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教会——由那些千百年来承认是拿撒勒木匠耶稣的追随者的谦卑男女所组成的群体。而这位卑微的拿撒勒人之死，原是为了使光荣的罗马帝国免于发生在叙利亚边境上一个小城市的街头暴乱。
第二十六章 教会的兴起
罗马如何成为基督教世界的中心
新教徒到来
生活在帝国时代的普通罗马知识分子，他们对祖先们世代敬拜的神抵并无多大兴趣。他们每年定期去神庙朝拜几次，不是由于信仰，仅仅是出于对习俗的尊重而已。当人们神情肃穆地列队游行，庆祝某个重大的宗教节日时，他们只是耐心而宽容的冷眼旁观，少有参与。在他们眼里，罗马人对朱庇特（众神之王）、密涅瓦（智慧女神）、尼普顿（海神）的崇拜是些幼稚可笑的东西，属于共和国初创时期简陋的遗留物。对于一个精研斯多葛学派、伊壁鸠鲁学派和其他伟大雅典哲学家的著作的人来说，它显然不是一个合适的课题。
这种态度使得罗马人对宗教信仰非常宽容。政府规定，所有人民，无论罗马人、侨居罗马的外国人、以及接受罗马统治的希腊人、巴比伦人、犹太人等等，他们都应该对按法律竖立在所有神庙中的皇帝像表示某种形式的敬意。这就像好多美国邮局挂有总统画像，让人们可以行行注目礼。但这仅仅是一种形式，并无更深的含义。一般来讲，每一个罗马公民都有权赞颂、崇敬、爱慕他个人喜欢的神。这种宗教宽容的结果就是，罗马各地遍布形形色色、奇奇怪怪的小神庙和小教堂，里面敬拜着源自埃及、非洲、亚洲的各式各样的神抵。
当第一批基督耶稣的信徒们抵达罗马，开始宣讲他们“爱人如己，人人都是兄弟” 的新信仰时，没人站出来反对。随后还有些好奇的路人停下脚步，聆听这些传教士新鲜的言辞。作为一个庞大帝国的首都，当时的罗马充斥着五花八门、四处周游的传教士，个个都在传播自己的“神秘之道”。这些自封的传道者一般诉诸人们的理性，向他们大声疾呼，对那些愿意追随自己所宣讲的神的人，允诺金色的未来和无尽的喜悦。
不久之后，聚集在大街上的群众开始发觉，那些所谓的“基督徒”（意为基督耶稣的跟从者或被上帝用膏油涂抹嘱咐的人）宣讲的是一些他们从未听说过的东西。他们似乎根本不关注财富的多少或地位的高贵与否，相反，他们对贫穷、谦卑、顺从等等美德大加赞颂。而罗马之所以成为世界强国，凭借的刚好不是这些品德。在四海升平、战功远播的帝国全盛时期，有人竟来告诉罗马的人民，世俗的成功并不能担保他们永久的幸福，这倒是挺有意思的事情。
更何况，这些传播基督“神秘之道”的传教士还讲到了那些拒绝聆听真神话语的人们，等待他们的命运将悲惨无比，简直让人恐怖。很显然，碰运气可不是什么好的法子。当然，还有罗马的旧神在，他们就住在不远处。不过他们是否有足够的威力来保护他们的老朋友，对抗刚刚从遥远亚洲传到欧洲的新上帝的权威呢？人们开始恐慌，开始怀疑。他们又回到基督徒传教的地方，希望进一步弄清这些教义的条条款款。又过了不久，他们开始与宣传基督福音的男男女女们有了私下的接触，发现他们的为人处事与罗马的僧侣截然不同。他们个个衣衫槛楼、一贫如洗，对奴隶和动物友爱有加。他们从不试图聚敛财富，反倒倾其所有来帮助穷人和病人。他们无私利人的生活榜样触动了许多罗马人，使他们放弃了原有的信仰，加入基督徒组成的小社团。他们在私人住宅的密室或露天田野的某处聚会，罗马的庙宇冷寂了。
教会的成长
一年年过去，传教工作一如既往，基督徒的人数在持续增加。他们推选神父或长老（“Presbyters”，希腊语意为“老年人”）负责保护小社团的利益。每一个行省的所有社团还选出一位主教，作为这一地区的基督教首领。继保罗之后来罗马传教的彼得成为了第一任罗马主教。到某个时候，彼得的继任者（信徒亲切地称呼他“父亲”或“爸爸”）便开始被称为“教皇”了。
教会逐渐成长为罗马帝国之内的一个颇具影响力和权势的机构。基督教义不仅感染着许多对现世绝望的人们，而且还吸引了大量天资聪颖、精明强干的能人。这些人在帝国政府内飞黄腾达无门，却能在拿撒勒导师的跟随者中间施展他们的领导才能。最后，帝国政府不得不引起注意，正视基督教的存在了。正如我前面讲过的，罗马政府原则上允许所有臣民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寻求灵魂的拯救，但政府要求，所有的宗教应该和平共处，遵循“自己生存，也让别人生存”的明智原则。
但基督教社团却拒绝任何宽容与妥协。他们公开宣称他们的上帝，唯独他们的上帝是宇宙与尘世的真正主宰，而所有别的神不过是冒名顶替的骗子。这种说法显得对其他宗教很不公平，帝国警察不得不出面干预此类言行，可基督徒们依然坚持。
不久，更大的冲突产生了。基督徒拒绝施行对罗马皇帝表达敬意的礼仪，他们还拒服帝国的兵役。罗马行政当局威胁要惩罚他们，他们却回答说，我们生存的这个悲惨世界只不过是进人天堂乐土的“过道”，我们宁愿丧失现世的生命，也不愿违背信仰的准则。罗马人对这样的言行大惑不解，偶尔杀死几个敢于反抗的基督徒，但大部分时候都是听之任之。在教会成立的初期，发生过一些私刑处死基督徒的情形，不过这都是暴民们的行为。他们对自己温顺的基督徒邻居胡乱指控，污蔑他们犯下了各种各样离奇古怪的罪行，比如杀人、吃婴儿、散布疾病和瘟疫、出卖国家于危难之际等等。这些罪行出自暴徒们疯狂而阴险的想象力，他们知道基督徒是不会以暴易暴的，因此他们能够轻易
地处死基督徒，却不怕招致报复。
与此同时，罗马一直在受到蛮族的侵略。当罗马军队的刀剑无能为力的时候，基督传教士却挺身上前，向野蛮的条顿人宣讲他们的和平福音。他们都是些不畏死的坚定信仰者，气度沉稳，言之凿凿。讲到拒不悔改的人在地狱的悲惨情形，让条顿人不由自主感到深深的触动。条顿人对古罗马的智慧向来怀有敬意，他们想，这些人既然来自罗马，那他们讲的大有可能是事实。这样，在条顿人和法兰克人聚居的蛮荒之域，基督传教团很快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六个传教士抵得上整整一个罗马军团的威力。罗马皇帝开始意识到，基督教对帝国可能会大有益处。于是在某些行省，基督徒获得了与信仰古老宗教的人们同样的权利。不过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还要等到公元4世纪下半叶。
康士坦丁受洗
当时在位的皇帝是康士坦丁，有时他也被称为康士坦丁大帝（天知道人们为什么这样称呼）。此人算得上一个可怕的暴君，不过在那个严酷的年代，一个仁慈温顺的皇帝是很难活下去的。在其漫长坎坷的生涯里，康士坦丁经历了数不清的沉浮变幻。有一回，他几乎到了被敌人击败的边缘。他想，也许该试试这个人人都在谈论的亚洲新上帝，看看他到底有多大威力。于是他发誓，如果在即将来临的战役中获胜，他就信仰基督。结果他大败敌军。从此，康土坦丁信服了基督教上帝的权能，接受洗礼作了基督徒。
从那时开始，基督教得到罗马官方的正式承认，这极大地增强了它在罗马的地位。
不过基督徒在罗马的全部人口中依然处于少数，大约只占5％—6％。为赢得最终胜利，使所有群众信仰基督，他们拒绝任何妥协。形
形色色的旧神抵必须被摧毁，主宰世界的只能是基督教唯一的上帝。有一段时间，热爱希腊智慧的朱利安皇帝在位，他努力拯救异教的神抵，使它们免于被损毁。不过他不久在征讨波斯的战役中受伤致死。继任的朱维安皇帝重新树立起基督教的绝对权威，古老的异教神庙一个接一个关门大吉。接下来是查士丁尼皇帝，他下令在君士坦丁堡修建著名的圣索非亚大教堂，把柏拉图创建的历史悠久的雅典学园彻底关闭。
这一历史时刻是古希腊世界的终结。人们可以照自己的想法自由思考，按自己的愿望梦想未来的时代黯然逝去了。当野蛮和愚昧的洪水横扫大地，冲毁旧有的秩序，要指导生活之舟在惊涛骇浪中把握航向，古希腊哲学家的行为准则便显得有些模糊而不可靠了。人们很难再依赖它们作为生活的向导人们需要一些更积极而明确的东西。这正是教会可以提供的。
基督教的最后胜利
在一个世界摇摇欲坠、万事皆不确定的时代里，只有教会像岩石般坚强屹立，坚持真理和神圣准则，从不因危险和情势的变迁而退缩。这种坚定的勇气不仅赢得了群众的爱慕，也同时让罗马教会安然度过了那些毁灭罗马帝国的灾难。
不过，基督教的最后胜利也有一丝幸运的成分。当公元5世纪，西奥多里克建立的罗马——哥特王国覆灭之后，意大利受到的外来侵略相对减少。继任哥特人统治意大利的伦巴德人、撒克逊人和斯拉夫人，他们属于实力较弱的落后部落。在这种宽松的环境下，罗马的主教们才得以维持他们城市的独立。不久，分散在意大利半岛的诸多残余小国便承认罗马大公（既罗马主教）为他们政治和精神的领袖。
历史的舞台已经准备就绪，期待一位强人的登场了。此人名为格利高里，在公元590年出现于众人的视野。格利高里属于旧罗马的贵族统治阶层，曾做过“完美者”，即罗马市的市长。之后，他做了僧侣，进而成为主教。最后，他本人很不情愿地（因为他本想作一名传教士，到蛮荒的英格兰向异教徒传播基督的福音）他被拉到圣彼得大教堂，加封为教皇。他仅仅在位14年，不过当他死去时，整个西欧的基督教世界都已正式承认罗马主教，即教皇，为整个基督教会的领袖。
不过，罗马教皇的权威未能朝东方扩展。在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依然延续着罗马的旧传统，将奥古斯都和提庇留的继任者（东罗马皇帝）视为政府的最高统治者和国教领袖。公元1453年，土耳其人经长期围困之后攻陷了君士坦丁堡。最后一位东罗马皇帝康士坦丁·帕利奥洛格在圣索非亚大教堂的台阶上被土耳其士兵杀死。残存了另外1000年的东罗马帝国终于覆灭了。
