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剧作家都给了茅盾热情的鼓励，又提出许多中肯的意见。吴祖光还把他的大纲拿回家，让他的弟弟吴祖强帮茅盾誊抄清楚。茅盾怀疑自己的剧本是否适合演出。曹禺鼓励他：
“西洋戏剧史上不乏不适宜演出的好剧本，譬如萧伯纳的有些剧本就是。茅公，您写小说是大手笔，写剧本也会成功的！”
过了两个星期，话剧《清明前后》开始由重庆《大公晚报》的副刊《小公园》连载。当茅盾刚把第二幕写完，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个消息使他异常兴奋。但是他并未停笔。他知道战胜日本侵略者以后，经济界将有大变，他的题材会显得有点过时，而且自己的编剧能力不行，然而他又转念：公然卖国殃民的事还在大量产生，我又何不在这乌烟瘴气中喊几声？
他终于在抗战的胜利声中写完了《清明前后》。
茅盾这次创作，是在“使枪使了许多年”之后第一次学着“使一回刀”。剧本以国民党的“黄金案”丑闻为背景，写民族资本家林永清在官僚资本的压迫下挣扎、觉醒的过程，以及小职员李维勤购买黄金受害的遭遇，深刻尖锐地揭露了抗战胜利前后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和黑暗。
如此一本话剧，谁来演出呢？没有一个导演敢接受。他们一怕国民党反动当局禁演，二怕万一演砸了，不好向茅盾这位大作家交代。
“莫非我这第一个剧本真的要步萧伯纳的后尘？”茅盾的确很忧虑。
“茅公，您的《清明前后》交给我们演吧！”4月初，赵丹登门拜访，一见面便对他说，“我和徐韬、王为一、朱今明等从新疆监狱中逃出的难友，刚刚组成了中国艺术剧社，决定第一个戏就上演您的《清明前后》，并且由我担任导演。”
“啊，那可太好了！”茅盾深为感动，但他考虑到该剧社初创，万一演出失败，将会影响剧社的前途和几个十个人的生活，就劝赵丹说，“这件事对你们非同小可，你可要慎重呀！”
“我们考虑过了，愿意冒这个风险，相信这个戏会取得成功。沈先生的脚本我已读了三遍，从内容讲，这剧本具有尖锐的、丰富的现实意义，正是当前最需要的。只是从演出的角度看，怎样使它能够更加……”
看到赵丹欲言又止，茅盾笑道：“请只管大胆说，是不是有些地方不合话剧的规律？”
“不是这个意思，”赵丹接着说，“我是说如何加强戏剧效果，怎样更能出戏，说干脆点，沈先生能不能允许我这个导演对脚本作一些技术性的变动，譬如把太长的对话改得短些，把某些情节改得更富于戏剧性些？……”
“可以，完全可以！有什么不可以呢？只要能加强演出的效果，你尽管全权处理。”
“沈先生这样信赖我，使我信心倍增。等我把脚本改好，就送来请您过目。”赵丹说。
“不必了，”茅盾说，“你们要抓紧时间排练，争取早日公演，要趁现在毛泽东主席在重庆和国民党谈判的机会，把戏推出去。我想，老蒋囿于目前国共谈判的形势，大概不好意思下令禁演。你既看过脚本，总有一个修改的想法，你现在就可以谈一谈，大的改动有吗？”
赵丹说：“大的改动只有一处，就是把全剧的演潮移到最后一幕，现在的高潮在第四幕，第五幕又低落下来了，所以想把四、五两幕颠倒一下，或者把两幕合并为一幕。另外一点比较大的改动是金澹庵，他是官僚资本的化身，我打算一直不让他出场，却又随处使观众感到有他在幕后，直到最后一幕全剧达到高潮时，才让他出场亮相。您看行不行？”
茅盾感到赵丹所提两点大的改动，都很有理，便欣然同意了。
9月23日，《新华日报》刊出一则广告：“中国艺术剧社不日公演茅盾第一部剧作《清明前后》，导演赵丹，舞台监督朱今明，演员王为一、顾而已、秦怡、赵蕴如、孙坚白等。”
这天晚上，茅盾偕夫人进城看了彩排，发现赵丹扮演了那个只露一面的金澹庵。
9月26日，《清明前后》正式公演了。第一天的上座率只有六、七成。茅盾心里很担心，怕演出成了兔子尾巴。第四天，他不放心，戴了一副墨镜，悄悄去察看售票情况。他大吃一惊：嚯，售票处排起了双行长队！
后来他听说，从第二天起，上座率就逐日增加了。由于场场爆满，星期日还要加演一场。
演出气氛热烈，剧场内掌声不绝。记者在报导中称之为“罕见的现象”，“盛况空前”。
10月11日毛泽东离开重庆返回延安。当时《清明前后》已连续演到第三个星期，12日茅盾就听到消息：当局要停演《清明前后》。他想，赵丹他们的剧团已打响了第一炮，我的剧本也走到了大众中间，停就停吧。
然而停演并未成为事实，不仅如此，国民党的中央电台还在10月16日设立了一个特别节目，介绍《清明前后》。但他们的“介绍”却是：这个话剧内容有毒素，观看过此剧的人应该自己反省一下，不要受愚弄，没有看过的，切切不要去看。
岂料他们这么一广播，反而帮茅盾和赵丹的中国艺术剧社做了义务广告，观众更加踊跃。
不少工厂的老板看了《清明前后》的演出，大为感动，居然慷慨解囊，包场招待他们的职员、工人看白戏。
有一天，茅盾收到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四川厂的一封信，希望他能允许该厂排演《清明前后》。茅盾在信中表示，欢迎他们排演《清明前后》，他将不收取演出税。这个工厂公演了好几场。他们给茅盾寄来了铅印的说明书。
10月8日，工业家吴梅羹、胡西园、胡光尘等六人，特地设宴招待茅盾和演出人员。
吴梅羹说：“我们工业界的人看过《清明前后》的，很多人被感动得流泪。这是因为我们工业界的困难痛苦，自己不敢讲，不能讲的，都在戏里讲了出来，全都是真实的。”还有人希望茅盾再写一个《中秋前后》。
