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思想方面：罗马古典范式与16世纪战争经验的融合，因而形成新观念。
从15世纪后期开始，由于火器的广泛使用，要塞工程技术的进步，加上恶劣的交通和后勤的困难，遂使战争形态日益僵化，几乎完全丧失其机动性。但更重要的是几乎所有的军队都由佣兵组成，他们不仅缺乏战斗精神，而且也不可信赖。所以，战术防御的优势，新型要塞的坚固，佣兵组成的部队，三者结合的结果即为战争会变得旷日持久而无决定性。在这样的军事环境之中，所谓战争艺术当然也会停滞不前，至于抽象的战略观念更是完全缺乏。
但在此同时，由于受到文艺复兴的影响，对于军事思想和制度也开始有人发出改革的呼声，而罗马军制的研究则更成为这些改革家的灵感来源。马基雅维里即为他们之中的杰出领袖，而他的著作也成为新思潮的代表作。这些新古典主义者（neoclassicists）固然常有食古不化，纸上谈兵的毛病，但其所提倡的基本观念还是完全正确的。这又可以分两点：其一为军队必须有纪律，而纪律的来源则为严格的训练和完善的组织；其二为人民应有服兵役的义务。本国部队要比佣兵较可靠也较勇敢善战。第一点很容易获得大家的认同，但对第二点则有很多人不表赞同。
当时欧洲诸国的统治者都不大愿意武装其人民，一方面固然是害怕人民造反，另一方面也是相信只有有经验的佣兵才能使用相当复杂的武器和战术。事实上，当时已有的民兵在战争中的表现都很不理想，几乎只能算是乌合之众。他们最多只能用来保卫家乡，而不能适应复杂和长期的作战要求。
最早接受马基雅维里思想的国家不是欧洲大国，而是微小不足道的荷兰，当时称为尼德兰（Netherlands，意为低地）。尼德兰本是西班牙的属地，从1568年发动独立战争，直到1648年始正式获得独立，历时共达80年之久。由于以小敌大，荷兰人必须寻求增强战斗力的途径，所以，也就成为欧洲军事制度改革的发源地。负责推行改革的人为毛里斯（Maurice of Nassau，1561–1625）。
毛里斯是阿南基纳索王室（House of Orange Nassau）的王子，1588年被指派出任荷兰各省联军总司令，当时他还只有21岁。毛里斯是一位杰出的军事领袖，擅长行政管理，精通战术，不过有人认为他不能算是真正的伟大战略家。他非常谨慎，绝对避免将其兵力置于险地，在20年之中，他只打过一次大规模的会战。尽管如此，他却能够达到其大战略目标，使荷兰获得独立。尤其是他能够完成军事改革，把一群由佣兵和民兵所混合构成的乌合之众，变成有高度纪律和训练的精兵。仅凭此一成就，即足以使他在现代战争的演进过程中居于不朽的地位。 [ 注：Gunther E．Rothenberg，“Maurice of Nassau，Gustavus Adolphus，Raimondo Mon tecuccoli and the ‘Military Revolution’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86），p．37． ]
毛里斯有一点与亚历山大相类似，两人都有一位大哲学家充任他们的老师。亚历山大是亚里士多德的门徒，而毛里斯曾经一度是李普苏斯（Justus Lipsius，1547–1606）的学生。李普苏斯曾任教于莱登大学（University of Leiden），为当时的名教授（1571–1591）。其传世之作为《政治六书》（Politicorum libri six），出版于1589年。他曾经把一部书送给他的高足。据奥斯特莱赫（Gerhard Oestreich）的判断，这部书实为毛里斯军事改革的理论基础。 [ 注：Gerhard Oestreich，“Justus Lipsius als Theoretiker des neuzeitliehen Machtst?tes”，Historische Zeitschrift，181（1956），p．46． ] 假使此种判断正确，则马基雅维里也应与有荣焉。因为李普苏斯非常钦佩马基雅维里，甚至于认为他可以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居于平等的地位。他对于战争和军事的见解也几乎与马基雅维里所见略同。 [ 注：同上书，p．41。 ]
李普苏斯认为战争并非一种不受控制的暴力行动，而是对武力所作的有秩序应用，并基于国家利益，而由称职合法的权威来加以指导。其理想的军官应不具有追求个人名利的动机，而以为社会服务的专业人员自居，尤其不仅应学会如何指挥，而更应学会如何服从。军官尤其应有耐性，通过经常不断的训练，来把他的部下锻炼成为有纪律和有效率的精兵。李普苏斯最后又特别指出，罗马的公民军队之所以能够击败数量优势的敌人，其主因即在此。 [ 注：Gehard Oestreich，“Justus Lipsius als Theoretiker des neuzeitlichen Machtst?tes”，Historische Zeitschrift，181（1956），pp．66–67． ]
李普苏斯也像马基雅维里一样，对于佣兵制感到深恶痛绝，他又同时认为军人必须有严格的选择和训练，并维持严格的纪律。纪律实为治军之本，诚如韦伯（Max Weber）所云：“造成转变的不是火药而是纪律，仅当有纪律存在时，火药以及一切与其有关的战争技术才会表现出其重要性。” [ 注：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Oxford，1946），p．256． ]
毛里斯的改革计划一方面固然是以罗马兵团为范式，但另一方面也是基于16世纪的实际经验。虽然其最近的情况曾经证明佣兵之不可信赖，虽然李普苏斯力主采用忠贞的公民军人，但改革者还是被迫必须雇用专业人员。荷兰人本身在海上虽有优异的表现，但陆上的战斗又还是大致委之于从国外召募而来的部队。这并非由于荷兰人不喜欢战斗，事实上在较早的阶段，荷兰的民兵曾有足够优异的战绩。但海军和海洋贸易对于本国人力构成第一优先的要求，所以荷兰当局遂不得不召募一支有纪律的职业野战军。这支兵力的人数并不多，但人员却经过良好的挑选，而且有良好的给养和优厚的薪俸。在此要特别说明一点：此种职业军人与一般所谓佣兵者，其间有一重大差异的存在。佣兵是由佣兵长（condottiere）雇用，职业军人则由政府直接雇用。前者不打仗就不给钱，而后者则必须经常吃粮和发饷。
荷兰新军的特点为有明智的领导，绝对的服从，对单位的忠诚，和经过改进的战术部署。改革的第一步是从减少人数开始。到1600年为止，荷兰野战军很少超过12000人，其中骑兵 2000，步兵10000，外加相当强大的炮兵支援，士兵的大部分都是外籍佣兵。因为全年雇用，准时发饷，这些人也就愿意遵守纪律。部队在平时每天都要接受操练，其目的不仅为熟悉战技，而且也是一种增强内部团结，培养服从指挥习惯的必要手段。把废弛已久的罗马兵团操练模式再度引进军事组织是对近代军事制度的一大贡献。
在荷兰的军队中，不仅训练工作很重，而且低级单位也被准许有较大的独立权限，所以，也就需要数量较多，教育程度较佳的低级军官。因此，毛里斯不仅创办军事学校，而且也成为欧洲军官团（officer corps）的创始人。
毛里斯的军事改革也并非完全无缺点。有人批评他的新军制太僵化，似乎只能适应防御作战，而缺乏赢得会战的战术攻击能力。揆之事实，也非尽然。毛里斯在1600年的新港会战中（Battle of Nieupoort）还是能以少数精兵击败数量占优势的西班牙部队。不过，就整个战略而言，毛里斯所追求者又的确只是有限的目标，即收复七省（Seven Provinces）的领土。同时，他也企图尽量利用阵地战（positional warfare）来达到其目标，而不希望能够击败敌军的主力。他善于利用内线交通来调动其兵力，使其小型陆军能发挥远超过与其数量成比例的打击力。在1589年到1609年之间，他攻占了29座要塞，解救了3次围攻，但只打了1次会战。 [ 注：Charles Oman，A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in the Sixteen Century（London，Methuen，1937），pp．578–583． ]
新港会战之后，荷兰军事改革的成就引起欧洲诸国的广泛注意。各国有志研究军事学术的青年都纷纷前往荷兰去接受毛里斯的新教育。在这些学生之中有一位瑞典贵族，姓名为狄拉加地（Jacob Delagardie），学成归国之后就做了瑞典王子的老师。这位王子就是以后在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1618–1648）中大显身手的古斯塔夫（Gustavus Adolphus）。他在1611年即位为瑞典国王，年仅17岁。 [ 注：Michael Howard，War in European History（Oxford，1976），p．57． ]
古斯塔夫（1594–1632）即位之后就决心学习毛里斯在荷兰所已经建立的制度，但又略加修改，以使其部队能有较强的攻击能力。西方军人中能够充分了解结合冲力与火力的价值者，他可能是第一人。他知道如何改进已有的武器，使战术与技术可以获得较佳的配合。有人称他为“近代战争之父”（father of modern war），似乎也非过誉。 [ 注：R，Ernest Dupuy and Trevor N．Dupuy，Military Heritage of America（McGraw–Hill，1956），p．61． ]
虽然他比较倾向于求战，但古斯塔夫又还像毛里斯一样，其在历史中所获得的地位，主要是由于在战术和行政两方面所具有的创新精神。但在战略思想上，他还是不能超越其时代的限制。因为他是一国之主，其权威在毛里斯之上，古斯塔夫遂能采取规模远较宏伟的计划，不过他仍然是一位谨慎的将军，一位脚踏实地的战略家，经常是步步为营，从不甘冒不必要的危险。当然，其作战地区的地理条件也限制其寻求速决的机会。所以，也像毛里斯一样，古斯塔夫遂被世人认为是一位对阵地战和运动战（maneuver warfare）的提倡者，换言之，也是18世纪战略家的先驱。因为反对此种趋势，克劳塞维茨遂对古斯塔夫加以严苛的批判：他认为古斯塔夫不是一位果敢的征服者，而是一位饱学的指挥官，所以不免过分谨慎，并且太重视“人工化、运动化、系统化的战争形式”。 [ 注：Gunther E．Rothenberg，“Maurice of Nassau，Gustavus Adolphus，Raimondo Mon tecuccoli”，in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86），p．46． ]
当古斯塔夫在1611年继承王位时，他发现其国家的兵力不仅缺乏良好的组织，而且更是毫无训练和纪律。虽然他自己还只是一个大孩子，所曾接受的军事教育也非常有限，但却能立即认清其军队的缺点，并以军事改革为其首要任务。他立即与波兰休战，并在1613年结束与丹麦之间的战争，以便专心从事内部的改革。到1617年，他才进兵芬兰，并与俄国签订一项有利的和约。3年之后，其军事力量已大有改进，遂再度入侵波兰，并与土耳其和俄罗斯交战。虽然并未能如其所愿而速战速决，但在长期消耗战中，这位国王对于后勤、机动、骑兵战术、要塞攻守等方面却学到了不少的知识。战争到1622年中断了两年，然后又继续到1629年始结束。到此时，古斯塔夫不仅已经对于其军事组织作了巨大的改变，而且也已认清正在日耳曼进行的较大型战争对于瑞典是一种威胁也是一种机会。
古斯塔夫从1625年即开始建立其兵役制度。首先登记全国18岁到40岁的适龄人口，然后规定10人抽1人服兵役20年，而其余9人则应纳税以提供补给装备。此种制度能产生一支长期服役的国家陆军（national army），总数达4万人，在欧洲可谓首创。不过，此种制度的设计又是以本国防御为主要目的。国外的战争不是一个仅约为150万人的人口基础所能支持的，而佣兵仍然居于重要地位。虽然古斯塔夫认为“国家最好是由其国民来保卫”，同时也形容佣兵是“无信、危险和浪费”，但他的部队大体还是由外籍佣兵所组成。而这也是一种有意安排的政策，因为即令这支兵力受到严重的损失，瑞典军队仍可安然无恙，所以其本土的防卫也就不会受到重大的威胁。通常，他们是保留为战略预备队和负责防守交通线。到 1632年古斯塔夫战死在沙场时，其所指挥的兵力约12万人，其中只有1／10为瑞典人。
当古斯塔夫在1630年加入三十年战争时，这个战争不仅已经打了12年，而且也早已国际化。他在这次战争中固然有非常杰出的表现，但其战略仍然只是代表那个时代的典型，而并未能超越时代。即令如此，他还是三十年战争中的杰出指挥官。其阵地战与运动战交相为用的战略，加上在适当条件之下敢于冒险寻求会战的决心，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之前，几乎是无人能及。其在行政、战术、作战等方面的表现都极为卓越，而且他在战场上也从未战败。对于后世的名将，他可以算是一个模范，所以无怪乎拿破仑将他列入其所认为“伟大将领”（great generals）的名单之内。 [ 注：Gunther E．Rothenberg，“Maurice of Nassau，Gustavus Adolphus，Raimondo Mon tecuccoli”，in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86），p．55． ]
蒙丘可利
毛里斯和古斯塔夫对于战略思想的贡献都是通过立功的方式，而不是通过立言的方式实现的，换言之，他们都是实践家而不是理论家。他们没有留下任何著作，后世对于他们的思想只能从历史的记录中获致间接的认识，不过，17世纪还是有一位立功立言兼而有之的战略思想家，他就是在下面要介绍的蒙丘可利（Raimondo Montecuecoli，1609–1680）。
蒙丘可利像古斯塔夫一样，同为荷兰改革家的门徒，他们都深信常备军为近代战争的基本要求。不过，在欧洲常备军的演进过程中又有两条不同的独立发展路线。毫无疑问，最受到广泛摹仿的是荷兰模式（Dutch model），不过同时又还有一个“帝国”模式（imperial model）的存在。此种模式起源于对土耳其的长期战争中。在神圣罗马帝国（即为当时的奥国）中，有许多人都很羡慕鄂托曼帝国的军事制度并力主采取与其类似的制度。蒙丘可利对于瑞典人（荷兰人的门徒）和土耳其人都有长期战斗经验，所以他终能在其著作中将两条路线合而为一。在近代的早期，这是第一次有人企图从战略、战术、后勤、政治、社会等方面，来对战争现象作综合的研究。于是荷兰、瑞典、土耳其的思想遗产遂经由这一条管道传入18世纪。
今天除极少数学者以外，几乎已经无人知道蒙丘可利的大名。但在18世纪时，蒙丘可利的大名甚至于要比克劳塞维茨在以后两个世纪中的大名还更响亮。克劳塞维茨的老师沙恩霍斯特非常钦佩蒙丘可利，并认为对于战争性质的研究，他是一位必不可少的导师。 [ 注：Azar Gat，The Origns of Military Thought（Oxford，1989），p．13． ]
蒙丘可利出生于1609年，是一个意大利小贵族家庭的子弟，其故乡在奥国统治之下。他的军事生涯始于16岁，行伍出身，到1632年已升到骑兵中校，到三十年战争结束时（1648），他已经是将官。他曾参加多次战斗，负过伤也曾被俘，概括地说，其表现是相当优异。他曾受良好的基本教育，在戎马生活中仍不忘治学。他在战时不仅博览群书，而且还完成了其早期的两种著作。由于西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的签订，长达30年的惨烈大战告一结束，但对整个欧洲而言，不过是喘一口气而已。战后，他曾转任其他政府要职，但不久又一再重返战场。1663年土耳其军向匈牙利发动大规模攻势，他指挥欧洲联军迎敌。1664年8月在圣哥巴德会战（Battle of St．Goltbard）中击败数量优势的强敌，赢得一次辉煌的胜利。奥皇升他为中将（lieutenant general），在当时那是陆军中的最高官阶，换言之，其军事生活已经达到最高峰。 [ 注：当时的军制在理论上是假定全军应由国王指挥，所以他才是主将（commanding general），但事实上，他不一定能亲自指挥，所以必须有一副将“leutenant”，这个字的原意本来就是“副”，译成“中”是依照现行军语。 ]