几年前，帕利奥洛格的兄长托马斯之女左伊公主嫁给俄罗斯的伊凡三世为妻。这样一来，莫斯科大公便顺理成章成为了君士坦丁堡传统的继承人。古老的拜占庭双鹰标志（纪念罗马被分为东罗马和西罗马的日子）延续到现代俄罗斯的徽章之中，曾经仅仅是俄罗斯首席贵族的大公摇身而为沙皇。他获得了罗马皇帝一样的崇高与威严，凌驾于所有臣民之上。在他面前，无论贵族还是农奴，都是无足轻重的奴隶。
沙皇的宫殿依东方风格而建，这是东罗马皇帝从亚洲和埃及引人的，外形酷似亚历山大大帝的王宫（按他们的自我恭维）。垂死的拜占庭帝国流传给一个不确定世界的这份奇特遗产，以蓬勃的精力在俄罗斯广袤无边的大草原上继续生存，度过了6个漫长的世纪。最后一个佩戴拜占庭双鹰标志皇冠的是沙皇尼古拉二世，可以说，他是在不久前才被杀害的，尸体被扔进一口井里。与他一起死去的还有他的儿子和女儿们。所有他享有的古老特权也一并被废除，教会在俄罗斯的地位又回到了康士坦丁皇帝之前的罗马时代。
不过罗马天主教会的遭遇却截然不同。正如我们在下一章将会看到的，整个基督教世界将面临一个阿拉伯放牧骆驼的先知者的威胁。
第二十七章 穆罕默德
赶骆驼者阿哈默德成为阿拉伯沙漠的先知，为了唯一真主安拉
的荣耀，他的追随者几乎征服了整个世界
出生麦地那
自从迦太基和汉尼拔之后，我们再未说起过伟大的闪米特种族。如果你记性不错，你应该还能想起他们的事迹是如何体现在本书讲述古代世界的所有章节的。巴比伦人、亚述人、腓尼基人、犹太人、阿拉米尔人、迦勒底人，这些统治西亚三四千年的民族都属于闪米特种族。后来，他们被来自东面的印欧语族的波斯人和来自西面的印欧种族的希腊人夹击，终于丧失了统治地位。亚历山大大帝死去100年后，腓尼基人的非洲殖民地迦太基城和罗马共和国展开了争夺地中海统治权的战争。迦太基战败后为罗马人彻底摧毁。此后的800年，罗马人一直是世界之主。
不过到公元7世纪，又一支闪米特部族赫然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挑战西方世界的权威。他们就是阿拉伯人，游牧在阿拉伯沙漠的天性温和的牧羊人部落。一开始，他们并未流露出任何帝国野心的征兆。后来，他们追随了穆罕默德，听从他的训导，跨上远征的战马。在不到1个世纪里，阿拉伯骑兵已经推进到欧洲的心脏地带，向浑身颤抖、惊慌失措的法兰西农民，宣讲“唯一的真神安拉”的荣耀和“安拉的先知”穆罕默德的信条。
阿哈默德是阿布达拉和阿米娜的儿子，世人皆称他为“穆罕默德”，意思是“该受赞美的人”。他的生平事迹读起来就像《一千零一夜》里的一个故事。穆罕默德生于麦加，原来的职业是赶骆驼行商者。他似乎患过癫痫病，每逢发病便会昏迷不醒。昏迷期间，他做了奇特的梦，听见大天使迦伯列向他说话。这些话后来被记载到圣书《古兰经》里。因为作商队首领，穆罕默德走遍了阿拉伯各地，经常与犹太商贾和基督徒生意人交往。通过和他们的接触，穆罕默德认识到崇拜唯一的上帝是件很有益的事情。当时他的阿拉伯人民还如其几千年前的祖辈一样，敬拜奇怪的石头和树干。在他们的圣城麦加，至今保存着一座方形神殿，其中供奉的黑石等许多器物就属于伏都教崇拜的遗迹。”
穆罕默德决心成为阿拉伯人的摩西。他不能一边赶骆驼，一边当先知。于是，他迎娶了他的雇主查迪雅，一个有钱的寡妇，先使自己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之后，他开始向邻居们布道，称自己就是众人期盼已久的先知，真主安拉派遣他来拯救世界。听罢他的话，邻居们不仅不理会，反而大加嘲笑。但穆罕默德非常执着，继续向邻居们讲道，终于让他们觉得烦扰了。他们将他视为疯子和令人讨厌的家伙，根本不值得同情，决意要杀死他。穆罕默德获悉了这一阴谋，和他最信任的学生阿布·伯克尔一起，连夜出逃麦地那。这件事情发生在公元622年。它后来成为伊斯兰教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日子，即穆斯林纪元——纪念穆罕默德出走麦地那。
圣书《古兰经》
在故乡麦加城，人人都知道穆罕默德是一个赶骆驼者。而在麦地那，他完全是一个陌生人，因此他作为先知的传道事业顺利了许多。不久之后，他身边便聚集起越来越多的追随者，即穆斯林，意为“顺从神旨”的信徒。而“顺从神旨”正是穆罕默德赞美的最高品德。随着事业的发展，穆罕默德积聚了足够的力量，强大到足以对那些敢于嘲笑的他本人和他的神圣使命的邻居开战了。他率领一支麦地那人组成的军队，自己走在前头，浩浩荡荡地穿越沙漠。他的追随者没费多大力气就拿下麦加，并杀死了许多当地居民。这样一来，要让其他人相信穆罕默德真的是一位伟大先知，就变得相当容易了。
从那以后，一直到穆罕默德逝世，他所进行的一切事业都非常顺利。
伊斯兰教的成功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穆罕默德教导追随者们的教义非常简单明了。信徒们被告知，他们必须热爱宇宙的主宰，仁慈而怜悯的神安拉。他们必须敬奉父母，顺从父母的命令。他们在交往时不得欺诈邻居，要温顺谦卑，对穷人和病人乐善好施。最后，禁止饮用烈酒，在吃用方面不得奢侈浪费。就是这些。伊斯兰教里没有像基督教的“看护羊群的牧人”，即那些需要众人掏腰包供养的教士和主教们。穆斯林的教堂，清真寺，仅仅是巨大的石砌大厅，里面不设桌椅板凳，信徒们可以在此聚集（如果他们自己愿意），阅读和讨论圣书《古兰经》里的某个章节。不过对一般的穆斯林来说，他们的信仰与生俱来，从不觉得伊斯兰教的戒条和规矩对他们是一种身心的束缚。每天五次，他们面朝圣城麦加的方向，念诵简单的祷词。其余时间里，他们把世界交给安拉去管理，以极大的耐心和顺从，接受命运安排给自己的一切。
这样一种对待生活的态度，当然不会鼓励信徒们去发明电动机、修筑铁路或开发新的汽船航线。但它确实给予了每个穆斯林相当程度的内心满足。它使人们心平气和地对待自身、对待自己栖身的这个世界，这当然是件很好的事情。
征服欧洲
穆斯林与基督徒作战取得胜利的第二个原因在于：走上前线与敌人作战的穆斯林士兵为的是信仰的实现。先知穆罕默德曾经许诺，凡是勇敢面对敌人，死于战场的穆斯林，他们可以直接升人天堂。这就使得战场上的猝然死去，比起在这个可悲的世界上漫长而乏味的苦苦生存，让人更情愿接受前者。这种信念使穆斯林与十字军对垒时，占据了极大的心理优势。十字军们长期恐惧于黑暗的地狱，因此宁愿尽可能抓住今生的美好事物，留恋现世的享受。这一点也能解释，为什么到了今天，穆斯林士兵依然可以奋不顾身冲入欧洲人的枪林弹雨，全然不顾被机枪射杀的命运。正因为如此，他们一直是危险而顽强的对手。
将他的宗教大厦整顿就序后，穆罕默德开始享受作为众多阿拉伯部落公认领袖的权力，不过，他的成功往往是剥夺了大量身处逆境的人们的权利才得来的。为赢得富人阶层的好感，穆罕默德特意制定了一些有利于富人的规定，比如他允许信徒娶四个妻子。在那个时代，娶妻的习俗是男子直接从女方父母家购买。娶一房妻子已经是一项花费不菲的投资，娶四个妻子当然是纯粹的奢侈。除非是那些拥有单峰驼和椰枣园的大富之家，普通贪财之人也难以奢望此种享受。伊斯兰教本是为生活在穷荒大漠的劳苦牧人而创立的，可随时势的发展，它逐渐变化到以迎合生活在城市别墅中的富商的需要。这一离其初衷的转变令人遗憾，对穆罕默德的伟大事业也并无好处。至于先知本人，他继续传布安拉的真理，颁布新的行为标准，为事业不辞劳苦。直至在公元632年6月7日，穆罕默德因热病突然辞世。
穆罕默德的继任者被称为哈里发，意为“穆斯林的领袖”。首先继任的是他的岳父阿布·艾克尔，他曾与穆罕默德出生人死，一起经历了创业初期的患难岁月。两年后，阿布·艾克尔死去，由奥玛尔继位。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奥玛尔率军相继征服了埃及、波斯、腓尼基、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地，并定都大马士革，建立起第一个伊斯兰世界帝国。
奥玛尔之后，穆罕默德的女儿法蒂玛的丈夫阿里继任哈里发。在一场关于伊斯兰教义的争吵中，阿里被谋杀。自他死后，哈里发成为世袭制度，而原先的宗教领袖们摇身成为一个庞大帝国的统治者。他们在幼发拉底河岸靠近巴比伦遗址的地方修建新都，将其命名为巴格达。他们将阿拉伯牧民组织成威力无比的骑兵兵团，开始出发去远征，向异教世界传播穆罕默德的福音。公元700年，穆斯林将军泰里克跨越赫尔克里斯门，到达欧洲海岸的陡峭岩壁。泰里克将此地命名为直布尔，也称泰里克山或直布罗陀。
在11年后的泽克勒斯战役中，泰里克击败了西哥特国王率领的军队。之后，穆斯林骑兵继续北上，沿汉尼拔进军罗马的路线，穿越比利牛斯山的山隘。阿奎塔尼亚大公试图在波尔多附近阻击穆斯林军队，但功败垂成。下一个目标就是巴黎，穆斯林骑兵继续向北挺进。不过公元732年，就是穆罕默德逝世100年后，在图尔和普瓦捷之间发生了一场欧亚大会战，穆斯林军队被击败。在那一天，法兰克人的首领查理·马泰尔（绰号铁锤查理）拯救了欧洲，使基督教世界免遭穆斯林的征服。穆斯林军队被赶出了法兰西，但他们依然占据着西班牙。阿布德·艾尔·拉赫曼在此建立了科尔多瓦哈里发国，成为欧洲中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和艺术中心。
