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心去游>
澳大利亚 奥地利 德国 方要中轴圆要心
“你怎么总在一个大公园里拍照啊？”翻看我在悉尼拍的风光照，亲友都不禁这样问我。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印象，是因为许多照片上，都出现着高耸的悉尼电视塔。悉尼与北美许多城市一样，市中心区密集着些摩天高楼，白天人们聚集到这些“蜂巢”里办事，，傍晚又纷纷开私家车或搭乘公交火车和巴士，回到卫星城那些平面化的居民区去休憩；就这一点而言，悉尼的城市个性不怎么突出。悉尼别名“港湾之城”，它的主体部分建造在珊瑚分枝般复杂的海湾岸台上，整个市区的布局以杰克逊湾南岸为圆心，放射性地朝四周发展，它的电视塔，恰建造在了圆心地带，这座已经快三十五岁的高塔约有305米，很长时间里都是全澳和南半球最高的建筑物，周遭相继建造的摩天大厦都避免对它形成遮蔽，它的造型不是那种世界各处习见的尖锥套圆球的样式，而是以颀长的金属管直插蓝天，顶端是望去玲珑轻盈的金色陀螺形结构，实际是坚固的九层房厅，其中有两层是旋转餐厅，两层是观览大厅，这九层房厅以56根钢缆与地面连接拉紧，蔚为壮观，使得悉尼城的天际轮廓线获得了自己的独特性。悉尼电视塔的选址尤其值得称道，这种在圆心里建造高层地标，使人们在城市里活动时，无论在围绕圆心的哪种长度的半径上回望，都能有“塔影总在蓝天际”的视觉快感，加上整个城区绿化程度很高，可谓“花木总在身左右”，因此像我这样的游客尽管是变换了许多其实离得很远的方位拍照，近景各不相同，但大背景上总还有电视塔剪影，这就是让没去过那些地方的亲友看照片时，觉得我总在一个大公园里转悠的原因。
世界上各处城市的布局，简单归纳，一种是圆形或接近圆形的，一种是方形或接近方形的，有些城市乍作鸟瞰会觉得布局很乱，但只要细加分析，也大都无非由一些圆形或方形的结构交错组合而成。大体而言，东方多方城，西方多圆城。成功的城市规划，布局上的窍门可以概括为“方要中轴圆要心”。方城的中轴性若不认真设计，就好比一个躯体没有坚实的脊梁骨，从审美上是丑陋的，从功能上是欠缺的；圆城的圆心若不刻意营造，则好比一个生命没有健康的心脏，从精神上是萎靡的，从风貌上是平庸的。
回到北京，越发感觉到这真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座珍贵方城，特别是中轴线的布局，目前保存得还基本完好，特别是天安门往北直到鼓楼、钟楼那一气呵成的华彩乐章，莫说身临其境，就是清夜月下倚枕默想，把那十二栏杆细细拍遍，也足够动魄销魂。悉尼那样的西方式圆城，作为一种异域风光，我置身其中时倒也兴致昂然，但归来翻照片回味，总觉得从轮廓线上未免一览无余，不如北京那平面布局、高潮渐起、适可而止的中轴线趣味蕴藉。可惜的是，在与世界接轨的热潮中，我们的一些方城在改造规划上，破坏了原来古典式的中轴线，盲目地在市中心修造高层洋式建筑，以为那样方能体现出现代化的国际气派，误把悉尼那样的西方圆形城市的从圆心放射性布局的模式生搬硬套过来，北京的古典中轴线虽然大致保存了下来，但在该中轴线的延长线上究竟该怎么布局？似乎还缺乏细致的、高层次的研讨。为适应汽车化的现代城市交通，北京这样的方城目前也已经开辟出了六条环城公路，环路自有其功能性，有修造的必要，但千万不能因为有这些环路，就懵懵懂懂地觉得北京也该变成悉尼那样的圆城了，似乎原有的古典中轴线已然“过时”，不能成其为“圆心”，于是生出“中心蹿笋”的心思。北京在城市改造规划上目前还坚持着严格限高的原则，相应的法规也越来越细密，但按环路向外逐环放宽高度限制的“游戏规则”是否真的合理？需知发展商是一定要在“游戏”中谋求“合规利益”最大化的，他们一定要把投资建造的楼房盖至允许的最高限度，更有硬是超标建造，待已是既成事实后，谋求罚款了事的，这样下去，不要多久，北京会不会成为一个大盆？即外环路边是些越往外越高的建筑，原来的古典城区则成为陷落其中的“盆底”，并且不是一个和谐光润的“盆底”，因为其间还夹杂着若干也是能盖多高就蹿多高的“现代化大楼”。我真不愿见到这样的一个“圆盆形”北京出现。
澳大利亚 奥地利 德国 令人切齿的“烤箱”
从环形码头乘渡船往曼尼海滩一游十分惬意，倚着船栏，迎着海风，可以饱览著名的悉尼歌剧院倩影，那地标选址真好，恰在珊瑚枝般的海弯的一个最抢眼的岬角尽头，与沟通南北城区的海弯大桥珠联璧合地构成了瑰奇的画卷，丹麦建筑师沃特森的设计不仅构思独特，在建筑物的体量上也精心控制，使其与周遭海域旷地比例上十分和谐，不仅从海船上看它是一道眼睛的冰激凌，就是从诸多的陆上角度望它，也恍若仙女下凡，越看越美。从曼尼海滩那边归来，落脚在环形码头，我还想一睹歌剧院芳容，陪游的朋友指指右边远处，说你仔细看吧，美人只剩一个辫梢能露出来啦，几年前还不这样，那时从这里能完整地欣赏其身姿呢，挡住它的那青灰色的楼房，许多人把它叫作“烤箱”，自身蠢丑，还遮蔽美人，真可恨！不仅破坏了这一处重要的望点，从另外一些地方望过去，原来能欣赏歌剧院剪影，现在也都让这“烤箱”给破了相！后来我从几处地方体会到了这“烤箱”对美人的“烧烤”效应，也不禁切齿。
建“烤箱”的地盘，原是通向歌剧院的一片海滨绿地。如果把歌剧院比作美女头部，那么这片绿地就仿佛秀丽的脖颈，脖颈上至多可以装饰一条项链，怎么能让那个部位肿出一个黑疮来呢？原来，是有外国开发商相中了那块地盘，认为在那里盖高档旅店加高档公寓，长远来说好比栽了棵摇钱树，于是向悉尼市政府开了个大价钱，申买那块宝地，据说经手的那一届悉尼市政府正财政吃紧，竟同意了，于是开发商便大兴土木，盖出来这么个灰不溜秋的大“烤箱”！建造过程中，市民纷纷抗议，媒体尖刻批评，有的市民还组织了纠察线，试图阻止施工进程，议会上也出现了激烈的辩论，但生米已经下锅，开发商说我手续完备，怎么能不把粥煮熟？待生米熬成了熟粥后，除了开发商自己，几乎所有的澳大利亚人和外国游客都对那“烤箱”气愤不已，于是，社会舆论反映到议会里，就有了将那“烤箱”再加拆除的动议，这时开发商也同意拆，但他要求获得赔偿，而市政府算了一下，抛开所谓赔偿不说，那笔拆除的费用竟比盖楼的投资高出许多，谁来出这份钱？提出了让市民加税的方案，心上本有一刺，为除此刺竟另插一刺，谁干？如今那骂名远扬的“烤箱”还那么厚皮厚脸地戳在那里，开发商倒成了气性最大的人，说没想到旅店也没什么人爱住，公寓卖得也远不如设想，早知会惹一身骚，又何必当初？
这件发生在悉尼的事情，也值得其它国家、地区，尤其是正大兴土木的我们中国思考，从中汲取教训，引以为戒，以免接踵搬演。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什么地皮都敢卖，任由开发商去破坏原有的历史人文景观，这种行政举措，难道可以用“初衷良善，始料不及”来加以辩护吗？在城市的整体规划上，难道不应该有更高明的眼光和更严格的法规吗？对于市民的诉求、舆论的监督，难道总是当时排拒敷衍、酿成大错后才知后悔，而悔之已晚吗？开发商也都该扪心自问，为了谋求利益的最大化，就什么地皮都敢去“拿下”，而一旦“拿下”后，为了减少设计上的成本，就敢于选用“烤箱”式的浅陋鄙俗方案，不惜荼毒美人，甚至佛头着粪，你那社会公德心，历史责任感，难道就丁点不剩了吗？
我注意到，现在悉尼街头出售给旅游者的明信片、年历和城市风光画册，凡涉及到那块被侵占的绿地的画面，无论近景、远景还是鸟瞰，一律都还使用着“烤箱”出现前的镜头，体现出一种对具有破坏性效应的丑陋事物坚决说不的人文精神。我相信，那座败坏悉尼风光的“烤箱”迟早会被拆除的，等着瞧吧！
澳大利亚 奥地利 德国 墨尔本地标毁誉录
一提起澳大利亚，人们会马上想到那既像张开的贝壳又似鼓起的风帆的悉尼歌剧院，悉尼的这一地标可与印度泰姬陵、北京天坛祈年殿、伦敦大笨钟、巴黎铁塔等媲美，堪称地球人文景观中的顶尖级作品，对此，一位墨尔本人对我说：“面对世界，我为悉尼歌剧院自豪；然而面对澳大利亚本身，我不服气！”他的想法很有代表性，不少墨尔本人以为他们那座城市才是全澳大利亚最好的地方，实际上有关国际组织每年评定最适合人居住的城市，墨尔本总在榜内，2002年的评选中更荣获冠军，墨尔本人认为“老子全澳第一”并非狂妄，他们没强调“全球第一”倒体现出绅士般的谦逊。
墨尔本这座城市的主要构成部分，是一幢幢我们中国人习惯称之为别墅的住宅，它们各具特色，掩映在树木花草之中，住在这些宅子里的大都是些中产阶级人士，过着绝少奢侈讲究实惠的温馨生活；在墨尔本满处一转悠，清新的空气，温润的气候，静谧的气氛，优雅的格调，加上布局合理的生活配套设施，礼貌喜洁的社会风气，特别是绝少刑事犯罪的安全记录，常令旅游者不由得生出“能在此安个家该有多好”的感慨。但是，墨尔本对于那些没能到澳大利亚一游的外国人来说，出镜率不高，澳大利亚出镜率最高的是悉尼，中国的电视节目里就总有悉尼歌剧院和海港大桥的倩影频频出现，以至有的人误以为悉尼是澳大利亚首都，其实该国首都是堪培拉。悉尼虽然很不错，但墨尔本实在是更好，一般人知悉而忽墨，只是因为墨尔本多少年来没能修建出悉尼歌剧院那样的地标罢了。
简而言之，墨尔本人对悉尼的不服气，可以概括为：“你悉尼不就仗着有那么个地标吗？看吧，我们要造一个更让世人吃惊的地标出来！”
2002年岁尾游墨尔本，买些当地明信片留念，那些城市景观的明信片拍摄得十分讲究，却实在缺乏抢眼的效果，比如其市中心鸟瞰图，无非是一条河两边，绿树中耸出些个高楼大厦，与美国、加拿大某些城市的图像非常雷同。陪我游览的朋友对我说：“我们这里的地标刚刚处在竣工前夕，所以还没有上明信片，你不如马上过去看看，自己拍点照片。”我自然兴趣盎然，不曾想朋友却长叹了口气，打预防针般地对我说：“你可小心别被它吓晕了！”开车过去一路上介绍说，这个新地标位于市中心雅拉河北岸，原是火车调度中心的地方，叫做联邦广场，不是一座高层建筑，是一组不太高的建筑，花费高达45亿澳元，历经数年才显露眉目，那整个形象嘿，不少市民都对之摇头，说是怎么拿我们纳税人那么多的钱，造出了几个巨大的垃圾桶！
