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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女兵的悄悄话

_6 严歌苓 (当代)
  刘队长感到很烦。首长再三强调要排新节目,但他们却不来管高力这种人。高力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甚至还把主力女演员弄去拍电影。他的神通比队长大许多倍,他想走,连招呼都懒得打。高力上大学的消息一传开,人们开始在一种无济于事的嫉妒中想入非非。尽管刘队长在毒太阳下罚大家站,但仍想不出一点法子对付这种人心涣散的局面。整个队伍已冒出甜滋滋的热蒸馍气味来。
  炊事班长吴太宽现在是代理司务长。他从管理科领回的“防暑降温费”是一大叠理发票。无论男女,每人二十张,票面上醒目地印着“光头”二字。尽管剃光头能有效地防暑降温,但一个夏天怎么也不必剃二十次。女兵更是愤怒,她们把那些票全抛到吴大宽面前:“你去剃吧,我们不剃。”
  “你们都给我,将来我要算不清账的!”吴太宽说。他慌忙把散乱的票理整齐,再把它们分成若干份,每份还是二十张。他希望她们终有回心转意的一天,把这些价值一角二分但无法兑换现钱的票重新领走。吴太宽知道除演出队外,管理科发给其他单位的防暑降温费是一斤白糖和二两茶叶。管事的人对他说:“你还有什么可埋怨的?二十张理发票的钱加起来比白糖茶叶合算!”他用心算算,果然不错。当他打听到今年理发票印超了数,才明白上了个窝囊透顶的当。这个非编的宣传队被人叫做“黑户口”,衣食住行各方面都缺乏保障,害得品行端方的吴太宽有时不得不干点类似投机倒把的事。比如这批印有“光头”二字的票,他最终拿它们作成一桩买卖:先用它们从电工房换了一大卷粗铁丝;打听到俱乐部缺铁丝,又用铁丝换了五盒乒乓球;再把乒乓球涂上红绿油漆,跟对门幼儿园换了一些崭新的铝制小饭盆。他信心十足地把小饭盆拿到小卖部去代销,小卖部付给他的,却是一大堆印有“光头”二宇的理发票。原来电工班把那些票全部折价卖给小卖部了。吴太宽吓坏了,连忙从自己精心编制的圈套里逃出来。费尽心机却一无所获的事他还头一次干。他以为自己品行已经够恶劣,手段已经够高明,不料有些品行更恶劣、手段更高明的人早等在那里。一怨到他曾经是多么忠厚老实,而如今被迫变得低级趣味,吴太宽就觉得无限惆怅。现在没人来劝他想开点,那个小周,已经死了。小周的父亲来领小周那笔可怜的抚恤金,住了很长时间,还没有走的意思。每天见老头帮伙房卖力地干这干那,然后吃三份饭菜,吴太宽就暗暗痛心。看样子,老头想长期在这里打杂混碗饭吃了。而吴太宽却害怕任何人干扰他正常的伙食收支。他每天看见蔡玲用一只脸盆来打饭打菜,心就发慌。
  蔡玲得了阑尾炎,她妈领着三个弟弟、两个妹妹来看她。蔡玲的弟弟妹妹一律穿经过改制的旧军装。难怪每逢发军装,蔡玲就特别忙。她几乎天天守在领衣服的窗口,见有人来交衣服,就忙着翻看。她回回都能找来一堆拖把似的烂衣服,再用它们换稍好的,用稍好的再换更好的。一步一步,她最终总能让自己称心如意。连抠门儿的吴太宽对她这种干劲都佩服不已。
  蔡玲住院期间,女兵们曾开过一个会,讨论给蔡玲全家来一次自发募捐。班长孙煤一下拿出二十元,她不得不向大伙透露一个秘密:蔡玲的父亲因贪污八百元而劳改。
  “啊呀,劳改!……”
  全体女兵的表情都变得复杂起来。在她们眼里,过分寻常的蔡玲终于有了个极不寻常的来历。蔡玲一出院,就发现周围人对她态度变了,变得小心而殷勤。她把钱一笔笔还给每个人,板着脸,克服着满腔愤怒,认为这事是大家合伙侮辱她。
  蔡玲从不认为自己在这群女兵中显得寒酸。她床下有个纸板箱,那里面什么也不缺。一打开它,她就心满意足地长长吸一口气。那都是在乡镇上当营业员的母亲利用工作之便搞来的处理品,价钱便宜的等于白捡。货色很全:抽丝的纱巾,颜色略不相同的袜子,印错图案的手帕,浸染了污渍的白衬衫,还有一副挺不错的扑克牌,但没有大小鬼。
  蔡玲妈给蔡玲的所有便宜货里,要数这次带来的皮鞋最令她振奋。这是双很有特点的皮鞋,一穿上就像长了双畸形脚。女兵们对蔡玲的脚充满猜疑,最后发现这双鞋是一顺跑,两只鞋全是左脚的。
  “三块钱。”蔡玲很愉快地告诉大家。
  当大家见她步履蹒跚,便充满同情地问:穿这鞋是不是很遭罪?她再次用愉快的语气重复:“三块钱!”
  有次她从服装箱里找出一管公家鞋油,往“一顺跑”上厚厚涂了一层。这事被管服装的看见,一把揪住她。
  “你怎么用公家油擦自己鞋?”
  “头遍油要擦多些。”
  “你瞧!这管油让你用了一半!”
  “越多越好。你干吗不让我多擦油?”
  “我不管你擦多少油!但是……”
  “我告诉你:就该这样擦油。”
  “你这人怎么了?你擦多少油我管不着,但你得自己花钱去买!”
  “我从来不乱花钱。”
  “你就会浪费公家东西!”
  “我没浪费。我讲了半天你怎么还没听懂?新皮鞋上头遍油很重要,就像庄稼施底肥!”  ,
  蔡玲到末了也不明白,那人为什么不让她多擦鞋油。她找其他女兵合计:“咱俩搭伙吧,你买鞋油,我买鞋刷。你不吃亏,刷子比油贵!”但最终她也没找着搭伙的人。因为谁都明白,鞋油用完就得买,刷子却可以永远用下去。
  蔡玲的一大群弟妹,高高低低站在远处。他们很喜欢看队伍集合。尤其此刻,这支队伍毫无必要地让太阳毒晒,在他们看来很了不起,使他们肃然起敬。
  要不是吴太宽急匆匆跑来,神色紧张地向刘队长报告了一伙非同小可的事,队伍还会站下去。这场惩罚性的行动并没使队长吐出一口恶气,相反他再次被高力的态度刺伤。高力远远投来一个浅淡的微笑,表示对他的所为完全谅解。与他的微笑相比,他刚才那场歇斯底里显得太虚弱、太缺乏大家风度了。等人都走光,队长仍站在那里。中午的太阳把他的影子缩成一团,这短小的影子很像小半拉儿。
  汗流浃背的刘队长感到,他跟小半拉儿一样好欺负。
  小半拉儿信心十足地对吴太宽说,这案子一定得交给“颗勒”。
  吴太宽心里有数,他把小半拉儿连同“颗勒”一块轰出去,随后便把小周父亲叫来了。
  “咱们谈谈?”他客客气气对老头说,“您老要真想在我们这里长期干杂活,我们半点意见也没有。”
  老头稀里糊涂地笑了,表示若真那样,他更没意见。
  “不过呢……”吴太宽吞吐道,“我们这里丢了贵重东西了……”
  “啥东西?”老头东张张、西望望。
  不一会儿,这屋窗子上挤满面孔。挤不进来的人一个劲问:“出了什么事?”
  吴太宽干脆敞开门,对人们说:“伙房出了点事儿!今天中午,一袋味精丢了,是三十八块一袋的味精!同志们注意,现在味精是凭号数票供应的!”
  “吴班长,”有人说,“三十八块,那该多大一口袋呀?”
  “这么大!”吴太宽用手比划。
  “哎呀!那不是化肥吗?”
  正在这时,小半拉儿牵着“颗勒”走进来。“颗勒”跟歹徒那场恶斗受的伤,此刻刚刚康复,虽不及过去壮实,但显得成熟多了,一双眼睛充满经验。巡回演出刚回来那阵,小半拉儿缝人就扳起“颗勒”前爪,扒开它胸前的厚毛,让人看它伤疤。但“颗勒”对这种炫耀似乎很窘,很快挣开小半拉儿跑到一边去。当小半拉儿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叙述它的战绩时,它显得焦躁,并羞答答垂着眼睛。它那样子让不少人想上去踢它屁股。
  小半拉儿对狗做了个手势,狗便将前爪搭到他肩上。他对狗低声说了几句话,又在狗鼻子上很响地亲了个吻。
  “去去去!”吴太宽对小半拉儿挥挥手。
  但所有人都兴奋得不得了,心想,这事可太解闷了。
  “颗勒!嗅!”小半拉儿正式发出口令。  .
