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朝陆陇其编，陇其有《古文尚书考》，已著录。初，明永乐间，胡广等奉诏撰《四书大全》，阴据倪士毅旧本，潦草成书。而又不善於剽窃，庞杂割裂，痕迹显然。虽有明二百馀年悬为功令，然讲章一派从此而开。庸陋相仍，遂似朱子之书专为时文而设，而经义於是遂荒。是编取胡广书，除其烦复，刊其舛谬，又采《蒙引》、《存疑》、《浅说》诸书之要以附益之，自较原本为差胜，然终未能尽廓清也。其初稿成於康熙辛酉，前有《自序》，尚歉然以为未定。及晚年辑《困勉录》，复取是书互相参考，别以朱笔点次，乃成定本，然未及重为之《序》。故其门人席永恂、侯铨、王前席等校刊之时，仍以原《序》冠卷端。实则《序》在前而书在后也。《大学》、《中庸》并载《或问》，亦仍《大全》之旧。卷末附载王应麟《论语孟子考异》，不知何人采摭《困学记闻》为之，非应麟原有是书也。
△《续困勉录》·六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国朝陆陇其撰。陇其所著《困勉录》，分学、问、思、辨、行五类。此《续录》则专解《四书》。凡《大学》一卷、《中庸》一卷、《论语》二卷、《孟子》二卷。中多采录时文评语，似乎狭视《四书》矣。
△《四书初学易知解》·十卷（内府藏本）
国朝邵嗣尧撰。嗣尧有《易图定本》，已著录。是编乃督学江南时所刊。每章前为口义，后附论断，专为童蒙讲解而设，故曰《易知》。嗣尧服官清苦，至今凡历任之地皆称名宦。而自命太高，亦或伤於偏激。如解“於我如浮云”句，谓：“不特不义之富贵如浮云，即义中之富贵亦如浮云。不特富贵如浮云，即我亦如浮云。”如此之类，盖欲以发明不爱官、不爱钱、不爱命之意，而过於取快，未免堕入禅宗矣。
△《四书述》·十九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诜撰。诜有《易经述》，已著录。是书多不主朱子《章句集注》。如以《大学》“听讼”章为解“格物”，而以朱子《补传》为不知圣贤经传化工之妙。其学盖源出於姚江，而於姚江之中又主调停之说者。观其《自序》曰“朱子虑佛教之足以惑人，故确切分疏，以为下学所遵守。陆子略其枝叶而独抉其宗旨，盖於朱子有一本散殊之分，而非有所悖谬”云云，其所学可以睹矣。
△《四书钞》·十八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秘丕笈撰。丕笈字仲负，故城人。康熙癸丑进士，官至陕西提学副使。
是编以四子之书近世多为新说所惑，於是纂辑《或问》及《大全》、《蒙引》、《存疑》等说，汇成一编。以非自己出，故以“钞”为各。其旁注批阅之语，则丕笈自抒所见也。
△《四书贯一解》·十二卷（编修闵惇大家藏本）
国朝闵嗣同撰。嗣同字来之，号双溪，乌程人。康熙乙卯副榜贡生，官景宁县教谕。此书於每章各为总解，而不录经文。皆取诸儒之说，以己意融贯成篇。
其说有同异者，则别附於后，以备参考。
△《四书索解》·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是书为其子远宗所编，本名《四书疑义》，有问有答。奇龄没后，远宗裒辑成书，存所疑而删所解，名曰《疑案》。奇龄门人王锡序之，谓：“必有以解之，直是索解人不得耳。一经考索，则世多学人，岂无始而惊，既而疑，又既而划然以解者？”因更名《索解》，然有问无答。其旨在於驳《注》，而其迹乃似於攻《经》。且据锡所序，其解已散见奇龄各书中，亦何必更出此书，蹈禅家机锋之习？则非欲诂经，直欲骇俗耳。
汉晋以来儒家，无此体例也。
△《大学知本图说》·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是书由古本《大学》之说以攻朱子“格物”之《传》。首为《知本图说》。次为《知本图》四：一曰《大学有本》，一曰《格物知本》，一曰《格物以修身为本》，一曰《修身以诚意为本》。末为《附录》，又有《后图》。
以《大学知本》与《中庸立本》并列，二图节次相配，亦前有《图说》，后有《附录》。夫知行并用，博约兼资，圣贤经典之文或有偏举，而理无偏废。《经》文既明言“格物”，即不补传亦必有说。奇龄乃以格物为量度之意，以知本为诚意，不知未知本时持何术以量度之？且既已指诚意为本，则遵而行之已矣，又何用量度？盖奇龄历诋先儒，而颇尊其乡学。其直指知本仍王守仁之良知，其主诚意则刘宗周之慎独也。而自称嵩山庙市高笠先生所传，为辽东贺钦之孙所秘授，盖托词也。
△《大学问》·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以答其门人馀姚邵廷采之问者也。仍因其《大学知本图说》而衍之，以归於良知之说。其解“在明明德”句，以“明明”二字重文连读，如“明德”连读，则德已明，何用复明？是不必远引他说，即以《大学》“克明峻德”言之，德已峻，何用复明乎？所引“明明”重文之证《尚书》三条、《诗》四条，皆其《四书賸言》中所谓“以雩见为龙，以王良为星”者也。
△《逸讲笺》·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所论，而其子及门人编录之。上卷为章世法所录，乃所讲《孟子》“不动心”章之稿。第二卷为其侄文辉所录，乃所讲《论语问答》。第三卷题曰《大学辨业》，为楼宅中所录。《大学辨业》者，奇龄门人蠡县李塨所著。
塨初师博野颜元，既而舍之从奇龄，后撰是书，又兼用元说，故奇龄恶其叛己而攻之，大抵皆诟争之言也。以录其丛残之稿，故曰“逸讲”。中杂门人、子侄之附论，故曰“笺”焉。
△《中庸说》·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所论。其门人章大来、楼宅中、朱樟、陈佑及其子远宗、侄文辉编次，而各附以己说，皆与朱子《章句》互异。大旨以慎独为主，阐刘宗周之旨。
盖宗周，奇龄之乡人也。奇龄博洽群书，其说经善於考证。至於舍考证而谈义理，则违才易务，非其所长。又以辨才济之，愈辨而愈支，固其所矣。
△《圣门释非录》·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陆邦烈编。邦烈字又超，平湖入。毛奇龄之门人也。是书因朱子《四书集注》颇有疑诸贤之说，或有流弊者，因取奇龄《经说》所载诸论裒合成帙，而附以奇龄门人、子侄诸说，以辨其非。前有邦烈《自记》，称“北宋诸儒，高树门帜，不容一人訾议。如刘共父改《二程全书》一二字，便作札四布，痛加讥贬，必欲使其还复旧文而后已。而於先圣、先贤恣情敲驳，《大学》、《孝经》连篇删改。即孔门诸贤，何一不受其削斫？相其用心，实有抑圣贤以扬同类之意。因稍辑先生所言，与他书偶录可引据者，汇为一卷，名曰《释非》。以为圣门口语，各有精义，或未可尽非”云云。考宋儒标榜门户，以劫制天下之异端，诚所不免，至坐以诋诬圣贤，则未免深文。且朱子《集注》补苴旧说，原恐后学之误会，亦非主於排斥孔门。邦烈此书虽无作可也。此本刻《西河合集》中，旧题奇龄自撰。
今考究始末，实邦烈所为。其中如谓“本”字书不训始，惟宋人《广韵》因程子是解增一始训。案陈彭年、邱雍等重修《广韵》在大中祥符间，其时程子未生，安得因程子之说？如斯之类，似非奇龄所宜有。又朱子《与张栻、刘共父书》，谓《二程遗书》乃胡安国所改，而此《序》作刘共父所改，亦误。故改题邦烈，从其实焉。
△《论语传注》·二卷、《大学传注》·一卷、《中庸传注》·一卷、《传注问》·一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李塨撰。塨有《周易传注》，已著录。是编解释经义，多与宋儒相反。盖塨之学出於颜元，务以实用为主。故於程、朱之讲习，陆、王之证悟，凡不切立身经世者，一概谓之空谈。而於心性之学，排击尤甚。其解《四书》，亦即此旨。中惟《孟子注》未成，今传者《论语》、《大学》、《中庸》耳。
《论语》多用古义，亦兼取毛奇龄之说。如以“无所取材”从郑康成作“桴材”，“偏其反而”从何晏作“反经合道之譬”，则不免故相违迕，有意异同。《大学》用古本读“大”为“泰”及“亲民”之“亲”读本字，皆仍旧说。其以“格物”
之“物”为《周礼·司徒》之“乡三物”，则塨自申其学也。《中庸》不取朱子天道、人道之说，一切归於实际，证以人事。在三书之中，较为完密。《传注问》则仿朱子《或问》之例，一一辨其去取之所以然。辞气多不和平，徒以气相胜而已。
△《四书反身录》·六卷、《续补》·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颙撰。颙字中孚，盩厔人。康熙己未荐举博学鸿词，以年老不能赴京而罢。康熙四十二年，圣祖仁皇帝西巡，召颙入见。时颙已衰老，遣子慎言诣行在陈情，以所著《二曲集》、《反身录》奏进。上特赐御书“操志高洁”以奖之。
是书本题曰“二曲先生口授、鄠县门人王心敬录”。“二曲”者，颙之别号。水曲曰盩，山曲曰厔。盩厔当山水之曲，故因其地以称之。是此书成於心敬之手，颙特口授。然核其《序》文年月，则是书之成，颙犹及见，非身后追录之比，实仍颙所自定也。颙之学本於姚江。书中所载，如《大学》“格物”之“物”为身心意知家国天下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又谓“明德与良知无分别。念虑微起，良知即知善与不善。知善即实行其善，知恶即实去其恶。不昧所知，心方自慊”云云，其说皆仍本王守仁。又书中所引吕原明渡桥，舆人坠水，有溺死者。
原明安坐桥上，神色如常。原明自谓未尝动心。颙称其临生死而不动，世间何物可以动之？夫死生不变，固足徵学者之得力。然必如颙说，则孔子之微服过宋，孟子之不立岩墙，皆为动心矣。且“厩焚”必问“伤人”，“乍见孺子入井必有怵惕恻隐之心”，舆夫溺死而原明安坐不动，此乃原明平时强制其心而流为谿刻之过。颙顾称之为不动，则於告子之不动心何异乎？是亦主持太过，而流於偏驳者矣。
△《辟雍讲义》·一卷、《大学讲义》·一卷、《中庸讲义》·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杨名时撰。名时有《周易劄记》，已著录。《辟雍讲义》乃乾隆元年名时兼领国子监时所著。《大学、中庸讲义》则因其《札记》之说而畅之耳。
△《杂说》（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焦袁熹撰。袁熹有《春秋阙如编》，已著录。是编乃以《礼记》中《大学、中庸注疏》及《论语、孟子注疏》，与朱子《章句集注》两两相勘，决择是非，而左袒朱子者为多。其中考证过疏，如谓《论语》孔注“诔祷”篇名，不知诔乃施於死后者，未详孔《注》所出。今考《大祝》“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其六曰诔。”《注》引《论语》“诔曰：祷尔於上下神祗。”贾公彦《疏》：“生人有疾亦诔，列生时德行而为辞，与哀公诔孔子意同。”是死谥名诔、生祷亦名诔之显证。奈何於孔《注》疑之耶？
△《考定石经大学经传解》·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国朝邱嘉穗撰。嘉穗字实亭，上杭人。康熙壬午举人，官归善县知县。是编大旨谓《大学》“格致”一传，本未阙佚，不过错简，非惟朱子所补为误，即诸儒所定亦皆未安。因参取旧说，以“物有本末”一节、“子曰听讼”一节、”
《诗》云：邦畿千里”一节、“知止而后有定”一节，终以“此谓知之至也”句，合为“格物致知”之传，而诠解以明之。其意以丰坊伪石经为真，而又未见坊之原本，但据锺惺《四书聚考》所载。又见朱彝尊、毛奇龄等素号博洽者，皆引据旧文，掊击甚力，遂依违瑟缩，不敢讼言。然其割取“《诗》云：邦畿千里”十字，实用伪石经本也。
△《中庸本旨》·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朱谨撰。谨号雪鸿，昆山人。是编前有康熙己丑魏一川《序》，称其岁易一稿，逾三十年。今观其书首列《中庸图》十七，其分配五行者多涉牵合。其解“中”字，谓“中”即太极，即伏羲一画而纵之。其解“天”字，谓上一画为天，下一画为地，人居其中。一川《序》又为补解“庸”字，以为古文作◆。◆，古庚字，为阳金。◆，古镛字，为乐器。而附於黄钟之末。亦皆附会。其注以天命为源，以无声无臭为归宿，多涉恍惚。其《中庸续论》，又时时评论文法，如谓“三重”章、“大哉”章是两扇格局，不露排偶之类，并引而归之时文矣。
△《大学本文》·一卷、《大学古本》·一卷、《中庸本文》·一卷（通行本）
国朝王澍撰。澍有《禹贡谱》，已著录。是书取《大学》、《中庸》本文及朱子《章句》原《序》，各为批点，大意欲因文法以阐书理。然圣经虽文字之祖，而不可以后人篇法、句法求之。世传苏洵评《孟子》、谢枋得评《檀弓》，皆出於明人刊本。其源流授受，莫得而明，大抵皆后人伪撰。澍因仍其例，实非先儒之旧法。又既用朱子改本，发挥文字之妙；又列《古本》一卷，其发挥妙处亦如之。古本是则改本非，改本是则古本非。两相尊奉，不亦合之两伤乎？
△《大学困学录》·一卷、《中庸困学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澍撰。自明以来，解《四书》者惟以寻绎语脉为时文敷衍之具。澍是二书独发挥学问之功，其识在坊刻讲章上。而意取详明，或失之冗，遂不免间有出入。如《大学补传》第五章辨陆、王致知之误，极为分明。而《传》第七章乃云“心中不可存一物”，则仍阑入金谿、姚江门径矣。吕坤《呻吟语》谓：“佛氏论心争有无，儒者论心争是非，如贞女思夫、忠臣思君，可谓之放心乎？”其说当矣。又何可以不存一物为正心也？亦间有宽廓语。如《中庸》第二章谓君子“时中”只是敬其意，以敬为无忌惮之反，而不知此“时中”字彻上彻下、彻内彻外，当由格物穷理、明体达用而来，非一敬字所能尽。又如《中庸》第二十章谓《九经》句句有一篇《西铭》在内，其理固然，然不可如此说书。必充类至尽，虽谓句句有一篇《太极图说》在内，亦何尝不可通乎？
△《成均讲义》（无卷数，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孙嘉淦撰。嘉淦有《春秋义》，已著录。是编乃嘉淦摄国子监祭酒时以《大学》“圣经”一章为学者入德之门，乃逐节疏解，以发明朱子《章句》之义。
其讲“致知格物”，谓：“释氏欲正心而不先诚意，陆子静欲诚其意而不先致知，王阳明欲致其知而不先格物，惟程、朱之书，详言格物，独得孔子之传。今日学者之流弊，讥释氏之不能诚意，并其正心而失之；讥子静之不能致知，并其诚意而失之；讥阳明之不能格物，并其致知而失之；名为守程朱之学，并其格物而失之。古之所谓物者，盈天地之法象道器，书其一也。古之所谓格物者，极事理之广大精微，读书其一也。古之所谓读书博洽，无所不通，作文其一也。古之所谓作文者，体制不可枚举，制艺其一也。然则今日士子之所学，视古者纲领条目之大全，相去何如哉？”亦颇中学者之流弊也。
△《五华纂订四书大全》·十四卷（洗马刘权之家藏本）
国朝孙见龙撰。见龙字叶飞，号潜村，乌程人。康熙癸巳进士，改庶吉士。
是编乃见龙掌教云南五华书院时所辑，故以“五华”为名。《自序》谓於《四书大全》旧本，讹者正之，偏者删之。明以来诸家制艺评语，并为采入。间附以近时李光地、杨名时之说。见龙有所自见，亦附著於后云。
△《四书纂言》（无卷数，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国朝王士陵撰。士陵有《易经纂言》，已著录。是编采摭坊刻《四书》讲章，排比成书。以先儒之说列前，近人之说列后，亦间以己意推阐。大抵以永乐《四书大全》为蓝本。
△《大学偶言》·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文檒撰。文檒字风林，又字树声，萧山人。康熙甲午举人，官成都县知县。是书凡四十六条。虽以《大学偶言》为名，前有刘绍攽《序》，亦以《大学》为说，而其书多论理气心性，辨诸家之是非，说《中庸》者为多，解《大学》者仅数条，未喻其故也。文檒受业於毛奇龄，故此书亦因其师说。
特文檒至乾隆甲子尚存，当日久论定之馀，知奇龄以负气诟厉，为后人所不满，鉴於前车，词气较为和平耳。其论人无二性，与颜元《存性编》之说同，不为无理。其论朱子补《大学格物传》全为禅学，则有意巧诋，纯乎门户之见矣。
△《成均课讲学庸》（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崔纪撰。纪有《成均课讲周易》，已著录。是书亦其官国子监祭酒时所著也。其旨谓“《大学》以慎动为宗，故所言多显。《中庸》以主静为宗，故所言多微。究则体用一原，显微无间者也。学者惟是微《大学》之显，而阐《中庸》之幽，庶有以得其源流旨趣之一矣”云云。然以《学》、《庸》分属微、显，且谓《中庸》以主静为宗而不言存诚，似於理终未周密也。
△《读孟子札记》（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崔纪撰。是书以七篇大旨出於《大学》，其言性情即“明德”；言知言、养气即“明之”之事；告齐、梁诸君以忧乐同民，即“恕”与“絜矩”之意；其论执中以射之巧、称之权譬之，即至善之理：其说亦自成理。然圣贤之旨，原自贯通，正不必如此节节比附。又称本於《中庸》，亦可不必也。
