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馀经说》·十二卷（编修邵晋涵家藏本）
国朝邵向荣撰。向荣字东葵，馀姚人。康熙壬辰会试中式举人，官镇海县教谕。此书杂释诸经，凡《易说》二卷、《书说》一卷、《诗说》二卷、《春秋说》二卷、《周礼说》一卷、《仪礼说》一卷、《礼记说》一卷、《论语说》一卷、《孟子说》一卷，多引先儒成说，而辨其同异。如谓孔颖达兼领《五经正义》，然诸经分手编纂，颖达未尝统核。《诗般正义》引郑《注》“九河周时齐桓公塞之，同为一”，称：“郑氏云齐桓公塞为一者，不知所出何书。”又《禹贡》正义亦引郑《注》而释之曰：“《春秋纬宝乾图》云：移河为界，在齐吕填阏八流以自广。郑氏据此文为齐桓公塞之。”是撰《诗正义》者不知有《书正义》也。
《左氏·哀十七年传》卫侯繇辞云：“如鱼赪尾，衡流而方羊裔焉。”《正义》谓“裔焉”为语助之辞，不当以“方羊”断句。《诗·汝坟正义》又引《左传》“如鱼赪尾，衡流而彷徉”，以郑众《注》为证。是撰《左传正义》者不知有《诗正义》也。其言颇切中历代官书杂出众手之病。其书则犹未完之稿，其子孙以简端标识杂钞而成也。
△《三传三礼字疑》·六卷、附《春秋大全字疑》·一卷、《礼记大全字疑》·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浩撰。浩有《十三经疑义》，已著录。是编因《十三经注疏》，明王鏊《震泽长语》称其时惟汀州版存。今汀州板不概见，世所行者惟明万历中北监版及毛晋汲古阁版，均有讹误。而明代诸儒，注疏皆庋阁不观，三《传》、三《礼》尤几成绝学，其版更乖舛不可读。浩因取监本、毛本校其字画之讹谬，集录成编。凡三《传》三卷、三《礼》三卷。大抵推寻文句，未能有所考证。亦未能博徵互勘，以定是非。后附《春秋大全》、《礼记大全》各一卷。二书为胡广陋本，何足订正？且坊本歧出，校此一本之误，而他本之误又不相同，欲尽校之，是毕世莫殚之功也。尤敝精神於无用之地矣。
△《经史辨疑》·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朱董祥撰。董祥有《读礼记略》，已著录。是书前有目次，载辨经者三十二条，辨史者二十三条，当为五十五条。此本仅五十一条，盖经、史各阙二条。
其中辨继父同居一条，徐乾学《读礼通考》尝采用之。然全书好为新说，未见根据。如谓“《丧服》‘大功’章曰‘为人后者降其昆弟’，则知伯叔父母不降，‘小功’章曰‘为人后者降其姊妹适人者’，则知姑不降也。凡人无子以嫡兄弟之子为后，本生父母降为伯叔父母本期，本生兄弟姊妹降为伯叔兄弟姊妹服大功，礼也。第伯叔父、诸姑则仍嫡也，曷为而概降之哉？《家礼》，大功概及伯叔父母，小功及姑适人，於礼未当。”今考“斩衰三年”章曰：“何如而可为之后，同宗则可为之后。”《疏》曰：“同宗谓同承别子一宗之内。”是虽族远而宗同者亦得为后，本篇自有明文。董祥独据嫡兄弟之子何也？至於《经》云“为人后者降其昆弟，不及世叔父母。降其姊妹适人者，不及姑。”犹“齐衰不杖期”章但载世叔父母不及姑，而郑《注》则云为姑在室亦如之。但载昆弟不及姊妹，而郑《注》则云为姊妹在室亦如之。但载为众子不及女子子，而郑《注》则云女子子在室亦如之。又焉得谓经文偶省，即本未尝有此服哉？至小功降服并及姑适人，始於《开元礼》，而董祥归之《家礼》，尤误。董祥又谓：“《丧服小记》曰‘妾母不世祭’，盖言祀妾之礼当杀耳。《小记》本文曰：‘妾无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礼，有牲曰祭，无牲曰荐。易牲则不用牲矣，不用牲则谓之荐，不谓之祭。岂绝之而不祀耶？注家以为子祭孙不祭，非也。不世祭者，非惟孙不为祭，即子亦不得为祭。”据董祥此说，即《小记》“世”字内兼统子孙言，世世俱得荐，特不得祭耳。但考《杂记》曰：“主妾之丧，则自祔至於练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殡祭不於正室。”是妾之子祭其母，明曰祭，不曰荐，则何妾不得祭之有乎？又《隐五年》：“考仲子之宫。”《穀梁传》曰：“礼，为其母筑宫，使公子主其祭。”《注》曰：“公子者，长子之弟及妾之子。”是公子祀妾母，礼得称祭之显证也。而董祥谓不得祭，尤为不根。又《礼》凡言易牲，非谓不得用牲也。《小记》曰：“士祔於大夫则易牲。”《注》曰：“不敢以卑牲祭尊也。
大夫少牢。”据此，则是易士之牲，用大夫之牲。义主隆，不主杀。故《小记》又曰：“妾无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注》：“易牲而祔则凡妾下女君一等，是方易妾之牲，用女君之牲。”而董祥反以易牲为不用牲，误矣。又《小记疏》曰：“妾与女君牲牢无文。既云易牲，故《注》云下女君一等。若女君少牢，妾则特牲；若女君特牲，妾则特豚。”据此，则妾得有牲可知，而董祥谓妾不得有牲，总由误会《经》文“易牲”二字耳。其他若以郊为天地合祭，中月而禫为二十五月，三代不改时，亦不改月，太袭前人已废之说。至谓置闰当在四季之月及解《螽斯》“揖揖”为“拱揖”之“揖”，则又杜撰显然者也。
△《经玩》·二十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沈淑编。淑有《周官翼疏》，已著录。此书录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中文字之异者为六卷；次以经传中文字互异及录《春秋左传》，分国土、地名、职官、器物、宫室之类为四卷；次辑注疏《十三经》琐语为四卷。其检核之功，颇为勤笃，然无所考证发明。若《毛诗异文补》之全引伪申培《诗说》，尤失考也。
△《三经附义》·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重华撰。重华字君实，号玉洲，吴江人。雍正庚戌进士，官翰林院编修。是编所说，凡《易经》二卷、《书经》二卷、《诗经》二卷。於《易》皆推求於反对、正对之间，中引闽本异文者十八条，惟《贲卦》“小利有攸往”一条、《中孚卦》“信及豚鱼”一条、《既济卦》“小亨”一条，重华不以为然，馀皆从之。其所据，实皆郭京《周易举正》之文，不知何以称闽本。京书讹托王、韩，宋赵以夫、王应麟诸人皆排其谬。重华取之，亦好奇之过欤？又谓《系辞》所释十九爻，皆《文言传》之文，王弼辈将经文参杂，遂遗入《系辞传》中，折中尚未归正，古本不如是也。案王弼以前之古本，无可考矣。晁、吕以来之古本，一一可稽，并无十九爻原在《文言传》之本。惟元吴澄作《易纂言》，始以臆见移之。而重华以为古本，误之甚矣。其说《书》亦多臆断。如谓《尧典》“象恭滔天”当作“饕餮”，音声相近，由伏生之女口授而讹。然《汉书·艺文志》称秦燔书禁学，济南伏生独壁藏之，汉兴亡佚，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之间。《儒林传》及王充《论衡》亦同。是伏生本自有书，独遭乱亡失，百篇仅存二十有九。
自卫宏定《古文尚书序》，以今文诘屈，始造为伏生之女口授晁错之说。其事本无根据，重华乃因此以改经，未为至当。其於古文之伪，亦灼然能解，而又执后世文体，揣度经文。谓若无《舜典》之首二十八字，则“厘降”以下径接“慎徽五典”，文势究不和顺，必须此段另起一头，通篇始有纲领。则又骑墙之见。他如谓《竹书纪年》成王十一年命周平公治东都，沈约《注》平公即君陈，伯禽之弟。郑康成以君陈为周公之子，盖据此。按《竹书》及约注皆属伪本，固不必论。
即姑以真本论之，约《注》作於梁代，《竹书》出於晋太康中，康成恶得而据之耶？其说《诗》较二经为详，颇欲推求言外之意，胜於株守文句者，而亦每以好生新意失之。如《燕燕》篇谓：“戴妫大归，庄姜送之，恐其不终不慎，美之而实戒之。”又曰“‘先君之思，以勖寡人’，勖戴妫也。而反言勖寡人，此立言之妙也。春秋时妾媵归国，鲜克有终，怀嬴与焉。其明徵已”云云。案《史记·年表》，鲁隐公之元年，当卫桓公之十三年。桓公以隐公四年见弑，在位已十七年。计其年虽至幼弱，已在二十以外，则戴妫之年已在四十外矣。既非盛颜，谅不虑其改节。不合者一。且《春秋》妾媵见出而嫁者，惟齐桓蔡姬有明文。遽以为无不鲜终，亦涉武断。不合者二。怀嬴，秦穆公之女，晋怀公之嫡妃，实非妾媵。其备奉匜之数，乃在文公。不合者三。此岂非循文生义，不加深考之过乎？
至於《晋风》名“唐”，亦犹邶、鄘之因旧地。而重华谓唐叔封唐，号仍其旧，其子孙虽有失德，而犹狎主夏盟，皆始封之遗泽。亦伤穿凿。特以三经较之，则所得视《易》、《书》为多耳。
△《松源经说》·四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国朝孙之騄撰。之騄所辑《尚书大传》，已著录。是编皆说经之文。或提举一义，各立篇题。大抵薈粹成说而不能自研经义，其体例颇近於策略。又以所作《檡山学记》、《新荷赋》、《括苍山》赋杂列於第一卷中，尤非说经之体。
△《心园说》·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郭兆奎撰。兆奎有《书经知新》，已著录。是书於《四书》及《易》、《书》、《春秋》诸经，各摘举而诠释之，然浅近特甚。如“子在齐闻韶”，谓“须知夫子之闻不是季札观乐”；“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谓“此章独举惠之和以明其介”：皆里塾训蒙之语，别无创获。又释《尚书》“敬授人时”，多论西洋推测之法为臆造，且议其所载《月令》仅取“东风解冻”一条，而於迎春祈穀之大、覆巢杀胎之禁，一切不载云云。不知取《月令》之文分为七十二候，自《逸周书》已然，非始自欧逻巴人也。
△《六经图》·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皜撰。皜字又皓，号雪《工鸟》（“《工鸟》”字见周伯琦《六书正讹》，盖不知江字古亦音工，遂别造此字，取工字谐声，反以《说文》“鸿”字为俗体。
皜不知其误而从之，亦好奇之过也），六安人。是编刻於乾隆庚申，取《六经图》旧本，稍加损益。凡所补校，具列於每卷之末。其中如《书经图》中所绘十二章服，日为三足乌形，已自非古；月作白兔捣药形，杵臼宛然，曾唐、虞而有此说乎？《周礼图》中所绘墨车，以四马尽置两辕之中，亦全不解古车之制。如此之类，皜毫无订正，其校补概可见矣。
△《十三经字辨》（无卷数，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陈鹤龄撰。鹤龄字瑶宾，南通州人。初著有《五经四书字辨》，后又自为补订，以成此书。刻於乾隆乙酉。前为《校画》，后为《校音》，皆多舛漏。
所谓“十三经”者，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易》、《书》、《诗》、《春秋》、《礼记》、《周礼》、《仪礼》、《尔雅》。无论古无此例，即以所列计之，如分三《传》为三，则加《四书》为十四；如并三《传》总为《春秋》，则又为十二：於数亦不相合也。
△《古学偶编》·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潜山张絅撰”，不著时代。考明代有吉水张絅，嘉靖癸未进士，官河南巡抚，非潜山人也。书中自注云“本之御制《周易述义》”云云，则知其为近时人。书止三卷。一曰《观物篇》，皆述《易》旨，犹图书家恒谈。一曰《月令夏小正同异说》，参校颇详，而牵引《先天易图》，则横生枝节。其言医书九十二候，不知所据。考宋林亿等校正《素问》有此文，然亿等所述乃《唐月令》，非医书也。《春秋天王辨》谓特书则称天，合书则称王。其特书而不称天者，乃阙文，孔子无贬削天王之理。其说甚正，然亦先儒旧义也。
△《九经图》（无卷数，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杨魁植编。其子文源增订。魁植字辉斗，文源字泽汪，长泰人。是书以信州学宫石刻《易》、《书》、《诗》、《礼记》、《周礼》、《春秋》六经图，析《春秋三传》为三，而益以《仪礼》为九经。其信州石刻原本残脱者，则仍阙之。但其中如《易》既载《河图》、《洛书》又载《古河图、洛书》二图，一为旋毛，一为龟坼，据明以来之伪本，殊为失考。末复载邵子《皇极经世》、司马光《潜虚》、关朗《洞极》、扬雄《太玄》、《准易运》、《会历数》等图，皆《易》外支流，亦失之泛滥。《书》不载《序》而《诗》独载《序》，例不画一。
所注地理皆沿石本之旧。如鲁云今仙源县，荆山云今襄州之类，时代未明。《春秋列国表》内增入孔子，亦非体例。三《礼》皆剿聂崇义、杨复诸图，而丧礼及行礼诸图又删不载。盖科举对策之本，不足以资考据也。
△《说书偶笔》·四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丁恺曾撰。恺曾字萼亭，日照人。是书一卷、二卷说《大学》、《论语》、《中庸》；三卷说《孟子》，附以《四书补遗》及《宗献九献歌括》；四卷一为《大学、孟子、王制、周礼造士之制》，一为《虞书三苗辨》，一为《天官九赋敛财贿解》，一为《冬官考》，一为《古建国分田原非死法》，而附以《说诗》。
前有李在坊《序》，称恺曾之子东生就其写於书文者，蕞录成帙。则恺曾偶然笔记，本无意於著书，故皆乡塾课授之语。而说“行夏之时”句，至载时文二比以为程式。在坊《序》又称明永乐间有专以诋朱《注》为能者上其所著书，成祖深加谴责，急命火其书，磔其人。考杨士奇《三朝圣谕录》载：“永乐二年，饶州府士人朱季之献所著，专斥濂洛关闽之说。上览之怒甚，敕行人押季之还饶州，会布政司府县官及乡之士人明论其罪，笞以示罚。而搜检其家所著书，会众焚之。”
则但火其书耳，无磔人之事。在坊意在尊朱，故伪造此说，不足据也。
△《经解》·五卷、《经义杂著》·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黄文澍撰。文澍字雨田，一曰穀田，又曰穀亭，丰城人。是编每卷首题曰“桃穀山房稿”，而侧注其下曰“石畦集经解”、“石畦集经义杂著”。盖《桃穀山房稿》者，其集之总名。《石畦集》者，其稿中之一种。《经解》诸书，又其集中之子部也。《经解》凡《易》二卷，《书》一卷，《诗》、《春秋》共一卷，《礼》一卷。《易》多衍图书之学。书多辨《禹贡》山川，因而蔓延於舆地、形胜为经所不载者。《诗》最寥寥，惟主废《小序》而尊《朱》传。《春秋》多排击三《传》。《礼》多拘泥古制，纠世俗之非。大抵皆衍宋儒旧说。《经义杂著》凡《序》四篇、《说》十一篇、《辨》二篇，大旨亦不出所著《经解》之内。其《颜子心斋坐忘辨》二篇，乃《庄子》之文，无关经义，泛滥及之，亦犹《经解》之中，因解《禹贡》而及《五岭以南山川脉络考》也。书只一卷，而标题乃曰“卷之一”。或刊版未竟，抑装缉者有所遗欤？
──右“五经总义类”四十三部，三百四十九卷，内七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案：先儒授受，大抵专治一经。其兼通诸经，各有论说者，郑康成以下旷代数人耳。宋以后著作渐夥，明以来撰述弥众。非后人学问远过前修，精研之则见难，涉猎之则见易；求实据则议论少，务空谈则卷轴富也。孙承泽抄撮经解诸序，寥寥数卷，亦命之曰《五经翼》，则孰非兼通《五经》者哉？略存其目而不录其书，古今人巧拙之异，华实之分，亦大概可睹矣。）
卷三十五 经部三十五
○四书类一
《论语》、《孟子》，旧各为帙。《大学》、《中庸》，旧《礼记》之二篇。
其编为《四书》，自宋淳熙始。其悬为令甲，则自元延祐复科举始。古来无是名也。然二戴所录《曲礼》、《檀弓》诸篇，非一人之书，迨立名曰《礼记》，《礼记》遂为一家。即王逸所录屈原、宋玉诸篇，《汉志》均谓之赋，迨立名曰《楚词》，《楚词》亦遂为一家。元邱葵《周礼补亡序》称圣朝以“六经”取士，则当时固以《四书》为一经。前创后因，久则为律，是固难以一说拘矣。今从《明史·艺文志》例，别立《四书》一门，亦所谓礼以义起也。朱彝尊《经义考》於《四书》之前仍立《论语》、《孟子》二类；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凡说《大学》、《中庸》者，皆附於礼类：盖欲以不去饩羊略存古义。然朱子书行五百载矣，赵岐、何晏以下，古籍存者寥寥；梁武帝《义疏》以下，且散佚并尽；元、明以来之所解，皆自《四书》分出者耳。《明史》并入《四书》，盖循其实。
今亦不复强析其名焉。
△《孟子正义》·十四卷（内府藏本）
汉赵岐注。其《疏》则旧本题“宋孙奭撰”。岐字邠卿，京兆长陵人，初名嘉，字台卿。永兴二年，辟司空掾，迁皮氏长。延熹元年，中常侍唐衡兄玹为京兆尹，与岐夙隙，岐避祸逃避四方，乃自改名字。后遇赦得出，拜并州刺史。
又遭党锢十馀岁。中平元年，徵拜议郎，举敦煌太守。后迁太仆，终太常。事迹具《后汉书》本传。奭字宗古，博平人。太宗端拱中九经及第，仁宗时官至兵部侍郎、龙图阁学士。事迹具《宋史》本传。是注即岐避难北海时在孙宾家夹柱中所作。汉儒注经，多明训诂名物，惟此注笺释文句，乃似后世之口义，与古学稍殊。然孔安国、马融、郑玄之注《论语》，今载於何晏《集解》者，体亦如是。
盖《易》、《书》文皆最古，非通其训诂则不明。《诗》、《礼》语皆徵实，非明其名物亦不解。《论语》、《孟子》词旨显明，惟阐其义理而止，所谓言各有当也。其中如谓宰予、子贡、有若缘孔子圣德高美而盛称之，《孟子》知其太过，故贬谓之污下之类，纰缪殊甚。以屈原憔悴为徵於色，以甯戚叩角为发於声之类，亦比拟不伦。然朱子作《孟子集注或问》，於岐说不甚掊击。至於书中人名，惟盆成括、告子不从其学於孟子之说，季孙、子叔不从其二弟子之说，馀皆从之。
