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在《新月集》译序里说，他是在"新月与市灯的微光"中初读泰戈尔的这些散文诗的，我不想夸大当年65中靳老师对我的启迪，比如硬说他给予了我华灯与火炬，但靳老师所给予我的新月与市灯的微光，不是至今仍闪动在我心头吗？那时的靳老师大约已经有40来岁，现在应该已是耄耋老人了，想问一声：您在哪里？您还能听见我的声音吗？我正在给您朗诵："当雨雷在天上轰响/六月的阵雨落下的时候/润湿的东风走过荒野/在竹林中吹着口笛/于是一群一群的花从无人知道的地方突然跑出来/在绿草上狂欢的跳着舞……"
[注：所引郑振铎译文中的"的"均照原印，那时还没有将"的"、"地"、"得"严格分开使用的规定。]
荷包蛋
在田野里画水彩写生，画完时夕阳斜铺过来，各种植物的综合气息氤氲入鼻，身心大畅。携着画具，慢慢往我书房所在的村子移步。忽然觉得口渴，带来的一瓶茶早已喝完，四周全是绿野，一时也买不到饮料。忽见百米外大片藕田一侧，有间小砖房，坡顶上的烟囱逸出白烟，便朝那里拐去。小屋里是位50来岁的藕农，问他讨水喝，他笑道："别说水，饭也有得你吃哩！"我边喝他递来的热茶，边跟他聊天。他从南方来，承包了这北京顺义区的百亩湿地。他说原没想到北方也有这样适合种藕的地块，他不仅种藕，还种茭白，夏末秋初挖取出来，城里批发商用大卡车一趟趟运走，经济效益很好。我把画夹子里的画拿给他看，他说："荷花荷叶，其实都没有藕好看！"说着顺手举起一根带嫩芽的五节肥藕让我欣赏。我去时他已在灶上烧好饭准备吃，大钵的白米饭上盖浇清炒藕丁茭白，闻着好馋！他问我要不要吃一碗？我说买一碗吧。他说卖是不卖的，信得过你就吃，我说想吃，他就给我舀了一碗，又到锅上去煎荷包蛋。我说饭吃不了那许多，这菜已经很香，何必再煎蛋？他说藕和茭白吃腻了，只有荷包蛋百吃不厌，你不来我也还是要煎的。他把煎好的蛋往我那碗盖浇好菜的饭上一搁，真像一只荷包，热腾腾，吱吱响，被蛋白裹住的蛋黄微微跳动着，仿佛是他把自己那一颗好客的心，揣在荷包里，奉献给我了。
鸡蛋是全球性食物，到处都有人煎蛋吃，但是，荷包蛋这个称谓，似乎只是我们中国才有。在出国访问时，吃过典型的西式早餐，一份煎蛋端上来，蛋白铺得很开，蛋黄跟没受过火似的裸露着，完全产生不了荷包的联想，吃起来感到半生不熟。中国各地饮食上差异很大，但荷包蛋似乎东西南北，都确实从形象上往荷包上靠。记得小时候看母亲煎蛋，总要用锅铲把边上已经凝固的蛋白，轻轻往当中卷铺过来，把蛋黄裹上。后来自己成家立业，煎蛋时也这样处理。荷包蛋似乎是最稳定的家常食品，又似乎在饭馆菜单上永难出现。记得我头一回离家住校读书，临行前母亲往我的榨菜肉丝面上，又搁了一个热乎乎的荷包蛋，咬开那蛋白形成的"荷包"，里面的蛋黄刚好脱生，不过嫩更不老硬，那味道真是妙极了！还记得我头一回出国访问归来，妻子也是煎荷包蛋给我吃，她最后的定型不是母亲那种"菱形荷包"，而是"半月形荷包"。传统民俗文化中荷包款式的多样性，也潜移默化地渗透进了普通中国人煎荷包蛋的定型方式里，吃着那香喷喷的荷包蛋，回国回家的感觉，浓酽到眼睛发热的程度。有一回在外地饭馆，我非要点他们菜单上没有的荷包蛋，人家服务态度很好，给我端上来了，但一看吓了一跳，油汪汪的，不像荷包倒像个拳头。也不能怪人家，荷包蛋原是家里小锅小灶的产物，它满溢着太平岁月里小康生活中的温馨亲情，那是所谓仕宦情、商海情、江湖情以至如今颇时髦的网络情、露水情都绝对不可与之相比的。
藕农兄弟跟我说，他儿子去年考上了本省的大学，前些时暑假里还来这里帮他罱泥，他也是常煎荷包蛋给儿子吃，儿子说这荷包蛋真香死人了。他呵呵笑："到底大学生，也不忌讳什么，香么该香得人更活泼，怎么嘴里死呀死的哩！"我就说："等你儿子成了博士，当上CEO，在这边买栋别墅，把你老伴也从家乡接来，你们住小楼，坐小车到处玩，那可就苦尽甘来啦！"他挑起眉头："苦？改革开放以前苦过，哪舍得用油煎蛋！现在我真是一点不觉得苦！家里盖的楼没有这边的楼神气，上下也有六七间，足够了！老婆守在家里，种果树；我冬天回去，春尽过来，我在这边种这些东西好快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过自己喜欢过的日子，煎自己喜欢的荷包蛋吃，我觉得成了活神仙呢！儿子已经扶他上了路，以后他就是成了你说的那样，或者更加地大富大贵起来，我也不想去沾他的光，他能知道我心里喜欢什么才叫真孝顺！"
从藕农兄弟那小屋道谢出来，消化着那美味的荷包蛋盖浇饭，漫步在田野里，晚风爱抚着我整个身心，引出我缕缕不绝的感悟。莫道藕农不起眼，人微言深耐寻味。小康胜大富，难得是怡然。西边绿野尽头晚霞裹护着落日，恰似一份足够天下百姓共享的荷包蛋，试问熙熙攘攘人世中，有几多能心怀对平凡的敬畏、对纯情的依恋？
承接倾诉
爱唠叨当然不是什么优点，有时还会令人厌烦。可是，人有时候就是想找人说话，倒并不一定要对方给予多么深切的同情，或提供多么深刻的忠告--只要能静静地倾听，也就感激莫名了。大体而言，女性在这方面的需求，比男性更加强烈。
于是想到鲁迅先生的《祝福》，倘从人性辨析的角度分析，则鲁迅先生这篇名著的最可贵之处，可能就正在于表达了人性中这种强烈的需求--倾诉。
祥林嫂当然极其不幸，尤其是她和贺老六的爱子被狼叼走以后，命运出现了最大的危机。贺老六死去后，无奈中她又投奔了鲁四老爷家。按小说里的描写，四老爷和鲁家太太也还勉强能容纳她，只是忌讳她的"不祥"，不让她参与年关的祭祀仪式罢了。他们最后解雇祥林嫂，主要是因为她变得神经质地唠叨，总想跟人倾诉关于她爱子在冬天里竟被狼叼走了一事是如何的"真没想到"，他们不但不愿承接这一倾诉，而且觉得那是一个人完全不中用了的症状，所以导致祥林嫂沦为乞丐，并在寒冬里，以"天问"式的自言自语，倒毙在了荒街野巷。
人生的大悲苦，在于其倾诉的欲望竟不能获得哪怕仅仅一个"他者"的承接。
不承接祥林嫂倾诉的，岂止是鲁四老爷和太太，就是跟祥林嫂社会地位差不多的那些人，也无人愿善意、持久地承接。
更恐怖的是，有时一些人以假意承接来戏弄倾诉者，以为消遣，那在倾诉者心上划下的伤痕，更深更痛。
倾诉是一种有尊严的人生行为。任何亵渎、玩弄、压制、禁绝倾诉行为与倾诉者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即使是"病态的倾诉"也要尊重，医生难道可以不尊重患者吗？
祥林嫂是在"倾诉欲望"不能有任何哪怕是轻微的承接者的大苦闷中，结束她凄惨一生的。
我以为，《祝福》的最可贵之处，不仅体现于"反封建"、"反礼教"或"控诉旧社会"等层面上，它深刻地将人性中的倾诉欲望加以了揭橥，并沉痛地呼吁：人类应当懂得承接他人的倾诉，在相互承接倾诉中，逐步地达到人类大同。
依我的思路，所谓友情，其实主要就是互相承接倾诉的一种人际关系。
爱情呢？性爱或许可以越过相互的倾诉与承接达到"皮肤滥淫"的短暂快感，但情爱，则一定还要加上这一因素。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中，贾宝玉与林黛玉的情爱，就贯穿着一条倾诉--承接--不满意承接度--赌气不倾诉--恳求倾诉--终于又倾诉--在倾诉与承接中获得大欢喜--新一轮的倾诉欲望--新一轮的承接需求--新一轮的倾诉与承接的契合度的矛盾……
一个好的社会群体，必能提供多样化的倾诉渠道，并具有多层次的、相互承接倾诉的良好机制。
或许会有人问：那么，沉默的价值呢？
答曰：还是鲁迅先生，他不是说了吗？不在沉默中爆发，便在沉默中灭亡。又说，于无声处听惊雷。
我一再把鲁迅先生《祝福》的意蕴和这些配伍的话融会起来细加体味，只觉得有许多以往未品出的新意，如血滴如水，丝丝缕缕地，在灵魂中浸散开去。
必要时出现
虽然是邻居，甚至在单元楼里住在同一层，往往很多天不照面，偶尔在电梯口遇上了，也不过点点头，笑一笑罢了。邻里之交淡如水。淡有淡的好处，现代社会给个体生命提供了凸显个性的可能，也提供了更充裕的隐私空间多数人不愿意他人，尤其是邻居，过多地介入自己的生活，不分时候、状态、氛围，随意闯入自己的私密空间，哪怕那是出于好意，喷溢着热情。人们越来越愿意"关起门来做皇帝"，自己主宰自己的个人生活。
但是，哪怕是独立性极强的人，也总有需要帮助的时候。往往是关键的时刻，平时淡然相处的邻居，出现在了眼前，及时伸出了援手，使眼前的困厄，开始有所化解。那也许只不过是叫来了一辆急救车打通了一个必要的电话，或仅仅是道出了几句在那特定情况下至为宝贵的忠告……而你的处境一旦稍为缓解，那在必要时出现的人，却又飘然隐去，并不希求丝毫感激，更遑论企盼回报。
人际间，有些认识的人只在必要时出现，在关键时刻才与你有一度的亲合。总体而言，他们与你，若即若离，若亲若疏，似友非友，以礼相待，你不能期望他们跟你心心相映，不可将你长远的根本的利益与他们相钩连，但你却可以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在举目无亲时，在自己实在无法独立解决某一具体问题时，非常放心地向他们求助。而他们当中有的人，也可能在你认为是必要时，主动应召，甚至不请自到，使你在那一段特殊的时间里，甚或只是一瞬间，感受到人世间最可宝贵的善意与诚信。
在人际间，在只关乎自我的事项上，他人的自觉回避，是我们生活里的福分；而他人在必要时的及时出现，则是我们生命中的亮点。
反躬自问，作为他人意识中的他人，比如，作为邻居的邻居，同事的同事，路人的路人，能不去多余地介入、干涉、纠缠吗？尤其是，能在其最需要援助时，必要地也是及时地，出现在其眼前吗？
当然，多余地介入与必要地出现，那界限往往很难划分。恐怕是既需要理性，更需要凭借心灵中善诚积淀而成的感悟，在一瞬间做出决定，并迅疾付诸行动。比如，忽然听见邻居的怪异惊呼，模糊地想起，那家只剩他一人居住，而此人平时绝无高声大气的响动，于是，先去按那门铃，久不开启，而隔门尚闻怪异呻吟，便果断地回到自己家，拨打110报警……警察来了，从阳台进入那邻居家，证实是疝气症急性发作，一时竟不能挪动身体……再叫急救车，陪同送往医院，垫付钱款，代办手续，直到其侄子赶到。在医生与其侄子商讨手术事宜时，便如同必要时出现一样，又在不再必要时悄然离去……邻居手术后痊愈归宅，与侄子一起来道谢，留坐一时，也收下那表达感激的、不算离谱的礼物--一套雀巢咖啡，送出时再祝其今后康健。但此后也便不再过从，更不去探究：怎么平时就一个人独居？侄子是什么职业？侄子的父母又是做什么的……像这样，进退裕如，分寸得当，能做到么？
自己，他人，那接触点上的火花，最好是多余的不起，而必要时，灿烂如星。
关起门来
老朋友搬进干休所了。我知道，他们那个大院里，也住着某些跟他有"过节"的人。他从新居打来电话，我直率地对他说："要是能离那几位合不来的家伙远点就好了！"他在电话里笑着说："天下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儿！这里住房和配套服务设施都不错，我关起门来做皇帝……"
朋友所说的"关起门来做皇帝"，当然只是一种幽默。这绝不意味着他有"皇权思想"，或打算在家里跟家人摆"皇帝架子"，作威作福。他想表达的，只是对在自己家里可以悠哉游哉地安度晚年的那份欣悦之情。
家是一个私秘空间。关起门来，划出了一个与社会其他人员和群体相对独立的活动天地。倘若所住的是自己买下的房产，那么，从墙体本身，到里面的物质实体，都属于私有财产，而以正当的手段所获得的这些私有财产，受到法律的保护，自己可以随意享用，那毕竟也是一份人生的乐趣。我的这位老朋友，他家里一般的生活用品自然齐备，大体而言，也绝不落后。比如，他迁入新居后，书房里有了更大的画案--他已经算得是一位颇有造诣的书画家--所新置备的那些书法绘画的工具，在我看来未免过奢，但他却仍不改一度寒微时的生活作派，比如，他那客厅和书房里的各种物品，就都撂放得相当地凌乱。他说，他的家不是拿来向人展示的--时下有的人很注意把自己的家里装修、布置得堂皇富丽，而且还特别把邻居、同事乃至并不怎么亲近的人，邀到自己家里"参观游览"，希望从"来访者"嘴里听到赞赏羡慕之词--也正因为如此，其装修布置的风格，也便尽量向"公众共享空间"，如饭店、酒吧、KTV包房等处所看齐。那或许也是一种值得尊重的居家风格，却为我的这位老朋友所不取。他是除了我这样极熟极好的朋友，轻易不请人到他家去的，而且，即便我这样的朋友到了他家，活动区域也仅只是客厅、书房等处，有的区域，特别是卧室，那是总关起门来，不对外客的。他也从不征询来客对他家设施和布置的"观览意见"，从他有时坐在藤制摇椅上微微晃动着、那怡然自得的神情上看，他显然对自己关起门来的这片"皇土"非常地满意，对我和别的什么朋友印象如何，简直一点也不在乎。他邀我们去只是为了交流心情与感悟。
当然，那不是他一个人的家，他老伴我们也很熟，但我毕竟还算不得他们两位共同的朋友。我知道他们有那样的朋友，那样的朋友来时，他们会基本上采取共同接待的方式，尤其是聊天时，他们双方都会参与。我只能算是他的好朋友、他爱人的一位熟人。我去后，他爱人会出来招呼，会倒来茶水，会同我寒暄或开几句玩笑，但我们开聊后，便会很自然地消失在别的房间里，直到我告辞时，才再一次露面，一同送客。他爱人也有自己的朋友，那也只能算是他的熟人，那样的客人来访时，他也只是迎、送时露面。可见他们家"关起门来做皇帝"，其实是一扇大门里有两个皇帝，或者说是两个平等的"执政官"。我很欣赏他家的这种格局。
有一回我们两个闲聊，他回忆起"文革"里的事情，说："那时候，不管社会上多乱，自己在社会上的遭遇有多惨，只要还有一扇家门可进，到晚上这扇门还能关上，一家骨肉还能在关起的门里相聚，并且至少还能用低语、眼神和身体接触来表达相互的慰藉，那就好比一个王国遭到了侵略却还没有灭亡……"又说，"文革"里，他所知道的几个自杀的人，那外在的浩劫当然是主要的因素，但他们的家门里面，都出现了家人给自己贴出的"大字报"，并有家人不管是出于真诚入魔还是畏惧自保所施予的批斗、呵斥与讥讽，他以为那是个体生命最后一块"独立王国"的覆灭，个体生命真正是到了"无立锥之地"的绝境，难怪活不下去。他没有细说那时他爱人所给予他的濡沫之情的细节，但我自己也有类似的生命体验。确实，一方面，"将就是夫妻"，谁和谁真正能像一片叶子的两面那样连为一体呢？再相亲相爱的夫妻，至多也只是并蒂花罢了，各自还是有各自的独立性。即使在关起门进的一个家里，也应还能有各自的物质与精神"领地"，比如各自的日记本。所以，夫妻必有相矛盾乃至相冲突的时候，争吵、呕气，恐怕都常态地存在，这就必须到头来互相将就，逐渐磨合，以容忍、协商、通融、妥协来达于和平共处；但另一方面，夫妻又确实是一扇门里的"联合王国"的"双执政"，只要这扇门里不发生内乱，不仅作为社会最小细胞的家庭不会崩溃，夫妻各自的生命力，也可望在这里获得最坚实的支撑。
一般的家庭，不可能是空间阔大的豪宅，有的家庭，直到今天从社会上所获得的空间甚至还相当地狭湫。但一个家庭的是否幸福，在很大的程度上并不取决于那关起门来所享用的空间究竟有多大，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空间里的温馨度究竟是否浓酽。近20年来，我自己的家庭随着社会进步，所享用的空间不断得到扩大，这当然是幸运的事，但回忆起来，当我们一家三口挤住在一条小街的一所杂院的一间只有10平方米的小东屋时，竟也有着那么多的快乐！而最大的快乐，是沐浴着温馨的亲情--春天，窗外的洋槐花开了，用铁钩子扭下一些，洗干净，夫妻齐动手，和上面粉，炸来吃，其乐融融；夏天，没有电扇，更不知空调者为何物，家里也还买不起电视机，摇着大蒲扇，听妻子讲些小时跳荷花舞的往事，闭眼悬想；秋风吹来，中秋节到，商量如何给一对往昔的邻居--身边没有儿女，且生活较我们拮据的徐大爷和王姨，送去贺节月饼；窗外雪花纷飞，稚子把一只在煤炉上烘热的红橘扣到大碗下面，好让妈妈归家时能吃到温度恰到好处的橘瓣……家啊，家啊，关起的门里，没有什么经国济世的宏大叙事，但那些琐琐屑屑的零篇短简，构成了我们生命史中珠串般的小诗，宁不珍惜？
同仁心距
