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到他30岁那年，悉达多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些别样的事情。一次，他走出宫门，看见一位年老体衰、精力尽失的老人，虚弱的四肢似乎因无法支撑身体的重负而摇摇欲坠。悉达多指着这位老人问自己的车夫查纳，他为何如此穷苦。查纳回答说，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穷人，多一个或少一个都没关系，所以不必在意。年轻的王子深感悲伤，可他没再说什么，继续回到宫中与他的妻子父母一起生活，尽力让自己快乐起来。又过了不久，他第二次离开王宫，坐在马车上看见了一个正受着恶疾折磨的病人。悉达多于是问查纳，为什么这个人应该遭受如此的痛苦？马车夫回答说，世界上的病人太多太多了，这样的事情是无法避免的，所以不必介意。听到这个回答，年轻的王子感觉更加悲伤了，但他还是回到了家人的身边。
几星期过去。一天傍晚，悉达多命令他的马车夫送他去河边洗浴。突然间，他的奔马为一个死人仰躺在路边水沟的恐怖景象所惊，差点冲出道路。养尊处优的王子一生都被父母好好的保护着，从未目睹过如此恐怖的情景，不由得惊骇不已。但查纳告诉他说，不要在意这些微不足道的事情。世界充斥着死人，这是生命的铁律，万物皆有大限来临的时刻。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不朽，等待我们每一个人的都将是坟墓。
当天晚上，当悉达多回到家时，迎接他的是阵阵悦耳的音乐。原来在他出门期间，他的妻子为他产下了一名男孩。人们欢天喜地，因为王位又有了继承者。他们敲响了许多面鼓，庆祝这一重大的喜事。可悉达多心头沉重，无法分享他们的喜悦。生命的幕布已经在他面前升起了，让他领略到人类生存的种种痛苦与恐惧。死亡与磨难的景象像梦魇一样追逐他，缠绕他，挥之不去。
那天晚上，月明如镜，月色如水。悉达多半夜醒来，开始思考许许多多的事情。在为生存的迷团找到一个解救之道以前，他再也不可能快乐起来。他决定远离自己热爱的亲人，去寻找答案。于是，他悄悄来到妻子的卧房，看了一眼熟睡中的妻子和儿子。随后，他叫醒忠实的仆人查纳，让他跟自己一道出走。两个男人一起走进黑夜之中，一个是为了求得灵魂的平静，一个是要忠心侍奉自己热爱的主人。
当悉达多在人民中间流浪多年的时候，印度社会正经历着一个剧烈变动的时期。印度人的祖先，即印度的土著居民，他们在多年前就被好战的雅利安人（我们的远房表兄）轻而易举地征服。从此，雅利安人成为了几千万性格温和、身材瘦小的棕色居民的统治者和主人。为巩固自己的地位，他们将人口划分为不同等级，并逐步将一套严厉而僵硬的“种姓” 制度强加到土著居民的身上。雅利安征服者的子孙属于最高的“种姓”，即武士和贵族阶层。其次是祭司阶层。再往下是农民和商人阶层。而原先的土著居民被划为“贱民”，成为了一个被鄙视被轻贱的奴隶阶层，永远不能指望进人更高的等级。
甚至连人们信仰的宗教也有着等级之分。那些古老的印欧人，在其几千年的流浪生涯中，有过许多奇特的冒险经历。这些事迹被搜集成一本书，名为《吠陀经》。它所用的语言被称为梵文，与欧洲大陆的希腊语、拉丁语、俄语、德语及其他几十种语言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三个高等的种姓被允许阅读这部圣书。但作为最低种姓的贱民们连了解其内容都属犯法。如果一个贵族或是僧侣胆敢教—个贱民阅读圣书，等待他的将是严厉的惩罚。
因此，印度人口中的大部分人都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由于此世允诺给他们的欢乐少的可怜，他们必然会寻找别的途径去脱离苦海。很多人都通过冥想来世的欢乐来求取些微的安慰。
在印度人的神话里面，婆罗西摩是所有生命的创造者，是生与死的至高统治者。他是完美的最高典范，受到众多印度人的崇拜。因此，效仿婆罗西摩，弃绝对财富和权势的种种欲望，便被许多人视为生活的崇高目的。他们觉得，圣洁的思想比圣洁的行为更加重要。许多人为此走进荒漠，以树叶为食，饿其体肤，通过冥想婆罗西摩的光辉、智慧、善良、仁慈来滋养灵魂。
悉达多经常观察这些孤独的流浪者，看见他们远离城市与乡村的喧嚣去寻找真理，决意以他们为榜样。他脱下随身穿戴的珠宝，连同一封诀别信一起，让一直忠实跟随他的查纳转交给家人。然后，这位王子一个随从都不带，孤身移居沙漠。
不久，他圣洁行为的名声便在山区传播开来。有5个年轻人前来拜访他，请求聆听他智慧的言辞。悉达多答应作他们的老师，条件是要他们效仿他的榜样。5个年轻人答应了，悉达多便领他们到自己修行的山区。他在温迪亚山脉的孤独山峰间，花了6年时间将自己掌握的智慧对学生们倾囊相授。不过，当这段修行生活接近尾声之时，他仍感觉自己离完美的境界相差甚远。他所远离的世界依然在诱惑着他，动摇他的修行意志。于是，悉达多让学生们离开他，独自一人坐在一棵菩提树的树根旁，禁食49个昼夜，沉思冥想。他的苦修最终获得了回报。到第50天的黄昏降临时，婆罗西摩亲自向他忠实的仆人显灵。从那一时刻开始，悉达多便被尊为“佛陀”，即前来人世将人们从不幸的必死生命中解救出来的“大彻大悟者”。
在其生命的最后45年里，佛陀一直在恒河附近的山谷里度过，对人们宣讲他谦恭温顺待人的简朴教训。公元前488年，佛陀在经历了圆满的一生后去世。此时，他的教义已经在印度大地上广为流传，他本人也受到成百上千万人民的热爱。佛陀并不单单为某个阶级传道，他的信念是对所有人开放的，甚至最低等级的贱民也能宣称自己是佛陀的信徒。
当然，这些教义让贵族、祭司和商人们大为不满。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来摧毁这个承认众生平等且许诺给人们一个更幸福的来世生命（投胎转世）的宗教。一有机会，他们便鼓励印度人回归婆罗门教的古老教义，坚持禁食及折磨自己有罪的肉身。不过，佛教非但没被毁灭，反而流传更广了。“大彻大悟者”的信徒们慢慢越过喜马拉雅山，将佛教带进了中国。他们还渡过黄海，向日本人民宣讲佛陀的智慧。他们忠实地遵守其伟大导师的禁止其使用暴力的意愿，从不以暴易暴。到今天，信仰佛教的人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其人数甚至超过了基督徒和穆斯林的总和。
至于中国的古老智者孔子，他的故事要相对简单一些。孔子生于公元前550年。在动荡的社会氛围中，他却度过了宁静、恬淡、富于尊严的一生。当时的中国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人们成为盗贼和封建主随意摆布的牺牲品。他们从一个城市窜到另一个城市，肆意劫掠、偷盗、谋杀，将中国富饶的北方平原和中部地区变成了饿殍遍野的荒原。
富于仁爱之心的孔子试图要拯救自己的人民于水火之中。作为一个天性平和的人，他不相信使用暴力，他也不赞成以一大堆法律约束人民的治国方式。他知道，唯一的拯救之道在于改变世道人心。于是，孔子开始着手这件看似毫无希望的工作，努力改善自己聚居在东亚平原上数百万同胞的性格。中国人对宗教向来没有太大热情。他们像许多原始人一样相信鬼怪神灵。但他们没有先知，也不承认“天启真理”的存在。在世界上所有伟大的道德领袖中，孔子大概是唯—一个没有看见过“幻象”，没有宣称过自己是神的使者，没有时不时声称自己听到从上天传来的声音的人。
他仅仅是一个通达理性、仁爱为怀的普通人，宁愿一个人孤独地漫游，用自己忠实的笛子吹出悠远的曲调。他不强求别人的承认。他从未要求过任何人追随他或是崇拜他。他使我们联想起古希腊的智者，特别是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这些人同样相信不求回报的正直生活与正当思考，他们追求的是灵魂的平静和良心的安宁。
孔子是一位非常宽容的人。他曾主动去拜访另一位伟大的道德领袖老子。老子是被称为“道教”的哲学体系的创始人，其教义有些像早期中国版的基督教“金律”。孔子对任何人都不怀仇恨之心，他教给人们温文有度的至高美德。根据孔子的训示，一个真正有价值的人是从不允许自己被任何事情被激怒的，他应当承受命运的磨难而不怨天尤人。因为真正富于智慧的哲人都明白，不管发生了任何事情，它们最终都会以某种方式，变得于人有益。
最初，孔子只有为数很少的几个学生。逐渐地，愿意聆听他教诲的人越来越多。在他去世前不久的公元前478年，甚至有几位中国的国王和王子公开承认他们是孔子的信徒。当基督在伯利恒的马槽降生时，孔子的哲学已经成为大部分中国人的思想组成部分，并一直影响他们的生活直至今日。当然，如同其它的宗教一样，孔子的思想也并非以其最初的、纯粹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大部分宗教都是与世俱变。基督最初教导人们要谦卑、温顺、弃绝世俗的野心和欲望，可当他在各各地被钉死在十字架上15个世纪之后，基督教会的首脑却在耗费成百万的金钱修建豪华宫殿。这与最初伯利恒凄凉的马槽何止天壤之别！
老子以类似金律的思想教导人们。可在不到3个世纪后，无知的大众却将他塑造成一位异常可怖的上帝，将他充满智慧的思想掩盖在迷信的垃圾堆下，使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变成了一长串忧虑、害怕与恐怖的事物。
孔子教导学生孝顺父母的美德。不久，他们对追思死去的父母们的兴趣，便开始超过了他们对于儿孙幸福的关注。他们故意背对未来，却极力对过去的无尽黑暗投以深深的注视。这样，祖先崇拜开始成为一种正当的宗教仪式。为了不惊扰埋葬在阳光充足、土地肥沃的山坡向阳面的祖先，他们宁愿将小麦和水稻种植在土壤贫瘠的山坡阴面，即便明知有可能长不出任何东西也是如此。他们情愿忍受饥荒的痛苦也不愿意亵渎祖先的坟墓。
与此同时，孔子的充满智慧的警句深人到越来越多的东亚人民心中。儒教以其深刻的格言和精辟的观察，给每个中国人的心灵抹上了一层哲学常识的油彩。它影响着他们一生的生活，不管是在烟气腾腾的地下室里的洗衣工，还是居住在高墙深宫之内的管辖广袤地域的统治者。
在16世纪，西方世界的狂热但不够文明的基督徒们，第一次与东方的古老教义面面相对了。早期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看到宁静和平的佛陀塑像及年高德劭的孔子画像，根本不懂得向这些伟大的先知表示最起码的尊重，只是报以轻描淡写的一笑。他们轻易得出结论，这些奇怪的神祗是恶魔化身，代表着偶像崇拜和异教的旁门左道，不值得基督的真正信徒们的尊敬。而一旦佛陀或孔子的精神阻挠了他们的香料与丝绸贸易，欧洲人便以坚船利炮攻击这些“邪恶的势力”。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已经生出了恶果。它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充满敌意的遗产，对我们将来并无任何好处。
第四十二章 宗教改革
最好将人类的进步比作一个钟摆，它不断地向前和向后
摆动。人们在文艺复兴时期对艺术与文学的热情及对宗教的
淡漠，在随后的宗教改革时期就变成了对艺术与文学的淡漠
及对宗教的热情。
探索历史的究竟