△《论语温知录》·二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崔纪撰。皆其平日读《论语》所笔记。官湖北巡抚时，乃汇而辑之。每章统论其大意，皆以阐发《集注》为主。
△《四书参注》（无卷数，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王植撰。植字槐三，深泽人。康熙辛丑进士，官至邳州知州。是书多掊击注疏，以自表尊崇朱子之意，而掊击郑玄、孔颖达尤甚於赵岐、何晏、孙奭、邢昺。然先有汉儒之训诂，乃能有宋儒之义理，相因而入，故愈密愈深。必欲尽扫经师，独标道学，未免门户之私。譬之天文、算数，皆今密而古疏，亦岂容排击羲氏，诋諆隶首哉？且所采多近时王廷诤、崔纪、傅泰诸人之说，在诸人研究《四书》，固各有所得，然遽跻诸郑、孔诸儒之上，恐诸人亦未必自安矣。
△《菜根堂札记》·十二卷（检讨萧芝家藏本）
国朝夏力恕撰。力恕字观川，孝感人。康熙辛丑进士，官翰林院编修。是编乃乾隆己未至辛酉力恕在武昌书院时与诸生讲授《四书》所作。初名曰《题解》，盖专为制艺言之，已授梓矣。丙寅以后，又取程、朱之说参校同异，勒为此编，至戊辰而脱稿。其父以此事不止关系时文，“题解”之名不佳，乃改题今名。见於力恕《自序》。而《题解》旧《序》亦并存之於卷端，不没其始也。原书本十八卷，其后六卷，别题曰《证疑备览》，则皆考辨《四书》中名物典故者。此本有录无书，而前有朱印曰“证疑备览嗣出”，盖刊尚未竟云。
△《中庸解》·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任大任撰。大任字钧衡，吴江人。此书分段诠释，但标节次，不录《经》文，大抵多先儒绪言也。
△《四书录疑》·三十九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绰撰。绰有《周易录疑》，已著录。是书成於康熙后壬寅。凡《大学》二卷、《中庸》三卷、《论语》二十卷、《孟子》十四卷，皆每章摘句解之。然解《章句集注》者多，解经文者转少。其大旨在於钻研朱子之说，一字一句，务发明尽致。殆如业《春秋》者以《经》命题，以胡《传》行文耳。据其子湜《跋》语，绰实积数十年之力，乃成此书，湜亦时有所附记。盖其父子以此为世学也。
△《四书本义汇参》·四十五卷（赞善韦谦恒家藏本）
国朝王步青撰。步青字汉阶，或自书曰罕皆，以同音相代也。号已山，金坛人。雍正癸卯进士，官翰林院检讨。是书凡《大学》三卷、《附》一卷，《中庸》七卷、《附》一卷，《论语》二十卷，《孟子》十四卷。大旨据《章句集注》断诸家之是非，而引朱子《或问》、《语类》、《文集》及元、明以来之讲章，条分缕析，为之证佐。於语脉字义，推阐颇详。在近时讲章之中，尚较为切实。考古无《四书》之名，其名实始於朱子。朱子注《诗》、注《易》，未必遽凌跨汉唐。至诠解《四书》，则实亦无逾朱子。故自明以来，科举之学以朱子为断。然圣贤立训以垂教，非以资后人之辨说为作语录计也。即朱子《章句集注》亦以明圣贤之道，非以资后人之揣摩为取科第计也。是书乃以场屋八比之法，计较得失，斯已逐影而失形矣。其发凡中病汪份删纂《四书大全》，参取阎若璩、顾炎武之说，或与朱子相左。是未考汉学、宋学各有源流。至於赝本《或问小注》，明知其依托朱子，而有意模棱。殆虑一斥其伪，即不能假朱子之名钳伏众论，故存为疑案，不欲显言。不知其说可取，不必以赝本而废之；其书非真，亦不必以其说可取并讳其赝本。是是非非，常以其书为断，不必定使其书出朱子而后谓之是也。
是又门户之见未能尽化矣。
△《鳌峰讲义》·四卷（两浙总督采进本）
国朝潘思榘撰。思榘有《周易浅释》，已著录。鳌峰书院在福州，为巡抚所掌。此其官福建巡抚时与诸生讲《大学》、《中庸》之语，诸生编而刊之者也。
△《论语说》·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桑调元撰。调元字弢甫，钱塘人。雍正癸丑进士，官工部主事。是书诠解《论语》凡五百条，分上、下二卷，每卷又分五子卷。所言皆阐《集注》未尽之义。如谓“人知有欲不刚，而不知无欲尚非刚”之类，颇为细密。然是书为其门人所录，尊崇师说，一字不遗，或并其偶批数字亦悉载之。如“不有祝鮀之佞”章，但注“自古如此，可伤可叹”八字，别无一言。是岂诂经之法、著书之体耶？再删汰之则善矣。
△《四书约旨》·十九卷（礼部尚书德保家藏本）
国朝任启运撰。启运有《周易洗心》，已著录。是编乃平日与门人讲贯、随笔劄记之文。其中如论管叔以殷畔，谓管叔监殷，在武王时有功，引《汲冢书》为据之类，亦间有所考证。然大旨为科举作也。
△《翼艺典略》·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萧正发撰。正发字次方，庐陵人。是书首《至圣纪》一卷、《诸贤纪》一卷、《二帝三王纪》一卷、《春秋纪》三卷、《战国纪》一卷、《庞纪》三卷，皆诠释《四书》典故。曰“翼艺”者，据卷首刘吴龙《序》，谓以羽翼制艺也。
其著书之意可知矣。
△《读大学中庸日录》·二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康吕赐撰。吕赐字复斋，别号一峰，又自称南阿山人，武功人。是书《读大学日录》一卷、《读中庸日录》一卷。其言王文成以格物致良知，此功夫知行兼到，自是切实精详。又云：“《中庸》揭出慎独，即孔子修己以敬血脉，王文成更提掇明快。”二《录》大旨，已尽於此。书首载自作《墓志》一篇，述其讲学宗旨最详，亦自称为姚江之支派云。
△《江汉书院讲义》·十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功述其父心敬之论也。心敬有《丰川易说》，已著录。此其在湖北江汉书院时与诸生讲论《四书》之说，功录而存之，故每条称“家君曰”。以附刻文集之中，故标目为《丰川全集》，而以《存省稿》为子目云。
△《四书说注卮词》·十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胡在甪撰。在甪，永年人。乾隆丙辰进士，官湖北松滋县知县。是编虽以“说注”为名，然颇因以讲学，尚不似乡塾讲章全为时文而作，然亦未全脱坊刻之窠臼。盖其用力之始，从讲章入也。
△《四书顺义解》·十九卷（御史戈岱家藏本）
国朝刘琴撰。琴字松雪，任邱人。乾隆丙辰举人，官顺义县教谕。是编皆先标章次，而后循文以衍其意。每节之末，又杂引旧说以析之。以成於官顺义时，因以为名。前有同邑边连宝《序》，称其自雍正丁未至乾隆壬午，三十年而后脱稿。临没，犹斟酌改窜。又称其一以紫阳为主，不敢稍背云。
△《四书就正录》·十九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鋐撰。鋐字宏猷，嘉定人。是书杂采坊本讲章而敷衍之，多沿陆陇其、汪份两家重订《四书大全》之说。
△《四书晰疑》（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鋐撰。是书成於乾隆辛酉。前有《例言》，谓“《四书》疑义虽多，其间或有一说之确当於经义者，概不敢赘，特辑朱《注》以来诸说之所未备而或未定者，故《论》、《孟》皆少，而《学》、《庸》多”云云。今核其见解，仍不出所著《就正录》也。
△《虹舟讲义》·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祖惠撰。祖惠本姓沈，字屺圣，嘉兴人。乾隆壬申进士，官高安县知县。是编大抵涵泳《章句集注》之文，一字一句，推求语意。其体会颇费苦心，在时文家亦可云操觚之指南矣。
△《四书句读释义》·十九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范凝鼎撰。凝鼎字庸斋，自号磨镜居士，洪洞人。选拔贡生。是编成於乾隆癸酉。《四书》次第用朱子原本，皆先明句读，次诠文义。先列《集注》，次录《或问语类》。其馀诸儒议论与朱注相发明者，乃采录之。稍有同异，则斥不载焉。
△《四书讲义尊闻录》·二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戴鋐撰。鋐字景亭，长洲人。以《四书大全》诸说纷错，无所适从，因以己意点次之。每章列《总旨》於前。每节列《本义》及《附解》於下。《总旨》、《附解》皆本《大全》所录诸儒之语，而附益以元明以来诸说。《本义》则顺文诠释，略如直讲之体。盖亦科举之学也。
△《四书穷钞》·十六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国瑚撰。国瑚字夏器，号珍吾，临县人。是书卷首郭九有《序》称为《四书主意》，而标题又称为《四书穷钞六补定本》。疑其书非一稿，故命名亦随时而异欤？其解颇与朱子立异，然仅钻研於字句之间，无以相胜也。
△《古本大学解》·二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醇骥撰。醇骥字千里，号廓菴，广济人。是书遵用古本《大学》，不分《经》、《传》。首《大学考》。次《戴记中古本》。又次为《大学解》，力辨二程子、朱子及董槐、王柏诸人改本之非。夫窜易古经以就己意，其事原不可训，然姚江之徒所以必复古本者，实欲引托始知本，不言格物之义以阴助良知，非尽为尊经也。
△《杂说》·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无序跋。相其纸墨圈点，不过数十年中物，殆近人作也。
其书凡《读论语注疏》一卷、《读大学注疏》一卷、《读中庸注疏》一卷、《读孟子注疏》五卷。皆标举旧文，辨其得失，大抵以意断制之。其《读大学注疏》以今本纠古本，颇为枘凿。今本以格物为先，自有今本之义。古本以诚意为始，亦自有古本之义。既不从古本，则竟置注疏不用可矣。必强合之，则不揣其本而齐其末也。
──右“四书类”一百一部，一千三百四十一卷，内十四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案：古书存佚，大抵有数可稽。惟坊刻《四书》讲章，则旋生旋灭，有若浮沤，旋灭旋生，又几如扫叶，虽隶首不能算其数。盖讲章之作，沽名者十不及一，射利者十恒逾九。一变其面貌，则必一获其赢馀；一改其姓名，则必一趋其新异。
故事同幻化，百出不穷。取其书而观之，实不过陈因旧本，增损数条，即别标一书目，别题一撰人而已。如斯之类，其存不足取，其亡不足惜，其剽窃重复不足考辨，其庸陋鄙俚亦不足纠弹。今但据所见，姑存其目。所未见者，置之不问可矣。）
卷三十八 经部三十八
○乐类
沈约称《乐经》亡於秦。考诸古籍，惟《礼记经解》有“《乐》教”之文。
伏生《尚书大传》引“辟雝舟张”四语，亦谓之《乐》。然他书均不云有《乐经》（隋志《乐经》四卷，盖王莽元始三年所立，贾公彦《考工记·磬氏疏》所称“《乐》曰”，当即莽书，非古《乐经》也）。大抵《乐》之纲目具於《礼》，其歌词具於《诗》，其铿锵鼓舞则传在伶官。汉初制氏所记，盖其遗谱，非别有一经为圣人手定也。特以宣豫导和，感神人而通天地，厥用至大，厥义至精，故尊其教得配于经。而后代钟律之书亦遂得著录於《经部》，不与《艺术》同科。
顾自汉氏以来，兼陈雅俗，艳歌侧调，并隶云韶。於是诸史所登，虽细至筝琶，亦附於经末。循是以往，将小说稗官未尝不记言记事，亦附之《书》与《春秋》乎？悖理伤教，於斯为甚。今区别诸书，惟以辨律吕、明雅乐者仍列於经，其讴歌末技，弦管繁声，均退列《杂艺》、《词曲》两类中。用以见大乐元音，道侔天地，非郑声所得而奸也。
△《皇祐新乐图记》·三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阮逸、胡瑗奉敕撰。仁宗景祐三年二月，以李照乐穿凿，特诏较定钟律，依《周礼》及历代史志立议范金。至皇祐五年，乐成奏上，此其图记也。旧本从明文渊阁录出，后有宋陈振孙嘉定己亥《跋》云：“借虎邱寺本录。”盖当时所赐、藏之名山者。又有元天历二年吴寿民《跋》、明万历三十九年赵开美《跋》，叙此书原委颇详。考初置局时，逸、瑗与房庶等皆驿召预议。诏命诸家各作钟律以献，而持论互异。司马光主逸、瑗之说，范镇主房庶之说，往反争议，卒不能以相一。其往返书牍，具光《传家集》中。而镇所作《东斋记事》，亦略存其概。
大抵逸、瑗以为黄钟之管积八百一十分，容一千二百黍。又以《九章》圜田算法计之，黄钟管每长一分，积九分，容十三黍三分黍之一，空径三分四釐六毫，围十分三釐八毫。围径用径三围九古率，而改围九分为九方分，别迁就之术也。司马光曰：“古律已亡，非黍无以见度，非度无以见律。律不生於度与黍，将何从生？非谓太古以来律必生於度也。特以近世古律不存，故返从度法求之耳。”其论最明。范镇讥其以度起律，诚为过当。然镇以秬、黍、律、尺、龠、鬴、斛、算数、权衡、钟声十者必相合而不相戾然后为得，亦不为无见也。以律起度，与以度起律，源流本无异同，而二家算术不精。逸、瑗等得之於横黍，而失之於围径，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实管，自相乖反。房庶以千二百黍实之管中，随其长短，断之以为九寸之管，取三分以度空径，则空径不生於黍，而别有一物为度以起分，竟不必实黍於管。亦未见其为通论也。是书上卷具载律吕、黍尺、四量、权衡之法，皆以横黍起度，故乐声失之於高。中、下二卷考定钟磬、晋鼓及三牲鼎、鸾刀制度，则精核可取云。
△《乐书》·二百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宋陈旸撰。旸字晋之，闽清人。绍圣中登制科，官礼部侍郎。事迹具《宋史》本传。此书乃建中靖国间旸为秘书省正字时所进。自第一卷至九十五卷，引三《礼》、《诗》、《书》、《春秋》、《周易》、《孝经》、《论语》、《孟子》之言，各为之训义。其第九十六卷至二百卷，则专论律吕本义、乐器、乐章及五礼之用乐者，为《乐图论》。引据浩博，辨论亦极精审。视其兄祥道《礼书》，殆相伯仲。第《礼书》所载，只详於三代器数，是书则又推及律吕本原及后世雅俗诸部。故陈振孙《书录解题》谓《乐书》博则博矣，未能免於芜秽也。然旸书包括历代，总述前闻，既欲备悉源流，自不得不兼陈正变。使振孙操笔而修史，将举古来秕政乱法一切删之不载乎？此南宋人迂谬之见，不足据也。其中惟辨“二变”、“四清”二条，实为纰缪。自古论“四清”者，以民臣相避以为尊卑立说，本属附会。旸则曰：“黄钟至夹钟四清声，以附正声之次。”其意盖谓夷则至应钟四宫而设。既谓黄钟至夹钟为清，又谓为夷则至应钟而设，是两“四清”
也。不知每一均必具五声，夷则一均以夷、南、无、应为次，而阙角声，必须黄钟清为角。南吕一均以南、无、应为次，而阙羽、角二声，必须黄清为羽、大清为角。以调而论，则谓夷、南、无、应四律，以声而言，则为黄、大、太、夹四清，非有二也。其不用正声而用清声者，乐之高下以渐，无骤高骤下之理。以夷则一均言之，如用夷、南、无、应四正律，则其声以次而高。而忽用黄钟正律，虽同在一均，而高下不协，故必以黄清协之也。旸引李照十二钟之说，殊为舛误。
又论“二变”曰：“五声者，乐之拇指也。二变者，五声之骈枝也。五声可益为七音，则五星、五行、五常亦可益而七之乎？二变之说始於尚书，而蔓衍於《左传》、《国语》、《书传》、《汉志》。是不知《书》之‘在治忽’，有‘五声’
而无‘七始’。《国语》之‘七同’，有四宫而无徵也。《左氏》为七音之说，盖八音耳。八音以土为主，而七音非土不和。故《书》之《益稷》、《礼》之《乐记》，其言八者皆虚其一，犹大衍虚其一也”云云。不知“二变”之生，由於高下之次。蔡元定相去二律则音节远之说最有根据。若不究其理之所由然，而但以数相较，则七较之五而多其二者，将十二较之五而亦多其七，是音不得有其七，而律亦不得有其十二乎？且“五声”、“二变”，有管律弦度之不同。半太蔟与正黄钟应，半夹钟与正大吕应。此理尤为旸所不知也。至以七音为八音虚土而言，尤为牵强矣。又其释《周官》三宫之乐，以圜、黄、太、姑为宫之旋而在天者，故其合别而为四。函、太、姑、南为宫之旋而在地者，故其合降而为三。
黄、大、太、应为宫之旋而在人者，故其合降而为二。若然，则天宫用八律，地宫用六律，人宫用四律，以多少为差别也。而圜丘乐六变，方丘乐八变，宗庙乐九变，又何以解耶？凡此之类，皆不可据为典要。然唐以来乐书无传，北宋乐书惟《皇祐新乐图记》及此书存耳。遗文绪论，条理可徵，又安可以一眚废耶？
△《律吕新书》·二卷（编修李潢家藏本）
宋蔡元定撰。元定字季通，建阳人。庆元中坐党禁，流道州卒。事迹具《宋史·道学传》。朱子称其律书法度甚精，近世诸儒皆莫能及。又云：“季通理会乐律，大段有心力，看得许多书。”及为是书作《序》，又曰：“黄钟围径之数，则汉斛之积分可考。寸以九分为法，则《淮南》、太史、小司马之说可推。五声二变之数，变律半声之例，则杜氏之《通典》具焉。变宫、变徵之不得为调，则孔氏之《礼疏》固亦可见。至於先求声气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则尤所谓卓然者。
而亦班班杂见於两汉之制、蔡邕之说与夫国朝《会要》以及程子、张子之言。”