  狗在原地思索一会,忽然转向众人,挺巴结地摇尾巴、吐舌头,搔首弄姿,百般作态。能得到这么多人的重视,它简直美得神魂颠倒。
  “颗勒!嗅啊!……”大家都喊。它便掉头奔向吴太宽。它意识到这是个最需要讨好的人。吴太宽又踢又打才脱了身,大家笑起来。
  “都走都走!小半拉儿,我待会儿告诉你爸去!”吴太宽怒道。
  众人却觉得这下更够刺激,纷纷嚷道:“让它嗅,让它嗅嘛!”
  狗抖抖毛,想了想,又扑向一个女兵。全体女兵都尖叫起来,骂它不要脸。这狗有个贱毛病,哪个女兵来例假,它就紧钉着不放。它围着那女兵转了一圈又一圈,她当众闹个大红脸。“这狗是个流氓!”
  吴太宽忍无可忍,硬把门关上了。
  “唉,”他对小周父亲说,“三十八块呢,我还没在这么大的数目字上出过岔。”
  老头眨眨眼,突然开了窍:“味精是尿素不是?”
  “啊,原来您老错把它当尿素拿走啦?”
  “我没拿!”老头怒道。
  “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您老要拿它当尿素,您那庄稼可就毁了……”
  “我明天就走!”
  “哎哟,我可真没那意思!您老怎么啦?咱们这就是人多手杂;您老拿错了东西也怪不着您老……”
  老头突然一跺脚,吴太宽吓一大跳,不敢再说什么,锁好所有抽屉,跑出去了。这个庄稼老汉一个人能扛一大筐煤,吃三大碗饭,真惹急了,即便他身宽体阔也不在他话下。外面大家仍在操纵“颗勒”东嗅西嗅。一会儿,院外响起汽车喇叭,狗挣脱所有人,箭一般窜向大门外。这时正是幼儿园放学,有辆小轿车来接小孩。“颗勒”先是站在马路这边一声不响地观望,然后开始莫名其妙的骚动。小轿车开上人行道,在那里左挪右转的掉车头。“颗勒”不满起来。见了两个耀武扬威的小家伙走出幼儿园,并有一位老师马屁精似的跟在后面,它的不满情绪陡然高涨。忽然,它不顾一切地跃过马路,扑向两个孩子,做出凶恶的样子吓唬他们。在孩子尖声哭叫中,它颠着屁股回来了。嘴里叼着一大块缴获来的巧克力。
  它实在是多管闲事。首长的小轿车接首长的第三代,这不是顶顶正常的现象,碍它什么事了?这狗东西。有人说,这狗应该不间断地服用安眠药。不管怎么说,“颗勒”这下算闯了大祸。
  刘队长在机关就听说了“颗勒”惹下的事。他是去向首长汇报演出安排。院子里四处贴满红绿标语,据说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学毛著积极分子讲用会”。首长还是强调新节目,根本不理会刘队长的诉苦:没有乐队指挥,没有主要女演员,没有像样的演出服装;包括自己没了老伴、董大个险些没了老婆、全队没有正式司务长、自个没有搭档教导员;以及没有烧开水的锅炉,役有白糖和茶叶所代表的正当的防暑降温费。总之,除了有的,一切都没有。因为这些没有,所以就没有了一个最主要的东西,就是积极性。
  首长所采取的措施就是:亲自到演出队视察一下。首长视察后采取的惟一措施就是:使这个什么都缺的演出队又少了一样东西:“颗勒”。几个首长无一例外地对这狗东西表示憎恶,尽管在首长到来之时,安眠药已使它老老实实。但首长们还是恨它,似乎是由来已久地恨它。首长们要演出队在三天之内搞掉它,把它随便用什么法子搞掉,处理掉或结果掉。
  小半拉儿怎么也没想到会是这样。
  谁也没想到会是这样。
  原以为首长会嫌门口那座巍峨的垃圾山碍事,团支书带领人们花两个整天总算把它搬走了。
  蔡玲自从几年前在雪山洼里刨出一些搪瓷碗和运动服,就落下了一个毛病:逢刨挖这类事就特别来劲,无论种树刨坑,或助民劳动挖河泥,她都十分留神,生怕什么宝贝漏过去。刨挖这座垃圾山,她一分钟也不肯歇,最后不负她苦心,到底挖出东西来了。那是一只年代不详、来历不详的石狮子。
  有人说,处理了“颗勒”,就让石狮子代替它守大门。蔡玲把石狮子洗刷得像个新东西。她不无遗憾地对弟弟妹妹们说,那东西应该属于她的,归她私人所有。而就在这时,她突然在母亲床边发现决不属私人所有的东西:那袋白花花的味精。就是几天来为它闹得鸡犬不宁的东西。为了它,小周父亲终于悲愤交加地离开了此地。
  蔡玲呆住了。事情很不妙,她想。她可不愿意在有了一位卑鄙的爸爸之后,再有一位无耻的妈妈。在刹那间她感到,天下孩子若都没有父母,将根绝多少恶劣习气的遗传。
  她简直不愿再跟母亲住在一间屋里,跟这样一个财迷心窍的女人。
  蔡玲在熄灯后的院里打转,从来没碰到过这样令她痛苦矛盾的事。她希望自己有勇气告发母亲。过了一会儿,她察觉另一个人也在院里打转,并迈着跟她一样迟疑和愁闷的步子。那是伊农。
  自从伊农撞掉了牙齿,蔡玲抱着一大堆棉花去抢救,俩人神奇般的亲近起来。另一个使他俩亲近的原因是,他和她都要发出令所有人痛苦不堪的响声。这院里现在除了伊农每天不停地对着墙壁吹号外,又多了一个勤奋的歌手。这位歌手严格遵循声乐教师的教诲,决不擅自去用那种优美的腔调唱歌,而是发出一连串怪声。蔡玲妈刚见到女儿用这种恐怖的法子练唱歌简直吓坏了。她用一块手绢捏住舌头,再用另一只手死掐颈子两侧,用力一扯舌头,掐颈子的手便放松一下,同时发出“呃”的一声,每天要这样干一千次。这种声音搞得所有人都想呕吐。悲惨的是经过如此残酷的自我虐待,蔡玲的声乐教师仍说她的声音毫无力度,像一砣肉。伊农听见这事很体谅很同情很理解蔡玲。他或许是惟一能理解她的人了。每天在蔡玲发出呕吐般的声音时,他就越发勤奋地练号。装了假牙后,他的号简直兢谈不上什么音色,吹到最得意时,刘队长就会想起旧社会的“大减价”。
  是蔡玲先开了口。
  “喂,食堂丢了一袋子味精,你晓得不?”
  “晓得。三、三、三十八块钱哩。”
  说完这些,俩人又分头兜起圈子来。
  第二次是伊农先开口的。
  “我告诉你,你你你千万别跟人家讲,是我拿的。”伊农流畅地说。
  蔡玲大吃一惊:“啊?!不会的!”