书中字义，惟“折枝”训按摩之类不取其说，馀亦多取之。盖其说虽不及后来之精密，而开辟荒芜，俾后来得循途而深造，其功要不可泯也。胡爌《拾遗录》据李善《文选注》引《孟子》曰“墨子兼爱摩顶致於踵。”赵岐曰：“致，至也。”
知今本《经》文及《注》均与唐本不同。今证以孙奭《音义》所音，岐注亦多不相应（语详《孟子音义》条下），盖已非旧本。至於《尽心》下篇“夫子之设科也”，《注》称“孟子曰：夫我设教授之科”云云，则显为“予”字，今本乃作“夫子”。又“万子曰”句，《注》称“万子，万章也”，则显为子字，今本乃作“万章。”是又《注》文未改，而《经》文误刊者矣。其《疏》虽称孙奭作，而《朱子语录》则谓邵武士人假托、蔡季通识其人。今考《宋史·邢昺传》，称昺於咸平二年，受诏与杜镐、舒雅、孙奭、李慕清、崔偓佺等校定《周礼》、《仪礼》、《公羊》、《穀梁》、《春秋传》、《孝经》、《论语》、《尔雅》义疏，不云有《孟子正义》。《涑水纪闻》载奭所定著，有《论语、孝经、尔雅正义》，亦不云有《孟子正义》。其不出奭手，确然可信。其《疏》皆敷衍语气，如乡塾讲章。故《朱子语录》谓其全不似疏体，不曾解出名物制度，只绕缠赵岐之说。至岐《注》好用古事为比，《疏》多不得其根据。如《注》谓非礼之礼，若陈质娶妻而长拜之；非义之义，若藉交报雠。此诚不得其出典（案藉交报雠以谓藉交游之力以报雠，如朱家、郭解，非有人姓藉名交也，疑不能明，谨附识於此）。至於单豹养其内而虎食其外，事出《庄子》，亦不能举，则弇陋太甚。朱彝尊《经义考》摘其欲见西施者人输金钱一文事，诡称《史记》。今考《注》以尾生为不虞之誉，以陈不瞻为求全之毁，《疏》亦并称《史记》。尾生事实见《庄子》，陈不瞻事实见《说苑》（案《说苑》作“陈不占”，盖古字同音假借），皆《史记》所无。如斯之类，益影撰无稽矣。以久列学官，姑仍旧本录之尔。
△《论语义疏》·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魏何晏注，梁皇侃疏。书前有《奏进论语集解序》，题“光禄大夫关内侯孙邕、光禄大夫郑冲、散骑常侍中领军安乡亭侯曹羲、侍中荀顗、尚书驸马都尉关内侯何晏”五人之名。《晋书》载郑冲与孙邕、何晏、曹羲、荀顗等共集《论语》诸家训诂之善者，义有不安，辄改易之，名《集解》。亦兼称五人。今本乃独称何晏。考陆德明《经典释文》，於“《学而》第一”下题“集解”二字。注曰：“一本作何晏集解。”又《序录》曰“何晏集孔安国、包咸、周氏、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之说，并下己意为《集解》。正始中上之，盛行於世。今以为主”云云，是独题晏名，其来久矣。殆晏以亲贵总领其事欤？邕字宗儒，乐安青州人。冲字文和，荥阳开封人。羲，沛国谯人，魏宗室子。顗字景倩，荀彧之子。晏字平叔，南阳宛人，何进之孙，何咸之子也。侃，《梁书》作偘，盖字异文。吴郡人，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孙。武帝时官国子助教，寻拜散骑侍郎，兼助教如故。大同十一年卒。事迹具《梁书·儒林传》。《传》称所撰《礼记义》五十卷、《论语义》十卷。《礼记义》久佚，此书宋《国史志》、《中兴书目》、晁公武《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皆尚著录。《国史志》称侃《疏》虽时有鄙近，然博极群言，补诸书之未至，为后学所宗。盖是时讲学之风尚未甚炽，儒者说经亦尚未尽废古义，故史臣之论云尔。迨乾淳以后，讲学家门户日坚，羽翼日众，剷除异已，惟恐有一字之遗，遂无复称引之者，而陈氏《书录解题》亦遂不著录。知其佚在南宋时矣。惟唐时旧本流传，存於海外。康熙九年，日本国山井鼎等作《七经孟子考文》，自称其国有是书，然中国无得其本者，故朱彝尊《经义考》注曰：“未见”。今恭逢我皇上右文稽古，经籍道昌，乃发其光於鲸波鲛室之中，藉海舶而登秘阁。殆若有神物捴诃，存汉、晋经学之一线，俾待圣世而复显者。其应运而来，信有非偶然者矣。据《中兴书目》，称侃以何晏《集解》去取为《疏》十卷。又列晋卫瓘、缪播、栾肇、郭象、蔡谟、袁宏、江淳、蔡系、李充、孙绰、周瑰、范甯、王珉等十三人爵里於前，云“此十三家是江熙所集。其解释於何《集》（案“何集”二字，不甚可解，盖何氏《集解》之省文，今姑仍原本录之）无妨者亦引取为说，以示广闻”云云。此本之前，列十三人爵里，数与《中兴书目》合。惟“江厚”作“江淳”、“蔡溪”作“蔡系”、“周怀”，作“周瑰”，殆传写异文欤？其《经》文与今本亦多异同。如“举一隅”句下有“而示之”三字，颇为冗赘，然与《文献通考》所引石经《论语》合。“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下有“已矣”二字，亦与钱曾《读书敏求记》所引高丽古本合。其《疏》文与余萧客《古经解钩沉》所引，虽字句或有小异，而大旨悉合。知其确为古本，不出依托。观《古文孝经》孔安国《传》，鲍氏知不足斋刻本信以为真，而《七经孟子考文》乃自言其伪，则彼国於授受源流，分明有考，可据以为信也。至“临之以庄则敬”作“临民之以庄则敬”，《七经孟子考文》亦疑其“民”字为误衍，然谨守古本而不敢改，知彼国递相传写，偶然讹舛或有之，亦未尝有所窜易矣。至何氏《集解》，异同尤夥。虽其中以“包氏”为“苞氏”，以“陈恒”为“陈桓”之类，不可据者有之，而胜於明刻监本者亦复不少，尤可以旁资考证也。
△《论语正义》·二十卷（内府藏本）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昺字叔明，曹州济阴人。太平兴国中擢九经及第。官至礼部尚书。事迹具《宋史》本传。是书盖咸平二年诏昺改定旧疏，颁列学官，至今承用，而传刻颇讹。《集解》所引十三家，今本各题曰“某氏”，皇侃《义疏》则均题其名。案《奏进序中》称集诸家之善，记其姓名。侃《疏》亦曰：“何集注皆呼人名，惟包独言氏者，包名咸，何家讳咸，故不言也。”与《序》文合。知今本为后来刊版之省文，然周氏与周生烈遂不可分，殊不如皇本之有别。
考邢昺《疏》中亦载皇侃何氏讳咸之语，其疏“记其姓名”句则云：“《注》但记其姓，而此连言名者，以著其姓所以名其人，非谓名字之名也。”是昺所见之本已惟题姓，故有是曲说。《七经孟子考文》称其国皇侃《义疏》本为唐代所传，是亦一证矣。其文与皇侃所载亦异同不一，大抵互有短长。如《学而篇》“不患人之不己知”章，皇《疏》有王肃《注》一条，《里仁篇》“君子之於天下也”
章，皇《疏》有何晏《注》一条，今本皆无。观顾炎武《石经考》，以石经《仪礼》校监版，或并经文全节漏落，则今本《集解》传刻佚脱，盖所不免。然蔡邕石经《论语》於“而在萧墙之内”句，两本并存，见於《隶释》。陆德明《经典释文》於诸本同异，亦皆并存。盖唐以前经师授受，各守专门。虽经文亦不能画一，无论注文。固不必以此改彼，亦不必以彼改此。今仍从今本录之，所以各存其旧也。昺《疏》，《宋志》作十卷。今本二十卷，盖后人依《论语》篇第析之。
晁公武《读书志》称其亦因皇侃所采诸儒之说，刊定而成。今观其书，大抵翦皇氏之枝蔓，而稍傅以义理。汉学、宋学，兹其转关。是《疏》出而皇《疏》微，迨伊、洛之说出而是《疏》又微。故《中兴书目》曰：“其书於章句训诂名物之际详矣。”盖微言其未造精微也。然先有是《疏》，而后讲学诸儒得沿溯以窥其奥。祭先河而后海，亦何可以后来居上，遂尽废其功乎？
△《论语笔解》·二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旧本题“唐韩愈、李翱同注”。中间所注，以“韩曰”、“李曰”为别。考《张籍集》《祭韩愈》诗，有“《论语》未讫注，手迹今微茫”句。邵博《闻见后录》遂引为《论语》注未成之证。而李汉作《韩愈集序》，则称有《论语注》十卷，与籍诗异。王楙《野客丛谈》又引为已成之证。晁公武《读书志》称《四库、邯郸书目》皆无之，独田氏《书目》有韩氏《论语》十卷，《笔解》两卷。
是《论语注》外别出《笔解》矣。《新唐书·艺文志》载愈《论语注》十卷，亦无《笔解》。惟郑樵《通志》著录二卷，与今本同。意其书出於北宋之末。然唐李匡乂，宣宗大中时人也，所作《资暇录》一条云：“《论语》‘宰予昼寝’，梁武帝读为寝室之寝。昼作胡卦反，且云当为画字，言其绘画寝室。今人罕知其由，咸以为韩文公所训解。”又一条云：“‘伤人乎不问马’，今亦谓韩文公读不为否。”然则大中之前已有此本，未可谓为宋人伪撰。且“昼寝”一条今本有之，“厩焚”一条今本不载，使作伪者剽掇此文，不应两条相连，摭其一而遗其一。又未可谓因此依托也。以意推之，疑愈注《论语》时，或先於简端有所记录，翱亦间相讨论，附书其间。迨书成之后，后人得其稿本，采注中所未载者，别录为二卷行之。如程子有《易传》，而《遗书》之中又别有论《易》诸条；朱子有《诗传》，而朱鉴又为《诗传遗说》之例。题曰《笔解》，明非所自编也。其今本或有或无者，则由王存以前世无刊本，传写或有异同。邵博所称三月字作音一条，王楙所见本亦无之，则诸本互异之明证矣。王存本今未见。魏仲举刻《韩文五百家注》，以此书附末，今传本亦稀。此本为明范钦从许勃本传刻，前载勃《序》，仍称《笔解论语》一十卷，疑字误也。又赵希弁《读书附志》曰：“其间‘翱曰’者，李习之也。”明旧本愈不著名，而翱所说则题名以别之。此本改称“韩曰”、“李曰”，亦非其旧矣。
△《孟子音义》·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孙奭撰。唐陆德明《经典释文》於群经皆有《音义》，独阙《孟子》。奭奉敕校定赵岐《注》，因刊正唐张镒《孟子音义》及丁公著《孟子手音》二书，兼引陆善经《孟子注》以成此书。其《序》文前半，与世传奭《孟子正义序》同。
盖《正义》伪《序》，即缘此《序》而点窜也。书中所释，称一遵赵《注》，而以今本校之，多不相符。如《梁惠王篇上》曰“集穆”、曰“太平”、曰“谲”，《篇下》曰“恂”、曰“无堕”、曰“夫将”。《公孙丑篇上》曰“介者”，《篇下》曰“素餐”、曰“藉道”、曰“危行”、曰“食功”。《滕文公篇上》曰“景行”、曰“论语”、曰“力行近仁”、曰“师知”，《篇下》曰“素餐”、曰“涅”、曰“骈踬”、曰“周公卬思”。《离娄篇上》曰“踣”、曰“恐栗”、曰“三省”、曰“而错”、曰“桐子”，《篇下》曰“不比”、曰“由天”、曰“风谕”、曰“见几”、曰“好言”、曰“忮”、曰“之行”、曰“行其”、曰“五伯”、曰“辟害”、曰“跌”、曰“汙”。《万章篇上》曰“百行”、曰“舍小”，《篇下》曰“沮溺”、曰“景行”、曰“伊发有莘”。《告子篇上》曰“长义”、曰“好下”、曰“几成”，《篇下》曰“雨雪”、曰“瀌々”、曰“见睍”、曰“或折”。《尽心篇上》曰“远之”、曰“下贱”、曰“邪辟”、曰“辟若”、曰“蟠辟”、曰“论之一篑”、曰“瞀”、曰“柚《木莘》”、曰“和寡”，《篇下》曰“远祸”、曰“恶杀”、曰“舍生”、曰“为之”、曰“造”、曰“臧否”、曰“自遗”、曰“子率”、曰“剖其末”、曰“孟子”。《篇叙》曰“其行”、曰“当期”、曰“括”。凡六十有九条，皆今本《注》文所无。惟《孟子注》之单行者，世有传钞宋本，尚可稽考。伪《正义》删改其文，非复赵岐原书，故与《音义》不相应也。因是书可以证岐《注》之旧，并可以证奭《疏》之伪，则其有功典籍，亦不细矣。
（案：宋《礼部韵略》所附条式，自元祐中即以《论语》、《孟子》试士。
是当时已尊为经。而晁氏《读书志》，《孟子》仍列儒家。至陈氏《书录解题》，始与《论语》同入经部。盖宋尊《孟子》，始王安石。元祐诸人务与作难，故司马光《疑孟》，晁说之《诋孟》作焉。非攻《孟子》，攻安石也。白珽《湛渊静语》所记，言之颇详。晁公武不列於经，犹说之之家学耳。陈振孙虽改晁氏之例，列之於经，然其立说，乃以程子为词，则亦非尊《孟子》，仍尊程子而已矣。考赵岐《孟子题词》，汉文帝时已以《论语孝经》、《孟子》同置博士。而孙奭是编，实大中祥符间奉敕校刊《孟子》所修。然则表章之功，在汉为文帝，在宋为真宗。训释之功，在汉为赵岐，在宋为孙奭，固不始於王安石，亦不始於程子。
纷纷门户之爱憎，皆逐其末也。）
△《论语拾遗》·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苏辙撰。辙有《诗传》，已著录。是书前有《自序》，称少年为《论语略解》，其兄轼谪黄州时，撰《论语说》，取所解十之二三。大观丁亥，闲居颍川，与其孙籀等讲《论语》，因取轼说之未安者，重为此书。轼书，《宋志》作四卷，《文献通考》作十卷。今未见传本，莫详孰是，其说亦不可复考。此书所补凡二十七章，其以“思无邪”为无思，以“从心不逾矩”为无心，颇涉禅理。以“苟志於仁矣无恶也”为有爱而无恶，亦冤亲平等之见。以“朝闻道夕死可矣”为虽死而不乱，尤去来自如之义。盖眉山之学本杂出於二氏故也。其显驳轼说者凡三条。“请讨陈恒”一章，轼以为能克田氏则三桓不治而自服，孔子欲借此以张公室。辙则以为虽知其无益，而欲明君臣之义。“子见南子”及“齐人归女乐”二章，轼以为灵公未受命者故可，季桓子已受命者故不可。辙则以为诸侯之如卫灵公者多，不可尽去。齐间孔子，鲁君大夫已受其饵，孔子不去则坐受其祸。“泰伯至德”一章，轼以为泰伯不居其名，故乱不作；鲁隐、宋宣取其名，是以皆被其祸。辙则以为鲁之祸始於摄，宋之祸成於好战，皆非让之过。其说皆较轼为长。
他如以“刚毅木讷”与“巧言令色”相证，以“六蔽”章之不好学与“入孝出弟”
章之学文互勘，亦颇有所发明。历来著录，今亦存备一家焉。
△《孟子解》·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苏辙撰。旧本首题“颍滨遗老”字，乃其晚岁退居之号。以陈振孙《书录解题》考之，实少年作也。凡二十四章。一章谓圣人躬行仁义而利存，非以为利；二章谓文王之囿七十里，乃山林薮泽与民共之；三章谓小大贵贱，其命无不出於天，故曰畏天乐天。四章引责难於君，陈善闭邪，畜君为好君；五章谓浩然之气即子思之所谓诚；六章论养气在学，而待其自至；七章论知言，曰知其所以病；八章以克己复礼解射者正己；九章论贡之未善，由先王草创之初，故未能周密；十章论陈仲子之廉，病在使天下之人无可同立之人；十六章论孔子以微罪行为上以免君，下以免我；十八章论事天立命；十九章论顺受其正；二十二章论进锐退速；二十四章论扩充仁义：立义皆醇正不支。二十章以《周官》八议驳窃负而逃；二十三章以司马懿、杨坚得天下，言仁不必论得失：亦自有所见。惟十一章谓学圣不如学道，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以孔子之论性难孟子之论性，十五章以智属夷惠、力属孔子，十七章以贞而不亮难君子不亮，二十一章以形色天性为强饰於外，皆未免驳杂。盖瑕瑜互见之书也。然较其晚年著述纯入佛老者，则谨严多矣。
△《论语全解》·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宋陈祥道撰。祥道有《礼书》，已著录。晁公武《读书志》云：“王介甫《论语注》，其子雱作《口义》，其徒陈用之作《解》。绍圣后皆行於场屋，为当时所重。”又引或人言，谓用之书乃邹浩所著，托之用之。考《宋史·艺文志》别有邹浩《论语解义》十卷，则浩所著原自为一书，并未托之祥道，疑或人所言为误。此本有祥道《自序》，首题“门人章粹校勘”，而每卷皆标曰“重庆陈用之真本经论语全解”，未详其义。岂尔时尝以是本为经义通用之书，故云然耶？
祥道长於三《礼》之学，所作《礼书》，世多称其精博。故诠释《论语》，亦於礼制最为明晰。如解“躬自厚而薄责於人”章，则引《乡饮酒》之义以明之。解“师冕见”章，则引礼“待瞽者如老者”之义以明之。虽未必尽合经义，而旁引曲证，颇为有见。又如“臧文仲居蔡”章，则云：“冀多良马称骥，泸水之黑称卢，蔡出宝龟称蔡。”於“《关雎》之乱”章，则云：“治汙谓之汙，治弊谓之弊，治荒谓之荒，治乱谓之乱。”此类俱不免创立别解，而连类引伸，亦多有裨於考证。惟其学术本宗信王氏，故往往杂据《庄子》之文以作证佐，殊非解经之体。以其间徵引详核，可取者多，故不以一眚掩焉。
△《孟子传》·二十九卷（内府藏本）
宋张九成撰。九成字子韶，自号无垢居士。其先开封人，徙居钱塘。绍兴二年进士第一人，授镇东军佥判，历宗正少卿，兼侍讲，权刑部待郎。忤秦桧，诬以谤讪，谪居南安军。桧死，起知温州，匄祠归。卒，赠太师崇国公，谥文忠。
事迹具《宋史》本传。《宋史·艺文志》载九成《孟子拾遗》一卷，今附载《横浦集》中。《文献通考》载九成《孟子解》十四卷，朱彝尊《经义考》注云“未见”。此本为南宋旧椠，实作“孟子传”，不作“孟子解”。又《尽心篇》已佚，而《告子篇》以上已二十九卷，则亦不止十四卷，盖《通考》传写误也。九成之学出於杨时，又喜与僧宗杲游，故不免杂於释氏。所作《心传》、《日新》二录，大抵以禅机诂儒理。故朱子作《杂学辨》，颇议其非。惟注是书，则以当时冯休作《删孟子》，李覯作《常语》，司马光作《疑孟》，晁说之作《诋孟》，郑厚叔作《艺圃折衷》，皆以排斥《孟子》为事，故特发明于义利经权之辨，著《孟子》尊王贱霸有大功，拨乱反正有大用。每一章为《解》一篇，主於阐扬宏旨，不主於笺诂文句。是以曲折纵横，全如论体。又辨治法者多，辨心法者少，故其言亦切近事理，无由旁涉於空寂。在九成诸著作中，此为最醇。至於草芥、寇雠之说，谓人君当知此理，而人臣不可有此心。观其眸子之说，谓了与眊乃邪正之分，不徒论其明暗，又必有孟子之学识，而后能分其邪正。尤能得文外微旨。
王若虚《滹南老人集》有《孟子辨惑》一卷，其《自述》有曰“孟子之书，随机立教，不主故常，凡引人於善地而已。司马君实著所疑十馀篇，盖浅近不足道也。