你们想必听说过宗教改革。一听到这个名词，你肯定想到的是一群为数不多但勇气十足的清教徒。他们为“宗教信仰的自由”飘洋过海，在新大陆开拓了一番新天地。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我们信奉基督教新教的国家里，宗教改革逐渐变成了“争取思想自由”的同义词。马丁·路德被视为这个进步运动的先锋和领袖。不过，历史并非由一连串对于我们光荣祖先的谀美之辞组成的。以德国历史学家朗克的话来说，我们要尽力去探究历史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带着这种态度，过去那些似乎是天经地义的历史结论在我们眼里就会变得有所不同了。
在人类的生活中，很少有事情是绝对好或者绝对坏的，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作为一个诚实的编年史家，他的任务就是要对每一历史事件的所有好和不好的方面予以真实的描述。这件事做起来非常困难，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个人的偏好与憎恶。不过，我们应当竭力一试，尽量做到公平理性地判断事物，不让自己过分受偏见的影响。
就以我自身的经历为例吧。我在一个新教气氛异常浓厚的新教国家的新教中心长大。在11岁以前，我从未见过一个天主教徒。所以当我后来遇见他们，和他们打交道时，我觉得非常不安。事实上，我是有点吓坏了！我很熟悉成千上万的新教徒被西班牙宗教法庭绞死、烧死、甚至五马分尸的故事，那是当时的阿尔巴大公为惩罚信仰路德教派和加尔文教派的荷兰异端们所采取的极端手段。这些恐怖故事在我眼里既真实又切身。它们仿佛就发生在前一天，并且它们完全有可能再度发生！我想象着另一个圣巴瑟洛缪之夜（这天晚上法国天主教徒对新教徒进行了大规模屠杀），瘦小可怜的我穿着睡衣被杀害，我的尸体被扔出窗外，就像高尚的柯利尼将军所遭遇的那样。
很多年后，我到天主教国家生活了一段时间。我发现那儿的人们不仅更温和、更宽容，并且在聪明才智方面丝毫不逊于我以前的新教同胞。更让我吃惊的是，我开始发现宗教改革中天主教徒也有有理的一面，并且他们的理由几乎和新教徒一样充分。不过，那些16、17世纪的善良人们，他们实实在在地生活在宗教改革的动荡之中，不可能像我们这样冷静地看问题。他们觉得自己永远正确，而敌人永远邪恶。问题是你要么绞死别人，要么被别人绞死。当然人人都情愿绞死别人。这并非没有人性，也不必为此受罪恶感的折磨。
主角登场
让我们看一眼公元1500年的世界，这是一个很容易记住的日期。我们发现，查理五世在这一年降生了。此时，中世纪的封建割据与无序状态逐渐让位于几个高度中央集权的王国。其中最有权势的君主是查理大帝，当时他还是一个襁褓之中的婴孩。查理是西班牙的斐迪南与伊莎贝拉的外孙。他还是哈布斯堡王朝最后一位中世纪骑士马克西米安和妻子勇敢者查理的女儿玛丽的孙子。勇敢者查理即勃良第大公，他野心勃勃，在成功地击败法国后，为独立的瑞士农民所杀。这样，童年时代的查理便继承了世界地图上最大的一片土地。它们全是他在德国、奥地利、荷兰、比利时、意大利及西班牙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叔叔、堂兄、姑妈们留给他的，外带他们在亚洲、非洲、美洲拥有的全部殖民地。也许是出于命运的嘲弄，查理出生在根特的那座德国人不久前人侵比利时时用作监狱的弗兰得斯城堡，而作为德意志和西班牙的皇帝，他本人受到的却是弗兰芒人的教育。
由于其父早逝（有人说他是被毒死的，但这种传说从未得到证实），母亲发了疯（她带着装殓丈夫尸体的棺材，在自己的领土上四处旅行），小查理受到姑妈玛格丽特的严厉管教。长大之后，查理成了一个道地的弗兰芒人，被迫统治着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以及100多个大大小小的奇怪民族。他身为天主教会的忠实儿子，却非常反对宗教的不宽容。无论在童年还是成人以后，查理一直是一个懒散怠惰的人。可命运偏偏要惩罚他，让他治理正处在一片宗教热狂和喧嚣中的世界。他不得安宁，永远都在急匆匆地从马德里赶往因斯布鲁克，又从布鲁日奔赴维也纳。他热爱和平宁静，可一生都在打仗。在55岁时，我们看见他以极度的仇恨和愚昧，非常厌恶地弃绝了人类。3年之后，他在精疲力竭与绝望失意中孤独死去。
关于查理皇帝就讲这么多。那当时世界的第二大势力教会又怎么样呢？在中世纪早期，教会致力于征服异教徒，教给他们虔诚与正直生活的好处。可从那时开始，教会逐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它变得非常富有了。教皇不再单单是一群卑微基督徒的牧羊人。他住在宽大豪华的宫殿里，身边围绕着一大群艺术家、音乐家和著名文人。他的大小教堂里毫无必要地挂满了崭新的圣像，看上去更像希腊的神抵。他分配在工作和赏玩艺术品上的时间极不平衡。教廷事务大概只占用了他10％的时间，其余90％都花在欣赏古罗马雕塑或新出土的古希腊花瓶、设计新的夏宫、或是出席某出新剧的首演。大主教和红衣主教们争相以教皇为榜样，而主教们又尽力效仿大主教的样子。只有乡村地区的教士依然忠于职守，与世俗世界的邪恶以及异教徒对美与享乐的热爱保持着远远的距离。他们小心翼翼地躲开那些腐化堕落的修道院。那里的僧侣们似乎忘记了谨守淳朴与贫穷的古老誓言，凭着自己的胆子追逐声色之乐，只求别成为公众丑闻中的人物。
最后是一般老百姓。他们的状况比过去好多了，可说是前所未有。他们富裕了起来，住着比以前宽敞舒适的房子。他们的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他们的城市更加漂亮整洁，他们手中的火枪让他们能够与老对手强盗诸侯抗衡，使他们不能再随意对他们辛辛苦苦的生意课以重税了。
关于宗教改革的主角们，我就介绍这么多。
北方与南方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文艺复兴对欧洲到底造成了什么影响，然后你就能理解，为什么紧接着学术与文艺的复兴之后，会是新一轮的宗教热忱的勃兴。文艺复兴的浪潮始于意大利，再从此地扩展到法国。可它在西班牙倍受冷落，因为500年抗击摩尔人的战争使这里的人们变得心胸狭隘并且充斥着宗教狂热。虽然文艺复兴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广，可一旦越过阿尔卑斯山，它的性质便发生了某种变化。
北部欧洲的人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气候中，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与他们的南方邻居截然不同。意大利人喜欢住在户外，享受灿烂的阳光与开阔的天空。他们喜欢高声大笑，放歌纵酒，享受生活的快乐。而德国人、荷兰人、英国人、瑞典人，他们大部分时间呆在室内，静听雨水拍打他们舒适小房间紧闭的窗户。他们不苟言笑，以一丝不苟的严肃态度对待生活中的事物。他们常常想到自己不朽的灵魂，不喜欢拿他们认为是圣洁和神圣的事情开玩笑。他们只是对文艺复兴中“人文”的那部分，比如书籍、关于古代作者的研究、语法以及教材感兴趣。但文艺复兴运动在意大利的主要成果之一，即回归古希腊与古罗马的异教文明，却使他们心中充满恐惧。
然而教皇和红衣主教团几乎全部是由意大利人组成的。他们把教会变成了一个气氛愉快的俱乐部，在此优雅地谈论着艺术、音乐和戏剧，却少有提及信仰的问题。由此，那道横亘在忧郁严肃的北方与高雅文明、但对信仰淡然处之的南方之间的裂痕，开始逐渐扩大。可似乎没人意识到这种气质上的分裂给教会带来的巨大威胁。
另外还有一些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宗教改革运动正好是发生在德国而非荷兰与英国。自古以来，德国人与罗马教会积怨甚深。日尔曼皇帝与教皇之间无休止的争吵和战争给双方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在其它的欧洲国家，政权牢牢掌握在一个强有力的国王手中，统治者常常能够保护自己的臣民免遭贪婪教士的迫害。可在德国，一个摇摇欲坠的皇帝名义上统治着一大帮蠢蠢欲动的小封建主，这种政治局面使得善良的自由民更易落人主教和教士们的虎口。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们有一个癖好，就是喜欢宏伟豪华的大教堂。而他们手下的高僧们为满足教皇的心愿，便想方设法聚敛钱财。他们敛财的地方多是在德国。德国人觉得他们被搜刮了，遭了骗，当然心里不满。
最后，这里还存在着一个很少为人提及的原因：德国是印刷术的故乡。在北欧，图书价格非常便宜，《圣经》也不再是专门被教士们垄断与解释的神秘手抄本，它成了许多父亲与孩子都懂得这本拉丁文的普通家庭的案头读物。普通人直接阅读《圣经》本来是违反教会法律的，可现在全家人都开始读起来了。他们慢慢发现，原来教士们告诉他们的东西与《圣经》中的原文存在着许多不尽相同之处。这便导致了怀疑。人们开始提出问题。问题一旦存在，要是得不到适当的解答，就会招致更大的麻烦。
微笑着阐明真理
北方的人文主义者开始发动攻击。他们首先朝僧侣公开开火。在内心深处，他们仍然对教皇怀有深深的敬畏，不敢将矛头直接对准这位最神圣的人物。至于那些懒惰无知的僧侣们，那些舒舒服服躲在富的流油的修道院高墙之后的寄生虫们，再难找到比他们更好的嘲弄对象了。
有一点非常奇怪，这场战争的领袖居然是基督教会的忠实儿子。此人名为杰拉德·杰拉德佐，但人们更经常称他“渴望的”埃拉斯穆斯。他本是穷孩子出身，生于荷兰的罗特丹姆。他在德文特的一家拉丁语学校受教育，好兄弟托马斯也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埃拉斯穆斯后来成为了一名教士，并在一家修道院呆过一段时间。他周游欧洲各地，将自己的旅途见闻写作成书。当埃拉斯穆斯开始其作为一名畅销小手册作家（如果在今天，他会被称为社论作家）的生涯时，全世界都被一本名为《一个无名小辈的来信》的手册里一系列诙谐幽默的匿名书信给逗乐了。这些书信将中世纪晚期僧侣中普遍弥漫的愚蠢与自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采用的是一种古怪的德语混合拉丁语的打油诗形式，有点类似于我们现代的五行打油诗。埃拉斯穆斯本人是一位渊博而严谨的学者，精通拉丁语和希腊语。他先是修订了《新约圣经》的希腊原文，再将其译为拉丁文，为我们提供了第一本可靠的拉丁文《新约圣经》。不过和古罗马诗人贺拉斯一样，他也相信任什么也不能阻止我们“唇边带着微笑来阐明真理”。
1500年，埃拉斯穆斯去英国拜访了托马斯·摩尔爵士。在逗留英国的几个星期中，他写作了一本妙趣横生的小书，名为《愚人的赞美》。他在书中攻击了僧侣和他们荒谬的追随者们，并且充分运用了世界上最危险的武器——幽默。这本小册子是16世纪的畅销书。它广为流传，几乎在所有的国家里都有译本。它的成功使得人们开始注意埃拉斯穆斯写作的其它宣传宗教改革的书。他要求制止教会滥用权力，并呼吁其他人文主义者与他一道，参与到复兴基督信仰的伟大任务中。
不过这些美妙的计划未能结出任何果实。埃拉斯穆斯的方式太理性，也太宽容，无法取悦那些心急火燎的教会的敌人们。他们期待着一位天性更强悍、更果断的人物来作他们的领袖。
马丁·路德
他来了！他的名字就叫马丁·路德。