  这回他俩肩并肩在院子里走着。“是、是、是真的。”伊农向蔡玲如实陈述以下情况:中午他到伙房打热水洗衣服,等他洗完衣服回房间,发现自己的洗衣粉丢在伙房,而把伙房的味精拿了回来。他便去换,途中上了次厕所,等他出来味精就不见了。
  蔡玲这时更鄙视母亲了。她在厕所门口捡了偌大一袋味精竟一声不吭。她起初把它当作洗衣粉,等发现它比洗衣粉贵重许多倍时,简直幸福极了。
  “那你为什么不去对吴大宽讲清楚?”蔡玲说。
  “我生来就没把任何一件事讲清楚过。”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可能讲清楚。”他自己也感到奇怪:碰到什么事,他讲来讲去就会把自己讲得一塌糊涂。他越讲得仔细,别人听起来就越觉得他有过错;他越辩解,过错就越多。所以他只好不讲。第二天蔡玲把味精悄悄交给了吴太宽。替伊农、也替自己母亲开脱得干干净净。蔡玲妈被女儿谴责得无地自容,很快便悄没声领着高高低低一群儿女们走了。走前她买了一把钮抑赔给女兵们,因为她替女兵们洗衣裳,用棍子打,打烂不少扣子。
  小半拉儿一直紧搂着它,不让任何人挨近它。于是换一个方案,把它弄走。它眼睛上蒙着黑布,四条腿被捆住,然后扔上那辆煤车。小半拉儿还是不肯撒手,一直陪送它到“流放地”——远郊一个兽医站。
  分别时,他和它都哭得死去活来。
 第17章 
  恐怕是梦。但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梦,因为我现在的判断力是不作数的。
  他们甚至不征得我同意,就剃光了我的一头秀发。世界上找不着比剃光头发更使我仇恨的事了。我相信这是个荒诞的梦,等醒来,我稍一偏脸,就会看见漆黑的头发像往常那样,顺着洁白的枕头流淌下去……
  正对着我脸,是一些奇奇怪怪的灯,灯光明亮而柔和,这大概是照耀过许多人内脏的那种灯吧。在这魔幻般的灯下,许多人不得已敞开肺腑,让那些寒光闪闪的刀剪做一番选择和料理,以求得尽善尽美的重新安置。我知道,它就叫无影灯。
  我却从它光源深处看到一种神秘和恐怖的所在。不必难过,因为每个躺到这上面的人都是身不由己,听任摆布。即使躺上来就后悔了,那也逃不掉了。
  “我们开始了。”一个声音说。我感到这声音在整个天宇中震荡。随后,各种金属器具撞击着,响得震耳欲聋,我仿佛置身一个沙场。
  我想不通团支书王掖生干吗要在梦里喊我,我在梦里可从来不喊他。这真是件怪事。
  因为我在那场莫名其妙的救火中晕倒了,所以我就入了团。大家对我的晕倒大大赞扬一番,讲了许多好听话,似乎我的进步全得归功这个晕倒动作。看大家那意思,我是晕对了地方,也晕对了时候。然后,所有人朝着我拍巴掌。我可从来没受过这一套,拼命低下头,该死的脸红得要烧起来。我几乎缩成一团,生怕被这场合搞得像个伟人。
  最后团支书来对我宣布:我已是一名正式的共青团员。他的脸绷得四棱见方,声音干燥,简直像在对我宣布一项判决。我却在这严肃的时刻想起那件滑稽事来:他怎么会在梦里喊我。
  “你不要骄傲,因为你身上还有许多缺点。你的进步很大,但是你不能骄傲。”
  我对他说,入个团没什么值得骄傲。
  “不对,你应该骄傲!入团是好事。”
  我对他说,当然是好事。
  “不过好事往往也会变成坏事。有的人加入了组织马上就变坏了,目空一切,骄傲自满。”
  我问,他们是怎样骄傲自满的?
  他说:“就是变坏了。”
  我有点糊涂。又问,是怎样变坏的?
  “就是骄傲自满。”
  他斩钉截铁的话音使一切都简单明了了。我明白好事会变坏事;好事要想变得更好往往会变糟。
  接着他又提起我那些很老很老的缺点。他对我的缺点熟极了,简直比对我的五官还熟。我和他开始讨论我的这些缺点,我谈得十分从容,就像谈别人的事。一谈起我的这些长进不大的缺点,我和他总能谈得相当融洽。在对付我这些可恶的缺点时,他和我十分合得来。他说:“你总是跟一般人不同。你的思想意识有待继续改造。”
  我心悦诚服地直点头。说实话,我已不觉得改造这词刺耳了。这时我和团支书站在火车站,一出院刘队长就给我探亲假了。上火车后,团支书庄重地向我挥挥手。我发现军用水壶上裹了层棉套,这是团支书缝的,肯定是。
  但我认为他实在没必要在夜里做梦时喊我,那样喊有损他的威信。他是个公认的正派人,梦里一不谨慎,便出了自己洋相。
  我可不愿意人家知道我的梦。无影灯悬在上方,像梦中的太阳。梦中有时会出现好多个太阳。我的头嗡嗡作响,他们在干什么?在检查那里面所有的梦吗?
  我不愿这样精赤条条的去死,坚决不!我不愿被剃光头发,弄成一副令人讨厌的样子去死。我还不愿意他們剖开我的肚子,把里面翻得一塌糊涂。
  我清醒着。这或许是最后的清醒了。
  一个可怕的东西捂住了我的呼吸器官。绝望。我只来得及绝望。绝望、绝望……
  一望无际的湛蓝,天和海连接在一起,没有什么能区别开它们。未知的深度和广度使一片风帆茫茫然。
  汪洋大海中漂泊的生命在碰运气,它要找到一条通道突出去,从这渺无涯际的汪洋、从这死一般的湛蓝、从这未知的深广水域里突出去。必须找到一条通道,一条海峡。
  一直向前漂着。生命向前漂着,已经不知漂了多久。风帆撕成了碎片,缆绳磨损,桅杆折断。还要漂多久?漂吧。然而这从不变化的湛蓝多折磨人啊!无休止的单调景色真是难以忍受!总是那样呆板的蓝色水面,总是一览无余的蓝色天空,总是那条展现在前方的半圆形地平线——单调的天空和单调的水面之间一条隐隐绰绰、充满诱惑的带子,但那决不是陆地。因此,无论怎样漂,无论向哪里突去,感觉到的却总是静止,或说永恒。
  但生命之帆还在不屈不挠地寻找通道。
  它盲目地东突西闯,甚至受尽欺骗。像麦哲伦的船队,一次又一次摸索着驶进貌似海峡的入口:圣马提阿斯湾、企鹅湾、历险湾……它们只是一个个封闭的海湾,撩拨人勇气的死胡同。
  风帆被迫从不可逾越的死海湾尽头掉转航向,再向前途茫茫的汪洋驶去……
  生命,本身就充满探险和倡然。麦哲伦的胜利在于他比别的生命更具有韧性。甚至连拉普拉塔河的误会也没有使他灰心。船队昂然开向拉普拉塔河的河口,坚信不疑这滚滚西去的巨浪将带他们进入另一片海洋。麦哲伦受着巨大的愚弄:认为他的伟业已完成、通道找到了,这就是他梦寐以求的海峡……
  ……生命充满信心地向前摸索,然而拉普拉塔河却越来越窄,雄伟的水路并不是它要寻找的海峡,它再次折回头来……
  无望的航行继续着,几乎走投无路。但突然间,一阵飓风把它带进海的深谷,这里充满暗礁,稍微动一动,就会撞上去,然后沉下去,永远地沉下去……
  ……船只在礁石缝隙里挤进挤出,远处升起灰色的烟柱,麦哲伦知道,那是即将沉没的船在求救……
  骇人的飓风。海湾里顿时白浪滔天,旋风大作,一片混沌。生命到了最后毁灭的关头,但就在这关头,它惊奇地发现,屹立在面前的一排险峻的岩石并不是封闭的,在最突出的岩石后面出现一线河岔子……再往前,再往前……
  麦哲伦船队的命运终于发生戏剧性的转折。四艘船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驶入自古无人知晓的阴森森的海峡……
  水路是否会中断?远处的礁石是否又会合拢?弯弯曲曲、布满凶险的航道像迷宫,又像阴司的暗河。这是一条几乎无法通过的海峡:许许多多的拐弯处、小海湾、蛱湾、浅滩和互相交错的支流及十分混乱的礁石。要有非凡的勇气和极大的幸运,才能通过……
  我醒来后,感到日子已过去许多天。我的苏醒使许多人毫不掩饰地松了一口气。显然,他们担心我不再醒来,在“乙醚”的全麻醉后,稀里糊涂就直接走进永恒。也就是说,怕我经不住那一番折腾,让他们的努力半途而废。
  但我毕竟还是醒了。难怪他们全像盯着一个奇迹那样盯着我。那些白帽子白口罩之间的黑眼睛尽力不把心满意足表现得太过分。他们在我身上欣赏自己的手艺。
  窗子开了一条缝,飘进来一片黄叶子,一片红叶子,一片紫叶子。我看着这三片叶子心想,我赖在这床上的日子实在是不短了。
  听说我几经抢救才活到现在。我身上满是白色的硬壳,因此我体验到某种活物待在蛋壳里,又不得脱颖而出的苦恼。硬梆梆的石膏把我固定成这副僵硬的形象。我估计我已被弄得奇形怪状。有的人生来就畸形,有的人需要一番努力才变得奇形怪状。
  我的生命在无知觉的汪洋大海里漂泊了好多天,最后钻进了这个硬壳,不知我是否值得那样顽强地漂泊。就是说,我并不为我奇迹般的活下来而喜出望外。回想起来,最令我难以忘怀的喜悦,就是刘队长忽然把一张硬席火车票递到我手里。
  我欢天喜地地踏上归途,精心购置了一大堆礼物,却一件不拉地丢在宿舍里,没带走。我甚至连电报也没给阿爷打,我要搞一个戏剧性的重逄。
  我穿着一身新军装。我敢说,整个列车上找不出比我更光彩照人的形象了。不然,他不会注意到我,他不是那种见了姑娘就粘粘乎乎的男子。他的军装不新,却十分合体。在这之前,我没见过任何一件军装是合体的。
  我和他决没有搭讪的意思,越是彼此关注越要做出难以接近的样子。
  我身旁坐了个肮脏的妇女,只穿件男式圆领汗衫,很难说是什么颜色,只知它应该是白的。汗衫已极薄,露出两颗深褐色的乳头。她似乎没带什么行李上车,只将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塞在座位下,不时探头对他招呼一下。尽管她生着一口很不善良的牙齿,但对孩子笑起来还是相当动人的。
  有个车站上卖冰棍。我发现那妇女在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等我回过头,她立刻在嘴边浮起一丝试探性的微笑。
  “喂,”她终于下决心扯扯我,“给俺一口。”她的另一只污秽的手向我慢慢摊开手掌。什么意思呢?我将冰棍停在唇边。
  “你要什么?……”
  “给俺一口。”她指着冰棍,笑得有些难为情了。我把冰棍递给她,她将它左右端详一番后,尽最大可能咬下一口,然后吐到手心上,再把剩下的小半根还给我。我玩命地推让,她却说:“哪能哩,俺只要一口嘛。”我只好把冰棍扔出窗子。妇女弯下腰,把手伸到座位下,那男孩小猫一般舒舒服服舔着她手心里的冰茬。冰在融化,从她手指縫漏下来,成为一滴滴浑浊的水珠。周围人被这极不文明,又极淳厚的母爱吸引了。
  夜里那妇女不见了。几个乘务员猛砸厕所的门,说有人躲避查票藏了进去。我勾腰一看,那男孩还躺着,并惊慌失措地转着小眼睛。
  那个年轻军人走过来,帮着乘务员对厕所里喊话。他对乘务员说:“别砸了,里面肯定用什么家伙抵着呢!”他一口普通话不标准,却相当悦耳。等车停在一个小站时,那军人间乘务员,需不需要他破窗进去,里面是个女人,他手到擒来。乘务员们一合计,认为窗玻璃或许比里面的人价值大点。
  与此同时,几位旅客在围攻座位下的男孩。
  “你妈不见了,还不快去找?”
