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到屋里说吧。”他走进身后的库房，一杆杆擦过的枪排在那里，使这乱七八糟的库房陡然森严起来。
他说：“这事我早就想好了，恐怕前几年就想了好多遍，跟你说吧，我想跟你好。”
我脑袋一晕，像遭了人暗算，差点栽倒。他赶紧搬开那个装步枪的木箱，又抹了抹上面的灰尘，打算让我舒舒服服坐下。他用力时，脖子和脸涨得一样粗。
“嘻……你劲真大！”我希望他刚才是说错了话。
“我能扛二百斤哩！在家的时候。”他炫耀地说。一扬眉，像在博取村里相好姑娘的欢心。要在乡下，他肯定是个挺难得的姑爷。
“你咋想？……”隔一会儿他问。
“什么呀？”
“我刚才跟你说的事呀！”
“怎么可能？……”我小声嘀咕。
“你一提干，咱俩不就合条件了？这些年我一直就等着你。”
他又嘟嘟囔囔说了好多话，我一句也听不进去。我无法摆脱油然而生的反感。而他偏偏不顾一切在那里倾诉，一个劲嘟嘟囔囔。我毫无反映，他也不在乎。我偶尔抬起眼睛，看到他脸红了，头一次像个未成年的男孩子一样显得可笑。就在我的目光与他目光相接的瞬间，他忽然跨上一步，一把抓住我的双手。
我忍了又忍，才没喊出来。
“反正我早就下了决心，除了你，我这辈子不跟别的女人结婚！”
他这土头土脑的誓言简直要了我的命。我不知怎么缩回手，从那库房走出来。一出门，我便撒开腿跑。
当时，我只是一心要找徐北方。只有找到他，我才会安全；我这个人才有着落；我的感情才有归宿。我顾不上他的自由散漫、落拓不羁、和有着一大堆公认的缺点，我只想快快投入他的怀抱。
团支书怎么可能爱我这样的人呢？我在他眼里有那么多毛病，简直够克服一辈子的。他紧紧握着我的手说：“我给你写过九封信。你想看，我这就给你拿去……”
我连忙说：“不不不，我不看！”
他也连忙说：“我也觉得不给你看的好。那都是啥呀，我又不会写……”他自卑极了，干巴巴地笑起来。
我抽不回手。因为我不能硬抽，那样对他打击太大。他毕竟是个好人，我不能伤他太狠。
“你的家庭是那样的家庭，你自己又挺那个。我寻思我配不上你。”
我纳闷极了，怎么会是你配不上我呢？明明是你总看我不顺眼，你亲口告诉我，不同意我入党。我已经用了吃奶的劲，可你还是说我跟别人不同，总有那么点不同。我简直对自己失去信心了。可你，怎么会爱我这种人，你别是神经出了毛病吧？不管怎样，我不能容忍他那样长时间地抓住我的手。他一向严肃正派的面孔做出含情脉脉的样子真让我哭笑不得。他在这方面缺乏经验，又拼命装着老练；他缺乏爱情词汇，又不顾一切地在那里乱用一气，这真让我为他难过。
我甚至想找到徐北方就痛痛快快哭它一场。这事怎么闹成了这样？我和团支书到底谁讽刺了谁，谁亵渎了谁？我前前后后地胡思乱想，想搞清事情如何闹到这地步。
我知道团支书讲的全是真心话。他越是真心就越让我害怕。我完全糊涂了：曾经很值得批判的家庭如今令他敬畏起来，写那些绵绵情意的诗也不再是毛病，好像还挺让他羡慕。观念整个颠倒，就像拿大顶的人所看见的世界。反过来再想想他，他那些被大家赞誉的优点，拿到此刻非但说服不了我，反而引起一阵极大的不舒服。似乎公共的标准与个人的欣赏根本是两回事。这个人身上一切优良的东西，一点也不能激起我的爱恋，他的质朴勤劳也使我毫不动心。想到这里，我认为自己够可恶的。
他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的平淡无奇。他像所有英雄人物在没有成为英雄人物之前一样平淡无奇。我相信，所有人都因为他的平淡无奇而对他尊重。平淡无奇是他的惟一特征，这一特征使他区别于所有人。
他相当诚实地对我说：“是我配不上你。不过我往后会猛学文化。”
或许，正因为你配不上我的种种原因，我配不上你。我想对他说，感情是个古怪的东西，它无所谓是非，不计较优点和缺点，它要怎样就怎样。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劳驾了，放开我。你不知道，你这样做有多糟，你毁了你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你是个好人，但千万别把我往这种事上扯。总之，我挣脱了他。
我挣脱了他，起初还能镇定地走，很快就飞跑起来。像落荒而逃，像被人劫了道，像蒙受了奇耻大辱。
等我醒来后，孙煤告诉我，彭沙沙来看过我。但也像所有来看我的人一样，被挡在门外了。她因祸得福，上了大学。离开宣传队那天，人们愤怒而沉默送她上了车。那是辆漂亮的大轿车，前面有“XX大学”几个大字。伊农结结巴巴地对许多人说：他真想上去把她揍一顿。但后来她退学了，因为她笨到了老师无法忍受的地步。现在她在通信站当电话兵，又恢复了往日的活蹦乱跳。
看来耻辱也不见得会使人变得那么糟糕。孙煤的裸体画被发现，以及高力为此大动肝火，扬言要把徐北方搞臭，那时真有点天翻地覆的味道。孙煤差点去死，羞得无地自容，但不知怎么就想开了，没去死，依旧美丽迷人地活了下来。
但孙煤变了。她的美也变成了另一种美。究竟哪里变了，是什么促使她发生了这种表面一无所动、而实质却彻底更换的变化呢？这点还有待我慢慢究底。只要我真像医生们说的那样，一时死不了，我会搞清的。不过谁见过不撒谎的医生？
高力作为那样一个美术爱好家和艺术同情者，竟对裸体画有恁大仇恨，我至今也没有想通。高力用这事差点置徐北方于死地。
当我证实了徐北方爱我，我是真的幸福了一阵。但那种头晕脑热的感觉似乎一眨眼工夫就过去了。我无暇沉浸在爱情里，我有八个新兵需要照看和管理。管她们可不是件容易事。她们听说要去演习简直开心得要死，好像是集体郊游或度夏令营。我从她们的背包里搜出一堆花衬衫和各种各样的零食，有个女兵甚至把松软的大枕头也捆进去了。难怪她们的背包大得不可思议。
“可是……没有枕头怎么办？”她挺有理地质问我。
我请她参观了我的所谓“枕头”，不过是一块包袱布裹了一套换洗军装，再加些内衣。她们过来用手摸摸，都说真硬真硬。她们还说，睡这样的“枕头”肯定不舒服的，我说，你们废话。接着我让她们跟我学，把头脑里有关舒服的概念变一变：当兵的，一切不舒服就是他的舒服。
“我明白了，就是自讨苦吃！”
啊呀，她们总算明白了。
第二天出发的时候，我被任命为新兵班的班长。她们很给我争面子，演习过程，只有一个人公开哭过，但除了哭倒没出更大的洋相。
演习把每个人折腾得疲劳不堪。那是山区，宣传队分成好几个鼓动组，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满山遍野地跑，一刻不停。八个新兵一步也不敢落后，因为我会拿眼睛瞪她。谁要在那里磨磨蹭蹭，我就会放开嗓门对她吼。我的嗓门是大有潜力的，只要我一吼，新兵们眼都不眨，显出害怕的样子。我觉得被人怕着是件蛮过瘾的事。只要她们对我的严酷表现出服帖，我心里就一阵满足。我不理会她们的委屈、诉苦、甚至偷偷抱怨，我也像孙煤当年那样，对她们说：行了，你们少给我来这一套。
说真话，那一阵我对自己的形象很满意。越是有人怕我，我越做出令人害怕的样子。有人害怕你，那滋味很妙。
演习快要接近尾声时，通信站的人送来一封电报给我，是父亲打的。我不敢去拆那封电报，因为我料到阿爷出事了。电报打到成都，送到此地已耽搁数天。
我把电报推到刘队长面前。那上面写着“阿爷病重住院盼归”。看见这个“盼”字，我心剧烈地痛起来。这个“盼”字一下就让我想到阿爷那双快瞎的眼。
