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一等！”
“我当时并没纵容……”
“可你也没有不纵容！”
教导员叫起一个人：“你向队长提供过坏书的线索？”
“对。”
“队长没理睬？”
“他听我说完后，先是……”
教导员打了个手势，让人不必多啰嗦：“他是否拒绝彻底搜查？”
“……是。”
“好，你坐下。”他又叫起另一个人。
“你在宣传队当团支书？”他连曾经最赏识的人也认不得了。
“是。”团支书对他的恶劣记性感到奇怪。
“你是否几次提出对团员进行正面教育，抵制这本书的恶劣影响？”
“是。”
“队长是不是反对？”
“情况是这样……”
他又打了个不必滔嗦的手势：“队长有没有反对开会？”
“不，他当时这样说……”
他又厌烦地打了个手势：“好了！他反对开会没有？”
“……他反对。”
“行了，你坐下。”
我认为所有人都跟我一样，有种十分窝囊的感觉，似乎他不需要任何人把话讲清楚。
“刘平同志！你既反对搜查，又反对开会，还有什么能说明你没纵容他们读坏书呢？！”
刘队长张口结舌地看看部下们。
“更严重的是，有位同志主动把书上交，你们的队长鼓励他看完再说。”他又叫起一个人。“你叫伊农？”
“你，你你你不是早知道我的名字吗？”
“你看过这本书？”
伊农说：“你，你你不是也看了吗？”
“这是本什么书？”
“你，你你不是也知道吗？”
“你上交书的时候，队长是不是鼓励你看它？”
“不不不不！那时我已经看完了。”
“什么？！”
“我我我看完了交给队长，他让我看着办……”
“行了。你坐下。看着办！大家都明白了吧？……所以你们队的作风这么糟！我相信那张黄色下流的画早晚也会被查出来，因为毕竟有觉悟高的同志！就是这样的同志，把书交给我们的！”
大家互相乱看：到底是谁干了这么件英勇的事？
是我。我把书交给了工作组。蔡玲从伊农那里得到这本书，便拿它来跟我做交易。她对我那双从上海带来的紫色塑料拖鞋羡慕得不得了，便用书换走了它。她认为这样更加合理，我们都各得其所。这本书走了五年漫长而曲折的路，又回到我手里。可我连一页都未来得及看，就把它交给了工作组。
当时我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把它交出去。也许动机很复杂，不完全像教导员夸我的那样“觉悟高”。我并不喜欢工作组，挺巴望他们快些走。或许我想转移注意力，声东击西，好使徐北方蒙混过关。我上交了书，以为他们就会走了，一切都了结了。或许我当时还是很爱徐北方，怕他出丑，名誉扫地，我们的关系就会受到舆论压力。总之，我出于各种各样动机，交出了书，或许我还想表现自己。表面上我不是那种爱表现的人，实质上，我也有那方面的欲望。
结果是我一点也没帮上徐北方的忙。
美术学院已给他发了最后通牒，如再不报到，将除他的名。他一心想把那幅画保护下来，因为那幅画最代表他的水平。他坚信它会问世，会引起震动，会使他扬名。他就亲口对我讲过这些。但他不知道，当时的情形对他多么不利，那幅画恰恰要毁了他的前程。
高力为工作组引路，他们来到徐北方房间，从一块正在绘制的布累后面，把那幅画找到了。可在场的人全傻了，包括徐北方本人也傻了——画面上除了毒辣的太阳和干燥的沙漠，什么也没有了。沙漠成了真正的沙漠，杳无人迹。阳光依旧白热，画面充满单调、无情的金黄色。美丽的女人失踪了。
“不是这幅？”教导员说。
高力充满狐疑：“就是它。我不会看错。”他指着徐北方：“肯定是他把它涂改了！”
徐北方完全痴傻了，直瞪瞪地盯着画面。
“是这幅画吗？”教导员推推他。
他乖顺地点点头：“是……”
“你为什么要涂改它？”
“啊？！”
“肯定是这么回事：你把它涂掉了！”
徐北方的脸一下子扭歪了。他突然抱住那幅画，像在上面仔细寻找什么。他屋里挤满了人，人群里有我，我被他这失常的样子吓得不住哆嗦。
“谁干的？！谁干的？！”徐北方向人群疯狂地扭转着头：“谁干的？！谁干的？！”两行泪飞快地淌出他的眼睛，急雨般落在干旱的“沙漠”上……
我哭了。我躺在这硬壳里，一想到他那绝望的嘶喊，便怎么也忍不住眼泪。我从来没见过他那样的神情，伤心透顶，万念俱灰。即便失去我的爱情，他也不会那样伤心，即便叫他去死，他也不会那样绝望。他爱他的艺术，爱他的画，可人们都觉得这爱挺好玩，不可思议，觉得他大可不必，甚至觉得他有点装疯卖傻。但我理解他那种如痴如狂的爱，正因为我理解这点，他才不去爱别人，而真心爱我。在理解他这点上，我自豪地胜过了孙煤。
工作组讨论了一会儿，认为徐北方不可能有时间去涂改那幅画，因为他们差不多禁闭了他，成天守着他、开导他。所以他们怀疑真正的下流画被藏起来了。他们逼他交待藏画的地方。他们对这幅画的迫切心情令人费解。
整整一天，徐北方没有吃一口饭，喝一口水，守着画中的沙漠。我觉得，他的心也一下成了空空如也的沙漠。
团支书只是劝他想开些，赶紧收拾行装出发，上大学去。因为离最后限期只剩五天了。他不动，一直不动盯着画。那天夜里，他跟团支书打起来了。肌肉素质良好的团支书，竟被他打得鼻青脸肿，谁都不知这是为了什么。五天后，徐北方跑来向我告别，说这回他真的要走了，刘队长给他开了介绍信。
我万万没想到，那幅画是被团支书王掖生涂改的。他不顾一切地用厚厚的颜料涂掉了那上面惟一的生命。他像油漆匠一样认真严肃地把画像漆门板那样涂了一遍，涂得又匀又厚，把一个生命封死在里面。他竟干了这样一件蠢事，难怪挨了一顿结结实实的揍。在徐北方揍他的时候，他没还一下手，也许他已意识到自己的愚蠢了吧。他蠢到这种地步，以为这样一来，就把画保住了，把徐北方也保住了。他涂掉了画中最宝贵、最重要的部分，这画还有什么价值呢？所以他把这件蠢事告诉徐北方时，我完全能想象后者怎样暴跳起来，去揍他。
不过，不管怎么说，徐北方总算能脱身去大学报到了。工作组暂时没拿住他什么真凭实据。
