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了十多分钟，前面出现一所房子。门窗漆成白色，白布门帘上印有红十字。白房子周围挤了不少战士，还有人站在窗子上往里看，再不断向外面的人传递消息。
彭沙沙拉拉我说：“你看，好像出了什么事！”
门口七横八竖的几副担架。我首先想到的是：血……
营长两手一按，意思让我们稍候。他边跑边喊：“谁让你们都哄到这里来的？都回去！有什么看头！”他一个个去拽那些兵，但拽开的不久又回归了原位。
彭沙沙跑过去又跑回来：“不得了，肯定是谁牺牲了！我听他们说：洞塌了，有几个人特别壮烈！……喂，咱们干吗不去看看！”
孙煤要她打住，别叫喳喳的烦人。
还有一些戴安全帽的人急匆匆往这里奔。营长伸开手臂，拦在路上：“立定！向后——转！”
“让我们看看！”他们喊道。有个战士轮换用两只拳头在脸上抹，他在哭。
“回去！不许看！”营长的嗓子快哑了，显得又狂躁又衰弱。
“我们要看看！”那些人喊得更响。他们与营长对峙着，满是泥污的脸上，一双双眼交织着哀求与威逼。
蔡玲开始打哆嗦：“咱们走吧，这里怪吓人的……”
正当营长和几个战士要冲突出来，一辆救护车疯了似的斜擦着山边驰过来。所有人迅速让开道，脸上全显出得救般的宽慰。营长跑进去，亲自抬出一个伤员。一个军医跟出来，向司机招呼道：“他是头伤，路上尽量开稳点！”
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被白绷带裹严的头颅。许多人围上去，可我还是看清绷带上的一摊紫红的血。血渍与白绷带在烈日下特别刺目。
我感到一阵头晕恶心。
彭沙沙一手拉着我，一手拉着蔡玲，把我们拖到救护车前。她似乎认为有必要把这一切看得更真切。可我的腿发软。
担架上的血是稠乎乎的，一动，它就颤起来，像团果子冻。
那具平躺的身躯上盖了件血渍的旧军装。雪白的头颅一动不动。一双搭在担架边缘的手是灰色的，指甲里全是泥。就在这时——就在这时我呆了，我看见那件覆盖在他身上的旧军装，它本来没什么可引起我注意的，但它恰恰少了一枚领章！…
“就是他……”
“你说什么？”旁边有人推推我。
“我说了什么？”
救护车的门关拢了。我始终揣在兜里的右手仿佛挨了咬，一下抽出来…
火车有节奏地摇晃着我，真是难得的享受。我小时总要有人这样晃我，才肯入睡。阿爷把我偷偷放在膝盖上晃，他总是迁就我。阿奶却说：不要晃她！养成习惯你就倒霉了，没人晃，她就不睡。阿爷还是要晃我。不仅是我需要，他也同样需要那样晃……
我真想踏踏实实睡一觉，可周身奇怪地热起来。有谁在我旁边交头接耳：“……体温上去了？……”“三十九度五。”
一列火车在山缝里钻。它显得柔软滑溜。它随着地形变换着形态。它游龙般的身躯里载着不能动弹的我。
高热要把我的生命蒸发成气体，就这样，它们正一丝一丝地游离我……
第14章
告别油库工地那天，工程部队举行宴会酬谢演出队。“宴会”是相对此地的日常伙食而言，其实并不丰盛，但已看出主人竭心尽力了。
吃过饭，班长孙煤问陶小童：“刚才首长让你喝酒，你说了什么话？”
旁边几个女兵叽喳直笑。
“我没说什么呀！……”
孙煤说：“什么深情不深情的，部队不兴说这种话。”
“我吗？我说：‘感谢首长的盛情……’我没说深情吗？”
“什么呀，你明明讲的是‘深情’！你一贯来这些词儿……”姑娘们七嘴八舌地说。
彭沙沙眉飞色舞地说：“‘深情’是那种意思，真肉麻！”
“我明明没说‘深情’，是盛情！”她愤怒了，南方舌头卷得越发错误。
可所有人都证明她们听见的是“深情”。
她吵不过她们，说道：“好好好，就深情，又怎么啦？不能讲吗？”
“咦，你说你没说过呀！”
“说了又怎样？”
“说了就别赖呀。”
“……我就是没说嘛！”她简直要捶胸顿足。团支书这时突然冒出来，表情很严肃。
“你说了，我证明。”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陶小童想不通她们何苦在这两个词上斤斤计较。女兵们嘻哈着在她身上拍打，说：“我们大老粗，不懂你那个意思哟！反正你就喜欢那意思呗！”混到如今，她还没混成个“大老粗”？她真羡慕她们在讲“大老粗”时，那种自豪感和空前的团结。
在团支书看来，陶小童这人仍是改造得不够彻底。要能知道她那小脑瓜里整天转什么念头就好了。但根本办不到，谁也猜不透她在想什么。她每天虽然和大家干着同样的事情，但脑子里却有另一套想法。她从不参加别人无意义的聊天和打闹，总是呆呆地想自己的心事，有时还会悄悄地一笑。
团支书很喜欢看陶小童那种悄悄的笑容。她像是对着一片空白在笑，又似乎在空白里看见了某种意境，而这意境只是她个人的秘密，她是为此而笑。她笑得很特别，甚至有点古怪，但除了团支书，没一个人注意过她这种一闪即逝的笑。只有一刻不停地关注她的人，才能捕捉到她这种笑。
团支书随时随地可以拿大顶。他视拿大顶为一种享受。巡回演出途中，坐车坐乏了，他总是在停车休息时拿把大顶，他倒竖在那儿，一边舒坦地大声喘气。那是种发自肺腑的舒坦，他能让每节脊椎骨换着个响一遍。
拿大顶不妨碍他观察任何事物，而且观察起来更加客观、冷静。他就常在拿大顶时观察到陶小童的笑。有次陶小童碰到一个逃荒的，一下子给了人家五块钱。这事让孙煤大大渲染，所有人都把她嘲笑一通：陶小童是个傻瓜！她不知道这种人全是懒汉，不愿在家学大寨，逃出来骗饭吃的！大家认为这事简直可笑透了，荒唐透了。陶小童却在人们笑声的围攻里沉默着，带着一点难为情。事后，她仰起脸来发了好一阵呆，随后便无声地笑了。笑得有点凄楚又有点傻气。她对自己的行为是赞许还是否定，从这笑里得不到解释。
尽管团支书也认为她那慷慨施舍是种幼稚的表现，但他由此发现，这个姑娘有着难得的同情心。同情心这东西是好是坏，他搞不清，但他决不伙同众人嘲笑她。
他断定陶小童身上有种为他不懂得的气质。这气质就是她与周围人们的根本区别。虽然她努力做着一切，比如扫地、冲厕所、喂猪，她干得比任何人都认真而诚恳，但一到讨论她入团，总有人支吾着说：“她总跟咱们不一样。”
他知道她听到这句话有多难过。她困惑而又自卑地点着头，表示接受这个抽象得近乎刁难人的意见。在这时，他有义务做些例行的思想工作，比如劝她“正确对待”云云。
