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公元13世纪期间，历经整整1000年的缺席之后，作为商人的中产阶级再度出现在历史的舞台。这个阶级势力的兴盛，如上一章所述，正好意味着封建城堡影响力的衰退。
到目前为止，统治王国的国王还仅仅把目光专注在贵族和主教们的需求之上，不过伴随着十字军东征而成长壮大的贸易与商业的世界现实，则迫使他承认中产阶级的强有力的存在，否则便要承受国库亏空之苦。其实，国王陛下（如果按照他们当初强忍的心愿行事的话）情愿向他们的猪和牛咨询财政问题，也不愿求教于城市的自由民。不过形势所迫， 他们也没有办法。他们吞下这粒苦药，因为它镀了亮闪闪的金子。不过，其间也是发生过斗争的。
英国《大宪章》
在英格兰，当狮心王查理不在任时（他去圣地抗击异教徒去了，不过他十字军旅程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奥地利的监狱里度过的），国家的管理权交到查理的兄弟约翰手里。约翰在带兵打仗的事情上不如查理，但在拙劣治理国家方面，两人倒大有一拼。刚担任摄政王不久，约翰便丧失了诺曼底和大部分的法国属地。这是约翰糟糕的政治生涯的开始。继而，他又竭力使自己卷人和教皇英诺森三世的争吵中。这位教皇是霍亨施陶芬家族著名的敌人，他像两百年前格利高里七世对付德意志国王亨利四世的样子，毫不留情地把约翰逐出教会。待到公元1213年，约翰不得不忍气吞声地表示忏悔，求得与教皇和解。其情形和亨利四世在1077年所做的如出一辙。
虽然屡战屡败，约翰却一点不惊慌，反倒继续滥用王权。最后，怨气冲天的大臣们再也忍不下去，只好将这位君主禁闭起来，迫使他允诺好好治理国家，并永远不再侵犯臣属们自古拥有的特权。这一事件发生于公元1215年，在靠近伦尼米德村的泰晤士河上一个小岛上。那份由约翰署名的文件被称为“大宪章”。它所包含的内容没什么新意，只是以简单明了的
话语重申了国王古老的职责，并一一例举了他的大臣理应享有的各项权利。它对占当时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权利（如果有的话）少有涉及，不过对新兴的商人阶级则允诺了某些保障。它是一份非常重要的宪章，因为它以前所未有的精确言辞，限定了国王享有的权力。不过总的说起来，宪章依旧是一份纯粹中世纪的文件。它并未涉及普通老百姓的利益，除非他们碰巧属于某位大臣的财产，必须保护他们免遭皇室暴政之害，如同男爵的森林和牛应严加看守，以防皇家林务官过分的热心。
不过几年之后，我们开始在陛下的议会上听到截然不同的论调。
“议会”的诞生
无论从天性还是性格倾向上来说，约翰都是一个糟糕的家伙。他刚
刚才庄严承诺要遵守大宪章，但话音未落，他又迅速破坏了其中的每一
项条款。不过幸运的是，约翰不久就去世了，由他的儿子亨利三世继位。在重重压力之下，亨利不得不重新承认大宪章。与此同时，他的查理舅舅，忠诚的十字军战士，已经耗费了国家大笔的金钱。亨利不得不想办法寻求一笔小小的借款，好偿还精明的犹太放债人的债务。可作为皇家顾问的大土地所有者和大主教们却无法为国王提供这笔迫在眉睫的金银。无奈之下，亨利只好下令，征召一些城市的代表来出席他的大议会例会。公元1265年，这些新兴阶级的代表做了自己的初次亮相。不过，他们只被允许作为财政专家出席会议，而不参与对国家事务的一般性讨论。他们的建议也仅限于如何增加税收方面。
不过，这些“平民”代表们逐渐地发挥了自己的影响力，有许多事情都征询他们的意见。最终，这个由贵族、主教和城市代表组成的会议发展成固定的国会，用法语说就是“ou l'on parlait”，意思是“人民说话的地方”，重大的国家事务决定之前都要在此讨论。
不过，这样一个拥有一定执行权的咨询会议并不像普遍认为的那样，是一项源自英国的发明。而这种由“国王和他的议会”共同治理国家的政治制度，也绝非不列颠群岛的专利，你在欧洲各国都能看到这样的情形。在一些国家，比如法国，中世纪后皇权的迅速滋长大大限制了“国会”的影响力，把它降为毫无用处的摆设。公元1302年，城市的代表已经被允许出席法国议会，可直到五个世纪之后，这个“国会”才强大到能够维护中产阶级，即所谓的“第三等级”的权利。随后，他们努力工作，拼命想把失去的时间弥补回来。经过法国大革命天翻地覆的动荡，终于彻底取消了国王、神职人员及贵族的特权，使普通人民的代表成为了这片土地的真正统治者。在西班牙，“cortes”（即国王的议会）早在公元12世纪的前半期就已经向平民开放。在德意志帝国，一些重要的城市成功取得了“帝国城市”的地位，帝国议会必须倾听其代表的意见。
当瑞典于1359年召开第一界全国议会时，民众的代表就已赫然列席。在丹麦，公元1314年复兴了古老的全国大会，虽然贵族阶层以牺牲国王和人民的利益，攫取了对国家事务的控制权，但城市的代表从未被完全剥夺权力。
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国家，有关代议制政府的故事更为有趣。比如冰岛，负责处理全岛事务的是由所有自由土地拥有者组成的大会。它从9世纪开始定期召开，并一直延续了1000年。
在瑞士，不同的自由市民努力捍卫他们的议会，防止邻近地区一些封建主的掠夺，并最终取得了成功。
最后，再来看看低地国家。在荷兰，早在13世纪，许多公国和州郡的议会便允许第三等级的代表出席。到公元16世纪，一些小省份联合起来反抗他们的国王，在“市民议会”的一次庄严会议上，正式废除了国王陛下，并将神职人员驱逐出议会，彻底打破了贵族权力。7个地区一起组成了新的尼德兰联合省共和国，自己享有完全的政府管理和行政权力。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城市议会的代表们自己统治国家，没有国王，没有主教， 也没有贵族。城市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善良的自由民成为了这片土地的主宰者。
第三十六章 中世纪的世界
中世纪的人们是如何看待发生在他们周围的事情
无知的野蛮人
日期是一种非常有用的发明。没有了日期，我们会感到无所适从，仿佛什么都决定不了。不过，我们还必须非常当心，因为日期往往会戏弄我们。它有一种使历史过分精确的天性，但历史并非简单地以年代和日期来划分的。我打个比方，当我谈到中世纪人们的思想和观点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在公元476年12月31日时，所有的欧洲人突然一起惊呼：‘啊，现在罗马帝国灭亡了，我们已经生活在中世纪。这是多么有趣的事情啊！”
你可以在查理曼大帝的法兰克宫廷发现这样的人物，他们在生活习性、言谈举止甚至对生活的看法上，完全像一个罗马人。另一方面，当你长大后，你会发现眼前世界的某些人从未超出穴居的阶段。所有时间、所有年代都是相互重叠的，一代人的思想紧接着另一代人的思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法做截然的区分。不过，要说到研究中世纪许多真正代表人物的思想，让你们了解当时的人们对于人生及生活中许多难题的普遍态度，这项工作还是有可能做到的。
首先，你必须牢记，中世纪的人们从未将自己视为生而自由的公民，可以随自己的心愿来去，并凭借自己的才能或精力或运气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正相反，他们统统把自己看作一个总体的一分子，这个体制里面有皇帝和农奴、教皇与异教徒、英雄与恶棍流氓、穷人和富人、乞丐和盗贼，这再正常不过了。他们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神圣的秩序，从不问问何以如此。在这方面，他们当然和现代人截然不同。现代人勇于质疑既成事实的问题，并且总是千方百计地改善自己的经济与政治条件。
对于生活在13世纪的男人和女人们来说，美妙幸福充满着金色光线的天堂，恐怖苦难燃烧着充满恶臭的地狱，它们绝非是一句骗人的空话或模糊难懂的神学言辞。它们是近在眉睫的事实。无论是中世纪的骑士，还是自由民，他们都把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来为来世生活做准备。我们现代人是在历经充分劳作与享乐的一生后，以古罗马人和古希腊人特有的平静安详，准备迎接一个充满尊严的死亡。待大限到来之际，我们一边回首自己60年的工作与努力，一边带着一切都会好转的心情悠然长眠。
可在中世纪，咧嘴微笑、骨骼格格作响的死神却是人们经常的伴侣。他用恐怖刺耳的琴声惊醒睡梦中的人们；他悄无声息地坐上温暖的餐桌；当人们带着女伴外出散步时，他躲在树林和灌木丛后面向他们发出心怀叵测的微笑。如果你小时候不是听安徒生和格林讲的美丽动人的童话，而是听可怕的令人毛发倒竖的鬼怪故事，你一样也会终其一生，活在对世界末日和最后审判的恐惧之中。这正是发生在中世纪儿童身上的现实情形。他们在一个充满妖魔鬼怪的世界里生活，天使总是昙花一现。有时，对未来的恐惧使他们的心灵充满谦卑和虔诚。可更多的时候，恐惧使他们变得残忍而感伤。他们会先把所攻占的城市中全部的妇女儿童杀掉，然后举着沾满无辜者鲜血的双手，虔诚地前往圣地，祈求仁慈宽厚的上帝赦免他们所有的罪行。是的，他们不仅祈祷，他们还流出痛心的泪水，向上帝承认自己就是最可恶的罪人。但是第二天，他们又会去屠杀整整一营的撒拉森敌人，心中不存一丝半点的怜悯。
当然，十字军是以战争为使命的骑士，他们遵循的是与普通人不尽相同的行为准则。可在这些方面，普通人与他们的主人并无二致。他同样像一匹生性敏感的野马，一个影子或一张纸片都能使他轻易受惊。他能够任劳任怨、忠心耿耿地为人驱使，可当他在狂热的幻想中看见鬼怪时，他会惊吓不已地跑开，做出可怕的事情来。