苏氏解《论语》，与《孟子》辨者八，其论差胜。及细味之，亦皆失其本旨。张九成最号深知者，而复不能尽。如论‘行仁政而王’、‘王者之不作’，曲为护讳，不敢正言，而猥曰‘王者，王道也’，此犹是郑厚叔辈之所见。至於对齐宣汤武之问、辨任人食色之惑，皆置而不能措口”云云，盖於诸家《注》中独许九成，而尚有所未尽慊。不知“行仁政而王”之类，文义分明，九成非不能解，特以孟子之意欲拯当日之战争，九成之解则欲防后世之僣乱。虽郢书燕说，於世道不为无益。至於汤武放伐、任人食色，阙其所疑，正足见立说之不苟。是固不足为九成病也。
△《尊孟辨》·三卷、《续辨》·二卷、《别录》·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余允文撰。允文字隐文，建安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载是书，卷数与今本合。朱彝尊《经义考》仅云附载《朱子全集》中，而条下注“阙”字。盖自明中叶以后，已无完本矣。今考《永乐大典》所载，凡辨司马光《疑孟》者十一条，附《史剡》一条，辨李覯《常语》者十七条，郑厚叔《艺圃折衷》者十条。
《续辨》则辨王充《论衡·刺孟》者十条，辨苏轼《论语说》者八条。此后又有《原孟》三篇，总括大意，以反覆申明之。其《尊孟辨》及《续辨》、《别录》之名，亦釐然具有条理，盖犹完书。今约略篇页，以《尊孟辨》为三卷，《续辨》为二卷，《别录》为一卷。冠原《序》於前，而系朱子《读余氏尊孟辨说》於后。
首尾完具，复还旧观，亦可谓久湮复显之秘帙矣。考朱子集中有《与刘共父书》，称允文干预宋家产业，出言不逊，恐引惹方氏复来生事，令陈、吴二妇作状经府告之。则允文盖武断於乡里者，其人品殊不足重。又周密《癸辛杂识》载，晁说之著论非《孟子》。建炎中，宰相进拟除官。高宗以《孟子》发挥正道，说之何人，乃敢非之，勒令致仕。然则允文此书，其亦窥伺意旨，迎合风气而作，非真能辟邪卫道者欤？然当群疑蜂起之日，能别白是非而定一尊，於经籍不为无功。
但就其书而观，固卓然不磨之论也。
△《大学章句》·一卷、《论语集注》·十卷、《孟子集注》·七卷、《中庸章句》·一卷（通行本）
宋朱子撰。案《论语》自汉文帝时立博士。《孟子》据赵岐《题词》，文帝时亦尝立博士。以其旋罢，故史不载。《中庸说》二篇见《汉书·艺文志》。戴颙《中庸传》二卷，梁武帝《中庸讲疏》一卷，见《隋书·经籍志》。惟《大学》自唐以前无别行之本。然《书录解题》载司马光有《大学广义》一卷、《中庸广义》一卷，已在二程以前，均不自洛闽诸儒始为表章。特其论说之详，自二程始；定著“四书”之名，则自朱子始耳。原本首《大学》，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书肆刊本以《大学》、《中庸》篇页无多，并为一册，遂移《中庸》於《论语》前。明代科举命题，又以作者先后，移《中庸》於《孟子》前。然非宏旨所关，不必定复其旧也。《大学》古本为一篇。朱子则分别《经》、《传》，颠倒其旧次，补缀其阙文。《中庸》亦不从郑注分节。故均谓之“章句”。《论语》、《孟子》融会诸家之说，故谓之“集注”。犹何晏注《论语》，裒八家之说称《集解》也。惟晏《注》皆标其姓，朱子则或标或不标，例稍殊焉。《大学》章句，诸儒颇有异同，然“所谓诚其意者”以下并用旧文，所特创者不过补《传》一章，要非增於八条目外。既於理无害，又於学者不为无裨，何必分门角逐欤？
《中庸》虽不从郑《注》，而实较郑《注》为精密。盖考证之学，宋儒不及汉儒；义理之学，汉儒亦不及宋儒。言岂一端，要各有当，况郑《注》之善者，如“戒慎乎其所不睹”四句，未尝不采用其意；“虽有其位”一节，又未尝不全袭其文。
观其去取，具有鉴裁，尤不必定执古义以相争也。《论语》、《孟子》亦颇取古注。如《论语》“瑚琏”一条与《明堂位》不合，《孟子》“曹交”一《注》与《春秋传》不合，论者或以为疑。不知“瑚琏”用包咸注，“曹交”用赵岐《注》，非朱子杜撰也。又如“夫子之墙数仞”注“七尺曰仞”“掘井九仞”注“八尺曰仞”，论者尤以为矛盾。不知“七尺”亦包咸《注》，“八尺”亦赵岐《注》也。
是知镕铸群言，非出私见。苟不详考所出，固未可概目以师心矣。大抵朱子平生精力，殚於《四书》。其剖析疑似，辨别毫釐，实远在《易本义》、《诗集传》上。读其书者要当於大义微言求其根本。明以来攻朱子者务摭其名物度数之疏，尊朱子者又并此末节而回护之，是均门户之见，乌识朱子著书之意乎？
△《四书或问》·三十九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朱子撰。朱子既作《四书章句集注》，复以诸家之说纷错不一，因设为问答，明所以去取之意，以成此书。凡《大学》二卷、《中庸》三卷、《论语》二十卷、《孟子》十四卷。其书非一时所著。《中庸或问》原与《辑略》俱附《章句》之末。《论语》、《孟子》则各自为书。其合为一帙，盖后来坊贾所并也。
中间《大学或问》用力最久。故朱子答潘恭叔问，尝自称诸书修得一过，《大学》所改尤多，比旧已极详密。《中庸或问》则朱子平日颇不自惬。《语类》载游某问：“《中庸》编集如何？”曰：“缘前辈诸公说得多了，其间尽有差舛处，又不欲尽驳难他底，所以难下手。不比《大学》，都未曾有人说。”又载朱子以《中庸或问》授黄云“亦未有满意处。如评论程子诸子说处尚多粗”云云。
是其意犹以为未尽安也。至《论孟或问》，则与《集注》及《语类》之说往往多所牴牾，后人或遂执《或问》以疑《集注》。不知《集注》屡经修改，至老未已，而《或问》则无暇重编。故《年谱》称《或问》之书，未尝出以示人。书肆有窃刊行者，亟请於县官，追索其版。又《晦菴集》中有《与潘端叔书》曰：“《论语或问》，此书久无工夫修得。只《集注》屡更不定，却与《或问》前后不相应”
云云，可见异同之迹，即朱子亦不讳言。并录存之，其与《集注》合者，可晓然於折衷众说之由；其于《集注》不合者，亦可知朱子当日原多未定之论，未可於《语录》、《文集》偶摘数语，即为不刊之典矣。
△《论孟精义》·三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朱子撰。初，朱子於隆兴元年辑诸家说《论语》者为《要义》，其本不传。
后九年为乾道壬辰，因复取二程、张子及范祖禹、吕希哲、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侯仲良、尹焞、周孚先等十二家之说，薈稡条疏，名之曰《论孟精义》，而自为之序。时朱子年四十三。后刻版於豫章郡，又更其名曰《要义》。
《晦菴集》中有《书论语孟子要义序后》，曰“熹顷年编次此书，鋟版建阳，学者传之久矣。后细考之，程、张诸先生说尚或时有所遗脱。既加补塞，又得毗陵周氏说四篇有半於建阳陈焞明仲，复以附於本章。豫章郡文学南康黄某商伯既以刻於其学，又虑夫读者疑於详略之不同也，属熹书於前《序》之左，且更定其故号《精义》者曰《要义》”云云，是其事也。后又改其名曰《集义》，见於《年谱》，今世刊本仍称《精义》，盖从朱子原《序》名之也。凡《论语》二十卷，《孟子》十四卷。又各有《纲领》一篇，不入卷数。朱子初集是书，盖本程氏之学以发挥经旨。其后采摄菁华，撰成《集注》。中间异同疑似，当加剖析者，又别著之於《或问》。似此书乃已弃之糟粕。然考诸《语录》，乃谓：“读《论语》须将《精义》看。”又谓：“《语孟集义》中所载诸先生语，须是熟读。一一记於心下，时时将来玩味，久久自然理会得。”又似不以《集注》废此书者。
故今亦仍录存之焉。
△《中庸辑略》·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石{敦山}编。朱子删定。{敦山}字子重，号克斋，新昌人。绍兴十五年进士，官至太常主簿，出知南康军。《中庸》为《礼记》第三十一篇，孔颖达《疏》引郑玄《目录》云：“此书於《别录》属通论。”《汉书·艺文志》有《中庸传》二篇，颜师古注曰：“今《礼记》中有《中庸》一篇，亦非本礼经，盖子思之作。”
是书本以阐天人之奥，汉儒以无所附丽，编之《礼记》。实於五礼无所属，故刘向谓之“通论”，师古以为非本礼经也。梁武帝尝作《义疏》，见於《隋志》，然其书不传。迨有宋诸儒研求性道，始定为心传之要，而论说亦遂日详。故{敦山}辑是编，断自周子、二程子、张子，而益以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侯仲良、尹焞之说。初名《集解》。乾道癸巳，朱子为作《序》，极称其谨密详审。
越十有六年，淳熙己酉，朱子作《中庸章句》，因重为删定，更名《辑略》，而仍以《集解》原《序》冠其首。观朱子《中庸章句自序》，称“既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后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复取石氏书删其繁乱，名以《辑略》，且别为《或问》以附其后”云云。据此，则是编及《或问》皆当与《中庸章句》合为一书。其后《章句》孤行，而是编渐晦。明嘉靖中，御史新昌吕信卿始从唐顺之得宋椠旧本，刻之毗陵。凡先儒论说见於《或问》所驳者，多所芟节。如第九章游氏以舜为绝学无为之说，杨氏有能斯有为之说、第十一章游氏离人立於独未发有念之说，多竟从删薙，不复存其说於此书。至如第一章内所引程子答苏季明之次章，《或问》中亦力斥其记录失真，而原文乃仍载书中。或为失於刊削，或为别有取义，则其故不可得详矣。
△《论语意原》·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宋郑汝谐撰。汝谐有《东谷易翼传》，已著录。是编前有《自序》，称：“二程、横渠、杨、谢诸公互相发明，然后《论语》之义显。谓诸公有功於《论语》则可，谓《论语》之义备见於诸公之书则不可。予於此书少而诵，长而辨，研精覃思，以求其指归。既断以己说，复附以诸公之说，期归於当而已。”又称：“初镌版於赣、於洪。始意欲以诱掖晚学，失之太详，辄掇其简要者，复镌於池阳。”则汝谐此书，凡再易稿，亦可谓刻意研求矣。陈振孙《书录解题》载《论语意原》一卷，不著撰人。《宋志》因之。似乎尚别有一书适与同名。然振孙载《诗总闻》讹为三卷，亦云不知撰人。及核其解题，则确为王质之书。疑所载者即汝谐此书，偶未考其名也。真德秀《序》称其学出於伊、洛，然所说颇与朱子《集注》异。如以卫灵公问陈非不可对，乃有托而行；以子贱为人沉厚默简，非鲁多君子，不能取其君子：皆足以备一解。至以“使民战栗”为鲁哀公之语、以“见善如不及”二节连下“齐景公”、“伯夷叔齐”为一章，则大奇矣（案钱时《四书管见》亦以“见善如不及”章与下章连合为一）。然综其大致，则精密者居多。故德秀称其言虽异於先儒，而未尝不合义理之正。朱子亦曰：“赣州所刊《论语解》，乃是郑舜举侍郎者。中间略看，亦有好处。”是朱子亦不以其异己为嫌也。
△《癸巳论语解》·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宋张栻撰，其书成於乾道九年，是年岁在癸巳，故名曰《癸巳论语解》。考《朱子大全集》中备载与栻商订此书之语，抉摘瑕疵多至一百一十八条，又订其误字二条。以今所行本校之，从朱子改正者仅二十三条，馀则悉仍旧稿，似乎龂龂不合。然“父在观其志”一章，朱子谓旧有两说，当从前说为顺。反覆辨论，至於二百馀言。而后作《论语集注》，乃竟用何晏《集解》所引孔安国义，仍与栻说相同。盖讲学之家，於一字一句之异同，务必极言辨难，断不肯附和依违。
中间笔舌相攻，或不免於激而求胜。迨学问渐粹，意气渐平，乃是是非非，坦然共白，不复回护其前说。此造诣之浅深，月异而岁不同者也。然则此一百一十八条者，特一时各抒所见，共相商榷之言，未可以是为栻病。且二十三条之外，栻不复改，朱子亦不复争，当必有涣然冰释，始异而终同者。更不必执文集旧稿，以朱子之说相难矣。
△《癸巳孟子说》·七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宋张栻撰。是书亦成於乾道癸巳。於王霸之辨、义利之分，言之最明。《自序》称：“岁在戊子，缀所见为《孟子说》。明年冬，会有严陵之命，未及终篇。
辛卯岁自都司罢归，秋冬行大江中，读旧说，多不满意，从而删正之。还抵故庐，又二载，始克缮写。”盖其由左司员外郎出知严州，退而家居时作也。栻之出也，以谏除张说为执政，故是编於“臧仓沮孟子”及“王驩为辅行”两章，皆微有寄托於时事。至於解“交邻”章云：“所谓畏天者，亦岂但事大国而无所为也，盖未尝委於命而已。故修德行政、光启王业者，太王也。养民训兵、卒殄寇雠者，句践也。末及周平王，惟不怒骊山之事，故东周卒以不振。”其辞感愤，亦为南渡而发。然皆推阐经义之所有，与胡安国《春秋传》务於借事抒议而多失笔削之旨者，固有殊焉。
△《石鼓论语问答》·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戴溪撰。溪有《续吕氏家塾读诗记》，已著录。是书卷首有宝庆元年许复道《序》，称淳熙丙午、丁未间，溪领石鼓书院山长，与湘中诸生集所闻而为此书。朱子尝一见之，以为近道。陈振孙《书录解题》所载与《序》相符。其书诠释义理，持论醇正，而考据间有疏舛。如解“缁衣羔裘”节，先加明衣亲身，次加中衣，冬则次加裘，裘上加裼衣，裼衣之上加朝服。其说本於崔灵恩，不为无据。然《诗·羔裘篇》孔《疏》谓：“《玉藻》：‘君衣狐白裘，锦衣以裼之。’”
又云：“以帛裹布非礼也。”郑《注》云：“冕服中衣用素，朝服中衣用布。”
若皮弁之下即以锦衣为裼，即是以帛裹布。故知中衣在裼衣之上。其文甚明。溪盖未之深考。又解“吉月必朝服而朝”节，谓《玉藻》“天子玄端而朝日於东门之外”不必依郑《注》改“端”为“冕”，盖称端者通冠冕言之。其说亦据《乐记》“端冕而听古乐”郑《注》“端为玄衣”、孔《疏》“端为玄冕。凡冕服皆其制正幅，故称端也”。然《玉藻》“天子玄端而朝日於东门之外”与下文“玄端而居”对举见异，故朝日玄冕即不得通称玄端。此郑所以决冕之误为端，溪亦失考也。然训诂、义理，说经者向别两家。各有所长，未可偏废。溪能研究经意，阐发微言，於学者不为无补，正不必以名物典故相绳矣。
△《蒙斋中庸讲义》·四卷（永乐大典本）
宋袁甫撰。甫字广微，鄞县人。宝文阁直学士燮之子。嘉定七年进士，官至吏部侍郎，兼国子祭酒，权兵部尚书。谥正肃。事迹具《宋史》本传。史称所著有《孟子解》，今未见传本，殆已亡佚。此书散见《永乐大典》中，而史志顾未之及。惟朱彝尊《经义考》有甫所撰《中庸详说》二卷，注云“已佚”，或即是书之别名欤？其书备列《经》文，逐节训解。盖平日录以授门弟子者。中间委曲推阐，往往言之不足，而重言以申之。其学出於杨简，简之学则出於陆九渊，故立说多与九渊相合。如讲“语大语小”一节云：“包罗天地，该括事物，天下不能载者，惟君子能载之，而天下又何以载？幽通鬼神，微入毫发，天下不能破者，惟君子能破之，而天下又何以破？”此即《象山语录》所云“天下莫能载者，道大无外，若能载，则有分限矣。天下莫能破者，一事一物，纤悉微末，未尝与道相离”之说也。其讲“自诚明”一节云：“诚不可传，可传者明。明即性也，不在诚外也。”此即《象山语录》所云“诚则明，明则诚，此非有次第，其理自如此”之说也。其他宗旨，大都不出於此。虽主持过当，或不免惝恍无归，要其心得之处，未尝不自成一家。谨依《经》排辑，釐为四卷，以存金溪之学派。至其甚谬於理者，则於书中别加案语，考正其误，以杜狂禅恣肆之渐焉。
△《四书集编》·二十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真德秀撰。德秀字希元，浦城人。庆元五年进士，中词科。绍定中拜参知政事，进资政殿直学士，提举万寿观。卒谥文忠。事迹具《宋史·儒林传》。此书惟《大学》一卷、《中庸》一卷为德秀所手定。《大学章句序》后有题记一行，称“宝庆三年八月丁卯，后学真德秀编於学易斋”者，其成书年月也。其子志道《序》，亦惟称《大学》、《中庸》，而云《论语、孟子集注》虽已点校，《集编》则未成。咸淳九年（案原本作“咸宁九年”。宋无此年号，今改正）刘才之《序》始称“西山所编《中庸》、《大学》，惟《论》、《孟》二书阙焉。扣之庭闻，则云已经点校，但未编辑。是《论》、《孟》固未尝无成书。一旦论诸堂上，学正刘朴谿承谓《读书记》中所载《论》、《孟》处，与今所刊《中庸》、《大学》凡例同。其他如《文集》、《衍义》等书，亦有可采摭者。因勉其汇集成书，凡五阅月而帙就，又五阅月而刊成”云云，是《论语》十卷、《孟子》十四卷，皆刘承以德秀遗书补辑成之者也。朱子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其《章句》多出新意，其《集注》虽参取旧文，而亦多与先儒异。其所以去取之意，散见《或问》、《语类》、《文集》中，不能一一载也。而《或问》、《语类》、《文集》又多一时未定之说与门人记录失真之处，故先后异同，重复颠舛，读者往往病焉。是编博采朱子之说以相发明，复间附己见以折衷讹异。志道《序》述德秀之言，自称有铨择刊润之功，殆非虚语。赵顺孙《四书纂疏》备列德秀所著诸书，而不载其目。盖至宋末始刊，其出最晚，顺孙未之见也。自是以后，踵而作者汗牛充栋，然其学皆不及德秀，故其书亦终不及焉。
△《孟子集疏》·十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蔡模撰。模字仲觉，号觉轩，建安人。蔡沈之子，蔡抗之兄也。赵顺孙《四书纂疏》载模所著有《大学演说》、《论语集疏》、《孟子集疏》，今惟此书存。据卷末抗《后序》，称沈书以《论语·孟子集注》气象涵蓄，语意精密，至引而不发，尤未易读。欲取《集义》、《或问》及张、吕诸贤门人高第往复问答语，如朱子所谓蒐辑杂流、附益诸说者，类聚缕析，期於语脉分明，宗旨端的。