盖是书实朱蔡师弟子相与共成之者，故独见许如此。书分二卷。一为《律吕本原》，凡十三篇：《黄钟》第一、《黄钟之实》第二、《黄钟生十一律》第三、《十二律之实》第四、《变律》第五、《律生五声图》第六、《变声》第七、《八十四声图》第八、《六十调图》第九、《候气》第十、《审度》第十一、《嘉量》第十二、《谨权衡》第十三。其一卷为《律吕证辨》，凡十篇：《造律》第一、《律长短围径之数》第二、《黄钟之实》第三、《三分损益上下相生》第四、《和声》第五、《五声大小之次》第六、《变宫变徵》第七、《六十调》第八、《候气》第九、《度量权衡》第十。今考元定之说，多截竹以拟黄钟之管，皆即以其长权为九寸，而度其围径如黄钟之法。更迭以吹，则中声可得。浅深以列，则中气可验。是截管之法必本之候气也，而候气之说最为荒渺。《后汉、晋、隋志》所载，又各异同。既云“以木为案，加律其上”，又云“埋之土与地平”，又云“置於案上而以土埋之，上平於地。”此置律有浅深高下之不一也。既云“以葭莩灰抑其内端，气至者灰去”，又云“以竹灰莩实律，以罗縠覆律口，气至吹灰动縠，有小动、大动、不动三说”，又云“灰飞动素，散出於外，而气应有早晚，灰飞有多少。”其说又不一也。然则候气既不足凭，人声又无左验。是蔡氏所谓声气之元者，亦徒为美听而已，非能见之实事也。刘歆铜斛，具详《汉志》。而《隋志》又详载其铭曰：“律嘉量斛，方尺而圆，其外庣旁，九釐五毫，幂百六十二寸，深尺，积一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祖冲之所讥以为汉世斛铭、刘歆诡谬其数为算氏之剧疵者是也。元定乃并《汉志》取之，以定黄钟积实为八百一十分，何也？荀勖之尺，《隋志》所谓晋前尺也。当晋之时，阮咸已讥其高。
而元定以为此尺出於汲冢之律，与刘歆之斛最为近古，乐声高急，不知当时之围径果为何如？夫古人所云径三分围九分者，言圆径三分而周九分也。空围即圆周也。胡瑗疑其管狭，不足容千二百黍，遂大其空径四釐六毫，而周为十分三釐八毫。是亦径三围九之率也。因以空围为管内之面，幂为容九方分矣。元定从之，而以圆田术起算黄钟积实，又失之太大，则不精算术之误也。至谓黄钟六变律不与本均之声相应，而不知当用清声。又谓“二变”不可以为调，而不知“二变”
之调具足五音。若以“二变”音为每调之七音，则反为出调。凡此皆元定之所未及详者，故特著之，以纠其失焉。
△《瑟谱》·六卷（永乐大典本）
元熊朋来撰。朋来有《五经说》，已著录。是书大旨以为在礼堂上侑歌，惟瑟而已，他弦莫侑，为古人所最重。自瑟教废而歌《诗》者莫为之谱。既作《瑟赋》二篇，发明其理，复援据古义，参以新意，定为一编。首为《瑟弦律图》；次为《旋宫六十调图》；次为《雅律通俗谱例》；次为《指法》；次为《诗旧谱》，凡《鹿鸣》、《四牡》、《皇皇者华》、《鱼丽》、《南有嘉鱼》、《南山有台》、《关雎》、《葛覃》、《卷耳》、《鹊巢》、《采蘩》、《采蘋》十二篇，即赵彦肃所传《开元十二诗谱》；次曰《诗新谱》，凡《驺虞》、《淇奥》、《考槃》、《黍离》、《缁衣》、《伐檀》、《蒹葭》、《衡门》、《七月》、《菁菁者莪》、《鹤鸣》、《白驹》、《文王》、《抑》、《崧高》、《烝民》、《駉》十七篇，皆朋来所补；次曰《乐章谱》，为学宫释奠乐章；终以《瑟谱后录》，则古来论瑟之语也。其《瑟弦律图》以中弦为极清之弦，虚而不用，驳姜氏《瑟图》二十五弦全用之非。案聂崇义《三礼图》，雅瑟二十三弦，其常用者十九弦，其馀四弦谓之番。番，赢也。颂瑟二十五弦尽用之。又《庄子》、《淮南子》均有“鼓之二十五弦皆动”之文，则姜氏之说於古义有徵，未可尽斥。其《旋宫图》内所列六十调，皆据蔡氏《律吕新书》所推。其十二宫则用《礼记正义》黄钟一、林钟二之次，与蔡氏黄钟一、大吕二之次不同。又改“二变”为“二少”，少与老相应，变与正不相应，实不如《律吕新书》之确。又黄钟一均，惟黄钟宫用七正律，无射商则一正一半五变半，夷则角则二正二半三变半。朋来列七正律於黄钟宫之前，而无射商以下不书正变及半律、变半律，亦为疏略。其《乐章谱》既用唐乐三和之法，注曰“如大吕为角，则於大吕均取中吕起调毕曲。太蔟为徵，则於太蔟均取南吕起调毕曲。应钟为羽，则於应钟均取夷则起调毕曲。”然於黄钟为宫无义，又曰“今释奠迎神或只用黄钟为宫一曲叠奏之”云云。案范镇《皇祐新乐图记》曰：“黄钟为角者，夷则为宫。黄钟之角者，姑洗为角。十二律之於五声，皆如此率。而世俗之说乃去之字，谓太蔟曰黄钟商、姑洗曰黄钟角、林钟曰黄钟徵、南吕曰黄钟羽。”其义至明。今因大吕为角而取中吕起调毕曲，太蔟为徵而取南吕起调毕曲，应钟为羽而取夷则起调毕曲，则是大吕之角、太蔟之徵、应钟之羽，而非大吕为角、太蔟为徵、应钟为羽矣。至於黄钟为宫，与黄钟之宫则同一黄钟，无以异也。朋来既用唐制，而又云只用黄钟为宫一曲叠奏，岂非於意亦有所未安，而为骑墙之论欤？他如《后录》中以尧作十五弦之瑟见於《吕览》者误为《乐记》，记忆偶疏，又其小疵矣。然乐律一门，诸家著录，琴谱为多。
瑟则东晋之初尚有桓伊歌曹植诗事，以后传者寥寥。钱起所云“二十五弦弹夜月”，李商隐所云“锦瑟无端五十弦”者，特诗人寄兴之词，不必真有其事。古调之仅存者不过郊庙朝会，备雅乐之一种而已。朋来於旧谱放佚之馀，为之考订蒐罗，尚存梗概。史称其通晓乐律，尤善鼓瑟，则与儒者不通宫调而坐谈乐理者，尚属有殊。存之亦足见古乐之遗也。
△《韶舞九成乐补》·一卷（永乐大典本）
元余载撰。载始末无考。惟据其进书原《序》，自称“三山布衣、前福州路儒学录”。又据其门人新安朱模《进乐通韶舞补略序》，知为仁宗天历中人，其字曰大车。以养亲辞官，笃行授徒，自甘嘉遯而已。是编《文渊阁书目》著录，世无传本。惟《永乐大典》所载，篇帙犹完。首为《九德之歌音图》，次为《九德之歌义图》，次为《九磬之舞缀兆图》，次为《九磬之舞采章图》。其歌图以五声五言相配，所谓平浊、平清者，与沈约、徐景安分平声为上下以配五音者异（沈约说见米芾《书史》，徐景安说见王应麟《困学记闻》）。与司马光刘鉴诸家以喉舌唇齿牙配五音者亦异。又以六律、六吕分用，与诸家乐书以十二律相生之次为旋宫七音之次者尤截然不同。然考周德清《中原音韵》所谓阴平、阳平，即载平浊、平清之说也。《周官·大司乐》郑氏《注》所谓“六律合阳声，六吕合阴声”，即载律吕分用之说也。则虽自出新意，亦不为无据。至於准大衍之数以制《河图》，准太乙行九宫法以造《洛书》，皆起於陈抟以后。后夔典乐之日，实无是文。载所定舞图，皆根《河》、《洛》以起数，尤不免附会牵合。然数不外於奇偶，奇偶不外於阴阳，《易》道广大，事事可通，亦未始不言之成理。束晳之补《六诗》，皮日休之补《九夏》，不必其定合於古，要犹存古义於万一，终胜於侧调幺弦，导欲增悲者也。则载是书亦不妨存备一说矣。其书屡经传写，讹误宏多。如《音图》第八章“至哉坤元”之“坤”字，据后《义图》应在第八格，而旧本误在第七格。又如《缀兆始成图》中层左右皆阙两位，据舞用八佾当得六十四人，不应再成以下皆六十四，始成乃止六十。且复缀即始成之位次，后《采章图》内亦各有黄衣二人之位。则此图之佚脱显然。今并校正，使复其旧。
其以朱圈、墨圈记舞人之位者，亦间有淆乱，并釐正焉。
△《律吕成书》·二卷（永乐大典本）
元刘瑾撰。瑾有《诗集传通释》，已著录。是书以候气为定律之本，因而推其方圆周径，以考求其积分。盖瑾之学笃信宋儒，故其注《诗》守朱子之说，不逾尺寸。其论乐守蔡氏、彭氏之说，亦不逾尺寸也。考《管子·地员篇》，称呼音中徵、中羽之数，及《吕氏春秋·古乐篇》称伶伦先制黄钟之宫，次制十有二筒，咸不言候气。至司马彪《续汉书志》，始载其法。相传为出於京房，然别无显证。《隋书》载后齐信都芳能以管候气，仰观云色，尝与人对语，即指天曰：“孟春之气至矣。”人往验管而飞灰果应。又称毛爽草《候气法》，述汉魏以来律尺稍长灰悉不飞。其先人柄诚与其兄喜所为律管，皆飞灰有徵应。然后来均不用其法。蔡邕有言，古之为钟律者，以耳齐其声。后人不能，假器以定其度。以度量者可以文载口传，然不如耳治之明决也。然则舍可辨之音而求诸杳茫不可知之气，斯亦末矣。至蔡氏《律吕新书》推衍旧文，仍言候气。其数以径一围三立度，为算颇疏。彭氏觉其未合，改用祖冲之径七围二十二之率。然稽诸《隋志》，此犹约率，非密率也。瑾合二家之书，反覆推衍以成是编，较诸古人之神解，诚未必窥其精微。然宋儒论乐，所见不过如此。有元一代，著述尤稀，此书犹不甚支离者。长短兼存，以资考订，固亦不妨姑备一说云尔。
△《苑洛志乐》·二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韩邦奇撰。邦奇有《易学启蒙意见》，已著录。是书首取《律吕新书》为之直解，凡二卷。前有邦奇《自序》，后有卫淮《序》。第三卷以下乃为邦奇所自著。其於律吕之原，较明人所得为密，而亦不免於好奇。如《云门》、《咸池》、《大章》、《大夏》、《大韶》、《大濩》六乐，名虽见於《周官》，而音调节奏，汉以来无能传者。邦奇乃各为之谱，谓黄帝以士德王，《云门》象天用火，起黄钟之徵，以生为用，则林钟也；《咸池》象地用水，起大吕之羽，以土所克为用，则无射也；《大章》、《大韶》皆起於黄钟；夏以金德王，林钟属金，商声，故《大夏》用林钟之商南吕，以南吕起声；商以水德王，应钟属水，羽声，故《大濩》用应钟之羽夷则，用夷则起声。今考旋宫之法，林钟一律以黄钟之徵为火，以仲吕之商为金。若以月律论之，则是六月之律而非金也。故邦奇於《大夏》下自注云：“相缘如此，还用夷则为是。”则夷则为七月之律属金，与《大濩》用应钟为十月之律属水者一例矣。然则林钟、夷则不已两岐其说乎？又谓：“《大司乐》圜钟为宫，以南吕起声，一变在姑洗，至六变在圜钟，故云‘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函钟为宫，以应钟起声，一变在蕤宾，至八变在函钟，故云‘若乐八变，则地祇皆出’。黄钟为宫，以南吕起声，一变在姑洗，至九变在黄钟，故云‘若乐九变，则人鬼可得而礼’。”今考《左氏传》谓“五降之后不容弹矣”，则宫、徵、商、羽、角五声也。《前汉书·礼乐志》曰“八音七始”，则宫、徵、商、羽、角、变宫、变徵七声也。凡谱声者率不越此二端。此书圜钟为宫，初奏以黄钟之羽南吕起声，顺生至黄钟收宫，凡得十声。次奏用林钟之羽姑洗起声，而姑洗实为前奏黄钟之角，所谓用宫逐羽而清角生也。函钟为宫，用太蔟之羽应钟起声，顺生至本宫太蔟，又顺生徵、商二律，复自商逆转徵、宫二律收宫，凡得十四声。商不顺生羽而逆转为徵，所谓引商刻羽而流徵成也。黄钟为宫，凡阳律之奏用宫逐羽，阴吕之奏引商刻羽，是以十声与十四声各五奏也。
至谓周乐皆以羽起声，本於《咸池》，而於黄钟为宫，起南吕，则用黄钟本宫之羽；函钟为宫，起应钟，应钟为太蔟之羽，太蔟为林钟之徵，则又用徵之羽矣；圜钟为宫，起南吕，南吕为黄钟之羽，黄钟为圜钟之羽，则又用羽之羽矣。同一用羽起声，而所用之法又岐而为三。推其意，不过误解《周礼》“八变”、“九变”之文。以函钟为宫当在初奏之第九声，方与“八变”合，即不得不以应钟为第一声，而应钟非函钟之羽也。以圜钟为宫当在初奏之第七声，方与“六变”合，即不得不以南吕为第一声，而南吕非圜钟之羽也。即又不得不谓应钟为羽之羽，南吕为徵之羽矣。由杜撰而迁就，由迁就而支离，此数卷最为偏驳。其他若谓凡律空围九分，无大小之异，其九分为九方分；蕤宾损一下生大吕，优於益一上生大吕。以黄钟至夹钟四清声为可废，以夷则至应钟四律围径不当递减，虽其说多本前人，然决择颇允。又若考定度量、权衡、乐器、乐舞、乐曲之类，皆能本经据史，具见学术，与不知而妄作者究有迳庭。史称邦奇性嗜学，自诸经、子史及天文、地理、乐律、术数、兵法之书，无不通究，所撰《志乐》尤为世所珍，亦有以焉。末有嘉靖二十八年其门人杨继盛《序》。据继盛自作《年谱》，盖尝学乐於邦奇。所云夜梦虞舜击钟定律之事，颇为荒渺。然继盛非妄语者，亦足见其师弟覃精是事，寤寐不忘矣。
△《钟律通考》·六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倪复撰。复有《诗传纂义》，已著录。是书凡二十七章，始於《黄钟本原》，终於《风雅十二诗图谱》。其中或标卷目，或不标卷目。疑传写者有所佚脱，非其旧也。卷首有嘉靖丙戌张邦奇《序》，谓其本之《仪礼》经传，参之西山蔡氏之说，历考古今制度，辨正百家之得失，以求合乎声气之元。今考是书，大端不失古法。其中如《吕氏春秋》黄钟三寸九分，与历代律书九寸之说不合。是书则谓三寸者，三三九寸也；九分者，九方分也。后何瑭及郑世子载堉皆用是说。
至於“五声”，“二变”，明有《国语》伶州鸠之说可证。而是书乃谓宫属君，周加变宫，因诛纣也；徵属事，周加变徵，示革商之旧政也：殊杜撰无稽。又所载《六十调图》，若黄钟五调以无射为商、夷则为角、仲吕为徵、夹钟为羽之故，同时韩邦奇於蔡氏旧图疏解甚详，而此书乃竟不之及，尤不免於漏略。然其中亦颇有可采者。如《左氏传》“中声以降，五降之后不容弹矣”，蔡元定谓“五声之后二变不容为调”，朱子谓“蕤宾以下不可为宫”，是书则谓朱子之说与《礼记》所云旋相为宫似有未合，故特从元定。又若黄钟生十一律，倍其实，四其实，三其法，及角音六十四，生变宫、变徵，类能并列朱、蔡异同之法，参互详审，颇为不苟，亦可谓勤於此事者矣。
△《乐律全书》·四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朱载堉撰。载堉，郑恭王厚焥世子也。是书万历间尝进於朝。《明史·艺文志》作四十卷。今考此本所载，凡书十一种。惟《律吕精义》内、外篇各十卷、《律学新说》四卷、《乡饮诗乐谱》六卷，皆有卷数。其《乐学新说》、《算学新说》、《操缦古乐谱》、《六代小舞谱》、《八佾缀兆图》、《灵星小舞谱》、《旋宫合乐谱》七种，则皆不分卷。与《艺文志》所载不符，疑史误也。
载堉究心律数，积毕生之力以成是书。卷帙颇为浩博，而大旨则尽於《律吕精义》一书。其说谓度本起於黄钟之长。就此黄钟而均分为十寸，寸十分，命曰一尺，当横黍百粒，是为度尺。若以此黄钟分为八寸一分，寸九分，凡八十一分，当纵黍八十一粒，是为律尺。又横黍百粒，纵黍八十一粒，当斜黍九十粒，是黄钟之长。以横黍尺度之，则为一尺，寸十分，凡百分。以纵黍尺度之，则为八寸一分，寸九分，凡八十一分。以斜黍尺度之，则为九寸，寸十分，凡九十分也。
其十二律长短之数则据《栗氏》“为量，内方尺而圜其外”之文，谓圆径即方斜，命黄钟正律为一尺，用句股求弦术，得弦为蕤宾倍律。盖黄正为句股，则蕤倍为弦。蕤正为句股，则黄正为弦。黄、蕤二律互为句股也。其生南吕应钟诸律，非句股所能御，盖本於诸乘方比例相求之法。载堉云句股术者，饰词也。律管长短由於尺有大小。其云黄钟九寸者，盖算术设率如此。亦犹郑康成注十二律分、寸、釐、毫、丝之数，破一寸以为十分，乃审度之正法，太史公约十为九，则欲其便於损益而为假设之权制也。或者诃其以一尺为黄钟，与九寸之文相反，可谓不达其意矣。仲吕反生黄钟，自何承天、刘焯、胡瑗皆有是说。蔡氏论之，以为惟黄钟一律成律，他十一律皆不成律。不知律生於声，不生於数，吹之而声应，则成律矣。若迁就其声以就数，则五音且不和矣，尚得谓之律耶？又或者以其开方乘除有不尽之数为病。夫理之当用开方乘除而数有畸零者，虽秒忽不尽何害？
假令句股求弦，而句方、股方相并以平方开之不尽，亦将谓之不成弦耶？此不知算术者也。是书所论横黍百粒当纵黍八十一粒之尺度及半黄钟不与黄钟应而半太蔟与黄钟应之说，皆精微之论。圣祖仁皇帝《律吕正义》一书备采其说，不可以其与蔡氏有异同而置之也。至其十二律相生之法，以黄钟正律一尺为第一率，倍黄钟二尺为第十三率，则蕤宾倍律为第七率，故仲吕可以返生黄钟。左旋、右旋，皆可径求次律，即诸乘方用连比例相求之法也。试列十三率明之。以真数一为首率，即第一率。方边二为二率。平方四为三率。立方八为四率。三乘方十六为五率。四乘方三十二为六率。五乘方六十四为七率。六乘方一百二十八为八率。七乘方二百五十六为九率。八乘方五百一十二为十率。九乘方一千零二十四为十一率。十乘方二千零四十八为十二率。十一乘方四千零九十六为末率，即十三率。
以首率一乘末率四千零九十六开平方，而得七率六十四，即黄钟求蕤宾法。以七率六十四乘首率一开平方，得八为四率，即蕤宾求南吕法也。以首率一自之，又以四率八乘之，开立方得二率方边二，即南吕求应钟法也。若四率八自之，再以首率一乘之，开立方得三率四，即南吕求无射法也。其比例则首之於二，犹二之於三；二之於三，犹三之於四。依次至第十三率，比例皆同。或前隔一位，隔二三位，与后隔一位，隔二三位，比例亦同。即各律求各次律法也。书中未明言其立法之根。又黄钟正律倍律相乘开方，有类句股求弦与方求斜二术。自蕤宾求南吕法以下，非勾股法所能御，而亦以句股言之，未免过於秘惜，以涂人耳目耳。
江永著《律吕阐微》一书，专解载堉之法。永最深晰算术，而犹不能得其立法之意，馀可知矣。
△《御定律吕正义》·五卷康熙五十二年，圣祖仁皇帝御定《律历渊源》之第三部也。凡分三编。《上编》二卷，曰《正律审音》，以发明黄钟起数及纵长体积、面；幂周径、律吕损益之理、管弦律度旋宫之法，《下编》二卷，曰《和声定乐》，以明八音制器之要。各有图说，而於各篇之中详考古今之同异。《续编》一卷，曰《协均度曲》，则取波尔都哈儿国人徐日升及壹大里呀国人德里格所讲声律节奏，证以经史所载律吕宫调诸法，分配阴阳二均字谱。亦有图有说。案造律之法必先累黍。汉魏以后，迄无定论。尺既不定，则黄钟真度亦无由得。恭惟圣祖仁皇帝天纵神圣，以纵横二黍相较。横黍百粒，适当纵黍八寸一分之限。用四率比例，推得古黄钟九寸为今尺之七寸二分九釐。其体积、面幂、周径皆用密率乘除，至为精密。此千古难明之绝学，待圣人而明者也。又言乐者率宗司马迁、《淮南子》之说，以三分损益之术误为管音五声二变之次，复执《管子》弦音五声度分牵合於十二律吕之中，故管律度俱不可得而明，而阳律阴吕又错互用之，益滋讹谬。不知律吕分用，显有《周官》“六律合阳声，六吕合阴声”及《国语》“六间”之文可据。