“可是……我怎样改正啊？”她说。
他想了一会儿，说：“努力嘛，尽量嘛。”
“是不是，”她迟疑着说，“同志们认为我本质上有问题？”
“不。我觉得你本质还是不错的。你恐怕从小看了烂七八糟不少书吧？”
“很多书。但不是烂七八糟的……”
“所以呀，”他斩钉截铁地说，“过去那些书都是烂七八糟的。你的思想就受了那些烂七八糟的影响。比如，你那天说‘深情’，部队嘛，这种话听上去不够带劲。”
“我明白了。”
“你不要感到委屈。不要觉得同志们有意和你过不去……”他停顿一下又说，“你每天干这干那，人都累瘦了。但你不要盲目地干，要有目的地干。这个目的就是世界观的改造。改造世界观嘛，改得越彻底越好。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不同意你入团，是对你真正的爱护。”
她不断地点着头。
说完话，她呆呆地沉思半晌，忽然又那样独自笑一下。团支书与陶小童谈话的第二天，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
从油库工地出发后，车开到半路，发现远处浓烟滚滚。有人判断，一定是那一带失了火。一瞬间，所有人都跳下车，往山坡上爬。烟是从山后冒出来的。刚接近坡顶，人们就感到整个山都被烘得炽热逼人。
赶到现场，发现火烧得并不大。被燃烧的是一排圆木搭成的棚子。这山上没有树，石头全被熏黑了。
陶小童头一个冲上去扑火。大家也都跟着扑上去。远处有一排排砖房，奇怪的是没人来救火。几十个人被呛得涕泪纵横，但都在玩命抽着打着。团支书用雨衣兜来了水。许多人都学他，取来各自的雨衣，跑到那个小水洼去汲水。只有陶小童仍在用树枝四处横扫，动作机械，两眼发直。
火热总算小下去。忽然跑来两个人，对他们喊：“不许扑灭它！……”
没人理睬他们。直到最后一朵火苗熄灭这群人才住手。他们一个个漆黑如炭，汗流浃背，才注意到这两个衣冠楚楚的陌生人。
“你们是干什么的？！”陌生人挺凶地问。
刘队长答道：“我们是演出队，路过这里……”
那俩人相视一笑，口气软下来：“你们不了解情况，这是我们有意点的火！”
几十张黑脸一齐目瞪口呆。那些烧焦的草末子，快快活活在他们头上飞扬。
“是这么个情况：这是我们农场的牲口棚。闹一场瘟，牲口死得差不多了。这棚子有瘟菌，死了好几茬牲口了，干脆就烧了它消毒。”
他刚说完，忽听有人尖叫：“陶小童晕倒了！”
经检查，她身上除了少量燎泡外，并没有更严重的烧伤。她是由于“严重缺铁性贫血”而晕倒的。刘队长连夜把陶小童送进野战医院。这所医院里住的伤员，大部分是从油库工地送来的。
孙煤是学过医的，但在这方面的知识也少得惭愧。一想起上次对陶小童的百般盘问，她认为自己简直恶劣透顶：怎么把一个好端端的姑娘往那方面猜呢？
有人悄悄对她说：“不知怎么搞的，陶小童好长时间没买过卫生纸！”
她一听，觉得有情况了。陶小童是个干什么都不动声色的姑娘，说不定暗地跟谁闯下那方面的祸了。她跑到她屋里，把另外两个姑娘轰走，问她：“你到底怎么回事？”
陶小童吓一跳，害怕地瞪着她。
“你很长时间没来例假？”
“好像是的。你知道了？”
她尽量用关怀的目光打量她全身，想找出一些应有的变化。
“到底有多长时间没来？”
她仔细想了想：“记不清了。这不要紧吧？”
孙煤一下严厉起来：“不要紧？！告诉我，你是不是跟谁……”下面的话她用一个更加严厉的表情代替了。
陶小童沉默一会，突然叫道：“呀！你在说什么呀，班长？！”
“你到底干没干过那事？”
陶小童脸像三张红纸，她意识到那个恶心的勾当。“你说的我不懂呀！”
“别装！就是男的女的在一块的事！”孙煤认为自己太凶了点，马上改为诱导，搂住她的肩膀，“我告诉你，你还小，别是被人骗了。我问你：你近来哪里不舒服？比如不想吃东西，想吐……你对我老实讲，我会好好帮你处理的。”
她红着脸苦笑，一句话不讲。
“我看你最近消瘦得厉害，没精打彩，脸色发白，这些都是症状。你得告诉我实话：你的例假究竟停了多少天，三个月？”
“恐怕有十来个月了。”她忽然伏在她耳朵上说。
“啊？！”孙煤伸手往她肚子上一摸，“去你的！胡扯八道，十来个月该生出娃娃了！”
这事很快在全班传开。彭沙沙很担忧地跑来，让陶小童马上去检查，看是否会变成男的。只有蔡玲羡慕得不得了，说：“那你省钱了。每月津贴里的七毛五，就算你白捞！”
医生检查了陶小童的病情后，不客气地对刘队长说：“她的贫血已引起全身机能的障碍，你们连这都不懂？”
这座野战医院设在一个小镇上，只盖了一座简易楼房供住院用，其他房子是借用一所小学校的。离医院几十公里，有座城市，那城市以常出土恐龙化石闻名。不久前又有一具空前完整的恐龙骨架出土，省里专门为它修建厂一座展览馆。演出队把陶小童留下住院，就开进城去演出了。医院领导代表全体伤病员请求刘队长，在市里演出完，一定到这里慰问慰问。刘队长说，当然当然。
刘队长感到脸上很光彩。这个小小演出队在省城毫不起眼，甚至连上乘的剧院都没进过，可眼下处处受宠。他再也不提当年“流寇作风”那类话了。这种东奔西忙的巡回演出生活使他精神焕发，劲头十足。假如能带上他的小半拉儿和大半拉儿一块到处跑，那他对生活就没什么可抱怨了。
刘队长安顿了陶小童住院，刚走出病房，忽然又折回去。因为他想起口袋还揣了几块冰糖。这是临出发前小半拉儿给他准备的，他怕父亲出门犯气管炎。刘队长把冰糖留给了陶小童。
小半拉儿是个孤独的孩子，连他的哥哥都嫌弃他，对他嚷：“你上学干吗总跟着我？我才不愿人家知道你是我们家人呢。你那样子真丢我脸！”令人欣慰的是，这孩子并不计较人们对他的态度，他甚至对自己的模样也从没灰心过。相反，他似乎总是充满喜悦，对一切人都怀着单方面的友好愿望。但他的孤独只有父亲能看破。
小半拉儿也只有在父亲这儿，才能得到充足的情感。每逢刘队长领队巡回演出，无论到哪里，再闭塞的地方，小半拉儿都能想方设法把信寄来。他最近又寄来一封长长的信，说他上学怎么威风，再不挨人揍了，因为有“颗勒”。那狗个头已长得像头豹子，连书包都是它替小半拉儿叼着。
