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战略思想史
自序
钮先钟 [中国]
[出自《西方战略思想史》] 1995
每逢写完一本书之后，就会有惘然若失之感。此种心境虽很难描述，但又不难解释。概括地说，那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一方面怀有很多的疑惑和歉意，另一方面又代表无限的回忆和谢意。经过不断的工作，终于完成了这本《西方战略思想史》，总算是实现了多年来的心愿，自然不免有几分喜悦之情，同时也更有如释重负之感。但等到全书完成付梓之时，一种疑惑和歉疚的心理又会随之而产生。
所谓疑惑者即怀疑这本书的内容是否正确无误；进一步说，也就是对于其价值不敢做充分的肯定。不过，这又可以说是无可奈何，因为甚至于约米尼和克劳塞维茨两位大师也都有此同感。约米尼虽相信他的《战争艺术》对于国王和政治家都是一本非常适当的教科书，但在作结论时又还是断言“在太阳底下没有任何东西尽善尽美”。克劳塞维茨的态度则更谦虚，他说他的《战争论》“尽管在形式上有其一切缺点，但事实上仍含有许多年来对战争深入思考和勤奋研究的成果”。这两位大师对于其传世之作都还不敢表示绝对满意，我何人斯，又怎样敢于自我肯定？
对于这本书首先必须指出的是遗漏的确难于避免。西方战略思想所包括的范围实在太广大，资料也实在太浩繁。由于受到篇幅和结构的限制，以至于某些部分无法容纳而只好割爱，可以说是非得已，并非出于作者的无知或疏忽。其次，错误也必然存在，这多少又与资料来源有关，因为作者不可能完全利用原始资料，而有时必须依赖第二手资料。同时，又还牵涉到选择的问题，因为选择无法避免主观的判断。不过，作者又必须强调说明：即令有错误，但绝非故意扭曲；即令有主观绝非武断偏见。
就正面的贡献而言，这本书至少可以说是已经达到了下述三点主要目的：（1）对于各种思想都已概括说明其背景和来源；（2）对于不同的时代，都已分析其思想演进过程以及因果关系；（3）对于主要著作都已综合论述其重点，并阐明其影响和得失。
仅凭上述三点，这本书似乎也就应有存在的价值。事实上，不仅作者已作最大的努力，而且甚至于在西方，到今天也还没有一本像这样的综合战略思想史。所以，本书之作至少可以说是有总比无好。希望读者对其应保持虽不尽满意但仍可接受的态度。此外，作者又还可以保证，虽然遗漏和错误也许在所难免，但整个观点和方向还是正确的，至少不会对读者产生任何误导作用。
正像克劳塞维茨所曾说过的话，这一本书足以代表作者数十年来深入思考和勤奋研究的成果。虽然作者无所师承，但在治学和著作的过程中，又还是曾经获得许多前辈和亲友的爱护和支持。所以，在这本书完成之日，内心里对于他们也就充满了无法用文词来表达的怀念和感激。在此对他们深致诚挚的谢意。
钮先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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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钮先钟 [中国]
[出自《西方战略思想史》] 1995
基本观念
一、西方
二、战略
三、思想史
选择原则
全书纲要
基本观念
这本书名为《西方战略思想史》（A History of the Western Strategic Thought），是一本具有特殊性质和特定范围的史书。所以，必须首先对书名中所含有的基本观念（名词）作较明确的说明，而本书所拟讨论的范围和内容也正是根据这些观念来界定的。现在就依照逻辑顺序分别说明如下：
一、西方
所谓“西方”就是大家所常说的西方世界（Western World），本是一种概括性的名词，并无明确的定义。在这一本书中西方所包括的地理范围是根据其时代背景来界定的。概括言之，西方的文明或历史可分为三大阶段：（1）地中海阶段，（2）西欧阶段，（3）北大西洋阶段。在前两阶段，即从古代到近代，所谓西方世界大致就是指欧洲的西部而言。15世纪之后欧洲人开始越过大洋向外发展。所以，就大体而言，本书实可称为“欧洲战略思想史”，因为欧洲以外的西方世界（主要的即为美国）仅在近代才开始扮演一个值得讨论的角色。
从地理观点来看，西方世界也是一个海洋世界。欧洲西部本是一个大半岛，而大半岛上又伸出若干个小半岛，好像手掌上长出五个指头一样。我们中国人有一句成语说“开门见山”，而西方人则可以说是“开门见海”。这似乎是西方文明的一种特征，同时也在东西思想之间构成显著的差异。在中国历史中海洋的影响非常有限，但在西方历史中，从远古到现代，海洋始终都是一个主要因素。
现在再明确地指出：本书所谓的“西方”是指欧洲以及美国而言，至于其他地区则不在范围之内。
二、战略
本书的主题为“战略”，照理说，凡是本书的读者，对于这个名词和观念应该已有相当的认识，不过为达成共识，避免误解起见，对此一主要观念还是必须作若干澄清的解释。首先要指出“战略”这个名词有其悠久的历史和复杂的内涵，而且可以说是具有先天的高度模糊性。所以，在此只能作综合和扼要的说明，至于更详尽的分析则将分别出现于以下有关各章之中。
战略观念的起源固不可考，但名词在西方的出现则有较确实的考据。“战略”一词的原文在英语中为“strategy”，在法语中为“stratégie”，在德语中为“strategie”，在意大利语中为“strategia”。其语根出于希腊，希腊语中有“stratos”这样一个字，其意义为军队。从这个字就衍生出“strategos”，意为将军或领袖，以及“strategeia”，其意义可以分别为战役或将道（generalship）。此外还有“strategama”一字，译成英文就是“strategems”，其意义为战争中的诡计（ruses de guerre），换言之，即孙子所谓“诡道”，也可译为“谋略”。 [ 注：Martin von Creveld，The Transformation of War（New York，Free Press，1991），pp．95–96． ] 在希腊文中又有“strategike episteme”和“strategon Sophia”二词，前者意为将军的知识（general's knowledge），后者意为将军的智慧（general's wisdom）。这两词已经含有现代战略的广泛解释在内。 [ 注：Edward N．Luttwak，Strategy：The Logic of War and Peac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p．239． ]
罗马人福隆提纳（Frontinus，40–103）曾以Strategemata为其书名。东罗马皇帝毛里斯（Maurice，582–602）曾著一书以教育其将领，名为Strategikon，大致成书于公元580年，其意即为“将军之学”。自从罗马衰亡，西方历史进入中世纪之后，所有这些发源于希腊的名词和观念都已为人所遗忘，直到千余年后才又出现。 [ 注：同上书，p．240。 ]
18世纪时，法国人梅齐乐（Maizeroy，1719–1780）在其所著《战争理论》（Theorie de la guerre）一书中首次使用“战略”（stratégie）这个名词，并把它界定为“作战的指导”（the conduct of operations）。这本书出版于1777年，在战略思想史上应该是一件值得纪念的大事。这个名词开始慢慢地进入法国的军事用语之中，在18世纪80年代的欧陆军事著作中已经普遍使用，但在英国，甚至于到19世纪初期还很少有人知道它。 [ 注：Azar Gat，The Origins of Military Thought：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Clausewitz（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p．39–43． ]
“战略”这个名词的正式使用到今天虽不过两百余年，但并不意味着战略的观念在过去不存在。事实上，可以说战略的观念是古已有之，只是不曾使用现有的名词而已。希腊人另有一个比较常用的名词，“taktike techne”，它也就是现有“战术”（tactics）一词的起源，不过古人并无战略和战术的分类，所以这个名词的意义也就把所有一切有关战争的知识都包括在内。其拉丁文的译名为“ars bellica”，若再译为英语即为“art of war”，也就是“战争艺术”。简言之，“战争艺术”已经把“战略”的观念包括在内。 [ 注：Edward N．Luttwak，Strategy：The Logic of War and Peace，p．240． ]
战略观念的内涵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地扩大和加深，形成一种源远流长的演进过程。我们从此种过程中可以获得三点初步认识：（1）战略是智慧的运用，中国古人称之为“谋”，孙子说：“上兵伐谋”，所以，战略是斗智之学，伐谋之学；（2）战略所思考的范围仅限于战争，与战争无关的问题则不包括在内，这也是当年翻译“strategy”这个名词的人在“略”字前面再加一个“战”字的理由；（3）战争中所使用的主要工具就是武力，也就是“兵”，所以中国古代把战略称为兵学，简言之，战略为用兵之学，作战（operation）之学。
概括地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西方人对于战略一词的意义大致还是采取有如上述的狭义界定，即仍以战争和军事为范围。但事实上，和平与战争几乎是不可分的，而战略所要考虑的问题也非仅限于用兵。因此，上述三点除第一点永远正确以外，其他两点都必须扩大其内涵，或作弹性化的解释。此种广义的战略观念本来也早已存在，不过一般人称之为“大战略”（grand strategy）而不概括地称之为“战略”，甚至于还有人用一个更古老和更模糊的名词，即所谓“state–craft"。这个字不仅没有公认的中译而且也无明确的定义。 [ 注：“大战略”一词在20世纪前期即已开始使用，尤其在英国，像富勒和李德哈特在20世纪20年代都已使用，但此一名词的创始人是谁，则无从确定。 ]
本书对于战略的观念采取广义的解释，即把军事战略和大战略两个层面都涵盖在内。因此，可能有若干过去视为与战略无关的思想或著作也会纳入讨论范围之内。
三、思想史
战略是一种观念，当然也是一种思想。思想是以人脑为其源头。某人若能创出特殊的思想，则也就成为所谓思想家（thinker）。思想家固能创造思想，但能创造思想者又非仅限于个别的思想家。有时，某人虽非公认的思想家，但也能创出某种思想。最后，思想更可能是民族智慧的结晶，社会经验的累积。因此，思想可有个别和集体，特殊和普通之分。
如果把思想视为历史现象的一部分，则也就可以从历史的立场来探讨思想现象，此种研究成果即为思想史。思想史不仅要叙述某一个人或某一时代的思想内容和特色，而且还要探索其彼此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进一步了解思想演变过程中的焦点和轨迹，甚至于还要由此而推断其未来发展趋势。思想史必须重视思想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能够对思想的形成和演变产生影响作用的环境因素可概分为五大类：（1）时代，（2）地理，（3）社会，（4）文化，（5）技术。凡研究与思想有关的问题时，必须首先分析环境因素，然后始能获致较深入的了解。 [ 注：可参看钮先钟，《中国战略思想史》，导言中有关思想背景的分析，pp．12–17． ]
思想具有多样性，分别表现在各种不同的领域中，例如哲学、文学、艺术等等。因此也就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特殊思想史。战略思想史即为其中之一种。
现在再把上述三种基本观念连在一起，即构成这本书的书名：《西方战略思想史》。顾名思义即可了解它是一部史书，其所叙述和分析的主题则为从古到今，战略思想在西方世界中的发展过程。
选择原则
