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以上的引述，即可显示查理大公深受劳易德和毕罗的影响。他对于战争采取谨慎的态度，也不认为会战即为战争的焦点。他在其《战略原则》一书中指出：
一切的部署和运动都必须能对下述各项提供充分的安全保障，包括有后方的要害（key to the country behind），储积补给的作战基地（base of operations），与这些补给之间的交通，以及我军所选择从其基地向其所作战目标（objective of operations）前进的作战线（line of operations）。 [ 注：Archduke Charles（Carl von Oesterreich），Ausgewahlte Schriffen，F．X．Maleher（ed．Vienna，1893–1894，vol．Ⅰ），p．237． ]
以名词而言，“作战线”是劳易德所首创，至于“基地”、“目标”等则都是出于毕罗，不过“战略要害”（strategic key–points）的观念则应算是查理大公的贡献。所谓“要害”者即为能支配基地、交通和目标之点，构成“对国家的锁链”（key to the country）。所以，在作战计划中的首要考虑即应为确定和争取此种要害。
当《战略原则》在1814年出版时，立即受到广泛的好评，这当然与查理大公的皇室地位和战时威望不无关系。此种现象也使当时已负盛名的约米尼感到震惊。约米尼一向恃才傲物，对于其他军事思想家都无好评，但对于天汉贵胄的查理大公又还是不敢掉以轻心。所以当查理大公要求他将《战略原则》译成法文时，约米尼欣然同意，同时由于该书的出版，遂又促使约米尼想要写一本更完善的理论著作，以来达到后来居上的目的。其结果即为他的《战争艺术》。事实上，他们两人在思想上有彼此影响之处，约米尼在他的书上曾收容查理大公的观念，而查理所列举的原则有一部分也可能是曾受约米尼的影响，例如把兵力集中在决定点上的原则。
克劳塞维茨对于其他思想家的批评也一向是非常锋利，而且贬多于褒，但他在《战争论》中却说查理大公是“一位正确的历史学家，一位敏锐的批评家，而尤其是一位良将”。 [ 注：von Clausewitz，On War，vol．Ⅺ，Chap．16，p．123． ] 不过在其较早期的论文中还是对查理大公作了毫不客气的批评：
第一，他缺乏求胜的企图。第二，其判断虽大致良好，但其基本战略观念则完全错误。在战争中应以毁灭敌军兵力为主要目的，但他所追求的成功仅为占领某些阵地和地区而已。 [ 注：“Die Feldzüge von 1799 in halien und in der Sehweiz”，in Chausewitz，Himterlassene Werke（Berlin，1832–1837），vol．Ⅴ，p?152． ]
当查理大公著书立说之时，奥国在欧洲还是领袖国家之一，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由奥国首相梅特涅主持，即可作为象征。但曾几何时，奥国即已降级为二等国家。军事思想的重心通常都是随着军事权力的盛衰而移转。拿破仑虽败但其余威犹存，所以在19世纪前期，作为拿破仑战略思想解释者的约米尼遂能确保其权威地位。普法战争（1870）之后，德国变成欧洲第一强国，于是克劳塞维茨开始变成受到广泛崇拜的新偶像。至于查理大公的著作则已无人问津，学术思想界居然也是如此势利，真是令人不胜感慨。
概括言之，查理大公与约米尼采取的是同一路线，其基本观念几乎是大同小异。他们所代表的即为启蒙时代的延续。
约米尼的生平
约米尼（Antoine Henri Jomini）出生于1779年，其故乡培恩（Payerne）属于瑞士的法语地区。他是真正的中产阶级出身，青年时在巴黎的银行中充当小职员。受到法国革命刺激，1798年回到瑞士利用人事关系，在法国的附庸希维提共和国（Helvetlc Republic）充任其军政部长的秘书，并取得“少校”（chef de bataillon，即营长）的官阶。1801年他又返回巴黎从事旧业，并开始对军事学术的研究发生极大的兴趣。 [ 注：约米尼虽有多种不同的传记，但其记载并不完全可靠，有些资料是出自其晚年的回忆，更无法查证。此外，传记作者对他的认知和毁誉也颇有差异，本书以思想为主题，对于思想家的生平只作简要的介绍，而不作深入的考证。 ]
1802年约米尼在遍读启蒙时代法国思想家的著作之后，开始写作其第一本书，其内容为列举一套格言（maxims）。这本书受到拿破仑手下大将赖伊（Michael Ney）的欣赏，他邀请约米尼加入其幕僚，但只是没有正式官阶的约聘人员。此时，约米尼才发现劳易德和毕罗著作的法文译本。他们的思想对约米尼产生了莫大的冲击，因此他决定要把其原有的著作烧掉而再写一本新书。这一部新著即为第一部扬名天下的书，中文译名为《大军作战论》，其法文原名为 Traite des grandes operations militaires，而英文译名则为Treatise On Grand Military operations。在西方著作中常简称为Treatise，本书以下叙述及注释中将简称其为《作战论》。这部书的主题为讨论菲特烈大王的战役以及法国革命战争。其最初两卷是在1804到1805年间出版，以后又续成三卷，全书第一版是在1809到1810年间完成。 [ 注：《大军作战论》自首次出版之后，又多次再版和修改，本书将以下述英译本为引述根据：Jomini，Treatise on Grand Military Operations（2 vols；New York，1865）。 ]
约米尼以赖伊幕僚的身份参与1805年的战役，并乘机将其新著呈送拿破仑御览。据说拿破仑看了几页之后就惊叫着说：“什么！这是一位年轻的少校，一位瑞士人，他所讲的是我的教官所从来不曾对我讲过的，而且可能也只有极少数将领能够了解。”他再读下去就更紧张，他说：“为什么军政部居然准许这样的书出版？它把我的全套战法都告诉了敌人，这本书应立即禁止发行！”但过了一会他又恢复冷静然后说：“我实在不必庸人自扰，那些敌方老将根本不读书，而读书的青年军官又还不够资格有指挥权。不过，这样的书今后必须经过我亲自批准始得出版。”接着拿破仑就命令将约米尼列入晋升上校的名单。 [ 注：R．Ernest Dupuy and Trevor N．Dupuy，Military Heritage of America（McGraw–Hill，1956），p．178． ]
1806年9月，拿破仑在梅因兹（Msinz）召见约米尼，此时拿破仑正准备进攻普鲁士，因认为约米尼对菲特烈战役有研究，故调他到大本营服务以备咨询。
由于约米尼必须返回赖伊军部作必要的交代，于是就问拿破仑，是否四天之后应在班堡（Bamberg）与其会合。拿破仑反问：“谁告诉你我要前往班堡？”当他说这话时是一半惊讶，一半恼怒，因为那是其心中的机密，似乎不可能泄漏。
约米尼不慌不忙地回答：“陛下，日耳曼的地图、马仑哥（Marengo）和乌尔姆两次战役告诉我的。”拿破仑遂叮嘱他绝对保密，连参谋长贝塞尔都不要让他知道。这一件事曾使拿破仑获得极深刻的印象，以后他在圣海伦岛上过着放逐生活时还曾追述此事。 [ 注：同上书，p．179。 ]
以上的故事固然传为美谈，但约米尼与拿破仑的关系还是有很多疑问。即令拿破仑对于约米尼的才学是相当欣赏，但他始终末获重用则又为事实。其主因似与约米尼本人的性格有微妙的关系。约米尼一向恃才傲物，文人气息极重，与那些老粗出身的军人经常发生冲突，而拿破仑的参谋长贝塞尔元帅更是其头号敌人。他一共曾辞职达15次之多，虽都获慰留，但仍可以反证其人际关系之恶劣。
1812年征俄战役时，约米尼已升任准将，颇有贡献，尤其当法军撤退时，能够安全地渡过柏也及纳河（Beresina），而幸免于全军覆没，实应归功于其思想敏捷，行动迅速。但他本人则因积劳成疾，几乎送命。据说拿破仑事后曾表示若非约米尼久病不愈，否则他在那时可能升他为元帅（此说似不太可靠）。 [ 注：R．Ernest Dupuy and Trevor N．Dupuy，Military Heritage of America（McGraw–Hill，1956），p．181． ]
1813年约米尼病愈又回任旧职（赖伊的参谋长），但他所受到的排挤却日益增强，最后遂不得不自动求去。他向俄皇亚历山大表示愿到俄国服务，后者即欣然接受并待以客卿之礼。此时约米尼34岁，但早已是国际知名的战略学者。关于他的投奔俄国有很多的评论，但大致都对他表示同情，其理由可分下述三点：（1）他是瑞士人而非法国公民，所以不能算叛国；（2）当时法国已与同盟国休战，根据欧洲惯例，军人在此时可以投奔另一国家；（3）约米尼在法军阵营中已无法再留，不走将有杀身之祸。
在1815年以后的和平时代中，约米尼才开始交好运。他继续充任俄皇的高级顾问，帮助他进行军事改革，此后56年他始终被列在俄国将官名单内。不过，他大部分时间仍生活在巴黎，并从事于其著作生涯。他的名望随着寿命而升高。等到他在1869年（刚刚过90大庆之后）逝世时，更是已被公认为独步全球，一时无二的兵学大师。真可谓实至名归，生荣死哀。此时他的著作早已风行世界，成为各国军事学校的基本教材，全球军人都对他敬若神明。这位半路出家的高僧，在其圆寂时，应该感觉到心满意足而无遗憾。
著作与思想
像大多数军事作家一样，约米尼的著作可概分为两类：（1）战史，（2）战争理论。但这又非绝对性的分类，因为在其历史著作中，约米尼还是经常寻求基本原则，以作为解释为何及如何行动的基础。反而言之，他在其军事理论的研究中，又从不采取玄想的方式，而经常以史实来作为依据。
他的战史全部共达27卷之多，包括菲特烈、法国革命、拿破仑三阶段的战争都在内，从1756年到1815年，真可谓洋洋大观。但令人感到困惑的是他对于七年战争和革命战争的研究极为详尽，对于拿破仑在1799年以后的战役则远较简略。也许他有一点“为亲者讳”的态度，所以不愿对拿破仑多作批评，就只好存而不论。约米尼的文笔有如行云流水，其战史虽冗长但并不枯燥。其内容详细、明晰，大体正确，任何研究那个时代的军事史学者，甚至于到今天仍应视其为必备之参考书。不过，自今日视之，则多少已经过时，除供专家参考以外，一般人可能已经不知道这些著作的存在。 [ 注：Crane Brinton，Gordon A．Craig ，and Felix Gilbert，“Jomini”，in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Princeton，1952），p．83． ]
但在约米尼的理论著作中则不乏有真正不朽价值的书，百余年来仍继续成为从事战略研究者的必读书之一。其第一本理论著作即为《作战论》，已见前述。那是约米尼思想的最原始表达。这部书完成时，约米尼是一位28岁的校官。在此之后直到1838年，他才出版了其最后一本理论著作，即《战争艺术》（Precis de l'Art de la Guerre，英译Summary of the Art of War）。西方著作通常简称之为Summary。这是其传世之作也是不朽之作。此时他是一位58岁的将官，而同时也是名满天下的兵学大师。但值得注意的是在30年间，其基本观念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尤其令人不解的是从1838年到他在1869年逝世为止，其间的30年他不曾再有任何著作问世。
约米尼之所以要写《战争艺术》这本书可能是受到两个人的刺激。其一是查理大公，他的《战略原则》在1814年出版，不仅使约米尼感到震惊，而且更激发其斗志。其二是克劳塞维茨，他的巨著《战争论》已在1832年由其遗孀出版。书中对于约米尼有很多批评，所以，约米尼也就感觉到不能再等了，所以《战争艺术》终于在1838年与世人见面。事实上，他在1830年即曾由于俄皇尼古拉一世的建议，将其过去所写有关战争理论的文章综合编成一书，名为《战争艺术的概括分析》（Tableau analytique des principales combinaisons de la guerre，英译Synoptic Analysis of the Art of War），《战争艺术》即为此书的扩大和改编。《战争艺术》最初分为两卷，以后曾多次再版，并译为各国文字，而且也一再经过后人整理删节，所以也就有多种不同的版本。美国在1971年尚有新版问世。 [ 注：Baron de Jomini，The Art of War（Greenwood Press，1971）． ] 中文译本出版于1954年。 [ 注：钮先钟译，《战争艺术》（台北，军事译粹社）。凡取自中译本的引述，均将页数记在文后，不再列入注释。 ] 约米尼本人对于《战争艺术》的期待极高，他在序言中说：“我深信这一本书对于国王和政治家都是一本极适当的教科书。”（作者原序，p．7）而当代战史大师何华德（Michael Howard）则认为那是“19世纪最伟大的军事教科书”。 [ 注：Michael Howard，“Jomini 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in Military Thought”，in Studies in War and Peace（Viking Press，1971），p．31． ]
