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载北京、上海的几个演出团体都将演出安东·契诃夫的剧作。我觉得这是一道福音。浮躁的世风需要清新的艺术帮助廓清。契诃夫的全部作品，包括小说和剧作，贯穿着一个永恒的主题，那就是反庸俗。在庸俗招摇过市、膨胀无度的当下，契诃夫作品绝对是宝贵的精神资源。
契诃夫的作品大体上都属于现实主义的范畴，他的剧作设定的舞台节奏就是生活本身的自然节奏，但他那现实主义又超越了古典现实主义，拿他剧作的设定节奏来说，有点像后来的现代派艺术家把马桶搬到展览厅里，实际上已经具有对传统戏剧的颠覆性，骨子里是相当前卫的。
契诃夫的剧本文字优美，仿佛散文诗，可读性很强；可演性呢，稍微知道一点他那个时代戏剧史的就都记得，因为缺乏他以前那些舞台演出中惯有的"戏剧性冲突"，又没有什么怪异的场景、角色，表现的就是最常态的生活和人物，因此，他的剧作首演往往都是大失败。像《海鸥》的首演，还没演完观众就不耐烦地发出嘘声，躲在剧院角落里观看的契诃夫溜出剧院后，在冷风里沿着河岸悻悻地踽踽独行许久，从此加重了肺部疾患。有史家说他的英年早逝，与此次失败的打击有直接关系。
其实排演他剧作的都是最杰出的艺术家，丹钦柯、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等等，但总得是经过一次甚至两三次失败后，最后才能让观众接受他的剧作。可是一旦成功，那就不是一般的成功，观众会在感到耳目一新、润心沁肺之后，起立鼓掌欢呼，令演员多次谢幕，久久不愿离座散去。
契诃夫剧本中经常会有这样的舞台提示：停顿。这停顿多半设置在内心丰富、人格高贵的角色的台词中间或结尾。丹钦柯和史坦尼斯拉夫斯基都曾说过，导演契诃夫剧作的成败，关键的关键，就是处理好那停顿；对于演员来说，在进入人物的精神世界后，顺其心理流程，自然停顿，则是演技的最高境界；而对于观众来说，在那样的停顿中感受到一种难言的诗韵，则是消魂的享受。
要说庸俗与高雅的分界，在于懂不懂得、能不能进入诗境，这一点人们是比较容易接受的，但高雅之上还有高贵，这个贵不是指物质上的富有，而是我们常说的那个精神贵族的贵，是否进入了这个贵的范畴，其分界，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看其心灵是否会有自觉停顿的生命节奏--这一点，恐怕就不是每个人都能心领神会的了。
心灵的自觉停顿，会形成语言的暂时中止、交流的临时切断。在那停顿中，不仅是咀嚼自然与人生中的诗意，可能还会对社会与人生中的悲惨不公沉吟深思，对庸俗噬人的深切戒惕，对美好向往沉沦于"几乎无事的悲剧"中的悲愤，对人性深不可测的惊悚喟叹，对生存的终极意义的再一次执拗叩问……
以《百年孤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用好几年的时间实行"文学罢工"，对此我一度大惑不解：写作是天赋人权，又不是为雇主打工，如果是为表达政治抗议，那么，你罢笔不写不正中你敌人的下怀么？但是我后来理解了，这罢工其实就是他高贵的停顿，在这样自觉的心灵调整中，他把对社会、人生、宇宙、真理的认知，提升到一个更富诗意的境界，一旦中止停顿，重新启动语言与行为的枢机，那么，所呈现出的文本与状态，肯定令人们刮目相看、肃然起敬。
像我这把年纪的人，很少去酒吧。那天一对青年朋友动员我无妨跟他们到酒吧坐一坐，他们有小车，移动方便，我就说这样吧，你们把我拉到几处有名的地段，多进几个酒吧看看，也算展拓我的视野吧。后来他们就带我去了三处地方，前后进了七八家酒吧。每到一处，他们都热心地提醒我注意观察其装潢特色，以及总体情调，我当然也就依他们指点一一领略，但他们总觉得我有点心不在焉。我们又坐进车里以后，他们说难道这么多家里头，就没有一家您愿意多坐一会儿的吗？我说比较后，觉得有一家不错，无妨再去多坐坐。他们问是哪一家？为什么我喜欢？
我说出那名字，他们不解，说那家装潢很一般，情调也未见多么幽雅。我告诉他们，我每去一家，观察最仔细的是里面的客人，有的全是豪客，欢声笑语，浪谑嬉皮；有的多是恋人，甚至同志汇聚，甜蜜有余，诗意欠缺；有的多是扎堆谈交易；有的只见抑郁独酌者……而我喜欢的那一家，虽然当时只在那里坐了约20分钟，发现左近大都是两三人小桌喁喁对谈。而最妙的是，我发现好几组对谈者，都有自然的停顿，那停顿也许只有一两分钟，但他们的面容望去都格外平和，恬淡中自有一种难喻的韵味，估计他们是那家酒吧的常客，能长期吸引懂停顿的客人来聚，可见其品位在一般之上……后来那对青年朋友不辞来回奔波，又开车找到那家酒吧，我们进去在恬静的氛围里，进行有停顿的交谈，那段时光里，不知不觉地，都成为契诃夫剧里的角色了吧。
醋栗的滋味
那天跟一位老相识在街上相遇，互问"哪去"？自然都不过是"遛遛弯儿"，但他跟我说了没两句话，就急着往公共报栏那边凑。我有点好奇，他家里赠报很多，何必还要到街上来读报？不免也就去那报栏浏览，这才发现是那报纸上刊发了一篇他的文章。不用问，我理解，这张报一般是不赠阅的，报亭也无零售，大概编辑通知了他这天发表，但样报要过些天才寄得到，所以他是来先睹为快。他也算著作等身的人物了，对自己新发表一篇文章仍充满了孩子游戏中胜出的喜悦，满脸幸福的波纹，这令我始而惊奇，继而感动。
我感动，是因为忽然悟出：幸福是一。
当然，这感悟也是集中了其他若干浮上心头的旧事新例。有回一位同龄朋友打来电话，说他真是幸福极了--一本他久想找出的旧书，终于在这天从他万册藏书中"浮出水面"，仅仅为这样一件事，他就幸福到必欲给朋友打电话报喜的地步。还有一位老大姐，给我寄来一张书法，上面只有一个繁体的"飞"字，附信说她得意之极，因为终于写出了这样一个好字，要我与她分享幸福与快乐。孩子辈也曾跟我表露过为当天的一件小事而深感幸福，比如用最简捷的巧法排除了电脑的故障；在本以为必然是大堵车的时间和路径上居然一路畅通提前到达目的地；在生日那天收到平时最合不来的同事的一件自制的小工艺品；在出差的飞机上旁边恰巧是位新西兰小姐，双方用英语聊天忘却疲倦……
把幸福的感觉锁定在一天里的一件事上，没有大事锁小事，连小事都没有那就锁定在美好的一瞥一闻里，的确是一种维系好心情的妙方。针对时下人们容易焦虑多半浮躁的心理状态，提供对症的心灵鸡汤，已经成为一种写作与阅读的时尚。仅从与老相识报栏附近邂逅一事，联想开去，我不也就能烹制出一锅心灵鸡汤吗？《幸福是一》难道不是绝好的题目？想想也是，倘若一天到晚总把幸福的目标设定在将来，设定得非常宏大，似乎只有在久远的未来实现了"一万"甚至于"一亿"才能产生出幸福感来，那岂不是将自己浸泡在了永难消退的沉重与愁闷之中？
常饮鸡汤，无论肠胃的还是心灵的，是小康人士的习俗。小康人士的焦虑，多出于"比上不足"，以及因还贷、人际、家庭建设、子女教育投资与期望等方面的压力，还有情感方面的不满足或不确定，提醒他们"幸福是一"，抓住每天至少一件开心事，立足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放眼未来，满心彩霞，的确是非常香美的一锅心灵鸡汤。
但是忽然想起了安东·契诃夫的那篇《醋栗》，找来重读。契诃夫不炖鸡汤，他给予我们心灵的不是漂油星的营养液，而是在惊悚中提升的鞭策。这篇小说里写到一位当时社会里的小康人士，他有了自己温馨的小巢，有胖厨娘和大肥狗，有不小的花园，最令他得意的，是他在花园里栽下的醋栗终于有了头茬果实。"幸福是一"，他的"一"就是那醋栗，面对厨娘送到他眼前的一盘醋栗，他"笑着，对着那些醋栗默默地瞧了一分钟，眼里含着一泡眼泪"，在一颗颗地往嘴里送那些果实时，不住地喟叹："啊！多好吃啊！"契诃夫通过小说里另一人物这样批判："我看见了一个幸福的人：他的心心念念的生活目标已经达到，他所需要的东西已经到手，对他的命运，对他自己都很满意。不知什么缘故，往常，我一想到人的幸福，就不免生出一种哀伤的感觉；这一回，亲眼看到了幸福的人，我竟生出一种跟绝望相近的沉重感觉。"这篇小说写于1898年。七年后圣彼得堡的工人大请愿沙皇命令开枪镇压，史称"黑色星期日"，19年后接连爆发"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那以后《醋栗》所写的那种小康人士该面临怎样的处境？在那连串的社会大动荡大颠覆前夕，契诃夫于1904年去世，他真是"于无声处听惊雷"，以这样的作品警示人们，特别是沉迷于小我世界的"一盘醋栗"的小康人士：幸福不能只是自己的"一"，一个自己温饱或者说已经超温饱的小康人士，应该有社会关怀。他在此后的《新娘》等作品里，更为小康者指出了投向改造社会使其达到公平合理的历史潮流的人生方向。契诃夫不是革命家，他的思想也还不是激烈的革命观，但他那吁请人们突破"己一"的幸福观，而去寻求群体"万福"的人道情怀，至今仍闪烁着神圣的光芒，那是任何鸡汤的色香味都无法企及的。
感谢契诃夫，贯穿在他所有作品里的反庸俗主题，跟爱与死一样，是文学艺术的永恒主题。
我们曾经历过一段严厉压抑甚至试图消灭自我意识的年月，在那阶段的极左思潮冲击下，任何"己一"的幸福感都只能是一种罪感，似乎我在这边喝了一碗鸡汤，都会立即延缓比如说非洲那边生活在水深火热里的劳苦大众的解放日程。改革开放奔小康，使我们从极左的桎梏中获得了身心解放，像我这篇文章开头所引述的种种"己一"幸福感，都是时代进步催生出的健康心理花朵。放心地饮用滋养身体和心灵的鸡汤吧。但应该把"幸福是一"和"幸福更是万"的意识融合起来。"幸福是万"的意思就是应当有社会关怀，自己先富了，别忘了那些还等着后富一步的人，自己小康达标了，要懂得如果小康群体只是大富和贫穷之间的一个瘦细脆弱的衔接颈，那么，就会有一朝断裂的可能。构建一种把"己一"和"万福"统一起来的幸福观，也许不像呷鸡汤那么便当，却是我们都应该努力的。而在这种努力中，记住契诃夫笔下那饱含自私庸俗成分的醋栗滋味是有醒脑作用的："那些醋栗又硬又酸。"
遭遇个性
早就知道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国有"新浪潮"电影出现，其主将德吕佛（FRANCOISTRUFFUT）拍了部极为出色的《四百击》（THE400BLOWS），但一直无缘观看，直到最近购到这部电影的光盘，才得一览究竟。这部黑白影片在摄影上堪称尽善尽美，特别是长镜头的运用，开一代电影语言之新风，尤其结尾一段，成为世界电影史上永留美誉的经典。但这篇文章不是谈电影，更不是研讨电影流派和摄影技巧的。这篇文章只想借这部电影为由头，来讨论一个教育领域的问题。
《四百击》这部电影的具体内容，是表现一个13岁的问题儿童的逃学经历。这样的学童一般被称为"问题儿童"，他们在课堂上坐不住，对老师总有种对立情绪，不服管教，成绩自然也差；在家里，他们往往不能得到父母真正的关怀，要么与父母关系紧张，要么就是互相以谎言来敷衍相处；在校外，他们惹事生非，甚至在逃学的过程中会违规犯罪。影片里的学童安冬尼因偷盗父亲供职的银行里的打字机--虽然因销赃失败而又将其送回--被送到了教养院，他在那里面也不思悔改，影片最后表现他逃离教养院，奔向海边著名的长镜头，正是用来表现安冬尼的这一段逃亡过程的。尽管影片始终以一种纯客观的视角来叙述，但看到这个结尾，所有的观众都会感到德吕佛是把同情心完全灌注在了安冬尼的身上。安冬尼疾风般跑过村落、田野，终于来到海边，似乎得到了解脱，脸上现出了朦胧的微笑，影片到此也就嘎然而止。
有评论家指出，《四百击》通过安冬尼的遭遇，抨击了陈腐的教育方式，张扬了个性解放的旗帜。其实，在各种样式的文学艺术作品里，以这样的视角来表现学校教育与学生个性之间冲突的例子很多，而且，把同情心放到有个性的学生一边，而把教师与教育方式乃至教育体制放到被质疑、被批判地位上的作品，不在少数。我们随便一联想，便能很快想出，比如中国古典戏曲中的《春香闹学》里大胆的丫头把腐儒塾师戏弄得狼狈不堪的场面，以及英国那部著名的小说《简·爱》里所描写到的女主角在寄宿学校被罚站板凳而决不屈服的情节。
我们都知道有各种各样的教育，对少年儿童来说，有一般性的教育，也有针对特殊对象的特殊教育。比如苏联当时就有过专门收留流浪少年（而且多半至少有轻微犯罪记录）的学校，在这方面有着杰出成就的教育家马卡连科还曾从切身体验里提炼出了一部作品《教育诗》，这部介于报告文学与长篇小说之间的著作在上世纪中叶曾在中国产生很大影响，直接有益于当时中国工读学校的教育。因为这种对特殊学童的教育与对一般学童的教育具有教育理念与教育方法上的共性，所以当时几乎所有从事一般性教育的中小学教师也都读过《教育诗》，并从中受到过不同程度的启发。这部如今看来已经老掉牙，而且被人们几乎遗忘的著作，其中有很重要的一个教育思想，就是一定要尊重被教育者。尊重什么？尊重其人格--除了统一的人格外，也一定要包括每一学童互不相同的个性。尽管苏联已不复存在，但我以为马卡连科的这部《教育诗》仍应再版，仍可作为与德吕佛的《四百击》等作品并列的参考资料。
