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限战争与绝对战争
克劳塞维茨把战争分为有限与绝对两类的观念是现代政治和战略思想家最感兴趣的，但对此种观念的来源和形成却很少有人加以较深入的探索。事实上，克劳塞维茨在其早年还只有24岁时，即已有把战争分为两类的看法，他认为一种是取消对方政治独立的战争，另一种则是获致有利和平条件的战争。但以后这个观念似乎就不再被提及，直到23年之后（1827），当他已经写完了《战争论》前六篇时，这个观念才突然受到极大的重视。他曾明白宣布：“应在每一点上都要对两种类型的战争加比较透彻的解释。”（p．101）
为什么战争应分为两类，克劳塞维茨曾提出三种不同的解释。第一种解释是以历史经验为基础。战争有其不同的时代背景，每个时代都有其特殊的战争种类、特殊的限制条件，以及其特殊的先决条件。简言之，政治（文化）环境决定战争是否为总体或有限，假使是有限，则所受的又是何种限制。举例言之，在18世纪时，战争的形态都是有限的，但法国革命的爆发对比产生了极大的改变。克劳塞维茨说：
突然地战争又变成人民的事务——一共有3000万人民，都认为他们自己是公民，……于是整个民族（国家）的全部重量都放在天平上，而不像过去仅限于政府和军队。现在可以动用的资源和努力超越了一切传统极限，现在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锐不可当的战争冲力。（p．931）
根据这样的历史分析，克劳塞维茨遂认为在拿破仑时代战争呈现总体性实乃理所当然。然则在拿破仑败亡之后，对于未来又应作何种判断呢？是否有限战争将再度出现？克劳塞维茨认为这个问题很难答复，不过他却从理论的观点作了一个结论如下：
我们只能说，交战者所采取的目的和所使用的资源，必须受到其本身地位特性的支配。但此种目的又必须符合时代精神及其一般性格。最后，又必须经常受到从战争本质中所抽出的概括结论的管制。（p．934）
从上述最后一句话，也就可以引到克劳塞维茨的第二种解释。他在其书的第一篇第一章就提出“绝对战争”的观念，并说它是一种“理想”（ideal）的战争，所谓“理想”的意义就是说那是合乎逻辑、合乎自然的战争。战争的固有性质是总体的，“战争是一种力的行动，而对于那种力的应用并无任何逻辑上的限制”。（p．112）但在现实世界中，所有的战争都达不到此种绝对理想，其原因是战争并非一种孤立的活动，而受到许多外在因素的影响。所以，交战双方的意图以及战争发展的方向都不可能完全合于理想或逻辑。因此，现实战争也必然为有限战争。
除了外来的限制，战争本身还隐藏着一种内在的限制，此种内在的限制就是克劳塞维茨所强调的“摩擦”。于是遂构成有限战争的第三种解释。他发现在战争中几乎一切的行动都不能完全达到计划中的理想目标，经常会产生无力感而使行动陷于停顿。诚如俗语所云：构成战争的是九分烦恼（boredom）加上一分害怕（fear）。 [ 注：Miclmel Howard，Clausewitz（Oxford，1983），p．51． ] 依照这种解释即可以发现，即令抽象的战争性质是绝对的，但在现实世界中，环境和摩擦又还是会使战争受到各种限制，而永远达不到理想的绝对标准。
克劳塞维茨是在写到《战争论》第六篇将近结束时，才确认毁灭性的战争（war of destruction）并非惟一的战争形式。而此种认知又恰好与其原有的战争性质观念有所冲突。因此，他也就必须设计一种新的思想结构来融合两种观念。不过最初，他虽然承认两种战争的存在，但却又宣称毁灭性战争表现战争性质，所以居于优先地位；而面对有限战争，全面战争往往稳操胜券。所以绝对战争才是真正（true）的战争。
当他写到第八篇时对于这个问题又作较深入的讨论：
此种非导电的媒体，此种阻止充分放电的障碍，又是什么？为什么理论观念还不够？此种障碍包括一大堆因素，其中有无限曲折，那是逻辑推理所不能贯通……这也就是战争为何会变得如此不一贯和如此不完全的原因。（p．914）
因为理论不能漠视现实，所以他说：
今后10年中，甚至于还可能有其他种类的战争出现。我们的理论虽然严格地合于逻辑，但并不一定能适应现实。所以，必须准备发展真实战争的观念，那不是以纯粹定义为基础，而是对于各种不同外来事物都留有余地。（p．915）
不过，在这一章（第八篇第二章：《绝对战争与真实战争》）的结论中，克劳塞维茨这样说：
理论必须承认上述的一切分析，但它却有责任把优先给予战争的绝对形式，并使那种形式成为一种普遍的参考点，以使从理论学习的人能惯于保持那种观点，用它来衡量一切的希望和恐惧，并在可能或必要时，尽量与它接近。（p?916）
二、战争是政策的工具
“战争是政策的工具”（War is an Instrument of Policy）本是《战争论》第八篇的六章（B）的标题，而这也正是克劳塞维茨思想中的最基本观念之一。我们甚至于可以说一直等到他写到这里时，他才算是真正彻底觉悟了。他不再主张绝对战争应居于优先地位，他也不再高谈“会战的特性就是屠杀，其代价就是鲜血”。（p．405）所以，这一章特别值得重视，也是克劳塞维茨留给后世的永恒教训。以下我们就尽量引述《战争论》的原文以来说明此种观念的精义。
战争仅为政治关系的延续，加上其他的手段（with the addition of other means）。……战争本身并不中止政治关系或将其变为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不管其所使用的是何种手段，就本质而言，此种关系仍继续存在。（p．952）
战争并不像理论所要求，会残酷无情地向绝对境界前进。……战争不能遵照其本身的法则，而必须视为某种整体的一部分，这个整体的名称即为政策。（p．953）
政策的目的为统一协调国内行政和精神价值的各方面，……我们在此只能把政策当作一切社会（国家）利益的代表。（p．854）
战争非他，不过是政策本身的表达而已。把政治观点置于军事观点之下，实乃荒谬不合理，因为创造战争者即为政策。政策是指导的智慧，而战争则仅为工具，二者的地位不可本末倒置。所以必须把军事观点放在政治观点之下，而无其他的选择。（p．855）
任何战争的可能性格以及一般形状，主要地都应根据政治因素和条件来评估。战争应设想为一有机整体，其中各部分都不可分立，每一个别行动都对整体有所贡献，而其本身则发源于中心观念。所以非常明白而确实，战争指导的最高立足点，也就是决定其主要行动路线的观点，必然即为政策的观点。（p．955）
简言之，在最高阶层战争艺术也就变成了政策，但那却是一种以战斗来进行的政策，而不是以外交来进行的政策。（p．955）
若认为重大军事发展或其计划应为纯军事问题，实乃不可接受和可能有害的观念。许多政府在计划战争时，常要求其军人提出纯军事性的忠告，也同样不合理。尤其不合理的是理论家认为，一切可用军事资源都应交给指挥官自由运用，好让他可用其为基础，对战争或战役拟定纯军事计划。……尽管近代战争已有多种不同的种类和发展，但其主要路线还是由政府来决定的。换言之，那是由纯政治而非军事的团体来决定的。（p．956）
若对政治因素无知，则不可能对战争作成其所需要的任何重大建议。当人们谈论政治影响妨害战争管理时，实际上是不知所云。他们所争论的应该是政策的本身而不是其影响。假使政策是正确的，则其对战争指导所产生的任何有意影响只可能有益无损。假使产生了相反的作用，则错误的应为政策本身。（p．956）
仅当政治家希望军事行动产生不合于其本身性质的效果时，政策决定才会对作战产生不利影响。正好像对外国语尚未精通的人有时会词不达意，政治家也可能下达足以破坏其目的的命令。此种现象常会出现，足以显示主管全面政策的人对于军事具有某种程度的了解，实至关重要。（p．956）
于是克劳塞维茨遂转而论及军政配合的实际问题：
假使要想使战争充分配合政治目的，而政策也能适应战争中可用的工具，则除了政治家和军人能合于一身以外，惟一合理的安排即为使总司令成为内阁（政府）之一员，以便内阁能参与其活动中的重大方面。不过，这又仅当政府位置在战区附近时才具有可行性，这样才可使在作决定时不至于受到严重的耽搁。（p．957）
最危险的安排就是容许总司令以外的任何军人在内阁中发挥影响作用。那很少能导致合理的行动。（p。957）
1976年英译本编者曾作注释如下：克劳塞维茨所强调的是内阁参与军事决定而不是军人参与政治决定。《战争论》的第二版（1853）恰好把他的原意弄反了。在第二版所作的数百处窜改中，这也许是最严重的一个。 [ 注：见《战争论》英译本，p．608，中译本，p．957。 ]
克劳塞维茨在对战争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作了如此深入的分析之后，又作了若干历史性的观察来作为“本章”的结束。其最后的结论如下：
所以，战争艺术的转变是政治转变的结果。这种改变不但不表示二者可以分离，并且对于其间的不可分关系构成强有力的证明。（p．959）
再重述一遍：战争是政策的工具。战争必须带有政策的性格，并用其标准来衡量。战争指导即为政策的本身，政策虽用剑来代替笔，但并不因此而在思考上不依照其本身的法则。（p．959）
第八篇是克劳塞维茨在其思想上已经获得新灵感之后才写的，也是他所认为尚称满意的一篇。在这一篇完成之后，他才着手修改前六篇，而在修改过程中他自认为已经完成的则仅为第一篇第一章。因此，在这一章中所说的话似乎可算是其最后的意见。他在这一章结尾处指出：
第一，战争永远不应视为某种有自主权的东西，而经常应视为一种政策的工具，否则全部战史都会和我们矛盾。只有采取此种途径我们才能对问题获得透彻的了解。第二，此种对战争的看法将向我们显示战争如何必须随着其动机的性质，以及引起战争的情况而变化。（p．131）
政治家和指挥官所必须作的第一个、最高的、而影响也最大的判断就是要确定其所将从事的战争的种类；既不把它误认为，又不尝试把它变成某种违反其本性的东西。这是所有一切战略问题中最重要的。（p．131）
最后，在提出战争三位一体观念时，他又指出：“作为一种政策工具，战争的服从要素使其仅受理性支配。”（p．131）
富勒将军曾作解释如下：
因为大战略的要义就是战争对政策的服从，所以姑无论政策为何，其执行都必须在战略权力所能达到的范围之内。 [ 注：J．F．C．Fuller，The Conduct of War，1789–1961（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61），p．66． ]
由此可见克劳塞维茨虽未使用“大战略”这样的名词，但他对于大战略的涵义则早已有明确的了解。
缺失与影响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虽是一部为世人所公认的不朽名著，但它也是一部不完全的书，其原因又不仅是因为他未能将全书修改定稿，更是因为其书中还是存在着若干漏洞和缺点。
首先应指出的是他的注意力焦点放在战争的较高层面上，也就是所谓政策、战略、作战指导、战略计划等。至于技术、行政、组织等因素并未给予以适当的重视，甚至认为这些因素对于战略问题并不能产生重要的影响，所以也就可以存而不论。何华德指出战略应有四维（dimension，亦可译向度），即为作战、后勤、技术、社会。克劳塞维茨所界定的战略实际上仅为“作战战略”（operational strategy），不过他也是注意到战争有社会层面的第一位大思想家。但对于战争的另外两个向度，后勤与技术，则几乎完全予以漠视。 [ 注：Michael Howard，“The Forgotten Dimension of Strategy”，Foreign Affairs（Summer，1979），pp．979–986． ]
克劳塞维茨对于战争的海洋方面也几乎完全不曾讨论，这也是常为人所诟病的一项事实。克劳塞维茨是一位内陆国家的陆军职业军官，他可能一生都不曾有过航海的经验，所以，他的书不曾给予海洋因素以任何注意，实乃事理之常，毫不足怪。但有一点必须指出，他的书虽并未公开讨论海洋战争或海军战略，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所发展的概括性理论和观念不能够应用到陆地以外的战争范围。事实上，他的基本观念，例如机会与摩擦，攻守之间的互动，战争为政策工具等都可以普遍地应用，而不受任何时空因素的限制。
实际上，20世纪初期的两位海洋战略大师，美国的马汉、英国的柯白（Julian Corbett），就是分别从约米尼和克劳塞维茨的著作中找到其所需要的灵感，从而建立他们的海洋战略思想体系的。固然克劳塞维茨和其书中所引述的史例都是他所最熟悉和最感兴趣的陆上战争，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就以为其理论架构不完全，或不能适用于陆地以外的战略环境。
与一般人的想象并不完全一致，克劳塞维茨并非不重视经济因素在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在《战争论》第八篇中讨论 18世纪的战争性质时，曾明白指出“军事组织以金钱和人力为基础”。（p．926）依照他的看法，国家的经济资源，与其地理和社会政治条件结合，即足以决定其军事政策。不过，经济、地理、社会、政治等对于战争或战略都只是一种先决条件，而并非其理论架构中所要分析的重点。
最后还有人批评克劳塞维茨在其《战争论》中完全忽视了伦理学（ethics），譬如说，他并不曾深入讨论战争的起因，也不曾追问导致战争的政策究竟是善还是恶。这些意见的确曾经引起争论，而其主因是对克劳塞维茨著书的本意缺乏认知。克劳塞维茨的意图是对战争的性质作深入的研究，并借此而建立一套完整的战争理论，至于有关战争的道德（morality）问题，那是应该属于政治伦理学（political ethics）的范围，而与战争理论无关。战争是一种社会行动，至于是否应从事战争的决定则完全与战争本身无关。即令此种决定是受到军事领袖的影响，甚至于完全是由他们作主，但上述的观念并无改变，那只是表示军人分享或掌握政治权威而已。
诉之于战争时所持的道德理由虽然可能对战争的行动发生影响作用，但假使影响所及是交战国家的政府或国际社会，则那还是在战争理论的范围之外。至于其对实际参加战争的军人所可能产生的冲击，克劳塞维茨实际上是已经将其分别纳入其对士气、忠诚、心理等方面的讨论中。
总而言之，任何人所创立的理论，所著作的书籍，都不可能尽善尽美，毫无缺点。他会受到批评，尤其是误解，更是在所难免。何况，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并未完成，而其理论又是那样复杂，其文字又是那样晦涩，所以似乎有如其所预料：
假使我不幸早死而结束了我的工作，则所留下来的著作当然只能算是一大堆尚未成形的概念，那将会受到无穷的误解，并成为许多不成熟批评的目标。（p．102）
