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回到成都，刘队长立刻被召去开会。他的儿子小半拉儿挤眉弄眼地到处说：“林秃子摔死啦！”
“啊？！你怎么敢……”大家想这孩子准疯了。
“我就敢叫他‘林秃子’！”他拍拍面积很可怜的胸脯。
小半拉儿最近心情很好。他多了个伙伴，是条肥肥的小狗。这只良种牧羊犬是孙煤那个女兵班救下的一条命，有次途经一个道班时，狗的兄弟姐妹正被人逐个烤了吃。狗名叫“颗勒”，因为它是条男狗。藏民叫“颗勒”就像内地管十分熟识的人叫“爷们儿”。回到成都，活玩具已长成一条真正的狗，站着、走着、叫着，都有点威风凛凛的味道了。除了小半拉儿整日跟它厮混，再没人顾上搭理它。因为刘队长开完那个重要会，马上又召集党员，然后是团员，然后是青年、群众。直到开会前，伊农听某个党员一口一个“林秃子”，他还结结巴巴要辟谣。炊事兵小周听完文件后，一下反映不过来，受了刺激，夜里大哭不止。炊事班长吴太宽问他抽什么风，他泣不成声地说：“不晓得毛主席现在还住不住在中南海……”原来他操心伟大领袖的安全。一切日常生活都停止了，这院子跟全国各地一样，每个人都呆呆傻傻，脑子却都在飞快地转，思考的尽是大事情。
最繁重的任务是写批判稿。孙煤这个班的稿子老收不齐。团支书指责她，她就快快活活地说：“我们班没文化！”她们班的女兵写一篇稿子，总要不断地往走廊上跑，然后站在走廊里喊：“X字怎么写？谁会写X字？”这时十几个房间就会给她十几种似是而非的答案。团支书只好派了几个有文化的到她们班，其中包括徐北方和小号手伊农。
团支书王掖生拿了一大摞文件来念。他把“螳螂捕蝉”的“蝉”字读成了“单”，陶小童马上替他纠正：“念蝉。这个字读蝉。”
团支书的四方脸涨红起来。一抬头，发现徐北方满怀景仰地凝视他。每到这种时候，这家伙总是很有耐心地等着他把洋相出大。
“你再重念一遍，我们没听清。”徐北方做出天真的样子说。
不料团支书很快放下面子，用颇谦卑的语气说：“这个字我不认得。陶小童你刚才说它念什么来着？”他虚心而诚恳，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
“蝉，就是知了……知了的学名叫蝉……”她怯生生解释道。
“好了。”团支书打了个手势。
孙煤却叫起来：“谁说念‘蝉’？就念‘单’！我在体校时就一直念‘单，——‘单连冠军’嘛！”
“是蝉连冠军。”
“你刚才不是说蝉是知了？”
“对呀！”
“知了跟冠军有什么相干？”
陶小童耐心地说：“知了有个习惯……”
彭沙沙突然蹦起来指着陶小童：“她舌头有问题！有一次她对门诊部医生说她咳嗽，咳出很多‘蛋’（吴语‘痰’与‘蛋’同音），把医生吓坏了！”
大家嘿嘿嘿地笑起来。
彭沙沙又举一例证明陶小童口音的靠不住：她曾把她一个好端端的名字误叫成“嘣嚓嚓”，害得别人老要想起那种怪下流的三步舞。
“就是华尔兹！……”有人眉飞色舞地解释。
“华尔兹？……”
“看，就这样——嘣嚓嚓、嘣嚓嚓……”
“喂！是一男一女！……”
团支书简直已经被人忘了。他无论是跺脚还是把文件翻得哗哗响都继续被忽略。他的四方脸忽然涨得紫红：“现在是听中央文件，你们在搞啥名堂？！”
徐北方扯起嗓子说：“对呀！听中央文件，你们蛋啊蛋的像话吗？”他嬉皮笑脸的面孔转向团支书，“我差点以为你念错了字呢。”
团支书老实地说：“我是念错了字。”
徐北方立刻严肃起来：“真的吗？那你为什么不把它念对呢？”
团支书愤怒而窘迫地沉默着。徐北方简直开心得要死了。
过一会儿，蔡玲突然懵懵懂懂地叹一声：“哎呀烦死人。”
“咱们干吗老这么坐着？”有人问。
徐北方说：“嗨，瞧你说的。不在这坐着就到其他地方坐着，除非你没有屁股。”
最后有人指出问问伊农，他当年险些考上南开大学，要不是闹起了“文化大革命”的话。
伊农最恨谁提他很有学问的历史，立刻飞快地说：“蝉、蝉、蝉，那字读、读、读蝉！”他整天沉默寡言，当众说话就像要他命一样难。他越是惧怕讲话，别人越要千方百计逗他开口。他从来不笑。总是憋一肚子气，再通过那支小号把气撤出去。他之所以爱吹号就因为通过这支铜管他多少能消掉点气。他自己也想不通，为什么他生来就对一切都有气。
有人发现伊农私下说话很正常。但谈话对象超过两个，他就结巴了。
徐北方说口吃现象有着古老历史。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专门研究过口吃。说口吃是人的四种基本情绪发生混乱的结果，即喜怒哀乐彼此厮扭。
伊农不乐意了，反驳说自己的喜怒哀乐特别规矩，向来不发生什么混乱。伊农吃力地辩解道：“用用用医学来解释口吃，不过……是极简单的病理：因因因为口腔送气不足，不不不能把要讲的话音连续发出。就就就这么回事。”
陶小童对这个讨论发生了兴趣。她认为口吃源于初学语时。一般儿童都是模仿父母说话，如果父母说话过分的快和流利，必然使孩子学语时急躁。要不就是父母过分严厉，在他们面前，孩子始终畏缩，所以说话便迟迟疑疑，久而形成口吃。
徐北方说陶小童只是一般逻辑推理，缺乏名家理论做依据，如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学派的专家指出，人的敌意或焦虑使语言表达发生阻碍——也就是结巴。他们认为，口吃是一种精神性疾病。
伊农抗议他总把这问题往精神病上扯。
“是精神性疾病，不是精神病。”孙煤帮徐北方解释。好半天她因插不上嘴而不悦。在大家争论“蝉”字时，她认真查了字典。她不得不承认，体育学校毕竟不是训练脑子的地方。她认为陶小童这时简直洋洋得意，跟徐北方有来有往地争论。他俩几乎甩开所有人，所有人都只有糊里糊涂跟着傻笑的份。
伊农口吃得更凶，往往张好多次口都发不出音，所以没等他有效地驳证，女兵们就一齐哈哈大笑，笑得他捶胸顿足。徐北方再趁机加强攻势，认定口吃决不是口腔缺陷而是精神缺陷，起码是脑子有问题。陶小童马上接着说，她曾看过一位外国精神病大师著的书，说口吃是大脑的两个半球体争夺对语言的控制权，而造成的冲突；这冲突使发音器官无所适从，便出现口吃。
伊农被种种玄而又玄的学术分析差点气疯。他脸成了紫色，嘴一龇一龇露出那颗虎牙。他这样子更让女兵们开心。陶小童觉得他有点可怜，便安慰他说：世界上十四个人中就有一个口吃，他大可不必感到孤独。
然而徐北方却咬着精神性疾病不放。
“我不是精神病！”伊农突然喊了一句，把大家吓一跳。他这句话说得不能再流利了。他忽然倒抽一口气，又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
“这叫作一刹那的精神愈合。”徐北方立刻又手舞足蹈地讲解，“这说明精神性疾病的不稳定性和神秘性。它往往出现一刹那令人意外的灵光。所以口吃现象在当今世界仍是精神病学与心理学的疑谜。有的精神病学者专门设立研究口吃的学科。”见伊农又在椅子上耸了几耸，他双手—按：“你别一听精神病几个字就难受。用国外精神病专家的说法，每个人都患有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精神病。所以国外平均每个精神病大夫要负责二十五个人的心理健康。伊农同志，这有什么不合情理呢？”
团支书王掖生真的被人忘得一干二净，连他自己也把自己忘了。他开始认为他们不像话，撇下他和一大堆文件去讨论结巴问题。渐渐他听得有点入神了，觉得那不是胡说八道，那是一些挺深的学问。他觉得徐北方这人稀松散漫，但那个聪明劲还是讨人喜欢的。他就凭这点讨人喜欢。他几次想打断他们的讨论，但忍住了。他莫名其妙地感到一点胆怯，或说是自卑。
团支书第一次感到有种奇妙的东西在吸引他。他默默坐着，装作心不在焉，其实他对每个陌生的词汇都抓住不放。
正式的批判会在饭堂里举行。