而弦管之生声取分，各有不同。弦度全半相应，管音半律较全律则下一音。《吕览》以三寸九分之管为声中黄钟之宫，即半太蔟合黄钟之义。若不问管弦全半之分而概以三分损益所得之黄、林、太、南、姑、应、蕤为七音，又以半黄钟为清宫，失之远矣。至旋宫之法，宫自为宫，调自为调。《管子》羽徵之数大於中，《国语》宫逐羽音，是其遗法。故以宫主宫，羽主调，则当二变者不起调，而与调首不合之徵音，亦不起调。一均凡羽、宫、商、角四调，七均凡二十八调。至弦度自首音至第八音，得六全分，与管律之得全分者不同。若以律吕之分索之弦音，则阴阳相杂，声随度移，即《隋志》所云“七声之内三声乖应”者是也。故但以弦音奏之而不和。以管音亦止有宫、商、徵、羽之四调而已。凡此皆自来论乐家所昧昧者，非圣人心通制作之原，乌能律均出度，妙合造化，有如是之精微广大耶？若夫播之声气，则和声定乐，论竹音以律吕相和而设孔，琴以倍徵为第一弦，协均度曲，论弦音清浊二均递转合声之法，皆迥出昔人议论之外，而一一莫不与经史所载相发明。斯诚聪明天亶，度越千古者矣。
△《御制律吕正义后编》·一百二十卷乾隆十一年奉敕撰。律吕之书，人各异说。圣祖仁皇帝累黍而得黄钟真度，阴阳分用，各加以一半律而成七音，共为清浊一十四音。又以管律弦度生声取分各有不同，明弦音不可以律吕之度取分。凡所以定尺考度，制器审音，与夫五声、五变应和之原，剖析微芒，发千古未有之精义，而《乐》器乐章则尚未及釐定。
盖欲俟审比乐音之法具有成书，而后考证古今，勒为定制，以徵大乐之明备也。
我皇上德蕴中和，业隆继述。凡太常之袭谬承讹者，音节篇章，亲加釐定。合则仍其故，不合则易其辞，更其调。字栉句比，尽美尽善。爰命廷臣，诠次以成是编，凡分十类：曰《祭祀乐》、曰《朝会乐》、曰《宴飨乐》、曰《导引乐》、曰《行幸乐》。并详其用乐节次，随月旋宫之法，而备及曲词调谱、佾数舞势、鼓拍疾徐之节。次曰《乐器考》，器各有图，图各有说，而御制诸铭具载焉。次曰《乐制考》，溯自上古，若《云门》、《大卷》以降，迄於前明，博采精义，遍徵史志，凡其制作命名之由，因革损益之故，靡不殚述。次曰《乐章考》，亦自上古迄明，依类胪举。次曰《度量权衡考》，制器定律之本也。次曰《乐问》，则设为问答，以穷竟其义，而前人旧说可采者，间亦附录。盖御制《律吕正义》殚穷理数之蕴，妙契声气之元者，至是而被诸金石，形诸歌颂，一一徵实用焉。
神圣制作，洵先后同揆矣。至於首载历奉谕旨及馆臣诸奏议，积盈二卷。於古今异同之辨，名物度数之详，并指示是非，考询得失，务协於伶伦、荣猨之旧。
又岂皇祐定乐，但听司马光、范纯仁等盈廷聚讼，莫能称制临决者所可比拟万一哉？古者《六经》并重，而《乐》无专书。汉魏而下，历代沿革之故，具在史册。
先儒殚精推测，究莫能以相一者，一则尺度不同，莫能定黄钟之真数；一则无制作之权，而空谈其理，未能实谐诸管弦也。是编本御制《律吕正义》正律审音、和声定乐之法，而审订源流，验诸器数，扬雄《法言》所谓“群言淆乱折诸圣”，郑氏《礼记注》所谓“作礼乐者必圣人在天子之位也”。依永和声之盛，蔑以加於此矣。
△《钦定诗经乐谱》·三十卷、乐律正俗一卷乾隆五十三年奉敕撰。我皇上启六义不传之秘，示千秋大乐之原，特命皇子暨乐部诸臣，据文义以定宫调。援古证今，亲加指示，而於永言之微旨，御定为一字一音，合於大音希声之义。并遵御制《律吕正义》体例，分列《八音谱》、《旋宫表》，字色各异，而声律则同，可谓尽美尽善，足以识性情之正，而建中和之极矣。考歌诗之见於史册者，汉宗庙乐用《登歌》而犹仿《清庙》遗音，晋正会乐奏《於赫》而不改《鹿鸣》声节，则知古乐虽屡变，而其音节不能尽变也。
唐开元乡饮乐虽不著宫谱，而独取一字一音，朱子盖尝言之。岂非古有其法而不能用，我皇上深究其本原，适合於古哉？后世谱《诗》者，明朱载堉《乐律全书》所载《关雎》数篇，琴瑟至用一字十六弹。皇上亲命乐工按谱试之，俱不成声，屡降谕旨驳正之，复撰《乐律正俗》一书以纠其误。又考嘉靖十五年国子祭酒吕柟著《诗乐图谱》，共六集，分为六谱，以教六馆诸生。而其谱专取黄锺一调，即朱载堉以笛合字为宫声之法也。歌字不论平仄，亦不取某字起某字止之例。钟磬止用黄、大、仲、林、南、清黄六音，而虚其十二不用。琴瑟止用六弦。盖以意为之，不知而作者也。且自《周南》至《商颂》仅八十馀谱，乌足与语全《诗》之盛美，圣皇之作述哉？总计原诗三百五篇，增入御制《补笙诗》六篇，凡三百十一篇。箫、笛、钟、琴、瑟凡一千五百五十五谱云。
△《古乐经传》·五卷（左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李光地撰。光地有《周易观彖》，已著录。是书取《周礼·大司乐》以下二十官为经，以《乐记》为之传。又有《附乐经》、《附乐记》，统为五卷。
《乐经》、《乐记》为光地所自订。其《乐教》、《乐用》二篇，则其孙清植以遗稿辑成者也。《乐经》之最不易通者，莫若《大司乐》一篇。盖窦公以后，久失其传。郑氏所注，亦自隐奥难晓。学者各为之说，遂至纷纭轇轕，聚讼无休。光地之论，谓经文圜钟为宫当作黄钟为宫，盖即以黄锺为宫也。黄锺为角，则黄钟角调也，其起调毕曲之律以姑洗。太蔟为徵，则太蔟徵调也，其起调毕曲之律以南吕。姑洗为羽，则姑洗羽调也，其起调毕曲之律以大吕。据此，则黄钟为角，乃姑洗为黄钟之角。太蔟为徵，乃南吕为太蔟之徵。姑洗为羽，乃大吕为姑洗之羽。《经》文似当云黄钟之角、太蔟之徵，姑洗之羽，不得云黄钟为角、太蔟为徵、姑洗为羽。光地错综比附，亦未免迂曲而不可通。然其以上文祀天神、四望所用之律为证，亦自有意义，正不妨存此一解，以补前人所未备也。其他立说，亦多考核确当，议论精详。盖其究心此事，用力甚深，与一切师心臆度者固自有间矣。
△《古乐书》·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应捴谦撰。捴谦字嗣寅，仁和人。是书上卷论律吕本原，大指本蔡氏《新书》，而参以注疏及朱子之说。下卷论乐器制度，则本陈祥道《礼书》及李之藻《頖宫礼乐疏》者为多。议论醇正，考订简核，颇得要领。其间立说之未合者，如《六十声图》以宫为最浊之音。谓十二律旋宫，自黄钟而下，林钟均则太、姑二律为陵宫，南吕均则太、姑、蕤三律为陵宫。其意盖以太、姑二律长於林钟之六寸，太、姑、蕤三律长於南吕之五寸馀，故应钟为最短之律。应钟均则徵、商、羽、角四律皆为陵宫也。不知旋宫之法，本於十二律之相生，不以长短为相生之次。至长生短为下生，短生长为上生，不过以上、下为别，非谓徵必短於宫，商必短於徵也。其失总由於“宫为最浊”之一言，而不知官为中声，故致此误。
捴谦又谓“古人既云黄钟九寸，则其制度必加一寸而为尺。谓黄钟九寸竟作一尺者固非，谓黄钟九寸止得八寸一分者亦非”云云。夫黄钟九寸为本，造律度十分之九。而析九寸为一尺，则横黍之度。约九寸为八寸一分，则纵黍之度。是云九寸与云一尺、云八寸一分者，非有异也。捴谦强加分析，尤属未合。然其他精审处，亦往往足资考证。如《考工记》：“凫氏为钟，两栾谓之铣，铣间谓之于，于上谓之鼓，鼓上谓之钲，钲上谓之舞。······十分其铣，去二以为钲。
以其钲为之铣间，去二分以为鼓间。以其鼓间为之舞脩，去二分以为舞广。”
《记》文不言钲间及鼓径之度。郑《注》云：“钲间亦当六，故又云钲六、鼓六、舞四，此钟口十者其长十六。”然钲间、鼓间既同方六，而《记》又云：“大钟十分，其鼓间以其一为之厚。小钟十分，其钲间以其一为之厚。”则鼓间、钲间不得同度。捴谦云钲间与舞广同为四，较之郑《注》，颇为可通。又铣间谓之于，先儒皆无明训。捴谦作《正体二图》，则鼓间下段两角之下垂者，即铣间。盖古之钟制，如铃而不圆。两角相距之中径为十分，其自两角至鼓间之长体为八分，至两角相距之外体独缺。故郑《注》钟长十六，不算铣间。又以于、鼓、钲、舞四名为皆钟体，则铣间自有体长之度可知。捴谦此二图，固为最明晰也。
△《圣谕乐本解说》·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是书成於康熙三十一年五月，拟进呈未果。至三十八年三月，圣祖仁皇帝南巡，奇龄迎驾於嘉兴，乃以是书恭进。故卷首载三十五年一《疏》，而卷末又有三十八年《附记》。其书因大学士伊桑阿《论乐原疏》本於径一围三、隔八相生之圣谕，故推阐考证，分条注释。
其进书原《疏》称：“合三书十三卷。首为《乐本解说》一卷。”今此本乃分二卷，盖全书文义相属，本为一篇。刊版之时，乃以论径一围三者为前卷，论隔八相生者为后卷，取其条例明晰。当迎驾恭进之时，即此刊本，则仍奇龄所自分矣。
△《皇言定声录》·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书内推本圣祖仁皇帝论乐，而自附其九声、七调之说。合五声及宫清、商清、角清、徵清为九声，合五声及变宫、变徵为七调。谓曲终不用二变，而器色以七调之色字应之，故九声为声，七调为调。因又辩昔人以变宫在宫前、变徵在徵前为非，而移“二变”於“二正”后。盖熟於吹箫笛者，翻宫换调。以宫逐羽声则羽为宫，而宫当商，商当角，角当徵，徵当羽，皆差一位。故变宫本在羽后宫前者，变而居宫后商前矣。变徵本在角后徵前者，变而居徵后羽前矣。此今时管色字所常用，非奇龄以独创得之者也。其馀自行己意，攻驳古人，辞气往往太过。姑存之以备参考可矣。
△《竟山乐录》·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是书据明宁王权《唐乐笛色谱》为准，以四、乙、上、尺、工、凡、六字循环成七调。如四为领调，则乙为变宫，上为商，尺为角，工为徵，凡为变徵，六为羽。又除羽无清声，置乙、凡二字不用，复从六而推。高四为宫清，高上为商清，高尺为角清，高工为徵清，合之宫为九声。盖箫笛色字谱及金元曲调，其动荡曲折，总不出此九声之环转。伶官递相授受，称为唐乐之遗法。
奇龄遂据以解五音十二律还相为宫，以攻司马迁《律书》、蔡元定《律吕新书》之说，欲举古来所渭“三分损益、隔八相生”者一切废之，并伶州鸠所对亦斥为妄言。夫宁王《笛色谱》果否为唐人之旧，未可知也。即真出唐人，而唐之雅乐固未闻能与三代比。乃执其优伶剩谱以定天地之元音，举汉氏以来诸儒授受去古未远者悉指为谬。揆以事理，似乎未然。惟宁王《谱》今已不传，存录是编，俾唐以来教坊旧调，金以来院本遗音，犹有考焉，亦技艺之一种也。是书本奇龄作，而托於其父镜所传，故题曰《竟山乐录》。竟山者，镜之字也。末一卷为《采衣堂论乐浅说》十四条，称出自其兄仁和教谕万龄，而词气亦宛似奇龄。无可佐证，亦姑妄听之焉。
△《李氏学乐录》·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塨撰。塨有《周易传注》，已著录。塨尝学五音、七声、十二律以器色相配之说於毛奇龄。作《宫调图》、《七调全图》及《十二律旋相为宫隔八相生合图》、《器色七声还相为宫隔八相生图》、《籥色下生上生图》、《五音七声十二律器色七字为七调还相为宫隔八相生全图》、《六律正五音图》，而皆为之论。其说主於四、上、尺、工、六五字，除一领调字，馀字自领调一声递高，又自领调一声递低，圆转为用。虽於黄钟之宫所以为律本者无所发明，然亦可备一家之说。是书本塨所编，以皆述其闻於奇龄者，奇龄又手定之，故后人编入《西河合集》中，而题奇龄之名於首。然实非奇龄所自著。赵汸《春秋师说》未尝题黄泽之名，古之例也。故今改题塨名，以不没其真焉。
△《乐律表微》·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胡彦昇撰。彦昇字竹轩，德清人。雍正庚戌进士，官定陶县知县。是书凡《度律》二卷、《审音》二卷、《制调》二卷、《考器》二卷，多纠正古人之谬。如谓：“十二律相生终於仲吕。其复生黄钟之清声，以为仲吕之徵、夷则之角者，《淮南》所谓变宫生徵、变徵生商、变商生羽、变羽生角、变角生宫也。
其音由五音之变生，非由仲吕之数生。若欲由仲吕还生黄钟，则其数有所不足。
五音相生穷於角。其又生变宫，递相生以至仲吕之为角者，《淮南》所谓角生姑洗、姑洗生应钟、应钟生蕤宾而七音备也。其音由律生，非由角之数生。若欲由角更生变宫，再生变徵，则其数有所不尽。故十二律相生不计馀数，五音相生不计变音。”其论甚正。盖旋宫之法，清浊以渐，而清极则反浊，浊极则反清，亦一定之理。仲吕为宫，其黄清之为徵者，在弦音则黄钟之半音，在管音则太蔟之半音，由丝竹之生声取分各有不同。但取高下之相协，不必计其数之损益者尽与不尽也。必欲数之适尽，则京房之六十律亦有不尽之数矣。至钱乐之三百律、杜佑之十二变律、蔡西山之六变律，则又皆袭京房之谬说而失之者也。古人止十二律旋宫最为简便。即如琴之七弦，每位必有三准，其音皆与全弦散音合。箫笛六孔，并出音孔为七，而四字高吹即五，合字高吹即六，此其声之高下清浊，自然相应，岂假於变律耶？至於变宫、变徵二音，本在五音之外，故以变目之。今因仲吕以下之十律，而皆如《地形训》之说，目以变宫、变商，恐黄钟变律纵与变律有分，亦必不能独成一声。彦昇是论，可谓精且审矣。彦昇又谓荀勖十二笛是古人遗法。今但作黄钟、大吕二笛，而十二毕具。其法黄钟笛用黄、林、太、南、姑、应、蕤七律，大吕笛用大、夷、夹、无、仲、黄、林七律。作大吕笛之法，但以黄钟笛相较，其黄、林二律之孔无所挪移，馀四孔及出音孔皆下黄钟笛半孔。
其七调除黄、林二调相同外，其大、夹、仲、夷、无五调，合黄钟笛之七调为十二律调。较古人之云六十调及八十四调者亦为简易可从。在近代讲乐诸家，犹为有所心得者也。
△《律吕新论》·二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江永撰。永有《周礼疑义举要》，已著录。是编上卷首《论蔡氏律书》，次《论五声》，次《论黄钟之宫》，次《论黄钟之长》，次《论黄钟之积》，次《论十二律》，次《论三分损益》，次《论二变声》，次《论变律》。下卷首《论琴》，次《论四清声》，次《论旋宫》，次《论乐调》，次《论造律》，次《论候气》，次《律吕馀论》。其大旨以琴音立说。考古人皆以管定律，汉京房作准定数，由十二律生六十律，因而生三百六十律，此用弦求声之始。永之说殆源於是。然管音、弦音其生声取律微有不合，故不免有所牵合。而其《论黄钟之积》、《论宋儒算术之误》、《论律生於历》诸条，皆能自出新意。盖律、历皆由算积，故《汉书》并为一志。永深於算法，故於律度能推其微渺也。至於定黄钟之宫，则据蔡邕《月令章句》以校《吕氏春秋》之讹，并纠《汉志》删削之误；辨损益相生，以为均匀截管，则不致往而不返：亦能发前人所未发。固亦可存备一家之学者矣。
△《律吕阐微》·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江永撰。是书引圣祖仁皇帝论乐五条为《皇言定声》一卷，冠全书之首。
而御制《律吕正义》五卷，永实未之见，故於西人五线、六名、八形号、三迟速，多不能解。其作书大旨，则以明郑世子载堉为宗。惟方圆周径用密率起算，则与之微异。载堉之书，后人多未得其意，或妄加评骘。今考载堉命黄钟为一尺者，假一尺以起句股开方之率，非於九寸之管有所益也。其言“黄钟之律长九寸，纵黍为分之九寸也，寸皆九分，凡八十一分，是为律本。黄钟之度长十寸，横黍为分之十寸也，寸皆十分，凡百分，是为度母。纵黍之律，横黍之度，名数虽异，分剂实同”，语最明晰。而昧者犹执九寸以辨之，不亦惑乎？《考工记》：“栗氏为量，内方尺而圜其外。”则圆径与方斜同数。方求斜术与等边句股形求弦等，今命内方一尺为黄钟之长，则句股皆为一尺。各自乘并之，开方得弦为内方之斜，即外圆之径，亦即蕤宾倍律之率。盖方圆相函之理，方之内圆得外圆之半，其外圆必得内圆之倍；圆之内方得外方之半，其外方亦必得内方之倍。今圆内方边一尺，其幂一百；外方边二尺，其幂四百。若以内方边一尺求斜，则必置一尺自乘而倍之以开方。是方斜之幂二百，得内方之倍，外方之半矣。蕤宾倍律之幂，得黄钟正律之倍，倍律之半。是以圆内方为黄钟正律之率，外方为黄钟倍律之率，则方斜即蕤宾倍律之率也。於是以句乘之，开平方得南吕倍律之率。以股再乘之，开立方得应钟倍律之率。既得应钟，则各律皆以黄钟正数十寸乘之为实，以应钟倍数为法除之，即得其次律矣。其以句股乘、除、开方所得之律，较旧律仅差毫釐而稍赢，而左右相生，可以解往而不返之疑。且十二律周径不同，而半黄钟与正黄钟相应，亦可以解同径之黄钟不与半黄钟应而与半太蔟应之疑。
永於载堉之书，疏通证明，具有条理。而以蕤宾倍律之率生夹钟一法，又能补原书所未备。惟其於开平方得南吕之法，知以四率比例解之，而开立方得应钟法则未能得其立法之根而畅言之。盖连比例四率之理，一率自乘，用四率再乘之，与二率自乘、再乘之数等。今以黄正为首率，应倍为二率，无倍为三率，南倍为四率，则黄正自乘，又以南倍乘之，开立方即得二率，为应钟倍律之率也。其实载堉之意，欲使仲吕返生黄钟，故以黄正为首率，黄倍为末率。依十二律长短之次，列十三率，则应钟为二率，南吕为四率，蕤宾为七率也。其乘、除、开平方、立方等术皆连比例相求之理，而特以方圆、句股之说隐其立法之根，故永有所不觉耳。
△《琴旨》·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王坦撰。坦字吉途，南通州人。自来言琴律者，其误有五。一在不明《管子》五音四开之法，而以管音律吕定弦音。一在不知以五声二变明弦音之度分，而以律吕分徽位。一在不知《管子》百有八为倍徵及《白虎通》离音尚徵之意，泥於大不逾宫之说，而以大弦为宫。一在不知三弦为宫，而以一弦十徽为仲吕。一在据正宫一调论律吕，谓隋废旋宫，止存黄钟一均，而不知五声旋宫转调之全。惟御制《律吕正义》一书，考定详明，发古人之所未发。坦作是书，一一本《正义》之旨，而反复推阐。其《五声数论琴说》，谓丝乐弦音，其体本实。