就在徐北方拎着行李要离去时，上面突然来了个命令，让宣传队全体人员按兵不动，不准一个人离开，要有人专门来对刘队长及他领导的这支队伍进行整顿。谁也不许擅自离开，随便什么理由都不行。刘队长在接这个电话时，徐北方正拎着行李走到办公室门口。他本来要跟刘队长正式道别，听到这个消息，脸色煞白，像挨了一闷棍似的呆掉了。
在那一刹那间，我才真正懂得了：有一种人对自己的命运是不可能自由选择的，那就是军人。包括一贯自由的徐北方，也是没有自由的，在命令下，他和刘队长一样呆若木鸡，他和他对望着，知道这下完了。
第22章
徐北方犯下的案子给全宣传队带来麻烦。
天下大乱。这次宣传队必散无疑。新调来的年轻政治副主任对宣传队的风化问题深恶痛绝，因此他亲自抓了这场整顿。可天天学习讨论，这帮只会蹦蹦跳跳的糊涂虫觉悟仍提不高。这次整顿如此成功，每个部署都很严谨，可仍不能找出几条令人服气的罪名，加到刘队长头上。在找罪名方面，年轻的首长是相当有才干的。他的才干主要是发起运动。可这个地方总是搞不起像样的运动。运动一搞不起来，他就觉得没劲。不来情绪。他先是传统教育，接着是纪律教育，搬来一大摞文件，然后让大家联系实际，相互揭发，自我批评。可总是搞不起来。弄到后来，他自己因为话太多得了喉炎。
有一天，他发现伊农成天练号，便问他：“你吹的是什么曲子？”
“就……就这个曲子。”
“什么？！”
“就这么吹吹。”
他宣布伊农吹的是：“无标题音乐”。于是伊农就改吹“大海航行靠舵手”，节奏飞快，使院里所有人的脚步都变得匆匆忙忙，随便干什么事都会手忙脚乱。这是年轻首长惟一解决的问题。
但除了那一点，他事事不满意。
他有天对刘队长说：“我要解散你们这个宣传队。”
刘队长一点不吃惊，知道他是干得出来的。
“你们这个宣传队干不出什么好事来！”
刘队长想，巡回演出该拉上他。西藏那糟极了的盘山公路，让他也跟着没完没了地坐车，尝尝屁股颠成八瓣的滋味。让他被大雪封在山顶，冻个半死，饿得发疯，他就知道怎么瞧这支队伍了。
“干不出什么好事来！不然你们怎么连一个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节目也排不出来？”
“排不出来。”
“搞个小话剧！”
“嗯。”
“小歌剧也行……”
“嗯。”
接着他出了个剧情：有个老头子，就是“二十年代扛枪，三十年代受伤，四十年代过江”那类老家伙。这老家伙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混不下去了，想躲到医院。他买通一位科主任，把一位因公受伤的小战士轰出院，腾出床位给他。这勾当让一位女护士发现了。注意：主角是这个曾当过红卫兵的女护士。她发现老家伙行李里有象棋，由此推断他装病。她开始在病房里造反，就像当年攻占上海市委大楼那样英勇，结果让老家伙灰溜溜地逃出医院。女护士又去追那因公负伤的小战士。
“怎么样？这剧情很完整吧？”
“嗯。”
“别以为我对艺术不在行……”
“嗯。”
“搞个小舞剧也不错嘛。”
“嗯。”刘队长最后说：“可是不行。”
“行！”
“不行！”
“肯定行！”
刘队长担心地想，这样争下去会吵架的。他沉默一会，和颜悦色地说：“这样的东西搬上舞台准像瞎胡闹。”
这下完了。年轻首长彻底对这个宣传队失望，决心解散他们。这些肤浅的、毫无政治头脑的傻瓜蛋。只会唱啊跳啊，肤浅得无可救药，要这种人组成的集体有什么用？
一听说宣传队要解散，许多人乐坏了。不然他们真要被这地方埋没了。谁知道自己有什么更大才能，只有等有才能的时候，才能才会被发现。而在这么个鬼地方待着，只能什么才能都没有。高力那样神气活现，就因为他终于发现才能了。他的才能是被发现后才有的，要不是他离开这里，努力发现自己的才能，他不也是个一点才能也没有的人吗？聪明人只有到聪明的时候才知道自己聪明，就这么回事。
这时大伙感到日子有奔头了。有各种美妙的前程在等着他们。徐北方这倒霉蛋性子太急，他要不干那么件冒失事，让人逮起来，现在不也熬出来了吗？现在谁想干吗就干吧，想上哪儿就上哪儿。一切规章都被大伙取笑，按时熄灯？请销假？谁再强调这一套，准有人上去拍拍他肩，让他“别逗了”，让他“一边去”。团支书有次居然发动大家清理下水道，某人跑上去摸摸他额头，正色地说他肯定在发烧。每天早上只有几个人跑操，因为他们不想发胖。但团支书一对他们喊口令，那几个人就朝他嚷：“去你的吧！”
吃饭的时候，不少人大摇大摆闯进伙房，高兴怎样就怎样。一块肉正煮在锅里，一刹那化整为零。他们还拍着吴太宽的脑袋，教育他：肉，就该这么吃！吴太宽怒不可遏，一手拿铲一手提刀，守住那个腌鸭蛋坛子。大家让他识相点，让让路。他大叫这样要吃超支的，结果被几个人抬到院子里，缴了械。刘队长赶来，说这样要搞坏肠胃。大家让他放心，宁可拉稀也要吃。
刘队长难过极了。这两天他领着小半拉儿在街上小铺吃馄饨。一方面他的饭票用完，另方面他不想再与这个集体共同过活。一个集体，散起来真容易。就像小半拉儿的毛衣，刚见袖口脱根线头，一会工夫整个袖子就被他拆没了。他垂头丧气，想着那个曾被他放弃的好机会。两年前，上级要调他到机关当宣传科长。因为考虑他年龄大了，应该给他一个适当的职位。主要还是原来的科长得癌死了，他才得到这职位。他那时矛盾了很久，跟一群大孩子们混在一起，很难有什么前途。再说，谁都知道一个规律：从文工团下来的人一般很难被重用。但他犹豫再三，还是放弃了那个好机会。他糊里糊涂就把那么好的机会错过了。那时他只是不忍撇下这群大孩子，他特别喜欢他们，看他们个个都跟自己的小半拉儿一样顺眼。就为这个，他放着现成的科长不当。妻子当时骂他：真蠢啊。现在想想，是蠢。这群大孩子被拉扯大了，各有各的奔头了，我呢？现在没什么地方需要我了。瞧瞧这一头白发，人家就够了。是啊，我老了。所以他不愿跟他们在一块，不愿再见到他们。见了他们那兴高采烈的样儿他就心酸得连饭都吃不下。他原来就是和这些人朝夕相处了五年，和这群忘恩负义的东西。