1668年他又奉命负责推动军事改革的工作，但却无法获得官僚体系的合作，结果令他深感失望。他曾感慨地说：“一个钟点可以做完的事，这些人可能要做一年。”他相信国家的惟一保障即为常备军，对于奥国而言，是尤其如此，因为任何其他的欧洲国家都不像奥国那样四面受敌。他反对把常备军视为一种基干部队（cadre formation），因为长期服役的精兵受过最严格训练之后，就永远不应解散，这样才是保护国家安全的可靠工具。新成立的单位既无经验又无纪律，只虚有军队之名，实际上只是乌合之众。但奥国政府不听其忠告，在1679年结束法奥战争之后，即开始解散其军队。于是到1683年（此时蒙丘可利已逝世），土耳其人大举入侵，并围攻维也纳城。此一事实足以证明蒙丘可利确有先见之明。
在法奥战争中（1672–1678），蒙丘可利曾以典型的运动战击败法国的屠云尼（Henri de Turenne）。屠云尼为法国一代名将，并深受拿破仑的敬佩。不过，自从1675年之后，蒙丘可利在战场上的表现就开始不像过去那样成功。当然，其原因很复杂，并不一定就是他的过错，但他却因此而备受批评。最后，终于被解除兵柄。接着他的健康也日趋恶化，到1680年病逝，享年72岁。 [ 注：H．K．Kaufmann，“Raimondo Montecuccoli，1609–1680”（Diss．Free University，Berlin，1974），pp．8–20． ]
蒙丘可利长于用兵，居于劣势时仍常能取胜，或至少不败，似乎与拜占庭名将贝里沙流斯颇为相似。他不仅善于用兵，而且也长于治军。在其主管奥国军政期间，曾锐意创新，力求改革，但不幸，无法克服奥国政府的官僚惰性。蒙丘可利在战争中的作风又随着其地位而改变。直到1648年，他都是一位冲锋陷阵的骑兵猛将；但当他握有独立指挥权时，其行动也就变得比过去远较慎重。其原因为他深知奥国的常备精兵数量有限（一共只有9团步兵和10团骑兵），而有训练的补充人员又非常难于获致，所以，无论在何时何地，他都会尽量珍惜其兵力。他常因此而受到恶意批评，甚至于被讥笑为懦夫。关于这一点在下文中还有进一步的分析。
基于以上的概述，可知蒙丘可利虽能立功，但受客观因素限制，成就并不太大，而对后世的影响也相当有限。如果不是他同时又能立言，则他的大名也许就更少有机会为后人所知。
蒙丘可利的著作生涯长达30年之久，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640年到1642年，第二阶段为1649年到1654年，第三阶段为1655年到1670年。在第一阶段中，他写了两本书：一本是《论战斗》（意大利文原名Sulle battaglie，英译为on Battle）；另一本是《战争论》（Trattato dellaguerra，英译为Treatise on War）。他在第二阶段中完成了一本名为《论军事艺术》（Dellárte militare，英译为On the Art of War）的论文集（compendium），其内容包括数学、后勤、组织、筑城等学问，并对《论战斗》作了一次修正。其最著名的著作完成于1670年，书名为《论在匈牙利对土耳其人的战争》（Della guerra col Turco in Ungheria，英译为 On War Against the Turks in Hungary），而比较更为人知道的是这本书的副名“战争艺术格言”（Aforismi dell’arte bellica，英译为 Aphorism on the Art of War），书中包括其对未来战争的理想在内。
虽然其著作稿本似乎曾在维也纳高层军政人员之间传阅，但在其有生之年并无任何一本书曾公开印刷发行。不过，到 18世纪初期，其最后一种著作，即《战争艺术格言》已经有七种意大利版、两种拉丁版、两种西班牙版、六种法兰西版、一种俄罗斯版、两种日耳曼版，先后问世，其中往往又把他的其他著作也摘要增补在内。仅凭这样多的版本即足以使蒙丘可利作为军事理论家的地位受到高度的肯定。 [ 注：Gunther E．Rothenberg，“Maurice of Nassau，Gustavus Adolphus，Raimondo Mon tecuccoli”，in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86），p．60． ]
蒙丘可利所采取的治学途径（approach）是归纳法。他在其早期著作《战争论》的序文中曾明确指出：
我非常高兴地采取李普苏斯的方法，并且曾经小心地阅读古代史学家的名著以及现代作家的最佳产品。此外，又加上15年来从未间断的军事经验中所导出的许多例证。 [ 注：同上。 ]
蒙丘可利又说：
从古到今有许多有关战争的著作，但他们都很少越过理论的界线。有些人虽曾企图把理论与实践结合成一体，但他们往往不是精而不博，即为博而不精。……若不了解组成整体的各部分，则也不可能充分了解整体的本身。 [ 注：Azar Gat，the Origins of Military Thought，p．20． ]
在其一生之中，蒙丘可利都能保持此种治学途径，所以其思想是一个整体，几乎没有任何内在的矛盾。他认为战争的科学（the science of war），也像所有一切的科学一样，其目的是把经验归纳成为普遍而根本的法则。凭着精密的判断，即能将这些法则应用于特殊的时间和环境，而想把个别的例证纳入到一种概括的观点中去，也必须有这样的判断力。
在其著作中到处都可以发现其对于法则和系统（system）两种观念的重视。蒙丘可利的最高理想是寻求一种普遍范式（universal paradigm），那是各种知识的整合，包括科学、军事、政治都在内。这些知识都是导源于经验，但又都是在天主教义架构之内。蒙丘可利受到其家世的影响，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所以，其一切思想都受到宗教教义的限制和指导。
他相信此种范式若能适当地应用，即能使作战的行为变得可以预测，同时更能减低战争的死伤和成本。当然，这是一种过高的理想，曾经有许多人作过这样的尝试，但都不免徒劳无益，蒙丘可利似乎也不例外。结果遂使其思想常有教条主义（dogmatism）的趋势，不免流于陈腐而缺乏创新。尽管如此，在其身后所出版的遗著虽仅包括其全部著作中的一部分，但在从马基雅维里到拿破仑之间的时代中，仍然成为最流行和最畅销的军事书籍。菲特烈、沙恩霍斯特，甚至于拿破仑对于他的书都曾赞誉备至。
蒙丘可利的著作之所以能受到如此广泛的接纳，其主因为他是最早把所谓“运动战”的观念付诸实施而又能获得显著成功的人。到18世纪时，此种运动战开始变成一种非常流行的模式。许多欧洲名将都尽量避免会战而希望以持久取胜。因为蒙丘可利得风气之先，遂自然成为大家所崇拜的偶像。尤其是他对屠云尼的战役更是受到极大的赞扬，被视为一种理想的模式。虽然克劳塞维茨并非运动战的提倡者，但也不得不承认蒙丘可利在1673年和1675年的行动对于此种形式的作战实为最卓越的例证。 [ 注：Carl von Clauswitz，On War，trans．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Princeton，1984），p．542． ]
但在他自己的时代，蒙丘可利却受到强烈的批评，甚至于有人说他是费宾（Fabius Cunctator）再世，但他并不以为忤。他说：“任何人，都想做指挥官和军事评论家，但良将不应受到这些群众意见的影响。”他更进一步忠告说：“人们的确应该把费宾的事迹好好地研究一下，这样他们才会懂得在一连串失败之后，必须改变战斗方法并采取消耗战略。” [ 注：Raimondo Montecuccoli，“Della guerra col Turco in Ungeria” in Ausgewahlte Schriffen，ed．A．Veltze（Vienna，1899），vol．Ⅱ，pp．257–259． ]
但他并非认为消耗即为惟一的战略模式。他本人在有利条件之下，经常还是愿意挺身而斗。他曾经郑重地指出：“那些相信在战争中可以不需要战斗的人完全是自欺，必须经由战斗和会战的途径始能获致决定性的战果。凡不相信这种观念的人则完全是幻想。”尤其是他所强调的是堂堂正正的会战，而并非仅为突袭、伏击等小型战斗。当他在匈牙利指挥对土耳其人的战役时，曾因此而与匈牙利将领发生争执。后者主张用游击战来困扰入侵的土军，蒙丘可利则力持反对意见，认为那不可能获得决定性的胜利。
他警告说：“假使有人企图依照那种方式来进行战争，则他只是捉风捕影，而没有抓着实体。”但反而言之，正因为会战是如此重要而具有决定性，能够“解决国家与君王之间的争执，结束战争，并使指挥官获得不朽的地位”，所以将军必须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绝不可掉以轻心。 [ 注：Raimondo Montecuccoli，“Della guerra co1 Turco in Ungheria”in Ausgewahlte Schrifteu，ed．A．Veltze（Vienna，1899），vol．Ⅱ，pp．522–523． ]
根据这些引述，可以发现蒙丘可利的思想不仅与克劳塞维茨非常接近，甚至于比后者更较完善。克劳塞维茨只是强调会战之重要，痛斥想不流血而赢得战争为不现实的幻想；但蒙丘可利则能认清战争有两个对立的极（poles）：一为消耗，另一为歼灭。两者并不冲突，反而相辅相成。智将必须根据客观环境来在两极之间作一适当选择或配合。他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位提出此种观念的人。但在他之后就很少有人注意此种观念或对其作进一步的发展。直到20世纪初叶，戴布流克才再度注意到这两种战略模式，并发展成为完整的理论体系。戴布流克的灵感是否来自蒙丘可利虽不可考，但蒙丘可利具有此种超时代的观念则应无疑问。
蒙丘可利学识渊博，其研究范围并非仅限于所谓战争艺术，而是把精神、心理、社会、经济等方面都包括在内。他对于世界、政治、战争的概括观念与当前国际关系学域中的所谓现实学派非常接近。他相信战争固然是一种罪恶，但也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他说：“哲学家固然可以辩论在自然中是否有一种永恒战争状态之存在，但政治家不应怀疑两个相互竞争的强国之间不可能有真正和平的存在。不是征服就是被征服，不是杀人就是被杀。” [ 注：同上书，pp．450–460。 ]
蒙丘司利又能认清战争有种类和等级之分：有外战或内战，有侵略战或防卫战，甚至于还有用间接手段来进行的战争。他又指出国家可以颠覆，而且若能获致政治解决，则不必使用军事手段。这些思想与当代已故法国战略大师薄富尔将军的“间接战略”（indirect strategy）观念非常类似，尽管两人在时间上相隔三百余年。
蒙丘可利对于战争所下的定义又似乎是克劳塞维茨的先驱。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乃三位一体，其基本变数为人民、军队和政府。蒙丘可利则把战争界定为“使用武力或武器以对抗帝王或人民”。很明显，此一定义已经把克劳塞维茨的三要素都已包括在内。他又把战争艺术界定为“打得好而又能赢的能力”（ability to fight well and to win）。要想获致此种能力则事先又必须有良好准备。于是他重述狄弗齐奥（Gian–Jacopo Trivulzio）曾向法王路易十二世（Louis Ⅻ）所说过的话：“钱，钱，钱，即为战争的神经。”（money，money，and again money is the very nerve of war） [ 注：Raimondo Montecuccoli，“Tranttatodella guerra” in Ausgewahlte schriften，vol．Ⅰ，p．21，p．47． ]
蒙丘可利的许多观念都是以格言的形式出现于其最后一本著作之中，但事实上，往往又是其早期观念的重述。他认为“战争是一种活动，双方在此种活动中都尝试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损害对方，其目的即为求胜”。不管是何种性质或何种层面的战争，胜利都有赖于“准备”（preparation）、“计划”（plan）和“作战”（operation）。准备包括人力、物力和财力。计划应以双方实力的对比、战场情况和一般目标为基础。而在任何环境中，作战都必须符合秘密、迅速、坚定的原则。 [ 注：同上书，p．76，p．89。 ]
蒙丘可利称其所列举的作战格言为“事物的秩序”（order of things），即事理之常。他忠告说：“在采取行动之前必须慎重考虑，但执行时则必须力求迅速。”尽管他希望算无遗策，但又承认不可能事前对所有一切因素都有周密的计算，所以有某些事必须委之于命运（fortune）。他说：“忧虑过多的人将一无所成，忧虑太少的人是欺骗自己。” [ 注：Raimondo Montecuccoli，“Della guerra col Turco”，p．253． ]
他理想中的指挥官为体魄健壮，智勇兼备，尤其要有一种“力量”（force）。那包括勇敢、坚忍、精力充沛、决心坚定等在内。似乎也就是马基雅维里所要求的“美德”（virtiu），李普苏斯所称赞的“常态”（Constantia）。他认为指挥的艺术必须从“在战场上，披坚执锐，流汗受冻”的经验中去学习。选择将领不能仅凭虚名，而必须究其实际。他必须有领导才能，并能当机立断。他又认为“战争是国家的生死大事”，所以“帝王和共和国都应给予其指挥官以必要的行动自由，以便他能迅速行动和掌握机会”。从这些言语上看来，即可认清蒙丘可利的思想与孙子真是不谋而合。 [ 注：同上书，p．206。 ]
蒙丘可利在其著作中对于战略、作战、战术三层面不曾作明确的区分，他似乎是认为三者本为不可分的整体。其基本原则即为必须保持“预备队”（reserve），他说：“到最后谁还能握有一支比较完整的兵力则谁就能赢得会战。”在兵力部署上，他采取古斯塔夫所发展的联合兵种（步、骑、炮）系统。他主张先用积极防御来减弱敌军，然后再用主力发动决定性的打击。击败敌军之后必须立即追击，他说：“敌军残部必须彻底予以歼灭。”实际上，这都是至理名言，克劳塞维茨和李德哈特也都有同样的见解。 [ 注：Raimondo Montecuccoli，“Della guerra col Turco"，p．497． ]
蒙丘可利知道一个人所能指挥的兵力大小有其先天的限制。他深知指挥和后勤两种体系的重要，所以，他很谨慎地建议一支野战军的总人数应以5万人为限，如果人数过多，则在指挥和后勤两方面都会形成难以解决的困难，结果将是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当然，其所建议的数字是反映当时的情况，在今天已无意义，但是重视指挥与后勤在战略领域所扮演的角色却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并符合现代的新趋势。 [ 注：同上书，p．482。 ]