上次探亲回来，接到姐姐一封信。她说她还是给阿爷发了电报，让他到车站见我一面。但阿爷究竟去没去车站，她就不晓得了。车在苏州站停了十分钟，阿爷或许挨着每个窗口找过我，但没等他把所有车窗寻遍，车就开了。情况只能是这样。我不愿去想象阿爷当时的神情，何况我无法想象他快失明的眼神是什么样。当时他无疑是失望而伤心的，一旦我想到他因此而伤心，马上就去想母亲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他又不是你亲阿爷。”想到这点，我心里就好受多了。
“是要回去吗？”队长问我。
我犹豫一下，说，“是的。”
“怎么从来没听说过你有个祖父呢？”
“他并不是我祖父。”
“那是什么人？”
“是阿爷。”
“阿爷是什么人？”
“……是祖父。”我马上又觉得不对头，改口说：“不是亲的，一点血缘关系也没有。”我想，幸亏没在各种表格里把阿爷填进去。
“你怎么哭了？”
是啊，我什么时候让眼泪流了出来？其实我半点都不想哭。不，也许我很想哭。我难受极了，但我对一切难受都能习惯了。
刘队长使劲盯着那封电报。他也许认为我也是想用这法子骗一次探亲假，这种电报他见得太多了，永远也弄不清它的真与假。有人在这方面老谋深算，常在关键时刻叫家里来封电报，但他们不图探亲假，而装出一副痛苦脸，让人们看看他是怎样置个人不幸于不顾，全身心投入工作的。这种人人都能识破的撒谎竟照样获得好评或荣誉。我弄不懂这是怎么了，似乎人们很甘心上他们当。搞不好刘队长也认为我在搞那种鬼名堂。
第二天刘队长叫我赶紧开路，说正好有车回成都。他考虑一夜，认为还是放我回去。一听说我要走，我身后八个人的小队伍顿时稀松了。她们明显地表示欢欣鼓舞：我这一走，她们就要过好日子了。我用平静的语调回答刘队长，我也考虑一夜，决定不走了。
“我一走，她们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刘队长说。
“我的职责呀。”
“哦……”
“她们怎么能没人管呢？”
“放心吧你，”队长笑着拍着我的肩，“她们没关系，又不是小孩子。”说着队长就走了。我想了想，又追上他。
“不行，”我说。“万一她们出了什么事……”
“不会不会。除非谁半夜站岗，偷偷溜进农民的果园，摘人家的杏子李子。”
这天半夜，轮上两个新兵站岗。她们果真偷偷溜进农民的果园，摘了人家的杏子李子。于是我就坚决地留下来。我对刘队长一再强调，那个阿爷不是亲的，回去看他并不十分必要。我装出平淡冷静的样子，说阿爷和我没有多少亲近的关系。我这样解释，是为让领导对我有个正确认识，别把我也当成用这类事赚取荣誉的撒谎精。
事实上，我确确实实撤了谎。这事到我不能动弹的今天才敢正视它。我撒了谎，我连自己都骗。难道世上除了阿爷，我还有更亲近的人吗？难道阿爷临终，惟一盼的人不就是我吗？难道我和他彼此间没有长时间的苦苦思念吗？想到当时，我那些混账话，我那没心肝的做法，我自己都惊骇。那是我干的事吗？那样干只能是毫无感情，铁石心肠的东西。
可我记得自己是个充满情愫、悲天悯人的女孩。我把多情与懦弱看成我的第一大弱点。因此，把心肠变硬，在当时看来我是大大进了一步。反正我很成功地克服了一个弱点，我当时几乎为此洋洋得意。而如今，我觉得那不是我干的事，我不可能说那样的话，干那样的事。
如今，我想到阿爷临终前苦苦的期待，心里便会痛得难以忍受。演习结束后，回到成都，就有一封厚厚的信在等着我。父亲的信叙述了阿爷故世的全部经过。我木然地读着，一个字都不漏过，可好像总是没看懂。或许我不愿把它看懂，宁死也不愿看懂它。
我还是看懂了它。奇怪的是，我竟流不出泪来了，一面又感到此时不流泪十分不近情理。信纸有一处字迹模糊，我怀疑连硬心肠的父亲也流了泪。
阿爷是睁着眼去世的。只有那种人间欠了他偌大情分的人才会睁着眼死去。整整十天，他每从一次抢救中苏醒，总是急急惶惶地四周扭转脑袋。他已经完全看不见了，但他似乎在嗅，他很快嗅出身边没有他期待的那分气息。他从来不问守护他的人；我的小童还没有回来吗？她到底几时回来？他只是很固执、很自信地等下去，一次又一次摆脱死亡。最终他只好向命运妥协了。是姐姐伏在他耳旁说：“小童部队里很严的，不能回来看你的……”他尽最大气力点头，表示完全体谅。然后是一声极長的叹息，把生命吐向天空。
父亲在信上说，阿爷是因为失明，摔了很重的一跤，导致了中风。与他去世同时，他的历史问题解决了。大概那些专案人员又有新的活可干，便放弃了他。于是补发了他一笔可观的工资，退赔红木家具和半卡车书籍。
父亲还说，阿爷送去火葬时，全家都很吃惊，因为他缩小了许多，几乎像个小孩。我拼命想象缩小了的阿爷，那是多么古怪的样儿！阿爷本来有一副算得上高大的身板啊。
父亲在阿爷的枕头里翻出许多信，都是我五年里写的。他一封没丢。最后几封他没有拆开，因为根本看不见了。反正看不看都是属于他的，是他的宝藏。
父亲还说到阿爷的殡仪。因为他平了反，他的许多学生和同事都参加了，所以比阿爷自己估计的要热闹得多。全家合送他一只花圈，惟独替我单送了一个。这样大概称了死者的心，也让我心安理得些。就在阿爷的院子里，父亲请所有前来参加送葬的人开了一顿饭。信结束时，我仿佛听见父亲痛痛快快地舒了口气——总算完了。
我恨父亲不厌其烦地把一切都描写得那样细致，甚至带着津津有味的劲头。他写完了，发泄痛快了，再把这令人心碎的东西抛给别人。然后，他焕然一新地走向他的生活。我敢打赌，从此他会像去掉一块心病那样轻松。他再谈起阿爷时也将是轻松平淡的。他的仅有的感情都铺张到这封信里了——怎么样，还对不住那老头儿吗？而这封信的确水平高。当中文讲师的父亲教导那帮死不开窍的学生，文章要写得酣畅淋漓，其目的大概就在于把别人弄痛，痛得麻木、痛得半死。
我觉得读完这封信后，既哭不出，也就永远不会笑了。哭和笑是一对连体婴儿，扼死这个，也就断送了那个。我将会这样永远地呆傻下去。
吴太宽兴冲冲跑来，举着一张火车票。一回成都队长就叫他去买票。但他马上被我这副呆傻相吓跑了。
全体新兵一个接一个，蹑手蹑足地绕开我，然后迅速溜出门去。
我把自己锁在屋里，想着永远失去了的老阿爷。我很想用脑袋去碰墙，把自己当作杀害阿爷的凶手来惩治。一片混乱暴烈的思绪中，总有一个美妙而神秘的念头浮现出来：假如在那个世界能见到阿爷，那么我渴望死。
到了夜里，我才不那么想死了。忽然，我不可抑制地哭起来。哭得全屋震惊，纷纷救命般扑到我床前。我的哭声连隔壁蔡玲也听见了，她在门外拼命擂门：“陶小童！陶小童！……你要死啊，这样哭！”
我却想：好了好了，这下好了。哭出来就有救了。
新兵们束手无策地围着我。班长哭成这副鼻青脸肿的样子，她们又害怕又新奇。蔡玲跑进来想劝我，刚张口，自己不知触着哪个伤心处，也哭了。于是乎，所有死过老人的姑娘都开始哭，哪怕死在十分遥远的年代。哭到后来，家里一向太平的人也陪着哭，她们的老人总归也会死。似乎当兵到现在，这群女兵头一次体会别离亲人的滋味。我这时倒哭够了，为自己引起这么糟糕的气氛而惭愧．第二天我把火车票退了。没有了阿爷，我反倒一无牵挂，可以死心踏地干下去。我骄傲地看到，我变得如此坚强，如此之快就摆脱了悲哀。我的心变得很硬，那就是坚强。
徐北方一见到我就感到事情不妙。他还赖在卫生所的观察室，每夜将一把药片扔进厕所。他问我：“你怎么了？”
我没回答，目光放得很遥远。
他注视了我许久，说：“我敢打赌，你变卦了。”
我矛盾重重地笑笑。
他说：“你肯定变卦了。”
那天晚上我们说过：从此后我们彼此属于。他一眼看透了我：我的确对这誓言动摇了。
我说：“咱们出去走走，好吗？”
他心神不宁地盯着我：“你要跟我谈什么？”
“就是走走。这对你的病有好处……”
“别废话，你知道我一点病都没有。”
我们要是往那条林阴道走就好了，那是个好地方，能给人好心情。但我们偏偏走到这里，荒芜的人防工地。