上世纪，在发动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曾与他的侄儿毛远新有一次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那次谈话充分昭显出毛泽东本人从少年时代就形成的强烈个性，那就是反权威、反潮流、反规范、反束缚，正是在这种个性的参与下，他才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成就了那样业绩。但是，那次私下的谈话后来被推广为一种普遍真理，在文化大革命中起到了摧毁正规教育的作用，不但并没有使参与"教育革命"的学生获得真正的个性解放，反而使其在一片混乱的文化废墟中更加迷失了个性。毛泽东的这一私下里包括反对一切考试，"抄一遍也好"，强调自学以至鄙视教授等激烈内容的谈话，现在很少再有人提及，更谈不到对之做学理化（比如在心理学领域）的研究。其实，如果不把其作为必须严格加以推广执行的"最高指示"，而当做在教育与个性的关系上的一种基于浪漫情怀的一家之言，那就也跟德吕佛的"新浪潮"电影《四百击》一样，是一种独特的参考资料。
在文化大革命末期，北京还有所谓"黄帅事件"，这个反"师道尊严"的事件因为出现在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并且被纳入了"批林批孔"的政治框架之中，因此演变成"教育革命"中更大的一次灾难--几乎所有学校的玻璃窗都被学生以革命的名义砸得稀烂精光。事过境迁，人们大都不愿意再提起这回事儿。其实，如果把这件事从那时的政治中剥离出来，黄帅作为一个小学生，她在日记里对那位与她产生矛盾的教师所表示的不满，以及教师对之所做出的反应，是这样一个问题--施教者遭遇学生个性后产生出磨擦与碰撞。
现在中国的教育模式以及教育界状态有了很大的变化。一般九年制义务教育中，"问题学生"或许较多，其实"问题学生"的问题往往并不一定是个性问题，其本质可能更多地在于家庭和社会的不良影响，并且本身也可能确实存在一定的道德品质缺陷。现在的高中教育，特别是一批民办高档学校（有的从小学到高中各年级都有），因为生源或者是自身优秀，或者是送他们来就读的家长热切地企盼他们优秀，再加上入学都有一定的选优程序，因此，学生一般很少出现课堂纪律问题。像《四百击》里安冬尼那样的故事可谓罕见，再加上无论是毕业后想考上国内的名牌大学，还是想成为"哈佛女孩刘亦婷"的同类（据说《哈佛女孩刘亦婷》那本书已经发行达100万册，购买者大都是这类学校的学生与家长），都必须老老实实地准备考出好分数，尤其像"托福"或者"雅思"，要想顺利通过那就必须很好地与教师配合，并且发奋努力。在付出了相当高昂的学费以后，还要在学校里按毛远新记录的那个谈话来对待教师和功课，或者还要酿成"黄帅事件"，高举反"师道尊严"的旗帜，与教师关系紧张到砸教室玻璃以泄愤，或效仿当年的"白卷英雄"张铁生那样对待考试，恐怕都已是不但绝不愿行也不可行，成为简直不可想象的事情了。
然而，在实施教育过程中，教师遭遇学生个性，产生磨擦碰撞，中外古今皆然，现在无论是怎样的学校，也概莫能免。教育，尤其是小学和中学教育，其重要功能，是使成长中的个体生命接受群体积累的常识，以及接受"合群"的基本训练，这从根本上说，是对学生个性实施一种必要束缚。过去中国民间，大人把小孩送去上学，常说成是"牛儿拴鼻绳了"，就体现出这样一种认知。但学生的个性是各种各样的，有的比较容易就范，有的可以把个性深藏起来，有的就难以收敛个性棱角，因此与教师磨擦碰撞。
近年来多有介绍西方国家教育状况的文字，尤其是介绍美国的中小学教育。往往报导那边上课时教室里一派活泼气氛，桌椅可以不必整齐排列，教师教学如同带着学生做游戏，学生则完全不必正襟危坐，自由发言，热烈讨论。一句话，那是尊重个性的教育，重素质提升而轻表面成绩，这类文章对之多是一唱三叹的基调。其实即便在美国，小学和中学教育也还是贯穿着把个体训练为能与群体、社会和谐存在这样一种将个人规范化的明确目的。而美国学校里也经常会出现校园危机，严重的甚至使用真枪实弹，流血死人。而究其深层缘由，则是某些个体生命的个性在被驯服过程中感到压抑得再难忍受，于是陡然恶性爆发。
我们必须坦率地承认，任何一种教育必给予受教育者个性一定程度的压抑。我自己当过学生，虽从未因内心的压抑愤懑公然反叛过，但那种个性不得充分舒张的记忆铭心刻骨至今未褪。我珍惜自己曾有过的为维护个性尊严而进行的内心挣扎，也同时感谢好的教师在潜移默化中提醒我作为一个社会成员不得不进入最基本的群体规范，懂得了在这种归依中适度收敛我的个性锋芒不仅利群，而且也利己。我也曾经在一所中学任教，我遭遇过学生相当顽强的个性抵触，也曾在与之磨擦碰撞的过程中两败俱伤。但我任教不久便很快能意识到知识可以传授，规范可以推广，而千万不要试图去改变学生的个性--那其实是不可能加以改造的，如果你以为是改造成功了，那么，要么是那学生以高超的虚伪蒙蔽了你，要么是那学生在你启示下懂得适度收敛外凸类的个性，于你于他人于社会以及于自己都有益无害。
对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出现的民办高档学校--一度被称为"贵族学校"，那显然是不恰当的符码--我了解甚少，但我愿提醒这些学校的人士，即便在你那校园里没有明显的纪律问题或师生冲突，而且办学者、众师生，还有身不时时在而心却时时牵的家长们，在争取一个透过高素质好成绩而获得一个好前程这一点上有着最大最高的利益趋同性，却也不可能没有潜在的遭遇个性问题。对个性的尊重开放如何与对公性的训练约束掌握得恰到好处？过分恬静安适，充满悦耳读书声的校园，是否遮蔽了若干深层次的问题？而个性在无形压抑下的自动蛰伏，是否会在学生的未来生命阶段突发为悲剧事件？写到这里我想到大约十来年前发生在美国爱荷华大学的卢刚杀人事件，杀人者在此前不但绝无犯罪违纪前科，而且一直被认为是品学兼优，所以特别值得做深入的个案研究。或许，在即使完全没有表面化的个性冲突的情况下，施教者也主动爽性把个性问题这层"窗户纸"捅破，甚至和学生一起加以讨论，达成某种共识，才是素质教育达到高级阶段的标志之一。
制造机器人--或者叫人工智能物--尽管需要非常高超精细的科学技术，但毕竟没有什么个性问题来添麻烦。教育活生生的人，将其训练成可供社会使用的"人才"（或"人材"），则总会有个遭遇其个性的问题。我不知道在教育学领域里，这个遭遇个性的问题已经有了哪些研究成果。我企盼有关人士能重视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
落下脚跟
最近接连看到两篇文章，都强调作家应该站在穷人一边。两篇文章发表在不同地域的报纸副刊上，作者并非一人，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议论出现,是因为现在--准确地说应该是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文学创作上--也不仅是文学，包括影视等艺术领域--出现了越来越"媚富"的苗头--现在应该说已经不是苗头，而是相当茁壮地成长着的大树了。讲述近20年先富起来的人的故事，把致富者放在叙事的中心地位，企图引导读者或观众与他们的喜怒哀乐心弦共振。这样的文本颇为不少，可惜成功的似乎还不多--有部长达百集的肥皂剧，淋漓尽致地表现那已然富起来的男女，怎么在堂皇的经理室与豪华的别墅里遭遇事业的磨难与情感的波折。也不能说那不真实，但可惜的是，无论是其中所包含的生活真实，还是艺术家努力营造出的艺术真实，费了100集的工夫，依然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因为我们的社会是从否定市场经济转向肯定和大力推行市场经济，那么迅疾地发展着，所以文学艺术里，也便出现了一股把近百年率先在经商上取得成功的个人及其家族，加以挖掘、重塑、弘扬、光大的，不能算太小的浪潮。光是取材于全聚德发家史的话剧、电影就各有一部，而且从立意和艺术上都获得好评。这几天晚上，我还在电视上看到一部从长篇小说改编过来的，讲瑞蚨祥绸缎商发家历程的连续剧。似乎各地都有积极为本地历史上的富商巨贾树碑立传的作品出现，像关于山西钱商、徽州商人的作品，我都有些印象。尽管出现了我上面所说的，吁请站在穷人一边的声音，但我相信，为历史上的富人和如今的新富树碑立传的作品还会陆续出现。而且其中也一定还会有某些获得较广泛好评的作品--因为即使是这其中比较蹩脚的作品，也懂得对作为主人公的富人，要写出其社会评价的多面性，以及命运的诡谲与人性的复杂--我预测，写富人发家艰难的文本，经历了多年的阶梯式发展，在新的世纪里，可望会有新的突破。
一部作品，是把富人当主人公，还是把穷人当主人公，这基本上只是个题材问题，或叙述角度问题，作家愿意怎么选材，愿意怎么叙述，应有充分的自由，似乎没有争论的必要。上面提到的两篇文章，似乎也不是简单地反对把富人当做主人公，或叙述策略上选取了以富人角度"主述"的方式。他们的批评前提是：作家同情心倾向哪一边？在他们看来，有些作品确实是脚跟站在了富人一边，美化富人，崇富、媚富，因而成了问题。
要说时下写富人没写成功的作品，是作者的立场出了问题，恐怕是不准确的。就政治立场而言，他们甚至应该率先得到肯定--他们的积极表现在改革开放大潮里先富起来的人物，不消说有近距离配合政治宣传的，起码是潜在的动机；而将老祖宗里的市场经济先行者加以拂尘涤垢，特别是展现他们的坚忍的创业精神，又特别是表现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传统道德和爱国主义的正气豪情，又不消说有以古喻今--或者说是以古励今--的政治热情。他们的问题，恐怕并不在选材的"穷"与"富"上，而是疏离了文学的本性吧。
作家站在穷人一边，是否就进入或至少接近了文学的本性呢？似乎也不能这样简单化地理解问题。中国古典小说的瑰宝《红楼梦》里虽穿插了刘姥姥那样的穷人形象，整个儿却绝对是写富人的。西方作家像英国的高尔斯华绥著有大部头的为银行家树碑立传的《有产者》，德国的托玛斯·曼著有展现四代富商家史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就是旧俄被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激赏的高尔基，他虽有写穷人的小说《母亲》和剧本《底层》，却也有艺术上甚至是更精彩的写富人的小说《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福玛·高尔杰耶夫》和剧本《叶戈尔·布雷乔夫》，可举出的例子还有很多--这些已经成为人类文学经典的作品，尽管对笔下的富人持无情揭露与严厉的批判态度，却并不一定就是站在了穷人一边。比如《红楼梦》，作者是坚定地站在"金陵十二钗"那些贵族富女一边的，曹雪芹笔下的王熙凤，可恨可杀的一面写得淋漓尽致，然而其描摹中占据上风的情感倾向，还是将其视为可爱可叹甚至可敬可惜的巾帼英雄。
把穷人当主角，站在穷人的立场上写作品，从1949年到1976年，在内地是从事文学创作的ABC。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尤其是1985年以后，虽然文学新潮涌动，但当时形式上的突破，即所谓文本颠覆，给人的印象压过了选材上的穷富问题--无论是刘索拉笔下的"别无选择"一群，还是徐星笔下的"无主题变奏"一族，角色虽新，甚至论悖逆精神颇为富有，在物质金钱层面上也还属于囊中羞涩--1992年以后就不一样了，写富人、富人写、给想富的人看开始风行起来，而这也绝非空穴来风，大多并非向壁虚构--内地确实开始出现自1949年后拥有个人财富量令人咋舌的一个小群体。而尚未能拥有那么多个人财富的绝大多数人群里，不少人也不知不觉地形成了以个人财富为成败荣辱标准的价值观念，尤其是年轻的一代。中学生填写表格，遇到"成分"一栏，问家长："咱们家什么成分？"告曰"贫农"，或"城市贫民"，这在1949年到1978年之间，一定会引出自豪感，在1992年以后却反而引出了浓酽的自卑情绪--"咱们家怎么会不是富农呢"、"爷爷当年为什么不是资本家"。在这样的社会心理背景下，出现慕富、颂富、渴富、媚富的文学艺术浪潮，出版者格外积极地"卖富"，消费者以此"先从心理上富起来"，买卖双方互动激励，一时形成繁荣局面，说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宿命，也不为过。