未及编次而卒。模乃与抗商榷以成此书，皆备列朱子《集注》原文，而发明其义，故曰《集疏》，言如注之有疏也。然贾、孔诸《疏》循文阐衍，章句不遗。此则或佐证注义，或旁推馀意，不尽一一比附。又谨守一家之说，亦不似疏文之曲引博徵。大抵於诸说有所去取，而罕所辨订。惟“不得於言”一条致疑於《语录》、《集注》之不同，以为未及修改。“效死而民勿去”一条引《语录》谓《注》中“义”字当改“经”字而已。又“是乃仁术”一条，《集注》以“术”为法之巧，模则引蔡氏之说曰：“《乐记注》：术，所由也。”又曰：“术，犹道也。此言仁术，恐是仁心所发之路。”又“禹疏九河”一条，《集注》以简洁为两河，模则引《尔雅》九河以简洁为一，谓《书传》与《集注》少异，《书传》实经先师晚年所订正，当以为定（案朱子订正《书传》，仅及《大禹谟》之半。此模委曲回护之言不足为据）。又“仁之端也”，《集注》训“端”为绪，蔡元定则训“端”为尾，亦两存之。盖他说与师说异，则舍他说从师说；师说与祖父说异，则又不得不舍师说以从祖父之说。此亦人情之至也。然抗《序》称始事於嘉熙己亥，至丙午尚未敢脱稿，其简汰颇为不苟。故所取甚约，而大义已皆赅括，迥异后来钞撮朱子之说，务以繁富相尚者。亦可知其渊源有自，知之确，故择之精矣。
△《论语集说》·十卷（内府藏本）
宋蔡节撰。节，永嘉人。始末未详。惟书首淳祐五年《进表》结衔称“朝散郎、试太府卿、兼枢密副都承旨”，末有淳祐丙午文学掾姜文龙《跋》，即进书之次年也。其例於全用一家者则独书姓名，於参用一两家者则各注本语之下，杂用众说者则叠书姓名於末，润色以己意者则曰本某氏，皆谓之曰“集”。或附己说於后，则别曰“节谓”节自为说者，谓之曰“释”。其互相发明之说，则夹注於下。其推阐旁意之说，则低一字书之。是时朱子之说已行，故大旨率从《集注》。
其间偶有异同者，如“贤贤易色”谓贤人之贤为之改容更貌；“攻乎异端”谓攻为攻击、害为反贻吾道之害（案此郑汝谐之说）；“知其说者之於天下也”谓知鲁之僣禘则名正、名正而天下不难治；“无所取材”谓无所取桴材（案此郑玄之说）；“不有祝鮀之佞”三句谓美色尚不足以免祸、惟口才乃可免，“不图为乐之至於斯也”谓韶本揖逊之乐、今乃至於齐国（案此亦郑汝谐之说）；“五十以学易”谓夫子是时年未五十，故云加年；“互乡童子”一章不作错简；“不至於穀”谓三年不能至於善，则所学已难乎有得；“没阶趋进”谓“进疑作退”；“虽疏食菜羹瓜祭”谓瓜为如字，以祭字属下句；“三嗅而作”谓“嗅”疑作“叹”（案此徐积之说），“冉有退朝”谓朝为从季氏至鲁君之朝；“不恒其德”
一节谓别为一章；“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谓为子路之言；“有马者借人乘之”
谓即史之阙文；“齐景公有马千驷”章连上为一章（案此郑汝谐、钱时二家之说）；“太师挚适齐”一章谓鲁君荒於女乐，故乐官散去。其中惟“太师挚”一章可备一说，馀皆牵强穿凿。盖朱子於注《易》、注《诗》，诚不免有所遗议。至於《论语集注》，则平生精力具在於斯，其说较他家为确，务与立异，反至於不中理也。然出入者不过此数条，其馀则皆诠释简明，词约理该，终非胡文炳等所可及焉。
△《中庸指归》·一卷、《中庸分章》·一卷、《大学发微》·一卷、《大学本旨》·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黎立武撰。立武字以常，新喻人。咸淳中举进士第三，仕至军器少监，国子司业。宋亡不仕，闲居三十年以终。立武官抚州时校文，举吴澄充贡士，故澄志其墓，自称曰门人。又称立武官秘省时，阅官书，爱二郭氏《中庸》。郭游程门，新喻谢尚书仕夷陵，尝传其学。将由谢溯程以嗣其传，故言《大学》、《中庸》等书间与世所崇尚者异义。盖《中庸》之学传自程子，后诸弟子各述师说，门径遂岐。游酢、杨时之说为朱子所取，而郭忠孝《中庸说》以中为性、以庸为道，亦云程子晚年之定论。立武《中庸指归》，皆阐此旨。至其《中庸》分章，则以“天命之谓性”以下为一章，“仲尼曰”以下为二章，“君子之道费而隐”
以下为三章，“道不远人”以下为四章，“君子素其位而行”以下为五章，“君子之道，辟如行远”以下为六章，“鬼神之为德”以下为七章，“哀公问政”以下为八章，“诚者天之道也”以下为九章，“惟天下至诚”以下为十章，“诚者自成”以下为十一章，“大哉圣人之道”以下为十二章，“仲尼祖述尧舜”以下为十三章，“惟天下至圣”以下为十四章，“《诗》曰：衣锦尚絅”以下为十五章。皆发明郭氏之旨，所言亦具有条理。其《大学》则《发微》一卷，谓曾子传道在一贯，悟道在忠恕，造道在《易》之《艮》。大旨以止至善为归，而以诚意为要。《本旨》一卷，仍用古本，皆以为曾子之书，不分《经》、《传》，而以所称曾子为曾晳之言。要其归宿，与程、朱亦未相牴牾，异乎王守仁等借古本以伸己说者也。惟其谓《中庸》、《大学》皆通於《易》，列图立说，丝连绳贯而排之，则未免务为高论耳。此四书本合编，前有大德八年赵秉政《序》。其先《中庸》后《大学》，盖亦从《礼记》原次。此本从今本《四书》之序，移《大学》於《中庸》前，而以秉政之《序》介於四书之间，殊失本旨。今厘正之，还其旧第焉。
△《四书纂疏》·二十六卷（内府藏本）
宋赵顺孙撰。顺孙字格菴，括苍人。考《黄溍集》有顺孙《阡表》，曰：“自考亭朱子合四书而为之说，其微词奥旨散见於门人所记录者，莫克互见。公始采集以为《纂疏》。盖公父少傅魏公雷，师事考亭门人滕先生璘，授以《尊所闻集》。公以得於家庭者溯求考亭之原委，《纂疏》所由作也。”则顺孙距朱子三传矣。故是书备引朱子之说，以翼《章句集注》。所旁引者惟黄榦、辅广、陈淳、陈孔硕、蔡渊、蔡沈、叶味道、胡泳、陈植、潘柄、黄士毅、真德秀、蔡模一十三家，亦皆为朱子之学者，不旁涉也。邓文原作胡炳文《四书通序》，颇病顺孙此书之冗滥，炳文亦颇摘其失。然经师所述，体例各殊。注者词尚简明，疏者义存曲证。顺孙书以《疏》为名，而《自序》云“陪颖达、公彦后”，则固疏体矣。繁而不杀，於理亦宜。文原殆未考孔、贾以来之旧式，故少见而多怪欤？
△《大学疏义》·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金履祥撰。履祥有《尚书考注》，已著录。履祥籍隶兰溪，於王柏为同郡，故受业於王柏。然柏之学，其诋毁圣经，乖方殊甚。履祥则谨严笃实，犹有朱子之遗。初，朱子定《大学章句》，复作《或问》以申明之。其后《章句》屡改，而《或问》则不复改，故前后牴牾，学者犹有所疑。履祥因随其章第，作《疏义》以畅其旨，并作《指义》一篇以括其要，柳贯尝为之序。朱彝尊《经义考》於二书皆注“未见”，但据《一斋书目》著於录。此本为金氏裔孙所刊，盖出於彝尊《经义考》之后。然仅存此《疏义》一卷，其《指义》及贯《序》则并佚之矣。
书中依文铨解，多所阐发。盖仁宗延祐以前尚未复科举之制，儒者多为明经计，不为程试计，故其言切实，与后来时文讲义异也。
△《论语集注考证》·十卷、《孟子集注考证》·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金履祥撰。后有《自跋》，谓：“古书之有注者，必有疏。《论、孟考证》即《集注》之疏。以有《纂疏》，故不名《疏》。而文义之详明者，亦不敢赘。
但用《经典释文》之例，表其疑难者疏之。”其书於朱子未定之说，但折衷归一。
於事迹典故，考订尤多。盖《集注》以发明理道为主，於此类率沿袭旧文，未遑详核，故履祥拾遗补阙，以弥缝其隙，於朱子深为有功。惟其自称此书不无微牾，自我言之则为忠臣；自他人言之则为谗贼，则殊不可训。夫经者古今之大常，理者天下之公义。议论之得失惟其言，不惟其人。使所补正者果是，虽他人亦不失为忠臣。使所补正者或非，虽弟子门人亦不免为谗贼。何以履祥则可，他人则必不可？此宋元间门户之见，非笃论也。其中如辨《论语注》“公孙枝”云：“案《左传》，当作公孙发，《集注》或传写之误。”辨《孟子注》“许行神农之言，史迁所谓农家者流”云：“《史记》六家无农家，《汉书·艺文志》九流之中乃有农家。”皆为典确。至於辨《公刘》“后稷之曾孙”一条，谓公刘避桀居邠，去后稷世远，非其曾孙。不知古人凡远祖多称高祖，《左传》郯子称“我高祖少皞”是也；凡远孙多称曾孙，《左传》蒯聩称“曾孙蒯瞆敢昭告皇祖文王”是也。如此之类，则《注》不误而履祥反误，亦未尽确当不移。然其旁引曲证，不苟异亦不苟同，视胡炳文辈拘墟回护，知有注而不知有经者，则相去远矣。书凡一十七卷。首有许谦《序》，后有吕迟《刊书跋》，犹为旧本。朱彝尊《经义考》称《一斋书目》作二卷，注曰“未见”。盖沿袭之误，不足据也。
卷三十六 经部三十六
○四书类二
△《四书集义精要》·二十八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元刘因撰。因字梦吉，号静修，容城人。世祖至元十九年徵授承德郎、右赞善大夫。未几辞归，再以集贤学士徵，不起。事迹具《元史》本传。朱子为《四书集注》，凡诸人问答与《集注》有异同者，不及订归於一。而卒后卢孝孙取《语类》、《文集》所说，辑为《四书集义》，凡一百卷，读者颇病其繁冗。因乃择其指要，删其复杂，勒成是书。张萱《内阁书目》作三十五卷，《一斋书目》则作三十卷。考苏天爵作因《墓志》，亦称是书三十卷，则萱所记误矣。此本仅存二十八卷，至《孟子·滕文公上篇》而止。其后并已阙佚，亦非完帙。然朱彝尊《经义考》注云“未见”，则流传颇罕，亦元人遗笈之仅存者，不以残阙病也。
其书芟削浮词，标举要领，使朱子之说不惑於多岐。苏天爵以“简严粹精”称之，良非虚美。盖因潜心义理，所得颇深，故去取分明，如别白黑。较徒博尊朱之名，不问已定未定之说，片言只字无不奉若球图者，固不同矣。
△《四书辨疑》·十五卷（内府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书中称“自宋氏播迁江表，南北分隔才百五六十年，经书文字已有不同”，则元初人所撰矣。苏天爵《安熙行状》云：“国初有传朱子《四书集注》至北方者，滹南王公雅以辨博自负，为说非之。赵郡陈氏独喜其说，增多至若干言。”是书多引王若虚说，殆宁晋陈天祥书也。朱彝尊《经义考》曰：“《四书辨疑》，元人凡有四家：云峰胡氏、偃师陈氏、黄岩陈成甫氏、孟长文氏。成甫、长文并浙人，云峰一宗朱子，其为偃师陈氏之书无疑。”所说当矣。
其曰偃师者，《元史》称天祥因兄祐仕河南，自宁晋家洛阳，尝居偃师南山故也。
天爵又谓安熙为书以辨之，其后天祥深悔而焚其书。今此本具存，或天爵欲张大其师学，所言未足深据也。凡《大学》十五条，《论语》一百七十三条，《孟子》一百七十四条，《中庸》十三条。其中如驳汤盘非沐浴之盘，谓盘乃浅器，难容沐浴，是未考《礼·丧大记》郑《注》有“盘长二丈，深三尺”之文，颇为疏舛。
又多移易经文以就己说，亦未见必然。然亦多平心剖析，各明一义，非苟为门户之争。说《春秋》者三《传》并存，说《诗》者四家互异，古来训诂，原不专主一人。各尊所闻，各行所知，固不妨存此一家之书，以资参考也。
△《读四书丛说》·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许谦撰。谦有《诗集传名物钞》，已著录。案《元史》本传：“谦读《四书章句集注》，有《丛说》二十卷。谓学者曰：‘学以圣人为准的，然必得圣人之心而后可学圣人之事。圣贤之心具在《四书》，而《四书》之义备於朱子。顾辞约意广，读者安可易心求之乎？’”黄溍作谦《墓志》，亦称是书敦绎义理，惟务平实。所载卷数与本传相同。明钱溥《秘阁书目》尚有《四书丛说》四册。
至朱彝尊《经义考》则但据《一斋书目》编入其名，而注云“未见”。盖久在若存若亡间矣。此本凡《大学》一卷、《中庸》一卷、《孟子》二卷。《中庸》阙其半，《论语》则已全阙，亦非完书。然约计所存，犹有十之五六。即益以所阙之帙，亦不能足原目二十卷之数，殆后来已有所合并欤？书中发挥义理，皆言简义该。或有难晓，则为图以明之，务使无所凝滞而后已。其於训诂名物，亦颇考证，有足补《章句》所未备。於朱子一家之学，可谓有所发明矣。
△《四书通》·二十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胡炳文撰。炳文有《周易本义通释》，已著录。是编以赵顺孙《四书纂疏》、吴真子《四书集成》皆阐朱子之绪论，而尚有与朱子相戾者。因重为刊削，附以己说，以成此书。凡朱子以前之说，嫌於补朱子之遗，皆斥不录，故所取於《纂疏》、《集成》者仅十四家。二书之外，又增入四十五家，则皆恪守考亭之学者也。大抵合於经义与否非其所论，惟以合於注意与否定其是非。虽坚持门户，未免偏主一家，然观其《凡例》，於“颜渊好学”章，哀乐、哀惧一字之笔误，亦必辨明；於“为政以德”章，初本作“行道而有得於身”，祝洙本作“行道而有得於心”，改本又作“得於心而不失”，刊本先后之差，亦悉加考正：其於一家之学，用心亦勤且密矣。《章句集注》所引凡五十四家，今多不甚可考。蔡模《集疏》间有所注，亦不甚详。是书尚一一载其名字，颇足以资订证。然如《集注》以“有妇人焉”为邑姜，所引“刘侍读曰”者即刘敞《七经小传》之说也，炳文独遗漏不载。盖敞在北宋，闭户穷经，不入伊洛之派。讲学之家，恶其不相攀附，遂无复道其姓名者。故朱子虽引之，而炳文不知为谁也。是亦各尊所闻之一验矣。
△《四书通证》·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张存中撰。存中字德庸，新安人。初，胡炳文作《四书通》，详义理而略名物。存中因排纂旧说，成此书以附其后，故名曰《四书通证》。炳文为之序，称北方杜缑山有《语孟旁通》，平水薛寿之有《四书引证》（案杜缑山名瑛，金人。薛寿之名引年，元初人），皆失之太繁。存中能删冗从简，去非取是。又曰：“学者於余之《通》，知《四书》用意之深。於《通证》，知《四书》用事之审。”
推之甚至。今核其书，引经数典，字字必著所出。而《论语》“夏曰瑚，商曰琏”
一条承包氏之误者，乃不引《礼记》以证之。又“时见曰会，众頫曰同”，与《周礼》本文小异。盖宋代讳“殷”，故改“殷”为“众”。乃但引《周礼》於下，而不辨其何以不同。皆不免有所回护。不知朱子之学在明圣道之正传，区区训诂之间，固不必为之讳也。《孟子》“与楚将昭阳战，亡其七邑”一条，存中谓“《史记》作八邑，未详孰是”，不知司马贞《史记索隐》明注《史记》古本作七邑。是朱子称七邑乃据古本，原非谬误。存中持疑不决，亦失於考核。又如“三让”引《吴越春秋》，泛及杂说。而於历代史事每多置正史而引《通鉴》，亦非根本之学。然大概徵引详明，於人人习读不察者，一一具标出处，可省检阅之烦，於学者亦不为无补矣。
△《四书疑节》·十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元袁俊翁撰。俊翁字敏斋，袁州人。前有黎立武、李应星《序》，又有彭元龙《序》二篇。应星、元龙《序》，皆称“俊翁”，独立武《序》作“隽翁”，盖传写字异也。其仕履无可考。立武《序》称以“重吾榜”，应星《序》亦称“奕奕魁文”，知尝首举於乡矣。立武、应星《序》及元龙前一《序》，并侧注“经史疑义”字。元龙后一《序》，又侧注“四书经疑”字。而卷首标题，则作“待问集四书疑节”，互相参错。考俊翁题词，称科目以《四书》设疑，以经史发策，因取《四书》经史门分而类析之。盖《待问集》者其总名，《经史疑义》、《四书经疑》其中之子部。今《经史疑义》已佚，故《序》与书两不相应也。惟“疑节”之名不甚可解。卷首有“溪山家塾刊行”字，或重刻时有所删节，故改题曰“节”欤？朱彝尊《经义考》中载之，注曰“未见”。此本犹从元版传钞，其例以《四书》之文互相参对为题，或似异而实同，或似同而实异，或阐义理，或用考证，皆标问於前，列答於后。盖当时之体如是。虽亦科举之学，然非融贯经义，昭晰无疑，则格阂不能下一语，非犹夫明人科举之学也。
△《四书经疑贯通》·八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元王充耘撰。充耘有《读书管见》，已著录。是编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谓其已佚。此本为明范钦天一阁旧钞，尚首尾完具。惟第二卷中脱一页，第八卷中脱一页，无从校补，则亦仅存之笈矣。其书以《四书》同异参互比较，各设问答以明之。盖延祐科举，经义之外有经疑，此与袁俊翁书皆程试之式也。其间辨别疑似颇有发明，非经义之循题衍说可以影响揣摩者比。故有元一代，士犹笃志於研经。明洪武三年初行科举，其《四书》疑问以《大学》“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二节与《孟子》“道在迩而求诸远”一节合为一题，问二书所言平天下大指同异（案此题见《日知录》），盖犹沿元制。至十七年改定格式，而经疑之法遂废。录此二书，犹可以见宋元以来明经取士之旧制也。
△《四书纂笺》·二十八卷（内府藏本）
元詹道传撰。道传，临川人。其始末未详。是书略仿古经笺疏之体，取朱子《四书章句集注》、《或问》，正其音读，考其名物度数，各注於本句之下，亦间释朱子所引之成语。如“真积力久”出《荀子·劝学篇》，“孝子爱日”出《扬子·孝至篇》，皆为证其出处。其所援引，亦间有牴牾。如《论语》“夏瑚、商琏”，朱子本引包咸旧《注》（案咸《注》久佚，此据何晏《集解》所引）。
道传既引《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琏、殷之六瑚”，辨其异同，而复谓“夏曰瑚，商曰琏”本於《尔雅·释器》。今检校《尔雅》，实无此文，则道传杜撰附会也。