炊事班长吴太宽读批判稿时大哭。他最近心情不好，不知为什么。他总想找个合适地方发作一下。他批判稿中联系到苦难的家史，说他家过去从来吃不起肉，最了不得就是到屠宰场弄些猪尾巴回来吃。他是为这哭吗？不是，他还想到母亲的沙眼，父亲的罗锅背，妹妹十二岁才上小学，还留级，以及他最近错了笔账、炊事员小周不安分等等。他哭着控诉，那么宽大个人竟瑟瑟发抖。他恨不得把一辈子的不顺心都清算了。
刘队长松了口气，一台配合形势的新节目终于排出来了。除了《八路军来了烧开水》还接着唱，其他一律换新节目。有个歌舞表演叫《历史车轮决不能倒转》，具有很复杂的悲剧情节。他拿不定主意让谁担任剧中女主角。
“队长，是你叫我吗？”彭沙沙一蹦，趴到他家窗台上。她跟队长讲话总是特别天真。
“我说，你别见天到处扫地，有时间抓抓自己的业务……”队长说。
彭沙沙一会儿把头偏向左边，一会儿又偏向右边。她在人群里一贯扮演小淘气之类的角色，但分寸总掌握不好。她虽然晃着头，却也把队长摊在桌上的“演员表”看清了。那上面写着她的名字，并用红笔把名字打了个框。跟着她又看到陶小童名字也打了红框。
在彭沙沙看来，陶小童的表演才华根本不在她话下。上西藏之前精简演出人员，陶小童差点让减下去。后来排了个表演唱，里面有个哑巴角色，陶小童赶紧声明她可以演这哑巴。彭沙沙说既是哑巴，我也能演。刘队长就把专业文工团那套搬来了，安排AB角，让她俩替换着演。可B角彭沙沙一出场就大放光彩。于是她自作主张连续演下去。起初陶小童不好意思提出异议，有一天实在忍不住暗示彭沙沙，她们是AB角关系。
彭沙沙却人五人六叹了口气说：“你这样争角色可不对啊。”
班长孙煤也插手了这件事，明确说，她反感任何人争角色。她认为那是旧文艺界最令人恶心的事。争着出风头是最糟糕的作风。班务会上，她就这么说的。大家一致反映陶小童演得不如彭沙沙。虽然演得蛮像哑巴，但剧场效果不如彭沙沙强烈。彭沙沙一上台就有人笑。陶小童还不服，说：剧情在此处并无喜剧性发展，观众不是笑错了地方吗？
“什么剧情，管它呢。让人笑总是好事！”大家都这么说。并劝陶小童应该虛心把彭沙沙那套学到手。那些层出不穷的噱头真把人逗死了。
陶小童闷闷不乐。后来她忍无可忍地大声说：“你们说得不对！”她脸通红，圆脑门也红得厉害。她正告众人；艺术的第一要素是准确。随心所欲地出洋相，靠这个取悦观众是江湖艺人廉价的技艺。
大家起初愣了一会，没反应过来。后来彭沙沙跳起来，指着陶小童对大家说：“什么呀！什么呀！你们都听见没有？”
“江湖艺人怎么啦？他们都是劳动人民，你贬低劳动人民！”彭沙沙说得很有力量。
“我没贬低……”
大家一口咬定她对劳动人民确实不大恭敬。连一向温和、无所谓是非的蔡玲也义愤地跺跺脚，因为她讲不出什么。
“我们不是在讨论表演方法吗？……”陶小童寡不敌众，“我不知道你们到底要说什么！”
“你明明贬低劳动人民！”
“我没说……”
“你没说江湖艺人？”
“我说了……”
“那你说你没说！”
“我说了江湖艺人……”
“那你说你没说什么？”
陶小童眨着眼睛：“啊？不是你们说我说了什么什么吗？”不知是她被大家搞糊涂了还是她搞糊涂了大家。后来彭沙沙一直把“哑巴”演下去，越演越来劲，直到有回在某兵站饭堂演出，地方太小，她险些给观众来个耳掴子，才有人意识到她那表演已夸张得不成话了。
刘队长把彭沙沙和陶小童比较的结果，还是把主角给了前者。别人说他对矮矮胖胖的人存在偏爱，是他对小半拉儿的剩余感情所致。他觉得这样说的人无聊。
炊事班长吴太宽把“颗勒”那狗踢得大声惨叫。小半拉儿哭着跑来，叫他爸管管这事。吴太宽心里有火，这是谁也管不了的。他干了四年火头军，却让小周那小子捞着改行了。那个《历史车轮决不能倒转》里缺人数，小周就去当演员了。他天天在伙房练习拿大顶，原来有图头。
小周聪明伶俐，在一帮演员里不显得碍手碍脚。他一边排练一边对吴太宽挤眼，下来又说：“老吴你不行。你那张大宽脸要化起妆来还不跟漆门板似的。”吴太宽那笔账算错就因为怄气。
但到了正式演出，并没让小周上场。有人反映他神经有毛病。症状是他常对几头猪唱歌，还说猪听了音乐胃口好，容易上膘；有时却到猪圈去猛敲一通大锣，吓得猪乱跑，他说这样吓吓，它们体型会好，不至于全长肥肉。他学会吹笛子，却不用嘴吹，用鼻孔。每天夜里很晚不睡，发明一只腌咸蛋的坛子，使腌熟的蛋自动顺一个小口跑进槽里。据他说这是根据比重改变的原理，结果发明搞砸了，津贴赔了蛋钱。总之他有很多可疑行径。总之让估上台是不妥的。这么严肃的演出，万一让他闹出政治事故大家倒霉。幕拉开了。
由彭沙沙扮演的孤苦伶仃的小女孩在台上东倒西歪地舞着。灯光惨淡，表示旧社会暗无天日。天幕是徐北方挖空心思制造的机关布景：一片灰白的芦苇被风刮得左摇右伏。他告诉人们，这是象征生命在挣扎。
彭沙沙演得很来情绪。这姑娘有个好处是干任何事都劲头十足。比如她扫地，简直像跟地有深仇大恨似的。有回陶小童见她对准一小块地方横扫竖扫，扫得非常认真吃力，便奇怪地凑上去问：“彭沙沙，你在扫什么呀？”
她头也不抬地说：“你看谁扔了块纸，粘在地上了。怎么也扫不下来！”
陶小童乐了：“什么纸呀，你再仔细看看！”
她稍冷静了些，一看，原来屋顶漏下一缕阳光，投在地上形成一块白斑，被扫地心切的彭沙沙当成纸了。因为大家都很看重扫地，所以能找到一点可扫的东西颇难。后来陶小童到处跟别人讲，彭沙沙是近视眼。彭沙沙为了下台阶，就此真像近视那样眯起眼来。
不过彭沙沙在舞台上从不眯眼。她只有一个优势就是眼睛。她的眼睛说流泪就流泪。她扮演给地主放鹅的小女孩，不断有泪水从她腮帮上滚下来。
陶小童跟在孙煤后面，舞台上有十个姑娘为彭沙沙伴唱伴舞。年底有两个女兵复员，宿舍作了调整，孙煤把陶小童换到另一间寝室去了。搬床的时候，俩人的目光右点心照不宣。陶小童凭直觉感到离班长的秘密已非常近了，可班长来了这一手。孙煤知道自己这一手是很有效的。
彭沙沙穿着烂成丝丝缕缕的衣服在台上咚咚作响地舞着，烂衣衫紧裹着她的胖身材。剧情发展到后面，这放鹅的小女孩饿死在芦苇荡里。音乐是由一位新调来的作曲家写的，到此处简直像台风警报。小号蠢头蠢脑地冒出几串高音，给人恐怖感。小提琴手们闭着眼拉着没完没了的颤音。而作曲家刻意在大家谱子上标明：“此处悲痛欲绝，怒火中烧，催人泪下……”这曲子由作曲家亲自指挥，他全不管乐队奏出的效果如何，只管一个劲注视舞台上的孙煤。他觉得这姑娘简直美得要了他的命。他这样美的乐曲全是为她写的，让矮胖子彭沙沙给糟践了。彭沙沙已跳得颠三倒四，她踉跄着，趔趄着，表演生命垂危。她准备奋不顾身地完成最后一个动作，往地上一倒。这一倒要倒得真实就得不怕疼。只听“砰”的一声，彭沙沙在舞台中央倒下去。
观众们呆了一会儿，忽然哈哈大笑。这“砰”的一声把他们吓坏了。他们从这“砰”一声中感到上了当。台上这个“穷孩子”那圆滚滚的小腿真结实啊；还有那屁股，拱得像座小山！这孩子哪能是饿死的，活活是撑死的！
观众笑了！这还了得！侧幕里的男演员也笑出声来。担任伴舞的十个姑娘努力忍住，但还是有人开了头。笑在舞台上是多米诺骨牌，有个开端，后面的妄想抵挡。开始她们还闷在嗓子眼里笑，不一会儿就浑身抽筋，腮帮子作酸。后来她们索性撒开来笑，虽然有一丝明智在提醒着：再笑下去要倒霉的，但谁也停不下来。刘队长在幕边呐喊：“不准笑！不准！……”乐队拉出的颤音一点不心酸，听上去也是笑。
直到观众们先醒过神，意识到这类节目是不该笑的。他们全惊愕地睁大眼，望着这帮失去理智的演员。这事态发展下去可不得了。
只有彭沙沙一个人稳住气，躺在台上纹丝不动。听见有人笑，她简直悲愤透顶。她想，这样笑还有点原则吗？她决定就这样躺着，让自己苦难的姿态给一切人留下深刻印象。
第09章
我和许许多多的人拥塞在河这边的公路上。装载我的救护车由于警报长鸣，所有车都为它让了道。它现在开到最前面，只要舟桥合拢，它必将头一个冲过去。看见了吧，我的情况就这样严重，所有人为抢救我都做了让步。