约米尼曾自称其基本观念在18岁时即已建立，这固然并无证据，但却可以发现《作战论》和《战争艺术》两书中的基本观念至少是大致相同，足以显示约米尼的思想的确是持续而稳定的。他在前书中说：
作为战争中一切良好组合基础的基本原则经常存在……这些原则不变，不受所用武器性质、时间、地点的影响。……三千年来，多少名将均因应用这些原则而获致成功。……华格南（Wagram）、法沙利亚（Pharsalia）、坎尼（Cannae）等会战的胜利都是由于同一原因。
天才对于成功有重大贡献，因为它决定公认规律的应用，并掌握一切有利机会。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中，天才的行动又绝对不会违背这些规律。 [ 注：《作战论》（英译本），pp．445–470。 ]
以后约米尼在《战争艺术》中又说：
战争的确有几条基本原则，虽然在不同环境中，有时应作必要的修改，但一般说来，在战争的混乱和动荡中，却可以当作主将的指南针。真正的天才毫无疑问自能应用这些原则而毋需研究理论。但这些简单理论对天才还是有补助作用，可以使其信心更加坚定。（原序，p．6）
基于以上的引述，可以发现约米尼的思想不仅持续不变，而且也与其前辈几乎毫无差异，足以证明他的确代表启蒙的延续，并成为此一学派的最后宗师。不过，他究竟还是有其特点，那就是其思想的重点已由战术转变为战略。
启蒙时代的军事思想家重视战术远过于战略，甚至于战略这个名词和观念也都未获普遍接受。约米尼最初所使用的也还是“大战术”和“作战”等传统名词，仅在读过毕罗的著作之后，他才开始使用“战略”这个名词。不过，他在思想领域中却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而这也成为19世纪和20世纪所共同承认的途径。他认为战略可以简化成为普遍的原则，而战术则很难规范，并暴露在经常改变之下。早在其《作战论》中，约米尼即曾将其基本观念条列如下：
战略为战争的关键（key）。
一切战略都受制于不变而科学化的原则。
假使战略欲导致胜利，则这些原则要求在攻势行动中集中兵力在某一决定点上打击较弱的敌方兵力。 [ 注：John Shy，“Jomini”in Makers of Strategy（Princeton，1986），p．146． ]
当其经验日益丰富之后，约米尼更确认战术不能简化为固定的模式，并相信18世纪的旧观念的确已经落伍。只有战略似乎还是不变。拿破仑曾指出战术每十年就得改变一次，可以显示二人所见略同。 [ 注：Azar Gat，The Origins of Military Thought（Oxford，1989），p．113． ]
约米尼对于战争理论的研究以七年战争为起点，劳易德和邓培霍夫的著作形成其研究的基础，不过由于站在他们的肩上（standing on their shoulders），约米尼的眼光当然比较远大。约米尼并不讳言他在思想上深受劳易德的影响。“最有利作战线的选择”为约米尼的核心观念，但“作战线”却是劳易德所首创的名词。
在另一方面，约米尼虽也采取毕罗的几何观念，但他对于毕罗却有很不客气的批评：毕罗认为凡是反对战争三角观念的人都是蠢材，但其本人的理论虽自命具有科学基础，在拿破仑战争中却经不起考验，最后只是曲解事实而已。 [ 注：Crane Bfinton， et．al．“Jomini”，in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52），p．50． ]
约米尼固然反对毕罗过分科学化的观念，但同时又指控克劳塞维茨是想使一切的军事科学都变为不可能。事实上，他对于克劳塞维茨所采取的敌视态度是远过于其对毕罗的程度。固然，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但毕罗是约米尼的前辈，而克劳塞维茨则与其同一时代，并且更曾在其书中批评他，所以无怪乎约米尼要反唇相讥：
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克劳塞维茨将军是饱学之士，而且还有如椽的巨笔。不过，他的笔法有时不免太玄妙，……其所持怀疑态度似乎未免过火。
他又说：
1831年普鲁士的克劳塞维茨将军逝世，其著作由其遗孀出版，曾轰动一时。但令我深感遗憾的是该书作者在写作之前没有机会看到我这本书，否则对他一定会大有裨益。（原序，p．5）
从约米尼对于毕罗和克劳塞维茨的批评上即可以发现他本人的治学途径是折中于二者之间。毕罗的过度理性主义提醒他认为18世纪的传统观念有修正之必要。但从他对克劳塞维茨的讥评上看来，又可以暗示约米尼还是启蒙时代的继承人，不可能完全放弃此种传统。
约米尼自称他从菲特烈和拿破仑的战役中发现战略领域内确有原则的存在，而那也是一切战争科学的锁链。然后在《战争艺术》中明确地定为下述四条：
（1）利用战略行动，将我军兵力的大部分连续地投掷在战区中的决定点上，并尽可能打击敌方的交通，而不危及我方的交通。
（2）调动兵力使我方兵力的大部分面对敌军的一部分，即以大吃小。
（3）在会战中，利用战术行动，将我军大部分兵力集中在战场中的决定点上，或敌线的最重要部分。
（4）应作如此安排使兵力不仅集中在决定点上，而且还能迅速同时发动攻击。（中译本，p．43）
可以明显地看出约米尼的战略观念并无任何新意，他不过是把前人的意见加以综合陈述而已。惟一可以算是创见者也许即为“中央位置”（central position）和“内线”（interior lines）的观念。他认为这是他研究七年战争时所获得的最重要教训，而且也在拿破仑的战略中获得了明确的证实。的确他的大名与此种观念是有相当的因果关系，而对于后世也曾产生相当重大的影响。此外，他对于“作战线”又作了很详细的分类，创立若干新名词并分别界定其意义（pp．65–66）。这固然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但诚如何华德所批评，这些标奇立异的军语是非常不幸，因为它们可能使约米尼留给未来军事思想家的最重要遗产反而变得模糊不清。 [ 注：Michael Howard，“Jomini 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in Military Thought”，in Studies in War and Peace，p．34． ]
约米尼在《战争艺术》的卷首即明确指出：
战争艺术包括五种纯粹军事性的部分：战略、大战术、后勤、工程、战术。另外还有第六种学问，而为一般人所不认识，似乎可称为“外交与战争的关系”。虽然那是与政治家的关系要比与军人的较深，……但高级将领又必须了解这些知识。（p．1）
旧有的中译本将第一章（politique de la guerre）的章名译为“政略”，那是当时流行的日本名词，现在似乎应译为“大战略”较适当。其书第二章（politique militaire）所论内容为军事政策的国内问题，何华德认为对当前的时代颇有价值，值得特别注意。 [ 注：同上书，pp．31–32。 ] 照原书的排列，约米尼似乎是先论外交，后论内政，这两章合为一体而形成一个独立的单元。
除这两章以外，全书所论都是军事问题。约米尼对于最后两部分（工程与小战术）几乎完全省略。在其理论体系中，战略始终居于中心地位，不过在他那个时代，所谓战略者，其涵义要比今天较为狭窄，严格说来，仅以“作战的指导”为范围，而那又与所谓“大战术”很难划清界限。若用现在的术语来表示，即西方所谓的“作战”。
约米尼对于抽象的哲学观念毫无兴趣，他所注意的均为实际问题。他非常重视战略、战术、后勤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多兵种的联合作战。他对于这些方面的分析都表现出其思想的切合实际，而且也似乎比克劳塞维茨的眼界较为宽阔。
约米尼对于“后勤”（logistics）的重视实为其思想的一大特点，在其书中对于后勤问题有很详细而深入的讨论，并曾有警语如下：“拿破仑的作战固然是以明智的战略为基础，但其执行则毫无疑问为后勤的杰作（a masterpiece of logistics）。” [ 注：Michael Howard，“Jomini 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in Military”，in Studies in War and Peace，pp．32–33． ]
约米尼把后勤界定为“调动军队的实际艺术”，但给予它以较宽广和深入的意义。他指出“旧有的‘logistiqu’范围非常有限”，但现在战争和后勤都已变得比较复杂。所以，后勤所包括的不仅为“发动军事行动的一切必要物质准备”，而且还有“拟定战略战术计划的一切工具和安排”。因此，就其最后意识而言，后勤也就是“应用一切可能的军事知识的科学。” [ 注：George C．Thorpe，Pure Logistics（U．S．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1987），p．9． ]
约米尼的书受到广泛的阅读，主要是因为其中所含有的战略或战术观念，至于他对于后勤的界定和分析虽如此精辟，但在19世纪的军事文献中并未能获得任何认同。尤其克劳塞维茨是既未使用这个名词，也从未把后勤问题视为战争中的重要考虑。
就军事方面而言，《大军作战论》与《战争艺术》，在出版时间上虽相差30年，但两书中的基本观念几乎没有什么差异。不过，后者却增加了一个政治方面，而前者虽有时也触及政治方面，但只是东鳞西爪，并未构成完整体系。《战争艺术》的第一和第二两章，自成一独立单元，也似乎可以代表约米尼晚年对战争的新认知，而且其中也的确有不少的至理名言，很值得重视。
第一章的法文原名为"politique de la guerre”，直译应为“战争的政治（策）”，此处应补充说明，法文也像德文一样，“politique”与“politik”都同样含有“政治”（politics）和“政策”（policy）的双重意义。因为约米尼曾说明这一章的内容似乎可称为，“外交对战争的关系”（The Relation of Diplomacy to War），所以英译本遂多以此为章名。其内容“所要讨论的是根据那些考虑，政治家始能决定战争是否正当，适合时机，或尤可避免，以及决定采取何种行动以来达到战争目的。”（p．2）约米尼接着就讨论国家之所以进入战争的理由，并一共列举了九种不同的战争典型，并分析其利害得失。尤其是他对于“思想战争”和“民族战争”都有亲身的体验，所以其分析也最为精彩。此外，他又提出一项具有永恒价值的警告：“千万不要同时进行两个大规模的战争。”
第二章原名“politique militaire”，英译“military policy”，中译“军事政策”，都无任何疑义。其内容包括：
有关军事行动的一切政治考虑……人民的战斗精神他们的武器装备，财力资源，其对政府和体制的效忠，……最后还有可能遭遇的各种抵抗和障碍。（p．20）
这一章也许要算是全书中最精彩的部分，其中有许多至理名言可谓永垂不朽。现在就采要节录如下：
假使在一个国家里，牺牲生命、健康、幸福来保卫国家的勇士们，其社会地位反不如大腹贾，则这个国家的败亡也就一点都不冤枉。（p．36）
民选的立法代表，其中大多数都不是伟大的政治家，为争取人民拥护，不惜以经济为借口而让辛苦建立起来的强大军事权力逐渐衰颓，或对和平寄与幻想，觉得提倡和平比准备战争更能获得选民的欢心。（p．25）
平时应使部队习于艰苦疲劳的生活。柔软无力为罗马兵团衰败之主因。那些军人过去在非洲烈日之下作战都一点不感疲倦，现在在日耳曼和高卢的凉爽天气之下，反觉得甲胄太重，所以，罗马帝国的末日也就快到了。（p．37）
历史告诉我们，最富的国家不一定最强，更不是最快乐。从军事的天秤上来衡量，钢铁至少是和黄金一样重。伟大的国家不仅需要良好的财政制度，而还要有明智的军事政策。（p．29）
以上条列者不过是举例而已，但也可显示约米尼在其晚年，思想上有很大的进步，他已经不再局限在纯军事领域之内，而开始变成一位真正的大战略家。
有人认为约米尼之所以要写这两章，主要是受到克劳塞维茨的影响或刺激。这种评论似乎有商榷之余地。事实上，他在 1830年写《战争艺术的概括分析》时，即已经把这些观念列入书中，而当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尚未出版。甚至于此种理论架构的建立可能还要更早，因为在1818年《大军作战论》三版时，约米尼曾在其结论中发表下述的言论：
我们毋需提醒读者，在此所论的原则仅以与战争艺术纯军事部分有关者为限。……此外还有其他的组合也同样重要，那与政治的关系较多，与军事的关系较少。……要在大业中获致成功，则必须考虑资源、……国内条件、……与邻国的关系、……人民的精神等等，……简言之，了解含有政治、行政、战争、混合物的科学绝对必要，而此种科学的基础已如此良好地由孟德斯鸠所奠定。 [ 注：《作战论》（英译本），pp．460–461。 ]
由此观之，可以发现约米尼不仅很早就已了解军事与政治的互动关系，而且也正像吉贝特和劳易德一样，企图把孟德斯鸠的思想传统应用到军事领域之中。
