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更值得注意的是他虽然列举了四条原则，但严格说来，实际上仅为一条原则，即行动自由的原则（the principle of freedom of action）。这可以简单解释如下：必须对兵力作合于经济原则的支配，始能获得行动自由，有了行动自由则兵力始可自由运用，而安全则为确保行动自由的必要条件。所以，福煦的整套战争原则（也可以说是其全部战略思想）实际上都已包括在行动自由的观念之内。
不过，行动自由的观念又是古已有之，至少我国《孙子》所云“致人而不致于人”即为对此种观念的最佳表达。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当代战略大师，薄富尔将军提倡行动战略（Strategy of Action），于是行动自由的观念又受到新的重视。薄富尔在其书中特别提出福煦的观念，好像暗示此种原则是福煦所发明，这只是代表一种狭隘的民族意识，连薄富尔也还是未能免俗而已。
因为福煦在其晚年变成了世界级的伟大人物，于是有许多事情也自然会被扯到他的头上，这也可以说是有幸有不幸。至少有两件事应在此略加以说明。一般人常以为福煦是新法国学派的开山大师，实际上，那是一种夸张不实的说法，他不过是此一学派中的成员之一，而在19世纪末期，其影响力也并非特别巨大。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福煦和他的著作才受到过度的尊重。此外，又常有人（尤其是美国人）以为福煦在思想上的灵感是来自杜皮克的著作。 [ 注：Stefan T．Possony and Etienne Mantoux，“Du Piq and Foch：The French School”，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52），p．218． ] 这也只是想当然，而绝非事实。杜皮克的《战斗研究》是在1880年初版，几乎不曾引起任何人的注意。福煦的《战争原则》是出版于1903年，在其书中不曾提到杜皮克也不曾对其文章作任何 引述。杜皮克的书也在1903年再版，此次再版之后，逐渐开始风行，但福煦在其《战争指导》（1905）一书中仍未提到杜皮克的著作，似乎可以显示他的思想与杜皮克几乎毫无关连。
攻势崇拜
从1871年到1901年，整整30年间，法国的军事思想已有多次的演变，从弹性防御到攻势防御，而终至于全面攻势（offensive a outrance）。此种攻势土义的思想到20世纪初期发展到其最高点，甚至于已经变成一种盲目的攻势崇拜（the cult of the offensive）。其结果是终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使法军受到惨重的损失，并使法国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由于战略思想的误入迷途而导致如此空前巨大的灾难，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
在古今中外的战略思想史中，可以明显地发现攻势所受到重视的程度一向是远超过守势。诚如克劳塞维茨所云，防御虽是较强的战争形式，但不能达到积极目标，所以攻击具有必要性。尤其是一般职业军人所受的教育几乎都是强调攻击精神，所以对于攻击有所偏好实乃事理之常。甚至于头脑非常冷静的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每逢讨论到有关攻击的问题时，也都不免会使用激情的文字。
对于此种偏重攻势的共同思想趋势至少可以提出两点解释：（1）在无政府的国际环境中，几乎每个国家都会认为其邻国具有敌意，所以先下手为强的意念，也就自然相当强烈，而且也认为在战时必须彻底击败敌方，然后始有安全的保障；（2）从计划作为的观点上来看，攻击计划要比防御计划较易于拟定。诚如波森（Banrry Posen）所云：“采取攻势，发挥主动，实为建构会战的方法。” [ 注：Jack Snyder，“Civil–Military Relations and the Cult of the Offensive"，International Security（Summer，1984），p．119． ] 反而言之，守势是被动的、消极的、不易确定其目标，也就难于计划。所以诚如孙子所云：“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简言之，采取攻势计划，至少可以令人对于前途感觉到比较有确实的把握。
军人重视攻势作战，强调攻击精神，不仅已成共同趋势，而且也无可厚非。事实上，在20世纪初期的欧洲，几乎任何国家的参谋本部和军事院校都是有志一同，所以，实不必苛责法国军人，不过，他们的攻势崇拜却达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形成一种不寻常的特殊现象，因此，值得加以较深入地检讨。
攻势思想在19世纪90年代固然已经逐渐在法国抬头，但仍在合理限度之内，尚未发展到疯狂或盲目的程度。最显著的证据即为官方的战争计划所采取的战略观念仍为攻势防御。甚至于后来被公认为法国新学派掌门人的福煦，在其著作中虽强调精神因素的重要，但也并未完全忽视防御，他把“安全”（security）列为原则之一，即可为明证。不过，到20世纪初期，攻势崇拜的风气开始形成，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发动此种风潮的人以所谓“少壮派”（Young Turks）的优秀中级军官为主力，其领导者为最著名的格南德梅森少校（Major de Grandmaison）和库尔曼上尉（Captain Frederic Culmann）等人。他们在南非（1899–1902）和日俄（1904–1905）战争之后，指出面对着现代武器的强大威力，必须有极伟大的精神力量，始能驱使军人进攻。于是必须采取“全面攻势”的准则（doctrine），始能培养此种精神。法国现有的防御攻势思想最后必然会退化成为纯粹守势。
格南德梅森毕业于法国战争学院，为福煦之爱徒，在1906年曾著一书来宣扬此种思想，书名为《步兵训练与攻势战斗》（Dressage de l'infanterie en vue du combat offensif）。他首先分析战术领域中的新发展，并指出攻击者现在有许多新手段可以使用。例如，可以利用地形和黑夜的掩蔽，依赖炮兵的密切支援，采取化整为零的队形等等。所以，面对着意志坚决、武器良好的敌军，正面冲突最后必然难以避免。采取这种行动时必须像野蛮人一样的拼死前进，不惜一切牺牲，不计一切利害。他利用杜皮克和福煦的理论来作为其思想号召的基础的。其最终的结论即为平时必须加强训练，以养成全面攻势的精神（the spirit of all–out offensive）。 [ 注：F．J．L．L．de Grandmaison，Dressage de l'infanterie en vue du combat offensif（Paris，1906），p．68． ]
在格南德梅森领导之下，一群法国青年军官在陆军中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这个所谓少壮派的集团深信他们的理念完全正确，并宣称决心倾全力来实现其理想，而不顾一切的反对。1908年，格南德梅森出任法国参谋本部中主管作战的第三局局长，于是他开始进入陆军组织的权力核心，并握有草拟和修改战争计划的大权。
1911年在内部权力斗争暂获解决之后，一位地位比较中立而且也非战争学院毕业的霞飞将军（General Joffre）接任参谋总长的职务。霞飞采取无为而治的作风，一切都听从少壮派的主张，于是在三年之内，法国陆军的战略准则和战争计划都开始作了彻底的改变。霞飞上台之后，法国参谋本部即着手进行两项重要工作：（1）修改各种教范（Regulations）；（2）拟定新的战争计划。
在教范方面有1913年10月28日颁发的《大部队指导教范》（Regulations of Large Formations）；1913年12月2日颁发的《野战勤务教范》（Field Service Regulations）；1914年4月20日颁发的《步兵野战教范》（Infantry Field Regulations）等。这些教范即为攻势崇拜思想的实体代表。其中所用词句都极端强调攻势精神的决定性价值，例如：“法国陆军已经回到其传统，今后除攻击以外将不承认任何其他的法则”。这些文件表现出强烈的卫道热诚，指责防御观念为必须扑灭的思想异端。除一再确认“只有攻击能导致积极结果”以外，几乎完全不考虑物质因素，而只强调精神的重要。
过去15年间，法国的战争计划（从第14号到第16号）都是以攻势防御的战略观念为基础。现在所草拟的第17号计划（Plan 17）则完全改变了旧有的观念，而以发动全面攻势为目的。全部计划于1913年4月完成，5月间未经任何讨论，即由最高战争会议予以通过，并议决从1914年4月15日正式生效。在此以前的几个月中，法国参谋本部应依照新计划调整其一切部署。事实上，到1914年2月，法国对于第17号计划的执行可以说是已经完成了一切必要准备。 [ 注：有关霞飞出任法国参谋总长及法国改变战争计划的详细经过，可参看钮先钟《第一次世界大战史》，pp．161–170。 ]
攻势崇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固然也是一种普遍现象，而所有其他欧洲大国也都莫不受到其影响，但影响最深远，后果最严重者又还是法国。为什么20世纪初期，法国军人会如此沉溺在此种思想潮流中而不能自拔？其原因是很值得探讨，概括言之，似乎可以分为下述五点：
（1）法国人在普法战争之后，努力寻求战败的原因，于是很自然地把德国的军事思想视为学习的对象。但很可惜，他们的研究并不深入，所以也就很容易发生误解。尤其是像高尔兹等人的著作中本来就含有高度的攻势色彩，他们对于克劳塞维茨或毛奇的思想也缺乏正确的了解。因此，普德学派的著作对法国军人造成了强烈的误导作用。
（2）由于民族意识的作祟，法国军人对于拿破仑有其传统的崇拜心理，克劳塞维茨思想的输入，杜皮克著作的发现，又都与此种传统相结合，共同形成一种特别强调精神，而相对轻视物质的偏见。
（3）第三共和时代的法国在政治和社会层面上经常动荡不安，使军事组织的内部团结也受到不利的影响，尤其是1894年杜列弗事件（Dreyfus Affair）的发生，在法国造成极大的震撼，使军队在士气上受到严重的损害。于是军事当局为了振奋士气，维持团结，也就更有提倡攻击精神的必要。 [ 注：杜列弗（Alfred Dreyfus）为一犹太祖籍的低级军官，受到泄漏军机的不实指控，因而判刑下狱。此一事件在法国引起严重的政治危机。最后冤狱虽得平反，但对于军队士气造成极大伤害，并使全国上下付出重大的社会成本。 ]
（4）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德国的国力日益增强，使法国在权力平衡上的劣势日益明显。面对着此种不利的形势，法国的确感到非常无奈，于是为了逃避物质的现实，只好投入精神的幻想。曾任军政部长的梅希米（Adolphe Messimy）说：“我们所需要的陆军应能以军事素质来抵消数量弱点。数量和机器并不能决定胜利，决定胜利的是军队的素质。我所谓素质者，其意义即为优越的攻击力。” [ 注：Douglas Porch，The March to the Marne：The French Army，1815–1848（Cambridge，1981），p．227． ]
（5）法国军事思想深受当时在法国流行的哲学思想的影响，那也就是所谓“柏格逊主义”（Bergsonism）。柏格逊（Henri Bergson）为法国哲学大师，反对实证主义，认为其观点流于机械化，而忽视了人性的尊严。他相信只有直觉才能掌握人生的奥秘，并创造了所谓的“生气”（élan vital）。此种近似神秘主义的哲学思想足以助长军人重精神而轻物质的趋势。 [ 注：John Bowditch，“The Concept of ?lan Vital：A Rationalization of Weakness”，in E．M．Earle（ed．） Modern France（Princeton，1951），pp．32–43． ]
殖民战争
法国战略思想除以杜皮克、李华尔、波纳尔、福煦、格南德梅森等人为代表的主流以外，还有一条不太为人所注意的支流，那就是法国的殖民战争理论。殖民战争（colonial warfare）与欧陆战争（continental warfare）在性质上有很大的差异。此种战争发生在两个不同的文明层面之间，也是质与量之间的对抗。其战场是在遥远的海外，其敌人不是欧洲民族。
法国人对于殖民事业有其悠久的历史，也有其惊人的成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其殖民地的总面积约为460万方公里，人口接近6500万，散布在世界各地。此种征服过程长达百余年，以1830年攻占阿尔及尔（Algiers）为起点，以1934年平定摩洛哥南部叛乱为终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法国本土虽沦陷，但因尚有殖民地在，使其在同盟大战略中仍能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甚至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的殖民遗产也仍然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项重要因素。
曾经有人指出：建立不列颠帝国的人是商人，建立法兰西帝国的人是军人。前者的目的是赚钱，后者的目的是找刺激。此种说法虽未免过分简化，但至少还是可以显示法国军人对于殖民帝国的建立功不可没。殖民战争对于军人而言，又不仅是一种刺激，而更是一种挑战。那是一种非传统战争，不仅要使用不同的手段，而且也有不同的目的。简言之，目的不是毁灭敌人，而是要把所征服的人民和土地加以组织和控制。所以，问题不是在决定性会战中击毁敌军，而是用最低成本来征服当地人民，然后再设法维持长期的平安。
在最初的阶段，法国军人对于殖民战争的特性并无充分认识，差不多花了半个世纪的时间，才终于确定了其原则和方法。此种特殊战略思想的演进可以分为三大阶段，而每一阶段都可以一位元帅作为代表：布高德（T．R．Bugeaud，1784–1849），加里埃尼（Joseph Gallièni，1849–1916），刘易特（Hubert Lyauty，1854–1934）。他们的重要性又非仅限于其个人的成就，而尤其重要的是他们传授了许多门徒，并成立了一个新的学派，即所谓“殖民学派”（colonial school）。
一、布高德
1830年6月，法国派兵37000人在阿尔及尔附近的北非海岸上登陆，这也就是其新殖民扩张行动的开始。但法军虽装备精良，但进展却很迟缓，损失也很重大。在最初10年间，法军在北非的作战经验实在颇令人失望。1840年，布高德奉派出任阿尔及利亚总督兼驻军总司令。在6年之间他完成了征服任务的大部分，但他所使用的却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
布高德充分认清土著部落的最大优点即为他们的机动性。所以，他必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于是他决定采取古罗马人在非洲所曾使用的战略。布高德首先简化其部队的装备，减轻他们的后勤包袱，并尽量鼓励他们在作战地区就地取食，以增强兵力的机动。然后组成若干快速纵队（大致为6000人和 1200匹马）在全国境内实施威力扫荡。换言之，法军从土著民族学会了殖民战争的方法，战争形式变成有弹性的运动战。当地人民发现其所擅长的手段已不管用，于是有许多部落纷纷投降。在已征服地区中，法军的次一步骤即为建立碉堡网以来控制道路交通，并以其为基地来支持轻快纵队继续向内陆深入。
布高德又深知殖民战争并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所以，必须同时用政治手段减弱敌人的抵抗意志，用经济手段破坏其战争潜力。换言之，布高德不仅改进了战术和战略，而且更深知大战略的重要。他在阿尔及利亚的成功经验对于其后辈成为一种宝贵的教训，而这些教训也是传统的欧洲军事教育所不能提供的。所以，在海外战场上，法国军官才开始了解克劳塞维茨思想的真谛：战争并非独立现象，而是政策使用不同手段的延续。 [ 注：Jean Gottmann，“Bugeaud，Gallièni，Lyautey：The Development of French Colonial Warfare”，in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52），pp．234–238． ]
二、加里埃尼