我正惊异于朋友的诋毁，那联邦广场已显露在眼前。下车细观，心中就像猜谜般琢磨不定，在外面拍了些照片，想进去看看，里面尚未对公众开放，遇到了几位朋友的朋友，大家一起议论，他们竟激烈地争论起来，毁之者简直是恨之入骨，誉之者却爱之如饴，一位自称是“老墨尔本”的先生肯定地说：“悉尼歌剧院将臣服于墨尔本的联邦广场！”
这联邦广场的几栋建筑，绝不规则地散布于河边旷地，有的互相勾连，有的金鸡独立，造型故意东倒西歪，色彩刻意暗淡诡谲，无常规的门窗可言，大体而言，分两种外部立面处理手段，一种恍若是些乱扔一处的枯树枝桠，其间或任其成孔成洞，或镶嵌些灰绿的玻璃与麻褐的石料；另一种则用些打好小圆孔的黑色钢板有一搭没一搭地加以围裹。建筑物之间的旷地，竟不怎么留裸土，用些也是色彩暗淡绝不规整的石料满铺满敷。毁之者指着怨：是不是大型垃圾桶？誉之者却说：活用了原住民艺术里的元素，使用了最先进的技术手段，对建筑中门窗的概念实行了一场地地道道的革命，气流自然贯通穿梭于建筑物里，体现出了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混成的独特风格，对后现代主义也构成了挑战，是绝对的创新！
离开墨尔本以后，那将启用为公众商贸文化中心的联邦广场的怪异形象，在我心纸上仿佛一滴正在洇开的浓墨，它洇染出的是美丽的墨菊吗？它能成为墨城乃至澳大利亚的新地标吗？我实在不能肯定，惟有默默地祈祝。
澳大利亚 奥地利 德国 免费缆车
朋友L君在悉尼唐人街开了间卖音像制品的商店，生意挺红火，那天下午他撂下生意，兴致勃勃地开车带我去海滨钓鱼，到了著名的邦奇海滩的一处崖礁上，还没安排好渔具，忽然他女婿打来电话，他听后立刻心神不安，对着手机训斥起那边来，说完电话他问我能不能自己先钓一阵鱼，他先开车回店处理紧急事务，完了事再来找我，我说自己一个人可不敢呆在这么个陌生的地方，宁愿跟他先回城里，他想了想也是，就开车带我返回了，一路上他直
跟我道歉，并告诉我遇到了什么事情，我也听不懂那么些个细节，只约略地懂得，是他女婿售货时粗心弄错了一张五百元发票，如不及早补救，会形成一次偷税，那可不行！我心算了一下，五百元澳币不过合两千三四百元人民币，能牵扯到多大的税额，怎么就如此紧张起来？
晚上，L君请我吃泰国餐，这才跟我细道心思。他说，原来在国内开店，完税的意识比较淡薄，那税额在经营成本里的比例，也实在不大，那时搭在成本里的最大付出，说好听了是招待费，说难听了就是贿赂费，许多合法的事，竟也形成了大家都用宴请送礼甚至灰工资、暗回扣等手段去将其搞定的风俗，定居澳大利亚以后，发现这边几乎完全不用去跟各个部门拉关系，做生意只要严格按规定纳税就行了，事情变得简单明了，省去了许多时间精力，成本也因无需将贿赂或招待费用计入而大大降低，只要把自己在市场中的角色定位准确，选项好，诚信度高，生意就可以安全平稳以至步步攀升地做上去。不过，这边的税收制度可谓“煞富安贫”，他特别强调是“煞”而不是“杀”，就是你赚得越多，缴税就一定要多，到了你赚到相当的程度，那税额可能会达到收益的一半以上，弄得你很难再往上富有，因此这里特
别富的人很少，政府用税金来建立社会保障系统，也不让人特别地贫穷，失业者目前每月都可领到八百澳元的生活费，约合三千多人民币，过日子完全够了，因此也就没什么穷人，社会上绝大多数是中产阶级，他家目前也算一个细胞，生意之余无聊饭局拉扯关系之类的事情少了，于是他常抽空去海边钓鱼，竟已上瘾。但纳税这个事可不是闹着玩的，该交的一定要交，并且要按规定时间交，这里头一丁点马虎都不能有，更别说故意地耍花招，若有哪怕是小小的闪失，受罚事小，记录在案，算是有了案底前科，以后不仅再难贷款，人们也就不再乐意跟你做生意，所以今天惟有及时把漏子处理妥贴，此刻才有跟你把酒倾诉的雅兴……
几天后，L君陪我游动物园，到了缆车站，我想不能总让人家花钱请我，也该主动花些小钱才是，但找不到售票窗口，四处张望后只好去问负责把游客送上缆车的女服务员，她不解：“你不是买过票了吗？”原来，进动物园只需买门票，进入后包括来回乘坐缆车、看海豚表演等所有观览项目一律免费，于是我愉快地和L君坐上缆车。缆车滑动中，朝下方可以看到
许多种动物，朝前方可以远眺海峡那边的悉尼歌剧院，但因为是小雨天气，四外几乎看不到游人踪影，几十台往返滑行的缆车里，除了我们似乎只有寥寥几台里有人，我不禁说：“今天这动物园可赔惨了啊！”L君告诉我，这动物园本不以赢利为目的，它的亏损，自有政府拿税金补贴，凡公众共享空间，多半是由税金建造与维持的。
在动物园里逛完一圈，我们到咖啡厅里喝热可可，闲聊时又提到税收的事。L君说，他在国内时不仅自己纳税意识不强，对有关部门把税金都用到了何处也极少追问。到了澳大利亚才懂得，纳税人对税金究竟是怎么用的，用得妥当不妥当，应该经常地过问，参与意见，提供建议。纳税与用税，在一个社会里应该形成良性互动。他告诉我，前些年悉尼唐人街比较地脏乱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餐馆密集，中餐制作少不了武火颠锅用大量食油炒菜，油烟特别旺，厨房排出的污水里油垢也特别粘稠，不仅华裔爱吃家乡菜，包括欧裔在内的其他当地居民也都爱到唐人街吃中餐，你总不能限制这里中餐馆的发展，改变中餐的烹调方式吧，于是，最后由市政府拿税金，彻底改造了唐人街那原来只适应容纳西餐烹调废弃物的地下排污系统，把中餐馆油烟机原来朝向天空的喷口也引入到了地下排污管道，这样一来，唐人街那种特殊的油烟泔水气息消失了，连带着其它方面的面貌也大大改观。改造后还有个插曲，在街心原来做了一个有太极图案的井盖，设计者原是好意，以为华裔会喜欢，没想到一些人提出抗议，认为这一图案放在地面任行人踩踏，是不尊重中华文化符码，结果当局又拿税金将其改造为另外的图案，纳税人才转嗔为喜。
跟L君一起走出动物园时，我回望那些尽管空空荡荡却还在照常运行的免费缆车，觉得它们似乎在意味深长地跟我眨眼道别。
澳大利亚 奥地利 德国 蓝色铃铛
飞机就要降落悉尼国际机场，大家开始填写入境卡，我见上面有一问是鞋底有没有土？觉得有点奇怪，哪位旅客的鞋底会是毫无尘土的呢？我左边一位中年男士跟我说，那一串问题，你就都填没有就是啦，何必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呢？我右边一位小伙子则跟我说，还是要如实申报，澳大利亚海关对入境者的诚信度，比美国等海关更重视，我们既然觉得自己鞋底有土，那就申报吧；他还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他的一个哥儿们，已经有了澳大利亚绿卡，去年从国内返澳，身上带的澳元超过了五千，按澳国海关规定，带超过这个数目的澳元入境必须申报，但那哥儿们觉得麻烦，就没申报，结果不知怎么被查问了出来，最后竟弄得给取消了绿卡；其实海关只是要携币过五千者申报而已，带进去并不犯法，更不会没收，往往也并不点验，人家只是要记录在案，加以统计，大概是为了细密掌握其货币的流通量吧；那哥儿
们事后怎么也想不通，苦苦哀求移民局，但人家的回答是，诚实是成为新移民的绝对前提。听了小伙子一席话，我就在“鞋底有否土”和“是否携带了含有动物和植物成分的药品”两项后面都作了肯定性标记。
进关验护照签证时，我主动把鞋底抬起来请验证女士看，她微笑点头，说了声“没关系”，很快给我盖章放行。后来我弄清楚，所谓鞋上有土，是特指从某些特殊地区到来，鞋上严重粘携了野土或农土，澳大利亚严防有碍于其固有生态环境的生物或含有生物成分的载体入境，但对我把一般城市尘土也加申报，人家也不见怪，反而多了几分对我诚实的尊敬。到了出口前，我主动走向红色通道，到了行李检查台前，我想从提包里把所带的速效救心丸取出给他们看并加以解释，海关职员只问了句：“药？自己（用）？”我答是，也就微笑摆手让我出闸，还说了句“欢迎来澳大利亚”，让我心里挺舒服。尽管我什么也不申报大摇大摆走绿色通道也能过关，但我丝毫不为自己“谨小慎微”的诚实申报后悔。
十二月的澳大利亚，开始进入盛夏，北京是草木凋零、寒流阵阵，悉尼却是绿树成荫、熏风劲吹，许多春花虽然谢了，一些花期长的植物还在烂漫开花，更有不少四季都开花的植物点缀各处，不过，像“姹紫嫣红”这样的形容词，似乎很难用来描述悉尼的花卉色彩。我注意到，悉尼栽种得最多的草本植物，是能从条形叶丛里挺出一米多高的花柱，顶端绽开绣球般形态的蓝色花，问了好多朋友，这花叫什么名字？或者说不晓得，或者只能说出一长串英文名称，而无法意译为中文；但这实在是悉尼最常见的草花，街边、公园、宅前、滩头，到处开放，仿佛给这座城市绣出了一张蓝色的网络。另外，特别让我眼睛一亮的，是一种树木，从那羽状叶片上看，很像合欢，但它开出来的却不是我在北京看惯了的那种金红色的马樱花，而是比蔚蓝浓重、比深蓝明快的那么一种穗状花，盛开时满树看不出叶子，蓝盈盈的
全是花，非常壮观。这种树花我问出了名字，英文两个单词，译出来就是蓝色铃铛，或者可以就简称它蓝铃树吧，它的花色好别致啊！
澳大利亚的圣诞节景象让我觉得有些怪异，以往在西方国家也都赶上过圣诞节，圣诞老人的装扮与雪花纷飞的季节非常协调，扮演圣诞老人该是件非常惬意的事，可是这里的圣诞老人按规矩也必须裹上大红冬装戴上软尖冬帽，所置身的环境却是盛夏气候，围着圣诞老人讨糖果礼品的女孩子们只穿着薄薄的连衣裙，男孩有的干脆光着上身，你说扮演起来苦不苦！我还注意到，澳大利亚各处的大小圣诞树上所悬挂的装饰物品，多以蓝色为主，比如大铃铛，也是蔚蓝色的。这是不是因为蓝是冷色，可以多少化解些炎夏带来的燥热呢？后来与一位白人珊德娜女士攀谈，她告诉我，澳大利亚人喜欢蓝色，因为蓝色是诚实色，在人类的优秀品质里，诚实应该排在第一位，诚实令每个人自己能睡安稳觉，做任何事时都能克服困难，自信心十足地去获取受之无愧的利益，而人际间也只有诚实才能建立起彼此的信任与合作，诚实可以避免世界破碎、人类遭劫……
各民族自有其爱好的色彩，每个人更有选择自爱色的权利，倒不一定都得去喜欢蓝色，或者都去跟珊德娜那样的解释认同，但珊德娜的颂蓝之词，毕竟令人心动。在悉尼，有一天我在朋友庭院的蓝色铃铛树下，静静地坐了好久，到后来，闭眼冥想中，只觉得树枝上那无数的蓝色铃铛，嘤嘤地把其鸣声送进了我的心窝……