小半拉儿不声不响地坐在父亲对面，思谋着自己的秘密计划。他决定干一件让所有人吃惊的事。他不把这计划告诉任何人，包括父亲，因为父亲近来已成了这副快不中用的样子。他没有伙伴来与他讨论这个计划。他从来没有伙伴，除了“颗勒”。他敢打赌，“颗勒”听得懂他的话。每次他把自己的心事对它谈的时候。它的耳朵就一下一下地动，虽然它的脸始终是一成不变，永远忠诚厚道的狗脸。他这个秘密计划或许是“颗勒”的死引起的，或说“颗勒”的死使他下了最后决心。
谁也不知道“颗勒”已死了。或许连“颗勒”曾在这院里存在过，许多人都忘了。提起“颗勒”，最重感情的人不过笑着说一句：那狗东西。
只有小半拉儿一个人知道“颗勒”死了。事情发生在几天前。有天晚上，院里一片嚎叫，他跑出来，见一群男兵和炊事班几个小子正围攻一只畜牲。那是只瘦极了、丑极了的狗。一个炊事兵投出绳套，狗被他套准了。
小半拉儿钻来钻去，挤不进人群。所有人都在欢呼：狗肉狗肉……
那狗是在猪圈里被发现的。小半拉儿想起，“颗勒”就常往猪圈跑。他想看清狗的毛色。但撞来撞去的人群中，他看到这狗几乎没什么毛了，胯骨和脊背几乎光着。他觉得狗回过头，用极熟的眼神瞅了他一下。
“是……‘颗勒’！”他惨叫着扑上去。
狗死死盯住他，衰弱得全身发抖。
人们推开他，说他讲胡话。这怎么可能是“颗勒”呢？“颗勒”那狗东西多壮？头多大个？毛有多厚实？“颗勒”那狗东西多横，这么折腾它，它早就跟你玩命了。再说“颗勒”实在是个漂亮的狗东西，哪像这狗，真让人恶心。
“是‘颗勒’！是的是的！”
“啊呀，这孩子真烦！去你的！”
狗用它那个种族所特有的忠实厚道的眼睛看着人们。所有的狗都是这种一模一样的眼睛，有什么可大惊小怪吗？狗一声不吭，胸有成竹，因为它认为所有的人都认得它。它顺从地跟着走，乖顺地忍受虐待。就在小半拉儿终于接近它时，它已断了气。那根绳勒得太紧，它不明不白就死了。
“是它！肯定是‘颗勒’！”
人们把小半拉儿轰走了，他成心破坏大家的胃口。第二天，小半拉儿看见伙房后墙上贴了张狗皮。他忽然想到有最可靠的标记，能证实它是谁。他凑上去，仔细寻找，终于发现，在胸脯位置上，有根极模糊的黑线。他用手去摸那张皮，惊异地发现，它不是冷的，居然还有点温热。愿您安息，“颗勒”。宽恕人们吧，他们早先毕竟爱过你
小半拉儿是极善于宽恕人们的。有时他想，也许是人们宽恕了他。他是靠着他对人们的宽恕活下来。或者相反，是因为人们对他的宽恕，容忍了他的畸形，不计较他的奇怪模样，总之是对他宽宏大量，他才得以活下来，成长到今天。说到成长，他很惭愧，人们给了他时间，并耐心等待，而他就是一点都不肯成长。而人们还是继续忍受他，他这怪样子。因此他也不计较人们，宽恕他们。“颗勒”也一样，它也会宽恕人们。他了解“颗勒”。
他的决心下定了。小半拉儿跟着父亲一前一后走出馄饨铺。他用极友善的目光回敬一切对他形象诧异的人。
“你好了？！”蔡玲惊喜地嚷起来，“你不结巴了？！”
伊农猛一怔，发现自己露了馅。“别嚷！”他伸手把蔡玲的嘴捂住。
她用拳头急促而亲热地捶着他的脊梁，嘴被捂住，发出兴奋的呻吟。刚才他那一连串流畅的表白，证明他没有这方面的缺陷。蔡玲感到福从天降。
“你为什么要装假？……”等他松开她，她就迫不急待地问。
“我没有装假。”
“事实证明你一直在装假！”
“我要保护我自己。我爸爸死了，就因为他讲话讲得太好，他能像演说家那样滔滔不绝。他是个口腔科医生，但他高谈阔论起来像个演说家。所有怀念他的人都不是怀念他的医术，而是怀念他了不起的口才。你明白了吧，所以他死了。”
“他为什么要死呢？”
“这还不明白，谁能让这么个人活着——他把一切都讲得太透彻了。他的话越能使人开窍、越能让人明辨是非，人们就越不需要他。”
“他在文化大革命挨斗死的？”
“他哪有福气活到那时候？他那张很有天才的嘴决定他早早就得死。他演说得越精彩，死得就越早。就这么回事。”
“你这人怎么了？我都听糊涂了。”
“你越听得糊涂，就越证明我不具备父亲的遗传。要是我也能像他那样，三言两语把问题讲透，那就证明我没有克服他的缺陷。假如我有他那种天才，就证明我也要像他那样倒霉。”
“我听不懂。”
“听不懂我就放心了。”
“你神经病！”
“错了，我特别清醒，特别正常。因此我从小就下决心保护自己。”
“你从小就装结巴？为什么非装结巴呢？”
“结巴在人前有一种呆傻迟钝的感觉。”
“是啊——”
“所以人们对这种人一般不防备。迟钝往往给人留下好印象。”
蔡玲吃惊地看着他。想到有人天生呆傻迟钝，有人则需要费一番劲才变得呆傻迟钝。在他这半辈子，努力使健全变为残缺，这是多坚韧的精神。她对他钦佩起来。
“还有一个原因。结巴具有这样的特权：他能在每句话出口之前，都得到斟酌的时间；有时，一句话讲出来一半，突然觉得讲错了，就可以改口，或者停下不讲。我讲话听起来是急急促促，其实我比谁都从容，因为我给自己留了足够的回旋余地。因此我讲的每句话都是绝对保险的。这就是结巴比正常人优越的一着，你明白了吧？”
蔡玲懵里懵懂地点着头。
这一点头，他想糟了：他原来也有张善辩的嘴，父亲天才的缺陷非但没被他消除掉，反而被成功地袭承下来。他还是被父亲的禀性暗中控制了，偌长时间的努力都白搭。这一发现使他沮丧而恼火。而蔡玲却对他独特的人生经验钦佩到了顶点，看来跟这个人谈恋爱是谈对了。
伊农无比遗憾地看着这把小号。宣传队若解散，他就没地方去吹它了。一不吹号，他就有种不可遏制的谈话欲望。每当父亲的遗传基因在他身上活跃起来，他就像发了什么瘾，到处想找人谈话、辩论、甚至吵架，这时他就赶紧吹号，让那股莫名其妙的激情得到发作。于是他甩开蔡玲，独自对着墙猛吹起来。
蔡玲赶紧捂住耳朵。
团支书王掖生跟谁都不提他挨揍的事。徐北方揍完他，俩人便订了同盟，对谁也不说这件事。他打他时，他一动不动，一下手都没还。若还手，他可太不经打了。瞧他那点肌肉，费很大劲才鼓起一小团。
他毁了一幅画，却给了他一个前途。这事在团支书看来够合算了。他替那混账收拾行李，催他趁早上路。工作组万一杀个回马枪，他的前途就完了。几天来，工作组不声不响，暗地却不断开会，显然要想出什么对策来。团支书知道他们不会轻易饶了徐北方，所以让他放明白点，早早滚蛋。他一走，事情就了结也说不定，许多事都是不明不白就不了了之的。再说，美术学院那边又来电报，他的限期越逼越近了。