不过，在评判这些善良的人们时，最好先想一想他们生活的不利环境。他们其实是些没有知识的野蛮人，装出一副彬彬有礼的文雅样子。查理曼大帝和奥托皇帝虽然名义上被称为“罗马皇帝”，可他们和一位真正的罗马皇帝相比，比如奥古斯都或马塞斯·奥瑞留斯，根本不能相提并论。正如刚果皇帝旺巴·旺巴和受过高度教养的瑞典或丹麦统治者之间的天壤之别。他们是生活在罗马帝国辉煌古迹上的野蛮人，古老的文明已经被他们的父亲和祖父们摧毁，使他们没机会接受。他们目不识丁，对那些如今连12岁的小孩都耳熟能详的事实，他们却一无所知。他们不得不从一本书上寻求所有的知识。这本书就是《圣经》。而《圣经》中能够把人类历史向好的方向引导的部分，是《新约全书》中那些教导我们爱心、仁慈和宽恕的章节。这是中世纪的人们所不大读到的。至于作为天文学、动物学、植物学、几何学和其他所有学科的指南，《圣经》则是完全不可靠的。
亚里土多德的重现
在12世纪，又有一本书被列入了中世纪文库，那就是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编纂的实用知识大百科全书。为什么基督教会在谴责所有其他的希腊哲学家为异端邪说的同时，却愿意把这一崇高的荣誉授予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亚里土多德？个中的原因，我真的是想不明白。不过除《圣经》以外，亚里士多德被视为唯一值得信赖的导师，他的著作可以放心地交到真正基督徒的手中。
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传到欧洲，绕了一个很有趣的圈子。它们先是从希腊传到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当公元7世纪，穆斯林征服埃及时，它们被穆罕默德的信徒从希腊文译成了阿拉伯文。之后，它们随着穆斯林军队来到西班牙。在科尔多瓦的摩尔人的大学里，这位伟大的斯塔吉拉人（亚里士多德的家乡在马其顿的斯塔吉拉地区）的哲学思想得到了普遍的讲授。随后，阿拉伯文的亚里士多德著作，又被越过比利牛斯山前来接受自由教育的基督教学生译为拉丁文。最后，这一辗转漫游了很长路程的哲学名著译本终于在欧洲北部的许多学校露面，成为讲授的教材。其经过具体情形现在还不太清楚，但如此一来却更有趣味了！
手持《圣经》和亚里士多德的大百科全书，中世纪最杰出的人士开始着手解释天地间的万事万物，并分析它们之间的联系是如何体现上帝的伟大意志的。这些所谓的学者或导师，他们确实称得上思想敏锐、才智超群，可问题是，他们的知识完全来源于书本，而非哪怕一丁点实际的观察。如果他们想在课堂上作一番有关鲟鱼或毛虫的讲演，他们就先翻翻《新旧约全书》或者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然后自信满怀地告诉学生们这几本伟大著作对于鲟鱼或毛虫都讲了些什么。他们不会冲出书本，去最近的小河捉一条鲟鱼看看。他们也从不离开图书馆，散步到后院去抓几条毛虫，观察这种奇怪的生物在自己土生土长的巢穴里是如何生活的。即便是艾伯塔斯·玛格纳斯或托马斯·阿奎那这样的一流学者，他们也从不问问，巴勒斯坦的鲟鱼和马其顿的毛虫与生活在欧洲的鲟鱼和毛虫是否存在着习性上的差异？
有时很偶然的，一个特别好奇如罗杰·培根式的人物出现在学者们的讨论会上。他拿着古里古怪的放大镜，还有看起来相当滑稽的显微镜，并真的捉了几条鲟鱼和毛虫到讲台上。接着，他开始用自己的古怪玩意儿观察起那些令人反感的生物
来了，还邀请与会的学者们也凑近来看看。他手舞足蹈、唾沫横飞地向他们证明，眼前的鲟鱼和毛虫与《圣经》或亚里士多德谈到过的生物是有区别的。于是，尊贵的学者们纷纷大摇其头，心想培根这家伙走得太远了，多半是被什么东西迷了心窍。如果这时培根竟斗胆宣称，一小时实实在在的观察抵得上对亚里士多德的十年苦研，并且还说那位著名希腊人的著作好虽好，但还是别翻译的为妙，学者们就会真的害怕得不行。他们赶忙去找警察，告诉他们说，“这人对于国家安全可是个莫大的危险！他让我们学希腊文好阅读亚里士多德的原著。他干吗对我们的拉丁——阿拉伯译本心怀不满？我们这么多善良虔诚的信徒几百年来都读这个译本，他们不是一直很满意吗？还有，他竟然对鱼和昆虫的内脏非常着迷！他多半是个存心险恶的巫术师，妄图用他的巫术迷惑人们的头脑，把世界的秩序搞乱！”他们说得头头是道，有理有据，把负责捍卫和平秩序的警察也吓住了，赶紧颁布禁令：禁止培根在十年内再写一个字。可怜的培根大受打击，当他恢复研究后，便汲取了一个教训。他开始用一种古怪的密码写书，让自己同时代的人一个字也看不懂。当时，因为教会一直严防人们问出一些可能导致怀疑现存秩序或动摇信仰的问题，所以用这种密码的把戏非常流行。
不过，这种愚民的做法并非出于险恶用心。在那个时代的异端思想搜寻者心里，其实涌动着一种非常善良的感情。他们坚定不移地相信，现世生活不过是为我们在另一个世界的存在做准备。他们深信，了解过多的知识反而使人感到不安，让心灵充满危险的念头，让怀疑的火种在脑中慢慢滋长，结果必定走向毁灭。当一个中世纪的经院教师看到他的学生离开《圣经》和亚里士多德启示的正统思想，走人危险的迷途，想自己独立研究一些东西，他会感到异常不安，就像一位慈母看见年幼的孩子正在走近滚热的火炉。她知道，如果任由孩子触摸火炉，他一定会烫伤手指，因此她必须千方百计地把孩子拉回来，如果情况危急，她不惜使用强力。不过她是真心爱他的孩子，如果他愿意乖乖听话，服从她的命令，她会尽自己的一切力量来为他好。至于中世纪的灵魂捍卫者们，他们的作为和情感一如这位慈母。一方面，他们在与信仰有关的所有事务上要求严格，甚至达到了残酷的程度。另一方面，他们夜以继日地辛勤工作，为他们所看顾的羊群服务，并准备随时伸出援助之手。在当时的社会，成千上万的虔诚男女倾尽全力，努力改善世人的悲惨命运。他们对社会的影响也是随处可见的。
农奴和行会
农奴就是农奴，他的地位是永远无法改变的。不过，中世纪的善良上帝虽然让农奴一生作牛作马，他同时也赋予了这个卑微生命一个不朽的灵魂。他的权利必须受到保护，让他也能像一个善良的基督徒那样生活和死去。当他太老或是太瘦弱，无法再承担繁重的劳役之时，他为之工作的封建领主便负有照顾他的责任。因此，中世纪的农奴虽然生活单
调、沉闷、平庸，可他从来不用为明天担心。他知道自己是“安全的”——他不会突然之间失去工作，落得孤苦无依的境地。他的头顶上将永远有一片挡风避雨的屋顶（可能有点漏雨，是的，但毕竟是个屋顶），他将一直有东西糊口，至少不会死于饥饿。
放弃思想和自由
在中世纪社会的各个阶层当中，都普遍存在着这种“稳定”和“安全”之感。城市里，商人和工匠成立起行会，保证每一个成员都能有一份稳定的收人。行会不鼓励那些雄心勃勃，想凭着自己的才能超越同行的家伙。相反，它常常保护“得过且过”的“懒汉”。不过，行会也在整个劳动阶层里建立起一种普遍的满足感和安全感，而这种感觉在我们这个普遍竞争的时代早已不复存在。当某一个富人控制了能买到的全部谷物、肥皂或腌鲱鱼，迫使人们以他规定的价格在他那儿购买商品，我们现代人把这种行为称为“囤积居奇”。而中世纪的人们很熟悉这种行为的危险性，因此由政府出面限制批发和大宗贸易，并规定价格，强迫商人必须照规定价格出售商品。
中世纪不喜欢竟争。为什么要鼓励竞争呢？那只能使世界充斥着明争暗斗，还有一大群野心勃勃向上爬的投机家。既然末日审判的日子就快来临，到那时尘世的财富将变得毫无意义，坏骑士会被打到地狱的最深处接受烈火的惩罚，而善良的农奴终将进人金光灿灿的天堂。
那么，竞争有什么必要呢？
一句话，中世纪的人们被要求放弃部分思想与行动的自由，以便他们可以从身体和灵魂的贫困中享有更大的安全感。
除少数例外，大多数人都不反对这种安排。他们坚信，自己只不过是这个星球上的短暂过客——他们来到此地，无非是为另一个更幸福、更重要的来生做准备的。他们故意背过身去，不看遍布这个世界的痛苦、邪恶与不义，好不扰乱他们灵魂的平静。他们拉下百叶窗，遮挡住太阳的炫目的光线，好让自己能一心一意地阅读《启示录》中的章节。这些文字正在告诉他们，只有天堂之光才能照亮他们永恒的幸福。面对着大部分尘世的欢乐，他们闭上眼睛，不看、不想、不受诱惑，为的是能够享有就在不远处等待他们的来生的欢乐。他们视现世的生命为一种必须忍受的罪恶，把死亡作为辉煌时刻的开始而大加庆贺。
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从不为未来担心，他们努力生活与创造，试图就在今生今世、就在这个世界上建立起自己的天堂来。他们做得非常成功，把生命变成了一件极其愉快、极其享乐的事情。当然，享有这些快乐的是那些碰巧没有成为奴隶的自由人。及至中世纪，人们又摆到另一个极端。他们在高不可及的云端之外建立起自己的天堂，把眼前的世界变成了所有人的渊薮，无论你高贵也罢，卑贱也罢、富裕也罢，贫穷也罢、聪明能干也罢，愚蠢麻木也罢，皆不例外。现在，终于到了钟摆朝另一个方向摆动的时候了。具体情形我将在接下来的章节告诉你们。
第三十七章 中世纪的贸易
十字军东征是如何再度使地中海地区变成生意繁忙的贸易中心的？意
大利半岛的城市是如何成为欧亚、欧非贸易的集散地的？
威尼斯
在中世纪，意大利半岛的诸多城市率先兴盛起来，取得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其中有三个原因。首先，从久远的年代开始，意大利便是罗马帝国的中心地区，它有着比欧洲其它地方更多的公路、城镇和学校。
在野蛮人人侵欧洲的年代，他们同样在意大利肆意劫掠、纵火焚烧。不过罗马帝国建成的东西实在太多了，野蛮人竟然毁不过来，所以相对欧洲其它地区来说，意大利幸存下来的文明古迹就要多一些。其次，教皇陛下住在意大利。作为一个庞大政治机构的首脑，他拥有土地、农奴、城堡、森林、河流和监督法律实施的法庭，有着大量的金钱。与威尼斯、热那亚的船主和商人一样，向教皇的权威表达敬意，是必须用金银支付的。在给遥远的罗马城付账之前，欧洲北部和西部的奶牛、鸡蛋、马匹和其他农产品必须被换为实用的现金。这使得意大利成为欧洲相对拥有较多金银的国家。最后，在十字军东征期间，意大利城市成为了运载十字军战士去东方的海运中心，所赚取的利润之高，让人瞠目结舌。