他在拥抱我时，发现我的抵触。
“你在想：糊里糊涂把爱情交给这家伙不上算的。”他带着嘲意说。
“没有。”
“你还想，这人身上简直没有优点，或许说没有公认的优点。”
“没有。我没那么想。”
他轻轻摸着我的脸颊。
“让我替你说完。你想，跟这个人相爱，简直是滑坡，堕落……”他突然在我脸上狂吻起来，“我真的爱你爱得要死，你也应该爱我！我不能没有你！你可不能把我撂在半路上！”
“我没那么想，没那么想过！”
“那你，”他平静一下，“想了什么？说不定你爱上另一个人？趁我不在，有个小子钻了空子？”他装出开玩笑的样子。
我爱过谁？一个标准军人的形象，早就陈旧了。十四岁的女孩创造的神话，现在还能当真吗？我像寻觅仙踪一样，寻觅这些年，现在想想是好笑极了。我已过了自己编故事哄自己的年龄。假若那叫爱，我大可以去爱拜伦，普希金。我不再冒傻气，白费气力，到处寻找那个偶像。把爱情拴在一个偶像上，那我是傻得没救了。
“喂，我爱你。”他说。
我没有回答。这句话是该一拍即合的。但我没有合。
“我爱你！”他有点愤怒了，像老喊一个人喊不应。
我还是没有回答。拼命寻找这场爱情的伟大之处，但没找着。
“我爱你！”他真的愤怒了。猛甩开我的手，坐在一块石头上。他在喘息。
我轻轻离开了这个起伏不已的身体。
“你在哪儿？”他突然发现我不见了，声音很恐惧地喊。
我靠在不远一棵树上。我也在喘息。难就难在我想离开都无法离开他了。一种热情在我身体内蕴集。谁能告诉我，我没有法子抵挡这种诱惑。我只想他抱我，吻我，死死抱住我，不撒手。于是我走回去，他就如我期望的那样做了。我实实在在地贴紧他，感到拥有这场并不伟大，但有血有肉的爱情，也挺不错。我想，管它呢，等我有力量自拔的时候，再自拔吧……
走得太远了，我想。当我第二天又带领新兵大踏步地走在早操队伍里，想到昨晚，就感到像冒了一场险；在那个废弃空旷的工地上，只差一点，就会发生更过火的事。我的感情在黑暗中瞎闯一气，这时才看见它的破坏程度：我曾严密编织的拦网，已处处洞开。是走得太远了。
不能听任感情一味胡闹下去。我听着自己在队伍里喊着“一、二、三——四！”感情是任性的，它差点使我种种崇高追求前功尽弃。我爱那个散漫人物，真心地爱他。但顺从这爱，一切就太平常了。这爱是自然而舒服的，灵魂和肉体都显出愚蠢的贪婪相。它们需要这类舒服事来满足，在这时，它们露出极原始的生物状态。我爱他，还因为在他身上能找回多半个自己。我的那些尚未克服掉的缺陷，在这个人身上统统发展成残疾。爱他，就等于否定掉这些年的苦苦磨炼，抱自己丢弃的东西逐一找回。我走了偌长一段艰苦的路，不是为回到原先的起点。
从此，我便用残忍的法子对待自己。出操、扫地、喂猪、冲厕所，猛烈地干着这一切。在镜子里看到一个蓬头垢面眼神坚定而木然的女兵时，我不敢相信那是我。但她的确是我，我要的就是这副样子。我看到自己这副样子，心里便踏实了。我认为这是一种顽强的形象。我像一个自我囚禁的女修士，偶尔偷享了凡俗的快乐，便要用更苦的修炼来抵消它。一切令人舒服的、一切迎合人享乐欲望的，都是危险的。
我目前这副样子，却是我不曾料到的。我浑身雪白僵硬地躺在这里，思考人的天性是怎么回事。连团支书也有天性。他那样对我，不是天性是什么？军事演习结束时，宣传队演出了一场，团支书受了伤。他是从高空翻跟头下来跌伤的，因为舞台高低不平。他被人架下来，一条腿擦破，直淌血。我走过去，想用条手帕替他包一包伤口，他却生硬地把我的手推开。他看着那些血弯弯曲曲地淌，似乎在看一件挺称心的事。
不知怎么，那一刻我感到，被这样一个人爱着也不是什么坏事。
有人说团支书一直在偷着学画画，自从他搬进徐北方的屋子就开始学了。但人们问起他来，他总是很愤怒地说：这是谣言。伊农也愤怒地说：这绝对是造谣。于是大家对团支书学画画的传闻便一笑置之。徐北方听见这传闻往往是哈哈大笑。直到团支书正式拜他为师时，他反倒吓住了。
徐北方被美术学院录取后，整天发疯似的四处奔走。因为刘队长态度鲜明，假如能找着适当的人代替他，那他就走。他再也不住观察室了，四面八方乱跑，想找到那个“适当的人”。
因为徐北方不主张向高力复仇，他的四个弟子对他的处世哲学产生了大大反感，随后四个人便走得一个不剩。他无法满足刘队长这条——惟一一条合情合理的条件，因此便脱不了身。美术学院的某教师很器重他，宽限他的报到时间可以延长到开学三个月后，只要他在这三个月搞到一张单位介绍信。介绍信在当时是决定因素。但刘队长就是不肯松口，一定要他找到“适当的人”。
这时有个人便出现了。说，“我吧。”
大家定睛一看，是团支书。他庄严肃穆，充满信心，看上去一点都不像开玩笑。
他当着许多人的面，又说一遍：“我行。”他不理会徐北方那瞠目结舌的样子，接着说：“只要你这三个月好好教，我保证行。”
等他走了，徐北方叹了一口气说：“瞧着吧，他以为这是漆门板。”但当他看到团支书几年来偷偷攒下的画稿，那种轻蔑劲就没有了。
人们奇怪极了，团支书跟徐北方这种人竟形影相随起来。
来了一群记者。他们搞得我不得安生，整整一上午都在启发我：“你失去知觉前的最后一个念头是什么？不，你应该好好想想。”
镁光灯对准我这具裹在白色硬壳里的躯体猛闪。他们走来走去，选择角度，好像有什么角度能使我这副僵硬的姿态变得好看些。
孙煤叫来医生，才把他们轰走。他们白费劲，没从我嘴里套走一句话，因为现阶段还没人准许我讲话。我虚弱得随时会死，但记者们不管那些。他们还会来的，肯定。
我对“先进人物”这身分很难适应。那次“讲用会”我一上台就感到极不舒服。一刹那间，我觉得自己挺卑鄙，怎么会跑到这里来了？对着上千人胡扯八道，说自己怎样救火，怎样怎样不要命，又怎样怎样怎样地晕倒。尽管讲稿已读熟，舌头已在私下刻苦操练，但我还是不能朗朗上口。后来我胆子壮起来，讲得有声有色了。我大声地告诉人们，当时我怎样勇敢。但与此同时，我想用更大的声音对他们嚷：你们该把我轰下去，我成为先进代表是毫无道理的！
现在我想，要是我那样喊了，才是真的勇敢，远比救火本身勇敢。可我没喊，光荣地接受了掌声。我要喊了，准败大家的兴。
授奖状时，宣传队的乐队为此大奏乐曲。首长们在乐曲中一一接见代表。当一位特别年轻的陌生“首长”走上台时，有人介绍：“这位是新来的政治部副主任……”看见这个娃娃脸副主任，乐队不安分了，从乐池里往台上伸头、做鬼脸，指着年轻首长乱发议论。《大海航行靠舵手》被奏得飞快。后来又听说这位新来的副主任可了不起，本来是某首长的警卫员，后来主动要求上西藏。听说他给军区写了几项什么建议，提出几条闻名全军的口号。就为这个，飞快提拔，弹子跳棋似的一下当了副主任。他跟我握手时，我在他瞳仁里看到自己被歪曲的影子。他的眼睛很机智，又大又黑。
当晚宣传队演出发生了乱子。起初是断电，既而听见礼堂四周有众多的人声在嗡嗡。原来礼堂被几百个复员兵包围了。复员兵们戴着毛皮帽，一看便知是从西藏下来的。
“老子们想看演剧！”
“冲进去！管他娘的！”
警卫连死挡住门，半自动全横过来了。复员兵们发出可怕的长吼。警卫连长嗓子都扯破了：“这是‘先进分子大会’！”
“毬！……”有人尖声打断他，并嘻嘻哈哈冲他比划猥亵手势。
出来看热闹的代表们吓坏了，一个劲往后退。我被一个结实的背影撞了一下，那人很客气地回头道：“对不起！”我一下认出来他是谁！
“咦！唐站长！”我叫起来。难道我会忘了那个小小的洛桑兵站吗？
他腼腆地和我握手，目光很快注意到我胸前的红色“代表证”。我想一把抓下它，不知怎么，它使我在这一刹那无比尴尬。
“你别在这里，”他说，“这些人野得很……”
“唐站长，你怎么也转业了？”我问道，同时觉得这话很蠢。