而这家伙连半点理智都没有。打完了人，发完了歇斯底里，就够了吧？难道要坐在那里，为那张画默哀一辈子？他是个地地道道的混账，不折不扣的笨蛋，把时间拖延过去了，结果怎么样——现在蹲进了警卫连的小黑屋。尽管团支书做到了仁至义尽，但对他落到目前下场，他还是感到十分不安。
那几天，徐北方连日连夜地画那幅画，团支书以为他会再画出个精赤条条的女人来，可他什么也没画。真的是什么也没画，只蘸些颜色用心地在那里抹来抹去。好像他画着一种神秘的画，只有他自己能看清楚画的是什么，谁都没本事看见它。反正团支书这双凡胎肉眼是看不出他画的究竟是什么玩艺。他不让人走近他，谁要想凑过去，他就用一个极其厌烦的神色阻止你。吓得团支书一日三顿饭也和他隔得远远的。他就这样把时间给耽误了。疯头疯脑在那里毫无意义地瞎画，直到他画够，仔细而爱惜地把那幅画包起来，团支书也没发现什么奇迹发生。他要背着这幅画去大学报到，真不可思议。
团支书这一个月来一直在为那混账遗憾，他要早走几天，哪怕早走半天，也绝不会发生后来那件疯狂的事。那件事被保卫部门称为“案子”，被政工部门称为“严重政治事件”，总之，徐北方这小子这回做到头了，没得跑了，还上什么大学，弄不好就下大狱。
真可恨，他为什么非拖到那时候才走呢？那天，他帮他拎起行李，他自己拿着那幅包得严严实实的画。这个一贯不拘小节的人，突然礼貌周到起来，跟许多人握手告别，啰里啰嗦没个完。他跟陶小童告别当然合情合理，因为谁都知道他跟她己谈上恋爱了。可两个人没什么可说的，就在那儿我看你、你看我地卖呆，把宝贵时间又浪费一大段。最后他一定要去看看刘队长，他对他的感恩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各处找遍，没找见队长，他却执意要找，结果在办公室找到了他。
当时队长正在接电话，是那位年轻的副主任打来的。就是置他于死地的那个电话——
“什么？一个人都不准走？……”队长握着话筒，大惊失色地直瞪徐北方。
“他很有才华……对，是的，就是他。中央美术学院很欣赏他……可他已经被录取！这事你查办我好了，我承担一切责任……我认为不应该耽误一个难得的人才！”
那边显然在大发雷霆，刘队长脸涨得通红，在听这位年轻上司的训斥。话筒里传出频率很高的嘈杂之声，可以想象他脾气有多大。要是当天晚上徐北方真对他抠了枪板机，刘队长后来的日子要好过得多，他就不会来搞这么场兴师动众的整顿，宣传队也不会面临解散。要是徐北方一个月前真的结果了他，未必不是件快事。但那时刘队长可不敢轻薄他，虽然他在电话里训得老队长两眼发黑，也不敢把电话扔掉，看得出，他是真想扔。
刘队长一边应付着电话，一边向徐北方打手势，让他快走。而糟就糟在这里：他完全傻了，平时那么个机灵人这会儿却傻得没治，推都推不醒疮。
“可是，”刘队长对着话筒说：“您的命令下得太迟了……”他对徐北方更猛烈地打着手势：“他人已经走了！……”
那蠢货还傻在原地，团支书恨不得当胸给他一拳。大概那边说：不可能！工作组今天还看见他！刘队长忙说：“他就是今天走的！……我记不清了，大概半小时前！……”说到这里，刘队长冲徐北方急得直顿足，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扔过来。这是他的自行车钥匙，他的意思是让他骑车走，因为这年头公共汽车压根没把握。
“可能他已经上了火车！……也许车已经开了！”刘队长喊着。
可话筒里还在叽叽哇哇吵个不停。
团支书想不起他当时哪来的那么大劲，使自行车速度达到极限，并在沿途毫不减速。车后坐着徐北方，他扔掉了所有行李，惟一抱着那幅画。为躲避所有交通警，他们便穿小巷小街。等他俩满怀安全到达彼岸的喜悦跳下车时，一辆军用吉普已等在那里。
然后就不用废话了。
徐北方上吉普车之前突然郑重地跟团支书紧紧握手。这动作在此时显得又多余又滑稽。
而团支书却感到，他和这个人交往那么多年，到这时才算刚认识。只有这回，他目光里充满信任和依赖，而不像过去，他只能在他脸上看见嘲讽和恶意。他叫他“山里人”、“乡下佬”、“窝窝头”。而这次他一双眼睛如此温和，他感动极了。他们刚刚成为朋友，他就背叛了这情谊——几天后，这家伙瞒着他，决心要闯场大祸。不过也怪年轻的副主任做得太过火，逼得他走投无路。
副主任亲自诱导他，说画了那样罪恶的画又毁灭了罪证，这个情节就太恶劣了。要上美术学院也可以．但有个条件：必须把那幅画恢复原样。团支书偷偷对他说：“千万别承认！你要承认画了那种下流画，啥前途都完了。”他这时已完全没了自己的意志，快被攻垮了。他对年轻首长说：“我希望您说话算数——”
“我从来不讲不算数的话。只要你把画恢复原样，我还可以考虑你去上美术学院的。”
“可我没法把它恢复原样了。”
“为什么？”
“因为原来的画被涂抹之后，我突然发现它更深的主题……”他便对着这位首长推心置腹地大谈起什么主题思想来。因为他迫切地需要人来理解，竟对这位首长发生了错觉。
“很好，这样谈很好。你必须把画那幅画的经过详细写出来，交给我，然后……”
“你就让我去美术学院报到了，是吗？”
“那要看你写得怎样。你要老老实实地写，毫无隐瞒地写。能不能上大学完全看你自己的态度了。”
等他开夜车把它写完，交上去，忽然传来一个消息：早在几天前，年轻的首长已代表组织给学校发了公函，让校方除了他的名。徐北方这才明白上了当，那样可悲地被戏弄了。
他对团支书说：“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耍弄我？”
他十分同情他，又无能为力，那套做思想工作的言词在此刻一句也用不上。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耍弄一个人？……”整整一天，他嘴里就念叨这一句话。等他听说他写的东西已送去打印，将发遍各单位，将组织人们参观他“肮脏的灵魂”时，他仍直着眼辩：“为什么要耍弄我？！”