作为野战指挥官和军事行政家，蒙丘可利虽都有优异表现，但他也许是天性比较谨慎，正如“诸葛一生唯谨慎”，当然也是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遂使他未能列入“真正伟大”（truly great）的名单。尽管如此，其将道仍受到沙克斯、菲特烈的推崇，而拿破仑也认为其1673年的战役实为运动战的杰作。 [ 注：H．K，Kaufmann，“Raimondo Montecuccoli”，p．75． ]
不过总结言之，其最大贡献还是在思想方面。蒙丘可利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但以思想而论则具有理性主义者（rationalist）的风范。他在《论军事艺术》的导言中这样说：
我企图在此精密架构内，研究对皇室具有最大重要性的科学，并竭尽全力去发现其基本原理……我又曾研究全部世界史，并敢说我曾发现没有一次著名的军事胜利不合于这些规律。 [ 注：Raimondo Montecuccoli，“Dell'arte militare”，in Ausgewahlte Schriffen，vol．Ⅰ，p．ⅩLⅦ． ]
假使不加说明，我们真可能会以为这是约米尼所说的话。
的确如此，蒙丘可利的治学途径是科学与人文并重，所以，其观念是介乎约米尼与克劳塞维茨之间，甚至于还可以说他们二人各有其偏，但他却比较合乎中庸之道。有人说他是“17世纪后半期的第一位伟大军事思想家”。也有人指出：“蒙丘可利在战争科学领域中的地位正与波丁（Bodin）在政治科学方面，培根（Bacon）在哲学方面的地位相当。” [ 注：Gunther E．Rothenberg，“Maurice，of Nassau Gustavus Adolphus，Raimondo Montecuccoli” in Makers of Strategy（1986），p．63． ]
这些评价也许不免过高，但蒙丘可利的确是把17世纪军事革命所带来的多种新变化综合成为一套完整的体系，再加上前人遗产的精华，而合并传授给了下一个世纪。所以，他在西方战略思想的演进过程中代表着一个极重要的环节。
范邦
从马基雅维里（1469–1527）的时代到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3），前后约计200年间，大大小小的战争在欧洲几乎未曾间断。当然，其中最大的为三十年战争（1618–1648），但在这次大战结束之后不久，法王路易十四世（1638年生）在其首相马查南（Jules Mazarin）逝世后即亲理朝政（1661–1715），并开始企图实现其称霸欧洲的雄心。到1713年签订乌特勒支特和约（Peace of Utrecht）时，法国虽未能达到其称霸目的，但法国陆军则还是能维持其欧洲第一的地位。
法国陆军对于200年的军事进步构成一种实质代表。此种进步又可分为两大方面。第一，军队的数量迅速增加。1635年法国陆军人数约10万人，但到1668年，增到40万人。其原因是在军事组织中，步兵的需要变得日益巨大。当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时（1494），其部队中步兵人数仅为骑兵的一倍，到17世纪结束时，增到了5倍。这又与攻城战（siege warfare）变得日益重要的趋势具有密切关系，因为永久要塞（permanent fortifications）的攻防都需要大量步兵。简言之，步兵能执行骑兵所不能担负的任务。
其次，军队不仅人数增多，业务上的分工也日益细密。军队也非完全由战士所组成，还包括技术和行政（管理）人员在内。前者有炮兵和工兵，他们负责把科技应用到战争之中，后者则为负责军事行政的文职人员，有许多的进步都应归功于他们。对于此种技术上和组织上的发展，大致说来，法国陆军都是居于领先地位。
直到17世纪为止，军事都是由军人包办，政府几乎完全不加干涉，所以，军事缺乏整合的组织，尤其是文人不能管兵。替法国陆军建立文官行政（civil administration）制度基础的人是李希留（Cardinal Richelieu，1585–1642）。他也是“军政部”（ministry of war）的创始人。文人管兵的原则也就从此而确立。
在李希留和路易十四世的时代所推行的军事改革又受到时代精神的影响。当时的法国是科学理性主义（scientific rationalism）的主要发源地，其重要的表现为笛卡儿（Descartes）的数学新理性主义（mathematical neorationalism）和巴斯加（Pascal）的几何精神（esprit geometrique）。理性和秩序的崇拜已成一时风气，在这种风气之下，科学对于军事的影响遂又不仅限于制度的改革，而更延伸到其他方面。
科学与战争经常保持密切的关系，这已是古已有之的事实。在整个16世纪以及17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虽然陆军本身尚未有技术兵种的存在，但已有许多民间科学家（包括意大利、法国、英国人都在内）开始注意到有关战争的科技问题。到 1600年时，大家又开始认清仅凭民间专家的协助还不够，军中最好是应有若干受过科技教育的军官。虽然真正有组织的军事教育是到18世纪才出现，但在17世纪中期，几乎所有的优秀军官都已有相当水准的科技知识。
工兵与炮兵之间的竞争最足以表现科技对军事所产生的冲击。在马基雅维里时代的意大利战争中，法国炮兵首次使用真正有效的攻城炮（siege cannon），轻松地击毁在意大利境内的城塞，那都是中古时代的建筑，虽有高厚的城墙，但仍不能对抗新式的火炮。于是意大利的工程师立即寻求对策，其结果为设计一种新型的要塞，使其不仅不易为敌人炮火所摧毁，而且还能以交叉火力击退来攻的敌军。此种新型要塞的设计变成一种高深的学问，包括大量的数学和建筑学的知识在内。若干第一流的科学家也都成为这一门应用科学新学域中的专家。甚至于鼎鼎大名的伽利略（Galileo）也曾在巴道（Padua）大学教授要塞工程学。
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Francis Ⅰ）深知意大利工程师技术水准的高超，遂不惜重金礼聘，邀请他们来法国工作。到17世纪时，法国在要塞工程学领域中人才辈出，其中有军人也有文人。此种发展又可以从16世纪和17世纪的军事著作中充分显示出来。许多以军事技术为主题的书籍都纷纷出版，而其中享有最高威望和最大影响力者即莫过于范邦（Sébastien Le Prestre de Vauban）元帅的著作。他是路易十四世朝代的伟大军事工程师。他不仅在18世纪享有巨大的权威，甚至于在拿破仑之后的欧洲，此种声誉也仍未显著地降低。 [ 注：Henry Guerlac，“Vauban：The lmpact of Science On War，”in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52），pp．64–90． ]
范邦（1633–1707）的出身介乎中等阶级与低级贵族之间。17岁时（1651）即投身军旅，直到73岁逝世之前的几个月内，仍活跃在战场上。在其长达半个世纪的军事生涯中，他曾指导将近50次的攻城战，计划一百多座要塞和要港的建筑工程。他的一生事业实在是太长久，而且也多彩多姿，自非本书所能尽述。
当然如众所周知，范邦对于战争艺术的最大贡献还是在其本行方面，即攻城术（siege craft）和要塞科学（science of fortification）。其传世之作为《要塞的攻击和防御》（Del' attaque et dela defense des places），曾经再版多次，直到19世纪后期为止，对于研究要塞战的学者而言，仍然还是一本标准教科书。范邦完成了一种要塞几何体系（geometrical system of fortification），并发展出一套高度有效的要塞攻击方法。此种有系统的方法几乎必然能够突破任何防线而毋需大量流血。 [ 注：Azar Gat，The Origins of Military Thought，p．35． ]
范邦虽享有大名，但其思想遗产就数量而言却非常有限，除上述者以外，就只有两本比较早期的小型著作而已。尤其是对于战略或一般的战争艺术都无任何有系统的言论。但在这些方面的影响力又还是无可否认。不过，此种影响都是通过间接方式来发挥，包括其自己的以身作则，后人对其功业的追思，以及其门人弟子的阐述。
范邦的思想和著作之所以如此受到尊重，与时代背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范邦所讨论的主题在18世纪时已经变成战争中的最重要形态。从17世纪后期开始，一直经过整个18世纪，战争所表现出来的主要形态，似乎即为一系列的要塞攻防战。在每一个战役中，它也就构成作战的焦点。虽然敌方要塞的陷落并非主要目标，但常为入侵敌国领土的必要准备步骤。在此时代中，发生要塞攻防战的次数比野战的次数多很多。双方对于会战都力求避免，仅当在解救围城或拦阻援军时，才会勉强一战。在这样的环境之下，除无条件承认要塞战的战略重要性以外，也就更无其他战略思想之可言。
但又诚如克劳塞维茨在论战争理论的发展时所云：“攻城战对于作战的指导，斗智的努力，给予一种最初的一瞥。” [ 注：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Book Ⅱ，Chap．2，p．133． ] 18世纪启蒙时代的军事思想家认为攻城战是一种可以扩大的理念。要塞攻防的方法对于行动能提供一种明确而几乎完全几何化的指导。对于此种指导一经完成构想之后，则所需要的就仅为机械化的应用而已。假使攻城战能如此接受理性的指导，其他的战争形式又为何不能？18世纪的思想家所想要寻求的即为此一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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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18世纪
钮先钟 [中国]
[出自《西方战略思想史》] 1995
启蒙时代
法国军事思想家
一、卜希古
二、傅纳德
三、沙克斯
四、梅齐乐
五、吉贝特
法国之外
一、菲特烈二世
二、劳易德
三、毕罗
启蒙时代
18世纪的欧洲在思想史的范畴中常被称为“启蒙时代”（The Enlishtenment）。在此时代中，所有一切的思想家，尽管各有其不同的兴趣和专精，但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或多或少都受到某种基本假定的影响。简言之，他们虽可能各有其不同的分析方法和不同的研究成果，但却有一个共同的起点。
也许最足以显示此种基本假定者即为18世纪法国理性主义者的著作。这些人都受到17世纪的科学方法的影响，主张用数学推理来作为寻求真理的手段，并认为此种方法不受所谓神意的支配。这些学者的最大贡献即为发展了一种系统哲学（Systematic Philosophy），而其基础又是古典的希腊观念，相信人是理性动物，知道如何推理。诚如笛卡儿（Rene Descartes，1596–1650）所云：“自然的控制和掌握是可能的。”而笛卡儿又是受到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的影响，后者是马基雅维里的信徒，认为通过政治的运作，人可以增大其控制命运或自然的可能性。 [ 注：Mark V．Kauppi and Paul R．Viotti，The Global Philosophers（Lexington，1992），p．184． ]
18世纪的学者虽然也像17世纪的学者同样地重视理性，但他们对于理性的观念还是有不同的认知。在17世纪时，理性是被视为一种不变的法则，也可以说是人类知识中的最高级和最完全的部分。所以理性本身是永恒的，也是人类探求的对象。在18世纪时，理性则常被认为是人类的一种天赋能力。由于人类能赖此以发掘万事万物的奥秘，知识始能日益进步，生活始能日益改善，因此，17世纪的理性主义者所重视的是逻辑法则，完整的观念，并企图建立抽象的体系。18世纪的学者则企图通过分析、比较、排列、综合，从而发现事实的真相，所以，他们的态度比较客观，而其心灵也具有较高度的弹性。
在此一世纪中，不仅自然科学的研究蔚为风气，历史哲学的探讨也开受到重视。伏尔泰（Francois Voltaire，1694–1778）认为应研究全人类成功和失败的历史，以寻求前进的途径。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认为在研究某一思想家的学说时，必先明了其时代背景。孟德斯鸠（Charles de Montesquieu，1689–1755）也非常重视历史，并相信政治与法律的根基实深植于历史之中。
概括言之，启蒙时代的特殊时代精神即所谓系统精神（Esprit Systemantique，英译Systematic Spirit）。卡赛尔（Ernst Cassirer）在所著《启蒙哲学》（The Philosophy of the Enlightenment）一书中曾明确指出：“启蒙时代要求哲学应有自由活动的能力，而在此无所不在的活动之中，哲学即能发现现实的基本形式，包括所有一切自然和人文都在内。”他又说：“对于启蒙时代而言，哲学并非一种特殊的知识领域，而是一种包罗万象的媒体，一切的原理（principles）都是在其中形成、发展和建立。” [ 注：Ernst Cassirer，The Philosophy of the Enlightenment，English translation（Princeton，1952），p．197． ]
启蒙时代的学者不仅心胸开阔，不持门户之见，而且也秉性乐观，充满自信。他们认为通过理智的运用，即能克服迷信、偏见和传统，从而了解管治自然的法则，而尤其重要的还有管治人事的法则。这种法则被认为是普遍性的，尤其是合理性的，所以也就能适用于所有的人类。
由狄德罗和达朗贝（Diderot and D'Alembert）所主编的《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在1751年首次出版，可以作为时代精神的象征。换言之，它象征所有人类文化和自然现象都是在理智支配之下。所以，战争也自不例外。
这部《百科全书》中载有“战争”（Guerre）一条，撰稿人为李布龙（Le Blond）。他是大致这样叙述的：战争理论以发源于不同时代经验中的规律和原则为基础。军事理论由古代作家所建立，再由近代军事思想家来作进一步的发展。除最著名的蒙丘可利以外，还有一系列较晚近的作家，其中大多数都是法国人。 [ 注：Diderot and D'Alembert（ed．），Encyclopédie（Paris，1257），vol．Ⅶ，pp．823–826． ]
概括地说，当启蒙运动在法国达到其最高潮时，军事思想家也就开始把此种时代精神引入军事领域。他们首先指出，战争一向都是受到武断的、传统和盲目的偏见所控制，现在应该使用精密的分析、系统的综合来建立一套完整的法则。而大致说来，此种法则应不受环境差异和历史变迁的影响。简言之，军事组织和战争指导都应变成一种正规的学问，有其明确的理论架构。
启蒙时代的军事思想家认为战争艺术也是同样地应具有此种系统化的格式，而其基础即为古今名将在多次战役中所累积的经验。从此种经验中即能归纳出若干具有普遍效力的规律和原则。不过，他们又并不认为战争艺术可以全面公式化。规律和原则的应用经常必须适应环境的要求，而如何始能作最佳的适应，则指挥作战的将领必须要能发挥其创造天才。