接到一张落款为某机构"全体同仁敬贺"的豪华拜年卡，不禁莞尔。该单位一位年轻人曾在我家跟我坦言："同仁，就是那些每天身体离得很近，而心却往往离得很远的人。"当时我跟他辩论起来，因为我这一代人，本是笃信虽来自五湖四海，却因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故尔团结如一人的。他笑道，您说的，是当年单位里人际间的政治关系，现在就公务员而言，也确实应维系那样一种以同志相称的关系。可是现在已然出现了无数非公务的工商实体，这些机构中的人为什么走到了一起？应是法律所允许下的个人经济利益驱动，构成了他们合作的基础，所以给您寄贺卡，落款不称"全体同志"而称"全体同仁"。您也别去查词典，"同志"、"同仁"的区别，咱们"尽在不言中"吧!我乍听他言心中耿耿，质问道：面合心不合，你们能合作出个什么名堂来？他笑道，如果心完全不合，甚至冲突起来，那当然就分手了，也不仅是老板炒你"鱿鱼",你也可以主动炒老板的"鱿鱼"；但情形往往是，心与心的"圆心"虽不合，但"半径"的扫描，却形成大面积的重叠，有时这重叠部分会缩小为叶子瓣般的"相割"，那也还可以在"相割"的区域中"同仁",即使再进一步退化为两圆仅只是圆周"相切"于一点，那么在这一点上也还可能维系颇久。他说,这种"各有圆心"的"游动性合作关系",已成为他们这一代人处世的常态，他不明白我何以对之大惊小怪。
这位年轻人对我的谆谆教诲，后来我渐渐消化，并且悟到，同仁间存在着心距，其实中外古今皆然。既然我们的社会生活已步入多元状态，每个人选择人际组合的可能性大大增加，那么，只要合法，并且不违基本道德，寻求"游动性合作"的"同仁关系"，应视为平常之事吧。
谁知前两天那位年轻人又来，说起他们机构的同仁，在这暖冬中有一次野餐之聚，他们在半冰半水的小河边吃完烧烤，喝尽啤酒，不知哪一位带的头，讲起童年往事来，结果如磁铁传磁，竟形成了一个挨一个，乃至抢着倾诉各自童年的欢欣、苦恼、恐惧、忧伤、幻想、狂喜……的局面，"忽然间，"年轻人告诉我，"我们在互望中，有一种眼光通心、击出火花的感觉……那一刻，我们不约而同地在想，作为同仁，我们要能总是这样，该多好啊！"偏偏又是他，向我提示着新的思路。是啊，难道只是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在某些特殊的群体中，并且也只是在某一段时间里，才可能形成一种同仁"圆心"全都叠聚在一点上的状态么？我们在这攘攘人世度过艰辛一生，究竟该以谋求"合理合法的自我利益"为重，还是该以寻求与他人心灵的相通相谐为重呢？
快把好话说出口
妻子梳妆完毕，转过身来时，你感觉她很鲜丽，你想赞美一句，可是你怕显得肉麻，你怕妻子不领情，于是你用诸如"'老夫老妻'了,不必再来这个"、"我就是不说，她也不会不高兴"等等"逻辑"把你的喉咙栓塞上，你终于没说……
同事获得了一项荣誉，你深知那确实是他长期努力的结果，你想对他说："这是实至名归……"可是你怕别人认为你是虚伪的奉承，于是话都涌到喉咙口，你竟又吞了下去……
在楼门口遇上了邻居全家，老少三辈，全体出动，是去附近的小饭馆聚餐。看到他们那和谐喜悦的情形，你想跟他们说几句祝福的话，可是你想到人家平时并没有跟自己家说过什么吉利话，又觉得此时此刻人家也许并不会珍视你的友好表示，于是你只是侧身让他们一家走过，轻轻地咳嗽了几声……
在商场购物，你遇上了一位服务态度确实非常好的售货员，当她将你购妥的商品装进漂亮的塑料袋，亲切地递到你手中时，你本想不仅说一声"谢谢",而且再加上几句鼓励的话，可是到头来你还是没说，因为你想着"我是'上帝'，她本应如此"……
你错了！当你面对他人，心头涌现了非自我功利目的、自然亲切、朴素厚实的好话时，你不要犹豫，不要迟疑，不要退却，不要扭曲，你要快把好话说出口！只要你确实由衷而发，确实不求回报，确实充满善意，确实扪心无愧，你就大大方方、清清楚楚地把你那好话说出来。即使遇上了"狗咬吕洞宾"的情形，"好心换了个驴肝肺"，你也并无所失，因你焕发着人性善的光辉，你把好话给予别人，即使是你的亲人，那也是必要的播种。善意、爱意、亲合意向的种子，一般来说，这世上的绝大多数人，是会接受的；这种子落在他们的心田,多半会生出根，发出芽，开出花，结出果……想想你自己吧，即使你是那样地坚强，那样地能甘寂寞，那样地不惧怕恶言恶语，到头来，你也还是需要来自他人的好言好语……
人际之间需要好话。非自我功利目的的好话，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多了而是还很缺乏。现在那清爽自然如同甘泉的好话涌上了你的心头吗？请你快快说出口！
给心花以和风
一位白领小姐，大清早上班时在电梯前遇到同事樊姐，点头问好毕，樊姐立即望着她尖声评论说："呦，你今天的发型怎么瞅着这么别扭！你这种尖下巴颏的脸盘千万别这么折腾！"说完拊掌大笑。樊大姐的两句"酷评"，弄得她一整天心里发堵。
一位退休工程师，在路上遇到参加某项活动回来的邻居，互打招呼后，邻居问他去做什么，他说去看电影，那邻居听了电影名字以后立刻"酷评"："嗨，那种小市民趣味！不看也罢！"分手后，工程师虽然还是朝电影院而去，但心头一直梗着"小市民趣味"五个字，到了售票窗口前，心里竟出现类似罪感的情绪，到头来没买那票，改为逛商场，却始终再难恢复原先的怡然心态。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从心理角度看，其实是存在于连续不断的情绪之中而好的情绪，或者说兴致、情趣，则仿佛心情树上开放的花，这样的心花无论是蓓蕾状态，还是已然灿烂地张开，对于生命存在来说，都弥足珍贵，自己要多多培育，加倍爱惜。别人呢，对之视而不见、麻木不仁，不算什么问题，因为很难要求他人对你的好情绪花上添香，但如果是看出了你的好情绪，不但不予和风吹拂，反而给你败兴，犹如妒花风雨，摧蕊折瓣，那就有失厚道，不足为训了。换个位置，别人有好兴致，我们不是助兴而是败兴，细想想，有的事情似乎极小，但我们施以"酷评"给别人造成的心理伤害，有时甚至用"惨无人道"形容，也不过分。
当然，蓄意败人兴致的恶意劣行，在生活中并不多见。像上面所举的两例，那位樊大姐之所以那样，多半是所谓"心直口快"的性格使然，她并没意识到自己在败别人的兴，反会在"有话直说"的宣泄中获得瞬间的快感，弄得人家一天不痛快，她是浑然不觉的。那位直言别人想看的电影是"小市民趣味"的主儿，"酷评"的自觉性比较强，显然他一直对同楼的退休工程师心存贬抑，也就是不怎么看得起人家，总以为自己层次高、别人没水平，所以在那邂逅中，他的讥词一触即发，但你要说他有多恶毒，也未必，两人分手后，他也就把这事抛诸脑后，并不存有处处、事事要贬损那退休工程师之心。
私下里，背靠背，我们发表点对他人的讥评訾议，在所难免，亦无大碍，但切不可对他人的好兴致"迎头痛击"。一次在公园里，我和妻子看见对面走来一对牵手的恋人，那男的比女的矮了一头，面目似乎也没女的顺眼，我和妻子回到家里谈起，都觉得不大般配，但当时我们没有交换看法；没想到，另外几个小伙子，却在公园甬路上，当着那一对恋人的面怪笑起来，有的还故意嚷："嗬，武大郎潘金莲啊！"那对恋人原像盛开的花朵，在这种摧花邪风袭来时，顿时气恼色变，所幸没有发作，隐忍住没与恶谑者争吵，但他们生命中的快乐心花，在那时惨遭砍折，败兴后的灰暗情绪，不知会延续多久。
我们必须深刻地意识到，不仅选择什么恋人是神圣的稳私，就是改变发型，穿什么衣服，戴什么耳饰别针，在书店里选购一本什么图书，喜欢吹一种什么零食……特别是由于这些日常生活里的普通事、小乐趣，而使得一个人心花张开蕊瓣，瑟瑟放香时，那生命的尊严是不能予以亵渎的。不仅给自己的心花，也给他人的心花以和风吧。这种修养，是每个人都应具备的。
给你一顶小丑帽
逛蛇年春节庙会，看到很多摊档在售卖小丑帽，有用闪光纸制作的，顶端下沿都有彩色穗子的尖顶高帽；有用呢绒缝制的，不但帽筒很高，而且样式极为滑稽，或顶端呈章鱼触须状，或呈蹄类动物的弯角状。尖顶高帽，在中国不说是古已有之，也出现得够久的了，鲁迅笔下的跳无常（他不但用文字描写还亲自绘图）就是一个例子。彩色呢绒拼镶的小丑帽，则似乎是从西洋传来的，举凡西洋古典绘画、戏剧，以及表现其古典生活的影视里，都常常出现。
庙会上的小丑帽销得很好。我就亲眼看到种种买帽子、戴帽子的景象：有的还没付款就迫不及待地往自己脑袋上扣；有的则买下向献花一样戴到同游伴侣头上；有的买来戴上后就一直那样游逛到底，出了庙会还戴着在大街上走，甚至戴着乘地铁……
我注意观察，兴致勃勃地买小丑帽、戴小丑帽的，几乎全是年轻人。
我这个年纪上下的人，对小丑帽，恐怕都会有特殊的记忆，那就是在文化大革命里，特别是在红卫兵大破"四旧"，掀起揪斗"牛鬼蛇神"的"红色恐怖"浪潮时，凡被揪出批斗的"一小撮"（其实往往一大串、一满台），就会被戴上高帽子批斗兼游街。开始多半是纸糊的，比较粗糙，后来朝精致化发展，有用钢铁焊成的，有的在帽沿挂满两边利刃的刮胡子刀片，那高帽子不仅把被批斗者丑化为了"狗屎堆"，也兼有刑具的功能。在那样的岁月里，我最害怕的，就是被揪出来，扣上一顶小丑帽。我记得在那一年盛夏，一位年长的教师被揪斗，他头上被扣上的是一顶用木棍、手帕合成的西洋式小丑帽，批斗他的"小将"确实很能"洋为中用"，但那顶小丑帽下因尊严扫地而痛苦不堪的、扭曲的脸，很多年来都牢牢粘在我心膜上，无法淡化。
改革开放以后，有机会看到意大利电影导演费里尼拍摄的影片《8又1/2》，里面主人公的噩梦场面，也是被戴上尖顶帽，在宗教审判的场所示众。令我好奇的是，那尖顶帽倒并非欧洲宫廷弄臣的那种形状，而与鲁迅笔下的跳无常帽子相近，也就是电影《闪闪的红星》里，潘东子用绳索套着胡汉三脖子游垅时，扣在胡汉三头上的那种高帽。这是费里尼善于"中为洋用"，还是中西胜利者在对待"非我族类"时有着不约而同的时尚？我期待着有关学者、专家出来解谜。
如今庙会上制卖小丑帽的商家，他们当然不会强迫任何人去戴那小丑帽，他们会努力推销，推销的说辞手段，都立足于让自愿消费者觉得戴那帽子是桩有趣的事。庙会上买小丑帽戴小丑帽的年轻人、小孩子，不消说一定是出于自愿，一定是觉得有趣，有的看那戴着小丑帽招摇过市的模样，简直是洋洋得意，那小丑帽竟成了他们内心幸福快乐的外在象征。
同样的一顶小丑帽，在特定情境下，当它是别人用暴力强迫你戴上时，便是屈辱，便是灾难，甚至会令你痛不欲生。而在另外的情境下，当那是你自愿选择戴上时，便是幽默，便是奇趣，甚至会使你心花怒放。
一位文化大革命的过来人，曾在私下向我吐露，当那些"三名三高"人物被戴上高帽子批斗时，他内心里确实有种痛快感，那心理反应翻译成语言就是："你还能神气活现么？"这里要向如今的年轻人解释一下，"文革"中的"三名"指的是"文艺界名人、名专家、名教授"，"三高"指的是他们享受到的"高级别、高工资、高待遇"。其实，那时候的"三名"人物的"三高"程度很有限，其工资、住房、稿费或演出补贴等所达到的水平，都与比如那向我吐露心声的平常人物相差不到几倍，哪儿有现在的各路明星们那样的身价，那样"与国际接轨"的收入享受；但即使差距并非那么巨大，那种因感觉到不平等而造成的心理淤积，尚且可以在外力引发下达到那样的愤懑程度，据此可以估测出来，现在有的社会地位与经济收益都离明星们遥遥远远的平常人，他们人性里那阴暗面所涌动着的切盼明星们栽筋斗倒大霉的心理潜流，倘有喷发的机会，会形成怎样令明星们难以承受的局面。
"文革"中对"三名三高"人物的那种恶性冲击，当然是应该否定的，因为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而且以暴力手段，强迫别人戴高帽子，践踏人格，无论以"革命"或什么更神圣的名义，都是野蛮的非文明行为，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污斑，今后我们的社会发展一定要避免这类事态的再度发生。但话说回来，也不能因为现在进入了市场经济，成了商品社会，法律容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名利双收者就觉得自己所获得的名声与财富都神圣到不容别人质疑置喙取笑糟改的地步。如今的各路明星们务必须知，虽说是时代有别，法律有进，但是你所面对的人性则大体还是那么个恒定的存在。社会的安定，一方面需要法律保证，另一方面，也需要有"出气孔"。一些尚未或无望成为明星的普通人拿名利双收的明星开涮，甚至准备好一些高挑的小丑帽，给他们"缺席加冕"，就是一种"出气孔"，起着对"气不忿"的心理加以代偿的功能。
前不久，一家网站把演艺界一些明星评为了"十大丑星"，其实那些在网上投票的网民，无非是通过这种方式，抒发了一下对已属于"公众人物"的诸明星们的揶揄罢了。有的被评为"丑星"的演艺圈人士就总没想清楚，众人仰望的"星"，其实并非"万民之神"，而是"大众玩偶"。比如一个儿童得到一个洋娃娃，开始他或她会搂着抱着，给换漂亮衣服，让其陪自己睡觉，但时间长了，他或她就会摔洋娃娃，甚至挖眼拆腿，劈成两半，要看看它肚子里究竟有些什么东西。这从头到尾的行为，都是"玩"，而洋娃娃的遭遇，也便是它作为玩偶的宿命。
如今也有把是否被糟改作为自己是否真成了明星的试金石的，听说被报纸娱乐版开了涮，也就是有人制作了小丑帽请其"入帽"，竟高兴极了。我认识一位演艺圈的人士，有一天就拿着那样一份报纸来向我展示，笑眯了，笑麻了，笑酥了，笑泥了，仿佛中了六合彩的特等奖，那原因很简单，如果那报纸不把其当成明星，怎么能不吝宝贵篇幅，在糟改其他明星时把该人捎带上，以取悦读者、增加发行量、吸引更多广告客户？
如今更有"自作自受"小丑帽，以图把自己加冕为名人的，方式多种多样，但其中不可不用的配方则是拿真正的大名人来陪衬，比如，无妨把自己与辜鸿铭、钱钟书、张爱玲、余秋雨等并列为"中国文化界百年来十个最讨人嫌的人物"。但这样做的效果究竟如何呢？至今真因此被俗众记住，果然也成为"大众玩偶"者，似尚无一例--人们或许能记住那"十讨嫌"事件，却绝对记不得制帽者本身的名字。这倒也反过来说明了世道与人性的残酷一面。
如今我们都置身在不会有人以暴力手段真把高帽子扣到你头上的现实情境里，就算有人非要给你制作一顶语言构成的小丑帽，甚至那真是专门为你制作的，并加以展览、宣谕，只要你不主动去认戴，毕竟他也还是其奈你何。当然，有时候，针对你的小丑帽，或者其他什么丑怪的东西，并非恶意，倒是出于幽默，或不过是开个低级玩笑罢了，你大可不必认真应对。但也应该提醒小丑帽及其他丑怪物的制作者，即使并无恶意，也别强加于人，且要防止引发副作用。报载，2001年蛇年春节，天津一位女婿到丈母娘家拜年，他头戴"爆炸发"（一种火红的冲天型假发，应比一般小丑帽更丑怪），鼻架化装舞会上所戴的蓝色卡通眼镜，敲开门后，开门的丈母娘在昏暗的楼道背景下猛瞅见那么个魑魅对着自己龇牙怪笑，顿时晕菜，险些因心脏病急性发作而魂归离恨天。这当然是那位去拜年的女婿始料未及的。
由此想到我们当下的文化批评。小丑帽式的批评，也是颇为时兴的一种，尤其在"文化庙会"的空间里，很畅销。应该有这样一种批评存在。"文化庙会"与"文化小丑帽"的存在令我们感受到多元并存下的轻松、谐趣、嬉戏、欢快，不必总有深度，不必总那么叫真……像美国的"文化庙会"就很发达，除了评"十佳"，一定还要评"十差"，不是只有奥斯卡金像奖，还有金草莓奖专门糟改某些影片影人，可以说是"小丑帽子满天飞"，但即使被人准备了小丑帽，那影片也很可能仍有票房，那影人也可能仍在持续走红。金草莓奖还真的准备了些草莓形状的奖座，但评奖者不会强迫获奖者去认领，也不会强行把那奖座送到人家家里，因此就不会发生类似天津女婿把丈母娘吓个半死那样的事件。
话说回来，倘若整个的文化批评，特别是文学批评，全都"庙会化"了，全成了"小丑帽子满天飞"了，那也不是好局面。摆脱了"文革"的高帽子噩梦，学到了"庙会式"小丑帽的幽默，我们应该把自己的文化空间调理得更加地生态平衡、葳蕤多姿。
你闭眼打瞌睡，仅仅是因为在这公交车上，有偶然站到你身边的老人……
你生命历程里，就此少开了多少朵花！
6
"啊，他呀，"你回忆起来了，"不就是那一年春节，让人家给轰下台的家伙吗？"
"啊，对了，"跟你对话者说，"那一年春节，他唱歌跑调，我记得大家笑得前仰后合……"
记忆都准确，但一种是腐叶，一种是至今还缀着露珠的花蕾。
7
"啊呀，他那个新居真棒！双卫啊！原来的恭桶就不错，他又改换了云石的……啧啧啧……"