这样一部深受欢迎的好戏，刺痛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中枢神经，成了他们的心头病，虽然不敢公开明令查禁，却在11月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向各地发出一份密电：“准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张主任道藩10月30日函，‘为茅盾（即沈雁冰）所著之《清明前后》剧本，内容多系指责政府，暴露黑暗，而归结于中国急需变革，以暗示煽惑人民之变乱，种种影射既极明显，而诬蔑又无所不至，请特加注意’等语。查此类书刊发行例应禁止，惟出版检查制度业经废止，对该剧本出版不易限制；固特电达，倘遇该剧上定及剧本流行市上时，希即密饬部属暗中设法制止，免流传播毒为荷。”
茅盾当然无法知道此事。到1946年4月9日，他才从《新华日报》上读到一则报道：
茅盾名著《清明前后》，国民党当局密令禁止，电饬各地暗中制止上演出售。
茅盾指出“张道藩”的名字对妻子说：“哼！这位当面对我十分恭维，在我五十寿辰时又称我‘没有矛盾’的国民党‘党国大员’，终于在我背后露出了狰狞的面目。破例是个人面兽心的东西！”
四九、哭爱女
从1940年秋天离开延安，茅盾和妻子已有五年没有见到女儿、儿子了。
“哎，把亚男、阿桑丢在延安吃苦，这全是我的过错啊！”孔德沚常常对丈夫絮叨。
茅盾也不时想念一双可爱的女儿。他在《感怀》一首诗里写到他对儿女的思念之情，说自己虽然离开了延安却时时引劲向北国。“双双小儿女，驰书诉契阔。梦晤如生平，欢笑复呜咽。感此倍怆神，但祝健且硕。中夜起徘徊，寒将何凄切！”
几年来，他们给儿女寄过不少信，也接到过孩子的一些回信。儿子来信很少，因而读女儿的信，就成了茅盾和妻子这几年生活中最大的乐趣。亚男的每封信都给他俩带来无限的慰藉，每封信都充满了对父母的爱。有一次，亚男在信里写道：
“爸爸胖了，这倒是令我们高兴的，爸爸不是从来都是瘦的吗？现在怎么会胖的？我有点想不通，因为照理说近年来只有更辛苦。妈呢？胖瘦？我希望她结实些，不要再虚胖，到重庆逃警报也不方便。甲状腺现在是否完全好了？念念。”
两人一遍又一遍地读着，仿佛女儿就在眼前。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了！喜讯传来，举国欢腾。过了几天，茅盾夫妇接到了女儿的来信：
“爸、妈，我很高兴，敌人投降了，我们胜利了，等得十分心焦的见面日子等到了，我们一定不久就可以见面。”
“德鸿，你快设法把亚男、阿桑接到重庆来，即使让我见上一面也好啊！”妻子急切地说。
茅盾深知妻子思念儿女的感情，答道：“我懂。这几年你跟着我到处奔波，形影不离，然而你的心有一大半在孩子那里，这我知道。你放心，一有机会，我就向恩来同志提出，想法把他俩接来。”
近一个月来，茅盾曾几次进城去郭沫若家里参加民主党派负责人的时局讨论会，也几次出席周公馆的文艺界集会，见到过周恩情为副主席。但都因人多和匆忙，没有找到机会。
在约9月20日，茅盾因腹泻躺在全国文协的宿舍里休息，等妻子进城接他回唐家沱。
以群坐在他对面的床上，正跟他谈报上的一篇杂文，这时，刚从延安调到《新华日报》工作的刘岘夫妇走了进来，还带着他们五岁的小女儿。
“沈先生，您好！”
“啊，刘岘！”茅盾见到这位曾为《子夜》刻过插图的青年版画家，显得十分高兴，边忙问，“你们哪天到的重庆？”
看到茅盾要穿鞋下床，刘岘急忙伸手劝阻。
他只好依靠在床栏上，眼睛闪着光，向刘岘询问延安文艺界的情形，还问了解放区的各方面情况，……他是什么都想知道呵。
刘岘一一地回答了他的询问，并说：“沈先生，我认识你的孩子，和沈霜很熟悉，只是沈霞同志牺牲得太可惜了！”
“你说什么？！”茅盾大吃一惊，忙问。
看到他神色异常，刘岘不知所措，讷讷地问：“沈先生，你还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快说，我女儿，她究竟出了什么事？”茅盾从床上坐了起来，紧张地问。
刘岘像是做错了事似的，显出一副尴尬的样子，想开口又不敢开口，眼睛觑着叶以群。
茅盾意识到女儿出事了，心想：难道会是真的？怎么可能呢？前几天还收到她的信啊！……胸中一阵憋闷涌起，使他几乎喘不过气。
这时，叶以群告诉他：“沈先生，这是真的，沈霞同志牺牲了。恩来同志叮嘱我们暂时不要告诉您，怕你们过分伤心，弄坏了身体。前一阵您正好又赶写《清明前后》……”
“她怎么会死的？出了什么事？刘岘，你，你对我说啊！”茅盾带着哭声说。
刘岘看到叶以群点了点头，就说：“据说因为人工流产，手术不慎，出了事故。详细情形我也不清楚。”
茅盾的泪水从眼眶溢了出来，痛哭失声道：“我的亚男呀！你怎么就这样死去了，莫明其妙地死去了！呜……呜……，死于人工流产！啊，这，这不是太不值得了吗？！你才二十四岁，你的人生道路才刚刚开始呀！你怎么就……就死了呢？
他边哭边问刘岘：“这事发生在什么时候？”
“8月20日。”
8月20日？都已经一个月了！茅盾心想，为什么琴秋、仲实他们不来一封信，难道能永远瞒着我们？医疗事故，随随便便害死一个人！难道不负法律责任？！
叶以群拿出一封信，递给他：“这是张仲实托人带来的，出于同样的原因，我没有及时交给您。”
茅盾接过信，正要看，忽听楼下传来了妻子的声音，急忙塞到褥子底下，并向叶以群、刘岘夫妇做了个手势。他妻子走进门，见他坐在床沿上，就关心地问：“病好了吗？”看到刘岘夫妇，又说，“原来还有客人。”
“他们是新从延安来的，这是刘岘，这是他妻子、女儿。”茅盾介绍道。
“看，这小姑娘多么像我们亚男小时候，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真可爱！”
刘岘一听茅盾的妻子这么说，感到不妙，连忙把话岔开，与她寒暄了几句，起身告辞走了。