  “你们不打票,一会儿就把你们逮起来……”
  “喂,小要饭儿……”
  年轻军人这时走过来,对那些人说:“别围在这里,他是个小残废。”他在我旁边蹲下来,仔细打量那孩子。
  “小家伙,你腿咋的了?不会走路?”
  孩子似乎马上对他信赖了,点点头。
  “害病害的?”
  “嗯。从小俺害病害的。”孩子悄声悄气地回答。
  “你跟你妈这是去哪儿啊?”
  “回家。”
  “你家在哪?”
  “徐州再换车。”孩子是相当聪明的孩子哩,我想。
  “俺妈听说四川有个人会治俺这病,就领我去了。钱都花光了。”孩子又说。
  那边乘务员还在对付厕所的门,一面用各种可怕的后果恐吓里面的女人。军人站起身,对乘务员们说:“你们那样吓唬她全没用!你罚她一万块,她得有啊!我有法子让她出来。”说罢,他凑到门缝上喊:“喂,大嫂子,您那孩子要尿哩!您看咋办呐?”
  门果然很快开了。乘务员感激地跟军人拍肩打背。
  “好哇!原来以为你一个人混车,这里还藏个小的哩!一块儿补票!”
  女人抱着孩子,垂下眼皮,一副要钱没有,要命有两条的从容劲。
  “不补票,到下站把你交派出所!”
  “交呗。”她说。
  “你这叫扰乱社会治安!”
  “乱呗。”
  “关你班房!”
  “关呗。”
  小残废在母亲怀里十分不安。他懂事的眼睛意识到自己所处地位的卑下,这意识太让他童稚的自尊受折磨啦。他对周围人表示驯服,为母亲的行为向他们致歉,一方面又难堪地把头往母亲怀里拱,想索性钻进母亲身体里去。
  “走吧。你现在跟我们到列车办公室去。”
  女人立刻站起身,一面凄楚地对孩子笑笑说:“不怕的,乖。”
  围观的旅客马上闪开一条路,这对母子忽然有了点大义凛然的味道。“哎,我说!”那军人喊道:“还是商量商量嘛。”然后他把这对母子的遭遇转述一遍。
  “啊呀!这种话我们听多了……”乘务员不耐烦地直摆手。
  军人最后看一眼听天由命的母子俩,有点咬牙切齿地:“好!那我替她买票!”
  一刹那间,车厢里好静好静。
  我坐不住了。我也是个军人,在这一刻不挺身而出将来会后悔。
  “你这钱够买一张成人票,那小孩呢?”乘务员说。
  “那是个病孩子呀!”
  “病孩子也是孩子。买四分之一票吧……”
  “喏!这是孩子的票钱!”我出其不意地出现了。车厢里又变得好静好静。我知道,我的脸又红又亮,和他并肩而立,正被众多景仰的目光环绕着。我很幸福。
  就在那一刹那,我已记不清是哪一刹那了,我忽然想起另一个军人来。我心里一阵惭愧,似乎淡忘了一个最不该淡忘的人。当我看着半旧的军装,合适地裹住他发达的胸肌时,忽然对他有了一种亲切感。我像个恢复了记忆的人,记起一段神秘往事,一段纯情故事——在我小得可笑的年龄,就傻乎乎爱慕过的那个军人……我现在待在白色硬壳里,一想到我在火车上那副含情脉脉的没出息样,简直就臊得没法活。大概我的目光太多情,年轻军人脸红了。他和我正站在两车相接的过道里。车厢里的人大都睡着了。“车厢里空气很差。”他说。
  “对,特别差。”我不傻,知道他此刻心里有了点与我相同的东西。我越来越觉得他熟悉。他好看的嘴使我感到决不陌生。这样的嘴抿上能够凶狠,启开又可以和善。我心目中的男性,就该有这样一张嘴。
  他越来越大胆地对我注视,这使我又激动又害怕。我想问问他是否去过苏州,是否在一个特殊场合遇见过一个十四岁的女孩,那是个招人喜爱的女孩,一根辫子老气横秋地盘在头上……但我却不由自主扯到莫名其妙的话题上去了,白白浪费一大段时间。
  “你是出差吗?”我问。
  “不,探家回部队。”
  “你部队在哪儿?”
  他略带卖弄地笑道:“这可是保密的。”但他不想对我打击太大,又补充道:“我呀,开坦克!就在长江边上。”
  我又来劲了。我想问:长江边上的坦克手,你难道不觉得我面熟吗?我非问不可。不问,我有根肠子就像老抻不直。越觉得他像“他”,我胆子就越小。总有一个声音在我脑瓜里警告:你别胡闹。
  第二天早晨,车停在一个挺荒凉的小站上。我醒来,发现他已经不在了。他座位旁边的老头告诉我:“那解放军刚刚下车。”
  我失魂落魄地站在空无一人的站台上。直到一个拿红绿旗的推我一把:“车要开了!”
  车慢慢在弯路上滑动。突然,我看见一个俊拔的身影急匆匆走着。见车过来,他停住了。我怎么用力也拉不开窗子。我冲他摇了摇军帽,他似乎看见了,又似乎没看见,茫然地微笑着……
  那是我惟一的一次探亲假,整个假期没意思透顶,到现在我都想不明白,父母怎么会有那样的本领:让我从头到尾都在一种怀恨的恶劣情绪中过活。他们还有一个本领,就是把对我的优待表现得笨拙之极,让我没有一刻是舒服的。我简直在心惊肉跳中享受他们的厚爱。他们除了对我竭力款待,余下的精力便是阻上我去看望阿爷。只要我一提要去阿爷那里,全家便发生一种神经质的慌乱。
  我乘的那趟列车不知见了什么鬼,居然在苏州站不停,直接开到了上海。车上喇叭只做了一句简单解释:“由于特殊情况……”那个年头总会出现各种各样无法解释的特殊情况。
  当我出现在家门口时,妈妈虚肿的脸僵了好几秒种。我怀疑她已忘了我这个人了。接着全家人都穿着睡衣睡袍冲出来,挤在过道上,组成一个滑稽的仪仗队。我走过去,他们全都毕恭毕敬地瞪着我。我本来就没在这个家庭生活过,此刻更觉得自己是个客人。
  父母及姐姐哥哥惊喜而又生疏地围着我转来转去。姐姐在里弄生产组织毛衣,脸色惨白。哥哥从黑龙江办了病退回来,神态灰溜溜的。他拿起我的军装和挎包研究一会儿,又很随便地扔下了,表示没什么可羡慕的。荡来荡去的生活使他倒像脱了俗,半人半仙似的。
  母亲问我探亲假多长,我说二十天。哥哥马上振奋起来说:“我每天可以陪你!怎么样,我们来制订个度假计划吧?”他已在家闲待了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度假,还没够。
  当我提出立刻要去苏州看阿爷时,父亲沉下脸说:“这个事情我来安排。”
  妈妈说:“有什么看头,他又不是你亲阿爷!”