当以五声之数定其丝纶多寡之数为之体，徽分疏密之数为之用，不可以黄钟九寸、太蔟八寸为准。盖管音全半不相应，弦音全半相应。以管律与徽分较之，欲取其声之同，则其分不同。欲取其分之同，则其声不同。即《正义》以五声、二变定弦音之度及管音、弦音全半应声不同二篇之旨也。其《释黄钟均以仲吕为角之疑说》，谓一弦全度散声为林钟徵，则十徽乃黄钟宫位，故应三弦散声。如以一弦全度散声为黄钟，则十徽乃仲吕之位，不能应三弦之姑洗角。即《正义》丝音尚徵、一弦非宫之义也。其《三弦独下一徽说》，谓十分之徽为全度四分之三，宫声三弦之全度八十一分，三因之则为二百四十三。以二百四十三而四分之，则六十零七五为十徽之分，而五弦之全度则为角声六十四之分。必按三弦六十四之分，始与之应，故在十一徽。其《五弦独上半徽说》，谓五声以倍半取应，凡九徽之分为全度三分之二，其声为本弦相生之声。五弦角声，角生变宫。其三弦为宫声，故不能与九徽变，宫声变而必在上半徽。即《正义》宫声三弦之角位在十一徽与角声之宫位在八徽、九徽正中之义也。其《泛音四准说》，谓全弦以七徽为界，自七徽上至岳山，得声之清。所出五声二变度分之声，与实音相应。八徽至十三徽得声之浊。泛音不与实音相应，乃从焦尾至各徽而出。其《旋宫转调说》，谓角调之角弦紧一声而为宫声，即为旋宫。角既为宫，则宫转徵，徵转商，商转羽，羽转角，皆以次而移。於《正义》诸图说尤能精思阐发。在近时言琴诸家，可谓不失其宗者矣。
──右“乐类”二十二部，四百八十三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天文、乐律，皆积数之学也。天文渐推渐密，前不及后。乐律则愈久愈失，后终不得及前。盖天文有象可测，乐律无器可凭也。宋儒不得其器，因遁辞於言乐理，又遁辞於言乐本。夫乐生於人心之和而根於君德之盛，此乐理、乐本也。备是二者，莫过尧舜，而后夔所典，尚规规於声音、器数何哉？无声音、器数则乐本、乐理无所附。使十二律之长短不按阴阳，八音之宫调不分抗坠，虽奏诸唐、虞之廷，知其不能成声也。泛谈乐本、乐理，岂非大言寡当欤？今所采录，多以发明律吕者为主，盖制作之精，以徵诸实用为贵焉耳。）
卷三十九 经部三十九
○乐类存目
△《雅乐发微》·八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张敔撰。考明有两张敔。其一字伯起，合肥人。永乐中贡入太学，除广东道监察御史，官至陕西按察使佥事。所著有《京氏易考》，见朱彝尊《经义考》。
此张敔饶州人。朱载堉《律吕精义》第五卷中载有其名。又《明史·陆粲传》，载粲《劾张璁·桂萼疏》，有“礼部员外郎张敔假律历而结知”之语，与此书亦相合，盖即其人也。敔论乐大旨，以入声最低者命为黄钟，其最高者为应钟之变宫。是书自元声正半律诸法以逮乐器、乐歌、悬图舞表，分门毕具。后又作《雅义》三卷附之，六十律、八十四调、十六钟以及累黍生尺之法无不悉究。其《序》谓论琴律本之朱子，论笛制本之杜夔，论旋宫本之《周礼》，论钟钅尃本之《国语》，於乐制颇有考证。然如论蕤宾生大吕，主《吕览》、《淮南子》上生之说。
不知律吕相生定法，上生与下生相间，故左旋与右旋相乘。今应钟既上生蕤宾，而蕤宾又上生大吕，与上下相生之序极为错迕。乃先儒已废之论，殊不足据也。
△《大乐律吕元声》·六卷、附《律吕考注》·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李文利撰。文利字乾遂，号两山，莆田人。成化庚子举人，官思南府教授。
是书据《吕氏春秋》黄钟长三寸九分之说，驳司马迁黄钟长九寸之误。《明史·艺文志》又载黄积庆作《乐律管见》二卷，驳文利之说。考《吕氏春秋·仲夏·古乐篇》言：“黄帝令伶伦自大夏之西，阮隃之阴，取竹嶰溪之谷，空窍厚均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筒，以听凤凰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以比黄钟之宫，而皆可以生之。故曰黄钟之宫，律吕之本。”其《季夏·音律篇》又曰：“黄钟生林钟，林钟生太蔟，太蔟生南吕，南吕生姑洗，姑洗生应钟，应钟生蕤宾，蕤宾生大吕，大吕生夷则，夷则生夹钟，夹钟生无射，无射生仲吕。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黄钟、大吕、太蔟、夹钟、姑洗、仲吕、蕤宾为上，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为下。”是其损益相生，与《史记》同也。
假令以三寸九分为黄钟，而如其上下相生之法，而三分损益之至於应钟，止长一寸八分四釐有奇，何以成声耶？又案吴韦昭注《国语》曰“黄钟阳之变”，言阳气变而为黄钟耳，犹《汉志》云“黄钟为乾之初九”也，与蕤宾无与也。其言“黄钟为管长九寸，径三分，围九分”，而又举蕤宾成数云“管长六寸三分”，所以分别黄钟、蕤宾者，寻文案数，甚为明了。其不以九寸本蕤宾之律而为黄钟之变者，亦甚明矣。至《吕览》先言三寸九分为黄钟之宫，又云次制十二筒以比黄钟之宫，而皆可以生之，则黄钟之宫非即黄钟，与《月令》云六月律中黄钟之宫、十一月律中黄钟者正同也。文利误解《吕览》、韦昭之意，而坚执三寸九分为黄钟，并以黄钟之九寸为蕤宾，不亦舛乎？至於以三寸九分起数，循环升降。
自大吕以至蕤宾五阳辰，皆以阳升而进九分。惟黄钟阳气尚微，故止进六分。自林钟以至黄钟五阴辰，皆以阴降而退九分。惟林钟阴气未盛，故止退六分。夫阴阳进退，皆由驯致，或多或少，以渐而加，不得进退先以六分而后骤增至九分也。
又五声生数次第，宫五十，商八十，角九十，徵七十，羽六十，多少之数，毫无法象。又云：“变宫五十，变徵七十。”二变与正律同数，尤不可解也。其《六十调图》虽本《律吕新书》改其次序以从左旋，而每五调之后又列一宫，与《大司乐》奏歌之说相附；其《双宫对调图》则止据奏歌二律分配之：更为牵强矣。
△《六乐说》（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刘绩撰。绩有《三礼图说》，已著录。此其论乐之书也。前有《自序》，谓蔡氏《律吕新书》不合者多，因以古义求已亡之器，以古器推未言之义，作为此书。然持论偏执，且多疏略。如云：“七音汉以前但谓之和缪，不能立名。”
又云：“天地自然之声，每律有极清声，清多浊少声。五声未尽，故又生变徵极清、变商清多浊少以尽之。”而不取先儒变宫之说。夫变宫之说，汉以前固无有矣。若变商之说，则《淮南》以后亦无有也，斯亦杜撰之甚者矣。又云：“凡字能调为他字者为阴声，不能调为他字者为阳声，如黄阳荒阴之类。”案字分阴阳始於周德清《中原音韵》。以声之高下论之，非谓其能调他声否也。以字母言之，则见有阴无阳，疑有阳无阴，即纯清、纯浊字也。见之阳，疑之阴，虽有声而无其字。溪、群二母，则即一声，而溪阴群阳，自为清浊。刘氏所言，於音韵殊为隔阂。至於钟磬等制，多据《博古图》以变乱古人旧说，尤不可训矣。
△《古乐经传》·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湛若水撰。若水有《二礼经传测》，已著录。是书《补乐经》一篇，若水所拟；《古乐正传》十篇，则录其门人吕怀之书；《古乐本传》一篇，即《乐记》原文；《别传》一篇，皆《周礼》所言乐事；《杂传》一篇，《律传》一篇，则杂采《孟子》以下及历代论乐语也。其大旨以论度数为主，以论义理为后。故以己所作者反谓之经，而《乐记》以下古经反谓之传。然古之度数，其密率已不可知。非圣人声律身度者，何由於百世之下暗与古合，而用以播诸金石管弦之器？
若水遽定为经，未免自信之过矣。
△《乐律纂要》·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季本撰。本有《易学四同》，已著录。是书凡十三篇。其论声气之源，欲舍古尺而治以耳，亦不甚取候气之法。其论律管围径，颇以祖冲之密率疑胡瑗三分四厘六毫有奇之说。其论黄钟生十一律，以蕤宾生大吕非本法。其论十二律寸法，以六变律补《钟律解》之阙。其论正变倍半，驳但用四清声之非。其论五声相生，不取沈括《笔谈》。论二变声，不取杜佑《通典》。后附赵彦肃所传《开元诗谱》十二章，则旧文也。本承姚江之学派，其持论务欲扫涤旧文，独标心得。
至於论礼论乐，亦皆自出新裁。一知半解，虽不无可取，而大致不根於古义。观其《自序》，亦言无所师承，以意考究而得之也。
△《蔡氏律同》·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蔡宗兖撰。宗兖字我斋，山阴人。正德丁丑进士，官兴化府教授。是书以《本性》、《稽数》、《候气》三篇为上卷，以《文声》、《协律》、《制器》、《正度量权》四篇为下卷。其《稽数》所据《史记》生锺分演为图说，皆人所同有。其以古人半律当元定蔡氏变律，不如仍古人之名为是。其谓变律之不必增设，亦似有所见，而未尽其奥。《文声》一篇，不用二变，古亦有此论。验之於今，南曲如此，北曲则必有二变矣，皆其宫调之乙、凡二字也。至谓五声则有二变，如楼之梯、堂之阶，则殊未协。又以叠字散声之说而当二变，则益不合矣。《制器篇》皆古人乐书中所有，而漏略未全。《正度量权篇》亦《律吕新书》之旧文。
其候气之说，尤拘泥而不验者也。《协律篇》牵引四声，究古人歌法。不知近起水磨腔，乃斤斤於此。前人以平、上、去、入配宫、商、角、徵、羽，分为舌居中、口开张等说，实於五声无与，不可混并为一。宗兖虽小变其意，然以公、隆、麻、禾等韵配十二律，则亦尚沿其误耳。
△《乐律举要》·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韩邦奇撰。邦奇有《易学启蒙意见》，已著录。此书为曹溶《学海类篇》所载。核校其文，乃从邦奇《苑洛志乐》中摘录十馀条，为立此名也。
△《乐经元义》·八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刘濂撰。濂有《易象解》，已著录。是书第一卷曰《律吕篇》，二卷曰《八音篇》，三卷曰《万舞篇》，四卷至七卷曰《古诗音调篇》，八卷曰《微言篇》。其论律吕也，专驳《乐记》与《周礼·大司乐》。其论音调也，谓三百篇之中宫、商近雅，徵、羽近淫。每篇每章，分出某宫某律，又於其中分列，有和有乱。其论《颂》，又极驳圜钟、函钟。大都自任臆见，无所师承。前有嘉靖二十九年《自序》，称上下数千年，阅历圣哲不知凡几，皆见不及此。亦傎之甚矣。
△《乐典》·三十六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黄佐撰。佐有《泰泉乡礼》，已著录。是编自一卷至十二卷为《乐均》，自十三卷至二十一卷为《乐义》，自二十二卷至二十四卷为《大司乐义》，自二十五卷至三十五卷为《乐记》，三十六卷为《诗乐》。其所重者则尤在《乐均》。
其言律吕之数，以为每律虚三分吹口，黄钟之管其数七十八，半之为含少，以求合於《吕氏春秋》黄钟之宫三寸九分之说。又引《史记·律书》黄钟、太蔟、姑洗、林钟、南吕五律之数，以为虚三分之证。不知《律书》中诸七分字皆为十分字之讹，司马贞《索隐》已辨之。而三寸九分亦为四寸五分之讹，近时江永《律吕阐微》辨之尤详。佐据此误本为宗，故其说愈推愈谬。又古者吹律本为无孔之管，后乃一律一吕，各为一声。每管设孔备五声二变之数，兼旋宫换调之法。佐乃疑为无孔之管气从下泄，欲每管设孔以为律始，亦殊臆撰。至於解释经义，往往支离。若解《大司乐》“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谓黄钟七变蕤宾为缪羽，应合大吕。大吕七变函钟为缪羽，应合太蔟。其图列黄钟、大吕各正声三调、变声九调，合为十二调。然谓正声第一调七声俱备，第二调则有变宫而无变徵，第三调则变宫、变徵全无，至变声第六调则自宫至羽并无角音，第七调则自宫至商并无羽音，第八调则自宫至徵并无商音，第九调则惟宫之一声。
夫天下安有一声而可列为一调者乎？徒为异说而已。《明史》本传载佐自称此书泄造化之秘，殆不然乎！
△《琴瑟谱》·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汪浩然撰。浩然始末未详。自称“广东琼州府正乐生员”，殆乐生也。第一卷言琴瑟之制以及图说指法。下二卷则各分诸调。浩然能协琴瑟之声为八音，尝谱大成乐奏之广州学宫，湛若水尝为作记。其《自序》谓与其子合奏之。盖以专门世业，故言之特详耳。
△《八音摘要》·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汪浩然撰。是书凡二十五目。上卷自《历代乐议》、《旋相为宫议》以下为十五目。下卷分列八音及舞图、歌谱为十目。大抵摭拾旧论，如制氏之记其铿锵而已。
△《律吕新书分注图纂》·十三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许珍撰。珍字时聘，号静菴，天长人。卷首叶良佩《序》，有“掌教吾庠”
之语。据《太学题名碑》，良珮嘉靖癸未进士，浙江太平人。则珍乃太平学官也。
是编以蔡氏《律吕新书》分前、后二卷，前为《律吕本原》，后为《证辨》，前后隔越，不便初学，乃以后卷《证辨》分入前卷各章之末，又取《性理大全三注》、《集鉴》、《补注》诸书分疏於前章各段之下，以便观览。大抵依文为训，无所发明。
△《箫韶考逸》·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吕怀撰。怀有《周易卦变图传》，已著录。怀律吕之学受之於湛若水，若水尝采所论入《古乐经传》中。是书则又怀与其门人胡采辈问答而作也。其说以黄、大、太、夹、姑、仲、蕤、林、夷九均为《韶》之九成，杂引五行、纳音以相配合。其论《韶》舞则仿周人四表之制，以黄、林、太、夹、南、姑、应、蕤、夷为九成。其论乐器则据《风俗通》笙、柷、鼓、箫、瑟、埙、钟、磬为八音之器。卷末又杂录问答之语。所载十二律积数，繁衍无当。又以阴阳术数之说附会其间，益杂糅矣。
△《律吕古义》·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吕怀撰。此编前载《总序》，后列《七图》，分《律本》、《律变》、《候气》、《纳音》等门，并载《杂说》内、外篇及《答问》数条。其中心统之说，颇近释氏。所论亦时多牵合，未能得律吕之本也。
△《律吕分解》·二卷、《律吕发明》·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孙应鳌撰。应鳌有《淮海易谈》，已著录。是书考辨律吕，多出臆断。如旋宫之法以十二律相生为次，每调用五声二变，止得七声。如通计一均五调所用之七律，则三十五声只得十一律。今以黄钟一均言之，自黄钟而上，用夷则、夹钟、无射、仲吕四律。自黄钟而下，用林钟、太蔟、南吕、姑洗、应钟、蕤宾六律。并黄钟为十一律。其不用大吕者，以旋宫之法所不及也。应鳌不解其义，乃云大吕助黄钟宣气，后妃之象，地道无成，而代有终，故虚而不用。穿凿殊甚。
其算汉斛铭文之径，尤为疏舛。嘉量方尺图，其外方斜即圆径也。方求斜术，以方尺自乘倍之，开方得斜，即以之为圆径。用祖氏密率得圆周，乃不易之法。今应鳌以径一围三最疏之率起算，命斜径为一尺四寸有奇，周四尺二寸。是以开方乘除所得之数无一不谬，与祖氏所有径一一四周三五五密率相去殊远。乃自云依祖氏布算，何也？况即以径一围三论之，则斜径一尺四寸有奇者，周亦不止於四尺二寸。总之根柢不明，故无往而不牴牾也。
△《舞志》·十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张敉撰。敉初名献翼，有《读易纪闻》，已著录。是书凡十二篇。一曰《舞容》，二曰《舞位》，三曰《舞器》，四曰《舞服》，五曰《舞人》，六曰《舞序》，七曰《舞名》，八曰《舞音》，九曰《舞什》，十曰《舞述》，十一曰《舞议》，十二曰《舞例》。大旨以韩邦奇《志乐》为本，而杂引史传以畅其旨，颇为详备。然多阑入后世俗乐，未免雅郑杂糅。至援《山海经》刑天舞干戚之类以证古义，尤为贪多嗜奇，择焉不精矣。