女儿骤然去世的噩耗，对茅盾的打击太大了。他跟妻子回到唐家沱家里，像是害了一场大病，浑身软绵绵的；躺在床上一直昏昏沉沉，缕缕哀思萦绕胸怀。
茅盾只有两个孩子，相比起来，女儿更使他疼爱。在他看来，女儿聪明、刻苦、懂事、有志气，比儿子成熟很多。女儿又从小爱好文学，高中时候就能写出情文并茂的散文，常常得到老师的赞扬和奖励。妻子常对茅盾说：“你的文学细胞，遗传给亚男了。”在延安时，沈霞的英语已达到了一般的水平。茅盾把她送进“抗大”，后来听人说她已是俄语班的高材生。
从女儿的来信里，他逐渐了解到：女儿入了党，有了爱人，叫萧逸，是个文学工作者。
一九四二年秋，两人订了婚，今年春天结了婚。当时，萧逸在延安郊区农村体验生活。一个周末，女儿背上垮包，带上几件衣服、几本书，唱着“信天游”，走了几十里山路，到了萧逸那里。
对着清冷的月光，这两个穿八路军灰布军装的男女战士结合了，没有一杯水酒，也没有一响鞭炮，有的只是两颗火热的心。
这样简朴的婚礼，使茅盾和妻子感到心疼。他自己结婚时，他的父亲已去世十多年，家中没有收笔试，而他母亲还为他花了一千元！现在女儿结婚，虽说是战争年代，但婚礼毕竟是太简朴了。这使他们夫妇觉得欠了女儿一笔债。
茅盾怎能不悲痛万分呵！他想，女儿只有活了二十四个春秋啊！她还没有尝到人生的欢乐，就这样骤然离开了父母，而且死得又如此不值得，她怎能瞑目于九泉呀！
张仲实的信是8月20日写的，信中说，他女儿的死是因为手术前一星期报了许多奎宁而没有告诉医生。读完信，他想道：究竟是谁骗了我？或者说是医生编了仲实？……看来刘岘的话是可信的，因为人工流产这样的小手术而出人命，只能是手术不慎引起其他病变所致。
我明天去找徐冰，向他问个明白！
夜晚，茅盾在单人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苦苦地思索着：这个噩耗怎样告诉妻子呢？
亚男是她的心头肉，现在这样一个活蹦乱跳的宝贝女儿忽然没有了，她怎么受得了呀？
天亮了，妻子问他：“昨晚你做了什么梦？”
“怎么啦？”他诧异地反问。
“我像是听见你在哭。”
“哦，是做了个梦，梦见小时候，梦里见了妈妈。”他顺口说。
茅盾想，虽然妻子从不怀疑我，可是我怎能长久隐瞒亚男的死讯？一旦她知道我骗了她，甚至会怀疑阿桑也出了事，那她会急疯的！
他又想：亚男没有了，我们还有个儿子，如果能把儿子召到她身边，再对她说出亚男的不幸，也许能减轻她的痛苦。对，今天非得进城不可！
“你病还没好，又要到哪里去？”妻子见他匆匆吃了碗泡饭，穿了长袍正要出门，便问道。
“病全好了，城里有急事非去不可。”
“我陪你去吧？”
“不用了，我能走了。”
“那你早去早回，路上当心。”
茅盾匆匆来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找到了徐冰。徐冰已接到叶以群的报告，于是连忙请他坐下，不他沏上一杯茉莉花茶，不待他开口，就说：“这件事发生得太意外了，责任完全在我们，是那医生玩忽职守。洛甫同志来电说，已给那医生处分。”
“可是，我们的亚男没有了呀！”茅盾的眼里泪光闪闪。
“沈先生，你要节哀，”徐冰又说，“这件事迟迟没有告诉你，除了怕你们打击太大，影响你们的健康，还因为恩来同志想亲自将这不幸的事件告诉你们，向你们道歉。你们把孩子托付给我们，我们却没有照管好。可是恩来同志最近实在太忙了。”
自从8月28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飞抵重庆以来，周恩来就忙于和国民党谈判。半个月前，他还安排茅盾夫妇到“红岩”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拜见了毛泽东主席；以后，毛泽东主席又约见了茅盾和马寅初。这几天，国共谈判正处在艰难的僵持状态，国民党顽固派通过外国通讯社传出谈判将要破裂、内战不可避免的消息，弄得人心惶惶。
茅盾听了徐冰的话，赶忙说：“这我知道，他很忙。请转告恩来同志，我完全能料理好这件事，倘若为了我私人的事而分了他的心，那就使我不安了。”
“沈太太知道了吗？”徐冰问道。
“还没有，我不敢告诉她。今天我就是为这事来找您商量的。我想先把儿子接到重庆，再对妻子谈女儿不幸的事，您看──”茅盾征询地说。
“这好办，等我报告恩来同志后，尽快把您的儿子接到重庆来。”徐冰爽快地表示。
几天后，徐冰告诉茅盾，国共会谈即将结束，准备让他的独生子乘毛主席返延安的回程飞机来重庆。
10月12日傍晚，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主任钱之光夫妇开车来接茅盾夫妇，并说他们的孩子已来到重庆，住在“红岩”。
到了“红岩”，爬上八十八级的石梯，绕过黄桷树，走进八路军办事处。在一间小客房里，和衣躺在床上的沈霜看见他们进来，急忙跳起身喊叫“爸爸、妈妈”。
“长高了，也长壮了。”茅盾的妻子奔过去，抱着儿子喜孜孜地端详着说，又回头看看四周，问道，“亚男呢？亚男呢？你阿姐在哪儿？”
沈霜没有料到母亲还不知道姐姐去世的消息，一时不知怎么回答。看到儿子的窘态，又见到茅盾、钱之光等人一个个阴沉着脸，她慌了，叫道：“出了什么事？你们不要瞒我！”
“姐姐已经死了。”沈霜说。
儿子的声音很低，而她听起来却像是一颗炮弹的爆炸声，顿时突出眼球问道：“死了！
怎么会死的！这不可能！”
“这是真的，妈妈，姐姐真的死了，所以让我来重庆。”
她一下子跌坐在椅子上，呆楞楞地，过了几秒钟，才“哇”的一声号啕恸哭起来。
茅盾的眼泪也禁不住流了下来，然而他还得安慰妻子：“亚男没有了，还有阿桑，他就在你身边呢。你看看──”妻子猛然抬起来，泪眼汪汪地盯着他：“怪不得好几次夜里发现你在哭，原来你早知道了，为什么你要瞒着我呀！我的亚男啊，你怎么会死了呀！……”