"是啊，他那个新居真棒！从朝西的阳台望出去，好大一片绿野……可惜他总把百叶窗帘合得拢拢的……"
两位老同学在向第三位老同学介绍他们当年班长的新居。介绍得都很准确。介绍的侧重点不同，也无可厚非。
但，不厚非，薄非呢？
眼里有诗，至少，有寻找诗意的本能，总是好的吧？
8
电梯里，这位女士忽然对同楼的邻居，多了一种强调出来的"礼贤下士"的态度，比如说，她毫无必要地，非要请邻家的中学生先出电梯，又多余地对自然而然先于她走出电梯的大嫂高声致谢。
原来，是她丈夫提升了。
还是真花好，哪怕只是土茉莉、牵牛花。假花再华美，终究因其假而逊色于人间。
仔细想来，也不光是真假的问题。以突发的"礼贤下士"来提醒被礼遇者，自己已经攀升到了什么样的"高度"，令人又联想到暴发户的庭院里，那种鸡屎黄顶子、鸡血红柱子的水泥亭子。
9
静夜里，隐隐地听到有哀哀的哭声。
意识到，那并非是求救的信号。
是想抑制，而未能抑制住的隐私的泄露。
不想去探究他人的隐私。
但在静夜里，再一次憬悟--人们到处生活；而生活，有多么不易的一面啊！
10
一年来，每看见他一回，都惊悚于他在明显地消瘦。
不问他的病情。去看望，只说些开心的事。
每次从报纸、杂志上看到，关于国际上对治疗癌症的研究有新进展的报道，都不由得剪下来，不知不觉竟攒成了一沓。
昨天在楼下看到，他爱人又陪他去医院，做新一轮的化疗。原来的美男子，已形销骨立得不忍多看了。他勉强地微笑着，令人想到正在飘落过程中，打着旋儿的秋叶。想给他一个春花般的微笑，不能成功，因为需要别过头，藏住浸到眼眶边的、酸涩的液体。
哀莫大于无法助人。
静夜灯下，重翻那些剪报，都是些"远水"。真把有着"下世纪20年代，人类将能像治疗肺结核那样，使绝大多数癌症患者免于死亡"一类句子的剪报送给他或他的家人，毋乃残酷？
但那确实是为他而剪下，攒起来的。
摩挲着那些剪报，为他默默祈祷。
11
"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失业人员，城镇低收入者"。
近期报纸上，这三种人的称谓出现得相当频密。
他们是我的同胞。
同胞，这个词值得细细体味。
那味道是独特而又难以言传的。
你自己，你的至爱亲朋，都不属于这三种人么？
我且不忙祝福你和你的亲朋。
要问你，在闹市、在郊野，你有没有注意过某些陌生人，他或她，使你心里哪怕只轻轻地一动念--是下岗的吧？失业的吧？低收入的吧？--不一定非涌流出多么强烈的同情，更不要求你有什么帮助他们的具体行为，仅仅是眼中有他们，不是视而不见、浑然不觉。在沉浸于自己和同一类人的成功与幸福时，能在心头有一点关于他们艰辛的轻轻喟叹，那我，就要为你和你的亲朋，默默地祝福了。
在岗的能多少想到下岗的，就业的能多少想到失业的，高收入的能多少想到低收入的，是个人的福气，更是社会的福气。
12
"那个人，我注意他半天了，他就是不断地站在滚梯上，上去下来，下来上去……"
商场中，保安向值班经理报告。
"他有什么不妥吗？"
"他什么也不买，也不逛货位……"
"那就由他去。"
一个小时过去了。
保安又来报告："那人还是那样！他该不是有精神病？"
"他既然并不妨碍我们营业，也不妨碍别人购物，那就不必管他。"
又一个小时过去了。
保安忍不住又来报告："他还是那样……"
经理干脆地回答："他有那样的自由。"
保安离开了。经理耐心地观察了那人一会儿，只见那人终于离开了滚梯，微笑着，走出了商场。
经理想了想，恍然大悟："那是一位诗人！他有自己的世界和自己融入世界的方式！"
13
当你清理抽屉，想把一沓旧信销毁时，你犹豫了。
不管你究竟是终于销毁还是全数保留，或者检索后有毁有留，你那最初的犹豫，是心灵中最优美的旋律之一。
14
他在电话那头说，虽然好久没跟你通消息，但有时会和爱人念叨你……
"有时会"，这三个真切的字眼，像豆大的雨点，洒落在你几近干涸的心土上，吱吱吱地被贪婪地吮吸了……
问自己，可"有时会"非功利地念叨起故交旧识？
15
傍晚，两位年愈花甲的老人在小花园里闲聊。
一位望着那边嬉笑着的刚放学的孩子们，羡慕地感叹："唉，他们身上那种双肩背的书包，该有多好啊！可惜我们不能返老还童，也尝尝背那书包上学的滋味了！"
另一位想了想说："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买一个来背，背着去老年大学上课。究竟谁在阻挠我们这样做呢？"
他们对望着。微风拂过他们稀疏的白发，仿佛轻轻地对他们耳语。我们不能听到那耳语，但两位老人在对望中现出了诡谲调皮的微笑……微风绕他们一圈后离去，吻开了几朵夜来香。
16
真有过月光如水的感觉吗？
为什么没理会？
为什么顾不上？来不及？
一到晚上，就只是盯着电视机屏幕吗？
晚间泻到你的身上的，就总是电光吗？
为什么不，哪怕偶尔。一个夜晚，关闭电视，连所有的电灯也都关掉，让月光泻入你的房间，沐浴你的身体、你用手，试着捧起月光，而月光从你的指缝，急急地还是缓缓地，漏下去了……
没有想到故乡么？没有想起爷爷胡须的形状，闻到外婆煮山芋的香气么？或者还有妈妈送别你时嘴角的颤动，以及爸爸下夜班时那沉闷的脚步声？还有你向同桌女生借橡皮时，她爽性送给你的那块粉红色的、像草莓软糖般的香橡皮？也许是无来由地倏地想到，仅仅去过一次的，并非风景地的、远郊某处的、那棵高高的、被雷击倒、却还挂着累累青果的核桃树，它当时很疼吗？
"……月光如水水如天……风景依稀似去年。"那一、三两句是什么？想不起来了么？不去想也罢。月光下，你自己，便是诗。
17
农贸市场，你买红枣，讨价还价，终于成交。买卖中夹杂着一些笑谈，双方情绪都不错。端起秤盘往你的布口袋里倒进足秤的红枣后，那卖红枣的大嫂，在讨价时原是很强硬的，却忽然又往你口袋里抓了两大把红枣……
她对你生出好感。
萍水相逢，一个人能让另一个人生出好感，以及一个人具有对他人生发好感的能力，都是人间艳丽芳菲的花朵。
18
残冬与初春之交，忽然望见地皮上有一根如针的春草，心里涌出莫可名状的感动。
连续几天注意观察，才懂得古人曾用一个"绣"字来形容春色的呈现，是何等地贴切。
自己的心田，是否已为现实中的功利焦虑而板结荒芜？愿能有如针的春草从心田蹿出。一针针，绣出灵魂的春意。
美瓷不碎
朋友许君热爱陶艺，他在经营一家业务兴旺的企业之余，在京郊开办了一所完全不以赢利为目的的乐陶园，常常约些同好在那里弄埴烧陶，烧出来的陶瓷作品时有神来之笔，他就得意地举办内部展览，实际上也就是高雅的私人派对，他和来宾们在那场合交流陶艺心得，也兼山南海北地神侃，每每尽欢而散时，已月成金钩，蛙声一片。
许君和他朋友们烧制陶瓷作品追求的是自得其乐，出炉后如果觉得不满意，一定马上捣碎，而如果凸显个性、灵气四射，则先自己浮一大白，再招呼他人一起转着圈儿欣赏点评。虽说是不以赢利为目的，但在派对中展示时，也时有来宾提出实在喜欢，要付款买下，有的作品也就那样被请走。付款的原则据说是随意，但我目睹了几次那样的"随意"，买方是企业家，或演艺界大腕，那付出的数目，像我这样的人，是无论如何也"随意"不起的。
那天许君又来电话约我去他那乐陶园，我说实在是有事去不了，他说什么事那么要紧，还是希望我去。因为他们几个陶艺发烧友新创作了一批作品，其中有的实在不必谦虚，可以用"美奂美伦"来形容，我若不去先睹为快，会是很大的"审美损失"。我就告诉他，是我捐助的一个穷乡僻壤的小学生来我家了，现在家里就我跟他，难道我带他去？他可是一点陶艺的概念也没有啊。许君说没概念那更好，他来，对我们来说，多一双特别的眼睛，对他来说，则眼睛里会多装一些东西，岂不两下里都有趣？就这样，我带那叫泼娃的小学生到医院检查完身体，就直奔远郊许君的乐陶园而去。
到了乐陶园，许君和一群熟朋友都对我和泼娃表示欢迎，许君拍着泼娃肩膀笑说："你怎么一点也不泼辣？还是等一会儿才暴露你的真面目？"我就帮着解释："他先天不足，当地风俗，怕是养不活的孩子，就故意给他取个活不活无所谓的名字，舍娃、丢娃、泼娃，一个村里总有几个。"许君就给他一块巧克力，让他别客气，可乐、雪碧随便喝，可以到处走动观看，但嘱咐他千万不能动手摩挲任何东西。
我细细观览完许君他们的杰作，就跟他们一起到院子里大杨树下，坐到休闲椅上喝咖啡，神侃起来。正当我们言谈甚欢时，忽听那边屋子里咣当当一阵刺耳的声响，我立刻跳起来，气急败坏地冲进屋里。果不其然，是泼娃把展示桌上一件作品弄到地下摔得粉碎！许君和别的朋友也都进了屋，一瞬间，我看见泼娃的脸红得像团火，而许君的脸白得像块冰。我不知该用什么话重责泼娃，泼娃却两眼噙着厚泪，跟我说："那……实在太奇了，就像我们村里老得动弹不得、求人别杀它的黄牛的眼睛……我心里不落忍，就伸手摸它，让它别怕，有人疼它……"我们一群大人全都愣住了，那件作品的外在形态并非黄牛，我们刚才哄然叫妙，这个说有米开朗琪罗般的悲剧情调，那个说大有令人遍体清凉的禅意……但谁也没能像泼娃那样进入到审美的最高层次！许君一把将泼娃揽进了怀里，我和别的朋友不由得鼓起了掌来。
那件美瓷没有碎，它永存于泼娃心中，而且连同泼娃那出自淳朴胸臆的审美评语，将永远鲜活地珍藏在我、许君及在场的朋友们心里。
轻抱
紧紧拥抱，在一个开放的时代是很平常的示爱方式，城市街头已随处可见。拥抱这种肢体语言，化解着心灵深处由孤独而生的焦虑，化合出因为生命间的依偎而涌的快感。但并非所有的拥抱都是越紧越好，有的拥抱只能是轻柔的，必须非常地适度，那是一种安谧、娴雅的生命态势。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抱猫。
猫是与狗并列的，人类宠物的首选品种。相比而言，猫比狗更依赖于人类，猫从什么时候开始，把依赖人类供养当做了自己这一物种延续的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惟一的方式？从古埃及的文物可以推测出，那至少已有5000年以上的历史。现在地球上已经很难找到真正意义上的野猫。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野猫，几乎都生活在人居环境中，城镇、乡村中的野猫，实际是家养猫中派生出的弃猫，它们所依赖的食物，仍然主要是人类的唾余。像现在我们常见到的，其体积与人居宅所恰能相配的猫咪，在远离人居的田野山林里是几乎没有的。猫虽然有许多品种，体态间也存在许多差别，但跟狗一比，还是单纯多了，狗与狗之间的体态差别可以悬殊到令人咋舌的地步，所以像北京这样的城市有限养大型狗的法规出台。
田野山林中还有相当数量的野狗存在。狗也不仅只是宠物，在极地雪原中拉雪橇，在草原上充当牧羊犬，在人类狩猎时充当猎犬……狗是为人类服役的牲畜之一。马戏团节目单里必有驯狗这一项，而且狗的表演花样繁多、难度大、持续时间也可以比较长，驯猫则只有少数马戏团能够展示，而且猫的节目一般比较简单短促。猫捉老鼠算是为人类养育繁衍它这一物种的报答。但越来越多的现象是，当代宠物猫只吃猫饼干和猫罐头，有的见了老鼠甚感陌生，有的竟与老鼠嬉戏，视为玩伴。狗对主人竭力表忠，狗喜欢主人紧紧拥抱。猫却非常之傲慢，高兴了，或许会主动来亲热你，跟你玩一会儿；不高兴了，对不起，它一副对任何事物都不屑的表情，主人想抱一抱都不行，会狠命挣脱。猫有时会允许，甚至表示出喜欢主人抱抱它，但是你断不能紧紧拥抱，只能是轻轻地将它揽在怀中，柔柔地给它一个欲沾不沾的温吻。
宠物概念的确立、普及，宠物行业的兴起、繁荣，是社会走向小康重要标志之一，我在十几年前就在报纸副刊上开过"抱猫闲话"的随笔专栏，那样的文字延伸到今天，可以说是"布波族"即布尔乔亚加波希米亚情调的一种浸润，就是让在市场竞争愈加激烈的生活氛围里，为都市小资布下些轻柔抚慰心灵的语丝。我以为，市场时代的不公平确实仍需黄钟大吕的警示，激昂的呼喊、紧紧的拥抱，也就是强烈的爱憎，仍应流动于为文者的血脉，但毕竟在多元的文化格局里，多几幅笔墨，既能紧紧拥抱，也会轻柔依偎，不是更好吗？我也希望读者诸君能在生活里、心灵中都感受到轻抱的甜美。
在巴黎宠物公墓读诗
索菲对我说，你先去远处转转，不要回头看我。我就背对她往巴黎宠物公墓深处走去。公墓位于巴黎北郊的塞纳河畔，不闻市声，只有鸟鸣。彳亍在排列大体整齐的墓位间，观看着墓碑上那些宠物的照片或雕像，还有扫墓者留下的鲜花与祭物，心中不免与此前参观过的埋人的拉雪兹、蒙玛特、蒙巴那斯等墓地景象相比，觉得除了墓体较小外，整个儿的氛围是完全一样的，那就是亲情流溢，生者与死者在这里可以对话，继续心灵间的沟通。
那天是典型的巴黎天气，时而云开光泄，时而细雨霏霏。那时墓园里除了我和索菲，只有一对老夫妇，我依稀看见他们在那边一个墓边弯腰摆放盆花，本想用望远镜头拍张情景照，想到老友索菲为她的狗扫墓都不愿我干扰，怎能去惊动那对陌生的夫妇呢？我把镜头对准了身边的一座猫狗合葬墓，猫名琵琪，逝于1992活了12年，狗名尼可拉，逝于1997享年15，可知主人事先就买下了足能葬下它们的穴位，顶部呈波浪型的黑大理石碑体上，两位的玉照都是被女主人拥在怀中拍下的。
流连间，索菲走了过来，眼角的泪痕尚未拭净。她主动为我翻译那些墓碑或座石上的题词。"12年里/我们共同度过/那些好的和坏的日子/刻在我心上的记忆/岁月也不能剥蚀"，这是为一只名为茜贝的猫。"你/我们的狗/比人更有人情味/有的人会在某个时刻背弃/而你始终如一/甚至在我们倒霉的时候/我们心灵深处/你排名第一"，后面有一家人的签名。"一颗真诚的心/用毛包裹/六公斤是纯粹的爱/你给予我们的欢乐/无法用言辞表达"，六公斤的猫咪爱米丽，逝后获得如此厚重的谥语，天堂有知，该怎样幸福地微笑？
索菲告诉我，这座占地数顷的公墓，是1899年由马尔格利特·杜朗侯爵夫人捐建的。当时她死去一匹爱马，就葬在了公墓一进门的地方。进门那坐很高的大狗雕像下，则是墓园里的第二位入葬者，是杜朗夫人家乡阿涅尔市的市政府来公葬的。那里是个滑雪胜地，那一年发生雪崩，这条名巴帕利的义犬一连救出了40个遇难者，却在去救第41个时，被那心慌意乱的家伙开枪打死了。我们在参观中发现了几个鸟墓、一个猴墓，其余几乎全是猫狗的墓葬。
西洋人的墓地重艺术装饰，重氛围的营造。巴黎那些葬人的墓地里，有更多的题词、题诗。但是人对人，有时就不能免除虚伪。绮丽动人的诗句，也许是违心敷衍的产物，这宠物墓地里的题词、题诗就绝不可能含虚伪的成分。据说这是目前世界上惟一正式经营的宠物墓地，墓位基本上已满，新申请者要等到购买期满的旧墓过了法定等待续款期以后，才能启用那墓位，而且费用不菲，若不是心中真有挚爱，谁会为死去的动物图虚荣写虚伪的词句呢？
索菲说有两个最好的题诗我一定要听她翻译，说着带我到那两个墓前，一首短的："我的欢愉我的悲愁/都能从你眼里看到/这是双重思想的光芒/你逝去了/可你的眼光还在我眸子里"；一首长的："这里安葬着狄克/我生命中惟一的朋友/内疚刺痛我的心/我曾那样粗暴地将他训斥/想起那时他脆弱的样子/惊异于我怎么没及时中止？/现在我多么孤凄/想对他说我再也不会粗暴/期待着梦中相会时的原谅/狄克的主人真心实意地深爱过他/正是因为相信他懂得这爱/我心里才不再一阵阵疼痛"。写下这些句子的都不是诗人，可谁能说这不是诗？
不过墓园里更多的墓上只有一句"我们生活中的挚爱"、"永生难忘"之类的简短题词。又转到索菲爱犬咪噜的墓前，素净的花岗石墓体上只有名字和生卒年，像这样的处理方式也为数不少。我望了索菲一眼，她眼角又有泪光。我知道，咪噜是在她生活最艰难的时刻来到她家的，却在她生活得到提升时溘然而逝，那共度的岁月里有许多诡谲的遭际、幽深的心曲，她那眼角的泪光，不也就是为咪噜吟出的诗句么？
何处在涌泉？
那天应中央电视台10频道邀请去录一个节目，录完正往大院门口走去，忽然听见有人在身后叫我，扭头定睛一看，惊呼热中肠，是久违了的谷文娟大姐。她说："我从背影上就断定是你！"但看到我正面时，她笑说："老了老了……"她的笑容像当年一样总带有些揶揄的味道，头微微晃动着，我不忍心说我觉得她变矮了，低头望着她只是傻笑。10频道"绿色空间"在谷大姐爱人他们单位的招待所里租屋搭棚录像，谷大姐他们宿舍也在那个大院里，正好下楼散步，我们因此不期而遇。
我告诉谷大姐已到耳顺之年，她眉毛耸动，大概是在推算我们当年认识的时候我才多少岁，也许是同时意识到我也在推算她那时才多少岁，就爽朗地说："我今年73了，早退下来啦！"我们心里都掀起了往事的烟云波涛，却一时不知从何说起。我只说了句："当年你对我是有恩的……"她也没谦词，仍是一脸灿烂的笑。看得出她在为我高兴，仅仅因为我仍在继续24年前开始的事业，没有停歇，她就为我高兴。她的这份高兴，实在是再次施我以恩德。