法国军事思想家
自从17世纪后期开始，法国政府即锐意推行军政改革，使其陆军在欧洲始终保持着首席的地位。其军事思想家在范邦领导之下，开始把系统科学的精神和原则应用到要塞战的领域中。所以，到18世纪时，在启蒙时代精神的冲击之下，法国军事思想也就自然会随之而产生强烈的反应。其显著的证明即为到18世纪中叶时，法国出版的军事著作数量迅速增加。而且此种现象也更从法国向其他欧洲国家蔓延。本书篇幅有限，自不可能作详细的介绍，在此只能对少数几位最重要的思想家及其著作加以简要的述评。
一、卜希古
卜希古（Jacques–Francois de Chastenet，Marquis de Puysegur，1655–1743）为路易十四世时期的名将之一，曾参加多次战争，并官至法兰西元帅（Marshal of France）。他所著的书名为《有原则和规律的战争艺术》（Art dela guerre par principes et par régles，英译Art of War by Principles and Rules），出版于1748年，此时他已逝世。这也是第一本对战争理论提出新观念的书，曾经被广泛传阅，并且译成多国语言出版。
他似乎是响应蒙丘可利的呼声，指出战争虽是一种最重要的科学和艺术，但一直都缺乏有系统的理论研究，大家所依赖的都只是传统和个人经验。当他在寻求战争理论时，曾遍读古今军事著作，但发现并无能令他感到满意的综合理论。于是他才决心由他自己来创建一套完整的理论。
他也像蒙丘可利一样，相信从历史的研究中可以归纳出一套普遍性的战争理论，他在书中指出，由于火器的发明，遂使某些人相信古代的军事理论已经不再有用，这是莫大的错误。不管武器如何改变，战争的科学和艺术仍然不变。历史中所有名将的成功都是坚持战争通用规律的结果。所以，他认为历史经验即为军事理论之根源。
卜希古的主要目的是想对于军队的运动和部署发展出一套有系统的理论。对于此种目的，古人的理想和实践是的确有其相当价值。他不仅曾经引述很多古人的著作，而且还对于古今的重要战役进行比较分析。最后他才提出他自己所设计的系统，并以一个假想战役来作为示范和说明。
卜希古的治学固然是以历史途径为本位，但同时又暗藏着一个更伟大的理想。由于有范邦的先例在，卜希古也就迫切希望能步其后尘。范邦既然能把科学方法，也就是所谓几何精神，应用在要塞战的领域中，从而获得伟大的成功和万人的景仰，则对于战争的其他方面，又为何不可以作此同样的尝试？而这也正是卜希古所作的企图，至少也是他所提倡的理想。
卜希古是想在野战（field warfare）领域中获得与范邦相当的成就，但事实上，那却是比较困难。基于此种理念，他遂认为必须重视地理学和几何学的研究，以及这两种科学对战争艺术的应用。因为军队是在空间中行动，地理学对于空间提供具体知识；而几何学则提供一种精密工具来分析和管制军队在空间中的运动。启蒙时代的军事思想家几乎无人不具有这样的理念，而卜希古则是他们的前导。 [ 注：Azar Gat，The Origins of Military Thought（Oxford，1989），pp．33–36． ]
二、傅纳德
傅纳德（Jean–Charles，Chevalier de Folard，1669–1752）在他那个时代中也许是最具有影响力的军事作家。他15岁时就从家里逃入军中，不久即以勇敢著名。他曾先后服务于法国和瑞典的陆军，颇有战功。但因为性情暴躁，不善处理人际关系，所以只能以校官终其身。不过，他却能以立言来代替立功，他的两部书：第一部是《有关战争的新发现》（Nouvelles Decouverts sur la Guerre，英译New Discoveries Concerning War）；第二部是《波里比亚史论）（Histoire de Polybeaoec un Commentaire，英译History of Polybius with a Commentary）。这两部书都曾风行一时，尤其是后者可以算是其传世之作。全书共分7卷，从1724年到1730年才分卷完成出版，而作者在其有生之年又曾加以数次修正和增补。
傅纳德认为若欲真正精通战争艺术，则经验与学识都同样需要，他主张应通过史例来学习，他的书中充满对史事的精密分析，但那只是一种用来说明其战术观念的手段。他主张以马其顿方阵为模范，采用一种重纵队（heavy column）来作为战斗队形。此种新观念在当时虽曾引起广泛的兴趣，但未能获得测试的机会。不过，以后在拿破仑战争时却终于在法国的战术中出现。 [ 注：John R．Elting，The Super–Strategists（Charles Scribner's son，1985），pp．82–83． ]
傅纳德可谓才高见忌，一生中都不得意。他的文笔非常犀利，以至于经常引起笔战而争论不休。尽管如此，他的书在许多年后还是继续有人研读，并为他博得不朽之名。此外，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实：在所有知名的军事思想家之中，只有傅纳德一人对于马基雅维里的战争艺术曾予以毫不保留的否定（已见第五章）。
三、沙克斯
沙克斯（Maurice de Saxe，1696–1750）曾经一度受教于傅纳德，至少可以说傅纳德对他的关系是介乎师友之间，但沙克斯不仅功名远过于其师，而且在思想方面也令人有青出于蓝之感。沙克斯是撒克逊（Saxony）国君奥古斯都（Frederick Augustus，后为波兰国王）的私生子。沙克斯的一生可以说是多彩多姿。他12岁即开始戎马生涯，曾经是马尔波罗（Marlborough）和尤金亲王（Prince of Eugene）的部下。1720年转入法国陆军，那时已经是少将（marechal de camp），到1743年就升到法兰西元帅的官阶。最后在奥地利继承权战争（War of the Austrian Succession，1740–1748）中更曾获得法国全军统帅（Marshal General of All the Armies of France）的荣衔，而整个欧洲也都公认他是那个时代中最伟大的将才。 [ 注：沙克斯的私生活也同样地富有传奇意味，其风流多情也不亚于乃父，有关他的传记至少在20本以上，但很可惜对于其一生的事迹仍然缺乏现代化的学术性研究。 ]
从沙克斯自己所说的话来推断，他似乎并不太重视立言，但他所写的书仍然流传后世，并使他得以在战略思想史中占有一席之地。他的书命名为《我的梦想》（Mes reveries，英译名为 My Reveries on the Art of War），写于1732年，但到其死后始在1756年出版。 [ 注：这本书在当时即已有两种英译本。近代节译本载于Roots of Strategy（ed．Thomas R．Philips）书中（The Military Service Publishing Co．，1940）。本书以下的引述均取自该书。 ]
沙克斯在其书中告诉他的读者说：“我在13个晚上写完这本书，当时我正在病中，所以非常可能，它会显示我的发烧状况。这也使我对于书中体裁的缺乏规律，文字的缺乏修饰，有了辩解的理由。我是以军人身份来写此书，并用它来排遣我的烦恼。” [ 注：同上书，p．300。 ] 沙克斯很遗憾地指出：
战争是一种在阴影掩盖之下的科学，在其隐蔽中不可能用踏实的步伐行动。惯例和偏见，无知的自然结果，即为其基础和支撑。所有一切的科学都有原则和规律，战争则无。 [ 注：同上书，p．189。 ]
他虽然对此种情况表示遗憾，但他又似乎无意改变它，至少他是自认力有未逮。他在书中明确宣称：“我写这本书并非由于想要对战争艺术建立一种新体系（new system）。我之著书只是聊以自娱并教育自己。” [ 注：同上书，p．189。 ]
沙克斯又感慨地指出，伟大的将军并未留下有启发性的原则，史学家仅根据其想象来写战争。古斯塔夫在军事组织方面曾创建一套为许多人所遵行的方法，而蒙丘可利则是惟一曾经详细研讨军事问题的人。不过，自从古斯塔夫之后，就有每况愈下之感。他说：
我们只是学习他的形式，而忽视原则……除习惯外即更无他物，我们不知什么是原则。傅纳德可能是惟一敢于超越此种偏见的人。不过，最后他也还是错了。 [ 注：这本书在当时即已有两种英译本。近代节译本载于Roots of Strategy（ed．Thomas R．Philips）书中（The Military Service Publishing Co．，1940）。本书以下的引述均取自该书，pp．189–190。 ]
有人批评沙克斯的书是只知注意细节而忽视大体。事实上，他也并非没有理由，他指出对于基本原则的知识正是天才行动的先决条件。因此，他首先详论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并认为这也正是对战争研究做出综合结论的基础。
他对组织、训练、战斗、装备、补给等方面都曾提出新的观念，有些在当时看来，的确有一点近似梦想，不过大致说来，他的建议仍然是近情合理。他反对募兵制，主张采取普遍的征兵制，认为每个公民在20岁到30岁之间都应服役5年。他认为军队应有合理的服装，适当的给养，优厚的俸饷，一切升迁都应有公平标准而不考虑人员的出身。他又主张军队在平时必须勤加训练，而尤其要锻炼体力，并指出“所有一切的运动和战斗都是要靠两条腿”。事实上，他是和马基雅维里一样，这些观念都是以罗马历史为来源。他甚至于还建议学习罗马人，把醋加在饮水中以产生净化作用，以及在行军时应吹奏军乐，因为那可以使动作迅速整齐。 [ 注：Roots of Strategy，p．194，p．185． ]
沙克斯主张法国应将其步兵改组成为“兵团”（legions），由轻重步兵、骑兵和轻炮兵所混合组成，换言之，与现代的步兵师很类似。至于说到战略方面，就理论而言，他是主张采取避战的战略（Strategy of evasion）。他说：
我不赞成双方展开一场旗鼓相当的会战（pitched battles），尤其是在战争开始的时候，而我也深信一位智将在其一生的战争中都不至于被迫进入这样的会战。 [ 注：这本书在当时即已有两种英译本。近代节译本载于Roots of Strategy（ed．Thomas R．Philippe）书中（The Military Service Publishing Co．，1940）。本书以下的引述均取自该书，p．298。 ]
但实际上，只要他发现一有能够击败敌军的机会，则从不放过，而且更主张对于已经被击败的敌军必须穷追不舍，直到将其完全歼灭时为止。
在沙克斯的思想中，最值得称赞的是他对于心理因素的重视和了解。他主张对于一般士兵应备加爱护，给予以公平合理的待遇，但对于军官则必须保持严格的要求，否则他们也就不能任劳任怨，恪尽职守。他对于军队的士气（精神）问题曾经提出若干疑问：为什么得胜之师会突然变得不堪一击？为什么某些部队在攻击时经常能获成功，而在防御却会变得不可信赖？将军如何能使其人员保持良好的精神？沙克斯对此一问题所提出的总答案有如下述：
关键在于人心（human hearts），而这正也是我们所应深入研究的。对于战争的行业，这是一个最重要、最深奥和最需要学识的问题，但从来没有人曾有所论著。若缺乏对人心的知识，则只好依赖运气，而那又是多变无常的。 [ 注：Roots of Strategy，pp．190–191． ]
在古今中外的许多兵学著作中，似乎都很少有人像他这样强调心理因素的重要。仅凭这一点，沙克斯的思想即可以永垂不朽。
四、梅齐乐
梅齐乐（Paul Gideon Joly de Maizeroy，1719–1780）在战争史中并不出名，但在战略思想史中却有不朽的地位，因为我们现在通用的“战略”这个名词是他所首创。1766年他还是法国陆军的一位中校，可以说官运很不亨通，但在那一年却出版了其名为《战术教程，理论，实务与历史》（Cours de tactique，theoretique，practique，et historique）的大著中的第一和第二两卷。以后在1767年和1773年又陆续出版了第三和第四两卷。最后到1777年又出版了《战争理论》（Theorie de la guerre）一书。他的书很畅销，曾一再重印，并被译成德文和英文。
梅齐乐并不宣称他自己是军事科学的创建者，他认为那是早已存在的学问。不过，他说战争艺术在法国的发展一向都是采取一种懒惰而盲目的路线，所幸“在一个启蒙和好学的时代中，已经有许多人的眼睛都用来发现在各种科学和艺术领域中的错误，而战争也像其他领域一样有其观察者。” [ 注：P．C．Joly de Maizeroy，Cours de tactique，theoretique，practique，et hisorique（Pails，1785），vol．Ⅰ，p．357． ]
梅齐乐深信历史研究是军事理论的基础。在当时他也是研究古代战争的权威专家。他不仅对希腊和罗马的战争进行深入的分析，而且更将古今战史作对比的研究。同时他在 1770年又把拜占庭利奥六世的Tactica译为法文出版，而那本书又是以毛里斯的Stategicon为基础。 [ 注：有关这两本拜占庭经典名著的内容，可参看本书第三章。 ] 梅齐乐相信只要认真研究历史，则一定能够获得明确的教训。同时他也相信战争艺术的根本不会受到任何改变的影响。
虽然火药以及其他新武器的发明曾经在战争的机械部分（mechanism of war）中产生若干改变，但我们不相信对于那种科学的根本部分，或大动作（great manoeuvres）会有任何重大影响。指导大行动（operations）的艺术仍然如故。 [ 注：P．C．Joly de Maizeroy Cours de tactique，vol．Ⅰ，p．Ⅷ． ]
在梅齐乐的思想架构中，战争分为两个部分：
其一是机械的（mechanical）部分，所包括者为部队的组成和秩序，以及宿营、行军、运动、战斗等等，……这可以从原则中演绎出来，并用规律来教育。另一部分则相当高深（sublime），而只能存在于将军的头脑中，随着时间、地点和其他环境而经常变化，所以在所有各方面都永远不可能完全一样。 [ 注：同上书，vol．Ⅱ，p．353． ]
军队的结构和他们的战斗准则也就构成“战术”（tactics）的领域。这个观念出自希腊，在18世纪以前很少有人使用。在傅纳德提倡之下，启蒙时代的军事思想家开始普遍使用这个名词。最初是照希腊原意解释，即为一种陆军组织和战斗队形的体系。不过，到18世纪60年代，而尤其是在18世纪70年代，它更被认为是军事理论的核心，同时“战术”也被用作一种概括名词，把全部战争艺术都包括在内。所以，梅齐乐著作中的最初目的即为寻求完善的战术体系。
战争艺术还有第二个领域，那就是作战的指导（the conduct of operations）。梅齐乐对这个领域提供了一个新名词，即为“战略”（Strategy）。1777年梅齐乐在其所著《战争理论》书中首次使用此一名词，其灵感的来源是出自拜占庭毛里斯皇帝的书名（Stategicon）。这个名词慢慢地变成法国的军语，而到19世纪开始时，英国人几乎还完全不知道有这个名词的存在。 [ 注：Charles James，New and Enlarged Military Dictionary（1802）中尚无“Strategy”一字之存在。 ] 相反梅齐乐的书在日耳曼（德国）却有很多的读者，所以这个名词也就很快地被接受。到19世纪时，“战略”在欧洲遂已成通用名词。
梅齐乐在其书中曾对战略与战术的差异作了比较分析如下：
战略是属于心灵的最崇高的部分，也就是属于理性的领域。战术很容易简化成为固定的规律，因为它像要塞一样是完全几何性的。战略则似乎很难如此，因为它是有赖于各种不同的环境，包括物质、政治、精神等在内，那从来就不会完全一样，而完全是属于天才的领域。尽管如此，又还是有若干概括规律的存在，可以安全地加以确定，并视为不变。 [ 注：P．G．Joly de Maizeroy，Theorie dela guerre（Nancy，1777），pp?LⅩⅩⅩⅤ–LⅩⅩⅩ Ⅵ． ]