小半拉儿信里还叙述了一件重要事情。演出队出发后，有天夜里，一帮蟊贼打听这院子没人，从墙头翻过来想捞便宜。冷不防杀出个“颗勒”。“颗勒”这狗从来不叫，见了生人就紧盯着，然后跟上去，一旦发现行迹可疑便上去撕他。“颗勒”跟他们血战了大半夜。小半拉儿说，那场面特别壮烈；贼娃子一见这么凶的畜牲，也搞不清它是什么，全吓傻了，任那狗随便咬，咬得他们满院子乱跑。但他们跑不出去，大门锁着，墙头又高。“颗勒”守在墙根下，谁往上爬就把谁扯下来。后来他们就用砖头棍子跟“颗勒”干，狗特别机灵，没挨几下。有个小子却带了把菜刀，趁“颗勒”仰身扑起来的时候，在它胸前砍了三下。“颗勒”带着伤还把他咬个半死。后来炊事班长带人赶来，“颗勒”才浑身是血地倒下。
小半拉儿信中说，“颗勒”是世界上最英勇的狗！这一仗“颗勒”虽然胜了，但也吃了大亏，胸前被豁开个大口子！幸亏它毛厚，胸大肌十分发达，才没伤到要害。
小半拉儿还说，若不是他及时抢救“颗勒”，它就牺牲了。他用根缝衣针把狗的伤口严严实实缝上，又抹了药；狗很懂事，知道人在救它命，针穿进穿出时它疼得浑身眵嗦，却一动不动！
小半拉儿最后让父亲放心，贼娃子全被俘获，送派出所去了。“颗勒”却快不行了，送它到门诊部治伤，但没人理会。尽管这样，每到小半拉儿上学的时间，它还挣扎着爬起来，想给他叼书包。小半拉儿写到此处显然哭了，信纸有的地方打了皱。
小半拉儿是个多情的孩子。孤独的孩子都多情。
一早，变魔术的董大个鬼头鬼脑地对团支书说：“你昨天夜里在喊一个人。”
“哦？”团支书笑笑，因为他夜里从不做梦。
“你昨天夜里喊一个人的名字！”
“去你的！”
“就我一个人听见了，我不告诉别人，你喊的是一个女的！声音不大，不过那声音听着就让人感动！”
团支书看着他的脸：他眼窝和鬓角及鼻沟还留着昨晚演出的化妆油彩，因此像个丑角。董大个诡笑起来，伸手在团支书方方的后脑勺上捋了一把。
“我说伙计，是那个岁数了。”他又往前凑凑，“我纳闷，你爹娘没给你找个公社妇女主任什么的？”
团支书推开他：“你闭嘴好不好！”
董大个心花怒放地退到一边去。过一会，团支书惴惴不安地又跑回来：“你快说，我到底喊谁的名字了？”
董大个料定他会再追问，简直快活得要死，闭着眼说：“你好好反省一下吧，你成天打谁的主意。”
他瞪眼想了一会，老老实实地说：“我没打过谁的主意，你是说咱队的女兵吗？我真没打过她们主意。”
第二天夜里，董大个把团支书推醒了。
“你又喊了。”
“……刚才？”
“我要不推醒你，你非得把所有人都喊醒不可。你现在想得起来，你喊的是谁吗？”
团支书像犯了罪似的耷拉下脑袋。他已完全明白他喊的是谁了。他头一次发现自己也会做梦。他还发现自己这些天总是有所牵挂，梦里，他才知道牵挂着谁……
陶小童在一周后便下楼散步了。她走到楼梯口，发现有个小老头儿趴在地上正摸什么。他异常瘦弱，动作迟钝，穿着白底蓝条的病号服让人想起奥斯威辛集中营。
他感到有人来了，赶紧退缩一步，做出让路的样子。陶小童吃惊地看到他并不是个小老头儿，是个很年轻的小伙子，嘴唇上的胡子长得还不像样。
“你找什么？”她问道。
“呃，棋子儿。”他把她当成护士，做出害怕的样子。
“你眼睛看不见？”
他马上说：“我是二十五床，外科的。”
“我来帮你找吧？”
他奇怪了，护士讲话没这样柔和的。他问：“你……不是护士呢？”
“不是。我也是住院的。你眼睛怎么了？”
“医生讲，伤到脑壳，眼睛就受影响。”他摸着墙根，颤颤巍巍站在那儿。从背影看，人人都会当他是个小老头儿。
陶小童帮他寻找那颗棋子儿。他脸上浮着讨好的笑容。
“我刚才在楼梯上绊了一跤，一盒棋子都落了。我捡了半天，还差个‘连长’。”他下的是军棋。
陶小童终于发现那颗棋子的着落，但无法拾。它落进了痰桶，正浮在一滩挺浓的痰上。她劝他放弃这颗棋子，而他坚决不肯，硬要下手去捞。
“这不是我自家的东西，是我到楼上向一个娃儿家借的。少了一颗，他硬不饶我。娃儿家嘛，又是个小瘫子……”他当真把那颗棋子捞上来，陶小童一阵恶心，急忙走开了。他摸索着进了水房，在那里冲洗。第二天陶小童又在楼梯口碰见他。这简易楼的楼梯极不规则，因此他又跌了一大跤。
陶小童忙上前搀扶他。这回他像老熟人一样跟她拉呱起来。
“我们一块伤了七八个呢……一个当时就牺牲了！一大块石头落下来喽！跑？你跑得赢！……还有几个伤不重，现在都出院回家了。我们那地方只要负了伤，都批准探亲假。”他似乎对负伤还有点求之不得。“我伤好了，也回家！”他黑黑的脸很窄，笑起来嘴巴几乎横贯两腮。这使他笑的时候像个傻孩子。他还对陶小童讲了许多施工的事。
初期失明的人，特别受不了寂寞，逮着谁就要跟谁唠叨没完。许多瞎子算命或许就是为找个永久的谈话理由和谈话对象。瞎子和人交谈，他并不希望对方多插嘴，也不在乎对方的表情，哪怕对方满脸不耐烦，也不影响他的兴致。对方只需时不时哼一两声，作为他每段话的支撑点，就够了。
他正谈到兴头上，一个护士走过来，叫道：“二十五床！”
他立刻老实了，极胆怯的脸转向声音来源。那护士上来搀着他快步走去，嘴里说着：“你瞎跑什么？不是规定你卧床的吗？”
“二十五床”不敢像护士那样轻快迈步，身体重心始终拖在后面，十分惶恐地半张着嘴。
陶小童忍不住跟了去。他已端端正正坐在床上，两手平放于膝盖，好像在等着拍照。
他的同屋是个重庆兵，马上招呼陶小童进来。“二十五床”听见陶小童没走，失明的眼睛忽然飞出一道神采。
重庆兵说：“这个狗屎医院，丁点儿耍头都没有！”他问陶小童：“你会不会下棋？”
不等她回答，“二十五床”十分情愿地跳下床，满地摸鞋，一边说：“我再去借棋！”过了一会儿，他兴冲冲揣着一盒军棋回来了。
陶小童看着他茫然的笑脸，心里一紧一缩的。刚才重庆兵对她说，“二十五床”情况不妙，已作了一次脑外科手术，过两天还要做一次，做不好会死的。他还糊里糊涂活得蛮快活，天天合计回家探亲的事。
铺开棋盘时，重庆兵说：“嗳！你不是有李子吗？去去去，拿出来招待招待！”他对“二十五床”说话用极不耐烦的口气。城市兵总喜欢当着姑娘面虐待农村兵，这是一种风气。楼上有个农村兵被病友支使去向护士讨二十个便盆，结果讨到一顿臭骂。护士长跑去查问，那几个城市兵不仅不认账，还当着一群女护士要把农村兵捆起来，说他成心耍流氓，逗得女护士个个心花怒放。