最后，还有两点必须郑重地提出，因为这两点正是约米尼在思想上对克劳塞维茨所享有的压倒性优势：
第一点，克劳塞维茨的著作有一重大的缺点，那就是完全不曾谈到战争的海洋方面，也许可以开玩笑地说，《战争论》实应改名为“陆战论”。这当然与作者个人背景有关，普鲁士是一个内陆国家，克劳塞维茨可能一生都不曾航海。反而言之，约米尼对于海权的重要却有远较适当的认识，他说：
海洋的控制十分重要，假使一个国家拥有较长的海岸线，而又享有制海权，或能与享有海权的国家缔结同盟，则其抵抗力可以增加数倍以上。因为一方面，海洋可使补给来源永不匮竭；另一方面，利用制海权的弹性，可以到处袭击敌人，使其备多力分。（p．15）
这对于拿破仑战争时英国海权所作的贡献可以算是非常恰当的描述，但在克劳塞维茨的著作中却找不到这样的议论。
第二点，约米尼对于科技和武器的问题有很多超时代的远见，例如他曾这样指出：
武器的优越可能增加战争胜利的机会，虽然武器本身并不能获得胜利，但却是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武器的发展日新月异，所以在这一方面领先的国家也就可以占有不少的利益。
最近20年的新发明似乎已使军队的组织、装备、战术都有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可能。……作战的物质必须优良，数量必须充足，平时应妥善储备。应尽量采他国之长补本国之短，……不可故步自封，不求长进。……对于军事科技的研发应给予奖励，……科学人才应受到尊重。（pp．27–28）
在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中却很难找到同样的言论，因为他似乎是把技术视为不变因素，并且认为双方大致平等，可以互相抵消。
约米尼不仅重视科技，而且对于未来的趋势更有惊人的预知。他说：
毁灭的工具正以惊人的速度趋向于完美的标准。……假使各国政府若不能召开一次会议来限制毁灭工具的发明，则惟一的对策即为将全部陆军之一半改为装甲骑兵，以便能用快速的方法夺取这些机器。而步兵也要用中世纪的装甲，否则在未与敌人接触之前即将被毁灭。将来无论人马，也许都应有装甲保护。姑无论这是否是一种荒唐的幻想，但由于炮兵的进步，对于纵深的观念一定会有所改变。（p．27）
诚然，他的预言与日后的事实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但他在19世纪前期即能提出装甲的观念，也还是令人佩服。
不过，他还是坚持其战略不变的观念，他说：
惟一不变的东西只有战略，从希皮奥、恺撒、菲特烈，以至拿破仑，时代虽有不同，但战略原则还是一样，因为它们不受武器性质和军事组织的影响。（p．27）
但事实上，工业革命的冲击却日益增大，其所及的层面也已非仅限于战术。到约米尼的晚年，他已经看到其全部理论体系正面对着新的挑战。不过他仍然认为铁路的军事用途虽日益扩大，但还是不能改变其战略原则。 [ 注：Ferdinand Lecomte，Le General Jomini（3rd．edn．1894）中有此记载。 ]
约米尼是启蒙思想的真正传人，他虽然承认其原则的应用必须有赖于天才，而且也可依照环境来作必要调整，但就其根本而言，他还是坚持其原则永远有效，而不受时空因素的影响。事实上，与约米尼同时代的人也都大致认同此种由启蒙时代军事思想家所共同建立，一脉相传的基本观点。约米尼的最大成就即为当拿破仑带来一种新型战争时，他能立即提供解释。他的观念架构是如此简单明了，足以帮助其同时代的人了解拿破仑战争的真相。甚至于以后凡是研究拿破仑战争的人也都无不以其观念为基础。
批评与影响
古今伟大人物经常都是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约米尼似乎也不例外。约米尼本人才气纵横，目无余子，对于前辈和同时的思想家都多所讥评，想不到在成名之后，旁人也会以其之道还治其人。他对于一般的批评并不太重视，因为那多半只是挑剔细节，而无伤大雅。但对于克劳塞维茨的言论则不能等闲视之。
克劳塞维茨根本否定启蒙时代的一切军事传统，所以，也就无异于彻底否定了约米尼理论途径的合法（理）性。克劳塞维茨并不否认约米尼思想中有其高度实用价值的部分，甚至于他本人也像约米尼一样地重视中央位置和内线作战，但他却又认为这都不是重要问题。《战争论》的主旨即为说明战争的指导不可能简化成为通用的原则。战争受到无限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即为政治条件和精神力量。战争中充满了未知和无法计算的因素，并且随着历史而改变。所以，当约米尼宣称他已从拿破仑和菲特烈的作战中蒸馏出战争的普遍原则时，克劳塞维茨就会不客气地直斥之为荒谬（absurd）。他认为约米尼的抽象原则忽视了战争的现实，精神力量的作用，以及个案的特殊条件。 [ 注：《战争论》（中译本），导论（一），p．43。 ]
由于克劳塞维茨的登高一呼，于是应者四起，批评约米尼的人遂日益增多，大致都是认为其思想教条化、机械化、几何化。约米尼对于这些批评是深感怒恼，因为他相信这些指控都是无中生有，极尽曲解之能事。他在《战争艺术》的序文中曾作总答复如下：
许多作者对于我所列举的原则都并无真正的了解，有些把它们加以胡乱的应用，有些人更从中引出想入非非的观念，那是我从来不曾梦想的。因为像我这样一个人，曾经身任将官，有参与十余次战役的经验，当然应该知道战争实在是一幕伟大的戏剧，有一千种不同的精神和物质因素都与它有关，那是不可能简化成为数学计算的。（p．6）
接着约米尼又明确说明他自己的观念：
一切战争艺术的理论都以战史的研究为其惟一合理基础，它固然有一定数目的原则和规律，但仍容许真正的天才在对战争的全面指导中，保有极大限度的行动自由。
反而言之，最戕贼天才和最贻误事机的则莫过于书卷气过重的理论。其基础是一种错误观念，即认为战争是一种“真正”的科学，一切行动都可用计算方式来取决。
最后，少数学者的玄学观和怀疑论也不足以使人确信战争是毫无规律，因为他们的著作并不能推翻这些规律，甚至于他们自己也相信这些规律。（p．7）
于是约米尼再作总结论如下：
我希望在发表上述声明之后，大家不应再指控我是想把此种艺术变成机械化的例行公事，同时更非认为只要读过本书某一章之后，即能豁然贯通，获得指挥大军的一切才能。（p．7）
尽管约米尼的思想并非没有缺点，但概括言之，他所受到的评论又还是誉多于毁。至少可以说他的书非常成功，其对后世的影响也非常重大。若用现代商业用语来解释，约米尼对于行销术（salesmanship）似乎颇有研究，他的书是为读者而写的，换言之，有浓厚的市场导向。他知道读者所期待的是什么，而尽量投其所好。他的文字非常流畅，简单明了，要言不烦。他的理论有系统而不深奥，他的思想切合实际而不抽象，与克劳塞维茨的书恰好成为强烈的对比。假使说《战争论》的确是一本很难读的“天书”，则《战争艺术》就真只能算一本相当轻松的读物。他的书符合当时军人所惯于接受的风格和体裁，而且他也有推陈出新的能力。他时常会变换一点新花样，使用有系统的图解和少许数学公式，但这种“科学化”手段的应用又自有其限度，只是适可而止，绝对不重蹈毕罗的覆辙。
所以，《战争艺术》出版之后真是到处畅销，一时间洛阳纸贵，若与《战争论》初版20年后，1500本都还没有卖完相比较，真乃不可同日而语。何华德称其为“19世纪最伟大的军事教科书”绝非过誉，其对西方军事思想影响之大自可不言而喻。概括地说，在19世纪前期，拿破仑仍为西方军人所崇拜的最高偶像，而作为拿破仑思想主要解释者的约米尼在军事学术界的地位也一直屹立不动。
约米尼逝世于1869年，从其国际声誉的观点上来看，似可谓死得其时。因为在其晚年，他已经没有任何对手，查理大公、克劳塞维茨，甚至于拿破仑，都已先后辞世，只留下他一个人独享大名。后生晚辈，包括法、德、英、美等国的著名军事学家在内，都莫不对他敬若神明。但假使他再不死，就会跟看着由于毛奇赢得普法战争，而使克劳塞维茨的声名死后复活。反而言之，他自己过去所享有的权威地位也就会因此开始滑落。
不过，实际情况的发展又并非如想象中那样悲观。虽然法国人在普法战争之后，纷纷开始向克劳塞维茨的著作中去寻找德军战胜的秘密，但约米尼在英美两国所享有的声誉仍不少衰。第一次大战前夕时，英国牛津大学首席军事史教授魏金森（Spenser Wilkinson）曾宣称：自从约米尼之后，军事科学几乎很少进步。约米尼已经形成军事研究中所用的基本原则。 [ 注：Spener Wilkinson，The French Army Before Napoleon（Oxford，1915），p．15． ]
约米尼在美国的影响力也许要比在英国还更大。从法国把约米尼思想引进美国的人可能应首推老马汉（Dennis H．Ma hah），他是西点军校的名教授，美国内战时（1861–1865）南北双方的军官有许多都是出其门下，据说他们对于《战争艺术》几乎都是人手一册。老马汉的儿子小马汉（Alfred T．Mahan），是近代海权理论的创始者，在思想上也深受约米尼的影响。20世纪初期，小马汉的著作轰动全球，约米尼的思想也随之而受到新的重视。
甚至于在德国，也还是有很多人以约米尼的私塾弟子自居。曾在1840年出版《大战理论》（Theorie des grossen krieges）一书的威尔逊（Wilhelm von Willisen）即曾自称是约米尼的忠实信徒。反而言之，甚至于到1867年，普鲁士著名军事作家罗斯陶（Wilhelm Rüstow）在其所著《19世纪的战争艺术》（Die Feldherrkunst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中还明白指出克劳塞维茨虽负盛名，但他的书却很少有人读。
也许可以说，从1815年（滑铁卢）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百年之间，约米尼是支配着整个西方军事思想领域，甚至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其残余势力也还是相当强大。像富勒、李德哈特、戴高乐、巴顿、古德里安等人，都无不受其影响。
结论
约米尼在战略思想史中可算是一位奇人。他是真正的无师自通，独来独往。他不曾受过任何正规军事教育，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文人战略家”。他的许多著作和观念随着时代的演进，可能逐渐为人所忘记，甚至于也的确不免过时落伍。但这并不影响其不朽地位。其最大贡献并非在著作方面，而是在精神方面。诚如何华德所言，他可以算是军事科学领域中的“牛顿”（Newton）。他对基本观念曾作澄清的解释，对基本原则曾作客观的分析，他把科学研究的精神和方法带入这个一向被认为不能“科学化”的神秘领域，尤其是他使其同时代的人认清智慧在战争中的地位。 [ 注：Michael Howard，“Jomini 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in Military Thought”，in Studies in War and Peace（Viking Press，1971），p．29． ]
约米尼并不轻视经验，但他却认为仅凭经验学习还不够。他很幽默地引述菲特烈的名言说：“一匹在尤金亲王帐下服务的骡，虽曾历经21次战役，但仍不能变成优秀的战略家。”所以，他认为经验与思考必须互相配合，理论与实践必须互相印证。他说：
以正确原则来形成正确理论，而以实战经验和战史研究为背景，即可当作最好的学校来训练优良将才。假使还不能造就真正伟大的人物，但至少能产生相当杰出的将领，使其地位仅次于战争艺术中的真正天才。（p．199）
这也正是说明战略学可以研究，战略家可以培养的道理。
约米尼到晚年也像牛顿一样虚怀若谷，牛顿自比是在海边弄潮的小孩，偶然捡到几颗贝壳，约米尼也以同样谦虚心情作结论说：
今天决不可以说战争艺术的发展已尽善尽美，不可能再有进步。太阳底下没有任何东西尽善尽美。即令把古今名将会集一堂来研究这个问题，他们也还是不能制定一套完善、绝对、不变的理论。（p．7）
第十章 克劳塞维茨
钮先钟 [中国]
[出自《西方战略思想史》] 1995
启蒙的反动
克劳塞维茨的生平
思想的演进
一、早期
二、中期
三、晚期
论战争性质
一、基本认知
二、摩擦与机会
政治与战争
一、有限战争与绝对战争
二、战争是政策的工具
缺失与影响
结论
启蒙的反动
在阅读启蒙时代任何军事思想家的著作时，可以获得一个最显著的印象，那就是其理论观点大致相同。当然，他们在著作内容上还是有很多的差异，但却有一共同目标，即寻求一种对战争的基本理论。他们都认为战争像其他一切自然和人事活动一样，可以对其进行综合性和系统性的理论研究。其中一部分可以简化成为具有通用性的规律和原则，这也就是其科学的部分。不过，战争还是有其艺术的部分，随着环境而变化，受到意外或偶然因素的影响，其应用必须有赖于天才。