梅齐乐对于此种战略规律又称之为“军事辩证法”（military dialectic），并曾列举如下：
不要做敌方似乎希望的事情（投其所好）；发现敌方的主要目的，以免为其欺骗行动所误导；经常准备破坏敌方的主动，并不受其支配；对于未来的计划和可能发生的情况，维持相对的行动自由；当敌人采取冒险行动和处于紧急关头时，应乘机打击敌人；必须选择适当时间和地点以控制战斗；不可偏离自己的主要目标，并确保交通线的安全。…… [ 注：P．C．Joly de Maizeroy，Theorie dela guerre（Nancy，1777），pp．LⅩⅩⅩⅤ–LⅩⅩⅩⅥ．，pp．304–305． ]
梅齐乐所列举的战略原则似乎只是一种孤立的教条，并不能构成完整的体系。不过，在18世纪后期，军事思想家的努力大致都集中在战术方面，梅齐乐首创“战略”名词，并在这一方面从事初步的研究，仍然要算是开风气之先，应予以高度的肯定。
五、吉贝特
吉贝特（Jacques Antoine Hippolyte Comte de Guibert，1743–1790）出身于贵族名门，他的父亲在七年战争时为布罗吉利元帅（Marshal Broglie）的得力助手，战后又助其进行军事改革。吉贝特受其父的影响，少年时加入陆军，26岁即已获上校官阶。1772年他出版了《战术通论》（Essai general de tactique，英译A General Essay on Tactics），立即在军事领域中造成极大的震撼。事实上，他这本书也的确成为18世纪中最具有影响力的军事名著之一。
吉贝特在著书时即已立下宏愿，要写一部不朽的杰作。他真正是一个启蒙时代出生的军人，在他的思想中到处都可以感觉到此种时代精神的存在。他对古今许多军事思想家的著作都多有讥评，并认为在战争的科学中，有若干根本观念是完全错误的。在吉贝特的书中，“战术”这个名词采取一种非常广义的解释，即包括所有一切的军事科学在内。他认为军事科学的研究必须采用科学方法。牛顿、莱布尼茨（Leibnitz）的著作可以作为模范。军事理论之所以失败，不应归咎于主题本身，而应归咎于错误的方法。换言之，他的目的是想建立一套由不变原则所构成的战术体系。他说：
战术是一种对任何时代，任何地方，任何武器都能适用的科学。即令未来发生任何不可预知的革命，它仍然毋需改变。 [ 注：J．A．H．Guibert，A General Essay on Tactics（London，1781），p．99． ]
概括言之，吉贝特在其书中曾提出两点实际性的建议：其一为建立民兵制，即所谓公民军（citizen army）；其二为采取运动战（a war of movement）。
启蒙时代的法国学者大致都赞成采取民兵制，包括孟德斯鸠、卢梭等人在内，所以吉贝特随声附和实乃理所当然。他认为当时欧洲诸国都是采取君主专制的政体，不能获得人民的支持，人民也不愿为政府而战。反而言之，政府对于军事科学也并无真正的兴趣。即令是普鲁士，虽以尚武著称，但其纪律也只是徒有其表，人民大多数都与军事无关，而青年也未曾接受斯巴达式的教育。至于法国，因为国王不是军人，所以情况就更松懈。简言之，所有的欧洲国家，人民都很软（soft），政府都很弱（weak）。于是吉贝特接着说：
假使在欧洲有这样一个民族兴起，在精神、政府和所使用的手段上都强烈旺盛，若再组成全民皆兵的军队，采取既定的侵略计划，则我们将会看到那个民族征服其邻国，压倒我们的脆弱社会，正像狂风之扫落叶一样。 [ 注：J．A．H Guibert，A Generak Essay on Tactics（London，1781），p．23． ]
这一段话以后曾常为人所引述，来作为对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预言。实际上，吉贝特只是提倡改革而并不主张革命，所以对于他而言，应该说是不幸而言中。
吉贝特所提倡的第二种基本观念即为运动战。他认为军事组织应简化以使战争可以具有较大的机动性和决定性。他感觉到当时的陆军太笨重，太重视炮兵、要塞和补给仓库。他说，欧洲人已经缺少精神力，只知重视物质和数字；缺乏勇气而依赖金钱。他建议应学罗马兵团的模式，部队应该装备轻便，因粮于敌，以战养战。这样的兵力才能获致较大的机动性，较大的行动距离，以及较好的奇袭效果。
吉贝特认为自从范邦之时起，要塞的价值已经受到过高的评估。要塞的目的本是用来保护军队的笨重后勤系统，军事组织若能简化，则此种保护的需要也就会随之而减低。建筑要塞防线实乃劳民伤财，而把部队分散用来驻守要塞，则更使兵力的数量作不必要的增大。同时，使军事行动变成一系列的要塞攻防战，更会使战争的时间无限制延长。所以，他认为要塞的数量必须尽量减少，并以完全配合战略行动为原则。
总结言之，吉贝特所主张是要建立一种新型陆军，能够发挥高度机动性并可作弹性化的运用。有了这样的部队之后，旧式的阵地战（war of position）就会为新式的运动战（war of movement）所取代，他用一种充满幻想的语气描述如下：
一位能够摆脱一切传统偏见的将军将使其敌人感到惊慌失措，将使其没有喘息的机会，将迫使他一路败退到完全崩溃为止。不过，这样的将军又必须有其自己所建立的军队，那与我们今天的军队大有差异，只有这样才能执行这种新式的作战。 [ 注：J．A．H Guibert，A General Essay Tactics（London，1781），p．249． ]
的确如其所料，法国革命终于产生了这样的新军队，而其想象中的那位将军就是拿破仑。但十分令人感叹的是，吉贝特本人也死在大革命的动乱之中。
法国之外
18世纪欧洲军事思想的发展固然是以法国为重心，但此种发展也自然会向其他欧洲国家延伸，而在法国之外，我们要进一步检讨的即为普鲁士，它也可以算是整个日耳曼地区的代表。尽管此时日耳曼尚未统一，不过为了方便起见，我们仍将其简称为德国。德国的启蒙运动（Aufklarung）比之法国较晚，所以其军事思想亦复如此，仅到18世纪70年代之后始有较蓬勃的发展。虽然就文化环境而言，法德两国颇为类似，而德国的军事思想家也的确曾受其法国前辈的影响。不过，德国人的思想又有其独立的根源，而且经过一段成长期之后，德国思想也就开始与法国思想分道扬镳，并在18从世纪结束时走向新的方向。而此种趋势对于原有的启蒙理念也构成普遍的反动。不过，有一基本观念又仍然继续维持不变，那就是对普遍战争理论的寻求。
对于18世纪的重要德国军事思想家，本节所要讨论者只限于下述三人：（1）菲特烈二世，（2）劳易德，（3）毕罗。而其中劳易德虽非德国人，但因其研究的对象与德国关系密切，所以也被列入。
一、菲特烈二世
拥有“大帝”（the Great）尊称的菲特烈二世（Frederick Ⅱ）是西方历史中头号大人物之一，我们对于他的生平和背景必须要先作简要的说明。菲特烈生于1712年，死于1786年，即位于 1740年，其一生都是在18世纪之内，换言之，其功业和思想都是以此时代为背景，并与时代精神有其密切不可分的关系。普鲁士的正式建国是在17世纪，他是第三代国王，在他即位时，普鲁士在欧陆四强中还是居于最后的位置（其他三强为法、奥、俄）。若照个性来判断，菲特烈二世应该是一位与中国历史中的李后主或宋徽宗颇为类似的皇帝，但事实却完全相反。在其青年时期，菲特烈虽然放浪不羁，崇尚法兰西的文明和生活方式，但即位之后，就立即显示出他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有过人的天才。英国文豪卡莱（Thomas Carlyle）称为他“国王中的最后一位”（the last of the kings）。事实上，他是另一种新型的国王，也似乎正是马基雅维里理想中的君主（the Prince）。 [ 注：J．F．C．Fuller，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vol．Ⅱ，p．192． ]
当其及位之初，普鲁士的战略地位相当脆弱，既无天然疆界，又为强邻所包围，因此，他遂认为普鲁士若欲保持强固的地位则必须扩张，于是他立即抓着奥地利继承权战争的机会，在 1740年12月进军西里西亚（Silesia），这也就是他踏上征途的第一步。翌年圣诞节时，普奥两国签订和约，菲特烈赢得了一些领土和人口，就迅速退出战争，尽管那场战争还继续拖了3年才全面结束。由此可以看出菲特烈的机智。他像赢了钱就退出赌场的赌徒一样，暂时养精蓄锐，等候有利机会再下场捞一票。
到1756年，菲特烈遂又发动七年战争（Seven Years War，1756–1763），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一次战争。他在罗斯巴赫会战（Battle of Rossbach，1757年11月）中以22000人击败法军50000，而普军死伤仅为300人，诚可谓杰作。接着在同年 12月5日，又在鲁腾会战（Battle of Leuthen）中大败奥军，而这一战也被战史家视之为菲特烈的代表作。拿破仑曾评论如下：“鲁腾会战是机动和决断的杰作。仅凭此一战即可使菲特烈留名青史而成为最伟大将才之一。”他以残破之军击强大之敌，不仅大获全胜而损失也远较敌军轻微。对于攻势、机动、奇袭、节约、集中等原则的应用，鲁腾会战都足以构成典型。 [ 注：R．Ernest Dupuy and Trevor N．Dupuy，Military Heritage of America（McGraw–Hill．1956），p．68． ]
鲁腾会战也使其最负盛名的“斜行序列”（oblique order）作了一次最完美的表演。对于此一名词，菲特烈本人所作的解释可以简述如下：
你把对着敌人的一翼缩回，并同时增强准备用来进攻的另一翼。你尽量利用后者从侧面攻击敌人的某一翼。10万人的兵力若遇到3万人的侧击，都很可能在短时间内被击败……此种安排的优点为：（1）小型兵力可与远较强大的敌军交战；（2）能在决定点上攻击敌军；（3）假使攻击失败，那也只是一部分兵力受挫，而你还有3／4的兵力可用来掩护撤退。 [ 注：J．F．C．Fuller，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vol．Ⅱ，pp．195–196． ]
事实上，此种观念并非菲特烈所发明，而是古已有之。公元前371年，底比斯国王艾巴米仑达斯在劳克特拉之战中就是用这种部署来击败斯巴达的强大兵力的。 [ 注：可参看本书第一章。 ] 此后，其他的将领也常作类似的部署，但并不一定能保证成功。要想获胜则攻者必须有优越的机动性而守者又恰好相反。所以，拿破仑曾指出：“菲特烈的斜行序列仅在面对一支不能运动的部队时，始能保证成功。” [ 注：J．F．C．Fuller，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vol．Ⅱ，p．196． ]
菲特烈之所以能战胜，其主因可能还是由于其部队素质较佳。从其早期的战役中，他认清了当时的战术是如何的刻板，行动是如何的迟缓；于是他立即决定要用苦练的方法来改进普鲁士陆军的战斗力（fighting power），使其步伐较快，能迅速变换队形，尤其能发射较快和较准的火力。所以在以后的会战中，部队的行动能那样整齐精确，实乃当年苦练的结果。他尤其重视军官的素质。他说：“勇敢的校官是胜利的前提，在危机时，一位校官的决定足以影响国家的命运。” [ 注：R．R．Palmer，“Frederick the Great，Guihert，Bulow：From Dynastic to National War”，in Makers of Strategy（Princeton，1986），p．97． ]
伟人的范例常受后世的盲目摹仿，鲁腾一战成名之后，斜行序列也是如此，甚至于菲特烈本人也都不免一再想重演一回。今天事后回顾，却可以发现菲特烈的将道精华是远较奥妙，而非仅限于此种形式化的外表。菲特烈的最大特点就是他能突破18世纪的环境限制，发挥攻势精神。这可以从拿破仑对他的评论中获得印证：
他在最紧急时也最伟大，这是对他所能作的最高称赞。……其最杰出的表现不是其调动部队的技巧而是其大胆，他曾做许多我绝不敢做的事情。 [ 注：J．F．C．Fuller，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vol．Ⅱ，p．194． ]
“鲁腾会战”之后，战争又拖了5年才终告结束。在这个阶段中，菲特烈凭其超人的毅力、机智和勇气，始能度过重重难关。七年战争不仅确定了普鲁士作为欧洲强国的地位，同时也使菲特烈有资格列入古今名将传中而无愧色。但更令人佩服者是他深明“持盈保泰”的哲理。在七年战争之后，菲特烈即开始偃武修文，一心从事复兴重建的工作，而不再作任何扩张的企图。这一点应该是拿破仑所望尘莫及。
七年战争结束时，菲特烈恰好50岁，他还继续统治普鲁士达24年之久，到1786年才以74岁高龄辞世。他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人，在治国治军之余，还有许多著作传世，足以证明其精力过人，智慧卓越。及其晚年，思想更趋成熟，而其所言也就更富哲学的意味。
菲特烈的第一部重要军事著作完成于1746年，书名为《一般战争原则》（Principes general de la guerre，英译本名Military Instruction for his Generals），其中所讲述的是其在两次西里西亚战争的经验。这本书是只供其将领阅读的机密文件。到1760年，由于有一位普鲁士将领被法军（或奥军）所俘，于是内容被公开，并立即有各国文字的译本。1752年，菲特烈写成其《政治训词》（Testament politique），供其继承人专用。七年战争结束后，他在1768年又写成一部《军事训词》（Testament militaire）。1771年，他又对其将领颁发《宿营与战术要旨》（Elements de castrametrie et de tactique）。其全部著作生涯长达四十余年之久。他还有很多其他的著作，到20世纪初期才被收入其全集。 [ 注：Die Werks Friedrichs des Grossea，10 vols（Berlin，1912–1914）． ]
菲特烈的著作以及其所建立的军官教育制度都反映出启蒙时代的理念。他的思想与法国军事思想几乎可以说是同出一源。在其《宿营与战术要旨》的开端处，他说：
有人认为将官只要有勇就够了，那实在是自己欺骗自己。毫无疑问，勇是一个必要的素质，但又必须与许多其他的知识相配合……为将者对任何情况都必须要作判断，若无知识则他又如何能判断？ [ 注：Azar Gat，The Origins of Military Thought，p．57． ]
菲特烈又明确指出学习的重要：
任何艺术都有其规律和格言，那必须学习。理论使实务获得便利。人之一生并无足够的时间来使其能获得完善的知识和经验；理论可以有所助益，它可以向青年人提供前人的经验，并使其通过他人的错误而变得更乖巧。在战争中，不遵守规律就会受到敌人的惩罚。 [ 注：同上书，p．58。 ]
菲特烈只是强调理论和学习的重要，但他本人并未提出任何特殊创见。对于后世，菲特烈的贡献是在于身教而不在于言教。他的著作到今天也许已经变成古董，很少有人研读，但他的功业则永垂青史。
二、劳易德
劳易德（Henry Humphrey Evans Lloyd，1718–1783）是一位具有高度传奇性的人物。他的一生非常戏剧化，有许多详情无人知道。他出生于英国的威尔斯（Wales），曾受教于牛津大学。因为家境贫寒，所以浪迹天涯。他曾经替许多国家服务，参加过战争也从事过间谍活动。这些故事都不是我们所要注意的，我们所重视的是他在军事思想领域中的贡献。他深受启蒙时代的思想影响，他利用法国思想家的理论来研究菲特烈的战史，而他也是在富勒和李德哈特之前，惟一能对欧洲军事思想的发展产生影响作用的英国军事思想家。