澳大利亚 奥地利 德国 真的 它很害羞
雨中的塔蓉加动物园游人稀少，打着伞在雨中观看动物于我和陪游的朋友都是新的人生经验。悉尼周边有好几个动物园，塔蓉加动物园是离市中心最近的一个，位于杰克逊湾北岸一处岬角，与南岸的悉尼歌剧院遥遥相望。到澳大利亚，有几种动物不能不看，该国国徽上的袋鼠和鸸鹋固然必须要看，更令我神往的则是树袋熊、袋熊与鸭嘴兽，而鸭嘴兽是最最想一睹真容的。
袋鼠是最容易看到的，品种也较多，大型的直立起来可与成人比高，小型的蹲伏着跟兔子般大。鸸鹋也不少，体型都比较大。许多袋鼠和鸸鹋的展示方式令我惊奇，就是它们的居住区与贯穿其中的游人路径之间，并没有栅栏铁网，只以一些枯树枝干很随意地摆放着以作隔离标志，我纳闷：它们会不会跑出来呢？朋友告诉我，会的，这样的隔离的用意，是告诉游人绝不可以迈入禁区，但袋鼠和鸸鹋却可以在它们高兴时跳跨出枯树枝干随意活动，那时游人则可以有限度地亲近它们，但必须保证不致引起它们的恐慌与不快。这管理方式真奇特。依我想来，那隔离物对人而言只能防君子焉能防小人，有游人偏要迈进去可怎么处理？特别是出现“罪不罚众”的情况；再说，袋鼠鸸鹋自动跑出来后，游人又怎么把握“有限度亲近”的尺度，乱喂或伤害了动物怎么办？动物伤了人又怎么办？但朋友告诉我，这样的隔离方式，是基于“人道原则”，我听来听去，其实是“兽道原则”嘛，就是一切以这些动物觉得自由舒服为前提，人绝不能骚扰动物，这一原则已在澳大利亚民众中形成共识，他们的行为又影响着外国游客，因此这样处理了多年，并没有发生过几起游人跨入禁区和动物与人之间发生伤害事故的情况。当然，整个动物园对不同的动物，包括袋鼠与鸸鹋里的某些性情凶猛的品
种，还是分别情况给予不同安置的，有的还是以双方都不能跨越的栅栏围墙濠沟钢玻璃隔离开的。
虽然从图片上早已熟悉其芳容，但见到真的树袋熊（音译称考拉）时我还是非常激动。这动物园里有几处展示着树袋熊，其中一处有专人值班，游人可以走到树袋熊身边在值班人员指导下近观抚摩它们并与之合影。可惜我去亲近时它们都蜷伏在桉树上睡觉，一动不动，似乎是毛绒制成的玩偶。它们这样酣睡，是因为雨天寂寥吗？看了挂着的说明，知道它们四季都是这样的习性，一天二十四小时里，总要睡上二十二个小时，只起来活动两小时，并且多在晚上；它们之所以这样贪睡，是因为所吃的那几种桉树叶里，含有大量的催眠成分。后来又看到了体型比考拉大许多的、常在地上趴伏的、胖嘟嘟的袋熊，只可惜有以这些有袋类动物当时都没有小宝宝在它们腹部的袋子中。
我把在此动物园里观览的高潮设定为与鸭嘴兽面对面。这种动物不仅只在澳大利亚有，全澳也只有南澳大陆的少部分水域和塔斯马尼亚岛上才有，如今野生的数量已极其有限，它长着鸭喙那样的阔嘴，脚指间有蹼，会下蛋，却又满身披毛，虽无乳房，孵出的小兽又需舔食其腹部分泌出的乳汁成长，它的发现在动物学和进化论研究方面具有特殊意义。我们在一处开放式池塘边静候了约半小时，杳无踪影，又到另一处建造成山洞模样的阴暗室内，那里面有一个巨大的可以从两面观察的弱光照水箱，箱里布置着适合鸭嘴兽居住活动的当中是空洞与卵石的枯树断干，以及许多的水生植物；来回来去地从两面仔细观察，就是发现不了鸭嘴兽的身影，急得不行啊，那时还有一位从美国来的年轻游客，他那急于在鸭嘴兽故乡一睹其真面目的心情跟我一样，可谓望穿秋水！我忍不住想用手指关节击打那玻璃箱外壁，这时
朋友和那美国青年都朝我摆手，让我看墙上的图片和说明。细细一看，图片有鸭嘴兽从水中伸出上半身以蹼爪趴伏岸边的特写玉照，下面文字的大意是：它很害羞，请尊重它的性格。如果您在水中没有看到，那么它可能在水上部分。我拼命仰头朝水上部分望，所留出的可视部分竟非常有限，为什么不多留些空间？啊，再看另一张图片，是游动的鸭嘴兽全身照，下面文字的大意是：公兽体长约56公分，雌兽约48公分，它们真的很害羞……我明白了：虽
然人类把它们从大自然里移到了这里，但它们的生存应该并不是为了让人类观赏，因此，这回没能看到它们，不是它们该求我原谅，而是我应该对它们说：对不起，害羞的朋友，打扰了……
我虽然没能看到鸭嘴兽真容，但这家动物园如此以动物为本的陈列原则，令我深深感动。朋友说是“很人性化”，这只有把动物和人平等对待才能理解。
澳大利亚 奥地利 德国 厂房办公仓库安家
预定中午11：30去SBS电台录访谈节目，接我去的朋友11：00到达我下榻的花园大厦，开车前往北悉尼的路上，他对我说：“厂房快到了。”我吃了一惊：“怎么，先要参观工厂么？那还来得及？”朋友笑了：“你要去的不就是那厂房么？”车子不久就转进了一个厂房建筑的车库里，下车进入内部，我才恍然大悟，原来，SBS设在悉尼的电台所使用的空间，确实是利用一座宽阔深邃的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它利用原厂房的结构，前半部两厢造出二楼的大回廊，当中形成气势恢弘的天井，天井里布置成艺术展览厅，两壁悬挂着绘画与浮雕，当中是些圆雕和装置艺术，从二楼回廊下望，只觉得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其实二楼回廊墙上也悬挂着大大小小的造型艺术作品，一路欣赏过去，意识到这里的艺术品展示，是刻意突出多元的意蕴，原住民的艺术作品多有蟒蛇及各种其它动物的变形图象，还总会拍上许多大大小小的人手印，体现出他们认为自己跟那些生命一样都是大自然骄子的意识；欧陆移民后裔的作品则在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手法里，又强调出澳洲人的特殊装饰趣味，比如特别喜欢明快的蓝颜色；也有希腊、俄罗斯、土尔其、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移民的各具特点的作品，中国移民的书法、山水画扇面等作品也很抢眼。没想到节目没录，先享用了一顿艺术宴飨。
SBS是政府全额拨款的非赢利宣传机构，它的任务就是弘扬澳大利亚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种族、文化的多元性，求得各种族、文化间的亲好和谐。难怪他们那样布置其前堂天井与回廊，据介绍，他们这里展示的多元艺术作品不是永远固定，而是常常更换的，以期更能体现出澳大利亚多元文化并存、交融、提升的无限活力。走到后半部分，那是利用原厂房改造成的办公室与播音间，迎见我的电台负责人先带我参观了一圈，他们这里播出的语种真多，我见到的标识就有西班牙语、波兰语、越南语等等，后来到了中文部，据介绍，现在每天下午都有两小时的普通话广播，收听的华裔公民和侨民很多。我很愉快地接受了他们电台记者的采访，录了约45分钟，他们说将剪辑成30分钟，过两天周末时播出。几天后我在墨尔本华厦中文传媒集团的电台又作了一期节目，巧的是，那家电台的办公室和播音间也是利用一个较小的厂房改造成的；那回是直播，且有热线电话打进来，我没想到来电竟接二连三应接不暇，其中有的恰是听过我在悉尼SBS电台所录节目的，热心听众不仅问及我个人的写作现状和国内文学动向，还问到我觉得澳大利亚有什么值得中国借鉴的地方？对此我立刻答曰：有的，比如合理地利用改造旧厂房。
目前中国各处地方都有若干工厂或因其位置在发展中的城市里已不适宜而搬迁，留下了掏空的厂房，这些厂房往往被视为赘物、废物，其地盘被有关部门出让了使用权后，获得地盘的开发商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这些厂房拆毁，然后去盖些所谓能体现出现代化风貌的供“成功人士”享用的“尊贵邸宅”。这里面存在的问题很多。这些工厂原来属全民所有，搬迁或停产后，其土地使用权怎么能就成了有关部门的商品，可以卖给开发商，或与开发商联手经营用以发财，而这所发的财怎么就都属于他们这一小部分社会成员了呢？当然澳大利亚的情况与此有很大的不同，且不在土地归属问题上去进行讨论。澳大利亚的做法，前提是：城市里所有超过70年的旧建筑，一律视为文物，绝不允许随便拆除，但鼓励社会各种力量参与改造，使其仍能适宜当代生活，得到利用。我所去的两个电台，前者是政府用税金，后者
是私人出资加以改造，都是外壳不能令其大变形，而里面允许将其营造为新的使用空间，据说对于一般澳大利亚人来说，这种外观保持住历史旧貌的厂房，与其它那些比如说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市政厅、文艺复兴韵味的教堂一样，都能唤起一种审美愉悦感。
SBS电台一位工作人员对我说，他在厂房上班，在仓库安家，乍一听，觉得他住得够差劲的，后来朋友开车路过了一栋那样的仓库，我才明白，那外表古旧的仓库，经改造为公寓后，是比我下榻的外表华美的新花园大厦还要贵上两档的高级住宅，而且住进那样的地方，是不少澳大利亚“布波族”所向往的。据说开发商为改造那样的仓库，投资比建新房大多了，技术上要求也极高，因为施工时只许掏空里面加以改造，外观一点不能动，还要深挖地下以形成停车场，只是因为许多澳大利亚人都具有“以旧为美”的“厚古薄今”心理，市场需求颇大，高投资高回收不成问题，所以有些开发商竟乐此不疲。
我当然不主张照搬澳大利亚人对废旧厂房和仓库的那些做法，但我们能不能至少也保留住一些那类的旧建筑，将其就便改造为展览馆、图书馆、购物中心、多功能会议厅、剧场、健身场所……等公众共享空间呢？
澳大利亚 奥地利 德国 到维也纳去看白水屋
维也纳森林还没绣出浓绿，多瑙河尚未漾足蓝波，不忙去美泉宫看华宫喷泉，且慢去施特劳斯金色雕像前流连，急不可耐要去近观细赏的，是那奇诡曼妙的白水屋！