主题虽已确定，但有关此一主题的史料却相当浩繁，所以必须加以选择整理，然后始能含英咀华，写成一部严谨而精简的战略思想史。前人思想留传后世不外经由立言与立功两种途径。立言又可分两类：其一为本人的著作，其二为他人的记录，前者的价值又超过后者，因为那代表较原始和较完整的资料，反而言之，他人的记录则不仅可能有所遗漏，甚至于还可能含有误解。有时思想的本身并无记录，而只能凭前人的事迹、功绩（deed）来作间接的推断。经由此种立功方式而留传的思想当然更不完整，其可信程度也较低。但不得已而求其次，则又还是聊胜于无。因此，本书对资料来源的选择原则为立言优于立功，直接优于间接。
既以战略思想为主题，凡与战略思想无关的言行自不应纳入书中，但战略本身又是一个具有高度弹性的观念，究竟哪些思想应算是战略思想，在不同的时代，根据不同的认知，而又可能有不同的答案。因此，所谓选择者有时也就会变成见仁见智的问题，虽然照理说是应有客观的标准，但实际上又还是难免不作主观的判断。
本书所要叙述和分析的对象为战略思想在西方世界中的发展和演变过程。其目的为回溯思想的主流，说明其中心理念，尤其重视思想与时代背景之间的互动关系。战略观念的本身，战略家对于此种观念的了解，前人对后世的影响，也都成为分析重点。本书也可以视为一种战略著作的概述，但在此领域中的著作实在是太多，仅凭这样一卷（one–volume）的篇幅，自难作详尽的介绍。所以，对于某些著作只能采样而已，不过所采取的样本又还是以最具有代表性者为原则。此外，在叙述内容时也是以主要理念为焦点，比较烦琐的部分则予以删节，至于直接引述则更仅以必要者为限。
本书所最重视者为思想的本体或实质内容，至于思想家或著作者的身世则为次要问题。诚然，每一种思想都会呈现出其创始者的商标，而伟大的人物对于思想的流向也会产生决定性作用。但思想史并非传记，其主题为思想而非人物。另一方面，研究战略思想固然必须了解其时代背景，以及思想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但本书对于这些背景因素又只能作简要的说明，而不可能作深入的分析。凡读本书者对于一般历史事实应已有相当程度的基本知识。假使自认基本知识不够，则应随时阅读通史以供参考。
凡从事战略研究的学者必须首先探索战略思想的根源。有一条不易的真理常为人所忽视，那就是“温故而知新”，温故为知新的基础，欲知未来则必先知过去。向过去探索得愈深，向未来也就可以看得愈远。尤其是现代战略思想，以及当前世界上的诸多问题，大致说来，几乎都与西方的思想传统和历史经验有密切微妙的关系。现在的根往往是埋藏在过去的深处，任何学术研究若只注意表面而不寻根探源，则其结论必然流于浅薄。尤其是战略研究虽已扩大其范围，但就基本理念和主要目的而言，战略仍为统合的整体。因此，治学者必须明识大体，掌握主流，然后始能避免见树而不见林。
全书纲要
本书依照时代顺序分为6篇，每篇又分为若干章，共20章。篇名列举如下：
第一篇 古 代：西方战略思想的萌芽期
第二篇 中古时代：西方战略思想的停滞期
第三篇 启蒙时代：西方战略思想的复兴期
第四篇 近代（上）：西方战略思想的全盛期（一）
第五篇 近代（中）：西方战略思想的全盛期（二）
第六篇 近代（下）：西方战略思想的全盛期（三）
全书所叙述的内容为西方战略思想在过去将近2 500年间的演进过程以及其兴衰趋势。就逻辑而言，本应分为4篇，但由于西方战略思想在近代（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发展实在是范围广泛，内容复杂，若全部都纳入一篇之内，则将有13章之多，不仅会使全书的结构显得不平衡，而且也可能造成阅读时的不便。所以，才决定作成分为6篇的安排。
从演进过程上来看，几乎立即可以发现西方战略思想的兴衰趋势恰好与中国相反。概括言之，在中国为先盛后衰，而在西方则为先衰后盛。其结果对于中国也就可以说是相当不幸。19世纪后期，西方人不仅船坚炮利，而战略思想也远占优势。反而言之，东方人不仅物质上居于劣势，而且思想上也近似无知。
在中国战略思想史中，先秦时代不仅为开创期，更可说是黄金时代。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在中国历史中此后遂不曾再见。反观西方古代，战略思想虽已萌芽，但其发展若与中国比较则真乃瞠乎其后。秦汉时代，中国战略思想虽已由绚烂趋于平淡，但仍能维持其正常发展，故可称之为成熟期。直到魏晋六朝时才开始进入衰颓期。在西方自从公元5世纪罗马衰亡之时起，战略思想即直接进入停滞期，亦即所谓黑暗期。
中国战略思想进入衰颓阶段后，虽也曾一再出现复兴转机，尤其元明清三代更可算是蜕变期，但就整个大趋势而言，中国战略思想还是一直处在衰颓阴影之下，始终不曾再度大放光明。反观西方，则有完全不同的发展：从古代进入中世纪，虽有长达千年的停滞期，但从16世纪开始，西方战略思想即出现复兴的转机，此后更是进步日益迅速，范围日益扩大，所呈现的真是一片光明景象，似乎再也看不到黑暗的阴影。所以，用历史的眼光来看，是可以立即认清此种强烈对比。
由于发展过程的不同，所以在写作时对重点也就有不同的选择。在写中国战略思想史时，重点是摆在古代，因为春秋战国实为中国学术思想的黄金时代，自此之后则日益式微，真令人有今不如古之感。反观西方，其在古代的发展实远不如中国，但自从16世纪文艺复兴时开始，西方战略思想的突飞猛进又远非中国所能及。因此，在写西方战略思想史时遂必须略古详今，而把注意的焦点放在近代的时段内。所以，本书的后3篇在篇幅上超过全书2／3，其理由即在此。
本书在组织上是以时代为经，以思想为纬。其主旨为对西方世界的战略思想作前后一贯的综合叙述和研讨。简言之，战略为主题而历史只是方法。因此，本书不是一本纯正的史学著作。
最后，作者又还有一特殊动机，必须在此强调说明，那就是本书也可以说是专为中国从事战略研究的青年学子而写的。因为在今天研究战略必须学贯中西，但中国学子受到环境因素的限制，要想博览西方典籍，实在是不无困难，不仅有语言上的障碍，而且有若干资料也甚至于无从获致。因此，这本书不仅可以指引他们如何研究西方战略思想，而且更可以对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宽广而必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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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希腊
钮先钟 [中国]
[出自《西方战略思想史》] 1995
西方文明的摇篮
一、波斯战争
二、伯罗奔尼撒战争
三、亚历山大的战争
著作与思想
一、希罗多德
二、修昔底德
（1）精密分析
（2）历史教训
（3）现实主义
三、色诺芬
四、柏拉图
五、亚里士多德
大战略与海权
西方文明的摇篮
写一本历史书必然有其叙述上的起点，这本《西方战略思想史》的起点又应该放在何处？20世纪初期，德国战史大师戴布流克（Hans Delbrück）在写其传世巨著《战争艺术史》（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时，对于所采取的起点曾作扼要的解释，他的见解对于本书可以说是完全适用的。戴布流克认为战争艺术史本为通史的分支，所以二者应有共同的起点，不过，后者的研究又必须有较充足而可信的资料来源，然后才能通过客观的分析来获致较精确的论断。西方文明发源于希腊固为人所共认的观念，但直到波斯战争（Persian Wars）的时代（公元前5世纪）始有比较可信的资料足以作为研究的基础。因此，波斯战争也就构成战争艺术史的天然起点。 [ 注：Hans Delbrück，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Westport，Greenwood Press，1975），vol．1，pp．27–29． ]
李德哈特（B．H．Liddell–Hart）在其《战略论》（Strategy：The Indirect Approach）中也指出：最自然的起点即为欧洲历史中的第一次“大战”——大波斯战争。此时战略尚在幼年期，我们不可能期待有太多收获；但马拉松（Marathon）的大名却已在所有一切历史学家的心灵中和想象中留下如此深刻的烙印，所以又还是不能忽视。 [ 注：B．H．Liddell–Hart，Strategy：The Indirect Approach（London，Faber and Faber，1967），p．27． ] 富勒（J．F．C．Fuller）在其《西方世界军事史》（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中也说：“马拉松是欧洲诞生的啼声”，并引述《剑桥古代史》（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中的评语说：“那是一部伟大戏剧的卓越序幕”（a brilliant prologue to a grand drama）， [ 注：J．F，C．Fuller，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New York，Funk and Wagnalls，1954），vol．Ⅰ，p．25． ]
西方战略思想以希腊为源头，而思想的发展和演变又与整个历史过程有密切关系，所以必须首先概述其历史背景。当然，本书对于史实并不能作详尽的叙述，而只能提出其最重要的关键，并扼要说明思想家和著作的历史基础。
希腊人（Greek）为印欧人（Indo–European）的一部分，迁入希腊半岛的确切时间已不可考，大致应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到公元前1000年时，希腊人的活动范围已由爱琴海扩大到地中海，并进入近东周边地区。他们建立所谓“城邦国家”（city–state），总数在1000个以上，彼此之间常有战争发生，其胜负兴亡的事迹并无可靠的记录。荷马史诗中所描述的“木马屠城记”大致是发生在公元前1250年，希腊人所毁灭的特洛伊城（Troy）位置在土耳其海岸上。此时虽已进入铁器时代（Iron Age），但希腊人到公元前900年时始有文字。荷马史诗之作可能是在公元前750年到公元前700年之间。此时的希腊似乎尚无高级文明可言，而除近似神话的传说以外，也根本没有可以信赖的历史记录。
由于人口的增长和资源的缺乏，早自公元前8世纪，希腊人即已在意大利和西西里以及黑海岸边建立殖民地。他们与外在世界的接触日益频繁，范围也日益扩大，这固然带来较多的财富，但同时也带来较多的战争。此种发展对于战争艺术自然产生重大冲击。在此应略作说明：此时尚无所谓战略战术之分，只能把一切有关战争的思考和方法都统称之为战争艺术。
大致在公元前700年到公元前650年之间（也许是在公元前675年左右），希腊人发展了所谓“重步兵方阵”（hoplite phalanx），这是他们对古代战争的主要贡献。方阵用近代术语来表示就是一种队形（formation），那是由纵深为八人所构成的矩形，阵中的步兵都身穿盔甲，手执矛盾。有了方阵始有真正有组织的战斗，中国古人也说“阵而后战”，其理相通。方阵是未来一切欧洲军事组织的起源，直到罗马兵团（legion）出现时为止，方阵也可以算是最坚强的战斗队形，支配着希腊时代的一切战争，所以这个时代也可以称之为方阵时代（the age of the phalanx）。
以方阵为军事组织的基本形式，对于战争遂又带来两种重要改变。第一，古代英雄单打独斗的战斗方式逐渐遭到淘汰，战争变成一种集体行动，勇者不可独进，怯者不可独退。第二，战争既已集体化和组织化，则必须要求全体男性公民（citizen）共同投入，每个人都应竭尽所能，奋勇作战。诚如希罗多德（Herodotus）所云，当军人相信他是为其本身的自由和生活方式的保持而战时，则此种勇气也会随之而增强。换言之，方阵是一种“公民化”（civilized）的战斗体，与民主政体具有密切关系。 [ 注：Mark V．Kauppi and Paul R．Viotti，The Clobal Philosophers：World politics in Western Thought（New York，Lexington Books，1992），p．24． ]