现在再来分析影响的问题。这个问题又应分为两个方面：（1）克劳塞维茨所受到的影响；（2）他所产生的影响。现在分别讨论如下：
任何一位思想家在思想史中都一定是居于承先启后的地位，他不可能是真正独来独往，尤其是其思想必然有其来源。克劳塞维茨自幼好学，在其成长过程中曾经博览群书，其范围尤其广泛，包括哲学、科学、历史、政治、文学、美学等方面都在内，并非仅限于军事。这样多的知识和观念都先后纳入其思想架构之中，并产生整合效果。所以，实在很难明白指出其在思想上究竟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同时，这也是一个范围过分庞大的问题，也许详细的分析的确需要写一本专著。尽管如此，我们至少还是能够列举出几位对克劳塞维茨的确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思想家，并对于此一问题作若干较深入的分析。
第一位在思想上对克劳塞维茨产生重大影响的人即为康德。克劳塞维茨的军事理论观念以康德的艺术理论为根源。康德的弟子，哲学家柯亨（Hermann Cohen），在1883年首先明确地指出此项重要事实。自此之后，这种观念也就为所有解释克劳塞维茨思想的学者们所共同承认。 [ 注：Hermann Coben，von Kants Einfluss auf die deutsche Kultur（Berlin，1883），pp．31–32． ] 虽然并无直接证据显示克劳塞维茨曾饱读康德的著作，但我们却确知当克劳塞维茨在战争学院受训时，曾听过季斯维特（Johann Gotffried Kiesewetter）的讲授，而后者则为最著名的康德思想传播者，所以，也许可以说克劳塞维茨实为康德的再传或私淑弟子。
像启蒙学派的军事思想家一样，克劳塞维茨从艺术理论中对战争“艺术”的理论找到一种具有高度暗示性的模式。从其早期的著作到《战争论》，他都采用康德的艺术理论来批评启蒙军事思想家的著作，并进一步发展自己的战争理论观念。巴芮特认为：“他在1806年以前对康德哲学的研究，至少给予他以解决疑问时所需的一部分治学工具。” [ 注：Peter Paret，“The Genesis of On War”，Introductory Essays of On War，p．14（中译本，p．48）。 ]
其次，就要说到沙恩霍斯特。对青年时期的克劳塞维茨，沙恩霍斯特影响之重大几乎是无法形容。甚至可以说在其一生之中，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无不受到其恩师的影响。专就思想领域而言，也许可以勉强地分为下述四点：
（1）他接受了沙恩霍斯特的这一观念：理论必须具体并适合环境，必须考虑构成现实的一切复杂条件，并且必须不与历史经验脱节。
（2）沙恩霍斯特又把另一重要观念传授给他的弟子：理论必须反映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而且必须以事物的本性为基础。这不仅代表一种深远的理念，而且此种理念也在克劳塞维茨的思想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
（3）虽然军事思想家无不重视历史经验，但沙恩霍斯特却特别强调对历史个案应作详细、具体、综合的“重建”（reconstruction）。克劳塞维茨对此有极深刻的印象，他在其《战争原则》中曾说明：
军事史学家是发明（invent）历史，而不是写历史。……少数个别战斗的详细知识要比许多战役的概括知识有用。……沙恩霍斯特将军对1794年梅宁（Menin）防御战的描述即可为最佳的例证。此一记载可以作为例证向殿下说明如何写军事史。 [ 注：Carl von Clausewitz，Principle of War（Harrisburg，1942），pp．68–69． ]
事实上，克劳塞维茨对历史所作的一切研究都是采取此种沙恩霍斯特模式，他在《战争论》第二篇第六章（论史例）中，又曾推崇沙恩霍斯特所写的教范是空前未有的佳作。（p．251）
（4）沙恩霍斯特在思想上颇受蒙丘可利、康德、孟德斯鸠的影响，已见前述。除蒙丘可利外，其余二人对克劳塞维茨也同样具有重大影响。是否由于师弟相传因无确证，但至少可以显示师弟二人具有平行的思想。
于是现在就要进而分析孟德斯鸠的问题。不管是直接地还是间接地，克劳塞维茨在思想上曾受孟德斯鸠相当重大的影响，实为不争之事实。他自己曾明确地指出当他最初准备写理论专著时，内心里是想以孟德斯鸠的《法意》（Spirit of Law）为模范。（p．93）虽然他以后发现此种模式对他的著作并不适当，但从作者的性格和著作的特征上来看，还是可以显示在这两位不同时代的大思想家之间，又的确存在着“心有灵犀一点通”的趋势。在《法意》的导言中，孟德斯鸠曾有下述这样一段话：
我要求读者不要在顷刻之间来判断20年辛苦工作的价值。请接受或拒绝这一整本书，而非其中少数章句。假使读者想要寻求作者的真意，则只有从全书的结构中始能发现。 [ 注：Peter Paret，“The Genesis of On War”，Introductory Essays of On War，p．14（中译本，p．56）。 ]
假使不是已经事先说明，则读者也就非常可能会以为这是克劳塞维茨所说的话。
克劳塞维茨与马基雅维里可谓神交已久，他在1804年所写的文章中即曾引述马基雅维里之言，同时又称赞马基雅维里对于军事问题有非常合理的判断，尽管他还批评马基雅维里有“食古不化”之嫌。 [ 注：参看本书第五章。 ] 克劳塞维茨在心理上对于马基雅维里可能有一种同病相怜之感。因为虽然时代不同，但当时的普鲁士与过去的意大利在政治环境上却颇为类似，他们二人都同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而且也都有报国无门之感。此外，由于日耳曼在那时也正掀起一股对马基雅维里思想感到兴趣的风气，所以克劳塞维茨也恰好躬逢其盛。
克劳塞维茨认为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所提倡的观念，对于已经进入法治层面的国内政治虽不再能适用，但在外交关系的领域中，却还是能够提供很多有价值的启示。简言之，若用现代国际关系学领域的名词来表示，他们两人都可以算是属于所谓的现实学派（realists），尽管在他们那个时代，所谓国际关系的学科尚不存在。因此，他们在学术思想史中都是超时代的先知者。 [ 注：P．Savigear，“European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Approaches and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d．by Trevor Taylor（Longman，1978），pp．19–31． ]
最后，最足以引起争论的问题还是黑格尔对克劳塞维茨的影响，这也是一直到今天尚难定论的问题。诚如巴芮特所指出，克劳塞维茨不是一位专业哲学家，他只是那个时代中受过一般教育的人的典型代表而已。简言之，他仅从公认的经典著作中吸取若干片断知识，而对于任何学说都并无深入研究。 [ 注：Helmuth von Moltke，“On Strategy”，in Milit?rische Werke（Berlin，1900），vol．Ⅱ，p．219． ] 事实上，他在《战争论》中曾明白地提出警告：“任何理论家……都不应钻进心理学和哲学的牛角尖。”（p．201）简言之，他的目的是想建立一套现实主义者的军事理论，并以历史经验和战争性质为其基础。他与理想主义者的玄学（idealistic mataphysics）可以说是毫无关连。
不过，到1826年和1827年之交时，情况却发生了戏剧化的改变。克劳塞维茨发现他的基本理论观念与历史经验并不完全符合，于是被迫必须设法使二者能够协调，否则就要面临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得兼的矛盾。而同时在这一年的柏林，黑格尔思想的影响力也恰好发展到了其最高潮，而此种思想的最大特点是认为一切的对立和矛盾实际上都是一个单独整体的不同方面。根据此种思想，克劳塞维茨的矛盾也就自可迎刃而解，他不再需要放弃其两个对立观念中的任何一个，而可以采取一种较高的观点，把两个观念同时保留，并分别视其为整体的不同部分。无可否认，克劳塞维茨的确就是这样想通了，其战争理论开始走向此种二元路线。
然则克劳塞维茨是否已成黑格尔的门徒？黑格尔对他究竟有多大的影响？自从《战争论》出版之后，这些问题就一直成为推测和争议的对象。克鲁齐格（Paul Creuzinger）在1911年出版了一本名为《黑格尔对克劳塞维茨的影响》的书（Hegel's Influence on Clausewitz），确认克劳塞维茨的一切思想，从战术到战略，无不受到黑格尔的影响。以后列宁公开宣称克劳塞维茨是黑格尔的门徒，那很可能是读克鲁齐格之书以后才产生出来的印象。克鲁齐格似乎应该知道，仅只从1820年开始，克劳塞维茨才可能受到黑格尔的影响，因为在此以前，黑格尔在哲学家之中还只能算是无名小卒。反言之，由于克鲁齐格只读过《战争论》，所以他不知道许多被他认为曾受黑格尔影响的观念，实际上在克劳塞维茨早期著作中即已经存在。 [ 注：Paul Creuzinger，Hegels Einfluss auf Clausewitz（Berlin，1911）． ]
比较晚出的学者，包括阿洪和巴芮特等人在内，则认为黑格尔虽对克劳塞维茨不无影响，但克劳塞维茨却绝非黑格尔的信徒。巴芮特曾指出：
这是一种辩证法，不过那只是就特殊意识而言。诚然，他并未采取形式化、高度结构化的态度。黑格尔的正、反、合，照克劳塞维茨的看法，也还是像任何其他系统同样不适当。……但他却时常采取一种改良形式的辩证来发展其个人的思想。（p．50）
从《战争论》中并不能发现其与黑格尔的玄学、理想主义、历史意识有任何关连，但却可以发现其曾受黑格尔政治及社会思想的直接影响。因此，我们可以作一总结论如下：克劳塞维茨绝非黑格尔主义者，尽管在其早期著作中即可发现有若干观念是与黑格尔不谋而合，而到晚年（1827年之后），其观念和方法又都曾的确受到黑格尔的相当影响。
分析克劳塞维茨所受其他思想家的影响固然已经很难，但要想分析克劳塞维茨对于后世的影响则似乎还要更难。诚如大家所熟悉的说法，知道克劳塞维茨的大名和偶然引述其一两句名言的人固然很多，但真正读过其巨著的人却很少，而了解或同意其意见的人则更是少之又少。
诚如克劳塞维茨本人所预感，他遗著是由他的遗孀在其身后出版。其第一版在1832年出现，一共只印了1500部，卖了 20年都没有卖完，于是出版商决定发行第二版。第一版的内容是完全照克劳塞维茨生前所亲手封存的原稿排印，不曾增减一字，所以也可以说是代表《战争论》的原文，但第二版（1856）却由其内弟布吕歇尔负责校正，而他却曾乘机在原稿上作了一些修改。这真是非常不幸，因为其修改有很多地方都改变了原意，使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受到误解，真是误尽苍生。
可以说是非常讽刺，原始的第一版不仅不畅销，甚至于也不为人所重视，但经过窜改的第二版却风行全球，几乎变成军事学领域中的圣经。这似乎是一个奇迹，但又并非不可解释。克劳塞维茨的高足老毛奇做了普鲁士的参谋总长，三战三胜，建立了德意志帝国，成为不可一世的英雄人物。老毛奇倒是一个不忘本的人，他公开宣称他的思想是深受《战争论》的影响。于是一言九鼎，《战争论》也随之而洛阳纸贵了。假使克劳塞维茨地下有知，一定会感到啼笑皆非。天下事往往如此，可以暗示人类是如何浅薄。
从此，《战争论》就继续不断地再版，但都是以这个已被窜改的第二版为依据，至于克劳塞维茨夫人所出版的原始本（第一版）已经不再为人所注意，甚至于很少有人知道这两种版本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自19世纪后期起，《战争论》又开始被译成他国文字。最早的英译本是在1874年出现，法文译本则迟到1886年才出版。我国的最早译本出现于1905年，是由日文转译而成。编译者为保定军官学堂学生潘毅等，书名为《大战学理》，那也是日本人所用的书名。 [ 注：钮先钟，《中国战略思想史》，p．546。 ]
不过，又有两点应补充说明：（1）所有的再版和翻译都是以第二版为依据，直到1952年，西德发行第16版的《战争论》时，才又终于把克劳塞维茨的原文一字不改地再度呈现在世人的面前。接着在1976年始有何华德和巴芮特两人合译的新英译本问世。（2）克劳塞维茨的全集共为10卷，而《战争论》仅为其前3卷，所以尽管《战争论》是其代表作，但研究克劳塞维茨的人却不应仅只取材于《战争论》。可惜那些《战争论》以外的著作只有极小部分在最近才被译成英文，甚至于原始的德文本也大都束之高阁，很少有人问津。
《战争论》出版于1832年，约米尼的《战争艺术》则出版于 1838年，在时间上相距不过6年，但其遭遇却大不相同。《战争论》出版后几乎可以说是不曾受到重视，至少是不畅销；而《战争艺术》却立即受到重视，被译成各国文字，畅销欧美，历久不衰。诚如何华德所云，成为19世纪最伟大的军事教科书。甚至于到19世纪70年代以后，当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和著作已经开始日益受到重视时，对于一般军人而言，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仍然是一本很难了解的天书，而欧美各国的军事学校则仍然继续采取约米尼的路线。
克劳塞维茨的书为什么那样不受欢迎，它真是那样难读吗？这可以解释如下。《战争论》是有史以来第一本以研究战争性质为主题的书，仅凭这一点，这一本书就已经足够具有不朽的价值。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他所独有的观念真所谓曲高和寡，并不能获得西方社会的认同，甚至于到今天都可能如此。西方学术界过去从未把战争的本身视为一种学问（discipline）来研究，即令到今天，虽然已有许多大学设有与战争研究（war studies）有关的系所，但仍有人对此表示反对或质疑。在19世纪后期，欧洲社会还是处于文武隔离的状态。尽管克劳塞维茨博学深思，但从学界人士眼中看来，仍然是非我族类，对于他的著作更是有不屑一顾之感。反而言之，尽管克劳塞维茨是职业军人，但一般军人对他却不免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他所写的主题，从他们眼中看来，的确是太抽象化，太理论化，甚至于可以说不伦不类。他们所需要的是简单和具体的准则，可以对行动提供立即可用的指导，而且在应用时也不必花费太多的思考。但克劳塞维茨却坦白地告诉他们：“战争艺术根本不可能建造一套模式，足以当作框架，让指挥官在任何时候都能依赖其支持。理论的……意义即为教育未来指挥官的心灵，……但不陪伴他走入战场。”（p．206）尤其是这最后的一句话的确会使大多数军人感到失望。