按我身体提供的各项参数，他们断定我的生命还有几个小时，至多十来个小时。这点时间还够他们干什么？我认为他们这样玩命地抢救我没必要。真的没必要。他们这样干是他们这一行的教条。
他们抢救我或许因为我不是个一般人物？拥塞在道路上的所有人都向这辆车里垂危的女英雄致意。我知道，他们肯定向这辆救护车行了注目礼。他们钦佩我就像我曾经钦佩别人。一个长长的时代，每个段落总有那么一些人矗立着，作为时代的支撑点。我就是一个。我并不是大言不惭的人，我的确在献身的一刻毫无杂念，满怀虔诚，并找到一种气概，或说是英雄特有的内心境界与自我感觉吧。就像在舞台上扮演英雄一样，感觉找得不对就白搭，偶尔找到感觉是很舒服的。感觉是一股气，融会贯通。在舞台上找不到感觉你简直就没治。
他们曾说我没演出“兵”的形象来。说我没劲没劲，一点力量也没有。没有那种令他们自豪的大老粗劲头。我觉得这是我的先天缺陷。我请教过不少人，学他们的一招一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比如变魔术的董大个，他演英雄人物的要领在亮相。他说相要亮得毒、亮得猛。为了这一毒二猛，他的经验是完全屏住呼吸，让气全憋在胸里。有次他客串李玉和，憋了一口气等着亮相，结果那一锣敲迟了，他差点憋晕过去。我不行。我一上台就飘飘忽忽，把什么都忘了，只想着给人留一个优美的印象。事实证明我不适合塑造英雄人物。
可现在我蛮过硬，死到临头，一声不吭。许多人从现在开始把我看得了不起，一个女英雄。我没工夫推敲，这事是否有点滑稽。
孙煤又爬上车来。她来来回回地跑，总是传达同一个消息：舟桥还没合拢。我纳闷，什么原因使她放着现成的电影明星不当，又干起护理来。大家都说她比“田春苗”长得好看。她要演电影非成大名人不可。
孙煤看着我。我呢，也看着她。我的眼神很呆，她呢，依旧有神。我不欠她什么情分，看来她在我最后这点时间里也不想和我算总账。就这么看着看着，我觉得她挥手掸下一颗晶亮的东西。别是我看错了。我想，是我俩讲和的时候了。
徐北方现在还关在那黑房里。他要能请个假来看看我多好。我要干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把他和孙煤的手拉过来，再紧紧捏到一块。我要用最后的力气干完这事。等着瞧吧，这事准让我干得相当漂亮。
救护车外一片混乱的紧张，或叫严肃的混乱。各种声音汇进我这双有所特长的耳朵：它的形态对一切声音接收得过分有效。我觉得吵闹得无可忍耐。工兵要修路，救护团要抢救，话务兵要架线，炊事兵要做饭，各自都有理由妨碍别人。好像整个救灾大军都集聚在我的车外。我到底没有找到解释，为什么我对声音会如此敏感。
从门被推开的声音我就判断出，进来的不是阿爷。父母风尘仆仆，从上海赶来，这回没什么说的了，他们决定带我走，彻底走。阿爷去砸石子，他每天要到天黑才收工。
父母对我进行血统教育。这时我十四岁，对自己的来历已不感兴趣。这个谜我猜得太久，好奇心早就耗尽了。
父亲说：你阿奶当年的行为很不像话。
母亲说：对呀对呀，她也太风流了。
父亲说：你别插嘴。你没什么资格管我们家的事。
母亲说：好极啦，以后你少把你死去的娘那些馊事情讲给我听。你们家什么东西。
父亲说：你闭嘴。让我来跟小童讲。小童，我们不是讲你阿奶坏话，她年轻时……
我觉得父亲的表情像个女人，像个盘嘴饶舌的上年纪女人。我听完后一点也不吃惊，相反，我觉得阿奶特棒，真不简单。想想看吧，她在富有的丈夫身边，公然去爱一个穷学生，凭这点，她在九泉之下就该受我深深致意。阿奶怀着几个月的身孕从家里偷跑出来，去寻那学生。她只见过他一面，是在一次募捐会上听了他讲演。她找到他时，他已经被警察逮走。她等着，一直等到他死在大牢里。阿奶当时失去一切希望，再回丈夫那里已不可能，她就在人地生疏的情况下分娩了。这时有个青年来看望她，并把她接到自己家住，这个青年是死者的同学。阿奶并不爱这青年，孩子满月后，她便悄悄离开了他。她回到故乡，见满城张贴寻找她的启事。她万念俱灰地回到家里，丈夫却因思念她死了。
父亲说：你阿奶这时候才知道好歹，才晓得后悔了。
不过我认为阿奶不一定后悔。她只是遗憾：她深爱一个人而被人更深地爱着；她为了去爱那一个却毁了这一个。
故事没有完。许多年后，那个曾救过阿奶的青年忽然找上门来。这人其貌不扬，凭他在政府里任一个不起眼的职位，就想娶阿奶。阿奶被他的诚心打动，便不冷不热地与他来往。后来他辞了职，带着几十箱子书住在阿奶家里。他们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结合了。
这个人就是在马路上敲石子的阿爷。我那善良、懦弱的老阿爷。
母亲说，你阿奶死了也有两年了，我们仁至义尽。现在他（指阿爷）知足了。这次我们正式来给你迁户口。
其实她和父亲早在阿奶生前就开始挖墙脚。那时我八岁。上海举行全国少年诗歌大赛，我中了奖。父母那天都到了场。我领了奖品后走到他们面前。我很生疏，他们也感到生疏。他们一时竟没找出话来对我讲。只记得母亲古怪地朝父亲笑了一下。我猜她是说：早晓得这孩子长大这么出息，小时我们该对她好点。从那时起，他们就绞尽脑汁要收回抚养权。
阿爷没下工，父母趁机先把我攻垮。但我十四岁了，要我就范也不那么容易。
阿爷终于蓬头垢面地出现在门口。一见父母，他一双眼睛立刻掉进两个深深的坑里。
接下去的三天，父母两头忙，分别跟我和阿爷谈话。他们十分严厉，要一老一少放明白点，正视前途：我和阿爷相依为命的日子是过到头了。
我妥协了。阿爷压根没对这事抱什么希望。最残酷的是，父母还要造出一个假象：是我自愿离开阿爷的。他们让我当着阿爷面宣布这种选择。
我表示一切都按父母安排的去做。只能这样了。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头一次想到“命里注定”这类词。阿奶阿爷和我，我们能联系在一块乍看极偶然，其实全是必然。我不妥协还能干什么？
隆重的“选择”仪式在阿爷空荡荡的客厅里举行。这里过去摆满令他骄傲的大堆书籍。我站在中央，阿爷坐这端，父母坐那一端。马上要由我自己发出我背叛阿爷的宣言。父母这么干够绝的。这么干他们开脱干净了。他们狡猾、虚伪，阿爷哪是他们的对手！
“小童！现在爸爸妈妈不勉强你，你自己做出决定：今后留在这里，还是跟我们回上海？随你便，你说实话好了。”
我不偏不倚地站在“三八线”上，看着自己的脚尖，精神在过大刑。一会儿，眼泪一滴一滴掉下来，很快在地上聚了一小滩水。
“你说话呀！爸爸妈妈决不勉强你，完全由你自由选择！”
有一阵，我突然想冲过去和父母拼掉。我此刻一点也不觉得他们生下我有什么功劳。我恨他们。他们正当年富力强，有足够的智慧和精力对付一老一少。他们在老的和小的之间显得那样自信和霸道。我真的恨他们。他们控制着孩子的命运，从来不把孩子的感情当回事。他们漫不经心地行使自己法定的权力，要怎样就怎样；孩子的真切悲哀被他们看成挺好玩的事，而孩子的反抗全被当作无理取闹。我咬紧牙关，不然我真的会照我想的瞎说一通。我还有一丝理智：父母是得罪不得的。
我想，我还是老实点吧。眼泪在我脚前越聚越多。按预先排演好的台词，我这时该说：阿爷，我考虑了很久，还是跟爸妈走的好。一方面上海学校好些，再说您年纪大了，又在被窜查，照顾不了我。我走了，会常来看您。您也能去上海看我，不是还像没分开一样吗？
这段话，父母设计得天衣无缝，合情合理，可我怎么努力也张不开口。
阿爷始终安详地坐着。他比我转弯子转得早。我想他天生是个受气包。
“小童！你讲话呀！不是让你自由选择吗？有什么哭头！……”母亲快沉不住气了。
我哭得头都晕了。我怎么这样倒霉？
父亲胸有成竹地说：“让孩子自己选择嘛，我们都不要强迫她。”
“不要让孩子为难了！”阿爷忽然提高嗓门，“你们折磨一个孩子干什么？”没想到老头子原是有脾气的。他使我们三人都吃了一惊。