△《李氏乐书》·十九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李文察撰。文察里贯未详。嘉靖十七年官辽州同知时，表进此书於朝，诏授太常寺典簿。其书凡《古乐筌蹄》九卷、《律吕新书补注》一卷、《青宫乐调》三卷、《典乐要论》三卷、《乐记补说》一卷、《四圣图解》二卷。文察生平所学，具见於《古学筌蹄》。大旨本《史记·律书》与《周官·大司乐职》文而自为之说。《律书》生钟术，“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宫五，徵九，置一而九三之以为法，实如法，得长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黄钟之宫。”文察解之曰：“上九者，以九为上。尺取九寸，寸取九分，去十而存九之谓也。以下八、七、六、五、九之数皆自酉而定。盖酉为寸法，其位当乎十也。商八，太蔟为商，居寅，自寅数酉当八。羽七，南吕为羽，居酉，酉冲在卯，自卯数酉当七。角六，姑洗为角，居辰，自辰数酉当六。宫五，黄钟为宫，居子，自子数酉当十。十者，二其五也，是亦五焉。徵九，林钟为徵，居未，未冲在丑，自丑数酉当九。”今以其言考之，酉为寸法而位居十，已与上九之义不合。八、七、六、五、九之数，羽酉、徵未皆取冲位，虽可以六阳当位，自得六阴，则居其冲解之，而自宫子至酉实为十数，不得云宫五，乃云十者二其五也。勉强牵合，莫此为甚。《六十调图》，率以羽声起调。如黄钟宫起南吕，黄钟徵起姑洗，黄钟商起应钟，黄钟羽起蕤宾，黄钟角起大吕之类，皆以羽声数至黄钟而止，以合宫五、徵九、商八、羽七、角六之数。今以黄钟言之，黄钟、林钟、太蔟、南吕、姑洗、应钟、蕤宾七律即宫、徵、商、羽、角、变宫、变徵一均之数。黄钟为宫，则七律自蕤宾止矣。文察不用黄钟、林钟、太蔟三律，而以其南吕羽起调。至蕤宾以下，乃取大吕、夷则、夹钟、无射、仲吕、黄钟六律继之，共得十声，而合宫五之数。大吕、夷则等律於黄钟宫不相干涉，而第十声之黄钟亦非黄钟为宫之原律。至黄钟徵调，林钟为宫，七律以林钟、太蔟、南吕、姑洗、应钟、蕤宾、大吕为次。文察不用林钟、太蔟、南吕三律，而以其姑洗羽起调。至大吕下，取夷则、夹钟、无射、仲吕、黄钟五律继之，共得九声，以合徵九之数。其谬与黄钟宫同。而更有甚者，黄钟宫虽不用黄钟本律，而有第十声之变律，犹可言也。黄钟徵调以林钟徵为宫，今弃之不用，而自姑洗至黄钟九声并无林钟之律得命之为宫，而仍名之为黄钟徵，是名实错乱也。《大司乐》三大祀乐天神之乐，文察以黄钟、林钟、太蔟、南吕、姑洗、应钟、蕤宾、大吕、夷则、夹钟顺行为十奏之次。大吕、蕤宾、应钟、姑洗、南吕、太蔟、林钟、黄钟、仲吕、无射逆行为十歌之次。姑洗、应钟、蕤宾、大吕、夷则、夹钟为六变之次。六变之乐夹钟为宫，则黄钟为羽，起声在羽之羽，则为南吕。故一变姑洗，至六变仍得夹钟，合南吕六变数之，则羽七也。夫《经》文明言黄钟为角，太蔟为徵，文察因其不合，则云黄钟乃夹钟羽，在第九奏，为夷则之角；太蔟乃夹钟变宫，在第二奏，为林钟之徵；至姑洗为羽，万不得通，乃云姑洗在夹钟前一位，乃黄钟之角；黄钟乃夹钟之羽，其气相关，在第三奏，为林钟之羽。夫六十调八十四声旋宫之法，每一律皆含五声二变，特以宫调不同，某律之为某声，乃一定之次，而不相假借。若彼此移易而仍不可通，亦徒为好异而已矣。其《律吕新书补注》、《青宫乐调》、《典乐要论》三书，大旨不出乎此。《乐记补说》，因陈澔之《注》而补之，以发明礼先乐后之，不及於器数。
《四圣图解》上卷四图：一为《伏羲先天卦图》，一为《文王后天卦图》，一为《夏禹九畴图》，一为《箕子洪范图》。下卷四图：一曰《用保圣躬》，二曰《用明圣心》，三曰《用一圣动》，四曰《用直圣政》，更一字不及於乐。据其《自序》，欲以德政为作乐之本也。然当世宗玄修之日，而引蔡沈之说称“老彭得之以养身”云云，毋亦欲希时好乎？
△《雅乐考》·二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韦焕撰。焕，常熟人。嘉靖中官福建仙游县教谕。是书杂引前代论乐之事，钞撮成编。前三卷题曰《经书》，皆引《六经》言乐之文，《论语》、《孟子》亦皆详载。而《左传》惟引“初献六羽”、“季札来聘”二条。《仪礼》则不录一字。四卷题曰《诸子》，自太公《六韬》以至《庄子》、《列子》皆取一二条。
五卷为《五声》，六卷、七卷为《六律》，八卷、九卷为《律制》，十卷至十二卷为《八音》，十三卷至十六卷为《乐制》，皆剽剟习见之言。十七卷至末皆明之乐章，并教坊曲令亦载焉。全书无所发明，惟“六羽”条下称祀孔子当增武舞耳。
△《律吕正声》·六十卷（内府藏本）
明王邦直撰。邦直字子鱼，即墨人。李维桢《序》以为曾官盐山县县丞。林增志《序》则以为铅山县县丞。二《序》同时，自相矛盾。考《明世宗实录》，实作盐山，则增志《序》误也。其书以卦气定律吕，推步准之《太玄经》，分寸准之《吕览》，故大旨主李文利黄钟三寸九分之说，而独斜其律，以左律为右律。
又以三分损一、隔八相生截然两法，而力辨古来牵合为一之非。援引浩繁，其说甚辨。自汉司马迁至明韩邦奇诸家，皆有节取，而无一家当其意。盖邦直当嘉靖间上书论时政，坐是闲废，闭户二十年乃成此书。王士祯《池北偶谈》记万历甲午诏修国史，翰林周如砥尝上其书於史馆，盖亦笃志研思之作也。然维祯《序》述其欲比孔子自卫反鲁，使《雅》、《颂》得所；邦直《自序》亦称千载之谬可革，往圣之绝学不患於无继：则未免过夸矣。
△《律吕正论》·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朱载堉撰。是书扫除古法，自生新意。谓《史记》称黄钟八寸十分一，乃约十分为寸；《管子》称九九以是生黄钟，乃约九分为寸；自京房、刘歆始以九寸为九十分，以空围相乘得八百一十分，宋蔡元定祖之：其说皆谬。因创为纵黍、斜黍、横黍三等尺图，谓元定误以斜黍之积为横黍之积，故诸律尺度皆谬。
於是每律长短皆列三等新法，以纠其失。又以密术推内外周径、面幂及积实，而终之以《琴律图谱》。大抵皆掊击前人之说也。以载堉所撰《律吕精义》与是书相考，是书大吕横黍律长九寸四分三厘九毫，而《律吕精义》则载大吕横黍律长九寸四分三厘八毫七丝四忽三微一纤；是书太蔟横黍律长八寸九分一厘九毫，而《律吕精义》载太蔟横黍律长八寸九分一厘八毫九丝八忽七微一纤；是书夹钟横黍律长八寸四分一厘九毫，而《律吕精义》夹钟横黍律长八寸四分一厘八毫九丝六忽四微一纤。其馀丝忽以下，收零作整者甚多。盖此书为载堉草创之本，而《律吕精义》后出，其算术与年俱进，故得数不同也。
△《律吕质疑辨惑》（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曰“句曲山人伯勤甫撰”。伯勤者，明郑世子载堉字也。书中有云：“《律吕精义》内篇备载各律内外周径、面幂、积实乘除算术已详。今恐文烦，故不细解，只将倍、正、半三十六律内、外径数开如左。”盖载堉既为《律吕精义》，又为此书以约其义也。其说谓前《汉志》度本起於黄钟之长，黄钟之长便是一尺。若外加一寸然后成尺，则不可谓度本起於黄钟之长矣。故全书俱从黄钟长一尺立算，与所谓《律吕精义》及《正论》互相阐发。《千顷堂书目》不著录，盖未之见。今钞本附於《律吕正论》之后，而以王所用《律吕正论序》冠於卷端，则二书一时，传写装潢者误移也。
△《乐经以俟录》（无卷数，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瞿九思撰。九思有《春秋以俟录》，已著录。是编首以十二律衍为十二月令，摹仿《礼记》之文，颇为芜杂。其解“用宫逐羽而清角生，引商刻羽而流徵成”，以为“凡乐调每均自下而上，初律谓之宫，次二谓之商，次三谓之角，次四谓之徵，次五谓之羽，则五乃羽位，非宫与商之位。因下宫居於羽调之羽位，似乎以宫逐羽，而宫下间一之阳律即是角，故曰《用宫逐羽而清角生》。以下商居於羽调之羽位，似乎引商刻羽，而商下间一之阴律即是徵，故曰《引商刻羽而流徵成》”云云。按“下宫”之名见《国语》伶州鸠所论七律，“下商”之名则亘古未闻，殆由九思杜撰。又以四清为清宫、清商、清角、清徵，如商调之数少，宫调之数多，则宫调谓之正宫；宫调之数少，而商调之数多，则宫调谓之下宫。
其法以宫与商相较，商与角相较，角与徵、羽莫不皆然。惟羽居五调之末，更无他调相较以知其孰为正羽，孰为清羽。然宫商、商角、角徵、徵羽既以次相较，羽调独不可与宫相较乎？且古人有少羽、缪羽、清羽诸说，《管子》又有倍羽之律。九思不知凡一律皆有正、倍、半三声，遂谓羽无清调，误矣。又论蔡元定《旋相为宫图》黄律虽在黄钟宫调之首，而黄律不在黄钟羽调之末，不得谓之以黄钟起调毕曲。按乐律始终，条理出於自然。起调毕曲必用本律，本属臆度。蔡元定以黄、太、姑、蕤、林、南、应为黄律宫者，乃合五声二变而计之。黄钟既在一均之内，自可以为起调毕曲。九思乃分十二律为五段，每调止用五声，而其所用者乃长短、大小之次，非相生之律，已属乖舛。又谓一均以十二律周而复始，不知五声二变可以该括万声，亦为浅陋。至谓十二律之黄、太、姑、夹等字即为均脚，尤不知而作矣。
△《律吕解注》·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邓文宪撰。文宪号念斋，新会人。官晋江县教谕。是书成於万历癸未，全录《律吕新书》旧注，所自为诠解者，殊不及十之一。至蔡书《六十调》一图，於旋宫之法，已为赅备。文宪又每调各为一图，附於蔡图之后，尤徒为繁碎矣。
△《乐经集注》·二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张凤翔撰。凤翔有《礼经集注》，已著录。是书取《春官·大司乐》以下二十官为《乐经》，谓汉窦公献古《乐经》，文与《大司乐》合，是其明证。今以所述二十官之义证之《注》、《疏》，多相符合。惟《大司乐》一官序乐制最详，而文亦最奥。郑注圜钟为宫以下文，谓天宫夹钟阴声，其相生从阳数，其阳无射。无射上生中吕，中吕与地宫同位，不用中吕上生黄钟。黄钟下生林钟，林钟地宫，又不用林钟上生太蔟。太蔟下生南吕，南吕与无射同位，又不用南吕上生姑洗。其林钟为宫，黄钟为宫，相生之例亦然。其义颇奥，故宋元人多不从。
是书於此类要义，多未发明，而徒事牵衍文句，盖亦无足深取矣。
△《大乐嘉成》·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袁应兆撰。应兆字瑜石，江宁人。崇祯中举人，官休宁县教谕。明自洪武二十六年颁《大成雅乐》於天下，令学官依式制造。然奉行者或举或不举，其举者或久而废。故明之季年，休宁学尚不备乐。应兆乃与知县王佐考核定制，编为此书。实明一代享祭先师之乐谱，非一县之乐谱也。
△《古乐义》·十二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明邵储撰。储此书《明史·艺文志》不著录。书中考辨《韶乐》尤详。大概据《虞书》“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为堂上之乐，“合止柷敔，笙镛以间”
为堂下之乐，《箫韶》九成为乐之始终节奏。又据《汉志》“乐歌《九德》”颜师古《注》“九功之德皆可歌也”之语，以“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至“劝之以九歌俾勿坏”，自“天叙有典”至“政事懋哉懋哉”、“自庶顽谗说”至“於否则威之”，自“股肱喜哉”至“百工熙哉”，自“元首明哉”至“庶事康哉”为《九德》之歌。据舞蹈宣八风之气及文始五行舞诸说，推之为《九韶》之舞。不知经传所云《韶乐》，本寥寥数语，毫无声律器数可推。而储乃敷衍之以为当时《韶乐》如是。其勉强附会，自不待言。至其论十二律皆具正管正声，子管子声，为二十四律。其十二律衍唱之法，如黄钟宫衍唱以黄、林、太、南、姑、应为一均，应、蕤、大、夷、夹为一均，皆用正管。无、仲、黄、林、太一均四律，皆用正管，独黄钟用子管。南、姑、应、蕤、太一均，独大吕用子管。不知声音之道，高下以渐。诸高之中而忽杂一下，或诸下之中而忽杂一高，则律不成律，歌不成歌。储侈言《韶乐》，实于寻常声音之道尚未能辨也。
△《大成乐律》·一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孔贞瑄撰。贞瑄字璧六，号历洲，晚号聊叟，曲阜人。顺治庚子举人，官大姚县知县。是编乃贞瑄为济南教授时作。推洞箫七调以明三分损一、上生下生之旨，尤详於琴瑟谱。其节奏大概本之阙里庙中。其辨郑世子瑟以合宫命之别於旋宫之说有五不可通，颇多订正。然谓乐亡而求诸俗，至以筝为瑟之遗制，未免乱郑声於雅乐矣。
△《律吕新书衍义》·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吕夏音撰。夏音字大昭，新昌人。雍正丙午举人。官知县。是编取蔡元定之书，更为推阐。凡为说五、图六。图后又合附以论及歌诀。其论律吕相生之次，与元定颇有异同。元定谓六律在子、寅、辰、午、申、戌六阳辰者，皆损而下生。六吕在丑、卯、巳、未、酉、亥六阴辰者，皆益而上生。至蕤宾生大吕，损而下生，其管只四寸一分八釐三毫。夷则生夹钟，损而下生，其管只三寸六分六釐三毫。无射生仲吕，损而下生，其管只三寸二分八釐六毫。於是谓三吕在阴无所增损，三吕在阳则用倍数，使与十二月之气相应。夏音不从，专主《吕氏春秋》及《淮南子》之说，谓自子至巳前六辰为阳，皆下生，下生则损。自午至亥后六辰为阴，皆上生，上生则益。子之生未，一阳生二阴。未之生寅，二阴生三阳。寅之生酉，三阳生四阴。酉之生辰，四阴生五阳。辰之生亥，五阳生六阴。
午之生丑，一阴生二阳。丑之生申，二阳生三阴。申之生卯，三阴生四阳。卯之生戌，四阳生五阴。戌之生巳，五阴生六阳。自矜其说为前人未发。然应钟生蕤宾，以亥之六阴生午之一阴，与阴阳相生之例不合，终未若元定之书，深有合於司马迁、班固诸家古法也。
△《律吕图说》·九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建常撰。建常字仲复，渭南人。是书成於康熙戊辰，自谓殚四十馀年之功。大抵依蔡氏《律吕新书》次第为之图说，尤力申候气之法。历引《隋志》及明人韩邦奇、王邦直之说，为之发明。案候气之说虽详具於《续汉志》。然隋开皇九年高祖遣毛爽、蔡子元候气於普明寺，其法已不能应。其事具详《隋志》。
即蔡氏所谓多截管以求黄钟者，亦究未之能得。建常所论，亦泥古而不知变通者矣。末有王宏撰《后序》，历称黄宗羲、梅文鼎、毛奇龄诸家，以为与建常此书皆不合，其惑滋甚。安得聚诸人於一堂，穷其本而究其变。则亦深有微词矣。
△《锺律陈数》·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顾陈垿撰。陈垿字玉亭，太仓人。康熙己酉举人，官行人司行人。
自孟康、韦昭皆有黄钟管径三分围九分之说，算家以其周径相求之率於术最疏，久废不用。陈垿仍本旧说，以径三分为生律之数。又云：“即九为寸，律之九，度之十也，取径之三十，因九归得三分又三分分之一，为律生之度。黄钟管径三分又三分分之一，以九还原，即三周十分又三百三十九分分之一十六。以九还原，为九分又一百一十三分之四十八。”则是径九分者乃虚立之率，而非实数。其说与蔡氏约十为九之论合。然围九之率终为疏舛，即陈垿究不能强解也。《隋书·律志》载祖冲之密率径一百一十三周三百五十五。陈垿用此率以算周径，较径三围九之法为密。如以新率四率比例推之，径一为一率，周三一四一五九二六五为二率，径一百一十三为三率，推得四率之周为三五五九九九九六九四五，比祖氏三五五密率尾数尚多八位，又陈垿所未知矣。
△《乐经内编》·二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宣猷撰。杂采诸经书言乐之文，排纂成书，无所考正。《自序》又称采诸史者谓之《外编》。今《外编》未见，非完书也。
△《律吕新书注》·三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周模撰。模，仪封人。是书成於雍正甲辰。所注皆依文训义，惟於鲁斋彭氏所算黄钟围径字画讹舛者，能订正其失耳。《自序》云：“不得黄钟则十一律无由而正。”然不究黄钟之真度，而徒以在声为中声，在气为中气，在人为喜怒哀乐未发与发而中节等理语解之。此所谓言之可听，而用之无当者也。
△《赓和录》·二卷（广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何梦瑶撰。梦瑶字报之，南海人。雍正庚戌进士。是书恭录圣祖仁皇帝《律吕正义》为《述要》上、下二卷。又以所纂蔡氏《律吕新书训释》、曹庭栋《琴学纂要》附入下卷。谨案《正义》所论琴律，据《管子》、《白虎通》诸书以大弦为倍徵、三弦为宫，与诸家云一弦为宫者迥异。蔡、曹二书尚仍旧说，梦瑶依文训释，尚未能推阐御制之精微，以纠正流传之舛误也。
△《易律通解》·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沈光邦撰。光邦，临海人。雍正中官中书舍人。《易》道阴阳，律吕亦本阴阳。《易》为天地自然之数，律吕亦本天地自然之数。故推而衍之，其理可以相通。然《易》不为律作，律亦不为《易》作，无容牵合而一之也。是书引律以合《易》，以天地五十有五之数画为三角图，与算家开方廉率立成之法相类。
所用过揲之数以九八不以九六，策数以五十五不以五十，於律义颇多牴牾。至律管不用围径，又於十二律之外，增小吕、含少二律於无射之后，亦自我作古也。
△《乐律古义》·二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童能灵撰。能灵有《周易剩义》，已著录。是书谓《洛书》为五音之本，《河图》为《洛书》之源。《河图》圆而为气，《洛书》方而为体。五音者气也，气凝为体，体以聚气，然后声音出焉。蔡氏《律吕新书》沿《淮南子》、《汉书》之说，误以亥为黄钟之实，惟所约寸、分、厘、丝、忽之法，其数合於《史记·律书》。因取其说为之推究源委，以成是书。夫万事万物，不离乎数，故旁牵蔓引，无不可比附於图书。而律、历两家以数为根，尤易於假借。其文敷衍成理，然非圣人作乐之本旨也。伶伦制律，何尝一字及图书哉？
△《大乐元音》·七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潘士权撰。士权号龙菴，黔阳人。官太常寺博士。是书成於乾隆己丑。