加里埃尼之所以能垂名青史，其主因是由于他在1914年对于马恩河会战所作的重大贡献。但以其毕生事业而论，则加里埃尼实在是一位伟大的帝国建造者。他出生于1840年，曾参加普法战争，1871年之后，法国军人在欧洲已无用武之地，只能到殖民地去求发展。加里埃尼在其最初20年的殖民战役和行政中获得了许多有价值的经验。到1892年，他已经官至上校，奉派前往印度支那（越南）的东京区（Tonkin）出任地区指挥官。他在此有机会充分发挥其作为野战指挥官和殖民地行政官的卓越天才。1896年他离开远东，前往马达加斯加（Madagascar）大岛出任总督，在当时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
东京阶段对于加里埃尼的思想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尤其是他找到了一个同伴，那就是刘易特。他们两人虽有不同的背景，但彼此能合作无间。刘易特在1894年来到越南充当加里埃尼的参谋长，加里埃尼和他初见面时，就告诉他停止阅读一切有关军事理论的书籍，把一切时间用来研究现实问题。根据刘易特的观察，加里埃尼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也是一位重视行动的人。但他又并非没有崇高的理想，他认为法国陆军在殖民地的任务就是应力求进步，改进现有的生活和文明条件。简言之，即为维持和平，避免流血。一方面提高当地的文化和物质水准，另一方面增强母国的尊严和威望。
当加里埃尼升任马达加斯加总督时，刘易特继续充当他的参谋长。1898年，他们在马达加斯加发布了一项综合训示，那也可以算是法国殖民战略的基本指导，其中要点可以简述如下：
要想在殖民地中维护和平，其最佳手段即为武力与政治的联合使用。必须记着在殖民地的斗争中，毁灭只是一种最后手段，同时也是较佳重建的一种准备步骤。对于殖民地的人民和家园，必须爱护备至。毁灭必须减到最低限度，否则无异于自增重建的成本。政治行动远比军事行动重要，而政治权力的来源即为当地居民和组织。
当绥靖行动（pacification）推进顺利时，地方就会变得较文明，市场会再度开放，贸易也会重建。于是军人所扮演的角色就变为次要，而行政的活动也就开始进行。换言之，殖民工作必须军民合作，文武兼施。 [ 注：Jean Gottmann，“Bugeaud，Gallièni，Lyautey：The Development of French Colonial Warfare”，in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52），p．243． ]
此种思想，严格说来，早已越出所谓战争的范围之外。把军人的任务界定为和平行动（pacification），而非单纯的战斗，似乎与传统的军事思想背道而驰，所以殖民学派在法国也就有被人视为异端的趋势。
三、刘易特
刘易特与加里埃尼是老伙伴，他们的活动和思想几乎都不可分；不过刘易特却是一位颇有文才的儒将，他们二人在殖民活动中所获得的经验和教训都是透过刘易特的文笔才传留至今。1900年刘易特曾以《陆军的殖民角色》（Colonial Role of the Army）为题撰写了一篇论文，以综述法国陆军在此领域中的长期经验和基本观念。到此时，法国海外领土大致都已平定，而殖民学派的理论也已有相当的发展。刘易特指出殖民战争与其他各种军事行动之间的主要差异是：它不是要把死亡带进作战地区，而是要在其中创造生命。 [ 注：同上书，p．246。 ]
加里埃尼在其一生的最后阶段，有机会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巴黎的救主，马恩河会战的英雄，但刘易特的遭遇则和他不一样。1910年刘易特已位至中将，奉命从阿尔及利亚返回法国接任第十军的军长。但到1912年又被派前往摩洛哥充当总督，他在那里一直停留到1925年为止。虽然在法国殖民史中完成了不朽的杰作，但却丧失了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机会。所以，他一生的军事活动都未超出殖民地的范围。
当刘易特来到摩洛哥时，该国正陷于全面叛乱之中。刘易特花了两年的时间才使局势渐趋于稳定。但不幸，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4年爆发，法国殖民地驻军都被抽调用来增援欧陆的战事，于是刘易特只剩下极少量的兵力，在非洲作孤军苦斗，但他还是能够守住最后的据点，以待大战的结束。战后，他仍继续进行他的工作直到退休时为止，他是三位元帅中的最后一位，也象征法国殖民战争史的完结篇。
概括言之，就某些方面来看，法国人的殖民战争实无异于现代总体战争的缩影。在此种战争中，和平与战争不可分，武力与政治相结合。甚至于所有一切权力因素都受到考虑或被使用。尽管法国殖民地战争的观念和方法，都只是采取通信、训令、报告、讲词、杂志论文等方式，来作分散的发表，而未能综合编成一部有完整体系的理论著作，但对于现代总体战略思想又至少还是可以视为一种先驱，而且对于后世也能产生相当重大的启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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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 [扫描]
cdhyy [OCR] 2008
cdhyy [校对制作] 2008
第十三章 文人战略家
钮先钟 [中国]
[出自《西方战略思想史》] 1995
俾斯麦
戴布流克
一、战争形态的演变
二、战争与政治的互动
三、两种基本战略形成
布罗赫
俾斯麦
从17世纪到19世纪，几乎所有的战略家都是职业军人，他们的思想，除极少数的例外，也都是在军事范围之内。严格说来，应称之为军事思想，而并未达到所谓战略思想的境界。不过到了19世纪后期，此种情况开始有了改变，不仅已有少数文人战略家（civilian strategist）出现，而且他们在思想上也都已经超出军事的层次而进入大战略的境界。这些文人之中包括历史上非常伟大的人物在内，尽管他们可能并不以战略家自居，但我们仍应将他们列入西方战略思想史的范围之内。
作者常对大战略观念作下述的简单解释：大战略的理想是长治久安，大战略家的任务是深谋远虑。必须深谋远虑，始能长治久安。但真正的深谋远虑又谈何容易，所以长治久安也就往往可望而不可即。在我国历史中，只有周公可以算是第一位可考的大战略家。而在西方近代史中，只有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曾达到深谋远虑的水准，并接近长治久安的理想。 [ 注：有关大战略的解释和周公的故事，可参看钮先钟，《中国战略思想史》，pp．35–39。 ]
我国孟子曾经说过：“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这暗示即令没有强大的权力基础，伟大的战略家也一样能够达到创业建国的目标。反而言之，若缺乏智慧和意志，则即令有很好的权力基础，结果也还是有失败的可能。俾斯麦的一生事业对于上述的观点可以提供极佳的例证。
1861年，威廉一世（Wilhelm Ⅰ，1797–1888）在其兄死后继承普鲁士王位。他是一位标准军人，对一切问题都用军事眼光来衡量。其最重要助手即为军政部长罗恩（von Roon）。不久，他的政策就与崇尚民主自由的国会发生冲突，国王甚至于有被迫退位的危险。罗恩与俾斯麦本为知交，并一向钦佩其性格和理想，现在就想到也许只有俾斯麦才能使普鲁士渡过难关，遂力劝威廉一世任俾斯麦为首相。此时俾斯麦46岁，正在巴黎任外交代表。在两通急电之下，奉召回国。威廉一世与其晤谈后，立即打消退位念头，并决定把国事完全委托给他负责，此为俾斯麦执政的开始。中外历史中常有类似的佳话：俾斯麦很像管仲，而罗恩则不愧为鲍叔。
俾斯麦开始当国时，普鲁士不过是一个中等国家，而且同时面临内忧外患的威胁。但诚如薄富尔在其《行动战略》（Strategy of Action）一书中所指出的，伟大的战略家必须有在一举之下即能将其全部矛盾完全解决的本领。 [ 注：André Beaufre，Strategy of Action（Preager，1967），pp．73–77． ] 俾斯麦对于这一点作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示范。从一般人眼中看来，安内与攘外是两种互相冲突的要求，但俾斯麦的看法却不一样，他认为二者不但不冲突，反而相辅相成。因为当时日耳曼人所要求的不仅为立宪政体，而且还有民族统一，所以，他就引导民意去追求后者，于是也就无形地缓和了国内的政治危机。简言之，他是以攘外为手段来达到安内的目的。
当国内情况略为安定之后，俾斯麦即开始运用其外交手段来为尔后的战略奠定基础。他的运用极有弹性，因利乘便，不受任何传统思想的牵制。孙子说：“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俾斯麦是否读过《孙子》虽无可考，但其思想与孙子暗合则毫无疑问。他一方面阻止奥国取得对日耳曼民族的领导权，另一方面则加强与俄国的合作。其整个战略构想是隐忍以待时，藏器以待用。果然不久机会就来了。
1863年丹麦宣布兼并希里斯维格、何尔斯坦（Shleswig–Helstein）两地区，而不顾这两个公国（Duchy）有其传统的自治权，尤其是后者更具有日耳曼邦联会员国的地位。于是俾斯麦立即抓住这个机会，引诱奥国一同出兵，在1864年向丹麦发动战争，这也是俾斯麦故意制造的第一个战争。
这是一个非常小型的战争，但其胜利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1）俾斯麦个人在国内政坛上建立了重大的威信，这一战之后，普鲁士国内不再有人敢公开反对他；（2）提高了普鲁士在日耳曼邦联中的地位，造成取奥地利而代之的趋势，终于奠定统一的基础；（3）提高了普鲁士在欧洲的国际地位，使其有与其他大国分庭抗礼的资格；（4）坚定了普鲁士军民的求胜意志，使他们愿意在政府领导之下继续前进。
普丹战争对于俾斯麦的大战略只能算是牛刀小试。战争结束后，普鲁士立即开始作下一次战争的准备，新的箭头指向奥国。诚如富勒所云，这次所要进行的战争不是普通意义的侵略战争，也不是征服性的战争，而是一种外交性的战争。毛奇在战后说：“这是一次故意准备的战争，其目的不是夺取土地，而是要使日耳曼在普鲁士领导之下归于统一。” [ 注：J．F．C．Fuller，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vol．Ⅲ，p．96． ]
普奥战争发生于1866年，俾斯麦又是重施故计，在战前即用外交手段使奥国陷于孤立，而毛奇也能顺利地达成速决的目的。和约对于战败国可以说是异常宽大，俾斯麦认为只要奥国不再过问日耳曼统一问题，其他一切都无关重要。由此可以显示其眼光的远大，对于未来有深远的考虑。他知道普奥为兄弟之邦，若能言归于好，则对双方都利莫大焉。为了不损害奥国人的自尊心，俾斯麦坚决反对普军以胜利者姿态在维也纳举行入城式，实可以充分显示政治家的风度。由于俾斯麦的苦心和远见，双方始能化敌为友。普奥战后，奥国不但不存心报复，反而变成普鲁士的忠实盟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止。
战后，梅因河以北诸邦组成北日耳曼邦联，奉普鲁士为盟主，而该河以南诸邦另组南日耳曼邦联，暂时保持独立的状态，所以到此时为止，俾斯麦统一日耳曼的雄图还只刚刚完成一半。俾斯麦要想完成其大业，必须克服三道难关，而一关比一关更难。第一关是国内的反对势力，第二关是日耳曼邦联内的反对势力，第三关是整个欧洲之内的反对势力。现在他已经过了第二关，所剩下来的是第三关，而这也正是最后和最难的一关。
富勒曾评论如下：
普法战争的主因为一方面普鲁士有统一日耳曼的决心，另一方面法兰西有阻止此种统一的决心，再加上高卢人与条顿人的累世深仇，所以只需星星之火，即可燎原。战争的近因似乎只是一个偶发事件，但其终将爆发则为必然之势。 [ 注：J．F．C．Fuller，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vol．Ⅲ，p．99． ]
俾斯麦在1870年利用西班牙王位继承事件来激怒法国人，刺激其政府不计利害，盲目投入战争。同时，又利用俄奥两国的友好关系，使所有欧洲国家都采取不干涉态度，听任普法两国用决斗的方式，来解决他们之间的争执，并决定不用召开国际会议的方式来谈判和约，这样也无异于容许俾斯麦可以完全照他的构想来安排战后问题。
1871年战争胜利结束，日耳曼也终以帝国名义完成了统一。从威廉一世继承王位（1861）到称帝（1871），不过10年而已。此种成就不能说不伟大。诚然，威廉一世气度恢宏，知人善任，不愧为开国明君；罗恩不仅对战争准备功劳极大，而且荐贤更应受上赏；毛奇大器晚成，更充分表现其军事天才；但总揽全局，深谋远虑的人还是俾斯麦。此一伟大成就几乎全是其心灵中的产品。
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为俾斯麦一生事业的巅峰，但并非其事业的终点。现在先就普法战争结束以前的阶段，对于他在大战略领域中的表现，略作综合讨论如下：
（一）任何战略家都知道战争只是一种手段，用来达到政治目的。但战争一经发动，往往就会产生其本身的动量，于是手段变成目的，以至于无法控制。所以，发动战争并不难，但能在有利条件之下结束战争则真非易事。俾斯麦三次发动战争，每次都有明确目标，等到目标达到时就立即结束，真是快刀斩乱麻，绝不拖泥带水。若非对大战略有深厚修养，则决不可能如此能发能收，适可而止。
（二）作为大战略家的俾斯麦有一最大特长，就是能够经常保持头脑的冷静，他永远不受感情冲动的影响。他有许多至理名言可以引述如下：“在政治中愤怒绝无地位”，“外交政策必须以实力的研判为基础，而决不可感情用事”，“政策的基础是计算而不是灵感”。他的思想是完全符合孙子的教训：“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 [ 注：Ludwig Reiners，The Lamps Went Out in Europe（Pantheon，1955），对于俾斯麦的名言曾作扼要的引述。 ]
（三）俾斯麦虽有坚定的目标，但行动则保有充分弹性，他完全了解“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的道理。他说：“当我们尚未听到上帝在历史中的脚步声时，就只能耐心等待，但一听到之后，就应马上跳起来尝试抓着他的袍角。” [ 注：同上书，p．3。 ] 这与孙子所云：“始如处女，后如脱兔”的比喻实乃不谋而合。当国政者切忌神经紧张，头脑硬化；既不可轻举妄动，又不可坐失良机。
（四）俾斯麦每次发动战争之前，都有周详的准备，尤其善于运用外交手段使敌人陷于孤立地位。他对于时机常有良好的选择，而且还能制造合法的宣战理由，以博取国外舆论的同情。凡此一切都足以证明他深通“伐谋”和“伐交”之道。
（五）俾斯麦善于化敌为友，深知“全国为上”的道理，他每次结束战争时，都尽可能给予战败者以宽大的待遇，这所表示的不是道德而是智慧。李德哈特曾说：“大战略的眼光必须超越战争之外”，俾斯麦对此已作最佳的示范。 [ 注：B．H．Liddell–Hart，Strategy：The Indirect Approach（Faber，1967），p．336． ]
俾斯麦从1871年升任帝国首相，继续执政到1890年为止。这20年之中，他虽然不像前10年那样功名赫赫，但其持盈保泰，从大战略的观点来看，其成就也许应该算是更伟大。从哲学的观点来看，任何事物之发展都必然是盛极而衰。“高邱之下，必有浚谷”（刘基语），此乃自然之理。所以，持盈保泰实乃逆天行事，其困难自可想见。俾斯麦能有所成，实属得来不易，不仅令人钦佩而更值得学习。
拿破仑的往事可为殷鉴。当俾斯麦获得伟大成功之后，全欧洲的政治家都用怀疑的眼光看向柏林，他们都在猜想今后德国将有何种进一步的野心。照常理判断，俾斯麦将像拿破仑一样，继续走向征服扩张的道路，直到自然终点为止。但完全出乎大家意料之外，俾斯麦在达到其成功顶点之后，就立即自动放弃进一步扩张其国家权力的意图，而一心只想作保持和平的努力。这说起来似乎很简单，但实行起来却真不容易。因为人都有其心理弱点，胜而不骄，居安思危，若非有极高度的智慧和定力，真是绝难办到。
帝国建立之后，俾斯麦为了确定此后国家政策的方向，曾上一封密奏给德皇，指出德国叨天之幸，已完成统一大业，但富强统一的德国又适足以招致全欧的畏忌，今后在行动上一有不慎，即足以促使欧洲诸国群起而攻，于是虽有智者亦不能善其后矣。所以，俾斯麦决定采取下述两项重要原则：
（一）德国从此不再作任何扩张的企图，而应以维持现状为满足。俾斯麦认为德国的地理位置介于东西欧之间，面积狭小，腹背受敌，欲求自保都已很难，何能不明事理，妄自尊大，而居然采取扩张政策，那不仅吃力不讨好，而且更有自取灭亡的危险。
（二）德国不仅本身不应再制造战争，而且还应尽量努力维持欧洲的和平。俾斯麦最善于利用战争来作为政策工具，但他也深明用兵之害，因为兵凶战危，只可不得已而用之，而且必须连战速决，能发能收，否则会遗患无穷。俾斯麦完成统一大业之后，深知成功得来不易，所以，此后也就更加慎重，决定不再轻言动武，而一心以维护和平为目的。简言之，他完全了解，“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的中国古训。
俾斯麦知道欧洲实在太小，无论何处出现危机，即足以酿成大祸，真所谓牵一发即可动全身。德国既已统一，今后所求者即为安定，安定对它最为有利。假使欧洲一有战祸发生，德国虽无意参加，但仍然难于置身事外。而原有的权力平衡若被破坏，则未来的发展也就很难预料。