当十字军在东方作战的时候，他们开始依赖东方的商品。及至东征落下帷幕，这些意大利城市就成为了东方商品的集散与转运中心。
在这些城市里面，最著名的当属水城威尼斯。威尼斯是一个建立在海滨沿岸上的城市共和国。在4世纪野蛮人人侵的时代，他们的祖先从半岛大陆逃到这里躲避战祸。由于该地四面环海，人们便开始从事食盐的生产。食盐在中世纪是相当紧缺的商品，价格一直昂贵。几百年来，威尼斯一直垄断着这种不可或缺的餐桌调味品（我说食盐必不可少是因为，人们如同羊一样，若是食物中的食盐含量不足，就会生病），利用这种垄断地位，威尼斯人大大增强了其城市的竞争力。有时，他们甚至敢于公然对抗教皇的权威。城市的财富越积越多，人们开始建造船只，用于与东方的贸易。当十字军运动开始后，这些船又被用于运载十字军战士去圣地。如果旅客无法以现金支付高额船费，他们便不得不帮助威尼斯人去攫取土地作为补偿。这样一来，威尼斯在爱琴海、小亚细亚、埃及不断扩张，控制了越来越多的殖民地。
到公元14纪末，威尼斯的人口增长到20万，成为中世纪欧洲最大的城市。不过，普通人民没有发言权，政府管理成了少数富有家族的私事。他们选出一个参议院和一位公爵，只是名义上的代表，城市真正的统治者是著名的10人委员会的成员。他们靠一个组织高度严密的私人密探和职业刺客体系来维持政权。所有的市民都受到秘密警察的严密监视，至于那些对肆意弄权、高压专横的公共安全委员会构成威胁的人们，则悄无声息地被清除掉。
佛罗伦萨和美第奇家族
而在佛罗伦萨，你可以发现另一种极端的政府体制，一种充满太多动荡与不安的民主政治。佛罗伦萨地处要津，控制着欧洲北部通往罗马的大道。它把由这种幸运位置赚来的金钱投资在商品制造业上。佛罗伦萨人试图以雅典人为榜样，无论贵族、教士、行会成员，统统热情洋溢地参加到城市事务的讨论之中。这导致了永无休止的骚乱。在佛罗伦萨，人们总是分属不同的政治流派，各个党派激烈相斗。一旦某党派在议会中取得胜利，他们便放逐自己的竞争对手，将其财产充公。经过几个世纪的有组织的暴民统治之后，不可避兔的情形发生了。一个权倾一时的家族成为了佛罗伦萨的主宰者，并按古代雅典的“专制暴君”方式，治理着这座城市及附近的乡村地区。这个家族被称为美弟奇家族，其祖辈最初是外科医生（在拉丁语中，“美弟奇”就是医生的意思，这个家族也以此得名），后来成为了银行家。他们的银行和当铺遍布所有重要的商贸中心城市。直至今天，你还能在美国当铺的招牌上看到三个金球，它就是势力强大的美弟奇家族族徽上的图案。这个家族不仅是佛罗伦萨的统治者，而且还和王室联姻，将女儿嫁给法国国王。他们死后所住的陵墓，其奢华气派足以配得上恺撒大帝。
热那亚
另外，还有威尼斯的老对手热那亚。那里的商人专做与非洲突尼斯及黑海沿岸几个谷仓的贸易。除这几个著名城市，意大利半岛上还散布着200多个大大小小的城市，每一个都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商业机构。它们彼此相争，怀着无休止的仇恨打击对手，因为对手的强大就意味着自己商业利润的减少。
当东方与非洲的货物运达这些意大利集散中心后，它们还必须被转运到欧洲西部和北部去。
热那亚通过海路将货物运抵法国马赛，在此重新装船，运往罗纳河沿岸城市。相应地，这些城市又成为了法国北部和西部地区的零售市场。
威尼斯则通过陆路将商品运往北欧。这条古老的大道经过阿尔卑斯山的布伦纳山口，当年这里也是野蛮人人侵意大利的门户。经因斯布鲁克，威尼斯货物被运抵巴塞尔，再顺莱茵河而下，到达北海地区与英格兰。或者是将货物运到由富格尔家族控制的奥格斯堡（该家族既是银行家，又涉足制造业，通过苛扣工人的工资而发了大财），在他们的照管下，将货物分送到纽伦堡、莱比锡、波罗地海沿岸城市及哥特兰岛上的威斯比。而威斯比又进一步满足波罗地海北部地区的需要，并直接与俄罗斯古老的商业中心诺夫哥罗德城市共和国进行交易。该共和国于16世纪中叶毁于伊凡雷帝之手。
国际贸易体系
欧洲西北沿海的小城市也有着自己的有趣故事。在中世纪，鱼的消费量是相当庞大的。由于存在大量的宗教斋戒日，每逢斋戒不得吃肉，人们只好以鱼代替。而对那些住得远离海岸和河流的人们来说，他们只好吃鸡蛋，要么就什么也没的吃。不过在13世纪初期，一位荷兰渔民发明了一种加工鲱鱼的办法，使得鲱鱼能够被运送到遥远地区，供应当地斋戒日的需要。从此，北海地区的鲱鱼捕捞业兴盛起来，取得重要的商业地位。可好景不长，在13世纪的某个时候，这种大有价值的小鱼（出于它们自己的原因）突然从北海迁居到波罗地海，一下子使得这个内海周边的地区大发其财。每逢鲱鱼的捕获期，全欧洲的捕鱼船云集波罗地海捕捞鲱鱼。由于这种鱼每年只有几个月的捕获期（其余时间它们都呆在深海，繁殖大群的小鲱鱼后代），捕捞船如果不想在非捕捞季无所事事，就必须另外找工作。这样，它们便被用作把俄罗斯中部和北部的出产的小麦运到西欧及南欧。回程中，再把威尼斯、热那亚的香料、丝绸、地毯和东方挂毯运到布鲁日、汉堡和不来梅。
从这样简单的商品转运开始，欧洲建立起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贸易体系，它从布鲁日、根特这样的制造业城市（在这里，强大的行会与法国国王、英格兰君主发生了激烈斗争，最终建立起一个使雇主和工人都归于破产的劳工专制），一直延伸到俄罗斯北部的诺夫哥罗德共和国。这座城市本来势力强大、生意兴隆，可憎恶商人的伊凡沙皇最终攻占了它，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杀死6万居民，并把幸存者全部沦为乞丐。
为免遭海盗、苛捐杂税及各种法律的滋扰，北方城市的
商人们成立了一个保护性联盟，世称“汉萨同盟”。它由100多个城市自愿组成，总部设在吕贝克。汉萨同盟不仅拥
有自己的海军，随时在海上巡逻，防备海盗，而且在英格兰和丹麦国王胆敢干涉强大的汉萨同盟商人们的权利时，与之开战，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我真希望能多有一些时间和篇幅，好好给你们讲述有关这个奇特贸易旅程中的许多美妙故事。这种旅行要跨越山高路险的群山，穿过波涛汹涌的深海，随时处在重重危险的包围之中。因此每一次行程，都无异于一次辉煌的冒险。不过要讲好这些故事，必须写上好几卷书才能完成。另外，我希望我已经讲给你们足够多的有关中世纪的事情，能引起你们的好奇心去找另一些极其出色的著作来深人研读。
正如我一再试图想你们指明的，中世纪是一个进步异常缓慢的时代。身居高位的当权者们相信，“进步”是一个用心险恶的无知的发明，当然不应该受鼓励。并且，由于他们正好占据掌权的位置，他们很容易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顺从的农奴和目不识丁的骑士身上。不时的，各个地方都有一些勇敢者站出来，冒险闯进科学的禁区。不过他们的命运往往很悲惨，能够保住性命或者免去20年的牢狱之灾，便是相当幸运的了。
在12和13世纪，国际贸易的滔滔洪水席卷了整个西欧大地，就像4000年前的尼罗河水激荡着冲过古埃及的山谷。它留下肥沃的土壤，滋生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和财富。繁荣意味着劳碌后的闲暇，而闲暇使得男人与女人们有机会购买手稿、阅读书籍，培养对文学、艺术、音乐的情趣。
随后，世界再度充满了那神圣的好奇心。几万年前，就是这种好奇心使人类突飞猛进地超越了自己的同类远亲，在它们依然过着沉重麻木的动物生活时，人类却创造出文明。此外，再度兴盛的城市（我在前一章里给你们详细描绘过它们的成长和发展），还为那些敢于脱离现存秩序的狭窄领域、进人开阔天地的勇敢者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避风港。
他们动手工作了。他们不再满足于隐居书房、埋首苦读的生活，他们打开书房的窗户，让阳光洪水般涌进落满灰尘的陋室，彻底照亮历经漫长的黑暗年代所集结的蛛网。
于是，他们开始清扫房间，然后再修整花园。
他们走出室外，越过欲坍塌的城墙，来到天高云阔的田野。清新湿润的空气环绕着他们，世界显得如此生动而美好。他们忍不住高声喊道，“这是一个美妙的世界。我很高兴自己活着，活在世界之中。”
在这个时刻，中世纪走到尽头，一个全新的世界开始了。
第三十八章 文艺复兴
人们再一次敢于为他们活着而欢欣鼓舞。他们试图挽救
虽古老却欢快宜人的古希腊、古罗马和古埃及的文明遗迹。
他们对自己取得的成就感到如此自豪，因此称之为文艺复兴，
或文明的再生。
历史日期的危险性
文艺复兴并不是一次政治或宗教的运动。归根结底，它是一种心灵的状态。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依然是教会母亲顺服的儿子。他们仍旧是国王、皇帝、公爵统治下的顺民，并不出言抱怨。
不过，他们看待生活的态度彻底转变了。他们开始穿五颜六色的服装，讲丰富多彩的话语，在装饰一新的屋子里过着与过去全然不同的生活。
他们不再一心一意地盼望天国，把所有的思想与精力都集中在等待他们的永生之上。他们开始尝试，就在这个世界上建立起自己的天堂。说实话，他们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的确成就非凡。
我经常告诫你们，要警惕历史日期的危险性。人们总是从表面上看待历史日期。他们认为中世纪是一个黑暗和无知的时代。随着时钟“咔哒”一声，文艺复兴就此开始了。于是，城市和宫殿一瞬间被渴望知识的灿烂之光照得透明透亮。