在公元前600年到公元前500之间的时代中，以雅典为首，有一部分希腊国家采取所谓“民主”（democracy）制度，但此种制度与现代民主政治只是貌似而已，而且在国与国之间也有很多的差异。同时又还有其他的国家并未采取此种制度，最显著者即为位置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斯巴达（Sparta）。雅典与斯巴达在地理、文化、政治、军事等方面都有相当巨大的差异，并形成强烈的对比。就地缘战略的观点来看，雅典为海权（sea power），斯巴达为陆权（land power）。以经济而言，前者重商而后者重农。以思想而言，前者倾向自由和平，后者倾向专制黩武。前者文治优于武功，而后者则武功优于文治。所以二者虽同属于希腊文明的范畴，但彼此之间又形成非常复杂的国际权力斗争。 [ 注：关于希腊的政治制度可参阅邹文海遗著，《西洋世界政治思想史稿》（台北，邹文海先生奖学基金会），pp．27–39。 ]
在此同一时期，近东文明也早已有长期的发展，尤其在军事方面实际上是要比西方远为进步。所以在公元前500年时，希腊所面对的最大威胁即为波斯。大流士（Darius，公元前521–公元前483）已经建立了地中海世界中最伟大的帝国，并开始向希腊半岛进攻，于是所谓波斯战争正式揭开序幕。在此以前虽也有战争，但不仅缺乏可以信赖的历史记载，而且就性质和规模而言，也算不得是一种真正有组织的战争。 [ 注：关于近东古代文明和军事情况的知识可参阅Arther Ferrill，The Origins of War（London，Thames and Hudson，1955），pp．35–90。 ]
从战争研究或战略研究的观点来看，以公元前500年为起点，古希腊的战争史可以概分为三大阶段：（1）波斯战争（Persian Wars），（2）伯罗奔尼撒战争（Peloponnesian War），（3）亚历山大的战争（Alexander's Wars）。现在分别简述如下：
一、波斯战争
波斯派遣一支小型的远征军于公元前490年前往希腊，其目的为警告以雅典为首的希腊国家要他们少管闲事。8月底或9月初，波军在雅典东北马拉松平原的海岸上登陆，希军也立即赶往迎敌，于是遂展开西方历史中首开记录的东西会战——马拉松之战（The Battle of Marathon）。这是一个相当小型的会战，希军兵力约10000人，波军可能还较少。战斗经过和死伤数字都无详细记录。结果为波军退走，结束了大流士的远征行动。就军事意义而言，马拉松之战并不具有任何决定性。不过，在历史上，这是希腊人第一次在陆上击败其劲敌波斯人。因此也就使他们对于本身的前途感到深具信心。这种信心继续维持达300年之久，而西方文明在此阶段中遂能发扬光大。
战后，雅典人以为威胁从此解除，但其执政者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则颇有远见而不以为然。他认为马拉松之战只是战争的开始而非结束，同时他又认为除非雅典能建造一支能够支配爱琴海的强大舰队，否则终将败亡。当时雅典恰好发现产量丰富的新银矿，他就力劝雅典公民利用此种天赐财富加速建造100艘战船，使雅典海军实力大增。
10年后，大流士已死，其子泽尔士（Xerxes，公元前485–公元前465）继位，在公元前480年再度来犯，声势之大远过于前次。但在雅典海军奋战之下，希腊联合舰队又在沙拉米斯之战（Battle of Salamis）中击败强敌，不仅赢得西方海军的第一次伟大胜利，而且也象征西方海权的兴起。
两次胜利后，雅典在希腊诸国中遂自然跃居领袖地位。为吓阻波斯再发动侵略起见，雅典遂倡组同盟。公元前478年，以提洛岛（Delos）为总部的同盟组成，史称提洛联盟（Delian League）。它是世界上最早的海洋同盟，也可以说是现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先驱。居于盟主地位的雅典不仅需要不断增建其兵力，并筑“长城”（Long Walls）以保护本国的安全。长城分北、中、南三道，将雅典城与皮劳斯（Piraeus）港区连成一体。长城完工（公元前456）后，雅典也就变成一个陆上岛国。
二、伯罗奔尼撒战争
雅典国力日益强大，对同盟的政策常加干涉，由于提洛联盟逐渐在实质上变成一个雅典帝国，这当然又会引起若干会员国的不满和畏惧。于是有一部分国家遂拥护斯巴达以与雅典对抗，双方剑拔弩张，终于在公元前457年爆发武装冲突。但由于势均力敌之故，到公元前445年结束战争并签订和约。此后有一段时间相安无事，但实际上双方都在乘机巩固其势力范围。
公元前435年，双方关系再度恶化，到公元前431年遂又爆发第二次战争，这才是修昔底德（Thucydides）所写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在此有三点必须说明：（1）实际上这是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第二次战争，但因前一次规模较小，故不为人所重视，所以也无特殊命名；（2）虽名为伯罗奔尼撒战争，但并非表示战场仅限于该半岛，而是因为斯巴达是本岛上的主要国家；（3）并非所有希腊国家都参加战争，仍有中立国之存在。
伯罗奔尼撒战争始于公元前431年，终于公元前404年，总计达27年之久。战争又分为两段：前段长10年，后段长11年，中间夹着6年的和平阶段。所以照理说，应该要算是两次战争。但修昔底德却认为它是一个完整的战争，因为前后两段在因果关系上是彼此相连，无法分开。
战争初期雅典采取所谓“伯里克利战略”，（Periclean Strategy），因为那是由伯里克利（Pericles）所设计，故以此得名。其要旨为城外居民必须退入城内避难，并坐视其家园饱受敌军蹂躏，但雅典海军在此同时却能摧毁敌方的经济和贸易。伯里克利希望使用此种战略即能确保帝国安全，并迫使对方求和。
对此种战略，戴布流克称之为“消耗战略”，即中国古人所谓“坚壁清野”。李德哈特则认为那是采取间接路线的大战略。 [ 注：分别见《战争艺术史》（vol．Ⅰ，p．135）及《战略论》（p．31）。 ] 不幸伯里克利在公元前429年病逝，后继无人，从公元前426年起，雅典即改采克里昂（Cleon）所主张的直接攻势战略，富勒认为此乃致命的错误。此后双方互有胜负，到公元前421年，终于签订和约，结束长达10年的第一阶段战争。
到公元前415年，战祸再起，雅典大舰队向西西里岛发动远征，以叙拉古（Syracuse） [ cdhyy注：锡拉库萨 ] 为攻击目标。全部西西里战役长达3年（公元前415–公元前413），其结果为世界战史中所罕见的全军覆没。雅典因此元气大伤，但其海军仍能保持相当实力，始未立即崩溃。此后又经过9年的苦战，雅典不仅转危为安，而且更能获致有利的战略形势。不料到公元前405年，斯巴达海军将领赖桑德（Lysander）在伊哥斯波塔米（Aegospotami）彻底击毁雅典舰队，于是9年之功遂毁于一旦。
雅典既已丧失手中最后王牌，遂不得不求和。谈判到公元前404年始达成和议，正式结束先后长达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赖桑德的斯巴达舰队于4月间驶入皮劳斯港，象征雅典霸权的结束。希腊史进入一个新阶段，陆权代替海权而成为支配因素。
三、亚历山大的战争
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斯巴达成为希腊的新霸主，但好景不长，到公元前371年即为文明水准较低的北方国家底比斯（Thebes）所击败。底比斯的强盛为期极短，到公元前362年由于其国王艾巴米仑达斯（Epaminondas）的战死，国势遂一蹶不振，取而代之者则为文明水准更低、位置更偏北的马其顿（Macedonia）。这一段历史与中国宋代颇类似。首先为宋（雅典）辽（斯巴达）之争，其次为金（底比斯）之崛起，最后才是元（马其顿）之统一。
马其顿在希腊世界中本为边陲小国，菲利普（Philip，公元前382–公元前336）在公元前359年即王位后，开始励精图治，整军经武，不久就使马其顿一跃而为北方巨强。菲利普东征西讨，所向无敌，但不幸遇刺而死，未完成的大计划遂由其子亚历山大继续执行，而其最后的成就又远超过乃父所能想象的限度。
亚历山大（Alexander，公元前356–公元前323）即位时为公元前336年。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结束（公元前404）到此时已有68年，希腊世界中已有许多改变，而在军事领域中则更可以说是已经发生了一次革命，也许可以说亚历山大之所以能有如此伟大的成就，其主因就是他能掌握此种革命的潮流。不仅其所建立的新军制成为后世的模范，而其思想则更是走在时代的前面。
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34年发动东征，到公元前331年即已结束其全部战争，并征服波斯，建立了历史上空前的欧亚帝国。在其战争过程中除著名的四大会战之外，还有其他大小战役不计其数。虽然并未留下任何著作，但他以立功的方式在战略思想领域中所留下的教训仍可为后世效法。他是西方历史中第一位拥有“大帝”（The Great）尊称的君主，也是西方军事史中的第一位“名将”（Great Captain）。 [ 注：有关亚历山大的功业和将道，可参看J．F，C．Fuller，The Generalship of Alexander the Great（London，Eyre and Spottiswood，1958）。 ]
自从亚历山大英年早逝之后，其帝国随之而瓦解，希腊时代也逐渐趋于没落，而西方文明则在地中海内的另一个半岛上找到了新的生命。
著作与思想
在西方思想的根源中，可以发现两条不同的流向，一为历史，另一为哲学。历史所研究者为人事的经常变迁，并企图通过叙述的方法来达到解释的目的。哲学则直接寻求人生经验中的不变因素。简言之，史学家是想通古今之变，哲学家是想识事理之常。二者虽各有途径，但彼此又还是有其微妙互动关系之存在，所谓思想者也就时常徘徊于二者之间。战略思想亦复如此。
在史学方面，希腊所流传的有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Xenophon）等人的著作；在哲学方面则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这些著作虽非以战略为其主题，但其中却含有很多与战略有关的资料。若能加以综合整理，则还是可以显示西方战略思想在此萌芽阶段所具有的内涵和价值。现在就依照时间顺序对希腊史家和哲人的著作分别扼要叙述如下：
一、希罗多德
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4–公元前430）被后世尊为“历史之父”（father of history），其著作名为Historie，也就是“History”一字的起源。这个字在希腊文中的原意并不明确，可以解释为“寻求”（enquiry）或“研究”（research）。其所以具有“研究过去”（research into the past）的现有意义，就是因为希罗多德用其作为书名之故。这是西方世界中的第一部史书，内容分为两部分：前半部所记述的是波斯的兴起，后半部则以希波战争为主题。他自称其目的为“保存过去的回忆，记录惊人的成就，而尤其是显示民族之间如何发生冲突”。希罗多德虽为西方第一位历史学家，但治学态度并不太严谨，其书中常有夸张不实之语。他曾说：“我的责任只是报道人们所说过的事情，但我不一定要相信它。”不过到了他自己的那个时代，其记述也就比较可信。 [ 注：Herodotus，The Histories，trans．Aubrey de Selincourt and A．R．Burn（London，Penguin Books，1954）。本书所有的引述都取自此英译本。 ]