“我？…革命需要嘛。”他干巴巴地笑起来，远不是过去那个挥洒自如的英俊站长了。
那边真干起来了。人群里扔出几块砖，砸在门上，碎玻璃水花一样溅开。这样一挤，就把我跟唐站长挤开了。这时我看见唐站长正往人稠的地方走，边走边大声嚷：“谁？都谁在动手？妈的，你小子！我认得你！”
我疑惑地盯着他，不知他要干什么，到底向着谁。刚才一瞬问的接触，我从他眼睛里看到一股冲天的委屈。他的皮大衣被挤掉了，顿时让人踩得稀烂。他终于挤到礼堂前的台阶上，用两手拢成喇叭喊道：“复员兵同志们！我是唐金宝！……”
一听这名字，人群忽然静了，静得好奇怪。
“咋的啦？一复员你们都成功臣啦？……”他说，“一复员，部队就欠着你们情分是不是？打人、砸东西，解放军大学校学了几年，就学会这个啦？我跟你们一样，马上要脱军装了，我怎么一点不想打谁？手痒啊？有冤有仇啊？”他越讲越激烈，“都回去！多没意思！……”
人慢慢冷静下来。
来电了。代表们又回去看演出。唐站长步下台阶，拾起那件一团败絮似的皮大衣，抖了抖：“还不走？那你们就在这儿过年吧，牲口们！”
他一摇一晃地走了。他的步态已跟藏民一模一样。
“唐站长！”我突然叫道。不知为什么，我一直站在这里。
我曾倾慕过的形象远远转过身。
我急切地说：“明天，你来看演出吧！我一定给你弄张票！明天，好吗？”
唐站长“嗨嗨”一笑说：“明天，我就上火车啦！”说着，他就站在老远的地方朝我挥挥手。
我记不得我当时是否掉了泪。但现在想起来，真想掉几滴泪。唐站长是个好人，他现在在哪里？最后留在我印象里的，是他复杂之极的微笑，过了很久我才知道，他是被另一位更年轻有为的站长代替了。这位更年轻的站长，就是有着一张娃娃脸的政治部副主任。
我盯着输液瓶。那样一滴一滴，流进我身体的液体，果真是绝对洁净的吗？我转过视线，见孙煤走进来。她见我今天精神不错，便犹犹豫豫地问：“我把我跟高力的事跟你讲讲吧？”我略一点头，她便说：“不然，我痛苦得真要疯了。我后悔当初没听你劝告……”
她真美。她真美。
第20章
团支书王掖生一辈子也没碰过这么硬的钉子：陶小童拒绝了他的爱情。她那样看着他，眼神充满惊恐，像看着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他本来觉得十拿九稳的事，一下落了空。她让他抓住了双手，差点要吓哭了。最让他受不了的是，她一出门就跑——干吗跑呢？这一跑让他灰心到了极点。
他搞不清自己怎么会喜欢上她，而且喜欢得要命。从那次看了她写的软绵绵的诗，他就老想跟她接近，越接近越好，哪怕接近她是为了数落她的缺点。于是他越想接近她，就越要想方设法在她身上找缺点。每在她身上发现一个新缺点，哪怕微不足道，他也会为之欣喜。因为这样，他就理所当然地去接近她了。那次她为一只虱子哭得不可开交，他立刻认为这是个接近她的好机会。他很凶地跟她讨论很久；长个把虱子是不是值得那样伤心，伤心是不是思想有问题等等。那次跟她接近的时间最长。那是他最严峻的一次，也是最幸福的一次。
从他表示了爱情之后，他再也不能随时随地把她找来训斥一顿了。因为从此他再也没在她身上发现便于接近她的缺点，这事真怪。她成了无可挑剔的过硬人物。军事演习中，她比任何人都干得出色，对自己比对什么都狠。每次急行军，她肩上背着不是一个，而是弄不清多少个背包。她背着一大堆背包，总是抢占最险要的地方做鼓动点。
新兵们对她奋勇当先的做法很不满。因为她干得那样漂亮，别人也得那样干。不然，就显得很差劲。
“班长，咱们为什么非要爬那么高？”一个新兵问。
“那是山头。”陶小童回答。
“是谁让我们上山头的？”
“一定要上山头。”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上别人就上！”
“是抢吗？那上面有什么？”
“上去就知道了。你们谁好意思把最艰苦的任务让给别人？！”
“没劲了……我一点劲都没了……”
“那不行！”陶小童大声说，她也一点劲都没了，但她认为没劲的时候恰恰应该猛使劲，假如说她领导这八个新兵有什么诀窍，那就是能让她们在一点劲都没有的情况下，继续使劲。她对她们说：没劲了是个好现象；你要觉得一点劲也没了就证明你必须拿出更大的劲。新兵们在这时是一致的目瞪口呆。
陶小童又说：把登上山头这样艰苦的任务让给别人，简直可耻。其实谁也不想抢那座山头，那是个对谁也没用的山头。陶小童登上去后，任她们怎样声嘶力竭地鼓动，山下也没一个人听见。
“下雨啦！”新兵们不再念鼓动词，一齐这样喊叫。反正她们喊什么都行，山下的人都不会听见。“下雨啦！下雨啦！”只有陶小童还在念鼓动词。
“下雨啦。”陶小童终于停一来，沉思地说：“我们全淋湿了。”
雨切断所有的路。一个新兵摔倒了，过一会儿所有人都摔倒过一两次。头一个摔跤的新兵已摔得不知该怎样迈步，她趴在泥地里，为难地要哭出来。她半仰着头，眼里露出哀求，细细的小辫子糊满泥浆。陶小童看着她——五年前的自己，一阵莫名其妙的恼怒。
“不许哭！”
她慌乱地抹把泪，抹了一脸泥。陶小童拉她一把，她刚站稳却又奇迹般地栽下去。
“起来！”
她手脚胡乱配合，好像完全失去了平衡机能。然后她在一眨眼工夫又摔了一跤。
“起来！”陶小童大吼。
她不再起来，因为她知道无论如何已起不来了。
“起来！”
她索性放开喉咙嚎啕。
“起来，起来！”
“呜呜呜……”
另外七个小女兵在不远处停下来，静悄悄注视事态发展。她们还没弄清该向着谁。雨下得很大。她还在哭。谁也没想到班长陶小童会来这一招——她突然在大哭不已的小女兵身旁卧下去，严厉而沉默地陪她卧着，等待她平静。“起来！”陶小童起来了，那新兵却仍哭个没完。她再次卧下去。如此反复，机械而有力地做着榜样。这结果是使陶小童的胳膊肘磨出了血。她想，出血才好，才有说服力。
终于，小女兵站起来了。没有了泪，没有了表情。所有的新兵都没了表情。班长令她们钦佩不已也令她们毛骨悚然。
所有人都巴望这雨别停下来，一停了雨，谁也甭想闲着。简直找不着一块干净的地方和一个干净的人。厕所里的泥地也松软了，人们常把厕所的泥带进卫生队的帐篷，再把卫生队的泥带进宿舍。这样，宿舍就不会沾满厕所的泥了。因此，卫生队拒绝人们去看门诊，他们的地盘给踩得一塌糊涂。天稍晴的时候，他们便要在这些帐篷里演习战地手术。他们请宣传队派人与他们合作，到附近村子里动员一些男女农民来做结扎，要是有个农民恰巧犯盲肠炎，他们就满心欢喜地把他抬来，然后再针刺麻醉，把他的肚子豁开。这个盲肠炎患者是宣传臥的人帮着抬来的，抬到一半下起雨来，便又抬回去。因为要做这个手术，卫生队已在紧张和兴奋的情绪中等待了许多天，还请了许多首长来参加。正式手术那天热闹极了，帐篷里外全挤着围观的人。那个山里人很得意，从来没出过这样大的风头。他讨好地对参观者说：“一点也不疼。”有时他皱起眉，但有位护士就会及时往他嘴里塞一块罐头菠萝。手术获得了大大的成功，这结果是使更多的农民迷上了这座帐篷。他们纷纷躺到那床上，让人把他们完好的盲肠割走。卫生队所有帐篷里塞满手术后的农民，而后勤保障部门的罐头却渐渐没了。
吃，成了大问题。这一带很穷，根本买不到肉。有次吴太宽好不容易下决心，动用了从成都带来的腊肉。他把盛腊肉的盆刚往地上一放，一群人便扑过来，与此同时，某人脚上带起一大砣泥，不偏不倚，正落在肉盆里。大家伤心了一会，但还是立刻把肉抢光了。吴太宽很吃惊，因为空掉的盆里，那砣泥依旧完好无损地存在着，肉却是一块也没了。他们精确地绕开泥而获得肉，不能不承认这技术很棒。尽管报上总是理直气壮地说：形势大好，而吴太宽知道各种食品及物品都需要他进一步挖空心思去搞。为了让大家稍稍满意，他不得不使自己品德变得更恶劣。有时甚至要做些很不像话的交易，比如用两车煤跟远郊的公社换了四分之一车花生术。他认为，自己完全是在这类交易中堕落了。看见大家狼吞虎咽地吃肉，他觉得他的优良品质就这样被他们吃掉了。