又此书於朱子所引诸儒，皆详其名字、里居。而《孟子·尽心章》引陈氏厌於嫡母之说，实陈耆卿《孟子记蒙》中语。耆卿字寿老，临海人，见叶适《水心集》。
此独失载，亦未免有所疏漏。然大致皆有根柢，犹元儒之务实学者。与张存中《四书通证》相较，固犹在其上矣。
△《四书通旨》·六卷（内府藏本）
元朱公迁撰。公迁有《诗传疏义》，已著录。是编取《四书》之文，条分缕析，以类相从，凡为九十八门。每门之中，又以语意相近者联缀列之，而一一辨别异同，各以“右明某义”云云标立言之宗旨。盖昔程子尝以此法教学者，而公迁推广其意以成是书。其间门目既多，间涉冗碎。故朱彝尊《经义考》谓读者微嫌其繁。又如“樊迟请学稼”，不过局於末业，乃列之於“异端门”，与许行同讥。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本周室班爵之制，乃列之於“士门”，与处士一例，亦颇伤踳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孔门弟子、子思、孟子诸门，以人隶事，体近类书，尤为无所发明。然於天人性命之微，道德学问之要，多能剖其疑似，详其次序，使读者因此证彼，涣然冰释。要非融会贯通，不能言之成理如是也。所引诸家之说，独称饶鲁为饶子，其渊源盖有自矣。
明正统中何英作《诗传疏义序》，称永乐乙酉，因阅《四书通旨》而语及《疏义》，则是书行世，在《疏义》之前。顾明以来说《四书》者罕见徵引，近《通志堂经解》始刊行之，盖久微而复出也。句下间列异同，如“喜怒哀乐”一条，谓“右以体言”，而注“亦曰以性言”字；“允执其中”一条，谓“右以用言”，而注“亦曰以事理言”字；如是者不一，疑刊是书者参校诸本所附，非公迁之旧。其出自谁手，则不可考矣。
△《四书管窥》·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史伯璿撰。伯璿字文玑，温州平阳人。据所作《管窥外篇》成於至元丁未，即元亡之年，计其人当已入明。然始末不可考矣。是编见於《秘阁书目》者五册。
杨士奇《东里集》则称有四册，刻版在永嘉郡学。永嘉叶琮知黄州府，又刊置府学。是明初所行，已有二本。然刊本皆散佚不传，故朱彝尊《经义考》注云“未见”。此本乃毛晋汲古阁旧钞，《大学》、《中庸》、《孟子》尚全，惟《论语》阙《先进篇》以下，盖传写有所佚脱。然量其篇页，厘而析之，已成八卷。《经义考》乃作五卷，或误以五册为五卷欤？其书引赵顺孙《四书纂疏》、吴真子《四书集成》、胡炳文《四书通》、许谦《四书丛说》、陈栎《四书发明》及饶氏、张氏诸说，取其与《集注》异同者，各加论辨於下。诸说之自相矛盾者，亦为条列而厘订之。凡三十年而后成。於朱子之学，颇有所阐发。考朱子著述最多，辨说亦最夥。其间有偶然问答未及审核者，有后来考正未及追改者，亦有门人各自记录，润色增减，或失其本真者。故《文集》、《语录》之内，异同矛盾，不一而足。即《四书章句集注》与《或问》亦时有牴牾。原书具在，可一一覆按也。
当时门人编次，既不敢有所别择，后来读朱子书者，遂一字一句奉为经典，不复究其传述之真伪与年月之先后。但执所见一条，即据以诋排众论，纷纭四出，而朱子之本旨转为尊信者所淆矣。夫载宝而朝，论南宫者有故；越境乃免，惜赵盾者原诬。述孔子之言者，尚不免於舛异，况於朱门弟子断不及七十二贤，又安能据其所传，漫无厘正？伯璿此书，大旨与刘因《四书集义精要》同。而因但为之刊除，伯璿更加以别白。昔朱子尝憾孔门诸子留《家语》作病痛，如伯璿者，可不谓深得朱子之心欤？
△《大学中庸集说启蒙》·二卷（内府藏本）
元景星撰。星号讷菴，馀姚人。据卷末宣德九年钱时《跋》，称得礼部侍郎蒋骥写本。骥《跋》题“庚辰岁”，当为建文元年。骥为景之门人，则星元末人也。前有星《自序》，标题为“学庸集说启蒙”，而《序》中实曰“四书集说启蒙”。《凡例》中如“孟子章指”云云，亦兼言《四书》。骥《跋》称讷菴先师用功於《四书》十年，去取诸说而为此书。《大学》已有刊本，而《语》、《孟》、《中庸》则未刊。时《跋》称得骥《中庸》写本。謄校刊梓。然则星本全注《四书》，骥先刊其《大学》，时续刊其《中庸》，而《语》、《孟》则已佚。
通志堂刻《经解》，病其不完，并序文、标题改之耳。其书发挥颇简切，《大学圣经章句》“欲其一於善而无自欺”句注：“一於善，祝本改作必自慊。”於字句亦复不苟。又《传》之二章注“盘，邵氏谓恐是盥颒之盘”，《传》之四章注备引程子、饶鲁、吴澄之说，《中庸》三十二章注引鄱阳李氏之说，皆与《章句》异同，亦非胡炳文等坚持门户者比。盖犹能自抒心得者也。书上阑附载细字，如《大学传》之五章载矩堂董氏之说，《中庸》第一章载饶鲁之说，亦与《章句》有出入。据钱时《跋》，称增鲁斋批点，勿轩标题，以便幼习。则时益以许衡、熊禾二人之语，非星本书也。其孰为衡语，孰为禾语，刊板一同，今则不可辨别矣。
△《四书大全》·三十六卷（通行本）
明永乐十三年翰林学士胡广等奉敕撰。成祖御制序文，颁行天下，二百馀年尊为取士之制者也。其书因元倪士毅《四书辑释》稍加点窜。顾炎武《日知录》曰“自朱子作《大学、中庸章句》、《或问》、《论语、孟子集注》之后，黄氏有《论语通释》。其采《语录》附於朱子《章句》之下，则始於真氏。祝氏仿之，为《附录》。后有蔡氏《四书集疏》、赵氏《四书纂疏》、吴氏《四书集成》，论者病其泛滥。於是陈氏作《四书发明》，胡氏作《四书通》，而定宇之门人倪氏（案定宇，陈栎之别号）合二书为一，颇有删正，名曰《四书辑释》。永乐所纂《四书大全》，特小有增删。其详其简，或多不如倪氏。《大学》、《中庸》、《或问》则全不异，而间有舛误”云云，於是书本末言之悉矣。考士毅撰有《作义要诀》一卷，附刻陈悦道《书义断法》之末，今尚有传本。盖颇讲科举之学者。
其作《辑释》，殆亦为经义而设，故广等以夙所诵习，剽剟成编欤？初与《五经大全》并颁，然当时程式，以《四书》义为重，故《五经》率皆庋阁，所研究者惟《四书》，所辨订者亦惟《四书》。后来《四书》讲章，浩如烟海，皆是编为之滥觞。盖由汉至宋之经术，於是始尽变矣。特录存之，以著有明一代士大夫学问根柢具在於斯，亦足以资考镜焉。
△《四书蒙引》·十五卷、《别附》·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蔡清撰。清有《易经蒙引》，已著录。其作此书，初已有稿本而遗失，乃追忆旧文，更加缀录。久而复得原稿，以两本相校，重复过半，又有前后异同未归画一者。欲删正而未暇，乃题为“蒙引初稿”，以明其非定说。《虚斋集》有是书《序》，述其始末颇详。嘉靖中武进庄煦参校二稿，刊削冗复，十去三四，辑成一书而刊之。书末又别附一册，则煦与学录王升商榷订定之语也。清人品端粹，学术亦醇。此书虽为科举而作，特以明代崇尚时文，不得不尔。至其体认真切，阐发深至，犹有宋人讲经讲学之遗，未可以体近讲章，遂视为揣摩弋获之书也。
△《四书因问》·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吕柟撰。柟有《周易说翼》，已著录。是编皆记其门人质问《四书》之语。《大学》、《中庸》各一卷，《论语》、《孟子》各二卷。然其中称柟为“先生”，又“先生”字或跳行，似乎非柟自作。卷首有“门人魏廷萱等校刊”字，当即廷萱等所记也。其书《大学》从古本次序，《中庸》亦从古本分章。
所说多因《四书》之义推而证诸躬行，见诸实事。如讲“八佾舞於庭”章，因指在座门人衣服华靡者曰“此便是僣”之类，皆开示亲切，不徒为训诂空谈。柟文集佶屈聱牙，纯为伪体。而其解《四书》，平正笃实乃如此。盖其文章染李梦阳之派，而学问则宗法薛瑄。二事渊源各别，故一人而如出两手也。
△《问辨录》·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高拱撰。拱有《春秋正旨》，已著录。此编取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疑义》，逐条辨驳。其论《大学》，谓新民即明德中事，不应分之为三纲领。
不知经文三“在”字显然并列，安能不区别为三？又论“贤贤易色”一章，谓人能如是，必其务学之至觉，“生质之美”四字，朱子可不必加。亦未深体抑扬语意。如斯之类，皆不免有意推求。至如伊川谓“敬事而信”一章皆言所存而不及於事，拱则谓节用使民，非事而何？又谓孔子之责臧文仲，正以其贤而责之备。
如斯之类，则皆确有所见，足以备参考而广见闻。郑汝谐《论语意原》，颇与朱子异同，而朱子於汝谐之说反有所取。朱子作《周易本义》，与程《传》亦有异同，世未尝以是病朱子。拱之是编，亦可作如是观矣。
△《论语类考》·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陈士元撰。士元有《易象钩解》，已著录。是编皆考证《论语》名物典故，分十八门，又分子目四百九十有四。朱子以后解《四书》者，如真德秀、蔡节诸家，主於发明义理而已，金履祥始作《论语孟子集注考证》。后有杜瑛《论语孟子旁通》、薛引年《四书引证》、张存中《四书通证》、詹道传《四书纂笺》，始考究典故，以发明经义。今杜、薛之书不传，惟金氏、张氏、詹氏书尚传於世。
三人皆笃信朱子，然金氏於《集注》之承用旧文偶失驳正者必一一辨析，张氏、詹氏皆於舛误之处讳而不言，其用意则小异。士元此书大致遵履祥之例，於《集注》不为苟同。每条必先列旧说，而蒐讨诸书，互相参订，皆以“元案”二字列之。凡一切杜撰浮谈，如薛应旂《四书人物考》称“有若字子有”之类，悉为纠正。较明代诸家之书，殊有根柢。特以专考《论语》，不备《四书》，故不及应旂书之盛传，实则有过之无不及也。
△《孟子杂记》·四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陈士元撰。自宋熙宁以前，《孟子》仅列於儒家。《史记》以孟子、荀卿合传，寥寥十数语，於所历邹、滕、任、薛、鲁、宋之事，略不一书。至朱子《纲目》，始於适魏之齐大书特书，明圣贤之去就，而编年之体亦不能详述一人之始末。明薛应旂撰《四书人物考》，始采摭他书，以为《补传》。而应旂不长於考证，舛漏颇多。士元嗣辑此书，第一卷叙孟子事迹，后三卷发明孟子之言。
名以“杂记”，实则经解居多。其所援引亦皆谨严有体，不为泛滥之卮言。若赵岐《注》义以尾生抱柱不去证不虞之誉、以陈不瞻失气而死证求全之毁，概为删薙。与所作《论语类考》均为有裨於经义，故今特附於《四书类》焉。
△《学庸正说》·三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赵南星撰。南星字梦白，号侪鹤，高邑人。万历甲戌进士，官至吏部尚书，以忤魏忠贤削籍谪戍。崇祯初追谥忠毅。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凡《大学》一卷、《中庸》二卷。每节衍为口义，逐句阐发，而又以不尽之意附载於后。虽体例近乎讲章，然词旨醇正，诠释详明。其说《大学》，不从姚江之“知本”，而仍从朱子之“格物”，并《补传》一章亦为训解。其说《中庸》，不以无声无臭虚论性天，而始终归本於慎独，皆确然守先儒之旧。盖南星为一代名臣，端方劲直，其立朝不以人情恩怨为趋避，故其说经亦不以流俗好尚为是非。虽平生不以讲学名，而所见笃实，过於讲学者多矣，未可以其平近而忽之也。
△《论语商》·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周宗建撰。宗建字季侯，吴江人。万历辛丑进士，官至监察御史，巡按湖广，为魏忠贤所害。崇祯初追赠太仆寺卿，谥忠毅。事迹具《明史》本传。此书乃其授徒湖州之时与诸生所讲论也。宗建刚方正直，屹然独立。而其学则沿姚江之末派，乃颇近於禅。如云：“人心之乐，井情非趣，非思非为，虚中之影，水中之相。”如斯之类，殆似宗门语录。然讲“素绚”章谓后人求深反浅，在当时夫子、子夏不过随境触悟，非子夏欲抹煞礼，亦非夫子不重礼。讲“颜渊问为邦”
云夫子略指大意，非只执定数件。其言皆简要明通，足释训诂之轇轕。且其人与日月争光，则其书亦自足不朽。小小疵瑕，不足累之。此固不与讲学之家争一句一字之出入也。
△《论语学案》·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刘宗周撰。宗周有《周易古文钞》，已著录。宗周讲学，以慎独为宗，故其解“为政以德”及“朝闻道”章首揭此旨。其传虽出姚江，然能救正其失。其解“多闻择善，多见而识”章有云：“世谓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有二，予谓聪明睿知非性乎？睿知之体不能不穷於聪明，而闻见启焉。今必以闻见为外，而欲隳明黜聪求睿知，并其睿知而槁矣。是隳性於空而禅学之谈柄也。”其针砭良知之末流，最为深切。其解“性相近”章谓：“气质还他气质，如何扯著性？性是就气质中指点义理者，非气质即为性也。”虽与朱子之说稍异，然亦颇分明不苟。
盖宗周此书，直抒己见，其论不无纯驳，然要皆抒所实得，非剽窃释氏以说儒书，自矜为无上义谛者也。其解“见危致命”章曰：“人未有错过义理关而能判然於生死之分者。”卒之明社既屋，甘蹈首阳之一饿，可谓大节皭然，不负其言矣。
与其为孙承泽，又何如为刘宗周乎？
△《四书留书》·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章世纯撰。世纯字大力，临川人。天启辛酉举人，官至柳州府知府。闻流寇陷京师，悲愤而卒。《明史·文苑传》附见《艾南英传》中。所著总名曰《留书》。此其说《四书》者六卷。又别有《内集》一卷，乃所著子书；《散集》一卷，乃所作笔记。《明史·艺文志》总题曰《留书》，入之《儒家类》中。然说《四书》六卷之前，有天启丁卯世纯《自序》，后有世纯自作《四书留书跋》，皆言诠释《四书》之意，不及其他。其书分章抒论，体例类刘敞《春秋意林》。
但敞不标经文，此标某章某章耳。解经家本有此体，入之子书，殊非其类。今割其《内集》、《散集》别著录，而说《四书》者入《经部》，存其实也。世纯与艾南英、罗万藻、陈际泰号“临川四家”，悉以制义名一时，而世纯运思尤锐。
其诂释《四书》，往往於文字之外标举精义，发前人所未发。不规规於训诂，而亦未尝如讲良知者至於滉漾以自恣。扬雄所谓“好深湛之思”者，世纯有焉。
△《日讲四书解义》·二十六卷康熙十六年圣祖仁皇帝御定。自朱子定著《四书》，由元、明以至国朝，悬为程试之令甲，家弦户诵，几以为习见无奇。实则内圣外王之道备於孔子，孔子之心法寓於《六经》，《六经》之精要括於《论语》，而曾子、子思、孟子递衍其绪。故《论语》始於言学，终於尧舜汤武之政、尊美屏恶之训；《大学》始於格物致知，终於治国平天下；《中庸》始於中和、位育，终於笃恭而天下平；《孟子》始於义利之辨，终於尧舜以来之道统。圣贤立言之大旨，灼然可见。盖千古帝王之枢要，不仅经生章句之业也。我圣祖仁皇帝初年访落，即以经筵讲义亲定是编。所推演者，皆作圣之基、为治之本，词近而旨远，语约而道宏。圣德神功所为契洙泗之传而继唐虞之轨者，盖胥肇於此矣。
△《四书近指》·二十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孙奇逢撰。奇逢有《周易大旨》，已著录。是编於四子之书挈其要领，统论大指，间引先儒之说以证异同，然旨意不无偶偏，如云“圣人之训，无非是学”，此论最确。乃两论逐章皆牵合学字，至谓“道千乘之国”章敬信、节爱、时使皆时习事；《大学》“圣经”章所论本末先后，以明德须在民上明，修身须在天下、国家上修；又云“格物无传，是《大学》最精微处。以物不可得而名，无往非物，即无往非格。朱子所谓穷至事物之理，乃通《大学》数章而言”云云：皆不免高明之病。盖奇逢之学，兼采朱、陆，而大本主於穷则励行，出则经世，故其说如此。虽不一一皆合於经义，而读其书者知反身以求实行实用，於学者亦不为无益也。
△《孟子师说》·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黄宗羲撰。宗羲有《易学象数论》，已著录。是篇以其师刘宗周於《论语》有《学案》，於《大学》有《统义》，於《中庸》有《慎独义》，独於《孟子》无成书，乃述其平日所闻，著为是书，以补所未备。其曰“师说”者，仿赵汸述黄泽《春秋》之学题曰《春秋师说》例也。宗周之学，虽标慎独为宗，而大旨渊源，究以姚江为本，故宗羲所述，仍多阐发良知之旨。然於“滕文公为世子”章力辟沈作喆语，辨无善无恶之非；於“居下位”章力辟王畿语，辨性亦空寂随物善恶之说：则亦不尽主姚江矣。其他议论，大都按诸实际，推究事理，不为空疏无用之谈。略其偏驳而取其明切，於学者不为无益，固不必执一格而废众论，因一眚而废全书也。
△《大学翼真》·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胡渭撰。渭有《禹贡锥指》，已著录。是书卷一分四目：曰《大学二字音义》，曰《先王学校之制》，曰《子弟入学之年》，曰《乡学之教》。卷二分三目：曰《小学之教》，曰《大学之教》，曰《学校选举之法》。卷三分三目：曰《大学经传撰人》，曰《古本大学》，曰《改本大学》。皆引据精核，考证详明，非空疏游谈者可比。卷四以下为渭所考定之本。大旨仍以朱子为主，力辟王学改本之误。以《经》为一章，《传》为八章。其“诚意”章以下与诸本并同，惟以“《康诰》曰”至“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为第一章，统释三纲领；以“《诗》云：邦畿千里”至“此以没世不忘也”为第二章，谓前三节释《经》“知止能得”之序，后两节释“知止”之由与“能得”之序；以“听讼吾犹人也”