从1871年到1890年，这20年间欧洲国际关系当然不可能静如止水，危机和冲突仍不断发生，但无论如何，俾斯麦不仅从不作混水摸鱼的打算，而且一心只想作居间调解的努力。由于俾斯麦有过人的才能和威望，再加上有德国强大实力为后盾，此种努力经常能获成功，而使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反而言之，此种和平努力对德国又非毫无利益，它稳定了欧洲的权力平衡，也就保障了德国的国家安全，而且更提高了德国作为世界领袖国家的地位。
《伦敦泰晤士报》（London Times）是19世纪全世界上最具权威的报纸，曾作评论如下：
没有任何其他欧洲国家在行为上能像德国那样明智而谦恭。德国在欧洲政治中的确已经发挥协调和节制作用，并且也经常运用其强大的军事权力来吓阻任何扰乱欧洲和平的企图。 [ 注：Ludwig Reiners，The Lamps Went Out in Europe，p．6． ]
普法战争结束时，由于军人的坚持，俾斯麦不得不勉强同意兼并法国的亚洛二省。他在晚年曾经后悔着说，那是由于军事考虑，才迫使他犯了其一生中惟一的一次重大外交错误。尽管如此，俾斯麦还是尽量设法冲淡法国人的仇恨，仍然希望能化敌为友。这位德国首相在战后曾一再向法国政府保证，他会全力支持法国在世界上的一切活动，以使其所获利益足以抵消割让两省的损失而有余。因为有俾斯麦的支持，战败的法国才能在非亚二洲建立其海外殖民帝国。所以，在1883年，法国总统格里维（F．P．Grevy）曾公开宣称他很感谢俾斯麦对法国的恩德。 [ 注：Ludwig Reiners，The Lamps Went Out in Europe，p．7． ]
俾斯麦的政策不仅具有以德报怨的道德意识，而且更隐藏着高深的大战略运用。他深知欧洲实在太小，容纳不下两个强国，所以德法之争势难避免。惟一的方法就是引导法国向欧洲以外去求发展，这样就能使其无余力在欧洲来与德国争雄。而且还更有进一步的间接利益：当法国向海外发展，势必难免和大英帝国发生冲突，英法两国若利害冲突，则无论如何变化对德国均属有利。他们不仅不会联盟来与德国为敌，而且还可能竟相争取德国的友谊和支援。此时，德国再以公正调解人的身份出现，则更是无往而不利。
俾斯麦虽已想尽方法来安抚法国，但他又知道要想使法国人彻底放弃复仇的观念，那几乎是不可能，所以，必须采取恩威并用的战略。换言之，应使法国人明了其实力绝对无法向德国挑战，于是假以时日，此种民族仇恨也许才有逐渐消失的可能。仅凭法国本身的力量，是永远不够资格击败德国，因此，一切关键在于阻止法国建立一个反德同盟。如果有一天法国自认可以获得俄国的援助（也许还加上英国）则战祸将终难幸免。因此，在其执政期间，俾斯麦一直都是用尽心思来维持德俄之间的友好关系，简言之，其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即为联俄制法。
俾斯麦又深知人都有欺善怕恶的劣根性，所以若遇事顺从沙皇的愿望，则结果反而不能获得俄国的友谊，要想争取俄国的合作，最好的方法就是与其在东欧的劲敌奥匈帝国加紧勾结。1879年德奥两国签订一项防御同盟，但俾斯麦又同时向俄国示好，并劝告奥国应允许俄国向君士坦丁堡发展，这样就能促使英国与之为敌。因为英国绝对不希望俄国的势力接近苏伊士运河。德奥同盟果然使俄国大感恐慌，于是由于俾斯麦的斡旋，德、奥、俄三国在1881年6月居然在柏林缔结所谓《三帝同盟》。其主要内容有二：（1）三国中任何一国若与第四大国发生战争，则其他两国应守善意中立以使战争局部化。这所指当然不仅为法国，连英国或土耳其也都包括在内；（2）俄国承认奥国在巴尔干的地位，另订秘密附约以来规定德俄双方在巴尔干的势力范围。
三帝同盟是俾斯麦在外交上的杰作，但可惜只维持了六年。此后，俄国因反对奥国的巴尔干政策而拒绝续约，不过，俄国还是愿意维持其与德国的友善关系，于是双方在1887年签订所谓《再保险条约》（Reinsurance Treaty），俾斯麦不但不怕奥国反对，反而把条约内容告诉奥国政府以吓阻其轻举妄动。
意大利早已要求加入德奥同盟，于是在1882年终于组成德、奥、意三国同盟，罗马尼亚不久也加入，甚至于塞尔维亚也曾一度加入。西班牙国王则亲自向俾斯麦保证，若德法交战，西班牙将帮助德国。俾斯麦似乎意犹未尽，他又促成英、奥、意三国在1887年组成一个地中海同盟，以保证维持此一地区的现状，不久西班牙也加入。若法国尝试吞并摩洛哥，则四国将起而干涉。俾斯麦的外交政策是一方面与俄国亲善，另一方面又造成对俄国略有不利的国际形势，以使俄国更珍惜德国的友谊。
19世纪中叶，在欧洲彼此敌对的是德法两国，而在全球上争霸的却是英俄两国。这两大帝国在近东、中亚和远东都已发生权力冲突，俾斯麦对他们之间的争执尽量置身事外，但他却一方面鼓励俄国向欧洲以外的地区求发展，另一方面又与英国保持极友好的关系。当英国首相获知德奥缔结同盟时，曾说：“这是值得欢迎的好消息。”在19世纪80年代，英国常被称为“三国同盟的海权”，而三国同盟则被称为“英国的陆权”。俾斯麦深知德国为地理所限，既不能成为伟大的海权，更不能建立全球帝国。所以在这两方面他宁愿退让，以便既可获致英国的友谊，而又能集中全力来在欧洲建立霸权。
在此种大战略运用之下，英国遂认为三国同盟代表一群爱好和平和已满足的国家，而法俄两国则是国际政治中的捣乱鬼。但俾斯麦又知道英国并不善良，他指出：“仅凭良好的行为来争取英国的友谊，那是过分天真的想法，英国人吃硬不吃软。” [ 注：Ludwig Reiners，The Lamps Went Out in Europe，p．9． ] 当英国自由党领袖格莱斯东（William Gleistone）执政时，对德国态度颇不友善，于是俾斯麦立即还以颜色。他突然一改常态，在东非洲一口气吞并了100万方公里的土地，把所有欧洲国家都吓了一跳。结果英国人马上前倨而后恭，改变了他们的态度。也许俾斯麦在东非洲寻求殖民地的政策还另有深意（那个地区几乎毫无经济价值）。因为德国太子菲特烈是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女婿，将来承继大统，则德国也许会有过分亲英而影响德俄友谊的危险。为未雨绸缪起见，俾斯麦可能希望在英德之间保留若干摩擦以作牵制。
以后当英国保守党再度执政时，俾斯麦曾提出缔结英德同盟的建议，他指出这样可使欧洲永保和平，因为面对英德同盟，法国决不敢挑战；而若无法国援助，俄国也决不敢攻击英国。英国外相沙里斯布雷（Lord Robert Salisbury）回答说，他个人深表赞同，但害怕国会通不过。虽然英德同盟未能建立，但在俾斯麦执政期中，英德关系仍继续相当亲善，而由于有英国的牵制，俄国对德国的合作也一直都很重视。
俾斯麦的大战略运用看起来真是非常复杂，但基本原则却极为简单。他只有两大目标：（1）确保德国的安全；（2）维持欧洲的和平。而此二者又互为因果：必须维持欧洲和平始能确保德国安全。俾斯麦所用的手段虽极有弹性，但基本原则始终不变。作为一位大战略家，其最伟大而不可及的成就也许就是以此为基础。西方史学家对于俾斯麦曾有很多评论，现在择要摘录如下：
英国史学家南格尔（W．J．Langer）在所著《帝国主义的外交》（The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一书中指出：“以德奥同盟为枢轴，这位伟大的德国首相在其执政的最后十年中，巩固了其完整的外交战线。俄罗斯熊和不列颠狮都与德意志鹰合作无间，被孤立的只有高卢雄鸡。” [ 注：Ludwig Reiners，The Lamps Went Out in Europe，p．11． ]
19世纪80年代是俾斯麦外交的全盛期，当时他被人尊称为“欧洲的宰相”和“世界和平的保障者”。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外交档案公开发表，英国史学家古奇（C．P．Gooch）在核对了这些资料之后，曾作断语如下：“自1871年到1890年，俾斯麦实为欧洲和平的支柱。” [ 注：同上书，p．12。 ]
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1968年也曾撰文评论俾斯麦（“The White Revolutionary：Reflections on Bismarck”）。他指出：“俾斯麦相信外交政策不能以感情为基础，而必须有冷静的计算。”他又综合评论说：“俾斯麦虽在现状中寻找他的机会，但却从未来的想象中抽取其灵感。” [ 注：Stephen R．Graubard，Kissinger：Portrait of A Mind（Norton，1973）．pp．257–259． ]
1888年，91岁的威廉一世逝世，他的儿子菲特烈三世（Fredrich Ⅲ）继位三个月后也随之逝世，于是其29岁的孙子做了德意志皇帝兼普鲁士国王，并上尊号为威廉二世。这位少不更事的小皇帝不久就和那位老臣发生冲突。1890年3月，俾斯麦被免职。威廉二世向继任的首相说：“外交并不神秘，一切责任都由我来负。”在他亲自接管外交之后。没过多久的时间就把俾斯麦30年来所辛苦建立起来的国家安全基础完全破坏。德国终于变得孤立无援，四面楚歌，而最后不免走向败亡的途径。
从战略思想史的观点来看，俾斯麦对后世的贡献是身教而非言教。他并未写出任何有系统的战略理论著作，他的战略思想是用“立功”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不过，他所曾说过的若干至理名言，虽然对其全部思想而言，只是一鳞半爪，但其中所含蓄的高度智慧，仍然值得回味和深思。若采取传统的定义，俾斯麦也许不能算是战略家，但从现代战略思想的观点来衡量，则俾斯麦实为大战略家（grand strategist）的楷模。
戴布流克
在19世纪后期值得介绍的第二位文人战略家也是德国人，戴布流克（Hans Delbrück，1848–1929）。他是一位大学教授，一位史学家，一位战略评论家，一位真正的文人。他出身中等阶级，受过正规教育，1873年在波昂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从其博士论文中即可发现他有特殊天才，足以成为伟大学者。从 1874年起，他充任德国皇太孙的私人教师达五年之久，在这段时间内，他有机会了解政治问题，并也使他把注意力转向军事方面。1879年他才回到学术界。1881年始正式受聘于柏林大学，但其所作的第一次讲授（lectures）立即受到学校当局的批评。因为他以“1866年的战役”为题，当局认为他不应谈现代问题，而且也未获讲授军事史的授权。
戴布流克并不气馁，仍坚持其治学方向，不过不再谈现代问题，而把注意力移向较古老的时代。此后也就能与学校当局相安无事，他对于古代和中世纪的史料作有系统的整理，对于许多个别问题发表论文，并指导其学生分别作深入研究。把这些成果综合在一起，他的巨著《战争艺术史》（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Within the Framework of Political History）的第一卷终于在 1900年出版。
出版之后，所受到的评论是毁誉参半。古典派的正统史学家对于他所提出的许多修正主义者（revisionist）观点，深表不满甚至于严加指责。但一般读者及若干社会领袖人士则备加赞许。这一套书以后陆续出版，直到第七卷为止，但只有前四卷是戴布流克亲自编撰，其余三卷则为后人所续成。现在受世人重视的也只是前四卷而已。其第四卷在1919年才出版，所以前后已历20年之久。
第一卷所讨论的是从波斯战争时代到恺撤时代之间的战争艺术。第二卷是以早期日耳曼人的战争为中心，但也谈到罗马的衰颓，拜占庭的一枝独秀和封建制度的兴起。第三卷几乎是专论战术和战略在中世纪的衰颓，在结论中始述及战术在瑞士布根地战争（Swiss–Burgendian War）中的复兴。第四卷则以所谓“近代”（modern era）为范围，叙述战术方法与战略思想的发展，直到拿破仑时代为止。
苏联国防部曾将全书译为俄文并在译本序言中这样地介绍：“在此领域中这是空前伟大的著作，不仅所用资料是空前浩繁，而其研究也空前严谨。” [ 注：见戴布流克原著1962年版中由Otto Hainz所写的导言。 ] 其英译本到1975年始出现，译者为美国陆军退役准将云福乐（Walter J．Renfroe）。四大本一共翻译了10年，到1985年才完全出版。 [ 注：Hans Delbrück，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With the Frame Work of Political History，trans．by Walter J．Renfroe，Jr．（Greenwood，1975–1985），4vols． ] 诚如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哈顿多夫（John B．Hattendorf）教授在书评中所云：“这是一项艰巨工作，对于研究军事哲学、理论、历史的学者都能提供重要服务。戴布流克原著已成经典，为认真治学之士所必须阅读，现在能有完全的英译本，当然是一大喜讯。” [ 注：见U．S．Naval War College Review（March/April，19B7）的书评栏，pp．108–109． ]
全书篇幅多达二千余页，所包括的时代也长达二千余年，诚为空前不朽巨著，直到今天仍为学术界所推崇，而后辈也几乎无人敢向其挑战。戴布流克自称他所感兴趣的为概括的观念和趋势，而不是旧有军事史书中所充满的细节。他甚至于坦白地说，有许多细节连他也不了解。他写此书的目的已从书名中表现出来，那就是要在政治史的架构中写一部战争艺术史。在其第四卷的导言中，他对于这一点曾作更详细的解释：
对于战略、战术与国家制度及政策之间关系的认识，足以反映军事史与世界史之间的关系，并显示出许多一直隐藏在黑暗中或不为人所认清的事实。这本书不是为战争艺术而写的，而是为世界史而写的。假使军人读此书而有所启发，则我将深感荣幸，但它却是一本为史学界而写的书。 [ 注：见《战争艺术史》原著第四卷导言。 ]
可笑的是，当时德国史学界对其巨著评价并不高，而在其一生中也始终受到正统派的排挤，将他视力异端。他到1895年才正式升为教授，而且始终不曾被选为普鲁士科学院的院士，尽管许多成就不如他的人都曾获此荣衔。戴布流克除任教职以外，还同时从事政治性和新闻性的活动。他曾经长期充任普鲁士邦议会和德国国会的议员，并同时充任《普鲁士年鉴》（Preussische Jahrbücher）的编辑委员和主编。所以，也就更被人讥为不务正业，而是一位政治学者。事实上，他的杂务都无太多意义，真正能留名青史的还是他的历史巨著。
德国军事领袖一向强调军事史的研究可以提供有价值启示的观念，尤其在19世纪更已成风气。克劳塞维茨非常重视历史，毛奇和施利芬更已将军事史的研究视为参谋本部的重要任务。不过，假使历史要能对军人有用，则记录必须精确，但很不幸，过去的事实却又时常受到扭曲和误解。19世纪初期，德国出现了一位大史学家，那就是南克（Leopold von Ranke），他率先提倡用科学方法整理旧史，清除那些神话。戴布流克为南克的再传弟子，他是第一位把科学方法用在战史领域中的学者。这也是他对军事思想的最大贡献，尽管他本人自称其书不是为战争艺术而写的。
过去留下的记载有许多都不可信赖，史学家应如何核对？戴布流克认为虽无成规可循，但随机应变，却有多种方法可用。他把这些方法总称之为“经验判断”（sachkritik），这是他对史学方法的最大贡献，现在就略举数例以来说明其应用。
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公元前480年入侵希腊的波斯大军有战士2 641 610人，戴布流克指出以19世纪的德国陆军为例，3万人的一个军在行军时，其纵队长达3公里。以此类推，波斯军的行军纵队应长达420公里，足以显示希罗多德之言不可信。他用有系统的科学方法分析过去战争的各种不同数字记录，发现古人的话多有夸张不实的趋势，他很幽默地说：
1870年普法战争时，毛奇一共指挥50万大军，他有铁路、道路、电报和参谋本部，但仍然感觉到那是非常艰难的任务。然则艾铁拉（Attila）又如何能率领70万大军，从日耳曼渡过莱茵河直入法兰西呢？ [ 注：Hans Delbrück，Numbers in History（London，1914），p．18． ]
此种数字分析不仅有考古的兴趣，而且也还有实际的价值，因为在实际的现代战争中，数字也同样具有高度重要性。戴布流克曾指出：
1000人可以毫无困难地执行的运动，对于1万人却可能是一种艰巨任务，对于5万人可能是一种艺术，对于 15万人则会变为不可能。 [ 注：见《战争艺术史》原著第一卷，p．7。 ]
所以，除非能对数字作精确的计算，否则从过去战役中不能获得任何教训。
戴布流克的研究也可以说是一种对过去的“兵棋推演”（war game），使德国参谋本部深感佩服。他对于坎尼会战的研究对施利芬的思想有重大影响，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粗心的读者也许会感觉戴布流克的巨著中只是充满了个别会战的叙述，似乎与其他的战史并无太多区别。但他实别有用心，其所以精密研究会战是为了达到其主要目的。他认为必须研究重要会战，始能对某一时代的战术获得综合了解。所以，重要会战不仅为时代的代表，而且也是军事思想发展过程上的里程碑。因此，在其全部著作中，实含有前后一贯的思想体系。此种体系又可分为三大方面：（一）战争形态的演变；（二）战争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三）战争的两种基本形式。现在分别讨论如下：
