉乔戈维奇王朝的奠基人）的塞尔维亚猪倌发动反抗土耳其人的起义，被敌人击败，最后被他自以为是朋友的另一塞尔维亚领袖杀害。杀害他的人名为米洛歇·奥布伦诺维奇，后来成为塞尔维亚奥布伦诺维奇王朝的创始人。这样，土耳其人得以继续在巴尔干半岛横行无忌，理所应当地作着主人。
希腊人丧失独立已经整整2000年了。他们先后受到过马其顿人、罗马人、威尼斯人、土耳其人的奴役。现在，他们寄希望于自己的同胞，科俘人卡波德·伊斯特里亚。他跟波兰的查多伊斯基同为亚历山大最亲密的私人朋友，也许他能为希腊人争取点什么。可惜维也纳会议对希腊人的要求根本不感兴趣，它满脑子想着的只是如何让所有“合法”的君主，不管是基督教的、伊斯兰教的或其它教的，分别保住各自的王位。因此，希腊人什么也没盼到。
日尔曼的笑柄
维也纳会议犯下的最后的、也可能是最大的错误，就是对德国间题的处理。宗教改革和30年战争不仅完全摧毁了这个国家的繁荣与财富，而且将它变成了一盘毫无希望的政治散沙。它分裂成两三个王国、四五个大公国、许多个公爵领地以及数百个侯爵领地、男爵领地、选帝侯领地、自由市和自由村，由一些只在歌舞喜剧里才能见得到的千奇百怪的统治者分别治理着。弗雷德里克大帝为改变这一状态，创立了强大的普鲁士，但这个国家在他死后便衰落了。
拿破仓虽然满足了大多数德意志小国的独立愿望，但总数300多个的国家里，只有52个存续到了1806年。在争取独立的伟大斗争期间，许多年轻的德国士兵都梦想着建立一个统一而强大的新祖国。可没有强有力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统一。谁能担当这个领导者的角色呢？
在讲德语的地区一共有5个王国。其中两个是奥地利与普鲁士，他们各自拥有上帝恩许的神圣国王。而其它3个国家，巴伐利亚、萨克森和维腾堡的国王却是拿破仑恩许的。由于他们一度都做过法兰西皇帝陛下的忠实走狗，在其他德国人眼里，他们的爱国信誉不免要大打折扣。
维也纳会议建立了一个由38个主权国家组成的新日尔曼同盟，将其置于前奥地利国王，现在的奥地利皇帝陛下的领导之下。这种临时性的解决方案不能让任何人满意。确实，一次日尔曼大会在古老的加冕典礼的城市法兰克福召开了，目的是讨论“共同政策及重大事务”。可38名分别体现38种不同利益的代表们济济一堂，做出任何决定都需要全票通过（一项曾在上个世纪毁掉强大波兰帝国的荒唐的国会程序）。这使得本次著名的日尔曼大会很快沦为了欧洲人的笑柄，使这个古老帝国的治国政策变得越来越像我们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中美洲邻居。
这对于为民族理想牺牲一切的德国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侮辱。可维也纳会议是不屑于考虑“属民”们的个人情感的。它很快停止了有关德国问题的争论。
密探时代
有人反对吗？当然有。当最初对拿破仑的仇恨情感平息下来，当人们对反拿破仑战争的巨大热情开始退却，当人们开始充分意识到借“维护和平与稳定”之名所行的种种罪恶，他们便开始低声抱怨了。他们甚至威胁要进行公开的反抗。可他们能做什么呢？他们只不过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完全处于无权无位的弱势。何况，他们正面对着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残酷无情且极富效率的警察体系，处处受到严密监控，只好任人摆布了。
维也纳会议的参与者们真诚地相信，“法国大革命的思想是导致前拿破仑皇帝犯下篡位罪行的根源”。他们觉得将所谓“法国思想”的追随者们消灭干净，是顺应天意民心的神圣之举。就像宗教战争时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一边无情地烧死新教徒或绞杀摩尔人，一边觉得他的残酷作为只不过是服从自己良心的召唤。在16世纪初期，教皇拥有随心所欲统治自己属民的神圣权利，任何不承认这种权利的人都会被视为“异端”，诛杀他是所有忠诚市民的应尽责任。而到了19世纪初的欧洲大陆，轮到那些不相信国王有权按自己及首相认为合适的方式统治他的属民的人变成了“异端”，所有忠实的市民都有责任向最近的警察局检举他，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
有一点必须指出，1815年的欧洲统治者们已经从拿破仑那里学到了“统治效率”的技巧，因此他们干起反异端工作时，比1517年做得漂亮多了。1815至1860年是一个属于政治密探的“伟大”时代。间谍无处不在。他们出人王公贵族的宫殿，他们深入到最下层的低级客店。他们透过钥匙孔窥探内阁会议的进程，他们偷听在市政公园透气、散步的人们的闲谈。他们警戒着海关和边境，以免任何不持有正式护照的不法分子渗入。他们检查所有的包裹行李，严防每一本可能带有危害“法兰西思想”的书籍流入皇帝陛下的领土。他们和大学生一起坐在演讲大厅，任何胆敢对现存秩序提出质疑的教授，马上便会大祸临头。他们悄悄跟在上教堂的儿童身后盯梢，免得他们逃学。
密探们的许多工作都得到了教士的大力协助。在大革命期间，教会的损失异常惨重。它的财产被没收充公，一些教士被杀害。更有甚者，当公安委员会于1793年10月废除对上帝礼拜仪式时，受伏尔泰、卢梭和其他法国哲学家无神论思想熏陶的那代年轻人，竟然围着“理性的祭坛”欢歌笑舞。教士与贵族们一起度过了漫长的流亡生涯。现在，他们随盟军士兵一起重归故里，带着一种报复的心情积极投人了工作。
甚至连耶稣会也于1814年回来了，继续他们教育年轻一代献身上帝的工作。在反击教会敌人的战斗中，它做得非常成功。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耶稣会的“教区”纷纷建立起来，向当地人传播天主教的福音。不过它们很快发展成一个正式的贸易公司，并不断干涉当地政府的内部事务。在葡萄牙伟大的改革家、首相马奎斯·德·庞博尔执政时期，耶稣会曾一度被逐出葡萄牙领土。但在1773年，应欧洲主要天主教国家的要求，教皇克莱门特十四世取消了这项禁令。现在，他们回到了工作中，循循善诱地对商人们的儿女讲解“顺从”和“热爱合法君主”的道理，以免他们将来遇上玛丽·安东奈特被送上断头台这类情形时，会发出窃窃的笑声。
在普鲁士这样的新教国家里面，情形也好不了多少。1812年的伟大爱国领袖们，还有号召对篡位者发起神圣反抗的诗人作家们，他们如今被贴上了“煽动家”的标签，成了威胁现存秩序的危险分子。他们的住房被搜查，他们的信件受到检查，他们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到警察局报到一次，汇报自己的所作所为。普鲁士教官把冲天的怒火发泄到年轻一代身上，极其严厉地管教他们。在古老的瓦特堡，当一群青年学生以一种喧闹却无害的方式庆祝宗教改革三百周年时，普鲁士当局竟将其视为一场迫在眉睫的革命的前兆。当一名诚实却不够机灵的神学院学生卤莽地杀死了一个被派到德国执行任务的俄国间谍，普鲁士各大学立即被置于警察的监管之下，并且不经任何形式的审讯，教授们便纷纷被投入监狱或遭到解雇。
当然，俄国在实施这些反革命行动方面做得更过分，也更荒谬。亚历山大已经从他突发的虔诚狂热中解脱出来，逐渐患上了慢性忧郁症。他终于明白了自己有限的能力，意识到他在维也纳会议上沦为了梅特涅和克吕德纳男爵夫人的牺牲品。他变得日益讨厌西方，开始变成一位名符其实的俄罗斯统治者。而俄罗斯的真正利益其实存在于那个曾经给斯拉夫人上过最初一课的圣城君士坦丁堡。随着年龄日长，亚历山大工作越发努力，他取得的成就也越少。当他端坐于自己的书房时，他的大臣们正努力将整个俄罗斯变成一个刺刀林立的兵营。
这绝非一副美妙的画面。也许，我该缩短对这个大反动时期的描述。但是，如果能让你们对这个时期产生彻底的了解，那也是一件好事。要知道，这种阻碍历史进步、扭转历史时钟的尝试，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结果无非是螳臂挡车。
第五十五章 民族独立
不过，民族独立的热情如此强大，难以用反动的方式摧毁。
南美洲人首先揭竿而起，反抗维也纳会议的反动措施。紧随
其后的是希腊人、比利时人、西班牙人及其他许多欧洲弱小
民族，为19世纪谱写了许多独立战争的篇章。
民族情感
假设我们说，“如果维也纳会议采取了这样那样的措施，而非采用那样这样的措施，那19世纪的欧洲历史就会是另一个样子。”也许吧，但这样说是毫无意义的。要知道，参加维也纳会议的是一群刚刚经历了法国大革命，对过去20年的恐怖与持续不断的战乱记忆犹新的人们。他们聚集在一起的目的就是确保欧洲的“和平与稳定”，他们认为这正是人民需要和向往的。他们是我们所说的“反动人士”。他们真心认为人民大众是管理不好自己的。他们朝着一个似乎最能保证欧洲长治久安的方向，重新安排了欧洲地图。虽然他们最终失败了，但并非出于任何有恶意的用心。总的说来，他们都属于旧式外交学校毕业的老派人物，念念不忘自己青年时代和平安宁的幸福生活，因此盼望着重回“过去的好时光”。可他们没有意识到，许多革命思想已经在欧洲人民心中牢牢地扎下根来。这是一个不幸，但还算不上罪恶。不过法国革命将一件事情不仅教给了欧洲，同时也教给了美洲，那就是人民拥有“民族自决”的权利。
拿破仑从未敬畏过任何事，也没有尊重过任何人。所以在对待民族感情和爱国热忱方面，他显得极端地冷酷无情。可在革命早期，一些革命将领却宣扬过一种新信条——“民族并不受政治区划的限制，与圆颅骨或阔鼻梁也没多大关系。民族是一种发自内心和灵魂的感情。”因此当他们向法国儿童宣讲法兰西的伟大时，他们也鼓励西班牙人、荷兰人、意大利人做同样的事情。不久之后，这些卢梭的信徒、深信原始人的优越天性的人们便开始向过去挖掘，穿过封建城堡的废墟，发现他们伟大种族最久远的尸骨。而他们则自愧为这些伟大祖先的孱弱子孙。