所以，与其说是一些文学艺术家在创作中出了问题，不如说是我们社会还没有调整好价值观念，没有解决好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特别是在获得财富的起点上和过程里都不够公平的这个至关重要的、笼罩着一切的大问题。关于穷人与富人、精神与物质、道德与利润……人们的认知上出现了大混乱，"福布斯"对每一年度世界首富的排名，比"格莱美"对流行音乐的排名或"奥斯卡"对商业电影的排名，在内地似乎更为人津津乐道。2000年报纸上又开始了关于"知本家"的宣传热潮。据说最能利上生利的本钱已经不是"资本"而是"知本"，因此进入尖端学府掌握尖端科技拿个尖端学位谋个尖端科技的营生，对于正培养着子女的父母，还包括其祖父母外祖父母，成为了既紧迫而又持续焦虑的人生职责--可是，国家的教育管理部门却又在大张旗鼓地实施为中小学生"减负"，往往是同一张报纸的这个版面上在宣传"减负"，那个版面上却在揄扬要成为"知本家"才叫有出息。两种话语之间尚不能圆成一个逻辑，存在着理路上的明显龃龉，到现实生活里，则就我所知，许多的家长宁信"知本论"而不大认同"素质教育论"，学校减掉的"负"，他们偷偷再加上去，甚至抱着"别人减了我加了，孩子考入重点中学、名牌大学，跻身'知本家'行列的几率必然增高，岂不便宜大大的！"一些课余去搞"家教"的大学生就告诉我，现在"家教"的卖方市场反而看好，正是提高酬金的大好时机！我说了这么多似乎与当下文学艺术无关的事情，其实哪里是无关，竟是息息相关，不信你等着瞧，以"知本家"为题材的摩登文学艺术作品，从小说到肥皂剧，很快便会源源上市。
情况很复杂，因素很多且缠夹不清，也不能轻率地责备谁，就现象而言，近八九年来，不少作家以及扩而大之到不少的文学艺术创作者，再扩大到不少的文化人，在社会转型的巨变中，随着整个社会价值观念的破裂、漂浮、混乱、暧昧，落不下自己的脚跟，踮着脚尖一路小跑，企图"跟上时代的步伐"，结果是气喘吁吁，撂下一串撰写的或主编的应时出版物，而终究还是没有找到自己最恰切的站位，旁人看过去，那跑出的轨迹连合不拢口的圆圈也不是，甚至很像是"九连环"似的"乱步"。
就眼下文化格局特别是文学格局而言，用多元形容，绝不为过。有人可能不大同意用"多元"而主张用"多样"。但既然《谁是最可爱的人》和《许三观卖血记》，还有比如说《芙蓉镇》和《金光大道》、《看上去很美》和《第二个太阳》、《青春之歌》和新出炉的最年轻一代女作家的《糖》，都是我们书店里的合法出版物，一起陈列在那里供读者或者说文学消费者自由选择，你总不能说它们的区别只是不同的"样"，而不是全然不同的美学"元"的呈现。在多元的格局里，也很有些写作者颇为自觉地落下了脚跟，选择了自己的站位，轻易不再挪移。稍稍加以观察，就可以发现，其实在"写富人"和"写穷人"的选择之外，还呈现出了许多种另外的选择，比如"写自己"，而那"自己"可能比起学识财富双匮乏的穷人是富裕多了，但比起精神物质双富有的人来说，则又显然有所不足，如非加以归类，可能就是所谓的"中产阶级"吧，当然，就属这"中间谱系"的色彩最丰富，从中规中矩的道德守望者，到乱性嬉皮的悖德而自傲的角色，林林总总，无奇不有。还有抨击官场颓风和揭露腐败现象的，虽然有的仅是"照景实录"，或以包公式的清官来收拾触目惊心的腐败残局，就文学性本身而言，究竟高下如何还需个案评析，但这些作品无疑也可以算得是站在了穷人（国企下岗职工、城市低收入者、社会无业人员，特别是他们当中的被迫害被冤屈者）一边，至少是替他们出了一口恶气。
但既然出现了吁请站在穷人一边、抨击"媚富"的声音，可见在多元的格局里，如何确定写作者的价值标准，脚跟落下在什么坚实的东西上，确实构成了一个当下应该加以讨论的问题。
上面已经提及，我思考的结果是，写富人也好，写穷人也好，写中产阶级人士也好，写经济面目不清的自我或他人也好，都只是个选材的问题，如果写得不成功，各种原因之中，最主要的恐怕是没能进入到文学的本性之中。
文学的本性，其实在认知上，也从来都呈现着多元的见解。依我看来，"媚富"固然令人皱眉齿冷，"媚穷"也未必就可取。作家写出的文本可以不动声色，看不出倾向性；如有情感的倾向性，比如就同情心而论，能把同情心奉献给穷苦一方，不消说是好的。但正如上面已经提及的《红楼梦》，曹雪芹在被打击的穷丫头坠儿身上所表达出的同情，远逊于做过迫害尤二姐及若干亏心事的富婆王熙凤，你可以说，曹雪芹这样写可能在道德导向上存在一定问题，但在进入文学本性这一点上而言，他对王熙凤的塑造，应该说是达到了100的满分。
就我个人的美学取向而言，我最仰慕的，中国是曹雪芹，外国则是旧俄的陀思妥也夫斯基。
陀氏的处女作中篇小说，巧得很，题目就是《穷人》，那当然是"站在穷人一边"，其对穷人生存困境的同情，也是溢于字里行间的，但是，倘仅仅达到这个份儿，恐怕也只能算是一个良好的作品罢了，可是《穷人》却达到了优秀，为什么？因为作为一个文学作品，它深入到了文学的本性之中--对人性的挖掘，它在描摹主人公的穿越穷困以及真诚的爱情向往时，也揭示了他心灵中令读者读来因不忍而颤栗的卑微。他的第二部作品，也是他的头一部长篇小说，题目也很直截了当，就叫《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我以为，光是这个题目，就值得我们一再体味，如果你真想同情自己以外的人，那么，说穷人其实并不一定准确，那些明明有工作能力，甚至身体比一般人还康健，却偏偏去做职业乞丐的穷人，你恐怕就很难站在他一边，给予他你宝贵的同情心；说失败者，也一样不一定准确，希特勒和江青都是失败者，怎么能站在他们一边给予同情？陀氏这"双被"的提法，准确极了。脚跟落在"双被"者一边，是一个至为准确的站位，体现出了作家向社会不公发出呐喊的艺术良心。但陀氏的了不得之处，是他在抨击、批判侮辱损害别人的富有者，对"双被"者给予充分同情的时候，还能撕开"双被"者那甚至是相当清白的灵魂，加以无情的拷问。这就是文学的"正经活儿"。
在《罪与罚》里，他更表达出"双被"者也应有面对自己灵魂、勇于救赎的精神，那样的一种令人不能不掩卷深思的沉痛吁求。陀氏有时也把富人当做作品的"一号角色"，比如《白痴》，当然那主人公梅斯金公爵是一个富人中的异数，他无论是在贫穷状态下，还是在突然获得大笔遗产暴富之后，都始终保持着孩童般的水晶心，这恐怕是作家以一己的理想虚拟出的人物，但因为该作品的叙述技巧很好，这一人物居然也还血肉丰满，有相当的"蒙蔽性"。不过统观这部作品，最令读者心灵颤栗的，可能还是那个退休将军的儿子，相对贫穷而不甘贫穷，在金钱的利诱下，灵魂如同麻花扭动般痛苦的、给害过自己父亲的现任将军当秘书的加利亚，陀氏对他的刻画真可谓力透纸背、入木三分。陀氏创作的最高峰是《卡拉玛卓夫兄弟》，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把一个最颟顸卑污的灵魂，给了一个似乎是几个主要人物里最穷、并且乍看上去也最符合"双被"标准的、老卡拉玛卓夫与最污糟的女性在最不堪的情景下所生下的那个私生子，陀氏是在引导我们超越贵贱贫富，去痛苦地探究人性的永恒秘密么？
要解决社会不公的问题，割除腐败、组织好社会生活，使"双被"者不再"双被"，使为富者能仁，贫穷者能脱贫，说实在的，文学，加上其他的艺术门类，甚至再加上学术界的研究探讨，恐怕铆足了劲儿，所能达到的实效也毕竟有限。就文学而言，它的本性，恐怕还不是救世，而是净魂。这净魂的含义里，也不仅是灵魂的拷问与救赎，还应有生命诗意的开掘，与文字美感及丰富象征的营造--如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所达到的。陀氏的作品里有一部《恶魔》，曾把旧俄的革命家们气了个仰翻，因为在那部作品里，陀氏把口称为民请命的革命精英，刻画为虚伪的权力欲者，这部作品在"十月革命"后很久都不能再版。这件事情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但我们至少可以从中悟到，文学家的站在"双被"一边，那思路、方式与终极诉求，是可能与要彻底清洁世界的革命家很不一样，乃至发生抵牾的。
反省自己，在近20年的社会风云变幻中，也有踮起脚尖不知该往哪个方向跑动，以至瞎跑了步子的情况，但由于自己在大格局里越来越边缘化，也就越来越没有害怕"落伍"的焦虑，因此也就不再踮起脚尖喘吁吁地随潮，并在一再思考中，渐渐选定了自己的文学站位--落下脚跟，立马遍体清凉。当然，由于自己的青春期里没赶上好时候，自己运气又不好，学养见识都比较欠缺，尤其是，最根本的，自己的灵气可能先天就未必上佳，加上年龄逼近了花甲，在这个选定的站位上，究竟还能写出些什么文字，不敢自诩。只能对自己说：努力！同时，把自己的有关思考，写出如上，或许对某些人也还有些参考价值吧。
远看皆风景
1
一位大学生来找我,说要讨论《二十四孝》的问题，我吃了一惊。1949年才七岁的我，生长在红旗下，没有念过旧式私塾，后来又经历了一波汹过一波的政治运动，到24岁时更赶上了文化大革命，被席卷于"破四旧"的狂飙之中。那以前，没读过也从未想去读《二十四孝》，直到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我才头一回读到过完整的《二十四孝》。我青年时代对《二十四孝》的了解，是通过鲁迅先生的著作，他那《朝花夕拾》的集子里，有一篇是专门抨击《二十四孝》的，但他那文章里并没把二十四个宣谕孝道的故事引用完全，所以我在很长时间里一直不知道那全部的孝子究竟都是哪些人、做了哪些事。
来找我的大学生当然也读过鲁迅的那篇文章。他对我说："鲁迅先生那个时代写那样的文章，可以理解。但那文章是片面的……"我强耐着性子听他把话讲完。据他说，鲁迅先生最反感的两例，"郭巨埋儿"确实是百分之一百的糟粕，哪有为了保存老的消灭小的这样的道理？不要说人类，就是一般生物，为了种的遗传，总是要舍老扶小的。另一例，"老莱子娱亲"，鲁迅先生也指出，最早《太平御览》所引的记载，是说他"常著斑斓之衣，为亲取饮，上堂脚跌，恐伤父母之心，僵仆为婴儿啼"，这虽多少有些肉麻，但事情的本质是随机应变，似乎也不必对之深恶痛绝。后来元代郭居敬编写《二十四孝》，将其发挥为"诈跌仆地"，鲁迅先生因此才痛斥道："无论孝顺，无论忤逆，小孩子多不愿'诈'作……道学先生以为他白璧无瑕时，他却已在孩子的心中死掉了。"另外，宣扬迷信的"哭竹生笋"和"卧冰求鲤"，也遭到鲁迅先生的抨击嘲讽。
那位大学生说，他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二十四孝》的。所谓"孝"，指的是年轻的生命关爱老龄的生命。当今的人类社会，进入了"亚高龄社会"状态，中国也不例外。因此，全人类此前的有关"长幼协调"的文本，皆可作为借鉴的资源。从这个角度来研究，《二十四孝》是列为首批选用的"可利用资源"之一。他说着拿出一张单子给我看。原来，他已从统计学入手，将《二十四孝》里的二十四例"孝行"，分类排列于下：
应予完全否定的：郭巨埋儿
意愿可取，而事例的成功几率奇低，属于宣扬神迹迷信的：涌泉跃鲤、哭竹生笋、卧冰求鲤、刻木事亲
出发点可取，而沦于低级趣味的：戏彩娱亲
应予基本肯定的：孝感天地（虞舜耕于历山，养活全家）、鹿乳奉亲、单衣顺母、卖身葬父、行佣供母、怀橘遗亲、闻雷泣墓、盗蚊饱血、尝粪心忧、乳姑不怠、弃官寻母
可以全盘肯定的：为亲负米、亲尝汤药、拾葚供母、扇枕温衾、扼虎救父、亲涤溺器
不可视为迷信，可以找到遗传学与心理学依据的，富有浓烈人情味的：啮指心痛（曾参采薪山中，家有客至，母无措，望参不还，乃啮其指，参忽心痛，负薪以归，跪问其故，母曰：有急客至，吾啮指以悟汝尔。）
据他这样一算，因为反人道而纯属糟粕的只有一例，只占5%；含迷信观念和低级趣味的加起来五例，占20%；能够肯定的，即在今天仍可作为协调代间关系的"可利用资源"的例子，竟有"十八孝"之多，占到75%，即四分之三！