与谷大姐的这次邂逅，引出我许多的回忆，以及复杂的思绪。
24年前，即1978年，那是个历史转硬弯的年头。我在1977年11月发表了短篇小说《班主任》，又在1978年春天发表了短篇小说《爱情的位置》和《醒来吧，弟弟》。杂志负责人和编辑对这些作品的出世当然起着关键的作用，但作品的推广，还需要一个很重要的渠道，就是电台的广播。那时候我那些作品，以及另外一些作家的作品，如卢新华的《伤痕》、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陈国凯的《我应该怎么办》等等，被称为"伤痕文学"，是有争议的。邓小平同志复出以前，当时最高领导人还在强调"两个凡事"，从理论领域到文学领域，思想解放的潮流屡遭阻挡，那时的文学杂志、报纸副刊刊登那样的作品，特别是电台文艺部将其朗读或改编为广播剧，都还要承担一定风险，必须以胆识和锐气、热情甚至激情，才能迅速地将其发表播出。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谷文娟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的编辑，连续编录了我的《班主任》、《醒来吧，弟弟》，以及另外一些作家的作品，使当时还不能及时看到报刊的人们，特别是还在农村插队或在边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年轻人，从电波里一下子听到了跟"四人帮"那时候完全不同的声音，以至于印象深刻到终身难忘的程度。有那样的听众后来见到我，跟我细说当时情况。那时农村里安装着很多的高音喇叭，地头的电线杆上也有。在"四人帮"倒台以前，那些高音喇叭里充斥着诸如"批孔"、"批邓"的肃杀之声，1977年里的声音里虽然多了批判"四人帮"的内容，却仍在肯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时时兴把高音喇叭的音量调至最大，传出的声浪在广袤的田野上滚动弥散，遇到丘陵山谷还会发出轰隆的回音，透过听觉给人心灵的震撼是无可逭逃的。因此，1978年仲春，突然有一天他们从那高音喇叭里听到了谷文娟等编录的节目，内容上对"文革"发出了质疑，宣布了爱情在人生中有合理位置，配乐里出现了贝多芬的《命运》旋律，又有轻柔的絮语与抒情的琴音，这让在田野中的他们惊奇、惊喜，"世道要变了"，他们也因之释放出了求变履新的青春情怀。在这样的田野里聆听，他们感受到被启蒙的喜悦与激动，于是他们记住了那些作品与作者的名字。许多这样的青年是先听到广播，再去找报刊书籍阅读相应文字的。到了现在，有的文学史家可以说那还不是文学，有的批评家可以嘲笑那些文本的僵硬幼稚，我们自己也可以真诚谦虚地一再地申明那时候实在还没有真正迈进文学的门槛，但是这些都改变不了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那时因为时代机遇、思想潮流、文学复苏，加以有这样的广播托举而名噪一时，纷纷涌进文坛，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折。虽然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各有各的浮沉哀乐，但这一事实，无论回忆起来时是自豪还是赧颜，都已嵌在了历史年轮里，不可更改。
1978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改革开放大势初定，文学的潮流急速奔腾，虽然争论不断，风波不少，但人们心态越来越乐观勇进。那时被谷文娟改编录制的广播剧可以说是播一出红一出，作品因此广为流布，文学评奖活动中，也就成为了一张无形的巨大选票，作品因此获奖，作家因此得福，不是中国作协会员的可望立即入会，有机会被派出国访问，所在地甚至有奖励住房的。记得那时一些作家见到谷文娟真是笑面如花，不知该怎么亲近她才好。还曾有人私下里来问我："究竟怎么着才能让谷文娟看上（作品加以改编播出）呢？"在那时经常是由冯牧等作家协会领导主持的活动中，我就看到有的人指着谷文娟背影跟旁边的人小声说："那就是她……"仿佛见到了一尊真佛。
但是到了1983年以后，大概是因为新电影渐渐多了起来，而且大多是由新小说改编的，电视机开始普及，电视剧也开始活跃，许多电视剧也都取材于小说，广播剧在这种情况下就渐渐不那么稀罕了。于是文学界对谷文娟的粘糊，似乎也就逐步地变成了疏离。到1985年以后，许多新锐作家已经不清楚谷文娟是何许人也。我自己也顾不上和谷文娟保持联系，她究竟还在改编录制些什么广播剧，不清楚也不想去收听了。
时过境迁，世态炎凉，这些词语我们用滥了，但真正锥心地体会到这些字眼里的人生况味，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是我们太迟钝，倒也许是太聪明了。文学史家称为是"新时期文学"的那个阶段里，对推动那时的文学复苏、发展做出贡献的新闻界人士是颇多的。我记得的就还有中国新闻社的记者甄庆如（现在他使用甄诚的笔名），他有时一天里向海外发出数篇关于中国文学复兴的报道德，像巴金的言论、艾青的新诗、丁玲的复出、王蒙等的改正、中国作协创办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奖项、劫后的第一个作家代表团的出访，等等，这些消息都马上被港、台及世界各处的华文报纸抢着采用。还有新华社的女记者郭玲春，她写报道总愿意使用富有新意的文体，还写了不少有深度的专访。电台方面的人士也绝非谷文娟一个。我知道的就还有一位王成玉，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青年节目里，播出了不少的新小说，我的《爱情的位置》、《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就是他组织的，他能请到像董行佶那样的能以声音塑造人物的艺术家来担纲朗诵，使这些小说在群众中的流布更如清溪般畅快致远。那时候绝无"红包"现象，也还没有"炒作"一说，这些人士尽全力宣传新作品新作家是出于高度的工作责任心，更是出于由衷的呵护热情，他们使许多我这样的人名利双收，自己却名利双无。随着岁月推移，他们与红火的"知名作家"的距离渐行渐远。后来很少有人再忆念这些人这些事。记得上世纪末有一回一些同行聚谈，我提起了这几个人，有的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们是谁，这倒不算什么，可是就有知道的讲起其中某某的轶事趣闻，涉及私生活，多为尴尬事，边说边笑，大为不屑。即便其所说的全非谣言，也无伤大雅，但自己名利双收，周游列国，甚或还有了官职荣衔，对人家"不过还是那么个角色"，甚或改换为更不起眼的角色，持此种态度，毋乃有失厚道乎？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是我们背得烂熟的古训。因为没有什么新意，不能为诡奇的新潮文本增色，倒可能令那些只喜欢颠覆风格的读者嗤鼻，有的作家已经很少再加以引用。但我们的双脚，难道应当从这样的道德基石上挪开吗？检讨我自己，也很惭愧。记得1988年我在杂志主编任上，有一天忽然接到谷文娟从美国的来信，说她随在驻美机构工作的爱人暂住美国，希望我们能给她按期寄杂志。我就此事与管财务的副主编商量，都感觉到如果按期给她寄赠，那么相应地就该给另外的许多海外人士寄赠，初步拉了拉名单，因为邮费很贵，单位经费有限，算起来实在吃不消，也就叹气作罢。现在扪心自问，怎么就不能由我个人自费给她按期邮寄呢？不承认是舍不得钱，那么，承认不承认是舍不得时间和精力？更应该承认的，是心里面已经不那么看重她，过了河了，她也不是桥了，自己日理万机，国内海外，要应付的人际丝缕纷乱，对她仅存一份淡淡的忆念，似乎也就仁至义尽了。
回顾这24年的写作历程，予我有滴水以至更多恩沐的人事真是不少。我真涌泉相报了吗？也许只有一例，那就是冯牧仙逝后，在他家中的遗像前，我献上自己一幅水彩画后，着实发自肺腑地飞泪嚎啕。其实我后来在文学观念上与冯牧已经疏离甚至有所龃龉，但我的登上文坛，他实为第一扶植者，这是永远不能忘怀，也永远不该讳言的。
细想起来，真要履践以涌泉去报滴水之恩，恐怕也实在很难。滴水算起来总不会很少，自己又哪有那么多泉眼可供喷涌呢？环顾人世，熙熙攘攘，营营苟苟，恩将仇报的事情不少，何处在涌泉报恩？那样的风景实不多见。但与谷大姐的邂逅，毕竟牵出了这许多的思绪，像滴滴清露，还是像汩汩活泉？那天分别时，我们都没有询问记录对方的电话号码，偶然相遇比着意联系，似乎更有淡如水的君子意趣。也许不必涌泉，心存一份善意祝福，而终于相忘于江湖，更是真实的人生，也更符合真实的人性吧。
春草如针
1
问路时，那应答的陌生人眼中闪出生怕指错的神情……
心领了，您那份自然流露的善意！
2
那位老人站在树下，仰着头，在凝望什么？
是一片有了秋斑的叶子。
生命的映照中，都闪动着哀乐的虹彩。
3
还牢牢地记得，村舍中一碗麦饭的清香。
能让这碗麦饭的香气伴随一世，您的灵魂有福了。
4
在老同学聚会时，你不是自然而然地直驱"成功人士"身前，哄然地捧场或打趣……
你是自然而然地先握住那"未成功人士"的手，并以当年那样的眼光直视着对方的眼睛，真诚地微笑着……
你的生命历程里，又开放了一朵花！
5
你在打架吗？为了在公交车上，把你得到的座位让给偶然遇上的熟人……
迎面吹来凉爽的风
散步路过大花坛，有人唤我："刘老师！"
扭过头，认不出，但能猜到--果然，是我教过的学生。
命运安排我非常年轻时就到北京一所中学任教，那算得一所名校，当时是男校，我头一次走到讲台，班长喊"起立"，我和学生们实实在在是"面面相觑"，他们发现我太小，而我发现他们个个都未免太大，我们的磨合难度可想而知。
我只比我教的头一班学生大七岁。他们全是跟五星红旗同龄的人。
唤我的学生说出他的名字，又报出几位当年同窗的名字，倏地，若干41年前的花瓣青果从记忆库里飞舞而出……
还用算吗？他和他的同届学子们55岁了。这也正是我们身旁大花坛所庆贺的那个寿数。如果能让他们那一届的学子，包括当时女校的成员，找一批来站在这花坛当中，或者竟完全由他们的生命之花构筑成瑰丽的礼坛，该更能引人高歌长吟吧？
55，这是个多么凝重的生命数码。我面前挺立着一棵成材大树。
"沙场秋点兵"，当年同窗逐个数。他知道很多，我也略知一二。有的成了专家、学者，有的经商发财，有的定居海外，有一位现在是知名艺术家，还有一位当了局级干部……但大多数，还都属于托举着上述成功人士的普通社会存在。
站在我面前的已经是位高级工程师。他说，他们这一茬人，自身生命的年轮，比任何其他茬的，都更鲜明地记录着五星红旗的飘扬轨迹。我望着他，经过风雨后的成熟，戒除戾气后的澄明，摸石过河历练出的睿智，以及在良性突破中永不后退的勇气，都细微而又蕴藉地体现于他明亮的眸子、眼角的鱼尾、灿烂的微笑、挺拔的脊梁与浑身喷溢的旺盛生命力中。因此，是不是也可以说，五星红旗那猎猎飘扬的风采，也更多地体现出他们这个同龄群体的生命律动，似乎在为他们传输着更多的祝福与激励。
他身旁还有一个年轻人。他这样给我介绍："我命运的转折点，几乎恰好在55年生命的一半处。我们这一茬人大都如此。就在那个转折之后，我的生命也开花结果，现在这果实就在您的眼前……"原来那是他正攻读博士学位的儿子，小伙子谦和地对我点头微笑，与我紧紧握手。我望着这父子俩，思绪绵厚。是啊，单个的生命会渐渐老去，最后会消失，但是生命的群体会生气勃勃地延续。5，10，15，20……40，50，55……健康的生命不仅会在每一个衔接点上闪光，即使是在普通的日日夜夜，也会积极地储留记忆，总结经验，汲取教训，长啸欢歌，跋涉不息。
我们一起朝前散步。不知不觉来到北海公园，进去继续边走边聊。年轻人告诉我，他目前所钻研的，是建立和发展最后达到基本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一课题。尽管我平时也经常思考这一问题，知悉不少相关观点与论争，但他的许多零散的随机的议论，还是令我感到惊奇与欣喜。构建五星红旗下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多么迫切而神圣的事业。我深知谈何容易，但若我们每个人都能做些有益于推动这一功业的小事，如愚公移山，如精卫填海，那么，共同小康就不会只是歌中词、画中景，而会演化为神州大地上的活生生的存在。
当我们一起倚栏望水时，我的老学生打断儿子的高谈阔论，说"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应该好好地欣赏一下那默默不语的白塔，还有那似乎总在喁喁低唱的湖波，他哼起了那首几代人都唱过，并且还有往下传唱可能的歌曲。他停下哼唱发表意见："这首歌里最具警句意味的，是'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
迎面果然吹来了凉爽的风。55年，多种多样的风吹动过我们的旗。55岁，企盼今后会有更稳健的凉爽之风，迎面给热切地从事良性变革的生命--单个的与群体的--以抚慰，以鼓励。
克服病态审美心理
乐山大佛，与峨眉山一起，并列为一项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那里的人文景观本已相当饱满，完全没必要去画蛇添足。可是乐山市却将景区承包给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要赢利，而且想赢大利，觉得光靠祖传的大佛还不足以满碗满钵地赚，于是在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区内，大兴土木，建造所谓的"东方佛都"。其最得意的一笔，就是凿山破石，复制阿富汗那被塔利班轰毁了的巴米扬大佛。且不追问他们对佛教历史究竟有多少研究，把阿富汗的大佛与乐山大佛搞在一起是否合适，也且不追问所谓"东方佛都"究竟是个什么"都"，光从乐山大佛景区的地质结构、自然生态与人文内涵来说，他们此举的破坏性，已经骇人听闻。
峨眉山呢，提出了"打造天下第一名山"的口号。这是一个非常古怪的口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它收入"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并非是因为它是"世界第一名山"，而是冲着它固有的个性而去的，如果把它"打造"--其实也就是脱胎换骨地改造，搞过度到疯狂地步的旅游开发--为"天下第一名山"，峨眉山也就不成其为峨眉山了。搞"天下第一"，也就是要自动把峨眉山从"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单里删除。
乐山和峨眉山文化与自然景观被粗暴破坏，吃"景"发财是恶劣的动机，此外值得一说的，是病态的审美观。病态审美观，一个表现是以堆砌为美，完全不懂得真正的美感全在于适度。这种毛病也不是现在才有，比如明代的家具，线条明快，装饰趣味点到为止，雅致优美，可是到了清代，就渐渐变得构件烦琐，装饰性细节重叠堆砌，只有匠艺感而无灵气可言了。病态审美观的另一表现，是误以为越大越美，"第一"才美，其实巨大和"第一"，未必就美，倒往往是并不那么巨大的事物，并非"天下第一"的山川房屋，更具骄人的美感。把本来以适度展现而显得挺美的事物，愣往大了拉扯，硬去争"天下第一"，那无异于自杀。