事实上，很难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之间，划出这样一条截然的界限。13世纪当然是属于中世纪的，所有历史学家都同意这一点。但我想问问，13世纪是否仅仅就是一个充斥着黑暗与停滞的时代呢？显然不是！人民活跃异常，大的国家在建立，大的商业中心在蓬勃发展。在城堡塔楼和市政厅的屋顶之旁，新建的哥特式大教堂的纤细塔尖高高矗立，炫耀着前所未有的辉煌。世界各地都生机勃勃。市政厅里满是高傲显赫的绅士们，他们刚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来自他们新获得的财富），正为争夺更多的权力与他们的封建领主斗得不可开交。而行会成员们也仿佛突然醒悟到“多数有利”这一重要原则，正在以市政厅为角斗场，与高傲显赫的绅士们决一高下。国王和他的顾问们趁机混水摸鱼，竟捉住了不少滑溜溜、金闪闪的鲈鱼，还当着那些又吃惊、又失望的市议员和行会弟兄的面，架锅生火、加料烹调，大吃大嚼起来。
当长夜降临，灯光昏暗的街道让辩论了一整天政治与经济问题的雄辩家意兴阑珊。为活跃气氛、点染市景，轮到普罗旺斯的抒情歌手和德国的游吟诗人登场了。他们用磁性的声音诉说着他们的故事，用美妙的歌谣唱颂浪漫举止、冒险生涯、英雄主义以及对全天下美女的忠心。与此同时，青年人再也忍受不了蜗牛似的进步，成群涌入大学，由此引出另一番佳话。
“国际精神”
我想说，中世纪是富有“国际精神”的。这听上去可能有点费解，待我慢慢道来。我们现代人大多是讲“民族精神”的，这不难理解。我们分别是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或意大利人，我们各自说着英语、法语、或意大利语；我们上着英国的、法国的或意大利的大学，除非我们一心想要研读外国才有某项专门学科，我们才会学习另一种语言，去慕尼黑或马德里或莫斯科上学。可在13和14世纪，人们很少宣称自己是英国人或法国人或意大利人。他们会说，“我是谢菲尔德公民，我是波尔多公民，我是热那亚公民。”因为他们全都属于同一个教会，这使得他们彼此之间有一种兄弟情谊。并且，由于当时教养良好的人士都会说拉丁语，他们便掌握着一门国际性语言，避免了愚蠢的语言障碍带来的麻烦。在现代欧洲，随着民族国家的发展，这种语言障碍无处不在，使得弱小国家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
我举一个例子，让我们来看看埃拉斯穆斯。他是一位宣扬宽容和欢笑的伟大导师，其全部作品都写于16世纪。他生在荷兰的一个小村庄，可他用拉丁语写作，全欧洲都是他的读者。如果他活在今日，他大概只能用荷兰语写书。这样一来，能直接看其他语言的便只有500万到600万人。要想让其余欧洲人和美国人分享他的思想，他的出版商就不得不将其著作译成20多种不同的语言。这可要花上一大笔钱。更可能的情形是，出版商怕麻烦或冒投资风险，压根儿就不翻译他的书。
而600年前，这种情形根本不会发生。当时，欧洲人口中的大多数依然非常无知，不会读书识字。但对于那些有幸掌握了鹅毛笔这一高超技艺的人们来说，他们全都归属于一个国际文坛。它跨越整个欧洲大陆，不存在国界，也没有语言或国籍的限制。而大学正是这个国际文坛的坚强后盾。不像现代的堡垒或要塞，当时的大学是不存在围墙的。只要哪里有一位教师和一帮学生碰巧凑在一块儿，哪里就是大学的所在地。这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与我们现代又一个大不相同的地方。如今，要建立一所新大学，其遵循的程序几乎无一例外是这样的：某个富人想为他居住的社区做点善事，或者某个特定的宗教社团出于
将它的孩子们置于正当可靠的监督下的考虑，或者国家需要医生、律师、教师一类的专业人才，决定建一所大学。于是，银行户头里先有了一大笔办校资金，它是大学的最初形态。接着，这笔钱被用来大兴土木，修建校舍、实验室和学生宿舍。最后，招聘职业教师，举行入学考试，学生进校，这所大学便走上轨道了。
大学的兴起
不过在中世纪，情形却与现代截然两样。一位聪明人对自己说，“看啊，我已经发现了一个伟大的真理。我必须把自己的知识告诉别人！”这样一当他能在哪里聚集起几个听众，他便开始不辞劳苦、不吝口舌地传布他的思想，活像一个站在肥皂箱上摇唇鼓舌的现代街头演说家。如果他才思敏捷、言语生动，是一位出色的宣传家，人们就围拢来，听他到底讲了些什么。如果他的演说沉闷乏味，人们也仅仅是耸耸肩膀，继续赶路。渐渐地，有一帮青年人开始固定来听这位伟大导师的智慧言辞。他们随身还带了笔记本、一小瓶墨水儿和一支鹅毛笔。一听到仿佛很重要、很睿智的话语，他们便忙不迭地记录下来。某日，天公不作美，老师正讲在兴头上，突然下起雨来。于是，意犹未尽的老师和他的青年学生们一起转移到某个空地下室或者干脆就是“教授”的家，继续讲演。这位学者坐在椅子上，学生们席地围坐。这就是大学的开始。
在中世纪，“Unibersetas（大学）”一词，原意就是一个由老师和学生组成的联合体。“教师”意味着一切，至于他在什么地方、在怎样的房子里执教则无关紧要。
作为例子，我要告诉你们发生在9世纪的一件事情。当时，在那不勒斯的萨莱诺小城，有许多医术非常高明的医生。他们吸引了许多有志从医的人们前来求教。于是就产生了延续将近1000年的萨莱诺大学（直到1817年才关闭）。它主要教授希波克拉底传下来的医学智慧。这位伟大的希腊医生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曾在希腊半岛广施医术，造福于当地人民。
还有阿贝拉德，一位来自布列塔尼的年轻神父。12世纪初期，他开始在巴黎讲授神学和逻辑学。数千名热切的青年蜂拥到巴黎这座伟大的法国城市，聆听他渊博的学问。有一些不同意阿贝拉德观点的神父也站出来阐述他们的理论。不久之后，巴黎便挤满了一大群吵吵嚷嚷的英国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甚至有的学生自遥远的瑞典和匈牙利赶来。这样，在一个塞纳河小岛的老教堂附近，诞生了著名的巴黎大学。
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城，一名叫格雷西恩的僧侣为那些想了解教会法律的人编纂了一本教科书。于是，许多年轻教士和俗家人纷纷自欧洲各地前来，听格雷西恩阐释他的思想。为保护自己不受该城的地主、小旅店老板和房东老大娘的欺负，这些人组织了一个联合会（即大学），这就是博洛尼亚大学的开始。
后来，巴黎大学的内部发生了争吵，原因我们不太清楚。一群对当局不满的教师带着他们的学
生，一起渡过英吉利海峡。最后，他们在泰晤士河畔一个名为牛津的热情好客的小镇，找到了新家。这样，著名的牛津大学成立了。同样的，在 1222年，博洛尼亚大学发生了分裂。心怀不满的部分教师（同样带着他们的学生）迁移到帕多瓦另起炉灶。从此，这座意大利小城也能拥有一所自己的大学了。就这样，一所所大学在欧洲各地崛起。从西班牙的巴利亚多里德到地处遥远的波兰克拉科夫，从法国的普瓦捷到德国的罗斯托克，到处都能看到它们活跃的身影。
的确，对于我们的时代里那些惯于聆听数学和几何原理的人们来说，这些早期教授们所讲的东西未免有点荒谬可笑。不过，我在这里想强调指出的一点是，中世纪，特别是13世纪，并非一个完全停滞不前的时代。在年轻一代里面，蓬勃的生机和焕发的热情四处洋溢。即便仍有些地方出了问题，可他们内心是躁动的，急于求知的。正是在这片不安和躁动中，文艺复兴诞生了。
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
不过，就在中世纪世界的舞台最后落下帷幕前，还有一个孤独凄凉的身影从台上走过。对于这个人，你需要了解比他的名字更多的东西。他就是但丁，父亲是一位佛罗伦萨律师，属于小有名气的阿里基尔家族的一员。但丁生于1265年，在祖辈们生活的佛罗伦萨长大。在他成长的年代，乔托正致力将阿西西的基督教圣人圣方济各的生平事迹，画到圣十字教堂的四壁上。不过在少年但丁上学的路上，他经常会惊骇地看到一滩滩血迹。当时的佛罗伦萨分为两派，教皇的追随者奎尔夫派和支持皇帝的吉伯林派彼此刀戈相向，流血与杀戮延免不休。这些血迹就是恐怖的见证，它们给少年但丁留下了梦魇般的记忆。
当但丁长大以后，他参加了奎尔夫派。原因很简单，他的父亲是奎尔夫派成员。这就像一个美国孩子最后成了民主党或共和党人，仅仅因为他的父亲碰巧是民主党或共和党人。不过数年之后，但丁看到，若再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者，意大利将因成千个小城市出于妒意而相互倾轧，最终走向毁灭。于是，他改投了支持皇帝的吉伯林派。
他的目光越过阿尔卑斯山，寻求北方的支持。他希望能有一位强大的皇帝前来整顿意大利混乱的政局，重建统一和秩序。可惜，他的等待成空，梦想化为徒劳。1302年，吉伯林派在佛罗伦萨的权力斗争中败北，其追随者纷纷被流放。从那时开始，直到1321在拉维纳城的古代废墟中孤独死去为止，但丁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靠着许多富有的保护人餐桌上的面包果腹。这些人本来将为后人彻底遗忘，仅仅因为他们对一位落魄中的伟大诗人的善心，他们的名字流传了下来。
在长年的流亡生涯中，但丁越来越迫切地感觉到一种需要，他必须为当年自己作为一位政治领袖的种种行为辩护。那时，吉伯林人的灾难还未发生，他还能经常漫步在阿尔诺河的河堤上，怀念着初恋情人贝阿特里斯。虽然她早已嫁为人妻并不幸死去，可但丁仍希望能偶尔抬起头来，在恍惚的空气中，瞥见她美丽可爱的幻影。
但丁的政治雄心彻底以失败告终。虽然他曾满怀赤诚地为生养他的佛罗伦萨效力，可在一个腐败的法庭上，他被无端指控为盗取公共财富，处以终身流放的刑罚。如果他胆敢擅回佛罗伦萨，就将被活活烧死。为了对着自己的良心、对着同时代的人们洗清冤屈，作为诗人的但丁创造出一个幻想的世界，详细叙述了导致他事业失败的种种因素，并描绘了
无可救药的贪婪、私欲和仇恨，是如何把自己全心热爱的美丽祖国变成了一个任邪恶自私的暴君们相互争权夺利的战场的。