一节为第三章，谓释本末之意，而移“此谓知本”二句於前章“止於信”之下，与诸本为异。其说与朱子虽小异，然仅谓“格致”一章不必补《传》耳。其论格物，固仍然朱子之旨也。其卷末一条谓“古之《大学》所以教人者，其文则《诗》、《书》、《礼》、《乐》，其道则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其法则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故《孟子》谓庠序学校皆所以明人伦”云云，所见切实。视泛为性命理气之谈，似五常百行之外别有一物谓之道，别有一事谓之学者，胜之远矣。
△《四书讲义困勉录》·三十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陆陇其撰。陇其有《古文尚书》，已著录，是书因彦陵张氏《讲义》原本，删剟精要，益以明季诸家之说，而参配以已意。凡《大学》一卷、《中庸》二卷、《论语》二十卷、《孟子》十四卷。创始於顺治戊戌，草稿尚未全定而陇其殁，后其族人公穋始为缮写编次，其门人席永恂等为之刊板。其曰《困勉录》者，则陇其所自署也。明自万历以后，异学争鸣，攻《集注》者固人自为说，即名为阐发《集注》者亦多阳儒阴释，似是而非。陇其笃信朱子，所得於《四书》者尤深。是编薈稡群言，一一别择，凡一切支离影响之谈，刊除略尽。其羽翼朱子之功，较胡炳文诸人有过之无不及矣。
△《松阳讲义》·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陆陇其撰。是书乃其官灵寿知县时与诸生讲论而作，故所说止一百十八章。於《四书》不能遍及，盖随时举示，非节节而为之解也。陇其之学，期於潜修自得，不甚以争辨为事。惟於姚江一派，则异同如分白黑，不肯假借一词。时黄宗羲之学盛於南，孙奇逢之学盛於北，李颙之学盛於西，陇其皆不以为然。故此编於学术醇疵，再三致意。其间融贯旧说，亦多深切著明，剖析精密。盖朱子一生之精力尽於《四书》，陇其一生之精力尽於《章句集注》。故此编虽得诸簿书之馀，而抒所心得以启导后生，剀切详明，有古循吏之遗意。较聚生徒、刻语录、以博讲学之名者，其识趣固殊焉。
△《大学古本说》·一卷、《中庸章段》·一卷、《中庸馀论》·一卷、《读论语劄记》·二卷、《读孟子劄记》·二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光地撰。光地有《周易观彖》，已著录。是编《大学》用古本。后有《自记》，称“读朱子之书五十年，凡如《易》之卜筮、《诗》之雅郑，周子无极之旨、邵子先天之传，皆能灼然不惑，老而逾坚。独於此书亦牵勉应和焉，而非所谓心通默契者。间考郑氏旧本，寻逐经意，窃疑旧贯之仍，文从理得。况知本、诚身二义，尤为《大学》枢要所存，似不应溷於众目中，致陆、王之徒得攘袂扼臂，自托於据经诘传”云云，盖意所未合，不欲附和以自欺，非故与朱子为难也。其《中庸》不用朱子本，亦不用郑注古本，自分为一十二章。然特联属其文，使节次分明，大旨则固无异。《馀论》一卷，阐发精义尤多。《论语》、《孟子》则随有所见即劄记之，但举经文首句，标曰某章，其无所诠解者则并其章目不存焉。大旨皆主於寻求义理，宛转发明，不似近代讲章，惟以描摹语气为时文敷衍地也。
△《论语稽求篇》·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研究文义，期於惬理而止，原不以考证为长。奇龄学博而好辨，遂旁采古义以相诘难。
此其攻驳《论语集注》者也。其中有强生支节者。如古人有所师法皆谓之学，即至鱄诸学炙、秦青学讴，亦无异训。朱子注学为效，原无疵病。奇龄必谓学者业道之名，泛训作效，与工师授受何别？不知学道与学艺，所学之事异，而学字不能别释，亦犹喻义喻利，所喻之事异，而喻字不能两解。以此发难，未见其然。
有半是半非者。如“非其鬼而祭之”，《注》引季氏旅泰山，固为非类。奇龄谓鬼是人鬼，专指祖考，故曰“其鬼”，引《周礼·大宗伯》文为证，谓泰山之神不可称泰山之鬼，其说亦辨。然鬼实通指淫祀，不专言人鬼。果如奇龄之说，宋襄公用鄫子於次雎之社，《传》称“淫昏之鬼”者，其鬼谁之祖考耶？有全然无理者。如“无所取材”，郑康成注“材”为“桴材”，殊非事理。即牛刀之戏，何至於斯？朱子训“材”为“裁”，盖本诸韦昭《国语注》，未为无据。奇龄必申康成假设之说以攻《集注》，不几於侮圣言乎？然其中如谓甯俞不仕文公及禄去公室三世、政逮大夫四世之类，考据特详；解“为政以德”之类，持论亦正：较陈天祥《四书辨疑》徒推寻於文句之间以难朱子者，固自胜之。汉代学官，《齐论》、《鲁论》、《古论》三家并立。兼采异说以备参考，是亦古人诸家并存之义也。
△《四书賸言》·四卷、《补》·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杂论《四书》之语。前二卷为其门人盛唐、王锡所编，后二卷为其子宗远所编，《补》二卷则其门人章大来所编也。其书本语录之流，随时杂记，不以经文次序为先后，亦不以《四书》分编，惟每卷目录各称《论语》若干条、《大学》若干条、《中庸》若干条、《孟子》若干条耳。奇龄说经，善考证而喜辨论，故诠释义理，往往反覆推衍，以典籍助其驳诘，支离曼衍，不顾其安。至於考核事实，徵引训诂，则偏僻者固多，而精核者亦复不少。如以姚方兴所补《舜典》二十八字为伪，其论本确。而考以所著《古文尚书冤词》，则力以此二十八字为真，引证诸史，亦言之凿凿。岂非辩之所至，辄负气求胜，遂不暇顾其矛盾耶？至於以“畏匡”为郑地，以公山弗扰之畔不在定公十二年诸条，则证据确然，实有出於《集注》之外者。弃短取长，未尝不可与阎若璩《四书释地》并传也。《补》二卷中多载其门人子侄之说，疑唐、锡等亦有所删润，非尽奇龄之旧观。大来《序》称“补缀所闻，各有记忆，且亦陆续成此书，不能一辙”，则杂出於众手明矣。
△《大学证文》·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是书备述诸家《大学》改本之异同。首列注疏本，《大学》之真古本也。次列汉熹平石经本，有录无书，以原本不传，且考验旧文，知即今注疏之本，故不复列。次为魏正始石经本，即丰坊所依托者，仍列於前，从其所伪之时代也。次为明道程子改本，次为伊川程子改本，次为朱子改本，皆录全文。
次为王柏改本，次为季本改本，次为高攀龙改本，即崔铣改本，次为葛寅亮改本，皆仅列其异同之处，而不录全文。汉以来专门之学，各承师说，但有字句训诂之异，无人敢窜乱古经。郑玄称好改字，特注某当作某耳，不敢遽变其字也。费直始移《周易》，杜预始移《左传》，但析传附经耳，亦未敢颠倒经文也。自刘敞考定《武成》，列之《七经小传》，儒者视为故事，遂寝以成风。《大学》一篇，移掇尤甚。譬如增减古方，以治今病，不可谓无裨於医疗，而亦不可谓即扁鹊、仓公之旧剂也。奇龄备列诸本，使沿革秩然，亦足以资考证。盖一则欲纲目分明，使学者易於致力。一则欲章句不易，使古经不至失真。各明一义，固可以并行不悖耳。
△《四书释地》·一卷、《四书释地续》·一卷（以上二种，江苏巡抚采进本）释《地又续》·二卷、《四书释地三续》·二卷（以上二种，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国朝阎若璩撰。若璩有《古文尚书疏证》，已著录。是编因解《四书》者昧於地理，往往致乖经义，遂撰《释地》一卷，凡五十七条；复摭所未尽为《释地续》一卷，因牵连而及人名凡八十条；复因地理、人名而及物类、训诂、典制得一百六十三条，谓之《又续》；其他解释经义者又得一百二十六条，谓之《三续》。
总以《释地》为名，从其朔也。大抵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据，旁参互证，多所贯通。虽其中过执己意，如以邹君假馆谓曹国为复封，以南蛮鴂舌指许行为永州人者，亦间有之。然四百二十一条之中，可据者十之七八。盖若璩博极群书，又精於考证，百年以来，自顾炎武以外，罕能与之抗衡者。观是书与《尚书古文疏证》，可以见其大概矣。
△《四书札记》·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杨名时撰。名时有《周易札记》，已著录。是编乃其读《四书》所记也。
《大学》不标古本之名，亦不显言古本、改本之是非，而皆用李光地古本之说。
故其首条曰：“文贞公以知止属志学，以静安属主敬，能虑能得属致知力行，知所先后为知本知至，此解确不可易。”其以格物为明善，不取王守仁“格庭前一竹”之说，亦不主朱子《补传》之说。《论语》如“谓之吴孟子”句及“非礼勿视”四句，虽以时文为说，而大致主於阐明义理，多所心得。《中庸》立论切实，如云：“‘鬼神之为德’章，以前说子臣弟友、妻子父母，忽然说到鬼神，似乎隐怪，不知如何接逗。曰宗庙社稷即人伦之极致处，不说到此，如何得完人伦分量？”又云：“无声臭即以无极言之亦无弊，然却落空，不如以天无心而成化言之。”又云：“无声无臭谓天命本然，莫说入於玄妙。”其宗旨可见。《孟子》一卷最简略，疑其未成之书，然总非近时讲章所有也。
△《此木轩四书说》·九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焦袁熹撰。袁熹有《春秋阙如编》，已著录。是书据其子以敬、以恕所作《凡例》，袁熹手定者十之六，以敬等掇拾残稿、补缀成编者十之四，故与所作《经说》偶有重复，然较《经说》多可取。其中强傅古义者，如《大学章句》中“常目在之”，自为所在之在，乃从《尚书》训为察。《中庸》“如鼓瑟琴”，即本诗亦但言声和耳，乃以为琴属阳，瑟属阴，喻阴阳之和。《论语》“女弗能救”，自是匡救，乃引《周礼·司救注》，解为防禁。“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自取觉世之义，乃引《明堂位》“天子振木铎”，谓夫子当有天下。“达巷党人”
本无名氏，乃因《史记》有“童子”二字，指为项橐。虽不免贤智之过，然其他皆疏理简明，引据典确。间与《章句集注》小有出入，要能厘然有当於人心。自明以来讲《四书》者，多为时文而设。袁熹是书，独能深求於学问。原《序》称其心师陆陇其，终身不名不字，而不走其门。盖志不近名，宜其言之笃实矣。
△《乡党图考》·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江永撰。永有《周礼疑义举要》已著录。是书取经传中制度名物有涉於乡党者，分为九类：曰《图谱》，曰《圣迹》，曰《朝聘》，曰《宫室》，曰《衣服》，曰《饮食》，曰《器用》，曰《容貌》，曰《杂典》。考核最为精密。
其中若深衣、车制及宫室制度尤为专门，非诸家之所及。间有研究未尽者。若谓“每日常朝，王但立於寝门外，与群臣相揖而已。既毕朝，若有所议，则入内朝。”
引《左传成公六年》“晋人谋去故绛，韩献子将新中军，公揖而入，献子从公立於寝庭”为内朝议政之证。谓“郑注《太仆》燕朝王图宗人嘉事者，特举其一隅，非谓宗人得入，异姓之臣不得入。后儒误会《太仆注》，以异姓之臣不得入路门，遂谓摄齐升堂为升路门外之堂，其实路门之外无堂”云云。今考永谓异姓之臣得入内朝，永说为是。若谓路门之外无所议，欲有所议必入内朝，则永未详考。
《鲁语》曰：“天子及诸侯合民事於外朝。”注：“言与百官合考民事於外朝也。”
又曰：“合神事於内朝。”注：“内朝在路门内。”是则路门以外之朝，天子诸侯於以合考民事，岂谓无所议耶？永又谓“《礼纬》‘天子外屏’乃树屏於应门之外，‘诸侯内屏’，乃树屏於应门之内，以内屏为在路门内者误”云云。今考《曲礼、尔雅疏》俱云诸侯内屏为在路门内，且《尔雅》曰：“门屏之间谓之宁。”
此门既据路门，则屏之内外亦自据路门内外可知。《晋语》曰：“骊姬之谗，尔射予於屏内。”韦昭《注》“树谓之屏。礼，诸侯内屏。”亦谓路门内也。《吴语》：“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又曰：“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韦昭《注》：“屏，寝门内屏也。妇人礼，送迎不出门。”据此，则诸侯之屏明在寝门内矣。《淮南子·主术篇》：“天子外屏所以自障。”高诱注：“诸侯在内，天子在外，故曰所以自障。”若诸侯亦设屏於朝门外，其何以别天子之自障乎？但考《大戴礼·武王践阼篇》：“师尚父亦端冕奉书而入，负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云下堂，则路寝也。奉书而入，则入路门也。其内有屏，则似天子亦内屏。不知《释名》曰：“罘罳在门外。罘，复也。罳，思也。
臣将请事，於此复重思之。”又曰：“萧墙在门内，萧，肃也。将入於此，自肃敬之处也。”《论语》孔安国《注》：“萧墙，屏也。”则门内萧墙亦通名屏。
崔豹《古今注》：“罘罳，屏之遗象。行至门内屏外，复应思惟。”则门内之墙，《古今注》又名曰罘罳，天子外屏，乃《释名》所云门外罘罳也。《大戴礼》所云“负屏”，则又《古今注》所云门内罘罳也。《古今注》又谓西京门阙殿舍前皆有罘罳，盖天子非若诸侯内屏，门内堂前，亦宜有隐蔽之处，故路门内外俱有屏。证诸《大戴礼》、《释名》等书，最确凿。今永谓天子屏在应门外，则未知所据。考《三辅黄图》，汉未央宫拟於路寝。《五行志》未央宫东阙，所以朝诸侯之门，则拟於路门。罘罳在东阙外，则天子外屏在路门外，汉时犹存遗制。
《觐礼》：“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适门西，遂入门左。”则庙门外有屏也。
《管子》：“明日皆朝於太庙之门。”则庙门外之朝宁与路门外之朝宁同。天子庙门外之朝宁有屏，则路门外之朝宁亦当有屏，故可以庙门例路门也。郑氏於《觐礼》引“天子外屏”为证，实有精义。而永必易之，仍不若依郑之为得也。
然全书数十百条，其偶尔疏漏者不过此类，亦可谓邃於三《礼》者矣。
△《四书逸笺》·六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程大中撰。大中字拳时，号是庵，应城人。乾隆丁丑进士。是编采辑诸书之文与《四书》相发明者，或《集注》所已引而语有舛误，或《集注》所未发而义可参订，皆为之笺其出处。其与《集注》小异者，则为《附录》。其他书中所载四子书文与今本异者，则为《附记》。第六卷中则专考《四书》人物遗事。
又杂事数十条，别为《杂记》。援据颇极详明。中如“束带”一条，不引《玉藻》“肄束及带，勤者有事则收之”之文；“朋友死，无所归”一条，引《白虎通》而不引《檀弓》“夫子曰：生於我乎馆，死於我乎殡”之文；“廛无夫里之布”
一条，《集注》止引《载师职》，而此不引《闾师职》“凡无职者出夫布”之文以补之：未免疏漏。至《杂记》内因《论语》有“梦周公”一语，遍引尧、舜、禹、文诸梦事，如《梦书》、《六帖》皆为引入，亦稍涉泛滥。然词皆有据，虽不能与阎若璩《四书释地》并驾齐驱，较张存中之《通证》、詹道传之《纂笺》，要无所让也。
──右“四书类”六十三部，七百二十九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四书》定於朱子《章句集注》，积平生之力为之，至垂没之日，犹改定《大学》“诚意”章《注》，凡以明圣学也。至元延祐中用以取士，而阐明理道之书遂渐为弋取功名之路。然其时经义、经疑并用，故学者犹有研究古义之功。
今所传袁俊翁《四书疑节》、王充耘《四书经疑贯通》、詹道传《四书纂笺》之类，犹可见其梗概。至明永乐中，《大全》出而捷径开，八比盛而俗学炽。科举之文，名为发挥经义，实则发挥注意，不问经义何如也。且所谓注意者，又不甚究其理，而惟揣测其虚字语气以备临文之摹拟，并不问注意何如也。盖自高头讲章一行，非惟孔、曾、思、孟之本旨亡，并朱子之《四书》亦亡矣。今所采录，惟取先儒发明经义之言，其为揣摩举业而作者则概从删汰。惟胡广《大全》既为前代之功令，又为经义明晦、学术升降之大关，亦特存之，以著明二百馀年士习文风之所以弊。盖示戒，非示法也。）
卷三十七 经部三十七
○四书类存目
△《苏评孟子》·二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旧本题“宋苏洵评”。考是书《宋志》不著录。孙绪《无用闲谈》称其论文颇精，而摘其中引洪迈之语在洵以后，知出依托。则正德中是书已行矣。此本为康熙三十三年杭州沈季云所校，其子心友刻之。然无所谓洪迈语者，岂经绪指摘，故削之以灭迹耶？抑并非孙绪所见之本，又伪本中之重佁耶？宋人读书，於切要处率以笔抹。故《朱子语类》论读书法云：“先以某色笔抹出，再以某色笔抹出。”吕祖谦《古文关键》、楼昉《迂斋评注古文》亦皆用抹，其明例也。谢枋得《文章轨范》、方回《瀛奎律髓》、罗椅《放翁诗选》始稍稍具圈点，是盛於南宋末矣。此本有大圈，有小圈，有连圈，有重圈，有三角圈，已断非北宋人笔。
其评语全以时文之法行之，词意庸浅，不但非洵之语，亦断非宋人语也。
△《孟子解》·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旧本题“宋尹焞撰”。案陈振孙《书录解题》载尹氏《论语解》十卷、《孟子解》十四卷，徽猷阁待制河南尹焞彦明绍兴中经筵所上。《孟子解》未成，不及上而卒。赵希弁《读书附志》则谓焞於绍兴初再以崇政殿说书召。既侍经筵，首解《论语》以进。继解《孟子》，甫及终篇而卒，邢正夫尝刻於岳阳泮宫。其书世罕传本，故朱彝尊《经义考》注曰“已佚”。此本出浙江吴玉墀家，莫知其所自来。每章之末，略赘数语，评论大意，多者不过三四行，皆词义肤浅，或类坊刻史评，或类时文批语，无一语之发明。焞为程氏高弟，疑其陋不至於此。又书止上、下二卷，首尾完具，无所阙佚，与十四卷之数亦不相合。殆近时妄人所依托也。