对这位大学生的研究，我始而愤懑气结，继而摇头叹息，末后我对他说："当年鲁迅先生，还有一批'五·四运动'的健将，他们对那支撑了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旧礼教、旧道德、旧书旧文，真是怀着深仇大恨啊！他在《狂人日记》里借主人公的口说，几千年那超稳定状态的封建社会的历史，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但仔细看去，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他写《二十四孝》一文，是1926年了，而且整个《朝花夕拾》的文本，比《坟》、《呐喊》已经平和多了……但鲁迅先生已然彻底全盘否定掉的东西，你现在怎么能这样毫无心肝地去……搞什么'定量分析'，捞取什么'可利用资源'啊？！"
大学生只是望着我微笑，倒很有点"二十五孝"，不，"十九孝"的劲头，他耐心地对我说："鲁迅当年对封建礼教的那些批判，其文本价值永存。他的那种片面，是时代激情的片面、进步的片面，应当理解，并充分肯定。你们那一代人，对凡是带'旧'字的事物，'旧社会'、'旧中国'、'旧文化'、'旧文人'、'旧事物'……的反感，也确实是值得尊重的认知和情感。但是时过境迁，我们这一代人，必然要产生新的思路，而且，我们在追逐最新潮的事物，特别是外来--又尤其是西方--的种种最新的学术时尚与生活时尚的同时，也把离得越来越远的、旧而老的东西，当做最有趣的事物，从中捞取可利用资源……光举一个例子就够了，你看现在《老照片》那样的书卖得多火，而我们，最年轻的一代，是最大的购买阅读族群……您为什么还不明白呢？"
2
我为什么还不明白？
大学生走后，我一个人静静地思考了很久。
我重读鲁迅先生的《二十四孝》一文，发现他那文章开头起码有上千字是且顾不上斥《二十四孝》，而是切齿有声地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甚至于说："只要是对于白话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
"五·四运动"以后，白话文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谁算白话的谋害者呢？我一时还想不出来，但反对白话者，那可是一下子能想出一串来：林琴南、辜鸿铭、陈寅恪、吴宓……
现在大家虽然一提起鲁迅都是异口同声地表示崇敬，但是他对反对白话者的那种深仇大恨，究竟还有几个后人将之视为"可利用资源"呢？
相反，现在像我上面所提到的林、辜、陈、吴诸位，都出了新版的文集或专著，关于他们的传记、论说也层出不穷，热闹得很，而且正面评价如潮涌动，蔚成一时大观。而"五·四运动"时为推行白话文鞠躬尽瘁的健将，如钱玄同、刘半农等，真是萧条得很，他们的书有几本重印了？销得动吗？谁热心为他们立传、对之研究考评？甚至一些专业与其无关的大学生，简直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干什么的人。
陈寅恪对白话文的态度是最决绝的。他1949年"陆沉下的抉择"，是留在了内地广州，一直活到1969年，却始终不用白话文写作，并且不允许把他写的书用简体字、横排本印制。1996年一家出版社出了一套"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大系"，共收入20位学界泰斗的集子，编印都很严肃认真，我得到一套，其中陈寅恪一册使我对这位自关于其"最后20年"的传记出来后，因"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十个字而蜚声知识界的大学者，有了更多的了解，感到弥足珍贵。可是，不久就看见某报上刊登出了出版这套随笔大系的出版社的道歉声明，事情的起因是陈的遗属重申，绝不允许以简体字、横排本方式印行陈的任何文字。该出版社并表示将已印行的有白话文序跋、注释，并以简体字、横排本印制的陈的随笔集加以封存、销毁。
陈寅恪的名字和他那"十字箴言"，现在是任何一科的大学生都耳熟能详的，已成为常识范畴里的东西。白话不白话，如今已然完全不在眺望他那道风景的考虑之中。
3
是的，离得远了，当时是非谁管得？时间的筛子所留下的，只是现在时刻人们眼里的一道风景。
我1985年买到一册上海书店印行的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除了加上一个套封，基本上是"民国卅五年十一月增订本初版"的原样。那影印的原封面借用了晚清的一张时装仕女图，画着个裙裾下露出三寸金莲的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可是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光是《桂花蒸阿小悲秋》那样的标题，就让我觉得无比新鲜。但是，一位比我大20来岁的同行对那本书便怀有一种天然的反感。为什么反感？其实，张爱玲在那本书开头《有几句话同读者说》里，已有所透露："我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要辩白，但是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惟一的嫌疑要末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曾经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内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至于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
那位同行对我说："40年代初，我已经是个青年人，那时的情绪整个被抗日这件民族危亡的泼天大事笼罩着，就是爱好文学，也总喜欢那种与民族救亡有直接关系的激昂文字，对于张爱玲那种在民族危亡关头还只是津津乐道于'出名要趁早'，写些幽幽地弄骨牌、雇着奶妈抱孩子的富家女人的喜怨哀乐的文字的作家，实在是不能不鄙夷……当然，抗战胜利后，如果把张爱玲定成文化汉奸，我也并不赞成，她确实并没有去参加日本鬼子搞的那个什么'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她与汪伪政权的汉奸胡兰成有情爱关系，那确实也只是她的私生活，可是，为什么日本鬼子会把她列入那种会议的名单？她本人固然没有在汪伪政权里做事，可是直到抗战后胡兰成逃匿到温州，她还去寻找他，这样的'私生活'，又怎能不令人嗤鼻？更何况，50年代她跑到香港，后来又跑到美国，写了《秧歌》等大厚本的反共小说，思想不去说它了，艺术上也属于粗制滥造，怎么你这样的人，可以这些都置之不论，只是接受夏志清的那些评价，把她视为了中国现代最了不起的作家呢？"
张爱玲出版她那《传奇》时，我还不识字。我在成长期里，根本不知道有她这么一个作家。80年代一旦接触到她的作品，特别是被夏志清在他那本用英文写成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里誉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的《金锁记》，真感到眼界大开--文笔确实佳妙，光是开篇的那个比喻句："……30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就令人叹服。那位比我大20来岁的同行因为曾与张爱玲有过"共时空"的近距离观察，所以会有那样的主观感受。而我，因为离得实在太远，所以没那么些个"时代主流情感"的前提，张爱玲于我而言，只是一道提供审美愉悦的美丽风景。
4
进入21世纪，整个20世纪，包括那最后的10年，也一下子离得远了。
我想我的心态应该趋于成熟。那种在当时当境下形成的某些不容争辩的"定论"，并不是说要一律加以推翻。正如那位大学生对待《二十四孝》一样，他丝毫没有想否定鲁迅先生反封建礼教的历史性功绩，也并没有想亵渎鲁迅先生那篇激烈抨击《二十四孝》的文章的文本价值，但是他在远处看风景，结果看出《二十四孝》也并非一味地腐丑，从中还能提取出有利于现代"亚高龄社会"里，代间亲合的"可利用资源"。
因此，如果我在21世纪里遇到这样的"观景者"，提出一些类似的"观感"，即使我不能跟其达成共识，我至少不会再惊诧莫名。
记得我曾在外地从宾馆去往机场的一路上，看到不少乱扔的垃圾，还有被风吹挂到行道树上的塑料袋，搞得情绪非常地坏，那时觉得这片土地真是没治了！但是当我乘坐的客机升空以后，我从舷窗下望，映入眼里的是翠绿的田地、青黛的林带、齐整的公路、蜻蜓翅膀般的立体交叉桥、反射着天光的蜿蜒河流，以及簇簇彩色积木般的房舍、塔楼，都在说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毕竟不懈地创造着新的文明……
远看皆风景，不是说要在历史的疮疤和现实的问题面前闭上眼睛。
是要竭力从彼时彼境的局限性里跳出来，获得更宽宏因而也更大量的历史眼光，尽可能撷取一切可利用的传统资源。
是要在观察现实问题和展望未来时，获得更全局因而也更本质的景观，以保持应有的乐观信心与锐进气魄。
给平凡以价值
1999年好莱坞拍摄了一部《美国丽人》，"美国丽人"是美国一种常见的玫瑰花品种，那电影海报就突出着那样的一枝玫瑰花。影片里的玫瑰花，特别是飘飞与堆砌的玫瑰花瓣，有着多重的象征意义。这部影片给予了我很强的冲击力。所谓"美国生活方式"，曾是美国人引为自豪的，"冷战"时期，美国总统肯尼迪与苏联首脑赫鲁晓夫之间曾发生过著名的"厨房辩论"。美方的"杀手锏"就是美国人大都拥有设备齐全的厨房，并有丰裕的食品，可以享受到幸福生活；苏联呢，虽说卫星上天、军备强大，一般老百姓的厨房里却"盘中羞涩"。赫鲁晓夫当时恼羞成怒，他怎么驳斥对方的，我已不记得，但我却记得自那以后，赫鲁晓夫也就把苏联所要实行的共产主义，定位于彼时所有人都可以在餐桌上享用一盘土豆烧牛肉。而这也成为了后来中苏两党论战中，中方狠批他搞修正主义的一大恶例，像我这样岁数的中国人，那时一提起"土豆烧牛肉"，就觉得是可耻的象征。
到20世纪末，美国人拍出了《美国丽人》，影片里表现的是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他们有单栋的带草坪的住宅，家庭成员各有各的汽车，厨房里各种设备与食物一应俱全；影片里的一家人在雅致的餐厅里就餐时，在餐桌上摆放鲜花、点上蜡烛，还放送柔美的古典音乐，这虽并非每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必有景象，却也绝非奇特罕见。但就是这部《美国丽人》，却无情地撕开了掩盖着那表面温柔富裕生活的面纱，把美国一般中产阶级人士生存的内在窘境与心理危机，予以锋利地解剖，狰狞凄厉地展现出来，真可谓惊心动魄，甚至是令人毛骨悚然。我看完这部影片的心得之一，就是对美国电影界人士能对世界上许多人仍艳羡不止的"美国生活方式"，持如此严峻的批判态度大为佩服；该片在美国放映后好评如潮，票房奇佳，后来又在奥斯卡评奖活动中大获全胜，这是否证明着美国电影人以及观众们对自己的民族、社会，有着不怕揭丑、剖析的健康心理呢？
2000年初，报纸上一度刊登消息，说《美国丽人》将作为"大片"引进，在中国影院中正式公映。但后来所引进的年度10部"大片"里并没有它，是否负责引进审批的人士仔细研究后，觉得这部影片并不适宜向正"大步迈小康"的一般中国人推广？
的确，以中国目前一般情况而论，像《美国丽人》所表现的那种家庭的物质生活，应该是已经超出小康，而达于大富了。美、中两国国情不同，在美国，两口子只要其中一方有份稳定的工作，贷款买一栋两层楼带地下室和车库草坪的住宅，简直是"家常便饭"。当然，同样大小质量的这种住宅，在不同的地点价位会有甚至是很大的区别，我们这里且把诸如加州湾区、纽约长岛海滨地区那类地方的住宅排除在议论的范围以外。那么，眼界越来越开阔的中国人应该懂得了，以住房而论，那种单栋房子就是一般美国人居家的常态，也有住联体而单门进出的小楼的，也有单栋却不起楼而往平面上铺开的，有的房后有游泳池，有的草坪很大兼有高树花圃，但一般来说，虽有某些差别，其价位有所不同，但总体而言，都还是"小康人家"而已，与真正美国的大富人家的豪宅，如电影《保镖》、电视连续剧《豪门恩怨》里所呈现的那种景象相比，还得说是寒酸。