大致说来，此种观点发源于17世纪后期，一直维持到18世纪90年代结束时，几乎都毫无改变。但自从贝仑霍斯特（Georg Heinrich von Berenhorst，1733–1814）所著的《战争艺术的省思》（Reflections on the Art of War，德文原名Betrachtungen über die Kriegskunst）在1796–1799年出版后，此种思想上的团结一致就开始出现了一道裂痕。这又并非表示启蒙思想已经开始丧失其影响力。事实上，在19世纪初期，毕罗、查理、约米尼还曾把此种思想发展到最高潮，而且在整个19世纪中，全球军事思想仍然还是以启蒙学派为主流。不过，由于贝仑霍斯特的发难，启蒙学派的绝对权威开始动摇。接着在几年之后，克劳塞维茨即异军突起，在军事思想领域中开启古所未有的新境界，并替新日耳曼军事学派奠定深厚的基础。
日耳曼新军事思想的兴起又是以欧洲学术思想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期的全面发展为背景。简言之，军事思想只是文化潮流中的一部分。此种新潮流又是非常复杂，有其不同的方向和名称。概括地说，可以分为两大派：第一派可以称之为“反启蒙”（Counter–Enlightenment）运动，事实上，这一派的人大致都出身于启蒙学派，以后中途变节成为反动分子。第二派则受到日耳曼民族主义的影响，具有强烈的反法兰西情绪，故可称之为“日耳曼运动”（German Movement）。由于启蒙思想以法国为发展中心，所以反启蒙与反法国两种运动也就合而为一，尽管其间又还有若干差异的存在。
此种新潮流在日耳曼分两波出现：第一波出现于18世纪 70年代，也正是启蒙运动在日耳曼发展到顶点的时候。第二波在世纪交替时出现于全欧洲，那是受到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刺激。此种潮流把浪漫主义、民族主义、理想主义三种趋势合而为一，而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则在其中发挥其个人的巨大影响力。康德本是日耳曼启蒙运动的巨子，但他的批判哲学却对于启蒙学派的中心思想和基本信念构成重大的挑战。同时也替反启蒙运动提供了最具权威的理论基础。
启蒙学派的世界观是以自然律为基础，认为复杂的经验世界是受到相当少数原则的管制，这些原则简单明确，具有根本性和普遍性。牛顿力学的三大定律即为最佳的例证。反启蒙的思想家则认为此种观念完全荒谬，至少也是过分夸张。他们认为世界根本不简单，而具有高度复杂性，包括着无限多的独特因素，并经常在流动中。换言之，牛顿式的科学并不能解决现实问题。所谓原则和观念架构都过分人工化和表面化。他们虽然并不否定自然科学的进步，但却相信这样的方法并不能用来了解复杂的世界，尤其是人与社会的关系。
诚如康德在写《实践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一书时（1788）所云，其目的是要建立人类灵魂的自主权（autonomy），使其不像自然一样地受到规则（regularity）的支配。所以，反启蒙运动人士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是一种独特的历史实体，那是发源于不同时间和空间所构成的特殊环境和经验，并表现出其价值意识、生活方式、思想、制度以及创造艺术。他们重视直接和具体的人类经验，认为真正的知识经常即为独特个案的知识，而依照所谓万有定律（universal law）来作教条式研究只会妨碍真正了解。
日耳曼是一个文化落后地区，一向在思想上受到法国启蒙学派的支配，所以对于此种思想帝国主义发生反抗心理，实乃事理之常，而在思想上具有明显亲法倾向的菲特烈大帝也就自然成为众矢之的。此种反法情绪又与日益兴起的民族意识相结合而蔚成一股强大力量。法国革命和拿破仑称霸更带来新的刺激，并使此种思想运动蒙上了一层浓厚的政治色彩。
大凡每有一种思想存在时，必然就会有其他的思想出现来与之对抗，此乃常理，并不足怪。所以反启蒙运动几乎是和启蒙运动的本身同时作平行的发展。不过，过去的反对者大致都是学术界之外的传统主义者和保守分子，他们既无共同的立场，更无密切的合作。现在的情况却不一样，新的反启蒙运动是由学界精英所发动，是吃启蒙奶水长大，并用同一语言来发动挑战。
此种现象也就同样出现于军事思想领域之中，首先在此领域中发动新反启蒙运动的人即为贝仑霍斯特，他本为启蒙儿女（Child of the Enlightenment），但由于受到康德批判哲学的影响，遂决心把此种新趋势带入军事领域。贝仑霍斯特在其《自白》（Confessions）中曾说明他是如何钻研康德的理论并终于恍然大悟。他认为康德拯救了自由意志（free will），并建立了人类知识的疆界，而他自己的著作，就某种程度而言，也就是要把康德式的批判（Kantian critique）应用到军事理论之上。 [ 注：Georg Heinrich von Berenhorst，“Selbsbekenntnisse” in aus Nachlasse（Dessau，184s），vol ，pp．14–16． ]
贝仑霍斯特为安哈特狄沙亲王利奥波德一世（Prince Leopold Ⅰ of Anhalf–Dessau）的私生子，其父为菲特烈大帝的得力助手。他15岁即开始从军，曾参加七年战争中的多次战役。以后，又转任外交官，直到1790年退休之后，才开始其学术生涯。
他的巨著《战争艺术的省思》在1796年出版第一卷，在 1798年出第二卷及第一卷的修订版，在1799年完成第三卷。依据当时的说法，没有任何其他的书会比他的书保有更多的读者。
贝仑霍斯特在其书中对于战争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史作了一个非常简明扼要的总检讨。从希腊罗马到中世纪以迄18世纪，都有相当精辟的论断。从其书中内容上看来，可以发现启蒙时代的军事思想著作对他大有裨益。不过，他的结论却认为军事科学和艺术在性质上与启蒙时代军事思想家所假定者有所不同。战争艺术并非以不变法则为基础，而与许多未知而无法控制的因素有关，并且是在充满意志力和感情的环境中运作。
他很幽默地以七年战争为例。他说假使卜希古能坐在气球上观察某次会战的全局，他一定会说：“依照原则我判断普军必败。”但事实恰好相反。尽管违反战争艺术的原则，仅凭军队的精神和盲目的机会，普军还是赢得了胜利。 [ 注：Georg Heinrich von Berenhorst，Betrachtungen über die Kriegskunst über ihre Fortschritte，ihre Widersprüche und ihre Zuverl?ssigheit（3rd．edn；Leipzig，1827），pp．66–67． ]
贝仑霍斯特认为精神力能够对部队产生激励作用，所以是战争中的主要因素。部队并非机器人，可以刺激其发挥猛烈的战斗精神，尤其是爱国热忱可以产生强烈动机。因此，他对于菲特烈所首创的普鲁士军事制度发出了非常尖锐的批评。他指出佣兵部队、无情纪律、机械操练、横线战术，凡此一切都足以压制精神力使其不能发扬。
其结论为战争与数学和天文学不一样，不能将其变成一种先验科学。他强调他也爱好和相信科学，但却提醒批评他的人应注意在军事史中有太多的例证，足以显示仅凭天然的勇气，虽然不知战争艺术，也还是能够获得胜利。反而言之，又有许多例证足以显示所谓原则者，不是无用就是不适当。规律和原则有抽象化、人工化、教条化的趋势。
贝仑霍斯特在思想上可以算是克劳塞维茨的前辈，但对他似乎只有间接的影响而无直接的影响。对克劳塞维茨一生影响最大的人是沙恩霍斯特（Gerhard Johann David Scharnhorst，1755–1813）。沙恩霍斯特发现了克劳塞维茨这位旷代奇才，指导他发展，提拔他上进，对于其思想的形成发挥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所以，克劳塞维茨称沙恩霍斯特为“我精神上的父亲和朋友”（the father and friend of my spirit）。 [ 注：见克劳塞维茨致其未婚妻的信（1807年1月28日）由Azar Gat，The Origins of Military Thought引述，p．156。 ]
沙恩霍斯特出生于汉诺威（Hanover），其父为陆军退役士官，母为富农之女，不具备贵族身份。18岁时进入威廉伯爵（Count Wilhelm）所创办的军校。这位伯爵是启蒙学派的军事学家，所以沙恩霍斯特很早就受到启蒙思想的熏陶。1778年他正式进入部队，但对军事教育仍保持高度兴趣。1782年充任新成立的汉诺威炮兵学校教官。在这个阶段中，他参加广泛的学术活动，在军事学术界不久就成为知名之士。
从1782年（27岁）开始，沙恩霍斯特即曾创办一系列的军事期刊，并著作两本军事书籍。其一为《军官手册》（The Handbook for Officers on the Applied Parts of the Science of War），另一为《野战指南》（Military Pocketbook for Use in the Field）。这两本书的内容都切合实际，包括有极丰富的实用资讯，所以非常畅销，再版多次。沙恩霍斯特著作颇丰，有些尚未出版，而且也无全集，实在非常可惜。不过，从其现存著作中还是可以获知其思想的梗概。
沙恩霍斯特认为军事知识和理论都有其需要和价值。理论以规律和原则为基础，并能对于古今名将的成功提供解释。假使仅凭经验即能提供足够的训练，则老士官也就都可以做将军。军事理论的性质为何？其所教的正确内容又是什么？沙恩霍斯特的答案为军事理论提供“正确观念”（correct concepts），而此种观念又是以“事物的性质或经验”为基础。所以，理论与现实之间存在着一种固有的依赖关系。
首先需要明确观念和原则，这样始能澄清战争中部分与全体之间的联系。这些观念和原则又必须以事物的性质为基础，而若无这些观念和原则，也就无知识可言。其次，必须了解这些观念和原则在行动中的实际运作，因为仅凭理性不足以发展现实。观念和原则对现实的应用需要判断，而又只有经验和经常练习始能磨练判断力，其主要工具即为历史研究。所以，教育青年军官的适当方法为，首先向他们提供“正确理论”，然后再鼓励他们独立思考并澄清其观念。这也就能为经验的分析创造一种健全的基础。
可以看出沙恩霍斯特的理论观点大致还是与启蒙学派的正统不相违背，但显然他的思想还有其他的渊源。至少有三位大师对他曾产生相当重大的影响：（1）他重视理论与现实的关系，战争中部分与全体的联系，足以显示他与蒙丘可利颇为类似。（2）他的理论架构曾受康德知识论的增强，强调观念的解释任务，以及心灵与经验之间的互相依赖。（3）他认为理论不仅应以“经验”为基础，而且还有“事物的性质”，这又证明他深受孟德斯鸠的影响。 [ 注：Rudolf Stadelmann，Scharnhorst，Schickal und geistige Welt ein Fragment（Wiesbaden，1952），p．92． ]
概括言之，沙恩霍斯特不但不反启蒙，而且更代表启蒙的正统。他曾重申典型的启蒙观念架构如下：
战争艺术，像绘画和其他的艺术一样，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机械化的，适合于理论研究；另一部分是环境化的（Cinumstantial），受创造天才和经验的支配。 [ 注：Neues Militarisches Journal，Ⅻ（1804）。此为沙恩霍斯特所编《新军事杂志》。 ]
不过，他却反对19世纪初期某些新启蒙观念，并认为那背离了18世纪的传统。那些观念的代表即为毕罗和约米尼等人。对于此种立场，克劳塞维茨也深表赞同。
沙恩霍斯特对于克劳塞维茨影响之大，几乎是无法形容。他启迪其思想，塑造其人格，决定其一生的成就。克劳塞维茨的全部理论都是以沙恩霍斯特已发展的架构为基础。
不过，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克劳塞维茨的思想体系虽发源于其师，但其气象的雄伟，分析的深入，又远非其师所能及。这当然又与个人的天才和环境都有微妙关系。但无论如何，若无沙恩霍斯特的教诲和提携，克劳塞维茨的一生将会有不同的发展。
克劳塞维茨在西方战略思想史中的地位，几乎是与孙子在我国战略思想史中地位大致相当，他们都同样地是空前绝后，古今一人。不过，综述和评论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又比较困难，不仅是因为其著作浩繁，而且其内容也的确更难了解。本章只能概观其大略，而无法深入其细节，尚祈读者见谅。异日若有机缘，当试以克劳塞维茨为主题另写一专书，来作更详尽的分析。
克劳塞维茨的生平
克劳塞维茨（Carl Philip Gottlieb von Clausewitz）出生于1780年，比约米尼小一岁。其家世勉强可以算是普鲁士小贵族阶级，甚至于不无冒牌之嫌。概括说来，其祖先都是文人，从事宗教和教育事业，不过其父曾参加七年战争并以尉官退役。克劳塞维茨为家中幼子，性情内向孤僻，好学不倦，严格说来，就家世和个性而言，他应该是文人而非军人。