照克劳塞维茨的想法，战争本来就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事情，不可能将其简化成一套法则或教训，而且只有天才始能了解。所以，一般读者也就会自惭形秽，感觉到我们既非天才，又何必读《战争论》。又或他们根本不了解克劳塞维茨的用意，而把《战争论》当作一般教范来研读，结果是徒然枉费精力而一无所获。更有一种自作聪明的人，对于《战争论》采取选读的方式，换言之，只读他自认为有价值的部分，其结果是可能比不读还要坏。此种断章取义的方式正是引起无穷误解的主因。当然，最糟的是随便引用《战争论》中的片断以来作为辩论理由或举证，那才更是误己误人。所以，结论还是老话，真正了解《战争论》的人相当少，但断章取义，随意引述的人却很多。
基于以上的分析，就很容易了解要想判断克劳塞维茨对后世的影响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尽管有许多将军、政治家、学者都曾读过《战争论》，但《战争论》对于他们的思想行为究竟已经产生了何种影响，又不可一概而论。不过，我们在此又只能作概括之论，因此，首先把问题分为两大类：（1）对思想（尤其是军事思想家的思想）的影响；（2）对行动（包括军人和政治家）的影响。
就第一点而言，许多思想家虽都曾读过《战争论》，但很难断定哪些人真正了解《战争论》。反言之，却有证据足以显示某些颇负盛名的思想家对于克劳塞维茨不是误解，就是不同意，最显著的例子即为英国的李德哈特。此外，也有某些人虽很欣赏《战争论》，但还是不能确认其思想的发展是深受克劳塞维茨的影响。再反而言之，还有某些人似乎并不曾读过《战争论》，但其思想中的基本观念却和克劳塞维茨非常相似。概括言之，凡是读过《战争论》的人，无论其反应为正为负，在思想上都一定会受到若干影响，但并无确实例证足以证明克劳塞维茨对于后世某一思想家的思想曾具有决定性作用。
再说到第二点，假使对《战争论》以后的重要战争作一全面研讨，则似乎很难找到证据表明有任何指挥官和政府曾经实际应用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即令其高足老毛奇也不例外。因此，的确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战争论》对于战争并无任何实质贡献。
结论
这是本书最长的一章，写到这里也应该作结论了。克劳塞维茨已经是150年前的古人，但其对战争理论研究的贡献仍然还是无人能及。有人将他与亚当?斯密（Adam Smith）相提并论。亚当?斯密虽然被人认为是近代经济研究的奠基者，但在他以后，经济理论有很多新的发展，所以亚当?斯密在经济学领域中早已不是一枝独秀，更不能算是空前绝后。但克劳塞维茨则不然。至少到今天为止，全世界上还不曾有一部能够超越《战争论》的战争理论著作。所以，他现在的地位的确还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当然，诚如约米尼所云，在太阳底下没有哪一样东西是尽善尽美的。克劳塞维茨的著作虽然是如此伟大，如此不朽，但概括言之，而尤其是自今日观之，还是有其显著的弱点，并应予以补充和矫正：
（1）科技的发展给战争带来了新因素，那是他无法预知的，当然也无从考虑。
（2）在他那个时代非常简单的问题到今天可能已经变得非常复杂，而他的书对于这些问题都不曾给予以应有的重视。
（3）某些主题被他认为与战争指导无关，例如战争的起因、道德伦理、经济因素等，但在现代战争理论中都已成为众所关切的部分。
（4）克劳塞维茨在其书中所作的观察，或所引述的资料也不免偶然会有错误而应予以校正。
不过，尽管内容庞杂，瑜瑕互见，但就其全体而言，《战争论》仍然是一种“吾道一以贯之”的完整战争理论，我们随时可以发现其思想基础的雄厚，分析能力的精辟，令人叹为观止。也许我们可以引用克劳塞维茨自己所说的话采作为一个总评：
《战争论》尽管在形式上有其一切缺点，但事实上仍含有许多年来对战争深入思考和勤奋研究的成果。甚至于可能发现其中含有足以使战争理论发生革命的基本观念。（p．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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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普德学派
钮先钟 [中国]
[出自《西方战略思想史》] 1995
新时代的来临
毛奇的生平
毛奇的思想
施利芬计划
一、施利芬与克劳塞维茨
二、坎尼模式
三、计划的批判
大战前夕
新时代的来临
从法国革命开始到维也纳会议为止，欧洲一直陷于战争之中。1815年象征着新时代的来临，从1815年到1914年，这一百年之间，欧洲虽然还是有战争发生，但概括言之，19世纪仍应算是一个和平的世纪。在此百年间，西方文明有极大的进步，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科技等方面都在内。同样地，在战略思想的演进上也当然受到环境的影响，并反映出时代精神。最值得重视的现象有下述五点；（1）就观念而言，战略开始从军事层面升到大战略层面；（2）就地理而言，国际关系开始从欧洲推展到全世界；（3）战略已非军人专利，文人战略家开始出现；（4）海洋开始变成一个新的战略领域；（5）工业革命和科技发展对战略造成前所未有的重大冲击。
大致说来，拿破仑战争结束之时，欧洲各国都已饱经祸乱，眼前最迫切的工作即为复兴重建。换言之，安内重于攘外，因此，至少到19世纪50年代为止，欧洲继续维持维也纳会议所建立的权力平衡，各国之间都能相安无事。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战略思想也自然会出现停滞现象而缺乏重大的进展。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出版于1832年，约米尼的《战争艺术》出版于1838年，这象征从启蒙时代遗传下来的传统战略思想已经登峰造极，除非受到新的重大冲击，否则很难有更上层楼的可能。
果然如此，克劳塞维茨的书虽然很少有人问津，但约米尼的书却垄断西方战略思想将近50年之久。在这个阶段中虽也有若干新人和新书出现，但实际上他们都是约米尼的门徒，只是替祖师爷布道而已。但同时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新产品，包括来复后镗枪炮、蒸汽机、电报等，已在开始改变战争的形态，而当战争形态改变时，战略思想也就自然很难维持不变。所以，到19世纪中期，即可以发现那些约米尼的门徒，无论在哪一个国家都面对同一问题，那就是来复枪和铁路给战略和战术带来了革命性的威胁。
尽管约米尼的末代弟子，普鲁士的鲁斯陶（Wilhelm Rüstow，1821–1878）在其所著《步兵史》（1857）中仍然宣称战争艺术的原则具有永恒性，改变的仅为其形式而已。来复枪并不能对战术产生根本改变，至于战略则更是如此，在战略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超越拿破仑的原则。 [ 注：Wihelm Rüstow，Geschichic der infanterie（Gotha，1857）．英文译名History of infantry． ] 就是在同一年，毛奇代理普鲁士的参谋总长，在其指导之下，普鲁士的陆军在19世纪60年代中三战三胜，建立了统一的德意志帝国，而在战略思想领域也结束了约米尼所保持的启蒙传统。
丹麦战争（1864）、普奥战争（1866）、普法战争（1870–1871），合称日耳曼统一战争（The German Wars of Unification），改变了欧洲的政治和军事地图。法国的欧洲第一强国的地位遂由新兴的德意志帝国所取而代之。德国的陆军成为全球的模范。其参谋本部、军事教育、动员体系等均成为他国摹仿和学习的对象。而在强大的军事实力的背后，又有普德军事学派（The Prusso–German Military School）的出现。在19世纪后期，此一学派对于军事思想、理论和历史都曾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普德学派又自有其悠久的源流。其源头固然可以回溯到菲特烈大帝，但此一学派的大宗师却是毛奇（Helmuth Carl Bernard von Moltke，1800–1891）。很明显可以看出，毛奇的一生是与19世纪相终始。所以，概括言之，19世纪的军事思想几乎是完全处于他的影响之下。毛奇不仅是西方历史中最成功的职业军人，也是西方历史中最伟大的参谋总长。他不仅是名将而且也是福将。除早年不得志外，一生都一帆风顺。他每战必胜，从未败北，为任何其他名将所不及。他不仅位极人臣，而且也克享大年，真所谓富贵寿考兼而有之。
毛奇不仅功业盖世，且道德文章也为后人景仰。我国古人谓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但想要兼此三者实在是极难。在古今中外的职业军人中可能就只有毛奇能达此种标准。古德里安（Heinz Guderian）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名将，也是最后一位伟大的德国陆军参谋总长，对于毛奇曾作下述的评论，现在就引用它来作为介绍：
毛奇是德国陆军参谋本部的一位最重要的参谋总长。作为思想家和计划家，他举世闻名，在作战的指挥中也已证明他是天才。仪表不凡，天性沉默，深思熟虑为其特色。他有伟大的影响力，不仅是伟大的军人，而且也是高贵的绅士，杰出的作家和对国事有充分研究的观察家。 [ 注：Heinz Guderian，Panzer Leader（Dutton，1952），p．456． ]
毛奇的生平
毛奇出生于1800年，其父本为普鲁士军官，后移居丹麦并归化为丹麦公民。所以毛奇出身于丹麦陆军，并在1819年初任尉官。他在1822年申请返回普鲁士服役。普鲁士陆军对于这位志愿投效的青年尉官待遇很苛刻，要他通过极严格的考试，然后再从最低阶级爬起。一年之后，他侥幸地被准许进入战争学院。当时的院长就是克劳塞维茨。不过，克劳塞维茨根本不授课，所以毛奇也就不曾亲聆其教诲。固然，他以后曾宣称其思想曾受克劳塞维茨的影响，但那可能都是从书中读来的。简言之，毛奇与克劳塞维茨只是徒有师生之名而已。
战争学院的课程使毛奇获益匪浅。像地理、物理、军事史等课程都教得很好，所以也使毛奇对于这些学科产生了持久的兴趣。1826年毕业后他返回其团部服务，但大部分时间都是充任军官在职教育的教官。1828年毛奇被指派进入参谋本部工作。此后60多年他都不曾离开参谋本部。除在丹麦和普鲁士陆军中当过5年中尉以外，毛奇就不曾充任任何队职。当他 65岁时在普奥战争中实际指挥作战以前，他从来不曾指挥一个连级以上的单位。不过，在1835年到1839年之间，他曾被派往土耳其充任军事顾问，使他有机会获得若干实际战争经验。
在1820年到1830年间，毛奇的生活相当贫困，但他仍能安贫乐道，并专心致力于学术研究。他早年对地理最有兴趣，以后又曾对历史作深入研究。当他在战争学院毕业时，已通晓德、丹、法三国语言，以后又自修英、饿、意三国语言。等到在土耳其充任军事顾问时，又学会了土耳其语。这足以显示其天才与好学都异于常人。他的英语造诣颇佳，曾用两年时间翻译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来赚取稿费，贴补生活。其学识基础和表达能力都随着年龄而扩大，毛奇终于成为德国杰出作家之一，专凭其文章亦足以享誉千秋。
毛奇不曾变成政治家或有创见的政治思想家。他是克劳塞维茨的信徒，深知政治与军事之间的互动关系。但他却坚持职业军人不干涉政治的原则，并诚意服从政治家的指导，尽管他有时会从战略观点向政府当局提出政策性的建议。毛奇是一位非常谦恭的君子，虽然热心工作，但却淡于名利。他沉默寡言，与世无争。诚如施利芬对他所作的赞扬：“极大的成就，极小的表现，质胜于文。”由于毛奇能以身作则，遂使此种作风也终于变成德国参谋本部的传统。 [ 注：Heinz Guderian，Panzer Leader（Dutton，1952），p．456． ]
毛奇在1855年奉派为菲特烈威廉亲王（Prince Frederick William）的侍从武官，因此认识了这位亲王的父亲，那也就是未来的德皇威廉一世（William Ⅰ）。他对毛奇可谓一见倾心，从此也就决定了毛奇后半生的命运。次年毛奇升少将。1857年，威廉出任普鲁士的摄政王，他上台之后所任命的第一批人事中就有派毛奇代理参谋总长一项。次年威廉正式即王位，从此时开始，毛奇就一直在此位置上到1888年为止。
威廉即位之后，其眼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安内，而在军事方面，最重要的工作则为政治性和技术性的改组，所以，军政部长罗恩（Albrecht von Roon）远比参谋总长有权势。在1866年普奥战争之前，毛奇几乎还是一位不知名和坐冷板凳的人物，但毛奇并不以为侮。从1857年到1866年，他利用此种与世无争的机会，一心埋头从事于未来战争的准备，遂终于能一鸣惊人。
毛奇突然变成第一号要人和举世皆知的英雄，似乎是出人意料之外，但事实上，则为水到渠成，实至名归，并不足怪。普法战争之后，毛奇在军事史中的地位也就达到了最高点。此后，他还继续做了18年的参谋总长。在这个阶段中，其主要工作是替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国建立适当的军事基础，拟定未来战争计划，加强参谋本部的组织和教育后辈。他到1888年才退休，1891年逝世，享年91岁。
毛奇的思想
毛奇实在是一位博学多才的思想家，但因为其在功业方面的成就太大，遂令一般人反而忽视了其在学术领域中的贡献。毛奇对于战争的研究渊博而精深。他是一位精力过人的奇士，读书极多，接触面也极广。即以学界而言，像他那样渊博的人都很少见，而在职业军人中则更是有如风毛麟角。他对于拿破仑的经验和克劳塞维茨的理论都有深入的了解，但又并非他们的盲从者，因为他的心灵具有高度弹性，随时都能通古今之变。