“这怎么是折磨呢？”母亲说，“小童，你快讲话！”
“怎么不是折磨？！你们就忍心让她哭成这样？小童，阿爷领你心了。你不必为难，跟父母是对的。哪个孩子不跟父母呢……”
我忽然长长吸一口气。三个人都静下来，盯着我，像三个下了大注的人盯着要停下来的赌盘。
我绝望地看看阿爷。阿爷似乎明白自己不应再奢求什么。但他仍怀着一丝儿侥幸，这一丝侥幸使他看上去不堪一击。
“阿爷……”我泣不成声。
父母露出稳操胜券的神气。
“阿爷……我、我哪儿也不去！我就……陪着你！”
说完我扑通一声倒在地上。到现在我也没搞清那是真的晕倒还是我装出来的。我的确觉得心力交瘁，疲惫不堪。我大概装得非常逼真，把我那毫无医学常识的父母吓得够呛。那样吓吓他们如今想起来还极称我心。
这次休克是耳朵首先苏醒的。我听见“嚁嚁”的声音，起初以为是蟋蟀什么的，后来它越来越响，我才听出是哨了。见我醒了，那些聚拢在我眼前的面孔慢慢散开。休克，是让我一遍遍演习着死亡。到时候，我就可以信心百倍在对死亡说：好了，来吧。我准备就绪。
“嚁嚁”的哨音使医生们烦躁至极。他们骂舟桥连是笨蛋，从早干到晚，桥还合不拢。一定是河水太急，这场灾难使一切都变了态，一座看上去挺牢固的桥几天前被河水冲垮。孙煤总是悄悄地为我做着一切：撤下那根管子，换上这个瓶子。她把这些事做得很细致。我对自己说：好好看看吧，记住这个形象。她在我最后的印象里未必恶劣，甚至美好起来。我知道，这正是她巴望的。
我说过我不想再管班长的闲事。可她把我调到另外一个寝室。她随随便便就给我来这一手，这可让我受不了。这一来我断定她心里一定有鬼。
我想把这事跟谁谈谈。我头一个想到了徐北方。
不知怎么回事，这段时间我越来越想跟他待在一块。我一看见他就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快活，同时又察觉到这快活不很正当。十七岁的女孩子不该有那些不明不白的念头。
我常常躺在床上，在入睡前踏踏实实想他半小时。一想，就想起那双聪明的眼睛。那是一双与众不同的眼睛，嵌在与众不同的额骨下，显得格外与众不同。有人反映他在侧幕里常对舞台上的女演员挤眼，孙煤立刻说：绝没有这回事！那人又说：你叫唤什么，他就是跟你挤眼！我不相信徐北方干过这种不雅的事。我偶尔回头，倒见他常常对着我出神，一双眼睛很茫然并带有某种忧郁。当然，他也常常看孙煤，但那眼神要单纯得多，仅仅是对一个完美物体的惊叹。我认为谁对孙煤的美麻木不仁谁就是白痴。
但我摸不透他这个人。他有时并没有把我放在眼里。有时我对他近乎傻气地瞎殷勤半天，他表现得却是浑然不觉。我拿不准他到底喜不喜欢我。有次我在洗衣台碰见他。夏天的中午，这里没人。他问起我的日记是否惨遭批判，我顿时流下眼泪来。这不怪我，是他那亲近体贴的样子使我大受感动。
“你真傻，干吗要在日记里写真话？”
自从我作诗的才华被遏止，我就开始写真正的心得了。我老老实实地记录了我的一些想法和对别人的一些看法。不知怎么，有人又不客气地打开看了。彭沙沙悲忿地指着我说：“好哇好哇，你说我入团是扫地扫来的！还说咱们班许多同志，打手电在被窝里学毛选没必要……”
“她说是装装样子！”
连厚道的蔡玲也控诉我：”你还说我爱照相！”
“还说、还说咱们班长！说她有件衣服打的是假补丁！……有意见当面提嘛，到背地捣什么鬼！”
我讲不过她们。但有一点我是讲明白了：我反对别人翻我日记本。你们凭什么乱翻我的日记？那是能随便翻的吗？真荒唐。日记是每个人内心生活的保险柜，怎么可以随便打开窃取里面的内容呢？每个人都有思索的自由，感受的自由，也有把思索与感受记录下来的自由。这种自由不应被干涉，比如你随便去搜人家私宅要被人理直气壮的打出来，并喊你“滚”！这是人的权利之一，这权利不是说有法律保护吗？法律，可了得！那么甭管我怎样思索与感受，都属于我个人权利范围，怎样写都没错，因为我从不用它去影响别人。那么我到底怎么啦？
徐北方听完我的话哈哈大笑，说我这些年白活了：“什么他妈的人的权利，你简直是个糊涂虫！……”
我说没错，她们的确叫我糊涂虫来着。她们发现我太缺乏这方面的教育，全冲我嚷起来：“什么？日记是个人秘密？只有见不得人的东西才是秘密！”
“雷锋日记怎么不是秘密？”
“还有王杰日记……”
“刘英俊日记……”
我想说：彭沙沙的日记也不是秘密。她常把日记拿到“讲用会”上去读。她的日记我相信所有人都烂熟了；开头她怎样落后，有哪些“活思想”；后来猛学习，从红宝书里找到某一条，把“活思想”干掉了。我承认彭沙沙的日记写得不错，但永远这样写，不知她本人怎样，人家听起来可够腻昧。
后来，大家起劲地给各种日记定性：有革命日记，也有反动日记。比如某地有个坏蛋，日记上全是反动话，假如也保护他的“个人权利”，那不乱套了吗？
徐北方笑眯眯地看着我。好像我的一脸倒霉相把他逗乐了。
“我的日记也公开！”他摊开两手说，“真的不骗你。不过没人能看懂。我在日记里尽胡扯八道，编好些暗语。比方说，把开会写成‘磨豆腐’；把刘队长写成‘老面瓜，；把蔫头蔫脑的伊农写成‘茄子’，中间我还用一些只有我懂的阿拉伯数字，再加些英语单词和汉语拼音，你想想看，这么乱七八糟的日记就是公开，有谁高兴看？”
“那你自己看得懂吗？”我担心地问。这人对自己也如此恶作剧。
“自己还能看不懂？唉，我劝你学学我。”
我闷声不响了。我想我可学不了他。
他却还要跟我唠叨：“你不要把生活搞那么严肃，学学我。我有个奇怪的感觉：你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当成负担了。”
哎呀，他可说到我心眼里去了！我这时发现他在反复洗一个颜料罐。我忽然猜出，这罐子并不需要那样认真洗，他来这里是为了我；为了见我或开导我。望着他热情的、有点神经质的脸，我心里一阵从未有过的温热。这感觉没治了：又异常又舒服。他说得很对，我从小就是个孤独的孩子，往往需要隐藏自己的聪明，才能得到伙伴们的认可与信任。我发现他正在盯着我，用那种被我熟悉了的茫然和忧郁的目光．
“你真逗。”他忽然讪讪说一句。
我很孤独。我很想问问他是不是也孤独；我还想问他，在这个热热闹闹的集体里，孤独从哪里来的。
“喂，把你的手给我！”
我吓了一跳，他这是什么意思？他说：“人家说过分聪明就像长六个手指。”他不容我迟疑，抓住我的手，并没有去看它便用力一攥。
“记住，以后我们是好朋友了，你有什么为难事，或者委屈事，就来对我说。你认为我这人怎样，还是挺能开导人的吧？”
我点点头。等一下，我心里忽然生出一种遥远的、儿时的愿望，我想对他请求：“哦，抱抱我！”
他有一双聪明的眼睛，能看懂我深藏着的愿望。因此，他有点不知所措起来。
两只握在一起的手渐渐冷了，僵在那里。谁也想不出怎样将手抽回最得体。似乎我们同时感到两只手都带着很复杂的表情，远比我们的脸复杂得多。
事后，我稍微冷静地想：跟自己的班长争夺情人不够明智。所有人都知道他喜欢孙煤，我要插进去，人家准说我不地道。再说我不一定插得进去。再说我还不一定想插进去。再说我还没搞清自己对徐北方的感情是怎么回事。
我想我喜欢这家伙。这个我行我素的人物。仅用“喜欢”来表述，已显得太乏力。它超出“喜欢”的厚度深度与广度。“喜欢”是一大堆混乱不堪的情绪的主旋律。有着许多远比“喜欢“强烈的意识混在其中，搞得我一刻也不得安生。
不过我否认这是爱。我早已谈过我那段了不起的爱情经历。我爱的领域狭小得只容得下那个标准军人。“他”像神灵一样主宰我的爱情，使我不敢乱来，随随便便再对另一个人动心。有时我也疑惑这主宰未免空虚，但我立刻又笃信：爱，是不应有人间烟火味的。
当我用这点信念鉴定自己对徐北方的感情时，并非有足够把握。我甚至感到自己可耻，当徐北方一出现，心目中那个偶像立刻让我忘得一干二净，什么“主宰”也没了。但我不再感到空虚，我实实在在享受着充满人间烟火味的异性气息。
我真不知自己是个什么玩艺，把感情搞得没了真理！