当晚，他偷偷溜进库房。演习的枪支还没上交。他撬开箱子，取出一支冲锋枪。当团支书发现这一切，马上意识到这家伙去断送自己了！
保卫科来找团支书，让他写份书面材料，详细说明徐北方作案的情形。材料最紧要的一点，就是关于那支枪。当时，枪是团支书从他手里夺下的，因此他有义务证明这枪里有无实弹。他犹豫不决，不知该怎样写。他不想撒谎也不想不撒谎。在他正直的人生经验中，欺瞒组织和坑害朋友都是绝不应该的。没有中间道路可走，无论他偏向哪边，都会在他诚实清白的品德上留下污点。
保卫科在审讯徐北方时，启发他说：“你并没有杀人动机，只是持枪威胁，是不是？”
他回答得特别干脆：“我当然想杀了他！”
“可你的枪里并没压子弹！”
“废话！我当然压了。”
“你冷静些。事实上你并没压子弹！”
“你放心，我不会不压子弹的！”
保卫干事们认为这小子八成是疯了。从来没有谁把自己的罪行往大说的。审讯就此没了进展。当时保卫科的人赶到现场，把枪缴过来，发现枪里是空的，一颗子弹也没有。他们需要团支书王掖生证明的，就是这个核心问题：枪里究竟有无子弹。这个问题一证实，就能给这案子定性了。
徐北方被关的禁闭室在警卫连宿舍的地下。一天，他突然听见看守管他叫“徐老师”。仔细一看，原来是他四个死不长进的徒弟之一。徒弟倒认为老师长进颇大：过去连情敌都不敢打，如今却差点儿把一位首长给结果掉。只差一点，那个名气很大的、以“反潮流”闻名全军、而被老首长们私下叫做“机会主义分子”、“火箭干部”的首长就被敲掉了。从此徐北方在四个徒弟心目中陡然有了地位，尤其他一口咬定他的枪里有子弹、决不是拿把没子弹的枪吓吓人的松包时，他们开始用景仰的目光看他。私下里他们议论：徐老师宁死不屈，像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够棒的。每到食堂吃肉包子，他们就偷偷给他送来。
有次他们还偷偷给他送来个姑娘，孙煤。
他愣住了。他差不多快把她忘了，因为他认为去过幸福生活的人都不必怀念。
“你来干什么？”
她脸色苍白，一个劲流泪。当徒弟告诉他，有个女兵要进来见他，他满心希望是陶小童。
禁闭生活使他有足够时间来审视自己。他发现自己并不像原先估计的那样好，也并非像素来表现得那样超脱。在对待个人成功的问题上，他甚至嗅到浑身一股子浓厚的俗气。这些新发现使他心情舒畅，认为禁闭并没白关。因此他不需要一个姑娘来对他的处境洒眼泪。他用轻松的语调对孙煤说：“啊呀呀呀，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吧？”
孙煤狂热地摇头，接着就扑到他怀里。跟她比起来，陶小童淡泊含蓄，像一汪清水。而此刻，那清水未免冷得令人寒心了。他费很大力气，才从她怀抱里挣扎出来。
“快走吧，高力要知道非杀了你不可！”
她平静了一会儿说：“你还不知道啊？”
“知道什么？”
“我不演电影了。”
“噢。”
“高力和我吹了。”
“……噢。”
“你怎么想？”
“真滑稽，我现在这鬼样儿还敢怎么想？”
她又扑上来，把头钻到他怀里。
“他把你画我裸体的事，到处讲！我在摄制组没脸待下去，你明白吗？……”
“这么说，咱俩命运就连到一块喽？”
孙煤看看他，肯定地说：“对！”
徐北方突然发出无声的大笑。他那龇牙咧嘴的样子吓得孙煤夺路而逃。
小半拉儿失踪了。全队人跑遍了所有大街小巷，跑遍所有大大小小派出所，连难民收容所都去察看了，甚至把那些被拘留的小扒手，小毛贼都查问一遍，还是没下落。
刘队长已是一副不堪一击的样子。几天来，隐隐的不安和内疚在这个集体出现了。这些天他们是怎么对待他的？大伙像拆白党一样，把日子当世界末日来过。而当年，为保全这个集体，老队长放弃了可靠的职位，放弃合家团聚的可能，放弃了安居乐业的一切条件，和大家共度那风雨飘摇的日子。现在可好，他成了孤家寡人，连成天给队解闷的小半拉儿都撇下了他。世上的事怎么会这样不公平、不地道？
于是人们越来越辛勤地为刘队长跑腿。只有团支书认为这种忙乱会使情况更糟。他和大伙在城里仔细兜完第一个圈子后，认为完全没必要再兜第二圈。当人们又去兜第三个圈子时，他便长时间地拿起大顶来。这办法最能使他镇静。颠倒的视野中，刘队长的块头似乎缩小了，并和小半拉那么相像。这么倒着看，才看出队长几年来操劳的痕迹——他是个真正的老头了。工作组也在忙。他们把宣传队整顿的情况写成材料，把材料送给上级审阅；上级审阅的批示，再由他们拿到宣传队讨论；然后再把讨论搜集起来，编写成材料，呈报上级；上级的批示又拿回宣传队讨论。他们也开始兜第三个圈子。光这一件事，就够他们辛辛苦苦干一辈子。他们在宣传队吃饭，使伙食账大大超支。吴太宽伤心到极点：他从来没使伙食超到这种丢脸的地步。有天那个险些成了大学生的炊事兵鬼头鬼脑对他吃吃直笑。吴太宽连忙向：．“你又在菜里放了什么了？”
“我是照你的话办的啊！”
“我的话？”
“你唠唠叨叨，埋怨我不该在那时候放媒油和石膏！”
“你当然不该放！”
“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是想让我现在放。”
“啊？！”吴太宽跳起来，“你放了煤油还是石膏？”
他往后退，迟到吴太宽打不着他的地方：“两样都放了点！”
“你这狗日的！”吴太宽痛心到极点。可更令他痛心的是这顿饭工作组并没少吃，没人说菜有怪味；他最最痛心的是，谁也没闹肚子。后来听说要地震，工作组才撤走。
团支书拿着大顶，看工作组来来回回搬文件和材料，一双双脚慌张地挪动，十分富有表情。小半拉儿到地震前还没找到。刘队长已灰心丧气，不抱什么希望了。经过长时间拿大顶，团支书回忆起最后一次见到小半拉儿的情景。他跟团支书学会了拿大顶。那天他久久地拿着大顶对他说：“老子要当演员啦！”
“当什么？”