希罗多德的书似乎是长于叙述而短于分析，不过从其叙述中又还是可以归纳出若干应该列入战略思想范畴中的基本观念。他一再指出国家的主要利益即为维持其本身的安全和自主。若欲维护国家安全则又有两种基本途径：其一为集中国内的资源，其二为创建同盟关系。希罗多德认为国家若不能凭借权力平衡来吓阻侵略，则必须动员足够的资源以巩固国防。他强调国家必须同时具有财力和兵力，因为那是基本权力因素，二者不可或缺。
但他又进一步指出仅凭强大的经济和军事能力还是不足以保证胜利，而社会政治制度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概括言之，民主制度最能保障国家的安全，因为公民为确保其本身的自由将不惜拼死一战。希罗多德认为希腊之所以能击败波斯，其主因即在此。
至于说到同盟关系的建立和维持，希罗多德指出共同的威胁实为主要因素，当威胁减弱或解除时，从散约解也似乎为必然后果。同盟本为利害的结合，敌友关系也自不稳定，尤其在战争中同盟国部队之间的合作更是困难，所以指挥的统一实为制胜的必要条件。希腊海军在沙拉米斯的胜利即为一例。
希罗多德的思想也与当前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学派类似，他认为在现实世界中，“欺诈”（deception）是一种正常的求生手段，他假大流士之口这样说：“如果谎言是有所必要，为什么不说？我们所追求的是本身的利益，不管是否说谎都是一样。” [ 注：以后凡引述均用（ ）列入书内，罗马数字代表篇，阿拉伯数字代表页。 ] （Ⅲ，71–75）
二、修昔底德
修昔底德，也有人译为修昔的底斯，大约生于公元前460年，死于公元前406年，出身于雅典中上层阶级。伯罗奔尼撒战争时任海军军官，在战争第七年（公元前424）奉命率师救援安费城（Amphipolis），因迟到使该城落入斯巴达军之手，遂被革职并不准返回雅典。此后一直流亡国外，直到其死前四年始获准返国定居。作为军官其遭遇可谓不幸，但对历史而言，又可谓大幸。假使他官运亨通，则也许就不会有这样一部西方第一战史了。 [ 注：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trans．Rex Warner（London，Penguin Books，1954）。本书所有引述都取自此英译本。 ]
修昔底德治学严谨，其书中很少有闲话，他说：“我的历史似乎比较不易研读，因为其中缺乏浪漫因素。”他写书时内心里怀有一个非常严肃的目的，他指出这部历史是“为想从过去寻求正确知识的人而写的，同时也帮助人解释未来，因为人性不变，经常会在未来重复出现”。他又说：“写这本书不是想赢得时人的掌声，而是希望能永垂不朽。”
就上述目的而言，修昔底德可谓完全成功。其书在2400年后的今天仍被视为经典。其叙述和分析是如此合理、明确、客观、公正，所以19世纪的西方史学界都一致推崇其为世界上第一位“科学化的史学家”（scientific historian）。对于战略研究而言，修昔底德至少在三方面有重大贡献：（1）精密分析，（2）历史教训，（3）现实主义。现在就分论如下：
（1）精密分析
修昔底德写战史时并非以叙述为满足，而更企图对于因果关系作精密分析。其所想探讨的第一基本问题即为战争的起因。他把战争原因分为远近两类（underlying cause and immediate cause），此种分类方式直到今天也仍为后世所采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远因为何？他的回答很简单：“使战争无可避免者为雅典权力的成长，以及其在斯巴达所引起的畏惧。”（Ⅰ，23）换言之，斯巴达所害怕的就是其权力地位已在相对衰颓（relative decline）。此种观念也被称为修昔底德的“霸权战争论”（the theory of hegemonic war）。每当有霸权出现，权力平衡就会发生改变，并引起他国的忧忌，此即为战争之远因。 [ 注：Robert Cilpin，“The Theory of Hegemonic War”，in The Origin and Prevention of Major Wars，edited by Robert I．Rotberg and Theodore K．Rabb（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pp．2–30． ]
其次则为人性（human nature）。修昔底德象中国荀子一样，相信人性本恶。他认为人对权力有天然的爱好，个人的贪欲和野心往往是冒险的主因。但他并不认为人性本恶为一切战争的远因，因为战争究竟还是理性的行为，不过在决策和行动时又仍可能受人性的影响。
远因可能潜伏很久，若无近因则战争也许仍不致爆发。修昔底德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近因有二：一为柯希拉（Corcyra），另一为波提达（Potidaea）。前者本为斯巴达集团之一员，而倒向雅典方面，后者则为雅典同盟国却受到斯巴达的勾引。于是战争遂一触即发。以上所云只是举例而已，事实上他的写法是夹叙夹议，随处都可发现其精辟的分析，分析结果即所谓历史教训。
（2）历史教训
修昔底德书中所含历史教训可谓不胜枚举，但照其本人的观察，最重要者莫过于西西里远征的失败。他指出雅典人对该岛情况几乎一无所知，而居然发动此一战役，才终于铸成大错。修昔底德的思想和孙子不谋而合，他强调“先知”，也确认“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的原则。
修昔底德对于整个战争的发展有一最重要的结论，那就是诚如中国宋代苏洵（老泉）《管仲论》所云：“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他感慨地指出当伯里克利当国时，雅典既富且强，但自他死后，国势遂衰并终于战败。由此可见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似不约而同，足以发人深省。
修昔底德认为有一个问题值得深思，那就是胜利者应如何对待失败者，强国应如何对待弱国。他指出国际情况变化难测，胜利之果很快就会变酸，今天的胜利者可能即为明天的失败者。所以当政者必须有容忍大度，而不可受到仇恨和报复心理的影响，尤其必须为国家长期利益着想，而不可对短期利益作过度追求。修昔底德认为伟大领袖的首要条件就是应有远见，所以他盛赞地米斯托克利，因为若非他有远见，说服国人大建海军，则不可能有沙拉米斯的大捷。（Ⅰ，138；Ⅱ，65）
（3）现实主义
在国际关系的学术领域中，所谓现实学派（realist）是在20世纪50年代才正式形成，但修昔底德的著作中却早已含有现实主义（realism）的基本假定在内。综合言之，可分下述两点：（1）人为理性动物，（2）安全为主要利益。
修昔底德也像其他希腊哲人一样，相信人类就本质而言是一种理性动物，所以政治家或战略家所作的决定、所拟的计划，都应以合理的思考为基础。不过，他又指出在实际情况中，虽有合理的计算，但又不一定即能产生理想的有利结果。他认为无论是在政治或战争中，要想预测某些因素将如何互动从而产生某种结果，都非常困难。但他又断言，不管结果如何，又都是人类行动所造成，而非由于天命。
他在其书中又曾一再举例来说明所谓理性（rationality）是如何常受认知（perception）的限制。他虽不曾使用这些现代化的名词，但他对于所谓实际环境与心理环境之间的差异则已有深入的了解。简言之，从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可以发现决策者所常犯的错误有下述三点：（1）把敌方能力估计过高，（2）把自己的选择范围看得太窄，（3）易作一厢情愿的想法（wishful thinking）。在这三种错误中又以最后一种的伤害最为严重。
最后，修昔底德既以战争为著作主题，其重视安全自不待言。他对安全作广义的解释，把对外和对内两方面都包括在内。换言之，仅凭军事权力并不足以确保安全，而必须对各种非军事因素作整合的运用。在其书中对于同盟外交曾有很多的分析，所以在冷战时代，备受西方研究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的学者所重视。这部书常被视为西方的第一本战略著作，严格说来，书中虽含有许多极有价值的战略观念，但究竟又非一本以战略思想为主题的理论著作。所以《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在战略思想史中的地位还是不能与中国的《孙子》相提并论，也许最恰当的比较是春秋时代的《左传》，因为二者同为古代战史名著。 [ 注：可参看钮先钟，《中国战略思想史》（台北，黎明文化公司），pp．62–68。 ]
修昔底德的战史作为经典名著的地位至今屹立不倒，不因时代久远而丧失其学术价值。甚至于有人认为过去2400年来一切有关国际关系的著作对修昔底德而言都不过是一种注释（footnote）而已，只有他的著作才能真正拆穿世界政治的一切奥秘。不过，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他的战争史并未写完，只写到战争的第二十年（公元前411）就停止了，而他本人也在公元前406年逝世，未能亲见战争的结束（公元前404）。最后一段战史虽由色诺芬继续完成，但因其治学态度不像修昔底德那样严谨，所以其所续成部分也就为后世所遗忘，只留下修昔底德未完成的巨著名垂青史。 [ 注：Mark V．Kauppi and Paul R．Viotti，The Global Philosophers World Politics in Western Thought，p．62． ]
三、色诺芬
续成伯罗奔尼撒战史的色诺芬（公元前434–公元前354）在战略思想史中也应占一席之地。色诺芬是一位传奇人物，他是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6年–公元前399年）的弟子，与柏拉图有同门之雅，曾以佣兵（mercenary）身份前往波斯参加战争，而且更是一位多产作家，其著作种类繁多，留下来的也不少，但以素质水准而言，则又还是不能与修昔底德相提并论。尚未讨论色诺芬的著作思想之前，首先又应对其师苏格拉底作少许介绍。
苏格拉底之于希腊有如孔子之于中国，同为一代宗师，但苏格拉底的遭遇却很不幸。他受到雅典政府的指控，以倡导邪说、蛊惑青年的罪名，被迫服药自尽。他并未留下任何著作，其思想只能从其弟子的著作中获得若干保存，这又应该算是不幸中之大幸。当然其弟子所述是否即能代表苏格拉底的真传，自不无疑问，不过，这却是惟一的来源。至少应认为其弟子在思想上曾受其影响，色诺芬和柏拉图都是如此。
色诺芬所留下的著作以Anabasis最为著名，其内容为叙述所谓“万人撤退”（Retreat of the Ten Thousand）的经过，也是色诺芬本人的冒险故事。公元前401年，大约有万余名希腊佣兵越过1500里的距离深入波斯境内，参加波斯小亚细亚总督居鲁士（Cyrus）的夺权内战。居鲁士失败后，他们被遣送回国，经过千辛万苦始回到希腊。色诺芬返国之后就花了几年的时间来记述对波斯人作战的经验和教训。他的记述对于当时和后代的军事人物，曾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在这次远征和撤退的过程中，色诺芬发现最重要的教训是在后勤（logistics）方面。他认为波斯人对后勤的组织和管理都井井有条，远非希腊人所能及。希腊人似乎只看到战争的作战（operation）方面，而几乎完全忽视了后勤。这是他们所必须矫正的最大弱点，否则也就不可能采取大规模和长时间的军事行动。
色诺芬的另一重要著作为Cyropaedia，那是一本以古波斯居鲁士大王（Cyrus the Great）为主角的历史小说，富勒认为，“大致说来，那是一本将道教科书”。 [ 注：J．F．C．Fuller，The Generalship of Alexander the Great，p．53． ] 戴布流克也认为那是一本采取历史小说形式的政治和战争教科书，而且文情并茂，为一般读者所欣赏，但若以研究战争艺术史为目的，则从此书中所能获致的知识实颇有限。尤其是书中内容有些部分近似幻想，所以读者必须慎重，万不可误认小说为历史。 [ 注：Hans Delbrück，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vol．Ⅰ，p．159． ] 这似乎又和中国的著名历史小说《三国演义》颇为类似。当清兵尚未入关时，清太宗（皇太极）也曾把《三国演义》分发其将领当作教科书来研读。