12岁的克劳塞维茨在1792年进入陆军成为步兵士官。从 1793年到1795年，他参加对抗法国革命的第一次联盟战争。在以后六年的和平阶段中，这位年轻的尉官都一直驻防在一个名为新鲁平（Neuruppin）的小镇中。那里有菲特烈大王之弟亨利亲王（Prince Henry）所创设的图书馆，藏书极丰，使这位好学的青年获益匪浅。克劳塞维茨对于学问具有多方面的兴趣，不仅限于其本行（军事），更把哲学、政治、艺术、教育等方面都包括在内，所以其学术基础相当宽广。直到1801年他才离开这个小镇，因为他获准到柏林进入新开办的“战争学院”（War College）进修。
这是一所由沙恩霍斯特所主持的学校，克劳塞维茨此时 19岁，进入该校，实为其一生事业的真正起点。沙恩霍斯特在德意志建国史中是一位关键人物，他把作为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人的三种优异成就汇集于一身。他对于政治改革和军事改革都有重大贡献，但从战略思想史的观点来看，其最大的贡献就是他发现和培养了克劳塞维茨。
克劳塞维茨在沙恩霍斯特培育之下过了三年学校生活，对于他来说真是受益无穷。他和沙恩霍斯特建立了极亲密的师生关系，吸收其思想，并且也变成其事业上的重要伙伴。同时，克劳塞维茨的学识也变得更渊博，眼界也变得更开阔。在 1803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后，他就开始踏上走向军事和政治核心的旅途。对未来抱着满怀希望的克劳塞维茨，真是雄姿英发，哪知造物弄人，其前途的坎坷出人意料。
1804年克劳塞维茨奉派为奥古斯特亲王（Prince August）的侍从官，由于此种关系遂认识布流尔伯爵（Count von Brühl）的女公子玛丽（Marie），她是一位有良好教养的女孩，深受路易王后（Queen Louise）的宠爱。两人一见钟情，但由于克劳塞维茨的家世比不上女家，而他本人又受到职务的牵制，直到七年后始结婚。这一门亲事对于克劳塞维茨有非常重大的贡献，因为他的著作都是由玛丽，在其身后为其出版，否则今天我们也许就无法得知其思想的全貌。此外，在他们别离的阶段中，克劳塞维茨写给她的信不仅成为写其传记时的重要资料来源，而且克劳塞维茨的某些理论观念也只有从这些信件中才能找到其如何形成或发展的线索。
从1803年到1805年，克劳塞维茨在柏林与沙恩霍斯特过从甚密，他已成军事改革集团中核心人物之一，并且也认识了许多精英分子，其中有一人就是赖希劳（August von Gneisenau），克劳塞维茨一生中与他的关系也极为重要，也许只仅次于沙恩霍斯特。沙恩霍斯特又把克劳塞维茨介绍给著名的军事期刊主编，使其第一篇文章在1805年得以刊出。文章以批评毕罗的战略理论为主题。虽然克劳塞维茨一向喜欢舞文弄墨，但这是他第一次正式发表自己的著作。 [ 注：Carl von Clausewitz，“Bemerkungen über die reine und angewandte Strategie des Herrn von Bülow”，Neue Bellona，vol．9，No．3（1805），p．271。 ]
当时毕罗是大名鼎鼎的军事学家，但克劳塞维茨却表现出初生之犊不畏虎的勇气，毫不客气地批评毕罗在思想上的混乱和错误。他在其论文中提出三点主要批评：（1）毕罗的治学方法有瑕疵，其对战略和战术所作的界定都不适当；（2）毕罗的战争观念缺乏现实感，其分析仅以地理和数学为基础，而忽视敌方的行动和心理因素；（3）毕罗的理论并未能把与战争有关的一切重要因素都包括在内，凡不能利用数学分析来处理的因素，例如部队的士气、将帅的决心，都一律避而不谈。此文发表后，克劳塞维茨的声名也随之而大噪，他这第一炮总算是打响了，这固然表示他已学有所成，但仍应感谢沙恩霍斯特提携之力。此外，这篇文章的论点和风格上也暗示出克劳塞维茨在其以后著作中所将采取的途径。
1806年在普鲁士国王菲特烈威廉三世（Frederick WilliamⅢ）委曲求全的努力终告失败之后，普鲁士与法国之间的战争又起。克劳塞维茨像其他青年军官一样，怀着迫不及待的心情走向战场，但一切都不理想，战争并未能替他带来好运和荣誉。他以上尉官阶陪同他的营长（奥古斯特亲王），参加奥斯特德会战（Battle of Auerst?dt）。在普军惨败之后，他与他的营长同时为法军所俘。他们被送往法国收容，虽备受礼遇，但直到1807年底才被释放回国，所以克劳塞维茨也就来不及和沙恩霍斯特同享普军在艾劳战役（Eylau compaign）中获胜的喜悦。这一次耻辱的经验使他终身难忘，并强化了他对于一切与法国有关事物的仇恨心理。
返国之后，他立即与沙恩霍斯特恢复合作，在此后四年中，他都是沙恩霍斯特的得力助手，帮助他推动军事改革的工作。1810年，他升任少校，并在新军校中充任教官，10月间又充任王世子（Crown Prince）的军事侍讲，其所用的讲义以后编印成书，即所谓《战争原则》（Principle of War）。 [ 注：Carl von Clausewitz，Principle of War，trans．and ed．H．Gatzke（Harrisburg，1942）． ] 几个月之后，他又奉派参加草拟陆军新教范的编辑委员会。所以，这几年应该是他最忙碌和最得意的阶段。他的工作也使他对于战略领域获得全面的了解，包括教育、技术、组织、政治等方面都在内。
沙恩霍斯特等人之所以如此努力从事军事改革，其惟一目的即为击败法军以雪国耻。不料在1812年，普王居然同意与法国缔结同盟，并派兵参加拿破仑征俄之役。这种政策对于克劳塞维茨而言，真乃“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他与三十几位其他的军官一同辞去军职，前往俄国向俄皇亚历山大一世投效。这也是克劳塞维茨第二次与其妻别离。
克劳塞维茨虽不通俄语，但仍能以其所长在俄军大本营中从事于各种顾问性的任务。他曾参加布罗地诺（Borodino）会战，并曾亲眼看到法军在柏也及纳河上的撤退，而且非常巧合，约米尼也正在其对方参加这次撤退行动的指挥工作。1813年春季，普王终于背弃拿破仑，回到反法的阵线，于是克劳塞维茨也返回柏林，再行加入沙恩霍斯特的集团。
当1813年战役开始时，克劳塞维茨非常希望能够获得一个指挥官的职务。但国王对于其投效俄国的行为始终不谅解，不肯恢复其军职。所以在莱比锡（Leipzig）战役时，克劳塞维茨还是只好穿着俄国的军服，替普军总司令布吕歇尔元帅充当顾问。到1814年克劳塞维茨才终于被准许恢复普鲁士的军籍，但仍然受到歧视，被派驻防德国北部，与在法国的主战场完全隔离。直到1815年才被准许再加入普鲁士参谋本部，并奉派为第三军（Ⅲ Army Corps）的参谋长，其军长为提尔曼将军（General von Thielmann）。
在最后阶段的战役中，第三军位置在联军战线的极左端，面对着法军的强大压力苦战到底，对联军的胜利颇有贡献。但从一般人眼中看来，胜利是由威灵顿和布吕歇尔在滑铁卢所赢得。所以，克劳塞维茨感觉到他这一次又只好认命了。同时，他也无法参加对敌军的追击，因此，其在战场上赢得荣誉的最后希望终于化为泡影。
此时，克劳塞维茨的恩师早已逝世（沙恩霍斯特在1813年的鲁腾会战中负伤丧命），普鲁士军事改革派的领袖由赖希劳继承，他现在也就成为克劳塞维茨的惟一靠山。战后普鲁士沿着莱茵河获得了一些领土，赖希劳奉派为在此地区中的驻军司令，克劳塞维茨就做了他的参谋长，他们把司令部设在科布伦茨（Koblenz），相处甚欢。但这样的好景没有维持太久，因为在柏林的中央政府现在完全控制在保守派的手中，对于代表激进派的领袖人物具有高度的不信任感，所以赖希劳不久即被召回柏林。不过，克劳塞维茨仍在科布伦茨留任原职达两年之久。
1818年，克劳塞维茨38岁，奉调接任战争学院（旧称陆军大学）的院长，也就是沙恩霍斯特曾经担任的职务，并晋升少将。他对于此一新职并不感到高兴，因为现在院长只管行政，对于普鲁士军官团的思想几乎毫无影响作用可言。他就职之始也曾提出改革的建议，但在未经获准之后，也就心安理得地墨守成规，不作任何非分之想。这样的冷板凳一坐就是12年之久，可以说是毫无建树。但历史却说“不”，因为还有《战争论》在。
克劳塞维茨的写作生涯开始得很早，最初所写的文章虽不成熟，也未公开发表，但他的若干基本观念在此时即已逐渐形成。其首次公开发表论文是在1805年，已见前述，此后虽然戎马仓皇，但他仍一直不废写作，到1815年，10年间所累积的文稿已达数千页之多，其所触及的范围也非常宽广，包括政治、历史、哲学、战略、战术等方面在内。
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克劳塞维茨从1816年起就开始花费大量时间从事研究和写作，此后15年内几乎从未中断，其范围可以大致分为历史和理论两方面。的确，若从著作数量上来衡量，则克劳塞维茨作为史学家的成分应该是多于作为理论家的成分，但他在此一学域中的成就却几乎已为人所遗忘。他从 1819年起才开始写《战争论》，在此后8年之内完成了其所计划要写的8篇中的前6篇，并且也完成了最后两篇的初稿。此时已经是1827年，他突然感觉到他所写成的部分，对于其所持的两项基本观念未能作足够澄清的表达，于是决定要把已经完成的原稿从头到尾再作一次彻底的修改。 [ 注：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ed．and trans．by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Princeton，1976）．“Note of 10 July 1827”，p．60． ]
不过，他并未立即开始工作，反而把大部分时间用在战史研究方面，这一方面的文稿已收容在其全集之中，全部达1500页之多。他之所以这样做，也许是想从历史中为其新理论架构寻求证明。结果使他对《战争论》只修改了少数几章，而他自认已经可以完全定稿者则更只有第一篇第一章而已。这样就到了1830年，克劳塞维茨也许是以为来日方长，所以，他似乎并不紧张，也不感到有时间压力的存在。
不料外在环境却开始发生改变，克劳塞维茨调任西里西亚炮兵总监（Inspector General of the Silesian Artillery），新职迫使他必须暂时放下其修改《战争论》的工作。当他刚刚到差时，1830年的法国革命又带来另一项新变化。他的老友赖希劳奉命恢复现役，出任普鲁士所动员兵力的指挥官，于是赖希劳遂邀请克劳塞维茨再度充当他的参谋长。不久由于法国新政权采取谨慎温和的外交政策，而波兰又对俄国发动反抗行动，所以危机遂由西面移向东面，赖希劳军团的兵力也就开始沿着东普鲁士的边界部署，以来防止波兰人的越界行动，以及东欧霍乱病疫的蔓延。第一个任务是很容易执行，但第二个任务却不是战略家所能解决。此种传染病继续流行，1831年8月，赖希劳变成其受害人之一。在克劳塞维茨回到其原职不久后，11月16日，他也不幸突然病逝在布里斯劳（Breslau）任所，享年仅51岁，其死因可能是由于轻微的霍乱感染而引起的心脏衰竭。
约米尼比克劳塞维茨大一岁，却以90岁高龄活到1869年，相形之下，克劳塞维茨真可以说是不幸英年早逝。就功业而言，他们两人的成就都不足道，但所幸都有名著可以传世，而克劳塞维茨则更有后来居上之势。他似乎有预感，早就知道其著作将会在身后由其夫人出版。果然到1832年，其夫人在亲友协助之下，终于将其遗著出版，全集共分10卷，而《战争论》则为其前三卷。但事实上，还有若干著作佚失或未被纳入，所以，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是没有真正的克劳塞维茨全集。 [ 注：现有全集原名为Hinterlassene Werke des Generals Carl von Clausewitz über Krieg and Kriegführung，10 vols，（Berlin，1832–1837）。 ]
思想的演进
克劳塞维茨的著作虽多，但真正足以代表其思想精华并具有不朽价值的书只有一本，那就是他本人所认为尚未完成，仍待修改的《战争论》。所以要想了解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则必须从《战争论》的研究入手，其他的著作和他人的评论只能供参考而已。
《战争论》是一部大书，共为125章，分为8篇（books）。各篇的内容可以简述如下：
第一篇：论战争性质（On the Nature of War）。其内容为界定战争的通性，并列举其要素。
第二篇：论战争理论（On the Theory of War）。说明理论的用途和限制，也可以算是所谓“方法学”。
第三篇：战略通论（On Strategy in General）。包括各种战略要素的讨论，尤其着重精神因素。
第四篇：战斗（The Engagement）。以会战为讨论主题，并确认军队以战斗为主的观念。
第五篇：兵力（Military Forces）。包括有关兵力组织、部署、行动等方面的讨论。就层次而言，已接近战术。
第六篇：防御（Defense）。为全书中最冗长的一篇，包括许多传统观念在内。克劳塞维茨写完这一篇才感觉到其所写完的部分有修改之必要。
第七篇：攻击（Attack）。这一篇只是初稿，内容与前一篇形成相对关系，足以暗示其二元论的趋势。
第八篇：战争计划（War Plans）。这一篇虽也只是初稿，但非常重要，因为它代表全书的总结，与第一篇遥遥相对，一首一尾，互相呼应，尽管语焉不详，但全书中的主要观念都已汇集于此。