路德出身于一个北日尔曼农民家庭，拥有一流的才智和超乎寻常的个人勇气。他曾是奥古斯丁宗教团的修士，后来成为了萨克森地区奥古斯丁宗教团的重要人物。尔后，他到维滕堡神学院担任了大学教授，开始向心不在焉的农家子弟解释《圣经》的道理。教学之余，路德有大量的空闲时间。他将之用到了对《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原文的研究之上。不久之后他便发现，教皇和主教们所讲的话与基督本人的训示，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1511年，路德因公造访了罗马。此时，波吉亚家族的亚历山大六世，这位曾为子女的利益聚敛大量钱财的教皇己经去世。接任他的教皇是朱利叶斯二世。此人在个人品行上无可挑剔，可他却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打仗和大兴土木上。他的虔诚并未给头脑严肃的日尔曼神学家路德留下任何印象。路德大失所望地返回维滕堡。但更糟的事情还在后面。
宏伟壮观的圣彼得大教堂建筑计划，是朱利叶斯教皇临终之前托付给他清白无暇的继任者的。可它刚开工不久就已经需要维修了。于1513年接任朱利叶斯的亚历山大六世上台伊始，教廷便处于破产的边缘。他不得已恢复了一项古老的做法，以筹得急需的现金。他开始出售“赎罪券”。所谓“赎罪券”就是一张以一定量现金换取的羊皮纸，允诺为罪人缩短他本应呆在炼狱里赎罪的时间。根据中世纪晚期的教义，这样做完全是合理合法的。既然教会有权力赦免那些死前真心忏悔的罪人们的罪行，那他们当然也有权力通过代人们为向圣人祈祷，缩短灵魂必须呆在阴暗的炼狱里洗涤罪恶的时间。
很不幸的是，这些赎罪券必须用现金来购买。不过，它们提供了一条增加收人的轻松途径，何乐而不为呢？况且，实在太穷的人也可以免费领取赎罪券。
事情发生在1517年。当时，萨克森地区的赎罪券销售权被全部交到一个名为约翰·特兹尔的多明我会僧侣的手上。约翰兄弟是一位擅长强买强卖的推销员。事实上，他敛财的心情有点过于迫切了。他的商业手法大大激怒了这个日尔曼小公国的虔诚信徒们。而路德是一个异常诚实的人，盛怒之下，他做出了一件莽撞的事情。1517年10月31日那天，路德来到萨克森宫廷教堂，将自己事先写好的95条宣言（或论点）张贴在教堂的大门上，对销售赎罪券的做法进行了猛烈抨击。这些宣言全部用拉丁文写成，普通老百姓并不能理解。路德不是革命者，他无意挑起一场骚乱。他只是反对赎罪券这一制度，并希望他的神职同事们能了解他的想法。这本是神职人员与教授界人士间的家务事，路德并未打算煽动起世俗老百姓对于教会的偏见。
很不幸的是，在那样一个敏感的时刻，全世界都开始对宗教事务大感兴趣。要想心平气和地讨论任何宗教问题而不马上引起严重的思想骚动，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全欧洲都讨论起这个萨克森僧侣的95条宣言来。每一个人都必须选择立场，支持或反对路德。每一个最名不见经传的神学人员都必须发表自己的观点。教廷大为震惊，急令这位维滕堡神学教授前往罗马，向他们解释他的观点和行动。路德很聪明地记起了胡斯被处火刑的教训，拒不前往。罗马教会随之开除了他的教籍。当着一大群崇拜与支持者的面，路德焚毁了教皇的敕令。从此刻开始，路德和教皇之间便不可能再有和平。
尽管本人并不情愿，路德成了一大群对罗马教会心怀不满的基督徒的领袖。许多像乌利奇·冯·胡顿这样的德意志爱国者都赶去保护路德。维滕堡、厄尔福特、莱比锡大学的学生们也声言，如果当局试图拘禁路德，他们一定会誓死保护他。萨克森选帝侯向群情激奋的青年们保证，只要路德呆在萨克森的土地，他不会允许任何人加害他。
这些事件都发生在1520年。此时，查理五世已年满20。作为半个世界的统治者，他必须与教皇保持良好的关系。他发布命令，在莱茵河畔的沃尔姆斯召开宗教大会，命令路德出席，并对自己不同寻常的行为做出解释。而路德此时已是日尔曼的民族英雄，他慨然前往。在会议上，路德拒绝收回他写过或说过的任何一句话。他的良心只受上帝的支配，无论活着还是死去，他都必须根据自己的良心行事。
经过审慎的讨论，沃尔姆斯会议宣布路德是上帝与人民的罪人，禁止任何德国人收留他，供给他吃喝，并禁止阅读这个怯懦的异端所写的一切书籍，那怕一个字都不允许。但这位伟大的改革者却平安无事。在大部分德国北方的人民看来，沃尔姆斯敕令是一项极不公正、令人愤怒的文件，应该受到断然地唾弃。为更安全起见，路德被藏匿到维滕堡的萨克森选帝侯的一座城堡里面。在这里，他进一步藐视教廷的权威，将《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译成德语，使所有人都有机会亲自阅读与理解上帝的话语。
到这个地步，宗教改革便不可能再是一个仅仅涉及信仰和宗教的事情。那些憎恶现代大教堂之美的人利用这个动荡时期，攻击并毁坏了他们不喜欢的教堂建筑，原因是他们不理解它。穷困潦倒的骑士们为弥补过去的损失，强占了原属修道院的土地。心怀不满的王公贵族利用皇帝不在的机会，趁机扩张自己的势力。饥寒交迫的农民在半疯癫的煽动家的领导下，趁着时局的混乱，袭击领主的城堡，以旧日十字军的疯狂热情，行劫掠、谋杀、焚烧之实。
一场名副其实的骚乱像洪水一般在帝国境内蔓延开来。一些王公改宗新教，当了新教徒（新教徒的意思就是路德所说的“抗议者”），于是对他们辖区内的天主教属民大加迫害。另一些王公依然是天主教徒，便起劲的吊死他们的新教徒人民。1526年召开的斯贝雅会议试图解决臣民的宗教归顺问题，宣布了一条法令，即“所有臣民必须信奉其领主所属的教派”。这条命令把德国变成了一盘散沙，成百上千个信仰不同的小公国、小侯国相互敌对，彼此征伐，阻碍德国政治上的正常发展长达数百年。
1546年 2月，路德去世。他的遗体被安葬在29年前他发出著名的反对赎罪券销售呼吁的同一间教堂里。在不到30年的短短时间，文艺复兴时期的淡漠宗教、追求幽默与欢笑的世界，已完全被宗教改革时期的充斥着讨论、争吵、漫骂、辩论的宗教狂热世界所取代。多年以来，一直由教皇们负责的精神世界帝国突然之间便土崩瓦解了。整个西欧再度成为充满杀戮和血腥的大战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为了将各自坚持的某些神学教义发扬光大，在这里展开了难以想象的大撕杀。而在我们现代人眼里，这些神学教义之深奥难解，简直就如同伊特拉斯坎人留下的神秘碑文。
第四十三章 宗教战争
宗教大争论的时代，天主教与新教徒势均力敌
冲突持续了两个世纪。
玄奥的教义
16和17世纪是一个宗教大争论的时代。
今天，如果留意观察，你会发现身边的几乎每个人都在不断地谈论着“生意经”，工资的高低呀，工时的长短呀，罢工呀。因为这些是与我们当今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也是我们时代的人们主要的关注焦点。
可是1600年或1650年的孩子们却不太走运。他们听到的除了“宗教”还是“宗教”，而生活带给我们的其它种种知识和欢乐，他们则少有听闻。他们童稚的小脑袋里充斥着诸如“宿命论”、“化体论”、“自由意志”以及其它上百个类似的生奥字眼，述说着令他们迷惑不解的关于“真正信仰”的观念，无论是属于天主教的，还是新教的。根据其父母的意愿，他们成为了天主教徒、路德派教徒、加尔文派教徒、茨温利派教徒或再洗礼派教徒。他们或者学习路德编纂的“奥古斯堡教理问答”，或者记诵加尔文撰写的“基督教规”，或者念念有词地默祷英国出版的《公众祈祷书》里的“信仰三十九条”，并且俱被告之只有它们才代表“真正的信仰”。
他们对亨利八世的故事耳熟能详。这位多次结婚的英格兰君主把原属教会的财产全部据为己有，还自封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首脑，窃取了由教皇任命主教与教士的古老权力。当有谁提到可怕的宗教法庭，还有它恐怖的牢房与种种折磨人的刑具，他们晚上肯定噩梦连连。而威胁他们安然人睡的恐怖故事简直层出不穷。比如一群愤怒的荷兰新教徒暴民是如何捉住十几个手无寸铁的老教士，仅仅因为杀死持不同信仰者是一件让他们大感快乐的事情，便把老教士们统统吊死一类的。很不幸的是，对阵的天主教徒与新教徒双方恰恰势均力敌。要不然，冲突本会很快以一方的完全胜利而告终。可它整整蔓延了两个世纪，耗费了近八代人的生命与精力。因为冲突的内容过于复杂，我只能拣重要的细节告诉你。如果你想知道详情，有许多关于宗教改革历史的书，你随便找一本都可以。
异端邪说与宽容品质
伴随着新教徒浩大的宗教改革运动而来的，是天主教会内部的彻底改革。那些身兼业余人文主义者和希腊罗马古董商的教皇们从历史舞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每天工作20个小时，孜孜不倦地处理手上的神圣职责的严肃教皇。
修道院里一度盛行的寻欢做乐的生活也告一段落。教士和修女们不得不闻鸡起舞，一大早爬起来念诵早课，悉心研究天主的教规，照顾病人，安慰垂死者。宗教法庭睁大眼睛，夜以继日地监视着四周的动静，以防危险教义通过印刷品流传开来。讲到这里，人们通常会提到可怜的伽利略。他有点不够谨慎，竟想凭他可笑的小望远镜解释宇宙，而且还小声咕哝出某些与教会正统观念全然违背的所谓行星运动规律。所以伽利略被关进了牢房。不过出于对教皇、主教及宗教法庭公平起见，我必须在此指出，新教徒同样视科学和医学为危险的敌人。新教徒在把那些自主观察事物的人们当成人类最可怕的敌人方面，其愚昧和不宽容的程度丝毫不亚于天主教徒。
比如加尔文这位伟大的法国宗教改革家，他也是日内瓦地区政治与精神上的专制者。当法国当局试图绞死迈克尔·塞维图斯（西班牙神学家与外科医生（他因为作第一位伟大的解剖学家贝塞留斯的助手而一举成名）的时候，加尔文不仅大力提供协助，而且当塞维图斯设法逃出法国监狱躲到日内瓦避难，加尔文还亲自将这位杰出的外科医生关进监狱。经漫长的审讯，加尔文竟批准以异端邪说的罪名将他烧死在火刑柱上，全然无视塞维图斯作为著名科学家的事实。
宗教之争就这样愈演愈烈。我们很少有关于这方面的事实资料和数据，但总的说来，新教徒比天主教徒更早对这场无益的纷争感到厌倦。大部分由于其宗教信仰而被被烧死、吊死、砍头的男人和妇女们，他们都是些诚实善良的普通人，却不幸沦为了精力过剩且极端严厉的罗马教会的牺牲品。
因为“宽容”是一种晚些才出现的品质（待你们长大之后，请一定记住这点），甚至我们所谓的“现代社会”的许多人，他们也仅仅是对自己不感兴趣的事物表现出宽容。比如说，他们可以对一个非洲土著居民表达宽容，并不在乎他到底是佛教徒还是伊斯兰教徒。可一旦他们听说身边的原本为共和党人且支持征收高额保护性关税的某邻居，现在居然加人了美国社会党（1901年成立），还赞成废除所有的关税法律，他们的宽容就不见了。于是，他们开始使用与17世纪几乎同样的语言来谴责这位好邻居，如同一个善良的天主教徒或新教徒得知自己向来非常敬爱的好朋友沦为了某种异端邪说的牺牲品，也要用相似的语言加以斥责一样。
直到不久以前，“异端邪说”还被视为一种恐怖的疾病。如今，当我们发现有某个人不重视身体和居所的清洁，使自己和孩子们受到伤寒病或别的可预防疾病的威胁，我们便向卫生部门报告。于是，卫生局的官员召来警察，一起将这个人拘押或迁走，因为他的存在对整个社区的安全构成了威胁。在16与17世纪，一个异端分子，即公开质疑自己所属的天主教或新教赖以存在的那些基本教条的男人或女人，他（她）往往被看成是比伤寒病更可怕的威胁。伤寒可能（确实非常可能）摧毁人的肉体，但异端邪说，在他们看来，毁掉的却是人们本应不朽的灵魂。因此对所有善良而有理性的人们来说，提醒警察留心那些反对现存秩序的异端分子，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职责。那些视异端邪说而不顾，没有及时向当局报告的人是有罪的，就如同一个现代人发现自己的房客染上了霍乱或天花，却不电话通知最近的医生一样。