再说张家界，原来默默无闻，上世纪80年代初被一位著名画家发现，叹为人间仙境，于是引发出越来越热的旅游开发。一处奇景，不令其为少数艺术家、探险者专享，而让一般的平头百姓也能分享其美，这本来是桩好事，但把审美性的事情，搞成了"吃景"，结果是在最优美的天子山核心景区，修造出了别墅群，还有密集的住宿餐饮区，自以为是地傲称形成了"天上的街市"，实际是十足的佛头着粪，以致在列入了"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单后，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出警告，勒令悉数拆毁。目前虽然执行着这一决定，却仍然运行着所谓的"观景天梯"，也就是倚山而建的大电梯，望去活像侵入自然山林的外星怪物。这类以"方便游客极顶观览"为由建造的电梯、索道、缆车，近年来普遍出现在中国各个景区，首批被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景观"的泰山，就有既破相又危害地质结构、自然植被、生态和谐的索道，问题到今天依然没有妥善解决。
在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的地方，有的官员一味地想以"旅游开发"的"硕果"为政绩，有的开发商则敲骨吸髓地去榨尽"遗产"的"金汁"。他们那有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的初衷的作为，当然必须首先予以批判、矫正。但一般民众中，也有糊涂人，在病态审美观作怪下，不是首先心存敬畏，而是亟欲先睹为快、染指留痕，去遗产地还非要大吃大喝，"玩"字当头，俗趣横溢。那些遗产地的宾馆酒肆、娱乐中心、登山电梯、跨涧索道等事物，也正是在病态审美的买方推动下派生出来的。吉林的高句丽遗址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消息刚见诸媒体，游客便蜂拥而至，保管机构门票印制不及倒还事小，只为好奇，甚至只为满足"捷足先登"虚荣心而去的某些游客，这里抠点东西"以作留念"，那边刻上"到此一游"还署上大名，不知文化为何物，离去却津津乐道"玩过了"，针对这样的行为，特别是这种卑劣的病态审美心理，我大声疾呼：国人，请努力克服！
蝴蝶·松鼠·电池
一位朋友告诉我他有两次心灵的震撼，都是小小的事情引起的。
一次是在乘船游览长江三峡的时候，游客们都在甲板上观看风景，忽然有一对拳头大的蝴蝶飞到了甲板上方。这时，不少中国游客，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就都本能地去捕捉那对蝴蝶，顿时乱作一团，或者也可以形容为欢声雷动。他也有伸臂捞取的动作。这时他旁边正好有一对来自英国的夫妇，他们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望着蝴蝶，也许是因为那些捉蝴蝶的人把蝴蝶吓坏了，它们不知该怎么逃逸，惊恐中竟落到了那英国妇女的肩头，于是有人朝她丈夫嚷："嘿，你怎么不赶紧抓住它？"那丈夫当然没有去抓，蝴蝶在吵嚷中也就飞到江面上去了。等人声寥落下来时，那会说中国话的英国男子对旁边我那朋友说："你们不是把它们叫做梁山伯与祝英台吗？"朋友听了，没回应，可是心里久久地不是滋味。
另一次是他到美国探亲，看他女儿一家。头一回去西方国家，头一回走进单栋"号司"的花园，头一回看到松鼠若无其事地在花园的树木与草坪上跑动叼食，他就本能地朝女儿女婿开玩笑说："哈，你们吃松鼠肉不用花钱呀！"当时女儿愣愣地瞪着他的表情，让他至今想起来还心悸。女儿没说反驳他的话，只是脸红得像樱桃。女婿是美国种，懂中文不多，直问女儿爸爸说什么呢，女儿忙用英语告诉他没什么没什么。
朋友对我忏悔说，他的文化心理中，有很糟糕的一种"本能意识"，那就是看到活物就想捕捉，就想占有，乃至想把它吃掉。这是不是很多中国人心理上都有的缺陷，他不敢断定，但他愿意从自己开始，就此时常地搞搞"心理卫生"。由此引申，对文物的态度，往往也是并不知审美的乐趣，比如拥有一张名家书画、一件古代好瓷，或者一套多年前的特种邮票，竟很少摆脱掉其"值钱几何"的意识，难得平心静气地对其做纯粹的艺术鉴赏，所热衷的，只是"又升值到了什么价位"的讨论。那么，如果他主持一处地方的事务，那地方恰好有被收录到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单里的景点，他一定也就会充满占有的欢喜，然后津津有味地将其"连皮带骨地吃掉"。也不是把那经济上的收益都据为己有，但一定会把那遗产交给报价最高的商家去承包，然后敲骨吸髓地，以短、平、快方式，掠取自己这一任上的"经济政绩"。他说还好这只是一种假想，倘若真让没有克服、消弭掉那卑劣文化心理的他去管理文化与自然遗产，后果不堪设想。
朋友讲这两件事，有美化洋人和洋文化之嫌。但我觉得其中确实有值得我们对比反思之处。他的自我忏悔意识，我很赞赏。许多中国人还都不能具有这种自觉的忏悔意识，一事当前，还没等人家说出话来，就马上推卸责任，或者总觉得责任比自己大，而且直接、具体的人士尚未忏悔，自己却先忏悔了，岂不吃亏，岂不是成了"傻B"？更有认为"罪不罚众"的，明知不对，也去参与，那就更不知忏悔为何意了。
当然，也不是没有意识清明的中国人，我就知道一位同龄人，他儿子和一群朋友开车去郊区某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单的地方游玩回来，跟他讲到野餐的快乐。在他追问下，儿子道出他们未将那些餐后的遗弃物带出景区投入垃圾箱，就那么任由它们散落在草丛里了。他心里非常难过，不仅严肃地批评了儿子，还在第二天儿子上班后，自己坐出租车去了那地方，深入到那野餐区域，也不管是他儿子还是别的什么游客遗弃的垃圾，尽行拾取，带到有垃圾桶的地方装了进去。虽然累得够呛，但心里才觉得舒服。他还特意把两节被遗弃在那地方的五号电池带回了家，见到儿子后，他把那两节电池交给儿子，命令儿子将废电池扔到附近百货公司里专设的回收桶里去，儿子照办了，并将这事告诉了他的朋友们，这些年轻人无不愧悔，从此再无污染环境之举。
疏浚与藤鞭
我所居住的高楼下，有一段残存的护城河，这段护城河15年前疏浚过，两岸镶筑起水泥护墙，又营造出了由两排乔木和两排灌木交错形成的绿化带，堪称北京一景。这道护城河不仅构成我日常生活的实际背景，也经常进入我的小说，生发为我艺术想象的歌哭空间。我以外地民工进京遭际为题材的中篇小说《护城河边的灰姑娘》、《民工老何》，其中都有这道护城河的影子。
最近，我们楼下的这道护城河先是抽干了水，然后河边支起了几个帐篷，一些民工扎下营盘，接着更有许多的卡车、铲车来来往往，从河底掏走淤污，往平整后的河床里垫入运来的新土，还兼带修整破损的岸墙。这疏浚护城河的工程，日夜不停，尽管深夜里卡车、铲车来往的声响很大，影响楼里人们的睡眠，更影响我这样的"夜猫子"的劳作，但邻居们和我的家人以及我本人，都毫无怨言。两周过去，河道平整，帐篷拆除，民工撤走，只等放清水观碧波，真是身心大畅！
但是，水还没来，从我家窗子朝下一望，不禁吃了一惊--那拆除帐篷、进行撤退的民工，把他们认为是已经无用的东西、种种垃圾，包括一只"完成了历史使命"的红色的塑料桶，尽悉抛扫进了由他们亲手修整好的河道里！我跑到楼下，到得河边，看到一位似乎是尚未离去的民工，问他："好不容易疏浚干净的河道，怎么能往里头抛扫垃圾呢？"他满不在乎地说："马上就要放水啦，水一淹，就什么也看不见啦。"当时我确有一种冲动，就是跳进那河槽里去捡脏，但那些遗弃物既多，分布又达十几二十米，没有工具和容器，是根本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心中闷闷然，叹息着回到家中，决心写一篇文章，多多少少，对此负起一点责任。
我细究那些抛扫垃圾的民工的心理，觉得他们可能没有故意破坏什么亵渎什么的意思。由此联想到前些年在长江三峡乘轮船游览时，目睹船上的清洁工，很认真地清扫甲板，那脸上的表情、肢体的动作，都堪称敬业的典范、辛勤的标本，但她那最终的一招，是把所有的垃圾，其中最多的是一次性使用的塑料饭盒，扫到江水之中。往自己疏浚过的河床里抛扫垃圾的民工，大概和那江轮上的清洁工一样，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所作所为是多么地悖理。
我于是打算把自己的文章题为《疏浚观念》。是的，江轮上的清洁工应该首先意识到，保持长江河道的清洁，其重要性远胜过保持一艘江轮甲板的清洁；疏浚我楼下护城河的民工们，他们不应该只是为挣些劳务费而干那些活，他们应该懂得环保的意义！当然，还可以追究到江轮上那清洁工的领导，以及护城河疏浚工程管理者，他们首先应该树立大环保意识，并应该对所领导所雇用的人员，疏浚出良好的环保观念。
文章写到这里，正好一位朋友来访，说起此事，他竟对我的思路，颇不以为然。他说，观念观念，你总迷信观念，拿环保这事来说，光疏浚观念，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起码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在绝大部分民众里牢树起某种观念，往往需要几代人的持续性努力；而且，现在有的人是明知故犯，比如天安门广场修整工程，那边还没竣工，这边就有人撬砖毁路；再比如紫禁城筒子河修整工程，刚砌好的围墙，愣给你掀掉上盖；中山公园的郁金香展览，非踩到花丛里去拍"纪念照"……许多这号人并不是不知道环保、公德等方面的道理、规矩，但他就是满不在乎。我行我素！他举出的事例，我在最近的报纸上都见到过，自己目睹的也很不少。拿楼下的护城河来说，现在已然放了半腰水，那只红塑料桶以及其他一些垃圾确实被掩盖住了，但我就眼睁睁看到一位从桥上走过的、衣着时髦、描眉涂唇的女士，毫不犹豫地把吸饮完的软包装盒，很"酷"地朝刚疏浚完的护城河里一抛，倘截住她诘问有无环保观念，她也未必是懵然无知……
这可该怎么办才好啊？我求教于朋友，他反问我，你忘啦，咱们在新加坡听说的藤鞭的事儿？我一时哑然。新加坡在环保--也不仅是环保--等公益事项方面，都以峻法加以维护，违者不仅可能罚款坐牢，而且还有鞭刑"伺候"。那施刑的鞭子以当地一种野生的长藤制成，本身已十分坚韧刚劲，还要在马尿里浸泡多日。施刑的印度族狱卒身高体壮，一鞭抽到犯科者屁股上，往往便皮开肉绽、当场晕死。但倘若法庭判的是三鞭，则会将犯人送往设备极优良的医院，加以极认真的医治，一旦屁股养好，则再带往受刑处接茬儿挨鞭……不要说挨鞭者此生此世再不敢重触法规，就是闻此"藤鞭无情"的一般民众，谁还敢于孟浪放肆？新加坡因此成为一个花园国度，处处草绿花红，水清气爽，不要说没人敢往河湖溪海里乱抛废弃物，就是往垃圾桶里扔东西，扔得不准掉在外面，转身走开的事，也几乎不会发生。前几年有个美国小伙子在新加坡乱涂了别人汽车，新加坡法庭判他鞭刑，克林顿出面求情，还是没能让那美国小伙子免于屁股开花。新加坡为了环境进一步优化，甚至还立法禁止销售、食用口香糖，因此一些西方人尤其美国人，讥称新加坡为"美丽的监狱"。新加坡是一个华族人口占绝大多数、又在经济上完全加入了国际大循环的、许多方面很西方化的国家，我虽去过那里不只一次，印象鲜明，却不敢说对其真有理解。难道在华族聚居的地方，就非得疏浚观念与藤鞭峻刑并行，甚或因为藤鞭的震慑更具可操作性，所以也就更能规范一般俗众的行为吗？
朋友走了，文章需要收尾，心情很沉重。文字怎抵藤鞭？心火不熄，仍要祈呼：国人啊，若要美丽而非"监狱"，请自珍自爱！这份自珍自爱，不能仅体现为让自己和家人过得富裕舒适，也不一定以宏大响亮因而往往也就缺乏可操作性的那些概念来衡量。我以为，无妨从爱我们身边具体的树木花草、大小水域，以及我们共享空间里的那些具体而微的设施做起！
笑离绝论
绝论，就是把话说绝的宏论高论。绝论处处有，常常有，年轻的时候，不仅爱听，而且会为之倾倒，也曾以之为圭臬，规范自己的作为，结果吃了亏。后来经的事多了，懂得持平之论才是真能引领自己前行的指南，绝论可以听来过过耳瘾，却万不可真往心里去，尤其不能照办。笑离绝论，已成为我目前的习惯性反应。
在吉隆坡参加《星洲日报》举办的"花踪文艺营"，有一个环节，是作家学者与参加文艺营的文学爱好者自由分组座谈，我也选择了一组。讨论中，一位在美国攻得比较文学博士头衔的先生说，要写好华文小说，必须至少先精通一门西文，只有能比较出中、西文字间的微妙差别，才有希望写出杰出的作品。这就是一种绝论。当场就有一位马来西亚华族小伙子生出惶恐，他说像他们这一代马来西亚华族人，从小都会受到三语教育，一是马来文，即使上的是私立华族学校，马来文也是国文必修课；再就是英文，马来西亚是英联邦国家，也属于必修；华文是自己祖辈传下来的中华文化的载体，当然更亲切，学起来更努力，由于从小口语就是华语，所以往往学得也最好。他现在写文学作品，是用华文来写，马来文和英文只达到写一般公文或说明书的水平，他很难对其达到精通的地步，也很少感受到三种文字间的微妙区别。那么，他怎么办呢？继续用中文写小说还有没有希望呢？他一副如聆佛音而竟难照办的虔诚而灰心的表情。比较文学博士耐心答疑，继续发挥他的绝论，他举"被"这个动词为例，对中、英、法、德四种文字在使用上的区别做了分析，结论是只有以这样的学识为前提，才有希望写出好的中文小说。听到这里我不禁扑哧笑出声来。当时又有文学爱好者提出别的问题，那位博士也没注意到我的反应。我对绝论一般不去争论，而且深知发绝论者多半是些自信心超常的偏执人士，与其争论只会是浪费双方与旁听者的时间。但分组讨论结束后，我找到那位听了绝论而惶惑的年轻人，跟他到屋外一株凤凰木下闲聊，我告诉他我的看法，供他参考：会一种或数种华文以外的语言文字，当然会对华文创作起到好的作用，比如中国上世纪的作家里，鲁迅、巴金等就既能翻译又能创作，译、创互补互促。但也有沈从文、赵树理那样不通外文的作家，用中文写出了非常好的小说。因此就写华文小说而言，精通外文不是先决条件，你如果对世道人心有丰富的华文思维，阅读优秀的华文小说时能心有灵犀一点通，那么，一旦灵感爆发，驾驭华文写出好小说是很有希望的！
绝论的魅惑力，在于干脆利落，掷地有金石声，富有刺激性乃至爆炸性。人们在常态中呆久了，会觉得沉闷，会企盼突破，乍听到如雷贯耳、酣畅淋漓的绝论，会立刻激动，不及细思细想，便将其紧紧拥入怀中。时下的商业广告，就经常采用绝论方式来先声夺人、迷人心臆，如"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就收×××"。发绝论者往往并无恶意，多半是具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性格。从马来西亚回到国内，与几位文学爱好者小聚，议论到近年来听到的关于文学的绝论，大家一时举出了许多例子，比如"没发表过长篇小说算什么小说家！"（难道应该把从安东·契诃夫到林斤澜的一大串名字从文学史里删去？）"不懂哲学写什么小说！"（这与"不懂文学搞什么哲学"同样是把话说绝）"现在中国没有诗！"（愤激并不能催生好诗）"除了张爱玲，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值得再收入别的女性写作者！"（张爱玲如仍在世，会对立论者莞尔一笑吗？）……议论时大家不时发出哄笑。
笑离绝论，而不是恨离绝论，这是因为绝论跟谬论还有区别，谬论是地道的非，绝论里往往还包含着合理的成分，只要不被其迷惑住，弃其乖戾，赏其执著，姑妄听之，倒也有趣。
快乐何必无穷大
一家房地产开发商把所开发的商品房品牌确定为"快乐无穷大"，想来是为了摆脱动辄号称"花园"、"广场"的命名风气，别出心裁，颇为有趣。
人的生活是否幸福，究竟以什么为衡量的标准？名声？地位？财富？健康？各人取舍不同，当然，也有想"鱼"与"熊掌"兼得的。不过，现在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把"安康"作为普适性标准--生活在和平环境里，有一份安稳的工作（如有一桩自己喜欢的事业更好），身体健康，人际和谐，则幸哉福哉，这是从总体上说。从人的心理角度看，人的生命其实是存在于连续不断的情绪之中，甚至于在睡眠时，潜意识里的情绪也依然在螃蟹吐泡般地生灭着。因此，有人提出，快乐便是幸福，"快乐无穷大"商品房名称，由此推衍，无可厚非。