毛奇虽非专业作家，但其著作的数量却多得惊人。在其逝世之后，由德国参谋本部将其遗稿整编出版，共分为两大类：（1）为其一般文件及信件，共为8卷；（2）为其军事著作共为17卷。因为那是由后人所编辑，所以也就缺乏完整体系，据说还有若干稿件被遗漏不曾纳入。至于毛奇本人对于其战略思想则只作了两种简略的概述：（1）在普奥战争与普法战争之间所写的《对高级部队指挥官的训示》（Instruction for Superior Commanders of Troops，1869）；（2）在普法战争后所写的《论战略》（On Strategy，1871）。这两种著作也都已收入其全集之中。 [ 注：Helmuth von Moltke，Gesammelte Schriffen und Denkwürdigketen（8 vols；Berlin 1891–1893）；Milit?rische Werke（17 vols；Berlin，1892–1912）． ]
虽然这两项文件可以作为毛奇思想的代表，但他的全部思想还是散布在许多战史研究和备忘录中，真可以说是博大精深，所以要对其作综合的概述，实在很不容易。毛奇是于学无所不窥，其思想有其多方面的来源。他从拿破仑处学会了运动为战争的灵魂，所以铁路也就变成其战略中的最重要因素。他又从克劳塞维茨处学会了政策与战略密切相关，所以也对政治、外交深感兴趣，而从不采取所谓纯军事观点。毛奇非常特殊：一方面能作抽象的思考，另一方面又从不忽视现实。他具有惊人的分析和综合能力。在其一生之中，毛奇都保持一种特殊习惯：把他所面对的问题逐条写在纸上，对它们作精密的分析，并一再加以组合重写，直到他对答案感到满意时为止。 [ 注：J．F．C．Fuller，The Conduct of War（Rutgers，1961），p．114． ]
几乎所有的传统战略家都莫不重视历史的研究，毛奇更是如此。他认为只有历史的研究始能使未来的将领得以认清战争的复杂性。在其领导之下，军事史的研究成为普鲁士参谋本部的主要任务之一。此种研究工作是由参谋总长亲自督导，而并非委之于低级人员。毛奇本人曾经写过不少的研究报告，能对其部下提供示范作用，同时在德国参谋本部中养成一种重视史政的传统，而不像其他国家把史政单位视为安插冗员的场所。毛奇认为只要所采取的观点正确，则历史研究对于战略就会有重大贡献。他本人的成就似乎可以作为证明。 [ 注：Hajo Holborn，“The Prusso–German School：Moltke and the Rise of General Staff”，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Princeton，1986），p．289． ]
除重视历史研究之外，毛奇在思想方面还有另一最大特点，那就是对技术因素极为敏感。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职业军人中可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一般来说，凡是职业军人都常有守旧而不求新的趋势，但毛奇却是一种罕见的例外。据说在日耳曼境内尚未修建第一条铁路线之前，毛奇即已开始研究与铁路有关的问题，所以他在这一方面的确是开风气之先。
毛奇发现铁路可以提供新的战略机会。利用铁路来运输部队，可以比拿破仑时代的行军速度快6倍。所以作为一切战略基础的时空因素都必须作新的计算。国家若有高度发达的铁路运输系统，则在战时将可获致重大的战略利益，甚至于足以决定战争的胜负。军队的动员和集中速度已成战略计算中的必要因素。事实上，参谋本部的战略计划作为现在应以动员和集中的时间表为其核心。
除铁路之外，毛奇又主张利用稠密的道路网来加速部队的运动。甚至于在1805年，拿破仑即曾尝试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不过由于把行军队形改变成为战斗队形要花费很多时间，所以必须在会战之前几天即开始集中兵力。但在1815年之后，随着工业革命，欧洲道路情况又有相当改善，于是新战术也就有了较大的可行性。毛奇认为军事单位的体型愈大，则机动性也就愈低。所以在运动时必须将兵力分散，并利用不同的道路，但在会战时必须能够将兵力集中在决定点上。 [ 注：Hajo Holborn，“The Prusso–German School：Moltke and the Rise of General Staff”，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Princeton，1986），p．287． ]
也许毛奇早已考虑到在战场上集中兵力的可能，于是他才敢于舍弃拿破仑的“先集中后会战”原则。沙多华会战（Battle of Sadowa）为普奥战争中的决定性会战，战胜之后，毛奇曾将其观感综述如下：
假使在会战之日，兵力能从各点上分别直接进入战场，则甚至于还要更好。对于作战若能作这样的指导，则必能获得较佳的结果。不过，任何远见都不能保证此种作战的成功，那多少受到机会和命运的支配。但在战争中若不冒大险则又很难成大功。 [ 注：Hajo Holborn，“The Prusso–German 5chool：Moltke and the Rise of the General Staff”，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Princeton，1986），p．288． ]
这最后一句话可以显示毛奇的战争哲学。他是克劳塞维茨的门徒，完全了解机会与天才在战争中的交相为用。他固然也像其老师一样，认为战争与商业颇为类似：兵力为投资，而胜利则为利润。因此，对于一切因素都应作精密合理的计算。但他又深知战争的问题并非仅凭计算即能解决。毛奇虽主张指挥官对于军事行动应有完全的决定权，但他又明了战争仅为政策的工具，而变化莫测的政治环境往往会迫使军人必须随时准备调整其原有的战略计划。
尽管政策对战略的影响将使军事领袖经常面对不确实情况，但毛奇认为动员和最初的集中还是可以计算，因为那些行动是在平时即可作充分的准备。他曾指出：“军队原始集中时若犯错误，则在战役的全部过程中都很难矫正。”所以，平时即应作周详的考虑，以使部队对战争有适当准备，交通有适当组织，于是一声动员令下，战争机器即能迅速顺利地发动，这也就无异于对未来的胜利奠定了初步基础。
但超过这个阶段，战争就开始变成果断与计算的综合。毛奇有一段名言如下：
当实际作战已经开始时，我方的意志不久即将面对着敌方的独立意志。诚然，假使我方有准备并决心采取主动，则应可限制敌方的意志；但除非凭借战术，换言之，也就是透过会战，否则仍不可能粉碎其意志。任何较大规模的战斗都会产生巨大的物质和精神后果，而这也会造成一种新情况，并构成下一步新措施的基础。任何作战计划对于超过第一次与敌方主力交手之后的情况，都不可能作任何精确的预测。所以指挥官在整个战役中，都将被迫根据不可预测的情况来作决定。在战争中的一切后续行动都并非预定计划的执行，而必然为随机应变的措施。因此，仅凭理论知识还不够，到此时，性格和心智的力量也就会自动作最高度的发挥。 [ 注：Helmuth von Moltke，“Instruction for Superior Commander of Troops”，in Milit?rische Werke（Berlin，1900），vol．Ⅴ，p．172． ]
毛奇不认为战略是一种科学，有一定的原则可以遵循。他在其《论战略》一文中曾这样指出：
战略是一种随机应变的系统（a system of expediencies）。它不仅限于知识，而是知识对实际生活的应用。它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观念，随着不断改变的环境而发展。它是在最困难条件压迫之下的行动艺术。 [ 注：Helmuth von Moltke，“On Strategy”，in Milit?rische Werke（Berlin，1900），vol．Ⅱ，p．219． ]
因此，毛奇非常重视指挥组织的效率。他认为指挥权必须统一，切忌一国三公的现象。战争不可能用会议的方式来指导。即令是恶劣的计划，如能彻底执行，也还是胜于折中性的方案。反而言之，即令有最好的计划，也还是不能预测战争中的摩擦，所以个别的战术决定必须在现场作成。若对作战计划作刻板的执行，实乃不可饶恕的罪行。对于所有的指挥官，不分高低，都必须鼓励其发挥主动精神，所以，上级对下级的命令是愈少愈好，愈简单愈好。换言之，统帅不应干涉战术性的安排。毛奇甚至于容许其部下擅自改变作战计划。只要能获重大战术成功，则准其将功折罪。他幽默地说：“只要战术能获胜利，战略可以让步。”
在毛奇领导之下，德国陆军发展成功一套举世无双的特殊指挥系统，德文原名为“Auftragstaktik”，英文的最佳翻译为“mission oriented command system”，中文则可译为“任务导向指挥系统”。在此种系统之下，各级指挥官必须养成习惯，只告诉其部下应该做什么（what to do），而不管他们怎样去做（how to do）。简言之，在整体架构之内，给予各级指挥官以非常宽广的行动自由。当然此种制度的实行并不容易，最重要的条件为全军上下必须有彻底的互信。必须如此，始能保证思想的一致和行动的可靠。 [ 注：Martin von Creveld，Fighting Power（Greenwood，1982），p．36． ]
毛奇一生事业中最令人羡慕者是他在思想、计划、行动三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在古今中外的战略家中，几乎没有人能和他比拟。自从1857年出任参谋总长以来，毛奇就一直在从事未来战争研究。不过，其所考虑的问题又非仅以军事为限。他深通大战略，其一切计划和行动都能与俾斯麦的政策配合，并给予以最有力的支持。他在1860年曾对普奥战争的展望提出一项备忘录。富勒认为那是足以代表他逻辑推理能力的杰作，可以算是大战略计划的模范。由于全文太长，在此只能简述其要点：
（1）普奥战争将影响所有欧洲国家。若某一方面能获相当成功则将会结束日耳曼的现有分裂状况，并在欧洲中央建立一个统一国家，其权力和影响将优于其任何邻国，或至少与其相等。
（2）在大国之中，英国在欧陆上最需要强大的同盟国，而最能符合其利益者即为统一的德国，因为后者永远不可能要求制海权。不过，英国也可能想维持旧秩序而反对欧洲的政治重划，于是也就有与德国为敌的可能。
（3）法国最不希望有一个人口7000万的德意志帝国出现。但就眼前而言，它却可能希望从这场战争中获致最大利益——兼并比利时、荷兰等地区。如果战争旷日持久，普鲁士主力被陷在战场中，则法国必然会乘机而动。
（4）俄国因为想夺取君士坦丁堡，可能帮助普鲁士，但此种援助对于普鲁士又有二害：假使太慢将赶不上时机，而徒劳无益；假使太强，则喧宾夺主，反使俄国坐享其成。 [ 注：“Moltke's Projects for the Campaign of 1866 against Austria”，translated and Précised for the General Staff，War Office（London，1907），pp．4–6． ]
于是毛奇的结论为普鲁士必须完全不依赖外援，速战速决，并使欧洲秩序不受重大破坏，然后胜乃可全。毛奇的此种战略思考代表高度的智慧，而与俾斯麦的外交政策之配合也恰到好处，所以普鲁士在其统一战争中的确是有如孙子所云：“胜兵先胜而后求战。”（有关俾斯麦的部分，可参看本书第十四章。）
对丹麦的战争（1864）只能算是牛刀小试，因为众寡悬殊，仅凭数量即足以决定胜负。但由于在这一次战争中，普奥两军是联合作战，遂使毛奇有机会发现奥军的两大弱点：（1）其参谋作业的水准极低；（2）其步兵所用的还是旧式的前镗枪。此种步枪要比普军所用的后镗枪远较落伍，不仅射速缓慢，而且也使步兵在射击时无法利用地形的掩护。
普奥战争（1866）对于毛奇的将道才是一次真正的考验，在其一生事业中也是最大的考验。当时的奥军被人誉为欧洲最佳陆军之一，其兵员是服役七年的常备兵，其骑兵受过高度训练，野炮比普军较优，双方兵力大致相等，而毛奇所需要克服的地理和政治问题则相当困难。但他仍能在六星期之内赢得决定性胜利。
最初，威廉一世不想开战，尽管俾斯麦终于还是把他推入战争。在此阶段战略问题变得非常微妙。实际上，普军的动员是远在奥军之后。毛奇一方面支持俾斯麦，力劝国王早下决心；另一方面，又尽量使政治问题不受军事措施的牵制。简言之，其战略计划保持高度弹性，使政府的行动自由不受任何限制。毛奇之所以能大获全胜，其主因不外下述两点：
（1）毛奇利用近代交通工具（铁路）提高部队的行动速度，所以能后人发而先人至。换言之，他证明了时间可以征服空间，并粉碎了“内线”的神话。
（2）普军的后镗枪产生极大的杀伤力，使奥军的士气为之崩溃。在沙多华会战时，奥军虽享有3：2的优势，而且大致还是采取防御态势，但死伤数字反为普军之一倍。
关于这两点，毛奇本人曾作精辟的评论。他指出：
仅当保有足够的空间时，始能认为内线具有毫无疑问的优点，如果空间已经缩小，则内线不但不能发挥将敌军各个击破的功效，反而会陷入包围之中，于是战略之利反而将变成战术之害。 [ 注：Hajo Holborn，“The Prusso–German School：Moltke and the Rise of the General Staff”，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Princeton，1986），p．295． ]
不过，这并非表示毛奇是绝对拥护外线而反对内线。事实上，他在普奥战争中虽采取外线，但在普法战争第一阶段（1870年）还是采取内线。换言之，他对两种观念并无主观的好恶，而且都能作成功的运用。毛奇战略的最大优点就是能发挥高度弹性，他似乎完全了解孙子所谓“兵形象水”的至理。 [ 注：Gunther E．Rothenberg，“Moltke，Schriffen，and the Doctrine of Strategic Envelopment”，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Princeton，1986），p．300． ]
根据普奥战争的经验，毛奇在1869年所颁发的《对高级部队指挥官的训示》一文中曾指出：
由于后镗枪可以卧倒发射，遂使防御者占有地利。所以，我方应尽可能占领这样的阵地，而让敌军来向其进攻。在发动攻势之前先利用防御的优点似乎是完全合理。 [ 注：Cited by J．F．C．Fuller，The Conduct of War，p．118． ]