19世纪上半期是一个考古发现的伟大时代。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家都忙着出版中世纪的散佚篇章和中世纪初期的编年史。在每一个国家，历史发现的结果往往都引发出一阵阵对古老祖国的新生的自豪感。这些感情的萌生大部分是基于对历史事实的错误解释。不过在现实政治中，事实的真实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愿不愿意相信它是真的。而在大多数国家，国王和人民都坚信其伟大祖先的至高荣耀。
可维也纳会议无视人们的情感。大人物们以几个王朝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重新划分了欧洲版图，并且将“民族感情”与其它危险的“法国革命教义”一道，统统列入了禁书目录。
不过历史对于所有会议都一视同仁地予以无情嘲弄。出于某种原因（它可能是一条历史法则，但至今仍未引起历史学家的足够重视），“民族”对于人类社会的稳步发展似乎是必需的。任何阻挡这股潮流的尝试，最终都将像梅特涅试图阻止人们自由思考一样，以惨败收场。
南美革命和门罗宣言
有意思的是，民族独立的大火是从远离欧洲的南美开始点燃的。在漫长的拿破仑战争期间，西班牙人无暇他顾，南美大陆的西属殖民地经历了一段相对独立的时期。当西班牙国王沦为拿破仑的阶下囚，南美殖民地人民依然效忠于他，而拒绝承认1808年被其兄任命为西班牙新国王的约瑟夫·波拿巴。
事实上，唯一深受法国大革命影响、发生剧烈动荡的南美殖民地是哥伦布首航到达的海地岛。1791年，出于一阵突发的博爱与兄弟之情，法国国民公会宣布给予海地的黑人兄弟此前只为他们的白种主人享有的一切权利。可他们的后悔与他们的冲动来得一样快。法国人很快又宣布收回先前的承诺，这导致了海地黑人领袖杜桑维尔与拿破仑的内弟勒克莱尔将军之间多年的残酷战争。1801年，杜桑维尔应邀和勒克莱尔见面，商讨议和条件。法国人郑重向他保证，决不利用和谈的机会加害他。杜桑维尔相信了白人，结果被带上一艘法国军舰，不久便死于一所法国的监狱。可海地黑人最终赢得了独立，并建立起自己的共和国。这样，当第一位伟大的南美爱国者试图将自己的国家从西班牙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海地黑人给予了他极大的帮助。
西蒙·玻利瓦尔1783年生于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城，曾在西班牙接受教育。在大革命时代，他到访过巴黎，亲眼目睹了当时革命政府的运作状况。在美国逗留一段时间后，玻利瓦尔返回家乡。当时，委内瑞拉人民对母国西班牙的不满情绪正如野火般蔓延，争取民族独立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1811年，委内瑞拉正式宣布脱离西班牙独立，玻利瓦尔也成为革命将领之一。不到两个月，起义失败了，玻利瓦尔不得不出逃他乡。
在接下来的5年里，玻利瓦尔独力领导着这项岌岌可岌岌可危、似乎注定无法成功的事业。他将自己的全部财产捐献给革命。不过，若非得到海地总统的大力支持，他的最后一次远征是 不可能获得胜利的。从委内瑞拉，争取独立的起义烈火迅速蔓延到整个南美大陆，使西班牙殖民者疲于应付。很显然，西班牙是不可能凭一己之力将所有反叛一一镇压的，必须紧急救助于神圣同盟。
这一形势使英国深感担忧。如今，英格兰船队已取代荷兰人，成为全世界最主要的海上承运商。他们正急切期盼着从南美人的独立浪潮中牟取暴利。因此，英国人希望美国出面干涉神圣同盟的行动。可是美国参议院并没有这样的计划，就是在众议院里，也有许多人不赞成插手西班牙的事务。
正在此时，英国内阁发生人事变动。辉格党被踢出局，由托利党人上台组阁。精明干练、善使外交手腕的乔治·坎宁担任了国务大臣。他发出暗示，如果美国政府愿意出面反对“神圣同盟”镇压西属南美殖民地起义的计划，那么英国将非常乐于以自己的全部海上力量支援美国。这样，在1823年12月2日，门罗总统对国会发表了著名的宣言：“美国将把神圣同盟一方在西半球的任何扩张企图，视为对自身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他还进一步警告说，“美国政府将把神圣同盟这样的举动看作是对美国不友好行为的具体表现”。四周以后，英国报章刊载了“门罗主义”的全文，这就迫使神圣同盟的成员们在帮助西班牙与得罪美国之间做出抉择。
梅特涅退缩了。从个人来说，他倒很乐意冒触怒美国的危险（自1812年失败的美英战争后，美国的陆海军一直不被重视），不过坎宁满含威胁的态度以及欧洲大陆自身存在的麻烦使他不得不谨慎从事。于是，拟议中的远征被无限期搁置了，南美及墨西哥最终获得了独立。
拜伦的希腊
至于在欧洲大陆，骚动来得迅猛而激烈。1820年，神圣同盟派遣法国军队进入西班牙，充当和平警察的角色。不久之后，当意大利“烧炭党”（由烧炭工人组织的秘密会社）为统一的意大利大做宣传，并最终发动了一场反抗那不勒斯统治者斐迪南的起义时，奥地利军队又被派驻意大利，执行同样的“和平”使命。
俄罗斯也传来了坏消息。亚历山大沙皇的去世引发了圣彼得堡的一场革命。因为起义发生在十二月，所以也被称为“十二月党人起义”。这场短暂的流血斗争最后导致大批优秀的俄罗斯爱国者被绞杀或流放西伯利亚。他们只不过不满于亚历山大晚年的反动统治，希望在俄罗斯建立一个立宪政府。
更糟糕的情况接踵而至。在艾刻斯拉夏佩依、在特波洛、在莱巴赫，最后在维罗纳，梅特涅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试图得到欧洲各宫廷继续支持其政策的保证。各国的代表们一如既往地准时到达这些风景宜人的海滨胜地（它们是奥地利首相度夏避暑的常地），共商“稳定”欧洲的大计。他们一如既往地承诺全力镇压起义，可每个人对能够取得成功都心中没底。人民的情绪开始变得越来越骚动不宁，尤其是在法国，国王的处境发发可危。
不过，真正的麻烦是从巴尔干半岛开始的，这里自古以来就是蛮族人侵西欧的门户。起义最先发生在摩尔达维亚。该地原为古罗马达契亚行省，于公元3世纪脱离了帝国。从那时开始，摩尔达维亚就成了一块如阿特兰蒂斯洲（传说大西洋中一块沉没的大陆）一般的“失落的国土”。当地人民仍旧讲古罗马语言，自命罗马人，将他们的国家也称为罗马尼亚。1821年，一位年轻的希腊人亚历山大·易普息兰梯王子发动了一场反抗土耳其人的起义。他告诉自己的追随者，俄国会支持他们的斗争。不过梅特涅的特急信使不久便风尘仆仆地奔行于前往圣彼得堡的大道，为俄罗斯统治者捎去了首相先生的信息。沙皇完全为奥地利人关于维护“和平与稳定”的观点所说服，最终拒绝对罗马尼亚人施以援手。易普息兰梯被迫逃亡奥地利，沦为奥地利监狱的囚徒达7年之久。
在1821这个多事之秋，希腊也发生了针对土耳其人的暴乱。从1815年开始，一个秘密的希腊爱国者团体便一直在筹备起义。他们出其不意地在摩里亚（古伯罗奔尼撒）扯起独立大旗，将当地的土耳其驻军驱逐了出去。土耳其人以惯常的方式进行报复。他们逮捕了君士坦丁堡的希腊大主教，并在1821年复活节那天，将这位许多希腊和俄罗斯人心目中的教皇处以绞刑。被同时处死的还有多位东正教主教。为以牙还牙，希腊人屠杀了摩里亚首府特里波利的所有穆斯林。而土耳其人也不甘示弱地袭击了希俄斯岛，杀死2．5万名东正教徒，并将4．5万人卖到亚洲与埃及去作奴隶。
希腊人向欧洲各国宫廷发出了求援的呼声。可梅特涅却大说希腊人的坏话，称他们是“自食其果”（我并非使用双关语，而是直接引用首相殿下对俄国沙皇所说的话，“暴乱的烈火应该任其在文明的范围外自生自灭”）。欧洲通往希腊的边界被关闭，阻止各国的志愿者前往援救为自由而战的希腊人民。应土耳其的要求，一支埃及部队登陆摩里亚。不久之后，土耳其的旗帜又飘扬在古雅典要塞特里波利的上空。埃及军队以“土耳其方式”维持着当地的治安，而梅特涅密切注视着局势地发展，静待这一“扰乱欧洲和平的举动”变成陈年往事的那一天。
可英国人又一次打乱了梅特涅的如意算盘。英格兰最伟大之处并不在于它庞大的殖民地、它令人羡慕的财富或者它天下无敌的海军，而是它为数众多的独立市民以及他们心中暗藏的英雄主义情结。英国人向来遵纪守法，因为他们懂得尊重他人的权利是文明社会与野蛮社会区别的标志。不过，他们却不承认别人有权干涉自己的思想自由。如果他们认为在某件事情上政府做错了，他们便毫不犹豫
地站出来，大声说出自己的观点。而他们所指责的政府也懂得尊重他的自由表达的权力，并会全力保护他们免遭大众的迫害。自苏格拉底时代开始，大众便喜欢迫害那些在思想、智慧及勇气上超越他们的杰出个人。只要世界上存在着某项正义的事业，无论相距多遥远，无论多势单力孤，总会有一群英国人成为这项事业的热切支持者。总的来说，英国人民与生活在其他国家的人民没什么两样。他们紧盯手边的事务，为日常生计忙个不停，很少将时间和精力浪费在不切实际的“娱乐性冒险”上。不过对那些敢于抛下一切去为亚洲或非洲的卑贱人民而战的“古怪”邻居，他们却会抱以相当的敬慕。若这个邻居不幸战死异乡，他们会为他举行庄严盛大的葬礼，并以他为榜样教育自己的孩子们勇气与骑士精神的真谛。
甚至神圣同盟无所不在的密探也动摇不了这种根深蒂固的民族特性。1824年，伟大的拜伦勋爵扬起帆船的风帆，驶往南方去援助希腊人民。这位年轻的英国富家子弟曾以自己的诗歌打动过全欧洲的男男女女，使他们一掬同情的热泪。三个月后，消息传遍全欧洲：他们的英雄死在了迈索隆吉这最后一块希腊营地。诗人英雄式的死亡唤醒了欧洲人的激情与想象力。在所有欧洲国家，人们都自发成立了援助希腊人的团体。美国革命的老英雄拉斐特在法国为希腊人的事业四处奔走呼吁。巴伐利亚国王派遣了数百名官兵去希腊。钱物和补给源源不断地运到迈索隆吉，支援正在那里挨饿的起义者。
在英国，约翰·坎宁挫败神圣同盟干涉南美革命的企图后，当上了英国首相。现在，他看到了打击梅特涅的又一次良机。英国与俄罗斯的舰队早在地中海待命。政府不敢继续压制人民支援希腊起义者的热情，派出了军舰。法国自十字军东征后便一直自诩为基督教信仰的捍卫者，它的舰队也不甘落后地出现在希腊海面。1827年10月20日，英、俄、法三国的军舰袭击了纳瓦里诺湾的土耳其舰队，将之彻底摧毁。在欧洲，从来没有哪场战役的消息受到过如此热烈的公众欢迎。西欧和俄国人民在国内深受压抑的自由渴望，通过在想象中参与希腊人民的起义事业，得到了极大的安慰。1829年，希腊和