随着你们渐渐长大，你将听说许多有关预防性药物的事情。所谓预防性药物，它们的作用简单说就是，医生们不愿等到人们真正发病，才着手去医治他们。相反，医生们研究人们完全健康时的身体情况及他们饮食起居的环境，清扫垃圾，告诉他们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应避免什么不良习惯，教给他们关于保持个人卫生的种种方法，从而消除可能引发疾病的所有因素。他们甚至还不满足仅仅做到这一步。医生们去到学校，教孩子们怎样正确使用牙刷，怎样防止感冒等等。
在16世纪的人们看来，与肉体的疾病相比，威胁灵魂的疾病更为可怖（这是我一直努力向你们说明的一点）。因此他们组织了一套预防精神疾病的严密体系。一当孩子们长到能够读书识字，他们便被教给真正信仰（并且是“唯一真正”）的种种原则。事实证明，这种做法间接地促进了欧洲人的普遍进步，是一件好事。新教国家里很快就遍布大大小小的学校。虽然这些学校将大量宝贵的时间花在对“教理问答”反复解释上面，但它们也教育除神学之外的其它知识。它们鼓励人们阅读书籍，同时也促进了印刷业的蓬勃繁荣。
耶稣会
与此同时，天主教徒也不甘落后。他们同样将大量时间与精力倾注在教育方面。在这件事情上，罗马天主教会找到了一个价值无量的朋友。教会欣然与新成立不久的耶稣会结成了同盟军。创建耶稣会这一卓越组织的人是一位西班牙士兵。他在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冒险生涯和不洁生活之后，皈依了天主教。有许多从前的罪人，他们被救世军感化，意识到自己犯下的种种罪孽，于是将余生全部奉献到帮助与安慰那些比自己更不幸的人们上。像他们一样，这位西班牙士兵也觉得自己有责任为教会服务。
这名西班牙人叫伊格纳提斯·德·洛约拉，生于发现美洲大陆的前一年（1491年）。他在战争中负伤，腿部留下终身残疾。当他在医院治疗时，他看见了圣母和圣子向自己显灵，吩咐他抛弃过去的罪恶生活改过自新。于是，洛约拉决心前往圣地，完成十字军的神圣任务。不过他的耶路撒冷之行向他证明了目前完成这一任务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回到欧洲，投人到反对路德派的战斗之中。1534年，洛约拉在巴黎大学的索邦神学院学习。他和另外7名学生一起成立了一个兄弟会。8人相约，他们将永远过圣洁的生活，绝不贪图荣华富贵，坚持追求正义，并且要将他们的身体和灵魂奉献给教会服务。几年之后，这个小型的兄弟会成长为一个正规的组织，而且被教皇保罗三世正式承认为“耶稣会”。
洛约拉以前是一名军人，他相信纪律和对上级命令绝对服从的重要性。事实上，二者成为了耶稣会取得巨大成功的关键因素。耶稣会擅长教育．耶稣会的教师在被允许单独和学生谈话之前，要先受到极其完备的培训。教师与学生们同吃同住，参加他们的各种游戏活动，悉心看护他们的思想和灵魂。这样的教育方法成果斐然。耶稣会培养出新一代忠心耿耿的天主教徒，使他们像中世纪早期一样严肃认真的对待自己的信仰职责。
不过，精明的耶稣会不是将所有精力都全部花在对穷人的教育上。他们纷纷进人权贵们的宫殿，担任那些未来的皇帝和国王们的私人教师。当我给你们讲30年战争时，你们就会明白耶稣会这样做的意义何在。不过，在这股可怕的宗教狂热最后爆发之前，还发生了其它一些重要的事情。
荷兰人的反抗
查理五世死后，德国和奥地利落到了他的兄弟斐迪南德手中。他的其它领地，包括西班牙、荷兰、印度群岛及美洲，则全部由他的儿子菲利普接管。菲利普是查理五世和自己的亲表妹，一位葡萄牙公主所生的儿子。这样近亲结合所生下的孩子很容易行为古怪、精神不正常。菲利普的儿子，不幸的唐 卡洛斯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疯子，后来经自己父亲的授意被杀死。菲利普本人倒不疯，不过他对教会的热情却近似一种宗教歇斯底里。他相信自己是上帝指派给人类的救世主之一。因此，要是有谁固执己见，不肯分享陛下大人对上帝怀有的绝对热情，他就会被宣布为人类的敌人，从肉体上予以清除，以免他的坏榜样腐化虔诚的邻居们的灵魂。
当然，当时的西班牙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国家。新世界所发现的所有金银源源不断地流人卡斯蒂尔和阿拉贡的国库。但是，西班牙也患有一种损害其国力的奇怪的经济病。它的农民们很勤劳，它的妇女们甚至比农民更勤劳。但西班牙的上层阶级却对任何形式的劳动怀有根深蒂固的轻蔑，只愿意加人陆海军或担任政府公职。至于摩尔人，他们一直是兢兢业业、工作异常勤奋的手艺人，但在很早之前他们便被全体逐出了西班牙。这种经济病的结果就是，作为世界金银库的西班牙事实上却异常贫穷，因为它所有的钱都必须拿到海外去交换西班牙人自己不屑于出产的小麦及其它的生活必需品。
菲利普身为16世纪最强大国家的统治者，他的财源非常依赖于在荷兰这个忙碌的商业蜂房所征集的税收。可这些不知好歹的弗兰芒人与荷兰人是路德与加尔文教义的忠实追随者。他们不仅清除了当地教堂里的所有偶像和圣像画，还通知教皇说，不再当他是他们的牧羊人。从今以后，他们将只根据新译《圣经》的教诲和自己的良心行事。
这样一来使菲利普国王非常为难。一方面，他绝对不能容忍他的荷兰臣民的异端行为，另一方面，他又着实需要他们的金钱。如果他允许荷兰人自由地作新教徒而不采取任何措施来拯救他们的灵魂，这是对上帝的不尽职；如果他把宗教法庭派到荷兰，把敢于反抗的臣民烧死在火刑柱上，他又将失去大笔的财源。
菲利普是一个生性多变，遇事摇摆不定的人。在如何对付荷兰人的事情上，他犹豫了很久。他时而仁慈时而严厉，又是允诺又是威胁，各种手段都尝试过了。可荷兰人依然不知海改，继续唱着诗篇，一心一意聆听路德派和加尔文派牧师的布道。于是，气急败坏的菲利普将自己的“钢铁汉子”、手段残酷的阿尔巴公爵派往荷兰，去教这些顽固不化的“罪人们”回头是岸。阿尔巴首先将那些留下来的宗教领袖砍头。这些人不够聪明，竟没赶在他到来之前溜走。接着在1572年，也就是法国新教领袖在血腥的巴瑟洛缪之夜被悉数赶尽杀绝的那一年，阿尔巴袭击了数座荷兰城市，将城中的居民全部屠杀，以此作为对其它城市的惩诫。次年，他又率军围困了荷兰的制造业中心莱顿城。
同时，北尼德兰的七个小省份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防御性的联盟，即所谓的乌德勒支同盟。它们共同推举曾作过查理五世皇帝私人秘书的德国王子，奥兰治的威廉为其军事领袖和他们的海盗水手的总司令。这些乌合之众曾以“海上乞丐”的绰号而闻名于世。为了挽救莱顿城，“沉默者”威廉挖开防海大堤让海水倒灌，在城市周围形成了一片浅水的内海。然后，他率领着一支由敞口驳船、平底货船组成的奇怪海军，边划边推边拉地穿过泥沼，来到莱顿城下。他就以这样奇怪的方式打败了西班牙人。
西班牙国王的无敌军队第一次遭到了如此耻辱的失败。它使整个世界大吃一惊，就像日俄战争中的日本军队在沈阳大败俄国军队时，也着实让我们这代人大吃一惊一样。莱顿城胜利使新教徒的士气大振，重新鼓起了他们对抗西班牙国王的勇气。菲利普只好策划了另一个阴谋来征服反叛的臣民。他雇佣了一个半疯癫的宗教狂热分子去暗杀奥兰治的威廉。可领袖之死并未使北尼德兰的七省人们屈服，反而更加激起了他们的义愤。1581年，他们在海牙召开了七省代表参加的大议会，庄严地宣布废黜“邪恶的国王菲利普”，并自己承担从古至今只授子给“上帝恩许的国王”的统治权。
这是在人民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史上一个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它比英国贵族发动宫廷政变、逼迫国王签署《大宪章》，更远地前进了一大步。这些善良的自由民们认为，“国王与其臣民的关系基于一种默契，双方都应履行某些义务，遵守某些职责。如果其中的一方违背了这份和约，另外一方也有权终止和约的执行。”英王乔治三世的北美属民在1776年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不过在他们和他们的统治者之间，毕竟还隔着3000英里波涛汹涌的大洋，可七省联盟议会这一庄严的决定（该决定意味着一旦战争失败，他们全部都将面临缓慢而痛苦的死亡），是在听得见西班牙军队的枪声并始终怀着对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恐惧之中做出的。他们的勇气不得不让人钦佩。
西班牙的没落
有关一支庞大的西班牙舰队将出发去征服荷兰和英国的神秘故事很早便开始流传开来，到新教徒女王伊丽莎白继承天主教的“血腥玛丽”成为英国国王的时候，它已经成为旧话了。年复一年，码头的水手都在满腹恐惧地谈论着它，揣测它会不会真的到来。到16世纪80年代，谣言变成了事实。据到过里斯本的水手讲，所有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船坞里，都在大肆兴造战船。在尼德兰南部（今比利时境内），帕尔马公爵正在集结一支庞大的远征军，一俟西班牙舰队到来，便将他们运往伦敦和阿姆斯特丹。
1586年，不可一世的西班牙无敌舰队终于扬帆出海，向北方逼进。可弗兰芒海岸的港口都为荷兰舰队重重封锁，英吉利海峡也有不列颠舰队的严密监视。而西班牙人熟悉南方较为平静的海水，不知道如何在北方风暴恶劣的气候下作战。至于无敌舰队是如何先被敌舰攻击，后又遭遇风暴吹袭的详细情形，不用我在这里告诉你们。反正战争的结果是，除几艘绕道爱尔兰的战船得以侥幸逃回，去向西班牙人讲述可怕的战事，其它大部分战船都葬身在北海冰冷的波涛里。
战局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轮到英国和荷兰的新教徒把战火引到敌人的国土上了。在16世纪结束之前，霍特曼在林斯柯顿（一个曾在葡萄牙船只服役的荷兰人）所写的一本小册子帮助下，终于发现了通往印度和印度群岛的航线。结果成立了著名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一场争夺西班牙与葡萄牙所属亚非殖民地的战争如火如茶地展开了。
就在这个抢夺海外殖民地的早期阶段，一桩颇有趣味的诉讼案被告到了荷兰法庭。17世纪初，一位名为范·希姆斯克尔克的荷兰船长在马六甲海峡俘获了一艘葡萄牙船只。希姆斯克尔克曾作为一支探险队的领导，试图找到通往印度群岛的东北航线，结果在新泽勃拉岛附近被封冻的海水围困了整整一个冬天。不过，他本人也因此名声大噪。现在，他的行为惹出了麻烦。你一定记得，教皇曾经将世界分为面积相等的两个部分，一半给了西班牙人，另一半给了葡萄牙人。葡萄牙人理所当然地将环绕他们印度群岛殖民地的水域当成自己的财产。由于当时葡萄牙并未向尼德兰七省联盟宣战，因此他们宣称，希姆斯克尔克作为一家私有贸易公司的船长，无权擅入葡萄牙所属海域并偷盗葡萄牙船只。这是严重的非法行为！于是他们向荷兰的法院提起了诉讼。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经理们聘请了一位名为德·格鲁特（或格鲁西斯）的杰出青年律师为其辩护。在抗辩中，格鲁西斯提出了一个“所有人都可自由出入海洋”的惊人理论。他指出，一旦越出陆上大炮的射程之外，海洋就是（根据格鲁西斯本人的理论），也理应是所有国家的所有船只都可以自由航行的公海”。这一惊世骇俗的理论还是头一回公然在法庭上提出来，随即遭到所有航海界人士的反对。为反击格鲁西斯著名的“公海说”或“开放海洋说”，英国人约翰·塞尔登写出了著名的关于“领海”或“封闭海洋”的论文，认为环绕一个国家的海洋应该归属于这个国家，并且应该是这个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天然组成部分。我之所以在此提到这个争论，是因为有关的问题并未最后得到解决，并且在上次世界大战中引出了许多复杂难解的情形。