就在我那个充满情愫又充满烦恼的晚上，班长的秘密，就是深夜失踪的秘密，被我识破了。
我至今一想到那件事，浑身还会起鸡皮疙瘩，但决不是恐惧。我现在的健康状况不适于去想那件事。那事太刺激了。不过我担心我不是把事搞清楚，人们会错看孙煤。其实她不像后来传说的那样下作。人们用生物学概念去给她的行动下结论是不公正的。我只怕没有时间和精力把这事讲清楚了。
又是血压计、听诊器、人工呼吸……他们真能打搅我。
大月亮下，我发现班长孙煤穿着一件深红色运动衫。睡梦里只听见一声轻微至极的响声，我就醒了。我只需那么点响就足够了。因为我等的就是它。
我并没把班长往坏处想，只是好奇，想调查一下她奇怪的毛病究竟是怎样一个发作方式。我也打窗子翻出去，因为我要顺着长长的走廊走出去肯定跟不上她。她走得又轻又快，穿着软底练功鞋的双脚显示着理想的弹力。
我跟踪是很成功，一点没惊动她。我说过我在这方面是挺杰出的。她义无反顾地向前走，然后拐了个弯，我差点叫她“站住”！因为她毫不客气地闯进了男宿舍，队长有规定，夏天男女宿舍互为“禁区”。
我最好先把这座楼的地理环境交代清楚：它坐落在院子中央，楼有两个出口，各自东西。这幢楼绝就绝在这里，楼上楼下不能相通，各有各的进出口。假如楼下的人想上楼必须先走出自己的走廊，再穿过院子，从另一端上楼。此地过去是卫生院，楼上是隔离区，这样避免了病员自由交往，可防止交叉感染。我闭上眼也能把这楼的平面图画下来，但我不知我是否把它描述清楚了。
就这样，班长孙煤从另一端钻进黑洞洞的楼门里去了。楼上全住着男兵。我想这事不那样简单。
我迟迟疑疑也上了楼。走廊两边的宿舍全开着门。因为天热，我们女兵睡觉也不关门了。整个走廊充满音色不同的各神鼾声。一股汗味和脚臭味，还有令我莫名其妙的一些气味。这是我完全陌生的领域，但孙煤显得轻车熟路。我不敢往前走，在楼梯拐角隐藏起来。
孙煤这时回头看了看，但她绝对发现不了我。我瘦，贴在墙上薄薄一片。她感到安全了，便推开走廊尽头的门。我把那屋的位置与楼下房间核对一下，心里“轰隆”一声，就不再跳了。
那是徐北方的房间。
我不知道怎样处理精神混乱的自己。也不知靠着发粘的墙站了多久；我更不知道是什么力量推动我来到那房间门前。
屋里亮着灯，只不过门上方的玻璃遮了深色布帘。我终于在门下端找到一条极细的缝。我缩下身体，姿势一定又笨拙又丑陋，为的是能把眼睛贴到门缝上。我像个密探或狗特务，这副姿态连我自己也嫌恶。
门缝里显出这样的图景：孙煤伏卧在地上，脸朝下，双手伸向前方，像在够什么东西，却够不着，模样十分痛苦。
我纳闷透顶，真想闯进去问问，这叫什么把戏。
一会儿，徐北方的背影把孙煤挡住了。他手里端着调色板。他走来走去，房里几盏灯被调整得同时照准孙煤。
我知道了，他把她当模特儿。我看得眼睛酸胀，撑在地上的双手微微颤抖。
等这个背影从门缝挪开，我傻掉了。我看见一个完美得令人昏厥的人体霍然诞生！维纳斯的诞生！
好哇，这就是我们那个神气活现、威风十足的班长啊。她往我们面前一站，对我们讲述什么风纪问题。可她倒好，跑到这里，在几盏灯照耀下，痛痛快快把自个剥个精光，我的天，我的天！
我感到心脏像在胸腔外面使劲捶打着我。我气喘不停，手指冰凉而发粘。似乎我自己正囿于巨大危险之中又无力摆脱。半晌，我咽下一口沉重的唾沫，几乎连舌头一块咽下去了。我痴痴呆呆沿来路往回走，下了楼，我突然撒腿就跑。
我就在院子里跑开了。我觉得非得用这种剧烈的形式，才能使我胡蹦乱跳的心步调一致。我想，他们可把我毁了！
我再次被他们抢救过来。
外面的天色已暗下来。舟桥连从早干到晚，桥总算搭成了。听医生们说那个挥小旗的指挥官把一模一样的动作重复了一万遍，看得所有人都厌烦了，他仍旧满怀信心。
救护车头一个过桥，轧得钢板“咣咣”作响。孙煤极力护住我，不让我受太大颠簸。她美丽的脸挨我很近。我回忆我当时是怎样恨她来着。我感到受骗，徐北方骗了我，班长也骗了我。她那样不知羞臊，真令我咬牙切齿地恨她。我也认为自己是下作的，去尾随她，结果参观了这样猥亵的场面。我从那条门缝里窥视到的是最丑、也是最美的物体。这物体亵渎了我、亵渎了我干干净净的十七岁灵魂。人类、男女、爱情、欲望，原来就那样混乱地融在一起。爱情是虚伪的，是人们给欲望找到的一个美的借口。我当时觉得班长的身体美得触目惊心。照理，那个青春的高洁肉体该淌融多少无耻和丑恶，但它恰恰又是一切无耻、丑恶的原动力！
从那天晚上起，我感到庄严，神圣，还有好多好多被我敬重的东西，一下子结成糊里糊涂的一团。
车在过桥时，我听见很清晰的哨声。这哨子像团支书吹的。就在孙煤和徐北方干那荒唐事的当夜，团支书突然吹起了紧急集合哨。刘队长和团支书并肩站在院子里，分别监视两个楼道的出口。孙煤被困在楼上，根本没一点下楼来的可能性。
我当时听着短促、急速的哨音，心想，他俩这下可要出丑了。这是当众出丑，没得跑。哨音像催命一样急；我当真替这一对无法无天的家伙着起急来……
过了河，医生催司机把车尽量开快。天亮前若赶不到手术台上，我是随便怎样也躲不掉那个死了。他们在我死前还要大大折腾我一番，他们要不嫌费事，就随他们便好了。我还在想，当时听见紧急集合哨，不知孙煤吓成什么样子。
第10章
“听说，你每天都往本上写点啥？”
“……”
“尽写些啥玩艺儿？”
“……”她惊慌地看了团支书一眼。
“有人反映都是些不太健康的东西。什么蓝蓝的天……星星跟月亮亲嘴。”他严厉地背诵被所有人歪曲过的诗。
“……你听谁说的？”
“不少人都说过。前两天，我在彭沙沙笔记本上看到不少，她说是抄你的。”那意思是：趁早别赖啦。“她说你们班好些人都抄你写的玩艺儿。”
陶小童想：这是哪辈子的事？自打一年前大伙说她写的诗“叫人肉麻”，她就把那份心收了。如今她不写诗，连日记也不写了。她们何时何地抄的呢？总不能一边批判一边抄吧。人会在憎恶某个东西的同时欣赏它吗？不会的。团支书当时问彭沙沙为什么抄，她躲躲闪闪说不出名堂。反正大家是偷偷抄，也不知为什么。团支书真正感受到：一个人产生了不良影响，往往本人不知道。好比这个陶小童。
这个陶小童总是与众不同。不知怎么，他感到所有人都对她有点另眼看待。她那圆鼓鼓的额头塞满让人看不透的念头。她的一举一动都让人感到新鲜。她很聪明，但时常把聪明掩藏起来；偶尔露一点锋芒，但马上显得很难为情似的。有次团支书无意问她：“你一定读过不少书吧？”她顿时红了脸，像被人揭了短一样。她好像知道很多事，或叫作挺有知识，但与别人相反，她并不总想让人相信她对事物的理解正确无误。她总是谦虚或害羞地在她的见解后面加上一句：“可能我记错了。”或者：“大概是这么回事，也不一定。”
新调来一个作曲家叫高力。那家伙长得一表人材，是个公子加才子。他老子是军区一位副司令员。有天高力和陶小童争论起来。作曲家很有口才，讲起什么来滔滔不绝，但总是很快地转换话题，因此听他谈话时常要给他搞得晕头转向。许多人都挺服他，他的知识包罗万象。人们连自己最内行的事，也要去听他讲解。没有他讲解，似乎万事都没了定义。当时院子里很多人，陶小童就跟他争起来。
高力看见徐北方坐在那儿画画便说：“嗬，新印象派嘛，修拉的弟子嘛。”他的学问多得随时往外冒。
徐北方看也不看他说：“我知道修拉是哪个球！”
高力不计较他的粗鄙，对大家讲起欧洲绘画史来。陶小童忍不住插嘴，说“蒙娜丽莎”时代，还没有现在这样理想的油画颜料，是用胶和蛋清及蜂蜜调制的颜料作画。所以那个时代的画保存下来极不易。大家一下把脸都转向她，仿佛说，你居然比这个什么都晓得的家伙晓得的更多？她脸立刻红透了，看样子后悔自己多了嘴。有人问她：“现在的油画颜料用啥做的？”
“用油做的。”高力抢着回答。
她慢吞吞地说：“我记得好像是用亚麻仁油和蓖麻油。”
高力挥挥手：“这不是重要问题，没必要弄那么清楚。”
徐北方这时候说：“你哪怕稍许弄清楚点再卖也不迟。”他嬉皮笑脸，并不存心要气高力。