△《孟子发题》·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施德操撰。德操字彦执，海昌人。以病废不能婚宦，坎壈而殁。此书所述《孟子》七篇之旨，大意谓孟子有大功四：一曰道性善，二曰明浩然之气，三曰辟杨墨，四曰黜五霸而尊三王。皆圣人心术之要，而孟子直指以示人者。其前后反覆，不外此意。张九成门人尝取附九成《横浦集》末，鋟版以传。今析出存目於《经部》，庶不没其名焉。
△《或问小注》·三十六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朱子撰”。宋以来诸家书目皆不著录，诸儒传朱子之学者亦无一人言及之。康熙壬午，始有陈彝则家刻本，称明徐方广所增注。越二十年壬寅，郑任钥又为重刻，而附以己说，并作《后序》。反覆力辨，信为朱子书。如卷首载朱子《与刘用之书》及《序》四篇，《晦庵集》中不载，则以为集中偶佚。《年谱》不记作此书，则以为《年谱》遗漏。书中多讲时文作法，则以为制义始王安石，朱子亦十九举进士，必善时文。连篇累牍，欲以强词夺理。至如解《中庸》“其至矣乎”一节，“道之不行也”一节，皆剽《四书大全》所载双峰饶氏语；“射有似乎君子”一节，全剽《四书大全》所载新安陈氏语，伪迹昭然，万难置喙，则以为《大全》误题姓名。其偏执殆不足与辨。又既称此书作於《集注》之后，而《孟子》“万物皆备於我矣”一章，乃於第三条下附记曰：“此条系《语类》说，第八条系《或问》说，前辈多疑此为未定之说，在《集注》之前，信哉！”
是《小注》又在《集注》前矣，不亦自相牴牾耶？所载《中庸》原《序》，称淳熙己酉冬十月壬申。考《宋史·孝宗本纪》，是月有庚子、壬寅二日。使庚子为朔，则下推三十二日为壬申，使壬寅为晦，则上推三十一日为壬申，均不得在十月。《文献通考》载朱子之言曰“《集注》后来改定处多，遂与《或问》不相应，又无工夫修得”云云，是《或问》尚未暇改，何暇又作《小注》？陈振孙《书录解题》又曰：“《论语通辑》十卷，黄榦撰。其书兼载《或问》，发明妇翁未尽之意”。使朱子果有此书，榦亦何必发明乎？其为近人依托无疑。王懋竑《白田杂著》有是书《跋》，称任钥刻是书后，自知其谬，深悔为汤友信所卖。并称《序》及诸论皆友信之笔，任钥未尝寓目云。
△《四书问目》（无卷数，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旧本题曰“考亭朱元晦先生讲授，门人云庄刘爚、睦堂刘炳述记”。前有永乐壬寅其九世孙刘文《序》，称：“《四书问目》世所传者，《四书大全》、朱子《文集》内载数条而已。近於亲表教授程蕃家求得《论语》二十篇。及任江西丰城尉，适吴侍御家，得《大学》、《中庸》数十条。而《孟子》则同修国史崇邑邱公永锡家藏焉。於是散者复合，而阙者几全。”又有弘治十一年郑京《序》称：“宣德间书林有与同姓者，欲附其族，为刘氏子孙所辱，遂於凡载籍间二人姓名悉剔去之，或易以他名，欲灭其迹。”又称“刘文所辑湮晦失传，其裔孙复於廌山游氏得其全帙”云云。案朱彝尊《经义考》，刘爚有《四书集成》，刘炳有《四书问目》，并注“已佚”。则《问目》独出於炳，不应兼题爚名。又《丰城县志》载明一代典史六十三人，亦无所谓建阳刘文。且建阳一书贾，其力几何，安能尽毁爚、炳之书？又安能尽剷爚、炳之名易以他氏？其说皆牴牾支离。书中问答，亦皆粗浅，不类朱子之语。殆皆其后人所依托欤？
△《朱子四书语类》·五十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周在延编。在延，祥符人，后流寓於江宁。其书乃於《朱子语类》中专取《四书》诸卷刊行，别无增损，亦无所考订发明。
△《论语孟子考异》·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宋王应麟撰”。凡注疏诸儒之说与《集注》互异者，各为考订。然应麟著作，传世者多，而此书诸家皆不著录。今考所载，实皆采之《困学纪闻》中。盖书肆作伪之本也。
△《中庸合注》·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元吴澂《序》。然篇末题曰“序”，而篇首题曰“总说”，其文亦不类序体，殆割裂移掇，强为标目。书中所载双峰饶氏、新安陈氏所说，皆澂同时之人，而“郊社之礼”一条，乃引“吴氏澂曰”云云。其不出於澂，更无疑义。《元史·澂传》亦不言澂有此书。考其所引，皆明永乐中所修《四书大全》之说。必书贾摘录《大全》，伪托澂名以售也。
△《重订四书辑释》·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倪士毅撰。士毅字仲宏，歙县人。是书前有至正丙戌汪克宽《序》，称近世儒者取朱子平日所以语诸学者及其弟子训释之词，疏於《四书》之左。真氏有《集义》，祝氏有《附录》，蔡氏、赵氏有《集疏》、《纂疏》，相继成编，而吴氏最晚出。但辨论未为完备，去取颇欠精审。定宇陈氏、云峰胡氏因其书行於东南，辗转承误，陈氏因作《四书发明》，胡氏因作《四书通》。陈氏晚年又欲合二书为一而未遂。士毅受业於陈氏，因成此书。至正辛巳，刻於建阳。越二年，又加刊削，而克宽为之序。卷首有士毅《与书贾刘叔简书》，述改刻之意甚详。
此《重订》所由名也。此本改题曰《重订辑释章图通义大成》。首行列士毅之名，次列新安东山赵汸同订，次列鄱阳克升朱公迁《约旨》，次列新安林隐、程复心《章图》、莆田王元善《通考》，次列鄱阳王逢订定《通义》。书中亦糅杂蒙混，纷如乱丝，不可复究其端绪。是已为书贾所改窜，非士毅之旧矣。然陈栎、胡炳文本因吴真子之书，士毅又因陈、胡之书。究其由来，实转相稗贩，则王逢因人成事，亦有所效法，不足为讥。至明永乐中诏修《四书大全》，胡广等又并士毅与逢之书一概窃据，而《辑释》、《通义》并隐矣。有明一代，尊《大全》为蓍龟。沿及近代讲章，亦无非依傍《大全》，变换面貌。乌知其渊源所自，不过如斯哉？
△《四书通义》·二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刘剡撰。剡字用章，休宁人。是书因倪士毅《四书辑释》重为订正，更益以金履祥《疏义》、《指义》，朱公迁《通旨》、《约说》，程复心《章图》，史伯璿《管窥》，王元善《通考》及当时诸儒著述，改题此名。夫吴真子据真氏、祝氏、蔡氏、赵氏之书纂为《四书集成》，自以为善矣，而胡炳文、陈栎重订之。
胡氏、陈氏自以为善矣，而倪士毅又重订之。倪氏自以为善矣，而剡又重订之。
自剡以后，重订者又不知凡几，盖隶首不能算其数也。而大旨皆曰前人未善，吾不得已而作焉，实则转相剽袭，改换其面貌，更易其名目而已。辑一《四书》讲章，是何名山不朽之业，而纷纷窃据如此？是亦不可以已乎？
△《大学指归》·二卷、附《考异》·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魏校撰。校有《周礼沿革传》，已著录。是编乃其所解《大学》。首以古篆写古本正文，奇形诡状，多所作《六书精蕴》中杜撰之字。次乃为《指归》一卷。其辨“致知在格物”云：“致知不可悬空，就格物上用功则著实。知诱乎外物，引之也，何故反求诸物？曰：物欲令人心走，岂有物理走心者。所谓格，揆物定理也，理乃在外乎？曰：物在外，理固在心。理非一定，其见於物者各有定也。”又云：“朱子尝取程叔子之意以补传，校谓《乐记》一章乃天留之以补‘格物致知’传也。其言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动，性之欲也。
物至知知，而好恶形焉。好恶无节於内，知诱於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人生而静，天之性也，非《大学》所谓至善耶？性之欲非他，动以天也。人欲不可谓性之欲，好恶之形非《大学》所谓意耶？物至知知，人与圣人亦同耳。圣人内有节而人无节，故流而不反。节也者，本然之权度，非耶？古语：无节於内者，其察物弗之省矣。反躬也者，非《大学》所谓知本耶？反躬力如万钧，把柄在手，可以作圣矣。是故病莫重於知诱物化，乐莫重於格物致知。”其说介於朱、王二本之间，而更巧於附会。其他所论，亦往往重守约而轻博文，仍未免失之偏枯。夫揆物定理，必有所以能揆物定理者，究不知以何法揆定之也。
《考异》一卷，凡十五条，亦多穿凿篆文，不为典要，总一好异而已矣。
△《大学管窥》·一卷（衍圣公孔昭焕家藏本）
明廖纪撰。纪字时陈，号龙湾，东光人。弘治乙丑进士，官至吏部尚书。谥靖僖。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首载琴川周木所集《大学》古本及二程、朱子改本。其后依《大学》古本次序，采辑众说，加以己意而疏解之。其书流传绝少，朱彝尊《经义考》仅列其目，亦未之见也。
△《中庸管窥》·一卷（衍圣公孔昭焕家藏本）
明廖纪撰。是书不用朱子《章句》，亦不从郑玄旧《注》。分《中庸》为二十五段，与《章句》同者十四段。其异者以《中庸》“其至矣乎”以下二章为第三段，“道其不行矣夫”二章为第四段，“人皆曰子知”二章为第五段，“天下国家可均也”三章为第六段，“道不远人”至“亦勿施於人”为第八段，“君子之道四”一节为第九段，“武王周公”至“孝之至也”为第十五段，“郊社之礼”
一节为第十六段，“哀公问政”合“自诚明”二章为第十七段，“大哉圣人之道”
至“王天下”三章为第二十三段，“仲尼祖述尧舜”至“唯天下至诚”三章为第二十四段。其中如以“道其不行”一节与“舜其大知”一节合为一段，殊为牵强。
谓“君子之道”一节与上文不相蒙，以“郊社之礼”一节承上起下，亦未能深思文意，特自抒其一人之见而已。后附《性学》、《心学》二篇，亦无甚精微之论。
△《大学千虑》·一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穆孔晖撰。孔晖字元庵，堂邑人。弘治乙丑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讲学士。
谥文简。是书就《章句》、《或问》引伸其说。中引佛遗教经以为儒释一本，可谓小言破道。其引随智顗《法华经》文句解《分别功德品》及《大庄严经论》之说，以格量训格物之义，亦深为王士祯《池北偶谈》所讥。《明史·儒林传》附孔晖於《邹守益传》中，称孔晖端雅好学，初不肯宗王守仁说，久而笃信之，自名王氏学，浸淫入於释氏。观是书，良不诬云。
△《大学稽中传》·三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李经纶撰。经纶有《礼经类编》，已著录。是编攻击朱子《大学章句》，深辟格物之说，而以诚意为根本，盖推衍姚江古本义也。上卷凡十章。一为《稽中》，二为《原明》，三为《稽圣经》，四为《原敬》，五为《慎致知之要》，六为《原内外动静之合一》，七为《原诚意》，八为《原正心》，九为《原修身》，十为《举全书》。每章各疏大意於末。其不及治平之事，则谓天德修而王道随之也。中卷为《辨疑》四条，设问答以申上卷之旨，兼抉摘句读之谬。如“举而不能先命也”，以“先命”二字连读，谓不能先命以官，尚可强通。至下句以“远过”二字连读，训过为责，谓不能屏之远方而责之，则无此文义矣。下卷为《考证》。引朱子书七条、陆九渊书六条，谓二人其初均有弊，其终均无所偏。亦王守仁晚年定论之馀绪耳。
△《四书讲义》（无卷数，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郑晓撰。晓有《禹贡图说》，已著录。是编乃其为南京太常寺卿时所作，以授其子履准。万历己酉，其孙心材始刊之。其说皆随文阐意，义理异同之处亦间有论辨。持论颇醇，而不免失之曼衍。
△《大学注》·一卷（御史萧际韶家藏本）
明蔡悉撰。悉有《书畴彝训》，已著录。此编诠解《大学》，虽分章立说，而不录《经》文。颇似论体，与依文训诂者不同。后有《致知格物》及《诚意关》二图，大旨以慎独为要义，致知格物为先务。书末载《居身训言》十则、《居家训言》十则。盖以旁衍修齐之义，故附《大学》之后云。
△《四书人物考》·四十卷、《补考》·八卷（通行本）
明薛应旂撰。应旂字仲常，武进人。嘉靖乙未进士，官至陕西按察司副使。
是编於《四书》所载人物，援引诸书，详其事迹。凡《记》三卷，《传》三十七卷。《纪》、《传》之末，各系以论赞，盖仿宋王当《春秋臣传》之体。中间多采杂说，而不著所出。其《自序》有云：“泛引杂证，虽尝删次，而文章事行，苟有裨於问学治理者，或在所录，固不敢过求其真赝也。”其得失固自知之矣。
间有附注，题闽朱《火阜》维盛撰，其言颇为浅陋。《续考》八卷，题应旂元孙寀编。
杂考《四书》名物，饾飣尤甚。明代儒生，以时文为重，时文以《四书》为重，遂有此类诸书，襞积割裂，以涂饰试官之耳目。斯亦经术之极弊。非惟程、朱编定《四书》之时不料其至此，即元延祐用《四书》义，明洪武定三场法，亦不料其至此者矣。
△《日进直讲》·五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明高拱撰。拱有《春秋正旨》，已著录。嘉靖三十一年，拱以翰林编修与检讨陈以勤同为裕王讲官，进讲四子书。先训句解，次敷陈大义，盖从日讲之例。
裕王即穆宗也。时拱已迁国子祭酒，於嘉靖庚申编次成帙。《千顷堂书目》作十卷。今本止五卷，自《学》、《庸》至《论语》“子路问成人”章止，盖未全之本也。
△《大学新编》·五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刘元卿撰。元卿有《大象观》，已著录。是书前列《大学正文》一卷，以丰坊伪石经为据，殊为不考。其《略疏》一卷，乃诠发大旨，以诚意为主，亦与朱子互异。《发明》一卷，乃取明儒所论与己意相合者。《广义》二卷，则本真德秀《衍义》而删节之，又附益以明初诸事。朱彝尊《经义考》作一卷，由未见其书，据传闻载之故也。
△《孟义订测》·七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管志道编。志道字登之，娄县人。《江南通志》称其由隆庆辛未进士官南京刑部主事。疏陈利弊九事，忤张居正，出为分巡岭东道。与巡按御史龃龉，为御史劾奏镌秩。遂移疾归。考《明史·颜鲸传》载御史顾云程《疏》言：“神宗大起遗逸，独鲸及管志道以考察格之。又登用被察吴中行、艾穆、魏时亮、赵世卿，独靳鲸、志道。”是志道以察典罢官，疑《通志》误也。是书诠解《孟子》，分《订释》、《测义》二例。“订释”者，取朱子所释而订之。“测义”则皆自出臆说，恍惚支离，不可胜举。盖志道之学出於罗汝芳，汝芳之学出於颜钧，本明季狂禅一派耳。
△《四书疑问》·十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姚舜牧撰。舜牧有《易经疑问》，已著录。是编但各章总论其大旨，不复逐句笺释，立说多与朱子异。如谓《大学》“亲民”之“亲”不当作“新”，“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二句非衍文，亦无阙文。盖沿姚江古本之说，自为一解。谓《孟子》“无以则王”、“保民而王”、“是心足以王矣”数“王”字，俱读如字，不作去声；“伯夷非其君不事”章是论去就，非论清和，隘与不恭非其流弊：亦尚有见。至於训“格物”之“格”为品格，“自谦”之“谦”为谦虚，“命也”之“命”为命数，“致曲”之“曲”为心曲，则穿凿附会，碍不可通。他若谓《中庸》“不睹不闻”
即是隐微，即是独，“戒慎恐惧”即是慎其独，而以朱子为支离破碎。又谓：“性分中不堕形体，不落方所，直恁广大。”又谓：“喻义、喻利之喻是不待词说，都无知觉而默与之俱，《注》训晓字便有知觉，不得此字之旨。”尤以禅机诂儒理矣。前有万历丁巳《自序》，谓“梦见夫子出一玉印，牧肃拜於下，夫子亦答拜於座右，视其发特焦黄”云云，尤怪诞不经也。
△《经籍异同》·三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陈禹谟撰。禹谟字锡元，常熟人。万历中由举人官至四川按察司佥事。其书杂引《五经》之文，证《四书》所引之异同，并波及他书语意相近、字句略同者，颇为庞杂。如李尤《盘铭》，与经一字无涉，而引以证汤之盘铭。又如班昭《东征赋中》“由力行而近仁”句，乃运用《中庸》之语，而引以为“力行近乎仁”句之异同，殊为舛误。至石经《大学》，本丰坊伪撰，据为定论，尤失考矣。
△《经言枝指》·一百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陈禹谟撰。是编於《四书集注》之外，旁搜诸说，故取《庄子》骈拇枝指之意为名。凡《汉诂纂》十九卷、《谈经菀》四十卷、《引经释》五卷、《人物概》十五卷、《名物考》二十卷。其《汉诂纂》乃删取注疏之文。割裂饾飣。全无义例。其《谈经菀》则自经、史、子、集以逮二氏之言，苟与《四书》文义仿佛者，即摭以相证，冗杂尤甚。其《引经释》则以《四书》所引经文为纲，而杂采训释以附之。既非释《四书》，又非释《五经》，莫究其何所取义？其《人物概》、《名物考》摭拾旧文，亦罕能精核。盖浮慕汉儒之名，而不能得其专门授受之奥者也。
△《别本四书名物考》·二十四卷（内府藏本）