“二十五床”从床头柜拿出一包李子，跌跌撞撞走回来。他说这些李子是油库工地的战友们送给他的。李子全都又青又小，他却十分珍爱地捧着。重庆兵取笑他，说平常无论怎样动员他，他都不舍得拿出来吃。
就在他把李子往床上一倒的刹那，陶小童脸色一下变了。她分明看见兜李子的破军装少了一枚领章。
“你咋个了？不好了？……”重庆兵关切地问。
她勉强拾起一颗棋子。她又回过头，那少一枚领章的军装蓦然刺痛她。“二十五床”用一把锯条磨成的小刀，摸摸索索地削着李子皮，削完统统放在一只茶缸里；陶小童明白，那是给她的。
她不敢看他，是怕在这张太单纯的脸上看到哪怕一丝丝的邪恶，或是怕自己的目光带有哪怕一丝丝杀伤力。她不敢看他，是怕一切固有的好恶是非会一下子乱了次序；或是怕他几天后万一死了，自己会像做恶梦一样想起他的形象。
她渐渐怀疑起自己，怀疑自己的女伴，怀疑蔡玲那一声大喊，统统不是真实的。这张稚气未脱的脸，这张简单甚至有些傻头傻脑的面孔，怎么可能就是窗子上那张可憎的“大白脸”呢？……
可那枚领章明明在她这里。它的新旧程度和那件破军装上的完完全全是一对。它是证据，这不会弄错的。陶小童坐在自己病床上发呆。
她同屋有个女孩，十四五岁。躺在对面那张床上从来没见她动过，已经这样躺了半年。一段生命停止在那里，发出淡淡的臭味。仿佛还没有死就已经开始腐烂了。来守护她的父母常被护士训斥，或差使着干些脏话。这对农民夫妇对护士们的恶劣脾气毫无反应，进进出出，不声不响，脸上带着并不让人愉快的阿谀。
这所野战医院的护士们都有一副奇怪的大嗓门。她从“二十五床”的病房里出来，有位年长的护士就对她好心好意地嚷嚷：“这些当兵的都不是东西！听说那个油库工地见不到女的，保密，家属都不准去探亲。你不要理他们！见了女的，他们眼珠子发蓝！”
夜里，对面床上的小姑娘“咝咝”地微弱呼吸着。她父母就睡在门外走廊上，铺张席。每隔一两个钟头，母亲就替病人把导尿瓶里的尿倒出去。这小姑娘太不自爱，一个知青用一套军装，就换走了她的贞操。后来作下孩子，请了一位江湖巫医堕胎，导致大出血也不敢送医院，藏到差不多死了，才来求救解放军。护士们对她一家凶来凶去，是出于对这类事固有的厌恶。
陶小童忽然觉得那“咝咝”声很吵人。她睡不着，想着怎样处理“二十五床”的事。他无疑是本案被告。蔡玲咬定是张“大白脸”不过是吓糊涂了。在那样的惊恐中，任何一张脸都因触目惊心而显得奇大。从油库工地出发，当夜全队在一个县招待所宿营，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蔡玲又发出一声惨叫。女兵们全被她吓醒了。“窗子上，有张大白脸！”蔡玲边叫边往后退，撞得人仰马翻。偏偏又是她看见了“大白脸”。
“你到底看清没有？”大家问她。
“我鼻尖都跟他贴上了，会看不清？”
结果是这么回事：不知谁头天晚上将化妆镜子放在窗台上，蔡玲撩开窗帘想看看天色，不想在镜子里看见了自己的脸。由此她们开始对蔡玲产生怀疑，她把一切脸都看成“大白脸”。她们曾一致把他想象成一个强悍的敌人，这印象其实被惊吓中的幻觉夸张了。就连陶小童，在扑向他、抓住他的刹那间，也把他看得高大而可怕。
谁料他竟这样弱小，这样年轻，这样……易于对付。
应该告发他吗？不管怎样，他毕竟干了件很不体面的事。这种事尤其不能被女孩子原谅。
第15章
火车颠晃着，生怕我睡过去就永远醒不来了。
我今年二十一岁，是谈起死最从容的年龄。这个年龄不像老年人那样，已和生命建立了深厚感情，处得难分难舍了。所以我对死这事没太多意见。
我知道我发起高烧来了。热度使视野迷蒙……
……一片深绿。绿得森人的不可思议的绿色原野成了伸向远方及空间的深不可测的谜一般的古老绿色。
大约一亿年前的森林沼泽，足够的温暖与足够的潮湿使一切生物都长成难以想象的肥大。浑沌的四季、浑沌的昼夜。绿色中潜伏着危险——一个巨大的弧度、山一样的脊背慢慢崛起……
山一样的怪物移动过来，一切鸟兽四散逃开，因为它的行动使大地发出雷鸣般的声响。
一个恐怖的神话。神话般的真实历史。一片绿色。恶梦深深印在历史的记忆中。历史不计较它的梦是否可信——
巨大而恐怖的动物漫游在远古的清晨。历史叫它恐龙。一头吃植物的、长着厚厚甲胄的三角龙浮出水面。它既像巨大的龟又像巨大的鳄鱼。正当它步履蹒跚、去觅食多汁的植物时，一头更加巨大的霸王龙尾随上去。霸王龙用它长矛般的利齿轻易咬穿了三角龙赖以保护的甲板。一个巨大怪物被另一个更巨大的怪物轻松地吞噬了。
苏铁树丛轰然作响。深绿色的风暴席卷腥热的风，透明的蓝色大气溅满巨大的血滴。
地球小得可怜，在恐龙足下瑟瑟发抖。由七十多种丑恶而庞大恐龙组成的社会使年轻的地球充满凶险。
深绿色被撕破又飞快弥合。鸭嘴龙用它长长一串、由两千多个牙齿组成啄状颚部啃咬植物，它们削平了一望无际的丛林……
一大群披着白色皮毛的翼龙向高空飞去。太阳被遮没了，云被搅乱了，天空不再辽阔，不再宁静。它们的叫声是恐怖的歌……
湖畔伏卧着两栖的雷龙，它的颜色及体积酷似一座沙丘。它蠕动着，泅进水里。湖变得喧嚣，疯狂地举起一大片浪头……
山坡上的梁龙在踱步，什么也不能阻碍它。它走过的地方成了宽阔的不毛之地。它高大得可以去衔崖头上的树。它庄严、蠹笨、自负、低能，它仅靠自己可怖的体积去镇压一切，摧残一切…—
蛮荒、肥沃的原野充满着又大又奇形怪状的动物。它们是最神秘的历史角色，又是历史难以摆脱的恶梦……
深绿色渐渐沉淀……
我像猛然浮出水面那样，大大吸了口气。
这时我听见孙煤说：“快到了！”
许多声音附和着，“到了到了到了……”
是到哪里？是我活到了头？是到了死神的指定地点？……反正他们又来抬我了。哎呀，不要瞎折腾啦。何必、何必？又这么呼哧带喘地上了路。
我记得那座又小又破的野战医院让演出队闹得十分彻底。早几天就开始闹。那时我已差不多康复了，也跟着医院的人激动地等待演出队到来。有天晚上谁在楼梯上嚷：“快去看演出！就在篮球场上，自家带板凳！”
整个楼都兴奋得走了样。我也随伤病员往外冲，医生护士的一道道防线都决了口。我在楼梯拐角碰到“二十五床”，他已被大队人马拉下了，但仍是一副又急又慌又喜悦的样子。听见楼梯上有脚步，他回头讨好地半张着嘴，似乎很想找个伴搀他一下。我却一点不想帮他忙，我可看透他了。我仔细地贴着墙避开他、溜过去，生怕触到他身体的任何部位，更增加对他的反感。我一想起窗子上的“大白脸”就浑身起鸡皮疙瘩。