白水屋，是奥国著名建筑设计师Hunderwasser（音译为洪德特瓦瑟，意译即白水）的作品。坐落在维也纳市区东部一条离著名古迹颇远的小街上。白水先生设计这座房屋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建成于八十年代初。这座楼房与传统的住宅楼相连属，有两个立面显露于外，它高处约有10层，低处只有三层，但每层高度并不一致，窗户阳台不仅高低杂错，形状也各异，或高拱越层，或收缩如眯起的醉眼，阳台有的与墙面平齐仿佛腼腆处女，有的却陡然突出如接雨巨盘，墙面颜色似随意涂抹，多用极鲜艳的色块，凹凸相衔处的柱式怪模怪样，有的竟如歪置支撑的保龄球，整座建筑绝少直线，望去竟是满眼各不相同的曲线。此屋有50个大小不一的公寓单元，13座公共阳台，底部则有一家咖啡馆一家餐馆。据说单元内部几乎没有一个空间是规则的，而且也不在一个平面上。最奇特的是各层阳台与窗户内，几乎都有植物伸出蔓延，屋顶上更显露出丛丛树木。其面向小街一侧有拱形门廊，可以隔着栅栏观看内庭景象，房屋的内立面更具谐谑风格，令人拍案惊奇。楼侧的喷泉造型虽不那么古怪，但色彩配置也够让人瞠目的。
白水屋产生的时期，旅美法国理论家德里达等提出的“后现代”理论风头正劲，“后现代”理论当时常常提出的实际例证，主要是欧、美的一些新建筑，认为其特质可以概括为“同一空间里不同时间的并置”。我去看白水屋之前，也以为会看到这样的一座建筑。但我看了白水屋以后，就得出了此屋与“后现代”宗旨两不相干的结论。“后现代”建筑是把历史上不同时期的设计元素，拼贴到一起，比如把科林多柱、潘迪翁圆顶、哥特式穹窿、巴洛克弧面、印度神庙象鼻门、日本神社大鸟居、中国亭子、巴黎铁塔、包豪斯线条、玻璃幕墙钛钢桁架等等杂凑为一个庞大的建筑群——美国就多有这样的购物中心，白水先生设计他的这座维也纳楼房时，却是几乎排斥掉了一切历史上我们习见的建筑元素，他完全从自己的童心出
发，酣畅淋漓地挥洒出浓酽的童趣，这恰恰是“后现代”建筑所最缺乏的。白水屋看似拼贴，似乎在追求装饰趣味的极限，其实是胸有成竹后的一气呵成，装饰趣味只是外在的东西，内里所包蕴的，是白水先生所宣示的两个精神，一是“人应与自然共存”，一是“对不规范的容忍”。白水屋不仅让高树长在阳台，让藤蔓从墙面探入室内，体现出“房屋”与“植被”的亲合关系，而且那随心所欲的曲线、儿童画般色彩与奇想驰骋的空间切割，正体现着“内心的自然”。当各种理论纷至沓来，社会与人生被各种往往是多余甚至有害的规范束缚，公平、自主成为空谈时，白水屋通过以不规范的方式张扬美丽与快乐，祈盼理解与宽容，这一设计与建造的实践，其意义已经超出了审美与实用功能，正不断引发出我们深远的思索。
白水先生在维也纳的另一名作是施比特劳垃圾焚烧站，1992年建成启用。这是一座功能性更加明确的市政建筑，按说这样的建筑只要能做到不难看也就行了，但白水先生却把它也设计成了一种童趣盎然的奇特形态。在色彩斑斓的楼体上，高耸出有一个“套罐”和一个“帽子顶”的塔体，我乍看到时以为那上面是旋转餐厅与眺望观览厅，其实，那是废气指标排放中心与控制中心。据说白水先生设计时正戴着一顶杂色毛线编结的小便帽，他兴之所至，随手就将那顶艳丽的小帽子画到了设计图上，现在人们在参观这座建筑时，常常就会指着惊叹：“多像一个老顽童！”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欣赏白水先生的作品，他在欧洲另几处地方设计的建筑就没有维也纳的这两座建筑夺人眼目。就是维也纳的白水屋，也有人嗤之以鼻，认为不过是哗众取宠。白水先生已经仙去。他的设计由于风格化倾向过于强烈，即使你喜欢，也很难模仿，也不必在世界上加以普及。但到维也纳看白水屋后有一个想法总萦回在我的胸臆，那就是：希望中国的设计师们也能以童真的情怀，挥洒出胸中块垒，把功能性与想象力融为一体，给我们以奇趣，生出大欢喜来！
澳大利亚 奥地利 德国 发现者的发现
想坐火车去维也纳旅行，到巴黎拉丁区一家火车票发售部去购票，那里是敞开式服务，旅客自己从自动发号机里扯下一张号码，坐到等候椅上休息，高悬的屏幕显示器上出现了你那号码，并指示你去几号售票员，你就可以过去买票了。售票员坐在台面那边，你坐在这边，你提出要求，售票员就从电脑上给你找票，这时候你还可以从台子上的糖罐里取糖果吃。售票员说有一种优惠票，是卖给发现者的，就是鼓励自助游的散客，去发现那些常被一般大拨轰的旅游团忽略的景观与细节。我和专程到巴黎来陪我旅行的德国朋友福斯特，订了一套发现者优惠票，先从巴黎坐卧铺到维也纳，游完那里再到萨尔茨堡，又在德国慕尼黑下车观光，最后从慕尼黑坐卧铺回巴黎。
我的第一发现是那卧铺的三层床位，设计得跟中国的全然不同，中国第一层与第二层之间的距离，足可容纳旅客坐在下铺上休息，他们所留下的空间却绝对不容成人坐靠，当然那中铺可以放下来展拓空间，但若有买了中铺票的上车便躺下，那就谁也坐不成。福斯特告诉我，我们这发现者票指定坐这样的二等卧铺，相当于中国的硬卧，你看这二等卧铺也都是封闭成一间间的，我们欧洲人总是尽量地尊重隐私，中国的硬卧是完全开放式的，下铺与中铺的距离不妨碍坐靠，体现出家族式的亲合，但是我们欧洲人就觉得那样不能保证下铺旅客完全享用他的临时领地。原来不同的空间分割方式，反映出不同的文化心理。
我去车上卫生间，门上全是电子触钮，看不懂文字说明，试着按了一下亮绿光的圆圈，门先飘开十公分，停一下，再整个打开，我走进去门便自动关闭了，也是到离门框十公分的地方，停一下，再关拢。怎么从里面锁定，以免外面有人进来？触哪一个圆圈，我就能顺利地出去？竟都成为令我心慌意乱的问题。终于回到福斯特面前，如临大赦，福斯特说现在什么都用电子技术，他也觉得多余，像目前飞机厕所那样的机械推拉门，用起来不就挺好吗？
火车上的发现算不得什么。真正让我有发现感的见闻接踵而至。
在维也纳一条街上，有栋白色的小楼，外面院墙也是白色的，整个建筑摒弃了一切欧洲传统的建筑元素，但又不像后来包豪斯学派那样地追求简洁明快，它用多个立方体交错衔接构成，在单纯中又显示出深奥。这栋与周遭建筑别弹怪调的房子，是奥国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设计的，原是他的私宅，几度易主后，目前是保加利亚驻奥大使馆。可惜不能进去参观，那楼房里面的结构一定也充溢着哲学气息。
在维也纳斯特凡大教堂附近小街的一家历史悠久的餐馆，点了著名的维也纳小牛排，端上来一看吓一跳，摊成薄饼状的热烘烘的牛排直径足有二十公分！我和福斯特胃口虽然都旺，却谁也吃不完。福斯特说这家店一切方面都尽量保持一百多年前的状态，忽然又问我可要方便？我说要，只是怕又遇上电子门，福斯特就向侍者打手势，侍者知道我的需求后就拿了一把有大圆铜坠头的钥匙给我，原来，这餐馆的厕所在门外的一个古典亭子里，在店里消费的顾客才有权持钥匙如厕，进去后发现一切保持着十九世纪的古旧而又典雅的风格，使用起来非常愉快。
在萨尔茨堡看完莫扎特故居，去米拉贝尔花园随喜，刚走过战斗者石像门雕，忽然眼前又出现了个雕像，怎么立在这么个位置？乍看浑身银灰色一动不动似新凿出来的，细观眼睛却在眨动，原来是活人装扮。福斯特递给他一枚硬币，他接过行古典挥帽礼。啊，又遇上了欧洲普遍存在的艺术乞讨。曾在巴黎卢浮宫外见到过浑身裹上金膜装扮成埃及雕像的，在罗马斗兽场外遭逢过扮成古代角斗士的，又在威尼斯水街前遇上过戴假面披大氅的戏剧人物。这种艺术乞讨似乎比地铁或街头的演奏者歌唱者更文明更波俏。
逛慕尼黑著名的以圣母教堂为中心的步行街，只觉得有三多：教堂多，人多，鲜花多。风格不同的教堂一个挨一个，都进去略作观览，有吃惊的发现：街上哪里都用不着排队，教堂里面却有人排队，排队静候的男女老少皆有，有的穿着还很时髦，他们是在耐心等侯进入遮蔽的忏悔室向神甫忏悔。
回到街上，我让福斯特给巴黎的朋友打手机报平安，他说人家请咱们签名呢，我偏头一看是个摊档，旁边布置着宣传板，上头有漫画传单什么的，果然有摊主在请过路的人在他们摊开的呼吁书上签名，原来这是一群反对使用手机的志愿者，他们的漫画里最大的一幅画的是无处不在的电子辐射把各个年龄段的人的脑子都弄裂了。离开那些志愿者后，我接过开通的手机，对巴黎的朋友说：“真的，这次有很多值得回味的发现……”
澳大利亚 奥地利 德国 蝴蝶窗
在德国一个小镇，微雨中徜徉在卵石砌地的小巷，忽然眼睛被一扇窗照亮，那所红砖老宅外观无甚特点，但它临街的窗却是中国古典式样，木制窗框四角有四个对称的如意头，当中呢，是用细木料拼镶的四面连环图案，我兴奋地指着那图案对福斯特说：“呀，这叫冰竹纹，中国江南园林建筑里的阁楼窗常用这个花样，怎么它飞到了你们这个地方？”福斯特苦攻汉学多年，也颇翻译了些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他能理解我“他乡遇故知”的心态，却并不能欣赏那窗上的冰竹纹，说：“那不就是些连缀在一起的五边形么？你怎么觉得那么美丽？”我说不仅美丽，而且立刻引出我许多诗意联想，中国古时候这冰竹纹细木窗格里头当然不会像这样镶上玻璃，而是要糊上透明的轻纱，“画堂人静雨，屏山半掩余香袅”，里面的主人，难道正“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几多时”？……福斯特就试图敲门带我去造访那位主人，他说这位房主也许是在中国居住过一段的人士，也许会说中国话，我们虽是不速之客，估计他也能热情接待。我阻止了他。我到德国毕竟应该把了解德国的文化风情放在首位。穿出小
巷，迎着午钟，我让福斯特带我去细细观赏当地的哥特式古教堂。
晚上和福斯特用大而厚的玻璃升痛喝啤酒促膝谈心，从我在那小巷里对冰竹纹窗格的反应，说到人与母语文化那不可割裂的相融为血肉的深切关系，又说到真正进入非母语文化之困难。福斯特精读过《红楼梦》的德语译本，又苦攻过中文原本，诚心诚意地想进入曹雪芹所营造的那个审美世界，可是到头来还是隔膜得很。且不说书中那些诗词歌赋的妙处他难以领会，就是像书里贾母在潇湘馆里大讲软烟罗、霞影纱，用那样的材料糊窗子如何能与窗外“凤尾森森”的翠竹相得益彰那样的段落，我读来觉得兴味无穷，甚至有时会径直翻到那几页，一边听着《空山鸟语》的古筝曲，一边重温雪芹文心所织出的锦绣文章，一诵三叹，会心莞尔；福斯特呢，则坦言阅读那些段落于他来说只是“学习之苦”，几无乐趣可言。不过，福斯特盛赞汉语的奇妙，像“照花淹竹小溪流，钿筝罗幕玉搔头”这样两句词，寥寥十六个字竟表达了三种自然景色和三种人文景象，并且将它们整合为了一个完整而深邃的诗境，的确了不起！但细究“玉搔头”这种中国古代妇女的头饰的名称来由，以及唐诗宋词里这件经常性道具所表达出的意蕴，福斯特就承认只能从理性上努力认知，审美情感是难以调动的了。