明陈禹谟撰。已载《经言枝指》中。此则钱受益、牛斗星所补订也。受益字谦之，杭州人。斗星有《檀弓评》，已著录。禹谟原本多疏舛，受益等所补乃更芜杂。如《淇澳》“绿竹”而引及《尔雅》会稽之竹箭、《华阳国志》哀牢之仆竹，已泛滥矣，更引及《异苑》竹化蛇、蛇化雉。释肺肝而引《素问》、《灵枢》，已旁支矣，更引及《黄庭经》“肺神皓华字虚成，肝神龙烟字含明”语。是於经义居何等也？其最异者，如标一“目”字为题，释《大学》“十目所视也”，而“目”字下注曰“附眼”。无论《四书》无“眼”字，且目之与眼，又何所分别而别为附录乎？尤不可解也。
△《孟子说解》·十四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录。是书前有《孟子遗事》及《读孟子》三十一条。所论孟子生卒，以为当在安王时，非定王时。其说近是。但直断孟子生於安王初年，卒於赧王元年，则似未可为定。孟子生卒大略，当以阎若璩所订为正。考“去齐”章云“由周而来七百有馀岁”，《尽心》章云“由孔子而来百有馀岁”，若据吕氏《大事记》及《通鉴纲目》，孟子於赧王元年始致为臣而归，则周已八百有九年，距孔子生年已二百三十馀岁矣。孟子如梁、仕齐、适宋、之鲁、之滕、还邹，游历先后，班班可考。鲁平公元年即郝王元年，其时孟子似未至八十九岁也。至书中所解，往往失之粗獷，好议论而不究其实。盖敬之说经，通坐此弊，不但此书矣。
△《论语义府》·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王肯堂撰。肯堂有《尚书要旨》，已著录。是编不列经文，但标章目，历引宋、元、明诸家讲义。其唐人以前旧说，偶亦采录，然所取无多。或与《集注》两歧者则低一格录之。观其体例，似尊朱子，然其说颇杂於禅。如解“子贡问贫而无谄”一章有境、无境诸义，岂可以诂儒书哉？
△《中庸点缀》·一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明方时化撰。时化有《易引》，已著录。是书首为《中庸总提》，次全载《中庸》之文。每段或总批，或旁批，其体例略如时文，其宗旨则纯乎佛氏。
△《元晏斋困思钞》·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孙慎行撰。慎行字闻斯，武进人。万历乙未进士，官至礼部尚书。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乃其自万历庚戌至甲寅积年钞存，其中颇多心得之语，然亦不免好出新论。如解《乡党》“色斯举矣”节，以虞廷兽舞志圣之隆，山梁雌雉志圣之逸。又以《中庸》“致曲”之“曲”为即“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之“曲”。
虽才辨纵横，足以自畅其说，然非经之本旨矣。卷首绘《性善》、《性教》为二图。卷末一条，则慎行自序其作书大旨也。
△《大学中庸读》·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姚应仁撰。应仁有《檀弓原》，已著录。是书成於万历乙未，据丰坊伪撰《魏政和石经》以攻朱子《章句》。至“修身”章中窜入“颜渊问仁”五句，应仁不能曲说，乃言“只须削去此节”。夫此五句既属当削，则所谓石经岂复可信哉？至其持论，则多引佛经。解“淇澳”节有曰“密多者瑟也，金刚不坏者僴也，枝枝叶叶光明者，赫喧也”，是不止阳儒而阴释矣。
△《四书湖南讲》·九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葛寅亮撰。寅亮，钱塘人。万历辛丑进士。是书分标三例，凡剖析本章大义者曰《测》，就经文语气顺演者曰《演》，与其门人问答辨难者曰《商》。间有引证他书及先儒之论，则细书於后。大抵皆其口授於门弟子者也。《浙江通志》载寅亮《四书湖南讲》二十六卷，与此本卷数不合。然此本首尾完具，或《通志》之误欤？抑或别有续编也？
△《四书会解》·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毛尚忠撰。尚忠字子亮，号诚菴，嘉善人。万历甲辰进士，官至监察御史。
其书分章立说，不录经文，颇似书塾讲义，而议论则务与朱子相左。如《大学》首章，谓：“当因其所发非圣经本旨。亲民即明德内事，不亲民叫不得明德，何须说推以及人。曰皆当止於至善，是分明德、亲民而二之。谓止即止泊之止，何须添不迁二字。定乃明道静亦定、动亦定之定，不是志有定向。安即居之安，安字以心言，曰所处而安，似著身矣。”且谓：“‘物有本末’节是起下文，非结上文也。物与事只泛说，若定分物属，明亲事属，知得何等拘滞！至明明德於天下，若曰使之明，则民不可使知，且於文法甚不类。”如此类凡十数条。其解“格物”，既不从朱子事物之说，而亦不取王守仁所云“格去此心之物”，乃谓即上文“物有本末”之物，其中精微处如等格然，不可不分晓。信如尚忠说，则格乃实字，无用力之意，“致知在格物”句文义岂复可通？亦徒好立异而已。
△《四书正学渊源》·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章一阳编。一阳，金华人。自何基受业黄榦之门，其后王柏、金履祥、许谦递相传受，皆自称朱子之传。一阳因取四人之发明《四书》者，分载於《章句集注》之下，名曰《正学渊源》。盖以阐扬金华之宗派，不为发明《四书》作也。
△《大学古今通考》·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刘斯源编。斯源字宪仲，临颍人。是书成於万历戊申。首列朱子《大学》改本，次列《礼记》古本，次列魏石经本，次列二程本，而以宋、元、明诸儒说《大学》者附焉。以诸说并陈，无所去取，故名《通考》。然《礼记》传自戴圣，郑玄不过依《经》作《注》，指为郑玄之本，已为未安。至政和石刻出自丰坊伪撰，其政和年号以宋为魏，贾逵姓名以汉为魏，前人驳之悉矣。斯源犹珍重而信之耶？
△《四书测》·六卷（内府藏本）
明万尚烈撰。尚烈字思文，南昌人。是书首有万历辛亥《自序》。於《大学》、《中庸》独尊古本，而议论宗旨则全入异端。如解“季路问事鬼神”章，专取释氏轮回因果之说以释圣言，驳杂已甚。其尤诞者，如“原壤夷俟”乃取其母死而歌为喜死者之得所，而非放乎礼法之外。盖姚江末流，其弊每至於此，不但李贽诸人彰彰耳目者然也。
△《四书说丛》·十七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沈守正撰。守正有《诗经说通》，已著录。是书汇萃诸家之说，分章条列，同异兼收。每案而不断，以待人之自考，亦或偶存己说一二。所采书凡二百二十六种，虽释道家言亦颇兼取。其中如解“子游问孝”章则用古说；解“士而怀居”
章则用管志道说，以为即怀土；解“不动心”则用郝敬说，以为非比枯木槁灰；解“心之官则思”则用罗钦顺《困知记》：皆颇有所见。然所引明人诸说，榛楛错陈，不免伤於芜杂。
△《四书说约》（无卷数，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鹿善继撰。善继字伯顺，定兴人。万历癸丑进士，官至太常寺少卿。崇祯壬午，大兵攻定兴，善继率乡人拒守，城破死之。赠大理寺卿，谥忠节。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就《四书》以讲学，与明人讲义为时文而作者颇殊。卷首为《认理提纲》九条。如曰：“此理不是涉玄空的，子臣弟友是他著落。不然则日新顾諟，成汤且为枯禅矣。”其《自序》亦曰：“夫读圣贤书而不反求之心，延平所谓玩物丧志者，可汗人背也。即云反求之心，而一切著落不以身实践之，徒以天倪之顿现，虚为承当，阳明所称将本体只作一番光景玩弄者，更可汗人背也。”其持论亦颇笃实。然学出姚江，大旨提唱良知，与洛闽之学究为少异。
△《四书酌言》·三十一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明寇慎撰。慎字永修，号礼亭，自号礻殳祤逸叟，同官人。万历丙辰进士，官至苏州府知府。天启中周顺昌被逮，颜佩韦等五人击杀缇骑。后佩韦临刑，称曰“公好官，知我等倡义，非倡乱”者，即其人也。其学出於姚江，故是编多与朱子立异。如解《论语》“至於犬马”句，主犬马养人之义，本诸《注》、《疏》，犹有说也。至於解“齐必变食”句，谓为心斋之斋，非斋戒之斋；解“弗如也”
二句为尽夺前尘，忽渡彼岸；解“始可与言《诗》”句为入无上妙明；解“是知也”句谓“知原在知不知外理会。其他学问，不过此知中之法尘，此处扫除乃为迳机，又扭来补缀”：则纯乎明末狂禅之习矣。
△《四书考》·二十八卷、《四书考异》·一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明陈仁锡撰。仁锡有《系辞十篇书》，已著录。是书因薛应旂《四书人物考》而广之，仍饾飣之学。卷首别为《考异》一卷，载《四书》字句异同，摭拾亦颇简略。如“惟”之作“维”，“贡”之作“赣”，不过字体偶别，无关文意。至丰坊古本《大学》，其伪托可不待辨，而仁锡乃为持疑之辞，则茫无考证，亦可见矣。
△《四书通义》·三十八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鲁论撰。论字孔壁，号西麓，江西新城人。天启中以贡生授颍州州同，官至福州府同知。论以取士必重制科之经义，崇祯时杂用荐举，不足以得人，乃作此书以发明体用合一之理。其解《大学》“平天下”章，言“潢池弄兵，外患踵至，势不得不加田赋。而聚敛之臣半以聚之於国，半且以聚之於囊，以致天菑流行而不常之命已去”，专为明末时事而发。又解《孟子》“许行”章，谓“尧之钦明足以知人，四岳之咸举，为之师锡，犹其难其慎，然则枚卜岂易易哉”，亦以隐指庄烈帝命相之非。全书大旨不出於此，故往往杂引史事以相发明，固不主於阐绎经义也。
△《三经见圣编》·一百八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谭贞默撰。贞默字梁生，别号埽菴，嘉兴人。崇祯戊辰进士，官至国子监祭酒。是编前有《自序》，结衔称“敕掌国子监整理祭器书籍等务”，而不言祭酒。《明史·职官志》亦无此称，盖明人杜撰之文也。其《序》称“《六经》无非孔经，而《论语》为著。子思子之书，今名《中庸》、《大学》者，实一《中庸》，统称《孔经编》。《孟子》七篇则曰《孟经编》”，又言“《论语》，子夏述也。《中庸》，子思继《论语》而作也。《大学》即《中庸》之后小半也。
《孟子》，继《中庸》而作也。《中庸》‘天命之谓性’三句接《论语》‘知命’
章，明是释诂《论语》。读‘予怀明德’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不胶自连。
读‘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而《孟子》‘何必曰利，亦有仁义’，不呼自应。今之所谓《四书》，实三书也”云云，说殊穿凿。至其诠释支离，类皆因言求事。如以《论语》“孝弟”章为有子讥刺三家，“巧言”章为孔子评论老聃，皆率其胸臆，务与程朱牴牾，可谓敢为异说者矣。卷中或称“默案”，或自称“谭子”，体例亦丛杂不一云。
△《四书经学考》·十卷、《补遗》·一卷、《续考》·六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四书经学考》，明徐邦佐撰。《续考》，陈鹏霄撰。邦佐字孟超，钱塘人。
鹏霄字天羽，山阴人。《经学考》成於崇祯戊辰，杂钞故实，疏漏实甚。《续考》成於甲戌，又皆时文评语，讲章琐说。而题曰《经考》，未详其义。然坊刻陋本，亦不足以究诘也。
△《四书读》·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陈际泰撰。际泰有《易经说意》，已著录。际泰以制义名一代，是编诠发《四书》大义，亦略如制艺散行之体。其议论骏发，视章世纯《留书》过之，而不及世纯《留书》时有精义。盖际泰用纵横之才，去说经之道远；世纯用深湛之思，去说经之道稍近也。
△《四书则》（无卷数，山西巡抚采进本）
明桑拱阳撰。拱阳字晖升，蒲州人。崇祯癸酉举人。其书取诸家讲章立说不同者，删定归一，间以己意参之。命之曰“则”，以见“其则不远”之意。先《大学》、《中庸》，次《论语》、《孟子》，各有《图说》、《总论》，大旨为举业而作。
△《四书集说》·二十八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徐养元、赵渔同撰。养元字长善，渔字问源，俱唐山人。崇祯癸未同榜进士。是编采集朱子《或问》、《存疑》、《大全》诸书及诸家之说而成，不出流俗讲章之派。
△《图书衍》·五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乔中和撰。中和有《说易》，已著录。是编为《四书》讲义。而名之为《图书衍》者，凡《四书》所言皆以五行八卦配合之也。如说《大学》“明德”
为火，“新民”为水，“至善”为土之类，皆穿凿无理，不足与辨。
△《四书大全辨》·三十八卷、《附录》·六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明张自烈撰。自烈字尔公，宜春人。崇祯末南京国子监生。自烈与艾南英为同乡，而各立门户，以评选时文相轧，诟厉喧呶，没世乃休。盖亦社党之馀派也。
是编举永乐中胡广等所修《四书大全》条析而辨之。冠以古本《大学》一卷，明道程子、伊川程子改定《大学》各一卷，顾起元《中庸外传》一卷，王应麟《论语孟子考异》各一卷，福王时，尝以擅改祖宗颁行之书，挂诸弹章，至愤而嚣哗於朝。案《四书大全》诚为猥杂，然自烈所辨又往往强生分别，不过负气求胜，借以立名。观其首列揭帖、序文之类，盈一巨册，而所列参订姓氏至四百八十六人，非惟马、郑以来无是体例，即宋人盛相标榜，亦未至是也。
△《学庸切己录》·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谢文洊撰。文洊字约斋，号程山，南丰人。其书首作《君子有三畏讲义》一篇，发明张子主敬之旨。次为《程山十则》，亦以躬行实践为主。书中皆随文讲解，旁采《大全》诸儒之说，而参以己见，其体颇似语录。卷末附《西铭解》一篇，谓其立义宏深，为学者究竟指归，篇名不可不尊，因易之曰《事天谟》，以示崇信之意。然究不免自我作古也。
△《丽奇轩四书讲义》（无卷数，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国朝纪克扬撰。克扬有《易经讲义》，已著录。其书不录正文，每章约诂数语，大旨为科举而作。
△《四书翊注》·四十二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刁包撰。包有《易酌》，已著录。是编凡《大学》五卷、《中庸》三卷、《论语》二十卷、《孟子》十四卷。於《大学》三纲八目，诠解特备。又以《中庸》、《论》、《孟》为格物之书，《五经》、诸史皆条贯於其中，故於格物条目尤为曲尽。其他阐发义理，於史传事迹、先儒议论，亦多所徵引。然其去取是非，总以朱子之说为断，不必自有所见也。卷首有黄越所作《纲领》一篇，其孙显祖所作《缘起》一篇，叙述著书大旨及刊刻始末。
△《圣学心传》（无卷数，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薛凤祚编。凤祚字仪甫，益都人。尝师事定兴鹿善继、容城孙奇逢，因会辑善继《四书说约》、奇逢《四书近指》共为一编。卷首列善继《认理提纲》、《寻乐大旨》又列善继、奇逢二人小传。前有凤祚《自序》，谓此书出，当与孔、曾、思、孟四圣贤书共揭星日而行中天。其说殊夸。又谓於举业非相远，倘於此有得，以应试场，主司必当惊羡，以冠多士。又何其陋欤！凤祚天文、地理之学皆能明其深奥，如《两河清汇》、《天学会通》、《天步真元》诸书已卓然足以自传，又何必画此蛇足乎？且二书皆有刊本，岂藉凤祚之标榜？即以二书而论，亦蛇足也。
△《四书大全纂要》（无卷数，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魏裔介撰。裔介有《孝经注义》，已著录。是编以明永乐间所著《四书大全》泛滥广博，举业家鲜能穷其说，乃采其要领，俾简明易诵。然《大全》庞杂万状，沙中金屑，本自无多。裔介所摘，又未能尽除枝蔓，独得精华，则亦虚耗心力而已。
△《四书惜阴录》·二十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徐世沐撰。世沐有《周易惜阴录》，已著录。是书前有胡渭生、赵天润、仇兆鳌《序》并《自记》一首。后有陆陇其《跋》，以陇其《三鱼堂集》勘之，其文相合，实非依托。然其书则不称陇其之所言。据世沐《自记》曰：“仇沧柱示以关中李中孚《身反录》。中孚曾讲学毗陵，会过一次。彼深惜南浙两省学者害於举业，彼时心不甘南士必逊北士。如此迄今，几三十年，彼学已成，名已立，南士竟无与颉颃。细读其《录》，愈不心服，摘《录》中数处，以质沧柱翁。狂不自量，续为《惜阴二集》，不觉积成二十一卷，几乎有六百叶。”又曰：“李从陆王入，而出入於程、朱四子。余从程、朱入，而准则於周、宋八贤。虽沐染南风，刚峻良有不逮；而古人所云醇正，则当仁不欲多让”云云，则世沐此书盖为与盩厔李颙相诟而作。故陇其喜其能排陆、王，为之作《跋》。然讲学以明道，非以求胜。但为朱陆而争，已不免门户之见，况世沐以圣学自任，而不能化一南北之畛域，则先不自克其私心矣，又何学之可讲乎？
△《三鱼堂四书大全》·四十卷（通行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