“演员啊！老子本来就是要当演员！”他头向下，自鸣得意地笑起来。然后他收了顶，说：“不相信？我要到遥远的地方去啦！”
然后一蹦一蹦地跑了，一边喊：“老子要当演员！妈的，等着瞧！”
想到这里，团支书满怀信心地跑去找刘队长，说小半拉儿决不会不活着。刘队长麻木地点头，表示领情。这两天，他听到无论好消息、坏消息都一律这样点头，表示领情。他在布置预防地震的事。因为这天傍晚天上出现几朵狰狞的云彩，工作组说是地震预兆，便全跑了。
果然，午夜时分街上有人敲锣，一刹那间，整个城市都响起锣声。蔡玲跑出来抱紧那棵枇杷树蹲着，一旦乾坤颠倒好有个抓挠。不知蹲了多久，一点动静也没有，她才发现有人蹲在她对面。又过了半天，她终于认出这人是伊农。
在这之前，每人都准备了干粮和水壶，放在床边。可一听锣声，没一个人顾得上它们。只有炊事班长吴太宽十分尽职。大家后来在一节水泥管道里找到他。他东西带得特别全：账本、笔墨、算盘、钱粮，还背了足足一面粉口袋的馒头，只是忘了穿衣服，一丝不挂。
这次是“街道防震哨”闹的误会。两个值班员其中一个从瞌睡中惊醒，便连忙推醒另一个：“喂，是震了吗？”
“啊？！地震了！”．，
“原来真是震了！”
“这可是真的了！……我们敲锣吧？”
“我这不是在敲吗？！”
一时间，全城锣声大作。然后他们就说：“你看你看，当真是震了！”全城的锣响了有一刻钟。很紧张的气氛里带着喜庆味道，因为后来鼓也加进来，渐渐敲出了节奏。使人联想到这些年常在深更半夜进行的“报喜”。锣鼓一响。电闸便拉了。一个多钟头后，查清误会，宣传队才从各个角落钻出来，集合时一清查人数，发现少了两个。这时来电了，院子里顿时大亮，把紧搂在一起的一对男女给暴露了。仔细一看，原来是伊农和蔡玲。像所有灾难中的情侣一样，他们的幸福格外楚楚动人。
后来知道，真正的地震的确发生了。发生在边远的山区。然后轰轰烈烈的“扰震救灾”便开始了。到处是捐衣捐款，蔡玲献出了一个惊人的数字：一百元！她攒这笔钱为买块手表，现在表有了，她便用这笔钱来改变自己的形象。自打献出这笔巨款，她似乎脱了俗，对一切都满不在乎起来；豪迈得不得了，好像这世上再没有使她牵挂的事。有人提醒大家注意：从她献出钱，便迅速消瘦下去。一度吃独食发起的大脸蛋眨眼工夫就小了。
在赴灾区之前，团支书无论如何要把那份有关徐北方案子的材料写好。有天他去给他送那幅画，因为每当他徒弟看守他时，他便能画几笔。他要在小黑屋里把这画完成。徐北方托他带给陶小童一张纸条。
“他很想你去看看他……”
她不吱声，显出沉思默想的样子。
“你去吗？”团支书说，“我不跟人家讲。”
结果她没去。她古怪地盯了团支书一眼，好像说：你怎么啦？有多少大事要干，难道还要在这种个人问题上缠来缠去？……总之她没去，积极报名参加“抗震救灾”。
他必须写这份材料，拖是甭想拖过去。他努力回忆当时的情景——
他发现少了支冲锋枪，又到寝室，发现抽屉里五颗子弹不见了。这是演习中余下的子弹。
他知道他去了哪里。
他追赶上他时已晚了。徐北方已撞开会议室的门。团支书蹑手蹑足接近他。会议室空荡荡的，从里面小套间传来年轻首长慷慨激昂的说话卢。
“把枪放下！”团支书突然发出低吼。
他回头，猛吃一惊：“滚！”
“你想想后果！你这个笨蛋——值吗？！”
“滚！蠢猪！”
“你才是蠢猪！”团支书迎着枪口一扑，把他连枪带人—把抱住：“你自私！不想想别人吗？想想你这么干对她会怎样？！”
拼打和争吵声惊动了里屋的人。门打开了，年轻首长第一眼看见的是乌黑的枪，枪口在俩人撕扭的缝隙里时隐时现。虽然徐北方回回打靶都不及格，但这回要及格是太容易了。枪口离那具装满“反潮流”大事的脑瓜只有几尺远。
“怎么回事？！”首长惊问道。
“你快跑！快走开！”团支书叫道。
“……你敢跑！”徐北方拼命挣扎。年轻首长及工作组人员全都逃出门，仍听见他在歇斯底里地叫骂：“你敢跑。我非毙了你！你这王八蛋！没命往上爬的货！”
团支书一拳打上去，他倒了，这才缴了他的械。五颗子弹现在还在他衣兜里，当时他动作快得不可思议……但他还没想好，怎样写这份旁证材料。
第23章
不知过了多少日子，我的情况一点没变好。还是待在壳里，浑身硬梆梆。当暖融融的太阳照进来，我认为自己总该“孵化”了吧。
那天孙煤拿来一张报纸。上面有个英雄，一个牺牲了的英雄。方方脸，一副不打算吸引人的面容。他像过去许多个英雄一样，并没有一副英雄的长相。我想，应该为团支书大哭一场，把许许多多的歉疚哭出来。可我哭不出，英雄与平凡人之间的距离使我不敢贸然动感情。孙煤把有关这位英雄的文章念给我听了。我觉得并不新鲜。好像每个英雄都有一模一样的文章等在那里，只等他们一牺牲，就登出来了。我倒有人们所不习惯的，关于这个英雄的见解。也许我完全没必要去找那几件乐器。我当时对几个新兵大发雷霆：“丢了？！战士上战场能随便丢武器吗？回去找！”说完我沿着来路往回跑。我知道我鼻梁间那根淡黄血管吓人地鼓起，变成紫色。谁要阻挡我的勇敢，那是妄想。
大地一阵猛烈地哆嗦。我抱紧一棵树，这时一个人扑上来，把我拉开。几乎就在同时，一大群石头倾下，最大的一块撞断那棵树，以更大声势往坡下滚去。我定定神，才发觉自己紧缩在团支书怀里。他一听说我回来找乐器，便悄悄离开队伍来追我。他的表情很复杂，搞不清他对我的英勇行为是赞许还是谴责。奇怪的是，我并不想马上离开这宽宽的肩膀，粗粗的胳膊。天在下着不大不小的雨。
“前面在塌方，为几件乐器，不值当的！”他说。我挣脱他，他却紧抱着我不放。“我给你写的那些信，你真的一页没看吗？”
我轻蔑地翘起一个嘴角。这种时候提这种事，他也太不像话了。我甩开他，继续向前。
一条裂缝。山裂开伤口，赭红的土壤像它的血肉。雨水往这伤口里灌，整座山痛得发抖。我呆望着这个深不见底的裂缝。这是奇迹！这需要多巨大的力，才能撕裂它！
“不能再过去了！不值当的！”他吼起来。他拉住我的手：“你把我的信真的全烧了吗？一页也没看？”
我大声回答他：“对！全烧了！”