这个穆斯林王国统治西班牙长达7个世纪，历史上也称摩尔王国，因为它的统治者来自摩洛哥的毛里塔尼亚地区。一直到穆斯林在欧洲的最后一个堡垒，格拉纳达于1492年陷落之后，哥伦布才得到西班牙皇室的 委任状，授权他进行地理大发现的历史性航行。不久之后，穆斯林又积聚力量，在亚洲和非洲征服了许多土地。到今天，穆罕默德追随者的人数几乎与基督徒一样多。
第二十八章 查理曼大帝
法兰克人的国王查理曼赢得皇冠，试图重温世界帝国的旧梦
普瓦捷战役将欧洲从穆斯林手中拯救出来，但欧洲内部的敌人——随罗马警察的消失而出现的无可救药的混乱状态，却依然存在。它无时无刻地不在威胁着欧洲的安全。的确，北部欧洲那些新近皈依基督信仰的民族，对威望崇高的罗马主教怀有深刻的敬意。但是当可怜的主教大人远眺北方的巍峨群山时，却并无一丝一毫的安全感。天知道又有哪支蛮族部落会突然崛起，在一夜之间跨越阿尔卑斯山，出现在罗马的城门前。这位世界的精神领袖感觉有必要，且非常有必要，寻找一位刀剑锋利、拳头结实的同盟者，以便在危难时刻随时保护教皇陛下的安全。
于是，不仅极其神圣，而且非常务实的教皇们开始苦心积虑，物色起盟友来。很快，教皇将目光投向了一支最有希望的日尔曼部落。这支部落在罗马帝国覆灭之后便一直占据着西北欧洲，史称法兰克人。他们早期的一位国王名叫墨罗维西，在公元 451年的加泰罗尼亚战役中，他曾帮助罗马人一起击败过纵横欧洲的匈奴人。他的子孙建立起墨罗温王朝，并一点一滴地蚕食罗马帝国的领土。到公元486年，国王克洛维斯（古法语中的“路易”）自觉已经积累了足够的实力，可以公开向罗马人叫阵了。不过他的子孙都是些懦弱无能之辈，把国事全部委托给首相，即所谓的“宫廷管家”。
矮子丕平是著名的查理·马泰尔之子，他继任父亲作宫相后，对面临的情势觉得一筹莫展。他的国王是位全心全意侍奉上帝的神学家，对政治漠不关心。丕平于是向教皇大人征求建议，非常务实的教皇回答说，“国家的权力应该归于实际控制它的人。”丕平马上领会了教皇的言下之意，于是劝说墨罗温王朝的最后一位国君蔡尔特里克出家去当僧侣。在征得其他日尔曼部落酋长的同意之后，丕平自立为法兰克国王。不过，仅仅当国王还不能使精明的丕平觉得满意，他还梦想着得到比日尔曼部落酋长更高的荣耀。他精心策划了一个加冕仪式，邀请西北欧的最伟大的传教士博尼费斯为他涂抹膏油，封他为“上帝恩许的国王”。于是，“上帝恩许”这个字眼轻易地溜进了加冕仪式之中，过了几乎1500年才把它清除出去。
丕平对教会的善意扶持表示衷心的感激。他两次远征意大利，与教皇的敌人作战。他从伦巴德人手中夺取了拉维纳及其他几座城市，将它们奉献给神圣的教皇陛下。教皇将这些新征服的领地并人所谓的“教皇国”，一直到半个世纪之前，它还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而存在。
丕平死后，罗马教会和埃克斯·拉·夏佩勒或尼姆韦根或英格尔海姆（法兰
克国王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总是携大臣和官员们不断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之间的关系日益亲密，最终，教皇和国王一起采取了一个将深刻影响欧洲历史的重大行动。
公元768年，查理，一般称为卡罗勒斯·玛格纳斯或查理曼，继任为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征服了德国东部原属撒克逊人的土地，并在欧洲北部大量兴建城镇和教堂。应阿布·艾尔·拉赫曼的敌人之邀，查理曼侵人西班牙，与摩尔人激战。但在比利牛斯山区，他遭到野蛮的巴斯克人的袭击，被迫撤退。就在这关键时刻，布列塔尼亚侯爵罗兰挺身而出，展现出一个早期法兰克贵族效忠国王的精神。为掩护皇家军队的撤退，罗兰牺牲了自己和他忠诚部属的生命。他的事迹在欧洲广为传唱，成为后代骑士们倾慕与效仿的偶像。
不过，到了公元8世纪的最后10年，查理曼不得不将其全部精力放到解决欧洲南部的诸多纠纷之上。教皇利奥八世受到一群罗马暴徒的袭击，暴徒们以为他死了，将他的尸体随便扔在大街上。一些好心的路人为教皇包扎伤口，并帮助他逃到查理曼的军营。一支法兰克军队被迅速派出，平定了罗马城的骚乱。利奥八世在法兰克士兵的护卫下回到拉特兰宫，这里从康士坦丁时代开始，便一直是历代教皇的住所。到公元799年12月，即教皇被袭事件发生后第二年的圣诞节，查理曼当时呆在罗马，正在出席在圣彼得古教堂举行的盛大祈祷仪式。当查理曼念完祷词准备起身之际，教皇把一顶事先准备好的皇冠戴在他头上，宣布他为罗马皇帝，并且以好几百年没有使用过的“奥古斯都”的伟大称号，带领众人向他热烈欢呼。
现在，欧洲北部再度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了。不过帝国的至高尊严，此时却为一个只认得简单几个字而从未学会过书写的日尔曼酋长所拥有。不过，他精于作战，在一段时期内恢复了欧洲的和平与秩序。过不多久，甚至连他的对手，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皇帝也写信给这位“亲爱的兄弟”，向他表达亲睦与赞许。
很不幸，这位精明能干的老人死于公元814年。查理曼一死，他的儿孙立即为争夺最大份额的帝国遗产，相互攻伐，激战连连。卡罗林王朝的国土被两次瓜分，一次是根据公元843年的凡尔登条约，一次是根据公元870年在缪士河畔签订的默森条约。后者把整个祛兰克王国一分为二。“勇敢者”查理接管了帝国的西半部分，包括旧罗马时代的高卢行省。在这一地区，当地居民的语言早已全盘拉丁化，这就是法兰西这样一个纯属日尔曼民族的国家，用的却是拉丁语的原因。
查理曼的另一个孙子获得了帝国的东半部分，即被日尔曼族人称为“日尔曼尼”的地方。这片蛮荒强悍的土地从来就不属于罗马帝国的辖区。奥古斯都大帝（渥大维）曾试图征服这片“遥远的东方”，不过当公元9年他的军队在条顿森林全军覆没后，他再未做过此类尝试。该地区的居民没有受过高度发展的罗马文明的教化，他们使用的是普通的条顿方言。条顿语里，“人民”（People）被称为“thiot”，基督教传教士因此把日尔曼民族使用的语言叫做“大众方言”或“条顿人的语言”（lingua teutisca），“teutisca”一词后来逐渐演变为“Deutsch”，这就是“德意志”（Deutschland）这一称呼的来源。
至于那顶众人觊觎的帝国皇冠，它很快从卡罗林王朝继承者的头上，滚回到意大利平原，成为一些小君主、小权谋家手里的玩物。他们相互争斗，通过屠杀和流血盗得皇冠，戴在头上（不管教皇陛下允许与否），不久便为另一个更强大的邻居夺走。可怜的教皇再度卷人旋涡的中心，被敌人四面包围，被迫向北方发出求救的呼吁，不过这次他没找西法兰克王国的统治者。他的信使翻越阿尔卑斯山，去拜见撒克逊亲王奥托，他是当时日尔曼各部落所公认的最伟大领导者。
奥托和他的日尔曼族人一样，向来对意大利半岛的蔚蓝天空和欢快美丽的人民抱有好感。一听到教皇陛下的召唤，他马上率兵救援。作为对奥托忠心效劳的酬报，教皇利奥八世封他为“皇帝”。从此，查理曼王国的东半部分便成为了“日尔曼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
这一奇特的政治产物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延续了很久，一直到839岁的高龄。公元1801年，即托马斯·杰斐逊就任美国总统那一年，它被毫不留情地扫进了历史垃圾堆。摧毁这个旧日尔曼帝国的粗野家伙是一位循规蹈矩的公证员的儿子，来自法国科西嘉岛，他靠着在法兰西共和国服役期间的军功而飞黄腾达。他统帅的近卫军团以骁勇善战著称。在其帮助下，这个人成为了欧洲事实上的统治者，不过他还梦想比这更多的东西。他派人从罗马把教皇请来，为他举行加冕仪式。仪式上，教皇只能尴尬地站在一旁，眼巴巴看着这个身材矮小的家伙亲手把帝国皇冠戴在了自己头上，并大声宣布他是查理曼大帝光荣传统的继承人。此人就是著名的拿破仑将军。历史犹如人生，变幻越无常，但是万变不离其宗。
第二十九章 北欧人
为什么10世纪的人们会祈祷上帝
保护他们免遭北欧人怒火的侵害
在公元3世纪和4世纪，中欧的日尔曼部落常常突破罗马帝国的边疆防御，长驱直入去劫掠罗马，靠抢夺当地的民脂民膏为生。到公元8世纪，报应终于到来，轮到日尔曼人自己成为“被劫掠”的对象了。他们对这种情形深恶痛绝，可强盗正是他们近亲表兄，即那些居住在丹麦、挪威和瑞典的斯堪的纳维亚人。
至于是什么原因驱使这些勤苦耐劳的水手去从事海盗生涯的，我们目前还搞不清楚。不过当这些北欧人尝到了抢劫的甜头和海盗生活自由自在的乐趣，就再没人能阻止他们。他们常常突然登陆某个坐落在河口附近的法兰克人或弗里西亚人的小村庄，像从天而降的瘟疫，打破小村子的和平安宁。他们杀光所有男人，掠走全部妇女，然后驾着他们的快船风驰而去。当国工或皇帝陛下的大队人马赶到现场时，强盗们早已远走高飞，只剩下了一堆冒着烟的废墟。
在查理曼大帝去世后的混乱岁月里，北欧海盗活动频繁，其行径更加大胆猖撅。他们的海盗船队光顾了欧洲所有的滨海国家，他们的水手沿荷兰、法兰西、英格兰及德国的海岸，建立起一系列独立小国。他们甚至远航到意大利碰运气。这些北欧人异常聪明。他们很快学会讲被征服民族的语言，抛弃了早期维京人（也是海盗）外表肮脏粗野、行为凶残野蛮的不文明习俗。