欧洲人民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希腊正式宣布独立，而梅特涅反动的“稳定”政策又一次破产了。
如果我试图在短短一章里向你们详述发生在各国的民族独立斗争，这肯定是不可能的。关于这一主题，已经出版过大量优秀的书籍。我之所以用一定篇幅来描述希腊人民的起义，因为面对维也纳会议苦心经营来的“维持欧洲稳定”的反动阵营，它是第一次成功的突防。虽然压迫的堡垒依然存在，虽然梅特涅等人还在继续发号施令，但终结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还得第18年
在法国，波旁王朝完全无视文明战争理应遵循的规则和法律，大力推行着令人窒息的警察统治。乍看上去，这套体系几乎达到了牢不可破的地步。当路易十八于1824年去世时，可怜的法国人民已经饱受了9年“和平生活”的折磨。事实证明，屈辱的“和平”甚至比帝国时代的10年战争还要悲惨。现在路易消失了，继位的是他的兄弟查理十世。
路易所属的著名的波旁家族，他们尽管不学无术，可记仇心却大得出奇。路易永远记得他兄弟被送上断头台的消息传到哈姆的那天早晨，他既恐惧又悲愤。这一幕一直索绕在他的记忆里，时时提醒他：一个不能认清形势的君主会遭到如何下场。可查理却正好相反，他是一个在未满20岁时就已欠下5000万巨债的花花公子，不仅记不住任何教训，而且最终也不打算有所长进。当他一接替哥哥做了法国国王，他迅速建立起一个“为教士所治、为教士所有、为教士所享”的新政府（这一评论是由并非激进自由主义者的惠灵顿公爵做出的，查理的胡作非为可见一斑）。可以说，他的统治方式甚至使最敬重既成法律和秩序的友人也深感厌恶。当查理试图压制敢于批评政府的
自由派报纸，并解散了支持新闻界的国会时，他的日子已经所剩无几了。
1830年7月27日夜，巴黎爆发了一场革命。同月30日，国王逃往海岸，乘船去英国。一出“15年的著名闹剧”就以这样狼狈的方式草草收场了。波旁家族从此被彻底赶下了法国王位。他们的愚蠢实在无可救药。此时，法国本可重新建立一个共和制政府，但这样的行动是梅特涅不能容忍的。
欧洲的形势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一簇反叛的火花越出法国边境，点燃了另一个充满民族矛盾的火药桶。维也纳会议强行将荷兰与比利时合并，可这个新尼德兰王国从一开始就是一大败笔。比利时人与荷兰人少有共同之处，他们的国王奥兰治的威廉（“沉默者威廉”的一个叔叔的后裔）虽然也算个工作刻苦、为政勤奋的统治者，可他太缺乏必要的策略与灵活性，不能使两个心怀怨意的民族和睦相处。法国爆发革命后，大批逃难的天主教士涌入比利时，身为新教徒的威廉无论想做点什么来缓解局势，都会立即被众多激愤的臣民指为“争取天主教自由”的新一次企图，受到众口同声的拦阻。8月25日，布鲁塞尔爆发了反对荷兰当局的群众暴动。两个月后，比利时正式宣布独立，推举维多利亚女王的舅舅，即科堡的利奥波德为他们的新国王。两个本不该合在一起的国家就此分道扬键。不过自此之后，它们倒能像体面的邻居一样，彼此和睦相处。
在那个年代，欧洲只有几条里程不长的铁路，消息的传播还很缓慢。不过当法国和比利时革命者取得成功的消息到达波兰，立刻引发了波兰人与他们的俄国统治者之间的激烈摩擦，并最终导致了一场可怕的战争。一年之后，战争以俄国人的彻底胜利而告终。他们以臭名昭著的俄国方式，“重建了维斯图拉河沿岸地区的秩序”。尼古拉一世于1825年继任他的哥哥亚历山大成为俄国沙皇，他坚信自己的家族拥有统治波兰的神圣权利。成千上万逃到西欧的波兰难民以亲身的磨难证明了，神圣同盟的“兄弟之情”在神圣沙皇那里不只是一纸空文。
意大利同样进入了一个多事之秋。帕尔马女公爵玛丽·路易丝曾经是拿破仑的妻子，不过当滑铁卢战败之后，她离弃了他。在一阵突发的革命浪潮中，她被赶出了自己的国家。而在教皇国，情绪激昂的人民尝试建立一个共和国。可当奥地利军队开进了罗马城后，一切依然照旧。梅特涅继续端坐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外交大臣官郡一一普拉茨宫，秘密警察重返工作岗位，“和平”被紧紧地维护着。又过了18年后，人们才再度发动了一场更为成功的革命，彻底将欧洲从维也纳会议的可恶遗产中解放出来。
欧洲革命的风向标
率先举事的又是法国。法国是欧洲的革命风向标，任何起义的征兆都首先由此地显露出来。继任查理十世担任法国国王的是路易·菲利普，著名的奥尔良公爵的儿子。奥尔良公爵支持雅各宾党，曾对其表兄国王的死刑判决，投下了至关重要的赞成票。他在早期的法国大革命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博得了“平等的菲利普”这一绰号。最终，当罗伯斯庇尔打算纯洁革命阵营，肃清所有“叛徒”（这是他对所有持不同意见者的称呼）时，奥尔良公爵被处死，他的儿子也被迫逃离革命军队。从此，年轻的路易·菲利普浪迹四方，在瑞士当过中学教师，还花过好几年时间致力于探索美国的“远西”地区。拿破仑垮台后，菲利普回到巴黎。比起愚不可及的波旁表兄们，他显得聪明多了。他是一个生活简朴的人，常常腋下夹一把红雨伞，去巴黎的公园散步。像天底下所有的好父亲一样，他的身后总是跟着一大群欢天喜地的小孩子。可惜法国已经过了需要国王的时代，但路易·菲利普却始终未能理解这一点。直到1848年2月24日清晨，一大帮群众吵吵嚷嚷地涌进杜伊勒里宫，粗鲁地赶走了菲利普陛下，宣布法兰西为共和国。
当巴黎发生革命的消息传到维也纳，梅特涅漫不经心地评论说，这只不过是“1793年闹剧”的重演。其结果无非是迫使盟军再度进驻巴黎，终止这场烦人的“革命演出”。可仅仅只过去了两个星期，他自己的奥地利首都也爆发了公开的起义。梅特涅躲开愤怒的民众，从普拉茨宫的后门悄悄溜走了。奥皇斐迪南被迫赋予臣民们一部宪法。它包含的大部分内容都是梅特涅在过去33年里尽心竭力加以压制的那些革命原则。
这一次，全欧洲都感觉到了革命的震动。匈牙利毅然宣布独立，在路易斯·科苏特的领导下，展开了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的战争。这场势力悬殊的斗争持续了一年多。最后，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军队越过喀尔巴阡山，镇压了起义者，终于使匈牙利保全了君主统治。随后，哈布斯堡王室设立起一个特别军事法庭，绞死了大部分他们无法在公开战场上击败的匈牙利爱国者。
至于意大利，西西里岛赶走了自己的波旁国王，宣布脱离那不勒斯独立。在教皇国，首相罗西被谋杀，教皇仓皇出逃。第二年，教皇率领着一支法国军队重返自己的国土。从此，法军不得不一直留在罗马，防范臣民们随时可能对陛下发动的袭击。直到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的时候，这支军队被紧急召回去对付普鲁士人，而罗马最终成为了意大利的首都。在半岛北部，米兰和威尼斯在撒丁国王阿尔伯特的大力支持下，起而反抗自己的奥地利主子。可老拉德茨基率领着一支强大的奥地利军队挺进波河平原，在库拉多扎和诺瓦拉两地击败了撒丁军队。阿尔伯特被迫让位给儿子维克多·伊曼纽尔。几年之后，伊曼纽尔终于成为了一个统一的意大利王国的第一任国王。
在德国，1848年欧洲革命的震波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性示威。人们高声吁求政治统一，建立一个议会制政府。巴伐利亚国王由于将大量的时间与金钱浪费在一位伪装成西班牙舞蹈家的爱尔兰女士身上（该女士名为洛拉·蒙特茨，死后葬在纽约的波特公墓），最终被一群愤怒的大学生赶下了台。在普鲁士，尊贵的国王被迫站在街头巷中的战死难者的灵枢前，向这些不幸的抗议者脱帽致哀，并承诺组建一个立宪制政府。1849年3月，来自全德各地区的550名代表聚集在古老的法兰克福，召开国会大会，代表们推举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威廉作统一的德意志德国的皇帝。
可不久之后，风向仿佛又转了。昏庸无能的奥地利皇帝斐迪南让位给他的侄子弗朗西斯·约瑟夫。训练有素的奥地利军队依然忠实于他们的战争主子。刽子手们忙个不停，一个劲地往革命者脖子上勒着绞索。哈布斯堡家族素来有一种奇特的偷鸡摸狗的天性，他们再度站稳脚跟，并迅速增强了自己控制东西欧局势的能力。他们以精明圆滑的外交手腕大玩国家间的政治游戏，利用其它日尔曼国家的嫉妒心，阻止了普鲁士国王升任帝国的皇帝。在其接连失败的漫长磨难中，哈布斯堡家族学会了忍耐的价值。他们懂得如何静待时机。当政治上极不成熟的自由主义者们正起劲地大谈特谈，深深陶醉于自己激昂动人的演讲时，奥地利人却在悄悄调兵遣将，准备着致命的一击。最终，他们突然解散了法兰克福国会，重建起虚有其表的旧日尔曼联盟，因为它正是苦心积虑的维也纳会议试图强加给整个德意志世界的。
在出席这个奇特国会的一大群不谙世事的爱国者中，有一位心机深沉的普鲁士乡绅。他不动声色地观察着整个吵吵嚷嚷的会议，自己少有说话，但把一切熟记在心。此人名为俾斯麦。他是一位厌恶空谈，崇尚行动的强人。他深知（其实每一个热爱行动的人都知道），滔滔的演说最终成就不了任何事情。他有着自己独特的爱国方式。俾斯麦属于那种老式外交学校的毕业生，高明且世故。他不仅能在外交上轻易蒙骗对手，就是在散步、喝酒、骑马方面，也同样远胜他们。
俾斯麦坚信，要想德意志成功跻身欧洲列强之林，必须由一个统一而强大的日尔曼国家来取代目前许多小国组成的松散联盟。出于根深蒂固的封建效忠思想，他支持自己服务的霍亨索伦家族，而非昏聩平庸的哈布斯堡家族，做这个新德国的统治者。为达到这一目的，他必须首先清除奥地利对德意志世界的强大影响力。于是，他开始为施行这一痛苦的外科手术，进行着必要的准备。
拿破仑三世的无能