一、战争形态的演变
戴布流克对于古今战争形态演变经过的研究为其在军事思想领域中的重大贡献之一。他认为罗马的强盛是其军事组织的直接后果。罗马兵团充分表现了古代战争艺术的精华。罗马人之所以能征服世界，是由于他们有较佳的纪律和较佳的战术。惟一能逃避罗马征服的民族为日耳曼人，因为其政治制度含有内在的纪律，而所用的战斗纵队（Gevierthaufe）也是一种高效率的战术组织。 [ 注：见《战争艺术史》原著第二卷，p．52。 ]
古代战争艺术的发展随着罗马衰颓而停止，直到文艺复兴时始再出发。15世纪始有以步兵为主体的战术组织出现。战术改组象征军事革命，使封建时代告一结束的主因不是火器的发明，而是战术的改变。戴布流克在其第四卷中详论步兵战术的发展，直到所谓“常备军”（standing army）的时代为止，然后再分析法国革命所带来的战术革命来作为全书的总结。戴布流克对于战争形态演变的研究不仅在其著作中有前后贯通的统一思想，而且同时也能对其思想体系的第二个方面提供解释，那就是战争与政治之间的互动。事实上，在其思想体系中，这两个方面密不可分。
二、战争与政治的互动
戴布流克认为在历史的每一时代，政治发展与战争形态之间必然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譬如说，同样是重步兵方阵，但在马其顿时代和罗马共和时代的形式会有所不同。罗马人为何在坎尼大败？其主因不是战术弱点，而是政治弱点。这次惨败之后，罗马人始了解统一指挥的必要。于是公元前221年，希皮奥奉派为非洲军总司令，并确定其任期到战争结束时为止。但此种任命又显然违反罗马宪法，并象征共和制度开始衰颓。所以，他作总评如下：
第二次布匿克战争在世界史中的重要性使罗马因此而作了一种内在的转变，于是其军事潜力随之而大增，但同时也改变了其国家的整个性质。 [ 注：见《战争艺术史》原著第一卷，p．933。 ]
在其全部著作中，戴布流克并未另辟专章来对政治与战争的关系作综合性的讨论。他只是从一个时期进到另一个时期，顺便把纯军事性的发展纳入一般政治背景之中，以说明政治与军事之间的互动，并明白指出在某一领域中的改变将会如何必然地在另一领域中引起连锁反应。基于历史的研究，戴布流克不仅发现在每一个时代，战争与政治都经常密切相关，而且也更已认清政治战略与军事战略必须互相配合。克劳塞维茨早已一再强调“战争是政策的延续”，但其后辈不是忘记了其遗训，就是予以曲解，甚至于主张军事领导可有充分自由，而不受政治约束。戴布流克不仅坚持克劳塞维茨的观念，而更一再强调战争指导和战略计划都必须受国家政策目标的限制。假使战略思想丧失弹性，则即令是最卓越的战术，也都可能导致政治灾难。
三、两种基本战略形成
戴布流克对于战略理论所作的最大贡献还是下述的第三方面。他把军事战略分成两种基本形式（basic forms）。此种理论是其早年研究的结晶，在《战争艺术史》出版之前即已形成。以后他才在该书第一和第四两卷中加以详尽的综述。
在那个时代，大多数军事思想家都相信战争目的即为歼灭敌军，达到此一目的手段即为会战，而这也是一切战略的终点。他们又常对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作断章取义的引述，以来支持其观念。当戴布流克开始研究军事史时，即感觉此种战略思想颇有疑问。他发现历史中有很长久的阶段都与此种思想不合。以后，他又发现克劳塞维茨本人在1827年所写的笔记中曾指出有两种显然不同的战争方法：一种是以歼灭敌军为目的，另一种则为有限战争。在此种战争中，歼灭变为不可能。
克劳塞维茨在1827年之后，即开始修改其《（战争论》，但在尚未能对此两种战争形式完成其理想的深入分析之前，即不幸病逝。所以戴布流克遂以其传人自居，并决心完成其遗志。他称第一种形式为“歼灭战略”（Niederwerfungs strategie，英文为 strategy of annihilation），其惟一目标即为决战，指挥官的主要责任即为评估在某种情况中进行决战的可能性。第二种形式为“消耗战略”（Ermattungs strategie，英文为strategy of exhaustion），有时也可称为“两极战略”（two–pole strategy），因为其与歼灭战略不同之点为它有两个极而前者则只有一个极。歼灭战略的一个极即为会战，而消耗战略的两个极则分别为会战与运动（maneuver），指挥官的决定常徘徊于二者之间。在消耗战略中，会战只是几种达到政治目标的有效手段中之一种，并不比其他手段更重要。此种战略形式自成一格，既非第一种形式的变体，也非居于次一等的地位。
在历史中的某些时代，由于政治因素的限制或兵力太小，消耗战略遂成为惟一可用的战略形式。指挥官所面临的任务至少是像使用歼灭战略时一样艰巨。因为其所能运用的资源比较有限，所以必须作慎重的选择以寻求最适当的手段。有时他必须尽量保持实力，避免决战，但有时又必须不惜牺牲来作孤注一掷。在过去的名将中，亚历山大、恺撒、拿破仑都是擅长歼灭战略，但也有许多同样伟大的将军则为消耗战略的高手。戴布流克曾列举伯里克利、贝里沙流斯、华伦斯坦、古斯塔夫和菲特烈等人为例。 [ 注：Hans Delbrück，Die Strategie des Perikles，Erikles durch die Strategie Friedrichs des Grossen（Berlin，1890），pp．27–28．此书中译名应为《从伯里克利的战略到菲特烈大帝的战略》，戴布流克在此书中对于两种战略形式曾作详尽的分析。 ]
把菲特烈也列入立即引起德国军人的强烈反对。他们一向视菲特烈为偶像，并深信菲特烈在拿破仑之前即已使用歼灭战略，同时也更认为歼灭战略是惟一的正确战略。戴布流克立即予以反驳，并指出此种观点对菲特烈实为一种误解。他反问：假使菲特烈是一位歼灭战略家，则他在1741年指挥6万大军，却拒绝攻击总数仅2万5千人的残敌，又应如何解释？他指出如果歼灭战略即为评判将道的惟一标准，则菲特烈就只能算是第三流的将才。菲特烈的真正伟大是基于下述事实：虽然他明知资源有限，不能容许其在所有一切情况中寻求决战，但仍能有效地使用其他的战略原则来赢得战争。
戴布流克虽理直气壮，但并不能说服其批评者，双方笔战达二十余年之久，仍然各说各话，互不相让。那些根据拿破仑和毛奇传统思想训练出来的德国军官们始终无法接受戴布流克的消耗战略观念。因此，也永远不能了解其战略理论的深入意义：历史显示从未有某一种单纯的战略理论能适应不同时代的要求。像战争本身一样，战略与国家政策、国家实力、社会结构，都有其不可分的关系。 [ 注：Gordon A，Craig，“Delbrück：The Military Historian”，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86），p．343． ]
一般说来，思想家的理论往往要到后世才有印证的机会，但戴布流克却是非常少见的幸运者，他的战略理论在其有生之年居然获得一次大规模实验机会。他亲自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且也看到其若干观念都不幸而言中。此一事实也可对后世提供重要启示：研究历史并非仅是想要了解过去，而更是想对未来提供先见之明。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戴布流克是德国惟一的文人战略家，其军事学识的渊博早已为世人所景仰，所以，他也当仁不让，在战争期间对战略问题发表很多评论。其意见是以历史为基础，事后看来都足以令人折服。概括言之，从他眼中看来，这次大战对其理论似乎是自然的印证。 [ 注：戴布流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发表的言论以后共编成三卷出版，定名为Krieg und Politik（Berlin，1915–1919），中译名为《战争与政治》。 ]
戴布流克虽从历史的研究中发现战略有两种基本形式，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他还是和大家一样，相信歼灭战略合乎时代精神。1914年德国采取歼灭战略，向法国发动攻击，寻求速决的胜利，他也认为那是合理的。他相信法国政治不安定，对其军事准备必然会产生不利影响，同时他也相信英国不可能建立强大的陆军。他说：“所有一切民族都是历史的孩子，它无法与其过去脱离关系，正好像成人的一切，必然会受到其青年期的影响一样。” [ 注：Hans Delbrück，Krieg und Politik，vol．Ⅰ，p．35． ]
不过，当德军未能速战速决，战局开始演变成为长期堑壕战时，戴布流克立即感觉有一种非常重要的战略革命正在酝酿之中。尤其是在1916年凡尔登大攻势失败之后，他就更进一步，认为德国统帅部的战略思想有改变之必要。他指出西线情况已经变得和消耗战略时代的情况大致相似，所以菲特烈的战略观念不无参考价值。总之，在西线上已经不可能再有决定性会战，德国必须寻求其他的手段以对敌人贯彻其意志。
戴布流克认为当战争发展成为消耗形式时，战争的政治方面也就变得日益重要，因此，德国必须使用政治战略，以减弱英法两国人民的意志。 [ 注：同上书，vol．Ⅱ，p．97。 ] 他始终相信德国陆军是天下无双，但他又说仅凭这一点还是不能保证胜利，而德国的战略弱点则在政治方面。他又以拿破仑为例来向德国领袖们提出警告：那位法国皇帝的压倒性胜利反倒增强了其对手的意志，并替自己最后的失败铺好了路。他的结论为：“愿上帝阻止德国重蹈覆辙。欧洲人有一共同信念，即不向某一单独国家的霸权屈服。” [ 注：同上书，vol．Ⅰ，p．59。 ]
到1916年底，戴布流克即明确地指出，不管军事形势会变得如何有利，德国还是不能获得完全的胜利，那也就是所谓歼灭战略的目标。德国今后只可能希望赢得有限战争，或比较有利的和平。换言之，必须改采消耗战略。尽管他一再提出警告，认为德国必须放弃其歼灭战略思想，改以菲特烈大帝为范式，使军事努力与政治计划互相协调，然后始有获致谈判和平的可能。但不幸，言者谆谆而听者藐藐。德国当局始终执迷不悟，终于一败涂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改行民主制度。戴布流克曾应政府之聘主持检讨战败原因的工作。他的基本观念依然不变。他坚持说，战略并非抽象的理论，它与政治考虑永不可分。德国之所以输掉这次战争，其主因是忽视了最重要的历史教训，即战争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他的结论为：“让我们再回到克劳塞维茨的名言，在考虑任何战略观念时都不能完全不考虑政治目的。” [ 注：“Die Ursachen des Deutschen Zusammenbruches”，in Causes of the German Collapse，ed．，R．H．Lutz（Stanford，1934），p．90． ]
以文人而研究军事，往往是两面不讨好。职业军人和学院同僚都会对他的工作投以怀疑的眼光。前者认为他是纸上谈兵，书生之见。后者认为此种研究不属于正统学术范围之内，学者从事此种研究实乃不务正业。即令到今天，这样的认知也仍然存在。所以，戴布流克当年作孤军的奋斗，其远见和勇气都足以令人钦佩。他以毕生精力研究战史，并从战史研究中再产生其战略思想，真可谓“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毫无疑问，使用现代科学方法来对旧有史料进行精密分析，戴布流克的成就的确是前无古人。其治学方法和精神都可为后世的模范，其巨著到今天仍不丧失其权威，对于研究战史、战争、战略的后学仍应列为必读之书。而他所强调战争与政治不可分的观念，在当前的时代也许比他那个时代还更较重要。诚如其所云，战略思想若丧失弹性，忽视政治现实，则结果只会导致灾难。
布罗赫
若与戴布流克作一比较，则布罗赫（Ivan Bloch，1836–1902）更是文人中的文人，常被称为“波兰的银行家”。事实上，他是祖籍犹太的波兰人，而当时波兰为俄国的领土，所以他也应该算是俄国人，他的著作也是用俄文写成。布罗赫不仅只是一位银行家，而更是大企业家，其在俄国的地位可与卡内基（Carnegie）在美国的地位相提并论。他以兴建铁路起家，然后又作大规模的投资，来促进19世纪90年代俄国经济的大繁荣。所以，在当时他早已是国际知名人士。 [ 注：布罗赫（Bloch）是姓，他的名为“Ivan”，但也称“Jean de”，而波兰人Ryszard kolodziejczyr替他所写的一本新传（1983年华沙出版）又称其为“Jan Blooh”。 ]
布罗赫博学多才，对于俄罗斯帝国的经济问题曾经写过很多的文章，他逐渐了解在一个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中，经济与军事的关系已经变得日益复杂。在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中，他负责为俄国陆军组织铁路运输，使他对于后勤问题有了亲身的经验，同时也更增强了其企图用新方法来研究战争的意愿。于是在其退休之后，组织了一个私人性的研究机构来从事于现代战争的研究。经过了八年的努力，才出版了一本巨著。其书全名《在其技术、经济、政治关系中的未来战争》（The War of the Future in its Technical，Economic，and Political Relations），通常也就简称为《未来战争》。全书共分六卷，其俄文原书出版于 1898年，同一年就有法文译本出版，而德文译本则在1899年出版。何华德认为：
他把一种全新的心灵带入战争的研究，工程师、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的分析技巧都在此种心灵中合而为一。他的书事实上是第一本现代作业分析（operational analysis）的著作。 [ 注：Michael Howard，“Men Against Fire：Expectations of War in 1914”，international Security（Summer 1984），p．41． ]
这部书始终没有完全的英译本，只有其中第六卷曾被译为英文，并改名为《是否战争现已不可能？》（Is War Now lmpossible？）。这一卷本是全书的总结，而布罗赫本人又与英国记者斯提德（W．T．Stead）曾有一次访问谈话，也印在书首作为一个导言。事实上，布罗赫的原书中含有许多统计数字、计算、图表等，的确不是一般人所能了解；反而是英文译本言简意赅，对于布罗赫思想的介绍似乎已经足够。 [ 注：Azar Gat，The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Thought（Oxford，1992），p．110． ] 本书以下的引述和讨论就都是以英译本为依据。 [ 注：Jean de Bloeh，Is War Now Impossible？ The Future of War in its Technical，Economic and Political Relations（London，1899）． ]
布罗赫一开始就提出他的结论：大国之间的战争现已不可能，否则只是自杀。他说：“现代军备和社会组织已使战争的进行在经济上变为不可能。” [ 注：同上书，p．Ⅺ。 ] 这可以用数学来证明。现代武器的射程、命中率和射速使所谓“决定性会战”已不再可能出现。步兵已不能上刺刀冲锋，骑兵更不能挥舞其军刀。军队必须挖掘堑壕，圆锹将像步枪一样重要。“战斗将会旷日持久，最后能否获得任何决定性胜利也不免大有疑问。” [ 注：Is War Now Impossible？，The Future of War in its Technical，Economic and Political Relations，p．ⅩⅩⅧ． ]
仅就军事方面而言，布罗赫并无新的发现。欧洲各国的陆军军官都曾研究普法战争和俄土战争的经验，尤其是自从无烟火药发明以来，也已使他们都承认攻击的困难日益增加。但他们还是继续假定问题的基本性质并无改变。布罗赫对于战争的研究是他们所无法了解而也不愿意了解的。布罗赫几乎从未受过传统的军事教育，所以其思想当然与当时的职业军人格格不入。
对于未来学（futurology）、和平研究（peace research）、作业研究（operation research）、系统分析（system analysis）等到20世纪中期以后才出现的现代学问，布罗赫都可以算是一位先知者。他也是第一位把现代科学方法应用到战略研究领域中的人。尽管在数据上和方法上都不免常有错误，但对于未来战争的预测大致都还是相当正确。
像克劳塞维茨一样，布罗赫知道战争是一种政治工具；但不像他那个时代的许多军事学者，他对于经济学曾作有系统的研究。因此，也就使他了解，由于自从克劳塞维茨的时代开始，文明已经从农业时代进入工业时代，所以作为政治工具的战争也已完全改变。照他看来，那已经不再是一种正面的工具，而变成了负面的工具。