这时一个护士追上来，夺下“二十五床”的板凳。
“回去！哪个批准你下楼的？”
“他们都去了吔……”
“都去了也没得你份！你看得见吗？瞎激动！”
他眨巴着失去视觉的一双眼，难为情而自卑地笑笑。护士不理他，拿着他的板凳飞快上楼了。
观众在篮球场空等一晚上，政治处出面才把他们劝回去。一个由拐杖和轮椅组成的庞大队伍，浩浩荡荡涌回住院楼，又迅速被各科医护人员瓦解。到处都在嘟嘟嚷囔地咒骂，但又不知骂谁更合适。一个小骗局勾起众多人的不幸感，而一切不幸又在这笼统的咒骂中得到发泄。-
只有我留在空荡的院子里。我不想回到病房去闻那垂危的小姑娘古怪的气味。
院子里，一个老花工在训一位女护士：“你们精神病科不好生看紧点！你看你看，都是疯子们干的！”
“是是是。”护士心不在焉地点头。
“你们的疯子都该枪毙！”
“该枪毙该枪毙！”她急于脱身。
我听说这医院围墙外，有个单独的小院，那就是精神病科。这两年不知怎么的，那里总是床位紧缺。有的入不了党大脑就出差错了；还有没提干让对象蹬掉发疯的。有个病号自己做了枚碗大的军功章，天天别在胸口，听说他是自己画奖状寄回家，让人揭发后发作的。那是个可怕的去处，我望着虎背熊腰的女护士心想。
花圃被拔得稀稀拉拉，老花工坐在那里生疯子們的气。本来好端端一颗由红石竹铺成的“9”，当中是黄色矢车菊的“忠”字，这下什么也不是了。
演出队终于来了。
再大的“静”字对演员们都不起作用。他们照样各处喊嗓子、练小号、翻跟斗，团支书在篮球场一边布置舞台一边找地方拿大顶。演员所到之处，总围着一圈圈穿白底蓝条衣裤的人。这“病”了许久的地方一下子健康起来。
除了晚上的正式演出，医院请求演出队能安排一场特殊慰问。我似乎已成了这里半个主人，在前面带路，把大伙领到这座与世隔绝的小院门口。透过极粗的铁栅栏往里看，几个病号正在护士的调度下摆板凳。他们看上去比一般人听话得多。
“陶小童，你干的好事！”女兵们看见“精神病科”几个字后，咬牙切齿对我嚷。
刘队长也踌蹰了，进退两难地站在那里。
我理直气壮地说：“这些病号都是思想上的病，应该对他们进行思想治疗！”
大家都一刷齐地把目光转向我，好像说：住几天院，陶小童怎么长进这么大？尤其徐北方，冲我做了个对眼，表示对我肃然起敬。
“谁要演谁去演！演一半被他们掐死才带劲！”女兵们多数反对。
“掐死？不会的。”团支书一本正经地说。他把什么事都当真。
“应该对他们实行点革命人道主义……”有人说。
“他们懂个屁的人道主义……”
团支书却指着我：“陶小童，你说呀！”
我严肃地绷紧脸，沉默地东瞧瞧西瞧瞧，然后斩钉截铁地说：“演！”
化妆时，大家很自然联想到小周。小周和这些病人有极大区别。小周被送走后炊事班长吴太宽去看过他，回来说他在那里表现出色，常给人表演拿大顶。团支书后来也去看他，说他唱歌唱得最好，从不跑调；医生对他们进行一种测验，让几个病号同时画直线，惟有小周不在纸上胡扭。现在大家谈起小周那些可笑的发明已没人再乐，因为小周死了。那么个壮壮实实的小周不知怎么搞的就毫无道理地死了。刘队长去处理小周的后事，医生们说，小周变得越来越乖、越来越听话，突然就死了。本来想解剖，小周父母死活不干。
这时，我们听见了很有节奏的哨音：“嚁！嚁！嚁！……”病号们精神抖擞地排着队入场了。他们像幼儿园孩子那样很规矩、很认真地随着哨音踏步。脚抬得老高、手甩得很大，但看上去又有那么点不协调。他们找好各自的预定位置，却不坐下，站得笔直，神情相当庄严。直等一声大喊：“坐下！”他们才一齐坐下去。有个人坐到地上去了，因为他屁股后面没板凳。他摔疼了，刚咧开嘴露出一副丑样，某护士朝他做了个狠狠的手势，他立刻老实了。听说为了看演出，他们把这一套练了好几天。
孙煤报幕回来，哭笑不得地说，有个病号使劲朝她做媚眼。刘队长嘱咐女演员，跳舞时往后靠，这些人目光狰狞，令他担忧。
节目提心吊胆地演下去。似乎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又好像随时会发生意外。每演完一个节目，台下一点反应都没有。必须吹哨子的男医生大吼一声：“拍手！”才会猛古丁发出一阵惊天动地的掌声。这掌声也收不住，直到男医生看看差不多了，再大喊一声：“停！”才能停下来。停也停得兀突，几十个脑瓜被控制得十分整齐。
我的健康状况医生不允许参加演出。我想和刘队长谈谈“二十五床”的事。这事总算到了真相大白的时候了。证据确凿，现在把他提起来一点都不难。我刚把队长叫到一边，舞台上出乱子了。
董大个上台变魔术，有个病号突然跑上来，极认真地跟他比了比个头，又跑下去。他很快被押解走了。接下去是相声，当护士医生都哈哈笑时，病号们也不求甚解地跟着笑起来。医生护士笑完了，命令他们不准再笑，可这回不灵了。他们笑得演员害怕了，词忘了一多半。那男医生疯了似的吹哨也止不住他们笑。
演出只好结束。虽然只演到一半，总算没出更糟的事。孙煤冒最后一回风险走出去，向他们表示“再见”，那个表情娇媚的家伙终于按捺不住了。他一下子冲到孙煤面前，柔情似水的一双眼猛盯着她。医生护士扑上来拽他，但被他一一甩开。他拉住孙煤的衣服，出其不意从裤腰里解下一束蔫头耷脑的石竹花，死活要献给她。这时他已被那男医生抱住后腰。医生一边把他往里拖，一边冲孙煤使眼色，让她收下花，收下大家就安全了。
原来他怀着这样动人的目的去偷花哩。
于是病号们认为暴动的时机成熟了。他们开始砸板凳，相互厮扭，把门上的铁栅栏晃得咣咣响。刘队长也帮着医生护士去拉架，但被一个病号轻轻一挤，就跌倒了。他们个个养得膘肥体壮，除脑子不健全，浑身都健全得出奇。
等医护人员掩护演出队全部撤出，孙煤还不敢扔手里那束花。一个护士不放心地追上来喊：“还不快扔掉！那人是男女作风问题害的病！”
孙煤突然拔腿就跑。所有人都跑起来。离开那铁栅栏门已老远了，仍没人讲话。不知谁挑头笑了一声，大家就跟着笑起来。这场险似乎冒得既滑稽又恐怖。我边跑边想，大伙差点让我坑了。