与此同时，意大利己经成功地解决了自己的问题，摆脱其深受憎恨的奥地利主子。意大利的统一工程是由三位杰出人士携手完成的。他们分别是加福尔、马志尼和加里波第。三人之中，加福尔这位配戴钢丝边近视眼镜的建筑工程师扮演的是一位思想缜密的政治领航员角色。为躲避奥地利警察无所不在的追捕，马志尼在欧洲各国的阴暗阁楼里度过了大部分岁月。他充分发挥个人的演讲才华，出任激发民众热情的首席煽动家。而加里波第和他那群穿红衬衣的粗鲁骑士们则负责唤起意大利人狂放的想象力与形象感。
马志尼与加里波第本是共和制政府的忠实信徒，可加福尔主张君主立宪。由于两个同伴都承认加福尔在把握政治方向上高人一筹的能力，他们便牺牲为自己热爱的祖国谋取更大幸福的雄心，接受加福尔更为现实的主张。
就像海斯麦支持他所效忠的霍亨索伦家族一样，加福尔倾向于意大利的撒丁王族。他以极大的耐心和高明的手腕，一步步引诱撒丁国王，直至陛下最终能担当起领导整个意大利民族的重责。欧洲其它地区的动荡局势为加福尔的伟大计划助上了一臂之力。其中，为意大利统一贡献最多的，莫过于它最信任的（常常也是最不可信任的）老邻居法国。
在这个总是骚动不安的国家里，1852年10月，执政的共和政府突然却不出意料地垮台了。前荷兰国王路易斯·波拿巴的儿子，那位伟大叔叔（拿破仑）的小侄子拿破仑三世重建起帝国，并自封为“得到上帝恩许和人民拥戴的”皇帝。
这位年轻人曾在德国接受教育，因此他的法语中带着一股刺耳的条顿腔，如同他威风一世的拿破仑叔叔一生都未摆脱自己著名的意大利口音一样。他竭力运用着拿破仑的声望和传统，来稳固自己的地位。不过他树敌太多，对能否顺利戴上已经准备就序的王冠，心中不免缺乏自信。诚然，他赢得了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好感。可女王毕竟是一位不够出色且极易被奉承话打动的老好人，想讨她的欢心算不上一件难事。至于其他的欧洲君主，他们总是以一种令人屈辱的高傲态度面对满脸谀笑的法国皇帝。他们夜以继日、朝思暮想的无非是如何设计出一些有创意的新方法，来表现他们对这位一夜暴发的“好兄弟”的深刻蔑视。
因此，拿破仑三世不得不寻找一个打破敌意的办法，无论通过施恩还是加威。他知道，对于“荣誉”的渴望仍深深驻留在法国人心间。既然他无论如何都得为自己的王位赌上一把，那不如进行一场豪赌，将整个帝国的命运押上去。恰值此时，俄国对土耳其发动的攻击为他找到了借口。在随之而来的克里米亚战争中，法国与英国站在土耳其苏丹一边，共同对抗俄国的沙皇。这是一桩代价高昂、但所得甚微的冒险，无论对俄国、英国、法国，都谈不上收获了多少荣耀或尊严。
不过克里米亚战争还是做了一件好事。它使得撒丁国王有机会自愿站在了胜利者一边。当战争结束后，加福尔便能够堂而皇之地向英法两国索取回报。
在充分利用国际局势，使撒丁王国得到欧洲列强更多的重视之后，聪明的意大利人加福尔在1859年6月又挑起了一场与奥地利的战争。他以有争议的萨伏伊地区和确实属于意大利的尼斯城作为交换条件，换取了拿破仑三世的支持。法意联军接连在马戈塔和索尔费里诺击败了奥地利军队，几个前奥地利省份及公国被并入了统一的意大利王国。佛罗伦萨成为了这个新意大利的首都。到1870年，驻守在罗马的那支法国军队被紧急召回去对付普鲁士人。他们前脚刚离开，意大利人后脚就踏进了这座永恒的名城。撒丁王族随之入住了老奎里纳宫——一位古代教皇在康士坦丁大帝浴室的废墟上修建起来的行宫。
于是，教皇只好渡过台伯河，躲进了梵蒂冈的高墙大院之中。自那位古代教皇于1377年从流放地阿维尼翁返回之后，这里便一直是他的不少继任者的居所。教皇陛下大声抗议意大利人公开抢夺其领地的专横行为，并向那些同情他的忠诚天主教徒们发出了许许多多的吁告信。但是，应和他的人为数很少，并且还在不断减少之中。因为人们普遍得出了一个认识：一旦教皇从世俗的国家事务中解脱出来，他便能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放在解决困扰当代人的精神问题上。摆脱欧洲政客们琐细的纷争，教皇反而获得了一种新的尊严，这明显对教会事业大有助益。从此，罗马天主教会成为了一股推进社会与信仰进步的国际力量，并且能够比大多数新教教派更为明智地估量当代社会所面临的种种经济问题。
维也纳会议将整个意大利半岛变为一个奥地利省份的企图就这样流产了。
俾斯麦“三部曲”
不过德国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时时带来新的动荡。事实证明，它是所有问题中最棘手的一个。1848年革命的失败导致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大批精力充沛、思维活跃的德国人都流失了。这些年轻人移民去美国、巴西及亚非的新兴殖民地重新开始生活。他们未竟的事业由另一批气质截然不同的德国人接手过来。
继全德国会垮台及自由主义者建立一个统—国家的努力失败之后，在法兰克福，又召开了一个新议会。其中代表普鲁士利益的是我们在前几页里讲到过的冯·奥托·俾斯麦。现在，他已获得了普鲁士国王的充分信任。这是他大展宏图所需的一切条件，至于普鲁土议会或人民的意见，他根本不放在心上。他曾亲眼目睹过自由主义者的失败，深知若想摆脱奥地利的干扰，必须发动一场战争。于是，他悄悄着手加强普鲁士的军队。州议会被他的高压手段激怒，拒绝向他提供必要的资金，可俾斯麦根本不屑讨论这个问题。他抛开议会自行其事，用普鲁士皮尔斯家族及国王提供的金钱来扩军备战。随后，他开始四处寻找一项用以激发所有德国人爱国热情的民族事业。他终于找到了。
在德国北部有两个公国，石勒苏益格与荷尔施泰因。它们自中世纪起便是麻烦不断的是非之地。两个国家都住着一定量的丹麦人和一定量的德国人，虽然一直由丹麦国王统治，可又不属于丹麦的领土。这种奇怪的情形导致了无穷无尽的纷争。我不是故意在此提出这个早被遗忘的问题，最近签署的凡尔赛和约似乎已彻底解决了它。不过在当时，荷尔施泰国的德国人高声抱怨丹麦人的虐待，而石勒苏益格的丹麦人则拼命维护他们的丹麦传统。一时间，整个欧洲都在谈论这个话题。当德国男声台唱团和体操协会还在倾听“被遗弃兄弟”的催人泪下的演说，当许多内阁大臣还在试图调查当地究竟发生了什么时，普鲁士已经动员它的军队去“收复失去的国土”。作为日尔曼联盟的传统领袖，奥地利当然不允许普鲁士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单独行动。哈市斯堡的士兵也被调动起来，和普鲁士军队一道杀入了丹麦的国土。丹麦人进行了异常顽强的抵抗，无奈势单力孤。奥德联军最终占领了石勒苏益格与荷尔施泰国。
随后，仰斯麦开始着手他大德意志计划的第二个步骤。他利用分赃战利品的机会，挑起与奥地利的激烈争吵。哈布斯堡家族一头扎进了俾斯麦设好的陷阶。俾斯麦及其将军们缔造的新型普鲁士军队侵入波西米亚，在不到六个星期的时间里，最后一支战斗力尚存的奥地利军队也在萨多瓦和柯尼格拉茨全军覆没了。通向维也纳的大道从此敞开，只待普军进入。不过俾斯麦不想把事情做得太过分，他在欧洲政治舞台的驰骋亟需一位新朋友的相助。他向战败的哈布斯堡家族开出非常体面的议和方案，让他们放弃日尔曼联盟的领袖角色。不过对那些帮助奥地利的德意志小国，俾斯麦一点没有心慈手软。他一日气将它们全部并入了普鲁士。这样，大部分的德意志北方小国组成了一个新的组织，即所谓的北日尔曼联盟。得胜的普鲁士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德意志民族的非正式领袖。
面对俾斯麦一连串疾如闪电的扩张与吞并，欧洲人吃惊得喘不过气来。英国显得漠不关心，但法国人却流露出不满之意。拿破仑三世对人民的控制已经出现松动的迹象。克里米亚战争耗资巨大，伤亡惨重，可什么也没捞到。
1863年，拿破仑三世进行了第二次冒险行动。他派出军队，试图将一位名为马克西米安的奥地利大公强加给墨西哥人民做他们的皇帝。可当美国内战以北方的胜利而告终，拿破仑先前的努力便全部付之东流了。华盛顿政府迫使法军撤除墨西哥，使墨西哥人有机会肃清敌人，最终枪毙了不受欢迎的外国皇帝。
面对糟糕的局势，拿破仑三世必须再找机会为自己的皇冠涂上一层荣耀的油彩，才能稳定国人的情绪。北日尔曼联盟正蒸蒸日上，看来用不了几年，便会成为法兰西的危险对手。因此，法国皇帝觉得发动一场对德战争于其王朝是大有益处的。于是他开始寻找开战的借口，在饱受革命之苦的西班牙，正好出现了一个机会。
当时，西班牙王位碰巧空缺，正期待着继承人。本来，王位先被许给了一支信奉天主教的霍亨索伦家族旁系。由于法国的反对，霍亨索伦们便礼貌地放弃了。不过此时的拿破仑三世已显出患病的迹象，深受他的漂亮妻子欧仁妮·德·蒙蒂纳的枕边风影响。欧仁妮是一位西班牙绅士的爱女，其祖父威廉·基尔克帕特里克是驻盛产葡萄的马拉加的一位美国领事。尽管天性聪明，可像当时大多数西班牙妇女一样，她接受的教育极其糟糕。她完全受到一帮宗教顾问的摆布，而这些人对普鲁士的新教徒国王深为憎恶。“要大胆”，皇后对她的丈夫如是说道，可她却省略了这句著名的普鲁士格言的后半句。它告诫英雄们，“要大胆，但绝不要莽撞”。对自己的军队深有信心的拿破仑三世写信给普鲁士国王，要求国王向他保证，“国王本人绝不允许再有一位霍亨索伦王族的候选人竞逐西班牙王位”。由于霍亨索伦家族刚刚放弃了这一荣耀，提出这一要求完全是多余的，俾斯麦如此照会了法国政府。可拿破仑三世仍不甘心。
时间是1870年，威廉国王正在埃姆斯的渡假地游泳。一天，一位法国外交官觐见了国王，试图旧话重提。可国王愉快地回答说，今天天气真好，西班牙问题已经解决了，对这个议题没必要浪费更多的口舌。作为一种例行公事，这次会面的谈话被整理成报告，通过电报发给负责外交事务的俾斯麦。为普鲁土和法国新闻界的方便，俾斯麦对这则消息进行了“编辑加工”。许多人指责他的行为。但俾斯麦托辞说，自古以来，修改官方消息一直是任何文明政府的权利。当这则经过“编辑”的电报发表之后，柏林的善良人们觉得他们留着白胡须的可敬国王受到了矮小自负的法国外交官的无理取闹，而巴黎的好人们同样怒气冲天，认为他们彬彬有礼的外交使节竟在一名普鲁士皇家走狗面前碰了一鼻子灰。