布罗赫说：“当你所要应付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新考虑，则高谈过去又还有何用？”他指出过去的国家多少还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单位，现有国家之间的互赖关系不仅日益增大，而且更已变成一种必要的生活条件。所以，战争带来的第一个后果即为使交战国丧失利用对方产品的一切机会。他又说：“军人的地位正在下降，而企业家的地位则正在上升。这是毫无疑问的……战争将不再是人类的上诉法庭。”所以，工业大国之间的战争无异于自杀。认为战争有利可图的旧观念实乃荒谬可笑。战争已经变成一种疯狂的盗匪行为——自己抢自己的家园。于是布罗赫提出其惊人的预言：
战争的未来不是战斗而是饥饿。不是杀人而是国家的破产和社会组织的总崩溃。 [ 注：Is War Now Impossible？，The Future of War in its Technical，Economic and Political Relations，p．ⅩⅦ． ]
在19世纪末能有这样的远见，真足以令人拍案叫绝。但很讽刺，布罗赫的巨著在当时几乎不曾受到任何重视。既无人称赞，也无人反驳。
从1815年到1914年，这一百年是欧洲文明的黄金时代。走向专业化的欧洲军人在此阶段中，对于战争理论的研究也有相当的成就，但一旦大战爆发，不仅欧洲的文明生活，而且还有此种专业化的战略思想，都同样受到最严酷的考验，结果可以说是无一及格。若不是还有几位文人战略家能别树一帜，则后世对于此一时代的思想遗产将会感到更大的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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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海洋与战略
钮先钟 [中国]
[出自《西方战略思想史》] 1995
海权思想的源流
柯隆布兄弟
马汉
一、生平与著作
二、海权思想
三、海军战略
四、对世界的影响
柯白
欧陆国家
海权思想的源流
西方文明发源于地中海区域，与海洋有其不可分的关系。若对希腊的战争史作一整体观察，即可发现有一基本战略观念始终穿插于其中，那就是所谓“海权”（sea Power）。据罗辛斯基所云，此一名词原为修昔底德所首创。 [ 注：参看本书第一章，及30页脚注。 ] 但古代西方又不曾产生一位海权思想家，能够把海洋战略当作整体来思考。当然，古代并不乏海军名将，知道在海上如何行动，但从未有人尝试发现和建立有系统的海洋战略思想。同样地，在希腊和罗马所留下的历史著作中虽有很多有关海洋战略的记载，但它们只是提供例证，而并无综合的结论。
当欧洲进入中世纪，即所谓黑暗时代时，海权仍经常是平时繁荣和战时成功的来源，但又还是很少有人对其性质和重要性，以及如何应用，进行理论化的研究。虽然，战争的场地已由地中海扩展到大西洋，战争的工具已由大划船进步为帆船，但海战根本上还是海上进行的陆战，真正的军舰（warship）几乎仍不存在，而且更少有人企图计划或执行一种有组织的海洋战略。
尽管如此，技术（其表现为使用风帆和装置火炮的军舰）不久即迫使欧洲人对于海洋战术和战略引发新的思考。首先发表其思考成果的可能为西班牙人沙维斯（Alonso de Chaves）。他大约在1530年写成《海员宝鉴》（Espejo de Naviagantes，英译名The Mirror of Seamen）。他相信舰队若知道如何行动，就会有较大的成功可能，而且可以合理地指导其趋向于此种目的。他的著作也许是首次企图对于帆船时代的海战建立一套明确的战斗队形和战术原则。 [ 注：J．S．Corbett（ed．），Fighting Instructions，1530–1816（London，1905），pp．3–13． ]
在帆船时代的英国，培根（Sir Francis Bacon）和芮莱（Sir Walter Raleigh）等人也都采取尝试的步骤来逐渐发展适当的海洋战略。培根曾指出：“支配海洋的人享有巨大的自由，他对战争可任意作或多或少的选择。” [ 注：Quoted in H．W．Richmond，The Navy as Instrument of Policy，1558–1727，ed．by E．A．H，Hughes（Cambridge，1953），pp．30–31． ] 芮莱则认为：“只要握有制海权，则英国将永远不会受到征服。” [ 注：Quoted in P．Colombo，Naval Warfare，3rd ed．（London，1899），pp．22–23． ] 而苏特克里福（Mathew Sutcliffe）在1593年曾对海军的战略优点作了非常合理的综述：
海军在平时的用途很大，而在战时则更大。海军能确保友邦之间的交通和贸易得以畅通，并使敌方的运输中断，我方的一切补给都能维持。敌人的海岸会受到侵扰，而我方的海岸则会受到保护。……若无海军则既不能攻击敌方沿海城镇，也不能保护我们自己和朋友。 [ 注：M．Sutcliffe，The Practice，Proceedings and Laws of Armies（London，1593）． ]
至于像德雷克（Sir Francis Drake）、霍金斯（Sir John Hawkins）、孟松（Sir William Monson）等人都是讲求实际的战将而非理论家，他们的言论主要地只是想明确说明海洋战略较优于大陆战略而已。
虽然在伊丽莎白时代（1558–1603）即已经有很多英国人在对海洋战争的问题进行有效的思考，但真正有系统的海战理论还是要等到17世纪末期才开始出现。而最先提出此种理论的人又并非英国人而是一位法国人。
法国的何斯特神甫（Father Paul Hoste，1652–1700）是设立在土仑（Toulon）的法国王家海军学院（Royal Naval College）的数学教授，曾著有《海军演进论》（Traite des Evolutions Navales，1691）和《海军艺术》（L'Art des Armees Navales，1697）二书，并被时人誉为已出版的最佳海军战术著作。何斯特把海战中的杂乱无章情况简化成为几何形式，把那些队形分为“纵队”（la ligne de file）、“横队”（la ligne de front）和“梯队”（la ligne de relevement）三大类，并根据这些队形来设计固定的行动法则。其目的为把舰队变成一个能控制和有纪律的单位。
何斯特算是第一位在帆船时代对海军战术作有系统研究的学者，他指出：
海军队形变换的艺术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种艺术，则一支舰队将变成乌合之众，完全没有秩序，而只是接受机会的支配。于是海军将领对其舰队也就无法作适当的运用。不管在何种行动中，将领都应该是舰队主导精神之所在，正像心脏之于人体一样。 [ 注：Quoted in Cyprian Bridge，“Fleet Evolutions and Fleet Tactics”Journal of the RUSI（1873）． ]
早在英国人之前，法国人即已认清应利用科学来替海军服务，海军军官必须接受专业教育，甚至于船舰也应有特殊的设计。所以，毫不奇怪，他们在海军理论的发展上是居于领先的地位。到18世纪时，法国在海军战术思想领域中又有新的进步。莫罗古斯（Admiral the Vicomte Bigot de Morogues）以其在 1763年所著作的《海军战术》（Tactique Navale）领导第二波的发展。在他之后还有许多其他的海军著作，例如格芮尼（Vicomte de Grenier）在1787年所著的《海战艺术》（L'Art de Ld Guerre sur Mer），拉马屠利（Audibert Ramatuelle）在1802年所著的《海军战术绪论》（Cours Elementaire de Tactique Navale）等。很明显，此种理论基础使法国人在其与英国人之间的海军战争中经常保有战术优势。
不过，法国人对于海战还另有一种不同的观念，这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他们认为击沉敌人的军舰甚至于不一定即为海战的主要目的。反之，他们认为引诱英国人离开某一位置或目标，也许比击毁其兵力还较重要。有时，法国人宁愿放弃攻击较弱或易毁的英国舰队的机会，而不愿放弃其心目中的“远程目的”（ulterior objects）。依照传统观念来看，这似乎是违反了海上战争的基本精神。但此种的避战战略与高度战术技巧的配合，又使英国人经常感到困惑，并引起长达一个世纪的海上游击战。尤其是英国海军的战术准则是坚持保持完整作战线的观念，遂使其更处于不利的地位。为了想改进此种情势，一位爱丁堡的退休商人，克内克（John Clerk，1732–1812）在 1782年发表其第一版的《海军战术论》（Essay on Naval Tactics）。克内克这个人可以说与海洋毫无接触，但他的书不仅能解释法国海军的优点，而且还能对英国海军提出一种革命性的建议，即集中兵力以攻击敌方交战线的一部分。他的理论对于英国海军战术的确曾经产生重大影响，而纳尔逊对他更是非常敬佩，据说纳尔逊很喜欢他的牧师把克内克的著作朗诵给他听。 [ 注：Quoted in Cyprian Bridge，“Fleet Evolutions and Fleet Tactics”Journal of the RUSI（1873）． ]
经过拿破仑战争，英国终于取得海上霸主的地位。海战的典型不仅已经变得比较符合英国的要求，而且也使英国人有了自我陶醉的心态。其所导致的后果为英国海军开始墨守成规，以其一知半解的纳尔逊遗训为其准则的基础，而不再想追求进步，于是再度进入其思想上的黑暗期。
柯隆布兄弟
从1815年开始，世界进入所谓“不列颠和平”（Pax Britannica）的时代，英国人的确已经控制海洋而无人敢向其挑战，全世界都坐视英国海军在世界各大洋上执行警察任务而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的英国人对于其帝国的前途充满了无比的信心。他们的信心只是偶然地会动摇。一次是在1859年，法国所建造的第一艘铁甲船“光荣”号（La Gloire）下水，使帕麦斯顿（Lord Palmerston）认为汽船“已在海峡中建造了一座桥”。另一次在1866–1871年之间，普鲁士先后击败奥法两国，破坏欧洲的权力平衡，并充分显示其军事潜力。
当工业化和世界贸易使英国的经济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蒸汽动力也使海军进入转型期，此时在英国只有一个人对于帝国安危公开表示关切，他就是约翰?柯隆布（John Colombo，1836–1909）。他原服务于英国海军陆战队，1869年以上尉退役，以后40年都从事于国防问题的研究和著作，并同时投身政治，曾任国会议员达20年之久。在英国的战略家之中，可能他是第一位曾经呼吁对于帝国防卫问题必须采取综合和整体的看法。他充分了解战略与世界经济的关系，他擅长分析贸易统计数字。以显示它们对于帝国防卫问题的重要性。当19世纪后期，海军问题日益成为公众注意的焦点时，他的言论也就成为争相传诵的对象，但其前数十年间所作的深入研究却几乎不曾受到任何的奖励。 [ 注：D．M，Shurman，The Education of a Navy：The Development of British Naval Strategy Thought，1867–1914（London，1965），pp．16–35． ]
当普鲁士在欧陆上的胜利激起英国公众对于国防的关切时，其立即反应即为陆军改革，但约翰?柯隆布却提醒他的读者：国防问题的重点并非步枪的品质，而是国力的分配和组织能否配合国家目标。英国的国防问题与欧陆国家完全不同。大英帝国是一个殖民帝国，有三种不同而又互相关联的防卫要求，必须加以协调，那就是岛国的本身、帝国的海上交通和殖民地，尤其是印度。依照他的看法，英国人纷纷谈论入侵的防御和陆军的改革，只是讨论到问题的一方面而已。
约翰?柯隆布是第一位指出下述事实的人：除非英国海军已如此惨败，并丧失其对本国水域的控制，否则不可能面临大规模入侵的危险。而且若真是如此，则也已无入侵的必要。19世纪后期，英国已日益仰赖输入的粮食，到19世纪80年代，已超过其总消费量的一半。所以，英国的问题不是入侵（invasion），而是围困（investment）。此种观念以后也就成为所谓“蓝水学派”（blue–water school）的辩论基础。
不过，约翰?柯隆布又并非狂热的大海军主义者，他对于帝国战略情况所作的分析中指出国防绝非只是海军的问题。必须有全套的海陆军工具，然后始能适应帝国的各种不同防卫需要。他又指出有若干任务是海军所不能胜任的，譬如说，海军不能保卫遥远的殖民地以对抗其他国家的陆上攻击，也不能把战争带进敌国的领土。此时必须有陆军，而陆海两军之间更需要密切的合作与协调。经过一百年的战略辩论，事后看来，其思想的平衡稳健已经受到大多数评论家的肯定，但在当时，却不免曲高和寡，并未获得其所应享受的荣誉。 [ 注：John Colombo，Imperial Defense（London，1871），p．8． ]
知名度较高而环境也较有利，约翰?柯隆布之兄菲立普?柯隆布（Philip Colombo，1831–1899）遂有后来居上之势。菲立普?柯隆布在海军中服务时间很久，到1886年才退役，以后又获升少将（1887）和中将（1892），所以其官运也远较乃弟亨通。退役之后，他才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Greenwich Royal Naval College）充任海军战略及战术讲师（instructor），差不多是与马汉受聘前往新港（Newport）任教同时。从此他才开始其学术和著作生涯。
菲立普在1877年即曾获得英国联合军事学会（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ion）的海军论文奖，其论文名为《大不列颠的海洋权力：如何能有最佳发展》（Great Britain’s Maritime Power： How Best Developed）。他这篇论文曾深受其弟的影响，这也是他本人所完全承认的。该文强调帝国防卫有综合检讨的必要，并分析英国的新粮食问题及其战略后果。他认为英国的主要忧虑不是入侵而是封锁。不过，他的思想似乎比其弟要较单纯，他认为英国海军的任务就是要把敌人封锁在其港内并保护英国的商业和海上交通。这种观念也使他成为“蓝水学派”的最早领导思想家之一。
菲立普?柯隆布的著作有《海防论文集》（Essays on Naval Defense，1893）和《海军战争》（Naval Warfare，Its Ruling Principles and Practice，Historically Treated，1891）二书。他所采取的路线与乃弟有相当差异，约翰?柯隆布重视国防的整体，而他则重视海洋战略。他认为海洋战略一向无人思考，并自以为他能发现其原则。他说：
海军战术科学仍然留在一种极空泛和不满意的状况中，但作者相信并无困难在平时将其置于绝对合理的基础上。……因此需要一种指导以帮助海军军官辨别可能与不可能，慎重与疏忽，智与愚。 [ 注：Philip Colombo，Naval Warfare，Its Ruling Principles and Practice，Historically Treated（London，1891），p．5． ]
由于英国的海上优势已经面临新的挑战，菲立普?柯隆布遂引述历史以唤起英国人对海洋帝国和海上霸权的回忆。在那些岁月中，不列颠的防卫纯粹依赖海军。海洋是它的领土，海上交通线相当于其国内道路，敌国的海岸为其边界。他认为根据审慎的历史研究，假使握有海军优势，则无海岸设防的必要，反之若丧失海军优势，则一切要塞都不能抵抗敌方的攻击。所以，海军战争的惟一目的就是争取制海权，一旦制海权已经获得，则其他一切目的自可得来全不费工夫。 [ 注：Philip Colombo，Essays on Naval Defense（London，1893），p．190． ]
概括言之，柯隆布兄弟在战略思想史中的地位也真可以说是互相伯仲，约翰?柯隆布的观念比较宽广，而菲立普?柯隆布则较深入。他们在那个时代颇具影响力，他们呼唤人们思考海洋战略，也促使英国海军摆脱其僵化的思想。因为菲立普?柯隆布的著作并不仅限于分析有关帝国防卫的特殊问题，所以比较易于引起较广泛的兴趣。他对于当时及后代所产生的冲击都较大，尤其是他唤起海军军官对战史的重视，并承认其为应受尊重的重要课题。
柯隆布兄弟的理念也逐渐获得同时代其他知名人士的认同，有许多人都步其后尘，也纷纷著书立说。劳顿（Sir John Laughton）在1893年创立“海军记录学会”（Navy Record Society），以后成为重要的资讯库；克劳斯（Sir William Laird Clowes）号召大众注意海军的过去以及其未来需要。好学的海军将领，例如布里奇（Admiral Cyprian Bridge）和库士坦（Admiral Reginald Custance），也都通过著书、撰文和演说以宣扬历史研究和战略思考的重要。布里奇在1873年说：“我希望海军战术的研究不久将变成许多人共同努力的目标，而不像目前还只是少数人的专业。”库士坦则倾全力反对所谓“物质派”（material school），指责他们轻视过去，忽视战术和战略的研究，只知注意无思想的装备生产。不过，到1907年，他又很满意地指出，“历史派”（historical school）已经慢慢地迫使物质主义者退回他们的巢穴。 [ 注：Quoted in Ho d'Egville，Imperial Defense and Closer Union（London，1913），p．47． ]