高力不理睬他，马上谈起最有代表性的“印象派”——《日出印象》，说这位画家是印象派鼻祖，叫马奈。
“不对，叫莫奈。”陶小童轻声地说。
“嘿，外国人的名字，翻译过来就千差万别了！马奈就是莫奈！”
大家都说：“管他呢。”
可陶小童很认真，她胆怯却坚定地说：“绝对不是，马奈是画《草地上的午餐》那个。”
“他是不是印象派创始人吧？”高力不耐烦了。
“他是。”
“那不完了。印象派、印象派，就是从那副《日出印象》里来的！你敢说不是？”
陶小童红着脸摇摇头。徐北方嘻哈着大声嚷道：“同志们：狗皮膏，狗皮膏，就是从狗皮上揭下来的！”
接下去这俩人闹起来。他们争得众人莫名其妙。高力说印象派反动，腐朽，情绪没落；徐北方拿不出服人的理论，只笼统说他“放屁放屁！”到头来，他那完全不讲道理的辩驳把高力气疯了，几乎要揍他。陶小童惊慌地站在一边，好像为自己引起这场纠纷感到不安。她喃喃地说：“可能我记错了……”
这事使陶小童在团支书心里留下了深刻印象。
陶小童这会儿蹲在团支书面前，抠着地上的草根嗫嚅道：“我后来再也没写过那些……嗯，不健康的玩艺儿。”
“我相信。”
她说的是真话。最近她学其他人的模式，开始写为人们认可的那种日记，那种可供所有人阅读的日记。写这种东西她感到轻松了一大块，似乎卸了个大负担。她这才知道人没了隐秘原来是件愉快的事。过去真傻，干吗守着什么“思想的保险柜”呢？现在她陶小童和大家平等了，和大家一样光明正大，心窗大敞洞开，谁只要愿意都欢迎进来瞧瞧。她有意把日记本放在最显眼的地方，有意安排机会让别人了解她的“活思想”。有一次，在她们寢室开团小组会，她作为非团员照例回避。日记本就大大方方放在桌面上，谁翻起来都顺手。可偏偏没人翻它。她发现它原封不动简直失望透顶。
“知道不知道，我今天专门找你是为了一件重要的事——”团支书说。
“……”
“团支部准备培养一名报道员，写稿子。我发现你在这方面挺有一套，就决定你来干！”团支书东张西望着说，“一个星期出一次黑板报，写好人好事、坏人坏事，最关键是一发现不良倾向，马上写！”
为了尊重他的谈话习惯，她也尽力东张西望：“可我……不是团员呢。”她认为所有人都比自己过硬，去批评谁？
“虽然你目前还没入团，但提前为团的建设工作，应该感到光荣！”
那还用说。她想，这可太器重我了。
“好好干！”
她没说话，心里却在摩拳擦掌。
陶小童抄写黑板时，团支书领人在掏下水道。
下水道堵了好些日子了。听说不止这一家堵，“人防工程”在地下建设了好生活，可地上让它弄糟了。这事该管理科管，但他们趁机报复。事情是这么引起的：虽然演出队的院子已从幼儿园名下划出来，但幼儿园仍以房东自居，几时高兴就领着成群结队的孩子过来逛逛。孩子们最喜欢排练室。正排练的队列里，常出现几个大模大样的小家伙，又学舌又做鬼脸。有一次一把小提琴被他们偷去，他们想看看它肚里有什么名堂使它一碰就响，便把它解剖了。等找到琴的东零西散的尸首时，大家都佩服这帮小坏蛋的力气和残忍。小半拉儿说这事交给他办。他要显示一下牧羊犬“颗勒”多半年来的训练成绩。雏狮般的“颗勒”果然不负众望。头一天就吓退了孩子们的进犯，有个小家伙腿脚稍慢，裤子被“颗勒”拉下来了。内地人从来没见过这种宽头阔脑、又憨又蛮的大个子藏狗，都传说这院里不知养了什么野兽。消息传到机关，说是不少孩子叫狗吓病了。孩子们都有实权派家长，轻易就给了演出队好看。
刘队长首先被叫去训一顿；紧接着原先讲妥的几个提干名额冻结；本来答应给调一名教导员和装一只锅炉，这下全不算数了。吴太宽发现，肉票少了，玉米面多了。打电话说这边下水道堵得厉害，那边装聋作哑，“下水道？臭着去吧。”刘队长吃一肚子闷亏，回来给小半拉儿一巴掌，照“颗勒”屁股就是两脚。
“颗勒”这畜牲挨了两脚，以为是莫大鞭策，干得更卖力了。有时不得不给它吃点安眠药，提防它对付来视察的首长。
下水道被挖开，一节节疏通。一群群潮虫往外爬。最终发现洗衣台下面堵得最死。蔡玲伸手去掏，别提掏出多少宝贝，光手绢就十来条，还有口罩和一堆袜子。蔡玲认真地把这些臭气熏天的东西漂洗干净，然后叫全队来认领。徐北方领走的最多。其中一只墨绿色尼龙袜，据他说半年前就银灰的，大家死活不信。他立刻取了另一只来作证。以后就见他一双腿穿两色袜子。
团支书王掖生脱光了膀子，身上溅满泥点。他干活时最讨厌游手好闲的人在眼前晃，比如这个徐北方。他仅刨了几镢头，就说人太挤，干这活根本不需要这么些人。不一会儿就见他端了画架子，画那两棵枇杷树。树上总共结了十来个果子，比羊屎蛋大点，有啥画头？他觉得他装模做样，其实是懒骨头，不想干活。团支书对这种人从不进行口头教育，那样毫无效果，他只是闷头苦干，用双倍的力气拼命干，让这种人看着惭愧。
其实徐北方一点也不惭愧。他甚至连团支书那渗满汗星子的方方后脑勺都没去注意过。他只觉得每天让他画画的时间太少了，时间都被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占满。令他奇怪的是，许多人都把这些莫名其妙的事当最正经的事来干。他觉得要干的事太多，而时间却被白白浪费掉。他想按自己的准则过自己的日子，就这么回事。他谁的账都不买，谁也别想改变他。他刚才干活时偶然抬头，发现一片深绿中露出几点嫩黄。不知怎么，他被这几个可怜巴巴的果实感动了，这是树挣扎着表现的一点生机。那些长势不良的小果子妙不可言，它挂在过于茁壮、茂密的树上，令人心酸地为夏天捧出一点奉献。这一点奉献已是它的全部。
他拿出画笔，调好颜料，刚才找到的那点内心感觉已经没了。这时，他才看见那个一起一落的方方的后脑勺。他干得那样认真卖力，一下一下抡着镢头，动作均匀得像部机器。他这个形象鼓动着一群人煞有介事地忙，其实这里挤不下这么多人。大家相互妨碍，却忙碌得十分融洽。他画了三两笔，突然恨起这帮呼哧带喘的人来。
许多人弄得满身泥，似乎就得到了某种证明，退到一边，聊起天来。像团支书那样傻干，他们认为是大可不必的。他们跑去看徐北方的画。画上一片含混，有人评介说“像屎一样”。于是人们开始乐。徐北方并不恼，也不乐。他有意要表现这种“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的气质。他压根不把这些人的看法放在心上。
炊事班小周挑着猪食走过，众人把注意力移到他身上。他剃个青光头，表情很超然。
“这家伙病得不轻！”有人说，“据说医生怀疑他得的是‘幻想狂’……”
小周最近一直在给中央军委写信，说他发现了一种战备粮，只要啃手指头那么一点，就能一整天不饿，而且保证营养。他还把它搞出一套理论，写了本书。他热衷地推荐自己的发明却得不到认可，这使他大惑不解又委屈冲天。有次他拿了块东西去找军需部门的首长。首长恐惧地看他把拇指大的一块“战备粮”吞下去，忙问：“要紧吗？”他说完全不必在乎胃的异常蠕动。他非得请首长尝—块，说：“您吃吃看，随时把感觉告诉我。假如大家都不把感觉告诉我，我就无法对它进行改进。虽然说它目前的味道差劲，但我认为这是个次要问题。”等他一走，首长就把那东西以窗口扔了出去。他连续跑了许多首长家，结果全一样，都把他的发明从窗口扔出去了。终于有一天，来了两名精神病大夫。大夫很和蔼地跟他谈了一阵，对他的重大实验表示极大关心，又翻了翻他床下堆满的手稿。私下里跟刘队长说：“病状比较明显。”
从此吴太宽不让他做饭，只让他喂猪。大家还是担心，伙房那几只大铅桶一模一样，哪天他把盛饲料的跟盛面条的弄混就惨了。吴太宽还不许他写字看书，不许他拿大顶，不许他用鼻子吹笛子。他也从此不吃饭，每天吃块“战备粮”。事实证明，他没饿死。