让我们再回到西班牙人与荷兰人、英国人的战争。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西班牙人拥有的大部分有价值的殖民地，印度群岛、好望角、锡兰、中国沿岸某些岛屿甚至包括日本，都统统落到了新教徒手里。1621年，西印度公司宣告成立，随即征服了巴西。它还在北美哈德逊河口出建立了一个名为新阿姆斯特丹（今纽约）的要塞，此地是亨利·哈德逊于1609年首度发现的。
30年战争
1618年，30年战争爆发。最终，它以1648年签定著名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而告结束。一个世纪以来迅速积累的宗教仇恨，使这场战争变得难以避免。正如我前面讲过的，它是一场恐怖而血腥的战争。人人卷人战争，人人相互撕杀，直到参战各方彻底精疲力竭，再没力气打下去为止。
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战争将中欧的许多地区变成了白骨遍地的荒野。饥饿的农民为争夺一匹马的尸体充饥，不得不与更饥饿的野狼相互撕咬。在德国，几乎所有的城镇和村庄毁于战火。西
德地区的帕拉丁奈特被反复纵火劫掠达28次之多。开战前德国拥有1800万人口，而战后剧减为400万。
仇恨是从哈布斯堡王朝的斐迪南德二世当选德意志皇帝后迅速点燃的。斐迪南德本人是耶稣会悉心教育的产儿，一个最虔诚、最顺服的天主教教会支持者。年轻时他便发下誓言，要将自己领土上的所有异端分子和异端教派统统铲除。当他掌权之后，斐迪南德尽了自己一切能力来信守诺言。在他当选皇帝两天之前，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弗雷德里克，帕拉丁奈特的新教徒选帝侯及英王詹姆斯一世的女婿，成为了波西米亚国王。这直接违反了斐迪南德的意愿。
没多久，哈布斯堡王朝的大军开进波西米亚。面对强大的敌人，年轻的弗雷德里克国王只得徒劳地向英国与荷兰求援。荷兰共和国倒很愿意施以援手，可他们当时正忙于与西班牙的另一支哈布斯堡王族作战，自顾不暇，没法搭救波西米亚人。英国的斯图亚特王朝则更关心如何加强自己在国内的绝对权力，不愿将金钱和士兵浪费在遥远波西米亚的一场无望的战争上。苦苦支撑几个月后，帕拉丁奈特选帝侯被逐出了波西米亚，他的领地也被划归巴伐利亚信奉天主教的王族。而这仅仅是30年战争的开始。
接着，哈布斯堡的军队在蒂利及沃伦斯坦将军的指挥下，横扫德国的新教徒聚居区，所向披靡，一直打到波罗地海边上。对丹麦的新教徒国王来说，一个强大的天主教邻居当然意味着严重的威胁。于是，克里斯廷二世试图趁敌人立足未稳之际，先发制人。丹麦军队开进了德国，但不久便被击败了。沃伦斯坦趁胜追击，迫使丹麦求和。最后，波罗地海地区只剩下一个城市还控制在新教徒手中。它就是施特拉尔松。
1630年初夏，瑞典国王，瓦萨王朝的古斯塔夫·阿道尔丰斯在新教徒的最后一个桥头堡施特拉尔松登陆。古斯塔夫曾因带领国人成功抗击俄国人侵而一举成名。此人是一位野心勃勃的新教徒君主，一直梦想着将瑞典变成一个伟大的北方帝国的中心。欧洲的新教徒王公们对古斯塔夫大加欢迎，将他视为路德事业的拯救者。古斯塔夫旗开得胜，击败了不久前大肆屠杀马格德堡新教徒居民的蒂利。接着，他率领军队穿越德国中心地区，准备袭击意大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属地。由于腹背受到天主教军队的威胁，古斯塔夫突然掉转枪头，在吕茨恩战役中大败哈布斯堡的主力部队。很不幸的是，这位瑞典国王由于脱离自己的部队而丧命。但哈布斯堡的势力已经受到了沉重打击。
斐迪南德是个生性多疑的家伙。一当战事不利，他马上便开始怀疑自己的手下。在他的授意下，他的军队总司令沃伦斯坦被暗杀。听到这一消息，一直与哈布斯堡王朝怀有宿怨的法国波旁王朝，虽同样信奉天主教，此时却和新教徒的瑞典结为同盟。路易十三的军队侵人德国东部。瑞典将军巴纳与威尔玛的军队、法国的图伦和康代将军的军队，几支军队联合，大肆杀戮、掠夺、焚毁哈布斯堡王族的财产。瑞典人不仅名声大振，顺便也大发横财。他们的邻居丹麦人心生嫉妒，于是新教的丹麦向同为新教的瑞典宣战了。宣战的原因是，瑞典人竟然和天主教的法国合作，而法国的政治领袖，红衣主教黎塞留刚刚才剥夺了胡格诺教徒（即法国的新教徒）在1598年南特敕令中保证的公开礼拜的权利。
战争反反复复，仿佛形成了某种惯性。当参战各国于1648年签署最终结束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时，战前的任何问题都未得到解决。天主教国家依然信奉天主教，新教国家仍旧忠实于马丁·路德、加尔文、茨温利等人的教义。瑞士和荷兰的新教徒建立起独立的共和国，并得到其它欧洲国家的承认。法国保留了梅茨、图尔、凡尔登等城市及阿尔萨斯的一部分。神圣罗马帝国虽继续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而存在，但已经有名无实，既无人力财力，亦丧失了希望和勇气。
30年战争教给欧洲诸国一个反面教训，它使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再也不想尝试战争了。这场战争带来的唯一好处即在于此。既然谁也无法消灭谁，那只能和平相处，各管各的事情。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宗教狂热与不同信仰间的仇恨从此在这个世界销声匿迹。天主教和新教的争吵尘埃方落，新教内部不同派别的纷争又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在荷兰，围绕何为“宿命论”的真正实质（这是一个非常模糊难解的神学观念，可在你们的曾祖辈眼里，它却是必须搞清楚的重要问题），出现了巨大的意见分歧。两派之间的争吵剧烈升级，最终使得奥登巴维尔特的约翰人头落地。约翰是著名政治家，在荷兰独立的头20年，曾为共和国的成功做出过重要贡献，并且在促进东印度公司的发展上也表现出卓越的组织才干。在英国，争吵演变为一场内战。
不过在我为你讲述这场导致历史上第一位欧洲君主被通过法律程序处死的冲突之前，我必须告诉你一些英国此前的历史。在这本书里面，我尽力为你们描述的，只是那些能够使我们更清楚理解当今世界状况的历史事件。如果我未曾提及某些国家，并非出于我私人的好恶。我非常希望能给你们讲讲挪威、瑞士、塞尔维亚或者中国发生的事情，它们同样非常精彩。可惜这些国家对于欧洲16、17世纪的发展不存在重大的影响。我只能满怀敬意地鞠上一躬，略过这些国家。不过，英国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这个岛国的人民在过去500年间的所作所为，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其影响遍及世界各个角落。没有对英国历史背景的适当了解，你将无法理解今天报纸上登载的大事。你必须了解，当欧洲大陆的其它国家还处于君主专制的时候，英国为何能独自发展出一个议会制政府？
第四十四章 英国革命
国王的“神授君权”与虽非“神授”却更合理的“议会权力”
相互争斗，结果以国王的灾难性结局而告终
外敌的岛屿
恺撒是西北欧洲的最早探险者。公元前55年，他率罗马军队渡过英吉利海峡，征服了尚为蛮荒之地的英国。在随后的4个世纪里，英国一直是罗马的一个海外行省。当野蛮的日尔曼人开始威胁罗马，频频犯境，驻守英国的罗马士兵被奉命召回去保卫罗马本土。从此，不列颠成了一个一无政府二无防御的海外孤岛。
当日尔曼北部饥寒交迫的撒克逊部落得知这一消息，他们便马上渡过北海，蜂拥到这个气候温和、士地肥沃的岛屿安家落户。他们建立起一系列独立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国（因最初的人侵者为盎格鲁人、英格利人、撒克逊人，以此得名），不过这些小国家相互间总是吵个不停，没有一位国王的实力足够强大，能将英格兰统一为一个联合王国。50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由于缺乏足够的防御能力，默西亚、诺森伯里、威塞克斯、苏塞克斯、肯特、东盎格利，或其它不管叫什么名字的地方，都频频遭到不同派别的斯堪的那维亚海盗的袭击。最后到11世纪，英格兰连同挪威及北日尔曼，一起为甘纽特大帝麾下的大丹麦帝国所吞并。英格兰最后一丝独立的痕迹也消失了。
随着时间推移，丹麦人终于被赶走了。英格兰刚刚获得自由不久，就第四次被外敌征服。新敌人是斯堪的那维亚人的另一系后裔，他们在10世纪初期人侵法国，建立起诺曼底公国。从很早开始，诺曼底大公威廉就以嫉妒的目光盯着这个一海之隔的富饶岛屿了。1066年10月，威廉率军渡过海峡。在10月14日发生的黑斯廷战役中，他势如破竹地摧毁了最后一位盎格鲁——撒克逊国王，威塞克斯的哈洛德率领的疲弱之师，自立为英格兰之主。然而无论威廉本人，还是安如王朝（也称金雀花王朝）的继承人们，他们并未把这个岛国视为自己真正的家园。在他们心里，这片岛屿无非是他们在大陆继承的庞大遗产的附属部分——一块定居着一些落后民族的野蛮殖民地。因此，他们不得不将自己的语言和文明强加给这些岛国居民。不过事易时移，“殖民地”英格兰的发展逐渐超越其“诺曼底祖国”，取得更为重要的地位。
与此同时，法兰西的国王们正不遗余力地试图将他们的诺曼底——英格兰邻居从自己的土地上彻底清除出去。在法国人眼里，诺曼底的王公们只不过是法国国王貌合神离的不听话仆从。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残酷战争，法国人民在圣女贞德的领导下，终于将这些“外国人”逐出了自己的国士。但贞德本人在1430年的贡比涅战役中不幸被俘，又由她的勃良第俘获者转卖给英国士兵，最后作为女巫被烧死在火刑柱上。
都铎王朝
话虽如此，英国人由于从此丧失了在欧洲大陆上的桥头堡，国王们最终不得不扎根海岛，开始一心一意地经营自己的不列颠属地。另外，因为这个岛上酷爱面子的封建贵族们长期纠缠于他们那
些奇特的世仇夙怨（这在中世纪可谓像天花和麻疹一样流行），大部分家世古老的封建主纷纷在所谓的“玫瑰战争”中命丧黄泉。这使得国王们轻而易举地加固了皇室权力。到15世纪末期，英格兰已经成为了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统治者是都铎王朝的亨利七世。此人设立的著名的“星法院”曾给国人留下过许多恐怖的回忆，它运用极其严厉的手段镇压了部分幸存的老贵族试图恢复对政府的旧有影响力的尝试。
1509年，亨利八世接任其父亨利七世为英格兰国王。他统治的时期在英国历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从此，英国从一个中世纪的岛国发展壮大成一个现代的国家。
亨利对宗教兴趣寥寥。因为自己的多次离婚，他和教皇发生了许多不愉快。亨利很高兴地利用离婚的机会宣布脱离罗马教廷独立，使英格兰教会成为欧洲第一个名副其实的“国教”。而一直作为世俗统治者的国王本人也欣然担当了自己臣民的宗教领袖。这一和平的改革运动发生在1534年，它不仅使都铎王朝得到了长期以来饱受路德派新教徒攻击的英国神职人员的支持，而且还通过充公前修道院财产而大大增强了王室的实力。更令人愉快的是，这一举动还让亨利在商人和手艺人中大放异彩。