概括地说，《战争论》就其整体而言，有其完整的思想架构，就其篇章的安排而言，也大致合乎逻辑的顺序。全书的组织是由合而分，然后再由分而重归于合。所以，全书似可概分为三大段：第一和第二两篇构成第一段，为全书的绪论，提出作者写书的目的，并说明其所用的方法。这应该是全书中的最重要部分。因为若不明了其目的为何，则又何以读此书？若不明了其方法则也就无法了解此书。第三篇到第七篇构成第二段，所讨论的是本书的原始主题，即为战略与军事行动（作战）的指导。克劳塞维茨本是职业军人，军事战略是他的本行，也是其半生戎马的阶段中所最重视的问题，所以，大致代表其思想中的纯军事部分。而他也只是直到晚年才开始扩大其思想范围，并越出纯军事的境界。第八篇单独构成全书的第三段，它不仅是全书的总结，与第一篇首尾呼应，而且也充分表示战争与政治的不可分。从全书架构上来看，《战争论》与我国《孙子》13篇颇有类似之处，《孙子》以“始计”为起点，以“用间”为终点，《战争论》以“战争性质”为起点，以“战争计划”为终点，都是首尾呼应，使全书在理论体系上形成一个整体。
《战争论》不像沙克斯元帅的《梦想》，是在13个夜晚所一气呵成的。其写作过程长达10年以上，至于其思想的萌芽则可能更是开始于克劳塞维茨的青年时期，譬如说书中所用的战略和战术定义就是他在24岁时所拟定的。这也是其书之所以如此不易了解的原因之一。必须首先明了克劳塞维茨本人思想的演进过程，然后才能了解《战争论》中若干似乎很难解释的部分。从内容上观察可以发现《战争论》的第一段所反映的是其思想发展中的最后阶段，第二段所反映的是其最早阶段的思想，而第三段（第八篇）在时间上则处于前后两阶段之间。简言之，若对于克劳塞维茨的构想和写作过程缺乏认识，则在研读《战争论》时也就注定了会产生误解。
一、早期
刚刚满20岁时，克劳塞维茨即已开始记录其最早的思考和心得，从那些观察和结论上看来，即能显示出他具有现实感，并对当时流行理论保持怀疑态度。虽然这些笔记大致都只是一种孤立的意见，但还是能够暗示其思想已经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贯性。不过在最早的阶段，克劳塞维茨并无任何明师指引，而只是个人自修，其心得都是出自暗中摸索，当然不免显得有些杂乱无章。
任何思想家都会受到环境的影响，此时日耳曼的文化环境已经开始对法国启蒙思想发动反攻，年轻的克劳塞维茨自然也会受到流行风气所感染。当他在1801年进入柏林军校时，开始接受沙恩霍斯特的教诲，知识的范围逐渐扩大，于是克劳塞维茨不再是吴下阿蒙，在良师益友熏陶之下，其思想遂有更上层楼的趋势。
启蒙时代的军事理论虽同时以规律和天才两个观念为基础，但认为规律是出于自然，所以天才只能发现规律和应用规律，而并不能发明规律和创造规律。自从有康德的思想出现，此种观念即受到重大的挑战。康德认为天才是一切艺术创造的惟一来源，天才本身不受任何规律的规范，而且也给予艺术以规律。 [ 注：Immanuel Kant，The Critique of Judgment（Oxford，1961），p．168． ] 克劳塞维茨很早就认为，一般的艺术理论可以对于战争艺术的理论提供一种具有高度暗示性的模式，所以他采取康德的理论以来批评启蒙思想家的著作。1805年发射其第一炮，目标即为毕罗。
克劳塞维茨对于规律与天才之间关系的看法始终维持不变，在《战争论》中可以找到很多证据，例如他在第二篇第二章中说：
应知对于战争艺术根本不可能建造一套模式，足以当作一种框架，好让指挥官在任何时候都可依赖其支持。每当他必须凭借其天赋、才智时，他就会发现他自己位于模式之外，并且与其冲突。不管规律是如何多变，情况仍经常会导致我们所早已暗示的后果：才智和天才是在规律之外运作，而理论则与实践相冲突。（p．204）
克劳塞维茨很早就把他的思考重点从规律转移到天才之上，这也诚如巴芮特（Peter Paret）所云，构成他与沙恩霍斯特在观点上的显著差异。老师仍为启蒙学派的末代传人，而弟子则为反启蒙学派的开山大师。所以，他们之间自然有其代沟的存在。 [ 注：Peter Paret，Clausewitz and the State（Princeton，1976），p．166． ]
克劳塞维茨对于天才这个名词是采取一种广义的解释，把一切有关个人性格的因素都包括在内（读者可自阅《战争论》即能明了）。他在1804年曾写了一篇有关战略的文章，其中有云：“战略计划纯粹是（主将）思考和感觉态度的表示，而几乎从来就不是自由考虑所选择的路线。”他又引马基雅维里之名言为证：“费宾之所以对迦太基人采取延迟行动，并非由于此种战法最适合环境，而是因为他有延迟的天性。” [ 注：Carl von Clausewitz，“Strategie”（1804）in Hahiweg（ed．），Ventreute Kleine Schriffen，p．10． ]
克劳塞维茨指出历史研究常重视物质力量的数学层面，而忽视战争中的主观力量，但最具有决定性的却正是此种力量。他又说，固然应注意敌人可以（can）做什么，但更应注意敌人想要（will）做什么。对于战略而言，这要比作战线之间的角度更值得思考。 [ 注：Carl von Clausewitz，“Gustav Adolphs Feldzüge von 1630–1632”，Hinterlassene Werke（全集），vol．Ⅸ．，p．46． ]
克劳塞维茨不仅重视将领的性格、感情和动机，同时也强调精神力（或心理因素）所扮演的决定性角色。事实上，启蒙学派的思想家也并未忽视精神力的重要性。不过，就其全体而言，他们却认为精神力太微妙，属于战争的超然部分。因为他们的兴趣放在理性的控制方面，所以也就不想对精神力作深入的研究。克劳塞维茨则认为，精神力固然的确很难决定和控制，但要想构成真实的战争观念，了解战争理论的性质，则又必须如此。同时，他又认为精神力也并非完全不能加以理论化的处理。不过，通常它们不能被分类或计算，但它们还是能够被看见或感觉。（p．274）
精神力的作用加上战争的二元性遂又使战争中充满了未知和偶然因素，并且也在计划与实践之间造成一道鸿沟。这也正足以显示克劳塞维茨与启蒙学派之间的巨大差异。启蒙思想家也完全知道不确定（uncertainty）因素的存在，但他们却把焦点放在他们所认为能够理性思考的因素之上。克劳塞维茨则认为他们的态度是武断并与现实脱节的，他认为应建立一种包罗万象的理论（all–encompassing theory）。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曾对以约米尼为主流的启蒙思想作总评如下：
（1）他们是以固定值为目标，但在战争中一切事情都是不确定的，而一切计算都必须以变数为之。
（2）他们的研究完全指向物质力量，但所有一切军事行动都与心理力量及其效果交织在一起。
（3）他们只考虑单方面的行动，但战争却是由敌对双方之间的一种连续互动所构成。（p．199）
由此更进一步，克劳塞维茨就开始把心理力量的分析视为战争研究的核心。依照康德哲学的理沦，他认为尽管某些事物是我们还不能充分了解的，但并不能因此而就以为它们应该被忽视。 [ 注：Peter Paret，“Clausewitz”，in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86），p．204． ]
克劳塞维茨要求理论应能充分表示现实的多样性，这又与他的历史观念有密切关系。他追随着沙恩霍斯特的脚步，强调理论必以具体历史经验为基础。历史经验实为一切知识的来源，所以也就比任何其他的学术研究都更重要。在其教授王储的军事学讲义中（即《战争原则》），他也曾强调说明此种观念。
概括言之，克劳塞维茨在此早期中的思想大致与反启蒙运动的主流相符合，即反对启蒙学派的抽象原则，强调历史的多样性，以及政治和社会的复杂性。最初，他几乎是集中全力来批评当代其他军事思想家的著作，但以后又逐渐改变方向，开始把注意力焦点放在比较积极的问题上。克劳塞维茨最初认为历史为理论的基础，由于缺乏适当的理论，所以历史研究成为军事教育的惟一可能途径。但以后又相信理论若能有新的发展则可以产生极大的利益，一方面可以有助于青年学子的教育，另一方面更可以促进艺术本身的发展。诚如巴芮特所云，这足以表示其观念上的进步。 [ 注：Peter Parer，Clausewitz and the State（Princeton，1976），p．156． ]
事实上，在1807年到1809年之间，克劳塞维茨即已开始发展一种把历史经验与抽象思考合而为一的思想结构，以来替他的战争理论奠定基础。他在《论战略抽象原则》（On Abstract Principles of Strategy）文中曾检讨自三十年战争以来，战争表面上所曾发生的变化，其结论为军事理论实际上不过是反映改变中的战争面貌而已，所以此种理论也就经常由于新历史经验的出现而失效。此种改变是如此迅速和深远，以至于有关战争的书经常出版得太迟，而所描述的往往都是过去的事情。假使是这样，发展一种普遍的战争理论是否仍然可能呢？克劳塞维茨认为仍有可能，因为在历史经验的多样性和每个时代的改变之外，仍然有一种经常不变因素的存在，那也就是理论的真正目标。所以，理论应以“战争永恒精神”（lasting spirit of war）为目标，克劳塞维茨在其1804年的笔记中即曾提出此一观念。他认为战争艺术的形式固然会随着时代而改变，但战争精神则仍然不变，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 [ 注：Carl von Clausewitz，“Strategie”（1808），in Hahlweg（ed．），Verstreute Kleine Schriffen，p．47． ]
二、中期
在1810年到1812年之间的阶段，克劳塞维茨一方面任教于战争学院，另一方面又兼任王储的军事教师。此种职务毫无疑问足以刺激他研究战争理论的努力。但不幸从1812年开始，他的生活受到世局变化的影响变得非常不安定，于是此种努力遂不得不被迫中断。直到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和平时代终于来临时，克劳塞维茨的一生才达到一个最重要的转捩点。从此，他可以开始专心致力于学问的研究，并以写一部战争理论著作为其努力目标。就其思想演进而言，我们似乎可以把1816年定为其中期的起点。
克劳塞维茨在科布伦茨的三年中（1816–1818），即已开始着手写一本简明扼要的理论著作，这是他第一次企图写一本真正有系统的书，同时也是导致写作《战争论》的全部过程中的第一步。非常可惜，这一部处女作的原稿今天已经不存在，不过所幸是有两项似乎是他为该书所写的序文和评论的文件仍被保存在其《全集》之中。根据这些文件，我们对于其写书的动机和书中的理论架构，始能多少有所了解。 [ 注：这两项文件分别以“作者原序”（Author's Preface）和“作者评论”（Author's Comment）为名列入《战争论》的英译本（pp．61–63），中译本（pp．89–94）。 ]
诚如何华德所指出的，克劳塞维茨的身份为职业军人，也是普鲁士军官团之一员，他所写的书是准备供其同僚研读，而并非想在所谓学术界中占一席之地。今天许多文人学者都在研究克劳塞维茨和他的思想著作真可以说是完全出乎其意料。 [ 注：Michael Howard，Clausewitz（Oxford，1983），p．2． ]
克劳塞维茨在其始终不曾出版，而现在也早已佚失的新著序文中非常明白地作了下述几点表示。事实上，这些观念不仅是为他的第一本书而写的，对于其传世之作也同样适用：
（1）这本书就形式而言，不是非常的系统，也非一种完全的理论，而只是对此种理论提供资料。
（2）其目的在于企图研究战争现象的要素，并说明此种现象与其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
（3）不避免任何合于逻辑的结论，但每当线索变得太细时，就宁愿将其切断而回到适当的经验现象。
（4）分析与观察，理论与经验，必须永远不互相排斥，反言之，应彼此支持。
（5）也许根本不可能写成一部有系统的战争理论，使其充满智慧和实质，与现在所有一切理论的陈腔滥调都大不相同。
（6）许多年来对战争的思考，与许多了解战争的能人之间的交游，以及对战争的大量个人经验，已使作者获得若干观念和信念。
（7）作者宁愿用压缩的形式将这些观念呈现出来，像纯金属的小块（small nuggets of pure metal）。本书各章就是这样形成，在表面上只是暂时的连接，但却希望有其内在的一贯性。
（8）也许一个较伟大的心灵不久将会出现，能够用单一整体（single whole）来代替这些个别金属小块，那个整体是由固体金属所铸成，而不含有任何杂质。（pp．89–91）
为什么要花这样多的篇幅来把这篇序的内容扼要抄录下来？因为这非常重要，对于他在开始从事理论著作时，所具有的动机和态度作了明白的说明。首先可以看出他当时虽还只是踏出第一步，但在内心中却早已隐藏着一种非常伟大的雄心，换言之，其最终目的是要创出空前未有的完整理论体系，也就是要把那些金属小块铸成一个整体。
其次，克劳塞维茨也明知其所想做的事非常困难，而且也确有力不从心之感。他甚至于有一点悲观，自认其理想不易实现，但他仍然表现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