根据同一经验，毛奇又确信后镗枪已使防御变成较强的战争形式。所以若欲发动决定性的攻击，则必须采取包围（envelopment）的途径。他说：
单纯的正面攻击只能期待少许的成功，但非常可能遭受重大的损失。所以，我们必须趋向敌军阵地的侧面。 [ 注：同上书，p．118。 ]
普法战争虽然时间较长，规模较大，但就毛奇的战略而言，与普奥战争并无太多的差异。在1868–1869年之间的冬季，普鲁士参谋本部即已完成其战争计划。有六条铁路线可以用来把北日耳曼邦联（North German Confederation）的兵力送往莱茵地区。三个星期之内可运送总数300000人。假使奥国同意中立而南日耳曼诸国也能出兵，则总数将可达484000人。估计法军最大兵力，包括一切预备人员在内，约为343000人，但能编成野战军的兵力可能仅为250000人。不过，另有一种可能，即法军将仅以其平时兵力150000人发动快速攻击，以来破坏普鲁士的动员。假使是这样，则普军将在莱茵河右岸下火车，并集中优势兵力来迎击法军。否则，普军将渡过莱茵河在巴拉丁（Palatinate）境内集中。第一军团在惠特里赫（Wittlich）附近，第二军团在洪堡（Homburg）附近，第三军团在南道（Landau）附近，第四军团为总预备队，以后并入第二军团作战。各军团都有若干个军，每个军都有指定的铁路线。铁路运输时间表都早已拟定。每个单位都知道应在何时到达何地。简言之，只要一声令下，军队就都能依照计划顺利进行其动员和部署。反过来看，法军在战前几乎是毫无计划可言。所以，胜败之分实在是早已决定。 [ 注：Michael Howard，The Franco–Prussian War（Methuen，1981），p．44． ]
诚如何华德所云，参谋本部（General Staff）也许即为19世纪的伟大军事创新（the great military innovation）。普鲁士参谋本部的创建固应归功于沙恩霍斯特和赖希劳，但使此种制度得以发扬光大，并成为世界楷模的人还是毛奇。到今天，世界各国只要有参谋本部的存在，则无不奉毛奇为大宗师。仅凭这一点，他也就已经有资格取得历史中的不朽地位。 [ 注：Michael Howard，War in European History（Oxford，1976），p．100． ]
普法战争结束，统一的德国成为欧洲最强国家，但建国后的最初20年中在俾斯麦执政之下，它也是一个现状国家，对欧洲和平尚不至于构成任何威胁。不过，继续担负参谋总长重任的毛奇却感到必须居安思危。当他在国会中为政府军事预算辩护时，虽一再宣称德国对欧洲现状应感到满意，而且领土的扩张将危害种族的完整，对德国有害无益，但同时又强调德国有其特殊地理位置，遂使其面对着其所独有的安全问题。毛奇说：
我们的位置在欧洲大国的中央。我们的东西邻国都只有一面受敌，而我们则处于腹背受敌的状况中。 [ 注：Cited by Azar Gat，The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Thought（Oxford，1992），p．58． ]
毛奇所最感忧虑的情况即为“斯拉夫的东方与罗马的西方缔结同盟，而把日耳曼夹杀在中央”。自从1871年之后，此种忧虑也就一直成为德国战争计划中的核心观念。
1890年，也就是其逝世之前一年，毛奇还在德国国会发表演说，其中有一段值得注意的名言：
假使战争爆发，则无人能预知它会打多久和如何结束。欧洲各大国的军备已经达到空前未有的强度，现在正要进入彼此决斗的战场。没有任何国家会在一次甚或两次战役中被完全击败，并被迫投降。任何国家都能再起，甚至于仅在一年之后，又继续斗争。各位议员先生，那可能是七年战争，也可能是三十年战争。那个放火把欧洲付之一炬的人，那个首先把火柴丢进火药桶的人，真是罪该万死！ [ 注：Cited by Azar Gat，The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Thought（Oxford，1992），p．63． ]
这一段常为人所引述的话，不仅充满了预言的意味，而且也是对后世的严厉警告。
施利芬计划
当毛奇在德国国会中发表其临别赠言时，德国的政局也已经发生了划时代的改变。1888年威廉一世逝世，他的儿子继位三个月后也随之而逝世，于是其29岁的孙子做了德意志帝国的皇帝兼普鲁士国王，上尊号为威廉二世。1890年3月，俾斯麦遂被免职，于是德意志建国时的伟大人物都已成为过去。毛奇退休后，继位者为瓦德西（Alfred von Waldersee），到1891年他的位置又由施利芬伯爵所接替。
施利芬伯爵（Graf Alfred von Schriffen，1833–1913）出生于贵族之家。其个性、体格和智慧都似乎像学者而不像将军，高度近视使他几乎不能成为职业军人。不过自从1861年名列前茅毕业于战争学院之后，就已经受到上级的注意，并被暗中预定为未来参谋总长的候选人。从1883年开始，到1906年退休时为止，施利芬24年不曾离开参谋本部。首先是在毛奇之下充任幕僚，以后又做瓦德西的副手。最后出任参谋总长长达 16年之久。自从普法战争之后，德国参谋本部的地位已经升高到无人敢向其挑战的程度。所以，当施利芬出任参谋总长时，真可以说是位尊望重，但他一生都不曾获得指导战争的机会，作为战略家的才能始终不曾受过实际考验，对于他个人而言，可以说是大幸也可以说是不幸。
一说到施利芬，马上就会令人联想到“施利芬计划”（Schriffen Plan）。甚至于可以说若无施利芬计划的存在，到今天也许就很少有人还会记得有施利芬其人了。从战略思想史的观点来看，施利芬与其计划已经不可分。所谓施利芬计划又是一个词意相当含混的名词，施利芬任参谋总长达16年之久，其主要任务即为拟定计划，其所曾拟定的计划当然不只一个。就逻辑而言，在其任内所拟定的计划都可以称之为施利芬计划，但其性质和内容前后又常有不同，然则所谓施利芬计划究竟是指何者而言？
事实上，所谓计划者，其所采取的形式也很特殊，并不像一般制式化的作战计划，原有的名称为“备忘录”（memorandum，现在又有人译为“说帖”），内容很像未来学家所作的“剧情排演”（scenario），即对未来战争的发展作成一种假想的描述。这样的备忘录非常多，每一份又可以有多份草稿（draft），有些出自施利芬本人的手笔，有些则由其僚属起草，再经过他本人的改正。这整套文件，包括施利芬亲笔手稿在内，即所谓施利芬计划，一直被视为密件，保存在德国政府的波茨坦档案室中，外人根本无法得见其真面目。尽管研究战略和战史的人都知道施利芬计划的存在，但几乎很少有人曾读过其全文。直到1945年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并为联军所占领，这些档案才被当作战利品运往华盛顿。在华盛顿它们又被封存，于是再到 1953年，一位德国的历史学家李特尔（Gerhard Ritter）教授发现了施利芬计划的行踪，经过一番交涉，在1956年终于获得美国政府同意，又把这些文件原封未动地归还德国。
李特尔遂成为第一位曾经研读施利芬计划全部文件的当代史学家。他根据其整理的结果在1957年编成一书出版，书名即为《施利芬计划》，次年又有英文译本分别在美英两国出版，并由李德哈特为之作序。此书对于战略思想的研究有重大贡献，若干旧有的传说、疑问、误解都因此而获澄清，可以说在战略思想史中了结了一场重大公案。 [ 注：Gerhard Ritter，The Schriffen Plan（Praeger，1958）． ]
施利芬在1891年就任参谋总长之后，不久即发表其第一号备忘录，他提出疑问：“法国边境要塞是否足以构成重大障碍而使西线攻势变为不可能？”他的答案是：“可以假道比利时来加以迂回。”此即为施利芬计划的起点，同时也显示他完全从军事观点来考虑战略问题，对于破坏比利时中立的政治问题从未注意。 [ 注：同上书，p．23。 ]
施利芬在1892年提出其第二号备忘录，确认在两面战争中，较大的威胁还是法国；德国必须先击败较危险的敌人，所以应在西线上速战速决。不过甚至于在1892年之后，他还是不曾作成其最后决定。直到1894年，才提出一项新的第三号备忘录，确定东守西攻的基本原则。 [ 注：同上书，p．38。 ]
当俾斯麦执政时，德国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所以毛奇的两面战争计划根本上是防御性的。毛奇也不相信有速战速决的可能。所以他的计划是大致把兵力平均分配在东西两线上，并准备在东线发动有限的攻势作战，其目的是希望能获致有利的和谈。即令是瓦德西，虽主张发动预防战争（preventive War），他也还是视其为一种防御措施。但到威廉二世的时代，德国开始走向扩张主义的路线，施利芬计划也就必须在军事上配合此种政策，于是遂改以追求全面胜利为目的。 [ 注：Azar Gat，The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Thought（Oxford，1992），p．97． ]
所谓施利芬计划的立案重点大致都已包括在第三号备忘录之内，以后虽仍有多次备忘录继续提出，但根本上并无太多改变，只不过是对原案的修正和扩大而已。在第三号备忘录中，施利芬曾指出：“要想赢得胜利则在接触点上必须较强，所以惟一希望为对行动作自由选择而不可消极待敌。”简言之，主动即为致胜之钥。尤其令人惊异的是他曾作下述预言：假使西线形成僵局，而东线又旷日持久，则结果将使英国变成欧洲的仲裁者。 [ 注：Gerhard Ritter，The Schlieffen Plan，p．38． ]
概括言之，从1894年到1905年，施利芬的基本观念已无改变，尽管对于所应采取的攻击方式则仍在继续不断地作各种不同的考虑。世人所称的施利芬计划通常都是指这位老元帅在其参谋总长任内所提出的最后一个备忘录而言。那也可算是他的遗嘱，完成于1905年12月，在次年（1906）2月由他亲手郑重地交给其后任小毛奇。但事实上，这又并非其最后贡献，因为他在退休之后，仍继续检讨和修正其计划，直到1912年为止。这些文件都曾提供后任参考，并收入波茨坦档案室中。
从本书的观点来看，我们所注意的焦点是施利芬的思想，为方便起见，可以归纳成为下述三个子题：（1）施利芬与克劳塞维茨；（2）坎尼模式；（3）计划的批判。现在就分别讨论如下：
一、施利芬与克劳塞维茨
毛奇是克劳塞维茨的及门弟子，而施利芬则只能算是再传弟子，但他对于克劳塞维茨的推崇是绝不逊于毛奇。当1905年《战争论》第五版问世时，他以参谋总长身份为之作序，序中有云：
其思想的精深完美可谓前无古人。其思想中的许多原则都已纳入我们的教范，今天任何人若欲教战，则必须以其思想为源头。 [ 注：R．Ernest Dupuy and Trevor N．Dupuy，Military Heritage of America（McGraw–Hill，1956），p．188． ]
这样对克劳塞维茨推崇备至绝非官样文章，因为从《战争论》中，的确可以发现施利芬计划的思想根源。
《战争论》第八篇第九章是全书最后一章，也是最长的一章。其章名也相当冗长：“设计导致敌军完全失败的战争计划。”克劳塞维茨一向不赞成用任何原则来作为行动的指导，但在此章中却一反常态，一开始就提出两项原则：（1）在行动时对于目标和兵力都必须尽量保持集中；（2）在行动时必须采取最大速度。 [ 注：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译本，p．971。 ]
只要略加思考即可发现施利芬计划正是以此原则来作为其观念架构的基础。克劳塞维茨又说：“当同时要打两个分别的战争时，必须视某一方面为主战场，与之大部分资源，……最好只在主战场中采取攻势，而在其他方面采取守势。”很明显，这正是施利芬计划分配兵力的原则。 [ 注：同上书，p．951。 ]
不过，最有意义的还是下面这一段话；
法国的重心在于其武装部队和巴黎。所以联军的目的是必须在一次或多次大规模会战中击败法军，占领巴黎，把其残部赶过罗亚尔（Loire）河。法国最易毁地区是在巴黎与布鲁塞尔之间，那里的国界距离其首都仅为150里。 [ 注：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译本，p．996。 ]
即令是心灵最不敏感的人，看了这几段话也一定会恍然大悟。原来施利芬简直是照抄其太老师的杰作。尽管如此，施利芬对于克劳塞维茨著作的研究又并不深入，他似乎只是断章取义，而并未能真正了解其思想的精髓。至少有三点可以显示其思想是与其所崇拜的太老师背道而驰。
第一，克劳塞维茨确认战争乃政治现象，战争为政治目的而进行，也产生政治后果。他曾明确地指出：
战争并非独立现象而是政策使用不同手段的延续。所以，任何大规模战略计划的主要路线都是政治性的。……基于此种观点，不可能对一重大战略问题作纯粹军事研判，也不可能用纯军事计划去求解。…… [ 注：同上书，p．39。 ]
施利芬是一个标准的职业军人，代表19世纪后期的专业精神。他一生所考虑的仅为军事问题，其伟大计划是在政治真空中作成的。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侵犯比利时中立的问题。克劳塞维茨写《战争论》时所假定的情况为，当普鲁士进攻法国时，英、荷、比三国均为其同盟国，而俄国则守中立。等到施利芬拟计划时，法俄已结同盟，荷比已成中立国，而英国的态度则决定于比利时的中立是否受到侵犯。在这样的新形势之下，施利芬仍照抄克劳塞维茨的旧文章，真令人啼笑皆非。
其次，克劳塞维茨一方面强调防御是战争的较强形势，另一方面又指出防御只能达到消极目的，要想达到积极目的还是必须发动攻击。所以，他的思想客观而平衡，对于攻守的利弊得失并无任何偏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克劳塞维茨非常了解近代国家的防御潜力，他指出：
政府必须永远不假定国家的命运，整体的生存是寄托在单独一次会战的结果上，姑无论它是如何具有决定性。即令在一次失败之后，国家还是经常有时来运转的可能。……不管一个国家与其敌国比较是如何弱小，它仍不应放弃最后的努力，否则就应认为其灵魂早已死亡。 [ 注：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译本，p．763。 ]
对于后世，这一段话既是忠告也是预言。施利芬对太老师的遗训显然不予尊重。他不仅崇拜攻势，甚至于更迷信攻势。他常说：“攻击是最佳防御，攻势为保证胜利的惟一方法。”他准备把国家的命运孤注一掷地寄托在一次“大”会战之上。