色诺芬另有一本学术气质较重的书却不太为人所注意，那就是Memorabilia，即《苏格拉底追思录》（Recollections of Socrates） [ 注：Xenophon，Recollections of Socrates，trans．Anna S．Benjamin（Indianapolis，1965）． ] 。色诺芬在此书中记述苏格拉底若干的遗言，使后世得以知道其师对战略方面的思想梗概，实为一种颇有价值的贡献，例如：苏格拉底曾指出战术仅为战争艺术中非常小的一部分。为将者必须精通有关装备的一切知识，并知道如何使其部队补给不感匮乏。他又认为将才是由天性和教育所共同养成。理想的将领必须具有下述天性：机智敏锐，精力充沛，谨慎小心但又敢于赌博，待人忠厚但又能善用计谋。从这些记载上看来，似乎与孙子论将颇为类似。（Ⅲ，1–4）
另有一段故事颇有深意。雅典的将军（Strategos）是由公民选举，有某人竞选失败，而其获胜的对手则为一位毫无军事经验的成功商人。此人遂向苏格拉底投诉，痛斥选民的无知，并历举其自己的战绩，把许多伤痕显示在苏格拉底面前。但苏格拉底在沉思之后回答说：“一个在私人事业上非常成功的人也许最具有能赢得战争的领导素质。”此语足以证明苏格拉底的战略思想的确相当现代化，他知道在战略层面，通才比专家更有价值。（Ⅲ，4）
由于受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影响，希腊的军事著作也随之而增多。根据戴布流克的考证，第一部综合性军事理论著作是出于伊尼阿斯（Stymphalian Aeneas）之手。他是阿卡地亚人（Arcadian），其书大约成于公元前357年，并以色诺芬为其资料来源。但其书已残缺不全，留下来的仅为其中一篇，内容为“论守城”，而甚至于这一篇也不能给予我们以太多的资讯。 [ 注：Hans Delbrück，History of the War，vol．Ⅰ，p．163． ]
四、柏拉图
希腊学人中除史学家之外，哲学家对于战略思想也有他们的贡献。苏格拉底已见前述，现在就进而论及其弟子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公元前347）和再传弟子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公元前322）。
柏拉图生于公元前427年，大约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后四年，也是伯里克利死后一年。他出身望族，本应从政。公元前404年，柏拉图23岁，雅典战败使政局不安，到公元前399年，其师苏格拉底被迫自杀，这对于他是莫大的刺激。从此他绝意仕途，专心治学，并于公元前386年创立“学院”（Academy），开门授徒，其弟子中最杰出者即为亚里士多德。国人常有以孔子、孟子、荀子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人相提并论之说，实际上，此种想法并不正确，而且与事实相距颇远。柏拉图为苏格拉底及门弟子，孟子则为孔子四代徒孙。孟不及孔，而柏拉图则超越其师。至于孟荀二子为儒家两大宗派，而亚里士多德则直接受教于柏拉图，更可谓拟之不伦。
柏拉图博学多才，著作极丰。其对话录共36篇，哲学、文学、伦理、教育、政治、军事等知识无所不包，真可谓集其大成。就战略思想而言，最重要者为《共和国》（The Republic），亦译《理想国》。其书在体裁上采取对话形式，只有《法律》篇（The Laws）为例外，而发言主角则均为苏格拉底。此一事实常引起后人的怀疑和争论：这些言论是否真正代表苏格拉底的思想，而仅由柏拉图加以追述？抑或所代表者实为柏拉图的思想，但他故意采取此种形式，其目的也许是表示其尊师重道，学有所本？很可能两种猜想都正确，书中之语有一部分也许的确出于苏格拉底之口，但大部分则代表柏拉图本人的思想，不过其思想曾受其师的影响则又应无疑问。
柏拉图是一位政治哲学家，对于国际关系和军事战略所言并不太多，不过从其著作中还是可以发现若干足以传世的重要观念。
柏拉图假苏格拉底之口，对于战争的起因提出下述非常生动的解释（也可以说是苏格拉底的思想是通过柏拉图的记录来表达）。 [ 注：Plato，The Republic，trans．B．Jowett（London，Penguin Books，1955）． ]
苏：“原来足以养活其居民的国家现在变得大小了，而感到不够。”
格：“一点都不错。”
苏：“于是我们想要从邻国的土地上割下一小块，而他们也像我们一样，想从我们的土地上割下更大的一块，那是超过其需要的限度，好让他们的财富可以无限地累积。”
格：“那是必然的趋势。”
苏：“于是我们就会发生战争，是不是？”
格：“的确如此……”
苏：“现在不必去讨论战争的善恶，但已可断言战争是像天下其他一切罪恶一样，有其共同的起因。”（Ⅱ，2，3）
[ 注：“格”即格劳肯（Glaucon），为与苏格拉底对谈者的人名。 ]
苏格拉底（柏拉图）所指的共同起因即为人类的无穷贪欲。所以他认为若欲保护国家和公民的财产，则必须有军队，他更十分强调说：“战争事务的处理必须有极高度的效率，这非常重要。”所以，“军事必须不受任何其他事务的干扰而保有完全自由”。由此可知他们师徒与中国孙子在思想上非常接近。
柏拉图在《法律》篇中又曾指出：“若欲保证国家的安全和战争中的最后胜利，则最强大而有效的武器莫过于军事上的联合一致行动（combined and united action）。”（The Law，Ⅱ）在《共和国》篇中，柏拉图讨论正义（Justice）的观念时又曾指出，在一个完美的国家（perfect state）中，治理人民的人对于哲学和战争应有最佳的了解。此外，他又认为战争是一种艺术，军人所负责任愈高，也就愈需要多花时间去熟练此种艺术。（Ⅱ，2，3）
已故的邹文海教授对于柏拉图的思想曾作一总结，颇有引述的价值：
好人是有德行的人，好的国家是合于公道（正义）的国家。当然，有德行的人不一定富有，更不一定有权势；而好的国家也不一定富强。柏拉图……不以权位利禄评定人的价值，也不以武力和财富来评定国家的优劣。他在《共和国》篇中曾一再反复说明，人不是为权势而行公道，国家也不是为富强而行公道。以权势富强的观点论公道，则绝无得到公道之可能。不过，他深信行公道的人及国家也不至失败，认为行公道必然穷困的想法是不正确的。反之，不行公道的人及国家虽或成功于一时，但最后必自取败亡。 [ 注：邹文海，《西洋世界政治思想史稿》，p．57。 ]
这一段话虽为邹教授所作的综合论述，但非常简明扼要，足以证明柏拉图的思想是含有深远的大战略观念。
五、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出生于卡尔息狄斯（Chalcidice），该地为马其顿的领土。他17岁时赴雅典求学，入柏拉图的学院学习。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入室弟子，追随他二十余年，直到柏拉图逝世后始离去。公元前343年，他返回马其顿任亚历山大的教师约两年，对于亚历山大的学问和思想应有相当重要的启迪。但在公元前336年，他又终于返回雅典。此时，亚历山大已继承父业，率师东征。当亚历山大每战皆捷之时，亚里士多德则创办了其著名的学校（Lyceum）。亚历山大不幸于公元前323年崩殂，整个希腊掀起一阵反马其顿的风潮，亚里士多德不敢留在雅典而迁居欧波亚（Euboea），以后也就死在该地，享年62岁。
亚里士多德著作颇丰，可惜大部分都已佚散，现在留存者以《政治学》（Politics）最受重视。在希腊和罗马的时代，亚里士多德的地位远逊于柏拉图。罗马沦亡后，其著作几乎已无人重视，直到12世纪时才再度被发现，此后遂声名大噪，而获得“政治学之父”的尊号。 [ 注：Aristotle，The Politics，trans．T．A．Sinclair（London，Penguin Books，1962）． ]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是以国内政治为讨论主题，对于国际政治很少提到。不过，他又还是给予国家安全以相当的重视，他认为国家必须有足够的兵力以来保护法律和抵抗外侮。他又特别强调防卫准备之重要，因为若已有良好准备的防御，则敌人甚至于也就不会企图发动攻击，此即所谓“有备无患”。（Ⅲ，xv。）
亚里士多德也可以算是现代地缘战略家（Geostrategist）的先驱。他认为国家的权力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而尤其以对海洋和大陆的地理位置最为重要。理想的位置是一方面能使敌军难于入侵，另一方面又使我军易于出动。此外，国家若欲扮演积极领导的角色，则必须同时保有足够巨大的海陆军。（Ⅷ，v，vi．）
亚里士多德像孟子一样，深信地利不如人和。他认为良好的政府才是国家安全的真正保障。如何才能建立良好的政府，一方面必须制定一部完全的宪法，另一方面又必须提高人民的道德标准，奖励守法精神。在如此良好有效的法治体系之下，全国上下始能团结一致，共同维护国家安全和善良生活。（Ⅵ，ix，xi．）
若与其他古代西方学者作一比较，亚里士多德对于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所具有的了解似乎是高人一等。在他的著作中对于今天所谓“政治经济”（political economy）曾提出不少的观念，而这也可作为后世学者进一步研究的基础。概括地说，亚当?斯密（Adam Smith）、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等人都曾以亚里士多德的观念为基础而来进一步发展他们的理论。
亚历山大曾受教于亚里士多德，时间不长，但在思想上曾受其师之影响则似可断言。以后亚历山大完成帝国雄图时，亚里士多德仍在雅典继续讲学，并未作任何实际参与，但弟子却把老师的政治理想发扬光大，并将其向希腊以外的世界作了广泛的传播。亚历山大的统治政策含有“天下一家”的理念，远超越希腊种族主义和城邦体制的狭隘范畴。亚历山大的功业虽只是昙花一现，但其伟大理想则可谓永垂不朽。究其根源又还是出于亚里士多德的教诲，有弟子如此，实为人师者的无上光荣。
大战略与海权
从古代所遗留下来的文献中，可以发现希腊先贤的著作实含有相当丰富的战略思想。虽然未能形成有系统的完整理论，但即令是东鳞西爪也弥足珍贵。表达战略思想的方式除立言之外，尚有立功。希腊时代用后述方式来表达战略思想者也不乏其人，现在就简述如下。
历史记录所显示的第一位希腊大战略家就是修昔底德所盛赞的地米斯托克利。他极有远见，在赢得马拉松之战的胜利后即开始作迎接第二次战争的准备。这也诚如古训所云：“欲求和平，准备战争。”（If you seek peace，prepare for war．希腊原文为si vis pacem，para belium）在波斯大军第二次大举来犯时，从一开始他就坚决主张放弃任何种类的陆上防御，而集中舰队对敌军作远距离的迎击。到沙拉米斯会战的前夕，他对于战场更作了非常明智的选择，使海峡的形势对于希腊舰队的行动变得大为有利，反而言之，也迫使对方居于不利的地位，不能发挥其应有的战略优势。由此更足以显示其战略天才。
伯里克利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主角，他在战争初期所采取的战略，被后世称为“伯里克利战略”，戴布流克认为那是典型的“消耗战略”（strategy of attrition），而李德哈特则誉之为采取间接路线的大战略。他在战争中的遭遇与地米斯托克利比较虽有幸与不幸之分，但其作为大战略家的地位则在伯仲之间。戴布流克对于伯罗奔尼撒战争曾作总论如下：在这次战争中是希腊人打希腊人，双方的武器和战术都一样，但其特点为一方面享有海上优势，而另一方面则享有同等的陆上优势。这种情况在战略层面上遂呈现一种全新的态势。