最后，他说明了其所拟采取的途径。他准备将其许多年来所已累积的心得分别纳入书中，即令在形式上不能构成完整体系也在所不惜。同时也不想过分抽象化，而要求永远不与现实脱节。
克劳塞维茨所写的第一本书是在何时完成，其详细内容怎样，我们都无法知道，不过，根据“作者评论”来分析，还是可以获得若干概括的认知（据英译本编者考据，此项评论大致是在 1818年写的）：
（1）书中所陈述是他所认为的“战略主要因素”（major elements of strategy）。
（2）他写此书时事先并无任何预定计划，但他的确很想以孟德斯鸠为模范。
（3）最初他只想写一本简明扼要的书，其所假定的读者是对此主题早已熟悉的专家。
（4）最后他的文笔完全脱离了其控制，于是就尽可能作详尽的发挥，到此时也就假想读者为对此主题并不熟悉的人。
（5）当他愈受分析精神支配时，也就愈回到系统化的途径。他有意最后要将其全部内容再修改一次，使其能组成一个合理的整体。
（6）他要不惜一切成本以来避免一切老生常谈，那也就是显然已被人说过一百次而且也为人所共信的东西。
（7）他的雄心是想写一本不至于两三年后即被遗忘的书，而是对此主题深感兴趣的人可能会一再拿出来研读的书。（pp．93–84）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至少可以获得下述几点结论：
（1）直到他这本书初稿完成时，他还是相信战略（作战的指导）为理论的真正主题，也就是说在1818年他还不曾考虑到应该研究“战争的性质”。换言之，在基本观念上与启蒙时代的军事思想冢（尤其是约米尼）并无太多差异。
（2）虽然他自称并无预定计划，但最初他还是有若干基本假定，例如以孟德斯鸠为模范，以职业专家为对象等，但在写作过程中却发现他无法控制其自己的思想和文笔。
（3）他对于其作品几乎总是感到不满意，第一本小书是如此，最后的大书也是如此，这可能是由于他内心中有一种无法克服的矛盾，在此暂不深论。虽然他已说明要对第一本书初稿作全面修改，但很可能因为后来感觉到改无可改，遂干脆放弃而从头再另外写一本新书。
（4）他明白宣示了他的雄心，而且可以想象他自认其第一本书不足以达到这个标准，这样也自然促使他决心作第二次尝试。总算是天从人愿，其未完成的杰作，直到今天仍未被人遗忘，成为不朽的经典。
克劳塞维茨何时开始写《战争论》，虽然并无确实记录，但照合理的推断，应该是1819年。此时他已入主战争学院，并且也已知其改革的建议不被采纳，于是遂甘心接受投闲置散的安排，并以治学著书来消磨岁月。当他这次再度写书时，比上一次较有计划和准备，至少对于所谓军事理论的性质和范围已有确定的认识。他仍然相信作战的指导为理论的真正主题，而这也是启蒙学派的军事思想家所不曾发现的。由于深受沙恩霍斯特和康德的影响，他又相信对于战争指导不可能有绝对性的教条（doctrines），任何规律或原则都不能完全适应现实的多样性和不同的行动要求。
既然实用的规律和原则不能视为战争理论的本身，所以必须向其他方面去寻找。这些规律只能算是从具体行动到抽象理论之间的桥梁。真正的理论不是“行动教范”（manual of action），只能研究而不能灌输。因此，启蒙学派根本没有找到主题——战争的性质及其永恒精神。然则战争理论又有何用？那是可以用来分析战争的组成要素，那是一种普遍真理，不能仅从个案中来加以解释。简言之，克劳塞维茨在其所要写的新书中是以探求理论为目的。这种理论足以反映永恒的战争性质，超越一切过去经验，具有普遍的效力。 [ 注：有关理论性质的讨论都已纳入《战争论》的第二章。 ]
克劳塞维茨自认“对战争艺术构成一套科学化理论是一种非常困难的任务。有许多人曾作此企图都已失败，大多数人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其所考虑的问题无常规可循。” [ 注：引自未注明日期的笔记（中译本104页），可以证明克劳塞维茨到写完6篇时仍未改变寻求理论的决心。 ] 尽管如此，他在开始写《战争论》时还是信心十足，相信这是一条可以行得通的路线。他从1819年开始工作，到1827年一共已经写完了其所计划的8篇中的前6篇，并且已将原稿都清缮完毕，但不料在此时却突然遇到难关，于是在其思想演进的过程中也就随之而进入最后一个阶段。
三、晚期
几乎是从他有思想时开始，一直到他著手写《战争论》时为止，克劳塞维茨对战争性质的基本认知就是他在《战争论》第一章第一页上所说的话：“战争不过是一种较大规模的决斗而已。”简言之，战争的手段就是战斗，目的就是歼灭敌人。其一切思想都是以此种观念为核心，而这也反映拿破仑的经验对其思想所产生的巨大冲击。此种战争性质的观念可以简述如下：“就本质而言，战争就是战斗，因为在通常称为战争的多方面活动中，战斗是惟一的有效原则。”他又指出武器的发展虽能改变战斗的形式，但并不能改变战斗的观念。（p．185）
从其尚未修正的《战争论》原稿中很容易发现此种观念经常出现，最明白的综述见于其第四篇第十一章。它指出：（1）敌军兵力的毁灭为战争的首要原则；（2）通常必须用战斗始能毁灭敌军；（3）只有大规模战斗始能导致大规模成功；（4）仅当一切战斗汇合成为大会战时，始能获致最大成功。（p．403）
克劳塞维茨的此种理念是以其本人对拿破仑战争所获得的印象为基础的。他在研究历史时曾获得一个结论，即认为每一个时代都应有其不同的战争理论，现在却又相信从拿破仑时代经验中所导出的观念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这也就不免自相矛盾。但在他写《战争论》的过程中，差不多经过10年的时间，他都似乎不曾发现此种矛盾的存在。直到1827年快要写完第六篇（防御）时，他才发现他对战争的观点有问题。这又并非偶然的发现。因为防御的目的是保持现状，防御者可能选择迟滞、撤退以及其他避免冲突的手段，这也就可能导致克劳塞维茨所谓的“观望战争”（war of observation）。他指出：
无可否认，大部分战争和战役都多为一种互相观望的状况，而非生死的决斗。……也许可以预测大多数战争将会有重返观望形态的趋势。理论若欲有任何实用价值，则必须容许那样的可能性。（p．772）
接着他进一步指出：
古今中外的战史显示，不仅大多数战役都属于此种类型，而且由于所占多数是如此具有压倒性，以至于所有其他的战役似乎反而变成了规则的例外。（p．794）
这种说法真令人感到十分惊讶，很显然，克劳塞维茨内心里已经感到震撼，并开始承认他原有的理论有漏洞而必须彻底修补，一项最重要的文献即为他在1827年7月10日所写的笔记，因为它详细说明了他将如何进行修改工作的计划。
我认为早已清稿的前六篇仅为一种相当无定形的质量，必须加以彻底整理。这次修改应在每一点上都要对两种类型的战争作较透彻的解释。……战争可分两类，其目的或为打倒敌人，……又或仅只占领若干敌方边界地区。……两类战争的区别是一种实际事实问题。但同样现实的是也必须绝对表明另外一点的重要性，那就是战争不过是政策用其他手段的延续。（p．101）
简言之，克劳塞维茨已公开宣布其修改《战争论》的意图是以两个主要观念为基础：（1）战争有两种类型，即全面战争与有限战争；（2）战争为政策用其他手段的延续。
在以后三年（1827–1830）中，他是怎样工作，并无详细可靠的记录，不过依照他本人在两项笔记中所作的说明，似乎可以大致推定如下：他首先继续完成第七篇《攻击》，他自称其中各章都已完成初稿，并应视为第六篇的相对部分。只要把上述观点加入，即不需要再修改，并可对前六篇的修改提供一种标准。
接着他要完成第八篇《战争计划》，这是一项比较艰巨的工作，他说：
第八篇将讨论作为一个整体的战争的组织问题。其中有几章也早已草拟，但都不能算是定稿。实际上只是对原料的初步整理。在工作时我将把努力指向真正问题的所在，……主要观念将是应用上述两大原则，并精炼和简化其一切内容。（p．102）
在第八篇完成之后，克劳塞维茨才着手修改其前六篇，他说：
假使第八篇的完成能产生澄清我自己的心灵和真正建构战争主要特征的两种结果，则我也就可以比较容易把同样的标准应用在前六篇中。（p．102）
他又说明：“那种修改将在前六篇中删除大量浮滥资料，填补大小漏洞，并使若干概括之论在思想和形式上都变得较精确。”（p?102）
基于以上的分析，似乎可以断言克劳塞维茨对第七篇和第八篇的内容至少已经暂时感到满意，尤其是他在写第八篇时可能曾遭遇很多困难，花费了不少时间。究竟他在何时才开始进行对前六篇的修改工作，我们无从查考，不过可以断言的是此种工作并未完成。也许诚如他自己所说的：“只有第一篇第一章是我认为已经定稿。它至少可以指出我在全书其他部分所想采取的方向。”（p．103）
除第一篇第一章以外，是否还有其他的修改呢？根据其夫人所写的序，在整理遗稿过程中还曾发现若干修正的片断，已经分别插入第一篇中的有关部分（预定位置）。此外即更无其他的修正。（p．98）。因此也就可以作一总结论如下：第七篇和第八篇是克劳塞维茨认为已毋需修改者，至少暂时如此。第一篇第一章是经过修改后并已被认为定稿者。对于第一篇其他各章，他曾作若干修正，但并未正式定稿，在身后始由遗著编者插入，究竟是哪些部分我们也无法知道。最后，从第二篇到第六篇则可以断定是完全不曾经过修改，也就是并未将其所自认为是新的观念加入进去。所以，诚如他自己所云：“所留下的著作只是尚未成形的概念，并会受到无穷的误解。”（p．102）
论战争性质
《战争论》第一篇的标题为“论战争性质”（On the Nature of War），其第一章也就是克劳塞维茨所认为已修改完成的一章，标题则为“什么是战争？”（What is the War？）。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事实，但很少为人所注意。这样的标题说明了克劳塞维茨所想讨论的主题即为战争的本身（itself），这也正是他与任何其他军事思想家之间的最大差异。
古今中外的军事学术著作几乎都有一共同目标，即为教读者怎样打仗，至于战争的本质为何，则可以说无人研究，也许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为惟一例外。这又正是其书之所以被人认为难解的主因。因为他所教的也许是读者所不想学的，而读者所想学的又是他不重视或不想教的。《战争论》是一部冗长的大书，其中内容并非全部都与其真正的主题有必要关系。也许他若不早逝，则其最后完成的杰作将是一本与现存的《战争论》大不相同的书。仅凭想象即可断言那将是一本像第一章那样简洁而有条理的书。
一、基本认知
克劳塞维茨在其第一章中曾对战争的性质作了三种不同层次的阐明，这足以代表其思想的精华。他首先指出：“战争不过是一种较大规模的决斗（dual，德文为Zweitkampf），……一种强迫敌人遵从我方意志的行动。”（p．110）战争是一种互动（interaction），其发展不是某一方面所能单独决定的，而必然是互动的结果。
克劳塞维茨认为依照抽象的逻辑，战争的成本和努力都应无限升高，但这又与人类经验相违背，因为行动经常会受到某种限制。所以无限（绝对）战争只能存在于抽象情况中，真实战争一定会受到环境的限制。因此，他作出三点结论：（1）战争从来不是孤立的行动，（2）战争不仅为单独短促的打击，（3）在战争中结果从来不是最后的。（pp．115–118）
克劳塞维茨所最重视的环境因素为政治情况，并认为那必须慎重考虑。他指出：“同一政治目的可以对不同的人引起不同的反应，甚至于在不同的时候对于同一人而言也是如此。”（p．119）克劳塞维茨如此重视政治情况的变化，使他与其他理论家大异其趣，因为他们所重视的往往都是可以量化的因素。对于政治环境的思考又使他对于战争产生第二种认知，那也就是其经常被人引述的名言：“战争不过是政策（治）用其他手段的延续。”（p．129）
他认为战争永无自主地位，经常为政策的工具（手段），用以达到政治目的。不过，他又指出：
政治目的并非暴君，必须使其本身能适应其所选择的工具，而这更可能使其本身发生彻底改变，但政治目的仍为第一考虑。（p．129）
此种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又显然不是固定的，而有极大的弹性。尤其是彼此之间经常形成一种互动或回馈，这也正是其最微妙的性质。于是克劳塞维茨遂由此而又获得其对战争性质的第三种认知，这也是最复杂的一种，并构成其第一章的总结。他说：
战争不仅像一只真正的变色蜥蜴（chameleon），轻微改变其特性以适应某种特定情况。作为一种总体现象，其主要趋势又经常使战争呈现一种显著的“三位一体”（trinity）的特点，包括：（1）原始暴力、仇恨和敌意，那都可视为一种盲目的自然力；（2）机会和几率的作用，而创造精神在其中自由活动；（3）以及作为一种政策工具，战争的服从要素使其仅受理性的支配。（p．131）
最后，他又综合地指出：
此三方面的第一面主要是和人民发生关系，第二面为指挥官及其部队，第三面则为政府。……理论若忽视三方面的任何一面，或企图在其间固定一种武断的关系，则将与现实冲突。……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发展一种在此三种趋势之间维持平衡的理论，好像一个悬空位于三块磁石之间的东西一样。（p．132）