公元10世纪初期，一个叫罗洛的维京人多次侵扰法国海岸地区。当时的法国国王懦弱无能，无法抵御这些来自北方的凶悍强盗。于是，他想出一个法子，准备贿赂他们“做良民”。他允诺，如果他们保证不再骚扰他的其余属地，他就把诺曼底地区奉送给他们。罗洛同意了这笔交易，定居下来作了“诺曼底大公”。
不过，罗洛征服的热情一直延续到他子孙后代的血液中。面朝狭窄的海峡，在不到几小时的航程之外，就是他们能够清楚遥望到的英格兰海岸的白色岩壁和碧绿田野。可怜的英格兰经历了多少不堪回首的困难岁月啊！先是作了200年罗马帝国的殖民地。罗马人走后，它又被来自欧洲北部石勒苏益格的两个日尔曼部族，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征服。随后，丹麦人越海而来，攻占了英格兰的大部分土地，建立起克努特王国。到公元11世纪，经过长期的抗争，丹麦人终于被赶走，一个撒克逊人做了国王，他被叫做忏悔者爱德华。他身体不好，看起来活不了多长时间，也没有后裔继承王位。这样的情形对野心勃勃的诺曼底大公当然是非常有利，他悄悄积蓄力量，等待发难的时机。
公元 1066年，爱德华去世，继承英格兰王位的是威塞克斯亲王哈洛德。诺曼底大公率军渡海，开始了征服英格兰的战争。他在黑斯廷战役中击败了哈洛德，自封为英格兰国王。
你们在上一章已经看见过了，在公元800年时，一个日尔曼酋长摇身一变，成为了伟大的罗马帝国皇帝。现在到公元1066年，一个北欧海盗的子孙又被承认为英格兰国王。历史上的真人真事如此有趣，远胜过荒诞不经的神话，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去读神话故事呢？
第三十章 封建制度
欧洲中部受到来自三个方向的敌人威胁，变成了地道的
大兵营。如果没有那些作为职业战士的骑士和封建体制之一
的行政官员，欧洲早已不复存在。
法兰西王国与日耳曼民族
现在，我要讲讲公元1000年时欧洲的普遍景况。当时的大多数欧洲人过着悲惨困顿的生活，商业凋敝，农事荒废，关于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的预言四处流传。人们惶恐不安，纷纷涌到修道院当僧侣。因为迎接末日审判的最为保险的办法，当然是在这一时刻来临时，自己正在虔诚地侍奉上帝。
在一个很久远的年代里，日尔曼部族离开了中亚的群山，向西迁移。凭着人数众多，他们强行敲开罗马帝国的大门，肆意推进，毁灭了庞大的西罗马帝国。东罗马之所以能够幸兔，完全得益于他们远离日尔曼民族大迁徙的途径。不过它也变成了昨日黄花，只能在苟延残在西罗马覆灭后的动乱年代（公元六、七世纪是欧洲历史上真正的黑暗年代），日尔曼人接受传教士们耐心的教导，皈依了基督教，承认罗马主教为教皇，也就是世界的精神领袖。到了公元9世纪，凭着出色的个人才能，查理曼大帝复兴了罗马帝国的光荣传统，将西欧大部分地区纳人一个统一的国家。可到10世纪，这个苦心组织的帝国在查理曼不肖子孙的争权夺利中土崩瓦解。其西半部分成为一个单独的王国——法兰西，其东半部分被称为日尔曼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其境内的各国统治者都声称自己是恺撒和奥古斯都的直接继承人，以获得名正言顺的统治地位。
不过很不幸的是，法兰西国王的权力从没能越出他们皇家居住地的城堡之外，而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则常常受到实力强大的臣属们出于自身利益的公然挑战。他们的称号皆有名无实。
更增添人民痛苦的是，西欧三角地带一直受到来自三个方向的凶恶敌人的挑战：南面是危险的穆罕默德信徒，他们占领着西班牙；西海岸常常受到北欧海盗的滋扰；而东面除一小段喀尔巴阡山脉可以稍稍阻挡侵略者的马队，其它军事防御形同虚设，只能听任匈奴人、匈牙利人、斯拉夫人和鞑靼人的蹂躏。
罗马时代的升平景象已成为遥远的过去，人们只能在梦中回忆这一去不返的“好日子”。现在欧洲面临的局势是，“要么战斗，要么死”！很自然，人们宁愿拿起武器。出于环境的逼迫，公元1000年后的欧洲变成了一个大兵营，人们大声吁求强有力的领导者。可国王和皇帝离得太远，解不了燃眉之急。于是，边疆居民（事实上，公元1000年的大部分欧洲地区都属于边疆）必须自救，他们很情愿地服从国王的代表，即由他派出来管理本地区的行政长官，只有他们才有能力保护属民免遭外敌的侵害。
很快，欧洲中部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公国、侯国，每一个国家根据不同的情形，分别由一位公爵、伯爵、男爵或主教大人担任统治者。这些公爵、伯爵、男爵们统统宣誓效忠于“封邑” 的国王（封邑为“feudum”，这也是封建制（feudal）一词的由来），以战争时期的尽忠服役和平时纳税进贡作为对国王分封土地的回报。不过在那个交通不便、通讯联系不畅的年代，皇帝和国王的权威很难迅速到达他们属地的所有角落，因此这些陛下任命的管理者们享有很大程度的独立性。事实上，在属于自己管辖的土地内，他们僭越了大部分本属于国王的权力。
城堡和骑士
不过要是你以为11世纪的普通老百姓反对这种行政体制，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他们支持封建制，因为这在当时是一种非常必需且富于实效的政治制度。他们的大人或领主通常住在高大坚固的石头城堡里面，矗立于陡峭的岩壁之上，或者四周环有深险的护城河。城堡就坐落在封地属民们看得见的地方，时时给他们极大的安全感和信心。一俟危险来临，臣民们可以躲进领主城堡的坚固高墙内避难。这也是当时的居民总是尽可能住得挨近城堡的原因，而大部分的欧洲城市都起源于靠近封建城堡的地方，也出于同一原因。
还必须指出一点，欧洲中世纪早期的骑士并不仅仅是一名职业战士，他还是那个时代的公务员。他担任社区的法官，裁判刑事案件，处理民间纠纷；他是负责治安的警察首脑，抓捕拦路盗贼，保护四方游走的小贩（他们就是11世纪的商人）。他还担当着照看水坝的职责，以免四周的乡野受洪水之患（就像4000年前的埃及法老在尼罗河谷的所作所为）。他赞助走村串户的行吟诗人，让他们向目不识丁的居民们朗诵赞美大迁徙时代的战争英雄的史诗。另外，他还必须保护辖区内的教堂与修道院。尽管他自己不会读书写字（当时这类事情被认为是缺乏男子气），他却雇佣着一小撮教士为他记帐，并登记发生在所属男爵或公爵领地里的婚姻、死亡、出生等等大事。
到公元15世纪，国王们又重新强大起来，能够充分行使他们作为“上帝恩许”之人所应拥有的权力。这样，封建骑士们丧失了原来的独立王国，沦为普通乡绅。他们不再适台时势的需要，很快变成令人讨厌的怪物。但是我想为他们说句公道话，如果没有“封建制度”，欧洲不可能安然度过那个黑暗年代。当然，如同今天存在许许多多的坏人一样，那个时代也同样有许多行为不端的骑士。但总的来讲，十二、十三世纪的硬拳头男爵们大多数是些刻苦耐劳、工作勤奋的行政管理者，为历史的进步事业做出过极有价值的贡献。在那个年代，曾经照亮埃及人、希腊人、罗马人的文化与艺术的火炬，它的光芒已异常微弱，差点就要熄灭。如果没有骑士及他的好朋友僧侣，欧洲文明将整体灭绝，而欧洲人也会回到原始的穴居时代，把历史的进程从茹毛饮血开始，重新走上一遍。
第三十一章 骑士精神
欧洲中世纪的职业战士会尝试建立某种形式的组织，可
以相互扶助，维护共同利益。出于这种密切团结的需要，骑
士制及骑士精神便从此诞生了。
我们对于骑士制度的起源知之甚少。但随着这一制度的不断发展，它正好给当时混乱无序的社会提供了一种极其需要的东西——一整套明确的行为准则。它多少缓和了那个时代的野蛮习俗，使生活变得比此前500年的黑暗时代稍微容易一些，精致一些。想要教化粗野的边疆居民，这并非易事。他们大部分时间在与穆斯林、匈奴人或北欧海盗苦苦作战，挣扎在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残酷环境中。作为基督徒，他们当然对自己的堕落行为深感忏悔。他们每天早晨发誓从善，向上帝许诺要行为仁慈和态度宽容。可不等太阳落山，他们便把诺言抛诸脑后，一口气杀光所有的俘虏。不过进步来自于缓慢而坚持不懈的努力。最终，连最无法无天的骑士都不得不遵守他们所属“阶层”的准则，否则就要自食其果。
这些骑士准则或骑士精神在欧洲各地不尽相同，但它们无一例外地强调“服务精神”和“敬忠职守”。在中世纪，“服务”被视为非常高贵、非常优美的品德。做仆人并无任何丢
脸之处，只要你是一个好仆人，对工作勤勤恳恳、毫不懈怠。至于忠诚，当处于一个必须忠实履行许多职责才能维持正常生活的时代，它当然会成为骑士们首屈一指的重要品德。
因此，一个年轻骑士起誓，他将永远做上帝忠实的仆人，同时也将终其一生忠心耿耿侍奉他的国王。此外，他还允诺向那些比自己更穷苦的人们慷慨解囊。他发誓要行为谦卑，言辞适当，永不夸耀自己的功绩。他将与所有的受苦大众做朋友，但穆斯林除外。他们是他一见到就该杀掉的凶险敌人。
究其实质，这些誓词不过是把十诫的内容，以中世纪人民能够理解的语言通俗化地表达出来。围绕着它们，骑士们还发展出一套关于礼貌和行为举止的复杂礼仪。中世纪的骑士努力以亚瑟王的圆桌武士和查理曼大帝的宫廷贵族为榜样，正如普罗旺斯骑士的抒情诗或骑士英雄的史诗向他们述说的那样。他们期望自己勇敢如朗斯洛特，忠诚如罗兰伯爵。不管他们衣着多么简朴甚至褴楼，不管他们是不是囊中羞涩，腹中空空，但他们总是态度尊严，言语优雅，行为有节，保持着骑士的声誉。