前五卷据琴定乐，大旨本《管子》“下徵之数一百八，下羽之数九十六”、《白虎通》“弦音离，故首徵”二说而通之。案弦审音，以首弦为下徵，二弦为下羽，三弦为宫，四、五、六、七为商、角、徵、羽，并附以《仪乐谱》十二篇。图说颇繁，然实本钦定《律吕正义》“琴以首弦为下徵”之说，旁为推演。其由琴声而推诸乐，与近时江永《律吕新论》所见略同，但不及永书之精密耳。六卷附以《琴谱》、《曲谱》，七卷附《历学音调》，类例甚详。惟合、四、乙、上、尺、工、凡唐人新法，兹既不取，而又兼以凡字代变宫，乙字代变徵，则矛盾在所不免矣。
△《律吕新书笺义》·二卷、附《八音考略》·一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罗登选撰。登选，衡山人。是编取蔡元定书为之训释，亦有强为之说者。
如《八十四声图笺》云：“合为黄钟古，六为黄钟清。”本之《宋志》所载《燕乐字谱》。合、六皆头管翕声，非笛色也。《六十调图笺》云：“今民间俗乐亦有调法，如用六字调是古清黄钟调。”不知俗乐以笛色正宫之字定调，头管之翕声为合，是加上字哨吹之而为合。若去哨吹之，则只是上字也。且唐宋时燕乐高於雅乐三律，以夹钟清为宫。蔡氏《新书》云：“紧五者夹钟之清声，俗乐以为宫是也。燕乐之黄钟，其声当雅乐夹钟。《新唐书》云‘宫声应夹钟之律’是也。”
然则笛色六字，已非雅乐黄钟，其非古黄钟益可知矣。至於书中所引推步算术之类，尤为牵合。末附《八音考略》一卷，亦无大阐明云。
△《律吕图说》·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紫芝撰。紫芝字鹫山，一字秀山，杭州人。是书首引朱子《钟律篇》，次列《黄钟图》，自此以下凡三十八图，以《月建日躔图》终焉。每图皆为之说，大都不出蔡元定、韩邦奇及郑世子载堉旧说。前有孔毓玑《序》，称其为学徒讲解“以六律正五音”句著为此书，于四子书中不留纤毫疑义。则亦举业之绪余矣。
△《音律节略考》·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潘继善撰。继善号本菴，婺源人。是编首列律吕损益上下相生之法，次列正半变半诸律长短之法，次列十二律还相为宫之法，后列《黄宫七管》至《应宫七管》十二图，即《律吕新书》所谓八十四声，盖《旋宫谱》也。其中所云本朱子《仪礼经传通解》者，乃局於所见而云然。朱子亦考据旧文，非自立新法也。
△《黄钟通韵》·二卷（翰林院笔帖式都保家藏本）
国朝都四德撰。都四德字乾文，号秋庄，满洲镶红旗人。是书凡十篇：曰《律度量衡》第一、《五音位次》第二、《六律》第三、《七均》第四、《五音六律相生》第五、《律吕名义》第六、《律本》第七、《循环为宫》第八、《声字》第九、《律数》第十。末又附以《琴图》，共为上、下二卷。多本蔡元定《律吕新书》而附益以己意。如《声字》一篇，於国书十二字头独取第一、第二、第四、第五、第十二章之字，而其馀皆不之及。而五章中又杂取第四章之（◆安◆恩）二字以配宫。第五章之（◆昂◆鞥）二字以配商。第一章之（◆阿◆额）
二字以配角。第十章之（◆敖◆欧）二字以配徵。第二章之（◆爱读平声◆额依）
二字以配羽。以上十字，分之配十干。又取首章之（◆依◆乌）两字，共为十二字，分配十二律，作为横直方圆之图，且谓人之言语声音止此数字。殊不知我国书十二字头，整齐肃括，无音不备，无韵不该，非可偏举其五字头以为分配也。
据其所论，盖以此五章可用汉字对音，其馀七章双声叠韵为汉文所无，故不用耳。
然国书有二合、三合切音之不同。推其原本，则自首句六字而外，其馀何一非双声叠韵，而谓止於七章而已乎？今以汉文字有无为国音之区别，汉文所有者，则取配五音十二律，而汉文所无者，概置弗论，是未究国书制作之本也。且字头十二，虽曰平列，其实十一章皆以第一章为纲领，而第一章又以第一句为纲领。观国语中并无以他字加於（◆阿◆额◆依◆鄂◆乌）之上者。其偶遇此音，亦以他字代之。盖此数字总贯十二章，如臣之有君，子之有母，其体统实为最尊，不宜与众音并列。又所列（◆阿◆爱平声读◆安◆昂◆敖）等字反居（◆额◆额依◆恩◆鞥◆欧）等字之下，亦多未安。伏稽钦定《国书新语》，即以（◆阿）为阳，以（◆额）为阴。以此可见（◆阿）之类皆阳位也，（◆额）之数皆阴位也。
阴不可以先阳，乃国书之义例，不可以随章布列矣。至其以五章字头统诗韵三十部，虽亦近似，然限以前所拈之数字，亦不足以尽清文之蕴。惟所论清字切音之法，皆中窾要，为有益於学者耳。
△《乐原》（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嚣嚣子撰。不著名氏。相其纸色版式，盖近时人也。首为《总论》一篇，泛摭声律身度之常谈。书中亦录《通典》、《玉海》之旧文。其他若谓阳律有二变，阴律无二变，不知十二律旋相为宫，各有五声二变，故得八十四声。若阴律无二变，则十二律旋宫止得七十二声矣。又谓吉事用九寸起律，则黄钟也；凶事用八寸起律，则大吕也。考《周礼·大司乐》，凡日月食、四镇五岳崩、大傀、异烖、诸侯薨令去乐，从未见有凶事用乐，亦未见先王特别八寸之管为凶事用者，至《史记》述汉制，始有吹箫给丧之语，然岂可以论古乐欤？
△《律吕纂要》·二卷（内府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后亦无序跋。分上、下二篇，每篇各十有三说。大意以律吕之要在辨其声音之高下、长短，上篇则发明高下之节，下篇则发明长短之度。
似乎近人节录钦定《律吕正义》以便记诵者也。
──右“乐类”四十二部，二百九十一卷，内四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案：乐为古制，宜遵古法。阮咸、荀勖之争不过尺之长短，房庶、范镇之争不过黍之纵横耳。宋魏汉津以徽宗指节定尺，明李文利以黄钟为长三寸九分，尽改古法，皆世衰而邪说作也。今於诡词新论悉斥不录，庶不失依永和声之本旨焉。）
卷四十 经部四十
○小学类一
古小学所教，不过六书之类。故《汉志》以《弟子职》附《孝经》，而《史籀》等十家四十五篇列为小学。《隋志》增以金石刻文，《唐志》增以书法、书品，已非初旨。自朱子作《小学》以配《大学》，赵希弁《读书附志》遂以《弟子职》之类并入小学，又以蒙求之类相参并列，而小学益多岐矣。考订源流，惟《汉志》根据经义，要为近古。今以论幼仪者别入《儒家》，以论笔法者别入《杂艺》，以蒙求之属隶《故事》，以便记诵者别入《类书》，惟以《尔雅》以下编为《训诂》，《说文》以下编为《字书》，《广韵》以下编为《韵书》。庶体例谨严，不失古义。其有兼举两家者，则各以所重为主（如李焘《说文五音韵谱》实字书，袁子让《字学元元》实论等韵之类）。悉条其得失，具於本篇。
△《尔雅注疏》·十一卷（内府藏本）
晋郭璞注，宋邢昺疏。璞字景纯，河东闻喜人。官至弘农太守。事迹具《晋书》本传。昺有《孝经疏》，已著录。案《大戴礼·孔子三朝记》，称“孔子教鲁哀公学《尔雅》，则《尔雅》之来远矣，然不云《尔雅》为谁作。据张揖《进广雅表》，称“周公著《尔雅》一篇（案《经典释文》以揖所称一篇为《释诂》）。
今俗所传三篇（案《汉志》《尔雅》三卷，此三篇谓三卷也），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孙通所补，或言沛郡梁文所考。皆解家所说，疑莫能明也。”
於作书之人，亦无确指。其馀诸家所说，小异大同。今参互而考之，郭璞《尔雅注序》，称“豹鼠既辨，其业亦显”，邢昺《疏》以为汉武帝时终军事。《七录》载犍为文学《尔雅注》三卷（案《七录》久佚，此据《隋志》所称梁有某书亡，知为《七录》所载），陆德明《经典释文》以为汉武帝时人。则其书在武帝以前。
曹粹中《放斋诗说》曰：（案此书今未见传本，此据《永乐大典》所引）“《尔雅》，毛公以前其文犹略，至郑康成时则加详。如‘学有缉熙于光明’，毛公云：‘光，广也。’康成则以为学于有光明者。而《尔雅》曰：‘缉熙，光明也。’
又‘齐子岂弟’，康成以为犹言‘发夕’也。而《尔雅》曰：‘岂弟，发也。’
‘薄言观者，’毛公无训。‘振古如兹’，毛公云：‘振，自也。’康成则以观为多，以振为古。其说皆本於《尔雅》。使《尔雅》成书在毛公之前，顾得为异哉？”则其书在毛亨以后（案《诗传》乃毛亨作，非毛苌作，语详《诗正义》条下）。大抵小学家缀缉旧文，递相增益，周公、孔子皆依托之词。观《释地》有鹣鹣，《释鸟》又有鹣鹣，同文複出，知非纂自一手也。其书欧阳修《诗本义》以为学《诗》者纂集博士解诂。高承《事物纪原》亦以为大抵解诂诗人之旨。然释《诗》者不及十之一，非专为《诗》作。扬雄《方言》以为孔子门徒解释六艺，王充《论衡》亦以为《五经》之训故，然释《五经》者不及十之三四，更非专为《五经》作。今观其文，大抵采诸书训诂名物之同异，以广见闻，实自为一书，不附经义。如《释天》云：“暴雨谓之涷。”《释草》云：“卷施草，拔心不死。”此取《楚辞》之文也。《释天》云：“扶摇谓之猋。”《释虫》云：“蒺藜，蝍蛆。”此取《庄子》之文也。《释诂》云：“嫁，往也。”《释水》云：“瀵，大出尾下。”此取《列子》之文也。《释地·四极》云：“西王母。”
《释畜》云：“小领，盗骊。”此取《穆天子传》之文也。《释地》云：“东方有比目鱼焉，不比不行，其名谓之《鱼枼》。南方有比翼鸟焉，不比不飞，其名谓之鹣鹣。”此取《管子》之文也。又云：“邛邛岠虚负而走，其名谓之蟨。”
此取《吕氏春秋》之文也。又云：“北方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释地》云：“河出昆仑虚。”此取《山海经》之文也。《释诂》云：“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又云：“洪、廓、宏、溥、介、纯、夏、幠。”《释天》云“春为青阳”至“谓之醴泉”，此取《尸子》之文也。《释鸟》曰：“爰居，杂县。”此取《国语》之文也。如是之类，不可殚数。盖亦《方言》、《急就》之流，特说经之家多资以证古义，故从其所重，列之经部耳。璞时去汉未远，如“遂幠大东”称《诗》，“钊我周王”称《逸书》，所见尚多古本，故所注多可据。后人虽迭为补正，然宏纲大旨，终不出其范围。昺《疏》亦多能引证，如《尸子·广泽篇、仁意篇》，皆非今人所及睹。其犍为文学、樊光、李巡之《注》，见於陆氏《释文》者，虽多所遗漏，然疏家之体，惟明本注。注所未及，不复旁搜。此亦唐以来之通弊，不能独责於昺。惟既列《注》文，而疏中时复述其文，但曰郭《注》云云，不异一字，亦更不别下一语，殆不可解。岂其初《疏》与《注》别行欤？今未见原刻，不可复考矣。
△《尔雅注》·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郑樵撰。樵字渔仲，莆田人。居夹漈山中，因以为号。又自称西溪逸民。
绍兴间以荐召对，授右迪功郎，兵部架阁。寻改监潭州南岳庙，给札归钞所撰《通志》。书成，入为枢密院编修。事迹具《宋史·儒林传》。南宋诸儒，大抵崇义理而疏考证，故樵以博洽傲睨一时，遂至肆作聪明，诋諆毛郑。其《诗辨妄》一书，开数百年杜撰说经之捷径，为通儒之所深非。惟作是书，乃通其所可通，阙其所不可通。文似简略，而绝无穿凿附会之失，於说《尔雅》家为善本。
中间驳正旧文，如《后序》中所列饘餬、讯言、襺袍、衮黼四条，峨峨、丁丁、嘤嘤三条，《注》中所列《释诂》“台、朕、阳之予为我、赉畀卜之予为与”一条，“关关”、“噰噰”当入释训一条，《释亲》据《左传》辨正娣姒一条，《释天》“谓之景风上”脱文一条，星名脱实沈、鹑首、鹑尾三次一条、《释水》“天子造舟”一条，《释虫》“食根，蟊”一条，《释鱼》“鲤，鳣”
一条，“蝮虺，首大如臂”一条，皆极精确。惟“鱼枕谓之丁”一条，牵引假借，以就其《六书略》之说。又坚执作《尔雅》者江南人，凡郭璞所云蜀语、河中语者，悉驳辨之。是则偏僻之过，习气犹未尽除。又《汪师韩集》有书此书后一篇，驳其误改郭《注》者，以“刘，刘杙”为安石榴、以“齧雕蓬”为其米雕胡二条；补郭《注》而未确者，“孟，勉也”，以为“孟”即“暋”，“於，代也”以为更词二条；仍郭《注》之误未改者，训“邮，过也”为道路所经过，不知邮古字同尤；训比目鱼为王馀，不知《吴都赋》“双则比目，片则王馀”二条：亦颇中其失。至於议其《释言》篇内经文脱“龠，同也”三字，《释水篇》内经文脱“水之由膝以下为揭”至“为厉”十八字，《释草篇》内经文脱“苇丑，艻”三字，《释鱼篇》内经文脱“蛭，虮”二字，《释鸟》篇内脱“仓庚，黧黄也”五字，皆当为毛氏刊本之误，并以诋樵则过矣。
△《方言》·十三卷（永乐大典本）
旧本题“汉扬雄撰，晋郭璞注”。考《晋书·郭璞传》有注《方言》之文，而《汉书·扬雄传》备列所著之书，不及《方言》一字。《艺文志》亦惟《小学》有雄《训纂》一篇；《儒家》有雄所序三十八篇，注云“《太玄》十九、《法言》十三、《乐》四、《箴》二”。《杂赋》有雄赋十二篇：皆无《方言》。东汉一百九十年中，亦无称雄作《方言》者。至汉末应劭《风俗通义序》始称：“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輶轩之使，求异代方言，还奏籍之，藏於秘室。及嬴氏之亡，遗弃脱漏，无见之者。蜀人严君平有千馀言，林闾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扬雄好之，天下孝廉卫卒交会，周章质问，以次注续，二十七年尔乃治正，凡九千字。”又劭注《汉书》，亦引扬雄《方言》一条。是称雄作《方言》，实自劭始。魏晋以后，诸儒转相沿述，皆无异词。惟宋洪迈《容斋随笔》，始考证《汉书》，断非雄作。然迈所摘刘歆与雄往返书中，既称在成帝时，不应称孝成皇帝一条及东汉明帝始讳庄，不应西汉之末即称庄遵为严君平一条，则未深中其要领。考书首“成帝时”云云，乃后人题下标注之文，传写舛讹，致与书连为一，实非歆之本词，文义尚厘然可辨。书中载杨、庄之名，不作严字，实未尝预为明帝讳。其严君平字，或后人传写追改，亦未可知。皆不足断是书之伪。惟后汉许慎《说文解字》，多引雄说，而其文皆不见於《方言》。又慎所注字义，与今《方言》相同者不一而足，而皆不标扬雄《方言》字。知当慎之时，此书尚不名《方言》，亦尚不以《方言》为雄作，故马、郑诸儒未尝称述。至东汉之末，应劭始有是说。
魏孙炎注《尔雅》“莫貈、螳螂，蛑”字，晋杜预注《左传》“授师子焉”
句，始递相徵引。沿及东晋，郭璞遂注其书。后儒称扬雄《方言》，盖由於是。
然劭《序》称《方言》九千字，而今本乃一万一千九百馀字，则字数较原本几溢三千。雄与刘歆往返书，皆称《方言》十五卷。郭璞《序》亦称三五之篇。而《隋志》、《唐志》乃并载扬雄《方言》十三卷，与今本同，则卷数较原本阙其二。均为牴牾不合。考雄《答歆书》，称“语言或交错相反，方复论思，详悉集之。如可宽假延期，必不敢有爱”云云。疑雄本有此未成之书，歆借观而未得，故《七略》不载，《汉志》亦不著录。后或侯芭之流收其残稿，私相传述。阅时既久，不免於辗转附益，如徐铉之增《说文》，故字多於前。厥后传其学者，以《汉志》无《方言》之名，恐滋疑窦。而《小学家》有《别字》十三篇，不著撰人名氏，可以假借影附，证其实出於雄。遂并为一十三卷，以就其数。故卷减於昔欤？反覆推求，其真伪皆无显据。姑从旧本，仍题雄名，亦疑以传疑之义也。
雄及刘歆二书，据李善《文选注》引“悬诸日月不刊之书”句，已称《方言》。
则自隋唐以来，原附卷末，今亦仍之。其书世有刊本，然文字古奥，训义深隐，校雠者猝不易详，故断烂讹脱，几不可读。钱曾《读书敏求记》尝据宋椠驳正其误，然曾家宋椠，今亦不传。惟《永乐大典》所收，犹为完善。检其中“秦有娥之台”一条，与钱曾所举相符，知即从宋本录入。今取与近本相校，始知明人妄行改窜，颠倒错落，全失其初，不止钱曾所举之一处。是书虽存而实亡，不可不亟为釐正。谨参互考订，凡改正二百八十一字，删衍文十七字，补脱文二十七字。神明焕然，顿还旧观。并逐条援引诸书，一一疏通证明，具列案语。庶小学训诂之传，尚可以具见崖略。并以纠坊刻之谬，俾无迷误后来。旧本题曰《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其文冗赘，故诸家援引及史志著录皆省文谓之《方言》，《旧唐书·经籍志》则谓之《别国方言》，实即一书。又《容斋随笔》称此书为《輶轩使者绝域语释别国方言》，以代为域，其文独异。然诸本并作“绝代”，书中所载亦无“绝域重译”之语。洪迈所云，盖偶然误记，今不取其说焉。
△《释名》·八卷（内府藏本）
汉刘熙撰。熙字成国，北海人。其书二十篇。以同声相谐，推论称名辨物之意，中间颇伤於穿凿，然可因以考见古音。又去古未远，所释器物，亦可因以推求古人制度之遗。如《楚辞·九歌》：“薛荔拍兮蕙绸。”王逸注云：“拍，搏辟也。”“搏辟”二字，今莫知为何物。观是书《释床帐篇》，乃知以席搏著壁上谓之“搏辟”。孔颖达《礼记正义》以深衣十二幅皆交裁谓之衽。是书《释衣服篇》云：“衽，襜也，在旁襜襜然也。”则与《玉藻》言“衽当旁”者，可以互证。《释兵篇》云：“刀室曰削，室口之饰曰琫，下末之饰曰琕。”又足证《毛诗诂训传》之讹。其有资考证，不一而足。吴韦昭尝作《辨释名》一卷，纠熙之误，其书不传。然如《经典释文》引其一条曰：“《释名》云：古者车音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曰车，音尺遮反，舍也（案《释名》本作“古者曰车声如居，言行所以居人也。今曰车。车，舍也，行者所处若居舍也”。此盖陆德明约举其文，又取文义显明增入“音尺遮反”四字耳）。韦昭云“车古皆音尺奢反，后汉以来，始有居音。”案《何彼襛矣》之诗，以“车”韵“华”。《桃夭》之诗，以“华”韵“家”。家古音姑，华古音敷，则车古音居，更无疑义。熙所说者不讹，昭之所辨亦未必尽中其失也。别本或题曰《逸雅》。盖明郎奎金取是书与《尔雅》、《小尔雅》、《广雅》、《埤雅》合刻，名曰“五雅”。以四书皆有“雅”名，遂改题《逸雅》以从类。非其本目，今不从之。又《后汉书·刘珍传》，称珍撰《释名》五十篇，以辨万物之称号。其书名相同，姓又相同。郑明选作《秕言》，颇以为疑。然历代相传，无引刘珍《释名》者，则珍书久佚，不得以此书当之也。明选又称此书为二十七篇，与今本不合。明选，万历中人，不应别见古本，殆一时失记，误以二十为二十七欤？