告诉你，你能再凑近点吗？我想对你说句悄悄话。的确如此，那事很秘密，当然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担架向前移动，白被单下面盖着的是我。我恨透了你们这样对我置之不理。我不反对你们抬着我没头没脑地跑，但至少得听我把这事讲完……
听我说，你们对团支书的了解太肤浅。不，我不同意，你们假如对他下一个虚伪的结论我怎么也不会同意的……
当然，谁会想到他给我来这一手，他看上去那样老实巴交……
对了，我要说的就是这个。关于团支书。他那样对我真把我搞晕了……
我没料到，真的没料到。
一大早，白色平板车就从楼道里偷偷摸摸推过去。我发现推车的女护士很眼熟。那护士捂着特大口罩，也对我认真看了一下。
“是……死了吗？”我轻声轻气地问。
护士别转脸，没理我。意思是：废话！
我对这个白布单蒙紧的东西，感到又神圣又恐惧：一个生命留在世界上最后的痕迹。我不自觉跟了几步，拼命感觉着全身活力；比较着生与死的一步之差。
一个尖嗓门在楼梯上喊：“护士长！”
推车的站住了，回头问：“干啥？”
“他的东西！”
一些杂七杂八的物件裹在几件不太干净的衣服里，被抛到平板车上。
护士长大声说：“再看看还有他啥东西，一块清理掉！”
“晓得了！”尖嗓门轻松愉快地跑开了。
护士长推车就走。一些东西掉在地上她不屑用手去拾。我走上去，将那件军装拾起来。就在我手指触到军装的同时，马上想扔下它逃跑。
“等等！”我叫道。
护士长停下来。我这副活见鬼的表情让她大吃一惊。
“你是二十五床的熟人？”护士长问。
我捏着那件汗味犹存、只剩一枚领章的军装，猛烈地摇头。
“那天见你在他房里下棋嘛……”
“我不认识他！”我粗暴地说。扔下军装，我的手指仍像紧捏着什么一样，松弛不下来。我后悔不该去拾它。
“昨天夜里他死在手术台上了。”护士长司空见惯地说。见我跟着车走，她奇怪地连瞅我几眼。
我脑子嗡嗡乱叫。我不懂自己跟着这辆车想上哪儿。从小到大，我第一次感到，死人是不可怕的。
我还没来得及告发他，他却死了。他的死乱了我的阵脚；他又一次从我手边逃开了。我飞快地跑到演出队住处，他们在院务处几间办公室里临时搭了铺。还没人起床，我徘徊一会，想想不对，不该来这里，又转身上了楼。我跑得气也供不上了。
我翻箱倒柜，找出那枚准备作物证的领章。同屋的女孩在灌蛋奶混合液，发出一连串不可思议的声响。要是她有意识，准不愿这样活着：让人们像浇灌肥料一样把食物灌下去。
我沿着一条幽暗的小道跑着。通往那种房子的路，在我印象中就这样幽暗。我只有一个念头，把这领章还给他！让他离开这个世界时尽量对称，别缺点什么。
他是牺牲者，是为了一个大得难以想象的事业去牺牲的。我不能得知他当时的表现：是特别英勇，还是一般化。他害怕过吗？犹豫过吗？或许在巨石压下来的瞬间，他迟疑了一刹那。他是有意迟疑的，为一件不可告人的勾当惩罚自己，用自己最大的代价来替自己雪耻……
我清清楚楚记着他的模样：一副衰弱得像老人一样的身架和一张稚气得像傻孩子一样的面孔。他毕竟太年轻了啊！年轻得尚未来得及正式地、磊落地去爱一个女性。他年轻得还不懂什么叫爱；若懂，决不会用这种不美好的手段白白糟蹋了它。除了母亲，他没有机会了解任何女性。而女性，就是他未知的半个世界。这半个世界已永远摒弃了他，对他永远封闭了。
我闷头跑着，差点撞在手推车上。车空了，上面有块冰凉的塑料布。
“你干啥子？！”护土长被我吓一大跳。在这条幽暗的小道上走的人，不是变得迷信就是突然胆小了。
我气喘吁吁地：“我……还想看看他！”
护士长推车便走：“有啥看头！门锁喽！”
“不能再开一次吗？”
“我不管。你去找那个死老头！提防着啊，他凶得跟鬼一样！”她边说边小跑着远去。
我放弃了我的打算，跟着护士长跑出那潮湿的小道。领章让我在途中扔掉了，就让他带着缺憾走吧。
一个军人完结了。就这样——毫不悲壮，毫无诗意，毫不轰轰烈烈，毫无罗曼蒂克地完结了。下一步，我该把有关他的记忆尽快处理掉；我盼望能及早忘记他……
演出队结束这一带的演出时，我就跟他们一起走了。不管怎样，我是要出院的，因为同屋的小姑娘死在离我一步之遥的床上。一清早，见她母亲给她梳头，一切治疗器具都已撤走，我还以为她终于好转，没想她昨天夜里就死了。一绺绺死去的头发被梳掉下来，使她的面容变得十分老相，越发显出贫苦和卑微的样子。我不敢再看她。
等我办完出院手续后，见小姑娘的父母一前一后走出医院。他们并不悲伤，仿佛了却一件伤透脑筋的事。死者那不干净的躯体作为一具标本献给了医学。她骨骼还是不错的，将要发挥比她活着大得多的作用。据说这一来，医疗费就偿清了。
车子开进城市，我热烈地建议去参观那个恐龙博物馆。没人相信它是博物馆，一点不森严不宏伟，圆圆的房顶像个马戏表演场。
恐龙巨大的骨骼放在大厅里。它很完整，甚至还很有姿态。周围有一圈栅栏，这距离增添了人们的历史感。董大个的头顶还未达到恐龙的膝部，他惊讶地直龇牙咧嘴。
恐龙是曾经遨游在地球上最成功的动物。我记得著名古生物学家赖格的话：“恐龙的出现甚至使进化史上的特殊事件——人类的进化也大为逊色。”我充满景仰地注视着这个统治地球长达一亿五千万年之久的巨大怪物。但所有人对它很快兴味索然，因为它和今天的世界一点关系也没有。有人甚至说，参观这东西实在是吃饱了撑的。这样不可一世的庞然大物，谜一般绝灭了。围绕着恐龙的绝灭，科学界从来没有沉默过。有人认为，中生代末期的地壳运动使海陆变迁，植物减少；海水的变冷使浮游生物灭绝，这样吃植物的恐龙与水里的恐龙大量死亡，从而使巨大的肉食恐龙也失去了它食物环链中最必要的一环。
还有人认为，恐龙死于洪水或超新星爆发。
有人从这些巨大爬行动物的身体内部找原因，认为它们长得这么庞大，本身就是一种病态发展，是内分泌失调的产物。结果失调状态愈演愈烈，遗传密码中的不利因素被延续和囤积下来；新陈代谢反常，神经系统紊乱，终于造成死亡。