劳易德的主要著作是《日耳曼最近战争史》（The History of the Late War in Germany between the King of Prussia and the Empress of Germany and her Allies），其第一卷是1766年于伦敦出版的。当该书在1781年再版时，又加上了他所写的——篇《对战争艺术原则的反省》（Reflections on the Principles of the Art of War），通常也被称为《政治军事回忆录》（Political and Military Memoirs）。其第二卷到1784年始付梓，那已在其身后。他的著作曾经译成德文和法文，并有多种版本，风行一时。
在其《战史》第一卷的序文（Preface）中，劳易德曾这样的指出：
大家都公认没有任何艺术或科学会比战争艺术更难，但由于人类心灵中有一种不可解释的矛盾，从事这一行的人却并未认真去研究它。他们似乎以为少量不重要和无用的琐碎知识即能构成伟大的军官。此种意见是如此流行，所以任何陆军几乎都毫无教育可言——此种艺术也像其他的艺术一样，其基础为确定不移的原则，只有其应用可以有变化，而其本身则始终不变。 [ 注：Henry Lloyd，The History of the Late War in Germany（London，1766），vol．Ⅰ，p．5． ]
劳易德此时还只是刚刚开始其研究工作，15年之后当其《回忆录》出版时他的思想已远较成熟。他指出战争艺术可以分为两部分：其一为机械的部分（mechanical part），那是可以学而致的；另一部分则为其应用（application），那是不可以学而致的。正像作诗和修词一样，仅知道规律还不够，还必须有天才。战争又非单纯的机械问题，它牵涉到人力，而那又受精神压力和天赋、弱点的影响。所以，他现在不仅只是注意后勤、战术和作战的指导，而对于领导和士气等问题也同样地重视。最后，他又讨论政府政策与军事行动之间的关系，换言之，他完全了解战争是政策的工具，政治考虑是如何影响战争的指导，而他作这样的思考时是在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出版之前的50年。
何华德对于劳易德可谓推崇备至。他认为几乎可以说劳易德已在军事思想中开启了一个新时代。此外战略分析所用词汇也是由劳易德奠定其基础，尤其是他所首创的“作战线”（line of operations）这个名词更是具有历史重要性。所谓“作战线”者，其意义即为一支军队从出发点到最后目的地之间所采取的路线。根据此一观念，劳易德遂列举若干基本原则：（1）作战线应尽量缩短和直接化，（2）在一切计划中保护作战线均为主要考虑，（3）另一主要考虑即为设法切断敌方作战线，（4）作战线的终点必须是某一真正必要的目标，（5）正确作战线的选择可能即足以决定战役的结果。
事实上，名词固然是劳易德所首创，但他所列举的原则在过去名将的战争中又并非没有前例。不过，他的著作还是有其重大贡献，它使此后军事思想家的注意焦点由军事组织方面转移到作战指导方面。何华德认为有明显的两派军事思想家都是以劳易德为其祖师。第一派是追随其传统观念，尝试以地理和后勤数据为基础来建立战略原则；第二派则重视战争的精神和政治方面，并认为战争指导绝非精确科学。前者的代表为毕罗（Heinrich von Bülow），后者的代表为贝仑霍斯特（George von Berenhorst）。再过一代，这两派的代表又分别由约米尼和克劳塞维茨接任，这也正是此后百年间战略思想演进的主要过程。 [ 注：Michael Howard，“Jomini 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in Military Thought”，in Studies in War and Peace（The Viking Press，1970），pp．21–26． ]
劳易德在其《战史》中对于菲特烈在七年战争中的将道曾作非常严厉的批评，于是在普鲁士引起了极大的反感。一方面固然是民族意识所使然，但另一方面也并非没有理由。很明显，劳易德是有亲奥反普的心态，他对菲特烈的批评不但不公正而且有时也缺乏根据。普鲁士的邓培霍夫将军（George Fridrich von Tempelhoff）在其所著《七年战争史》（Geschichte des siebenj?hrigen Krieges，英译History of the Seven Years War）中曾经提出若干正确的反驳。尽管如此，邓培霍夫本人也是德国启蒙学派成员之一，基本观念与劳易德大致相同，而且也接受其有关作战线的理论。 [ 注：Azar Gat，The Origins of Military Thought，p．76． ]
三、毕罗
毕罗（Adam Heinrich Dietrich von Bülow，1757–1807）在战略思想史上居于新旧交替的关键地位。他一方面是启蒙时代的最后巨子，另一方面也亲眼看到革命时代的来临。他出生于 18世纪中期，15岁时加入普鲁士陆军，1790年以尉官退役，开始改行从事其他的活动，包括旅游、商业、新闻、写作等在内。他曾经生活在法国、荷兰、英国和美国，并在1797年写了其以美洲新共和国为主题的第一本书。在此后不到十年的阶段中，他一共写了十多本书，大部分都是以军事为主题。可以作为其代表作的是他的第二本书，书名为《现代战争体系的精神》（Ceist des neuern Kriegessystems，英译为The Spirit of the Modern System of War），出版于1799年，在此书中他把他的作战观念发展成形，并引起正反两面的强烈反应。
毕罗的作战观念又是直接导源于劳易德和邓培霍夫的理论及历史著作。毕罗认为现代战争是以作战线为基础，而作战线又是把火器引进战争后所带来的产品。火器的引进在战争史中造成最大的革命。一方面使军队数量日益增加，另一方面使补给系统变得日益重要。结果使作战线的安危代替决战而成为战争中的主要考虑。于是他就进一步企图利用几何学的途径来建构其所谓的“现代体系”。事实上，几何式的研究又并非其所首创，法国的卜希古，甚至于还有更早的范邦，早就作过这样的尝试。
毕罗假定有一支攻击军进入敌境直趋其目标（object），这个目标的假定位置在一个三角形的顶点上（参看附图）。攻击军的补给是来自其后方的补给系统，那可用三角形的底线来表示。防御方面的野战军或要塞部队将会穿越三角形的边线趋
毕罗作战观念图解
向攻击军的后方，以威胁其补给来源并迫使其撤退。双方的胜负可以从三角形的形状上来判断。简言之，顶角愈窄（底线愈短），垂线（即攻方作战线）愈长，则守方愈易于切断攻方的补给。毕罗认为关键在于目标（顶）角的大小：若小于90°则对攻方不利；若大于90°则对攻方有利，所以90°也就是一个临界值（critical value）。 [ 注：Adam von Bülow，The Spirit of the Modern System of War（London，1806），pp．36–38． ]
假使真是这样，则毕罗也就自可宣称他已经发现战略的奥秘，并把它建构成为一种科学。他说：
战争将不再被称为一种艺术，而是一种科学。……于是任何人都能了解和应用；不是此种艺术本身将变成科学，就是它会丧失在科学之内。 [ 注：同上书，pp．228–229。 ]
启蒙时代的其他军事思想家虽热烈追求战争的科学部分，但同时也承认战争不能完全简化为规律和原则，而仍然需要创造性的天才。现在毕罗却大言不惭地说：“军事天才的领域变得如此狭窄，将使聪明才智之士不再愿意从事于此种没有前途的行业。” [ 注：同上书，p．228。 ]
毕罗不仅断言战争的艺术将会消灭，甚至于连战争本身也会如此。在其《现代战争体系的精神》书中的第二篇，毕罗曾分析新军事科学对欧洲国际体系的影响，并获得结论如下：欧洲将会分成若干个大国，彼此间能够保持永久和平（perpetual peace）。其理由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方面，大国有较大的基地，所以经常能吞并小国，其结果将使欧洲只剩下若干个势均力敌的大国。另一方面，任何国家的攻击力均与其攻击距离的平方成反比，所以自然有其一定的军事活动范围，不可能越雷池一步。 [ 注：Adam von Bülow，The Spirit of the Modern System of War（London，1806），pp．272–286． ] 因此，毕罗不仅已提出一种几何化的战略科学，而且又已提出一种数学化的政治科学。20世纪的地略学家甚至于还认为毕罗在思想上可以算是他们的前辈。 [ 注：Robert Strausz–Hupe，Geopolitics：The Struggle for Space Power（New York，1942），pp．14–21． ]
正当毕罗在1799年兴高采烈地提出其作战科学之际，法国革命和拿破仑也已经带来了新型的战争。此种新型战争与传统的战争理论经常不相配合，于是在德国也就开始引起激烈的辩论。辩论的焦点有二：（1）法国革命军的弹性战术与菲特烈的硬性横线战术之间的比较；（2）法国征兵制所产生的公民军与旧王朝的职业常备军之间的优劣。
毕罗很快就变成新型战争的热烈提倡者，并且对于菲特烈的旧制发出强烈的批评。在其所著《1800年战役，军事与政治的检讨》（Der Feldzug on 1800，militarisch–politisch betrachtet，英译为The Campaign of 1800，Militarily and politically Considered）中，他一方面仍企图用他自己的理论来解释法国的成功，另一方面则更进一步指出必须从社会和政治的层次中始能找到其根本原因。革命已经废除封建制度，使法国能征集远比其敌国强大的兵力，并获得新精神的鼓舞。大量人力加上强烈精神力即为法国国力的根源。
但此种现象又使毕罗的科学理论受到严重打击。第一，其理论的基础是“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但革命军却能“因粮于敌，重地则掠”，换言之，不受后勤的限制。第二，毕罗认为作战线的目标并非敌军而是其后勤基础，拿破仑凭借其巨大的资源和较有弹性的军事工具，则经常以决定性会战为其战略的核心。简言之，毕罗志在避战，而拿破仑则志在求战。因此，毕罗经常面对着严重的矛盾：一方面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理论，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承认拿破仑的成功。
毕罗的著作虽然引起很大的回响，但其提倡改革，甚至于可以说是革命，则又深为普鲁士当局所厌恶。在其所著《1805年战役》（The Campaign of 1805）中，毕罗毫不客气地指出普鲁士若欲图存则必须作全面的改革。同时，他又对拿破仑推崇备至，甚至于把奥斯特里兹（Austerlitz）之战形容为当代的艾克提门（Actium）之战，并预测法国将称霸欧洲。此种言论终于使普鲁亡政府无法容忍，将其拘捕并宣称其神经不正常，到1807年瘐死狱中。
毕罗的不幸遇遭与吉贝特颇相类似，他的“体系”也像吉贝特的一样，同为17世纪的遗产，不能算是发明。不过，他对于“战略”、“战术”、“作战线”、“作战基地”等军语的界定和使用，在战略思想史中又仍应算是一种具有重要价值的贡献。随着毕罗的死，王朝战争遂已落幕，而新的民族战争则还只是刚刚开场。
就西方文明发展史的观点来看，18世纪是一个多彩多姿的世纪，现代西方文明是在这个世纪中奠定其基础，然后才有连续两百年的进步。战略思想本是社会文化之一部分，必然受到现实环境和时代精神的影响，并且也因此而呈现出其特有的风格。
18世纪是启蒙时代的顶点，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都在此世纪中发展到最高峰。所有的战略思想家及其著作都受到同样的影响，所以其基本观念常有大同小异之感。概括言之，几乎都呈现出下述四点共同基本观念：
（1）战争领域中有规律和原则的存在。
（2）原则不变但应用千变万化。
（3）原则的应用有赖于天才。
（4）研究战争必须以历史经验为基础。
这四点实可以代表启蒙时代战略思想的精华，并也能对后代的进步构成坚实的基础。
第八章 拿破仑
钮先钟 [中国]
[出自《西方战略思想史》] 1995
革命的遗产
一、师的编制
二、轻步兵
三、野战炮兵
四、攻击纵队
天才与思想
（一）攻势（Offensive）
（二）机动（Mobility）
（三）奇袭（Surprise）
（四）集中（Concentration）
（五）保护（Protection）
对后世的影响
革命的遗产
18世纪后期，也就是在七年战争之后，欧洲大致可以说是太平无事，但到了最后10年，欧洲的基本架构却发生了巨大的动摇，包括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都在内。那是法国革命（1789）所造成的后果。法国由古老的旧王朝摇身一变而成为革命的共和国。诚如克劳塞维茨所认识的，战争并非独立的实体，而是国家政策的表现，当国家的性质改变了，其战争也会随之而改变。 [ 注：Michael Howard，War in European History（Oxford，1976），P?76． ] 拿破仑战争为法国革命的延续和扩大，拿破仑（Napoléon Bonaparte，1769–1821）不仅接受了革命的遗产，而且也变成革命的人格化代表，所以，克劳塞维茨称其为“革命皇帝”（Emperor of the Revolution），的确很有深意。 [ 注：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Princeton，1984），p．518． ]
革命所带来的第一项重大改变即为征兵制的采用。对于欧洲旧王朝政府而言，维持巨大数量的常备军，的确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但革命政府并不那样吃力。1793年8月23日，法国革命政府宣布：“自即日起，到敌军完全被逐出共和国领土时为止，所有法国公民都有服兵役的义务。”结果在一年之内，法国境内即已无敌踪，但征兵制则仍继续执行达20年之久。
18世纪，法国人口有稳定的增长，到1800年，人口总数已达2700万，平均每7个欧洲人之中就有1个法国人，除俄国以外（约4000万人），法国是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此一巨大数量构成其军事权力的主要基础。到1794年底，法国陆军总数已超过100万人。 [ 注：Harold and Margaret Sprout，Foundation of National Power（Van Nostrand，1955）．p．111． ]
兵员数量的巨大增加使法军在任何战场上几乎都能获得压倒性的数量优势，所以也使法国指挥官敢于打硬仗。诚如当时的法国军政部长卡罗特（Lazare Carnot）所云：“不再需要任何军事艺术，而只需要火力、钢铁和爱国心！”此种“全民皆兵”（nation in arms）的观念和制度遂使拿破仑坐享其利。 [ 注：Michael Howard，War in European History（Oxford，1976），p．90． ]