这样，双方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战争。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拿破仑三世和他的大部分士兵做了德国人的俘虏。法兰西第二帝国羞耻地垮台了，随之建立的第三共和国号召人民做好准备，打一场抵御德国入侵者的巴黎保卫战。巴黎坚守了漫长的五个月。在该城陷落的十天前，普鲁士国王在巴黎近郊的凡尔赛宫——它由德国人最危险的敌人路易十四所建，正式宣布登上德意志皇帝的宝座。一阵轰天齐鸣的枪炮声告诉饥饿难耐的巴黎市民，一个新的日尔曼帝国取代了以前老旧弱小的条顿国家联盟。强大的现代德国出现在了欧洲的政治舞台上。
以这种粗鲁草率的方式，德国问题最终获得了解决。到1871年末，即著名的维也纳会议召开56年之后，它所精心建构的全部政治工程已经被彻底消除。梅特涅、亚历山大、塔莱朗本想赐予欧洲人一个持久稳固的和平，可他们所采用的方法却招致了无穷无尽的战争。紧随18世纪的“神圣兄弟之情”而来的，是一个激烈的民族主义时代，它的影响所及至今还没有结束。
第五十六章 机器的时代
当欧洲人为民族独立奋力抗争时，他们所生活的世界也因科
学技术的一系列发明而彻底改变。18世纪发明的老式的笨重
蒸汽机成为了人类最忠实、最勤苦的仆役。
以前的时代
人类最大的恩人死于50多万年以前。他是一种低眉毛、凹眼睛，长着沉重的下颚和虎牙般坚利牙齿的长毛动物。如果出现在一个现代科学家的聚会上，他这副尊容肯定不雅观。可我敢担保，科学家们会争先恐后地围上去，敬他为自己的主人。因为他曾用石块砸开坚果，也曾用长棍撬起巨石。他发明了人类最早的工具——锤子和撬杠。他对人类福祉所做的贡献远超过此后的任何人，也远超过与人类共享这个地球的任何动物。
从那时开始，人类就通过使用更多的工具来便利自己的生活。当世界上第一只轮子（用一棵老树制成的圆盘）在公元前10万年发明出来的时候，它所引起的轰动肯定不亚于几年前飞行器的问世。
在华盛顿，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位上世纪30年代初的专利局长。他建议取消专利局，因为“一切可能发明的东西都已被发明出来”。当第一张风帆升起在木筏上，人们无须划浆、撑篙或拉纤便能从一个地方去到另一个地方的时候，史前世界的人们一定也产生过与这位专利局长类似的想法。
事实上，人类历史中最有趣的章节之一，就是有关于人们如何想尽办法让别人或别的东西替他工作，自己则悠享着闲暇的乐趣，坐在草地上晒太阳、去大岩石上画画、或者耐心地将小狼小虎训练成温顺讨巧的宠物。
当然在最早的年代，奴役一个弱小的同类，逼迫他去做那些令人不快的苦累活，这是很容易办到的事情。古希腊人、古罗马人和我们一样，拥有一个聪明的头脑，可他们却未能造出有趣的机械，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奴隶制的普遍存在。当能够去最近便的市场，以最低价格买到所需的全部奴隶时，你怎能指望一个伟大的数学家会把时间耗费在线绳、滑轮、齿轮等乱糟糟的什物上，而把自己的屋子弄得烟雾腾腾、闹闹哄哄？
在中世纪，虽废除了奴隶制，代之以较为温和的农奴制，但行会不赞成使用机器，它认为此举会导致大批行会兄弟丢掉饭碗。另外，中世纪的人们对大批量生产商品不感兴趣。裁缝、屠户和木匠只为满足他们所在小社区的直接生活需要而工作。他们不想与同行们竞争，也不愿出产超出社区需求的商品。
机器的动力
到文艺复兴时期，教会对科学探索的偏见已经不能像以往一样严格强加给世人了。许多人开始投身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及化学的研究。在30年战争开始的前两年，苏格兰人约翰·内皮尔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论述对数这一新发现。在战争期间，莱比锡的戈特弗雷德·莱布尼茨完善了微积分体系。在结束30年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定的前8年，伟大的英国自然科学家牛顿降生，而意大利天文学家加利略于同年去世。随着30年战争将中欧地区化为一片废墟，当地突然兴起一股“炼金术”热潮。炼金术是一门源于中世纪的伪科学，人们希望通过它将普通金属变成黄金。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可当炼金术士们躲在自己诡秘阴暗的实验室里孜孜操劳时，他们碰巧也产生出一些新想法。这为他们的继任者化学家们的日后工作，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所有这些人的工作合在一起，为世界打下了一个坚实的科学基础，使复杂机器的发明成为可能。许多精于实干的人们充分利用这一机会。在中世纪，人们已经开始用木头制作为数不多的几种必要的机器。可木头极易磨损。铁是一种好得多的材料，可在整个欧洲，只有英格兰出产铁矿。于是，英格兰兴起了冶炼业。熔化铁需要高温猛火。最初，人们用木材作燃料。可随着英格兰的森林被砍伐殆尽，人们开始使用“石炭”（史前森林的化石，即煤）。你知道，煤必须从很深的地面下挖出来，运送到冶炼炉。并且，矿坑必须保持干燥，防止渗水。
这是当时亟待解决的两大难题。最初，人们可以用马拉煤，可解决抽水的问题不得不使用特别的机器。好几个发明家为这个难题奔忙起来。他们都知道可以借助蒸汽作新机器的动力。有关“蒸汽机”的构想由来已久。生活在公元前1世纪的英雄亚历山大，他曾向我们描述过几种蒸汽推动的机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设想过“蒸汽战车”。与牛顿同时代的渥斯特侯爵在他的一本发明手册里，为人们详细讲述过一种蒸汽机。在不久之后的1698年，伦敦的托马斯·萨弗里为他发明的一种抽水机申请了专利。与此同时，荷兰人克里斯琴·海更斯正在设法完善一种发动机，其内部用火药引发连续不断地爆炸，类似我们今天用汽油内燃机来驱动汽车引擎。
欧洲各地，人们纷纷致力于“蒸汽机”这一迷人构想。法国人丹尼斯·帕平曾是海更斯的密友兼助手，他先后在几个国家进行过蒸汽机实验。他发明出蒸汽推动的小货车和小蹼轮。可正当他雄心勃勃，准备驾着自己的小蒸汽船试航时，船员工会却担心这种新“怪物”的出现会抢走船员们的生计，于是向政府提出了控告。帕平的小船被没收了。他倾尽全部家产从事发明，最后穷困潦倒地死于伦敦。不过当他去世时，另一位名为托马斯·纽科曼的机械迷正在潜心研究一种气泵。50年之后，一位格拉斯哥机器制造者詹姆斯·瓦特改进了纽科曼的发明，于1777年向全世界推出了第一台真正具有实用价值的蒸汽机。
社会的变革
不过就在人们争相研制“热力机”那几个世纪里，世界政治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英国人取代荷兰人，成为海上贸易的新霸主和主要的承运商。他们开拓了许多新殖民地，将当地出产的原材料运回英格兰加工，然后将制成品出口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在十七世纪，北美乔治亚和卡罗莱纳的人们开始种植一种出产奇特毛状物质的新灌木，即所谓的“棉毛”（棉花）。当这种棉毛采摘下来，便被运往英国，由兰卡郡的人们织成布匹。起初，这些布匹由工人们在家手工织成。不久后，纺织工艺有了大的改进。1730年，约翰·凯发明出“飞梭”。1770年，詹姆斯·哈格里夫斯为他发明的“纺纱机”申请了专利。一位名为伊利·惠特尼的美国人发明了轧花机，它能够自动将棉花脱粒，大大提高了加工效率。而以前采用手工脱粒的时候，一个工人每天才能分拣一磅棉花。最后，理查德·阿克赖特和埃德蒙·卡特赖特发明了水力推动的大型纺织机。到18世纪80年代，当法兰西三级会议召开，代表们忙于讨论那些将彻底变革欧洲政治秩序的重大议题时，人们将瓦特发明的蒸汽机装在了阿克赖特的纺织机上，用蒸汽机的动力来带动纺织机工作。这一看似不起眼的创举引起经济与社会生活的重大变革，在世界范围内深刻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蒸汽机车与汽船
一当固定式蒸汽机取得成功后，发明家们马上将注意力转向利用机械装置推动车、船的问题上。瓦特本人曾推出过“蒸汽机车”的研制计划，不过没等他来得及完善这一设想，1804年，一辆由理查德·特里维西克制造的火车便载着20吨货物在威尔士矿区的佩尼达兰奔驰起来。
与此同时，一位名为罗伯特·福尔顿的美国珠宝商兼肖像画家正在巴黎四处活动。他试图说服拿破仑采用他的“鹦鹉螺号”潜水艇以及他发明的汽船，这样法兰西海军便能一举摧毁英格兰的海上霸权。
福尔顿的“汽船”设想并不新鲜，它肯定抄袭了康涅狄格州机械天才约翰·菲奇的创意。早在1787年，菲奇建造的小巧汽船便在德拉维尔河上进行了首航。可拿破仑和他的科学顾问们根本不相信这种自动力汽船的可能性。虽然装配着苏格兰引擎的小船正喷着烟雾在塞纳河上欢畅来去，可皇帝陛下竟未加留意，以至忽略了利用这一威力无比的武器。要知道，也许它能为他报特拉法尔海战的一箭之仇呢！
失望之余，福尔顿回到美国。他是一名精于实际的商人，很快便和罗伯特·利文斯顿合伙组织起一家颇为成功的汽船公司。利文斯顿是《独立宣言》的签字人之一，当福尔顿在巴黎推销其发明时，他正担任当时的美国驻法大使。合伙公司的第一条汽船“克勒蒙特”号装配着英国的博尔顿与瓦特制造的引擎，于1807年开通了纽约与奥尔巴尼的定期航班。不久后，它便垄断了纽约州所有水域的航运业务。
至于可怜的约翰·菲奇，他本来是最早将“蒸汽船”用于商业运营的，最后却悲惨地死去。当他建造的第五条螺旋桨汽船不幸被毁时，菲奇已经落到囊中空空、一贫如洗的境地。他的健康也每况愈下。邻居们无情地嘲笑他，就像100年后人们嘲笑兰利教授制造的滑稽飞行器。菲奇一直希望为自己的国家开辟一条通往中西部大河的捷径，可他的同胞们却更情愿乘平底渡船或徒步旅行。1798年，菲奇于极端绝望之中，服毒自杀了。