菲立普?柯隆布中将更是功不可没，他在1891年所出版的《海军战争》的确是一本结构完整、系统分明、值得欣赏的好书。但很不幸，这本书的出版是在1891年，恰好比马汉的书《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在时间上晚了一年，于是其所应获的荣誉也被抢去了不少。菲立普?柯隆布曾用非常温文有礼的语气向马汉说：
我相信我们所有的海军人士都认为它（指马汉的书而言）是时代的海军杰作，它使人们了解过去所从未了解的东西。 [ 注：Quoted in D．H．Shurman，The Education of a Navy（1965），p．52． ]
实际上，就书论书，菲立普?柯隆布是绝不逊于马汉，甚或犹有过之。但马汉几乎立即享誉国际，而菲立普?柯隆布的书则只有在专业圈中才有人欣赏。尤其是到今天，马汉大名仍垂宇宙，而柯隆布兄弟则几乎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其原因之一是马汉出书较早，但另一重要原因是马汉的书比较通俗，书中历史成分较多而技术成分较少，适合于一般大众阅读。不过，若从海军理论本身（per se）来看，则菲立普?柯隆布的书实在是有较优的组织和体系。
马汉
海军之有马汉正像陆军之有克劳塞维茨，提起马汉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对于写战略思想史的人而言，困难不是资料太少，而是资料太多，多到难以选择和综合的程度。不过，我们有一基本原则必须坚持，那就是思想史的重点即为思想，其他的因素均属次要，尤其像马汉这样世界级的名人，其生平轶事都已有很多的记载，所以，本书对那些部分都比较从略，而把叙述和分析的焦点都放在著作和思想方面。
一、生平与著作
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出生于西点（West Point，New York），其父丹尼斯?马汉（Dennis Hart Mahan，1802–1871）为西点军校的名教授，内战期中南北双方的将领有很多都出其门下。他也是使约米尼的思想流入美国的主要介绍者。马汉12岁时就被送往马利兰的圣詹姆士学校（St．James School）寄宿就读，所以他并无幼承庭训的机会。到1854年进入纽约城的哥伦比亚学院（Columbia College），两年间都住在其叔父米罗（Milo Mahan）的家中。米罗是一位神学教授，对于马汉的宗教信仰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使他深信历史为神意的表现。 [ 注：有关米罗对马汉的影响，可参看Robert Seager Ⅱ，Alfred Thayer Mahan：The Man and His Letters（Annapolis，1977），pp．39–40，60–70。 ]
在哥伦比亚就读两年后，马汉违背其父的忠告，转入美国海军官校三年级就读。1859年以全班第二名毕业。两年后美国内战发生，马汉虽投入战争但几乎没有任何表现，在此阶段中他曾调回海军官校充任教官，并使他有短时间接受鲁斯（Stephen B．Luce，1827–1917）指挥的机会。他能因此而认识鲁斯，对于马汉的一生是一件极重要的大事，可以说，鲁斯是马汉命中的“贵人”（guardian angel）。
内战结束时，马汉26岁官居少校，阶级已经够高，使他舍不得离开海军。但此后20年却一直都不得意，仅只升到中校而已。1884年马汉正在一艘旧军舰上充任舰长，当他在秘鲁外海巡弋时，突然接到鲁斯的来函，征求其同意前往即将成立的海军战争学院任教。这对于马汉而言，真可以说是天外飞来的喜讯。马汉之所以能入选是因为他在前一年曾经出版了一本小书，书名为《海湾与内陆水道》（The Gulf and Inland Waters），并已被列入海军战史丛书之内。同时，他也只是鲁斯理想中的第三号人选（third choice）。但不管怎样，马汉却欣然同意地回电说：“谨遵台命。”（Yes，I should like to come．）
今天马汉已成历史人物，但鲁斯却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事实上，鲁斯是一位杰出的人才，很值得对他作较详细的介绍。不仅马汉的出头完全是由于其提携和指导，而且世界上的第一所海军战争学院也是由他一手创立。他在1877年上书美国海军部长首次提出建立海军战争学院的意见。他说：
因为战略原则经常可以同样地应用于陆海军，所以海军军官也像陆军军官一样地应接受战争艺术的教育。……此种艺术的规律应能应用在海军作战上，而其课程还应包括海军史的研究在内。 [ 注：Albert Gleaves，Life and Letters of Rear Admiral Stephen B．Luce，U．S．Navy，Founder of the Naval War College（New York，1925），p．109． ]
经过鲁斯的不断努力，1884年终于获得美国海军部同意，下令建立一所海军战争学院，并由鲁斯出任第一任院长，负责筹备开学事宜。此时鲁斯已升任海军准将（Commodore），并仍兼任北大西洋支队（North Atlantic Squadron）指挥官。鲁斯在思想上是延续启蒙时代的余绪，他也像杜皮克一样，企图把科学方法应用到尚在婴儿期的海军战争科学之上。他认为一切伟大科学家的成就都有赖于此种观察、累积、归纳、推广、演绎等方法的应用。他又认为比较途径（comparative approach）也是另一种非常重要的工具，鲁斯指出：
所以，我们不仅有比较解剖学、比较生理学，而且还有比较语言学、比较文法、比较宗教、比较文学，然则为什么不可以有比较战争学，或对于陆海军作战的比较研究。 [ 注：Stephen B．Luce，“On the Study of Naval Warfare as Science”，U．S．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1886），pp．527–546． ]
鲁斯指出在历史中，海陆军指挥官的角色常由同一人来扮演。因为两个领域是如此密切相关，所以陆战的理论可以引用来发展幼稚的海战科学。他说：
根据历史，那是一种“凭例证来教导的哲学”（philosophy teaching by example），我们应自知我们本身正走向导致建立汽船海战科学的道路，让我们有信心期待伟大的心灵出现，来替此种科学奠定基础，并使所作贡献像约米尼对军事（陆军）科学所已作出的贡献一样的伟大。
若干年后，鲁斯才又补充着说：“他就是美国海军上校马汉。” [ 注：Albert Gleaves，Life and letters of Luce，p．268–296． ]
45岁的马汉正感觉到前途茫茫，鲁斯的提携使其生活发生革命性的改变，并使其从此平步青云，扬名世界。在此以前，他对所要去教的课程并无显著的兴趣，以后他自己说那时的他可以形容为“强烈无知”（profound ignorance）。 [ 注：Alfred T．Mahan，From Sail to Steam：Recollections of Naval Life（London，1907） p．278． ] 虽然他是名父之子，但对于其父的著作几乎毫无认识。 [ 注：同上书，p．237。 ] 他必须一切都从头学起。他在利马（Lima）的英国俱乐部（English Club）中找到一本蒙森的《罗马史》（Mommsen's History of Rome），在阅读时发现其作者认为罗马的海军优势为汉尼拔战争中的决定因素，不禁深有所感。 [ 注：Alfred T．Mahan，From Sail to Steam：Recollections of Naval Life（London，1907） p．277． ] 由于行程的延误，他没有赶上海军战争学院第一班的开学（1885年9月），马汉被准许留在纽约，到次年8月再到校上课，于是他可以在这段时间中尽量利用纽约城的各大图书馆，以来充实其教学的准备。
鲁斯要求马汉开两门课，一门是海军战术，以现代为主，另一门则为海军史。马汉自认对第一门尚可容易应付，但以后却发现其讲授并不那样叫座。他对于海军史的课则很不放心，因为那需要远较深厚的学术基础。马汉博览群书之后，始决定其课程的大纲和要点。到1886年9月海军战争学院第二学年开始时，他的讲稿也已经完成，那也就是其传世之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的初稿。
已升上校的马汉在1886年夏季前往新港报到时，鲁斯已奉命下海，于是他变成了新的院长。他出任此一职务的时间是从1886年到1889年，以后又从1892年到1893年。此时的海军战争学院不仅缺乏经费和设施，而且也不受海军部的重视，几乎随时都有停办的可能。马汉除教课以外，还要张罗奔走以使这座学院不至于关门，可谓煞费苦心。在1889年到1892年之间，海军战争学院终于暂时停办，马汉遂利用这段时间准备其著作的出版。其第一本巨著《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1660–1783）出版于1890年，两年之后又出版了其姊妹篇《海权对法国革命及帝国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Empire）。从此，马汉成为影响历史的人物。
马汉的著作立即在大西洋两岸都获得好评，而尤以在英国为最，其成功的程度远超过任何人想象之外。1893年，马汉调任“芝加哥”号（USS Chicago）巡洋舰的舰长，他对此新职毫无兴趣，但却令他因祸得福（a blessing in disguise）。他的船在1893年和1894年前往英国访问，使他获得空前热烈的招待和莫大的荣誉。他接受维多利亚女皇的国宴，作陪者除英国政要以外，还有正在英国访问的德皇威廉二世。牛津和剑桥两大学在同一星期中都赠与以荣誉博士学位。仅在此之后，美国哈佛、耶鲁等大学才采取同样的步骤。总结言之，其在英国的成功才使他在本国声名大振。
1896年他从海军退休，此后专以著作为业。他的书不断地出版，而许多期刊也都纷纷向其征文，而这些文章以后又编成论文集出版。总计有书20本，专文137篇。严格来说，马汉是在50岁以后才开始写作，其产量之多令人惊讶，可算是真正的多产作家。 [ 注：John B．Hattendorf and Lynn C．Hattendorf ed．，A Bibliography of the Works of Alfred Thayer Mahan（U．S．Naval War College Press，1986）． ]
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马汉奉召参加海军战争会议（Naval War Board），这个组织的建立是为了对总统和海军部长充任顾问。1899年又奉派以顾问身份参加出席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的美国代表团。1902年马汉被选为美国历史学会的会长，1906年晋升海军少将。他活到1914年12月1日才逝世，那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他的死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无关联，战争爆发后他立即对其发表若干评论，不料在1914年8月6日，美国威尔逊总统下令禁止所有的军官（包括现役和备役都在内）对战争发表任何公开言论。马汉向海军部长抗议无效，使他深感无奈。在一气之下，三个半月后遂以心脏病死于华盛顿海军医院。 [ 注：Philip A．Crowl，“Alfred Thayer Mahan：The Naval Historian”，in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86），p．449． ]
马汉著作等身，其主要思想可以分为两个层面来加以研讨。第一个层面是海权的层面，包括他的“海权哲学”（philosophy of sea power）以及其作为“海权先知者”（the evangelist of sea power）的角色，而这又是以历史为基础。第二个层面是比较狭义的战略层面，那也就是他的海军战争理论。就学术价值和影响效力而言，第一层面是远较重要。
二、海权思想
任何思想家都有其时代背景，对于马汉而言，可以概括分为下述五点：
（1）1890年的世界是以欧洲为中心并受欧洲支配，美国只是处于边缘的地位。
（2）内战之后，美国人眼光内向，以西部开发为焦点，而忽视其外交关系和海外利益。
（3）到19世纪末期，工业革命第一阶段已经趋于结束，新的阶段正要开始，蒸汽和电力正在使陆海交通转型。
（4）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都大有进步，尤其是达尔文主义成为国际竞争的精神基础。
（5）欧洲强国都采取扩张政策，纷纷向海外寻求殖民地。帝国主义已成一时风气。
马汉的海权思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他的最大贡献是他发现并举例证明国家权力（national power）与海洋权力（maritime power）彼此密切相关。 [ 注：J．C．Wylie，“Mahan：Then and Now”in The Influence of History on Mahan ed．John B．Hattendorf（U．S．Naval War College Press，1991）p．38． ]
阐明海权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其重要意义，实为马汉最杰出的成就，诚如他自己所指出，过去虽然也有人谈论制海权的贡献，但那些零碎名言却与他的有系统理论不可同日而语。 [ 注：Alfred T．Mahan，From Sail to Steam，p．276． ] 的确以全部历史为背景来写海军史，并同时又注意到政治和经济因素，马汉实为第一人。
马汉虽曾博览群书，但他又说其“主要灵感”（major inspiration）并非出自那些来源。他说当他仍在船上服役时，在其“内在良知”（inner consciousness）上突然有一线灵光出现，使他认清“海洋的控制是从来不曾受到有系统研究和解释的历史因素”。接着他又说：“一经在意识中形成之后，此种思想即成为我此后 20年一切著作的核心，……而绝非出自任何他人。” [ 注：同上书，pp．275–276。 ] 在其第一本大作中，马汉在其导言中说明其目的就是要阐明“海权对历史过程和国家繁荣的影响”。 [ 注：Alfred T．Mahan，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1660–1783（Boston 1890），p．V，以下均简称Influence。 ] 以后，他又宣称“海权”（sea power）这个名词是他自己所发明，其目的是为了“提醒注意”（to compel attention）。 [ 注：Philip A．Crowl，“Alfred Thayer Mahan”in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86），p．451． ] 马汉似乎并不知道修昔底德早已使用过。
反而言之，马汉虽极端强调海权，但不幸，他对这个名词又并未作任何明确的界定。在其著作中这个名词经常呈现两种不同的意义：（1）经由海军优势而获得的制海权（command of the sea）；（2）生产、航运、殖民地（海外市场）的结合，一言以蔽之，即为海权。 [ 注：Influence，p．138，p．71． ] 当然，这两种观念时常重叠，所以，其思想有时也就难免混淆。
概括言之，马汉的两部主要著作只有一个主题，即说明“不列颠的海洋优势”（Maritime Predominance of Great Britain）实为海权运用的最佳例证。其基本论点非常简单：从1688年到拿破仑失败，在英法长期战争中的每一阶段，都是制海权的得失决定胜负。就军事和经济的意识而言，即为拿破仑的最后失败。马汉说：“不用在陆上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而仅凭控制海洋和欧洲以外的世界，英国政治家即能确保其国家的胜利。” [ 注：Alfred T．Mahan，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Empire，1793–1815（Little Brown，1892），vol．Ⅱ，pp．400–402． ] 马汉印象最深的是英国人如何经由海权的获得，而促使其财富与国力的增长。另一方面，他又严厉地批评法国人，由于背向海洋而重视大陆，终于一蹶不振。