钱之光夫妇好言安慰了茅盾妻子一番，便离开了他们。
沈霜等妈妈哭过了一阵，便向父母报告姐姐死亡的经过，他说：“日本投降后，延安的干部纷纷奔赴新解放区开辟工作。我听说，组织上决定派姐姐去东北。姐姐发现自己已经怀孕一个多月，为了不影响行军和今后工作，就去找琴秋婶婶联系，到和平医院做人工流产。
这不是什么大手术，谁也不会想到会有危险。手术是下午做的，第二天姐姐就觉得呼吸困难，腹痛难忍，告诉姓鲁的主治医生，鲁医生却说这是手术后的正常现象，还说‘这点痛都不能忍耐，太娇气了’，只给了一点止痛药。到第三天早上五点，姐姐四肢突然发青，出现休克，经过抢救，有所好转，可是主持手术的鲁医生却不来。姐姐就要求护士打电话请琴秋婶婶快来。琴秋婶婶后来对我说，她急忙找了医生去会诊，不巧延河正发大水，骑了马也过不去，而和平医院又在河对岸。不久姐姐又第二次休克，再次抢救，已经晚了，中午十一点多，她心脏停止了跳动。琴秋婶婶告诉我，事后解剖，才发现死亡的原因是手术消毒不严，伤口感染了大肠杆菌，又转成腹膜炎，也没有及时治疗。”
“唉，那个医生真是太没有责任心了！如果他第二天仔细检查一下，不是就能发觉，进行紧急治疗吗？”茅盾愤愤地说。
“那个‘白花郎中’，他在忙些啥哟？”他妻子气得用土话问。
“他要去东北，在忙着整理自己的东西。”沈霜回答母亲。
“出事时，你姐夫呢？”茅盾问儿子。
“姐夫和我被洪水阴在对岸，没有人通知我们。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天，姐夫悲痛得哭晕了过去。”沈霜拿出两张照片交给父亲，“这是姐姐下葬时照的。”
茅盾看到一张照片是下葬时的情景，有一个八路军音乐工作者在用小提琴奏哀乐。另一张照片是女儿的坟墓，墓碑上刻着“沈霜之墓”，下署“编辑局教职学员全体、琴秋、萧逸、沈霜同立”。
孔德沚捧着这两面三两张照片，又悲伤地痛哭起来。
茅盾心似刀绞：女儿就这样平白无故地死去了！弥留之际身边甚至没有一个亲人！出乎他意料的是，他妻子居然支持他们的儿子沈霜回解放区工作。她说：“儿子大了，应该有自己的事业，不可能永久留在身边，只要他健康、平安，我就满足了。要说安全，还是解放区呀！”
茅盾安顿好儿子的工作之后，已是1946年1月初。周恩来约他见面，热情地对他说：“这几个月忙得不可开交，现在停战协定刚刚签字，政协会议又开幕了。所以您的女儿不幸逝世，我一直没顾得上向你们致哀。”
“为了孩子的事，已经多次打扰您了，我和德止都深感不安。”茅盾诚恳地说。
“发生这样的事，我们有责任，是我们平时对那个医生教育不够。孔大姐心情好些了吗？”
周恩来问。
“好多了，儿子回来，分散了她的注意力。”
“那么现在儿子又走了，她能放心么？”
“这次儿子回解放区，是得到她赞同的，她认为儿子在解放区比在重庆更使她放心。”
“好，这样就好。”周恩来笑着说。
但是，茅盾总是忘不了不幸而死的女儿。他和妻子翻检女儿的遗物，在女儿的一封信里发现了过去所疏忽的一段话：“《劫后拾遗》我们已经读到。我自己觉得遗憾的是，这里面竟没有写到我所最关心的学生与文化人的情况，在这中间我也找不出什么你们在那时究竟是怎样的点影子来。”
于是，茅盾埋头灯下，花了一周的时间，写了一篇三万多字的报告文学《生活之一页》，在重庆《新民报晚刊》连载。他把每期报纸都剪下保存好，国灰这是他专为纪念爱女亚男而作的。
这年8月，是沈霞逝世的一周年，茅盾在写《萧红的小说──〈呼兰河传〉》时，借题发挥，写下了一段文字，表达怀念女儿的深情。他说，女儿是为了追求真理而牺牲了童年的欢乐，为了要把自己造成一个对民族对社会有用的人而甘愿苦苦地学习，可是下地当学习完成的时候却忽然死了，像一颗未出膛的枪弹，这比在战斗中倒下，给人以不知如何的感慨，似乎不是单纯的悲痛或惋惜所可形容的。”
五十、喜晤玛娅访同行
抗日战争胜利后，茅盾经香港回到上海，住进大陆新村6号。
8月初，苏联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费德林从南京来到上海，交给茅盾一封邀请他和夫人去苏联观光的请帖。这请贴是由苏联对外文化协会（VOKS）发出的。
经过一番周折，10月下旬，他从南京外交部拿到了出国护照。于是，他和夫人便忙着打点行装，购买准备送人的礼品，又连着出席各种饯行的宴会。
1946年12月5日清晨，茅盾夫妇在戈宝权、苏联大使馆随员克留可夫等人陪同下，坐车来到江海关第三码头。郭沫若夫妇、叶圣陶、傅彬然、臧克家、葛一虹、任钧等送行的人，把他俩送上苏联的“斯摩尔纳号”轮船。朗诵临别赠言、题诗留念、拍照、话别，茅盾夫妇和送行的朋友依依难舍。中午过后，轮船鸣笛起碇了。
“斯摩尔纳号”经过五天的海上颠簸，于12月10日下午进入海参威港。
三天后，茅盾夫妇乘上国际列车，前往莫斯科。他写道：“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连续十二天乘车坐火车，因而使我得以饱览西伯利亚冬季披着银装的无穷无尽的平原和森林的景色。”
25日清晨，他俩抵达莫斯科。邀请他们访问、观光的苏联对外文化协会、派了副会长卡拉介诺夫、东方部主任叶洛菲也夫到车站迎接。叶洛菲也夫通晓英语和汉语，专门陪同他们到各处参观、访问。
第三天下午，中国大使馆女秘书胡济邦来看茅盾，交给他一张请柬说：“傅秉常大使请您和夫人在1月3日晚上去大使馆便宴。”这使得茅盾夫妇改变了次日的安排，前往拜会了傅秉常。
在返回旅馆的汽车上，胡济邦对茅盾说：“苏联方面对您这次访问很重视，你们到达的当天晚上，莫斯科电台就作了广播，第二天《真理报》又发了消息，并且派出叶洛菲也夫这样的高级官员来陪同，这是很少见的。”他心想，也许这就是傅秉常要宴请我的原因。