最近大家都变馋了，一谈起吃的来就激烈得很。好几次学习讨论会，都谈到吃上。起初兴奋，而后恶狠狠，最后一个个都浑身稀软了。尤其女兵们，出发前各人自备的小零食早已吃光，蔡玲在吃最后一块米花糖时，尽管蒙紧被子，那咯嘣嘣的咀嚼声还是让她们大受折磨。那一刻，她们差点把这个吃独食的人轰出屋子。有次进县城演出，人家招待了一些糖果，这些劣质糖果坚硬无比，放在嘴里，不知是牙对付它，还是它对付牙，但它们还是很快被消化掉。陶小童把自己的一份糖果分给八个新兵，在那一刻她们对班长生出无限热爱。见了糖，她们就变得十分没出息，甚至发展到半夜站岗去偷农民的李子杏子。
陶小童对偷农民果实这事深恶痛绝。“谁干的？！”她攥着几只杏核。
“我们……”
“到底几个人干的？”
“我们……”
陶小童数了数，完全灰心了。除她自己，她们全都干了。小女兵们知道，班长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并不是沉默，她马上就会想出一个措施来。等着瞧吧，她沉默的时间越长，惩罚措施就越厉害。
“从今天起，”陶小童心平气和地说，“不要两个人站岗了。”
她们顿时眉开眼笑。
“一个人站！”
“什么？”
“一个人站夜岗！这回听清楚了吧？”
她们万万没想到，为点吃的会招来这么大灾难。一个人在夜里站岗，亏她想得出来！幸好一场集体腹泻挽救了她们。
这场集体腹泻闹得吴太宽神不守舍。他搞不清到底是怪他弄来的肉不新鲜，还是怪那半瓶煤油。煤油是另一个炊事员放进去的，他只想让肉包子馅里多点油。
“你在放什么？”吴太宽嗅着气味不对，便问他。
“油啊。”他兴高采烈地回答。
“是我让你放的吗？”他真想揍他。
“当然是你让我放的。你说油可以多放点。”那个炊事员患有严重鼻窦炎。再说天黑，没电，那几只一模一样的塑料瓶是不容易搞清的。吴太宽打消了揍他的念头，但让他保密：肉不新鲜和误放煤油这两件事，一件也不能透露出去。
肉包子毕竟还是肉包子，一开笼就抢个精光。那个患鼻窦炎的炊事兵幸灾乐祸地到处问：有没有吃出特别的味道来。经他一提醒，伊农头一个发现，他打的饱嗝有股煤油味！
于是患鼻炎的炊事兵得计似的哈哈大笑。他把两件事一件不漏地透露给每个人。
一个可怕的消息很快传开，每个人都做好中毒的精神准备。只有董大个还在闷头吃，他得知这噩耗时已吃了十多个包子了。他立刻感觉天旋地转，一把揪住吴太宽。
“我不行了……”
“谁说的？”吴太宽明明感到他力大无比。
“我头重脚轻……”
“没问题！”吴太宽本来想扶他站稳，却被他一把推倒。董大个并不是诚心要跟他摔跤，可吴太宽刚站起，他又上去把他推倒。他的意图是想拉吴太宽起来，可总是事与愿违地将他一再推倒。人们大吃一惊，董大个吃了不新鲜的肉和煤油，突然成了大力士。可他口口声声说自己情况非常不妙，八成要送命。
大伙替他算了算，他共吃下十五个包子，里面含煤油大约一两。一两煤油在这个不通电的山区可是宝贝，够一户农民点一个月灯了。此时惟一一盏煤油灯灭了，因为煤油被人们吃进了肚子。有人在黑暗中建议，找根灯芯，插到董大个嗓子眼里，不就是现成的“灯”？有人说，凭董大个的头岂止是灯，简直是座灯塔！但很多人说“灯塔”这词不能瞎用，一般用在伟人身上。
经人一起哄，董大个恼羞成怒，一会儿要推倒这个，一会儿要推到那个。过一会儿，他真的不行了，大口大口呕吐起来。那呕吐的声音特别恐怖，简直像狮吼虎啸，仿佛吐出的远不止那点包子，而是把半辈子的全部饮食历史都吐了出来。那惊天动地的呕吐声最终把卫生队震动了，黑暗里，只见一群白大褂急匆匆赶来。这下他们有事干了。董大个的呕吐只是个序曲，很快，人们便接二连三往厕所跑。这一夜根本用不着站岗，因为基本上没人睡觉。
陶小童的班得到一面流动红旗，这是面红色的三角旗。她现在的全部想法，都集中在这面小旗子上。她得使它永远在她手里待下去。当她把这打算跟小女兵们谈的时候，她们一点也不理解。干吗要永远使它待在这里呢？它对谁都没有多大好处。而要死抓住它不放，就意味着必须吃更多的苦头。在她们看来，为这面毫不辉煌的小旗子，她们吃的苦已经够多了。实实在在吃那么多苦，而这面小旗所给的奖励却挺空洞。反正她们比班长陶小童想得开：谁要拿走这面旗就拿走好了。
而陶小童发誓要保住这面旗。从此她带领一班人登上山头时，人们听不见她们的鼓动词，却能看到这面旗。
刘队长看见那个迎风飞扬的小红点，问旁边的人：“那是谁？”
“陶小童。”
“爬那么高干吗？”
“甭管她。”
“她们要累死的！”
“别去管她。”那人笑道，“她们只要那面小旗。”
刘队长想，陶小童太把这玩艺当真了。一面小红旗，不过是谁想出一种形式，有时能稍微鼓点劲，调动一点积极性什么的，可她太把它当真了。他亲眼看见，陶小童是变了许多，几乎变成了另一个人。她早先那种多愁善感的色调不知什么时候褪尽，她变得坚强，执拗，有时，在她目光中，能发现一星点残酷的东西。她不再是过去那个充满小情调，带着一双爱幻想的眼睛、怯生生的女孩子，而成了一个顽强的女战士。她的顽强在于把一切个人需要和个人欲念压缩到最低限度。那封电报现在还揣在刘队长军裝口袋里。他不知道电报中的“阿爷”是否像她自己讲的那样无足轻重，但他看出，在她拿起电报的一刹那，眼睛忽然散了神。之后他又看见她泪水盈眶，费了多大的劲才没让它落下来。他佩服她的克制能力；一个女孩子能这样控制自己是少见的，他不能不佩服。同时，就在那一刻，他发现了她那一星点残酷的东西。
刘队长困惑地看着高处那面小红旗。他在想那面小旗的价值。
为了保住这面小旗，陶小童必须想出一个最可靠的办法，让部下们站夜岗时不出洋相。每轮上她的班站夜岗，总会碰上演习指挥部的参谋来查岗。她们不是忘了口令，就是语无伦次地尖叫一气。有次两个小女兵站岗，竟被查岗的参谋从炊事辎重车里找出来，她们是因为害怕躲进去的，结果睡着了。这事让陶小童丢尽了脸。
陶小童胆子也不大，尤其证实了远处那些绿色的、飘来拂去的光团就是磷火，她也把站夜岗看成天大灾难。她腕子上戴着刘队长那块夜光表，每次等到忍耐完全失去弹性再看它。可每回看它，发现它只走了可怜的一格。由此她想到，一个人活一辈子是多么漫长的事。
她回去叫新兵换岗时，满屋子姑娘都在大说梦话。那个老摔跤的小女兵还在嘟嘟囔囔地背鼓动词。她白天往往声音嘶哑，那是因为夜里扯破了喉咙。奇怪的是，她们谁也吵不醒谁。这一阵她们是累坏了。陶小童觉得她们可真是捞着了锻炼的好机会。是她使这八个小女兵在当兵不到半年就成了众人瞩目的角色。她们白天一瘸一拐，夜里乱嚷一气，这都会使她们捞到好评。累得越惨，损耗身体越厉害，就越容易引人注目，博得赏识。她从不流露心疼她们的真实感情。那样她们就会识破：班长原来是个脆弱的人。她宁可她们一致认为班长铁石心肠。
“谁呀？踩死我了！哎哟……”一个姑娘迷迷糊糊地呻吟。小小的房间里打一溜地铺，陶小童也险些绊倒。
她连忙摸到那只手按摩着。不料她却越叫越响。她就越发起劲地按摩。
“别揉啦——是脚！……”那姑娘不耐烦道。她睡横过来了，手脚团在了一块。既而她又拉长呼吸睡过去了。陶小童真的心疼她们了，决定代她们站下全夜的岗。这样也保险些，不会再出让查岗的从辎重车里揪出人来——那种丢脸的事。
等她回到岗位上，发现又下起雨来。这种雨像张冷冰冰的粘膜裹住你，让你难受，腻歪。
她忽然感到身后有声音。猛掉过头，浑身汗毛顿时立起来了：一条白色的影子一晃一晃地朝她接近。“站住！——口令！”
她感到自己的声音是从隔肢窝里挤出来的。