两部书合计共达1300页的长度，马汉以如此巨大的篇幅来阐明其心目中所强调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其用力之勤的确令人敬佩。但后世史学家对于其治学方法，仍不免有所批评，主要是由于他的观念有过分简化（oversimplification）之病。例如：（1）在历史中还有若干非海洋帝国的兴起，他都不曾予以考虑；（2）海权因素固然重要，但导致拿破仑失败还有其他因素的存在；（3）英国在17和18两世纪中的成功，海权虽为重要理由，但又并非惟一理由。所以，费希尔（David Hackett Fischer）认为马汉是把一个必要（necessary）理由视为充分（sufficient）理由。 [ 注：David Hackett Fischer，Historian's：Toward a Logic of Historical Thought（Westport，1968），p．172． ]
事实上，马汉认为英国海军能够单独击败法国的说法未免过分夸张，因为法国是一个巨大富饶的大陆国家，对于海外贸易的依赖程度远不像其所想象的那样重大。此外，他所分析的只是一个特殊时代，其结论能否应用于其他时代也颇有疑问。在帆船时代以前，海洋的重要性就并非那样巨大，而在其以后则更是有争议之余地。总而言之，作为一位史学家，马汉的态度并不十分客观，而深受其宗教信仰的影响，其起点是其“内在良知”上的一线灵光，于是那也就变成一种预定的结论，而所有一切事实都被找来作为例证。罗辛斯基的评论可以算是相当公允：
概括言之，他的确是一位天才，也许要算是美国所曾产生的最伟大思想家之一，而且的确是最具有创见的思想家之一。其眼光的远大，其判断的正确，其直觉的锐利，都异于常人。他能深入巨大和复杂的问题的核心，而对这些问题的剖析也成为其终身事业。更无任何人能像他那样只用一个名词或一句话即能说明问题的全貌。不过，不幸他的天才只到此打住。尽管其心灵是如此渊博，但就本质而言，马汉只是一位机智的思想家（epigrammatic thinker）。他所感兴趣的仅为个别的、具体的史例。对他而言，理论完全附属于历史，他只是根据极少量的概括观念来解释具体的个案，又或引述一大堆史例来证明那些原则。至于从历史中抽出个别观念，并将其整合成为对整个复杂矛盾海战结构的有系统分析，却是他所从未考虑过的问题。 [ 注：Herbert Rosinski，“Mahan and World War Ⅱ”，in The Development of Naval Thought：Essays by Herbert Rosinski，ed．by B．Mitchell Simpson Ⅲ（Naval War College Press，1977），p．21． ]
诚如罗辛斯基所云，在马汉的著作中事实的叙述多于理论的分析，不过，至少在其第一本《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的第一章中，曾经列举一套“海权要素”（Elements of Sea Power）。他认为有六种基本因素足以影响海权的发展：（1）地理位置（geographical position），（2）自然形态（physical conformation），（3）领土范围（extent of territory），（4）人口（population），（5）民族性（national character），（6）政府制度（governmental instigation）。这应该算是马汉所首创的理论体系。史普劳特（Margaret T．Sprout）在1942年认为马汉的海权六要素虽需要加以再讨论，但很明显，其基本观念仍然正确。位置、自然形态（包括天然资源和气候）、人民和政府的性质，仍为“影响国家海权的主要条件”。 [ 注：Margaret Tuttle Sprout，“Mahan：Evangelist of Sea Power”in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52），p．40． ]
格罗夫（Eric Grove）在《海权的未来》（The Future of Sea Power）一书中指出马汉的思想大致都是以19世纪末期的世界环境为背景，在21世纪的今天，已有许多不合时宜，依照该书的分析，应有一套新的“影响国家海权的主要条件”，那可以列举如下：
（1）经济实力（economic strength）
（2）技术能力（technological prowess）
（3）社会政治文化（social–political culture）
（4）地理位置（geographical position）
（5）海洋依赖程度（sea dependence）
（6）政府政策与认知（government policy and perception） [ 注：Eric Grove，The Future of Sea Power（Routledge，1990），p．231． ]
假使以上的观念正确，则可以发现马汉所列举的主要因素至少有一半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而现在被认为最重要的（经济和技术）则又正是马汉所不曾列举的。
不过，对于马汉而言，他之所以那样列举又是别有用心，其目的是为了想要解释英国为何能拥有海洋优势的理由。只要略加思考即可依照此种体系将英国之所以能发展成为拥有强大海权国家的理由列举如下：
（1）地理（不列颠为横越海路的岛屿）
（2）自然形态（拥有良好可用的港埠）
（3）领土（足够供应必要物资，但不大到难于防守的程度）
（4）人口（足够提供航海人员）
（5）民族性（面向海洋）
（6）政府（愿意支持前进的海军政策）
虽然马汉的原意只是解释已有的事实，而并非提供建议，但也暗示任何国家若同样拥有这些特性，则也不难有机会变成伟大的海权国家。
上述六者只是促成海权发展的基本条件，而凭借它们所发展出采的海权，又含有三个必要常数（essential constants），马汉作了下述的解释：
（1）生产（production），连同交换产物的需要。
（2）航业（shipping），也就是交换产物的工具，包括保护此种交易的军舰在内。
（3）殖民地（colonies），便利和扩大航业的运作，并又有增加安全点（points of safety）以来保护航业的趋势，而后者也就是海外基地。
简言之，强盛的海权必须同时握有此三种因素。 [ 注：Clark G．Reynolds，“Mahan，Russia，and the Next 100 Years”in The Influence of History on Mahan，p．199． ]
高教授（Professor Barry M．Gough）认为马汉是故意企图在一个技术转型的时代中界定海权的原则。其著作提出三种考虑来作为测试海洋优势的标准：（1）战争工具（instruments of war），包括基地在内；（2）海运商业（seaborne commerce）；（3）殖民地。马汉的结论是由于英国有此三者，英国才能获得海洋优势。英国不仅拥有战争工具（包括海外基地，以及控制进出欧陆海路的地理位置在内），而且更几乎垄断了海运航业，并占有一大堆殖民地（可以从其中抽取资源，粮食和人力）。反而言之，英国若无海运贸易，若无殖民地，若无有训练的海员和船舰，则英国也就无能为力。所以任何志在强盛的国家，必须同时保有战争工具、海外贸易以及殖民地。这就是马汉海权理论的精华。不过，已有许多学者指出其理论中的错误，这可以分述如下： [ 注：Barry M．Gough，“Maritime Strategy：The Legacies of Mahan and Corbett as Philosophers of Sea Power”，RUSI（winter，1988），p．56． ]
（1）马汉相信国家有集中其战斗单位的必要，必须集中始能赢得战争。任何其他手段都殊少价值，关键在于大打击（big blow）和决定性会战。此种观念实未免太单纯（且留待下节再详细分析）。
（2）马汉相信航海事业可以构成国防的辅助和屏障，民族可以依赖其掩护以来渡过难关，培养实力。在重商主义的时代，英国人的确曾用商船作为预备兵力，并在海战中发挥其效用。到19世纪，他们即已不采取此种措施，但并无损于英国的海军优势。海军是政府的人工创造，并不是从商港和渔民中所自然成长出来的。
（3）说到殖民地的问题，那也许是马汉思想中最弱的一环。他假定英国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其握有大量殖民地之故。事实上，国家虽无殖民地也一样能发展强大的海权。
马汉的书固然是以英国历史为其实质内容，但其理想却又是以美国的前途为建言的目标。马汉深感美国自立国以来，一直都缺乏其所谓的基本要素（条件）。美国对欧洲的地理孤立虽能形成岛国特性，但也使其与西方文明和国际商业的中心隔绝。虽然美国拥有许多可供航行的水道和良港，但领土太大，物产丰富，足以阻碍其向海洋的发展。美国人虽然很优秀，但数量还是太少。也许最重要的还是美国政府一向不重视海洋。
不过，马汉又相信到19世纪80年代，这些不利的条件都有改变的希望。西部的开拓已近尾声，欧洲移民大量涌入。对东方贸易的扩张使美国不再处于世界贸易路线的边缘上，而跃居于中央位置。由于此一发展，马汉还认为有修建两洋运河之必要。现在所需要的即为一个能够积极采取海洋政策的政府。果能如此，则美国即能迅速走向世界权力的大道。马汉尤其指责美国政府缺乏远大眼光和长远计划，所以其著书的主要目的即为呼吁美国政府立即改变其政策方向。
总结以上的分析，即可发现马汉的海权思想相当的复杂，有其理论的一面也有其实际的一面，有其历史的一面也有其政策的一面。尤其是他的各种观念散布在其著作中，缺乏有系统的整合，所以更令人难有全面的了解。刘达材用一简单的图解来对马汉的海权思想加以综合而扼要的阐明，深具参考价值。 [ 注：刘达材，江西都昌人，学识经验都极丰富，对于本书之写作曾赐与很多协助。 ] 现在就将其附列如下：
马汉的海权思想体系
三、海军战略
当马汉开始进入学术领域时，即已确定两个治学目标：（1）解释海权对历史的影响；（2）寻求海军战略的基本原则。假使诚如他自己所说在第一方面其灵感的来源是完全出自其内心；则在第二方面，情形就恰好相反。他是完全接受鲁斯的意见，采取所谓“比较法”来进行研究。换言之，即企图把军事（陆军）艺术的已有规律应用到舰队的行动上。
为使其工作比较易于进行，鲁斯和马汉都同样主张利用约米尼所早已建立的基本理论架构，于是约米尼的著作也就成为主要的范本。对于19世纪后期研究军事的学者而言，这又是一种自然的选择，因为诚如何华德所云：《战争艺术》实为19世纪最伟大的军事教科书。此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还很少为人所知，而约米尼则毫无疑问为公认的权威。以后，克劳塞维茨虽已后来居上，但甚至于到20世纪后期，约米尼的观念在世界军事思想中仍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潜在势力。 [ 注：John B．Hattendorf，“Alfred Thayer Mahan and His Strategic Thought”，in Maritime Strategy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ed．by John B．Hattendorf and Robert S．Jordan（St．Martin，1989），p．84． ]
约米尼的《战争艺术》中有三大基本观念：（1）集中的原则，（2）中央位置与内线的战略价值，（3）后勤与战斗之间的密切关系。马汉就是借用这些观念来建构其海军战略体系的。事实上，“体系”二字用在这里并不恰当。和约米尼不一样，马汉并非一位有系统的思想家。他对于战略的观念散布在许多不同的著作中（海军史、传记、杂志文章等等）。不过，就某种程度而言，又是比较集中在其一系列的讲义中（1886年他首次在海军战争学院开讲）。以后经过多次修正，到1911年正式出版，并用了一个非常冗长的书名：《海军战略：与陆上军事行动原则及实践的比较和对比》（Naval Strategy，Compared and Contrasted with the Principles Practice of Military Operation on land）。 [ 注：关于此书及中文译本，可参看刘达材，《重温战略名著（四）马汉著〈海军战略论〉之研析》，p．38。 ]
马汉既以约米尼为范式，所以照想象，他也希望把他的书写得像《战争艺术》一样地简明扼要。但因为此种工作的性质与其个性是如此不配合，结果遂真如他自己所说：“这是我有生以来最草率的作品。”尽管他已经明知这本书可能即为其“遗言”（last word），他还是未能将其许多年来著作的精华纳入书中。因此，似乎足以显示其心灵中是的确缺乏系统的整合能力。 [ 注：Herbert Rosinski，“Mahan and World War Ⅱ”，in The Developments of naval Thought，p．21． ]
马汉认定“集中”为海军战争的支配原则（predominant principle），对于战略或战术都是一样。“中央位置”的价值亦即在此。因为此种位置能使我军便于集中，并同时迫使敌方分散其兵力。不过，中央位置又仅为辅助因素，而非主要因素，至于“内线”则只能使兵力得以较迅速达到某一点而已。海军战争中的惟一决定因素还是战斗舰队（fighting fleet）。而在建造战斗舰（battleship）时，真正目的不是尽量增强单独某一艘船的威力，而是要能使整个舰队发挥其最大的攻击能力。因此，马汉遂有一句常为人引述的名言：“绝勿分散舰队！”（Never divide the fleet！）集中兵力是为了寻求决战，争取制海。战斗舰队即为决战工具，一战而胜则制海即为自然后果。所以无论就战略或战术而言，海军都必须作攻势的使用。
约米尼非常重视后勤，马汉亦复如此，但不知何故，他却选用了一个含意相当模糊的名词，那就是“交通”（communication）。正像对“海权”一样，马汉对“交通”也未能作严格的界定。他说：“交通是一个概括性的名词，表示一个军事实体与国家权力之间经常保持联络的运动线（lines of movement）。” [ 注：Alfred T．Mahan，The Major Operation of the Navaies in the War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Boston，1913），p．33． ] 他又说：“交通并不是地理线，如陆军所采取的道路，而是军舰的必需补给。” [ 注：Alfred T．Mahan，Naval Strategy（Boston，1911），p．166． ] 接着他又特定地指出：第一是燃料，其次是弹药，最后才是粮食。因此，适当的基地实为海军战略成功的必要条件，尤其自从采用蒸汽动力之后，基地也就变得更为重要。
以上所云即为马汉海军战略思想的概括内容。不过，严格说来，其思想既不完整又缺乏体系。他几乎完全不曾重视两栖作战以及其在海军战略中的地位。他对于陆海两军在战争中的互赖关系也不曾加以认真的考虑。尤其对于海军战略的防御方面更任意予以抹杀。最后，到20世纪后期，“权力投射”（power rejection）成为海军重要任务之一，马汉对此并无任何预感则似乎更是有愧于“先知”之名。作为海军战略思想家，马汉的成就不能算是太杰出，假使没有约米尼的典型在先，则他也许还不能获得这样的成就。
最后，还有两点应补充说明。第一，马汉虽强调海军的重要，但又同时提醒其读者，必须认清无论海军是如何重要，但它仍是一种“工具”（instrument），而其使用必须在政治家的指导之下。关于这一点，他又还是受到约米尼的影响，因为约米尼在《战争艺术》的第一章中即曾纵论政治与军事的关系。马汉在 1909年致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信件中曾说明：“从一开始起，约米尼即教我应反对许多人认为外交与军事之间有严格区分的观念。” [ 注：Richard W．Turk，The Ambiguous Relationship：Theodore Roosevelt and Alfred Thayer Mahan（Westport，1987），p．154． ] 另一方面，马汉也曾认为“战争只是一个用暴力的政治活动”，但他的这种观念又似乎并非出于克劳塞维茨，因为他直到1910年才开始阅读《战争论》，而且还只是节译本。 [ 注：Philip A．Crowl，“Alfred Thayer Mahan：the Naval Historian”in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86），p．461． ]
其次，马汉认为战争有其普遍的原则，而不受科技进步的影响，这当然又还是因袭约米尼的观念。但约米尼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在他著书时，科技进步相对迟缓，而且对战争的影响也的确不太显著。到马汉著书时，情况已大不相同，尤其以海军而言，则更是恰逢一个转型期——由风帆到蒸汽（这也正是马汉自传的命名）。