除夕下午2时，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在他们下榻的旅馆设宴，介绍茅盾和莫斯科的苏联作家见面。在宴会上，他见到了吉洪诺夫、列昂诺夫、戈尔巴托夫、苏尔科夫等人。西蒙诺夫在外地，没有来。苏联作家协会主席法捷耶夫派来了代表，他告诉茅盾：法捷耶夫在郊外休养，邀请您和夫人出席1月2日苏联作家协会为您举行的茶会。
在席上，坐在他旁边的吉洪诺夫说，他还记者茅盾在1936年翻译了他的长篇小说《战争》。列昂诺夫为他们表演了三十年前学的一套中国戏法：“仙人搬豆”。
元旦中午，叶洛菲也夫来拜年，又对茅盾说：“我还要送您一件礼物。”
茅盾正想说“何必客气”，却见他向外招招手，说了几句俄语。一个矮小的中国姑娘进来了，原来她是玛娅──弟弟泽民的独生女儿！自己的新侄女！头一次见面，怎不令他感慨呢。
孔德沚一见到玛娅，想起了去世的泽民和女儿亚男，顿时时哭了起来。
叶洛菲也夫见这情景，便向茅盾告辞，走了出去。
这时，茅盾见妻子抱住玛娅细细端详，问着一连串的问题。可是玛娅听不懂，因为她不通中国话。他便问玛娅懂不懂英语，她也摇摇头。忽然他想起来时准备了一本俄英、英俄两用字典，还没有用过，急忙从箱子里翻了出来。他先从英文找出一个字，叫玛娅看俄文解释，再由她找出一个俄文的字回答，他看英文的解释。
通过这样艰难的“交谈”，茅盾夫妇弄清了几个最简的问题：玛娅今年二十岁，在上大学，学的是无线电，还没有男朋友。
玛娅也了解了他们的一情况，知道了祖母已去世，用俄文给她写过信的姐姐亚男也去世了，哥哥阿桑在解放区工作。
她说，她母亲（张琴秋）从东北给她来过信。
中午了，茅盾夫妇留她吃午饭。玛娅不肯，他感到可能学校有什么规定，但是茅盾和妻子还是硬拉她去餐厅，请侄女吃了一顿法国大菜。看着侄女吃得那么有滋味，两人眯着笑眼，打心底里高兴。茅盾想，看得出，这要丰盛的法国大菜，她有生以来还从未享受过。
临走时，玛娅通过两用字典对他们说，明天带了翻译再来。
第二天下午，她带来了两个男青年，一个是张太雷的儿子，另一个是刘少奇的儿子。靠了这两个翻译，茅盾夫妇和她的谈话方便多了。他对侄女谈到他们的家族，他们这些年的经历，沈泽民的一生，还谈到了国内的形势，又问了她和中国留学生的学习和生活。
在莫斯科期间，他们又叫玛娅来玩了几次。对他这个唯一的侄女，茅盾怀有很深的感情。
他说：“玛娅是很可怜的，她刚出世，父母因要回国搞革命，不能带着她，就把她一人留在苏联，送进国际儿童院，等于是孤儿。现在看到她长得很结实，──她爱好运动，又上了大学，我们总算放心了。”
下午，他和妻子出席了苏联作家协会的茶会。叶洛菲也夫向他介绍说，《战争与和平》中的女主角娜塔霞，从前就住在这幢房子里。
从1月3日起，紧张的参观活动开始了：去红军博物馆、列宁图书馆，上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访《儿童真理报》编辑部、红十月工厂……。
晚上，经常是观看文艺演出。5日晚上，主人安排他俩去欣赏苏联大剧院上演的芭蕾舞剧《天鹅湖》。这是茅盾第一次看芭蕾舞，也是第一次欣赏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
他说，“我被那美妙的音乐、迷人的舞姿和瑰丽的场面所征服，真是大开眼界，大饱眼福。”在日记里又写道：“《天鹅湖》第一次在‘大戏院’上演，为一八七七年。那时的观众不用说都是贵族和富人，可是今天同在大戏院上演，观众却是工农子弟了。这些人，在当年恐怕连远远站着望一望大戏剧的都是不许的。”
后来，他们还去“莫斯科列宁勋章马戏院”观看了马戏。
莫斯科气候寒冷，主人见孔德沚几次患感冒，就派人陪同他们先去南方的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两个加盟共和国访问，参观当地的革命遗迹，观看民族歌舞和话剧。
一个月后，回到莫斯科，茅盾急于访问几位苏联作家，这是他“访苏的一个重要目的”。
叶洛菲也夫对他说，已经为他作了安排，卡达耶夫、马尔夏克、西蒙诺夫、吉洪诺夫都在莫斯科。
2月15日，大雪纷飞。中午，叶洛菲也夫和翻译史班诺随车来接他和夫人前往卡达耶夫住的公寓。茅盾对这位作家比较熟悉，是他的小说《团的儿子》的中文译者。
两人一见如故。茅盾带了一部中译本《团的儿子》──上面有签名和图章，送给主人。
卡达耶对中国的图章很感兴趣。他也拿出一本最新版的《团的儿子》，题上字签了名，回赠给茅盾。于是两人从这部小说的创作开始了交谈。
“你在《团的儿子》里写了炮队军官──叶拉吉耶夫上尉，这一位炮队军官太可爱了，跟凡尼亚一样的可爱。你挑中一个炮队军官作为这部小说的重要角色，是不是跟您青年时代曾在炮队服务过有点关系呢？”茅盾问。
卡达耶夫回答：“我倒没有想起过。”可是他承认，一个人往昔的生活经验的印象，“常常会场写作时忽然来了，──并不是你特地召它来，而且在它忽然来了以后你也还不觉得呢。”他说自己在《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这篇小说里，用玉蜀黍来比拟一个女子的牙齿，为什么会用到这样一个比喻呢？“当时自己也不知道。可是后来记起，这是我幼年时的一个印象。”
对于他的构思、搜集材料，茅盾也发生了兴趣。得知这位作家平时像契诃夫一样也写笔记，已积有二十多册。
卡达耶夫问茅盾是否写笔记。
“平常我是差不多不写笔记的，只在构思一篇作品的时候，这才做起笔记来，──这实在就是那作品的大纲了。时时修改，最后的形式也许和最初的完全两样。”