改革开放以前，一般中国人对一般美国人的生活状况不太了解，那时听说美国人住的小楼后面有游泳池，真觉得不可思议，以为是何其富贵。后来不少中国青年人到美国留学，读了学士读硕士再读博士，而且两个这样的男女结为伉俪，谋得了体面稳定的职业，于是也就贷款买了那样的洋房，双方的父母轮流去探亲时，发现那样的住法实在稀松平常，满眼皆然，房后的小游泳池也算不得什么富贵的象征。
接着还会发现儿女那样的"高级打工仔"其实很苦，周一至周五要来回开两个小时甚至更多时间的车去城里公司，周六照例要闷睡以弥补透支的精、气、神，睡足后可能还得花不少的时间操起电动锄草机修理草坪，倘若未及时修剪草坪而呈现疯长状态，那社区邻里们是会予以谴责的，面子也就因此丢净，万不可等闲视之。周日则必须再开车到一处大的购物中心去采购一番，以充实业已开始空虚的厨房冰箱，及补充种种日常用品，而在那购物中心的餐馆里吃一次饭，便属难得的享受，点菜时"胆敢"点一客甜点，更是"放肆欢乐"，及至回到家中，往往又已筋疲力尽。房后的泳池，一年里难得使用几回，但池水却要破费安装蛇形电动吸秽器来保洁，这项开支又进一步督促他们到周一再去奋斗，惟一的盼头也无非是年假，那时也无非像其他美国白领一样，钱少时自己开车去拉斯维加斯赌场一类场所"小试手气"，钱多时往欧洲等处一游，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也就在此种"美国生活方式"中耗散掉各自的生命。
按说，已定居美国、并进入上面所描述的生活状态的中国血统人士，他们应该比《美国丽人》里的主人公有更多更深的心理危机，因为他们除了一般美国中产阶级的苦闷外，还无可避免地要遭遇种族与文化方面或显或隐的冲突，于是也有表现这种心路历程的影视作品出现，如美国华人拍摄的电影《喜福会》和中国内地冯小刚执导的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等。但我就知道，因为美、中两国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一些已定居美国、并已稳定地跻身中产阶级阶层的，原中国内地的人士，在回到中国内地以后，就总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似的，明明在美国不过是一般人物，回到中国内地却总摆出来自富国的"贵人"姿态。
我就遭遇过生动的一例：某女士在美国留学后嫁给了一位美国教授（现已退休），她操持家政之余有兴致写些东西。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得到了我的地址电话，于是从美国打来电话告诉我她即将回中国探亲，路过北京时要我把看过她作品后的意见告诉她，并将把她的作品打印稿以快邮方式寄到我家。我与她和她的丈夫素昧平生，也没得到我在美国的友人的举荐，这样一个电话过来我感到突然，于是试图委婉拒绝，她那边却一声"北京见"把电话挂断了。大约一周后，某日午夜，我书桌上的电话忽然大响，一接电话，那边是一位女士报出姓名后劈头便说："我到了！我后天见你！"我吃了一惊，好一会儿才悟出她是谁。就算她看过我写的文章，知道我有深夜写作的习惯，这样地午夜来电，似欠礼貌，至少接通电话后也该道声打搅吧。噫，她却没把我放在跟她平等的地位上，仿佛我按她的旅行计划帮她看稿提供意见属天经地义，如此倨傲，真令我大吃一惊。我们接下来的通话，双方语气上倒都不露棱角，那心理冲突却相当地尖锐：
"我在北京的时间很紧，明天一整天没工夫，后天晚上可以见你……"她这样宣布。
我心想，您怎么就不先打听一下，我哪天哪段时间有工夫呢？再说，我就是有工夫，凭什么就非得见您呢？
我正考虑如何回答她，她那边又兴冲冲地说："我后天晚上大概八点半回到住处（她住在一位亲友家里），你可以那时候来……"
我于是客气地回答她："对不起，我从不到陌生人家里去的。"
她显然没预料到会听见这样的答辞。稍停顿了一下，她客气地说："那……不要紧，我可以到你家里去。"
我又客气地回答她："对不起，我从不在家里接待陌生人。"
这肯定更令她吃惊，她问："咦，那你怎么把对我作品的意见讲给我听呢？"
我说："自从我不再当编辑，我就再不读任何人的未经发表的东西，无论是手稿还是打印稿，一来是忙，二来，因为我自己也写东西，看了别人未经发表的东西，自己发表出东西来，万一别人说取用了他的构思、细节什么的，解释不清……"
这当然是她更想不到的，她便说："那么，你收到了我的作品，难道就一点也没过目吗？"
我说："我并没有收到您寄来的作品。"
她说："咦，奇怪，我寄的是快邮，怎么你们中国的邮政这么耽误事儿？"
"你们中国"的说法在她来说也许非常自然，却令我大不快。我确实没收到，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怎么能断定不是美国方面而是中国方面耽误了那个邮件？
我们的通话可想而知是"不欢而散"。第二天中午起床后，我把这场通话学舌给妻子听，妻子说："这位女士看来就是这么种性格的人，人家请你看稿是看得起你，你何必做出那样的反应。"而就在那天中午，她寄的快邮恰好到了。
后来，那把我地址电话告诉她的人，见到我时告诉我，该女士之所以有这样的心态表现，是因为每次她回到家乡，那里的亲友都围着她转，这个想把儿子去认她个干妈，那个想求她出经济担保把女儿办往美国，个个都竭诚地愿为她效劳，争着陪她游览名胜古迹。听到她的住宅里有三个卫生间、两个汽车库，后院有凉亭泳池，无不啧啧称奇艳羡。她在这种氛围里浸润久了，把自己看得比留在中国内地的人贵重，而无形中表现出优越感，凡事优先考虑自己需求方便，也就不足为奇。
这当然只是一个方面的例子，也有另外的例子。一位15年前去美国，现在也定居那里、最近回来的朋友跟我说："没想到国内变化这么大！记得10年前回来，拿些在美国买来的化妆品送人，个个都高兴，显得很高级；这次又带了些回来，却简直拿不出手了，且不说在北京等处的大商厦一楼里，比这些品牌更高级的进口化妆品都能买到，就是合资的、国产的这类东西，也质量都很不错，满坑满谷不说，价钱也不贵！还有家用电器，我的印象，是比美国的还先进、还俏丽，而且便宜！一个普通的中国家庭，也在用影碟机看VCD光盘，这在美国却并非一般家庭的享受，像我们家和附近社区的家庭就都还在看录像带……"
中国内地的经济在高速而稳定地持续增长，带动着一般中国人，特别是城市里，包括东部许多农村里的老百姓，物质生活水平不断地提升着。正当的物欲在朝满足的境界推进，横流的物欲也在恣肆地起泡沸腾。中国就要正式加入WTO了。这就引出了对跨国资本和全球一体化究竟是好还是坏的思考，当然，对此殚精竭虑的主要是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
《美国丽人》那样的美国电影，大概是受到在美国大学里盛行的新左派理念的影响吧，它把建筑在因跨国资本的运作与全球一体化基础上而变成了人类"小康标本"的"美国生活方式"，亦即中产阶级的"雅皮"生活，给予了近乎毁灭性的批判。这是一种对当下世界经济发展与生活方式演进趋势的道义上的制衡。
但世界上的事情实在复杂。事情复杂，人心更复杂。事情往往是因地因时而异的，比如"土豆烧牛肉"，40年前，"修正主义"曾作为"共产主义"的标志，反"修"防"修"者则以为是追求物质享受的可耻符号。事到如今，就我所定居的北京而言，那算得什么佳肴呢？无论是作为向往之物还是奢侈之物的符号，它都完全没有资格，只不过是最平凡的一道家常菜罢了。人心更往往是因地因时而异的，比如上面写到的那位女士，作为退休大学教授之妻，在美国过的也不过是一般中产阶级（而且还要偏下）的生活，但她将自己的物质生活水平与国内亲友相比，就觉得自己很不平凡。
事情与人心如果大错位，那呈现的局面就更复杂。比如有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内地时观点颇右，但真到西方去呆了下来，经受到种族、文化的冲撞，加以那边时髦的学问大都是新左派之类的左倾理论，观点也就左了起来，对跨国资本、全球一体化不说是恨之入骨，也是批判有加；更有中国、西方两边跑的人士，那就更显得奇突，他被邀请到西方是跨国资本为背景的机构给的钱，以此从那边取了新左派之经，在中国宣传"新左"观点，著书立说，大批跨国资本，呼吁重新树起马克思主义旗帜，进行制度创新，而且得了大奖，但那奖金却又是直接从跨国财团那里要来、并以那财团的名称命名的，实在令人目眩费解。
现在我要说到另一部美国电影，就是2000年年尾推出的《家居男人》（香港又译做《缘分交叉点》），这部影片似乎算不得什么大制作，内容也不复杂，讲的是圣诞节晚上，纽约某大金融公司老板，也就是资本家兼"知本家"的那么一位成功人士，在有的下属们急着想回家与亲人们共进圣诞晚餐的时刻，还在摩天楼的办公室里兴致勃勃地布置资产并购、股票上市之类的辉煌大业，直到兴尽，才终于宣布休息。他一个人在圣诞节的街头游逛时，与一个黑人流浪汉发生了纠葛。回到他自己那豪华的公寓楼，在床上酣睡一番后，忽然醒来，却骇然发现身上趴着一个老婆，而且有一个女儿跑来叫他爸爸，举目一望，竟置身在了一个普通的美国家庭里，这令他费解，万难接受，他冲了出去，不见自己的豪华轿车，只好开上一辆廉价面包车回自己的豪华公寓楼，但那门房竟说不认识他，邻居也说没见过他，不让他进去，他再冲到公司大楼，那里也不认他，无奈他只好又回到那个本不属于他的家里，但那里面的妇女和女儿还有摇篮里的儿子都只把他当成家里人，仿佛只是觉得那一天他有些个暴躁而已……原来，他是被那个黑人流浪汉施了魔法。
这部影片告诉我们，至少就纽约的居民而言，在郊区拥有一栋两层带地下室与车库的小楼是很平凡的生活状态，而影片的主人公原来是超平凡的，他在曼哈顿富人街豪华公寓里拥有两个大单元，他不想结婚过"小日子"，但有妖艳的情妇自动上门，性生活方面很能满足，连平时穿的西服上衣也都是2400美元一件的大名牌。陷入到尴尬的"小日子"里，要养家糊口，开源节流，过远离"大事业"的平凡生活，这令他苦恼不堪。但有一天，他发现了一盘旧录像带，放出来看，是他为妻子凯的生日在庭院里搞派对的种种景象，他为庆贺妻子生日五音不全地唱了歌，妻子和来宾们都欣喜若狂。这些画面令他吃惊：难道这会是我吗？也令他感动：这要真是我该多么好啊！从此他发生了转变，他喜欢上了这种平凡的家庭、庸常的"小日子"。但"好景不常"，那魔法的时限到了，他又还原到了本来状态，他竟反而不能忍受那"成功人士"的高级生活，他跑到那栋房子去，那里面的人说不认识他，他千方百计要找到凯，竟然找到了，但凯一点也不知道在魔法期间里曾充任过他的妻子，而是一位与他相近的追求非凡的女强人，正要搬迁到法国巴黎去谋求更大发展。
正当凯要登机飞往巴黎时，他冲到了登机口，恳求凯留下来，一起喝一杯咖啡，他对感到莫名其妙的凯说，人生有比"大事业"更重要的东西，比如他们曾是平凡的夫妻，有两个可爱的宝宝，虽然结婚已经13年，也经常争吵怄气，但却始终相爱，在她过生日时他曾为她引吭高歌，互相常常会以一些并不昂贵却细心准备的礼物让对方惊喜不止……凯终于被他说动，留下来和他喝咖啡，影片最后的场面是机场咖啡厅一角，他们相坐欢谈，落地大玻璃窗外雪花纷飞……
这部影片是对《美国丽人》的一个反动，还是一个补充？前者试图告诉我们，常态的"美国生活方式"的玫瑰花里隐藏着深深的失落与严重的危机；后者却努力地说明，恰恰是在最平凡的"美国生活方式"里，才包孕着人生的真价值与真乐趣。如果《美国丽人》不适宜引进到中国内地，那么，《家居男人》是否就适宜向一般中国观众推荐呢？
中国内地的民众正在奔小康，小康的官方标准是以人均享有的美元数目来厘定的，而美元后面则至少在物质方面体现着一般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与方式，只不过那更多地是一种方向、一种象征。以中国的底子薄、人口多，以及东西部和城乡间的不平衡，中国一般民众在住宅水平上普遍达到上述两部美国影片里所展现的那种状态，至少在新世纪的前半叶内，恐怕还是不可能的。
看了《美国丽人》再看了《家居男人》，我觉得美国的文化艺术真是多元并存、各放光彩的局面。我想他们理论上也该不止有"新左"一种，举凡"后现代"、"后殖民"、"解构主义"、"女权主义"，似乎都属于左倾的一类，这些理论当然应该向中国人介绍，中国人也确实可以从中得到某些启示，如对跨国资本进入及全球一体化进程中负面因素加强必要的戒惕。但美国思想文化界里另类的东西，不说是右的，或中间的吧--那样太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比如《家居男人》及其背后的理论，看来也该介绍、研究。