20年过去，载重1850吨的“萨瓦拉”号汽船以每小时6节（“毛里塔里亚”号只比它快3倍）的速度从萨瓦纳驶达利物浦，创造了25天横渡大西洋的新纪录。此时此刻，公众的嘲笑声终于平息。在对新事物的巨大热情中，他们又将发明的荣誉安放在错误的人头上。
六年后，英国人乔治·斯蒂文森制造出著名的“移动式引擎”。多年以来，他一直致力于研制一种将原煤从矿区运往冶炼炉和棉花加工厂的机车。现在，他的发明不仅使煤价下跌70％，还使得曼彻斯特与利物浦之间第一条客运线路的开通变为现实。终于，人们能够以闻所未闻的每小时15英里的高速，呼啸着从一个城市奔向另一个城市。几十年过后，火车速度提高到每小时20英里。今天，任何一部运转良好的廉价福特（上世纪80年代的戴勒姆及内瓦莎小型车的直系后裔）都能将这些“喷气的比利”远远抛在身后。
电的发现与应用
当工程师们正专心致志地琢磨着他们的“热力机”时，另一群搞“纯科学”的科学家们（就是那些每天花14个小时研究“理论性”科学现象的人们，没有他们，任何机器的进步都不可能）正沿着一条新线索的指引，深入到大自然最秘密与最核心的领域。
2000年前，许多希腊与罗马哲学家（最著名的有梅里塔斯的泰勒斯及普林尼，公元79年爆发的维苏威火山淹没了罗马古城庞培和赫库兰尼姆，亲临现场观察的普林尼也不幸罹难）已经察觉到一个奇特的现象：用羊毛摩擦过的琥珀能吸附小片的稻草和羽毛碎屑。中世纪的经院学究们对此神秘的“电”力现象兴趣寥寥，研究因此中断。可文艺复兴后不久，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私人医生威廉·吉尔伯特便写出他那篇著名的论文，探讨磁的特性及表现。在30年战争期间，玛格德堡市长及气泵的发明者奥托·冯·格里克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电动机。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大批科学家投入对电的研究。1795年，至少有三名教授发明了著名的“莱顿瓶”。与此同时，世界闻名的美国天才本杰明·富兰克林继本杰明·托马斯（他因同情英国而逃离新罕布尔什，后被称为朗福德伯爵）之后，将注意力转向这一领域。他发现闪电与电火花属于同一性质的放电现象。此后，到忙碌而成果累累的一生走到尽头，富兰克林一直在对电进行研究。随后出现的是伏特和他的“电堆”，还有迦瓦尼、戴伊、丹麦教授汉斯·克里斯琴·奥斯忒德、安培、阿拉果、法拉第等耳熟能详的名字。他们终其一生，勤奋不懈地探索着电的真正特性。
这些人不计回报地将自己的发现公之于世。萨缨尔·摩尔斯（像福尔顿一样最初是艺术家）认为，他能利用这种新发现的电流，将信息从一个城市传递到另一个城市。他准备采用铜线和他发明的一个小机器来达成目标。人们对他的想法嗤之以鼻。摩尔斯不得不自己掏钱做实验，很快便花光了所有积蓄。人们对他的嘲笑声更猛烈了。摩尔斯请求国会提供帮助，一个特别财务委员会答应为他提供所需的资金。但是，满脑子政治经的议员们对摩尔斯的天才想法既不理解也无兴致，他不得不苦苦等上12年，才最终拿到一小笔国会拨款。随后，他在纽约和巴尔的摩之间建造了一条“电报线”。1837年，在纽约大学一个人头涌动的讲演厅里，摩尔斯第一次成功地演示了“电报”。1844年5月24日，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长途电报从华盛顿发至巴尔的摩。今天，整个世界布满林林总总的电报线，我们将消息从欧洲发到亚洲只需短短几秒钟的时间。23年后，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利用电流原理发明了电话。又过去半个世纪，意大利人马可尼更进一步，发明出一套完全不依赖老式线路的无线通信系统。
当新英格兰人摩尔斯为他的“电报”奔忙之际，约克郡人米切尔·法拉第制造出第一台“发电机”。这台不起眼的小机器完工于1831年，当时的欧洲还处在将维也纳会议的美梦彻底颠覆的法国七月革命的巨大震感之中，没人留意到这项改变世界的发明。第一台发电机不断改进，到今天，它已能为我们提供热力、照明（你知道，爱迪生于1878年发明的小白炽灯泡就是在同世纪四五十年代英国及法国的实验基础上改进而来的）和开动各种机器的动力。如果我的推想没错，那么电动机将很快彻底取代热力机，就如同更高等、更完善的史前动物取代他们生存效率低下的邻居们一样。
就个人而言（本人对机械一窍不通），我将非常乐于见到这种情形的 发生。因为电机由水力驱动，是人类清洁而健康的忠仆。可反观作为18世纪最大奇迹的“热力机”，它原本喧闹且肮脏，让我们的地球竖满无数荒谬可笑的大烟囱，没日没夜地倾吐着滚滚的灰尘与煤烟。并且，为源源不断地用煤来满足其贪得无厌的胃口，成千上万的人们不得不费尽艰辛、冒着生命危险向矿坑深处挖掘。这种情景并不美妙。
如果我不是一名必须坚守事实的历史家，而是可以随意挥洒想象力的小说家，我将会描写把最后一部蒸汽机车送进自然历史博物馆，置于恐龙、飞龙及其它已灭绝动物的骨架旁的动人情景。这将是令人倍感愉快的一天。
第五十七章 社会革命
不过，新机器造价昂贵，只有富人们才买得起。旧日在小作坊
里独立劳作的木匠和鞋匠们被迫出卖劳动，接受大机器拥有者
的雇佣。虽然他们挣的钱比过去更多，可他们同时也失去了昔
日的自由生活。他们不喜欢这种状况。
机器带来的变革
以前，世界上的工作都是由端坐在屋前小作坊里的独立劳动者们完成的。他们拥有工具，可以由着性子打骂自己的学徒。只要不违反行会的规定，他们通常能随心所欲地经营业务。他们过着简朴的生活，每天必须工作很长时间才能维持生计。不过他们是自己的主人。如果他们某天一早醒来，发现这是一个适合钓鱼的好天气，他们便出外钓鱼。没人对他们说“不许去”。
可是，机器的使用改变了这一切。事实上，机器无非是放大的工具。一辆以每分钟1英里的速度载着你飞驰的火车其实就是一双快腿，一台把沉重铁板砸平的气锤也不过是一副力气出众的铁拳。
可尽管我们每个人都能拥有一双好腿、一副好拳，可一辆火车、一台气锤或一个棉花工厂却是贵得要命的机械，他们不是个人能够拥有的。通常，它们由一伙人各出一定的金额购买，然后按投资的比例分享他们的铁路或棉纺厂赚取的利润。因此，当机器改进到可以实际使用并赢利时，这些大型工具的生产商便开始寻找能够以现金支付的买主。
在中世纪初期，土地是代表财富的唯一形式，因此只有贵族才被视为有钱人。可正如我在前面章节告诉你们的，由于当时采用古老的以物易物的制度，以奶牛交换马、以鸡蛋交换蜂蜜，所以贵族们手中的金银并无多大的用处。到十字军东征时期，城市的自由民们从东西方间再度复兴的贸易中聚敛了大量财富，成为贵族与骑士们的重要对手。
法国大革命彻底摧毁贵族的财富，极大提高了中产阶级（即所谓的“布尔乔亚”）的地位。紧随大革命而来的动荡年月为许多中产阶级人士提供了发财致富的好机会，使他们积累了超过自己在世上应得份额的财富。教会的地产被国民公会没收一空，并悉数拍卖。其中的贿赂数额高得惊人。土地投机商窃取了几千平方英里的价值不菲的土地。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他们利用自己的资本囤积谷物和军火，牟取巨额暴利。到机器时代，他们拥有的财富已经远远超出他们日常生活所需，能够自己开设工厂，并雇佣男女工人为他们操纵机器。
此举导致数十万人的生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短短几年内，许多城市的人口成倍增长。以前作为市民们真正“家园”的市中心，如今被粗糙而简陋的建筑团团包围。这里就是那些每天在工厂工作11到13个小时的工人们下班后的栖息地，当一听到汽笛响起，他们又得从这里赶紧奔回工厂。
在广大的乡村地区，人们纷纷传说着去城里挣大钱的消息。于是，习惯野外生活的农家子弟们蜂拥到城市。他们在那些通风不畅、满布烟尘污垢的早期车间里苦苦挣扎，昔日健康的身体迅速垮掉，最后不是在医院奄奄一息就是在贫民院里悲惨死去。
当然，从农村到工厂的转变，并非是在毫无反抗的情形下完成的。既然一台机器能抵100个人的工作，那因此失业的其余99人肯定会心怀怨恨。袭击工厂、焚烧机器的情形时有发生。可早在17世纪，保险公司就已出现。作为一条原则，厂主们的损失通常总能得到充分的弥补。
经济观念的变革
不久后，更新更先进的机器再度安装就绪，工厂四周围上了高墙，暴乱随之停止了。在这个充满蒸汽与钢铁的新世界里，古老的行会根本无法生存。随着它们如恐龙般接连消失，工人们试图组织新式的工会。可厂主们凭借他们的财富，能对各国的政要施加更大的影响力。他们借助立法机关，通过了禁止组织工会的法律，借口是它妨碍了工人们的“行动自由”。
请一定不要以为，通过这些法律的国会议员们全是些用心险恶的暴君。他们是大革命时代的忠实儿子。这是一个人人谈论“自由”的时代，人们甚至常常因邻居们不够“热爱自由”而杀死他们。既然“自由”是人类的最高德行，那就不应由工会来决定会员该工作多长时间、该索取多少报酬。必须保证工人们能随时“在市场上自由地出售自己的劳动力”，而雇主们也能同样“自由地”经营他们的工厂。由国家控制全社会工业生产的“重商主义”时代已告终结。新的“自由经济”观念认为，国家应该袖手旁观，让商业按自己的发展规律运行。
18世纪下半叶不仅是一个知识与政治的怀疑时代，而且旧有的经济观念也被更顺应时势的新观念所取代。在法国革命发生的前几年，路易十六的屡遭挫折的财政大臣蒂尔戈曾宣告过“自由经济”的新教义。他生活在一个被过多繁文褥节、过多规章制度、过多大小官僚所苦的国家，深知其中的弊病。“取消这些政府监管”，蒂尔戈写道，“让人民按自己的心意去做，而一切都会顺利运转的。”不久之后，他著名的“自由经济”理论便成为当时的经济学家们热烈呼喊的口号。
在同时期的英国，亚当·斯密正在写作那本大部头的《国富论》，为“自由”和“贸易的天然权利”发出又一轮呼吁。30年后，当拿破仑倒台，欧洲的反动势力欣然聚首维也纳时，那个在政治上被拒绝赋予人民的自由，却在经济生活中强加给了欧洲老百姓。