我忽然发现四周出奇的静。四下一看，发现人已经走光了，只剩我和巨大怪物待在一起。我干脆跨过栅栏，用手去触摸化石表面。它不如我想象的那样冰凉而坚硬。慢慢地，我觉得这具化石不大经看，许多地方透着人为的痕迹。人类目前对这神秘的历史角色了解得十分有限，时常发生错误。比如著名的柯普，他犯的错误也像他的两千部著作一样著名。他发现一架崭新的恐龙，有着从未见过的长颈，他为它取名叫扭龙。另一位学者、柯普的对手马什教授，看到这具骨架展出后，便提醒柯普弄错了：他从容地从“尾”部取出最后一节脊椎装到了头上，原来柯普错把头装在了尾巴尽头，加上他过人的想象力，便制造了一头稀奇古怪的异型动物。
我绕着恐龙骨架走了一圈又一圈，不时伸手触它一下。我发现它的体积与重量决不相称，这庞然大物触上去竟显得轻飘飘的。我索性钻到恐龙腹下研究起来，直到班长孙煤跑来喊我。
“陶小童，你怎么还在这里？上车出发了！”
而就在这时，我发现了一个重要情况。我差一点嚷出来。我为自己和同伴们的轻信感到悲哀和羞辱。
我很好，死亡还没有对我最后下手。
他们这样抬着我，走进长廊。两天来的忙碌使他们步伐机械。长廊尽头有扇窗子，太阳从那里透进，水磨石地面闪着白光……
孙煤明显地削瘦下去，她不顾一切地把我抬到这座医院。现在我才知道，她是真喜欢我呀！我大言不惭地说，她喜欢我就像我喜欢她一样。我们俩的关系没得到正常发展，是因为中间插了个徐北方的缘故。徐北方这家伙没费什么劲就同时征服了两颗心。一天，孙煤正色对我说：“徐北方对你不合适。你还不了解他。”
我当时又害怕又尴尬，一句话也说不出。那是晚上，蔡玲妈来了，孙煤只好挤到我床上来睡。
“你可别糊涂。”她又说。
我仍然不开口。我有什么好说的？
“你不了解徐北方这个人。”
“可能不了解。”
“你猜我干吗跟你说这些？”
“我不知道。”
“因为我要走了。”
“为什么？”
“不为什么。现在好多人都想走。老待在这个小小宣传队，有什么劲？”
“那你去哪儿？”
“……我去演电影。”
我想起那次打靶，高力领来个戴鸭舌帽的中年人。孙煤那天把腰勒得特别细，背着五四手枪走来走去。后来听说那个鸭舌帽是电影厂的导演。
“这事连队长都不知道。我只跟你一个人讲了，你要保密。”过一会她又说，“你看，我还是挺喜欢你的吧？”然后她快速地翻了几个身，我觉得她其实是幸福得直打滚。
沉默了一会，她跟我扯起爱情来。我不理解，高力那套天花乱坠的胡话怎么会那样令她感动。爱情、爱情。听到这词我就烦躁。团支书在说梦话时叫了我的名字，这事也被人误解为爱情。人们把爱情当作一件最无聊的事来谈，这真让我受不了。
可团支书到底是怎么了？难道他做梦也念念不忘对我进行各方面的思想教育吗？……
我终于被安放在一张床上。哎呀。我真该歇歇了。
许多手来触碰我。那些手指洁净而灵巧，不一会儿就将我剥得精光。他们就这样对待一个女战士，或说一个未来的女烈士。这太不像话了，事先竟连招呼也不打。我就这样躺在那里，赤身露体，失去了行动能力，谁也不来理会我的害臊。
第16章
刘队长打不定主意，是否发电报将回家探亲的陶小童叫回来。首长布置了一场重要演出，可目前女兵严重减员：孙煤常常忙着去电影厂试镜头，蔡玲得了盲肠炎，彭沙沙闹出了那么一件大丑闻，整天不敢出门。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矮胖子彭沙沙出落得一表人材了。首先，她莫名其妙地长高了一大截，于是显得不那样胖了。最初对她警觉的是孙煤，她对刘队长暗示，彭沙沙有个表哥在本地。每个星期日，彭沙沙总是积极打扮，然后神出鬼没地就溜了。问起来，她便趾高气扬地说：“我表哥是省革委负责人啊！”
有个星期日半夜，孙煤正收拾行李，准备正式搬到电影厂去。这时她听见彭沙沙在哭。敲开门，见彭沙沙和衣躺在床上，正一把一把揪头发，已哭得鼻青脸肿！她的同屋家都在本市，一般星期一早晨归队，因此她能这样肆无忌惮地哭。
她见到孙煤后，立刻不哭了，只是很害怕地缩紧身子。
“出什么事了？”孙煤见她胸前少了两颗钮扣，预感到事情不妙。
彭沙沙瞪着无神的眼睛，突然嘟囔一句：“我不想活了……”
“你老实告诉我，到底闯了什么祸？”
彭沙沙又开始哭，哭得一张脸变得怪模怪样。孙煤有些可怜她了，把她搂在怀里，让她哭个痛快。直到下半夜，她才算神志清醒。她先要孙煤起誓，决不把这事告诉任何人，然后开始期期艾艾地控诉。
“什么？！你表哥是那么个混账东西？！”
“他说他真心喜欢我……”
“狗屁！”孙煤把彭沙沙的手一下甩开了。“他是个骗子！有老婆的人怎么能随便喜欢一个姑娘家！”
“他、他开始没讲有老婆……”
“他不是你表哥吗？”
“我错了，班长……”
“那他是你什么人？”
“什么也不是，就在一个熟人家认识的。”鼓沙沙喘了一口气，“他一直对我很好，关心我进步……”
“往下说呀！”
她边讲边下意识揪紧衬衫前襟：“今天他突然说他老婆要来了，我一下懵了……我想走，他不让我走，就伸手拉我，还说他真心喜欢我，跟他老婆没一点感情……然后就、就……”
“往下说、往下说！”
“他就把我往床上按，还不准我出声……我吓得要死，死也不让他扯我衣服。后来，把扣子都扯掉了！”彭沙沙浑身发抖，那双大而不美的眼睛显得有些可怕。
“要死了！你不会喊？！”孙煤帮着使劲。
“我不敢……”
“那他就干成坏事了？”
“什么？”
“你就让他把最后一关给过啦？！”
她的头一下耷拉下来：“我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你别问我了！”
孙煤一下子站起来，表情像是所有指望都落了空：“完了，你这个笨蛋！”她对这个哭成一摊泥的身体不再同情，而是嫌弃。
“告他去！”孙煤考虑片刻后说，“明早咱俩一块去省革委！强奸解放军够他小子受一辈子！”
“别告！”
“省革委负责人这条也是你瞎编的？”
“这是真的……”
“那就告！”
“你一告，我哪有脸活下去？！”
孙煤把这件事告诉了蔡玲。蔡玲反复打听：“她真是用那个办法长高的吗？”
“不管怎样，我要去告状！”孙煤说。
“你说，她真在鞋里垫了一块木头吗？”
“一定要去告，你说呢？”
“假如她把两块木头垫在矮腰胶鞋里，就会暴露，对吧？”蔡玲还是有点想不通，“木头怎么会垫到高腰胶鞋里去呢？”
孙煤正在怒火中烧，便不再理会蔡玲。说什么也得给那个“省革委负责人”一点颜色看，那个狗杂种。难道让他这样省力就消灭了一个处女？