他们还谈到了方言和文学的大众化、民族性。
第二天，茅盾夫妇去访问儿童文学作家马尔夏克。他看到这位六十岁的老作家已有孙子，家里的客厅很大，摆满了书架、钢琴等物，和卡达耶夫一样，有着专用的书房。想起自己在上海的家，卧室兼书房，只有他们的一间书房那么大，不禁感慨得很。
对于马尔夏的儿童文学作品，茅盾极为称赞，说是写出了“全新的作童文学”。
过了一日，他和妻子冒着严寒到西蒙诺夫家访问。会客室的方桌上已摆好了各种点心和瓶酒。好客的主人邀他们举杯，为中苏友谊和中国进步作家们的胜利干杯。
酒是甜的，茅盾却只能抿一口，便放下了酒杯。
西蒙诺夫见了，笑着说起他游历捷克时的一则“见闻”：在布拉格一家酒店的墙上，有这样的铭辞──“喝了呢，醉死；不喝呢，又要渴死。喝吧！”说着又对他举起酒杯。
“这个铭辞应该还有半段，醉死常有而渴死不常有，也应当试一试如何而渴死。”茅盾也笑着举起杯。茅盾知道西蒙诺夫这时年方三十一岁，已得过四次斯大林文学奖金，是最高苏维埃代表。对于他谈话如此直爽、风趣，感到很亲切。
在临告别时，茅盾又向主人提了一个问题：“你的处女作是什么？怎样走上文学道路的？”
西蒙诺夫说他少年时在飞机厂工作，父亲希望他将来成为工程师，而他吊儿郎当，使得父亲很生气。至于处女作，他说：“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写了，那是用诗体给一个女子写的一封情书。自己以为是很用心写的，可是没有结果。所以这‘处女作’是失败了！多年以后，才用诗体来写作。这回不是情书，而是历史，对象也不是女人了，而是民族英雄亚历山大·尼夫斯基。”
两人都哈哈大笑。茅盾想，下次写访问记，这可是个生动的材料。
吉洪诺夫，是茅盾在苏联访问的最后一个作家。这位年逾花甲的老作家殷勤接待了他和妻子。他看到吉洪诺夫的书桌上摆满了形形色色的小玩意：木、石、牙、雕刻、泥塑、人像、飞禽、走兽、花瓶，什么都有，而人像尤其多。其中的一个青田石雕的山水形笔架，把他吸引住了。
“这是中国的，”吉洪诺夫说。
“而且还是浙江的，所以我特别感到亲切。”主人从书架上限下一尊泥塑弥陀佛，赞叹道：
“你看，多么精致的艺术品！这也是中国民间艺术家的作品吧？”
茅盾微笑着点了一下头，听老作家接着说：“中国人民是伟大的，我很羡慕叶洛菲也夫，他到过你们伟大的国家。”
主人深情的话语使茅盾感动。他说：“我希望不久的将来，吉洪诺夫先生能够到中国游历。”又指着青田石笔架和泥塑弥陀佛说：“并且，能亲眼看到这些小小美术品的小小的作坊，以及作坊里世世代代相传的手工艺人。”
“好的，盼望能有这一天，”吉洪诺夫笑道，“中国人民为了自由解放而英勇斗争，最后的胜利现在是不远了。”
他们交谈起两国文坛的情况。主人说，1934年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开会时，有一个中国女作家从德国来，在大会上报告她地德国被捕的经过。
“这位女作家的名字是不是叫胡兰畦？”茅盾插嘴问。他在写《虹》时把胡兰畦作为女主角模特儿，但他和胡兰畦从未见过面，只听说过有关她的情况。
吉洪诺夫答道：“是的。是叫做胡──胡一边报告，一边就哭起来了。那一次大会，高尔基也在场，高尔基也哭了。”
茅盾还参观了托尔斯泰博物馆、奥斯特洛夫斯基博物馆、涅克拉索夫博物馆、普希金博物馆等。他在和国内的朋友通信时，感叹地写道：“在苏联，每个故世的著名作家，国家都为他成立博物馆。可我们现在连鲁迅博物馆还没有呢！”
他明白，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下，对鲁迅、郭沫若等名作家的作品禁都怕禁不了，哪里还会设立博物馆呢！这只能盼望新中国建立后去实现。
4月5日晚上10点50分，茅盾和孔德沚乘坐的“莫斯科──海参威”国际列车开了。他们含着热泪，挥手向送行的侄女玛娅、叶洛菲也夫和其他苏联朋友告别：“再见了，玛娅！
再见了，朋友们！”
五一、迎接解放
茅盾于1947年4月25日傍晚，走下“斯摩尔纳号”的舷梯，被朋友们簇拥着回到大陆新村的家里。
从去年12月5日登上“斯摩尔纳号”到这一天，一共四个月零二十天。当他们重踏上祖国国土的时候，国内的局势已十分严峻：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在扩大，这年3月9日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的代表和工作人员被迫全部撤回延安。胡宗南奉蒋介石之命以二十三万兵力向延安进攻，19日占领延安。
茅盾分析：我刚刚访苏归来，这是其他作家没有的有利条件，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宣传苏联上。蒋介石虽然利用苏军在东北的某些行动煽动了一次反苏浪潮，但他还不敢明目张胆地禁止介绍和宣传苏联。
在几个月里，他出席朋友们的小型集会，接受报刊记者的采访，应邀到一些大学和文化团体作访苏的讲演。他发现人们对苏联的一切都感兴趣。有人还向他打听“苏联有没有乞丐”？他回答：“我见到战争中的孤儿，却没有见到乞丐。”
5月上旬的一天，金仲华来找茅盾，看到他带回了一本英文版的《俄罗斯问题》，又听他说在苏联时访问过西蒙诺夫，还观看了《俄罗斯问题》的演出，便约茅盾赶快翻译出来，交给他主编的《世界知识》周刊连载。
不久，《俄罗斯问题》陆续发表了。他的《游苏日记》也在《时代日报》上开始连载。
他还陆陆续续地写了二十二篇介绍和宣传苏联的文章，其中的大部分收入后来出版的《苏联见闻录》里。所以他说：“在1947年，我成了苏联问题专家。”