近一年多来，中国报刊上掀起了一股鼓吹"知本家"的劲风，树立起来一个价值标准，就是必须成为拥有目前世界上最吃香的科技与管理知识的人才算"当代英雄"。搞经济似乎就必须搞"知识经济"，不懂电脑简直无异于文盲，不上网成为"网民"差不多也就成了"愚氓"。许多报刊热衷于刊登世界或中国的富人榜，"首富"、"富姐"、"富婆"都绝非讥称而是美赞。电视上的许多广告都直言不讳地宣称他们的那个品牌是"成功人士，自当拥有"。对真文凭的崇拜达于极致，弄得假文凭的生意也便兴旺起来。还有记者报导，说是北京大学一位考古专业的博士，去到一所小学应聘，因为试讲拼音课失败，惨被刷下，写这消息的用意大概是用"一粒米"来照亮"不掌握最先进的科技管理知识成为'知本家'者，那就虽有博士学位也可能被淘汰"的"大千世界"。但很快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就发表正式声明，说他们那里绝无任何已获博士学位或正攻学位的博士生有过这类的遭遇。
宣传知识的重要性，突出尖端科技与管理科学的重要性，鼓励年轻的学人在实践中学习，像比尔·盖茨那样创建高科技公司，以及尊重在守法前提下的个人财富，重视学历，在内地开辟发展美国硅谷那样的新、高、尖的科技开发区，为有更多的成功人士鼓呼……这当然都是对的。然而，我以为要适可而止，要把握好分寸尺度，不要把奔小康演化成了奔大富，这有使富者更富、而使未达小康的俗众败兴、乃至其中很大一部分反而变穷的危险，更重要的是需要有另样的声音出来制衡。
《家居男人》这块"他山石"，就对"成功人士"的价值标准予以了置疑，而把黄金般的价值判断，给予了平凡的人士、庸常的"小日子"，发出了与《美国丽人》完全不同的声音--《美国丽人》固然对美国中产阶级的虚伪生存与内心危机做出了鞭辟入里的剖析，但它隐含的价值观，还是普通人应该更有"出息"，能努力再向上登攀达到"成功"才好--《家居男人》对"美国生活方式"的颂赞里也许有并不适合我们的成分，但它对疏离了所谓"成功"的平凡人生里那些优美人性的肯定，却是具有普适性的营养，值得我们吮吸。
1998年我第二次去美国，2000年第二次去法国，又去了英国，在那边，我发现--其实也算不得什么发现，那本是依靠合理想象也可以明白的--那些西方国家并不是到处是"硅谷"，也有许许多多从事非高科技的俗众，过着远非天天要上网漫游聊天的凡庸生活。那边的一般人，包括大学生，崇拜比尔·盖茨的似乎并没有中国这么多，有的提起他来甚至觉得是个很无聊的人，不过是赚了大钱，发了财罢了，哪里算得什么民族英雄、青年楷模、人类精英！一个法国知名的文科教授坦言他的电脑只不过用来做文字处理，对上网毫无兴趣，更不觉得应该去学会编程什么的；一位美国诗人更是坚持手写，他没有电脑，而绝无"文盲"的自卑感。大学生辍学去开公司，他们觉得那只是辍学者个人的私事，哪里够得上什么"新生事物"？一般人都还是觉得学业应该坚持修完再去创业才好。
那边固然重视文凭，却并没有达到矫情的地步，还是以实际的能力为第一位的舍取标准。经济管理固然是相当热门的学科，但也没有人人争而学之的氛围。想想也是，倘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全民都是善于"科学管理"的人士，那么，谁又来充当被管理的一线工作人员呢？我在西方到处看到普通的加油站工人、集装箱卡车司机、旅馆清洁工、商店店员、公园里的花木修剪工……也并非都是些少数民族、外来移民，还是白种青年人居多，大都面无愠色羞赧，神色自若地从事他们的职业，安度他们的人生，哪里是世界人类进入"纳米时代"，当不成"资本家"也当不成"知本家"就"必然落伍"的痛不欲生景象？他们许多家庭之所以还在使用录放机放录像带看，并不另换影碟机去看光盘，除了其他因素以外，观念上并不以使用的东西的高新科技成果含量为取舍标准；而相反的，返朴归真，过平凡而简单的生活倒成为了一种时尚。
因此，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在目前的时势下，应该有多种声音供人们选择，或综合加以思考，其中的一种声音，就应该是--给平凡以价值。这样的"声源"，既可以从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里挖掘，也可以从西方的文化（古典的、当代的、前卫的、通俗的）里借鉴。这回我从美国两部好莱坞电影谈开，算是一次尝试，这样的声音，我还将进一步使其浑厚、洪亮，并企盼得到合鸣与回应。
你有淡淡的哀愁吗？
那天，与一位白领女士聊天，她职位稳定，收入颇丰，夫君更称得上"成功人士"，早已过上"一套房子一辆车，一个孩子一条狗"的优裕生活。而且，她颇得意地告诉我，上面那句概括小康人士的俗语里的四个"一"，于她家而言都已属于"前史"，他们正在着手买第二套更大更好的房子、第二辆小轿车，并且因为他们都是独生子女，又都是高学历，根据相关政策也还可生第二胎，目前她已有喜，而宠物，他们也计划在第二个宝宝会跑动时，增养一只名贵的斑点犬。我听了很为她高兴。
这位跟我沾亲带故的白领女士，算得打小看着她长大，时光流逝，她犹如小小嫩芽，挺拔为一棵秀丽的白杨。她似乎所有该有的都拥有了。她发现我摇椅边总放着一本丰子恺漫画选，随手翻看，嗤嗤地笑。问她是否觉得有趣？她坦言："笑的是您，总抱着这样的东西怀旧，如今世界都是什么样子了，漫画也不是这么个画法啦！"我知道她和她夫君平时常看的是台湾的几位漫画家的连环画，那确实跟丰子恺的画儿完全异趣。时代的变化促成着画风的更新，但艺术这东西既然是人性的渗出或喷涌，那么只要人性还是那样，古典的、老旧的、时过境迁的艺术作品里，总会有一些把人性某方面表达得准确生动的，也就一定能具有长久而充沛的生命力，能跟新增添的艺术作品一起，成为现世欣赏者多元选择中稳定的一元。
丰子恺有一幅作品画的是年轻母亲灯下为婴儿喂奶，一边翻着本旧书，里面赫然出现几枚花瓣，画题就叫《三年前的花瓣》。白领女士看着还嗤嗤地笑，我就问她："你的书里，能找到旧时的花瓣吗？"她摇头："怎么会有？我的任何一个可以夹东西的物件里，都没有花瓣。"说完，她若有所思，竟破例地似乎凝视起那幅画儿来了。
后来我们一起喝下午茶。那天她来找我，本是很功利的目的，为的是把我强拉到两天后的一个名为研讨实际是推销的场合去。没想到我出了两本关于建筑的书以后，会惹来这类的麻烦。这天尽管我没能让她完成使命，她告辞时连说遗憾，但我们的交谈还是让我觉得很有收获，她也有同样的表示，但愿那是她的真心话。
她走后，我在摇椅上闭目摇晃了很久。我不敢说当今的白领一族多是她那样的情况，她自己倒跟我说她和她夫君都很有代表性，可供我作为"模特儿"剖析一番。概言之，他们虽然已经是十足的小资产阶级，或者说是十足的中产阶级、小康人士，但是，他们的思想感情里，却很缺乏传统小资产阶级的那种调式，这是为什么？
茶话间，我曾问她："你可有过淡淡的哀愁？"头一遍她甚至没听懂，还得我再问，并且把"淡淡的哀愁"几个字的写法详细道明。
她真的没有过那样的情绪，这跟她的书或任何可夹东西的私人物件里都从未夹存过花瓣是统一的。她自称也曾有过失败的初恋，是她"快刀斩乱麻"地跟那个大男孩道了"拜拜"，因为她忽然"清醒"--那大男孩"毫无实力"。后来她终于攫住现在的夫君，其中一个关键的环节，是她在私室灯下，拿两张大白纸，当心都画一条竖线分为两栏，一栏列"利"，一栏列"弊"，把两位候补夫君的种种信息分别填进两张纸后，加以比较，大体相同的"利"与"弊"用红笔勾掉，然后看留下"利"多"弊"少的是哪位。最后她"两害相权取其轻"，做出了自己的抉择。"他果然很有实力，并且很有潜力"，"实力与潜力"是她向还未决定嫁谁的女友的"永远的忠告"。
夫妻间发生了矛盾怎么办呢？她告诉我："那很简单：谈判。"
后来我也翻了一本那女士所喜欢的台湾漫画。把夫妻关系定位为战争状态，画得麻辣烫，很好玩。确实，人性中有那类的存在，将其揭橥，或引人戒惕，或劝人隐忍，或竟令人在一笑后反觉"王致和豆腐最最香"，自有其功德。这样的漫画可以说是与丰子恺的漫画互为补充，旧的不过时，新的不多余，人性从两面甚至多面流溢出来，都算得是小康一族的灵魂写照吧。
但是，为什么丰子恺式的哀愁，不能在若干新的小资产阶级或者说中产阶级的灵魂中氤氲呢？那真是一种过时的情愫吗？
我这一代人，青年时代所受到的告诫之一，就是必须"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而"淡淡的哀愁"即其中经常会被点到的"不健康情绪"。到"文革"起来之时，那"小资产阶级"也就跟"大资产阶级"画了等号，"淡淡的哀愁"也被上纲为"反动情绪"了。"文革"中上海率先被揪出的"反动文人"就是丰子恺，这事很让当时才24岁的我暗暗（哪敢公开）吃惊，因为我一直喜欢看他那些"满山红叶女郎樵"的漫画，以及他的《缘缘堂随笔》，觉得他真是一个与政治无关的散淡文人，充其量不过是介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不革命"的中间人物罢了。这样的人物你可以督促他加强思想改造，以进入革命行列，何必大张旗鼓地将其当做那么大的一场政治风暴的大靶子呢？作为"文革"大风暴前奏的对电影《早春二月》、《舞台姐妹》、《林家铺子》、《北国江南》的大批判，其中也包含着对人际温情、对"淡淡的哀愁"的残暴鞭笞，《舞台姐妹》被当做"反面教材"放映时，银幕上伴随着凄美的画面，响起"年年难过年年过，处处无家处处家"的唱词，我拼命警告自己"这可是五彩斑斓的大毒蛇"，却还是忍不住从心底旋出丝丝缕缕"淡淡的哀愁"。
"文革"后有幸与陈荒煤前辈相识，他正是上述几部"大毒草"电影的"罪责人"。那些电影虽然各有编导演员等参与创作的人员，但他当时是文化部负责电影生产的副部长，也确实为这些"毒草"的"出笼"煞费苦心（草是植物，何以要用"出笼"喻其凶险，我至今茫然，但"毒草出笼"一度是最流行的正规政治语汇，故仍沿用），为此他不仅饱受批斗之苦，还身陷囹圄数年。陈荒煤原名陈光美，曾是位小说家，第一个集子题名《忧郁的歌》，可见那时他是颇有小资情调的。但他后来投奔延安，努力地改造自己，名字改成了陈荒煤。他最后一篇小说题为《在教堂里歌唱的人》，刻意断绝忧郁，但可能是觉得小说这形式还是容易让自己陷于"软情绪"，就此"红盆洗手"，一心一意当起了"文艺战线的组织工作者"，也就是革命的文化官员，在"文革"前一直当到全国电影生产的总管。他自以为思想感情已经改造得相当地"布尔什维克化"了，并且在工作中也否决了若干认为是"思想感情不健康"的电影，可是，没想到他批准拍摄的上述电影，有的根据烈士作品改编，有的根据现代文学史上有定评的作品改编，有的编剧是老革命，有的素材取自左翼戏剧运动，按说就是有些抒情成分，含有些人情味儿，也该都不姓"资"，却一朝全被打翻在地，还"踏上一万只脚"，被指斥为是反革命的特大毒草。
陈荒煤"文革"后平反复出，以很大的热情投入改革开放洪流，他支持"伤痕文学"，对我的小说《如意》改编为电影，他不仅支持，还为编剧和导演提供了细致而内行的指导。当有人怀疑拍摄《如意》是"为抽象的人道主义张目"时，他站出来为我们年轻一代撑腰，这都令人感动。但就是他，有一天对我说："我最见不得'淡淡的哀愁'。"当时我想，他的确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淡淡的哀愁即使算不得什么良好的思绪，也确实不必人人时时都有，更不必在任何一部文艺作品里含有，但又有什么"见不得"的呢？后来我进一步深想，他的一辈子处在不间断的思想感情的改造中，小资产阶级感情，特别是其中那最易暴露出来的"淡淡的哀愁"这只"马脚"，让他吃尽了苦头，也终于让他意识到那是与革命事业格格不入、必须像战胜病毒一样加以消灭的。
荒煤前辈在上世纪末因病去世。可惜不能与他详细探讨关于"淡淡的哀愁"这一人类共有的情愫了。
说是人类共有，不用举更多的例子。前些天传来的消息，法国女作家萨冈仙去。萨冈的成名作就是《别了，哀愁》。哀愁，无论是拥抱它还是告别它，那肯定是人类共有的一种情绪。哀愁与人类的总体生存状态有关，更与人性有关。革命家尽管为了社会公正去进行革命，却大可不必将哀愁、特别是淡淡的哀愁，这人类的固有情愫，当做革命的对象，大加挞伐，加以杜绝。