说到德国人难以欣赏《红楼梦》，福斯特就问我，你们是不是也难以欣赏施托姆？我说哪里呀！生于1817逝于188的这位德国小说家、诗人在20世纪30年代就介绍到了中国，他的小说《茵梦湖》有多种中译本，既有文言文的也有白话文的，中国人读过的很多呀！他进一步问我，你自己很欣赏施托姆吗？我只好承认，只是懂得他在德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也能理解他那描写包办婚姻造成的爱情悲剧的《茵梦湖》为什么在苏曼殊、鲁迅他们那个时代能引起中国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那样强烈的共鸣，但是，到了现在，坦率地说，再读，就觉得内容并无惊人之处，主题过时了；文本虽然抒情味浓酽，写景细腻，但人物似乎写得扁了些，节奏也缓慢。福斯特就叹口气说，这都是因为你不能读德文原著的缘故啊，施托姆把德文写得那样好，必须读原文才行！我就笑说马上学德文，学好了立刻精读《茵梦湖》。福斯特就说，你就是能读德文，怕也只是像我读《红楼梦》一样，因为那文字里的文化底蕴，可不像潜水那样，背上氧气瓶套上鸭蹼，跳进去就能揽胜取宝的！
先旅英又旅美的刘索拉从音乐入手，努力地去进入西方文化，结果她得出了一个极而言之的悲观结论：文化不可交流。音乐使用的五线谱还属于人类共享符码，文学使用的是各自的母语，尤其是中文方块字与西方拼音文字之间的差别，真是太大了。知其不可而仍汲汲孳孳锲而不舍地为文化交流呕心沥血，单以文学而论，则各民族的翻译家、研究者们实在令人肃然起敬。
前些日子福斯特来华，我带他参观一处中国院落，那院子里大概曾住过德国传教士，在一隅的旧屋墙上，还保留着一扇洋气的窗户，其实也无非是窗户上半截呈尖拱状，因此那朝外向左右打开的窗扇形状也就比较特别，我看到不以为奇，福斯特却喊出声来：“呀，蝴蝶窗！”他随之告诉我，施托姆的小说里，常常写到这样形状的蝴蝶门和蝴蝶窗，有时并不特别指名是蝴蝶形状，但德国读者一读到那里就会产生出相应的联想，而那样的合起来上部如莲瓣、打开后像蝴蝶翅膀般外直内弧的窗扇，伴随着一般德国人的生死歌哭，已融入了他们的文化血脉……
轮到我请福斯特喝燕京啤酒，再次促膝长谈，我们互相深究：在德国看到中国窗时我的兴奋，与在中国看到德国窗时他的激动，说明着什么？我们毕竟都是各自母语文化的产儿，再怎么交流，也别指望换一身客语文化的血液！但我们又都渴望着补入客语文化的精华，以使自己更睿智更通达，因此，他决心再加把劲，努力进入冰竹纹的中国文化之窗，而我呢，也愿意努力去领会德式蝴蝶窗里的妙谛。正是：把酒话文化，交流意未休！
澳大利亚 奥地利 德国 你也是“绿的”吗？(1)
主人用小轿车把我从法兰克福送往古姆斯巴赫。小轿车在高速公路上急驰。尽管已经入冬，公路旁仍是一派墨绿的景象，那主要是密布于路旁丘陵上的针叶树所显示出的郁郁生机。有时高速公路就如同少女秀发中的发缝一般，紧挨着路边便是真正的森林。高速公路旁自然竖立着许多的图示牌，其中有一种很特别，那上头画着一只扬起前蹄的跳鹿。我不禁问主人：“这牌子意味着什么呢？”
“这是让我们开车小心的野鹿。”
“难道在靠近森林的公路旁还会有这么大的野生动物吗？”
“怎么没有？我就碰上过好几次。
“它们不怕汽车吗？”
“当然还是怕的。所以在公路旁竖起这样一些牌子，让我们礼让。”
“礼让？对野鹿礼让？”
“当然。如果不管不顾，轧死了横过公路的野鹿，那不但会被警察追究，也会
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
我本想再问一句：“为什么？”但思路很快追上了主人的见识，便把已经蹦到
嘴边的问题又咽了回去。
望着平整如常的公路，望着公路旁保护得非常好的森林，望着车窗外不断闪过的画有跳鹿形象的牌子，我不得不佩服联邦德国在环境保护方面所取得的良好成绩。
我乘火车从科隆去往维尔茨堡。乘火车旅行的人不多，我几乎一直是一个人坐。在一个有六个软座的包厢里。
火车有很长一段路是沿着莱茵河一侧向前行驶。我贪婪地欣赏着窗外的景物。原来我分不大清西欧和美国在文化上的差异，经过在法国和联邦德国的旅行，再回想我从照片上、电影中见到的美国典型景观，我悟出了其中某些重大的差异。西欧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一般都不喜欢以摩天楼和强烈的声光色电为标志的美国文化，比如我从火车车窗所望见的联邦德国的城镇乡村的景象，几乎没有什么高耸入云的大厦，也绝少方盒子形的建筑，基本上都是些至多不过四五层的古色古香的尖顶房屋，或裸现出木结构的梁柱轮廓，或装配着繁复的圆雕或浮雕，或以卷藤般的铁制栅墙和灯座传达出一种特异的情调，或以圆尖顶上的风信鸡或风向旗象征着一派古拙的情趣……这些古董般的建筑群，据了解，其实绝大多数都是近30几年的新建筑，因为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联邦德国的许多城镇几乎都被炸成了废墟，战后的联邦德国在重建家园的过程中，这种尽量“复古”的思潮占据了上风。因此，除了法兰克福等少数城市建设得稍带“美国味儿”外，大体上都采取了经过详尽的调查研究，一幢幢、一片片复原到战前最佳景观的建设方法。当然，新修筑成的这些房屋外表上看起来是古董，内部的装修和设施却是完全现代化的。
我安坐在舒适的座位上，悠然地望着窗外掠过的一幅幅活的图画，说实话，我分不大出哪里是城市，哪里是乡村，当然，有的地方车站比较大，房屋比较密集，但那树木、草坪和经冬犹存的花坛也颇富野趣，有的地方明显地显得房屋寥落，简直构不成什么街道，但那房
屋的质量与情调同人口密集区也没有什么区别，显然人们的生活水平同大城市里一般居民也相差无几
澳大利亚 奥地利 德国 你也是“绿的”吗？(2)
在我所见到的景物中，有两种建筑大概是真正的古董，它们一般也都显得突出地高大雄伟，那就是修筑在丘陵顶端的古堡，以及总是从大片屋宇中挺拔而出的天主教或基督教的教堂。古堡一般都辟为了博物馆，教堂仍旧日夜迎接着它的信徒。
在丘陵谷地中静静流淌的莱茵河，呈现出一种半透明的灰蓝色。一些船舷几乎下沉得同水平面平齐的运货船在河中静静地行驶。我没有看到船上的烟囱，也没有听到汽笛声或马达声。但从那尾部激起的浪簇可以判断出它的行驶速度并不很慢。我不知道这些货船用的是什么动力。在一些静谧的河湾处，有一些不怕冷的人在默默地垂钓，说明那河中的鱼儿不会太少。我想，倘若是春夏来游，那景色定然更加优美。
忽然有人拉开了包厢的玻璃门，进来了一位年轻人。我一时弄不清他是小伙子还是大姑娘，因为他(或她）化装得实在古怪。全部头发都染成了翠绿色，并且一簇簇放射型地从他头部伸向各个方面，我想那一定是使用了某种胶状物，否则头发怎么能如同蜡烛般直伸着？涂着淡黑的眼圈，脸颊上用金黄色歪斜地写着些规整的阿拉伯字码。身上穿着一套单薄的“乞丐衫”(是一种价值颇昂贵的故意作旧并附着许多大大小小明兜暗兜的紧身粗布衫裤），脚上穿着一双崭新的美国乃基公司出品的蛋饼纹运动鞋，可是却不知为什么溅上了一些难看的水渍。
他(或她）上车后便安详地坐在一隅，抱着膝盖，两眼发直，大概是在想心事。
我知道，这就是所谓的“崩克”，“崩克”们虽然装扮奇特乃至于骇人眼目令人生畏，但他们一般并不伤害骚扰他人。
火车上查票的来了，查票员对我和那位“崩克”都彬彬有礼，我自然主动递过车票去请他检查，“崩克”无票，但他(或她）坦然地拿出足够的钱来补票并受罚，态度一直十分平和。
离开前西德前我在法兰克福参观游览了两天。
一位西德朋友问我：“你喜欢法兰克福吗？”
我坦率地说：“不怎么喜欢。这里银行多、高楼多，美国味儿太足。这还不算什么，问题在于相对来说，这里似乎比我去过的其它城市都要脏一些，乱一些，花草树木也少一些……”
他笑了。他问我：“你也是‘绿的’吗？”
我明白他说的“绿的”指什么。中国曾经翻译成“绿党”，主要是一些年轻人，他们主张一切应从维护生态平衡、保护自然环境出发，他们一直激烈地抨击政府，并且直接干预政治，参加了议会的竞选，也很有一些人成为了议员。但据德国朋友们说，他们实际上还构不成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党，按字面直译，他们只能称为“绿的”而并非“绿党”。他们也普遍存在着说得多、做得少，以及抨击别人政策不遗余力而自己又提不出切实可行的正面计划这一类的毛病，也就是“述而不作”者居多。不过他们强调保持生态平衡，保护自然环境，反对各种形式的污染，确实也正中大多数国民的下怀，因此响应者甚众，势力也日渐雄厚。因为法兰克福相对来说污染问题比较突出，“脏、乱、差”的阴暗面较多，所以“绿的”分子也最活跃。当然，“绿的”分子在装扮上也绝非像那位“崩克”，连头发也染成了绿的。
我笑着对德国朋友说：“从呼吁加强环境保护这一点来说，我确实也可以算是一个‘绿的’。”
1990年11月
澳大利亚 奥地利 德国 秋水伊人
四年半过去了，你还记得吗？当我乘火车抵达维尔茨堡时，你从月台上迎着我走来，用纯熟的普通话问我：“您是从科隆来的刘心武先生吗？”我很高兴，通过间接又间接的关系，来到这人地生疏的联邦德国(前西德）小城，能不经四顾探询，甫下车厢便有人接应，微笑是那样真诚，声音是那样柔美，语言上又不感到阻塞，这在中国叫做“吉人自有天相”……
我们一边往车站外走，一边交谈。你告诉我，是维尔茨堡大学汉学系派你来接我的，你已学了5年汉语，虽然还没有到过中国，但我判定你起码在口语水平上已达到优秀。你认为这确可引为自豪，特别是为维尔茨堡大学自豪，因为该校的汉学渊源及水准，不仅在联邦德国，在整个西欧，乃至在更大的范围内，都是“够份儿”的，眼下该校正与法国巴黎第七大学合作，进行一项研究总计5485卷的明刊《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的学术工程，其