拿破仑的大军团（grande arme）是靠征兵制才能建立起来的，那是罗马兵团之后在欧洲的最大兵力。当其征俄时，兵力总数已接近50万人。有此巨大兵力，拿破仑遂能纵横欧洲，所向无敌，至少在其早期的确是这样。人民既可征召入伍，则国家资源也自可动员。革命政府建立史无前例的统制经济，人民消费被压低到最小限度，一切工业都收归国有，以应战争需要，所以，也就能支持较大的战争消耗。
“全民皆兵”意味着军队是人民的军队。革命之前，军队是国王的私人武力，为其王朝的目标和荣誉而战，与老百姓毫无关系。现在至少就理论而言，大军团是为自由、平等、博爱而战，不是为波旁王朝，甚至于也不是为拿破仑打天下。革命之前，只有贵族才能出任高官；革命之后，有才能的人都有出头的机会。尤其是拿破仑的大将有很多都是出身微贱，更足以鼓励士气，所谓每一名士兵的背包中都藏有一根元帅权杖之说虽不免夸大其词，但也的确代表一般的趋势。总之，革命产生一种精神威力远较强大的军队，那是旧欧洲所未有的。法军之所以勇敢善战，是以其新的社会结构为精神基础。克劳塞维茨对此早有认识，他说：“很明显，法国革命在国外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由于新军事方法和观念的程度，远不如由于政策和行政的彻底改变、政府的新性质、法国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变等等因素的程度那样巨大。” [ 注：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Princeton，1984），p．609． ]
话虽如此，又并非暗示“新的军事方法和观念”不重要。事实上，那些方法和观念对于拿破仑的胜利也同样具有重大贡献。它们一部分是革命的产品，另外有一部分虽早已发源于旧时代，但仅因革命发生才使其有彻底付诸实践的可能。概括言之，在军事组织、战术、技术等方面的创新可归纳为下述四点：一、师的编制，二、轻步兵，三、野战炮兵，四、攻击纵队。
一、师的编制
师（division）已成常用军语，大家也许早已忘记这个名词的来源。大约在17世纪末期，由于燧发式步枪和刺刀的普遍使用，使步兵获得较强的独立战斗能力。于是在作战时步兵可以不必完全集中，而分派小部分步兵充任前卫、后卫或侧卫，也就变成一种很普遍的措施。法国包色特将军（Pierre–Joseph de Bourcet，1700–1780）首先主张把兵力分为独立的“师”（“division”的原意就是“分”），其中包括各种不同兵种在内。每个师可采取不同的路线行动，并彼此互相支援，这样可以获得较大的速度和弹性。 [ 注：James Narshall–Cornwall，Napoléon as Military Commander（London，1967），p．17． ]
此种观念虽发源于包色特，但到拿破仑时代始发展成熟，其原因有三：（1）假使数量不大，也自无划分之必要。仅当实行征兵制之后，军队人数大量增加，此种组织方式始有重大价值；（2）武器的进步，尤其是火炮，使小单位的独立战斗能力得以大增；（3）18世纪后期的欧洲，道路系统有显著的改进，耕地面积也随之增加，于是部队在行军路线上也就可有较多的选择。上述第三点又导致一种新的战略计算。过去部队人数少、行动也慢，所以其所需补给可从后方用“补给纵列”（supply train）源源不断地送往前方而不虞匮乏。现在部队数量大增，此种老办法已经行不通，于是惟一的办法即为就地征发，这也就是所谓“以战养战”（la guerre nourrit la guerre）。拿破仑曾经说过：“知道如何从占领地区抽取各种补给，即为战争艺术的精华。” [ 注：Peter Paret，“Napoleon and the Revolution in War”，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86），p．125． ]
此种“因粮于敌”的系统构成拿破仑战略的基础。其大军团分成许多个师，每个师都由步、骑、炮三兵种以及其他支援单位所混合组成。在师之上他又加上“军”（corp）的组织。这些大单位在战役中都采取不同的道路，负责其自己的地区，但仍能相互支援，这样不仅使他们的行动都能比较迅速而有弹性，同时也使统帅在战略上能有较大的选择自由。自从法国首创此种模式之后，不久也就为其他国家所陆续采用。不过严格说来，拿破仑并未创新，只是把前人的思想遗产加以充分利用而已。
二、轻步兵
直到菲特烈的时代为止，欧洲军队在战场上都还是采取密集的横线队形，在军官监视之下进行战斗。但在许多特殊环境中，例如山地、森林、村落等，此种战术即很难适应。在那些情况中必须使用自由运动、自由射击的“散兵”（skirmishers）。在巴尔于半岛和北美洲，此种轻步兵都已有很好的表现。到法国革命前夕，欧洲各国都已有轻步兵，但却仍只被视为一种辅助兵力。革命带来新的改变：（1）革命军人数大增但又缺乏严格训练，不能适应传统的横线战术；（2）革命军为自由人，为保卫自由而战，他们以受军官监视为耻，以各自为战为荣；（3）火力的增强使密集队形的损失太大，迫使欧洲的正规（regular）军也不得不采用过去所谓“非正规”（irregular）的战术。
三、野战炮兵
炮兵与拿破仑有重要的渊源，值得较深入的分析。七年战争时，奥普两国的炮兵在技术和训练上都远优于法国，但战后法国急起直追，在格里包发将军（General de Gfibeauval）指导之下，法国炮兵在18世纪60年代达到了标准化、机动化、精密化的要求。此后杜特兄弟（Chevalier Jean du Teil and Baron Joseph du Teil）又对炮兵战术提出了很多新观念，而他们也正是拿破仑的恩师。1778年大杜特在其所著《战役中新炮兵的使用》（De l'usage de l'artillerie nouvelle dans guerre de campagne）一书中指出：在攻城战中所常用的观念是如何可以应用在野战中，尤其是如何集中炮兵火力以在敌军战线上造成裂口并加以扩张。他也强调火力与运动互赖，斜射优于直射等战术观念，但又仍然一再回到集中努力的需要。他说：
我们必须把最大量的部队和较大量的炮兵集中在我们想要突破敌线之点上，……我们在足以决胜的攻击点上必须增强炮兵，……明智和大量的使用，炮兵即能带来决定性结果。 [ 注：Michael Howard，War in European History，p．78 ]
法国革命时，许多贵族出身的军官纷纷逃亡，但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炮兵军官则效忠革命政府，并变成军事组织中的主力，拿破仑即为其中之一，而他也正是杜特兄弟的入室弟子，在思想上深受他们的影响。拿破仑执政后，炮兵更成为其宠儿。炮兵已不再是辅助兵力而升格为与步兵和骑兵平等的基本兵种。法国炮兵在全欧洲不仅效率最高，而且机动性也最强。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步兵在各种不同的战斗中都能获得野战炮兵的密切支援，于是使法军的打击力大增。
四、攻击纵队
最后的一种战术革命是在攻击中用纵队来代替横队，换言之，所强调的是攻击冲力（offensive shock）而非防御火力（defensive fire）。此种思想又是以吉贝特的《战术通论》为源头。革命后的法军所采取的正常攻击队形为密集纵队，而以一群散兵为掩护和前导。他们以高速前进，直扑敌军并企图以白刃决胜负，此种队形不能充分发挥步兵火力，而且损失有时也很重大（但不一定比密集横队较高），其优点则为军官容易掌握部队，并让训练不足的新兵可以保持信心和团结。
综合言之，法国革命带来战争革命，此种革命又是以新的政治、经济、社会、心理、军事、技术因素为其基础。拿破仑不仅能充分认清此种革命的巨大潜力，并且还能发现如何将各种不同因素加以整合运用的秘诀。诚如克劳塞维茨所云：他改正那些创新的技术弱点，使其效力得以充分发挥，把法国的全部资源用来替一种新系统服务，所以也就能够一度获得绝对优势。 [ 注：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1984），p．592． ]
天才与思想
基于前节的分析，可以确认革命的遗产实为拿破仑的最大资本，甚至可说是赌本。但其伟大胜利又非唾手可得。事实上，若无他那样的天才，则革命的潜力还是不能充分发挥的。至少，应该说，拿破仑的天才与法国革命的遗产是彼此配合，相得益彰。
拿破仑被公认为自亚历山大以来，西方世界中的最伟大的军事天才，他所打过的会战次数要比亚历山大、恺撒、菲特烈三人的总和还要多。天才固已成定论，但他是何种天才则又还是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拿破仑是一种天生的领袖，其心思和体力都有一点异于常人。卡莱在《英雄与英雄崇拜》（Heroes and Hero worship）一书中说：“他敢做敢为，自然应该为王，人人都认为他应如此。”米尼伐（Menévál）说：“他不仅在思想上居于主动，而且事必躬亲，他有超人的精力，好像能有充分的时间来管理一切事务。”考兰柯特（Coulaincourt）则认为：“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在同一时间内专心致力于一种思考或一种行动。”这两人都追随拿破仑很久，其意见足以代表长期的体验。 [ 注：J．F．C．Fuller，The Conduct of War，1789–1961（Rutgers，1961），pp．43–44． ]
拿破仑在1812年出发征俄时，他自己说：“我感觉我是受到某种力量驱使而向一种我所不知道的目标前进。”他像一位艺术家一样有一种创造的狂热。又诚如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所云：“拿破仑的一生是无限的劳苦，不是为他自己，不是为法兰西，而是为未来。” [ 注：J．F．C．Fuller，The Conduct of War，1789–1961（Rutgers，1961），pp．43–44． ]
一般人所尊重和分析的都只是拿破仑的军事天才，但戴布流克却认为尽管拿破仑具有战略眼光和指挥会战的天才，但其真正的才能是政治多于军事。他并非把战争当作一种最后手段和用它来补救外交的失败，战争只是其外交政策中的一个中心因素。而且除非为环境所迫，否则他也从不用不适当的军事资源去追求重要的政策目标。 [ 注：Hans Delbrück，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Greenwood，1985），vol．Ⅳ，p．494． ]
拿破仑身兼国家元首和最高统帅达15年之久，几乎无人能限制其行动自由，所以能使政治与战争密切整合，尤其能迅速作成决定并迅速予以执行。其外交手段有惊人弹性，能适应军事情况的变化。反而言之，其战略又经常有明白的政治目标。因此，政治目标支配战略计划，而计划的要旨又即为找到敌军战线上的决定点，然后再集中全力向其发动打击。拿破仑从其老师（杜特兄弟）思想中学会了下述秘诀：“战略计划像攻城战一样，集中火力对准单独一点，只要打开一个缺口则敌军就会随之崩溃。” [ 注：Yorck von Wartenberg，Napoléon as War Lord（London，1902），vol．Ⅰ，p．38． ]
拿破仑不喜用“战略计划”（strategic plan）这个名词，他认为那具有一成不变的涵义，所以宁愿用“战略准备”（strategic preparation）。在他那个时代，战略要比今天更具有在不确实领域中思考和行动的意义，这又暗示必须考虑各种不同情况，包括最坏的在内。所以，他说：“除非计算，否则在战争中将一无所获。”这也正是孙子所云：“多算胜，少算不胜。”他又说：“我的习惯是采取多种预防措施，而不把任何事物委之于机会。” [ 注：J．F．C．Fuller，The Conduct of War，1789–1961，p．47． ]
实际上，他的战略有许多都是出自他人的思想，或至少并无特殊过人之处。柯林（Jean Colin）为20世纪前期研究拿破仑的权威，他曾指出：“假使把最卓越的拿破仑计划拿来与其对手的计划作一比较，我们将很难发现其间有太大的差异。”诚如拿破仑自己所云：“战争艺术很简单，一切都不过是执行的问题。” [ 注：Jean Colin，The Transformations of War（London，1912），p．432． ]
拿破仑虽强调计划和准备，但实际上，有时也不免采取临时拼凑的应急手段。不过，他有一项中心观念始终不变，即寻求决定性会战。他总是尽可能把优势兵力集中在决定点上，甚至于宁愿让次要的基地或交通线留在无保护的状况之下。由此遂导致一项最重要的原则，那就是“指挥的统一”（unity of command）。拿破仑对于此一原则提出过不少的格言（Maxims），甚至于到今天仍常为人所引述，不过，很讽刺，统一的指挥固然是其许多辉煌胜利的基础，但也正是其最后失败的根源。
在其早年（1796），拿破仑曾上书当时的执政指出：“政府必须对其将领有完全信心，容许他有广大的权限，而只需将其所应达到的目的告诉他。”这与孙子所谓“将能而君不御”的观念完全符合。只要环境许可，指挥的统一要求在一位单独的将领之下，将所有能用的兵力都集中在主战场之内。而无知或脆弱的政府则有一种把兵力分散用来掩护一切要害的共同趋势。
1806年拿破仑曾写信给他的长兄约瑟夫（Joseph Bonaparte，King of Naples）警告说；“假使你想保护你的王国中所有各点，则动用法国的全部兵力也都还不够。”这又与孙子所云“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的警语如出一辙。 [ 注：J．F．C．Fuller，The Conduct of War，1789–1961，p．45 ]
拿破仑非常重视人的因素。他说：“在战争中许多人轻若鸿毛，而有一人重如泰山。”他又说：“一位坏的将军要比两位好的将军还要好一点。”拿破仑自视颇高，目无余子，他说：“我之所以为我者，是意志、性格、勇气所使然。”然后他又反而言之：“由一头鹿领导的狮军（an army of lions），根本上就不是狮军。”拿破仑非常重视将道，在这一方面他有很多的名言：“将军的必要素质即为决断（resolution）。”“战争的成功有赖于慧眼（coup d'oeil），必须能察觉会战中的心理关键时刻。在奥斯特里兹，假使我提早6小时发动攻击，则我应已失败。” [ 注：同上书，pp．45–46。 ]
拿破仑对于心理问题有深入的了解，他有一句名言：“在战争中精神之于物质是三比一。”他经常使用各种手段来激励士气，他深知“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道理。他的劲敌威灵顿曾指出，拿破仑给予军人以特殊奖赏，任何军人甚至于二等兵都有封侯拜将的机会。不过，他又认清仅凭物质奖励还不够，因为“英勇不是用金钱可以买到的”，他的秘诀是诉之于荣誉感。他了解人之所以愿意牺牲生命，往往是由于其本身所并不了解的原因。他深知心灵感应之微妙，经常与其部下保持个人接触，他说：“人员对我有信心，精神力往往比数量更能决定胜利。”他个人的魅力和信心对于其部下和敌人都能产生重大的精神冲击。威灵顿认为拿破仑个人的出现可以相当于四万人的大军，在一片“皇帝万岁”（Vive l'Empereur！）的欢呼声中，法国部队就会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克劳塞维茨对此也深有认识，他曾剀切指出任何战争理论若不考虑官兵的心理则根本毫无意义。 [ 注：Peter Paret，“Napoleon and the Revolution in War”，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86），p．134． ]