这样，骑士团成了一所培养优雅举止的大学校，而礼貌仪态正好是保持社会机器正常运作的润滑剂。骑士精神意味着谦虚有礼，向周围世界展示着如何搭配衣着、如何优雅进餐、如何彬彬有礼地邀女士共舞以及其他成百上千日常生活的礼节。这些东西都有助于使生活变得更有趣，更宜人。
像所有的人类制度一样，骑士制度一旦衰老无用，它便注定了灭亡的命运。
十字军东征带动了商业的复兴。城市一夜之间星罗棋布于欧洲的原野。使用雇佣军作战，便不可能再像下棋那样，以精致的步骤和富于美感的策划来指挥一场战役。骑士变成了纯粹多余的摆设，骑士精神成为了不合时宜的奢侈品。当骑士们献身理想的高尚情操失去其实用价值后，他们本人也沦为某种荒诞可笑的角色。
据说，尊贵的堂吉河德先生是世界上最后一位真正的骑士。自从他去世后，伴他相依为命、勇闯天涯的盔甲和宝剑被相继拍卖，以抵偿他留下的个人债务。不过不知怎么，他的宝剑似乎还落到过许多人之手。在福奇谷的严冬里，华盛顿将军佩带过它。在喀土穆被包围的绝望日子里，戈登将军拒绝抛弃把生命托付给他的人民，勇敢地等待着死亡的命运。当时，这把宝剑是他唯一的武器。
我不太清楚它在刚刚过去的世界大战究竟中发挥了多大作用，但事实证明，它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
第三十二章 教皇与皇帝之争
中世纪人民奇特的双重效忠制度，以及由此引发的教皇与神
圣罗马帝国皇帝之间的无尽争斗
孤陋寡闻的中世纪
要想真正理解以往时代的人们，搞清楚他们的行为方式、他们思想动机，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情。你每天都能看见的自己的祖父，他仿佛就是一个无论在思想、衣着和行为态度上，都生活在一个不同世界的神秘人物。你难道不是费尽心思地认识他，绞尽脑汁地想要理解他，但往往无功而返吗。我现在给你讲述的，是比你祖父早25代的老爷爷们的故事。如果你们不把这一章重读几遍，我想你们是不能真正理解其意义的。
中世纪的普通老百姓生活简朴，平淡无奇的岁月中少有特别的事情发生。即便是一个自由市民，可以随心所欲地来去，他的生活范围也极少超出自己居住的邻区。读物当然少得可怜，除少量的手抄本在极小的范围内流传，根本不存在印刷的书籍。在各个地方，总有一小批勤勉的僧侣在教人读书、写字、学习简单的算术。至于科学、历史和地理，它们早已深埋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废墟之下，湮灭无闻了。
人们对过去时代的了解，大都来自于他们日常听闻的故事和传奇。这些由父亲讲给儿子的代代相传的故事，能以令人惊奇的准确性保存了历史的主要事实，只在细节上有轻微的出人。2000多年过去了，印度的母亲们为让淘气的孩子安静下来，依然会吓唬他们说，“再不听话，伊斯坎达尔要来捉你了！”这位伊斯坎达尔不是别人，他就是公元前330年率军横扫印度的亚历山大大帝。他的故事经过几千年，依然在印度的大地上流传。
中世纪的人们从未读过任何一本有关罗马历史的教科书。事实上，他们在许多事情上显得非常无知，甚至连现代的小学三年级儿童应该了解的起码知识他们都不具备。但对于罗马帝国，它在你们现代读者看来仅仅是一个空泛的名词，而在他们眼里却不亚于活生生的现实。他们用皮肤和心灵体会到它的存在。他们甘心情愿地承认教皇是自己的精神领袖，因为教皇住在罗马城，代表着罗马帝国这一深人人心的伟大观念。当查理曼大帝及后来的奥托大帝复兴了“世界帝国”的梦想，创建起神圣罗马帝国，人们打心眼里是觉得欣喜和感激，因为他们心目中的世界本该是这个样子。
强硬的教会
不过，罗马传统存在着两个不同继承人这一事实，却将中世纪虔诚顺服的自由民们推向了尴尬的两难处境。支撑中世纪政治制度的理论明确而简单，即世俗世界的统治者（皇帝）负责照顾臣民们物质方面的利益，而精神世界的统治者（教皇）负责照顾他们的灵魂。
不过在实际执行的时候，这一体系暴露出许多难以克服的毛病。皇帝总是试图插手教会事务，而教皇针锋相对，不断指点皇帝应怎样管理他的国家。继而，他们开始用很不礼貌的语言相互警告，让对方别多管闲事。这样一来二往，双方便免不了要大打出手了。
在此情形下，普通老百姓能怎么办呢？一个好的基督徒是既忠于教皇又服从国王的。可教皇与皇帝成了仇人。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民，同时又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他到底应该站在哪一边呢？
给出正确的答案真是挺困难的。有时皇帝碰巧是位精力充沛的政治强人，又有充足的财源用来组织一支强大的军队，那他便大可以越过阿尔卑斯山向罗马进军，把教皇的宫殿围个密不透风（这要视需要而定），最终迫使教皇陛下服从帝国的指示，否则就要自食其果。
但更多的情形是教皇方面更强大。于是，这位敢于违抗教旨的皇帝或国王，连同他的全部无罪国民，将被一起开除教籍，逐出教会。这意味着要关闭境内所有教堂，人们不能受洗，也没有神父给垂死之人举行临终忏悔，下地狱将成为必然的事情。一句话，中世纪政府的一半职能都被取消了。
更糟的是，教皇还免除了人们对其君主的效忠宣誓，鼓励他们起来反抗“叛教”的主人。可人们若是真的遵从了教皇陛下的指示，而被近处的国王抓住，等待他们的将是绞刑架。这也不是一件可以闹着玩的事情。
事实上，教皇与皇帝的对抗一旦发生，普通人民的处境将会变得相当艰难。而最倒霉的，莫过于那些生活在公元11世纪下半叶的人们。当时的德国国王亨利四世和教皇格利高里七世打了两场不分胜负的战役，非但没解决任何问题，倒使欧洲陷入混乱达50年之久。
在11世纪中期，教会内部出现了激烈的改革运动。当时，教皇的产生方式还极不正规。对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来说，他当然希望把一位易于相处、对帝国抱有好感的教士送上教廷的宝座。因此每逢选举教皇的时候，皇帝们总是亲临罗马，运用他们的影响力，为自己的朋友捞取利益。
新教皇格利高里七世与亨利四世
不过到公元1059年，情况发生了变化。根据教皇尼古拉二世的命令，成立了一个由罗马附近教区的主教及执事所组成的红衣主教团。
这群地位显赫的教会头目被赋予了选举未来教皇的绝对权力。
公元1073年，红衣主教团选出了新教皇格利高里七世。此人原名希尔布兰德，出生于托斯卡纳地区的一个极普通人家。他具有超乎常人的野心和旺盛的精力。格利高里深信，教皇的超然权力应该是建立在花岗石般坚固的信念和勇气之上的。在他看来，教皇不仅是基督教会的绝对首脑，而且还应是所有世俗事务的最高上诉法官。教皇既然可以将普通的日尔曼王公提升到皇帝的高位，享有他们从未梦想过的尊严，他当然也有权随意废黜他们。他可以否决任何一项由某位大公、国王或皇帝制定的法律，可要是有谁胆敢质间某项教皇宣布的敕令，那他可得当心了，因为随之而来的惩罚将是迅速而毫不留情的。
格利高里派遣大使到欧洲所有的宫廷，向君主们通告他颁布的新法令，并要求他们适当注意其内容。征服者威廉答应好好听话。但从6岁开始便常与臣属打架斗殴的亨利四世是个天生反叛的家伙，他根本不打算屈从于教皇的意志。亨利召集了一个德国教区的主教会议，指控格利高里犯下了日光之下的一切罪行，最后以沃尔姆斯宗教会议的名义废黜了教皇。
格利高里的回答是将亨利四世逐出教会，并号召德意志的王公们驱逐这位德行败坏、不配为人君主的国王。日尔曼的贵族们正乐得除掉亨利，自己取而代之，纷纷要求教皇亲自前来奥格斯堡，为他们挑选一位新国王。
格利高里离开罗马，前往北方去惩治自己的对手。亨利四世当然不是白痴，他清楚自己前景可危的处境。此时此刻，国王唯一的出路是不惜一切代价与教皇讲和。时值严冬，亨利也顾不得天寒路险，急匆匆地越过阿尔卑斯山，火速赶往教皇驻脚做短暂休息的卡诺萨城堡。公元1077年1月25日至28日，整整三天，亨利装作一个极度忏悔的虔诚教徒，身穿破烂的僧侣装（但破衣之下藏着一件暖和的毛衣），恭恭敬敬守候在城堡的大门前，请求教皇陛下的宽恕。三天后格利高里终于允许他进人城堡，亲自赦免了他的罪行。
可亨利的忏悔并未持续多久。一当被废黜的危机过去，平安返回德国后，他又故态复萌，依旧我行我素。教皇再次把亨利逐出教会，而亨利再次召开了德意志主教团会议，废黜了格利高里。不过这一回，当亨利不辞劳苦地翻越阿尔卑斯山时，他带上了一支庞大的军队，雄赳赳走在前头。日尔曼军队包围了罗马城，格利高里被迫退位，最终死于流放地萨勒诺。教皇与国王的第一次流血冲突没能解决任何问题。一俟亨利返回德意志，他们之间的争斗又接着开始了。
中世纪城市的崛起
不久之后，夺取了德意志帝国皇位的霍亨施陶芬家族变得比他们的前任更为独立，更不把教皇放在眼里。格利高里曾经宣称，教皇超越于所有世俗的君主之上，因为末日审判那一天到来时，教皇必须为他所照管的羊群里每一只羊的行为负责，而在上帝眼里，一名国王不过是这个庞大羊群的众多忠实牧羊人之一。