以上所云即为克劳塞维茨对于战争性质的三点基本认知。此三者之间不仅彼此关连，而且还代表三个不同的层次：（1）最低为原始暴力的层次，（2）其次为目的与手段的层次，（3）最高为三位一体的层次。但无论哪一层次，战争又都是一种互动，暴力都会受到限制。无限战争只能存在于纯粹幻想之中，现实战争一定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
从《战争论》中可以发现克劳塞维茨喜用比喻（metaphor）。这也不稀奇，中国古书，尤其是佛经，也常用此种方法。其原因为所谓哲理有时的确很难解释，不如打一比喻让读者自己去领会。因此，读其书也就必须深思，否则很难了解其真意。从其所用比喻中又可发现其在治学方法领域中的特点：
（1）他的思想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当时或以前的军事思想家常喜用几何学名词或图形来解释战争理论，他极不以为然，尤其反对把战略变得较科学化的企图。他说：“综合性战争理论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破除此种谬论。”（p．326）
（2）他对于当时的“高科技”（high–tech）很有研究，尤以数理科学为然，所以他常用科学名词，例如摩擦、几率等。这也是使其著作对于某些缺乏科学素养的读者变得难以了解的原因之一。
（3）一般学者都有追求简化（simplification）的意愿，也就是希望能把复杂的事情简化成为法则、规律或原则（law，rule or principle），这也就是所谓科学化。克劳塞维茨则不作此想，他不但不求简，反而有使其研究变得愈来愈复杂的趋势。这也是使其著作变得非常冗长的原因。
（4）一般学者都企图找到一个常态（normality），而把任何不合于常态的东西都视为例外。克劳塞维茨不承认有所谓例外之存在，而认为例外本来就是正常。战争性质本来就是这样复杂，所以在其领域中也就不可能有法则之存在。
他这种宁繁勿简，宁缺勿滥的精神似乎与我国孔子所指示的“毋欲速，毋见小利”的观念颇有暗合之处。于是遂又导致其所特有的治学方法，即所谓“精密分析”（critical analysis，德文原名kritik）。克劳塞维茨说：“最重要的就是分析每一件事物直到其基本因素，直到无可争论的真理（象）为止。”（p?229）此种治学方法可谓前无古人，非常值得欣赏。何华德认为他的结论对于任何当代战略思想家而言都是一个良好的起点。 [ 注：Michael Howard，Clausewitz（Oxford，1983），p．73． ]
二、摩擦与机会
克劳塞维茨从对战争的最基本认知（决斗）中发现了战争的互动性。于是他指出：
战争并非一种对无生命物质的意志使用。……在战争中，意志指向有反作用的有生命目标。很明显，在艺术和科学中所使用的一切方法对此种活动均不适用。（p．219）
尤其是军事行动所产生的又非单一（single）或单纯（simple）的反应，而是非常复杂的互动。所以，他说：
军事行动的特征为必须期待积极反应（positive reaction），于是也就会产生互动的程序。在此我们所关心的不是如何计算这种反应的问题，而是此种互动的本质将使其变得不可预测（unpredictable）的事实。（p．204）
最后，他又断言：
战争也像广泛的人生一样，全体与部分都彼此相连。不管原因是如何渺小，其所产生的效果必然影响尔后的一切行动，并对其最后结果产生某种程度的改变。同样地，一切手段也都必然影响最后目的。（p．233）
克劳塞维茨认为任何理论的主要目的就是澄清观念和理想，以免其混淆不清。他又确信理论只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所以，不可为理论而理论，尤其不可因墨守理论而牺牲现实。战争并不等于下棋，双方毋需遵守同一规律，而且也可随时改变其规律。简言之，战争中根本无规律之存在，战争是由非常复杂的互动所组成，随时都在变，恰如克劳塞维茨所形容，是一只真正的变色蜥蝎。
战争之所以不可预测，其原因又非仅由于互动关系，克劳塞维茨透过其精密分析又找到第二个关键因素，那就是无所不在的“摩擦”（friction）。他认为真实战争与纸上战争的惟一区别即在于此。摩擦本是物理学名词，在此为一种借用，其通常的意义就是所谓“麦菲定律”（Murphy’s Law）：凡是可以出差错的事情终究还是一定会出差错，而且往往是在最坏的时候。 [ 注：Alan Beyerchen：“Clausewitz，Nonlinearity，and the Unpredictability of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Winter 1992／1993），p．75． ] 这也就暗示完全不出差错是不正常，而出差错反是正常。换言之，摩擦实为战争中的正常现象。克劳塞维茨说：
战争中一切事情都很简单，但最简单的事情也就是困难的事情。这些困难累积起来遂终于产生摩擦。除非已有战争经验的人，否则很难想象。……军事机器本是非常简单，似乎易于管理。但必须记着其组件都不是整片的，每个部分都是由个人所组成，而每个人都有其潜在的摩擦，……即令最不重要的人也有机会铸成大错。……此种巨大摩擦并不能像力学中那样将其归纳在几个点上，而是随时随地都有机会产生不可量度的效果。（pp．177–178）
克劳塞维茨又发现有两种不同的摩擦交相为用。第一种是自然的抗力，他举例说：
战争中的行动好像在有抗力的物质中运动一样。正好像最简单和最自然的运动（步行）在水中不易表演一样。所以在战争中，仅凭正常的努力难以达到平凡的成绩。（p．179）
其次，摩擦还有第二种意义，即现代资讯理论中所谓的“噪音”（noise）。即令是比较原始化的战争也还是少不了“指管通情”（C3I）。战争规模愈巨大，则此种系统也就愈复杂，于是其所产生的噪音（摩擦）也就愈能对正常的运作（行动）产生严重的干扰。克劳塞维茨说：
战争中许多情报是矛盾的，甚至于还有许多是虚伪的，而极大多数都是不确实的。……指挥官必须信任自己的判断，像岩石一样挺立在惊涛骇浪之中，而这绝非易事。（pp．175–176）
由于第一种摩擦（抗力）的存在所以在战争中所付出的努力（成本）往往得不到成比例的报酬，而且更有报酬递减的趋势。第二种摩擦（噪音）则会形成所谓“战争之雾”（the fog of war）。简言之，在战争中一切似乎都像雾中看花，真相几乎永远不会大白。克劳塞维茨指出：
没有任何其他的人类活动是如此连续地或普遍地和机会（chance）连在一起。于是透过机会因素，猜想和运气遂在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p．126）
即令是最不重要的小人物，极小的意外事件，都可以造成意想不到的巨大冲击。尤其最令人无奈的是无法事先知道会在何时何地出差错。
战争是一种不确定的境界，构成不确定性的因素至少有四点：（1）危险，（2）体力，（3）情报（资讯），（4）机会。在战争中死亡是经常存在的威胁，每个人都处于疲劳和紧张状况之下，所有的资讯都可能有疑问，而机会更不知何时会出现，所以，一切思考和行动都受到突然的冲击，其结果也会与平时或正常情况之下大有差异。 [ 注：Katherine L．Herbing，“Chance and Uncertainty in On War”，The journal of Strategic（June/September，1986），pp．95–115． ]
19世纪末期的法国数学家潘卡里（Henri Poincare）曾指出所谓机会可分为三种，在《战争论》中对此三种机会都有相当精辟的讨论。 [ 注：Henri Poincare，“Chance”in Science and Method，reprinted in，b Foundation of Science，trans．George Bruce Halsted（1913）（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82），pp．400–406． ]
第一种机会是统计学中的观念即为可算出的几率（probability）。克劳塞维茨时常提到几率在指挥官的计算中所扮演的角色。不过，他又指出：“在人类一切活动中，战争最接近一场纸牌赌博。”（p．126）此种比喻暗示不仅需要计算几率的能力，而且还需要人类心理学的知识，然后始能猜透对方的心事。换言之，仅凭一般的计算并不能应付机会所带来的复杂性（complexity）。他说：
拿破仑在这一方面说得很正确：总司令所面临的许多决定很像值得需要一位牛顿或欧勒那样的天才始能解决的数学问题。（p．169）
因为军事指挥官并非天才数学家，所以当他们作决定时就必须依赖以直觉、常识、经验为基础的判断。仅凭统计方法绝对不够，因为精神因素经常进入真实战争。
潘卡里认为第二种形式的机会是微小原因的扩大（amplification of a microcause）。克劳塞维茨对此有深刻认识，在分析机会与摩擦的关系时，他指出不为人所注意的小原因可以受到不成比例的放大。决定性结果往往由于特殊因素，而其详情只有当时在场的人才知道。要想解释因果关系时经常会感到精确资料的缺乏：
战争中事实的真相很少完全为人所知，幕后动机则更是如此。它们可能为指挥官所故意隐瞒，又或假使它们只是临时或偶然的，则历史也就可能根本不曾记录。（p．230）
对于战争中已知的结果，可能很难找到其最初的起因。许多复杂的互动能把微小之因放大成为意想不到的巨大之果（macro effect）。互动会产生何种效果，事先无法预测，所以，第二种形式的机会所带来的不可预测性也就无可避免。
潘卡里的机会理论还有其更高深的一层，他说第三种机会是由于我们不能把宇宙视为一个连续整体而引起的结果。他指出：
我们的弱点禁止我们考虑整个宇宙，而把它切成碎片，碎片之间常会相互发生作用，我们遂认为此种相互作用的效果是由于机会所引起。 [ 注：Henri Poincare，“Chance”in Science and Method，reprinted in The Foundation of Science，trans．George Bruce Halsed（1913）（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82），p．403． ]
简言之，此种机会是分析法所必然带来的副产品。克劳塞维茨对此有同样的认识。他曾一再指出其同时代其他理论家所犯的错误，他们都是坚持要把战争中所呈现的各种问题先孤立起来，然后再个别地加此分析。《战争论》有云：
有人想用原则、规律甚或体系来装备战争指导。此种努力的确表示一种积极目的。但对其所涉及的无限复杂性未能给予以适当注意。……战争指导几乎是朝着所有一切方向伸展，而且毫无固定极限。但任何体系、任何模式又都有其极限。此种类型的理论与实际行动之间存在着无可协调的冲突。（p．196）
克劳塞维茨并非不想为战争指导找到一套原则。不过，他深知那固然是可期待的目标，但也是无法达到的目标。
克劳塞维茨对于战争性质的研究可以说既渊博又深入，不过，似乎还是有一点小漏洞。他虽然注意到战争中同时有摩擦和机会的存在，但并未明白说明二者在敌我双方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战争中只要有行动就会有摩擦，那是任何方面都无法避免的。但若无敌人之存在，则摩擦只会减低行动的效率，而不至于产生严重的影响。但由于战争有敌对双方，于是导致另一种互动关系，那却是克劳塞维茨所未说明的。简言之，甲方的摩擦会对乙方构成一种可供利用的机会，反之亦然。更进一步说，当甲方发生摩擦，本已对乙方提供可利用的机会，但由于乙方也有摩擦，遂可能产生抵消作用，并使其坐失良机而不能利用。因此，在双方的摩擦与机会之间也就会形成一种非常复杂而微妙的互动关系。
很奇怪，克劳塞维茨虽曾提到小因可以致大果，但并未对此种关系作明确的讨论。反观我国的孙子却曾明白指出：“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 [ 注：《孙子》军形篇第四。 ] 所谓“先为不可胜”就是尽量设法减低我方的摩擦，不让敌方获致可利用的机会。所谓“待敌之可胜”就是等待敌方的摩擦对我方呈现可供利用的机会。孙子之语简明扼要，并把摩擦与机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表达无遗。克劳塞维茨对于军事天才曾作非常详尽的讨论，但很可惜，他并未指出天才（孙子所谓善战者）的意义就是能够了解并善于利用摩擦与机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能够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
政治与战争
在其晚年，克劳塞维茨的思想是一直都在政治与战争之间的关系中徘徊。这又是从他写作和修改《战争论》的过程中所引申出来的。概括言之，其晚年思想的演变和发展可以分为两方面来加以探讨：（1）有限战争与绝对战争；（2）战争为政策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