“我，是我！”
她听不出这个“我”是谁，“哗啦”拉开枪栓：“口令！”这时，她已闪到屋后。
“口令！——我问你口令！”
“谁他妈还记住那个！你是谁？”对方也一闪不见了，声音是从一垛烂稻草后面传出来的。
“你是谁？”她问。
可那家伙躲在草垛后面死活不出来，过一会儿，大概蹲累了，刚探一下身，陶小童又大叫：“口令！口令！”站岗有规定，不回答口令者在离哨位五米便可开枪警告。
“你别瞎弄枪好不好？”他走出来，穿一身白，像影子那样飘飘忽忽。
“别过来！口令！你不回答我就开枪！”
“你喊什么？我都淋湿了！”
陶小童觉得这声音耳熟，但怎么也想不起他是谁，仍在那里歇斯底里地大喊：“口令口令！”
男宿舍有人惊醒，相互打问：“出啥事了？这么叫法！……”
“你……不就是陶小童吗？”白影子说。
“你是谁？口令！”
“我、我、我……”
没等他报出姓名，她已知道他是谁了。几个男兵冲出来，一见伊农那狼狈样，都笑着缩回去。有人趴在窗子上说：“陶小童，你叫得人灵魂出窍！”
伊农穿着淋湿的白色衬衣衬裤，怀里抱个黑家伙：“对对对、对不起，我以为口令这玩艺不当真呢！”
陶小童为刚才的叫喊害臊，就对伊农暴躁起来：“你这人真是！你干什么去了？！”
伊农拍拍黑家伙：“我、我怕乐器箱盖不严，把号淋湿，就就就……”
他现在又结巴了。刚才口舌那么利索，难怪听不出谁来。别的结巴越急越结，他一急就好了。谁也弄不清他这结巴是真是假。陶小童越想越懊恼，怎么碰上这个活宝，害得她像胆小鬼那样尖叫。
陶小童果真一个人站岗到天亮。但她忽然发现团支书站在不远的一棵树下。他的军装是潮湿的，证明他整整陪她一夜，一直就守在她近旁。她刚才还为单独站一夜岗沾沾自喜，这一来全泄了气。她一点也不感激他，似乎她诚心诚意办一件好事，结果发现这事一点都不伟大，没意义，甚至像个大骗局。反正她满腔英雄气概这下全没了。一件挺成功的事让人弄砸了，他干吗陪着我！
团支书走到她面前。
“我不会对人家说。”
“说什么？”
“什么也不说。”
“随你便。”
“我的意思你明白吗？”
“什么？”
“我不说你不是一个人站的岗。”
俩人保持一定的距离站在那里，都显出心事重重的样子。陶小童希望他快些走开，他待在这里，不是成心要她好看吗？可团支书打心眼里想跟她多待一会。昨天夜里，他始终在黑暗中注视她，把她看了个够，尽管什么也看不清。她想到自己的妹妹，不知为什么，他会想到妹妹。有次妹妹搞来一本书，破得不成样子，她躲在灶头边烧火边看，把两个辫梢都烧秃了。他很想让陶小童知道自己的妹妹，那个渴望上学，从没读过一本像样的书的妹妹。她并不想嫁人，但像所有乡下姑娘那样早早就嫁了人；她想读书，但也像所有乡下姑娘那样决没有这福气。
陶小童发现团支书的脸这一刻变得很生动。当然，她永远不会知道，他有个令他怀念和痛心的妹妹。
“喂，你真的不相信我给你写了九封信吗？”他问道，脸色严峻起来。
陶小童赶快往后退一步。
“你还是看看吧，一共九封。”
她又后退一步。
他本来想把这些信烧掉，但没舍得烧。这肯定是他这辈子写得最棒的东西了。他还是想把这些信给她，让她去处理掉。哪怕她看一两页（冷笑也好，不屑也好），他对自己的感情也就交代过去了。
但她拒绝看这些信，猛烈地摇头，一个劲往后退。他极伤心地看到，她对他甚至是反感的，嫌弃的。他站在她跟前使她浑身别扭。少女哪怕有上百个求爱者、一万封情书，她们视这为一种荣誉。可她连这点虚荣都宁可不要。他的非分之想给她造成那么大压力，甚至像受了某种侮辱。她看他时，目光是居高临下的，那意思是：你怎么竟敢爱我？！
陶小童转过身走了。她想着这个人许许多多的优点，想着他所具有的公认的种种美德，还想到他为人们做过的许多好事。但她毫不动心。大概所有女孩子都不会动心，她们会选他当模范，推举他当先进分子，但决不会爱他。
这是件十分滑稽的事。陶小童知道这不合理，但并不想从自身做起，来改变它。
“喂，你不要对人家讲……”他说。
陶小童回过头，让他放心，她绝没有那样卑鄙。
演习结束的晚会上，团支书摔得挺惨。他扶着伤腿，呆呆地看着它流血。没人注意他，谁也没看见他的血。陶小童却注意到了。但他拒绝让她包扎，他粗暴地挡开她，脸上显出不耐烦的神情。既然不可能，姑娘，就别做这些举动吧。男子们往往受不了这种举动，他们会因此乱发痴想，自作多情，最终只会多些折磨。打人往死里打，也是一种人道。他转过身，方方的后脑勺倔犟地对着她。一回到成都，他便伤心地看到，她去找徐北方了。她宁可跟这个无耻的家伙在一起。
团支书王掖生认为徐北方无耻不是没有道理。他发现那家伙居然画了女人赤裸裸的身体时，简直吓呆了。这张画是他无意中发现的，演习前，他收拾行李，那时徐北方已住进了卫生所观察室，他就在他床下发现了它。这人无耻地竟能把一个精赤条条的女性画得那样逼真，皮肤有弹性，整个人似乎有体温。那不是一张画，简直就是个活生生的女人。当时他吓得手脚冰凉，立刻用褥子盖上它，心脏怦怦乱跳，像干了偷看女澡堂那类下流事一样心虚。他断定徐北方无耻得没救了，竟有那样的技术，把脱光衣服的女人画得异常动人．他的无耻还在于，他对女人的一切都了如指掌。起初他对这张画充满仇恨，想毁掉它，因为他弄脏了自己的眼睛和心灵。但等他稍定下神之后，再去看它，便改变了主意。不管怎么说，那个无耻家伙是花了心血的，毁了它似乎可惜。他紧紧闩上门，就让他和那张画面对面待着。他臊得满面通红，因为在这之前他从没见过赤身的女性。女性的身体原来这样美，不得不承认。它美。他一会把它盖严，一会又忍不住撩开那层褥子，如此反来复去不知折腾多少回，才敢正式地、大胆地端详它。
画面是一片明朗的色调，没给人一点猥亵、下作、偷偷摸摸的阴暗感觉。画上的女性伏在一片不见边际的沙漠上。金色的沙漠被白热的阳光照得刺目。女性就这样卧在光天化日中，搞不清她怎么到了这样一丝不挂的地步。女性姿态痛苦，光洁的皮肤下肌肉紧张地绷着，双手十指深深插进沙里，似乎刚遇到一场劫难。画面中不见太阳的轮廓，但从沙漠若干微妙的起伏显出的强烈反差，能使人感到那远在画外的太阳多么毒辣。沙漠的荒凉、干燥与女性饱含水分的身体，也形成强烈反差。整幅画给人的感觉是一场大灾难。连女性松散的头发上、一根散开的红头绳，也给人一种不幸的联想。那一线红色用得多妙，红得那样俏皮、夺目，又红得那样残忍。这幅画看的时间越长，越让人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怖。使人担心这女性会死，她的奄奄一息令人揪心。仿佛这是世界末日，她是人类最后一员，她一死，所有生命便不复存在．
看到最后，团支书被这幅画莫名其妙地震撼了。他汗流浃背，感到一种非生理的、但又异常迫切的干渴。
那个无耻之徒怎样把这一切画下来的呢？他碰也不敢去碰那画中的女性。但他真想去碰碰，因为她太真实了。他不敢碰的原因也在于她的真实。他几乎对那个无耻之徒的无耻之作大为钦佩起来。因为他画得太棒了，所以他无耻。这幅画是杰作，这就说明他极端无耻。假若他稍微有点廉耻，绝对画不出这样货真价实的杰作来。
他为陶小童遗憾：难道能去爱这样一个天分极高的无耻东西吗？
陶小童跟徐北方的几次约会都有些别扭。尤其她，总像有什么心理障碍。最后一次顶败兴，走了一半就回来了。因为人防工地出了事。他们只见围了一圈又一圈的人，地道入口被堵得水泄不通。那终于竣工的“城下城”究竟如何壮观，谁都没有亲眼见过。只是一听它的名字就一点不担忧未来的战争——“城下城”。人圈里有人往外挤、脸色充满兴奋，说是死了一对恋人。过一会儿两副担架抬出两具尸体，从头到脚蒙着布。那看守“城下城”的老爷子有天忘了锁门，让他俩钻了进去，又被糊里糊涂的老爷子锁在里面。连饿带闷，整整两个星期，等再打开门时，两人已死得不能再死了。听说他俩死得很惨，手全烂了，那是砸门抠墙弄烂的。可三重厚厚的大铁门，谁会听见他们细弱的呼救声？担架抬过时，人们很想揭开布看看他们的形象。有人说：不用看，一点也不好看，是两个上岁数的人，不是什么少男少女。这时人们又惊又喜地嚷道：好哇，原来是一对风流的老帮子！