从战略思想史的观点来看，最令人感到遗憾的事实即为拿破仑对于他自己的思想始终未能作一种有系统的综合阐述。据其部将圣西尔元帅在其回忆录中所云，拿破仑曾经向他说过：“假使有一天我能找到时间，我会写一本书。在书中我将对战争的原则作明确的阐述，使所有的军人都能了解，于是战争就可以很容易当作科学来学习。” [ 注：J．F．C．Fuller，The Conduct of War，1789–1961，p．49． ] 不过，他似乎永远找不到他所需要的时间，所以这本书也就永远不曾写成。不过，所幸他还是留下了大量的文件，以及口述的遗言。专以《拿破仑文件》（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Ⅰ）一书而言，即有32卷之多，这也可以说是一座宝山，足够后人来作深入的掘发。富勒将军认为若能研究其战役的经过和他所留下的文献，则可以显示拿破仑心目中的战争原则似乎可分为下述五点：
（一）攻势（Offensive）
拿破仑经常采取攻势，甚至于在战略上采取守势时（1813–1814），也仍然在战场上一再发动攻击。他几乎永远保持主动，他说：“我的想法和菲特烈一样，必须经常先攻击，容许自己受攻击实乃大错。”他又说：
像亚历山大、汉尼拔、恺撒、古斯塔夫、屠云尼、尤金、菲特烈等人一样地发动攻势战争，……以他们为模范，那是成为名将和了解战争艺术秘诀的惟一途径。
不过，拿破仑又非像查理十二世（Charles Ⅻ）那样有勇无谋，他说：“是否应该进攻必须事先慎重考虑，但一经发动攻势之后就必须坚持到底。”于是他又说：“决心入侵某一国家时，不可害怕决战，必须到处寻觅敌人而将其歼灭，”此外，他也强调追击的重要，他指出不应让敌人有喘息和重组的时间。
（二）机动（Mobility）
拿破仑深明“兵贵神速”的古训。他说：“在战争艺术中也像在力学中一样，时间是力量与重量之间的决定因素。”他又说：“在战争中时间的损失无可补救，任何解释都没有用，因为迟误即为作战失败的主因。”在乌尔姆（Ulm）战役中，他的部下们说：“皇帝已经发明了一种新的战争方法，他所利用的是我们的双腿而不是刺刀。”因此，拿破仑又说：“最好的兵不是会打仗而是会走路。”“军人的首要素质即为忍苦耐劳，而勇敢尚在其次。”反之，他又非常重视人员的健康，他说：“疾病是最危险的敌人。”“宁可让部队去从事流血最多的战斗，而不可让他们留在不卫生的环境中。”
（三）奇袭（Surprise）
除在战场上做出乎敌方意料之外的兵力集中之外，拿破仑的奇袭几乎都是战略性的，而很少是战术性的。其著名的会战，例如马仑哥（1800）、乌尔姆（1805）、耶纳（1806）等都足以提供证明。他曾经指出：“战略就是运用时间和空间的艺术。我是比较重视前者。空间丧失了还可收回，时间则一去永不回。”
（四）集中（Concentration）
为进行决定性会战，拿破仑缩减一切次要任务，以便能集中最大的兵力。柯林曾引述其言如下：“军队必须集合，而最大兵力应尽可能集中在战场上。”在此对于“集合”（assembly）和“集中”（concentration）两个名词应略加解释。拿破仑曾在致其兄长约瑟夫的信件中解释如下：“分布部队的艺术即为战争艺术。对于部队应作这样的分布，使之在几天之内即能集合，而不管敌人采取何种行动。”简言之，前者是军或师等大单位在战区中的分布；后者则专指在战场以内的兵力集中。所以，若能作正确的集合，则即令是劣势兵力也还是能在战场中的决定点上集中局部优势的兵力。
（五）保护（Protection）
拿破仑几乎一生都不曾打过纯粹防御战。即令采取战略守势时，也还是经常作迅速的运动和猛烈的攻击。尽管如此，当他在采取攻势行动时还是以保护的原则为基础。他说：“全部的战争艺术即为首先建立一道相当合理的周边防线，然后继之以快速而猛烈的攻击。”概括言之，拿破仑与中国唐代李卫公（靖）的看法颇为类似。拿破仑说：“防御战之不可无攻击正像攻击战之不可无防御完全一样。”李卫公的话似乎更微妙：“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同归乎胜而已矣。” [ 注：有关拿破仑战争原则的分析均引自J．F．C，Fuller，The Conduct of War，pp．45–52．李卫公之语见钮先钟，《中国战略思想史》，p．382。 ]
对后世的影响
拿破仑虽未著书但已立说，他所留下来的文件和遗言，几乎到处都能显示其思想的精华。不过，像菲特烈一样，其对后世的最大贡献不是“言教”而是“身教”。他不仅以身作则来教导后人应如何追求成功，更重要的是他也在教导后人应如何避免失败。尽管他的天才是毫无疑问，尽管他在全盛时期能赢得辉煌的胜利，但最后又终于难免失败。其原因何在？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而同是也能对后世提供最重要的警告或教训。
本来是拿破仑手下元帅之一，以后又背叛他而成为瑞典国王的贝纳多提（Charles Bernadotte）曾作评论如下：
拿破仑不是为他人所击败，在我们所有这些人之中他是最伟大的。但因为他只依赖自己的才智，所以上帝才会惩罚他。他把才智用到其最大限度，遂终于难以为继。任何东西最后总还是会破裂。 [ 注：James Marshall–Cornwall，Napoleon as Military Commander（1967），p．296． ]
首先从军事因素说起，拿破仑的最大本钱即为其素质和数量都远占优势的兵力。但战争旷日持久之后，在这两方面也就日益难于保持原有的优势。法国部队连年征战，损失重大，新兵的素质逐渐低落。而其敌方（普鲁士、奥地利、俄罗斯）也都已开始实施征兵制，或设法动员其庞大人力，并厉行军事改革。所以，到后来拿破仑也就不能赢得会战，于是其整个战略也就开始破产。
拿破仑一向坚持由他一人指挥，但当他的大军人数到达6位数时，这种办法也就开始行不通。战场的辽阔，单位的众多，已经无法再由他一人控制。简言之，拿破仑未能建立一套适当而有效的指管通情系统（C3I），实为其最后失败主因之一。拿破仑对于手下的大将只要求他们服从，而并不容许他们有行动自由。诚如他的参谋长贝塞尔（Louis–Alexandre Berthier）所云：“无人知道他的思想，我们的职责就是服从。” [ 注：J．F．C．Fuller，The Conduct of War，pp．53–55． ] 这也正是古今独裁者的通病，对于奇才异能之士往往不敢重用，而庸才却能获得信任。拿破仑在圣海伦岛（St．Helena）上曾经这样感慨地说：“假使有一个像屠云尼那样的人在战役中做我的副手，则我应该已经是世界的主人。” [ 注：同上书，p．47。 ] 事实的真相并非如此，当时，甚至于在其帐下，也并非没有可用的人才，只是他并不重视而已。反而言之，即令有屠云尼那样的人才，他也还是不会完全信任，结果也还是不能发挥辅弼的功效。从这一点来评估，拿破仑实不如汉高祖刘邦。
拿破仑的最大弱点也许还不是在军事方面，而是他未能从大战略的观点来思考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他虽是法国革命的儿女，但并不了解工业革命的含意。他只想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秩序，但却完全忽视“权力平衡”的运作。他知进而不知退，能发而不能收。好大喜功而不知持盈保泰。到最后终于丧失了平衡合理的战略意识，将其国家资源和部队战力消耗殆尽，而走向败亡的不归路。
尽管其在陆战方面的成就有目共睹，虽败犹荣，但他却缺乏全球性的眼光。他的战略始终仅以欧陆为范围，对海权几乎毫无了解。他企图用所谓“欧陆体系”（continental system）来封锁英国以使其经济崩溃，实近似妄想，因为英国握有海权，仍可继续与全世界维持经贸关系，而且同时也仍能利用财力和外交手段，一再组成反法同盟。反而言之，由于他企图严格执行封锁禁令，遂终于导致征俄战役，并敲响其大陆帝国的第一声丧钟。他在圣海伦岛上曾经这样指出：“俄国是英国的最后资源，整个世界的和平都寄托在俄国身上。但不幸！英国的黄金已经证明要比我的计划更强。”这可以显示他终于已有这样的觉悟，独恨其不早耳。 [ 注：J．F．C．Fuller，The Conduct of War，p．57． ]
拿破仑虽然所向有功，但他使用的工具并无任何异人之处。法国部队的武器装备与其他国家的几乎完全一样，至少不曾占有任何显著的优势。正因如此，所以其伟大的天才也就更分外受到世人的崇敬。但反而言之，此种事实又适足以显示其心灵上的另一项重大弱点。他很守旧，对于武器和技术的进步经常表现出排斥或忽视的态度。他在1799年解散法国已有的气球单位（balloonists）。假使他曾保留此种单位并善于利用，则在1815年李格尼（Ligny）会战之后，他也许就能发现布吕歇尔（von Blücher）的退却方向，于是他也就能事先获得预警，知道在滑铁卢所遭遇的敌人除威灵顿的英军以外，还可能会有布吕歇尔的普军。此外，有一位英国的上校在1808年即曾发明了榴霰弹（shrapnel，因发明人的姓而命名），但拿破仑从未使用它，否则这种炮弹就能够很快地击溃威灵顿在滑铁卢的步兵方阵。 [ 注：Richard A．Preston，Men in Arms（Praeger，1956），p．184． ] 忽视技术因素本为战略家的通病，但以天才如拿破仑者而言，则似乎不应如此。
从现代战略研究的观点来看，战略的范围早已不仅限于军事或战争。不过，过去研究拿破仑的人，无论为军人或文人，其研究重点又几乎都还是放在纯军事方面。许多人都企图发现拿破仑的胜利秘诀，并希望此种发现能对未来战争的准备有所贡献。从19世纪开始，拿破仑即已成为欧洲战略思潮的新源头。欧洲军人中的精英分子对他都无不推崇备至。拿破仑的功业和言论对于尔后军事思想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至深且巨，实可不言而喻，甚至于到今天，此种影响力仍继续存在。一位德国将军在第一次大战前夕写了一本书，名为《拿破仑的将道以及其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意义》（Hugo von Freytag–Lor–in–ghoven，Die Heerführung Napoleons in ihrer Bedeutung für unsere Zeit）。书中有云：
虽然拿破仑的时代到现在已经很远，但拿破仑战争的研究对我们还是有其重大价值。因为这些战争的教训构成今日军事思想的基础。
在法国方面，柯林在其所著《战争的演变》（Transformations of War）一书中也这样地指出：
虽然我们不能照抄拿破仑的模式，但他还是能赐予我们以很多的灵感。对于拿破仑战争若能作反省的思考，则所获得的理念可以应用于20世纪。 [ 注：均引自Peter Paret，“Napoleon and the Revolution in War”，Makers of Modem Strategy（1986），p．139。 ]
第九章 约米尼
钮先钟 [中国]
[出自《西方战略思想史》] 1995
启蒙的延续
约米尼的生平
著作与思想
批评与影响
结论
启蒙的延续
从16世纪到18世纪，欧洲历史脱离了黑暗期，进入启蒙时代，西方战略思想也随之而有蓬勃的新发展，尤其是到18世纪后期更是人才辈出，著述风行，可谓极一时之盛。不过，概观此一阶段中的战略思想著作，又可以发现都有一种共同的趋势，即认为战争也像其他的科学一样，有其不变的规律和原则，而此种规则的探求和应用则又有赖于天才。所以必须才学（genius and study）并重。实际上，这也正是时代精神的表现。
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对欧洲的历史和思想都带来重大的改变，在此种冲击之下，战略思想呈现出分道扬镳的两种趋势：其一可概称为启蒙的延续，其二可概称为启蒙的反动。前者继续采取启蒙时代的治学精神和方法，并相信它们对于新的环境也仍能适用。后者则否定启蒙运动，并主张应另觅新的途径。这两大趋势的代表者即为号称19世纪前期两大师的约米尼和克劳塞维茨。他们二人生活在同一时代，其思想必然有其共同的背景，但他们又各立门户，自成一家之言。此种同中有异，异中又有同的现象真是多彩多姿，相映成趣，令人叹为观止，也可以说是战略思想史中少见的盛事。本章以约米尼为主题，下一章则以克劳塞维茨为主题。
约米尼在思想上是启蒙的延续，同时也可以说是集此种思想之大成，而成为此一学派的最后宗师。但在他之前有许多的军事思想家，都曾对他具有相当的影响作用。其中比较重要的都已在第七章加以论列，在此不必赘述。不过，与约米尼同一时代而略早者还有奥国的查理大公（Archduke Charles，1771–1847），他在思想上与约米尼有相当微妙的渊源，因此，必须在此略作简明的补充叙述。
查理大公是奥皇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Ⅱ）之子，法兰西斯一世（Francis Ⅰ）之弟。他在1793年参加对革命法国的战争，1796年曾在德国南部两次击败法军，不过次年却为拿破仑所击败，到1799年又大败约尔丹（Jourdan）所指挥的法军。虽然在整个战争期间，奥国军队的表现可能在各国之中最差劲，但他还是被公认为奥国的最佳将才。
查理大公在1800年又受任于败军之际，负责奥国的军事改革，但因为他是皇弟，深为其兄所畏忌，所以经常受到宫廷政治的牵制而无法得展其雄才。最后终于解除兵柄，并且不再过问国事，尽管如此，其高风亮节以及在战争中的纪录仍然受到世人的尊重。他有很多著作，包括历史的回顾和理论的分析在内，其传世之作《战略原则》（Principles of Strategy），在1814年首次公开发行，并迅速被译为法文（1817）和意大利文（1819）。其全部著作以后又编成全集保存。 [ 注：Archduke Charles（Carl von Oesterreich），Ausgewahlte Schriffen，F．K．Malcher（ed．）（Vienna，1893–1894）． ]
从其著作中可以发现查理大公的思想受到三条不同路线的影响：（1）是启蒙时代的传统路线，（2）是劳易德和邓培霍夫的作战线观念，（3）是毕罗所提倡的几何分析。其第一本理论著作，名为《高级战争艺术原理》（Principles of the Higher Art of War）完成于1806年，书中结论为：
战争科学的原则只有少数几条而且永远不变，但其应用则千变万化，永远不会相同。每逢军事情况发生改变，包括武器、兵力、位置、新发明等，则这些规律也就会有不同的应用。 [ 注：Archduke Charles（Carl von Oesterreich），Ausgewahlte Schriffen，F．X．Malcher（ed．Vienna，1893–1894，vol．Ⅰ），p．50． ]
所以，他认为战争的原则虽以数学化的明显真理为基础，但其应用则必须有赖于判断，而判断力的养成则必须以历史研究和军事教育为基础。所以，天才与经验又必须用科学原则和历史研究来增强。 [ 注：同上书，vol．Ⅰ，p．231。 ]
查理大公认为无论在攻势战争或守势战争中，下述主要规律都同样有效：
在替我方主力选择作战线或位置时，必须永远不让敌军接近我方的交通线和补给来源。攻击者应企图进入敌国以求切断其补给来源，而防御者则应保护其本身的交通并争取时间。 [ 注：同上书，vol．Ⅰ，p．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