我20年来一直珍藏着一本小书《中国散文44篇》，是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1983年编的，封底上印着"内部学习资料"，后来不知道是否正式出版了。这本选集所选的44篇散文确实都是精品，从上世纪20年代一直选到80年代，当然，前半世纪的所占比例很大。编选者强调，那只是因为那些文章"不好找"，我读这些篇什，却感觉到，编选者是在有意无意地帮助读者去找回那些被极左、特别是"文革"所荼毒、抛弃、遮蔽的美文，这些美文题材各异、手法多样，作者的理念与情趣多元，但是，我一再细读之中，却发现这些不同的作者的不同文章里，却常常氤氲出一种相通的情愫，比如：1923年宗白华在《我和诗》里说之所以喜欢泰戈尔的散文诗，是因为"他那声调的苍凉幽咽，一往情深，引起我一股宇宙的遥远的相思的哀感。"俞平伯在《清河坊》里写道："我们试想：若没有飘零的游子，则西风下的黄叶，原不妨由它的花花自己去响着。
若没有憔悴的女儿，则枯干了的红莲花瓣，何必常夹在诗集中呢？"夏丏尊的《猫》写家中爱猫失踪死亡后，"在昏黄中独自徘徊。日来已失了联想媒介的无数往事，都回光返照似的一时强烈地齐现到心上来。"沈从文的《箱子岩》写到一群与自然融合生存的船民，"听到他们谈了许久，我心中有点忧郁起来了"，意识到"一份新的日月，行将消灭旧的一切"。卞之琳在《尺八夜》里写自己幼时读了苏蔓殊那"春雨楼头尺八萧，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的诗句，"不知道小小年纪，有什么了不得的哀愁，想起来心里真是'软和得很'。"而经历与陈荒煤很相近的何其芳以文句艳丽雕琢的少作《秋海棠》入选，更明白地写出"这初秋之夜如一袭藕花色的蝉翼一样的纱衫，飘起淡淡的哀愁。"
从上述"只取一瓢饮"的小选集已不难看出，上世纪的许多美文，都含有"淡淡哀愁"的成分，鲁迅先生的小说有《狂人日记》那样的呐喊调式，有《阿Q正传》那样的调侃文体，但《伤逝》这题目和开篇第一句，以及文末"初春的夜，还是那么长"等抒情句式，不知别人读来是何感觉，我反正是咀嚼出了淡淡哀愁的滋味，还有他那散文集《野草》里的《风筝》等篇，也都有同样韵味。
淡淡的哀愁，也就是忧郁、惆怅、伤感的情绪。致力革命的革命者和致力扑灭革命的反革命者，他们处在激昂的亢奋的生死搏斗的情绪中，那的确是容不得半点哀愁、忧郁、惆怅、伤感的，任何那样的星火情绪，都可能导致心慈手软，从而一着错、满盘输。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在大决战的情势下，也会考虑到对付中间势力的策略，一种策略是"凡不公开反对我的都可视为朋友"，一种策略是"凡不站到我一边的均视为敌人"，也往往两种策略交替或交融使用。
在尘埃落定后，革命者所解放的领域里，革命领袖的情绪一旦软化，则社会春风融融，而一旦超常坚硬，则会导致席卷全社会的狂风暴雨。反革命势力盘踞的地盘上呢，也会有因掌权者心硬而放大"格杀勿论"圈，以及心软而解除大禁的情况出现。从这个角度看，对社会、历史起关键作用的大人物，还是在其硬心肠里掺合进一些软心肠，忽而忧郁一下、惆怅一点、伤感一点，也就是偶有点淡淡的哀愁，对芸芸众生较为有利。这种想法是否属于历史唯心主义？理论上不去探讨，我只知道，大概是1973年，忽然上面传下急令，要解放上海的"反革命黑线人物"贺绿汀。负责监管贺的几乎不能相信自己耳朵听到的传达是真的，贺是"文革"一开始就揪出来示众的典型坏蛋，铁案铸定，岂能翻案？但也容不得监管人员细问，什么想得通想不通，立即放人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后来才知道，就是发动"文革"的领袖忽有一天哼了几句《游击队歌》，这歌子很不错么！作歌子的人在哪里呢？
你看，人性中的软东西起了救人一命的作用，也不仅是一个人和一家人获救，比他更心软或者说一直是软心肠的重要人物，也就趁势以此为例，为一大批类似贺绿汀那样的人物落实了政策。人性也在书写历史，这是我想表达的一个意思。人性里的软和成分，比如体现于虽然鲁迅视其为死敌，但因为你曾经给过大洋鼓励我们留学，那就即使在"破四旧"的腥风血雨里，也下指示要给你精印线装本的《柳文指要》，这类的人情味儿；比如"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的喟叹；比如在睡衣外面套上大衣匆匆赶到八宝山出现于追悼会，并慈蔼地慰励遗孀；比如忽然忆及当年同案被整，顿生赦免之心而大赞"人才难得"……以至于还有"我到哪里去离婚啊"的悲叹，凡此种种，即使还算不得淡淡的哀愁，其实离得也不远了。这样的情绪，因其人具有巨大的辐射力，而由此辐射出后多有良性效应，说一句弥足珍贵，不过分吧。
但真正将淡淡哀愁作为自己基本情愫构成的，还是社会上的中间人群，从政治上说是中间人物，从经济上说是小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从文化上说基本属于精神贵族。
1988年，我在当时《文艺报》上开了个"一叶之见"的专栏，大体上每周发表一篇，其中有篇是《淡淡哀愁今何价》。我那时这样分析：淡淡的哀愁情怀系由下列因素构成：一，个人在时代面前的惶惑，小悲欢中的小失落，使人生出一种惆怅和悲凉；二，个人在命运面前的无力，对变故和冲击无法承受，因而期望着温情和怜悯；三，个人在群体中的迷失，认同中的窘境，希求以一种自慰来取得心理平衡。今天看来，这个分析如果只针对特定的人群，也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成员，还是适用的，但缺陷是没有把这种情愫作为人性深处的普遍存在加以揭橥。从上一段我斗胆对大人物的分析即可知道，我对软性情绪的认知目前已经超越了16年前。现在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淡淡哀愁之类的情愫是每一个体生命的人性深处都有的，只不过在所有的人里面，小资产阶级或者说中产阶级人士最容易将其自觉地释放出来。而既然是人皆有之的情愫，有关它的描述也就需要再加修正，至少需要在上面三点之外加以补充，比如指出从中可以生发为一种怜悯之心，或者说是宽恕之心。
在16年前那篇文章里，我已经指出"淡淡的哀愁"作为一种情愫虽然从政治上已经不再是罪衍，但在社会上却价位不高，并不怎么招人待见，我还试图解释其被社会轻视的原因，但我在文末却有这样的猜测："'淡淡的哀愁'眼下是行情自然下跌，但谁又敢于断言，螺旋形上升到新水平的'淡淡的哀愁'，绝不会又大为风行呢？"
很遗憾的是，16年过去，我期待的"螺旋形上升到新水平"的"淡淡的哀愁"并没怎么冒头更没有大为风行。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位已经将"四个一"的生活状态朝"四个二"提升的白领女士，她的自言"典型"，就说明着这种情愫即使在最应该具有的新兴小资产阶级或者说中产阶级又或者说是小康人士或成功人士或先富一步的人群里，仍颇稀缺，行情并未看涨，这确实是个值得注意的社会现象。
过去在我们社会里，包括"淡淡的哀愁"在内的"小资产阶级感情"或者说"小资产阶级情调"之所以贬值甚至被判定为负面的毒物，是来自极左的意识形态和"反右"、"文革"那样的政治运动，而现在这方面的压抑已经基本上不复存在，那么，究竟又是什么因素使得人性深处的这一潜流，不能坦然地涌溢到表层，并在社会文化情绪的总构成里，获得足够的份额呢？
我想到的因素，首先是市场经济下的激烈竞争。我们在市场经济方面有补课的情势，而且有点恶补的味道，当然我们是在搞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谁也不愿意把西方历史上和时下的市场竞争的那些弊端引进。我们都记得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法国文豪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评论，他们一方面指出这位作家政治立场的反动--他是站在没落贵族的立场上反对工业革命所引发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突飞猛进，但同时又激赏这位作家对资本主义积累初期那种乱象的揭露入木三分--他写出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人际间那些温情脉脉的面纱如何被一一粗暴地撕破、人性的黑暗面如何汹涌地奔流出来。是否我们虽尽力避免，而且也确实避免了若干市场经济的弊端，但在维系人际的温情、特别是维系人心的软和度上，却还是很遗憾地留下了不小的疏漏？
我的调查研究毕竟不够，抽样做个案分析也难，即如那位能跟我喝下午茶聊天的白领女士，尽管最近也还跟我通过电话，态度十分友善，甚至表示愿意再跟我探讨淡淡的哀愁问题，但她和夫君以及他们那个社会群体的人士，可以说是每天都忙得四脚朝天，睡的是昨天的觉，花的是明天的钱，视生活为明争，视人际为暗斗，事事讲究的是可量化的"效益"，哪里真能拨宝贵时间和论价出让的精力，来配合我做这种"难以上市"的"高雅研究"？
但无论如何，我心中却总还是有一种企盼，那就是向所有愿意听我提问的人士提出这个问题：你有淡淡的哀愁吗？并期待着有所反应。对于实在没有工夫跟我细讨论的人士，那我恳请他们至少能以画勾方式，来简答以下问题，我想我总有办法回收这些答卷，并把我早已开始的关于"淡淡的哀愁"的研究进行到底。
下面就是我的问题：
你听说过或读到过"淡淡的哀愁"这个提法吗？
□听到过□读到过□以前从不知道
你觉得自己曾有过淡淡的哀愁吗？
□似乎有过□肯定有过□从未有过
你对淡淡的哀愁的直感是：
□感到肉麻、起鸡皮疙瘩□觉得有种诗意在里面□陌生、可疑□是精神贵族的奢侈品、无病呻吟□没反应
你对淡淡的哀愁的理性判断是：
□很可笑□很无聊□很糟糕□莫名其妙□能理解□可包容□很美好不可或缺
以下的哪些文艺作品里，你认为有淡淡的哀愁：
□鲁迅的小说《祝福》□巴金的长篇小说《家》□电影《红高粱》□电影《霸王别姬》□电影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校园歌曲《同桌的你》□罗中立的油画《父亲》□昆曲《牡丹亭》□芭蕾舞剧《天鹅湖》
你觉得那些一定程度上能掌握你命运的人士，他们能有淡淡的哀愁（不一定让你直接感知到），对你而言是：
□有好处的□有坏处的□无所谓的
你觉得你的配偶，以及其他最亲近的人，如果一点也没有淡淡的哀愁这一情愫，你会：
□失望□庆幸□无所谓
你认为人性深处都会有软和的情愫吗？
□不□是的□无法确定
以下这些与淡淡哀愁接近或相联的情绪，哪些你曾产生过：
□惆怅□伤感□忧郁□怀旧□喟叹
如果时下的中国淡淡的哀愁这一情愫在中产阶级里面首先风行起来，然后多少影响、渗透到强势与弱势的两头群体里，你认为是：
□有利于促进社会亲合□无利于促进社会亲合□有害于促进社会亲合□根本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你认为在以下哪种情况下，应该自觉地将淡淡的哀愁一类情绪压抑收敛：
□外敌侵入国土□面对贪官污吏□置身激烈的竞争、面对竞争对手□想到背叛自己的人时
你认为对淡淡的哀愁做一番探讨是：
□必要的□吃饱了撑的□有害的□不可能有解的□可笑的□可耻的
好，我终于完成了这篇文章，谢谢你耐心地读它。
献给新冬第一片雪花的絮语
尽管有着对春草的企盼，我却愿把絮絮的心语献给新冬的第一片雪花，因为我深知北方大地惟有经过瑞雪的滋润，才更利于第一针绿芽鲜碧地萌生。
常有采访者问我：你对自己哪个作品最满意？一般取巧的回答是：对已经写出来的都不甚满意，最满意的可能是即将发表的或正写作中的。我却要坦率地说，我自己最满意的是由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2004年第二版的长篇小说《四牌楼》。我以后可能再也写不出超过它的小说。也常有记者问我：你的小说是否属于"京味文学"？我总这样强调：我不刻意追求"京味"，尤其不刻意去展现所谓的"老北京味儿"，我的小说所展现的，从时间来说更多的是现在时；从人物来说，我总是要发现在这个空间里面出现的新的生命现象，我对这个关注得更多。我不是一个专门去写比如说"八旗子弟"、写老北京的老风俗，不是这样一个作家。这些东西作为我来说，也是很重要的生活资源、写作资源，我也加以利用。但在我的舞台的这个灯光所照亮的主要的人、主角，是一些新的生命。我现在写下这些文字，不是想总结什么写作经验，我是想梳理出自己的人生态度--我知道自己是有极限的，支撑我继续往下跋涉的不是新的制高点，而是对新生活新生命不衰的观察兴趣。