第一步，便是将这5485卷经书的所有语汇用电脑梳理分类比较注释以利理解与探究道教的全部奥秘……听你介绍我已颇感吃惊，后来我进你们大学图书馆的东亚图书藏书库，被引到整整一列长达40米高达5层的书架前，并被告知那便是不止一种版本的《道藏》时，就真的只能用“惊心动魄”4个字来形容那场面和自己的心情了。在那浩瀚的道教经典中，我只读过
5000字的《道德经》，因此，倘若你们正儿八百地要同我讨论“道”，以为我既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一定对自己民族唯一成型的宗教道教及其理论能“头头是道”，
那我可就在露大“怯”了……
当我们走出车站，坐到你开来的小轿车中时，我问你：“你一定有汉名吧？你的汉名是怎样称呼的呢？”你微笑着告诉我：“葛伊莎，‘诸葛亮’的‘葛’。‘秋水伊人’的‘伊’。‘莎士比亚’的‘莎’。”我不禁大为佩服——“秋水伊人”的“伊”！即使是如今中国的大学生，怕也不是个个都知道“秋水伊人”这个语汇吧！
葛伊莎，四年半过去了，我仍时时回想起你陪我畅游如诗如画的维尔茨堡的情景，我们在市区豪华的宫殿中仰观绚丽的穹窿画，在山顶神秘的古堡中想象古时的火炬与呐喊；在有着一尊尊高大雕像的主教桥上徜徉，在河畔绿藤萦绕的咖啡馆里坐在高脚凳上呷浓浓的咖啡……
葛伊莎，通过与你们这些热爱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的西洋人接触，其中包括政府的文化官员，大学的教授乃至于你这样的学了中文但尚未谋到合适职业更尚未功成名就的“小不拉子”(你的自称，亏你连这样的“非规范中国话”也懂），我深深地理解到，固然西方的“汉学”有悠久的传统和美好的发展前景；固然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在西方有着一阵阵涨潮似的“中国热”；固然近七八年以来西方评介中国作家和作品日渐增多并不乏评论看好及在商业上取得一定成功的例子……但实际上，由于东西方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出版机制，特别是文化传统与文化现状的巨大差异，使得你们西方学汉学的人仍然基本上不能靠研究、翻译、出版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立业、吃饭，而社会上对中国的兴趣也很难引导到更不可能凝聚到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关注上，所以，你们当中一部分人，特别是几位大学的教授和研究部门的研究员，这些年来致力于将中国当代文学的论题纳入教学研究的范畴，允许硕士生和博士生以研究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的论文来取得学位，组织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国际性学术讨论会，到处找钱以邀请中国当代作家到西方访问，或亲自动手或组织多人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并千方百计有时是相当辛苦曲折地说服出版商接受译稿，译本出版前后则大力组织报道和评论……该是多么值得我们尊重、理解与感佩！
葛伊莎，你现在做什么呢？你当时对我说过，学中文的大学毕业生实际上几乎是不可能谋取到与中国文学有关的饭碗的，较多的饭碗是德国企业家和商业机构为了同中国做生意而提供的，但谋取那样的饭碗也要靠相当激烈的竞争，你竞争到了吗？葛伊莎，我相信，不管你现在捧着一只什么样的饭碗，你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兴趣，是不会减弱的，对吗？……
1989年春
丹麦 法国 荷兰 透明的哥本哈根(1)
从瑞典的马尔默乘渡船越过厄勒海峡抵达丹麦哥本哈根时，恰好雾气散尽，眼前活现出已从安徒生童话里熟悉的一组组古色古香的建筑。细细观察，发现那风格同我已访问过的挪威奥斯陆与瑞典的斯德哥尔摩都不相同，奥斯陆的城市天际轮廓线比较平缓舒展，楼房大都显得敦实厚重，顶部装饰曲线不那么突兀，外墙的色彩也比较清淡；斯德哥尔摩则有众多的尖拱顶教堂，那些哥特式尖顶大都修造得十分纤秀灵妙，有的更将内部镂空，望去仙气盎然。哥本哈根呢？当我独自悠闲地徜徉在暖冬晴阳下的这座古城时，我发现它的大量古典建筑都显得比上述两个城市陈旧，外墙面以赭色为基调的居多；而且许多建筑的尖拱顶都显得比斯德哥尔摩的粗壮，线条不那么锐利而趋于圆润，尖顶上一般还盘绕着许多厚实的花饰，并且
不知为什么总爱涂上一层奶绿的颜色——那颜色大都已失去光泽，还显现出一些脱落，但如一只古鼎带着锈斑反比打磨成崭新模样更招人喜爱，哥本哈根那些古建筑群仿佛散发出一阵阵诱人幻想的香气，左观右望，留连之中，不禁心生彩翼。
哥本哈根的步行商业街比奥斯陆和斯德哥尔摩都多而且连成一大片，我去时正巧是圣诞节期间，大片街区都是挂着松枝装饰的彩链，上面或缀着红心，或缀着大铃铛，两旁的商店橱窗里除了平时应市的商品陈列外，也都增添了许多的节日装饰，有姿态各异的圣诞老人，还有麦秸扎成的弯角羊，以及装有节日糖果的大皮靴等。虽说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不景气也波及到了北欧，但哥本哈根节日期间的商业步行街上仍然人流如过江之鲫，只见采购年货的人们大包小包地拎着，出入于各商店之间。
那天我在步行街上漫游，偶然走进了当地一家最大的百货商店。那家百货店正面是古典式建筑，前门外面是皇家剧院和一个装点得优雅有致的小广场；背面却是现代派风格，后门通向步行街区；我从后门进到里面，只觉得银光闪烁，原来那百货商店的第一层采用的是银白和粉红这两种色调，显示出一种高雅而洁净的气氛；我坐滚梯先到达地下层，那里有一个大理石的喷泉池，周遭设有若干咖啡座，还点缀着若干大盆的绿色植物，有的认得出是凤尾葵，有的叫不出名字……这时我忽然发现有些顾客的神情比较异常，似乎在侧耳聆听放音器里传出的广播声，有的本安坐在咖啡座的便起身，从一旁存衣架上取下衣物离去，有的刚坐滚梯下来，也没逛逛就又换乘上行滚梯返回……我也没大在意，因为仍有一些顾客自如地坐在那里呷咖啡，那些在长达二三十米的点心柜前买点心的顾客，也大都仍兴致勃勃地在向服
务员指要草莓派或巧克力酥饼；我在底层逛了逛又返回一楼，正往通向二楼的滚梯上踏，耳畔又传来了广播声，这回用的不是丹麦语而是英语，我听不大明白，但模模糊糊听出是在请顾客暂且退出商店，仔细一观望，也确有为数不少的顾客并不慌张而坚定不移地朝大厅外走去……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令我无比纳闷。
丹麦 法国 荷兰 透明的哥本哈根(2)
我在百货商店二楼巧遇一位哥本哈根大学东亚系学汉语的大学生，他因为头天听过我在该系作的题为《90年代中国新小说》的演讲，所以认出了我来，我忙问他广播里在说些什么？他说在告诉顾客们：“本店五楼发生了一起骚扰事件，正紧急妥善处理中；特告知各位顾客，如顾客感到不便，请暂且离店，欢迎过些时再返回购物；我们将尽力保障每一位顾客的安全和利益；离店时顾客请勿慌张；我们为发生了这样不愉快的事，谨向全体顾客致歉……”其中重复得最多的是头两句。我感到非常惊奇。
我和那大学生没有离店，我们又同往地下层，坐在喷泉边喝咖啡。我问他百货店何以要进行这样的广播？他说这是他们丹麦的一种社会公德，便是凡涉及私人以外的公共事务，必须具有透明度，人们应享有无可争议的知情权，所以百货商店五楼发生的骚扰事件，尽管范围不大，不一定波及到其他部分的顾客，却必须及时向全体顾客报告，并建议他们作出暂时离开的抉择，以利安全；但顾客知情后也可自主作出并不离开的决定……
我感到自己的思维定势，与他们丹麦人很不相同。比如我就觉得，至少应考虑到百货商店里有例如我这样的“外宾”，明明是一桩事关“国格”的骚扰事件，涉及范围又并不大，并已及时处理，为什么要把丑事张扬出来，使我这样的“外宾”也知道了，提供给我一个向外宣传“丹麦首都百货商店有丑闻”的机会呢？这事本应保密才对，至多事后出份“内参”，绝不应采取此种办法公开。
我们还没喝光一杯咖啡，广播又响起来，这回是宣布五楼的事件已全部妥处，希望顾客们安心购物，并感谢留下的和返回的顾客们对他们商店的合作与信任……
后来我同那大学生漫步到哥本哈根市议会前面的广场，广场周遭全是古典式建筑，广场中竖起了一株高及三层楼的大圣诞树，缀满彩灯；市议会大厦有一座高耸的塔楼，塔楼下马路当心有一座两个天使共吹一把双头号的铜雕，那雕像也漆成奶绿色，不知为什么丹麦人自古以来就那么喜欢赭石和奶绿这两种颜色，这两种颜色其实最不具有透明感。
北欧的冬日，下午四点钟天便黑了，到处闪烁着霓虹灯和烛焰的光芒。大学生带我去参观市议会，他说可惜已然休会，否则可以旁听辩论，而且每一个丹麦公民都可要求调阅除国防机密以外的所有政府卷宗，从最低一级至国家政府一级的行政机构都不能拒绝。我听了颇感困惑，便不由得问道：“你们的政府就真那么透明么？”他接口便答：“哪里！……”他举出一个例子，说丹麦移民法规定得很清楚，已移到丹麦的成年人在一定年限后可接自己的子女到丹麦团聚，但他们的首相，就将一批泰米尔人移民的子女要前来丹麦同父母团聚的事压了下来，且不告诉丹麦国民……议及此事，他竟满脸溅朱，一副愤愤然的模样，我心里头不禁更加吃惊：眼下你们丹麦不是经济也不那么景气么？一些年轻人不是对移民来多了抢了他们的饭碗耿耿于怀么？怎么为几个泰米尔人小孩子来丹麦的事，你就能对自己国家堂堂的首相如此不恭不敬、不依不饶？