此时雅典出了一位伟大人物——伯里克利，他对于此种新任务有极深入的了解，而其所采取的战略也真可以说是功败垂成。戴布流克认为根据历史记录，伯里克利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位伟大的军事指挥官。事实上，诚如李德哈特所云，在较高层面的战略中，军事与政治相辅相成，而不可分，这也正是“大战略”这个名词的含义。在战略领域中，拟定计划并不难，而最难的却是计划的彻底执行。这需要坚定的决心和无比的耐力。当伯里克利健在时，其战略计划能彻底执行，但由于疠疫流行之故，战争进行了还只有一年半时，他就不幸病死。此后其战略虽仍继续执行，但努力程度则已不如其生前那样彻底有效。直到伯里克利死后五年，其战争计划才开始显示成功在望。
戴布流克特别提醒我们不要假定雅典是以征服整个希腊为其战争目的，因为伯里克利以及任何其他雅典政治家都知道其国力不足以达到此种目的。他们只想维持有利的权力平衡，并对势力范围作适当的扩张。由于缺乏领导人才，雅典遂坐失良机未能达成有利的和解。战祸再起之后，雅典人居然好大喜功，发动西西里远征，换言之，他们完全忘记了伯里克利的警告：“在战争中不要企图作任何新的征服。” [ 注：有关伯里克利的评论大致以戴布流克的书为依据，可参看《战争艺术史》，vol．1，pp．135–139。 ]
斯巴达称霸后不久即为底比斯所击败，底比斯之兴主要是由于其国王艾巴米仑达斯颇有创新天才，能在劳克特拉之战（Battle of Leuctra，公元前371）中一举而击败强敌。其所首创的新型战斗序列，也就是后人所谓的“斜行序列”（oblique order），即把强大兵力集中在一翼上而造成压倒优势。此种模式在后世一再为人所仿效。事实上，他不仅在战术上能打破数百年经验所建立的常规，而且在战略和大战略层面上也能替后辈开辟新的途径。可惜他寿命不长，未能大展其抱负。 [ 注：B．H．Liddell–Hart，Strategy：The Indirect Approach，p．34． ]
马其顿国王菲利普曾以人质身份居留底比斯达三年之久（公元前367），所以他对于艾巴米仑达斯的思想深有认识，并能加以发扬光大，而这也成为他给予其子的思想遗产之一部分。菲利普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亚历山大继承其王位，并在战略思想史上达到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位。
亚历山大的伟大几乎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诚如陶奇（T．A．Dodge）所云：“作为一位将领，亚历山大的成就是在任何人之上。没有任何人能对他提供行动的模范，而他却以身作则教导世人应如何指导战争。他所首创的原则成为后世一切名将的典型，包括汉尼拔、恺撒、古斯塔夫、屠云尼、尤金亲王、马尔波罗、菲特烈、拿破仑都在内。” [ 注：T．A．Dodge，Alexandr（Boston，Houghton Mifflin，1890），p．602． ]
富勒则认为亚历山大不仅获有贤父良师的教导，而且又有无比的天才和过人的精力。他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人：天生神勇但又非常谨慎，同时具有现实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的气质，既能深思熟虑又能独断专行。他有奇妙的幻想，但又绝不丧失理性，他重视细节但又能识大体。他有极大的亲和力，但又表现出至高无上的领袖尊严。诚如亚利安书中所云：“若无神助则根本不可能。”（Arrian's Anabasis Alexandri，Ⅶ，ⅩⅩⅩ．）这也使我们联想到张良对刘邦的评语：“沛公殆天授。”事实上，亚历山大似乎是集刘邦项羽之长于一身而无其短，真可谓古今第一人。 [ 注：富勒之言可参看《西方世界军事史》（vol．Ⅰ，p．69），张良之语可参看《中国战略思想史》第七章，p．255。 ]
亚历山大不曾留下任何著作，但其思想的精华还是可以从其伟大功业中表现出来。李德哈特认为“他对于后世的教训是在两极上，即大战略和战术”。这无异于暗示他是比较短于战略。李德哈特又指出亚历山大东征时所采取的路线非常曲折，于是他又说：“历史的研究暗示此种间接性的理由是政治多于战略，尽管政治又还是具有大战略的意识。” [ 注：B．H．Liddell–Hart，Strategy：The Indirect Approach，p．39． ]
费利尔（Arther Ferrill）则指出虽有人认为由于亚历山大长于战术，遂使后世忽视其在战略方面的才能，甚至于还有人相信亚历山大在战略方面的表现似乎不如其父。这种判断并不正确。因为亚历山大所指挥的新型部队固为菲利普的遗产，但其用兵如神则远非菲利普所能及。至于亚历山大在其著名的四大会战中所使用的战术，可以总称之为“槌砧战术”（hammer–and–anvil tactics），自从他每战必胜之后，此种战术在后代战争中也就已成一种基本模式，直到现代仍然如此。汉尼拔在坎尼（Cannae）的“两面包围”（double envelopment）实为其变体。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麦克阿瑟（MacAruthur）的菲律宾战役常被誉为“整个战争中最卓越地战略观念和战术执行”，但据麦帅本人在其回忆录（Reminiscences）中所云：“莱特（Leyte）被当做铁砧（anvil），而我希望在菲律宾中部槌（hammer）击日军使其粉碎。” [ 注：Arther Ferrill，The Origins of War，pp．187–216． ]
戴布流克除也像他人一样盛赞亚历山大的伟大以外，又更提出一项他人所从未道及的特殊观察：亚历山大在每次会战之后，决不放弃立即扩张胜利的机会，对于逃溃的敌军发动猛烈追击，使其不能死灰复燃，所以遂能全胜 [ 注：Hans Delbrück，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vol．Ⅰ，p．232． ] 。这一点从战略上来看是非常重要，中国历史上也有同样的正反二例。韩信深知扩张战果的重要，每次获胜后必继续作猛烈追击，使敌人没有喘息机会，所以能速战速决，充分发挥歼灭战的威力。反而言之，项羽虽七十二战，战无不胜，但几乎总是留下一条尾巴，未竟全功，这也是他终于一败涂地的主因。对比言之，项羽是长于战术，韩信是长于战略，刘邦是长于大战略，但亚历山大则似乎是三者兼而有之。 [ 注：钮先钟，《中国战略思想史》，第七章〈秦楚之际〉，pp．253–284。 ]
在此，对于名词的应用又应略作评论。所谓战术、战略、大战略都是现代名词，其普遍使用可能尚不及200年，而且也只是一种人工化的分类，很难作严格的界定，否则即不免流于教条主义。古代的战争形式比较简单，若勉强使用这些名词，实不无画蛇添足之弊。实际上，战争是一种艺术，战略思想更是一个整体，所谓“科学化”者自有其限度，所以只要能了解观念之内涵，对名词可不必斤斤计较。
若对希腊的战争史作一整体观察，遂又可以发现有一基本战略观念始终穿插于其中。那就是所谓“海权”（sea power）。据已故当代战略大师罗辛斯基（Herbert Rosinski）的说法，此一名词原为修昔底德所首创，其意义即为“海之权”（Power of the Sea），凡是知道如何征服及利用海洋的人，海洋就会把此种权力赐给他 [ 注：The Development of Naval Thought：Essays by Herbert Rosinski，edited by B．Mitchell Simpson Ⅲ（Newport，U．S．Naval War College Press，1977），p．26． ] 。概括言之，在波斯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其最后胜负关键都是海权。尤其是伯罗奔尼撒战争更明白显示陆权不可能击败海权，但陆权若能建立一支有效的海军，则又还是可以达到这种目的，雅典终于还是败在海上。
亚历山大的东征似乎与海权无关，实际上并非如此。假使他不是已经握有制海权，并且又已控制欧亚两洲之间的鞑靼尼尔海峡，则他根本不可能统率大军入侵波斯。其在爱琴海岸上的作战有一重要目的，就是摧毁波斯海军的基地，使其丧失争夺制海权的能力。
西方文明本是海洋文明，西方战略思想也始终包括海权因素在内，尤其是大战略往往与海洋战略（maritime strategy）有其密切关系。从希腊时代开始，即已明白地显示出此种趋势。
希腊时代虽距今久远，其史料的保存也不完整，但即以已有的文献作为研究基础，仍可发现西方战略思想在此阶段已有相当蓬勃的发展。不仅已有传世的著作，而且更有以身作则的伟人。无论从立言和立功的观点来看，都可以说是成绩斐然。不过，西方古代虽已有若干值得重视的战略观念，但仍无有体系的战略思想著作，若与中国先秦时代比较，实应有自叹弗如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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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罗马
钮先钟 [中国]
[出自《西方战略思想史》] 1995
从共和到帝国
史学与兵学
一、波里比亚
二、李维
三、普鲁塔克
四、福隆提纳
五、维吉夏斯
帝国大战略
从共和到帝国
罗马（Rome）像希腊一样，其最早的来源已不可考，依照近似神话的传统说法，罗马的建国是在公元前753年，最初采取君主制，到公元前5世纪时始建立共和政体。当希腊已经击败波斯，进入其最伟大的时代时，罗马还是一个位于意大利半岛中部的小型城邦国家，正在为其生存而奋斗。但亚历山大东征之后，希腊文明即已盛极而衰，罗马文明则蒸蒸日上，有如旭日东升。到公元前265年，罗马已是意大利的主人，并准备征服整个地中海世界。罗马之兴，古今学者有其各种不同的解释。当代英国史学大师汤因比（Arnold Toynbee）曾列举五点理由：（1）有利的地理情况；（2）善待其同盟国或承认其霸权的国家；（3）从宽给予罗马公民身份；（4）开放双重国籍；（5）在新征服地区建立殖民地。法国学者魏尔（Simone Weil）则另有不同的意见，他认为罗马的成功是得力于恩威并用。罗马的统治好像有糖衣的苦药，有时其残酷的程度令人难以想象。此种对恐怖手段的有计划使用使他国不敢反抗或叛变。魏尔甚至于把罗马与纳粹德国相提并论。 [ 注：汤因比和魏尔的意见均引自Raymond Aron，Peace and War（London，Weidenfield and Nicolson，1966），pp．118–119。 ] 中国历史中也不乏可供对比的事实，例如秦之统一、元之征服，都曾有计划地使用恐怖手段。 [ 注：可参看钮先钟，《中国战略思想史》第六章及第十二章。 ]
就军事观点而论，罗马的成功可以归之于两大来源：（1）由自由公民所组成的军队有强烈的爱国心，高度的士气，能够适应严格的纪律，和艰苦的战斗；（2）罗马所特有的军事组织，即所谓“兵团”（legion），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最佳军事组织。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遂使罗马无敌于天下。
罗马兵团神勇善战，史有定评，关于其详细的编组和战术，也已有很多的分析，但严格说来，那些知识对于战略思想的研究只是一种背景而非主题，所以在此不拟细述，而只想说明若干要点。首先要说明的一点即为此种组织曾经过长时间的演进，而且在不同的时期有其不同的特点，尽管在大原则上仍一贯不变。依照传统说法，兵团的首创是在第二次桑尼特战争（Second Samnite War，公元前326–公元前304）时，若与希腊方阵比较，罗马兵团的最大优点就是保有高度的弹性。其基本单位名为"maniple"，由120人组成，相当于现在的“连”，其原意为“把”（handful），非常巧合，中国古代也用“把”表示最低单位（排），排长称为“把总”。