快乐无价。快乐是人的心理情绪中的黄金，笑一笑，十年少（"少年"之"少"），笑口常开，安康福泰。追求快乐，享受快乐，是天赋人权。但是，人对快乐的追求，是否有必要推至无穷大的地步？无数前人、旁人的车鉴，都昭示着我们，乐极生悲，纵欢致祸，倘若一个人除了快乐而没有了其余的情绪，那他要么是傻子，要么是疯子，在那种情况下，笑笑笑，至少会导致十年少（"减少"健康生命的"少"）。
我们常在文章里看到"打破心头五味瓶"的说法。一个生命活体，就其所装载的心理情绪而言，确实很像一个"五味瓶"。哪五味？酸、甜、苦、辣、咸，这是以味觉打比方，直接说情绪，则是喜、怒、哀、乐、怨。其实，"五味"的"五"，是言其多的意思，人的心理情绪，岂止五种而已。我们常用的词汇里，把人生际遇和心理情绪合起来说的很多：悲欢离合、爱恨情仇、苦乐忧喜、愁怨嗔怒、愉悦舒畅、生死歌哭……一个健康的生命，他的心理情绪应该是"五味俱全"而又不会"打破瓶子"。难道只保留一味--快乐，或者只保留一类--喜、乐、悦、畅，不是更好吗？我以为，那并不好，因为，人活在世上，应该有正义感，而正义感常常是与对贪污腐败、邪恶堕落的愤怒、鄙夷、痛心等情绪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的国歌词曲都很激昂，却不是由快乐的情绪构成，那里头主要是宣叙着民族忧患意识。一个人如果只知自己快乐，而罔顾他人的不幸，对自己所置身的群体漠不关心，特别是缺乏一份对世界和平、环境保护的忧患情绪，那至少是"缺心眼儿"，不是一个健康美丽的好"瓶子"。以上是从大处说。从小处，自己对自己，毫无愧悔内疚，不能体味怀旧的苦涩，不能氤氲出淡淡的哀愁，不知离别或邂逅时的酸辣，缺乏清夜扪心时的惊悚……那么，人生很难说是完整的，而没有全方位的人生体验，人生滋味不全，也就很难说获得了多大的幸福。
人这个"瓶子"里的"五味"情绪，不应该是均等的，更不应该也不可能僵在那里不波动不翻腾，不互相渗透乃至转化。人的心理情绪的健康，其实也就是把"人生五味"阴阳调燮得恰到好处的那么一种状态。这种状态的标志，常常是快乐，特别是"知足常乐"，但也不尽然，也可能是"难得糊涂"，也可能是"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还可能是"时光惯会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式的喟叹，或者是对"同桌的你"的惆怅咏唱……总之，快乐是幸福的必需品，但快乐何必无穷大，因为幸福的滋味不能仅仅是快乐这一种。
一位富翁，他刚从美国拉斯维加斯那边豪赌回来，便到高级俱乐部约朋友先吃鲍翅燕窝，又在夜总会看巴黎"红磨房"式的艳舞，然后是泡药浴、洗桑拿，再全身泰式按摩，再吃港式宵夜，凌晨才驾着名车回到他郊区的豪宅。天亮时，人们发现他淹死在宅后的游泳池里了--经警方调查并非他杀，是否自杀呢？难以判断。而当他还没火化时，与他有关系的一群人已经在为分割其财产而撕破脸争斗了。他仿佛一只气球，把里面的快乐气体膨胀到一定程度后，就陡然崩溃了。这究竟是快乐死，还是痛苦死？
相比之下，小康人家、知足人士的快乐，比较扎实，也容易持久。那快乐基本上属于"琐屑的生活小乐趣"，比如全家人共享一只刚熟的沙瓤大西瓜。鲁迅先生是最具有民族忧患意识的伟人，但他反对在切西瓜时牵强附会地去联想到"列强瓜分中国"。能把自己的心理情绪控制得恰到好处，该在什么情况下深刻沉重，该在什么情况下轻松幽默，融入性情，自自然然，那状态，才是真正的幸福吧！
登山何必非极顶
10多年前，在朋友家里的"派对"上，与严文井伉俪邂逅。记得那晚下起了豪雨，客人们回家都感到困难，于是主人爽性拿出更多的饮品小菜，热情地邀请大家换杯重开宴，客人们也且把窗外倾缸般的雨声权当伴奏的乐曲，更欢快地交谈起来。不知哪位说起了到峨嵋山旅游的事，同行的旅伴们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攀上了金顶，又冒着寒气，苦苦守候在山巅，等待着佛光的出现，但是那回极顶的人们运气不佳，直到不得不撤离金顶时，也无缘见到那呈正圆形的虹彩--佛光出现，于是，叹着气下山，下山时有的人还互相嘱咐说："回去有人问，咱们可别说没见着佛光呀！"这段闲话引出了一片笑声。笑声落下后，只听有个人用低沉的声音说："我登山向来不求极顶的。"我循声一望，讲这话的正是严文井。
在我出生之前，严文井已经出版过散文集《山寺暮》，并且到延安参加了革命，在延安他写了许多童话，还有一部长篇小说《一个人的烦恼》。1949年后他在若干文化出版部门当过多年领导，于我而言，他是文坛老前辈，也是革命老前辈。改革开放以后，我才有幸与他谋面。记得1978年夏天，还正是报纸社论强调"两个凡是"的当口，当时的中国作家协会和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联合召开了关于我的小说《班主任》的讨论会。在那个会上，我头一回见到了冯牧、陈荒煤、朱寨等久闻大名的评论家，他们都对《班主任》做出了高度评价，使得忐忑不安的我大受鼓舞。几个发言过后，主持会议的冯牧说："请严文井同志发言。"我这才知道还有严老与会。他做了一个很生动的发言。他没有更多地从理论上去分析《班主任》的得失，而是以目睹身受的若干感性例证，来肯定那篇小说在反映社会生活上所达到的真实程度。他的发言正仿佛引人登山揽胜，步步有景，树茂溪清，但适度而止，不做最后结论，没有极顶，却留给随登者丰沛的思考空间。后来我参加北京出版社《十月》丛刊的创刊工作，也开了个会，拿出创刊号拟目征求意见，严老也到了会，他没做法长篇大套的发言，只是用手指点着目录上我那篇还没定稿的小说《爱情的位置》，高兴地说："好呀，爱情又有它的位置啦！"后来与严老又有些零星的接触，感到他有一股与旧我旧框框旧道道彻底决裂的难得勇气，并知道他对新的文学潮流新的文学人物常有颇具力度的提携之举，但那大都并未形诸笔墨、公诸社会，多是些私下的、忘年交形式的心灵付出。
那个"派对"上严老不经意地说出了他性格中的一个特点，使我联想到对他的更多印象。他住平房时，迁入多年墙壁从不再加粉刷，我见到时几乎已呈灰黑色。后来迁入楼房，有颇大的客厅，很快也就显得旧敝，因为他一直养猫，纵容那猫咪在家具上磨爪嬉戏。他虽很早就谢了顶，但花甲过后气色依然红润，身体底子很好，却并不刻意养生求寿。有一回见到我笑嘻嘻地说："我已成无齿之徒。"又一回我见他脖子上鼓出一个大包，还没说出劝他去医院检查的话，他倒先说："更标致了是不是？良性良性，绝对良性！"他一生写作大体都取边缘体裁、题材，写得慢而少，精美、典雅，不去追求宏阔恣肆的气象。
那个"派对"持续到后半夜雨仍很大，我们年轻些的都打算狂欢一宿，严老却表示他兴尽欲归，于是我们几个人举着雨伞去到街边，费了好大劲才找到一辆空的出租车。把严老和他老伴送走后，继续喝酒聊天时，我还不住地自问："登山何必非极顶？有人攀到巅峰自然应该为他祝贺，但自己能尽力并且尽兴地登到半山，不也挺好吗？"
慎言取代
一位报纸记者给我打电话，问我一旦电脑网络取代了纸制书籍，我会是个什么心情？我告诉他我首先认为电脑网络不会取代书籍，他问是不是我觉得那是很久远的事情，所以不加考虑？我说，在我看来，是无论多久，纸制书籍都还会存在。
我有一个感觉，就是也许是我们这个民族过去落后得太久了，特别是跟外部世界的沟通联系脱节了颇长的一个阶段，因此，对于世界上人类所发明的新事物，在张开双臂拥抱的同时，有时就不免把某些科技上生产上的某些工具性的进步，夸大为了衡量文明程度及富裕程度的标准。十几年前，电视机在中国开始普及，也曾有记者打电话给我，问我一旦电视取代了其他所有的娱乐方式，我会是什么心情？那时我也是回答，我不大相信电视会取代一切的娱乐方式，电影、舞台演出、广播、阅读书籍报刊等等娱乐方式，仍会并存。当然，正如我上面所说，中国有中国的国情，电视大普及以后，电影和舞台演出确实受到影响。而且，家里是否拥有电视机，至今仍是中国一般俗众衡量生活幸福度的一个主要尺度，上个世纪80年代初会问及是黑白的还是彩色的，到90年代会问及是否已换成29英寸以上、是否纯平屏幕……这当然有其可喜的一面，不过，一出现某种新科技产品，便闹哄哄地出现"取代"的声浪，我以为，那是思维方式上存在偏差的反映。
电脑在美国最发达，有关的科技研究和产品开发都可谓日新月异，但进电影院看电影，仍是美国一般俗众最主要的娱乐方式。我前年在美国从东部跑到中部再到西部，接触到不少一般美国人，他们家里自然都有电脑，但远不是我们许多人所想象的，他们干什么都由电脑取代了，他们不仅常去电影院看电影，也常到专门的商店借录像带来看--我注意到，不仅美国，我大前年在日本，也是许多一般民众都并不用光盘机将放像机取代，到处有租录像带的商店，而租光盘的地方还并不多--在美国加州硅谷，我就逛过好多家卖纸制书的书店，里面生意毫无清淡之感。说到购物，一方面，确实，从网上购物已是他们那边的家常便饭，他们从因特网上选好中意的商品，按规定输入自己信用卡的密码，商家就会在约定时限内把货物送到家里；但另一方面，他们到商店购物也依然是频繁的，并且许多人仍认为逛商店乃是生活里一大乐事。给我印象更深的是，他们绝不以家里有无电视机，以及电视机尺寸什么的，来衡量文明与富裕的程度。对电脑就像我们看待电灯一样，不过当成一种方便的工具，并不以是否上了网什么的，来确定自身及他人的社会价值。而且，我发现，正是那最高雅的家庭，倒是尽量标榜他家拥有哪些人工的、低科技的制作物。比如那样的一个人家的起居室里根本没有电视音响之类的东西，晚餐后也不开电灯，使用枝形蜡烛照明，妻子弹钢琴，丈夫拉大提琴，大女儿操中谱提琴，二女儿和小儿子则拉小提琴，人家是以进行一番西方古典式的室内乐演奏，来显示其文明格调与富裕程度，若跟他们谈"取代"，肯定会引得他们齿冷。
电子琴的出现，并不会取代钢琴；电视的出现，并没有使广播业倒闭；行为艺术的时兴，也不会搞得没有人创作架上画了；录音带和激光盘会并存下去；舞台演出在某些地区某些时段会有些萎缩，但就像真人的演出不会彻底灭绝掉木偶戏一样，那是一定会久远存在并发展下去的；钢笔没有完全取代毛笔，油性签字笔没有完全取代钢笔；通过电脑发"伊妹儿"固然很好，但电话、传真、电报、书信仍会与其并存……也许，某些事物确实会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被逐渐淘汰掉，但我们需要懂得，人类社会已进入了一个以兼容为其主要特征的发展阶段，我们的思维方式，不要再"一根筋"了，与其询问对"取代"的感想，不如引导对"兼容"的感悟。
其实电脑发展本身，最要命的一条就是走兼容之路。美国有家本来很强大的电脑公司，因为开发的产品只想着"取代"而忽略了"兼容"，结果破产倒闭。在这文明的发展以兼容为特征的时代，朋友，请慎言取代！
高处的果子最甜美
1999年10月29日，被认为是历届中最强的中国国奥队，主场以1：1与韩国队踢平。虽然从逻辑上说，下面的赛事还有可能出现导致中国国奥队出线的结果，但其实那希望已十分渺茫。从10月29日那场比赛终场哨声响起，电视台的直播刚一结束，我就接到约稿电话，要我就此写篇文章。以后几天这样的约稿电话接连不断，令我欲拒不能，欲写却又一时无辞。
是的，让人说什么好呢？
我在几年前，就曾写过一篇题为《消除误会》的文章，大意是说我其实算不得球迷，离足球评论家的资格更有十万八千里之遥，切盼各方人士消除误会，莫再拉我侃球。但误会却很难消除，来邀我侃球的人士总是说："你那篇《5·19长镜头》，我们直到今天还记得……"
那是1985年5月19日，中国国家队因"意外"地在主场负于被普遍视为弱队的香港队，失去了似乎已近在咫尺的世界杯入场券。终场后一些心理上难以承受的观赛者有若干过激的行为，少数"闹事者"被指认为"害群之马"，受到拘捕惩罚。我在那以后迅捷地写出并发表了《5·19长镜头》，从个案入手，对这一事件做出了社会学和心理学角度的剖析，没想到竟引出了轰动。后来此文被多种关于足球的文集收入，更有趣的是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连续几年将其收入课本，列为正式教材。这篇文章成为我个人写作史上的"当年勇"之一。
岁月悠悠，从1985年到1999年，我从四十啷当岁已迫近花甲，"好汉不提当年勇"，《5·19长镜头》不仅我个人不该再提，社会各方也早该将其忘怀。若说是关注我的创作，则在那以后我发表的作品甚丰，完全可以提出我的新作加以讨论。
但人们却还记得《5·19长镜头》。我想，那倒并非是我那文章写得有多么好，而是因为--说来真令人不得不长太息，乃至于热泪横流--中国男子足球队在进军奥运会和世界杯的赛事中，竟15年仍毫无建树，不仅屡战屡败，而且每次败落的情况都与当年"5·19"极其类似，似乎是在一个怪圈里转来转去，怎么也转不出来了！
这种对《5·19长镜头》的"看重"，是痛苦记忆的延伸。我能引以为荣么？
细想起来，1985年5月19日的那场球赛的观看者，他们与80年代以前的球赛观看者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80年代以前，体育比赛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外交意义，"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为双方加油、鼓掌"，观看者多为有组织地进场，零散购票入场者往往不占多数。而到1985年那个时候，体育比赛的观看者对输赢的关注已经升至了第一位，自由购票的观看者在看台上已成为主流，所以，突发的"5·19事件"虽然记录着若干观看者的粗暴过激行为，但我们可以说，也就在那个夜晚，中国诞生了严格意义上的"当代球迷"--虽然就整个球迷群体而言，是文明水平较低的球迷。15年过去，我们发现，中国的球迷渐渐成熟起来。尽管不理智的非文明表现还常在赛场内外出现，但就主流而言，球迷们已经创造出了相当璀璨丰满的"球迷文化"，不但能与世界球迷们的"球迷文化"接轨，而且还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现在各地都有健康的球迷群体，其中不乏"专业球迷"。有"球迷餐厅"之类的特殊活动空间；有拥趸某足球队的后援组织；在赛场内外，球迷有自己的旗帜、横幅竖标，有各种各样的"道具"，从带有喻意的造型物，到能发声、发光的"助威器"；看台上，球迷们会把自己"符码化"，有的彩扮的复杂程度已经可以媲美为戏曲舞台上的花面武将，有的则近乎"赤裸裸"，似乎是以"苦肉"来倾诉其对心爱球队的一腔切盼；开赛后，球迷们的肢体语言往往比赛场上的球员们更丰富多彩，除了个人的自由发挥外，也会以群体方式掀动"人浪"……近年来球迷包机飞赴海外观球助威的热情越来越高。总而言之，中国的球迷群体可以说是已然冲出了亚洲，走向了世界。
悲剧也就在此。球迷成熟了，与世界沟通了，可是，中国男子足球呢？"15年一觉足球梦，只赢得赛场屡败名"，一位超级球迷在10月29日中国国奥队未能赢得关键的三分后，沮丧地来电话对我说："你看，我连到悉尼观战助威的机票钱都攒好了……"
现在对中国足球评说的浪潮仍很高涨，说什么的都有，互相争论也很激烈。只因为我曾写过《5·19长镜头》，并且曾在前年参加过一次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足球夜话"，发表过一番"体育（包括足球）比赛是人类的游戏，不必过分在乎输赢名次"的引出若干反驳的议论，于是乎人们希望我在中国足球队再次无望冲出亚洲--并且是在20世纪里失去了最后一次机会--后，再来说说我的看法。
我能有什么高见呢？
我只是忽然想到，少年时代所居住的那个大院里，有一株百年以上的大枣树，每到秋天，它的树枝上总是结满累累的大白枣。每年总有那么一天，院里孩子们集合起来，用竹竿打枣，那真是欢乐无比的时刻！大白枣噼里啪啦纷纷坠地，我们激动地把枣子捡到大笸箩里，然后分给各家，这其间当然也可以把拾到的大枣在衣袖上擦擦，立即品尝，哎，真是又甜又香！但是，那大枣树最高一根枝桠上的那几嘟噜大白枣，却总是无论如何也弄不下来。用最长的竹竿打，打不到；让最大胆的伙伴爬上树，坐到能经住身子的分杈处抱住有那枝杈的树干摇晃，也还是不奏效；让爬上树的伙伴再用递过去的竹竿打吧，身体重心难以掌握，几回险些出事，也就不敢再试。就这样，年年打枣，年年吃不到拔尖的枣。院里的老人们说，高处的果子最甜美，但那些最甜美的果子，我们竟总不能领略其味。也曾盼望秋末的西北风将那些高处最甜美的果子吹落在地，让我们白捡来吃，但西北风真刮来时，大家都躲在屋子里，再出来仰望时，那些大甜枣都没有了，俯视地下，也不见踪影，据说是地鼠及时地将它们搬进窝里当冬粮了。