这年10月下旬，国民党政府以“民盟参加匪方判乱组织”的罪名，悍然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下令解散。民盟总部被迫发表“辞职”和“解散总部”的声明，以及“停止盟员活动”的命令。沈钧儒等民盟中的左派代表，决定出走香港，继续进行斗争。
上海的中共党组织奉中央之命，派人通知茅盾等无党派民主人士：“陆续转移到解放区去。作为过渡，第一步先到香港。”
12月14日清晨，茅盾悄悄地离开了大陆新村寓所，由叶以群陪同，乘船去香港。
孔德沚留在上海，替他放烟幕，对外界说他“回乌镇去了”。在茅盾抵达香港两个星期之后，她才和郭沫若夫人于立群结伴，同船到达香港。
茅盾是第三次来香港了。他看到这时的香港热闹非凡，熙熙攘攘。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英帝国，元气大伤，自顾不暇，这时对中国的内战采取中立、不介入的态度。
在报刊上，只要不反对港英当局，不干涉香港事务，什么文章都可以发表。因此，茅盾等都觉得来到了一个小小的自由天地。他们在《华商报》、《文汇报》上大登新华社电讯，大张旗鼓地报道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的胜利。
“这样便利的条件，对于我们这些握了半辈子笔杆，却始终不能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人来说，真像升入了天堂呵！”他兴奋地对叶以群说。
那几天，茅盾和朋友们碰在一起，常常谈到战局，谈到各战场上各路解放军的胜利，议论毛泽东在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全会上作的重要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毛泽东在这篇报告中提出的种种重大问题，使他眼界开阔，心潮澎湃。在为1948年元旦写的迎新献词中，他怀着激情写道：“新年见面，例应祝福。我祝福所有站在人民这一边的人士：更坚决，更团结，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让我们的儿孙辈不再流血，而只是流汗来从事新中华忆国的伟大建设！”
战后香港的房子比以前紧张，而从内地大城市及海外汇集到这里来的各界民主人士和文化工作者，总数有一千多人，一时间形成了房荒。茅盾夫妇在公寓中住了一个半月，才靠青年作家周钢鸣的帮助，在九龙弥郭道租到了一位华侨的房子，和历史学家翦伯赞分住二、三楼。
不久，茅盾担任了文协香港分会的常务理事。7月，他和巴人、周而复、叶以群等人发动、创办了《小说》月刊。
孔德沚见他连日来既要参加政治活动，出席文艺集会，又要编刊物、写评论、作杂文，更要埋头创作小说，胃病、眼疾、失眠等病相继发作，心疼地说：“你五十多岁了，可不能跟小伙子比呵！现在就这样忙，要是新中国建立了，不是会把你累垮吗？”
“是呀，是呀！正因为黑暗即将被光明代替，新中国快要建立了，我才需要更多地工作，更多地锻炼。不然，我会成为一个落伍者呢。”茅盾眨着眼睛，微笑着说。
“我说不过你，你总是有理有。不过，身体总要注意吧？你自己感到累了，就休息。”
妻子关切地叮嘱着。
“好吧，我遵命就是。”他又把头埋进稿纸堆中，唰唰地挥写起来。
5月初，他与郭沫若等六十多位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发表了《纪念“五四”致国内文化界同人书》，响应中共关于迅速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呼吁广大知识分子团结起来，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9月9日，在上海被查封的《文汇报》迁到香港复刊了。报社负责人邀请茅盾担任该副刊《文艺周刊》的主编，并且要他提供一个长篇小说连载。
前两次他来香港，曾应报纸之邀写过两个长篇连载小说：《你往哪里跑》和《腐蚀》。
这一次，他要写的是《锻炼》。
茅盾对这部小说，计划写连贯五卷的长篇，各卷的人物大致相同，稍有增添。第一卷《锻炼》，写上海战争至大军西撤，包括工业迁移之第一期，抗战初期对民主运动的压迫……
等等。在这一卷中，主要人物都露了面。第二卷拟题为《敌乎？友乎？》，写保卫大武汉至皖南事变发生。第三卷为皖南事变后至太平洋战争爆发，直至中原战争，湘桂战争。第四卷写湘桂战后至“惨胜”。第五卷为“惨胜”后至闻一多、李公朴被暗杀。他设想，在这五卷的系列小说里，要把从抗战开始至“惨胜”前后八年中的重大政治、经济、民主与反民主、特务活动与反特斗争等等，作个全面的描写。这可是一部规模宏大的巨著呵！他预计全书五卷要写一百五十万字，如果时间有保证，大约三年能完成。
从9月开始，茅盾便投入了《锻炼》的创作，由于报社催得急，他没有来得及详细的大纲，只是根据已勾勒出的整部作品的轮廓，写了一个简单的大纲，又陆续写了一些笔记，为书中的主要人物立了小传，便匆匆地赶写出来。
《锻炼》全书二十多万字，在《文汇报》的《文艺周刊》上连载了一百一十天。全部登完以后，书店与茅盾联系，要求出单行本。但他没有同意，他想把后面几卷完成以后再出版。
岂知由于形势的迅速变化，茅盾不仅未能完成以后的四卷，而且出单行本的事，也不再有人向他提起。直至1980年底，《锻炼》的第一个单行本才由香港时代图书有限公司出版；
1981年5月，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了简体字的横排本。