他向我们叙述了在 1300年复活节前的那个星期四，他在一片浓密黝黑的森林里迷失方向，而前路又被一只豹子、一只狮子、一只狼阻挡住了。正当他四顾仿惶进退不得的绝望时刻，一个身披白衣的人物从树丛中浮现。他就是古罗马诗人与哲学家维吉尔。圣母玛利亚和初恋情人贝阿特里斯在天上看到了但丁的危险处境，特意派维吉尔来将他引出迷途。随后，维吉尔领着但丁踏上了穿越炼狱和地狱的旅程。曲折的道路将他们引向越来越深的地心，最后到达地狱的最深处，魔鬼撒旦在这里被冻成永恒的冰柱。围绕着撒旦的，是那些最可怕最可恨的罪人、叛徒、说谎者，以及那些用谎言和行骗来欺世盗名的不赦之徒。不过在这两位地狱漫游者到达这个最恐怖之地前，但丁还遇见了许多在佛罗伦萨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皇帝们和教皇们，勇猛的骑士和满腹牢骚的高利贷者，他们全都在这里，或者被注定永远受罚（罪孽深重之徒），或者等待离开炼狱前往天堂的赦免之日（罪孽较轻微的）。
但丁讲述的是一个奇特而神秘的故事。它是一本手册，满满地书写着13世纪的人们所做、所感觉、所害怕、所祈求的一切。而贯穿这一切的，是那个佛罗伦萨的孤独流放者，身后永远拖着他绝望的影子。
新时代的热情者
是啊！当死亡之门即将在这位忧郁的中世纪诗人身后重重关闭之时，生命的大门才刚刚向一位日后将成为文艺复兴先驱者的婴孩敞开。他就是著名热情诗人弗朗西斯科·彼特拉克，意大利阿雷住小镇的一位公证员的儿子。
彼特拉克的父亲与但丁同属一个政治党派。他同样在吉伯林政变失败后被流放，因此彼特拉克出生在佛罗伦萨之外的地方。在15岁的时候，彼特拉克被送到法国的蒙彼利埃学习法律，以便日后像他父亲一样当一名律师。不过这个大男孩儿一点儿不想当律师，他厌恶法律。他真正想作的是一位学者和诗人。正因为他对成为学者和诗人的梦想超过了世界上其他的一切，像所有意志坚强的人们一样，他最终做到了。他开始长途漫游，在弗兰德斯、在莱茵河沿岸的修道院、在巴黎、在列日、最后在罗马，到处抄写古代手稿。随后，他来到沃克鲁兹山区的一个寂静山谷里居住下来，勤奋地从事研究与写作。很快，他的诗歌和学术成果使他声名鹊起，巴黎大学和那不勒斯国王都向他发出邀请，让他去为学生和市民们讲学。在奔赴新工作的中途，他必须路过罗马。作为专门发掘被遗忘的古代罗马作家的编辑者，彼特拉克在罗马城早已家喻户晓。市民们决定授予他至高的荣誉。那一天，在帝国城市的古代广场上，彼特拉克被加冕了诗人的桂冠。
从那时开始，彼特拉克的一生充满着无穷的赞誉和掌声。他描绘人们最乐意听到的事物。人们已厌倦了枯燥乏味的神学辩论，渴望丰富多采的生活。可怜的但丁情愿不厌其烦的穿行于地狱，就让他去好了。但彼特拉克却歌颂爱、歌颂自然、歌颂永远新生的太阳。他绝口不提那些阴郁的事物，它们不过是上一代人的陈词滥调。每当他莅临某座城市，全城的男女老少都蜂拥去迎接他，就像欢迎一位征服世界归来的英雄。如果他碰巧和自己的朋友、讲故事的高手薄伽丘一道，欢迎的场面会更加热烈。两人都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充满好奇心，愿意接受任何新鲜的东西，并常常一头扎进几乎为人遗忘的图书馆仔细搜寻，看看是否有运气发掘出维吉尔、奥维德、卢克修斯或者其他古代拉丁诗人散佚的手稿。两人都是本分善良的基督徒，谁不是呢？所有人都是好基督徒！但没必要仅仅因为某一天你注定死去，就成天拉长着阴沉的脸，穿着灰暗的破衣烂衫示人。生命是美好的，生活是快乐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应该追求幸福。你想看到证据吗？好的。拿一把铲子，往地里掘几尺看看！你发现什么了？美丽的古代雕塑，优雅的古代花瓶，还有古代建筑的美妙遗迹。所有这些美好的东西全是这个星球上曾存在过的最伟大帝国留给后人的。他们统治全世界整整一千年。他们强壮、富有、英俊（只要看看奥古斯都大帝的半身像就会知道）。当然，他们不是基督徒，永远进不了天堂。最多，他们能在惩罚较轻的炼狱度日，但丁不久前才在那里拜访过他们。
可谁在乎呢？能够在古罗马那样的世界快活一遭，对任何凡人来说已经胜似天堂了。而且不管怎么说，我们在此世的生命只有一次，仅仅因生存的单纯乐趣，我们也应该幸福一点，快活一点。
简而言之，这就是刚刚开始在许多意大利小城洋溢开来的时代精神，遍布在它们狭窄昏暗、弯弯曲曲的大街小巷。
你知道什么是“自行车狂”或者“汽车狂”吗？有人发明了一辆自行车，于是几十万年以来一直凭借缓慢而劳神费力的步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人们，高兴得快发疯了。现在他们能借助自行车轮之力，轻快迅速地翻山越岭，享受速度的乐趣。后来，一个聪明绝顶的工程师又造出了第一辆汽车。人们再不用脚踩着踏板，蹬呀蹬呀蹬个没完。你只需舒舒服服地坐着，让马达和汽油为你出力。所以，人人都想拥有一辆汽车。每个人开口必口都是罗尔·罗伊斯、廉价福特、化油器、里程表和汽油。探险家们不辞辛苦地深人未知国土的心脏地带，为的是发现新的石油资源。苏门答腊和刚果的热带雨林可以为我们供应橡胶。石油与橡胶一夜之间变成如此宝贵的资源，以至人们为争夺它们不惜刀兵相见。全世界都为汽车而晕头转向，小孩子在学会叫“爸爸”、“妈妈”之前，先学会了说“汽车”。
在14世纪，面对重新发现的古罗马世界湮灭已久的美，整个意大利都为之疯狂了，其情其景正如同我们现代人对汽车的狂热。很快，他们对古罗马的热情又感染了整个欧洲。于是，发现一部未知的古代手稿，可以成为人们举行狂欢节的理由。一个写了一本语法书的人，广受欢迎的程度，不亚于现代造出一种新火花塞的工业发明家。人文主义者，即那些致力于研究“人类”与“人性”，而非把时间精力浪费在毫无意义的神学探索上的学者，他们受到的赞誉和崇敬远远高于刚刚征服食人岛凯旋而归的探险英雄们。
在这个文化复兴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大大有利于研究古代哲学家和作家的事情。土耳其人再度发动了对欧洲的进攻。古罗马帝国最后遗迹的首都，君士坦丁堡被重重围困。1393年，东罗马皇帝曼纽尔 帕莱奥洛古斯派遣特使伊曼纽尔 克里索罗拉斯前往西欧，向西欧人解释拜占廷帝国发发可危的处境，并请求他们的支援。可援军永远不会到来。
罗马天主教世界一点不喜欢这些希腊的天主教徒，倒情愿看他们受到邪恶异教徒的惩罚。不过，不管西欧人对拜占廷帝国及其属民的命运有多么漠不关心，但他们对古希腊人却深感兴趣。要知道，连拜占廷这座城市也是古代希腊殖民者于特洛伊战争发生5个世纪后，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边建立的。他们很愿意学习希腊语，以便直接研读亚里士多德、荷马及柏拉图的原著。他们学习的愿望极为迫切，可他们没有希腊书籍，没有语法教材，没有教师，根本不知从何着手。这下好，佛罗伦萨的官员们得知了克里索罗拉斯来访的消息，马上向他发出邀请。城市的居民们“想学希腊语都快想疯了”，阁下是否愿意来教教他们呢？克里索罗拉斯愿意来，真是太好了。于是，欧洲的第一位希腊语教授开始领着几百个求知若渴的热血青年学习希腊字母，阿尔法、贝塔、伽马。这些年轻人都是千辛万苦，甚至沿途乞讨赶到小城阿尔诺的，住着肮脏的马厩或狭窄的阁楼，为的只是学会希腊语，以便进人到索福克勒斯和荷马的伟大世界中去。
最后的狂热
同时，在大学里面，老派的经院教师还在孜孜不倦地教着他们的古老神学和过时的逻辑学，一边阐释《旧约》中隐含的神秘意义，一边讨论希腊——阿拉伯——西班牙——拉丁文本中亚里士多德著作里希奇古怪的科学。他们先是惊慌恐惧地旁观事态的发展，继而便勃然大怒。这些人简直走得太远了，真是离谱！年轻人竟然一个个都离开正统大学的演讲厅，跑去听某个狂热的“人文主义分子”宣扬他“文明再生”的新理论。
他们跑去找当局告状。他们怨声载道。可是，你能强迫一匹脾气暴烈的野马喝水，你却不能强迫人们对不感兴趣的说辞竖起耳朵。这些老派教师的阵地连连失守，人们都快不理睬他们了。不时地，他们也能赢得几场小胜利。他们和那些从不求得幸福也憎恶别人享受幸福的宗教狂热分子联合作战。
在文艺复兴的中心佛罗伦萨，旧秩序与新生活之间发生了一场可怕的战斗。一个面色阴郁、对美怀有极端憎恨的西班牙多明我派僧侣是中世纪阵营的领导者。他发动了一场堪称英勇的战役。每天，他雷霆般的怒吼回响在玛利亚德费罗大厅宽敞的四壁间，警告着上帝的神圣愤怒。“忏悔吧！”他高喊道，“忏悔你们忘记了上帝！忏悔你们对万事万物感到的欢乐！它们是不圣洁的，衰落的！”他耳里开始听到各种声音，眼中看见燃烧的利剑纷纷划过天际。他向孩子们布道，循循善诱这些尚未被玷污的灵魂，以免他们重蹈他们的父辈走向毁灭的歧途。他组织了一个童子军，全心全意地侍奉伟大的上帝，并自诩为他的先知。在一阵突然的狂热发昏之中，心怀恐惧的佛罗伦萨市民答应改过，忏侮他们对美与欢乐的热爱。他们把自己拥有的书籍、雕塑和油画交出来，运到市场上放成一堆，以狂野的方式举行了一个“虚荣的狂欢节”。人们一边唱着圣歌，一边跳着最不圣洁的舞蹈。与此同时，那位多明我会僧侣萨佛纳洛拉则将火把投向堆放的艺术品，将这些珍贵的物品付之一炬。
不过当灰烬冷却，发昏的头脑也清醒下来时，人们开始意识到自已失去了什么。这个可怕的宗教狂热分子竟使得他们亲手摧毁了自己刚开始学会去爱的事物。他们转而反对萨佛纳洛拉，将他关进监狱。萨佛纳洛拉受到严刑折磨，可他拒绝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忏悔。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一直尽心尽力地过圣洁的生活。他很乐意毁灭那些蓄意与其信仰相违的人。无论他在哪里发现罪恶，消灭这些罪恶便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这位教会的忠诚儿子眼里，热爱异教的书籍与异教的美本来就是一种罪恶。不过，萨佛纳洛拉完全孤立无援。他是在为一个已经寿终正寝的时代打一场无望的战争。罗马的教皇甚至从未动一根指头来搭救他。相反，当他“忠实的佛罗伦萨子民”把萨佛纳洛拉拖上绞刑架绞死，并在群众的吼叫欢呼声中焚烧其尸体时，教皇毫无表示地默许了。
这是一个悲惨的结局，但无可避免。如果生在11世纪，萨佛纳洛拉将肯定成为一名伟人。可他生在15世纪，所以他不幸担当了一项注定失败的事业的领导者。不管好也罢坏也罢，当教皇也成为人文主义者，当梵蒂冈变成了收藏希腊和罗马古代艺术品的重要博物馆，中世纪确实就结束了。