对于高处的果子，不是像西方《伊索寓言》里那只狐狸一样，因为吃不到，便断言是酸的，而坚信"高处的果子最甜美"，这是我们民族的美德之一。我想，中国男足的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也好比是"高处的果子"，我们不能因为十几年里总未能尝到，便以"那是酸的，本不值得品尝"而成了没出息的狐狸，我们应该在下一个世纪初，想方设法去摘取那高处的甜果。回想少年时代，我们大院的孩子们其实还是没有竭尽全力，更没有发挥出全部智慧，否则，那大枣树高处甜果的滋味，早已成为我们成长过程里足资骄傲的记忆了！
这就是我能侃出的一点意思。愿人们能忘掉《5·19长镜头》那篇文章，而记住"高处的果子最甜美"的箴言。
给你90秒
新世纪将是一个节奏更加快捷的世纪。只涉及个人的事情，节奏可能还有缓慢的余地，凡涉及他人，特别是进入职业性的人际交往和技术性操作的范畴，则时间岂止是"金钱"，恐怕还深深地关乎尊严与美感。
在1999年上海举行的《财富》全球论坛活动中，有一条具有示范性的"游戏规则"，就是每一位做主题发言的人士，只给予90秒的发言时间。一位有幸在现场聆听的朋友后来告诉我，会前他曾一度以为自己是听错了那规则，他想，怕是把"每人发言不能超过九分钟"，误报成"每人发言不能超过90秒"了吧？因为在中国的许多会议上，发言者以"我讲两句"开头，然后侃侃而谈，讲个半拉钟头，乃至一个多小时，实在不稀奇。倘能将每人发言限定在九分钟里，已属很"新潮"的"会议文化"了，怎么能只给那么些大老远乘专机飞来的大亨们，仅仅90秒的发言时间呢？毋乃太荒唐，也难以真正履行吧？可是，会议进行时，果然实行了"每人发言90秒"的规则。令他大为惊异的是，不仅每位发言者都自觉地遵守这一规则，而且，每一位发言者的发言，居然都论点清晰、逻辑圆满、个性凸显，有的发言者甚至还并没有用足90秒的时间，那发言也一样给人留下了鲜明的印象。
20世纪末《财富》全球论坛上海会议的"90秒发言制"，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进入21世纪的中国人，应当努力锻炼自己向他人、特别是向公众精炼地表达观点的能力。这首先就要求我们一定要有独特鲜明的观点，倘尚未形成一个独特鲜明的观点，那么，就不忙向他人、公众表达；待观点形成后，则在表达上要力求言简意赅，扫荡掉一切浮言赘语，开门见山，直指论题，不给"思维杂质"与"语言垃圾"任何储留的间隙；倘能使用具有个性的语言来表述，那就更精彩动听了！
笔者曾参加过某些访谈性的电视节目的拍摄。在摄影棚里，一个播出时不过才一刻钟的"版块"，往往要录制一个小时以上。到那节目播出时，我在家中观看，会发现我所说的许多话，都被编导者剪掉了，留下来的，也就两三分钟，甚至于，加起来也不过90秒而已。我心里就不怎么高兴，辛辛苦苦去说了半天，怎么到头来只剩下这么一丢丢儿？当然，平心而论，有时编导者所删去的，确实可惜，而所留下的，又未必精彩。但在多数情况下，节目播出后，我便会接到熟人的电话，告诉我从电视里看到我了，有的还引用着我在电视节目里的某些论点，或表共鸣，或与我争论。这使我悟到，其实我所想借媒体表达的，90秒其实也就足够了，而在90秒里，一个人真是可以表达出一个完整而鲜明的观点。
在新世纪里，人们一定会逐步习惯"90秒发言制"，这不仅是一个节约时间的问题，也是令新世纪的人际交往更有利于展示个性尊严，更具沟通快感美感的一种新文明的标志。
给你90秒，你试试，能否将你现在最想表达的意思和盘托出？
摘青果
画家老常在农村租了一个小院居住，我见他院门外有块高台，石砌帮沿，内中土肥，却只长着些野酸模什么的，遂问他何不种点正经花草？他说头年曾种了些向日葵，但不等花盘中籽粒饱满，便被一些孩子偷得徒剩秆叶。他频频叹息说，村里你迈进家家大门，里头的花草树木都很不错，然而在门外的公共区域，只能种些个高蹿而花果含混不能食用的树木。有几棵桃杏树长在巷子里，总是那青果子还只比蚕豆略大，便不断有人去采摘，低处的糟塌完了，高处的够不着，便抱着树干狂摇，所以这些树木都呈现一种半死不活的模样。我听他讲毁青果的多是些村中少年，便问村中大人们为何不好好教育，立下一个爱惜共用区花草树木的规矩？他想了想说，也许是因为一度大家都挺穷，吃不大饱吧，所以见了树上挂果，等不得长熟，还是青豆般模样便恨不能将其塞入嘴中；还有便是，这些年虽没人吃不饱了，孩子们甚至同城里的娇宝贝们一样，还时常能买零食吃，可是出于一种潜移默化的陋习吧，见到树上挂有青果，便止不住那摇将下来将其占有的欲望。
在村里漫步时，我寻思：这潜移默化的陋习，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思维定式？因为不是自己家的，便可以随意占有？既然想占有，何不等到那青果变熟，再加享用？也许是认为自己固然可以待其熟了再摘，可是别的人可能会摘在前头，所以到头来还是决定先下手为强！摘拾的只是青涩的生果，吃到嘴里哪有什么好味，却为何还要将其占有？或者也并不真吃，只是捞到手中，"我有了"，不过是得到那么一个短暂的快感……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不少城镇中。也不都是幼童或少年人做这种蠢事，我就亲眼看到过在公园的僻角，个别的成年人非要把挂在高处的青柿子弄下来的丑态。损坏公物那不消说是可耻的行为了，问题是，明明知道那青涩的果子即使到手，也是不好吃甚至会吃出毛病来的，却还是忍不住一种摘取青果的心理冲动。幼稚的确实不只是孩子。不成熟的社会性行为本身便是夭折的青涩果。
摘青果是一种可鄙的短期行为,于社会他人有害，于己也未必有利。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里，"摘青果"式的行为模式，呈现在了许多的领域里。联想下去，心情是沉重的。
这里面，是否有人性中恶的因素在作怪？排除了到生产性果园偷果子的事例，再排除了到别人私宅私院里偷果子的事例，也将在公园中偷观赏性树木上果子的事例排除吧，我们光来讨论一下那些向无主的甚至于也结不出甜果子的树木下手狂摇乱打，摘拾青果的人们的行为--他们究竟是图个什么，或竟自己也并不清醒地知道自己在图个什么？
也曾在自思自想的过程中自言自语：这算得是多大的事？果子长出来，本是供人摘食的么，何况这些野生野长的树上的果子即使成熟了也未必好吃，那么，是青豆般大便被人占有，还是由青变红变黄变紫再被人占有，又有什么区别呢？
总左思右想，总觉得还是有区别。
曾在某风景区的野山上，看见有个别游客拼命摇晃山梨树，为的只不过是摘拾点还很青很小的幼梨，便心中很不是滋味。也曾试图劝说，谁想他们弄清我并非管理人员后，便狠狠地给了我一番嘲讽。
也曾在江南某镇，见到一棵很粗很高仿佛一把大伞的李子树，长在某寺院墙外，其时正当李子成熟，那棵老树上挂满了紫红的李子，却并不见往来的贩夫走卒去摘取，而且，有些个熟透的李子自动落在了地下，砸烂了，形成一团红浆……面对那淳朴自在的情景，我心中充溢着大感动、大欢喜。
曾信奉"一处地方的文明程度的最准确无误的标志是其厕所状况"的说法，倒也不是想改变这一"信仰"，只是想补充：哪里的人们不乱摘青果，其总体的文明程度必高。
只结一颗樱桃
去年在乡村书房窗外种了一棵樱桃树，今年初春开出了一些白中泛红的小花，回城多日，仲春时节去到那里，头一桩事就是看结没结出樱桃。我凑近细细检视了好一阵，才在枝腋间找到了豌豆般大的一颗青果，不禁大失所望。
虽说是"樱桃好吃树难栽"，但今年只结出一颗樱桃这个事实，还是很让我伤感。记得去年栽这棵樱桃树时，我心中一直充溢着宏大而飘忽的思绪。想到华盛顿小时候乱砍樱桃树，受到训诫后发奋建立功业，后来终于成为美国第一届总统。还有契诃夫的剧本《樱桃园》，那里面的年轻人在砍伐樱桃树的叮锵声中告别了泛着霉味的旧生活。是宋人蒋捷的句子吧："年光惯会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樱桃成为春逝的标准符号。还有齐白石的画，画上是一盘鲜丽的樱桃。中国自古以女子的"樱桃小口"为美，记不清是清代谁的句子了："满巷人抛果，羊车欲去迟。"那所抛的果子就是红樱桃。这里面暗喻着许多的女子在对一位潘安式的男子飞吻。还有前些年叶大鹰拍的那部电影《红樱桃》，镜头里的红樱桃又成为了对一个特殊时空的情感载体。近年在国际影坛走红的一位伊朗导演还拍了一部《樱桃的滋味》，把对生死问题的哲学思考提升到了新的高度。樱桃真能引出非常丰富的联想。种下樱桃树以后我曾有过绮丽的梦，梦里有我面对满树肥硕的红樱桃搓手赞叹，以及将许多艳红的樱桃馈赠别人的镜头。
面对及眉的树上的那惟一的青樱桃，我有万念俱灰的念头从心底旋生。这是我步入老年、创造力萎缩的征兆么？这颗青果，过些时候能膨鼓红艳地成熟么？记得《红楼梦》里有"御园却被鸟衔出"的句子，一只小鸟通过叼走树上的一颗樱桃，即可减却皇家花园的春色，许多的小鸟都来衔果，则可以终结整个园林的生命力。我该如何守护这树上惟一的樱桃呢？倘若有一只鸟来把它衔走，那么，我今年岂不是粒果无收？
因为我的樱桃树只结了一颗樱桃，心烦意乱的我不能在书房里平静地读书写作，我走出村子，穿过田野，走了老远，最后不知怎么地走到了一个新开发的小区的边上，那里有个超市，我曾骑车去那里买过日用品的。因为并不想买什么东西，那天我没进超市里面，只是在它周围漫无目的地踱来踱去。于是我发现超市一侧新设立了三个颜色不同的并列的新垃圾桶。忽然有招呼我的声音，定睛一看，是平时在温榆河边散步时常碰见的离休干部老乔。我们互问："您到这儿做什么？"我忍不住就抢着把自己因为树上只结了一颗樱桃而沮丧的事情说了。这时来了个扔垃圾的中年男子，老乔迎上去，蔼然地指导那人按分类规则往桶里扔，那人并不领情，嫌老乔多事，老乔也不生气，还是耐心地跟他讲垃圾分类的意义。后来又有两位妇女来，她们问为什么废电池还要另扔一处？老乔就跟她们讲明道理。等没人来扔垃圾了，老乔对我说："能结一颗樱桃，那很好呀！我原来也是满腔的雄心壮志，恨不能拼力做下一万件事，而且都是大事，而且还希望毕其功于一役……现在我却觉得，无妨从最小的事情做起，而且要非常耐心地去做，也不指望一做就有终极性的效果。我就好比是只结一颗樱桃的老树，今年我给自己定下的目标，就是这么一个：在小区里义务为垃圾分类回收做宣传监督工作。如果到今年年底，小区的垃圾分类回收能够坚持下来，而且养成分类抛扔习惯的人数有所增多，那我的这颗樱桃就算红熟甜美了啊……"我正沉吟，老乔拍拍我肩膀说："干吗那么满脸愁云？你那樱桃树还年轻，只要你好好养护，樱桃只会是一年比一年结得多的呀！"
返回书房的路上，我脸上的愁云一定在迅疾地消散，我感觉到春阳泻落到了心湖，思绪的波纹玫瑰开绽般漾动。我走到自己的樱桃树前，弯下腰细看那颗还是青色的小果子，琢磨着，我该怎样从浮躁中警醒过来，从小事做起，为自己所置身的社区，哪怕只是兢兢业业地结出一颗红润鲜丽的樱桃来……
人眼可畏
见到台湾来的几位文化人，闲聊中提及前些时岛上轰动一时的白冰冰之女白晓燕被绑匪撕票一案，内地这边对这一恶性大案也有若干报道，我们也都注意到此事引起了岛上民众对李登辉当局不能保障治安的群情激愤。先是有10万人的大游行，人们高呼"给我们一个住得下去的台湾"的口号；到5月11日"母亲节"这一天，台北市许多市民又自发参加了白晓燕的送葬仪式，人们唱着白冰冰的成名曲《燕仔,你是飞去了》，在一片哭声中将岛上这幕悲剧推向了极致。然而直到我写这篇文章时，仍未得到台湾警方将绑匪捉拿归案的消息。这不能不让人深忧远虑"金钱至上"的风气在台湾再如此这般推衍下去，因金钱而丧天良到残暴程度的恶性犯罪事件是否有望被遏制？白冰冰白晓燕母女式的悲剧是否还要重演（实际上类似的事件已在重演）？
台湾来的文化人提及在整个白冰冰案件的爆发过程中，台湾的一些传媒实际上起着很恶劣的作用，他们"闻风而动"，完全置白冰冰与白晓燕母女的安危于不顾，24小时守候在白冰冰家门外，并时时处处跟踪，用"武装到牙齿"的高科技手段，恨不能将绑匪向白冰冰勒索的每一细节都"尽收眼底"。绑匪几次电话里跟白冰冰约定，于某时到某处见面，交钱还人--如果能尽量满足绑匪的要求，起码绑匪是不会轻易撕票的。绑匪本来顾忌的是白冰冰与警方的"勾结",而白冰冰为女儿生命计，是会宁愿先把钱凑齐换回女儿来再说的。可是白冰冰与绑匪双方所遇到的"麻烦"竟都首先不是警方，而是众传媒，他们见缝插针、有孔泄水，互相之间为了竞争"独家报导",机关算尽，把事做绝。这样，使得绑匪感到"躲得过警方躲不过记者",于是气急败坏，疯狂撕票。一个17岁芳龄且多才多艺的青春少女，便香销玉殒！白冰冰在此期间多次恳请、哀求传媒莫来干扰，但哪家听得进去！及至发现了白晓燕那触目惊心的尸体，一些传媒又大幅刊出，生怕在刺激读者的感官上"落后半分"！讲到这些情况，台湾来的文化人对我说：某些传媒其实是与绑匪共同作案，白晓燕惨遭撕票他们难辞其咎！
台湾一些传媒为何如此残忍？他们真的是刻意要害死白晓燕么？当然，他们本意不会是这样的，然而他们却如此这般地做了！那么，推动他们这样做的因素，究竟是什么？其实说起来也很简单：为了以广招睐，为了扩大发行量。许多报刊倒不是多卖一份便多赚一点钱，而且恰恰相反，宁愿每多卖一份便多赔一点，即售价是低于甚至大大低于其印制成本的--那为什么还要追求发行量？因为报刊(包括其他传媒),用以捞钱的是广告，特别是大财团大企业的广告，而商家之所以要花钱在你那上面做广告，他是很看重你的发行量(覆盖面)的，倘若广告多了，那么形同"赠阅"的报款上的亏损实在是微不足道的！传媒为了拉广告而拼命追求发行量(覆盖面)本是不足为奇的，问题是，倘若这种追求发展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比如说遇到白冰冰一案，为了夺得独家"追踪报导"的轰动而富于"悬念"的效应，竟把当事人的安危置诸于脑后，惟求所"及时"刊出的"隐情秘况"能赢得大大的"卖点",使自己的发行量、收视率提升，这确实便是"见利忘义"、为虎作伥了！30年代的上海，一代名伶阮玲玉迫于"人言可畏"而悲愤自尽，是我们记忆犹新的事。究竟当时有几家报馆的几位记者非要"以言杀人"呢？恐怕阮的自尽也令他们"始料未及"吧！他们的初衷，多半还是以"名人纠纷"、"幕后秘闻"来广招睐罢了。
和台湾几位文化人议论到最后，引出了一个更加沉重的话题：传媒在"炒""爆炸性"新闻时固然是为了"臭铜"而丧失了理性，然而如果一般的市民对这种炒作都不怎么买账，那么传媒的"疯狂性"也许还不至于发展到"形同与绑匪合谋撕票"的程度。可是非常非常地遗憾，也不独在一个台湾岛，在全世界，并且无庸讳言--内地也不例外，若干读者看客的眼睛，偏是追求强刺激性的报道的，他那一双"有热闹不看白不看"的眼睛，就特别地喜欢对白冰冰与绑匪的交涉细节等类信息"先睹为快"。如果他或她走到报摊前，有的报上没有"现在进行时"的关于绑票案的报道，有的虽有却"语焉不详",有的不仅详尽而且"图文并茂"，那他或她多半还是要买那第三种报的！因此，所谓"传媒形同与绑匪合谋"，其实也是有对第三种传媒特别热衷的众多"看热闹"的看客参与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不仅"人言可畏",也"人眼可畏"！
一桩关于台岛白冰冰母女所遭的绑票案，不仅引出了台岛民众对当局治安无能的抗议，引出了关于拜金主义、物欲横流所带来的恶人恣肆残暴而普通百姓失却安全生存可能的忧虑，引出了对商业机制下大众传媒在追求最大利益时甚至不惜"形同与罪犯合谋杀人"的愤懑，也引出了这样的思考：面对引诱消费者"上钩"的传媒，我们一般读者观众如何能意识到自己的人性弱点，切切不要无形中也成了冷血看客，甚至也在间接地"以眼害善"!