从小周开始，人们对周围的人都警觉起来，总想在谁身上发现异常现象。比如某人特别爱剪报纸，各类报纸都有他认为事关重大的文章；于是报纸一经他手就千疮百孔。比如某人半夜老讲梦话，每次都是啰啰嗦嗦地检讨自己。包括刘队长的两个儿子都不大对劲。有天小半拉儿在马路上挨了打，大半拉儿不但不帮，还高兴地到处说：“这矮子给人打死就好了，那我就成了独生子，独生子不用插队落户！”还有还有，那个小号手伊农，每天对着墙歪着嘴练号，练得楼上楼下的人都脾气急躁起来。连牧羊犬“颗勒”也多少有点疯疯癫癫，总见它吐着舌头煞有介事地跑来跑去，不懂它怎么成天都那样忙。只要留心，从任何人身上都能找着类似小周的蛛丝马迹。
听众人谈得热闹，徐北方慢慢收起画架子，说：“这年头，除了正常人，什么人都有。有句名言：‘我们如此紧密相处，但又彼此孤独得要死’。”他估计别人没听懂他的话，管自走了。手表放在皮鞋里，皮鞋挂在画架上，他自己赤着脚。
陶小童主办的第一期黑板报出来了，许多人挤在那里看。黑板一分为二，左边写好人好事：董大个老婆生孩子，收到一笔匿名汇款；伊农家里修房子，收到一笔匿名汇款；团支书王掖生家粮食歉收，收到一笔匿名汇款；彭沙沙母亲犯哮喘病，也收到一笔匿名汇款。经过复杂细致的调查，终于搞清：董大个家收到的钱是彭沙沙寄的；彭沙沙家收的钱是伊农寄的；伊农呢，是团支书寄的；团支书呢，是董大个寄的。
这故事又巧妙又圆满，陶小童写起来得心应手。黑板的右边，只写了寥寥数行，因为她挖空心思也想不出什么是“不良倾向”。团支书看后很不满意，所谓“不良倾向”一则是声讨某些人给狗吃安眠药；另一则更不着边际，大讲起牙齿保健来。
他找到陶小童：“不良倾向是思想上、作风上的，你咋回事？”
陶小童认为不少女兵晚上上了床还吃零食是个严重问题。她说：“我怕她们没几年就得拔牙……”
“那是医生的事！”
“可我就是恶心在床上吃东西的人！”
“谁让你负责卫生来着？”
“不讲卫生是愚昧的表现……”
团支书很反感地叫她闭嘴。没想到这姑娘这么傻头傻脑，有关思想作风，她一点都没开窍。他耐心告诉她，比如徐北方那家伙是个“不良倾向”典型，违反战士着装条令，穿着四个兜的演出服到处逛，还戴手表，穿皮鞋，住单间．他那房间从来不让任何人进，连内务检查都对他免了。谁知道他整天在屋里干什么？
谁都想知道徐北方在他的屋子里干什么。他那间小屋令人神往又令人狐疑。
有人向队长通报了一件极秘密的事，有关徐北方那间小屋的。
队长一听就犯了高血压。他想，对徐北方这小子他偏袒得太过分了。他烦恼地在屋里踱步，又把团支书叫来，表示对徐北方不能再姑息下去。
“我不行了，坚持不了……”
“求求你别动！最关键的两笔！”
“你疯了，那么大嗓门？”
“求你别动，珍惜时间，姑奶奶！”
“天太热，你看我这汗！……”
“手再往前伸，最好让血管突出来！”
“……哎，你过来干什么？！”
“我不会碰你的。画画的时候我绝不碰你。你现在对我不过是静物，或写生对象……”
“别人要知道这事，准说我是个浪货。”
“他们愚昧。”
“这事肯定会被人发现！”
“别动！别跟我聊天！”
“你画这画有用吗？”
“不知道。”
“肯定没用！”
“管它呢。别跟我聊天！……”
“不聊天我就要困了。你困吗？”
“……”
“哎，你说什么叫失去贞操？我这样叫吗？”
“……”
“我肯定倒楣倒在你手里。你说你们学校几十个人画一个女的，那女的后来哪儿去了？还有人愿意跟她结婚吗？”
“别说话！”
“我困……要是人家知道我自己送上门，准说我死不要脸！你们几十个人围着一个女的画，那女的臊不臊？那女的肯定嫁不掉。你们画画的都是流氓！”
“胡扯，我可没碰过你！”
“反正我以后不来了。”
整个楼被突发的哨音惊得一阵颤栗。
团支书底气很足，连续吹二三十声哨子不换气。哨声短促有力，足以驱净所有人的睡意。
刘队长在黑暗中显得块头很大。楼上楼下骚动起来，大家对这事很熟悉，隔一阵子搞那么一次紧急集合，有人认为倒挺解闷。
陶小童边打背包边想，肯定是那两个浑人的事败露了！她探头往院子里看，果然见刘队长和团支书全副武装，气势汹汹。看来真要逮人。这下好，他俩的蠢事算干到头了。
蔡玲是全队打背包标兵。她背起背包就跑，只是睡得懵懂，记错了门的方位，头“咚”地磕了一下。这一磕她才醒了一大半，想起班长的床上毫无动静，便叫：“班长！班长！紧急集合了，快起来！”
班长还在帐子里纹丝不动。她顾不上她了，跌跌撞撞跑出去，她总要抢第一名。
队伍渐渐列齐了。大家睡眼惺忪地互相打探，出了什么乱子，队长显得这样气急败坏？他两腿叉得很开，手背身后，这是他大发雷霆的姿态。团支书还在没命地吹哨，更搞出人心惶惶的气氛。人们依稀猜到，一定发生了什么事。
人到得差不多了。
“立正——稍息！——各班班长——清查人数！”
陶小童急出一身冷汗。彭沙沙在那里大叫大嚷：“咱们班的班长呐？！”一帮女兵群龙无首，都在前顾后盼。只有陶小童一个人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她想队长这一招也太狠了，分明想叫那俩人日后活不下去。她想扑过去替那俩人求饶，给队长磕头捣蒜。一片乱哄哄的议论。陶小童几乎要昏倒。这时有谁昏倒就好了，她想，那样肯定大乱，一乱就有转机。
刘队长得计，他深更半夜把大伙折腾起来就为这个。他百事马虎，就在男女问题上最较真。他曾一再告诫部下，这方面栽跟斗顶不值，可惜了名誉，可惜了前途。他爱才，但越是有才的人他越不容忍他们在这事上放肆。他培养一个人才容易嘛，为了徐北方的提干名额他跑细了腿，像晚辈对长辈似地跟干部科的小干事们陪笑。为小半拉儿妈妈的调动，他都没使过那么大劲。徐北方提出为工作方便，必须住单间，也是他批准的。不图别的，只图这个美专生干点真活儿。不料他干出这种好事！刘队长伤心透顶。
这时，人们一齐扭头，因为徐北方精神抖擞地出现在队伍末尾。与众不同的是，他没打背包，而是把被子像斗篷那样很帅地披着。他大声说明自己的背包带不幸失踪，只好这样随队伍开拔了。刘队长惊得一怔，刚想说什么，一个锐利的女高音突然出现在队伍另一端：“报——告！”人们又一齐把头扭过来，见孙煤衣冠齐整，背包打得一丝不苟，挺胸收腹地站在那里。
刘队长立刻和团支书交换一个眼色。
人们感到这俩人的迟到多少有点蹊跷，但谁也没拿准什么。因为人人都眼睁睁看见她与他从两个方向跑来，这幢楼是不可能上下串通的。
陶小童诧异得几乎叫出声来。这怎么可能？除非那屋有个洞，直接把班长从楼上漏下来。
刘队长起先是吃惊，而后是沮丧，接下去不知该干什么。他知道事情绝不会这样简单，但他又未抓住把柄。一股无从发作的怒火冒上来。
“孙煤！身为班长，为啥迟到？！”他不甘心就这么放过他们。
“下次一定注意！”孙煤“啪”的一声，来个漂亮的立正。
“不像话！”他咆哮。
大家从没见过队长的大圆脸上，有过这么可怕的表情。
“是！”孙煤答道。
队长气馁了。“你和你，”他指了徐北方又指孙煤：“下去给我写检查！”
“是。”回答得别提多爽气了。只要现在混过关，下去宰他们都成。
“好吧，你俩入列！”队长命令团支书把队伍拉出院门，来了个强行军。徐北方你小子既敢披着被子来见我，你就披着被子给我跑。谁掉队都行，就你小子不行。我就这么惩治你，为啥惩治你心里可太明白了！
徐北方一再喊报告得不到答复。跑到后来，他急了，大喊一声：“老子不要这被子了！”
他果真把被子扔到路上。团支书替他拾回来，顶在头上跑完全程。
蔡玲回到屋里刚拉开灯，班长孙煤又把灯拉灭了。仅刚才那一瞬，蔡玲已看见一根背包带从楼上窗口垂下来。但她生性不爱动脑子，很快把这事忘了。楼上楼下两个窗口不过相隔两三米，对曾跳过伞的孙煤来说，可太不在话下了。只是刚才动作过于紧张，胳膊磨破了皮；那根背包带也太细，勒得肉疼。孙煤一夜未睡，这场惊心动魄的风险够她后怕一辈子。第二天刘队长悄悄问蔡玲：“紧急集合的时候，你们班长确实在床上？”
“嗯。”她肯定地点着头。
“确实？”
“我喊她，我说：班长，紧急集合了！你没听见！快起来！”
队长不耐烦地打断她，甩甩手走开了。
蔡玲想，队长什么意思嘛？难道我是瞎子？床上躺着人我会看不见。她一遍遍回想，认为自己是有把握的：班长的蚊帐掖得仔仔细细，被子里分明是班长优美的曲线，还有床前那双拖鞋。