最后，克劳塞维茨在战争领域中有一重大发现，那就是他明确指出，在现实战争中有摩擦的存在。他更强调：“摩擦是区别真实战争与纸上战争的惟一观念”，“摩擦是一种理论永远不能完全确定的力量”，“除非已有战争经验，否则那是难以想象”。 [ 注：同上书，pp．177–180。 ] 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如克劳塞维茨所云，施利芬就是一位没有战争经验的人。在其计划中几乎从未考虑会有摩擦的存在。施利芬的确做了一件前无古人的事情：他对于未来的战役拟定了一套完整的计划。毛奇曾说：“只有外行才相信能事先对战役全部过程作详细规划，并能坚持原始观念到底而不作任何改变。” [ 注：Hajo Holborn，“Moltke and Schlieffen”，in Modern Strategy（Princeton，1952），p．179． ] 施利芬似乎真是如此外行，至少他是视事过易。他好像不承认敌人有“独立意志”，而一心相信他自己的计划可以贯彻到底。
二、坎尼模式
施利芬计划与坎尼会战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曾引起很多争论，而且也似乎很难定论。首先必须确定的是时间的先后。施利芬接任参谋总长之后，即开始其计划作为，而其最后的计划在1905年完成。至于他何时开始研究坎尼会战虽已不可考，但其《坎尼研究》（Cannae Studies）的著作则是在退休之后才发表。因此，至少不能肯定地说，施利芬计划的灵感最初是来自坎尼会战。
严格说来，施利芬并非历史学家，其对坎尼的研究是以戴布流克的《战争艺术史》为根据。其第一卷出版于1900年，施利芬所用的模式即采自该书。他的研究并不深入，而且有一种简化事实的趋势。他会很自然地把现代战略观念投入历史之中，甚至于只想利用历史来证明其固有观念的合理。因此，他有时不惜扭曲真相，尤其令人惊异的是对于战术与战略之间的区别也时常混淆不清。
施利芬认为历史中所有一切伟大指挥官都是以坎尼为模式。菲特烈虽无足够兵力来完成歼灭战，但其重要胜利仍为不完全的坎尼模式。拿破仑在其全盛时期曾表现出汉尼拔的风格，而其失败也是其敌人采取坎尼模式的结果。对于毛奇的两次重要会战，沙多华会战和色当会战，施利芬也一律归之于坎尼模式，并认为色当会战是一个真正的坎尼模式。施利芬深信包围会战，尤其是两翼包围，实为战略领域中的最高成就，而其他的方法则仅能获得平凡的胜利。对于施利芬而言，侧面攻击已成一种教条。他说：“侧面攻击为全部战史的精华”，“大包围为万无一失的手段”。施利芬常以克劳塞维茨和毛奇的传人自居，像这样武断的观念，那两位已故大师若地下有知，真不知会作何感想。 [ 注：Gerhard Ritter，The Schliffen Plan（Praeger，1958），pp．50–51． ]
不过，又必须指出，这些言论都是施利芬的晚年产品，也是在其大计划已经交卷之后，事实上，施利芬虽早已强调侧面攻击的重要，但其计划本身又未采取真正的坎尼模式。标准的坎尼模式为两翼包围，而施利芬计划的构想则仅为一翼包围。所以富勒认为那只是菲特烈鲁腾会战的放大。 [ 注：J．F．C．Fuller，The Conduct of War（Rutgers，1961），p．155． ] 不过，照施利芬的解释，鲁腾会战也应该算是不完全的坎尼模式。至于施利芬之所以采取一翼包围的形式，主要理由是他自认兵力不够。他曾亲口说：“对于这样伟大的事业，我们的兵力是太弱。” [ 注：Gerhard Ritter，The Schliffen Plan，p．66． ] 令人不解的是施利芬既然明知兵力不够，但在他任参谋总长的16年间，他并未曾作必要的努力以使德国陆军的数量能够符合其计划的要求。
薄富尔说：“施利芬梦想他的大包围可以与坎尼会战中的汉尼拔比美，但他并未认清运动距离上的差异。坎尼会战时只有几百米，而在施利芬计划中则长达二百里。” [ 注：André Beaufre，“Marshal Ferdinand Foch”in The War Lords（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76），p．125． ] 甚至于他本人也曾进行兵棋推演，以证明敌人若利用铁路运输，则有击败其战略计划的可能。 [ 注：Jack Snyder，“Civil–Military Relations and the Gulf of the Offensive”，International Security（Summer，1984），p．109． ] 尽管如此，施利芬对其计划的胜算仍坚信不移，尤其是到了晚年，其头脑也就似乎更趋于僵化，于是坎尼模式与攻势崇拜的结合遂使施利芬计划升入神话的境界。
不过，这又并非说施利芬已经完全丧失现实感，沉醉在其坎尼梦境之中。他在《坎尼研究》中说了这样一段具有深意的结语：
一个完全的坎尼会战在历史中很少见。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则一方面需要一位汉尼拔，另一方面需要一位法罗。他们合作始能达到此种伟大目的。……历史中的将领都只能具有汉尼拔所具有素质中的少许部分，尽管在所有的历史时代中，都不乏法罗的存在。 [ 注：Cited by Military Heritage of America，p．189． ]
三、计划的批判
从文献上看来，施利芬在1905年以前似乎还不那样坚定，决心孤注一掷，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西线的大包围作战之上。他在此时还提醒其部下应该慎重小心。但到1905年，他的态度就变得空前地坚定，而在兵力分配上也使东西之间达到1：8的悬殊比例，其原因何在很值得推敲。也许是由于俄军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再加上圣彼得堡又在1905年1月发生俄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革命，遂使施利芬断定至少在最近的将来，俄国已经不能对德国构成重要威胁。所以，他才敢于把德国兵力的极大部分用于西线。 [ 注：Gunther E．Rothenberg，“Moltke，Schlieffen，and the Doctrine of Strategic Envelopment”，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Princeton，1986），p．317． ]
对于这样的兵力分配，施利芬引述菲特烈之语来作为解释：“宁可牺牲一省，而不可分散必须用于求胜的兵力。” [ 注：Gerhard Ritter，The Schliffen Plan，p．77． ] 至于西线上南北两翼之间的兵力分配也是同样悬殊。大致说来，右翼占总兵力的7／8，只留1／8的兵力在左翼上来抵挡法军可能发动的攻击。李德哈特曾赞誉说，这是一种可与拿破仑媲美的勇敢观念，并且指出这是像旋转门一样的运作，当法军在左翼方面愈深入时，则德军从右翼方面旋回过来的兵力打击在其背上的重量也就愈大。 [ 注：同上书，p．6。 ]
整个计划的核心即为通过比利时中部的大迂回运动，其兵力右端将在里尔（Lille）附近进入法国。施利芬在兵棋推演时曾向其部下说：“当你们进入法国时，让右翼最末端一人的袖子擦过英吉利海峡。” [ 注：Barbara Tuchman，The Gun of August（Dell，1970），p．41． ] 这样即可迫使法军的东南撤退，而德军则可打击其侧背而将其歼灭，并同时攻占巴黎，这也正是克劳塞维茨所说的两个重心。施利芬所想象的作战是像火车时间表一样准确。估计从动员后第17天开始行动，到第36天至第40天之间，即应结束全部战役。
施利芬计划要求在执行时必须保持极高度的准确性，这也显示其与毛奇在思想上的最大差异。毛奇认为战略要旨在于随机应变，其战争指导是充满弹性；施利芬则要求德军在前进时应像“营方阵”（battalion square）一样地整齐。所以，他特别强调思想的统一。他说：“所有各军团司令都必须完全了解最高指挥官的计划，只应有一个思想贯彻于全军之中。” [ 注：Hajo Holborn，“Moltke and Schlieffen”，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52），p．195． ]
毛奇认为敌人有其独立意志，所以也就有其选择自由。施利芬则相信从一开始就应迫使敌人居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于是他就不能发挥主动，换言之，也就能使其没有选择自由。就理论而言，此种观念并非不合理，但困难在于实行。施利芬欲求实现此种理想，也就对于当时的科技寄以厚望。他相信利用现代技术工具，最高统帅能在后方大本营中控制整个战场和全部战役。他甚至于近似幻想地说：
现代的总司令并非立马高岗上的拿破仑。即令用最佳的望远镜，他也还是看不到好远，而他的白马则恰好构成敌军炮兵的良好目标。总司令现在是位置在遥远后方的总部中，那里有电报、电话和其他各种通信工具，整队的汽车和机车都随时待命准备作长途旅行。面对着大办公桌，坐在安乐椅上，现代亚历山大从地图上俯瞰整个战场。他在总部中用电话发出其指示，并接受各军团司令、军长以及气球和飞艇的报告，后者监视敌军的行动并发现其位置。 [ 注：同上书，p．194。 ]
总结言之，施利芬对技术因素的敏感在当时可以说是很少见，他的思想的确具有未来导向。任何人都能欣赏其观念的雄伟，精神的勇敢，但专就其计划而言，则又似乎只是一种纯理论的研究，对于许多现实因素都缺乏足够的考虑。也许施利芬本人已有自知之明，因为在某一次演习中，他曾经指出那是一种“纯学术”（purely academic）的观念。 [ 注：Gerhard Ritter，The Schliffen Plan，p．46． ]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对于施利芬计划实不应给予以过高的评价。尤其是他明知兵力不够，却不曾采取任何有效补救措施，更令人难以谅解。当时施利芬只有两条路线可以采取：（1）要求政府对资源作合理的再分配，停止浪费的海军造舰竞赛，而增强陆军的兵力；（2）也许更重要的是应向德皇提出警告，说明德国国力有限，不宜冒战争危险来从事扩张活动，而应面对现实，采取维持现状的外交政策。但在其长达16年的参谋总长任期中，施利芬对于这些问题几乎从未考虑。所以，严格说来，他实在不能算是一位“大”战略家。
大战前夕
当施利芬在1905年达到73高龄时，德皇威廉二世决定请他退休，并派小毛奇继任，小毛奇是毛奇之侄，与乃叔同名（Helmuth）。过去写历史的人都把小毛奇说得一钱不值，根据后来所发现的比较可信的资料，足以显示小毛奇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而他的失败也并非只应完全归咎于其一人。所以，我们实应还他一个公道。
小毛奇在1906年接任参谋总长之后，他就向德皇这样警告着说：
我们已经过了30年太平日子，我相信我们的思想都已变成平时的看法。对于我们建立的大陆军，能否用统一指挥来控制，以及应该如何做法，无人能事先知道。 [ 注：Hew Strachan，European Armies and the Conduct of War（George Allen and Unuin，1983），p．129． ]
他更近似预言地说：
那是一种民族战争，不是一次决定性会战所能解决。必须经过长期苦战把全部国力都耗尽，否则任何国家都不会屈服。而在这样的战争中，即令能获胜利也还是得不偿失。 [ 注：Barbara Tuchman，The Guns of August（Dell，1970），p．38． ]
从1905年到1914年，整整10年间，德国表面上是强盛繁荣，实际上则外强中干。威廉二世好大喜功，一方面使德国在国际事务中日益陷于孤立，另一方面对于国力也未作合理的分配与利用。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小毛奇还是曾经倾其全力以来提升德国陆军的战斗力。尤其是他能打破施利芬消极无为的往例，积极促成1912年新兵役法的通过，使陆军常备兵力由 624000人增到650000人。
小毛奇修改施利芬计划的行为常为人所指责，但后任有权修改前任所留下的计划，实无可非议。何况他所面临的情况又已发生变化，英国已经加入协约（Entente），俄国的实力正在迅速增强，所以，修改旧计划不仅是他的权力而更是他的责任。他实无任何理由应受1905年12月旧观念的拘束。
小毛奇对于战略问题有其全面的了解，对于德国的处境也比施利芬有较深入的认识。也许恰如拿破仑所云，他是那种“看得太多”（saw too much）的将军，他不愿意把一切的赌注都押在一张牌上，而企图保持较有弹性的选择。其基本观念与毛奇和施利芬并无任何差异，都是希望速战速决。歼灭性会战仍为其主要目标，但他却愿意在行动上保持较大的自由。他曾宣称：“通过比利时的行动本身并非目的，而只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 [ 注：Gunther E．Rothenberg，“Moltke，Schliffen，and the Doctrine of Strategic Envelopment”，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86），p．322． ]
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当时是参谋本部作战处长，在小毛奇指导之下，着手修改计划，其主旨即为增强中央兵力，使其能牵制敌军并发动反攻，以造成两面包围的态势，如果能这样，那才可算是真正的“坎尼模式”。同时，增强中央兵力又还可以消除法军深入莱茵地区和直趋比利时境内德军右翼后方的威胁。一般的批评都认为这样的兵力调整减弱了施利芬计划中原定的右翼兵力。实际上并非如此。右翼兵力仍为54个师，至于中央和左翼兵力之所以能获增强，那是由于已有新编的部队可供使用。尤其是小毛奇把原有通过荷兰南部的计划完全删除，使右翼方面的正面缩短，减少了应付荷军抵抗的麻烦，更是值得称赞。所以，小毛奇的计划是一个新的计划，虽然容纳了施利芬的主要观念，但并非施利芬计划的修正版。
当战争终于在1914年8月来临时，小毛奇及其计划也随之而成为马恩河德军战败的代罪羔羊。事实上，这次失败的原因非常复杂，包括有关作战和技术的许多细节在内，至少不能完全归罪于计划的错误，尤其不能证明包围战略在基本观念上有何种缺失。（有关马恩河会战的分析已经不属于战略思想史的范围，所以本书不拟论述。）