跳过去！我明知道这一眺很愚蠢，但我不能后退，后退是逃跑。我宁愿愚蠢也不愿可耻地逃跑。趁他完全失望，松开手的一刹那，我跳了过去。
他大惊失色：“你疯了！你过不来了！”
裂缝在飞快变宽，变得难以逾越，我这样不顾后果的英勇的确是疯了。我后悔了，想跳回去，但已不可能。山上的石头密集地滚下来，像要爆发泥石流的样子。我终于找到那些被砸得稀烂的乐器。
“陶小童！”团支书在呼唤。
裂缝已变成真正的鸿沟。他站在鸿沟彼岸，呼唤着我。一筹莫展使他脸上露出极度的痛苦。我才感到自己并不想被飞石砸死，也不想掉到沟里被埋掉。我急了，生命在缺乏保障的时刻，才认识到每个人只有一次享用它的机会。
“你快跨过来！”他声嘶力竭地喊。
我绝望地摇着头。又滚下一批石头，轰隆隆响着，树被砸断，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在这时显得无比娇弱。
团支书无目的沿着沟边奔跑。他想跳过来。“你不要过来，没必要！”我凄惨地喊。他往后退几步，猛一弓身，丹田发出一声闷响，到底跨过来了。
我惊呆了，不明白他为什么过来陪我倒霉。死一个就足够了！死这事没什么可羡慕的，他何苦陪着！
泥石流真的发生了。开始是赭红的泥浆，渐渐混进石头；小石头邀请着大石头，大石头引诱着更大的石头，轰轰烈烈，沿途不断壮大着实力，带着破坏一切的自信，带着由自信产生的不慌不忙，势不可挡地倾下来。
我再次被团支书抱任。我感到恐怖，但不再孤独。他拖着我向山下跑，飞快地跑，摔倒了就干脆往下滚。我们必须跑到泥石前面，才能躲到安全地带。但我们没成功，逃生的路被封住了。
泥石流的流域在不断扩展。不一会儿，我们脚下的地面也将被它侵吞。它将毫不见外地裹起我们，一齐去冲毁别的。
剩下的惟一退路是从鸿沟上跨过去。
“跨吧！大胆！……”团支书对我喊。
泥石流响得像千万个闷雷。
我试了几次都气馁了。反正没有希望，不如死得省事点。
他对我喊，给我各种鼓舞，全不济事。我倒挺安详，抱定主意要死在这里。他推我，抓住我的肩膀猛摇。
……突然，我觉得他有些眼熟。他使我想起远在他之前的一个形象——一个标准军人，“他”隐没了许多时候，突然在这一刻出现了。团支书是谁？……周围一切都宁静了。我怎么也摆脱不了这真切的幻觉……
团支书大吼一声，从沟上跨过去，站在对岸朝我张开双臂：“你看！不是没掉下去吧？跳呀！”
一些碎石开始向我袭击。我跌跌爬爬地乱跑着，举动盲目而疯狂。
“跳呀！快跳！”他的声音变得很小很小，快要听不见了。再过一会儿，我和他会永远被这条大沟隔为彼此。他还对我喊什么，我已全然听不见了。
我对他喊：“你走吧……快离开！没必要！”我的喊声同样也不为他听见。
接下去我们再也听不见对方的喊声，尽管俩人都喊得那样吃力……
我猜不出他当时在喊什么。或许还在念叨他那些信？我对那些信态度一点也不暧昧，全烧了，一页也没看。
我看着报纸上的英雄。他真的十分眼熟。我真的记起他是谁了。也许我看过那几封信，就会明白他是谁，肯定的。他在信里一定要把这谜底告诉我。可我将永远地陷进那个谜里了。
那个被我多次抛弃的幻觉又出现了。我嘲笑过它，像嘲笑童年的玩具：那是个什么可笑的东西，我曾经紧搂住不放！而等我真正长大，反而会对可笑的东西认真，继而对自己蒙昧的年代尊重起来。
我开始尊重那长长一段稚气的痴情。于是那个标准军人的形象复活了。我承认“他”不像曾经认为的那样出色。“他”一张农民式的脸上，带着土腥气的微笑，真实得令人感动。
由于团支书王掖生的书面证词，徐北方已从小黑屋里出来了。团支书牺牲后，人们在他书桌上发现那张写了一半的证词：“……枪里没有子弹。”但他的问题还没最后搞清，还留了个窝窝囊囊的尾巴。孙煤领他来看我时，我的形象大概使他大受刺激，竟站在门口一步也不敢迈了。孙煤知趣地躲开了，把沉默的他留给我。那样的沉默我受不了，好像守着我的灵柩。他呆坐好大一会儿，才从包里拿出一本杂志，他的作品登在很显目的位置。画的题目叫《泉），而画面没有一滴水：一片干旱无望的沙漠，一个女性裸体的阴影。女性已不存在了，但在她原先趴过的沙层上，准确地留着她的形体和情绪；沙漠一丝风也没有，被女性身体压过的沙层，呈现出明显的凹陷，凹陷处的沙是湿润的，像含着一点宝贵的水分。画是靠微妙的色彩层次，把湿与干、有机与无机、生命与非生命表现出来的。沙漠忠实地印下一个由于干渴而死去的女性形状。“她”痛苦过，而死得又无比安详。“她”哪里去了？她优美的形体难道溶解到沙里去了？那根红头绳还红得那样活生生的。作者激发每个人的想象力，来共同设想“她”神秘而荒诞的结局。
我完全能想象，原作会怎样地震撼人心。
徐北方临走时，匆匆吻一下我的脸——那块惟一裸露的肉质。然后一溜烟跑了，生怕我会爬起来缠住他。
我知道，我已彻底失去了这个人。尽管我爱他爱得要死。现在，此刻，我爱他。尽管他说一切由我来作决定：是要他还是把他还给孙煤。但我知道，我是失去了他。我现在装作对他冷淡，是一种薄情，也是一种多情。
我后悔极了。真是后悔极了啊。
在许多来探望我的人中，最使我意外的是小半拉儿。他失踪了那么久，又神奇般冒出来。他一点也没长高，欢乐中却带了点成熟的忧郁。他说他当时考取了贵州一个专区的杂技团，那时他们正想招一名小丑。
“想知道我的底细吧？”他问。
我说当然。
“主考人递给我一个小条子，上面写：请你大声说句话，再小声说句话。”
他做了个鬼脸。
“大声的，我喊：‘有废书旧报纸鸡毛鸭毛拿来卖！’小声的，我凑到他面前：‘粮票换鸡蛋，换不换？’……我就考上了。伟大不伟大？”
我辛酸地想：他今后为博取众人一乐，就要把自己歪曲得一塌糊涂。他笑了，我却因此笑不出。他出走的目的，是为哥哥争得一个独生子女不下乡的权利，这样父母就能复婚。
“不过我现在有点后悔……”小半拉儿说。“唉！算了，后悔也没用！”他对一切都大度，不然他会活不下去。他牺牲了自己，为哥哥捞了个城市户口，捞了一份挺不错的工作。他们合家团聚了，可他却要长久地远离家庭，孤单单地生活。我想他是为此后悔吧。