正如我在本章开头提到的，事实证明，机器的普遍使用对国家大有好处，使社会财富迅速增长。机器甚至使英国凭一己之力就能负担反拿破仑战争的庞大费用。资本家（那些出钱购买机器的人们）赚取了难以想象的利润。他们的野心逐渐滋长，从而对政治产生出兴趣。他们试图与迄今仍控制着大多数欧洲政府的土地贵族们比斗一番。
在英国，国会议员依然按照1265年的皇家法令选举产生，大批新兴的工业中心在议会中竟没有代表。1832年，资本家们设法通过了修正法案，改革选举制度，使工厂主阶级获得了对立法机构的更大影响力。不过，此举也引发了成百万工人的强烈不满，因为政府中根本就没有他们的声音。工人们发动了争取选举权的运动。他们将自己的要求写在一份文件上，即日后广为人知的“大宪章”。有关这份宪章的争论日益激烈，到 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时还未停息。由于害怕爆发一场新的雅各宾党流血革命，英国政府召回年逾八旬的惠灵顿公爵指挥军队，并开始征召志愿军。伦敦处于被封锁的状态，为镇压即将到来的革命做好了准备。
最终，宪章运动因其领导者的无能而自行夭折了，未有发生暴力革命。新兴的富裕工厂主阶级（我不喜欢鼓吹新社会秩序的信徒们滥用的“资产阶级”一词）逐渐加强控制政府的权力，大城市的工业生活环境继续蚕食着广大的牧场和麦地，将它们变为阴暗拥挤的贫民窟。在每个欧洲城市走向现代化的路途中，无不伴随着这些贫民窟的凄凉注视。
第五十八章 奴隶解放
机器的普遍使用并未如亲眼见证铁路取代驿车的那一代人
所预言的，带来一个幸福与繁荣的新世纪。人们提出了几
项补救办法，可收效甚微。
奴隶解放的社会背景
1831年，就在第一个修正法案通过前夕，英国杰出的立法家，当代最富实效的政治改革家杰里米·本瑟姆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要想自己过得舒适就必须让别人过得舒适，要让别人过得舒适就必须表现出对他们的热爱，要想表现出对他们的热爱就必须真正去爱他们。”杰里米是一位诚实的人，他说出了自己认为是真实的东西。他的观点得到了许多国人的赞同。他们觉得有责任使那些不幸的邻居们也得到幸福，准备倾尽全力去帮助 他们。是啊，到必须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自由经济”（蒂尔戈的“自由竞争”）的理想在那个工业力量仍被中世纪的条条框框缚住手脚的时代，本是必要的。可将“行为自由”视为经济生活的最高准则，导致了非常可怕的情形。工厂的工时长短仅以工人们的体力为限。只要一位女工仍能坐在纺织机前，未因疲劳而晕过去，厂主便可以要求她继续工作。五、六岁的儿童被送到棉纺厂劳动，以免他们遭遇街头的危险或沾染上游手好闲的习性。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强迫穷人的子女去工厂做工，否则将用铁链锁在机器上以示惩罚。作为辛苦劳动的回报，他们可以得到足够的粗食劣菜和猪圈般的过夜之所。常常，他们因极度劳累而在工作时打起吨来。为让他们保持清醒，监工们拿着鞭子四处巡视，遇到有必要让他们打起精神来干活时，便抽打他们的指关节。当然，这样的恶劣环境造成了成千上万儿童的死亡。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而雇主也是人，当然有着人人都有的同情心，他们也真诚地希望能取消“童工”制度。可既然人是“自由”的，儿童们同样也可以“自由”地工作。并且，如果琼斯先生的工厂不用五、六岁的童工，他的竞争对手斯通先生就会将多余的小男孩统统招到自己的工厂，琼斯先生便会遭到破产的打击。因此，在国会颁布法令禁止所有雇主使用童工之前，琼斯先生是不可能单枪匹马地停用童工的。
可如今的国会已不再是老派土地贵族们（他们倨傲地打量着暴发户厂主们，以公开的蔑视之情回敬他们满满当当的钱袋）的天下了，而转由来自工业中心的代表们把持。只要法律仍然禁止工人组织工会，情形便不可能出现丝毫好转。当然，那个时代的智者与道德家们并非对种种可怕的情景视若无睹，他们只是没有办法。机器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征服了世界，要让它真正变成人类的仆人而非主宰，还需要漫长的时间和许多高尚男女们的共同努力。
欧洲的废奴运动
很奇怪的是，对这个遍布世界各国的野蛮雇佣制度发起的第一次冲击，为的倒是非洲和美洲的黑奴。奴隶制最初是由西班牙人引入美洲大陆的。当时，他们曾尝试过用印第安人作田庄和矿山的劳工。可一旦脱离了野外的自由生活，印第安人便一个接一个地病倒死去。为使印第安人免遭整体灭绝的危险，一位好心的传教士建议从非洲运送黑人来做工。黑人身强体健，经得起恶劣的待遇。并且，与白人的朝夕相处还可以给他们一个认识基督的机会，使他们能够拯救自己的灵魂。因此，无论从哪方面考虑，这对仁慈的白人和他们无知愚昧的黑人兄弟来说，都是一个不错的安排。可随着机器的大规模使用，棉花的需求量日益增长，黑人们被迫比以往更辛苦地劳动。像可怜印第安人一样，他们开始纷纷惨死在监工的虐待之下。
有关这些残暴行径的消息传回欧洲，在许多国家激起了废奴运动。在英国，威廉·维尔伯福斯和卡扎里·麦考利（他的儿子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读过他的英国史，你就能体会到历史原可以写得如此妙趣横生）组织起一个禁止奴隶制度的团体。首先，他们设法通过一项法律，使“奴隶贸易”变成非法。接着在 1840年后，所有英属殖民地都杜绝了奴隶制的存在。在法国，1848年革命使各属地的奴隶制成为历史。葡萄牙人于1858年通过了一项法律，承诺在20年内给予所有奴隶自由。荷兰在1863年正式废除了奴隶制。同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也将被强行剥夺了两个多世纪的自由归还了他的农奴。
美国的南北战争
在美国，奴隶问题引发严重危机，并最终导致了一场漫长艰苦的内战。虽然《独立宣言》开宗明义，写下了“人人生而平等一的原则，可这条原则对那些长着黑色皮肤、在南部各州种植园内做牛做马的人们却是个例外。随时间推移，北方人对奴隶制的反感与日俱增，而南方人则声称，若取消奴隶劳动，他们便难以继续维持棉花种植业。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众议院和参议院一直为此问题在激烈争论着。
北方坚持自己的观点，南方毫不退让。当情况发展到无法妥协时，南方各州便威胁要退出联邦。这是美利坚合众国历史上一个异常危险的时刻，有许多事情都可能发生，而它们之所以并未发生，主要归功于一个异常杰出且富于仁爱之心的伟人。
1860年11月6日，自学成才的伊利诺斯州律师亚伯拉罕·林肯当选美国总统。林肯属于强烈反对奴隶制的共和党人，深明人类奴役的罪恶性质。他精明的常识告诉他，北美大陆绝对容不下两个敌对国家的存在。当南方的一些州退出合众国，组织起“美国南部联盟”时，林肯毅然接受了挑战。北方各州开始征召志愿军，几十万热血青年响应政府号召，应征人伍。随之而来残酷战争一直持续了4年。南方战争准备充分。南军在李将军和杰克逊将军的出色指挥下，不断击败北军。尔后，新英格兰与西部的雄厚工业实力开始发挥决定性影响。一位籍籍无名的北方军官一鸣惊人，成为了这场伟大废奴战争中的查理·马特尔。此人就是格兰特将军。他向南军发起了暴雨般地持续攻势，不给对手的丝毫喘息之机。在他的重拳之下，南方苦心经营的防线接二连三地土崩瓦解。1863年初，林肯发表了《解放奴隶宣言》，使所有奴隶重获自由。1865年4月，李将军率最后一支骁勇善战的南军在阿波马克托斯向格兰特投降。几天后，林肯总统在剧院被一名疯子刺杀。不过他的事业已经完成。除仍在西班牙统治之下的古巴以外，奴隶制在文明世界的各个角落都不复存在了。
新思想的尝试
可正当黑人们享受着日益增长的自由时，欧洲的“自由” 工人却在“自由经济”的束缚下喘息。事实上，工人大众（即所谓的无产阶级）在极其悲惨的处境中竟没有整体灭绝，这在许多当代作家和观察家眼里不啻于一个奇迹。他们住着贫民窟肮脏阴暗的房子，吃着难以下咽的粗劣食物。他们接受一丁点儿仅能应付工作的教育。一旦发生死亡或意外事故，他们的家人将失去所有依靠。可是酿酒业（凭借它们对立法机构施加的极大影响力）却在一个劲地向他们提供源源不断地廉价威
士忌和杜松子酒，鼓励他们借酒消愁。
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发生的巨大进步，并非出于一人之力。两代人的杰出智慧被凝聚起来，投入到将世界从机器的突然君临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里解救出来的努力中。他们并不想摧毁整个资本主义体系。这样做无疑是愚蠢的，因为对部分人积累的财富，若合理运用，完全能使它有益于全人类。不过，对那种认为在拥有产业和财富、可以随意将工厂关闭而不致挨饿的厂主与不计工资多少都必须接受工作、否则便面临全家受饿的劳工之间能存在真正平等的观点，他们也是竭力加以反对的。
他们努力引进了一系列法律，规范工人与工厂主的关系。各国的改革者不断地取得了胜利。到今天，大多数劳动者已能得到充分的保护：他们的工作时间被减至平均每天8小时的上佳水平；他们的子女被送进学校接受教育，不再像以前一样去矿坑和梳棉车间做工了。
然而，还有些人面对黑烟滚滚的高大烟囱，倾听火车夜以继日地轰鸣，看着被各种剩余物资塞满的仓库，不禁陷入了沉思。他们想问问，这种巨大的能量究竟要把人类引向何方，它的终极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他们记得，人类曾经在完全没有贸易和工业竟争的环境中生活了几十万年。难道就不能改变现存秩序，取消那种以人类幸福为代价而追逐利润的竞争制度吗？