这些自豪而富裕的岛国居民，由一道浪急水深的宽阔海峡与欧洲大陆安全地隔开，不免拥有一种与之匹配的优越感。他们不但不喜欢一切“外国的”东西，而且也不愿意由一位意大利主教来统治他们诚实清白的英格兰灵魂。
1547年，亨利去世，把王位留给年仅10岁的幼子。小国王的监护者们对路德的教义大加欣赏，因而尽其所能地赞助新教徒的事业。不过小国王未满16岁便不幸夭折，继任王位的是他的姐姐玛丽。玛丽是当时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妻子，她上台的第一项举措就是把新“国教”的主教们统统烧死。除了忠实于自己的天主教职责，她在其它方面也严格遵循着自己西班牙王室丈夫的榜样行事。这为她赢得了“血腥玛丽”的绰号。
伊丽莎白时代
很幸运的是玛丽于1558年死去，由著名的伊丽莎白女王继位。伊丽莎白是亨利八世和他六个妻子中的第二个安娜·博林所生的女儿，但安娜后来因失宠而被亨利斩首。在玛丽执政期间，伊丽莎白曾一度被投进监狱，后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亲自请求才侥幸获释。从此，伊丽莎白
变成了一切天主教与西班牙事物的死对头。像她父亲一样，伊丽莎白对宗教异常冷淡，不过她继承了父亲洞察贤明的惊人判断力。在伊丽莎白执政的45年间，不仅王宝权力稳固上升，英格兰这个欢乐岛屿的财政和税收也源源增加，国力日趋强盛。在这方面，女王当然得到了拜倒在她王座下的大批杰出男性的有力辅佐。他们争先恐后的群策群力使得伊丽莎白时代成为了英国历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不过若要研究其详细情况，你必须专门找一本讲述伊丽莎白时代的书籍来读。
另一方面，伊丽莎白的王位也并非就是万无一失的。她还存在着一个非常危险的对手，即斯图亚特王朝的玛丽。玛丽的母亲是一位法国公爵夫人，父亲是苏格兰贵族。长大之后，她嫁给法国国王法朗西斯二世，后来成为寡妇。她的公婆是著名的美弟奇家族的凯瑟琳，血腥的圣巴瑟洛缪之夜大屠杀就是由这个险恶的老太婆一手策划的。玛丽的儿子后来还成为了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的第一位国君。玛丽是一个热情的天主教徒，乐意与一切敌视伊丽莎白女王的人结为朋友。由于缺乏政治智慧且采用极为暴力的手段镇压苏格兰境内的加尔文教徒，玛丽招致了苏格兰人的暴动，自己不得不逃到英国境内避难。在她呆在英国的18年里，她未曾有一天停止过策划反对伊丽莎白的阴谋，却从不想想是这个女人慷慨地收留了她。伊丽莎白最终不得不听从了她忠实顾问们的建议，“将那个苏格兰女王斩首”。
1587年，苏格兰女王的头终于被砍掉，因此引发了一场英国与西班牙之间的战争。不过正如我们上一章讲过的，英国与荷兰的海上联军协力击败了菲利普的“无敌舰队”。原本是为摧毁两个新教国家的狂风，现在却掉转风向，变成了后者的一桩有利可图的冒险事业。
现在，经多年的犹豫不前之后，英国人和荷兰人终于意识到入侵印度和美洲的西属殖民地不仅是他们的正当权力，而且还可当作对西班牙人迫害他们的新教徒同胞的报复。1496年，英国船队在一位名为乔万尼·卡波特的威尼斯领航员的引导下，首次发现并探测了北美大陆。拉布拉多和纽芬兰岛作为殖民地的可能性虽然微乎其微，但纽芬兰附近的海域却给英国渔船提供了丰富的渔业资源。一年之后的1497年，同一位卡波特发现了弗罗里达海岸，为英国建立海外殖民地带来了无穷无尽的机会。
继这些初步的发现之后，接下来便是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的忙碌年份。由于成堆的国内问题尚待解决，英国一时拿不出钱来进行海外探索。不过到了伊丽莎白治下，国家太平昌盛，斯图亚特的玛丽也被投进监狱，水手们终于可以欣然出海远航，而用不着担心一夜之间家园变色了。当伊丽莎白还是一个小孩时，英国人威洛比就已冒险航过了北角。威洛比手下的船长之一里查德·钱塞勒为找到一条可能通向印度群岛的航路，更是进一步向东深人，抵达了俄国港口阿尔汉格尔，与遥远的莫斯维帝国的神秘统治者建立起外交与商业的联系。在伊丽莎白开始执政的第一年，又有许多人顺这条航线航行。在“联合股份公司”工作的商业投机家们孜孜不倦地工作，为后几个世纪拥有庞大殖民地的贸易公司打下了最初的基础。半是外交家、半是海盗的家伙们，愿意将全部身家押在一次吉凶未卜的航行上，赌一把自己的运气；走私者将一切能够装上船的东西统统装载上船，以满足他们对金钱的贪婪胃口；商人们以同样满不在乎的心情贩运商品，也贩卖着人口，眼睛里除利润之外再容不下其它的沙子；伊丽莎白的水手们将英格兰的国旗，也将女王陛下的威名，散布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在国内，有伟大的莎士比亚在笔耕不辍，以接连不断的新剧目来愉悦女王的视听。英格兰最杰出的头脑和最高明的智慧都紧密结合在女王的不懈努力之中，将亨利八世留下的封建遗产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民族国家。
英格兰的“外国人”
1603年，伊丽莎白死于70岁的高龄，詹姆斯一世当上了英国国王。他是亨利七世的曾孙，伊丽莎白的侄子，也是其死对头苏格兰女王玛丽的儿子。承蒙上帝的眷顾，詹姆斯发现自己成为了唯一一个得以逃脱欧洲大陆战祸的国家的统治者。当欧洲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们正起劲地自相残杀，无望地试图摧毁宗教竞争对手的势力，并建立起自家教义的绝对统治时，英格兰却和和气气地展开了一场“宗教改革”，并未走上路德教徒或洛约拉支持者的极端道路。此举使得这个岛国在即将到来的殖民地争夺战中，抢得了极大的先机。它还保证了英国在国际事务中获得领导地位，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甚至连斯图亚特王朝的灾难性冒险，也不能阻止这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继承都铎王朝的斯图亚特王朝是英格兰的“外国人”。他们似乎既不知道也不想弄明白这一事实。都铎王室的成员可以堂而皇之地盗走一匹马，但斯图亚特王朝的成员连看一眼马缰绳，都会引起公众极大的非议。老女王随心所欲地统治着她的子民，还尽享爱戴。但总的说来，她一直在执行着一项使诚实的（或不诚实的）英国商人财源滚滚的政策。因此，感激涕零的人民也回过头对老女王报以来全心全意的支持。有时，国会的一些小权力、小职能会被女王自由地拿走，而这些不法行为都被乐意地忽视了。因为从女王陛下强大而成功的对外政策中，人们将最终收获最大的利益。
从外表看，詹姆斯国王与伊丽莎白女王执行的是相同的政策。可他身上极为缺乏的，是他的前任异常耀眼的个人热情。海外贸易继续受到鼓励。天主教徒也并未因新国王的上台而获得任何新自由。可当西班牙对英国展露谀媚的笑脸，试图重修旧好之时，詹姆斯欣然还以微笑。大部分英国人是不愿意这样做的，不过詹姆斯毕竟是他们的国王，所以他们保持沉默。
“君权神授”与断头台
很快，人民和国王之间又起了其他的摩擦。詹姆斯国王和1625年继承他王位的查理一世一样，他们都坚信自己“神圣的君权”是上帝恩许的，他们可以凭自己的心愿治理国家而不必征询臣民们的意愿。这种观念并不新鲜。教皇们作为某种意义上的罗马帝国皇帝的继承者（或者说将整个世界的已知领土统一于罗马这个单一世界帝国的观念的继承者），他们总是乐于将自己视为“基督的代理人”，并且得到了人们的普遍承认。上帝有权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统治世界，这一点没人质疑。作为自然而然的推论，也很少有人敢于怀疑“基督的副手”们的神圣权力。教皇有权要求人们顺服他，因为他是宇宙的绝对统治者在世间的直接代表，他只对上帝本人负责。
随着路德宗教改革的深人人心，以前赋予教皇们的特权，现在则被许多皈依新教的欧洲世俗统治者接管。身为“国教领袖”，他们坚持自己是所辖领土范围内的“基督的代理人”。国王们权力从此延伸出巨大的一步，可人们依然未提出一丁点怀疑。他们仅仅是接受它，就像生活在当今这个时代的人们，他们不假思索地认为议会制政府是天底下最合理、最正当的政府模式一样。如果就此得出结论：路德教派或加尔文教派对詹姆斯国王大张旗鼓宣扬他的“君权神授”观念表现出特别的义愤，这是不太准确的。诚实忠厚的英格兰岛民不相信国王神圣的君权，肯定还有着其它的原因。
历史上首次听到人民发出明确的否定“君权神授”的声音，是在1581年的荷兰海牙。当时北尼德兰七省联盟的国民议会废黜了他们的合法君主，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他们宣布说，“国王破坏了他的协议，因此他也像其它不忠实的公仆一样，被人民解职了。”从那时开始，关于一个国王对其人民应担负有特殊责任的观念，便在北海沿岸国家的人民中开始流传开来。人民现在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因为他们有钱了。中欧地区的贫困人民长期处在其统治者的卫队监视之下，当然不敢讨论这个随时可能把他们关进最近的城堡监狱的问题。可是荷兰和英国的富有商人们，他们掌握着维持强大的陆军与海军的必需资本，并且也懂得如何操纵“银行信用”这一屡试不爽的大威力武器，根本没有这种担忧。他们乐得以自己的钱财所控制的“神圣君权”，来对付任何哈布斯堡王朝、波旁王朝或斯图亚特王朝的“神圣君权”。他们知道自己口袋里的金币和先令足以击败国王拥有的唯一武器——笨拙无能的封建军队。他们敢于行动，而其他人面对这种情况要么是默默忍受困难，要么就是冒上断头台的风险。但荷兰和英国的商人两种情形都不会遭遇。
当斯图亚特王朝开始激怒英格兰人民，宣称自己有权照心意行事而一丁点责任也不必承担，岛国的中产阶级们于是以国会为第一道防线，抗击王室的滥用权力。国王非但拒绝让步，反而解散了国会。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查理一世独自统治着国家。他强行征收一些大部分英国人认为是不合祛的税收，他随心所欲地管理着不列颠，把国家当成他私人的乡村庄园。他有许多得力的助手，并且我们不得不说，他在坚持自己的信念上也表现出很大的勇气。
很不幸的是，查理不仅未能尽力争取到自己忠实的苏格兰臣民的支持，反而卷入与苏格兰长老会教派的公开争吵当中。虽很不情愿，但为取得他急需的现金来应付战争，查理不得不再度召集国会。会议于1640年4月召开，议员们愤愤不平，争相做抨击性的发言，最后终于乱成一团。几周后，这个脾气暴躁的国会被詹姆斯解散。同年11月，一个新国会组成了。可这个国会甚至比前一个更不听话。议员们现在已经
明白，必须最终解决的是“神圣君权的政府”还是“国会的政府”这个久悬未决的问题。他们抓住机会攻击国王的主要顾问官，并处死了其中的6人。他们强硬地宣布了一项法令，不经他们的同意，国王无权解散国会。最后，在1641年12月，国会向国王递交了一份“大抗议书”，详细罗列了人民在统治者治下所受的种种痛苦与磨难。