马汉对于这个时代的技术革命并非没有认识，但他仍坚持相信其从帆船时代所归纳出来的原则仍继续有效。他从未考虑科技进步会带来威力难以控制的新武器，他仍然说：“战术的上层结构（superstructure）虽常有改变，甚至于完全被推翻，但战略的古老基础仍然安如磐石。” [ 注：Influence，p．88． ] 马汉死于1914年，他未能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但这次大战足以证明其所认定的战略基础并非安如磐石。李德哈特在其经典名著《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中曾指出英国海军确为最具威力的国家工具，并对同盟国的成功构成决定因素。不过，英国海军在此次战争中虽能达成一切任务，但还是不曾打过一次决定性会战。
然则对于马汉的思想又应如何评价？罗辛斯基的意见似乎仍值得重视：
虽然许多细节已为其不可能预知的发展所推翻或修改，但其著作的核心，对海军战略基本问题的分析，仍经得起时间和反对批评的考验。不过要想从其遗产中获得充分利益，要想辨别永恒与暂时，必要与偶然之间的差异，又需要作第一等的学术努力。 [ 注：Herbert Rosinski，“Mahan and World War Ⅱ”in The Development of Naval Thought，p．40． ]
四、对世界的影响
马汉著作等身，但最能发挥影响力的著作又还是两部《影响》。尤其是第一部更是使他一炮而红，从此成为世界风云人物。第一部书到1900年就已经十五版，到1914年更达到二十四版。第二部书也不差，到1900年已经十一版，到1914年也达到十四版。固然，最出名和最畅销的还是第一本书，一说到所谓《海权论》，所指的就是它，不过，事实上这两部书是姊妹篇，其间有连续关系，而以内容言之，则第二本比较精彩。自从《影响》出版之后，马汉不仅声名大振，变成了美国海军主义（American navalism）的发言人，美国以及许多其他国家的政策和思想都受到他的影响。此种影响不仅非常广泛，而且相当深远。就这一点而言，约米尼和克劳塞维茨都应自叹弗如。
马汉的书不久就译成德、法、日、俄、意、瑞（典）等文，惟一的遗憾就是没有中文。尤其是海军出身的严几道（严复）对此书视若无睹，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 注：钮先钟，《中国战略思想史》，p．555。 ] 中文译本到一百年后始完成，但还只有第一本，至于第二本到现在仍尚未出现。 [ 注：刘达材，《从马汉海权思想看海权对中国历史的影响》，p．24。 ]
第一个受到强烈影响的国家是英国。此时，英国的海洋优势正受到俄法两国所构成的联合威胁，并开始准备扩建其海军，马汉的著作使英国政府获得一种现成的工具来替其政策辩护，并说服其人民接受重整军备的成本。英国海军部长白礼斯弗（Beresford）写信给马汉说：“如果我有权，我将下令英国人每家买一本你的书摆在桌上，每一块殖民地也都要摆一本。”事实上，每一艘英国军舰上至少都已有一本。有人说如果马汉之书不流行，则1889年英国海军改组法案将不可能迅速在国会中通过，1897年有一位英国要人说：“英国之所以能有一支坚强的海军，毋须感谢保守党或自由党，而应感谢马汉上校！” [ 注：葛敦华，《马汉将军生平史略及其对历史之影响》，p．13。 ]
马汉对德国的影响甚至于比对英国还更要巨大。1894年德皇威廉二世写信给《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的毕吉罗（Poultney Blgelow）说：
我现在不是正在阅读而是正在吞噬马汉上校的书，并尝试将其牢记在心中。那是一本第一流的书，而且在所有各点上都具有经典的价值。我的军舰上都有这本书，而且也常为我的舰长和军官们所引述。 [ 注：Azar Gat，The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Thought（Oxford，1992），p．187． ]
诚然，威廉二世和他的海军部长铁毕兹（Alfred von Tirpitz）早已在着手扩建海军，并非由于受到马汉的影响才开始行动。但马汉的著作却成为他们手中的最佳宣传武器。
据马汉本人所说，他的书被译成日文的版本比译成其他语言的版本都多。日本海军学校以马汉著作为教科书，所有各级学校图书馆中也都有收藏。 [ 注：Alfred T．Mahan，From Sail to Steam，p．300． ]
概括言之，马汉不仅刺激欧洲诸国（以及日本）走向海军造舰竞赛的途径，并且更鼓励他们去寻求海外殖民地。换言之，也无异于引诱他们跳入陷阱。所以，英国史学家韦布斯特（Charles Webster）认为马汉本人实为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之一。 [ 注：Barry M．Gough，“Maritime Strategy”，RUSI，p．56． ]
现在再说到美国本身，在扬名海外之后，马汉才开始受到其国人的尊重。先任海军部次长后又当选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不仅为马汉的热烈崇拜者，而且也是其密友。参议员洛奇（Henry C．Lodge）、海军部长戴希（Tracy）和希伯特（Herbert）也都听从其忠告。而在国会中辩论海军政策时，他的理论也常被引用。所有一切的海军主义者都莫不奉其为大宗师。因为他的书使他们获得最有说服力的理论依据。
就实务而言，不仅巴拿马运河的开通曾受到他的鼓吹，而尤其是美国的远东政策更经常受其影响。当晚清末年，列强纷纷侵略中国，瓜分之祸迫在眉睫之际，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发表外交通牒主张对华门户开放（1899），而马汉也立即写了四篇文章为之声援。这些文章以后编辑成书，以《亚洲问题》（The Problem of Asia）为名出版。是时尚在日俄战争之前，马汉认为当前最迫切的问题即为俄国，其在东亚的扩张行动似非日本所能独力制止。他认为满洲必然会被这个斯拉夫大国所吞并，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而已。所以，为阻止俄国的扩张，马汉建议四个“海洋国家”（maritime states），即德、日、英、美四国，应组成同盟以阻止俄国的南下，由于他们的势力位置在亚洲的东面，应能对抗从北面来的攻击。 [ 注：Alfred T．Mahan，The Problem of Asia and Its Effects upon International Policies（Boston，1900），p．6． ]
上述的观念足以显示马汉实为地略（Geopolitics）学思想的先驱，尽管他不曾以地略家自居，也不曾使用那一套专用名词。他的思想虽非系统化的，但在精神上却与后来的地略学家如出一辙。保罗?甘乃迪（Paul Kennedy）认为麦金德（Hanford J．Mackinder）的陆权思想实为马汉海权思想的反映。斯陶兹胡比（Robert Strausz–Hupe）认为豪斯霍夫（Karl Haushofer）曾深受马汉的影响。 [ 注：有关马汉与地略学思想的渊源在本书第十五章中有较详尽的分析。 ]
史普劳特曾明白指出：
很少有人能像马汉一样，在世界大事上留下这样深刻的痕迹，更少有人能像他那样，亲眼看到其著作中的理论如此完满地兑现。当马汉逝世时，其著作已在任何国家的海军部中发生作用，其观念在美洲、欧洲，甚或是远东，对人民思想和公共政策，也都已产生广泛的影响。 [ 注：Margaret T．Sprout，“Malum：Evangelist of Sea Power”，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52），p．436． ]
事实上，在其身后，马汉的影响仍继续存在。普里斯顿（William D．Puleston）在1939年曾确信：
今天，在美国海军中，任何军官在讨论或准备战争时，都还是遵从马汉的理念，采取他的方法。 [ 注：William D．Puleston，Mahan：The life and Work of Captain Alfred Thayer Mahan（New Haven，1939），p．333． ]
所以无怪其然，在第二次大战期中，任美国军政部长的史汀生（Henry L．Stinson）曾经讽刺地说：
海军有一种特殊的心理，似乎已经从逻辑的领域退入神秘的宗教世界。在其中海王星是上帝，马汉是他的先知者（prophet），而美国海军则是惟一的真教会（true church）。 [ 注：Henry L．Stinson and McGregor Bundy，On Active Service（New York，1948） p．506． ]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已经大变，但在海军界，马汉的大名仍然受到尊敬。在所有一切的海军书刊中，马汉的言论经常受到引述。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也曾以“核子时代中的马汉”（Mahan in the Nuclear Age）为讲授的主题。当杜勒中将（Vice Admiral Stansfield Turner）任海军战争学院院长时曾宣称：“在这些学员中可能有另一位马汉，我们不可交臂失之。” [ 注：Stansfeld Turner，“Challenge！”，Naval War College Review（September／October 1972），p．2． ]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在1993年曾经举行过一次学术讨论会，其主题为“马汉还不够”（Mahan is not enough），这代表一种新的觉悟，马汉固然不愧为海权的先知，但他的著作并不等于海权思想的全部。在此领域还有其他的思想家，其重要性也许并不亚于马汉。
柯白
柯白（Sir Julian Corbett 1854–1922）出生于富贵之家，在剑桥大学获得第一级法律学位之后，几乎从未从事律师的业务。由于生活富裕，所以他能周游世界，四海为家，到1882年干脆摆脱一切俗务，专心致力于文史著作，并以海军史和海洋战略为主题。他在此领域中的成就可以说是与马汉互相伯仲。马汉为世人所回忆的特点是他能把海军史正确地放在国际关系和经济事务之中，而柯白则被公认为最了解海洋战略运用的人。像马汉一样，他们都是半路出家，都是在中年以后才走上学术的途径。
柯白的第一本著作出版于1898年，名为《德雷克与都铎时代的海军》（Drake and the Tudor Navy）。1900年又出版第二本书，名为《德雷克的继承者》（The Successors of Drake），这两本书对于英国历史中的海上战争和联合作战都曾有卓越的解释，到 1910年他又对英国海军史完成了四部权威著作，其中包括其最佳历史著作《英国在地中海》（England in the Mediterranean）在内。此外，他又替海军记录学会编辑了三套学术性的资料集。其中有1905年出版的《战斗训令》（Fighting Instructions，1530–1816）和1908年出版的《通信与训令》（Signals and Instructions，1776–1794），对帆船战争演进过程的研究都是必要的资料来源。
柯白重视海战对国家的贡献，分析制海权的获得如何能够确保国家利益，并指出英国海军不仅能保障不列颠三岛的安全，而且还能阻止欧陆受到任何某一国家的控制。柯白的观念也是以地理因素为基础，但很奇怪，他却和马汉不同，并不重视海洋与经济的关系。柯白在研究伊丽莎白时代的历史时，又发现联合作战的重要，换言之，陆海两军必须合作始能对国家利益作最有效的贡献。
柯白在1902年才受聘为战略讲师（strategic lecturer），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讲授海军战争课程（Naval War Course）。这是其新事业的开始。其班主任（Director of the War Course）梅上校（Captain W．J．May）允许柯白自由选择教材，但必须以战术和战略为焦点。梅上校认为“课程内容必须现代化，以使从其中所归纳出来的教训可以应用于今天的战争”。柯白从事于此种工作直到1914年为止，在英国海军中有许多高级军官都曾受其教诲，真可谓桃李满天下。其讲稿累经修改后，终于在1911年出版，那就是其经典名著《海洋战略原则》（Some Principles of Maritime Strategy）。美国海军学会在1987年还曾有新版问世。
这是一本值得详细介绍的著作。其原始为一项称为“战略注释”（Notes on Strategy）的文件，又常称为《绿色小册》（The Green Pamphlet）。那是一本手册，由于斯雷德上校（Captain Edmond Slade）的坚持和指导，才得以出版。自从梅上校逝世后，斯雷德即接任其职务，他在英国海军部中是一颗正在上升的新星，海军情报和教育改革都受其影响。斯雷德与费歇尔上将（Admiral Fisher）关系极为密切，也像柯白一样，对于联合作战深感兴趣。他促使费歇尔扩大战争班的工作，并提升柯白的地位。斯雷德认为只让柯白去教四五十个学员，那实在是大材小用，他应该协助海军参谋总长（First Sea Lord）建立一个咨询机构，其任务为对于一切的战争问题作有系统的独立思考，而不受海军部例行公事的干涉。 [ 注：Barry M．Gough，“Maritime Strategy”，RUSI，p．58． ]
《绿色小册》最初原名《海军史讲义中所用的战略名词和定义》（Strategic Terms and Definitions Used in Lectures on Naval History），但实际上是对战略的基本解释。它反映柯白和斯雷德两人对于两栖战争和克劳塞维茨理论的兴趣。它强调海军战略仅为战争艺术的一个整合部分。战争是一种政治关系，武力只是用来达到外交政策的目的，换言之，舰队的调度只是手段而非目的。 [ 注：Barry D．Hunt，“The Strategic Thought of Sir Julian S．Corbett”，Maritime Strategy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p．115． ]
柯白把战略分为两大类：大战略（major strategy）和小战略（minor strategy）。前者也就是战争的目的，包括国际关系、经济功能都在内，现在通用的名词是“grand strategy”。后者为战争的特殊部分，包括陆军、海军，以及联合作战的计划作为。他说：
海军战略（Naval Strategy）或舰队战略（Fleet Strategy）只是战略的一个次分类（subdivision），所以，不可仅从海军作战的观点来研究战略。 [ 注：柯白，《绿色小册》，原书，p．4。 ]
然后柯白又把战略分为两种不同的态势（posture），即攻势与守势。发挥影响或达到目的为攻，阻止敌方达到其目的为守。在比较攻守优劣之后，他似乎也像时人一样相信攻击享有天然的优势。他说：
攻势，具有积极目的，自然是比较有效的战争形式。而作为一种规律，较强的方面应该采用它。 [ 注：再版《绿色小册》，即《战略注释》（Notes on Strategy），p．40。 ]
不过，柯白又很微妙地说明守势自有其特殊重要性，对海权国家来说，更是如此：
在海上我们固然很少有机会用守势作为全面计划，但并无理由忽视其研究。由于我们自己轻视守势，遂经常使我们忽视其对敌人的贡献。在我们的海军史中充满了由于敌方在海上采取守势以支援其在陆上的攻势，遂使我们如何受到欺骗和挫折的故事。我们在应付这种态势时很少成功，而只有研究守势才会有成功的希望。 [ 注：再版《绿色小册》，即《战略注释》（Notes on Strategy），p．6。 ]
《绿色小册》分为两篇。第一篇用来解释定义，第二篇用来讨论海军战略，他特别指出：
海洋战略从来不被认为是依赖在交通之上，但事实上，它比陆上战略（Land Strategy）的依赖程度还更大。……所有的海军战略问题都可以简化成为“水道和交通”（passage and communications），而这也许即为最佳的解题方法。 [ 注：同上书，p．10。 ]
于是柯白遂又转而论及制海的观念：
这与占领领土的陆军观念有相当大的差异，因为海洋不可能成为政治主权的标的。我们不可能在其上取得给养（像陆军在征服地区上那样），也不能不准中立国进入。在世界政治体系之中，海洋的价值在于作为一种国家与其部分之间的交通工具。所以，“制海”的意义即为交通的控制。除非是在一个纯粹海洋战争中，否则制海永远不可能像占领领土一样，成为战争的最终目的。 [ 注：同上。 ]
柯白认为交通的控制只有在战时才能存在，就性质而言，又可分为全面（general）或局部（local），长期（permanent）或暂时（temporary）。至于说到确保控制的方法，他认为必须采取决定性的舰队行动，始能赢得“长期全面控制”，不过其他的行动也还是可以获得局部及暂时控制，其中又包括各种不同方式的封锁在内。
《海洋战略原则》是《绿色小册》的最后修正版，也是柯白传世之作。全书共分三篇：第一篇为最近欧洲有关一般战争理论著作的概观（overview）；第二篇为海军理论的分析；第三篇为海军作战的讨论。当然，最值得重视的还是第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