第三十九章 表现的时代
人们开始感到一种将他们新发现的生活乐趣表达出来的内心
需要。于是，他们通过诗歌、雕塑、建筑、油画及出版的书
籍，表现他们的幸福。
公元1471年，一位虔诚的老人死去了。在他91年的漫长生命中，有72年是在圣阿格尼斯山修道院隐蔽的高墙后度过的。这座修道院坐落在古老的荷兰汉撒市兹勒沃小镇附近，靠近风光秀美的伊色尔河，是一个非常适台隐修的地方。这位老人被称为托马斯兄弟，因他出生在坎彭村，人们又叫他坎彭的托马斯。在托马斯12岁时，他被送到德文特，正是在此地，著名的周游布道者，巴黎、科隆及布拉格大学的优秀毕业生格哈德·格鲁特创建了“共同生活兄弟会”。兄弟会的成员都是一些谦卑的凡人，他们希望能一边从事自己的木匠、油漆工、石匠等工作，一边效仿早期的基督12使徒过简单淳朴的生活。他们设立了一所非常出色的学校，好让贫穷的农家孩子也能受到基督伟大智慧的教诲。就是在这所学校，小托马斯学会了如何拼写拉丁动词，如手抄写古代手稿。学成后，他许下誓言，背上自己的一小包书籍，翻山越岭来到兹沃勒。然后，他欣慰地叹息一声，将那个躁动不安的世界关在了门外。
托马斯生活在一个瘟疫流行、死亡频仍的动荡世界。在中欧的波西米亚，英国宗教改革者约翰 威克利夫的朋友及追随者约翰尼斯·胡斯的忠实信徒们，正在准备为他们死去的领袖发动一场可怕的复仇之战。胡斯是根据康斯坦茨会议的命令，被烧死在火刑柱上的。而不久前，正是这个会议允诺为他提供安全保证，请他前往瑞士，面对济济一堂商讨教会改革的教皇、皇帝、23名红衣主教、33名大主教和主教、150名修道院院长以及超过100名的王公贵族，讲解他的教义。
在西欧，为将英国人赶出自己的国土，法国人已经进行了将近100年的抗战，并且不久前才因圣女贞德的及时出现，避免了彻底败北的命运。可百年战争的尘埃刚落，法兰西王国和勃良地又开始为争夺西欧的霸主地位，互掐对方的脖子，展开了一场生死较量。
在南方，罗马的教皇正在祈求上天的诅咒，以便降祸给住在法国南方阿维尼翁的另一位教皇。而阿维尼翁的教皇也振振有词，准备对罗马的教皇施以同样的惩罚。在远东，土耳其人攻占了君士坦丁堡，毁灭了罗马帝国的最后遗迹。俄罗斯人则开始踏上最后的远征路，去彻底摧毁他们的鞑靼主人的势力。
可对外部世界发生的这一切，好兄弟托马斯呆在自己简陋而安宁的隐修室里，既毫无耳闻，也无意知晓。有古代手稿和沉思冥想，他已经很满足了。他把自己对上帝的满腔热爱倾注在一本小册子里面，取名为《效仿基督》。除《圣经》外，这本《效仿基督》是被译成语种最多的书籍。它拥有的读者跟研读《圣经》的读者一样众多。它影响了成百上千万人的生活，改变了他们看待世界的观点。写作这本书的人，他最理想的生活方式表现在一个简单淳朴的愿望之中——“他可以平静地坐在一个小角落里，手持一本小书，安详地度过此生。”
好兄弟托马斯代表着中世纪最纯净的理想。在节节胜利的文艺复兴浪潮的四面包围中，在人文主义者高声宣布新时代来临的呐喊声中，中世纪也在积聚力量，准备做最后一搏。修道院进行了改革，僧侣们放弃了追求财富与享乐的恶习。淳朴、坦白、诚实的人们，正努力以自己无可挑剔的虔诚生活为榜样，试图将世人带回正义与归顺上帝意志的道路。但一切都无济于事。新时代带着隆隆的喧嚣从这些善良人们的身旁冲了过去。静心冥想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伟大的“表现”时代开始了。
现在，请容许我在这里说明一句，我非常遗憾自己必须用上这么多的“繁词冗句”。说实话，我甚至希望能用一个音节的单词从头至尾地写完这部历史，但这不可能做到。你不可能写一部几何教科书，而不用“弦”、“三角”和“平行六面体”这样的术语。你必须理解这些术语的意思，否则你就学不会数学。在历史里面（并且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你最终将不得不学着去理解很多拉丁和希腊起源的深奥词汇。如果这是必须的，那干吗不从现在开始学呢？
当我说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表现的时代”，我的意思是：人们已不再仅仅满足于当作台下的听众，让皇帝和教皇告诉他们该做什么、该想什么。如今，他们想成为生活舞台上的表演者。他们希望把自己的思想“表现”出来。
如果有一个像佛罗伦萨的尼科·马基雅维里一样的人，他正好对政治感兴趣，那么他便写一本书“表现”自己，揭示他对何谓一个成功国家和一个富有成效的统治者的思考。另一方面，如果他碰巧喜欢绘画，那他就用图画“表现”自己对美丽线条与鲜活色彩的热爱，于是就出现了乔托、拉斐尔、安吉利科这样一些伟大的名字。
如果这种对色彩和线条的热爱还加上了对机械与水利的兴趣，其结果就是列奥那多·达·芬奇，他一面画着伟大的《蒙娜丽莎》，一面进行自己的热气球和飞行器的实验，并构思着排干伦巴德平原沼泽积水的方法。他在天地间的万事万物里感到了无穷的乐趣，便将它们“表现”于他的散文，他的绘画，甚至他构想的奇特发动机里面。
当一个像米开朗基罗那样拥有巨人般精力的人，觉得画笔和调色板对他强壮有力的双手来说太温柔了，那他就转向建筑和雕塑，从沉重的大理石块中凿出最不可思议的美妙形象，并为圣彼得大教堂绘制蓝图。这是对这个大教堂所享有的胜利荣耀的最具体“表现”。
就这样，“表现”继续下去。不久之后，整个意大
利（很快是全部欧洲）便出现了许许多多勇于“表现”
的男人和妇女，他们生活和工作，为的是给我们人类的知识、美与智慧的宝贵积累，加上自己的微薄之力。在德国的梅因兹，约翰·古滕堡刚刚发明出一种出版书籍的新方法。他研究了古代的木刻法，对现行方法加以完善，将单独的字母制在软铅上，然后排列组成单词及整篇的文字。是的，他不久后便在一桩有关印刷术发明权归属的官司中倾家荡产，终死于贫困。可他的发明天赋的“表现”却流传下来，使世人受益。
很快，威尼斯的埃尔达斯、巴黎的埃提安、安特卫普的普拉丁、巴塞尔的伏罗本，这些人使印刷精良的古典著作大行于世，它们有的用古滕堡圣经使用的哥特字母印刷，有的用意大利体，有的用希腊字母，还有的用希伯来字母。
于是，整个世界都成了那些有话要说的人的热情听众。知识只为少数特权阶层垄断的时代宣告结束了。无知和愚昧的最后一个理由——昂贵的书价，也随着哈勒姆的厄尔泽维开始大量印刷廉价通俗读物而一去不返。现在，只需要花上几毛钱，你便能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维吉尔、贺拉斯及普利尼这些伟大的古代作家和哲学家为伴。人文主义终于使所有人在印刷文字面前取得了自由与平等的地位。
第四十章 地理大发现
既然人们冲破了中世纪的束缚，他们便需要更多的空间去冒
险。欧洲在他们的勃勃雄心面前，已经显得太小了。航海大
发现的伟大时代终于来临。
危险的航程
对欧洲人来说，十字军东征是一堂旅行基础知识及技巧的教学课。不过在当时，极少有人敢冒险超出经威尼斯至雅法这条为人熟知的路线。在公元13世纪，威尼斯商人波罗兄弟曾经长途跋涉，穿越浩瀚的蒙古大沙漠，翻过高耸人云的群山，千辛万苦地到达当时统治中国的蒙古大汗的皇宫。波罗兄弟之一的儿子马可波罗写出一本游记，详细描述了他们长达20年的东方漫游与冒险经历，引起欧洲人的极大兴趣。当读到马可波罗对奇特岛国“吉潘古”（“日本”一词的意大利念法）的众多金塔的迷人描绘时，全世界都不禁呆呆地瞪大眼睛、屏住呼吸。有许多人梦想去东方寻找这片铺满黄金的土地，一夜间发财致富。不过由于陆路旅程太遥远，且路途艰险，人们最终只得呆在家里做做白日梦而已。
当然，经海路到达东方的可能性一直是存在的。不过在中世纪，航海极不普遍，
也少有人问津，这种状况是有充分的原因的。首先，当时的船只体积非常小。当麦哲伦进行持续好几年的著名环球航行时，他所用的船只还不如现代的一只渡船大。它只能载20～50人，船舱狭窄拥挤，舱顶极低，以至不能站直身体。由于厨房设备简陋，且天气稍转恶劣便无法生火，水手们被迫吃烹调不当的粗糙食物。在中世纪，人们已经知道如何腌制鳕鱼和制作鱼干，但罐头食品还未出现。一旦出海，新鲜蔬菜便从菜单上彻底消失了。淡水是装在木桶里储存的，用不上多长时间便会变质腐败，长出许多滑腻腻的物质，喝起来有一种烂木头加铁锈的味道。中世纪的人们对细菌一无所知（13世纪的一位学识渊博的僧侣罗杰·培根似乎检测过它们的存在，不过他很明智地守住了秘密，未对外界宣布），因此经常喝不洁的淡水，有时会导致全体船员死于伤寒症。事实上，在早期航海家的帆船上，死亡率高得可怕。当1519年麦哲伦从塞维利亚出发去做著名的环球航行时，跟随他的共有200名船员，可活着回到欧洲的只有区区 18人。即便到了 17世纪，西欧与印度支那间的海上贸易已极为活跃，可完成一次从阿姆斯特丹到巴达维亚的往返行程，40％的死亡率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数字。这些不幸的人们大部分死于坏血症，即一种因缺乏新鲜蔬菜所致的疾病。它通常影响患者的牙床，使血液中的毒素加浓，直到他们精力枯竭，停止呼吸。
在这样恶劣的情形下，你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航海不能吸引当时欧洲人中的优秀分子。像麦哲伦、哥伦布、达·伽马这样的伟大探险者，他们往往是率领着一帮几乎全部由刑满释放人员、未来的杀人犯、失业小偷和在逃犯组成的乌合之众，去进行自己的艰难航程的。
这些航海者的勇气当然应受到我们的敬慕。面对着过惯了现代舒适生活的人们闻所未闻、难以想象的困难，他们毅然投人看似毫无希望的航行。他们的装备极差，船底常常漏水，索具沉重，不便操作。从13世纪中期开始，他们获得了某种类似罗盘的仪器（由中国传到阿拉伯，再由十字军带回欧洲），能在海上辨明方向。可他们的航海地图却极不精确。很多时候，他们只能凭运气和猜测选择路线。如果运气好，过上一两年，他们精疲力竭、满脸菜色地返回欧洲。如果情况相反，他们的白骨就只能遗留在某个荒寂的海滩上，任由风吹日晒。不过，他们是真正的开拓者和冒险家，与命运做赌。生活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辉煌的冒险历程。每当他们的眼睛看到一处新海岸线的模糊轮廓，或者他们的船只进人到一片从天地开辟起就人迹不至的新水域，为此所遭受的种种磨难，干渴、饥饿、病痛、创楚，便被统统忘在了脑后。