霍亨施陶芬家族的弗里德里希，通常被人称为红胡子巴巴罗萨，他提出了一个理论来反对教皇的理论。他宣称，神圣罗马帝国是经“上帝本人的恩许”，赋予他的先祖掌管的。既然帝国的疆域包括意大利和罗马，他要发动一场正义的战争，以收复这些“失去的行省”。不过在参加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时，弗里德里希在小亚细亚意外溺死。继承王位的是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二世。这位年轻人精明强干，风度依然，很小的时候便受过西西里岛穆斯林文明的陶冶。他继续与教皇作对。
教皇指控弗里德里希二世犯下了异端邪说罪。说实话，弗里德里希倒是真的对北方基督教界的粗犷作风、德国骑士的平庸愚笨以及意大利教士之阴险狡诈，怀有深刻而认真的蔑视。不过他保持沉默，投人十字军作战，从异教徒手里夺回了耶路撒冷，并因此被封为圣城之王，即便立下如此辉煌的护教功勋，也没能安慰心情恶劣的教皇们。他们把弗里德里希逐出教会，将他的意大利属地授予安如的查理，即著名的法王圣路易的兄弟。这当然引发了更多的争端。霍亨施陶芬家族的最后一位继承人，康拉德四世之子康拉德五世，试图夺回自己的意大利属地。但是他的军队被击败，他本人也被处死于那不勒斯。不过20年后，在所谓的西西里晚祷事件中，极不受欢迎的法国人被当地居民统统杀死。流血仍在继续。
教皇与皇帝的争斗无休无止，看来永远没法解决。但过了一段时间，两个仇人慢慢学会了各管各的事情，不再轻易涉足对方的领域。
公元1273年，哈布斯堡的鲁道夫当选为德意志皇帝。他不愿千里迢迢赶去罗马接受加冕。教皇对此没有公开反对，但作为报复，教皇疏远了德意志。这意味着和平，可毕竟来得晚了些。两百年的争斗，使那些本可用于内部建设的宝贵精力，统统浪费在毫无意义的战争上了。
不过凡事有一弊，必有一利。意大利的诸多小城市在教皇与国王之间维持小心谨慎的平衡，悄悄地壮大实力，增强自己的独立地位。当朝拜圣地的伟大运动开始时，面对成千上万吵吵嚷嚷、急于涌向耶路撒冷的十字军战士，它们从容自如地解决了这些人的交通和饮食问题，从中赚取大量金钱。待十字军运动结束，这些大发其财的城市已能用砖石和金子堆起坚固无比的防御，同时违抗教皇和国王，对他们表示淡然和蔑视了。
教会和国家相互争斗，而第三方———中世纪的城市，攫取了胜利的果实。
第三十三章 十宇军东征
当土耳其人夺取圣地，亵读圣灵，并严重阻断了东西方的
贸易时，所有内部的争吵便统统被忘记。欧洲人开始了十字军
东征。
土耳其的人侵
三个世纪以来，除了守卫欧洲门户的两个国家——西班牙和东罗马帝国，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一直保持着基本的和平。在公元7世纪，穆罕默德的信徒征服了叙利亚，控制了基督教的圣地。但他们同样把耶稣视为一位伟大的先知（虽然不如穆罕默德伟大），并不阻止前来朝圣的基督徒。在康士坦丁大帝的母亲圣海伦娜于圣基的原址上修建的大教堂里，基督朝圣者被允许自由祈祷。可到了11世纪，来自亚洲荒原的一支鞑靼部落，人称塞尔柱人或土耳其人，他们征服了西亚的穆斯林国家，成为基督教圣地的新主人。于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相互妥协的时期就此结束。土耳其人从东罗马帝国手里夺取了小亚细亚的全部地区，使东西方之间的贸易陷人完全的停滞。
东罗马皇帝阿历克西斯平常心思全部放在东方，对西方的基督教邻居少有理会，此时却向欧洲的兄弟们求援。他指出，一旦土耳其人夺取君士坦丁堡，使通向欧洲的大门打开，他们一样将陷入土耳其骑兵的直接威胁之下。
一些意大利城市在小亚细亚和巴勒斯坦沿岸拥有小块的贸易殖民地。由于担心失去自己的财产，便散布一些可怕的故事，绘声绘色地描述土耳其人是何等残暴且如何迫害、屠杀当地基督徒的。听到这些故事，整个欧洲沸腾了起来。
当时在位的是教皇乌尔班二世。此人生于法国的雷姆斯，在格利高里七世受教过的著名的克吕厄修道院接受过教育。他想，现在是应该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当时欧洲的状况不仅远不能令人满意，甚至称其糟糕也不为过。由于依然采用原始的农耕方法（自罗马时代一直未曾改进过），欧洲经常处于粮食短缺的危险状态。大量的失业与饥荒蔓延，很容易引起民怨沸腾，最终导致无法收拾的动乱。而西亚自古以来就是丰足的粮仓，养活着成百上千万人口，无疑是个理想的移民场所。
于是公元1095年，在法国的克莱蒙特会议上，教皇乌尔班二世突然拍案而起，先是痛诉异教徒践踏圣地的种种恐怖行为，接着又娓娓描绘这块流着奶和蜜的圣地自摩西时代以来是如何滋养着万千基督徒的动人图景。最后，他激励法国的骑士们和欧洲的普通人民鼓起斗志，抛开妻子儿女，去将巴勒斯坦从土耳其人的奴役中解放出来。
不久，一股不可遏止的宗教歇斯底里地席卷了整个欧洲。理性的思想停止了。人们纷纷扔掉铁锤和锯子，冲出商店，义无返顾地踏上最近的道路，前往东方去杀土耳其人。连小孩子也吵着要离家去巴勒斯坦，以他们幼稚的热情和基督徒的虔诚感化土耳其人，呼吁他们悔改。不过在这些的狂热信徒中，90％的人连看一眼圣地的机会都没有。他们通常身无分文，被迫沿途乞讨或偷盗以维持生计。他们影响大路交通的安全，往往为愤怒的乡民所杀。
发战争财
第一支十字军是由诚实的基督徒、无力履行义务的破产者、穷困潦倒的没落贵族以及逃避法庭制裁的罪犯所组成的乌台之众。他们乱哄哄地、纪律涣散，在半疯癫的隐士彼得和“赤贫者”瓦特的领导下开始了远征。作为惩罚异教徒的第一步，他们把一路上碰见的所有犹太人统统杀掉。他们只勉强前进到匈牙利，然后便全军覆没了。
这次经历给了教会一个深刻的教训：单凭热情是无法解放圣地的。细致的组织工作与良好意愿、勇气一样，都是十字军事业成功必不可少的因素。于是欧洲花费了1年时间，训练和装备了1支20万人的军队，由布隆的戈德弗雷、诺曼底公爵罗伯特、弗兰德斯伯爵罗伯特以及其他几位贵族指挥。这些人都是深谙作战技巧、经验丰富的将领。
公元1096年，第二支十字军开始其漫长而徒劳的征程。到达君士坦丁堡后，骑士们神情庄严地向东罗马皇帝举行了宣誓效忠仪式。（正如我已经说过的，传统不会轻易消失，不管如今的东罗马皇帝是如何潦倒、如何无权无势，但依然享有崇高的尊严。）随后他们渡海到亚洲，沿途杀掉所有被俘的穆斯林。他们所向披靡，对耶路撒冷发动了暴风雨般的攻击，并屠杀了该城的所有穆罕默德信徒。最后，他们流着虔诚与感恩的泪水，进军圣墓去赞美伟大的上帝。可不久后，土耳其人的精锐援军赶到，重新夺取了耶路撒冷。作为报复，他们又杀光了所有忠于十字架的信徒。
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欧洲人又发动了另外七次东征。十字军战士们逐渐学会了前往亚洲的旅行技巧。陆路行程太艰苦，也太危险。他们情愿先越过阿尔卑斯山，到意大利的威尼斯或热那亚，然后再搭乘海船去东方。精明世故的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把这桩运送十字军跨越地中海的服务做成了有厚利可图的大生意。他们索取高额旅费，当十字军战士付不出这个价钱时（他们大部分都囊中羞涩），这些意大利“奸商”便做出大发善心的样子，先允许他们上船，但要“一路工作以抵偿船费”。往往为了偿付从威尼斯到阿克的旅费，十字军战士得答应为船主从事一定量的战斗，用获得的土地还钱。通过这种方法，威尼斯大大增加了它在亚得里亚海沿岸、希腊半岛、塞浦路斯、克里特岛及罗得岛控制的土地，最后，连雅典也成为了一块名符其实的威尼斯殖民地。
向对手学习
当然，这一切都无助于解决棘手的圣地问题。当最初的宗教狂热渐渐退去，一段为时不长的十字军旅程倒变成了每一个出身良好的欧洲青年的通才教育课程。因此，报名去巴勒斯坦服役的候选人总是源源不绝。不过，古老的热情已经不复存在。最初，十字军战士怀着对穆斯林的刻骨仇恨，对东罗马帝国及亚美尼亚的基督徒群众的极大爱心，开始其艰苦的远征，如今却经历了内心的巨变。他们开始憎恨拜占廷的希腊人，因为后者常常欺骗他们，并不时出卖十字架的事业。他们同样憎恨亚美尼亚人以及所有东地中海地区的民族。相反，他们逐渐学会欣赏穆斯林敌人的种种品行，事实证明他们是豪爽公正的对手，值得尊重。
当然，谁也不会把这些情绪公开流露出来。可一旦十字军战士有机会重返故里，他们便可能模仿刚从异教徒敌人那里学来的新奇迷人的优雅举止。与这些雍容优雅的东方敌人相比，欧洲骑士不过是乡下老粗。十字军战士还从东方带回来几种异国的植物种子，比如桃子和菠菜，种进自己的菜园里，不仅可以换换餐桌的口味，还能拿到市场出售。他们抛弃披挂厚重铠甲的粗野习俗，转而模仿伊斯兰教徒及土耳其人的样子，穿起了丝绸或棉制的飘逸长袍。事实上，十字军运动最初是作为惩罚异教徒的宗教远征，到后来却变成了对成百万欧洲青年进行文明启蒙的教育课，其间的沧桑真的是耐人寻味。
从政治和军事观点来看，十字军东征是一场彻底的失败。耶路撒冷及其它小亚细亚的诸多城市失而复得，得而复失。虽然十字军曾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及小亚细亚建立起一系列小型的基督教王国，可它们最终一一为土耳其人重新征服。到公元1244年，耶路撒冷仍稳稳控制在穆斯林手中，变成了一个完全土耳其化的城市。圣地的状况和公元1095年之前相比并未发生任何变化。
不过，欧洲却因十字军运动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西方人民得以有机会一瞥东方文明的灿烂与优美。这使得他们不再满足于阴沉乏味的城堡生活，转而寻求更宽广、更富活力的生活。这是教会和封建国家都无法给予他们的。