△《广雅》·十卷（内府藏本）
魏张揖撰。揖字稚让，清河人。太和中官博士。其名或从木作楫。然证以稚让之字，则为揖让之揖审矣。后魏江式《论书表》曰：“魏初博士清河张揖，著《埤仓》、《广雅》、《古今字诂》。究诸《埤》、《广》，增长事类，抑亦於文为益者也。然其《字诂》，方之许篇，或得或失矣。”是式谓《埤仓》、《广雅》胜於《字诂》。今《埤仓》、《字诂》皆久佚，惟《广雅》存。其书因《尔雅》旧目，博采汉儒笺注及《三苍》、《说文》诸书以增广之，於扬雄《方言》亦备载无遗。隋秘书学士曹宪为之音释，避炀帝讳，改名《博雅》。故至今二名并称，实一书也。前有揖《进表》，称凡万八千一百五十文，分为上、中、下。
《隋书·经籍志》亦作三卷，与《表》所言合，然注曰：“梁有四卷。”《唐志》亦作四卷。《馆阁书目》又云：“今逸，但存《音》三卷。”宪所注本，《隋志》作四卷，《唐志》则作十卷，卷数各参错不同。盖揖书本三卷。《七录》作四卷者，由后来传写，析其篇目。宪《注》四卷，即因梁代之本。后以文句稍繁，析为十卷。又嫌十卷烦碎，复并为三卷。观诸家所引《广雅》之文皆具在，今本无所佚脱，知卷数异而书不异矣。然则《馆阁书目》所谓逸者，乃逸其无注之本。
所谓存《音》三卷者，即宪所注之本。揖原文实附《注》以存，未尝逸，亦未尝阙。惟今本仍为十卷，则又后人析之以合《唐志》耳。考唐玄度《九经字样序》，称音字改反为切，实始於唐开成间。宪虽自隋入唐，至贞观时尚在，然远在开成以前。今本乃往往云某字某切，颇为疑窦。殆传刻臆改，又非宪本之旧欤？
△《匡谬正俗》·八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唐颜师古撰。师古名籀，以字行，雍州万年人。历官秘书监。事迹具《唐书》本传。是书永徽二年其子符玺郎扬庭表上於朝，高宗敕录本付秘阁。卷首载扬庭《表》，称“藁草才半，部帙未终”，盖犹未竟之本。又称“谨遵先范，分为八卷，勒成一部”，则今本乃扬庭所编。宋人诸家书目多作《刊谬正俗》，或作《纠谬正俗》，盖避太祖之讳。钱曾《读书敏求记》作《列谬正俗》，则刻本偶误也。前四卷凡五十五条，皆论诸经训诂、音释。后四卷凡一百二十七条，皆论诸书字义、字音及俗语相承之异。考据极为精密。惟拘於习俗，不能知音有古今。
其注《汉书》，动以合声为言，遂与沈重之音《毛诗》，同开后来叶音之说。故此书谓葬音臧，谊议音宜，反音扶万反，歌音古贺反，彝音上声，怒有上、去二声，寿有授受二音，县有平、去二声，迥音户蓥反，皆误以今韵读古音；谓穰音而成反，上音盛、又音市郢反，先音西，逢音如字、不读庞，皆误以古音读今韵：均未免千虑之一失。然古人考辨小学之书，今皆失传。自颜之推《家训·音证篇》外，实莫古於是书。其邱区、禹宇之论，韩愈《讳辨》引之，知唐人已绝重之矣。
《戒山堂读史漫笔》解都鄙二字，诧为独解，不知为此书所已驳；毛奇龄引《书序》“俘厥宝玉”解《春秋》“卫俘”，诧为特见，不知为此书所已引：洵后人证据，终不及古人有根柢也。郑樵《通志·校雠略》曰：“《刊谬正俗》乃杂记经史，惟第一卷起《论语》，而《崇文总目》以为《论语类》。知《崇文》所释只看帙前数行，率意以释之耳。”今检《崇文总目》，樵说信然。当时馆阁诸人不应荒谬至此。检是类所列，以《论语》三种、《家语》一种居前，次为《白虎通》，次为《五经钩沉》，次即此书，次为《六说》，次为《经史释题》，次为《授经图》，次为《九经馀义》，次为《演圣通论》，皆统解群经之文。盖当时仿《隋志》之例，以《五经总义》附之《论语类》中。虽不甚允，要不可谓之无据。樵不考旧文而务为苛论，遽以只看数行诋之，失其旨矣。
△《群经音辨》·七卷（通行本）
宋贾昌朝撰。昌朝字子明，获鹿人。天禧初赐同进士出身，庆历中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英宗初加左仆射，封魏国公。谥文元。事迹具《宋史》本传。此书其侍讲天章阁时所上。凡群经之中一字异训、音从而异者，汇集为四门。卷一至卷五曰《辨字同音异》，仿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发字例》，依许慎《说文解字》部目次之。卷六曰《辨字音清浊》，曰《辨彼此异音》，曰《辨字音疑混》，皆即《经典释文·序录》所举分立名目。卷七附《辨字训得失》一门，所辨论者仅九字。书中沿袭旧文，不免谬误者，如卷一《言部》“谦，慊也”下云：“郑康成说谦以慊。慊，厌也。厌谓闭藏貌。”据《礼记注》曰：“谦读为慊。慊，厌也。”此解正文“自谦”。《注》又曰：“厌读为黡。黡，闭藏貌也。”此解正文“厌然”，与上《注》“厌足”之“厌”绝不相蒙。昌朝混而一之，殊为失考。
又卷二《丌部》：“典，坚刃貌也。”据《考工记》“辀欲颀典”《注》曰：“颀典，坚刃貌。”以“颀典”为形容之辞，不得单举一“典”字。卷三《巾部》“幓头，括发也。”“幓”木“幧”字之讹。据《仪礼注》，一以解妇人之髽以麻申之，曰：“以麻者，如著幓头焉。”一以解“括发以麻免而以布巾之”，曰：“此用麻布为之，状如今著幓头矣。”是括发、免髽皆如著幓头，幓头自是吉服。扬雄《方言》：“帕头，自河以北，赵、魏之间曰绡头”。刘熙《释名》作“绡头。”又有{髟贵}带，{髟米}带等名，岂可以括发释之？是皆疏於考证之故。然《释文》散见各经，颇难检核。昌朝会集其音义，丝牵绳贯，同异粲然，俾学者易於寻省，不为无益。小学家至今不废，亦有以也。《自序》云：“编成七卷，凡五门。”绍兴中王观国《后序》亦云：“凡五门，七卷。”
惟《宋史·艺文志》作三卷。此本为康熙中苏州张士俊从宋椠翻雕，实为七卷。
则宋史所载为字画之误明矣。
△《埤雅》·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陆佃撰。佃字农师，越州山阴人。少从学於王安石。熙宁三年擢进士甲科，授蔡州推官，选为郓州教授。召补国子监直讲，历转至左丞。未几，罢为中大夫，出知亳州，卒於官。事迹具《宋史》本传。史称其精於礼家名数之学，所著《埤雅》、《礼象》、《春秋后传》之类，凡二百四十二卷。王应麟《玉海》又记其修《说文解字》。其子宰作此书《序》，又称其有《诗讲义》、《尔雅注》。今诸书并佚。其《尔雅新义》仅散见《永乐大典》中，文句讹阙，亦不能排纂成帙。
传於世者惟此书而已。凡《释鱼》二卷、《释兽》三卷、《释鸟》四卷、《释虫》二卷、《释马》一卷、《释木》二卷、《释草》四卷、《释天》二卷。刊本《释天》之末注“后阙”字，然则并此书亦有佚脱，非完本矣。宰《序》称佃於神宗时召对，言及物性，因进《说鱼》、《说木》二篇。后乃并加笔削。初名《物性门类》，后注《尔雅》毕，更修此书，易名《埤雅》，言为《尔雅》之辅也。其说诸物，大抵略於形状而详於名义。寻究偏旁，比附形声，务求其得名之所以然。
又推而通贯诸经，曲证旁稽，假物理以明其义，中多引王安石《字说》。盖佃以不附安石行新法，故后入元祐党籍。其学问渊源则实出安石。晁公武《读书志》谓其说不专主王氏，亦似特立。殆未详检是编，误以论其人者论其书欤？观其开卷《说龙》一条，至於谓曾公亮得龙之脊，王安石得龙之睛，是岂不尊安石者耶？
然其诠释诸经，颇据古义。其所援引，多今所未见之书。其推阐名理，亦往往精凿。谓之驳杂则可，要不能不谓之博奥也。
△《尔雅翼》·三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罗愿撰，元洪焱祖音释。愿字端良，号存斋，歙县人。以荫补承务郎。乾道二年登进士第，通判赣州。淳熙中知南剑州事，迁知鄂州，卒於官。事迹附载《宋史·罗汝楫传》。焱祖字潜夫，亦歙县人。天历中官遂昌县主簿，以休宁县尹致仕。是书卷端有愿《自序》，又有王应麟《后序》、方回《跋》及焱祖《自跋》。应麟《后序》称以咸淳庚午刻此书郡斋，而《玉海》所列《尔雅》诸本乃不著於录。据方回《跋》，称《序》见《鄂州小集》，世未见其书，回访得副本於其从孙裳。盖其出在《玉海》后也。越五十年为元延祐庚申，郡守朱霁重刻，乃属焱祖为之音释。而愿《序》及应麟《后序》隶事稍僻者亦并注焉。焱祖《跋》称《释草》八卷，凡一百二十名；《释木》四卷，凡六十名；《释鸟》五卷，凡五十八名；《释兽》六卷，凡七十四名；《释虫》四卷，凡四十名；《释鱼》五卷，凡五十五名。今勘验此本，名数皆合。惟《释兽》七十四名，此本内有八十五名，与原《跋》互异。岂字画传写有误欤？其书考据精博，而体例谨严，在陆佃《埤雅》之上。应麟《后序》称其即物精思，体用相涵，本末靡遗、殆非溢美。
后陈栎删削其书，别为节本，谓其“好处可以广人之识见处侭多，可恨处牵引失其精当者不少。内引三百篇之《诗》处多不是”云云。案栎著作传於今者有《尚书集传纂疏》、《历朝通略》、《定宇集》三书。核所闻见，曾不能望愿之项背，遽纠其失，似不自量。至愿书成於淳熙元年甲午，朱子《诗集传》作於淳熙四年丁酉，在愿书后三年，而栎乃执续出新说绳愿所引据之古义，尤属拘墟。
今愿书流传不朽，而栎之节本片字无存。则其曲肆诋諆，无人肯信而传之，略可见矣。
△《骈雅》·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朱谋《土韦》撰。谋《土韦》有《周易象通》，已著录。此书皆刺取古书文句典奥者，依《尔雅》体例，分章训释。自《释诂》、《释训》以至《虫》、《鱼》、《鸟》、《兽》，凡二十篇，其说以为联二为一，骈异为同，故名曰《骈雅》。
谋《土韦》淹通典籍，其《一斋书目》所载，往往为诸家所未窥。故徵引注博，颇具条理，非乡塾陋儒捃拾残剩者可比。中间如藻井乃屋上方井，刻为藻文，《西京赋》注引《风俗通》，训义甚明，而谋《土韦》以为刻扉之属，改易旧文，殊为未确。
又谓都御史为大司宪，詹事为端尹，乃流俗之称，亦乏典据。至如《释天》内之岁阳、月名，《释地》内之五丘、四荒、太平、太蒙、丹穴、空桐之类，皆《尔雅》所已具。更为复引，尤病冗芜。然奇文僻字，搜辑良多；撷其膏腴，於词章要不为无补也。
△《字诂》·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黄生撰。生字扶孟，歙县人。前明诸生。是编取魏张揖《字诂》以名其书，於六书多所发明。每字皆有新义，而根据博奥，与穿凿者有殊。间有数字未安者，如谓“靃”《说文》“呼郭切，飞声也”，而诸书用“靃靡”处又音髓。
今书地名、人姓之类多用霍，独《樊哙传》之“霍人”《正义》注“先累”、“苏果”、“山寡”三反。先累反即髓音也。《韵会》诸家《纸》、《药》二韵兼收靃，而霍则止一音。盖霍从佳，其音当为髓。靃本飞鸟声，借为地名，因又借为人姓，后省便作霍。既为借义所夺，其本音本训遂失。而於字之当用霍音髓者反作靃，此霍之所以转为“呼郭切”，而靃之所以转为“先累反”也。据其所说，则霍但有“先累反”之本音，靃但有“呼郭反”之本音矣。今考音切之古，莫过《玉篇》、《广韵》。《玉篇》“靃”字下注云：“息委切，露也。呼郭切，飞声。”《广韵》於《四纸》“靃”字下注云：“靃麻草。”於《十九铎》“靃”
字下注云：“地名。《说文》：飞声也。”则是“靃”本有髓之一读，并不因省借为霍始音髓也。又《玉篇》“霍”字下注云：“呼郭切，挥霍。”《广韵》“霍”字下注云：“虚郭切，挥霍。《尔雅》：霍山为南岳。又姓。”则是“霍”
之一字，在《玉篇》、《广韵》原止有“呼郭反”一音，并无髓音。惟《史记正义》注有“息累反”，而要不得为止有“息累反”一音也。况《白虎通》曰：“南方霍山者，霍之为言护也。”“护”乃“呼郭反”之转音，非“先累反”之转音。然则班固读霍已为呼郭反矣，岂汉音犹不足据乎？生又谓“打”字始於六朝。今考后汉王延寿《梦赋》曰：“捎魍魉，拂诸渠，撞纵目，打三颅。”又《易林曰》：“口饥打手。”则打字不始於六朝明矣。此类殊为失考。其他若谓“大鼏七个”之鼏当从冂谐声，与从冖者不同。似蛇之鱓既借“徒何切”之“鱓”，又借“张演切”之“鳣”，而皆转为“常演切”，《汉书注》误以“张连切”之“鳣”为释。又谓《周礼·玉人注》“瓒读为{衍食}之”，《说文》“饡，以羹浇饭”，《释文》“膏”作“膏饡”，故《篇海》“”即“饡”字。《内则释文》：“酏读为{衍食}，之然反。
本又作{衍食}，并之然反。”此盖明酏当并读为{衍食}，非谓“”即“{衍食}”字。若以“诸延”切“”，何以处《玉人注》之“{衍食}”乎？又谓干、乾字通，引《后汉书·独行传》云“明堂之奠干饭寒水”，又在晋帖所云“淡闷干呕”之前。此类则最为精核。其他条似此者不可枚举。盖生致力汉学，而於六书训诂尤为专长，故不同明人之剿说也。
△《续方言》·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杭世骏撰。世骏字大宗，号堇浦，仁和人。乾隆丙辰召试博学鸿词，授翰林院编修。是书采《十三经注疏》、《说文》、《释名》诸书，以补扬雄《方言》之遗。前后类次，一依《尔雅》，但不明标其目耳。搜罗古义，颇有裨於训诂。惟是所引之书，往往耳目之前显然遗漏。如《玉篇》引《仓颉篇》云：“楚人呼灶曰寤。”《列子·黄帝篇注》引何承天《纂文》云：“吴人呼瞬目为眴目。”《古今韵会》引魏李登《声类》云：“江南曰辣，中国曰辛。”《尔雅·释草》、《释文》、宋庠《国语补音》引晋吕忱《字林》云：“楚人名{艹陵}曰芰。，秦名雅{艹陵}。鳀，青州人呼鲇鳀。”《初学记》及《太平御览》引《纂文》云：“梁州以豕为《豕粦》，河南谓之彘，渔阳以猪为豝，齐、徐以小猪为《豕粦》。”《太平御览》又引《纂文》云：“秦以钴钅莽为锉钅羸。”
《尔雅·释亲》、《释文》引《纂文》云：“妹，媦也。”《初学记》引服虔《通俗文》曰：“南楚以美色为娃。”《初学记》及《山堂考索》又引《通俗文》云：“晋船曰舶。”《埤雅》引《广志·小学篇》云：“蝼蛄，会稽谓之《虫留》蛄。”
《北户录》引颜之推《证俗音》云：“南人谓凝牛羊鹿血为《血臽》。《麦粦》《麦娄》，内国呼为《米睘》饼，亦呼寒具。粰，今江南呼曰饣散飰。蝘蜓，山东谓之《虫速》《虫觅》。鰿，吴人呼为鲫鱼也。”凡此诸条，皆六朝以前方言，正可以续扬雄之著，而俱佚之。岂举远者反略近欤？又如书中引《说文》“秦晋听而不闻，闻而不达谓之《耳宰》”，引《史记集解》“齐人谓之颡，汝南、淮泗之间曰颜”
诸条、本为扬雄方言所有，而复载之，亦为失检。然大致引据典核，在近时小学家犹最有根柢者也。
△《别雅》·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玉搢撰。玉搢字山夫，山阳人。廪贡生，官凤阳府训导。是书取字体之假借通用者，依韵编之，各注所出而为之辨证。於考古深为有功。惟是古人用字，有同声假借，有转音变异，有别体重文、同声转音，均宜入之此书。至於支阝、酆一作岐、丰之类，则“支阝”乃“岐”之本字，《说文》明云：“支阝一作岐”，实属重文，偶然别体。《说文》、《玉篇》以后累千盈百，何可胜收，未免自乱其例。又徵引虽博，而挂漏亦夥。即以开卷《东》、《冬》二韵核之，若《大戴礼》“一室而有四户八《片》”，《片》即窗。《楚词·九叹》：“登逢龙而下陨兮。”《注》：“古本逢作蓬。”《荀子·荣辱篇》引《诗》：“下国骏蒙。”
《注》：“《诗》作骏庞。”《庄子·盗跖篇》：“士皆蓬头突鬓。”《注》：“蓬本作鏠。”《吴越春秋·吴王寿梦传》：“使公子盖馀烛佣。”《注》：“《左传》佣作庸。”《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王为人蜂准。”徐广曰：“蜂一作隆。”《龟策传》：“雄渠蜂门。”《注》：“《新序》有熊渠子。”
《汉书·古今人表》：“鬼臾区。”师古《注》云：“即鬼容区。”“陈丰。”
师古《注》云：“即陈锋。”《卫青传》：“青至笼城。”师古《注》云：“笼读为龙。”皆目前习见者，乃佚而不载。则推之《仪礼》之古文、《周礼》之故书及汉人笺注“某读作某”之类，一一考之，所漏多矣。然就所徵引，足以通古籍之异同，疏后学之疑滞，犹可以考见汉魏以前声音文字之概。是固小学之资粮，艺林之津筏，非俗儒剽窃之书所能仿佛也。
──右“小学类”训诂之属一十二部，一百二十二卷，并文渊阁著录。
旧《唐书·经籍志》以诂训与小学分为二家。然诂训亦小学也，故今仍从《汉志》，列为《小学》之子目。又《尔雅》首《释诂》、《释训》，其馀则杂陈名物。盖析其类而分之，则虫、鱼、草、木之属与字义门目各殊；统其类而言之，则解说名物亦即解释其字义。故训诂者，通名也。《方言》、《释名》，相沿继作，大体无殊。至《埤雅》、《尔雅翼》，务求博洽，稍泛滥矣，要亦训诂之支流也，故亦连类编之。《埤雅广要》之属，芜杂已甚，则退之《小说家》焉。）
卷四十一 经部四十一
○小学类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