徐北方和啕小童被这事搞得心情沮丧，很默契地，俩人便往回走。路上也很默契，他和她都不想说一句话。
军事演习结束后，大部队全撤回，宣传队留下给当地老乡再演出几场。方圆几十里，一下来了成千上万的人。许多人找不着立足之地便往后台挤。告诉他们后台不能随便进，他们就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是贫农！”幸亏天幕上的幻灯把他们吸引了，他们不再闹，一齐坐在舞台背后，看着天幕上一动不动的景色。他们认为自己比前面的人聪明：前面是看戏，而这里则是看电影。
警卫连留下一个班帮宣传队维持秩序。这时一个战士跑进来，问：“有叫蔡玲的吗？”
大家忙答：“有。”
“他父亲在外面等她……”
这下没人吭声了，都会意地交换着眼神。听说蔡玲父亲在劳改队表现出色，提前释放，但他没面子回家，在附近一个农场安身了。那农场多半安置这类爱面子的被释放者。
女兵们找了一大圈，没找着蔡玲。伊农把握十足地对那战士说：“跟我来。”他知道蔡玲躲在什么地方，正刻苦地做她的“声带操”。她拉完一千下舌头总要出一身汗，但她的老师还说她拉得不够。要想成歌唱家，就要克服这种毫无力度，一发音像一砣肉似的嗓音，而力度就得这样拼命拉。可在别人看来，那种倒霉的训练跟唱歌一点关系也没有。只有伊农理解蔡玲，支持她锲而不舍地拉下去。
在远离人群的地方，一棵槐树下，站着个微驼的黑影，他就是蔡玲的父亲。可蔡玲却死活不承认她有父亲。
伊农在装服装道具的卡车里找到蔡玲。
“我不见他！哪个认得他！”她说。
“他总是你父亲！”
“他活该！我没这个父亲……”
伊农急了，说：“我、我、我陪你去。他只想看你一眼……”
“我不去！叫他滚！”
“他、他、他毕竟……”
“狗屁！”
“你、你、你毕竟……”
“狗屁！”
她被伊农逼得步步后退，已退到车栏杆上，她向后仰着身，像要挨刀。“叫他滚！什么父亲！狗屁！”
伊农再也忍不住了，“砰”地一拳打过去，也不知打着哪儿了，蔡玲一下子蹲下身，捂着脸哭起来。哭得很压抑。伊农愣了一会，赶紧扶住她肩，一个劲说：“请原谅请原谅。”
伊农代替蔡玲来见这位不名誉的父亲。老头儿马上明白了。
“她不肯来，是吧？”
他只好点头。然后又朝他一个劲说：“对不起对不起。”他们站了一会儿。伊农说：“我要去演出了……”
“等一下！”他居然拉住他，“小玲子现在啥样儿？有这么高……这么高……很瘦？”
“不，她蛮胖。”伊农急于摆脱这张失望到顶点的脸。
“我晓得，她是解放军了，不能见我。”
伊农忽然想出个点子，对他说：“我给你搬把椅子，放在台下。她上台的时候，你就能看见了。”
伊农把这位有罪的父亲安置好，已挤得一头大汗。老头儿又拉住他：“她妈写信跟我讲，蔡玲想要个手表，你把这个给她。”
伊农把一块半新的手表交给了蔡玲。她把这块表反复看了看，然后若无其事地塞进挎包。她发现伊农正用很复杂的目光注视她。
“他走了吗？”她问。
“走了。”伊农撒了谎。似乎这样对她更好。她果然如释重负地喘了口气。
第一个节目一开始，坐在头排的老头儿就横一把竖一把地抹泪。他哭错了，因为台上根本没有蔡玲。六七年时间，他早记不得她的模样，把谁当女儿他也拿不准，反正他只顾哭。
蔡玲的节目在最后，老头儿却恰恰没看上，他还有几十里山路要走。但蔡玲却在侧幕看见了父亲。她直瞪瞪瞅了他很久，希望自己蔑视他，仇恨他，但是不行。他那副快不中用的样子用不着谁来仇恨了。
伊农被蔡玲揪到没人的地方。
“你骗我！”
伊农避开她恶狠狠的面孔，端起号吹了个悲哀嘶哑的长音。
“他没走，你骗我！”
“我没骗你，他现在真的走了……”
“你……”蔡玲突然也挥拳给了他一下。
他晃了晃，站稳后说：“我、我、我没骗你，小玲子。”
一听这个称呼，蔡玲的泪水夺眶而出。伊农迟迟疑疑地抱住了她。
第21章
我现在回想起来，徐北方和我疏远，是从我参加那次“先进分子”大会之后。那时他已拿到美术学院的录取通知，正在说服刘队长放了他，他来找我，希望“先进分子”能帮他一把，去机关上层活动活动。
我说不清当时我对他说了什么，大致意思是劝他不必那样看重上大学。有一点我明确告诉了他：像他这样死乞白赖地要去上大学实在够呛！反正我决不会那样。
我说这话不是没有根据的。刘队长手里现成就有一个名额。他找我谈，严肃地宣布，这个名额给我。
“让我上大学？”
“我反复考虑，决定给你。”
“为什么是我去呢？”
“因为就应该你去。”
“要是我不去呢？”
“为什么？”
“也许我真的不去。”
“去吧。不容易啊。人人都想去，但我只能给你。”
“为什么？”
“因为只有一个宝贵的名额。”
但我把这惟一的宝贵名额让出去了。让给了那个炊事兵，他曾在包子里放过煤油，后来又把做豆腐的石膏当淀粉烧到菜里。我一出让名额，刘队长马上就想到了他。可他没考取，这不怪我。伊农对这个白白糟踏掉的名额痛心得捶胸顿足。有人说，谁要送伊农去上大学，那就干了件功德无量的事，从此这院里会减少一半噪音。
徐北方开始做上大学的一切准备。他拿着团支书画的幻灯片对刘队长说：这样画马马虎虎能对付了。可看过那幻灯片的人都说，团支书画得真像蔡玲那块印着“韶山”的手绢。不管刘队长同不同意，徐北方反正开始打点行李了。他把许多不能带走的东西都扔到院子里烧，好像要跟这世界永诀。
我站在不远处看着他。
“我要走了。”
我不吭声。
“你没听见吗？我要走了，真的。”
我仍旧看着他。他烧了许多陈物，是不是意味着把往日所有的事一笔勾销？
“你干吗一本正经绷着脸？我说什么你没听见吗？”
“你说你要走了。”
“是啊，咱们的事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你还爱我吗？”
我竖起食指“嘘……”了一声，然后左右望望。
他便不说什么了。他把大摞日记本扯开，一页页投进火里。有时停下来，感兴趣地将某页研究一会。这些日记全没用了。他曾用那种复杂的法子记它，把英文、中文、拼音字母和数目字并用，为的是谁也甭想看懂。结果连他自己也看不懂了。各种莫名其妙的名称搞得他晕头转向。他有次对着日记本大发脾气，因为他不明白里面怎么会出现“茄子”这词，“难道我他妈记的是伙食账吗？”后来使劲回忆，才想起这是给某人编的代号。
他烧得纸灰飞了满院。我便领着八个新兵来扫。她们跟我在后面闷闷不乐地扫，像我当年一样被动、心不正焉地东一下、西一下地扫着。我严肃起来，对她们讲：“不要小看扫地这样的小事……”
徐北方拨弄着火堆，虽然逆着夕阳余辉，我仍看出他脸上出现了不怀好意的微笑。当天晚上他想约我出去谈谈，但我拒绝了。
现在想起来很纳闷，我怎么会拒绝呢？
记得他当时很失望，看了我很久。
“我想不通，你怎么会变成这样……”他说。
我说：“我真的有事。”
“我知道，你有许多重大的正经事！”然后他就急匆匆转身走了。最后一刹那，我看见他突然笑了一下，笑得怪可怕，有点像那种精神失常的人。
我就是那样对待他的。但我不能骗自己，我多么爱他！我那样彻底地令他失望，真不知为了什么！他走了。我冷峻而轻蔑地对待了他惟一的一次真爱情。我当初把自己搞成那副不可亲近的样子，把他吓跑了。我在毁了他感情的同时，也毁了我自己惟一的一次真爱情。