在此，我真希望这本书能够写 1000页厚。关于早期地理大发现这一话题，可说的东西实在太多、太迷人了。可惜，写作历史的任务就是给你们一个对于过去时代的真实概括。它应该采用一种类似伦伯朗创作蚀刻画时所通常采用的方法。对那些最重要的事业、最伟大的人物、最富于意义的时刻，应该投以鲜明生动的光线，其余相对次要的，则只需用阴影或几根线条稍做勾画。因此在这一章里面，我只能给你们一个简要的清单，罗列出最重要的航海发现。
葡萄牙人的发现
请一定记住，在14和15世纪，所有航海家脑子里索回的只有一个念头——快快找到一条舒适安全的航线，通往梦想中的中国、吉潘古海岛（日本）及那些盛产香料的神秘东方群岛。从十字军东征开始，欧洲人逐渐喜欢使用香料。香料变成了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商品。要知道，在冷藏法大规模引人欧洲之前，肉类和鱼都会很快腐烂变质，只有撒上一大把胡椒或豆蔻才可食用。
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是地中海的伟大航行者，不过发现与探索大西洋海岸的荣誉后来却落到了葡萄牙人头上。在与摩尔入侵者的长年战斗中，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激发出强烈的爱国热情。这种激情一旦存在，便很容易被转移到新的领域。13世纪，葡萄牙国王阿尔方索三世征服了位于西班牙半岛西南角的阿尔加维王国，将之并人自己的领地。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葡萄牙人在与穆罕默德信徒的战争中渐渐扭转颓势，取得了主动。他们渡过直布罗陀海峡，攻占了阿拉伯城市泰里夫对面的体达城。接着，他们乘胜追击，占领了丹吉尔，并将它作为阿尔加维王国在非洲属地的首府。
现在，葡萄牙人已经准备好，开始其探险事业了。
公元1415年，人称“航海家亨利”的亨利王子为大规模探索非洲西北部地区，开始了细致周密的准备工作。葡萄牙的约翰一世娶了同特的约翰的女儿菲利巴，他们生下了具有冒险精神的亨利王子。在亨利对非洲西北地区进行考察之前，这片炎热的荒凉海岸曾留下过详尼基人和古代北欧人的足迹。在他们的记述中，这里是长毛“野人”出没之地。现在我们已知道，这些所谓的“野人”其实就是非洲大猩猩。葡萄牙人的探险工作进展顺利，亨利王子和他的船长们先是发现了观那利群岛。接着，他们重新找到了马德拉岛。一个世纪以前，一艘热那亚商船曾在此短暂逗留。他们还勘察了亚速尔群岛，绘制出详细地图。而此前，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对此群岛只有模糊的了解。他们对非洲西海岸的塞内加尔河河口投去粗粗一瞥，以为它就是尼罗河的对部人海口。最后在15世纪中期，他们到达了佛得角（也称绿角）和于巴西至非洲海岸中途的佛得角群岛。
不过，亨利的探险活动并不限于海洋。他是基督骑士团的首领。是自1312年圣殿骑士团被教皇克莱门特五世取缔后，葡萄牙人自己继续保留的十字军骑士团。圣殿骑士团被取缔是应法国国王，美男子菲利普的要求而采取的行动。菲利普趁机将自己的圣殿骑士全部烧死在火刑柱上，并夺取了他们的财产和领地。亨利王子利用他的骑士团所属领地的岁入，装备了几支远征队去探索几内亚海岸的撒哈拉沙漠腹地。
总的来说，亨利仍然是一个思想上活在中世纪的人。他耗费了大量时间与金钱去寻找神秘的“普勒斯特·约翰”。关于此人的故事，最早流传于12世纪的欧洲。据说，这个叫约翰的基督传教士建立了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自己当了皇帝。这个神秘国度的具体位置不详，只知道是“落在东方的某处”。300年来，人们一直在试图寻找“普勒斯特·约翰”及其后人。亨利也加人到找寻者的行列，可徒劳无获。在他死去30年后，这个谜才被解开。
公元1486年，探险家巴瑟洛缪·迪亚兹试图从海路去寻找“普勒斯特 约翰” 的国度，到达了非洲的最南端。最初，他将此地命名为风暴角，因为这片海域的强风阻碍了他继续向东航行。不过他手下的里斯本海员倒比他乐观。他们知道该地的发现对于向东寻找通往印度的航线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为之取名“好望角”。
一年之后，佩德洛·德·科维汉姆带着热那亚梅迪奇家族的委托书，从陆路出发去寻找“普勒斯特·约翰”的神秘国度。他渡过地中海，穿越广袤的埃及国土，继续向南方深人。不久后，他抵达亚丁港，于此地换上海船，驶人波斯湾平静的海面。欧洲人上一次看见这片海水，还是距此1800年前的亚历山大大帝时代。科维汉姆造访了印度沿岸的果阿及卡利卡特，在当地听说了许多有关月亮岛（马达加斯加）的传闻。据信，该岛位于印度与非洲的中途。之后，科维汉姆离开印度返回波斯湾，秘密地参观了穆斯林的大本营——麦加与麦地那。随后，他再次渡过红海，终于在1490年找到了“普勒斯特·约翰” 的国土。其实，它不过是黑人国王尼格斯统治的阿比尼西亚（埃塞俄比亚），其祖先在公元4世纪皈依了基督教，比基督传教士辗转到达斯堪的那维亚的时间还早700年。
这许许多多的航行使葡萄牙的地理学家和地图绘制者们相信，虽然从朝东的海路抵达印度支那是有可能的，但实行起来绝非易事。于是，引发了一场大争论。一些人赞成从好望角继续向东探索，寻找通向印度支那的航线；另一些人则说，“不，别浪费时间了。我们必须向西越过大西洋，才能找到中国。”
我想在此指出一点。那个时代的最具智慧的人士一般都相信，地球并不像一张扁平的烙饼。相反，它应该是圆的。在公元2世纪，伟大的埃及地理学家克劳丢斯·托勒密提出关于宇宙构成的托勒密体系，宣称地球是方的。这一理论满足了中世纪人们的简单需求，因而受到广泛接受。不过到文艺复兴时期，科学家们抛弃了托勒密体系，转而接受波兰数学家哥白尼的学说。通过研究，尼古拉斯·哥白尼认为，有一系列圆形的行星围绕太阳转动，地球就是这些行星中的一颗。然而，因为害怕宗教祛庭的迫害，这一伟大的发现被哥白尼本人小心翼翼保存了36年，直到他于1534年死去才公开发表。宗教法庭最初建立于13世纪，当时主要是为防范法国阿尔比教派和意大利华尔德教派的异端们威胁罗马教皇的绝对权威。其实这些人都是性格温和的异端分子，信仰虔诚，不相信私人财产，宁愿过基督本人那样的贫穷生活。不管宗教法庭有多大的威力，当时的航海专家们普遍相信地球是圆的，无论向东或向西都能到达印度支那和中国。他们正在争论的，只是往哪个方向航行会更好、更容易。
朝西航行的哥伦布
在主张向西航线的人士中，有一位名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热那亚水手。哥伦布的父亲是一位羊毛商，他本人曾在帕维亚大学读过一阵书，专攻数学和几何学。后来，他继承了父亲的羊毛生意。可没过多久，我们又发现他在东地中海的希俄斯岛上做商务旅行。从此地，我们听说他乘船去了英格兰，但此行到底是作为羊毛商去北方购买羊毛还是作为一艘商船的船长，我们不得而知。公元1477年2月，哥伦布造访了冰岛（如果我们一定要相信他本人的话）。但更可能的情形是，他仅仅抵达了法罗群岛。在每年2月的时候，此地也是一片冰天雪地，完全有可能被误认为冰岛。哥伦布在这里见到了那些强悍勇敢的北欧人的后裔们，他们10世纪就已在格陵兰岛定居。在11世纪，他们还第一次看到了美洲。当时利夫船长的船只被狂风刮到美洲的瓦恩兰岛（适宜种葡萄的地方），即拉布拉多沿岸。
至于这些远西地区的殖民地后来结果如何，则无人知悉。利夫的兄弟托尔斯坦因的遗孀后来嫁给了托尔芬·卡尔斯夫内，他于1003年建立了以自己的名字为名的美洲殖民地。由于爱斯基摩人的敌意与反抗，该殖民地只维持了3年。至于格陵兰岛，从1440年起便没有了当地居民的任何消息，很可能所有定居格陵兰的北欧人都死于当时刚刚灭绝了一半挪威人口的黑死病。不管事实的情形为何，关于“远西地区的大片土地”的传闻依然在法罗群岛和冰岛的居民里盛行不衰，哥伦布想必从他们的口里听到了不少类似的消息。从北苏格兰群岛的渔民那里，哥伦布
进一步收集到更多的信息。随后，他前往葡萄牙，娶了一位曾为亨利王子（航海家亨利）工作的船长之女为妻。
从此（1478年），他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寻找通向印度支那的西面航线中。他向葡萄牙和西班牙皇室分别递交了自己拟订的航海计划。当时，葡萄牙人对他们垄断的向东航线正自信十足，哥伦布的计划根本引不起他们的兴趣。在西班牙，阿拉贡的斐迪南大公和卡斯蒂尔的伊莎贝拉于1469年成亲。这桩婚姻使阿拉贡和卡斯蒂尔合并为一个统一的西班牙王国。此时，两人正忙于攻打摩尔人在西班牙半岛的最后一个堡垒——格拉纳达，需要把每一个比塞塔都用于战争，因此无力资助哥伦布的冒险计划。
很少有人像这位勇敢的意大利人，为实现自己的想法而拼命奋战，且几度陷人毫无希望的境地而不言放弃。不过有关哥伦布的故事早已耳熟能详，毋须本人在此赘述。1492年1月2日，困守格拉纳达的摩尔人终于投降。同年4月，哥伦布与西班牙国王及王后签定了合同。于是在8月3日，一个星期五，哥伦布率领三只小船挥别帕洛斯，开始了向西寻找印度支那和中国的伟大航行。随行的还有88名船员，其中有许多是在押罪犯，为寻求免刑而参加远征队。1492年10月12日，一个星期五的凌晨两点钟，哥伦市第一次发现了陆地。1493年1月4日，哥伦布告别留守拉·纳维戴德要塞的44名船员（他们之中无一人生还），踏上返乡之旅。他于2月中旬到达了亚速尔群岛，那里的葡萄牙人威胁要将他投进监狱。1493年3月15日，船长先生终于回到帕洛斯岛，随后马不停蹄地带着他的印第安人（哥伦布相信他发现的是印度群岛延伸出来的一些岛屿，因此将他带回的土著居民称为红色印第安人）赶往巴塞罗那，去向他忠实的保护人禀报他的航行大获成功，通往金银之国中国和吉潘古（日本）的航线已经畅通，可供至为宽宏大量的国王与王后陛下随意调用。