蔡玲很佩服彭沙沙的聪明，她竟想得出这样出色的鬼点子，把木头削成斜坡形垫在高腰胶鞋的后跟上。彭沙沙这个窍门甚至比董大个那个窍门还棒，董大个为了能有张与身材相配的大脸盘，不得不往嘴里塞海绵，一块一块，弄得他上了台表情呆滞。董大个的脸不可遏制地在瘦下去，以至不填海绵上舞台就惨不忽睹。董大个打破一项了不起的纪录，放弃了五年的探亲假。有天他去找队长，对他说：“我老婆要跟我离婚。”
“为什么？”
“她当然要跟我离婚。”
“她这样说了？”
“她什么也没说。”
“什么也没说怎么会离婚？”
“问题就在这里。”
“什么？”
“这还不明白，她跟我什么也没得说了。”
“噢……”刘队长还是似懂非懂。不过有一点刘队长是清楚的，再不把他老婆调来，真要弄出什么悲剧来了。董大个和他老婆是一起插队的知青，所以喜欢把离婚这事挂在嘴头上。离婚让刘队长听起来很受刺激。
这时董大个站起来，刘队长也跟着站起来，拍拍他的肩说。“不会的。”
“为什么？”
刘队长又说：“不会的不会的。”
在考虑是否将董大个老婆接来住一段的同时，刘队长忽然想起自己老婆来了。该叫老伴，那个最亲近又最遥远的女人；那个有张年轻的脸蛋和一头花白头发的妻子。最近这个从不诉苦，总是含蓄地微笑的女人也常在信中提到离婚二字。这是个讨厌的字眼。为了保全小半拉儿，他只得把大半拉儿送去插队了。这事使大半拉儿恨透了小半拉儿，也使妻子恨透了无能的丈夫。从此，她的每封信都津津有味地谈论离婚。她做出各种部署和设计，仿佛那是件挺美好的事。
接下去全都按她的意思办了。一点麻烦也没遇上，甚至比他们结婚还顺利。他没把这件事跟任何人透露，有时真想透露透露，让别人能替他分担一点烦恼，但他忍了。少了大半拉儿，他认为大可不必自家开伙。当人们在食堂见他爷儿俩面对面，就着一个菜盆，都感到看不下去。小半拉儿给人的印象总是需要理发、剪指甲和吃顿像样的饭。
刘队长一想到人们迟早识破这个计谋就不寒而栗。离婚后，妻子很快把大半拉儿从插队地点带到她所在的城市。两个孩子一分为二，各自都获得了独生子女权益。
虽然给小半拉儿持续注射激素，这孩子仍是一厘米也不肯长高，但他的头围却在增大，几乎赶上成年人了。他还学会成年人的步态，因此看上去格外像个小怪物。这步子只有高力学得像，他一学周围准有人要笑断气。作为代价，他永远摆脱不了这种步态。长久的毕肖的模仿，使他无可挽回地成了小半拉儿一件成功的赝品。他就迈着这种有损形象的古怪步子走进了那所名牌大学；走向他飞黄腾达的人生旅程。这是当时的高力不曾料到的。当时高力只醉心自己这方面的天才。一天，他正起劲地模仿，没提防刘队长面色铁青地站在那里。忽然一声锐尖的哨音，使人们止住哗笑。“太不像话了！”刚办完离婚手续的队长咆哮道：“是谁，在泔水桶里扔了半根油条？”
隐隐约约，众人似乎有一点明白：队长是在借题发挥。他从不承认小半拉儿是残废，他甚至不觉得儿子有什么不顺眼的地方，更甭说有人竟当众丑化他。往往越是有缺陷的孩子，越被父母溺爱。似乎生下这种孩子是父母的过错，失常的爱来自一种赎罪心理。
“怎么啦，高力，你连立正都没学会吗？”
高力赶忙收拢斜伸出去的那条腿。
“谁让你动的？！……”队长大吼。
“我没动。”高力低声道。
“在队伍里，你想怎样就怎样吗？”
“我这不是立正吗。”
“不要强词夺理！”
“我没强词夺理。”
“你说这句话本身就是强词夺理！”
让刘队长烦心的决不只离婚一件事。他的演出队几乎要拆散了。徐北方前些天拿了封“父病危”的电报来找他，甚至没等他反应过来他已上了火车。到了北京，他写封信来检讨，说在探望父亲同时“顺便”去参加了美术学院的招生考试。刘队长对着“顺便”二字发了半天呆。紧接着，他又接到通知，高力将调出宣传队，要到一所名牌大学去学“导弹”。就像当初懵里懵懂接收他来一样，如今也懵里懵懂放他走。这位公子为什么来、为什么走，队长都不知该上哪里、向谁问问。他的儿子大半拉儿倒是该上大学，上大学是他那个年纪最理所当然的事，而他恰恰没这方面的指望。他盯着高力的目光渐渐变得疲沓无力了。他知道高力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跟他的暴躁相比，这年轻人显得修养很好，有理有节、宽宏大量。
高力此刻的沉着使孙煤对他简直着了迷。前些天她说服高力跟她一同去省革委，替丢尽脸的彭沙沙伸张正义。他们闯进一个会议室，里面衣冠楚楚坐了一屋子人。忽然出现的这对漂亮男女使他们情绪大振。
孙煤碰碰高力：“我要说了。”
“先别说。”
“不行！我要说了！”
这时，满屋子正派面孔里突然冒出个更加正派的面孔。那面孔上挂着使所有正派人都逊色的正派微笑，说：“有什么话，请说。解放军同志。”
“我们来检举一个人！”
屋里的空气稍一颤动，立刻又恢复了四平八稳。他们被安排在两个椅子上坐定，这位置使他们处境顿时变得窘迫和被动。
“请说。”
“我们要检举……”
“哦，”那人打断孙煤，“请等一等，我们在开会。我们欢迎群众指出我们的错误。”
在外面走廊里，高力对孙煤说：“别傻了。”
“他说他欢迎我们指出错误。”
“你聋了吗？他把罪行说成错误。”
“是啊，他说他欢迎——”
“你会倒霉的，傻瓜！”
“你刚才没听见他的话吗？他说他欢迎……”
“你要信了他的话就要倒霉。”
“为什么？”
“为什么你就等着瞧吧。”
“我不信。他们不会让一个坏蛋混在自己人里面。”
“他们不会把你当自己人的。”高力耐心劝她，“因为坏蛋混在自己人里面，所以就没有坏蛋。你也别往那个检举箱里投什么信，因为谁投信谁就是傻瓜蛋。他们才不在乎你在信上控诉什么，第二天就用这信去解手。”
“你怎么知道？”
“有人往检举箱投了信，控告上大学走后门的事。这封信很快就到了我手里。”
“为什么到你手里？”
“因为他检举的是我啊。”
高力让孙煤最好搁下这桩事甭管，一心一意去当电影明星。他们没打成官司，反弄得彭沙沙名声大噪。她认为出这桩丑事全怪自己长得太出众了。这使她在众人面前一改过去面貌，突然变得忸忸怩怩、羞答答起来。
刘队长不知该拿彭沙沙怎么办。虽然他仇恨她的假表哥，但他决不认为彭沙沙无辜。他甚至不愿她再上舞台，似乎那是展览一块不名誉的伤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