  “我要去!明天就去!”我态度强硬起来。
  “好好好,”父亲马上陪笑。作为时代特征,他对军人还是有所敬畏。“这事再慢慢商量,好好研究一下。我也是为了你好,跟这样一个阿爷来往,对你没什么好处。万一街道上向你们部队组织反映呢?……再说,你不是在表格里从来没把他填进去吗?”
  我哑口无言。
  直到今天,我躺在这里不能动弹的时刻,一想到老阿爷,就觉得哪里在深深地作痛,痛得我不得安生。说实话,我已不能清晰地记起阿爷的模样,只知道他的背更驼了。走路时两腿显得迟钝、僵硬。端一杯茶,会把半杯泼在衣襟上。这些都是姐姐告诉我的。但我决没有料到,他会患上那样严重的眼疾。
  姐姐总是背着父母跟我谈起阿爷。她问:“你阿爷没有写过信给你吧?”
  她和哥哥一贯把阿爷算在我一个人头上。
  我说:“我没收到他任何一封信。”
  “你当兵走的第二天,他来了。人好像不大对头,呆呆痴痴的。他把你留给他的信给爸爸看,叫爸去寻你回来。”姐姐说,“你真恶劣,为什么偷偷逃掉?……”
  我说:“只能偷偷逃掉。”
  姐姐又说:“后来他又来过几趟,大家也没什么话跟他讲,他坐坐就走了。”
  “他为啥不给我写信呢?”
  “咦?!怪事情——不是你自己关照过他,说部队晓得有这个阿爷不好呀!他怕给你写了信,人家查问起来,你多为难啊。”
  “等见到他,我要告诉他,其实写信并没有关系……”
  “那也晚了,他不会给你写信了。”
  “为什么?”
  “爸爸信上没提到过?他眼睛快要看不见了呀!”姐姐加重语气:“他得了青光眼。”
  我的心突然小跳一下:“那我写给他的信呢?”
  “你以后也不用写了,反正他看不见。”
  我现在知道了,阿爷为什么会失明。过分的孤独和伤感,会使人慢慢失去视力。因为他宁可不再看见什么,所见的一切都引不起他的关注,提不起他的兴趣。
  哥告诉我,他有次去苏州游玩,找不到旅馆便到阿爷家住一宿。阿爷很爱面子,从不许别人过问他的视力,所有动作和举止,尽量装得正常。哥哥讲到此处笑起来,说阿爷在马路上被一辆三轮车撞倒,他却爬起来跟人家又鞠躬又敬礼。
  我奇怪的是,哥哥怎么笑得出来。一个即将失明的老头儿真使他感到滑稽吗?我写给阿爷的信,他总要费很多时间才读下来,甚至根本读不下来,尽管这样,他也从不请别人代读。哥哥觉得这事简直可笑透了。而听到这里我却想砸东西,砸什么都行,要不就把自己的头往墙上砸,反正得搞出什么巨响,让全家知道——我烦!
  我无聊而紧张地在家捱到第十天,又拿出我的老伎俩,偷跑,留下一封信。但哥哥在火车站逮住了我:“回去!爸妈叫你回去!”
  “别管我!”
  “你们部队来了封加急电报,你快回去看看!”
  “电报上说什么?!”
  “好像说有什么紧急任务……”
  我感到神经马上都要崩溃了。问哥哥道:“你说,怎么办?!”
  哥哥耸耸肩,表示奇怪:这样重大的事,难道能问我吗?
  全家都把部队看作彻底分开我和阿爷的最有效的东西,这点他们看对了。看见电报,我义无反顾地走了。姐姐劝我给阿爷发个电报,让他到火车站等着,好歹能见一面。我拒绝了。试想那样的见面是好受的吗?等火车开走,月台上只剩下一个老头,仍不死心地伸长颈子去望越来越远的列车,其实他能望到什么?直到车站服务员不耐烦了,撵他走……
  等我回到演出队,又加入了出操行列,机械有力地迈出左腿和右腿时,我感到探亲是一场梦。并不美、并不愉快的梦。我觉得我哪儿也没去过,从来就没离开过这里。只是当我发现出操的队列末尾不再跟着“颗勒”;班务会上,没有了孙煤;女宿舍听不见彭沙沙哇啦哇啦的废话,伙房后面,不见小周父亲吭哧吭哧地铲煤,我才感到我的确离开过,而且离开的日子决不止那么短。
  我不知该对人提起什么,这次探亲使我那样灰心。包括那个坦克手,他给我留下的好印象,最终还是被毁掉了。记得列车快到终点时,列车长找到我,让我留下部队番号和姓名,他们会送封对我有好处的表彰信。我傲慢地拒绝了。列车长很惊讶:你那慷慨表现,不就图这个吗?他拿出一张纸,劝我别犯傻,瞧,那个坦克兵就留了地址呢。按说我应该对这地址留神,而我看也不想朝纸上看。在一刹那间我明白,我根本不认识他,他是个有着另一种品德的陌生人。我一阵伤心,因为我平白无故发一回痴。下车时,我告诉列车长:“我叫解放军!”这句很上套路的话让我自然而响亮地吐出,浑身充满神圣的感觉。列车长却被我这话吓了一跳,然后古怪地笑笺,又瞧瞧周围人,像说:这人怎么啦?……我在肃然起敬和困惑不解的大眼与小眼中扬长而去。
  孙煤走到我的床前。她慌慌张张地端详我半天,才蓦地一笑。就像当初她在乱石堆里找到我时,那样慌张地打量我。她那样突然的一笑仿佛对我还活着表示意外的欣喜。她示意我不可出声。奇怪,她怎么知道我想讲话。
  “徐北方想来看你……”她凑近我耳边。“他还关在那里面,事情越搞越复杂。我……我去看过他了。”说到这里,她有些羞答答起来,在我这个不堪一击的情敌面前,她大可不必胆怯。在这种事上胆怯往往是挺丢脸的。徐北方窝囊就窝囊在这里。那次到礼堂布置舞台,高力扛着灯光架走在前面,他假装不知道身后有人,把沉重的架子在肩上一颠,徐北方便一声不吭地倒下了。那一下正砸在他脑瓜顶上,而高力却说是完全无意。人们急不可待地要看看徐北方的反击,而他从地上爬起来,仔细摸摸头上的伤,就走开了。白白挨了一闷棍,他居然一点不觉得亏得慌。这事让所有人都看透了:他是一个孬种。包括孙煤,也在那当口彻底抛弃了他。孙煤彻底与徐北方决裂,了却了人们长期以来的一件心事。否则人们总是激烈地讨论谁对孙煤最合适,甚至还有人暗地空怀希望,这一来,全解决了。那时孙煤在电影厂已被选作主角,怎么能和徐北方这个各方面都很难看到前途的人继续纠缠?他甚至连提干的可能都没有,一把岁数了,还挂着两个兜。想想那可悲的两个兜,孙煤把最后一点留恋也抛在脑后了。她偶尔从电影厂抽空回来,看看大伙。但我知道,她回来的主要目的,是想把那张详尽描绘她美丽身体的画,从徐北方手里要过来,毁掉它。但徐北方不肯,他后来对我说:“我爱那张画胜过爱她。”也就是那次,她给了我一个意想不到的大嘴巴子。
  我本来好心好意送她出门,又好心好意说了一大堆废话,劝她对高力留神,那是个靠不住的家伙。我一点也没料到她会翻脸。
  “你不要背后讲人家坏话!”
  “你真觉得他那样好?”
  “别说了,我烦。”
  “反正我不喜欢他。”
  “你不喜欢我就放心了。”她突然别有用心地冷笑一下,我顿时有点心虚。她那双美丽大眼从来没放过徐北方和我,这点马上就得到了证实:“我知道你喜欢谁。现在你称心了吧,我让给你,你还有什么可啰嗦的!”
  她把事情看得那样简单、庸俗,她认为我和徐北方就是眉来眼去调调情的浅薄东西。她的误解简直让我难受得要了命,以致我说出以下的蠢话:“……徐北方是值得爱的!”
  “哦,是吗?”
  “你不应该抛弃他!”我看见她已在全力保持从容,其实忍耐已达到极限。在她扇我大耳掴子之前,我得抓紧时间把话讲完。我嘟嘟嚷囔不知又说了些什么,反正她在那里全身发抖。我混乱不堪、语无伦次地比较着徐北方写高力的品德及其他;谴责她无非看中高力的家庭,看中高力进大学,学“导弹”。我说这年头大学又成了吃香的去处,过去没指望往那里头进的,如今可以大大体验一番这种骄傲。高力得到这份骄傲,无非有个随他想干什么都帮得上忙的老子。我口着悬河,灵感大发,讲得完全忘我了。我也顾不上看她的脸色,只想过足瘾。我这才发现自己对她有种怨愤,并且这怨愤由来已久。她的骄傲和美丽曾欺压了我那么久。
  “你有完没完?!”孙煤终于被我谴责得烦死了,大叫起来。
  我愣在那里。
  她最后瞪我一眼就走了,挺着她的优等胸脯。从这一刹那的眼神中,我估计我跟班长的交情已完蛋了。
  “你要后悔的!”我追着她说。
  她猛然转过身,在那里调整呼吸。把这样美丽的姑娘气得发疯是件痛快事呢。
  “我去爱他,你真的不后悔?”我说。
  “你说什么?”