非量化因素
电子技术使我们进入了数字化时代。数字化也就是量化。似乎一切事物都可以最终地解构为数字。故去不久的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他的一系列著作里反复强调数字化管理的重要性，认为中国近代史上之所以有百多年落后于西方，就是因为长期缺乏量化思维与管理手段。现在我们中国进步极大，数字化已经渗透进我们的日常生活，比如我们用光盘听音乐看电影，那些曼妙的声音绮丽的画面其实全是一连串数字记录的回放，量化的程度越高越细，则效果就越好。我们的住房条件更可以用一系列数字来形容：建筑面积多少，使用面积多少，每平方米值多少钱，装修花费多少，物业管理费多少……甚至连四季阳光射入窗内的总时数也可以估算出来。无论是整个社会的发展还是我们自身生活品质的提升，进入到自觉、严格、细致、准确的量化程序，得以用数字化体现出来，当然都是可喜的事。
但是，我们生命中仍有着值得珍惜的非量化因素。一位微电子专家说过，不要以为精微的数字化手段能够模拟表达一切。比如说，一对夫妇站在摇篮边，当他们都默默注视了摇篮里的爱子后，又抬头相视的那一瞬间，他们的表情，尤其是洋溢在内心的情感，那是无法量化而又坚实存在的因素，这一因素比其他所有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可量化因素，包括他们的年龄、学历、收入、住房条件等等，更为紧要，是无价的--所谓无价，也就是无法以数字衡量价值，因而尤其珍贵。
再举一例，我到过许多人的书房，哪一位的书房给我印象最深，最令我羡慕呢？那是在挪威奥斯陆郊区，一位汉学家何莫邪的书房。若问我他那书房怎么个好法，是面积大、藏书多、装潢雅致？还是光照足、设备全、舒适恬静？以上这些因素都是可以量化的。像装潢，可以从投资额上量化；恬静，可以从外来声音的分贝值上量化。而他那书房以可量化因素而言，其实并不能占到上风，不仅面积并不怎么阔大，窗户朝向欠佳，全年进光的烛光值总量不高，如果用仪器测量其空气流动的日平均值，其数值恐怕也未必令人欣喜；但他那书房里的非量化因素，比如说那样一种不身临其境绝对感受不到的氛围情调，却是令人留连陶醉的。近年我在北京东郊农村找了一间书房，因为离温榆河较近，将其命名为温榆斋，我就特别注意将其非量化因素营造好，在那里面写作，我有一种身心融入了温榆河周边大自然的彻底舒张的感觉，这感觉无法用数字表达，甚至也很难用文字描述形容，是一种情感的涟漪在推衍，一种诗意的云霓在闪现，构成我生命中最可宝贵的要素。
我们常有焦虑，仔细检验便会发现，所焦虑的几乎全是可以量化的东西，而且焦虑的具体思维模式，也是十分数字化的。也不能说以数字化手段焦虑可量化事物就不好，就做事的社会效益与自身合法权益而言，重视可量化因素不仅必要而且务需认真。但必须消弭焦虑中的不良成分，关键在于要把那些多余的数字剔除。一位熟人跟我说，他一度曾为自己住宅里只有一个卫生间，而昔日有的同窗家里却享有两个甚至两个以上的卫生间而陷入自觉形秽的焦虑。但一次他却在仍住在胡同杂院、入厕还需出院的一位同窗家里，目睹身受了其家人间无法用数字量化的那种温馨亲情，竟如醍醐灌顶般清醒过来，再不让几个卫生间之类的量化焦虑败坏自己的心情。
在一个数字化的时代，一个人在精神上能自觉地保持些不必也不可量化的、与数字无关的情愫，那真是一种福气，而且，这样的人多起来，人际间也就不必将一切都加以量化了。那么，在数字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时代步伐中，氤氲出以情感和诗意交织的非量化因素，也便构成了整个社会愈加祥和的吉兆吧。
旅途小憩
1
不要太过匆忙。
你说，实在急迫，简直没有时间停下来做些别的事。想？夜里失眠，也只想着那一件事。
怎样的事？
如何赚到更多的票子，如何把票子转换为房子车子……
只要你想的是在规则中的运作与收益，当然无可厚非。
但，我对你，虽不厚非却要薄非。
是的。在这静谧的夜晚，当你把头颅安放在柔软的枕头上时，你为什么不可以想一想，白天缠住你的那一件事以外的，另一些事……
还记得吗，那一年，我们光着脚，在池塘边，在蛙鸣与虫瑟交织的夜曲中，伸出还没有长大的手掌，捞捕萤火虫的情景……月牙儿细细的那晚，阿胖的小玻璃瓶里，装进的萤火虫最多！是的，是的，你想起来了，当然还生动地记得，回家的路上，偏阿胖跌了一跤，把玻璃瓶摔破了，哈！我们都开心地笑了！可阿胖歪着嘴哭了，呀，他的手指被玻璃碎片割破了！我捉住他的胖指头，给他吮血，你掏出手帕，给他包扎伤口……我们也都把自己捉到的萤火虫放了，我们跳跳蹦蹦，在弯弯细细的月牙儿底下，一起回家了……
对，疲惫的你，为什么不在这静静的夜晚，朝往事里撒一只潇洒的网，捞一网童真的鱼、青春的虾？哪怕只捞到些细小的菱角、飘零的荷瓣，那无邪的清香、超功利的情趣，岂不是你人生艰辛跋涉中途，一次宝贵的小憩？
不要累坏自己，不要太过匆忙！
2
啊，你说，想起来了，阿胖呀！好多年失去联系啦……于是你问我：他现在混得怎么样呀？住几室几厅？现在时兴大起居室，他那厅多少平米？够40平米吗？不到30？……他那单元几卫？几卫都听不懂？现在只有一卫叫寒酸，起码两卫才及格！……装修得怎么样？搞没搞红外线壁炉？……有没有家庭影院？还是只有彩电？多少寸？才29？有没有画中画功能？……车呢？富康？桑塔那？谅他买的还不是本田雅阁吧？……孩子定居哪儿了？美国？加拿大？新西兰？……
我脸上为什么敛去了微笑？不知道，我只是感觉到，你那一连串问题，散发出一种令我气闷的味道。
我怎能责备你？我们都置身在流动的世道变迁中，都被时兴的价值标准所笼罩，都在那无形的鞭策下如螺旋般匆忙运转……
总体而言，我并不例外。明夏要给居所每一间屋子都安上空调，这是最近经常萦怀我心的计划，为此，我也必须匆匆赶路，以便更快更多地有所积累。
但是，忽然想起了阿胖……
能不能这样来想象他：他那小眼睛上的两弯浓眉还是那么黑吗？他那永远像在吹喇叭的左腮帮上，还总衔着一个酒窝吗？他唱起那首关于家乡黄檞树的民谣时，每到第三句，是不是还总要跑调？他还总喜怒哀乐都形于色么？他父亲传给他的那把二胡，他还一直保留着吗？他自己削制的那管箫，是否还在常吹……
我只是希望，一个小小的希望--在这人生的中途，让我们一起来一次短暂的小憩。
3
也许，在正当的物质追求的间隙里，那些超越世俗价值标尺的，偶然的、随机的、转瞬即逝的、难与人言、也不必与人言、隐秘的、细琐的心灵小憩的断片，才是能以证明我们生命真实价值的隐形标尺。
听见了吗，这静夜里，远处有如歌如叹的声息？松弛下来，你在生命旅途中，又一次酸涩而甜蜜地小憩吧。
山溪秋叶
1
阅世的树，飘落下憬悟的思想之叶，叶片闪动着金色光泽。
但那晚悟的秋叶，究竟还能在蜿蜒于世道山谷的命运溪流中，旋转漂流多久呢？
2
在人性深处，最难承受的，是往昔寒微的熟悉者，忽然显露出的成功。
当传媒上赫然出现关于那往昔熟悉者功成名就的信息时，会忍不住对身边的人喃喃地说--
"当年我们班上，就属他不及格的次数最多！"
"他呀，当年在我们单位里，人缘儿最次！"
"光经我手，就起码退过他十来回稿……实在是没灵气儿啊！就他现在这个……到我手里还得退！"
"知道吗？她那时候考哪儿哪儿都不要！"
"瞧呀瞧呀，他那双眼就是典型的三角眼！"
"……别提了，他当年……要不是我……"
也许，事到临头，"短兵相接"，会当面向他或她表示祝贺，但目睹身受其成功意态，心底里总不免冒出"小人得志"、"沐猴而冠"、"能有几时"之类的悻然鄙夷的情绪。
这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在同性中、同代人中、特别是"同科"中，往往其难以承受的程度最烈。
倘只不过是如上所述，在某些"当口"上，忍不住吐露出些不屑与讥评，甚至于，在亲友同事围坐时，或社交饭局席面间，"随手拈来"地讲一两个关于"那位主儿"当年如何猥琐狼狈的小故事，说实在的，也还都属于"人之常情"的范畴，算不得人性中多么严重的恶。
倘有时，遇到某个机会，竟当面向那"得意忘形"者，或从牙缝里挤出，或以微笑包装，"奉献"出令其败兴的、特别是揭"老底"或"疮疤"的"妙语"，只要没闹出什么事端，也无非是人际间的一种带酸味的"心灵碰撞"罢了。
倘竟能仅仅把鄙夷不屑存于心中，并不形之于颜色声息，那，德行应当说是相当地高了。
萨特说："他人是地狱。"
言重了！
但他人的眼光，于成功者，尤其是呈现为"出水芙蓉"状者，确实不会是天堂。在拥趸的"追星族"后面，会有许多双岂止仅是挑剔的眼睛在探照灯般地盯准、扫描着。
仔细想想，人性大海中那"嫉妒"、"不服"、"不忿"、"看你红得到几时"……永不会止息的波涛，也许，倒是人类群体不可或缺的平衡器。
这世界毕竟不只是为出类拔萃的"成功人士"而存在的，"成功人士"在品尝"成功之果"时，必须付出代价，那代价中就一定要包括进他人--主要还不一定是同一"成功群体"的成员，而是那些并不一定取得了同等成功，或简直还谈不到成功的人们的--讥评与不屑，或用土话说，就是"糟改"。
意识到有人"糟改",并且不以为怪的成功者，或许会将那"糟改"当做磨刀石，把自己的心性能耐，磨砺得更坚强锋利。
这样说来，"糟改""出水芙蓉"的人性本能，也许竟该划归于人性善的范畴了。
3
多次对自己说：一定要追求美，却一定不要追求完美。
那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自己的存在，从本原上探究，就已经不完美。比如说，眼睛太小，即使去做割双眼皮的美容手术，恐怕也还是不能"人人见了皆以为美"。
更何况，在以往的生活道路上，留下了，不说是很多吧，却也有相当数量的，其中有的还可以说是触目惊心的过失。尽管大体上而言，从外在方面说都已画了句号，从内心方面说都凝结出了教训，可是，一切不能抹掉重来，自己的生命历程已然不完美，怎么办？因为已经不能完美，就爽性沉沦，或干脆把自己毁掉么？
再往细处推敲，自己的性格就不完美。倘若说作为一个社会人，所需的道德可以修炼到完美，但自己的生命还有非社会性的因素，比如说性格即为其一，性格是很难改造的，尤其是，性格里那最核心的东西，也许是由染色体所命定的，根本改不了，改了也就没有"自己"了。如果说自己意识到，性格有明显弱点，从而陷于焦虑，那么，"活着，还是死去？"整个儿不成了个哈姆雷特了，除了在悲剧中死去，别的出路在哪里？
人一定要尽可能地接近美、进入美。契诃夫借《万尼亚舅舅》剧本里一个人物的嘴宣布："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美的：面容、衣裳、心灵、思想。"但那个人物，我记得是个乡村医生，他很有品位，不俗，却也有很明显的缺点，他说那话，恐怕也主要是激励自己和别人，尽可能向往美、融入美，而并非在发表"完美主义宣言"。
可以宣谕美的必要，但不要发表"完美主义宣言"，这是我的一个很朴素的想法。
倘若要不要完美仅仅是针对自己，在那里焦虑，倒也罢了。如果是把必须完美的想法，施之于他人，那可就麻烦了，甚至于，会派生出非常可怕的思路。
尤其是，先设定自己完美，然后以己度人，结果发现周围的生命存在，用"芸芸众生"形容都太宽容了，必称之为"臭鱼烂虾"，甚至视之为"如蝇"，那思路可真是令人不寒而栗。
光是停留在思路，或将这思路撰成"美文"，或许还不失之为多元文化格局中的一种"异彩";倘越过这一步，进入到操作，那可不得了，被判定为"臭鱼烂虾"和"蝇类"的，恐怕只能像当年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被判定为"劣等人种"的犹太人一样，给送进毒气室"实际解决"掉了！
自己设定自己完美是容易的，但他人却不一定都承认你完美。承认的，怎么都好办，或奖赏鼓励，或抚慰宽恕，或不动声色，或竟嗤鼻对之："谁要你来凑趣！"不承认的，可就难办了。
尤其是某些不仅不承认，还公然指出自己缺点的人，为维护自己的完美尊严，那就必须弹压、荡灭！而在当今世界上，把不完美的异己者压服、消灭，竟空前地困难。
自己设定自己完美，还会使自己的心灵陷于极端的偏执。比如，自己在以往的政治运动里，伤害过某些人，本来那原因是不难分析出来的，有当时特殊的外在影响，有自己当时的错误认知，那年代里的那份不完美，原来是并不怎么严重的，也是不难画句号的。可是，为了坚持自己完美，即一贯正确的信念，即使大多数人们现在都形成了"那样搞是错误的"的共识，自己也还是坚持"没有搞错"，那股子坚持的劲儿，倘若仅止是成为一种"个人保留"，倒也罢了，如果自己有些个权力，并使用起来，搞成个超出"个人保留"、造成继续伤害无辜的局面，那样的"追求完美"，就离美、离善、离真，不啻是背道而驰，而且驰离到十万八千里以外了！
完美，是一种乌托邦。
乌托邦作为一种向往，能激励我们去接近美。心想乌托邦，书写乌托邦，吟唱乌托邦，都是人类精神生活里很必要的成分。乌托邦向往是许多中外古今文学艺术作品的灵感源泉。
但是，把乌托邦付诸实际操作，而且是急于求成的操作，那便会酿成灾难，甚至会形成浩劫。
人类的悲苦，也许正凝结于此。
个体生命对此，应有相应的憬悟。
4
俗话说："男子55，胜过下山虎。"
到世纪末，我已经58岁了，还虎虎有生气么？不敢那样自诩。但生命的树，年轮确实积蓄已粗，而且秋意浓酽，开始飘落憬悟的叶片了。那有着锈斑的叶片，顺着命运的溪流，蜿蜒地漂行。这些叶片，本不完美，更会终于腐烂，但会有世道山谷中的朋友，偶然地看到，并捡起么？惟愿在检视后，能略微一笑，或一愣，然后，再将其抛掉。
我生命的秋叶，你默默地飘落……而命运的溪流，一时还望不见尽头。
山溪秋叶，你渐远渐去，却又似乎依旧摇曳在我生命的树上……
喜欢一种桌子
什么桌子、餐桌、书桌、老板台、办公桌，方的、圆的、硬木的、大理石的……
是电视荧屏上常见的。电视上？你爱看电视？用遥控器点来点去地看？是的，你难道没发现吗，电视里往往是成人没儿童可爱，儿童没动物可爱，而动物又没植物提神，植物呢，又没有比如说桌子那样的静物让人心旷神怡……
少废话。究竟喜欢一种什么桌子？
还是不想马上说出来。
人类之间，免不了冲突。处理冲突之道，以我年轻时受的教育，敌我矛盾是"你死我活"，即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具体到白刃战，讲究刺刀见红，也就是有你无我，我必活而你必死，在很特殊的情况下，可能采取一点同归于尽的方式，比如董存瑞的炸碉堡，但那也是为了我军之活及敌军之死。此外，像两军交战，不斩来使，应尽可能不殃及平民，不杀也不虐待俘虏等等，都是最基本的常识。
我还没到壮年的时候，人类处理冲突之道，已有"你活我也活"之说。那还是所谓"冷战"时期，"你活我也活"被我们这边宣布为"修正主义"，是一种有悖于"你死我活"的"活命哲学"。话虽这么说，但那时中、美两敌国驻波兰华沙的大使却已经开始秘密接触，后来更加以公开，叫"中、美大使级定期会谈"，这种会谈进行了许许多多次，似乎永远谈不拢。但到1972年，忽有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与毛泽东言谈极欢，毛说他喜欢美国的共和党而不喜欢民主党，此话传出，令我这样的懵懂之辈惊诧莫名，后来中、美正式建交，到了今天，光是满大街的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就让我们从"你吃我也吃"的实践中深切地体味到"你活我也活"的甜头，如今更把这五个字的意蕴用两个字概括得更有神韵："双赢"。
上世纪末，在美国混事由的日裔学者福山宣布"历史终结"。依他的意思，"冷战"结束，全球价值标准划一为西方履行多年的那一套，人类从此进入一种活法。另一位美国学者亨廷顿则发表了"文明冲突论"，说是原有的两大阵营对峙的格局虽消失，不同的精神信仰圈之间的冲突又将勃兴。是亨廷顿"不幸而言中"？未必，他自己也不承认眼下的事态都能装进"文明冲突"的框架里。他举出的各种文明里都有人道因素，都能找到相互间的融会点。但各种信仰里的极端一翼，就都派生麻烦。"9·11事件"后，一种处理人类冲突的手段甚嚣尘上，就是"我死你也死"，用中国古话说就是"与汝偕亡"。现在几乎每周都能从传媒上看到"自杀性袭击"的报道。"肉弹"袭击的对象往往又并非武装的敌人，而是平民、游客，包括妇孺。我对"恐怖主义"没有研究，不敢多说多道，但觉得没有什么"主义"的"干脆一块儿死"的戾气，似乎也已经弥散到了我们身边的日常存在中，翻翻报纸上的地方新闻版，充斥着这类的市井悲剧：本不是什么了不得的纠纷，却非闹得两败俱伤甚至同归于尽。
人类这是怎么了？
依我拙见，人类处理利益冲突之道，"你死我活"、"我死你死"、"我活你也活"三种之中，还是最后一种可取。而要达到"你活我也活"的目的，各利益冲突方就应该接触、对话、谈判、互做妥协、互相宽容、各有退让，最后也就各得其所。
于是你也就知道，我喜欢的是什么桌子了。对，就是谈判桌。这种桌子一般地方还不多见，但电视新闻里常露面。多半是一长条，利益冲突或虽无大冲突但各自仍需维护己方利益的谈判者，各坐桌子一边，桌上每位谈判者身前必有一份饮料。我仔细观察过，似乎没有什么谈判者真动用过那些饮料，但那些饮料绝对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道具，是一种人类文明相处的象征，万万不可省略。有时谈判桌很大，呈"O"字形而中空，那中间便一定摆着盆栽鲜花或硕大的艺术花插，鲜花（偶尔也会是绿色观叶植物）更是一种"你我皆活"的象征。有的时候利益需要协调的不止是两方，那谈判桌的样式就会很特别，当年美国结束越战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和谈，那谈判桌的摆法就格外有趣。关于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第一轮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完事后那谈判厅对外开放参观，我虽没去，却对向公众开放这一措施十分赞赏，我希望参观者不要把注意力仅仅放在厅堂的华丽气派上，最好能围着那谈判桌多绕几圈，想想人跟人能沟通，能互让，能令世界和平，生灵不遭战火特别是核火，永离恐怖，该有多好。
我小时候，常玩打仗的游戏，当然是"你死我活"的玩法，遇到"饮弹而亡"，模仿电影里的套路，如扮"我军"定是英雄无悔的壮烈牺牲相，如扮"匪军"则满脸怪相哇哇乱叫最后麻袋般倒地。现在的孩子很少做这种游戏了。那天听一位中学教师说，她班上的一些孩子有天放学后忽然把课桌并成一长条桌，居然玩起了"谈判桌边两边坐，各自都把条件摆"的游戏，有扮"主谈"的，有扮"副手"、"随员"的，有扮"翻译"的，更有扮"记者"拍照录像后被扮"保卫"的请出"谈判厅"的，噫，似模似样地从坚持与让步的磨合中"寻求各自利益最大化"，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一幕！人类进步的"青萍之末"，此之谓夫！
贵的停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