1642年1月，查理悄悄离开了伦敦，希望到乡村地区为自己寻求支持者。双方各组织了一支军队，准备在君主的绝对权力和国会绝对权力之间，决一死战。在这场斗争中，英格兰势力最强的宗教派别，即所谓的清教徒们（这些人属于国教圣公会中的一个派别，宣扬最大限度地净化自己的信念和行为），他们迅速站到了战斗的第一线。这支清教徒组成的“虔诚兵团”由著名的奥利佛·克伦威尔指挥。他们凭着铁一般的军纪及对神圣目标的深信，很快成为了反对派阵营的榜样。查理的军队两次遭到沉重打击。在1645年的纳斯比战役失败之后，国王狼狈逃到苏格兰，不久，苏格兰人将他出卖给了英国。
紧接着，苏格兰长老会与英国清教徒之间的矛盾激化，双方展开了一段错综复杂的战争。1648年8月，在普雷斯顿盆地激战三昼夜之后，克伦威尔胜利结束了第二场内战，并攻占了苏格兰首都爱丁堡。与此同时，克伦威尔的士兵们老早就厌倦了国会滔滔不绝的空谈与旷日持久的宗教论争，决定按自己的最初心愿行事。他们冲进国会，驱逐了所有不赞成清教徒教义的议员。由余下的老议员们组成的“尾闾”议会正式指控国王犯下了叛国罪。上议院拒绝坐上审判员席位。于是任命了一个特别审判团，判处国王死刑。1649年1月30日， 全欧洲都在目睹这个日子。查理一世神情平静地从白厅的一扇窗户走上了断头台。那一天，一个君主国家的人民通过自己选出的代表，处死了一位不能正确理解自己在一个现代国家应处地位的国王。这是历史上的头一次，但绝不是最后一次。
国王查理被处死后的时代通常被称作克伦威尔时代。一开始，克伦威尔只是英格兰非正式的独裁者。1653年，他被正式推为护国主。在其统治的五年时间里，他继续推行伊丽莎白女王广受欢迎的政策。西班牙再度被视为英格兰的主要敌人，向西班牙人开战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神圣议题。
牟利甚巨的海外贸易与岛国商人紧捂的钱袋被置于最优先考虑的地位，宗教上则实行最严格的新教教义，毫无讨论的余地。在维持英格兰的国际地位上，克伦威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可在社会改革方面，他却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者。毕竟，世界是由许多人共同组成的，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很少会一模一样。从长远来看，这似乎也是一条非常明智的原则。一个仅仅为整个社会中的部分成员谋益、由部分成员统治的政府是不可能长久生存的。在反击国王滥用权力的时
刻，清教徒是一支代表进步的伟大力量。不过作为英格兰的绝对统治者，他们的严苛的信仰原则确实让人难以忍受。
复辟时代
当克伦威尔于1658年去世时，他严厉的统治已经使得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成为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事实上，流亡王室受到了人们“救世主”般的欢迎。英国人现在发现，清教徒们的虔诚枷锁和查理一世的暴政同样令人窒息。只要斯图亚特王室的接班人愿意忘记他可怜的父亲所一再坚持的“神圣君权”，承认国会在统治国家方面的优先地位，英国人将非常乐意地再度成为效忠国王的好公民。
为成功地达成这样的安排，已经耗费了整整两代人的艰辛尝试。不过斯图亚特王室显然没有从老国王的悲剧中汲取教训，依然难以改掉他们热爱权力的老毛病。1660年，查理二世回国继位。他虽然性格温和，却是个碌碌无为的家伙。他天性的懒惰，畏难好易随随便便的气质，加上能够对所有人撒谎，这使他暂时避免了与自己的臣民爆发公开冲突。通过1662年的“统一法案”，他将全体不信奉国教的神职人员清除出各自的教区，从而沉重打击了清教徒势力。1664年，查理二世又通过了所谓的“秘密宗教集会法令”，以流放西印度群岛作为惩罚，试图阻止不信国教者参加秘密宗教集会。这看起来已经有点像在“君权神授”的旧日子的所作所为了。人民开始流露出旧日熟悉的不耐烦迹象，国会也在为国王提供资金的事情上碰到了很大的困难。
由于无法从一个心怀不满的国会搞到钱，查理二世便秘密从他的近邻兼表兄，法国的路易国王那里借款。他以每年20万英镑的代价出卖了他的新教盟友，还暗自得意地嘲笑着国会的那帮傻瓜。
经济上的独立一夜之间使查理国王获得了自信。他曾在自己的天主教亲戚间度过了漫长的流亡岁月，对亲戚们的宗教信仰不免也产生了一种秘密的好感。也许，他能够使迷途的英格兰回到罗马教会的身边。查理颁布了一项“赦罪宣言”，取消了那些压制天主教徒与不信国教者的旧法律。这一行动正好发生在人们纷纷传言查理的弟弟詹姆斯成为了一名天主教徒的时候。大街上的人们难兔用狐疑的目光紧张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他们开始畏惧这个教皇策划的又一个可怕阴谋。一股骚动的潜流在岛上悄悄蔓延。不过大部分人还是希望能制止另一场内战的爆发。对他们来说，他们宁愿要王室的压迫与一位信奉天主教的国王。是的，即便这意味着神圣君权重来！可他们更不愿面对新一轮同种族的自相残杀。然而另一群人没这么宽厚，他们属于经常遭受恐惧的不信国教者，可在对待自己的信仰上却深具勇气。领导这群人的是几个才智杰出的贵族，他们不愿意回到绝对王权的旧日子。
在接近10年的时间里，这两大阵营相互对垒。其中之一被称为“辉格”党，代表反抗国王的中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得到这个可笑的名字，是因为在1640年的时候，苏格兰长老会的神职人员带领了一大帮辉格莫人（即马车夫）向爱丁堡进军，去抗议国王。另一派叫“托利”党，“托利”原用于称呼爱尔兰反王室人士，现在用在国王的支持者们身上，颇具讽刺意味。虽然辉格党与托利党互不相让，但双方皆不愿制造一场危机。他们耐心地让查理二世终老天年，安静地死于床上，并且也容忍了信奉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于1685年继任他的哥哥当上了英国国王。不过当詹姆斯先是设立一支“常备军”（这支军队将由信奉天主教的法国人指挥），将国家置于外国干涉的严重危险之下；后于1688年颁布第二个“赦罪宣言”，强令在所有国教教堂宣读，他的绝对权力未免越出了一个合理的界限。这条界限是只有那些最受爱戴的统治者在非常特殊的情形下才被允许偶尔超越的，而詹姆斯既不受欢迎，也非情势紧迫。人们开始公开地流露不满。有七位主教拒绝宣读国王的命令，尔后被控以“煽动性诽谤罪”，受到法庭审判。可当陪审团大声宣布被控者“无罪”时，引来公众铺天盖地的掌声与喝彩。
正巧在这个不幸的时刻，詹姆斯（他在第二次婚姻中娶了信奉天主教的摩德纳伊斯特家族的玛丽亚为妻）有了一个儿子。这意味着，日后继承詹姆斯王位的将不是他的新教徒姐姐玛丽或安娜，而是一个天主教孩子。人们的疑心再度滋长。摩德纳伊斯特家族的玛丽亚年岁已大，看上去不象会生儿育女的！这是巨大阴谋的一部分！肯定是某个用心险恶的耶稣会教士将这个身世离奇的婴儿偷偷带进皇宫，好让未来的英国有一位天主教君主。流言纷纷扬扬，越传越离谱。此时，来自辉格和托利两党的7位著名人士联合给詹姆斯的长女玛丽的丈夫，荷兰共和国的首脑威廉三世去信，邀请他来英格兰，接替虽然合法但完全不受欢迎的詹姆斯二世作英国国王。
君主、议会及责任内阁
1688年11月15日，威廉在图尔比登陆。由于不希望让自己的岳父成为另一个殉难者，威廉帮助他安全逃到了法国。1689年1月22日，威廉召开国会会议。同年2月23日，威廉宣布与自己的妻子玛丽一起成为英国国王，终于挽救了这个国家的新教事业。
此时的国会早已不再仅仅是国王的咨询机构，它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获得更大的权力。先是1628年的旧版《权利请愿书》被从档案室里某个早被遗忘的角落里翻了出来。接着又通过了第二个更严格的《权利法案》，要求英格兰君主必须是信奉国教的人。不仅如此，该法案还进一步宣称，国王没有权力搁置或取消法律，也没有权力允许某些特权阶层不遵守某项法律。它还强调说，“没有国会的同意，国王不得擅自征税，也不得擅自组织军队”。这样，在1689年，英格兰已经获得了其它欧洲国家闻所未闻的自由。
不过，并非仅仅因为这些自由开明的政策，威廉的统治时期才被英国人记忆至今。在他生前，首度采用了一种“责任”内阁的政府体制。当然，没有哪位国王能独自治理国家，即便能力极其出
众的君主也需要一些信得过的顾问。都铎王朝就有着自己著名的“大顾问团”，全部由贵族和神职人员组成。不过这个团体慢慢变得过分庞大臃肿了，后来便以一个小型的“枢密院”取而代之。随着时间流逝，由于这些枢密官时常到宫殿的一间内室去觐见国王，商讨治国大计，这种做法渐渐成为一种习惯。因此，他们被称作“内阁成员”。又过了不久，“内阁”这一名词就大行于世了。
与先于他的大部分英国君主一样，威廉也从各个党派中挑选自己的顾问。但随着国会的势力日渐强大，威廉发现当辉格党占据国会的多数时，想在托利党人的帮助下推行自己的政策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托利党人被清除出局，由清一色的辉格党人组成整个内阁。过了些年，等到辉格党人在国会失势，国王出于行事方便的考虑，又被迫向托利党的领袖们寻求支持。一直到他 1702年死去为止，威廉由于一直忙于和法王路易交战，无暇治理国内朝政。事实上，所有重要的国内事务都交给了内阁去处理。1702年威廉的妻妹安娜继位之后，这种情形依然继续。1714年安娜去世（她的全部七个子女都很不幸地先她而死），英格兰的王冠落到了詹姆斯一世的外孙女苏菲的儿子，汉诺威家族的乔治一世头上。
作为一位粗俗的君主，乔治从未学过半句英语。英国这套复杂的政治制度如同深奥的迷宫，让他茫然无措。他把所有的事情一股脑地甩给自己的内阁，远远地躲开阁员们的会议。由于一句话都听不懂，出席这些会议对他不啻于一种折磨。这样，内阁养成了不打搅国王陛下而自行治理英格兰与苏格兰的习惯（1707年，苏格兰的国会与英国国会合并）。与此同时，乔治则情愿大部分时间都呆在欧洲大陆上，悠哉游哉地打发时间。
在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统治期间，一系列杰出的辉格党人组成了国王的内阁，其中罗伯特·沃波尔爵士主政长达21年。辉格党的领袖们因此被公认为不仅是责任内阁的首脑，而且是把握国会权力的多数党。乔治三世继位后，试图重新控制权力，将政府实际事务从内阁手中夺回，但他的努力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使他的继任者们再不敢做类似的尝试。这样从18世纪初期开始，英国便拥有了一个代议制政府，由责任内阁成员负责处理国家事务。
事实上，这个政府并不能代表所有社会阶层的利益。全英国拥有选举权的人还不到总人口的1／12。不过，它为现代的议会制政府打下了最初的基础。借助一种平稳而有序的方式，国会剥夺了国王的权力，将它交到一个人数日益增长的广受欢迎的民众代表团手中。此举虽然谈不上给开创了一个太平盛世，但它确实使英国免遭激烈革命的动荡。要知道，在17、18世纪的欧洲，革命虽然摧毁了专制王权，但同时也带来了灾难性的流血后果。
第四十五章 权利均衡
路易十四时期，法国的“神圣君权” 空前膨胀，只有新出现
的“权力均衡”原则制约着国王的勃勃野心。
与上一章的对照，让我告诉你们在英国人民为自由而战的那些年月里，欧洲大陆的法国都发生了些什么。在历史上，恰当时间、恰当国家及恰当人选间的愉快组合是极为少见的。可在法国，路易十四的出现正是这一理想状态的完美实现。不过对欧洲其它地区和人民来说，没有他，大家的日子都会好过一点。