  “我,去爱他——徐北方呀!”我用无比幸福的语调说出这句话。这下就离我挨揍不远了。
  孙煤的眼睛忽然散了神。然后就痛痛快快给了我那么一下。那是个真正的耳光,我顿时两眼发黑,军帽也歪了。我从小到大也没受过这样严重的惩罚。这下妥了,两个人都舒服了。
  真有你的,班长,当初那一下子够干脆。你那发自肺腑的一巴掌使事情好办多了:简单明了,从此谁都不用再装洋蒜。孙煤把最后一口汤喂进我嘴里,眼睛仍是躲躲闪闪。她假如还以为我对当年的事念念不忘,那就太小瞧人了。那时,我们都太看重爱情,现在想想,值吗?……尤其你最终还是上了高力那家伙的当。
 第18章 
  高力和孙煤一走,宣传队出现了一阵骚乱。尤其高力进了名牌大学,去搞那样的尖端学问,使人们都突然悟到,自己或许也有某种才能被埋没了。
  一天,董大个的老婆找到刘队长家里,说董大个并没有不安心本职工作。
  “他只不过很想上大学。”她说。
  “可他从来没对我提出过。”刘队长说。
  “是您不让他提出。”
  “我当然不让他提出。”刘队长在全队会议上宣布:谁来向他提出上大学这事,谁就别想上大学。他现在手里有两个上大学名额,是上级分派下来的。他要将这两个宝贵名额给那些安心本职工作,心里极想上大学但口头上从来不提的人。但时过多日,始终没有合适人选。董大个的老婆一走,刘队长马上断定,董大个属于那种不安心的人。
  当天夜里,那间挨近厕所、专门堆放布景的屋里闹得天翻地覆。这屋用布景隔出一个小格,放进去一张床,董大个夫妇就住在这童话般的小世界里。他们稍一用劲,便打倒了所有布景。使他们动武的原因,是跟他俩一同插队的某同学已上了大学。由此,董大个终于找到老婆变心的根源。
  “原来你爱上个大学生!”
  “我没有……”
  “你不用抵赖,我原谅你。你跟他究竟怎么回事?”
  “我没跟他……”
  “别解释啦,反正我原谅你!”
  “你冤枉人!”
  “我什么时候冤枉你了?我说了我原凉你,还不行?”
  “我什么也没干!”
  “你随便干了什么我都原谅你!”
  “可我没干!”
  “干了我也原谅你!”
  他们开始是悄悄地吵和闷声不响地打,最终惊动全院,是因为董大个把那屋的门摘下来,追着老婆,口口声声嚷着非拍扁她不可。这事闹得刘队长很沮丧,本来他以为小两口团聚是自己做了件天大的好事。团支书王掖生连夜把那扇门重装上去,费了很大劲,但摘下它却一点劲也不用费。以致徐北方想报复高力首先想到这扇门。他本来并不想报复,但不报复似乎对周围人没个交代。他可不愿成个公认的窝囊废。他在狭窄的布景丛中踱来踱去,做出密谋筹划的样子。
  他做出这样子是要给别人看的。自从他考了大学,刘队长简直对他伤心透顶。他要他答应一个最起码的条件:等有适当的人来接替他的工作,他才能走。刘队长到警卫连搜罗了四个战士,他们对美术一窍不通但真心热爱。从此徐北方身边多了四个团团转的徒弟。徒弟们个个膀大腰圆,总是憋细了嗓子叫他“徐老师”。
  他们对徐老师的失恋感到无比义愤。
  徐北方对他们说:“你们不要管这件事。这批景片要马上画出来,我顾不上别的!你们到这儿来不是帮我打架的。”
  但他们说,帮着打打也未尝不可。
  徐北方还是踱来踱去。董大个的老婆走了,那用布景隔出的小房还在,伊农常常钻进去练号,他还把这个秘密地址告诉了蔡玲。于是伊农那可恶的号音总算被蔡玲古怪的发声抵消了。徐北方就在这两种嗓音的折磨中踱来踱去。他知道这批景片赶不出来,影响了那场重要演出,刘队长决不会放他去上大学。而没有单位的介绍信,他的考试成绩再好也白搭。可高力不费吹灰之力就走了。想到这里,他又去看那扇随时可以摘下来的门板。
  徒弟们见他不再踱步,便一齐围拢上来。
  “你们猜我现在在想什么?”徐北方说。
  “你在想用门板把那家伙拍扁!”某徒弟说。
  “我什么都没想。”
  “为什幺?”
  “我什么都不愿去想。”
  “连揍他也不想吗?”
  徐北方又踱起步来。他见徒弟们都搞了些武装,宽皮带、护腕什么的,腰里还凸着,自然藏着什么精良武器。他们连高力的日常行动路线都摸得一清二楚。高力的学校离这里不远,只要徐北方一声令下,他们管叫那高级家伙永远讨不到女人喜欢。
  “怎么打,你讲一声!”
  “你放心,天黑,打完就跑!”
  “打死也不要你负责……”
  “打不死!打死才好!……”
  接着他们讨论怎样怎样埋伏。小伙子们的肌肉像什么活物一样在军装下耸动。
  徐北方停住脚,仿佛要下决心的样子。
  “算了。”他说,“不打他了。”
  他们愣了一会儿,互相看看,又往徐北方跟前挤了挤:“那你说,咱们打谁?”
  “谁也不打。”
  他们呼啦一声散开了。这可太没劲了,谁也不打,那还有什么事可干?他们立刻认定,这个“徐老师”实在够废物的。从此他们对徐北方失了敬。徐北方这下也对他们不抱希望了:除了干架,他们干不出什么好事来。
  没人能搞清楚,宣传队怎么突然有了这样一个了不起的称号:团结战斗的英雄集体。陶小童更晕头转向:她怎么会被选入“先进分子讲用大会”。
  后来知道这全是因为那次救火。
  陶小童把救火的全过程写上了黑板报,团支书又单写一篇文章,强调救火现场,陶小童如何晕倒。不知哪一天,有个好事的新闻干事偶然到这院里来,偶然又发现了这篇黑板报,他就把这篇黑板报根据自己口味大大加一番工,写成一篇十分精彩的报道。这篇报道让宣传队每个人看了都大吃一惊,因为谁也不敢相信自己曾参加过那样伟大的行动。那里面描写的崇高境界使他们很不好意思。有人暗地发问:“咱们当时干吗要去救火?”
  “失火了呗。”
  “为什么失火?”
  “烧着了一大片……”
  “为什么烧着一大片?”
  “失火呀!”