不过，哥伦布一辈子都没悟出事实的真相。到他生命的晚年，当他在第四次航行中到达南美大陆时，他也许在瞬间怀疑过自己的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不过，他至死还抱着一个坚定的信念，在欧洲和亚洲之间并无一个单独大陆的存在，他已经找到了直接通往中国的路线。
麦哲伦向东
与此同时，葡萄牙人执着于他们的东方航线，运气比西班牙人好多了。1498年，达·伽马成功到达马拉巴海岸，并满载着一船香料安全返回里斯本，引起全欧洲的轰动。1502年，达·伽马旧地重游，对这一航线已经是驾轻就熟。相比之下，探索向西航线的工作却令人沮丧。在1497和1498年，约翰·卡波特和塞巴斯蒂安·卡波特兄弟试图找到通向日本的路径，可他们除了看到纽芬兰岛白雪皑皑的大地和嶙峋突兀的海岸，其它则一无所获。其实早在5个世纪之前，北欧人已经目睹过这一壮观的冰天雪地了。佛罗伦萨人阿美利哥·维斯普奇成为了西班牙的首席领航员，美洲大陆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探索了巴西海岸，却根本找不到印度群岛的踪影。
在公元1513年，即哥伦布去世7年后，欧洲的地理学家们才最终了解了新大陆的真相。华斯哥·努涅茨·德·巴尔波沃穿越巴拿马地峡，登上著名的达里安峰，难以置信地看到眼前竟还有一片无穷无尽的辽阔海面。这似乎证明了另一个大洋的存在。
最终在1519年，葡萄牙航海家斐迪南德·麦哲伦率领由5只西班牙船只组成的船队，向西寻找香料群岛（因为向东的路线完全掌握在葡萄牙人手中，他们是不允许竟争的）。麦哲伦穿过非洲与巴西之间的大西洋，继续往南航行，到达了一个狭窄的海峡。它位于巴塔戈尼亚（意为“长着大脚的人们的土地”）的最南端与火岛（一天夜里，船员们看到了岛上燃起的火光，表明岛上有土著居民活动）之间。整整5个星期，麦哲伦的船队遭到狂风和暴风雪的吹袭，随时都可能发生灭顶之灾。恐慌在船队中蔓延开来，船员中发生了哗变。麦哲伦以异常严厉的手段镇压了叛乱，并把两名船员留在荒芜的海岸上“忏悔罪过”。
最后，风暴终于停息，海峡也逐渐变宽。麦哲伦驶人了一个新的大洋。这里风平浪静，阳光普照，麦哲伦称之为太平安宁的海洋，即太平洋。他继续向西航行，有98天没有看见一丝一毫陆地的影子，船员们几乎因饥饿和干渴而悉数灭绝。他们吞噬船舱里大群的老鼠，老鼠吃光了，他们便咀嚼船帆充饥。
1521年3月，他们终于再次看见陆地。麦哲伦将此地命名为“盗匪之地”，因为当地的土著见什么偷什么。接着，他们继续西行，越来越接近他们梦寐以求的香料群岛。
他们又看见了陆地。这是一群孤独岛屿组成的群岛。麦哲伦以其主人查理五世的儿子菲利普二世的名字，为之取名“菲律宾”。不过菲利普二世在历史上并未留下什么光彩愉快的记录，西班牙
“无敌舰队”的全军覆没正是此君的手笔。在菲律宾，麦哲伦一开始受到了友好热情的接待，可当他准备用大炮强迫当地居民信仰基督教时，他受到了猛烈反抗。土著们杀死了麦哲伦和他的许多船长船员。幸存的海员焚毁了残余三艘船只中的一艘，继续向西航行。他们最终抵达摩鹿加，即著名的香料群岛。他们还发现了婆罗洲（今印尼加里曼丹岛），驶抵了蒂多尔岛。在这里，剩余的两艘船中的一艘由于漏水严重，只能连船员一起留在当地。唯一幸免的“维多利亚”号在船长塞巴斯蒂安·德尔·卡诺的率领下，开始穿越印度洋，很遗憾地错过了发现澳大利亚北部海岸的机会（直到17世纪初期，一艘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只才发现了这片平坦荒芜的土地）。最后，历经千辛万苦，他们终于返回了西班牙。
文明中心的西移
这次环球航行是所有航行中最重要、最著名的一次。它耗时3年，以巨大的金钱和人力损失为代价，最终获得成功。它充分地证明了一个事实，即地球确实是圆的，且哥伦布发现的新土地并不是印度的一部分，而是一个全新的大陆。从此，西班牙和葡萄牙一齐将全部的精力投人到开发他们与印度及美洲的贸易之上。为防止这对竞争对手最终以流血冲突的方式解决争端，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唯一曾被选为最高教职的天主教异端分子）被迫以格林威治以西的五十度经线为界，将世界平分为两个部分，即所谓的1494年托尔德西亚分界约定。葡萄牙人拥有在这条经线以东地区建立殖民地的权力，而西班牙人获得了经线以西地区。这就是为什么在英国和荷兰殖民者（他们对教皇的决定毫无敬意）于17及18世纪取得殖民优势之前，除巴西之外的整个南美大陆都是西班牙殖民地，而全部的印度群岛及非洲大部分地区都是葡萄牙殖民地。
当哥伦布发现中国和印度支那的消息传到中世纪的华尔街——威尼斯的利奥尔托时，那里发生了一场大恐慌。股票和债券的价格狂跌了40％一50％。过了一段时间，当情况表明哥伦布并未真正找到通往中国的海路时，威尼斯商人们才从惊恐中恢复过来。可紧接的达·伽马与麦哲伦的航行证明，向东由海路航行到印度群岛的可能性是实际存在的。这时，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两大著名商业中心——威尼斯与热那亚的统治者们才不由得为没听哥伦布的建议而懊悔不已。可为时晚矣！令他们发财致富、令他们骄傲无比的地中海现在成了一片内海，而通往印度和中国的陆路也由于海路的发现被降到了无足轻重的地位。意大利旧日的辉煌行将结束，大西洋开始成为新的贸易与文明中心。从那时一直到现在，大西洋地区一直保持着这种地位。
你可以看看，从文明最早产生开始，它是以多么奇特的方式在前进啊！5000年前，尼罗河谷的居民开始用文字记录他们的历史。从尼罗河流域，文明转移到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的美索布达米亚。接着，是克里特文明、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的兴起。地中海这个内陆海变成了全世界的贸易中心，它沿岸的城市成为了艺术、科学、哲学及其它知识的家园。到16世纪，文明再次向西转移，使得大西洋沿岸的国家成为了世界的霸主。
有人断言，世界大战和欧洲主要国家间的自杀性战争已经大大降低了大西洋的重要地位。他们期望文明将越过美洲大陆，在太平洋找到新的家园。对此，我暂且保留怀疑。
随着向西航线的发展，船只的体积在逐渐增大，航海家们的知识和视野也在不断开阔。尼罗河和幼发拉底河的平底船被腓尼基人、爱琴海人、希腊人、迦太基人及罗马人的老式帆船所取代。这些老式帆船随后又被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发明了横帆帆船取代。而当英国人和荷兰人驾驶着满帆帆船航行在大洋上时，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船只又被赶出了海洋。
到今天，文明的发展已经不再单纯依赖于船只了。飞机已在取代并将继续取代帆船和蒸汽船的地位。下一个文明中心将依赖于飞行器与水力的发展。海洋将再次成为小鱼们不受打搅的宁静家园，正如它们与人类最早的祖先共同生活于深海时那样。
第四十一章 佛陀与孔子
佛陀与孔子的思想照耀着东方，他们的教导和榜样依然在影
响着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同行者的行为和思想。
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的地理发现，使得西欧的基督徒与印度及中国的人民发生了密切的接触。当然，西方人早就知道基督教并非世界上唯一的宗教。他们已经见识过跟随穆罕默德的穆斯林和非洲北部那些崇拜木柱、岩头和枯树干的异教部落。不过在印度和中国，基督教征服者们突然发现，这个世界上竟然还存在成百上千万既未听说过耶稣的事迹也不想信从基督教义的人民，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绵延数千年的宗教比西方的信仰要好得多。由于我讲的是一部关于人类的故事，并不仅仅局限于欧洲人和我们居住的西半球的历史。所以，我想你们应当了解这两个人——佛陀与孔子。要知道，他们的教导和榜样依然在继续影响着这个世界上我们大多数同行者的行为和思想。
在印度，佛陀被尊为最伟大的信仰导师。他的生平事迹很有趣味。佛佗生于公元前6世纪，出生的地方就望得见白雪皑皑、气势宏伟的喜马拉雅山。400年前，雅利安民族（这是印欧种族的东方分支对自己的称呼）的第一位伟大领导者查拉斯图特拉（琐罗亚斯德）就是在此地教导他的人民。他让他们将生命视为凶神阿里曼与至高的善神奥尔穆兹德之间的一场持续的斗争。佛陀出生在一个非常高贵的家庭，他的父亲萨多达那是萨基亚斯部落的崇高首领，他的母亲玛哈玛亚也是邻近王国的公主。她在少女时代就出嫁了。可月亮在遥远的喜马拉雅山脊上生起又落下，阴晴圆缺了许多个春秋，他的丈夫还未得到一个儿子来继承他的王位。最终，当玛哈玛亚50岁时，她怀孕了，苦日子总算熬到了头。她骄傲地返回家乡，以便当儿子降生时，她正在自己的族人中间。
返回到童年生活的柯利扬，需经过一段漫长的路程。一天晚上，玛哈玛亚正在蓝毗尼一个花园的树荫下小憩，她的儿子就于此刻降生了。他被取名为悉达多，不过我们通常叫他佛陀，意思是“大彻大悟的人”。渐渐地，悉达多长成了一位漂亮英俊的年轻王子。当他年满19岁。时，他娶了自己的表妹雅苏达拉为妻。婚后的10年里，他一直安全地生活在高高的皇室宫墙内，远离人世间的所有痛苦磨难，安静等待着继承父亲成为萨基亚斯国王的那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