说实话我闹不清他们丹麦人的许多事儿。比如他们举行公民投票，竞以多数否定了关于欧洲统一的马斯特里赫条约，问那大学生，他说他倒投的是赞成票，但他理解投反对票的人的想法，反对者主要是怕大欧洲的形成会扼杀了丹麦自己固有的民族特征，比如丹麦语，那时不仅外国人绝不会再来学，就是丹麦人自己，年轻的一代不也要渐渐生疏起来么？可这种想法又怎么同接纳泰米尔移民的子女来丹麦定居协调起来，殊不可解。但不管怎么说，我喜欢没有雾气笼罩的哥本哈根。在市政厅广场一侧，马路边上有一个比公共大巴士高大的自行车模型，原来那是出租自行车的地方，无人管理，租用者自己往投币箱里交费，推起一辆骑到城市任何一方，不用送回原处，只要搁放到那一方的租用点上便行了。这里确给人一种童话世界的感觉，尽管有魔鬼捣乱，但你应坚信美丽的公主终会与追求他的乡村小伙子结婚。
回到北京不久，便看到我们报上刊出消息，丹麦首相已因“移民丑闻”引咎辞职了。不管怎么说，这透明度不招人讨厌。我不禁回忆起在哥本哈根漫步的那些时日，啊，那些高耸的奶绿色尖拱顶，啊，那些浮游在湖水中的白天鹅，啊，那海滨永恒撑坐着的美人鱼铜像……
哥本哈根，留给我一个透明的梦。
1993年2月13日
丹麦 法国 荷兰 洋哥哥偏寻根究底(1)
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真是一个童话世界，尖顶花檐的楼房上，连长腰犬形状的水笕也仿佛在讲述着奇妙的故事，可是同北欧其它地方一样，当地的“食文化”似乎并不怎么发达，人们的想象力不大朝那个方向发展，要想摆脱单调与清淡的食品，到头来你还得找一家中国餐馆，以慰朵颐。
话说那天我在哥本哈根城内的淡水湖边，坐在长椅上望了一阵在湖中游弋的天鹅，又沿着湖畔林荫道漫步良久，身心大畅之余，忽觉有进食的必要，于是我乘地铁到达闹市区，觅到一家门口挂着中国宫灯的餐馆，走了进去，进去一看，吃了一惊，一是因为那餐馆的内装修“全盘中化”，而且在使用中国工艺美术品布置厅堂方面，达到堆砌烦琐的地步；二是金发灰眼的堂倌笑面相迎引座时，我一瞥之中，只觉偌大的厅堂里，似乎只有我一个食客，生意竟如此清淡，颇出我意料。
落座到一处由摆满仿古玩器的多宝格隔开大堂的雅座上，堂倌递过大如报纸硬如薄铁印制精美的菜谱，除了丹麦文，还有英文，我也不知都开列着些什么菜式，只是看清了价格，对于我来说，都贵得可以，不过既已落座，也就不惜破费，我让他先给我上一壶菊花普洱茶，点什么菜且再说。
堂倌取茶去了，我正琢磨菜谱，忽听有人招呼：“刘先生……”抬头一看，一位似曾相识的洋小伙儿，微微躬身，礼貌地来与我搭讪。
原来我头两天在哥本哈根大学演讲时，他曾来听过，坐在头排，那细高的身材，宽阔的额头，还有粗糙而淡白的金发，特别是一双深凹的灰蓝色眼睛，都给我留下了印象，我遂请他坐下，攀谈起来。
他并非哥大的学生，而且根本不是丹麦人，他是德国人，已从德国一所大学的汉学专业取得了硕士学位，目前是在作博士论文；因为他的女朋友是丹麦人，且在哥大攻汉学，所以他跑到哥市来小住，那天听我演讲，属“听蹭儿”性质。
他汉语普通语说得很好，自称汉名为麦思墨，在先秦诸子百家中，独尊墨子；我问他博士论文是不是关于墨子的，他说硕士论文已作过关于墨子学说的题目，现在的博士论文，是语言方面的；我问他是个什么样的题目，他从容地答曰：“我正准备的论文是：《汉语中关于烹调的动词的研究》。”
说实在的，他报出的题目让我吃了一惊。
我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一生得益于中国烹调自不消说，但我却从来不曾琢磨过，中国语言里究竟有多少关于烹调的动词。
麦思墨拿出一个拍纸簿，厚厚的一沓纸上，搜集着一大堆中国话里的烹调动词；他说今天机会真是难得，能在这家餐馆巧遇我这样一位中国专家，他忍不住要“不揣冒昧”，向我求教了……
我翻阅着他的拍纸簿，满眼跳动着虽然熟悉却从未如此集中的烹调动词：炒、烤、爆、炖、炸、烧、炝、烙、焖、熘、煸、烘、焯、灼、焙、燎、炼、炙、煲、烹、煮、蒸、煎、熬、熏、汆、涮、浇……
他解释说，这些还都只是直接与火上操作有关的，尚不包括凉拌腌渍等方面的动词，而且也都仅是单音的，像“清蒸”、“勾芡”等双音节以上的另辟专节分析，当然也基本上都是普通话里的，方言中的暂不涉及；至于在实践以上的烹调手段时所采用的技术性动作，如拿、取、洗、拆、切、割、磨、搅、铲、颠、按、转、翻、叉等也另外再算。
丹麦 法国 荷兰 洋哥哥偏寻根究底(2)
他请教我的问题接踵而至：“炖和煲的区别在哪里？……是不是加水后，把单一的东西弄熟叫煮，而把多样的东西混合弄熟就叫熬？……您认为中国人的烹调术里，有哪些体现出典型的道家精神？……您认为同样用小麦磨成面粉后，弄熟的办法，西方人用烤，中国人用蒸，这里面是不是体现出了两种文明的根本性分野？……”
麦思墨对中国烹调动词的研究，真达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我无端地想到了《红楼梦》里的回目：“村姥姥是信口开河，情哥哥偏寻根究底。”其实我们中国人对煮和熬的定义界定得并不那么严格，说煮粥熬粥乃至煲粥都行，谁知这位洋哥哥偏是个死心眼儿，非把这几个动词掰拆开不可。
我尽量回答他的提问，同他作些讨论；堂倌见我们用中文对话，一旁恭立良久，为了使麦思墨获得准确的概念，我想点一道水煮牛肉，但该餐馆并无此菜式；像炝白菜、焯芹菜等堂倌根本是闻所未闻；不过他们备有三鲜锅巴，这道菜可讨论的内容颇多，麦思墨说由他来付这道菜的款，我也同意；后来我点了蚂蚁上树和回锅肉，还有粟米汤，在哥市能做出这些菜来，也算难为他们了——当然，端上来后，色、香、味都不敢恭维，很像麦思墨说的中国话，遣辞造句都无可挑剔，但听来总还是有点怪腔怪调。
麦思墨用筷子不成问题，餐后除三鲜锅巴由他单独付款，另外的，粟米汤他没喝，由我单付，其余的我们分摊，西俗如此，堂倌耐心地开出两份账单，分别交给我们两人，所找零钱，我们都放弃，作为小费；我因多次到西方访问，早已不以此种“算细账”的作法为怪。
麦思墨自言他之所以常光顾这家餐馆，正是为了把论文写好；这家餐馆价格居高不下，他之能以破费，是因为得到某基金会赞助，也就是说，竟有人给他钱，来鼓励他写这样的论文，作这种“中国学”的学问，他也曾要求到灶房间参观，乃至打工，以有更深入的体验，但都为老板拒绝，他就是付钱观摩，也不行。
我们走出时，整个餐馆里也不过只多了三两桌食客，我真不知那老板何以维持。
分手时，我忍不住问：“你们搞这种研究，到底有什么用呢？”
麦思墨扬起眉毛，仿佛我这问题很是古怪，令他始料不及，他侧头反问我：“有什么用？……为什么……要用？……您是说……让谁用？……我们……并不是都要马上拿来用的呀！难道一定要像——比如说筷子那样，拿在手里就用的吗？”
这次哥本哈根的奇遇过去好久了，可是我对西方人如此搞他们的“东方学”、“中国学”，仍在纳闷。
1994．6．11绿叶居
丹麦 法国 荷兰 绿色纪念碑(1)
试一试吧。
凡事总愿试一试，该不是缺点吧？好奇心加试一试，也许会导致犯错误。但故意搞破坏和在探索中失误，实不能混为一谈。前者是我们“四化”成功之阻，后者是我们“四化”成功之母。
从巴黎乘四小时火车，抵达了南特。把行李撂在了旅馆以后，立即走向街头。南特，你究竟是怎样的一座城市？
从旅馆服务台拿到一张南特地图，附有若干“典型场景”的彩色照片，并有文字说明。据那文字说明，南特市内有二十五万六千多人，以我国的观念而论，自然不过小城而已，但在法国，它的人口却排在各城的第六位，所以似乎也不能小觑。
主要的大街确实只有那么一条，但中等街道和小街却蛛网般交错，似乎向四面八方伸延颇远。有点像缩小的巴黎，也有带铜雕和喷泉的广场，也有带尖顶的天主教堂，也有酷似巴黎OPERA的剧院……甚至那座现代派的摩天楼“布列塔尼大厦”，也仿佛是巴黎“蒙帕那斯大厦”的投影——只不过都按同一比例加以了缩小。满眼所见的建筑物大都是五十至一百年前所造，楼层不高，最高的一层墙体与屋顶呈弧面相连，使楼窗凸现出来，窗边充满卷涡、藤叶一类的浮雕，据说是“路易十五式风格”；但显然内部都改装成现代化的了，底层的商店更一反古典式的繁琐与沉稳，门面几乎一律采用钢化玻璃结构，不但尽量突出摩登的厨窗，也以能从门外透视店内景象为时髦。
在中国，商店的霓虹灯要入夜才亮，而且几乎一律采取玻璃管弯成的形式，颜色则大红大绿居多，南特同巴黎一样，白天商店内外的光电设备也往往不息地闪亮，玻璃管弯成的形式已存留不多，有的以透光不透明的玻璃匣构成，底色多乳白、橙黄；有的以“扫描”方式不断重现店名、图案及宣传字句；“正色”很少而中间过渡色颇多，总体的印象是没有桃红柳绿式的俗艳而趋于银辉冰莹般的雅奢。
法国近来经济的萧条，在南特也是一目了然。超级市场固然顾客不少，但那是为“过日子”而进行的匆促购买；凡有独立门面、仅管一类商品的商号，进内购物的顾客寥寥无几。透过亮闪闪的橱窗和门扇，往往只见确实华美精致的商品中间，呆立着无所事事的店员；偶尔瞥视一下橱窗中陈列品的价码，也就不难理解何以无人问津——一只超薄型的打火机可以标价一千法郎；一条式样新颖点的腰带标价三百法郎，还不一定是牛皮制品；好不容易在一个微笑的木制Madame(太太）身上发现了仅为一百法郎的货签——难道“她”那件剪裁特殊、缝制精巧的上衣竟那么便宜吗？啊，再一看，看清了，原来一百法郎所指的不过是“她”肩上的那条未见多么出色的披巾……路上的行人们步履匆匆，几乎没有一位有我们这种“蹓大街”的雅兴，他们从以金银色为主，水晶感十足的灯具店橱窗前走过，从陈列着几十种香水并带有诱惑性广告的化妆品商店门前走过……他们穿过城中著名的“商业走廓”：上有浮雕装饰的穹窿、下有圆雕点缀的大理石台阶，旁边众多的商店似乎都在以闪亮的门面和斑斓的样品向他们召唤……然而只听他们的鞋跟一路咯咯作响，绝大多数甚至连瞥视一下那些店铺样品的兴致都没有，径直向着他们生活中的下一个环节冷然而去。
购销两方面都明显地表现出呆滞。不过，说实话，完全没有贫困的景象。巴黎给我的感觉，是宏大中不免有杂乱之感，而且繁华处与陈旧处对比度颇大，地铁中弹奏电吉他的卖唱者、街角裹着阿拉伯式长袍的北非流浪汉、夏洛宫广场上追着游人兜售塑料飞鸟的黑人……这类明摆着的“阴暗面”，在南特我都没有遇见过。