  这件事越想搞清楚就会越糊涂。稀里糊涂当个“英雄集体”有什么不好?这下大家更佩服陶小童,她可真晕在点子上了,就像在舞台上恰好赶上重拍亮相。
  陶小童现在不敢随便笑。孙煤走后,刘队长从卫生兵征兵计划里弄到八个名额,过几天,队里便出现了一群蹦来蹦去的小姑娘。她们用背包带跳绳,有时还会集体大哭。因此陶小童对她们轻易不笑,自从刘队长把八个新兵交给她管理,她就决心给她们留下一个严肃的印象。陶小童比过去更忙,她要凭自己的良好行为带动小集体。早晨吹起床哨,只要她不动,八个小女兵都躺着装死。她必须像弹簧一样离开床,迅速穿衣、叠被、把被子拍得方方正正,否则她们就很有借口磨蹭。然后是出操,哪怕累死也不能掉队,不然她身后的八个人会掉得一个不剩。每当她这样精疲力尽地躺在床上时,便会有一种心安理得的感受:她完成了辛苦的、无可指责的一天。她相当郑重地对新兵们说:“不要小看扫地这样的小事,思想改造就是从这样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但新兵们决不像她当年那样虔诚地听着,显得心不在焉,想笑又不敢笑,这很让陶小童伤心。更让她伤心的是,她们一参军就大大方方地穿着花衬衣。她们私下里对陶小童议论纷纷,因为她居然能容忍部队发的大裤衩,穿那样的大裤衩简直是野蛮。见陶小童每天都费很大劲把被子拍成方块,她们觉得很好玩。
  “为什么要这样拍?”一个大胆的问。
  “不拍怎么行?”陶小童说。
  “这样拍是干吗呢?”更多的人间。
  “要拍成方的呀。”
  新兵们你看我,我看你,就退到一边去,充满景仰地看着陶小童把柔软的棉絮渐渐弄得硬梆梆。在她们眼里,这是一种很棒的技术。于是她们也来“扑扑扑扑”地拍,劲头很大。陶小童感到自己没让她们信服。但她们总算搞清了一点,部队就是这样,一代代的兵都是这样。她们只有去规规矩矩的拍,为什么要拍,老兵陶小童已不想跟她们废话了。等她们的被子变得又方又硬时,便不再蹦跳或大哭了。
  刘队长对新补充进来的小女兵们很满意,因为她们几乎长得一模一样,既没有孙煤那样美的,也没有彭沙沙那样丑的。有了她们,这场重要演出便添了几分把握,彭沙沙不用上台了。彭沙沙自从出了那件丑事,最大进步是晓得怕丑了。过去她的最大优点是不怕丑。她现在努力避开一切人,生来头一次感到自己的形象不够美好。
  她也考虑到哪里去上大学。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就避开了这些熟悉她丑事的人们。她把这个打算悄悄告诉了刘队长,她出了那种事,难道不该得到特殊照顾吗?她认为自己最有条件占有一个上大学名额,彻底离开这里,这样也免得大家见了她就不舒服。她认为自己在大家眼皮下晃来晃去,大家已经够有忍耐力了。她去上大学,难道不是替大家解决难题吗?刘队长也承认她的打算很有道理。
  小半拉儿不知从哪里听说彭沙沙的事。他对这种事还不太懂,但他朦胧意识到,这个矮胖姑娘的身体里,已发生了某种可耻的变故。再有人说彭沙沙与小半拉儿长得像,恼怒的不再是彭沙沙,而是小半拉儿。
  刘队长一边刮脸一边想,哪个单位碰上最倒霉的事,就是上级分下来两个上大学名额。为这事他已经许多天没刮脸了。他刚劝走了彭沙沙,在这之前他还劝走了徐北方。他知道,还有更多的人需要他去劝。他恨透这两个名额了。小半拉儿替化端来热水,突然问:“你和妈什么时候再结婚?”
  “胡扯八道!”
  “不结婚了吗?”
  “胡扯!”
  “那就是要结,对吧?”
  他端着脸盆站在他面前。平常他看小半拉儿总是十分顺眼,一到发脾气,就发现他果真特别的矮。当他看见小半拉儿奋力举着那盆水,想努力达到使父亲得心应手的高度,他的心软下来,气马上消了。当他又看见小半拉儿的毛衣袖子拖拉着一堆乱七八糟的线头时,几乎想抱起他来大哭了。他匆匆抹掉脸上的肥皂,迎接首长去了。首长要来参观他们为那场重要演出排练的新节目。
  刘队长要严肃地跟首长谈一谈,是否能将那两个大学名额收回去。但首长没来,演出也延期了,因为“讲用会”出了件大案子。
  “讲用会”的代表已陆续报到,突然来了几名警察,把会场包围了。十分钟后,警察逮走了一名“代表”。包括陶小童在内的全体代表都傻了,亲眼见警察不客气地把那“代表”塞进吉普车。后来才知道,那个“代表”实在胡闹,有天跑到火车道上,费死劲把钢轨锯了个豁子。然后自己在地上又翻又打,拿石头敲自己脑袋,还掐自己脖子。弄到皮开肉绽总算来了火车。一车人性命让他救下了,他被浩浩荡荡的人群抬进医院。抢救了个把礼拜,这家伙还不想醒,没完没了在病房里嚷:“停——车!抓……坏人!……”医生想,这人脑瓜虽然血嗤呼啦,有点可怕,但里面并没有伤啊,怎么会这么多天神志不清?但报纸已出来了,人家是“刘英俊式的英雄”,“英雄”是不能瞎怀疑的。出院时,这家伙神气了:部队也不让他复员了,未婚妻也有了,是个漂亮的小护士。不过公安局始终在侦察那个逃掉的“坏人”。他们确实看见现场有两个人的脚印。但仔细推敲:怎么塑料鞋脚印全是左脚;解放鞋的全是右脚呢?原来他一只脚穿一种鞋。用他们的行话叫“单人作案”。完了,这家伙刚赶上一天大会的好伙食,就上某个地方吃素去了。
  陶小童跟团支书说,万万没想到“先进分子”里混着这种人,把好好的一个“讲用会”给搅了。
  团支书是公认的各类“先进分子”,每回参加种种‘代表会”“讲用会”,他就被大家不假思索地推选了去。这次他费了许多口舌,才说服众人,把这分光荣让给了陶小童。
  关于他梦里喊陶小童这事,他一直想找个机会向她道歉。可事到临头,他又觉得这话说不出口。就像此刻,他站在她面前,姿态别别扭扭,心里窝窝囊囊。他始终认为梦里喊一个女子是件很不像话的事,无论如何要道歉。但他一张口就进入了这种胆战心惊的必然状态。正中午,院里一个人也没有。他在擦枪,过两天全队要参加一场大规模军事演习。她正巧路过,他就喊住了她。
  “你知道吗?是我不同意。”他说。
  “不同意什么?”她奇怪地问。
  “是我不同意你作为党员发展对象。”他停顿一下又说:“我不同意你,你有意见吗?”
  “没有。我知道。”
  “你知道我不同意你吗?”
  “不,我知道我还不行……”
  “对对对,”团支书热烈地打断她:“你进步很大,不过你还是跟别人不一样。”
  “还不一样?”
  “对,你总有自己的一套。”
  “自己的一套?”
  “因为你有自己的一套,所以你看不出自己跟别人不一样。所以我不同意。”
  她一个劲点头。这种时候不要多想,更不要多说。任何辩解都是蠢话。
  接下去他却不知该说什么,搓着一双污黑油腻的手。他想起刚才喊她时要讲的不是这番话,是别的什么。但他忘掉那些迫切要讲的话了。最近,他越来越多地出现这种手足无措的局面。他跟徐北方同屋,为了不妨碍他,他尽量不回屋里去。而徐北方仍旧嫌他妨碍,也从来不在屋里待,把颜料搬到布景仓库。他宁可挨近厕所也不愿挨近他。这就使得俩人过得很紧张,总要探明对方不在屋里,才肯回去。他想不通这是怎么了,跟这群熟人在一起竟会渐渐陌生。他感到这群人也越来越不需要他,除非下水道堵塞或垃圾成灾。他方方的后脑勺出现在人群里显得不很协调。他过分严肃,认真到了蠢头蠢脑的地步。他的朴实和正直把别人的生活也搞得缺乏情趣。他的信条强加在别人身上,就显得又生硬又残酷。与他的老实相比,大家宁可要高力的滑头,即便随时上他一个小当,也挺舒服。
  老实说,他喜欢陶小童。所以喜欢她,是因为她跟他是完全不同的人。目前这念头是越来越明确了,念头越明确,他便越慌张。是向她表示爱情呢,还是给她做思想工作,他始终犹豫不决,因为要同时做这两件事是决不可能的。有时他想挨近她,或做一个表示亲昵的动作,但他总拿不定主意。因为做思想工作就得使俩人保持一定距离。所以,挨近她,还是保持距离,又成为他和她单独相处时的难题。
  接下去他头脑一热,做了件值得终生懊悔的事。实际上,从这事发生后,陶小童就再也不来理睬他了。
  陶小童被团支书那一番热情吓坏了。她万万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她匆匆忙忙,四处寻找徐北方,希望她那颗受了惊吓的心能在他那儿得到安慰。她这时的感觉像一个受了人欺负,或遭了天大委屈的小女孩。
  听说宣传队要随大部队出发,去搞一场各部门配合的军事演习,徐北方的肝就出了毛病。他在化验单上小动了一笔,把某项数据的“1”改成了“4”,便得逞了,住进了卫生所的观察室。他把颜料和画架统统背来,三顿饭由护士伺候着吃。要不是每天往他体内注射一些他压根不需要的药液,他真想在这里混到老。他无论如何要躲掉这场长达二十天的军事演习,不然就会错过大学的录取通知。他相信刘队长最终总会放他走的。他白天蒙头大睡,夜里杷一日三顿的药片统统扔进抽水马桶,然后通宵达旦地画画。因为他被怀疑有肝病,这病室原有的三个病人在一天之内全出了院。
  卫生所的观察室是针对徐北方这类有病,但查不出确凿病状的人所设。因此所有住进来的人都似病非病,有的活蹦乱跳,有的莫名其妙就死了。观察室没有健全的各项制度,所以宣传队不断有人来看望徐北方。但所有人来,他都不搭理,被子严严实实蒙住头。有人担心他闷死,刚一撩被子,他立刻用发红的眼睛喷出一句脏话,吓得谁也不敢招惹他了。大家公认他病得很重,其实他比伊农舒服得多。伊农为了躲避演习,竟一连好几次直挺挺地往后栽。伊农最怕演习中各种各样的号谱,他从来就背不清楚。
  伊农隔着被子向徐北方倾诉他的满腔怨忿。刘队长竟把两个大学名额之一给了彭沙沙!当时全队都像挨了一闷棍似的呆了。然后,一群人跳起来,缠住队长:彭沙沙怎么啦,她比我有文化?既然大家都没文化,凭什么让她去?……伊农在病房里对蒙着被子的徐北方气急败坏地嚷:他当年考南开大学,那些考题拿到现在,连中央委员都得考趴下!