我就是那样下狠心割舍掉一切心爱的东西。上大学，是多么诱人的事。刘队长一对我说起，我顿时感到脑子里一片五光十色。我也许比任何人都渴望去那儿。静静的校园，肃穆的图书馆，我比任何人都适于去那里。我会是个好学生，我的素质和基础决定我将有优良的成绩。我会比任何人都更合理地使用那里的一切，珍视那里的一切。所以，它对我的诱惑比任何人都大，我这样说一点都不过分。从小我就像背口诀一样对人们说：上了小学上中学，中学毕业上大学。大学，是我印象里最顺理成章、天经地义的去处。不上大学的人都是笨蛋，糊涂虫，没出息的东西，阿爷就这样告诉我的。可我不再对阿爷的信条感兴趣，也未必正确。他死了。上大学这事，使我发现自己并不像外表上那样过硬；它戳到了我的最痛处也是最舒服处。我发现心里萌发一种遥远的渴望，在我灵魂那片旧的土壤上。
上大学，我为自己进步搭起的脚手架就全拆了。我刚适应部队，想起这个艰难困苦的适应过程，我就一阵颤栗。对我来说，“改造”似乎是个有形的东西，要想适应它的形状，必须先粉碎自己。粉碎是疼痛的，流血的。血若是自流，会更痛。所以我要珍惜。珍惜我经过艰苦磨炼、多次反复才获得的顽强自我。珍惜我新的形象。还珍惜什么呢……一切。我含糊而肯定地回答自己。比起大学，部队对我倒更必需，这是我当时的结论。
可我的高姿态却并没有让谁走运。那个炊事兵一听说惟一的名额落到他头上，简直像大难临头。他对考试做的惟一准备就是换了一套崭新的军装。虽然那些考题都容易得要死，他还是差点在考场晕过去。我的高姿态就是这结局。谁料他笨到那种可悲的地步呢？而高力却能从容自如地在那种尖端学科里混下去，尽管他对开平方都一窍不通。他神气活现的样子，似乎世界上没什么事能难住他。他趾高气扬地回到宣传队，为的是要找徐北方算账，并对众人宣布，他将揭露一件骇人听闻的流氓事件。
有人看见高力这家伙骑着摩托在街上兜风，后面带着个漂亮姑娘，但不是孙煤。高力那家伙，他的摩托车挎斗简直就是陷阱。
孙煤把她和高力的最终结局跟我谈了之后，我就想，总有一天，谁去把那家伙的摩托车砸个稀巴烂。等着瞧，这事早晚有人干。
孙煤的悲剧不仅是她一个人的悲剧，这悲剧的普遍意义在于，所有的漂亮姑娘都会心甘情愿地、一令接一个坐进高力的摩托车。这悲剧在于，屈从权贵是人性的致命弱点。“就这样，他一句话，我们就吹了。”
孙煤讲完，一仰头，让一头浓发从军帽里倾下来。又像骄傲，又像绝望。她长时间地保持那个姿态，似乎想找一种超凡脱俗的感觉。“吹了，就那么回事。”
她替我做完一切治疗后，又对我说：“我现在想起来，高力为那张裸体画闹得天翻地覆，不过是想甩掉我。他总得有个借口吧。其实他自己怎样？我不去说他了。他对我干的那些事我讲不出口，我跟谁说去！我自讨苦吃，活该！”沉默一会儿，她一双俊俏无比的大眼睛诚实地凝视我：“我跟你说，徐北方除了画我，别的什么也没干，真的。你信吗？”
我应该信。我爱他，因此我信。
“你和他很相配，我不胡说。他早就爱你，很早很早，这点瞒不住我。”她这时已托着治疗盘走到门口。难道我这副样子还在乎什么爱不爱吗？也许哪一天，她来例行治疗程序时，发现我已死了。那时还存在什么爱不爱的问题吗？那就全解决了。
想到我猝不及防、恶作剧式的死，我觉得很开心。
记者们决不放过我。因为我勉强能讲几句话。“你失去知觉前的最后一个念头是什么？”老问题。啊呀，我烦！我告诉你们，我最后一个念头没别的，就是后悔。他们一听，又重新开导我。“你失去知觉前的最后一个念头是什么？”我仍说是后悔。他们再重新开导。假如死神放过我，这群人会夺去我的生命。他们跟我纠缠不休，医生不得不再次轰他们出去。但他们的文章还是按他们的愿望写了。
……她的亲属病危，她拒绝了探亲假；把上大学的机会让给了同志；她刻苦改造世界观，每天做大量好人好事，比如扫地，喂猪，冲刷厕所；救火中往火势最猛的地方扑，结果受伤晕倒；抗震救灾中，她不畏塌方，抢救国家财产；在她被抢救醒来后的第一句话是：“不要管我，快去救别的同志！……”
在千千万万个读者中，我就成了这样一个形象，一个教条的形象，一个公式化的形象。我是个没了个性，浑身闪着理想之光，一分钟也闲不住，只想着献身献身，不顾一切去送命的人。一个忙忙碌碌、头脑简单的东西。
我对着报上这个据说是我的人纳闷起来。老实说，我不认识她。我好像突然一下知道我不是我自己，而是一个叫陶小童的陌生人。我根本不了解这个陌生人，也不高兴去了解她。我对着她那些可望不可即的优秀品质、壮烈行为目瞪口呆。
我是从得知团支书牺牲那一刻开始后悔的。是我葬送了他。不然他会很好地活下去。他会实现自己的愿望，读很多书，猛学文化，把画也画到一定水平。他有种种实际或不大实际的打算，统统都被我葬送了。他是为我死的，而我是为了什么，我却搞不太清。
我恨自己啊。应该有人把我逮起来，而不是对我一个劲鼓吹。我葬送了那么好一个正直的人。
能证实团支书正直的事太多了。当高力冲进徐北方寝室搜查那张画时，徐北方跟他干起架来。团支书在楼下听说此事，百米冲刺般回到房里。他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会，看看应该帮谁。这时高力已明显地占了上风，他已将画翻出来，正满腔妒火地朝徐北方扑去。团支书一下子冲上去，拿出他庄稼汉地道的摔跤本领，使高力猛栽下去。他按住高力，对徐北方叫道：“快！快把画撕掉！然后烧了它！到时候你什么也别承认！”
但徐北方没照他说的去做，以致招来更大的灾祸。高力吃了亏，一面回头威胁道：“等着吧！”一面气急败坏地跨上摩托车。
高力再回来就不是一个人。他身后跟来了一个工作组，专门来调查宣传队的“作风糜烂”问题。在这期间，恰巧发生了一件似乎和这事有牵连的事：大雨季，有人发现桃园后的小屋往外飘书页子，这才知道里面的书和各种石膏裸体被窃一空。一只大卫的石膏鼻子被雨水泡得老大老大，很吓人。新调来的那个年轻的副主任对此事很重视。他说：黄色书籍和裸体像被偷光，可见有些人的灵魂肮脏到什么地步，精神空虚到什么地步。
于是一支工作组开始四面八方乱跑，终于被高力领到宣传队来了。大家发现工作组长十分面熟，仔细一看，原来是早先那个教导员。他們一到，马上动员人们起来揭发徐北方。
“听说画得真人一样？”他们问。
“啥都画出来啦？”他们打听。
刘队长说他从来没见过这幅画。有人说打架那天他见过但没看清楚，因为团支书进去打的时候就把门闩上了。团支书说他并不知道那俩人为什么动武，他只是帮了弱者一把。徐北方则一口咬定他没画过什么下流画，于是教导员天天守着他开导，启发，申明“坦白从宽”的政策。
工作组其他人分别与个人接触。这种法子很生效，许多人都大开思路，纷纷回忆说：似乎是有本什么混账书，鬼头鬼脑在队里流传了好几年。
一天，大家被集中到排练厅。“现在开会！”教导员似乎对这伙人根本不认识，板脸宣布道。人们静得出奇，头一次开会这么乖。
“同志们！有个同志自觉把这本坏书送到我们这里。”教导员举起那本脏得一塌糊涂的书。这哪是书，是个可怕的脏东西。书的边角不再是整齐的，缺牙豁齿，像是有人边看它边啃它。
“这本书是黄书，内容下流，我们都看过了。”教导员说。“刘平同志！”他突然直呼刘队长其名。
“啊？！”队长顿时一慌。
“听说你纵容他们看这种下流书！”
“没有的事！”
教导员说：“看这本书的人，把手举起来！”
一些手鬼鬼祟祟地举起来。我看着刘队长，觉得他一点威严没了。
“确确实实！这书在这里流传长达五年时间。有的同志向刘平同志反映过情况，他毫不在乎，听任这种坏书毒害年轻同志！所以，出现画下流画的现象，是不足为怪的！”
“我说明一下……”队长站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