当时，法国是欧洲人口最稠密、国力最兴旺发达的国家。当路易十四登基的之时，马札兰与黎塞留这两位伟大的红衣主教刚把古老的法兰西王国整顿成17世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而路易十四本人也堪称出类拔萃、才智超群。就拿我们这些20世纪的人们来说，不管是否意识到，我们一直生活在太阳王时代辉煌记忆的包围之中。路易十四的宫廷所创造的完美礼仪和高雅谈吐，现在仍然是我们社交生活的基础与最高标准。在外交领域，法语依然作为国际会议的官方语言而常盛不衰。
因为早在2个世纪以前，法语在优美措辞与精巧表达方面，就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路易十四的剧院至今仍是我们学习戏剧艺术的典范，在它面前，我们只能自叹天赋鲁钝、才学有限。在太阳王统治时期，法兰西学院（由黎塞留首创）开始在国际学术界占据首屈一指的地位，其它国家则纷纷效仿，以示崇敬之意。如果有足够的篇幅，我们还可以把这张单子无限制地开列下去。就连我们现代的菜单用的都是法语，这绝非偶然。高雅的法式烹调艺术是人类文明的最高表现形式之一，它最初的出现就是为满足这位伟大君主的口腹之娱。总之，路易十四执政的时代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极其绚丽豪华、温文高雅的时代，至今仍能教给我们许多东西。
很不幸的是，在这副辉煌灿烂的图景背后，还存在着令人沮丧的阴暗面。国际舞台上的大放异彩，往往意味着国内的悲惨与灾难。路易十四的法国也不例外。1643年，路易继承他的父亲为法国国王，后于1715年去世。这一简单的历史事实意味着，法国政府在长达72年的时间里由一人独揽大权，几乎跨越了整整两代人的时间。
我们必须充分理解“一人在上”这一概念。在历史上，有许多国家建立过被我们称为“开明专制统治”的高效独裁制度，而路易十四正这一特殊制度的首创者。他并不是那种仅仅扮演君主角色，而把国家事务当成愉快郊游的不负责任的统治者。事实上，开明时代的君主们严谨治国、工作勤奋，远甚于他们的任何臣民。他们日理万机，晚睡早起，在紧紧抓住允许他们任意行事的“神圣君权”的同时，也强烈感受到随之而来的“神圣的职责”。
当然，国王不可能事必亲躬，凭一己之力处理所有的问题。他必须组织一群助手和顾问来辅佐自己。比如一两个将军、三五个外交政策的专家、一小撮精打细算的财政顾问与经济学家。不过这些高级顾问只能向国王提出建议，而后按陛下的意旨行事。他们并无自己的独立意志。对广大老百姓来说，他们的神圣君主事实上就代表着整个国家与政府。祖国的荣耀变成了某个王朝的荣耀，这与我们美国的民主观念是正好对立的。法兰西事实上成为了由波旁王朝所治、为波旁王朝的所享、为波旁王朝所有的国家。
这种君主专制的带来的害处是显而易见的。国王就是一切，“朕即国家”，而国王之外的所有人则化为乌有。年高德劭的老派贵族逐渐退出了政治舞台，被迫放弃他们以前享有的外省管理权。如今，一个手上沾满墨水的皇室小官僚，端坐在远离巴黎的某幢政府建筑绿意盎然的窗后，执行着一百年前由各地封建主自行担负的职责。而那些被剥夺工作的封建主们则迁居巴黎，在路易十四高雅宜人的宫廷尽情娱乐身心、陶冶才艺，过着悠闲而无用的生活。不久之后，他们的庄园便患上了一种非常危险的经济病，即众所周知的“不在地主所有制”。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原来那个工作勤奋刻苦的封建主阶层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游荡在凡尔赛周围的风度翩翩但无所事事的有闲阶级。
当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定的时候，路易十四正好10岁。这一终结30年战争的条约，同时也终结了哈布斯堡王朝在欧洲大陆的统治地位。一个像路易这样才高志远的青年当然会利用这个机会，来使自己的王朝取代从前的哈布斯堡王朝，成为欧洲的新霸主。这是可以想见的。1660年，路易迎娶了西班牙国王的女儿，玛丽亚·泰里莎。当他半疯癫的岳父，也是哈布斯堡王室西班牙分支的菲利普四世一死，路易马上宣布西班牙属下的荷兰部分（今比利时）为其妻子的嫁妆之一，现归法国所有。这样的无理要求当然会给欧洲和平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为它威胁及到新教国家的安全。在荷兰七省联盟的外交部长扬·德维特的领导之下，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国家联盟，即荷兰、英国、瑞典的三国同盟于1664年宣告成立。不过它并未维持太长的时间。路易十四用金钱和许诺收买了英国的查理国王及瑞典议会，让他们袖手旁观。被盟友们出卖的荷兰只得独自面对危险命运。1672年，法国军队侵人这个低地国家，势不可挡地朝荷兰腹地挺进。于是，堤防再度开启，法兰西太阳王像以前的西班牙人一样，深陷在荷兰沼泽的淤泥中。1678年签定的尼姆威根和约不仅没解决什么问题，反而招致了另一场战争。
第二次侵略发生在1689至1697年间，最终以里斯维克和约宣告收场。但它并未给予路易十四梦寐以求的统治欧洲的地位。虽然路易的老对头扬·德维特不幸死于荷兰暴民之手，可他的继任者威廉三世（荷兰执政，后成为英国国王）继续挫败了路易十四成为欧洲之主的种种努力。
1701年，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族的最后一位国王查理二世一死，一场争夺西班牙王位的战争便如火如茶地展开了。1713年的乌得勒支和约仍未解决任何问题，但这场战争却使得路易十四濒临财政破产的边缘。在陆战中，法军虽取得了胜利，可英国与荷兰的海上联军使法国最终赢得整场战争的美梦化为泡影。另外，通过这次长期的较量，催生了一个新的国际政治的基本原则：即从今往后，不可能再由一个国家来单独统治整个欧洲及整个世界，任何时候都不可能。
这就是所谓的“权力均衡”原则。它并不是一条成文的法律，但在3个世纪里，像自然法则一样得到了各个国家的严格遵守。提出这一观念的人士认为，欧洲在其民族国家不断发展茁壮的阶段，只有当整个大陆的各种矛盾与利益冲突处于绝对平衡的状态，才能存续下去。绝不能允许某个单极的势力或单独的王朝主宰欧洲所有其他的国家。在30年战争期间，哈布斯堡王朝就成为了这一法则的牺牲品。不过，他们是不自觉的牺牲者。喧声震天的宗教论争掩盖了潜藏在冲突之下的真正含义，以至于人们并不能好好把握这场战争的实质。不过从那时开始，我们开始看到，对于经济利益的冷酷考虑与算计是如何在所有国际事务中占据压倒一切的重要地位的。我们开始发现一种新型政治家的诞生，这是些精明务实、手持计算尺和现金出纳机的政治家。扬·德维特是这个新型政治学校的首位成功的倡导者和教师。威廉三世则是它第一名优秀毕业生。而路易十四尽管拥有无比的名望和辉煌，却成为了第一个自觉的受害者。从那个时代开始，还有许多人重蹈他的覆辙。
第四十六章 俄国的兴起
一个关于神秘的莫斯科帝国在欧洲巨大的政治舞
台突然崛起的故事
斯拉夫人
你知道，哥伦布发现美洲是在1492年。同年的早些时候，一位名为舒纳普斯的提洛尔人攥着几张写满了对他本人的高度赞誉之辞的介绍函，为提洛尔地区大主教率领一支科学远征队，前往蛮荒的东方考察。他本想去到传说中神秘的莫斯科城，但未获成功。当他千辛万苦抵达人们依稀觉得是坐落在欧洲最东边的莫斯科帝国的边界时，他被毫不客气地拒之门外。外国人不许人内，这是当时这个神秘帝国的规矩。舒纳普斯只得掉头前往土耳其异教徒控制下的君士坦丁堡，走马观花地考察一番，以便回去后能给主教大人呈上一份至少有些内容的探险报告。
61年后，英国的理查德·钱塞勒船长试图找寻通往印度的东北航道，船被疾风刮进北海，阴差阳错地到了德维内河的人海口。他在霍尔莫戈里发现的村落，离1584年建立阿尔汉格尔城的地点只有几小时的路程。这一回，外国来访者们被邀请到了莫斯科，觐见了统治莫斯科维帝国的大公陛下。当钱塞勒重返英格兰的时候，随身带回了一纸俄罗斯与西方世界第一次签定的通商条约。很快，其它国家纷纷循迹而至，有关这片神奇土地的真相也开始为世人了解。从地理上说，俄国是一片辽阔无际的大平原。横贯其间的乌拉尔山脉低矮平缓，无祛构成对人侵者的防御屏障。流淌在这片平原上的大河宽阔而清浅，是游牧民族理想的放牧之地。
当罗马帝国经历着几度兴亡盛衰、云烟过眼之时，早就离开中亚故土的斯拉夫部落正在德涅斯特河与第聂伯河之间的森林与草场漫无目的的往来游荡，寻找水草丰美的放牧之所。希腊人偶尔遇见过这些斯拉夫人，公元三、四世纪的旅行者也曾提到过他们。要不然，他们的行踪也将和1800年的内华达印第安人一样，根本不为外界所知。
不幸的是，一条便利的商路纵贯了这个国家，扰乱了这群原始居民和平宁静的游牧生活。该商路是连接北欧与君士坦丁堡的主要道路。它沿波罗地海至涅瓦河口；穿过拉多加湖，顺沃尔霍夫河南下；之后横渡伊尔门湖，溯拉瓦特小河而上；再通过一段短暂的陆路行程至第聂伯河；最后沿第聂伯河直下黑海。
斯堪的纳维亚人最早发现这条路线。在公元9世纪的时候，他们开始在俄罗斯北部定居，就像其他北欧人为独立的法国和德国打下了最早根基一样。不过在公元862年，有北欧人三兄弟渡过波罗地海，在俄罗斯平原上建立了3个小国家。三人里面，一个叫鲁里克的活得最长。他吞并了两位兄弟的国土，在北欧人首次到达该地20年后，建立起第一个以基辅为首都的斯拉夫王国。
由于从基辅到黑海只需很短的路程，不久后，一个斯拉夫国家出现的消息便在君士坦丁堡流传开来。这意味着，热切饥渴的基督传教士们又有了一片传播耶稣福音的处女地。他们放手大干起来。拜占廷的僧侣纷纷沿第聂伯河溯流而上，很快深人了俄罗斯腹地。他们发现，这儿的人民居然还崇拜着一些居住在森林、河流及山洞里面的奇怪神祗。于是，僧侣们便给他们讲解耶稣的故事，劝他们皈依。这里确实是传教的好地方，因为罗马教会的人正忙于教化野蛮的条顿人信仰基督，无暇理会遥远的斯拉夫部落，无人竞争的拜占廷传教士们于是毫不费力地收编了他们。这样，俄罗斯人很自然地接受了拜占廷的信仰，接受了拜占廷的文字，并从拜占廷汲取了关于艺术和建筑的最初知识。由于拜占廷帝国（东罗马帝国的遗迹）已经变得非常东方化，失去了它原有的欧洲特点，俄罗斯受其影响，相应地带上了许多东方的痕迹。
蒙古入侵
从政治上讲，这些在辽阔的俄罗斯平原兴起的国家命运多舛，遭遇了许多困难和折磨。按北欧习俗，父亲留下的遗产总是由所有儿子平分。待父亲一死，一个建立时本来就面积不大的国家被分为七八份，而儿子们又循例将自己的财产分给下一代子孙。在此情形下，这些相互竞争的小国总是陷于彼此的争吵与内耗中。于是，混乱成了当时唯一的秩序。当火光映红东方的地平线，告诉人们一支亚洲蛮族入侵的消息时，局面已变得无可挽回。这些小国实力太弱，又过于分散，面对强大的敌人，根本无法组织起像样的防御或反攻。
正是在1224年，鞑靼人的第一次大规模入侵发生了。伟大的成吉思汗在征服中国、布拉哈、塔什干及土耳其斯坦后，终于首度率领蒙古骑兵造访了西方。斯拉夫军队在卡拉卡河附近被彻底击溃，俄国的命运握在了蒙古人的手中。不过正如其从天而降一样，他们突然间又消失了。13年后，也就是1237年，蒙古人重返俄罗斯。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他们征服了俄罗斯平原上的每一个角落，成为了这片土地的主宰。直到1380年，莫斯科大公德米特里·顿斯科夫在库利科夫平原击败蒙古骑兵，俄罗斯人才再度获得了独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