原来人人都会后悔。假如我也能像小半拉儿那样大度地说声“算了”，该多好。
许多天里，我一直在盯着这张报纸看。这位英雄、我的团支书、方脸盘军人，让我体会到“后悔”这词的无情。我后悔从来没把他的模样看清楚；后悔我不顾一切地把那九封信扔进火里；否则，决不会这样晚才认识他……
刘队长领着新兵们静悄悄走进来。他们不像当年的我那样傻，那样容易景仰什么。他们只是很惊讶地看着我：怎么会成了这副怪样子。他们像老师领来参观的学生，守秩序地围在旁边，与被展览物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刚当兵不久，宣传队却解散了。可他们无所谓，不像刘队长那样想不开。他们年轻，去哪里都受欢迎，干什么都来得及。
新兵们仔细看着与我有关的一切：输液架、氧气瓶、白色的床和白色石膏里的我。他们不怎么敬慕。令我欣慰的是，他们也不装着敬慕。最后他们注意到我对面墙上的报纸，那是孙煤照我吩咐贴的。
我深信他是我葬送的。
我后悔的事很多，最最后悔不该为那几把乐器去送死。为唱一个高调，而葬送了他。泥石流停息后，没有找到他。他不见了，消失了，再也没有他这个人了。
整座大山成了他的坟墓。
他死得不管是伟大还是渺小，全是我一手造成。我将永生永世摆脱不了那恶梦般的深沟……
那样的深沟，只可能出现在恶梦里。我和他隔着深沟声嘶力竭、而又无声无息的呼唤。呼唤……
我相信世间有这么一种情感——
我相信我终于找到了久久爱慕的人。他不存在了，也许从来没存在过，但又有什么相干？那种爱慕之情并不需要一个实存的对象来寄托。我找到了“他”，也就对自己的痴情有了交代；对自己蒙昧而赤诚的年龄作了告别……
我最想跟他们谈的，就是关于“后悔”。
可他们，这些新兵们只管傻里傻气地瞧我，并不巴望与我交谈。
我待在硬壳里，是有理由被他们参观的。
但这样被参观太不好受了，因为我毕竟不是标本、化石什么的。
我想起那次参观恐龙。巨大化石使我感到巨大威慑。但遗憾的是，我在最后一刹那看透了它。化石的某个局部有点小破绽，我用手顺着破绽抠了抠，竟抠出一小块报纸！这个庞然大物竟是用纸浆做成，涂上颜色、上了釉料，再像拼装玩具一样拼起来的。这东西作为玩具是太恐怖了！当时，我没有把这个秘密告诉任何人，怕大家扫兴，怕历史的严肃性被怀疑。
还怕人们像我一样，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悲哀。
我想我应该打起精神来，跟新兵们谈谈这些。
可我不能动弹，束手无策地被他们参观着。我渐渐感到难堪、恼怒。
喂，有你们这样看的吗？难道我他妈是个恐龙蛋？！
二稿于一九八六年四月八日
后记：“悄悄话”余音
《绿血》问世后，有位战友打电话给我，说：“你把我写得太恶劣了，我真有那么可恶吗？”听他声音充满委屈，还有点悲愤，我笑了说：“你不如他可恶；但你也不如他可爱。”他又说：“那你写的究竟是不是我呀？”这下我张口结舌了。他如今已是位颇有名气的青年音乐指挥家了，却把小说与生活的关系看得如此直接。还有一位非常硬朗地活着的战友，我在小说中让她死了，自然更让我提心吊胆，怕她一旦向我发难：“就算我俩过去不和，你也不必咒我死啊！”那我更说不清了。虽然我用最高贵的一笔——死——来完成一个至美的人格，但我恐怕还是得不到‘彻底的原谅。我不如趁现在费些口舌，讲讲我对“死”的吝啬。我从不将“死”乱施于人。我认为此人物美得不能再美，必须用“死”才能把这美推向一个其他方式无法达到的高潮，让我自己的情感在此趋向饱和，我才舍得赋予他（她）“死”的奇异光环。尽管我这般累赘地表白自己用心善良，人家信不信却由不得我。
《一个女兵的悄悄话》也将奉献给读者，同时奉献给战友们。假如他们读毕此书，就将我派定为书中女主人公，那么我同样有口难言。陶小童与书中其他人物一样，具有独立的人格，在还原生活方面，它与《绿血》已拉开了不短的距离。我不否认小说中大量的生活是我的亲身经历，这些生活场景的描写会勾起战友们清晰的回忆。但我并不仅仅采集生活，再忠实地将它们制成标本。这些生活在我笔下变得有些奇形怪状，令人发笑又令人不快。十多年前，我们存在于这些生活之中，毫不怀疑它的合情合理，而多年过去，当我的目光几经折射去回望时，当年合情合理的生活就显出了荒诞的意味。于是，我便对同龄人整个青春的作为感到不可思议。
十年，我们赤诚而蒙昧。反常的社会生活必产生反常的心态，种种不可思议的行动便是反常心态的外化。因此“悄悄话”一眼望去，满目荒唐。为强调一种荒唐效果，使人们透过荒唐去重新审定整个民族的素质，我在《悄悄话》的创作中背叛了我曾经的手法。在人物设计中，我也企图挣脱人物命运的困扰，尽管它长久以来作为小说主动脉存在着。我给每个人物设计了怪癖。他们的怪癖可以说是社会荒谬因素的浓缩。或者说，这种怪癖不是通常理解的怪癖，它成了一个个似是而非的人物符号。《绿血》之后，我试着不通过性格刻画来写人，写个性而不是性格。也许这种“人物符号”求得了一点神似。它谈不上丰满、真实、多侧面，但我认为比起《绿血》，它向人的本质迈进了一步。
在“悄悄话”写作前，我把握十足，感到这部小说我一定会写得出色，但掩卷之后，尤其几个月后重翻一遍时，便十分恼恨自己，无一处不是言不达意，较深的思考到纸上竟如此肤浅，几乎没一个段落让我得意。但鉴于我目前的才力，也只好充满遗憾地送它上路。
记得我发过誓，这部小说若写不好，就永不再写，看来我对我拥有的生活、细节过分依赖，也对自己的聪明寄希望过大，结果自己辜负了自己。三十岁的今天，我把“悄悄话”自胸怀捧出，若有所得又若有所失。荒唐年代的荒唐事，我也庄严地参加进去过，荒唐与庄严就是我们青春的组成部分。但我不小看我的青春，曾经信以为真的东西，也算作信仰了。凡是信仰过的，都应当尊重。我尊重它，写下它，便对自己的青春有了交代。
作者 一九八七年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