这些基本单位（把或连）分成三线，彼此保持间隔，形成一种棋盘式的战斗序列，其优点为所有的兵力可以作弹性的调度，并能进退自如，把重点放在任何方向上。不过，又必须有素质极佳的部队始能运用此种战术体系，所以训练和纪律实为兵团制胜的基础。罗马并非人口众多的国家，但对于人力却能作充分有效地利用。其动员程度极高，约达自由人口的10％，男性成年人口的30％。此外，由于同盟政策的适当运用，罗马又能利用同盟国人力来组成辅助部队。所以，罗马遂常能以数量
较小的精兵击败人数众多的强敌。
罗马共和时代的大事即为“布匿克战争”（Punic War），也就是罗马与迦太基（Carthege）之间的战争。这个战争又可分为3次，全部长度达118年之久（公元前264–公元前146）。罗马人称迦太基人为“Punicus”，意为无耻小人，实际上，迦太基是一个历史比罗马远较悠久的文明古国。约在公元前1100年，腓尼基人移殖到北非海岸上，并于公元前9世纪后期建立“迦太基”，其原意就是“新城”（Kart–hadasht or “New Town”）。迦太基是商业国家，也是海洋国家，当罗马统一意大利之后开始进一步向地中海发展时，首当其冲者即为迦太基，于是典型的陆海权争霸战遂随之而展开。
当第一次布匿克战争（First Punic War，公元前264–公元前241）爆发时，迦太基的陆军虽不如罗马，但海军则居于优势，所以迦太基只要能确保地中海的制海权则也就居于不败之地。不过，居于劣势的罗马海军却能奋战不懈，在此阶段中曾经五次重建其舰队，并终于反败为胜。结果到公元前241年双方媾和时，罗马赢得了西西里岛，并掌握了西地中海的制海权。诚如费利尔所指出：罗马人和迦太基人在性格和气质上有极大的差异。迦太基人毫无理想，一心只想赚钱和享受，而罗马人则坚毅沉着，奋斗到底。 [ 注：Arther Ferril，“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in Grand Strategy in War and Peace，edited by Paul Kenned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1），p．76． ]
第二次布匿克战争（Second Punic War，公元前218–公元前 202）为三次中最重要的一次，也是最精彩的一次。不仅双方的胜负兴亡都决定在这次战争之中，而且双方的名将，汉尼拔（Hannibal）和希皮奥（Scipio Africanus）也可说是一时瑜亮，各有千秋。尤其是这次战争的记述是出于波里比亚（Polybius）之笔，并因此而使他获得伟大史学家的名誉和权威。 [ 注：Hans Delbrück，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vol．1，p．311． ]
汉尼拔的生平大家知道的非常有限，他大约出生于公元前 249年，所以当他进军意大利时应该是刚满30岁，真可说是雄姿英发。他被列为西方四大名将中的第二位，也常被尊称为“战略之父”。事实上，他所面临的环境远比亚历山大困难，亚历山大所指挥的是百战精兵，而他所指挥的则为乌合之众，亚历山大所面临的敌人是乌合之众，而他所面对的则为罗马兵团。所以，其成就应更令人佩服，在西方战史中，败军之将而仍能获得后人景仰的就只有汉尼拔和拿破仑二人而已。
汉尼拔有其深远的战略观念，其行动往往出人意料，当其进入意大利后，三次会战使罗马损失超过十万人，并在威望上蒙受极大打击，尤其是坎尼之战（公元前216年）更是名垂千古。此时罗马之所以能幸免崩溃，其原因似可归之于下述五点：（1）罗马的同盟政策发挥团结效力，使其大多数同盟国不受汉尼拔的威胁利诱而背叛罗马；（2）在费宝（Quintus Fabius Maximus）领导之下，采取拖延战法，勉强渡过难关；（3）罗马人发挥无比的耐力，动员一切人力，包括未成年者和奴隶在内，以来迅速补充损失；（4）汉尼拔缺乏攻城装备且实力有限，未能一举攻陷罗马城；（5）罗马仍握有制海权使汉尼拔不能获得足够的增援和补给，以至于战力日益消耗，终成强弩之末。
在此又必须强调说明另一关键因素。罗马共和国的军事组织虽有其一切的优点，但又还是有一重要弱点，而也正是坎尼惨败的主因。罗马军团在战时并无固定的指挥官，由两位执政轮流值日，而执政出于民选，是否有军事才能更是大有疑问。诚如施利芬（von Schlieffen）所云，像汉尼拔这样的天才在历史上很罕见，但像法罗（Terentius Varro）那样的庸才则无世无之。因此，若非面对汉尼拔，则仅凭罗马兵团的卓越战斗力，虽由任何庸将指挥也一样能够获胜。不过，罗马又终于还是找到了一位能与汉尼拔抗衡的将才，那就是希皮奥。凭借着制海权，他把战争带入北非，终于在具有决定性的查玛会战（Battle of Zama，公元前202）中击败汉尼拔。这场会战结束了第二次布匿克战争，也决定了迦太基的最后命运。再过53年，罗马又发动第三次布匿克战争（Third Punic War，公元前149–公元前146），并终于将迦太基夷为平地。从此罗马的称霸也就成为定局。
诚如李维（Livy）所云：“大国不可能长久维持和平，若无外患则必有内忧。” [ 注：引自J，F．C．Fuller，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vol．1，p．122。 ] 到公元前最后一个世纪，罗马遂一再发生内战，从权力争夺中终于脱颖而出者即为恺撒（Caius Julius Caesar，公元前100–公元前44），但也只是稳定一时，执政不到十年即遇刺身死，于是又再度发生夺权斗争，到公元前27年，其侄孙屋大维（Octavian）终于夺得政权，上尊号为“奥古斯都”（Augustus），成为罗马帝国的第一位皇帝（公元前27–公元前14）。（“Augustus”的意义为“至高无上”，即中国所谓“至尊”。）
罗马帝国建立之后，大致说来可谓国威远振，四海升平，这一段时间长达300年（70–378），史称“罗马和平”（Pax Romana）。事实上，这又只是一种表面化的夸大形容，在此阶段内仍然是内忧外患相继而来，到公元117年，罗马帝国即已盛极而衰。
君士坦丁（Constantine，306–337）是一位拥有“大帝”（the Great）尊称的罗马皇帝，在历史上有其特殊地位。他在313年颁发《米兰敕令》（Edict of Milan）使基督教合法化，而其本人也受洗成为教徒。他在330年建立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来作为帝国的陪都，这也就是东罗马的起点。但他也是第一位大规模引进日耳曼部队的罗马皇帝，并播下罗马沦亡的种子。若用中国历史作一对比，则他与唐玄宗非常类似。唐玄宗大用胡兵胡将，即所谓“（左弓右广）骑”，把府兵制破坏无余，而君士坦丁也是一样，到后来罗马野战军有一半以上都是由“野蛮人”所组成，由重步兵所组成的罗马兵团遂已变成历史陈迹。 [ 注：可参看钮先钟，《中国战略思想史》，pp．378–379。 ]
君士坦丁的功业对于罗马帝国而言，很像病人垂危之前的回光返照，此后，这位病人的情况也就日益恶化，只有等待死神的降临。罗马帝国不仅已外强中干，而更是千疮百孔，于是异族从各方面流入这个真空，到公元476年，遂终于宣告死亡。
史学与兵学
罗马帝国全盛时期的幅员跨越欧亚非三洲，其文治武功在西方可谓空前，但就学术思想而言则似不如希腊，并无重大贡献，最多只是承前启后而已。罗马未有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样的哲学家，在史学方面虽有波里比亚和李维，但也只是承希腊的余绪。至于兵学方面虽有福隆提纳和维吉夏斯的著作，但并无有体系的完整战略思想。所以比之希腊，至少可以说并无太多进步。
一、波里比亚
严格说来，波里比亚（Polybius，公元前200–公元前120）并非罗马人，不过他却是生活在罗马共和时代的后期，而且所写的也是罗马的历史。他本是马其顿的贵族，自从马其顿在皮德纳（Pydna）之战为罗马所击败后（公元前168），有1000名希腊人被送往意大利接受调查，波里比亚也在名单之内。但很幸运，在罗马他不曾受到任何指控，反而成为小希皮奥（Publius Scipio）的上宾，受到罗马达官贵人的礼遇。他曾陪同小希皮奥到各地视察，亲自勘察汉尼拔越过阿尔卑斯山的地点，那是70年前的往事。当小希皮奥下令放火焚毁迦太基城时，波里比亚也曾亲耳听到他说：“呵，波里比亚，这是一件大事；但当我一想到有一天可能有某人也会对罗马城下达这同样的命令时，不禁要发抖！” [ 注：J．F．C．Fuller，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vol．Ⅰ，p．171． ]
波里比亚博学多才，著作等身，活到82岁始因堕马逝世。罗马其他学者，包括李维在内都深受其影响，但以后其著作遂告佚散，直到15世纪时始再度被发现。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和孟德斯鸠（Montesquieu）等人对他都推崇备至。
波里比亚以修昔底德为模范。他指出其目的是写一本真实的历史，不是想要讨好读者，而是要对历史研究有所贡献。他认为“最具有教育意义的事情莫过于回忆他人的灾难，要想学会如何庄严地忍受命运的变化，这的确是惟一的方法”。他又强调说：“从真实历史的研究中所获得的知识，对实际生活而言是一切教育中的最佳者。” [ 注：Polybius，The Rise of the Rome Empire（London，Penguin Books，1979），ⅠX，20； Ⅰ，1． ]
波里比亚认为历史研究不仅为事实的搜集，而应以解释为目的。他说：“仅只说明事实虽也许仍能激发我们的兴趣，但对我们却并无裨益。”必须了解因果关系，历史研究始有价值。除解释本身以外，较佳的预测也可能为其结果。至少古今的对比可以比孤立的判断更能使真相大白。（Ⅻ，25；Ⅻ，32）
波里比亚又主张实地考察（field research）和尽量利用原始资料（primary sources），并认为研究必须客观而无偏见。他又指出常有两种不同的错误，其一是由于无知，其二是由于故意。前者应予以善意的纠正，后者则应加以严厉的谴责。此外，他又警告读者应保持严谨态度，不要为作者大名所误导，而必须注意事实。（Ⅸ，2）
以上所云都是波里比亚所自述的研究方法，今日视之似不足为奇，但2000年前的古人有此高论，则真令人不得不佩服。其治学之道不仅可供后世史学家作为楷模，对于研究国际政治和大战略的学者也同样具有启发作用。
用当前的术语来表达，波里比亚的观念为总体与个体并重，而尤其注意二者之间的互赖与互动。掌握全体（whole）能帮助了解细节（details），反而言之，若先能熟悉若干细节，则又能有助于对全体的综合认识。波里比亚指出意大利和非洲的事务与亚洲和希腊的事务是彼此相连而不可分，而同为一个“有机整体”（an organic whole）的部分。如果忽视了这些相互关系则解释也就不可能完全。（Ⅰ，3）
因此，波里比亚能够认清外在环境中各种因素的重要性，不过在其解释中的核心又还是国内因素。他认为：“在所有一切政治情况中，我们都必须了解决定成败的主要因素仍为国家宪法的形式。”在研讨史事之后，波里比亚指出：罗马宪法对于罗马之终能使其对迦太基的战争胜利结束，并进一步达到支配世界的理想贡献良多。他认为：假使宪法对于政治权力能作正确的分配，则政治单位的内在团结也就会大为增强。以罗马而论，当外来威胁迫使元老院、执政、人民三方面团结一致时，其国力也就能够获得高度的发挥，足以应付任何紧急情况。（Ⅲ，2）
波里比亚又以往事为例，很感慨地说，对于希腊人而言，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缺乏团结。他综合地指出：“任何国家若欲自保则必须具有两项基本素质，对敌勇敢，对内和谐。”当风俗、法律、宪法三者都良好时，则无论对内对外也就都可以获得安全。此外，他又提到两点：其一是把国家安全交由佣兵负责非常危险，其二是宗教可以当作一种保持政治团结的工具。这似乎都算是先见之明。（Ⅵ，2）