缺心眼的蔡玲怎么也不会想到，那是班长精心布置的“空城计”。她从西藏买回一个掸床用的黑色耗牛尾巴，往枕头一放，活像一堆头发。用这么简单的办法，就把老实的蔡玲哄住了。
不过孙媒永远不再用这法子哄谁了。这次冒险搞得她心力交瘁，她可受够了。再说，紧急集合的第二天，队长就派团支书进驻徐北方的单间。
第11章
我万万没想到救护车也会抛锚。
我曾把救护车看得很神秘。那年元旦，炊事班的小周就被这白家伙带走了。他被弄进去的时候我想，这车活像个白色的笼子。起初刘队长对大夫的诊断将信将疑，后来他疯得越发出格了，偷偷给军委写信，报告他的发明成果。军委把所有的信全转回来，大概首长们被他烦死了，让我们这边赶快处理。他在救护车里又喊大叫，哭得完全像正常人一样伤心。车开走时我都有点想哭了。
司机修了一会儿车，说根本找不出毛病在哪儿，就是开不动。它只是成心不帮忙了，并不需要什么理由。
就这样，它一动不动。这白笼子。
周围一片沉默。他们在遗憾。我不用睁眼也知道他们一个个哭丧着脸，别提多灰心了。他们兴冲冲把我抢救到现在，眼看有希望了，这下好，前功尽弃。我害得他们两天两夜没睡觉，结果却白搭。看他们那意思我是快到终点站了。我完全理解他们的心情。我是怎么硬撑，也不能让他们满意了；他们原指望我起码坚持到手术台上。干医务这行谁高兴伤病员在自己手里断气？我害得他们交不了差了。当然，他们也舍不得我，短短两天我们相处得不坏。我一断气，他们少了个旅伴；并且少了我，他们剩下的路程一定是百无聊赖的。
我知道，孙煤的目光此刻在我身上轻轻地掠来掠去。我现在的样子很狼狈，真不愿意她把我这副样子牢记下来。我呢，也尽量不去想她凶起来那张脸。
我第一次看见这张漂亮的面孔变得凶悍简直吓坏了。我当时在写第二期黑板报稿子，只听很响很响的一声：“哼！——”
我回过头看见完全走了样的班长孙煤，马上明白她的来意。我在黑板报上写了一条人们都关心的“不良倾向”，即男女作风问题。我尽管写得圆滑婉转，好心好意，仍把她气成这副样子。
“你少来这一套！”班长手一挥，“你自己坐得正、行得稳吗？假正经！”
我想班长言过其实了。我至少没她那些胡作非为，充其量，我只在心里浪漫，有时想点不该想的念头，或叫想入非非罢了。
“哼！我告诉你陶小童！你不要人小鬼大，平常装得跟真的一样！我哪点错待了你，你说！”
找有点丈二和尚摸不清头了。她说这话什么意思？写黑板报纯属不得已为之，可听她那口气，好像我干了什么大缺德事。
“你有脸写别人？！你自己干了什么，好好想想吧！……”说完她要走，我一把拉住她，要她讲讲清楚，不然我也冤坏了。
她“咣”的一声关上门。
“别装了！当我不知道你和他的事？”
我忙问谁。
“谁？我问你，你的拖鞋呢？”
“不知道，丢了好几天了……”
“再问你，你的梳子呢？那把红的！”
“好像……好像是昨天丢的。”
“全答不上来。好吧，你要装傻我就不客气了！”她噔噔噔冲出门，一会儿又冲回来，“刷”的一下，不知从哪里抽出一双拖鞋，往我面前一摔：“这下不装了吧？你的拖鞋怎么跑到男宿舍去了？还有这把红梳子！”只听一声脆响，我那把心爱的梳子碎成两半。
“啊？！”我完全像个呆瓜。我的拖鞋和梳子一向是规规矩矩跟着我，它们怎么可能跑到男宿舍去。
“别急，我还有证据——”
孙煤够身往我床下看，我也跟着她一块探身。“那个蓝肥皂盒是你的吗？”
我忙说：“不是！”
她用脚把它够出来，反复掂量着，眼睛闪闪发光。好像在我床下勘探到一块稀有的矿石。“你知道它是谁的？”
“不知道……”
“还要装？！”她把肥皂盒也往我脚前一扔。“告诉你吧，我早就发现你跟他明来暗往！”
“我是不知道哇！”我这一声叫得真有点惨。
“有种干，就有种承认！我跟谁好敢当着全世界讲！你们这叫干什么？”她用脚轻蔑地点点肥皂盒：“搞这些花样真让我恶心！”
我糊里糊涂让她骂到现在，已经头晕眼花了。
“你说，你跟徐北方到底怎么回事？”她忽然用颤抖的嗓音问我道。
“你的意思是我跟他……”我一阵绝望。
“不是你是哪个？你的拖鞋和梳子就在他床底下，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这个肥皂盒是他的，怎么到你这儿来了？你说呀，怎么回事？！”
我没什么可说的。我的拖鞋和梳子在一个男子床下，这事谁听见都要会心一笑。再看看那个蓝色肥皂盒，我突然毛骨悚然。假如这世上没有鬼，那我无疑是卷到什么大阴谋里去了。
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在班长手下忍气吞声地过日子，她动不动就给我脸色看，弄得全班都在猜测，陶小童到底干了什么坏事。有一天她突然对我好起来，又哭又笑地向我检讨。谢天谢地，万事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一切都没有变化。救护车像是先我一步死了。远处传来火车汽笛声。
“这里离火车站不远！把她抬到那儿去……”有人兴奋起来，建议道。
孙煤这时咬牙切齿地说：“走！抬！”
这回抬可不容易：他们每个人手里都举着一两个瓶子，因为没这些瓶子管子在我身上输入输出，我就得完蛋。于是我们就这样琐琐碎碎地上了路。外面空气很好，它给我一种错觉：我已摆脱了危境。夜里清凉的风使我对自己的生命突然产生了信心。我或许不会死了。所有人都把步子迈得尽量匀称，我不反对在这样美好的夜晚做一次集体散步。
我想，我这短短的一辈子没做过对不住人的事，但我对我的老阿爷可不够意思。我参军后，他从没给我写过信，尽管我给他的信很稠。我在参军这件事上把他给得罪了，他万万没想到我会耍那种手段。
我从十四岁那年碰上那个军人开始，我就铁了心要当兵。我这心思跟阿爷没透露过，跟任何人都没谈过，但我是铁了心的。那年春节，我听说上海有许多部队在招文艺兵，就跑去了。自阿奶故世，父母再不请阿爷去上海吃团圆饭了。总是我两头跑跑，给双方捎点由我瞎编的问候。父亲谈到阿爷时，总是那样苦大仇深；他在单位不很吃得开是因为阿爷那段不过硬的历史。听说阿爷叫什么“伪职人员”，父亲常感到替一个继父背这类包袱很划不来。
到了上海，我就偷偷打听到考场所在。那阵势很吓人的：主考人齐刷刷是一排军人，许多女孩往他们面前一站就成了木偶。好些姑娘都比我本领大，会新疆舞的扭脖子、蒙古舞的抖肩膀。我想，这里到底是上海。和她们一比，我成了乡下人。我穿着一双打掌子的布鞋，在考官们严肃目光下，寒酸地立起足尖来。我穿这双鞋简直像来捣乱的。
我连着几天都在跑考场。最后一位大块头老军人对我颇赏识（他就是后来的刘队长）。他看我跳了一段，说不错不错；听我唱了一段，说还不跑调；但我一开口朗诵，他却说一塌糊涂。末了他爽快地拍拍我肩膀：“小鬼，差不离吧。”
“我能当兵吗？”我还想听一句更明确的话。
“只要政审合格就行了。”
我写下的家庭成员中没有阿爷，为政审把握大些。他叫我安心等通知。
我满心欢喜地回到苏州。我记得清楚极了，当时阿爷正独自吃午饭，背朝着门，稀疏的白发仔细梳向脑后，但仍然到处破绽，露出发亮的头皮。他的背驼得很厉害了，这与他在弄堂口挂了半年牌子不无关系。他使体型渐渐变得适合自己的生存环境了。
我忽然觉得好心情一下跑得光光。怎么能对这样一个孤老头子说出那样的话呢？
阿爷七十岁了，手害着老年性震颤，夹一口菜要经过多次失误才能送进嘴里，而送进嘴里已所剩无几，大部分被他在途中抖掉了。但我回来，他又兴奋得为我夹菜，又为我舀汤，手忙脚乱，把菜抖了一桌子。
我心事重重地挨了几天。有天晚上，我不得不把自己将离去的意思对阿爷讲了．我既绕着弯，又讲得深入浅出，生怕老头儿一下子就听懂，又怕他老也听不懂。阿爷正看报，报纸被他抖得沙沙响。越听我说下去，那沙沙声越吵人。我不得不把他的报夺下来，免得乱极了的心更乱。
“听我说，阿爷。我已经考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