德国参谋本部及其历任首长固然可作为普德学派的代表，但除此以外，德国在此时代中也还有若干军事著作，其内容和观念也应在此略作介绍并以之为本章的结束。
在1870年以前，日耳曼军事思想家中有威尔逊（Wilhelm von Willisen，1790），著有《大战理论》（Theory of Great War，1840）；鲁斯陶，著有《步兵史》（History of Infantry，1857）等书。概括言之，他们都是约米尼的门徒，不能算是属于普德学派。
在毛奇之后，位至二级上将的布鲁门（Wilhelm von Blume）曾著有《战略》（Strategie，1882），那是以他在战争学院中的讲义为基础写成的。波古斯拉夫斯基（Albrecht von Boguslawski）中将所著书名定为《战争对国家与人民的真意》（War in its True Significance to the State and People，1892）。他认为：“战争为自然法则，18世纪哲学家所提倡的永久和平不仅为梦想，而且更有害。”
比较著名而且成为国际畅销书的则为高尔兹（Colmar von der Goltz）所著的《全民皆兵论》（The Nation in Arms，1883）。高尔兹著书时为少校，以后官至元帅，这本书到1989年即已五版，并译成各国文字。他说：“战争是人类的命运，任何民族都不可能避免。”最后还有贝恩哈地（Friederich von Bemhardi），他曾经是施利芬的史政处长，但彼此思想并不一致。贝恩哈地著有《德国与下次战争》（Germany and the Next War，1912）以及《我们的未来）（Our Future，1912）等书。在《德国与下次战争》书中，其所讨论的主要项目为：“战争的权利”、“战争的义务”、“德国的历史使命”，以及“世界霸权或衰亡”。
总而言之，所有这些德国军人都是以克劳塞维茨和毛奇的弟子自居，但他们除了发表一些好战言论以外，对于真正的军事思想和理论几乎可以说是毫无贡献可言。他们在思想方面又都有其共同的信仰，那就是所谓攻势崇拜，其所导致的结果即为1914年的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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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法国学派
钮先钟 [中国]
[出自《西方战略思想史》] 1995
19世纪前期
普法战争的冲击
攻势崇拜
殖民战争
一、布高德
二、加里埃尼
三、刘易特
19世纪前期
自从1815年拿破仑惨遭滑铁卢，欧洲恢复国际和平与权力平衡之后，西方战略思想的发展即暂时陷入停滞的状况。这本是大战之后所常见的现象，在波旁王朝（Bourbons）复辟之后的法国，此种趋势尤其明显。法国军人在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中已经赢得他们的声誉，现在也就产生了一种自我陶醉的心情。他们似乎认为一切的智慧都已包括在拿破仑的经验中，而约米尼的著作也已经将其充分理论化。那些著作早已成为法国军人的必读书，所以，任何进一步的研究也就无异于画蛇添足。事实上，不仅是法国如此，在19世纪前期，整个西方世界，包括英美两国在内，也都莫不尊重约米尼的权威。
19世纪法国的政局一直不太安定，统治者更换频繁，其经过可以表列如下：
1814–1824 路易十八（Louis ⅩⅧ，）
1824–1830 查理十世（Charles Ⅹ）
1830–1848 路易?菲立浦（Louis Philippe）
1848–1852 路易?拿破仑（第二共和总统）（Louis Napoléon）
1852–1870 拿破仑三世（第二帝国皇帝）（Napoléon Ⅲ）
在此种情况之下，安内当然重于攘外；所以在1850年以前，法国几乎很少用兵，而军事学术的研发也自然不会受到重视。仅在拿破仑三世即位之后，法国才开始表现出其欧洲强国的姿态，除海外的殖民活动之外，在欧洲也曾参加两次大规模的战争：克里米亚战争（Crimea，1854–1856）和伦巴第战争（Lombardy，1859）。
但拿破仑三世帝国的强盛又只是虚有其表。到1866年普鲁士赢得普奥战争，遂使法国人对于世局的发展感到忧惧。于是有人提出依照普鲁士的模式厉行改革，但又还是受到许多的阻力，结果还是殊少成效。一般说来，伟大的军事著作的出现都是一种对重大挑战或刺激的反应，在当时的法国有一位低级军官写了一本书，这本书虽然最初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但终于被公认为可以算是经典。那就是杜皮克（Ardant du Picq，1821–1870）的《战斗研究》（Battle Studies，法文原名为 Etudes sur Le Combat）。
杜皮克1844年毕业于圣西尔军校，曾参加克里米亚战争以及在叙利亚（1860–1861）和阿尔及利亚（1864–1866）的殖民地战争，颇具战功，官至上校。普法战争爆发时，他以团长身份在麦兹（Metz）附近负伤不治逝世。他的一生相当平凡，但他的思想和著作却都不平凡。也像所有其他军事学家一样，杜皮克承认军事思想的主流是以启蒙运动为根源，但他的思想途径却与众不同。他不尊重传统的看法，并认为已有的理论都未免太机械化，太物质化，太受数学推理的支配。他引述沙克斯元帅的名言，指出人心为研究一切有关战争问题时的起点。他相信战斗表现是以个人和集体心理学中的最原始本能（直觉）为根本。杜皮克认为人心是战争中的常数（constant），他说：
多少世纪都不曾改变人性，……在最低层还是那同样的人……工业和科学的进步，固然已使战争艺术发生很多改变，但惟一不变者即为人心。 [ 注：Ardant Du Picq，Battle Studies：Ancient and Modern Battle，trans．by John N．Greely and Robert C．Cotton（New York，1921），p．100． ]
杜皮克又指出：
我曾听到某些思想家受到谴责，因为他们只研究一般的人类，而忽视种族、国家、时代的差异，以至于其研究缺乏真正的社会和政治价值。对于所有一切国家的军人也可作相反的批评，……他们不曾考虑人面对危险时的问题。 [ 注：同上。 ]
杜皮克认为许多军事理论家不仅遗失了战争中的主要因素，而且由于他们只知偏重大战略，从而忽视了真正重要的数据。他认为战争中的实际细节要比伟大理论家的著作、古今名将的计划都更值得研究。只有此种有关实际战斗的基层资讯才能对战争的真正科学研究提供基础。所以，必须首先搜集大量的数据，再加以审慎的分析，然后才能建立真正的军事科学。他相信对于军人在过去的真实行为若能获得充分的证据，则也就能够了解其未来的行为。他认为在他那个时代，理论与实践之间已经呈现重大差距，所以研究必须慎重。
杜皮克从古代开始其研究，他认为波里比亚和恺撒的记载具有足够的明确性，可以提供必要的资料。其研究的结果即为（古代战斗）（Ancient Battle，法文原名Etude du combat d'adres I'antique）。那是一本小书，完成于1868年，并未公开发行，只供私人赠阅。接着他就继续从事近代战斗的研究，但不幸在其有生之日并未能完成此项研究。他认为在研究近代战争时专凭他人的记录还不够，于是他设计了一套非常别致的问卷调查，分发给其同僚（包括各种不同阶级的军官）请他们详细作答。在他那个时代采取这样的研究方法真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这种问卷答案回收率并不高，但多少能提供一些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他就这样埋头进行其个人的研究直到1870年战死时尚未完成。其所留下的遗稿由他人编为《近代战斗》（Modern Battle），与《古代战斗》合并称为《战斗研究），也就是杜皮克能在军事思想史中得占一席之地位的惟一著作。
杜皮克的基本观念为人类有一种自保（self–preservation）的本能，其表现即为畏惧（fear）。所以，人在战斗中的第一考虑就是苟全性命，除非万不得已，他不会挺身而斗。换言之，一般军人都并不希望用殊死搏斗以来争取胜利，他们所希望的是尽可能避免前者而又能获致后者。野蛮人几乎很少面对面战斗，他们经常使用埋伏的手段以来狙击敌人。如果受到攻击，他们会立即逃跑而不反击。只在文明社会中才会产生长时间的缠斗，因为在此种社会中才有所谓责任和组织的存在。这也是纪律和战术的功能。但它们又还是不能改变人性，所以即令是正规部队也还是有溃散的可能。不过，纪律和战术愈佳，则战斗效率也就会愈高。 [ 注：Ardant Du Picq，Battle Studies：Ancient and Modern Battle，trans．by John N．Greely and Robert C．Cotton（New York，1921），pp．47–49． ]
杜皮克从对古代战斗的研究中发现罗马兵团之所以常能战胜，其原因即在此。他指出：“战斗的成败是精神问题。在战斗中：互相冲突的是两个精神力量（moral forces），而非两个物质力量。”所以他认为“战斗”（battle）不可以与“决斗”（dual）相提并论，这一点很值得注意，因为那与克劳塞维茨的观念恰好相反。杜皮克认为在决斗中物质力量（体力）较强者则一定胜利，在战斗中则并非尽然。战斗是两个对立意志（Will）之间的冲突。意志为精神而非物质。仅当其能影响敌方精神时，武器才算是有效。 [ 注：Stefan T．Possony and Etienne Mantoux，“Du Picq and Foch：The French School"，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52），p．210． ]
杜皮克之所以首先研究古代战斗，其目的是希望经由此种途径来了解人类的本性，以及如何始能使其挺身而斗的根本原因。有了此种了解之后，他才能更进一步去研究近代战斗，尽管近代战斗与古代战斗之间还是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尤其是火器的发明和改进已经带来若干重大改变。杜皮克发现若干值得注意的事实，例如火器的杀伤力虽高，但近代战斗中的死伤率反而比古代战斗中较低。同时，由于双方距离拉长，遂使摆脱接触或撤退的行动变得比较容易。总而言之，如何维持纪律，控制分散的兵员，并使他们战斗，已经比过去变得更为困难。
最迫切的问题即为在新式后镗来复枪的时代中找到适当的战术，此种火器射程远而命中率高。杜皮克认为密集队形已经过时，今后必须采取疏开的队形。他又指出速射火器对防御有利，在敌火之下前进几乎已不可能。也许只有疯人才会对此表示怀疑。所以，要想发动攻击，惟一的方法就是寻找有利的时机，采取侧面迂回的行动，或引诱敌人离开其所据守的阵地。 [ 注：Ardant Du Picq，Battle Studies，pp．155–162． ]
于是最大的疑问即为当人员面对近代战场上的恐怖现象，而又分散在有效控制之外的地区中，他是否还愿意战斗，又或有什么方法能使其继续战斗。杜皮克认为在近代战场上，有许多人员实际上是根本就不曾战斗，其惟一的考虑即为如何逃命。所以，在近代战场上，要比过去更需要可以信赖的精兵。要想养成这样的精锐部队，必须依赖纪律、训练和团队精神（esprit de corps）。根据普奥战争的经验，杜皮克认为普鲁士的军事改革不仅合理，而且也已成功。他指出在沙多华获得胜利的普军能够团结一致，严守纪律，要养成这样的军人大约需要三四年的时间。普鲁士陆军绝非乌合之众。“除非是从社会制度中发展出来的，否则一支军队不可能真正地强。” [ 注：Ardant Du Picq，Battle Studies，p．222． ]
自从启蒙时代开始，军事思想家即已知道军事制度与社会制度之间具有不可分的关系，所以，杜皮克的观念并非创见，在其他欧洲国家中也有人表示类似的看法。他认为传统的贵族社会具有尚武、好战的趋势。当社会进步，民主思想日益发扬时，军事精神也就会随之而消失。法国的情形就是这样。由于法国是在贵族社会（普、奥、俄等国）的包围中，所以在军事上居于不利地位。不过，杜皮克又深信民主是一种普遍化而不会停止的历史潮流，因此，他对于前途仍然保持乐观的态度，他说：“俄国人、奥国人、普国人，也终于会像我们一样，变成民主社会，那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 [ 注：同上书，p．221。 ]
杜皮克的确是一位奇才，他的思想和方法都是超时代的，但不幸曲高和寡，无论在其有生之日以及其逝世之后的30年内，对于西方军事思想的演进都可以说是不曾产生任何有意义的影响。他的遗著到1880年才正式出版，但几乎不曾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在以后的20年内，许多法国军事学者在讲学或著作时，从来没有人曾经引述杜皮克的遗言。但自从其书在 1903年再版时，情况却突然发生重大改变。它开始变成一本非常畅销的书。不过，其原因又真是令人感到啼笑皆非，如果杜皮克地下有知，则更不知将作何感想。此时攻势崇拜已经发展到了高潮，由于杜皮克的书强调精神力量，所以也就被用来作为支持此种潮流的理论基础。事实上，杜皮克认为近代武器的发展比较有利于防御（已见前述），与那些无条件崇拜攻势的少壮派（Young Turks）背道而驰。但不管怎样，他的书从此就变成了经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已经卖完了五版，而且所有的法国军事作家无人不引述他的文章。
除杜皮克以外，在1870年以前，法国军事思想的发展真可以说是乏善可陈。直到普法战争爆发，才开始造成新的冲击。
普法战争的冲击
拿破仑三世一向以拿破仑一世的继承人自居，在其统治之下，法国也的确曾经呈现出强盛繁荣的假象，哪知道在普法战争（1870–1871）中却遭到可耻的失败。皇帝本人成为战俘，国家改制后仍然被迫接受严苛的和平条件，不仅要割让亚洛二省（Alsace–Lorraine），而且还要付出大量赔偿。尤其是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法国从此开始丧失其作为欧洲第一强国的传统地位。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国已经雄踞中欧，而法国则显然居于劣势。