后来，有一天，我与同行的陶玉珍在城中散步时，半认真半开玩笑地约定：我们要找到南特的贫民窟——我们见到比较狭隘、比较僻静的街巷便往里钻。结果，很遗憾，我们未能找到那种足以满足我们特定心理的景观，并且后来我们才知道，越是那种“小街小巷”，越居住着地地道道的富人敢情那些爬满藤萝的古旧小楼远比门面光洁的新楼高级，要去接近南特市的低收入者，我们反倒应向那相对来说是热闹和宽阔的地方去找——后来我们经留学生帮助也终于找到了，在一所类似北京东风市场那么大的超级市场旁边，有几块巨大的草坪，虽已入冬，那颜色还鲜绿鲜绿的，草坪后是一栋栋灰白色的居民楼，楼窗是铝合金的，依稀可见窗内的纱帘和盆花，据说那便是所谓的“低租金成套出租的单元住宅”，是市政府专为低收入者建造的，望着那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景象，我们只能承认，要透过现象去剖析本质，看来套用现成的、简单化的公式确实不灵。
南特的居民们对他们的城市满意吗？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居民，因而也有各种各样的情绪。
丹麦 法国 荷兰 绿色纪念碑(2)
在我接触到的南特人中，有的就对南特的现状非常不满。
一位“白领女士”愤愤地对我说(当然是通过翻译）：“南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不景气——失业的人越来越多，商品一个劲地涨价，听说连大学生的伙食费也要从八个法郎一餐再涨到十个法郎一餐，真丢脸！”
大学生食堂的饭票涨价，这确实是一桩丢脸的事，对于法国人来说，自从启蒙运动之后，二百多年来他们引以自豪的事情之一就是对国民教育的高度重视。法兰西高等师范学院是牌子最硬的高等学府。罗曼·罗兰等文学巨擘都以持有它的毕业证书而倍增荣耀，中小学教育早实行免费，大学的注册费一贯极为低微，而且大学生的伙食概由国家补贴。在南特我有意随进修生去南特理工学院的大学生食堂吃过一餐，进食时可自选一盘凉菜(如生菜色拉
或火腿色拉）、一盘热菜(如意大利奶油通心粉加猪排，或炸土豆条加茄汁煎鱼）、一钵热汤、一杯酸奶或一份果冻，面包片随便拿，这样一份食品，一般大学生(包括外国留学生）收八法郎一张的饭票，进修生和助教以上的职工收十六法郎一张的饭票，据我同街上饭馆的价格比较，实在便宜之极，因为即使到街上的快餐馆去，一份“热狗”也要七个法郎，一份“美国三明治”(切开的圆面包夹生菜和肉饼）便要十六个法郎；但人们的不满也有道理：去年大学生一餐的饭票还仅仅是五点八法郎，随着法郎步步贬值，今年年初便升到了八法郎，
而这竟仍不是极限，看样子确实不久便会涨到十法郎，难怪在我们步出大学生食堂时，在自由揭贴的告示牌上便有一幅不小的漫画，漫画边写的是呼吁大学生们为抗议饭票涨价而上街游行的口号。
亲爱的朋友，你知道我和同代的一些作家的共同缺点，是太容易偏颇和太爱轻易下结论，临行前我们的一次促膝长谈中，你曾叮嘱我对赴法后的所见所闻所感一定要多消化消化再下断语，我觉得你的意见非常中肯，而且，我在南特种种经历本身，也容不得我以一种简单化的方式对事物作出轻率的判断。
即如那位愤愤然的“白领女士”，因为她毫不留情地抨击了南特以至法国的现实，按一种我们习惯了的简单化逻辑，很容易在心目中把她封为一位“进步人士”，但通过已在南特居留了四年的留学生的进一步了解，原来她不过是一位典型的资产阶级议员，她的观点，主要是怪现在法国当权的“左翼力量”——即密特朗政府，把法国的经济搞成了一团糟。
对于法国的政治、经济详情，我至今仍然缺乏明晰的了解。法国经济上目前出现的问题，是否能一概归咎于本届政府，显然不能听信她的一面之词。不过在南特，“白领女士”这派力量已占了上风，新近的市政府改选中，他们已获胜利，新任的市长，便是他们一派在当地的首领。
在南特市政府举行的一次酒会上，新任市长在众多来宾中首先把他们三位来人民中国的文化界人士请到前面，并赠我们每人一枚古色古香的铜铸南特市城徽，举杯欢谈中，极表对人民中国的友好之情。也就是在这次酒会上，一位当地的学者对我说：“在法国，南特是以保守而著称的。”他说这话时并无任何愧疚之意，反倒透露出几分自豪。法国人就是这样，他们认为“保守”或“激进”都不失为一种值得尊重的姿态，你自诩“保守”或“激进”听便。
在南特，我禁不住常把眼前的景象同在巴黎的感受相比，我觉得南特也确乎是那么一座以中资产阶级为主的富裕而保守的城市。在巴黎，当我在协和广场和巴士底广场上行走时，心情确实非常激动。想到二百多年前，法兰西人民敢于把路易十六皇帝和他的皇后，在现协和广场那里送上断头台，并且能把象征封建皇权威严的巴士底狱，一座巨大的坚固的城堡，拆得连一块砖头都不剩，并在那夷平的广场上，建起顶端立有展翅奋飞的自由女神铜像的高高石柱，真不禁钦佩法兰西人民那种彻底的反封建精神！然而，在南特，那市中心喷泉辉映的广场，却依旧叫作“皇家广场”，这还不算，有一天我们散步到另一广场，格局与巴黎巴士底广场颇为相像，广场中的高高石柱上也耸立着一尊铜像，仔细望去，绝非展翅欲飞的自由女神，而是一位细瘦的古人——一问，扫兴之至，竟是路易十六的铜像。据说是1789年资
产阶级大革命后，法国城市广场中唯一保留的一尊这位断头皇帝的铸像，而那广场的名称，也至今仍保持着“路易十六广场”这样一个“保皇”的称谓。亲爱的朋友，说来更让你败兴——我们下榻的那座双星级旅馆，设备、服务都颇佳而且宿费不算昂贵，但名称却叫“柯洛尼兹”，意译的话，便是“殖民地旅馆”——你看，在法属殖民地已所剩无几的今天，特别是在人人闻“殖民地”而厌恶的世界潮流面前，南特的这家旅馆竟然还在心平气和地沿用前名——我问过侍者领班，他说他们老板并非主张殖民主义，之所以不改旧名，不过是习惯而已。
丹麦 法国 荷兰 绿色纪念碑(3)
习惯习惯，习以为常，惯而不改，这便是保守。南特市的这股执拗的保守劲头，你说我能喜欢吗？
话又说回来，所谓南特的保守，只是就它的社会心理所构成的平均值，相比于法国别的地区而言，其实南特也有许多并不保守的人士，在一次招待会上，我就见到一位个子矮小、皮肤偏黑、衣着朴素、上唇上汗毛颇重的女士，她是该市一个剧团的成员——看来她既是经理也是导演又兼演员，她听说我头天刚同新任市长干过杯，不禁冷笑道：“啊，那个老顽固，糟糕透了，一上台就迫害我们！”
面前是一位遭受“老顽固”迫害的人士，而且从她那朴素的衣衫和短发素面的外貌上看，很可能是我们概念中的“下层民间艺人”，我不禁顿时肃然起敬。忙通过充当临时翻译的留学生问她：“市长怎么迫害你们呢？”
“他一上台就削减市政府对我们的补助，让我们没法维持，这等于对我们实行禁演！当然他找了个借口，说我们新排的一出戏败坏道德——说穿了吧，他玩的其实是政治把戏，他怀疑我们剧团被共产党所控制！”那女士激昂得满脸通红。
这回果真遇上了一位左派人士，即便那位市长对她的怀疑毫无根据，她的“左倾”可是一目了然。我都有点为头天跟那位市长碰杯而脸红了，对眼前这位遭受保守势力打击的左派艺术家给予道义上的支持，难道还该有所迟疑吗？
但毕竟还是再打听清楚一点为好。我问那出等于遭到禁演的戏叫什么名字，是什么内容。
她立即说出了戏名，留学生翻译给我听，那出戏叫《肚脐眼以下》。
她还在那里讲述戏的内容，我却愣住了。
幸好我还没有向她表示道义上的支
持。《肚脐眼以下》！乖乖！
但她和在当中翻译的留学生都没有觉察出我的心理变化。她讲完了，留学生译给我听：“那个老顽固，其实他连我们的戏看也没看，光听了听个名字就给我们定罪！我们的戏其实再严肃不过，是把一系列著名文学艺术家的作品片断，联在一起演出，其中包括莫扎特、波特莱尔、米琪尔、贝盖特、维廉·博洛斯、布科夫斯基等人的作品……”
那女士扬着下巴，等待着我的反应。
亲爱的朋友，你说我该跟她说什么呢？我只觉得法国的事情太复杂。对于我们无从辨析的是非，自然不好轻率表态，于是我只好微微一笑，转换话题，同她扯些别的。我深感自己所掌握的信息还是太少，而自己所应当深入了解和理解的东西真是太多。这似乎也并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
我当然不会改变我的基本立场和观察、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但我学会了慎重。
有一天我们去电影院看电影，拐过街角，迎面楼墙上突然显现出一条标语——他们写标语不用排笔，而是用喷漆的喷筒那类东西往外喷颜料——墨蓝的字母很不规整地排列在一起。经问翻译同志，才知道那标语是“法国人滚出南特！”乍一听简直怀疑自己的耳朵，难道南特不在法国、南特人不是法国人吗？但后来找了解情况的留学生一问，才知道几十年来南特一带一直有一种地方民族主义者在活动，他们自认是“布列塔尼人”，认为布列塔尼半岛一带包括南特市都应当独立成为一国，而“法兰西人”则应“滚出”这个地区去。持这类观点的人虽然极少，但他们有时会生出令人叵测的事端，这也构成了南特表面平静生活中的一种潜在的威胁性因素。鉴于此，我们同行的几人又一次互相叮嘱随处都要小心。
我们从国内出发前，已有近期曾去过法国的同志告诫我们，在公共场所活动时可得提高警惕。他给我们举了这么个例子，一位刚到巴黎的同志，搁下行装刚走出旅馆，正立在旅馆门前的台阶上考虑该怎么就近观览一下市容，忽然迎面走来了一位看报的妙龄女郎，说时迟，那时快，妙龄女郎陡然把手中的报纸往他脸上一捂，另外三位潜伏一旁的同伙立即上前：两位从左右掀开他的西服外套，一位伸手从他里兜麻利地抓走了他的全部法郎，这“迅雷不及掩耳”的一击使他懵然不知所措，待反应过来，只见四位窃贼已朝四个方向跑开，倏尔不见踪影——他后来从头回忆了一遍被劫过程，最令他寒心的是四位巴黎窃贼全是豆蔻年华的婀娜少女，四散奔逃时全都飘扬着一头金色的秀发！
我们飞抵巴黎，在戴高乐机场办理入境手续时，就见到机场的墙体上粘着用法、英、德、日几种文字写着的“小心扒手”的招贴，大概是为了让不懂那几种文字的旅客也能明白吧，还画着一只手伸进一只旅行袋的图样，旁边是一个大大的惊叹号，连巴黎警察局也在告诫我们外国来客小心，你说我们敢松懈警惕性吗？后来又听说因为其他来客大都只携旅行支票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