这种观念——即对一个更美好世界的模糊憧憬，在许多国家都有产生。在英国，拥有多家纺织厂的罗伯特·欧文建立起一个所谓的“社会主义社区”，并取得了初步成功。不过当欧文死后，他的“新拉纳克”社区的繁荣便就此告终。法国新闻记者路易斯·布兰克也曾尝试在全法国组织“社会主义车间”，可效果很不理想。事实上，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仅凭在常规的工业社会之外组织与世隔绝的小社团，是永远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在提出切实可行的补救措施之前，有必要先研究支撑整个工业体系和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律。
继罗伯特·欧文、路易斯·布兰克、弗朗西斯·傅立叶这些实用社会主义者之后，是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这样的理论社会主义研究家。两人之中，马克思名气更大。他是一位杰出的学者，曾与家人长期定居德国。马克思在听说欧文与布兰克所做的社会实验后，开始对劳动、工资及失业等问题产生出浓厚的兴趣。可他的自由主义思想遭到了德国警察当局的仇视，他被迫逃往布鲁塞尔，后辗转到伦敦，在那里做了《纽约论坛报》的一名记者，过着贫穷拮据的生活。
当时，很少有人对他的经济学著作予以足够重视。不过在1864年，马克思组织了第一个国际劳工联合组织。三年之后，他又出版了著名的《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认为，人类的全部历史就是“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漫长斗争史。机器的引进及大规模使用创造出一个新的社会阶级，即资本家。他们利用自己的剩余财富购买工具，再雇佣工人进行劳动以创造更多的财富，再用这些财富修建更多的工厂，如此循环，永无尽头。同时，据马克思的观点，第三等级（资产阶级）将越来越富，而第四等级（无产阶级）将越来越穷。因此他大胆预言，这种资本的恶性循环发展到某一天，世界的所有财富将被一个人占有，而其他人都将沦为他的雇工，仰仗他大发善心过活。
为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马克思号召所有国家的工人联合起来，为争取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而斗争。在1848年，即最后一场伟大的欧洲革命发生那一年所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曾详细列举了这些措施。
这些观点当然受到官方的深恶痛绝。许多国家（尤其是普鲁士）制定了严厉的法律，来对付社会主义者。它们授命警察驱散社会主义者的集会，逮捕演说分子。可迫害与镇压并不能带来丝毫益处。对一桩势单力孤的事业来说，殉道者反而会成为最好的宣传。在欧洲各地，信仰社会主义的人数越来越多。而且不久人们便清楚了，社会主义者并不打算发动一场暴力革命，不过是利用他们在各国议会里日渐成长的势力来促进劳工阶级的利益。社会主义者甚至担任起内阁大臣，与进步的天主教徒及新教徒一起合作，共同消除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危害，把由机器的引进和财富的增长所带来的利润更合理地加以分配。
第五十九章 科学的时代
然而，世界还经历了一场比政治和工业革命更深刻、更重大
的变革。在饱受长期迫害之后，科学家们终于赢得了行动的
自由。现在，他们试图探索那些制约宇宙的基本规律。
对科学的偏见
埃及人、巴比伦人、迦勒底人、希腊人、罗马人，他们都曾对早期科学的模糊观念及科学研究做出过自己的一份贡献。可公元4世纪的大迁移摧毁了环地中海地区的古代世界，随之兴起的基督教排斥人类的肉体而重视灵魂，将科学视为人类妄自尊大的表现之一。因为教会认为它试图窥探属于全能上帝领域内的神圣事物，与《圣经》宣告的七重死罪具有密切的联系。
文艺复兴在有限的程度上打破了中世纪的偏见之墙。然而，在16世纪初期取代文艺复兴的宗教改革运动对“新文明”的理想却抱以敌意。科学家们如果胆敢逾越《圣经》所划下的狭隘界线，他们将再度面临极刑的威胁。
我们的世界充斥着伟大将军的塑像，他们跃马扬鞭，率领欢呼的士兵们奔向辉煌的胜利。可在不少地方，也矗立着一些沉静而不起眼的大理石碑，默默宣示着某位科学家在此找到了长眠之地。1000年之后，我们可能会以截然不同的方式面对这个问题。那一代幸福的孩子们将懂得尊重科学家惊人的勇气和难以想象的献身精神。他们是抽象知识领域的先驱和拓荒者，而正是这些抽象知识使我们的现代世界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这些科学先驱中的许多人饱受贫困、蔑视和侮辱。他们住在破旧的阁楼，死于阴暗的地牢。他们不敢把名字印在著作的封面上，也不敢在有生之年公开自己的研究结果。常常，他们不得不将手稿偷运到阿姆斯特丹或哈勒姆的某家地下印刷所去秘密出版。他们暴露在教会的敌意面前，无论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都不会对他们怀有丝毫同情。布道者永无休止地以他们为攻击的主题，并号召教区民众以暴力去对付这些“异端分子”。
他们也能这里那里地找到几处避难所。在最具宽容精神的荷兰，虽然普通市民对这些神秘的科学研究好感寥寥，但他们不愿去干涉别人的思想自由。于是，荷兰成了自由思想者的一个小型庇护所，法国、英国、德国的哲学家、数学家及物理学家们纷纷来到这里，享受短暂假期，呼吸一下自由的空气。
在此前的章节里，我己经告诉过你13世纪最杰出的天才罗杰·培根如何被迫长年禁笔的事情，以免教会当局再找他的麻烦。500年过后，伟大的哲学《百科全书》的编写者们仍然处于法国宪兵不间断监视之下。又过去半个世纪，达尔文因大胆地质疑《圣经》所描述的创世故事，被所有的布道坛谴责为人类的公敌。甚至到今天，对那些冒险进人未知科学领域的人们的迫害仍未完全停止。就在我写作关于科学的这一章时，布莱恩先生正在对群众大力宣讲“达尔文主义的威胁”，并提醒听众们去反击这位伟大的英国博物学家的谬误。
不过，这些统统是旁支末节。该做的工作最后还是完成了。科学发现与发明创造的最终利益，到头来依然为同一群大众所分享，虽然正是他们将这些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们视为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
科学逐渐被认可
在17世纪，科学家们纷纷将注视的目光投向辽远的星空，研究我们身处的行星与太阳系的关系。即便如此，教会仍然不赞同这种不正当的好奇心。第一个证明太阳是宇宙中心的哥白尼直到临死前才敢发表他的著作。伽利略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教会的密切监视之下，但他坚持不懈地透过自己的小望远镜观察星空，为伊萨克·牛顿提供了大量的观察数据。当这位英国数学家日后发现存在于所有落体身上的、被称为“万有引力定律”的有趣习性时，伽利略的观察对他可是大有助益。
这一定律的发现至少在一段时期内穷尽了人们对天空的兴趣，他们开始转而研究地球。17世纪中期，安东尼·范·利文霍克发明了便于操作的显微镜，这使得人们有机会研究导致人类患上多种疾病的“微”生物，为“细菌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多亏有这门科学，在19世纪的最后40年里，人们陆续发现多种引起疾病的微生物，使这个世界上存在的许多疾患得以消除。显微镜还使得地理学家能够仔细研究不同的岩石和从地层深处挖掘出来的化石（史前动植物的遗体）。这些研究证明，地球的历史比“创世纪”所描述的要久远得多。1830年，查理·莱尔爵士出版了他的《地质学原理》。它否认了《圣经》讲述的创世故事，并对地球缓慢的发展过程做出了一番远为有趣的描述。
与此同时，拉普拉斯正在研究一种有关宇宙形成的新学说，它认为地球不过是生出行星系的浩瀚星云中的一块小斑点而已。此外，还有邦森与基希霍夫在透过分光镜观测我们的好邻居太阳的化学构成，而首先注意到它表面的奇异斑点（太阳耀斑）的是老伽利略。
同时，在与天主教和新教国家的神职当局进行过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后，解剖学家与生理学家最终获得了解剖尸体的许可。他们终于能够以对于我们的身体器官及特性的正确知识来赶走中世纪江湖医生的胡猜臆测了。
自人类开始遥望星空，思索为什么星星会呆在天上，几十万年的时间缓慢逝去。而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从1810到1840），科学的各学科所取得的进步超过了此前几十万年的总和。对于那些在旧式教育下长大的人们来说，这肯定是一个非常可悲的年代。我们可以理解他们对拉马克和达尔文等人怀有的恨意。虽然此二人并未明确宣告，人类是“猴子的后裔”（我们的祖父辈惯常将其当成人身攻击来痛加控诉），可他们确实暗示了骄傲的人类是由长长的一系列祖先进化而来，其家族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我们行星的最早居民——水母。
主宰19世纪的兴旺发达的中产阶级建立起自己充满尊严的世界。他们欣然使用着煤气、电灯，以及伟大科学发现所带来的全部实用成果。可那些纯粹的研究者，那些致力于“科学理论”（没有这些理论任何进步都不可能取得）的人们却饱受怀疑。直到前不久，他们的贡献才最终被承认。今天，以往将财富捐献出来修建教堂的富人们开始捐资修建大型实验室。在这些寂静的战场里面，一些沉默寡言的人们正在与人类隐蔽的敌人进行着殊死搏斗。时常，他们为未来的人们能享受到更幸福健康的生活，甚至牺牲掉了自己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