至于说到个人所扮演的角色，波里比亚在其对因果关系的解释中常认为人的因素能发挥决定作用。明智而有远见的人所采取的行动常为成败的关键，他引用诗人欧利皮德（Euripides）的话说，“一个聪明的头胜过二十只手”，“正确时机的选择可以控制人类的一切行动，而尤其是战争中的一切行动”。汉尼拔的最大优点就是他能先机制敌。这照我们看来，也正是孙子所云：“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Ⅰ，47；Ⅲ，91）
波里比亚严正地警告不可遇事都归之于天命。他认为应该对因果关系作精密的分析，如果能够发现其因，则对于为何有某种结果也就自能获得合理解释。他指出有某些学者不假思索即将世局的变化归罪于命运或机会，实乃避重就轻。不过，波里比亚又承认有若干事变似乎的确是受机会的影响，姑且不说那就是命运的安排。所以他说：“我们究竟都是人，随时必须考虑有意外（unexpected）发生的可能，而尤其以在战争时为然。”譬如说，在罗马与迦太基争夺西西里的第一次战争中，机会因素曾发挥重大影响作用。所以他的建议为我们应控制所能控制者而承认所不能控制者：
人性经常难免有误，而遭遇某种意外挫折常非受害者的过错，而是运气不佳。但若睁开眼睛犯错误，或由于缺乏判断而吃大亏，则不能责备任何人而只能自责。所以，若由于运气不好而失败，则应对其同情、宽恕和援助；若是由于其愚行而失败，则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会予以谴责。（Ⅱ，7）
毫无疑问，用现代术语来表示，波里比亚是属于所谓现实学派。他用船来比喻国家，指出要使船不偏离航道并保持平衡，则船长必须能够行使统一有效的领导。在国际关系中，所谓敌友者完全根据利益来决定，这也正是19世纪后期英国外相帕麦斯顿（Lord Palmer–Ston）所说的话。他又指出寻求同盟虽为增强安全的一种手段，但国家却不应希望他国能保障其安全，而必须依赖本身的力量以求自保。这又与孙子所云“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如出一辙。最后，他也认为在国际政治和战争中欺诈阴谋都是有所必要，这也正是孙子所云：“兵者诡道也。”（Ⅱ，47）
总结言之，波里比亚的著作中的确蕴藏着太多的战略观念，可以算是一座战略思想的宝山，仍然等待后世学者去发掘，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与孙子的思想有很多暗合之处，但令人感到惋惜的是波里比亚的著作究竟还是以历史为主，而未能将其精华蒸馏出来，变成一部西方的《孙子》。
二、李维
李维是最著名的罗马史学家，大约出生于公元前59年，死于公元17年，对于其生平我们所知道的很有限，其巨著《罗马史》（History of Rome）共为142卷，写到公元前9年时为止。但不幸现在所存留者仅有35卷。很显然，李维在思想上深受波里比亚的影响，并深信历史是人生的指导。罗马的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曾读其书并给予以高度的赞赏。 [ 注：李维《罗马史》的“企鹅版”（Penguin edition）把其遗著分为四部分：（1）罗马早期史（The Early History of Rome），包括Ⅰ–Ⅴ卷；（2）罗马与意大利（Rome and Italy），包括Ⅵ–Ⅹ卷；（3）汉尼拔战争（The War with Hannibal），包括ⅩⅪ–ⅩⅩⅩ卷；（4）罗马与地中海（Rome and the Mediterranean），包括ⅩⅩⅪ–ⅩⅩⅪⅤ卷。共为35卷。 ]
李维在其书的首章中即说明历史的价值以及其本人决心研究历史的理由：
历史为无限复杂的人类经验之记录，公开陈列可供任何人欣赏。在此种记录中，你可以替你自己和你的国家找到先例和警告：好事则可视为模范，坏事则应力求避免。（Ⅰ，1）
李维指出国家的生存和安全一向被罗马领袖人物视之为主要目标。执政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护国家使其不受任何伤害。因此，公民也就有服兵役的义务，当同盟国众叛亲离之时，惟一可靠的即为公民军队（citizen army）。所以，李维特别强调这一点，而反对召募佣兵。（Ⅵ，25）
比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还更早，李维早已预言道德的颓丧将暗中破坏罗马的权力基础。他指出愈有钱则愈贪得无厌，其结果则为骄奢淫逸，无所不为。这样的国家又焉能持久？（Ⅰ，19）
至于说到战争的起因，李维认为战争似乎还是理性选择的产品。国家的高阶会议会对和战的得失利害作一审慎评估，然后才作成其决定。换言之，战争大致都非出于偶然，而是事先经过精密计算，并用来达到某种目的。领土的扩张可能为目的之一，李维对于罗马帝国的强盛是深感与有荣焉，所以认为战争是建立伟大帝国的合法手段。（ⅩⅩⅩⅤ，23）
比起大多数的古代作者，李维最能认清经济是国家权力和军事能力的重要基础。在其书中对于迦太基如何动员其经济能力，以及罗马如何计算其所需要的资源，都曾作相当精密的分析。他又明确指出迦太基虽享有经济优势，但罗马却有较强大的人力。罗马的青年人口不断成长，不仅能补充战争的损失，而且还能扩大兵力的来源。反而言之，迦太基方面无论为城市或乡村，其居民都缺乏尚武精神，所以被迫必须从非洲人口中去召募佣兵，其素质自不能与罗马兵团相提并论。（ⅩⅩⅩⅪ，51）
李维认为基于公共的福利，人民必须服兵役，那是超越一切私人利益之上的。军事单位若欲发挥其效力，则人员必须具有高度的素质，包括勇敢、纪律、耐力等因素都在内。简言之，他是一位精兵主义者。他又指出军队若欲维持良好的纪律，则对于兵员管理必须严格，待遇必须公平，为将者绝对不可朝令夕改，喜怒无常。（ⅩⅩⅩⅨ，19）
李维在讨论国家立国基础时，认为有利的地理条件很重要，高山大河能构成天然防线，有助于国家安全的维护。不过，更重要的还是人力，国家拥有较多的适龄壮丁，人民尚武爱国，则能有较坚忍的抵抗力。简言之，地利与人和必须兼而有之，始能成为强国。（ⅩⅧ，19）
李维也曾分析缔结同盟的问题。同盟可以用来增强国家的权力，减低外来的威胁，但同盟也是一种陷阱，可能使国家陷入不必要的战争。所以，国家在结盟时应注意两点：其一为战略的协调，其二为资源的汇集。换言之，国际政治与国家权力，外交政策与军事战略在同盟关系中必须合为一体。李维并不反对战争，甚至于认为战争也不一定是坏事。他假汉尼拔之口说：“战火的煎熬反而可以振奋人心，增强国力。”不过，李维并不否认战争的恐怖，他反对漫无限制的屠杀，并暗示对战争的破坏效力应予以限制。尤其是在战后应放弃报复心态，宽恕被征服的人民。（ⅩⅩⅩⅢ，12）
李维认为在所有一切的战争中，最足以产生强烈影响作用的重要因素有四种：（1）部队的数量；（2）人员的勇气；（3）指挥官的才能；（4）运气（luck）。亚历山大位列古今名将之首，事实上，他不仅才能出众，而且运气也极佳。在李维的全部著作中，“幸运”（fortune）始终被认定为非常重要的因素。他以坎尼之战为例，并提出疑问说，罗马人的惨败是由于天意或命运，又或是由于人谋之不臧？他又说，命运也许可以改变，事实上，所谓名将者就是能掌握其好运，并善于利用意外出现的机会。他引述汉尼拔的话说：“许多天然的难题只要略加思考即可迎刃而解。”谨慎和忍耐为必要的美德，但又必须随时保持准备，把握机会，发动攻势，以达到歼灭敌军的目的。简言之，人类并非完全无能，而是可以凭借努力以实现其理想。（ⅩⅩⅩⅦ，54）
最后，李维也同意其前辈的意见，相信内忧重于外患，国内因素能对国家安全产生重大的影响。他指出国家权力的最后基础是人民而不是任何统治者。人民握有最高的权力，若无人民的支持，则任何政权都会崩溃。“爱国心是建立在人民保护家庭、热爱乡土的心理基础上，必须人同此心，然后国家始能维持其团结。”李维指出罗马的建立最初固然是凭借武力，但长治久安则是有赖于法治。共和政体实为罗马强盛的主因，也是政治共同体的基础。不过，他又指出国际环境的改变对于国内情况必然会产生冲击，所以政府与人民都必须有随机应变的能力和准备。正像一艘船一样，风平浪静时有一套操纵方法，波涛险恶时又应有另一套不同的操纵方法。（ⅩⅩⅩⅨ，6）
三、普鲁塔克
继修昔底德和波里比亚之后，李维可以代表西方古代史学的正宗。而普鲁塔克（Plutarch，45–120）则可谓独树一帜。普鲁塔克是最后一位具有希腊传统的古代史学家。他出生于卡罗尼亚（Chaeronea），曾在雅典研究哲学，深受柏拉图的影响。以后以学人和外交家的身份前往罗马，备受尊重。他与波里比亚和李维有一巨大差异，那就是他所写的不是正统的历史，而是名人传记。换言之，他的研究主题是人而不是事。其传世之作为《希腊罗马名人传》（Lives of the Noble Greeks and Romans），也是西方的第一部传记。 [ 注：Plutarch，Lives of the Noble Greeks and Romans，trans．Bernadotte Perrin（London，Oxford，1914）． ]
他的书中所描述和评论的对象为一系列的名人，例如索伦、伯里克利、赖桑德、亚历山大、恺撒等。他的想法与李维相似，深信以古为鉴，可以使救世领袖得以改过迁善。他之所以将希腊与罗马并列，其目的是想显示两种传统之不同，并使后世可以从比较中获致教训。
普鲁塔克有一特殊观点，即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世界大事，仅凭这一点理由即足以使其书值得深入探讨。用现代术语来表示，他所采取的是一种个人分析水平（individual level of analysis）。他认为政治家的政策，战略家的战略，都深受其个人性格（personality）的影响，而并非由于国家或国际体系的性质所使然。环境只能提供时空背景，决策和行动的还是个人。
普鲁塔克的书对于世事和思想都不曾作太多的评述，但对于战略思想的研究仍有相当重大的贡献。因为若无他的记述，则许多古代人物的言行将会无人知道，或至少会缺乏比较可信的资料来源。
普鲁塔克的书令人感觉到他未免过分强调伟大历史人物（great men of history）的能力，但事实上，他还是承认人力自有其限度。他曾指出两点理由：其一是伟人常会遇到强劲的对手，此所谓两雄相克是历史上常见的现象；其二则为命运之不可测，并常能产生决定作用。所以他曾慨乎言之：“命运是如何微妙，人心是如何难测！” [ 注：Plutarch，The Rise and Fall of Athens：Nine Greek Lives（London，Penguin Books，1960），p．30． ]
四、福隆提纳
罗马所遗留的军事书籍不多，而与战略思想有关者则更少。在此只拟对两本书作一简略述评。第一本是福隆提纳（Sextus Iunius Frontinus）的《谋略》，第二本是维吉夏斯的《论军事》。
福隆提纳大致生于35年或40年，死于103年。曾任将军和不列颠总督。其书名为Strategemata，这个字的希腊来源为“Strategama”，译成英文即为“Strategems”，其意义即为诡计或阴谋，也就是孙子所谓的“诡道”。诡道仅为战略的手段，而非战略的本体，故译为“谋略”以示与纯正的战略有别。
这本书从古人经验中归纳出战争中所常用的谋略共分为 43项，并逐项加以解释和讨论：
（1）论隐蔽我方的计划。
（2）论发现敌方的计划。
（3）论决定战争的性质。
（4）论领军通过敌军骚扰的地区。
（5）论逃出困难情况。
（6）论行军时的设伏和遇伏。
（7）论如何掩饰我方所缺乏之事物，并如何提供代用品。
（8）论如何迷惑敌人的注意。
（9）论制服军队的叛变。
（10）论如何制止季节不适当的求战。
（11）论如何激起部队的求战热心。
（12）论如何消除凶兆对部队所产生的恐惧。
（13）论选择会战的时间。
（14）论选择会战的地点。
（15）论会战中的兵力部署。
（16）论在敌军中制造恐怖。
（17）论伏击。
（18）论纵敌逃走以免困兽之斗。
（19）论掩饰挫败。
（20）论用坚定以重整士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