这种生活，他们在城市里找到了。
第三十四章 中世纪的城市
为什么中世纪的人们会说，“城市的空气是充满自由的空气”。
上帝的安排
中世纪初期是一个拓荒与定居的时代。从中亚群山浩浩荡荡地西迁而来的日尔曼民族，他们原本生活在罗马帝国东北部的森林、高山与沼泽之外的荒野地带。此时，他们强行穿越这道天然的防护屏障，闯进西欧地区的肥沃平原，将大部分土地据为己有。他们天生厌恶安分守己的生活，像历史上所有的拓荒者一样，他们喜欢“在路上”的感觉，宁愿不断迁移。他们精力充沛地砍伐森林，开荒放牧；他们也以同样的精力相互撕杀，割断对手的喉咙。他们中很少有人居住在 城市，因为他们希望保持“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他们喜欢驱赶着羊群越过劲风拂面的草坡，让山间树林的清新空气充满他们的五脏六腑。当长居旧家已经令人生厌时，他们便毫不犹豫地拔起帐篷，收拾家什，出发去寻找新的牧场。
在不断迁移的路上，弱者被淘汰，只有坚强的战士和跟随她们的男人勇敢进入荒野的女人幸存了下来。就这样，他们发展成一个强健坚韧的种族，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他们对生活中优美细致的东西不甚在意。他们总是在奔波忙碌，没有闲情逸致去玩乐器或写作诗歌。他们精明务实，不喜欢说空话，也不喜欢讨论问题。教士作为村里唯一“有学问的人”（在13世纪中期以前，一个会读能写的男人一般被视为“女人气的男子”），人们都仰赖他解决所有的问题，也就是那些没有直接实用价值的问题。同时，那些日尔曼酋长、法兰克男爵或诺曼底大公们（或者是别的什么头衔和称号的贵族），他们心安理得地占据着自己那份原属罗马帝国的土地，在帝国昔日辉煌的废墟中建立起自己的新世界。这个世界看起来是如此完美，已经完全使他们心满意足了。
他们尽最大的努力来处理好自己的城堡和四野乡村的事务，兢兢业业地工作。他们像任何软弱的“凡人”一样，期望着来世的天堂，对教会的纪律毕恭毕敬。他们对自己的国王或皇帝表现出十足的忠诚，以便和这些距离遥远但向来危险的君主们保持良好的关系。一句话，他们总是尽力把事情做正确、做漂亮，对邻居们公正而又不真正损害自己的利益。
当然，他们有时也感觉到，自己身处的并非一个理想的世界。在这里，大部分人沦为农奴或“长期雇工”。这些人和牛羊同住于牛栏羊圈，自身也和牛羊一样，变成了依附土地的一部分。他们的命运谈不上特别幸福，也算不得异常悲惨。除此之外，还能期望他们怎样呢？主宰着中世纪生活的伟大上帝，他当然毫无疑问是按着尽善尽美的方式来安排世界的。如果凭其不可揣测的智慧，决定这个世界该同时存在骑士和农奴，那么作为教会虔诚的儿女，他们是不应该质疑这种安排的。因此，身为农奴的人们也没什么好抱怨。如果被驱使得太厉害，他们会像饲养不当的牲畜一样默默死去。之后，主人们不过是手忙脚乱地做点事情，稍微改善一下他们的生活状况。还能怎样呢？如果这个世界的进步责任是肩负在农奴和他们的封建领主肩上，那我们现在就有可能如12世纪一样，牙疼了便念一番“啊巴拉卡，达巴拉啊”，靠神秘的咒语抵御肉体的疼痛。不仅如此，如果正好有一位牙医试图用他的“科学”来帮助我们，其结果只能招来我们的憎恶。因为那些邪里邪气的东西多半是来自穆罕默德信徒与异教徒“骗术”，当然是既恶毒又无用处的。
何为进步
当你们长大之后，你们会发现身边有许多人不相信“进步”。他们都是些看上去很有思想的家伙，我担保他们能滔滔不绝地列举出一些我们时代的可怕事实，来向你证明“世界从来如此，毫无变化”。不过我倒是希望，你们不要太受这种论调的蛊惑。你看，我们遥远的先祖几乎花费了100万年，才学会用下肢直立行走。当他们终于能够把动物般的咕咕声发展成可以理解与沟通的语言，又耗费了许许多多个世纪。书写术——为着未来人类的利益而保存我们思想的技术，缺少了它人类的任何进步都是没有可能的，它的发明不过是在短暂的四千年之前。那种驯服自然力为人类服务的新奇思想，仅仅是在你们祖父的时代才出现的。因此在我看来，我们人类其实是以一种闻所未闻的飞快速度进步着。也许，我们对物质生活的舒适关注得稍微多了一些，但这种趋势在一定的时候必然会扭转。到那时，我们会集中力量去对付那些与身体健康、工资多少、城市下水管道和机械制造无关的问题。
我想提醒你们，千万不要对所谓“古老的好时光”抱有过多的感伤之情。有许多人，他们的眼睛只看到中世纪留下的壮丽教堂和伟大的艺术作品，往往拿它们和我们时代的充斥着的噪音的喧嚣和汽车尾气的恶臭的丑陋文明相比较，得出今不如昔的结论。可这仅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要知道，在富丽宏伟的中世纪教堂边上，无一例外地布满了大量悲惨肮脏的贫民窟。与之相比，连现代最简陋的公寓也堪称豪华奢侈的宫殿。是的，高贵的朗斯洛特和同样高贵的帕尔齐法尔，当这些年轻纯洁的英雄上路去寻找圣杯时，他们当然用不着忍受汽油的臭味。可当时另外有着许许多多的其它臭味，谷仓牛栏的味道，扔到大街上的垃圾腐烂发酵的味道，包围着主教大人宫殿的猪圈的味道，还有那些穿戴祖父传下的衣服和帽子、一辈子没享受过擦肥皂的幸福、也绝少洗澡的人们发出的味道。我不愿意着力描绘出一副大煞风景、十分令人不快的画面。不过当你阅读古代编年史，看到法国国王在华丽高贵的皇宫内悠然眺望窗外，却被巴黎街头拱食的猪群发出的冲天臭气熏得昏倒时，当你看到某本稍稍记载了一些天花和鼠疫横行的惨状的古代手稿时，你才会真正明白“进步”一词绝非现代广告人使用的时髦话。
商业的复兴
不过，如果不是因为城市的存在，过去六百年来的进步将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我将用比其它各章稍长一点的篇幅来谈论这个问题。它太重要了，不可能像对待单纯的政治时间那样，用三四页文字便概括了。
古代的埃及、巴比伦、亚述都是以城市为中心的世界。古希腊则完全是由许多小城邦组成的国家。而腓尼基的历史几乎就是西顿和提尔这两个城市的历史。再看看伟大的罗马帝国，它辽阔的行省无非是罗马这个城市的“腹地”。书写、艺术、科学、天文学、建筑学、文学——这是一个可以无穷开列的名单，它们全都属于城市的产物。
在整整四千年的漫长岁月里，我们称为城市的这个木制蜂房，其间居住着大量像工蜂一样生活劳碌的人群，它一直就是世界的大作坊，它出产商品，推动文明，催化文学与艺术。可随后就到了日尔曼人大迁移的时代。他们灭亡了灿烂一时的罗马帝国，一个劲地焚毁他们并不理解的城市，使欧洲再度成为一块由草原和小村庄构成的土地。在这段黑暗愚昧的岁月，欧洲文明进入了休耕期。
十字军东征为文明的重新播种准备好了适合的土壤。快到收获的季节了，但果实却被自由城市的自由民抢先一步摘走。
我曾经给你们讲过关于城堡与修道院的故事。在它们高大沉重的石墙后面，居住着骑士和他的朋友僧侣，一个负责照顾人们的肉体，一个则悉心看护着人们的灵魂。后来出现了一些手工匠人，屠夫呀、面包师傅呀、制蜡烛工人呀，他们来到靠近城堡的地方住下，一面准备应付领主随叫随到的需要，一面也好在发生危险时就近逃到城堡避难。有时遇上主人心情好，他会允许这些人将自己的房子围上栅栏，看上去像是单门独户的居所。不过，那时他们的生计完全系于威严有加的城堡主人大发善心。当领主外出巡视时，这些工匠跪在路旁，亲吻他高贵的手以示感恩。
之后发生了十字军东征，世界在不知不觉地变化。以前的大迁移驱使人们从欧洲东北移居西部。而十字军运动反过来引导人们从蛮荒原始的欧洲西部，去到高度文明的地中海东南地区接受新知识的洗礼。他们发现，世界并非仅限于他们狭小居室的四壁之内，前进一步才知道海阔天空。他们开始欣赏华美的衣着、更舒适宜人的住房、全新口味的佳肴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神秘东方出产的新奇物品。当他们返回自己的家园，仍一心想要享用这些稀有商品的供应。于是，背着货囊走村串户的小贩（他们是中世纪唯一的商人），便在原有的商品目录里添加上这些紧俏的新品种。商贩们的生意越做越红火，仅靠人力负载已经不够满足人们的胃口了。于是他们便购置起货车。又雇上几个前十字军战士充当保镖，以防范随这次国际性战争而来的犯罪浪潮。就这么，他们以更为现代的方式、在更大的规模上做起生意来了。不过说老实话，干他们这行也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每进人一个领主的“神圣”属地，他们都得规规矩矩交纳一次过路费和商品税。还好生意总归是有利润可赚的，商贩们也乐此不疲地继续着他们的贩运。
不久，某些精明能干的商人开始意识到，那些一直从远方采购来的商品其实也可以就近生产的。他们于是腾出家里的一块地方，将它设为生产作坊。这样，他们终止了长年的行商生涯，摇身一变就成了生产产品的制造商。他们出产的商品不仅卖给城堡里的领主和修道院院长享有，并且还能供应给附近的城镇。领主和院长大人们用自己农庄的产品，鸡蛋，葡萄酒，还有在那个时代用作糖的蜂蜜来支付商人的商品。可对遥远市镇的居民来说，这种以物易物的方式就行不通了，他们必须支付现金。这样，制造商和行商手里便慢慢地积蓄起少量的金块，此举完全改变了他们在中世纪社会的地位。