  刘队长一再向大家作解释:彭沙沙出了事,处境不好。女兵们急了说:出了那种事倒捞到福气了?咱们都出事去!彭沙沙喜气洋洋地站在一边,看着大伙闹,好像队长遭此大难跟她毫不相干,她的确认为自己捞着了福气。事情的结果是刘队长被大伙闹得犯了高血压。
  徐北方对什么都无动于衷。只管蒙紧被子,想减轻一点人们对他的烦扰。他病房的门开着,谁进来都不反对。晚上,他正想起来活动活动躺累的筋骨,只听一个静悄悄的脚步走进来。
  陶小童站在床前,一声不响。
  徐北方十分纳闷:今天来的这位怎么如此之静,既不东拉西扯,也不强行撩被子,那样专注地在看什么?看得他隔着被子都发臊了。
  陶小童轻轻搬过一只凳子,在他身边坐下了。她没喊他,也不知该干什么,只是痴痴地守着他。她心里正生出一种很不妙的东西,就是那种温柔的东西。他一动不动,头捂得很严实,手和脚却露在外面。他修长的、一看便知是异常灵巧的手,十分微弱地一屈一伸,像用这个动作告诉别人,他没死。
  不知过了多久。天暗下来了。
  陶小童发现那只手企图往被子里缩,她一下捉住了它。它慌乱了,或是受了感动,因为它明明感到对手的纤弱与温存。两只手握在一起,都有些忸怩和腼腆。
  “是我呀。”过了一会儿,她说。
  他的手紧攥了她几下,仿佛说:知道就是你。
  “让我看看你,好吗?”
  他一点也不想让她看见自己,因为他是一副糟透了的样子。
  她撩开被子,吓了一大跳:这个人她哪里认识?胡子头发连成一片,他躺着,它们却站着。清癯的面目,这下什么也看不清了,只见枕头上毛烘烘的一团。只差一匹瘦马,他就成了那个忧郁骑士唐·吉诃德。
  他皱皱眉:“我这里是不是怪恶心的!”
  陶小童勉强笑了一下。他这样子当然要败给高力。因为他不愿打高力,他的四个徒弟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他。即便孙煤没跟他吹,见他现在的样儿,也得掉头就跑。但他苍白的脸上有一双无比智慧又高度天真的黑眼睛,仅这点就很值得陶小童动心。她是惟一能看懂这双眼睛的人。她忽然觉得,再这样手拉手就不合适了。假如不是团支书的突然袭击,她决不会这样冒失地来找他。
  “我走了?……”她站起来。
  他却说:“还记得我抱你吗?那天晚上你说了那么多傻话。”
  沉默了好大一会儿,似乎都意识到这沉默有问题。一种大难临头的预兆使俩人一动不动,尽量屏住呼吸。
  “我走了……”她又说。
  “你知道吗?听了你那些傻话,我好几夜都没睡着,又难受又舒服。”
  “你反正不把那些话作数……”
  “有时我冒出一个念头:真像你说的那样,没谁也不错。”
  “我说的哪样?”
  “让我来重复太无耻了。”
  “没关系。”
  “你当时说,你喜欢我,爱我,还问我怎么办。”
  她又沉默了,而心脏比一个打铁铺子还吵闹。
  她说:“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我当初就问过你呀。”
  他大吸一口气:“假如你现在看着我还顺眼,就爱吧。”
  她又一次说:“我真的要走了,不早了……”
  他显得狂躁了,忽然又把被子蒙紧,手露在外面。“你走之前,再握一下我的手。劳驾啦。”她刚伸过手,那只手就扑上来。过了一会儿,她的手被带到一张灼热的嘴边。她有点想挣脱,但又被这从未遇见过的奇境所吸引。突然,他像挣扎一样爬起,冲动地站在她面前。
  下面需要一个勇敢的举动,就有了一切。
  “你,抱抱我!”她终于把多年闷在心里的愿望喊出来。
  他抱住了她。开始有些迟疑,很快就坦然了。“我的天!”他说。
  他们像一对纯情的傻孩子,毫无想法赶紧紧拥抱着。半天半天,俩人才适应这个突兀的飞跃,才意识到他们拥抱的姿势有点笨拙,有点可笑,下一步该干什么?总不能永远这样抱下去。
  于是陶小童得到生平第一个代表爱情的吻。正式的、深深的、真正的吻。他灼热的嘴唇长久紧压着她的嘴唇。这一吻让她感到活着实在不冤枉……
  这一夜,徐北方没拿画笔。他躺在那里,反来复去咀嚼“爱情”这两个字。他感觉到,一次真正的爱情到来了。这是一次货真价实的爱情。他激动的同时,又十分后悔:这事该早些发生。其实它发生得很早,极早,或许在那张干干净净的小女兵的脸初次出现,他心里就萌生了不一般的感情。他想自己恐怕是个蠢蛋,多次把那感情的苗头掐断。而每掐断一次,他又无限惆怅,感到自己错过了一个懂得爱、也懂得自己的女孩子。同时他也想到孙煤,想她的美丽,想她璀璨的笑。但除了她的美,好像没有什么再值得他想了。他只惋惜美丽的姑娘往往属于高力那种混账。他不想收拾高力,并不是胆小,而认为那样做没必要,无聊。他不屑于跟这小子争夺什么,包括孙煤。
  这一来,倒各得其所了。他早就怀疑自己爱的其实是陶小童。当她细细的身体安静地依在他怀里时,他的身心似乎经过一番洗涤。当时他想:我他妈纯洁得像从来没爱过谁,没吻过谁一样。
  这一夜发生了什么?他的爱情忽然有了着落。天亮起来时,他简直对那个有着一张干净脸蛋的姑娘着了迷。
 第19章 
  我在这白色的硬壳里实在待腻了。
  一大堆白绷带缠住我剃光头发的脑瓜,全身雪白,我能够想象形状有多奇怪。进进出出的人都一声不响,撤下这只瓶子、换上那只瓶子,我的循环和我的排泄,全交给这些瓶子了。没人在意我的苦闷。我真想说:别这样对我呀。
  我浑身多处骨折,他们把我弄成这副样子也是没办法。他们不是成心要我变得难看。
  我有过好看的时候,就在不久前。我首先发现我的手变了,修长笔直,长得老成起来,去掉了那些可笑的小窝窝。我还知道自己的脸不再苍白,而是粉红。军装下,两条胳膊不知什么时候变粗变圆。胸前也鼓鼓的,被一对蛮像样的乳房撑起。有次洗澡我吃惊极了,想不起这些关键性变化从何时开始的。这些变化证明我到了人生中最要命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少女会做些不可告人的梦。有次梦醒,我发现自己缩成一团,双手紧护在要害部位上。这个阶段的少女,好歹都是漂亮的,似乎为某种目的变得漂亮。整齐统一的军装,并没有掩去青春期神妙的变化。
  这些必然的变化有时却使我烦躁。我尽量缩着肩,尤其站在团支书面前时,我甚至像七老八十一样驼着背,尽量不要显出某种轮廓。在他做思想工作时,我拿出这种形态很合适。我还把两只手插在军装兜里,装做随随便便的样子,其实我是有意将衣服拉得远离身体,这样就什么轮廓也显不出来了。但他还是看我,这次不知怎么了,他一反常规地总朝我看。过去他跟任何人谈话,尤其是我,他都是决不看对方的脸,看天看地或者东张西望。像南墨西哥的印第安土著①。而他这次却不断地盯着我看。然后他坦然地告诉我,有人不同意我作为党员发展对象,这人就是他。
  ①墨西哥南都的印第安人,相互间谈话从不看对方的脸,而要四面八方地乱看。假如注视对方的脸,就被认为是极不友善的态度。
  事情到这里还没有出现太多的不正常。但接下去情况就不妙了。
  “你提了干,”团支书喜气洋洋地对我说:“你还不知道吧?”
  我没有笑,对任何好消息做出大喜过望的样子是很蠢的。和我同时提干的还有徐北方、蔡玲等人。提干是好事,意味着穿皮鞋、戴手表、谈对象、穿的确良衬衫,团支书就有件天蓝色的的确良衬杉,他很少穿,每穿一次脸就更加严肃。他突然转过方方的面孔:“我想和你说个事。”
  他沉重的声调吓了我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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