这场战争虽清楚地显示出德国的军事优势，但造成此种痛苦事实的理由则尚待探讨。1871年战败后，法国的第一项反应即为以普鲁士为模范实施军事改革。改革的重点是放在组织方面，例如成立新的参谋本部（1874）和参谋学院（1876–1878），实施新的兵役法（1872）。1880年参谋学院又更名为高级战争学院（Ecole suprerieure de guerre），并被视为训练军事人才的最高学府。从1874年开始，法国人又沿着其东面边界大规模构筑要塞以增强防御能力。
紧跟着制度改革之后，法国人又开始努力提高其军事学术水准。在普法战争之前，法国陆军具有强烈的反智趋势，麦克马洪元帅（Marshal MacMahon）曾一再宜称，假使他发现任何军官的姓名在一本书的封面上出现，他就会立即将这位军官从升迁名单中剔除。拿破仑三世虽曾尝试鼓励军人好学，但却受到普遍的反对。法国陆军仍然保持其革命时代的传统，军官中的大部分人都是行伍出身，他们的知识水准最多只是略识之无而已。所以在普法战争时，双方官兵的知识和专业水准真是相去太远。战后检讨得失时，这也就被视为必须改进的项目之一。其步骤为创建各级军事院校，发行多种军事期刊，并鼓励军人研究和写作。 [ 注：David Ralston，The Army of the Repüblic：The Place of the Military in the Political Evolution of France，1871–1914（Cambridge，1967），p．87． ]
最杰出的新作家为李华尔（Jules–Lewis Lewal），他在1870年以前为旧参谋本部中的史政统计局长，一向即以敢于批评朝政著称。战后（1871）曾编著《陆军改革》（La Reforme de l'armee）丛书。以后他也是战争学院的创办人（1877–1880），并在1885年出任军政部长。在新的《战争研究》（Etudes de guerre，1873–1890）丛书中，法国军事作家开始再度踏入战略思想和作战理论的领域，这也是过去长久受到忽视的领域，他们的思想基础可以分为两方面，其一是当时支配法国学术界的实证主义（positivism），其次是从启蒙时代遗留下来的军事理论传统。
李华尔认为战争已经变成一种实证科学（positivist science），一切军事组织都是以若干实证原则为基础。他在所著《战略实证部分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Positive Part of Strategy，1892）一书中，遵照启蒙的传统，把战争分为两部分：一为推断（speculative）的部分，另一为实证（positive）的部分，那是以原则为基础的。在战略领域中，后者又是以拿破仑、约米尼的作战理论为根本。 [ 注：J．L．Lewal，Introduction a la partie positive de la stratégie（Paris，1892），pp．49–53． ] 其他的法国军事作家大致也都是采取同样的观点，其中值得一提的为荣格（Theodore Jung）所著的《战争与社会》（War and Society，1889）一书。他认为战争的研究是方兴未艾的社会科学中的一部分，可以从较成熟的数理或自然科学中寻找例证。像数学、物理学、生物学一样，它探求因果关系，并形成简明扼要的定律。 [ 注：Theodors Jüg，La Guerre et la Societe（Paris，1898），pp．1–5． ]
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又有一个新因素出现。普法战争中战败之后，法国人最初所重视的仅为德国的军事制度，以后才逐渐知道重视德国的军事思想。布鲁门的《战略》，高尔兹的《全民皆兵论》到1884年都已有法文译本。从这些德国军事著作中，法国人才开始知道他们的思想又可以回溯到另一位大师的著作，即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首先发现克劳塞维茨的人可能是卡多特（Lucien Cardot），1884年他还是法国参谋本部情报局中的一位少校，曾在战争学院以普鲁士军事思想为题作了三次演讲，对于克劳塞维茨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在1886–1887年又完成了新的法文译本。著名军事评论家吉贝特（Georges Gilbert，1851–1901）曾发表一篇颇有见地的评论（1887）。
吉贝特认为克劳塞维茨所表达的是拿破仑战争的精神，并给予毛奇以灵感。要想了解在18和19两世纪之间的战争演变，则必须研究其著作。这一部富有哲学意味的著作显示出战争与社会、经济、政治之间的关系。他又指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理论有一个惟一的目标，那就是采取拿破仑会战的形式来击毁敌军。简言之，他所认知的克劳塞维茨实为拿破仑的代言人。 [ 注：Georges Gilbert，“Etude sur Clausewitz”，La Nouvelle Revue，（47），1 and 15 Aug．1887，pp．540–546． ]
到1892年，李华尔也把克劳塞维茨的大名列入其书中，并认为其权威并不亚于沙克斯、吉贝特、查理大公、约米尼等人。此种推崇克劳塞维茨的运动毫无疑问地又是以战争学院为其大本营，最主要的人物为波纳尔（Henri Bonnal），他支配这所学校和法国战略思想达20年之久。他在1885年以少校身份到战争学院服务，到20世纪初期升任院长。他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史学家和思想家，有不少的著作。对于拿破仑和克劳塞维茨的研究在当时实为领导权威。
在波纳尔指导之下，其同僚对于克劳塞维茨的研究日益深入。他们发现克劳塞维茨的观念对于拿破仑的战略事实上只是一种简化的模式，而且克劳塞维茨对于拿破仑战略的认知似乎是粗糙得令人惊讶，尤其在某些基本方面，更是完全不适当。有人认为此种对克劳塞维茨的批判只是民族情感的发泄，实际上并非如此。波纳尔等人对于克劳塞维茨观念的优劣得失，到此时的确已有相当合理的评估，而不像早期那样的盲目崇拜。
不过，法国战略家所面对的重要问题，又非拿破仑战争和克劳塞维茨思想的理论研究，而是如何进行未来战争的实际考虑。波纳尔认为法国应采取一种真正拿破仑式的弹性防御（flexible defense）战略。所有的兵力在行动上必须有充分的协调，以击败敌军主力为目的。
从1875年到1886年，法国一共有7个战争计划，其编号为1到7（Plans 1–7）都是具有守势构想。不过，到1886年之后，由于东欧局势的发展增强了俄法合作的可能性，于是第8号（1887）和第9号（1888）计划，尽管在兵力部署上并无太多改变，但却改采攻势构想。到19世纪90年代，法国战争计划第 10号到第13号（1889–1895）又趋向于一种较积极的防御形式，即所谓攻势防御战略（defensive–offensive strategy）。当波纳尔奉派草拟第14号计划（1898）时，此种趋势也就达到其顶点。在第15号（1903）和第16号（1909）计划中，其原则依然维持不变。所设计的整个防御系统具有高度的弹性，在统一指挥之下，能乘有利时机，向任何方向发动反攻。 [ 注：Samuel Williamson，The Politics of Grand Strategy：Britain and France Prepare for War，1904–1914（Cambridge，1969），p．117． ]
法国战争学院的创造力和影响力，到19世纪90年代的后半期发展到其最高点。所谓新的法国军事学派已经形成。这一批军事学者好像是属于同一教会的传教师，所传布的是同一种福音，并且不久又培育了其下一代。在此一学派中有一位名垂青史的伟大人物，那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出任联军最高统帅的福煦（Fedinand Foch，1851–1929）。
福煦在1885年以学员身份进入战争学院，其时法国军事思想的新潮流正在开始发展。10年之后，他在1895年重回母校充任助理教授，一年后始升任教授。到1901年又调任他职而离开战争学院。福煦在战争学院任教的时间并不太长，其地位不过是一般的教授，并不能算是新学派中的领袖人物。假使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在1914年爆发，则福煦应在1915年满64岁时退役。如果是这样，则到今天可能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大名。作为一位军事思想家，福煦不仅缺乏深厚的学术基础，而且也无特殊的创新观念。大致说来，其思想有两项来源：其一是德国人的军事著作，福煦是高尔兹的忠实读者，也可以算是克劳塞维茨的私淑弟子；其次，在作战层面（operational level），他又完全遵从波纳尔等人所提倡的新拿破仑主义教条。强调行动自由，主张快速集中兵力以来发动决定性打击。 [ 注：Azar Gat，The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Thought（Oxford，1992），p．133． ]
福煦在1903年和1905年分别出版了两本书，前者为《战争原则》（Des princeples de la guerre，英文名The Principles of War）；后者为《战争指导》（La Conduite de la Gurre，英文名The Conduct of War）。这两本书都是利用其在战争学院的讲义编辑而成。前者比较受到重视，也被视为其代表作。由于福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功高望重，所以他的著作也就颇受重视，甚至于有人称之为法国陆军的“新约”。事实上，从学术观点上来看，福煦的书固然可以表现当时法国军事思想的一般趋势以及福煦个人的某些特殊见解，但似乎不能与克劳塞维茨或约米尼相提并论，而被列入不朽巨著之林。
在战争原则的第一章中，福煦一开始就驳斥一种古老的传统观念，即所谓“以战教战”。他认为这完全是欺人之谈，因为在战场上人只能应用其已知的理论，所以根本上无研究或学习之可能。不过，在战场上即令只能做得很少，但又必须知道得很多，而且还必须知道得很好。这就是普鲁士成功的秘诀。该国在1815年以后并无战争经验，但其军人受过严格学校教育之后，遂能在1866年击败奥军，尽管后者在1859年曾经获有实际战争经验。1870年的法军更是一个非常恰当的例子。 [ 注：Ferdinand Foch，The Princeples of War．trans．by Hilaire Belloc（New York，1920），p．5． ]
因此，福煦认为用明确史例来教授战争理论是不仅可行而且必要。他很谦逊地说他的书不能算是一本讨论战争艺术的有系统著作，形容他的《原则》为：“在风雨交加的海岸上，牧羊人所燃烧的火炬对于拿不稳方向的海员，也还是可以提供指引。”尽管如此，他又指出其书还是讨论了如何领导部队的若干要点，尤其是指导军人在任何环境中，应如何设想一条至少是合理的行动路线。 [ 注：同上书，p．Ⅴ。 ]
福煦相信具有永恒价值的战争原则的确存在，但他又说当把这种原则应用在特殊个案上时，则又必须加以有条件的限制。因为“在战争中除特殊个案之外，即更无其他的东西；任何事件都有其个性，而且任何事件也都不会自动重演”。这就是其思想的核心，他认为在固定和永恒的原则与千变万化的战争艺术条件之间，必须作成适当的协调。 [ 注：同上书，p．11。 ]
福煦在其书中曾引述一个生动的例证如下：“当1866年费罗斯将军（General Verdy du Vernois）来到纳巧德（Nachod）战场上，面对着困难时，他就从记忆中寻找某种准则（教条），以作为其行动的指导。结果他发现没有任何东西能刺激其灵感，于是他说，“让历史和原则都滚开！究竟，问题是什么？” [ 注：同上书，p．14。 ]
“问题是什么？”（De quoi s'agitil？英译what is the problem？）从此也就成为福煦的名言。这暗示一切战略科学的最后秘密可能即为常识。这也正是福煦的一大特长，表示其心灵具有相当的弹性，他知道经常有摆脱理论枷锁之必要。福煦以拿破仑为例，他指出那位大皇帝从未有一个事先拟定的作战计划（plan of operation），但这并不表示他不知道他是正在朝着哪个方向走。他只有一个战争计划（plan of war）和一个最后目的，然后他就一路走，一路依照眼前的环境去寻找能够达到此种目的的手段。 [ 注：Ferdinand Foch，La Conduite de la Guerre（Paris，1905），p．478． ]
总结言之，福煦的思想大致徘徊于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间。他似乎认为把一般原则用来解决个案即为战略的秘诀。基于以上的分析，可以发现福煦最崇拜的战略家还是拿破仑，而在思想方面又同时受到约米尼和克劳塞维茨的影响。至于其本人的观念似乎是折中于二者之间。概括地说，其理论虽无特殊过人之处，但也相当平正合理，不过有一点却常为人所诟病，那就是他对精神因素（意志）有过分强调的趋势。
福煦写了一个公式，足以表示精神因素在其思想中的重要地位：
Victoire ＝ Volonte
译成英文则为 Victory ＝ Will
再译成中文则为 胜利 ＝ 意志
福煦又解释如下：
战争 ＝ 精神力的领域
胜利 ＝ 胜利者的精神优势
战斗 ＝ 两个意志之间的斗争
于是他指出：“征服的意志即为胜利的首要条件，也是任何军人的首要任务。指挥官不仅要有必胜的决心，而且还要把此种精神贯彻到每一个士兵的灵魂之中。” [ 注：Ferdinand Foch，The Princeples of War，p．287． ]
福煦既以《战争原则》为其书名，他对于所谓“原则”又是采取何种分类，似乎是一个很有趣味的问题，值得加以探讨。他在其书的卷首曾作下述的列举：
兵力经济的原则。
行动自由的原则。
兵力自由运用的原则。
安全的原则，等等。
值得注意的第一件事就是“等等”（etc．）。那似乎暗示福煦并非认为战争原则就只有这四条，而应该还有其他的原则，不过他未曾予以列举而已。但从其全书中又还是找不到“等等”究竟是什么，这也许可以算是一个哑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