每个作家的写作有不同的资源取向。比如有的年轻作家，他可以写一个旧社会的妓女的生活；他根本没有经历过军阀混战的局面，他可以写军阀混战时期的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那是他的创作自由。我的写作，我的作品里面的人物、故事基本上是与我共时空的，比如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最新小说集《站冰》，里面最长的一个中篇小说叫做《泼妇鸡丁》，就是写北京四合院被拆了以后，这些居民到哪儿去了？他们到了新地方，有的属于城乡的交界处，或者说是城郊结合部的那些楼盘里面。我写那些人的生存，写外来的一些民工，包括从外地招来的一些年轻的保安，或主动或被动地来参与他们的生活。我写这些生命的一种新的活泼的状态，所以我不拘泥于一定要写北京的老传统，每个作品都要追溯到北京文化的历史层面，我不是那样的，我不断追踪新的北京的新发展，新的展拓了的生存空间和新的生命，新的生死歌哭。我不想让历史成为我灵魂的蜗壳，我总希望自己能进入"这一刻"的光影中。
我的写作资源仍很丰富。我觉得一个写作者写作资源枯竭，很可能是因为他切断了自己和这个现时空的社会生活的直接联系，只是通过书本、通过报纸、通过传媒或者通过会议、通过文件、通过听别人传达转述，去获取写作资源，那这样的话，就和真正的那种社会生活新的生长点隔绝了。我恰恰不是这样的，我现在很少参加会议，很少参加各种场面上的活动，而是直接地去和这些普通人混在一起，和这些民工，或者是外来的，比如说是这些保安，或者是一些新的居民区的居民生活在一起。所以我现在觉得，我的资源非常丰富，写都写不完。我要写的东西太多，我都不知道该舍弃哪一部分。到目前为止，我的苦处是这个。
《当代》杂志发表我的《泼妇鸡丁》的时候，有一个编者按语，大意是说，现在像我这把年纪的人，一般都--他当然有点儿幽默了--或者含贻弄权去了，或者含贻弄孙去了，不玩儿这个了。跟我同龄、或者一起在文学上起步的很多人，后来基本不写小说了，或者就是写小说，数量也是越来越少。而我从写《班主任》开始到现在，我穿越了20和21世纪的交替。我到现在，还有中篇短篇出来，而且都是写的最鲜活的当代生活的，像《泼妇鸡丁》这个中篇有五万字。台湾已经出了单行本，因为是繁体字竖排，可以构成一个单行本。
《当代》就鼓励我说，像我这样的还能够含贻弄文，而且还能够写小说，还能写最新的生活，出现新的人物，而且小说在文本的追求上还有变化，读者应该还能从我的小说里读出超出小说本身的东西来。再比如台湾诗人焦桐，他自己办个出版社，把我这个《泼妇鸡丁》的小说，列入他的那个"饮食文化"的系列，他还在台湾发表了很长的一篇论文《论刘心武的饮食写作》。因为《泼妇鸡丁》这个题目是一个饮食，小说的每一节里面的每个题目也是一道饮食。饮食文学在台湾被认为是颇新潮的东西。这说明我在文本上是不断地更新的，不是固守在一个状态，不断进入新的领域进行新的探索。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不断在超越。这样自我评价也是为了鼓励自己更加精进。我也想对读到这絮语的人说：常常肯定自己、鼓励自己吧，只要那肯定与鼓励符合事实，那就不要害怕别人抡过"你为什么不谦虚"的棍子来--把那棍子架住，并大声对他说："我肯定自己，故我存在！"
我还搞建筑评论，这是种边缘杂交文字。文学和建筑评论之间有联系，但还是有一定区别。我已经在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过一本《我眼中的建筑与环境》，印刷了五次。最近又由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出了一本，叫做《材质之美》。我从1995年开始写建筑评论，到现在快10年了。写建筑评论不是一时心血来潮，首先是外在的强大因素触动了我。城市的迅猛发展，这就是外在的因素。北京现在盖了很多新的楼房，对每个置身其中的人都构成了一种强迫性的审美，你不看它都不行，你躲都躲不过去。盖新的多半就要先拆旧的，北京的旧四合院儿、胡同儿不断地被拆毁，开发不断地蔓延。作为一个市民来说，我有话要说。另外，我个人长期对建筑是感兴趣的。我在中学时代，经常画水彩画儿，建筑是我水彩画儿的写生对象，因为我在城市里居住嘛，不可能有很多的自然景物，基本上是建筑，首先是古建筑，比如画白塔，画故宫的宫殿，画天坛的祈年殿，画城楼门子。我对建筑的兴趣也是埋伏很久了，外在的刺激加上内在我自身的这个底子，一激发，我的建筑评论就出来了。
有采访者问我：如果纯粹从建筑布局上来说，您觉得中国哪个城市是您最喜欢的，觉得它整个儿的建筑格局是最好的？我觉得这牵涉到一个城市整个的、大的规划问题。建筑格局应该是有两层含义，中国是一个古国了，很多城市都是历史名城，是很多的历史底蕴。是说它留存下来的那个底子？还是说它新的发展？因为这个城市是在不断地更新、发展。如果纯粹从历史的遗存来看一个城市，那我当然最喜欢北京。
建筑有大概念和小概念。大概念是，一直要扩展到关于城市规划、一个城市整个的这个布局，包括它的道路都是建筑；另外，就是单栋的建筑或者单组的建筑。这是两个概念，北京在规划上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在单栋的建筑上，失败的例子远比上海、深圳等地多。所以这两方面都使我感到焦虑。我有很多文章探讨这个问题。
采访者还常问我，就所到过的国外的城市，觉得哪个城市纯粹从建筑上来说，印象最深、最漂亮？我总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巴黎。我也去过罗马，罗马对古迹的保存，还是做了很多工作。但罗马城在大概300年前，它的城市规划就不是像巴黎那么样的，让你觉得它那么十全十美。巴黎几乎到了完美的程度，罗马虽然古迹留得很多，但就整个城市的大概念来说，不如巴黎那么好。巴黎也有败笔，比如蒙巴拉斯大厦，一栋盖在市区里的美国式摩天楼。
人们特别喜欢问作家，他的写作是受了谁的影响？其实我的影响主要来自我的家族、我的父母、我的哥哥和姐姐。我生活的家庭，有非常浓郁的文艺气氛或者文学气氛，这对我是最大的影响。我走上文学道路跟这个家族影响分不开，像我母亲说起《红楼梦》来她就如数家珍。她可以告诉你，这个周瑞家的和王善保家的有什么勾连。这是一般弄"红学"者不去注意的。再比如说司棋这个角色，她的家庭背景、血缘背景等等，读得很细的啊。比如说像我的哥哥、姐姐，他们都是很早就读西方名著、读俄罗斯的古典文学、读苏联的一些现代小说，对我影响也很大。另外，我们家族，像我父母喜欢京剧，我哥哥后来就成为著名的票友。在北大他曾风靡一时，成为"梅派青衣"。还有音乐方面，这对我走上文学道路起了很大的影响。
当然，也有间接的，通过文本，或者通过一个我没见过，我没有谋面的作家的影响。如果要说作家和作品的影响，那很多。我可以举出一个例子，就是它对别人也许影响不那么大，就是我们四川籍李劼人的《死水微澜》，阅读的时候，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一种启蒙。我很惊讶，他能够通过那么生动的个人命运的这种幽微的描写，透视整个那个时代的变迁，特别是四川的"保路运动"，教民和袍哥儿之间那种不同的社会力量的激荡，等等。我的祖籍是四川，父母都是四川的，我的家族里面有的也是跟教民有关系、跟袍哥儿有关系。在长辈的叙述当中，我知道这些事情，没想到他能够那么生动地使我这么一个晚辈，获得一种对社会对人生的透视力。这个作家的这部作品对我走上文学道路，启蒙作用是很大的。
我写过一篇随笔《逆境与创作》。人们老说，一个作家的形成跟他的苦难经历有关，而我在这篇短文里面恰恰说，一个作家有太多的坎坷，倒容易抑制他的创作灵感。我觉得对一个作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要给他一个很好的创作环境。如果社会没能给他提供，那么，他就应该努力地去自己营造。
比如拿曹雪芹来说，当时社会没有给予他，大环境对他来说是险恶的，他就迁居西山脚下，疏离热闹场，只保持跟敦诚、敦敏、张宜泉这样的挚友的密切交往。他还有一些民间的朋友，如鄂比。他营造了自己一个小的人文环境。当然更重要的是还有像脂砚斋这样的合作者。所以，他才能给我们留下《红楼梦》，虽然是一个不完整的书稿，但毕竟是一个宝库。所以，不能完全埋怨说这个社会没给我一个很好的机会，或者没有给我很好的环境，人生难免坎坷，难免有逆境，自己要给自己营造一个能够安静写作的人文环境。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在营造啊。因为现在整个社会竞争很厉害，文学上竞争也很厉害，有时候就形成一个名利场，一进入这个圈子，就没完没了地有诸多热闹得不堪的事情，什么会议啦、评奖啦，还有很多排名、排行榜之类的事情，还有畅销不畅销的事情，轰动不轰动什么的，搞得挺烦的。我现在基本住在乡村，自己的小人文环境非常好。今春我的民间朋友送我两棵芍药，移栽以后成活了，开得非常灿烂。我看着芍药花，听着另一个朋友送我的光盘，肖斯塔科维奇的《弦乐四重奏》，翻着别人认为都是过时的老书，比如汝龙翻译的27册契诃夫的小说集，听音乐读书之余，就在窗外大柳树的臂弯里，坐在小椅子上构思新的文章。我就这样营造出自己的创作环境，它的特点一是草根气息，一是身心安静。我也不求再得奖，也不要入排行榜，我也不想成为热点焦点,不追求轰动畅销，更不去管什么座次头衔。我觉得非常愉快。
当然，有的作家喜欢另一种环境，那里有很多人捧他、支持他，使他总在聚光灯下闪闪发亮。那也很好。我绝不会拿自己的选择去否定人家的喜好，各人有各人的活法。我在那篇随笔里讲了歌德的例子，歌德一生没有什么坎坷，什么"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他万卷书是不是读了都可疑，万里路肯定没有行，足迹最远只到过意大利。他一生没有坎坷，活到80多岁，情欲还很旺盛，还可以跟小女生恋爱。当时那个魏玛政权，也说不上多好，也说不上多坏。他跟政治家没什么矛盾，政治家对他也很客气，把他很优厚地养起来，他也接受这种客气，养尊处优。他留下的著作也很伟大啊！
不少人注意到，我宣称在《红楼梦》所有人物中，我喜欢的是妙玉。这令很多人诧异。
妙玉孤僻、怪诞，很遭人讨嫌。我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个人的性格和妙玉有很多契合点，我有时候确实是过分的离群儿。这不是什么优点，但也很难说这是一个罪恶，是不是？这个世界应该是多元的，人的性格也应该是多元的存在，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人嘛！不是说我这样的性格就特别好，或者我要求别人像我这样，我没有这个道理。可我觉得，一个人可以这样生存，如果有条件，他可以这样生存，很自尊地维持自己的一份尊严，他不随便进入别人的领域，他更不能容忍别人随便去进入他的领域。妙玉重视保持环境的洁净，更重视保持内心的洁净，也保持人际关系的洁净。她很率意，喜欢贾宝玉。并不是说要爱宝玉，但是她认为宝玉是一个"些微有知识的人"，在贾府那么多人里面，看得出宝玉比较懂事儿，这个懂事儿，不是懂一般的人情世故，她看出来，比较能有禅悟的是贾宝玉。所以贾宝玉过生日，她下贺帖。像这些地方我都很欣赏、喜欢，我觉得她这样为人处事挺有趣的。
人的一生中，出生、事业成功和死亡是很壮烈的三个场景。出生是被动的，死亡也多少带有被动性，只有事业的成功带点主动性。生死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其实生的感觉我们应该是有的，但是我们遗忘得很快，形不成记忆。死的体验，我们每一个活人现在都没法陈述。在这个生存的过程当中，使自己获得价值，也就是事业上成功，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我觉得所谓成功，这个价值除了用金钱和名誉来衡量，还有更重要的两个标准。一个标准是：他个人的尊严是否得到保证，这是很重要的；另一个标准是：他是否对他人有益，是否多少哪怕对他以外的第二个人有过一些好处。金钱、名誉和这两点，都是他创造的价值。我觉得这些对人生都是很重要的。

返回书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