你们可能很难想象一个没有钱币的世界。在一个现代城市里，没有钱你是寸步难行的。从早到晚，你都不得不带着一个装满小金属圆片的钱包，以便随时付钱。你需要1便士来乘公共汽车，上馆子吃一顿晚餐要花你1美元，吃饱喝足后你想看看晚报，又得交给报贩3分钱。不过在中世纪初期，许多人从出生到死去，一辈子都没看见过哪怕一块铸造的钱币。希腊和罗马的金银都深埋在城市的废墟下面。继罗马帝国之后的大迁移的世界完全是一个农业社会。每个农民都种足够的粮食、饲养足够的绵羊和奶牛，完全自给自足，不必仰赖他人。
中世纪的骑士同时也是拥有田产的乡绅，少有出现必须付钱购买某种物品的情形。他们的庄园里能够出产供他和他的家人吃、喝、穿的一切物品。修筑城堡所需的砖块是在最近的河边制造的，大厅的檩梁直接从自己拥有的森林采伐。有少量物品来自国外，但也是拿庄园出产的蜂蜜、鸡蛋、柴捆去交换的。
公爵、市民及钱
可十字军东征却把古老农业社会的陈规打了个天翻地覆。请设想一下，如果希尔德海姆公爵想要去圣地，那他必须跋涉上几千英里的路程。一路上，他不得不支付自己的交通费、伙食费。如果在家里，他可以拿田庄里的农产品去给人家。现在可糟了，他总不能载着100打鸡蛋和整车火腿上路，好随时满足某个威尼斯船主或布伦纳山口旅店主的口腹之欲呀！这些绅士们坚持要收现金。因此公爵不得不被迫带上少量的金子去开始旅程。可他能到哪儿去搞到这些金子呢？他可以从老隆哥巴德人的后裔伦巴德人那里去借。他们悠然惬意地端坐在兑换柜台后面（柜台被称为“banco”，它就是银行“bank”一词的由来），早已经变成职业的放债人了。他们倒很乐意借给公爵大人几百个金币，可为保险起见必须用公爵的庄园作抵押。这样，万一公爵大人在征讨土耳其人时有个三长两短，他们的钱才不至于打了水漂。
这对借钱的人来说是一笔很危险的交易。最终，总是伦巴德人占有了庄园，而骑士却破产了，只好受雇于某个更细心、更有权势的邻居，为他作战。
当然，公爵大人还可以去城镇的犹太人居住区。在那里，他能够以50％一60％的利息借到这笔要命的旅费。可它同样是笔很不划算的生意。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出路了吗？公爵寻思过去，寻思过来。对了，听说城堡附近小镇里的一些居民挺有钱的。他们打小就认识年轻的公爵大人，他们的父辈和老公爵也一直是很好的朋友。这些人是不会提出不合理要求的。于是，大人的文书，一位知书识字、常年为公爵记账的教士，给当地最有名的商人写了一张条子，要求一笔小小的贷款。这可是一件轰动的事情。城镇里有头有面的居民聚集到为附近教堂制作圣餐杯的珠宝商家里讨论这件事。他们当然不好拒绝公爵大人的要求。可收取“利息”也没什么用处。首先，收利息是违背大多数人的宗教原则的；其次，利息也只能以农产品来支付，这些东西大家都绰绰有余，拿来有什么用处呢？
“不过……”，一直专注聆听的裁缝突然开口了。此人成天都静坐在自己的裁缝桌前，看起来挺像个哲学家的。“设想一下，我们何不请公爵大人恩允一件事情，作为我们借给他钱的交换。我们大家不是都喜欢钓鱼吗？可大人偏偏禁止我们在他的小河里钓鱼。如果我们借给他100元，作为回报，他给我们签署一张允许我们随意在他拥有的所有河流里钓鱼的保证书，这样做如何？他得到了是他急需的 100金币，而我们得到鱼，岂不是对大家都有利的交易？”
公爵大人接受这项交易的那天（看起来倒是轻轻松松得到100金币的好法子），他不知不觉地签署了自己权力的死亡证书。他的文书拟好协议书，公爵大人盖上自己的印章（因为他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一切万事大吉，公爵怀着满腔的激情去东方对付穆斯林了。两年后，他回到家里，已是囊空如洗。镇民们正在城堡的池塘里钓鱼，一排钓竿悠闲安然地此起彼伏于水边上。此情此景让公爵大为光火，他吩咐管家去把众人赶走。他们很听话地走掉了，可当天晚上，一个商人代表团造访了城堡。他们彬彬有礼，先是祝贺大人平安归来。至于大人被钓鱼的人惹火的事情，他们也深感遗憾。可如果大人还记得的话，是大人亲自恩允他们到池塘垂钓的。接着，裁缝出示了那份有大人盖章的特许状，从大人出发去圣地那天起，它便被细心保管在珠宝商的保险箱里。
这样一来，公爵大人不由得怒上加怒，火上加火。不过，他突然想起自己又急需一笔钱的事情来。在意大利，他往几张文件上签下了自己的大名，它们如今正稳稳呆在著名银行家瓦斯特洛·德 梅迪奇手里。这些文件可是要命的“银行期票”，再有两个月就该到期了，总数目是340磅佛兰芒金币。这种情形下，公爵大人不得不极力克制义愤填膺的冲天怒火，免得不小心流露出来。相反，他要求再惜一小笔钱。商人们答应回去商量商量。
三天后他们又来到城堡，同意借给公爵钱。能在尊贵的大人困难之际提供小小的帮助，他们真是高兴还来不及呢。不过作为340磅金币的回报，大人是否可以给他们再签署一张书面保证（另一张特许状），准许他们建立一个由所有的商人和自由市民选举出来的议会，由议会管理城镇的内部事务而不受城堡方面的干涉？
这一回，公爵大人可是被深深激怒了。可他确实需要那笔钱呀！大人只好答应，签署了特许状。过了一星期，公爵后悔了。他召集自己的士兵，气乎乎地闯进珠宝商的家里，间他要还那张特许状。因为，按公爵的话说，它是狡猾的市民趁着他手头紧张，从他那里诱骗走的。公爵拿走文件，一把火烧掉。市民们安静地站在一旁，什么话也没说。可当下一次公爵急需用钱为女儿办嫁妆的时候，他连一个子儿也借不到了。 经过在珠宝商家里发生的小小纠纷之后，公爵大人被认为“信用不佳”。大人不得不忍气吞声，低下高贵的头颅，答应做出某些补偿。在公爵大人拿到合同数目的第一笔借款之前，市民们重新握有了所有以前签署的特许状，外加一张新的，允许他们建造一座“市政厅”和一座坚固的塔楼。塔楼将用作保管所有的文件和特许状，以防失火或盗窃，但真正的用意无非是防止公爵大人和他的士兵将来的暴力行为。
在十字军东征之后的几个世纪时间里，这种情形在欧洲各地普遍发生。当然，权力由封建城堡向城市的转移，是一个缓慢而逐渐的过程。时不时的，也发生过一些流血战斗，有几个裁缝和珠宝商被杀，有数座孤零零的城堡被焚毁。不过，这样极端的事件并不多见。几乎是不知不觉的，城镇变得越来越富有，封建领主却越来越穷。为维持自己的排场，开销一直很大，封建主总是被迫拿放宽公民自由的特许权来交换他们急需的现金。城市不断地成长壮大，甚至敢于收留逃跑的农奴。当他们在城墙背后居住若干年后，就获得了新的身份和宝贵的自由。同时，城市也吸引着附近乡村地区的精力充沛、天性活跃的分子，取代了城堡的中心位置，他们为自己新获得的重要地位深感骄傲。沿着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进行着鸡蛋、绵羊、蜂蜜、盐等等商品的以货易货交易的古老市场周围，他们新建起教堂和公共建筑，在此聚会、讨论，公然表达他们的权利。他们期望子女们获得比自己更好的生活机遇，便出钱雇佣僧侣到城市来做学校教师。当他们听说有某个巧匠能够在木版上画出美妙的图画，就慷慨地许以重金，请他来把教堂和市政厅的四壁涂满金碧辉煌的圣经图画。
与此同时，年老体衰的公爵大人坐在自己潮湿透风的城堡大厅里，看着这一切欣欣向荣的暴富景象，不由得悔从心生。他想起那倒霉透顶的一天，他稀里糊涂地签署了第一张出卖自己封建特权的许可状。这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无伤大雅的小小施与，可事情怎么就落到了这个地步呢？大人后悔不迭，但已无计可施。那些保险箱被特许状和文件塞得满满的镇民，如今他们对公爵大人已是不屑一顾。、他们还对
他伸指头呢！他们变成了自由人，已经充分准备好享受他们新获得的权利。要知道，这些权利可是他们额头流汗，经过十几代人的持续斗争才辛苦得来的呀！
第三十五章 中世纪的自治
城市的自由民是如何在本国的皇家议会中维护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的
中产阶级
当人类历史还处于游牧阶段，人们还是四处迁移的游牧民时，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人人都对整个社群的福祉和安全享有同等的权利与义务。
不过当他们定居下来，有的人变富，有的人变穷，政府便往往落人富人的掌管之中。因为富人不必为生计而艰苦劳作，能够一心一意投身政治。
在以前的章节里，我已经讲述过这种富人掌握统治权的情形，以及它是如何发生在古埃及、古美索不达米亚、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当欧洲从罗马帝国的崩溃中恢复过来，再度建立起正常的政治与生活秩序，这种情形在移居西欧的日尔曼部族中同样发生了。西欧世界首先是由一位皇帝来统治的。皇帝的人选一般来自日尔曼民族大罗马帝国中的7—8个最重要的国王。从理论上说，皇帝享有许多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大部分形同虚设。可以说，皇帝陛下最缺的就是实权。西欧的真正统治者是大大小小的国王，可他们的王位从来岌岌可危，成天忙于应付篡权夺位，分不出闲暇来好好治理自己的国家。至于日常的管理职责，则落入了数以千计的封建诸侯之手。他们的属民要么是自由农民，要么是农奴。当时的城市很少，也就谈不上有中产阶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