1948年除夕那天，茅盾和夫人与李济深、章乃器、邓初民等二十多人，秘密地乘上一条苏联轮船，直航大连。
在他们之前，已有沈钧儒、郭沫若等两批人秘密离开香港。他们都是接到了中共中央的通知，分批地秘密前往东北解放区，去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为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作准备的。
五二、首任文化部长
茅盾等一行抵达大连后，略事休息，以恢复海上航行的疲劳。然后坐车进入解放了的沈阳。2月初，北平解放。下旬，中共中央派专列“天津解放号”接他们三十五位知名人士来北平，下榻在北平饭店。
这是茅盾时隔三十多年后再来北平。他陪妻子去观光了市容，重游了颐和园。在《北京话旧》里，他写道：“我在一九一四年游过颐和园，时隔三十五年，一九四九年春重游颐和园时，虽已日月重光，而此园风物依然如故。此外，译学馆没有了，整个北京几乎不认识了。……旧的北京是历史上的北京，它是皇亲国戚、达官大贾、地主、买办的北京；现在的北京，是人民的北京，将永远是人民的。”
几天后，萧逸来看望茅盾夫妇。这是女婿和岳父母第一次见面，双方都很高兴，孔德沚像见了女儿似的，笑着哭了起来。
萧逸对茅盾说，他是华北野战军第26兵团的前线记者，北京解放后，随军入城的，想留下来从事写作。
望着这个喜爱文学的女婿，茅盾是多么希望他能留在北京，在自己和妻子身边，既能就近给他指导，又能对他俩有所照顾。然而，他想到中国人民这场伟大的解放战争，应该有年轻人写作品来反映。萧逸就是这样一个人才，便鼓励他说：“你最好能参加完解放战争的全过程，这个时间不会很长了；然后再进行个人创作，你的材料会更丰富，作品会写得更有价值。”
女婿听从了岳父的教导，愉快地奔赴太原前线。谁知这一别竟是永诀！在总攻太原之前，狡猾阴险的敌人伪称投降。萧逸站在新占领的水泥碉堡里用话筒喊话，从枪眼中向敌人宣讲形势和政策，要他们立即放下武器。这时，敌人射来罪恶的子弹，他牺牲了。他的战友张帆把他的遗物和照片寄给茅盾，夫妻俩收到后大哭了一场。
5月2日，茅盾在给张帆的信里写道：“……感谢你不怕麻烦，把萧逸为我们拍的照片寄来。萧逸此番在前线牺牲，太出意外，我们的悲痛是双重的：为国家想，失一有为的青年；
为他私人想，一番壮志，许多写作计划，都没有实现。张帆（恕我这样直呼大名），我想您也和我一样，觉得萧逸如果死后有知，一定也恨恨不已，因为他不死在总攻时的炮火下，而死在敌人假投降的诈谋中。正如昔年小女沈霞为鲁莽之医生所误，同样的死不瞑目罢？
我已经多年来‘学会’了把眼泪化成愤怒，但萧逸之死却使我几次落泪。萧逸的朋友在此间都来看我，这给我很大的感动的安慰。您有来信也同样给我很大的感动和安慰。感动的心情您当然了解，至于安慰则是代萧逸感到安慰。一个人死后，有他的战友来悼念他，他在地下一定感到安慰的！我和您虽然不识面，但我觉得我们好像相知已久，朋友，为国珍重，为赍志而没的您的战友珍重！”
写了这封信之后，茅盾就忙着筹备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成立全国性的文艺家组织。7月2日至19日召开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他在会上作了题为《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系统地总结了国统区的文艺运动。会议期间，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他被选为副主席，还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称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9月中旬的一天，沈钧儒陪着一位老人来到茅盾的房间。
“雁冰，你看谁来了？”
茅盾一看，喜出望外地连忙迎上去：“啊，张总经理！真是贵客呵。”
原来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著名出版家张元济（菊生）先生。茅盾从北大预科毕业到上海找工作，就是他安排茅盾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当编辑的。
张元济告诉茅盾，他是来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老人深有感慨地说：“十多年不到北京，这次重来，真是‘王侯宅第皆新主’呵！”
沈钧儒接过话，说道：“我们现在说‘新’，就是‘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本来还叫‘新政治协商会议’，现在改称‘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以‘王侯宅第’现在是都归人民，新主是人民。”
“对，您说得对！说得好！”张元济答道。茅盾也呵呵地笑了起来。
茅盾参加了全国政协筹备会议，又出席了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会上，他代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发言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揭开了中国历史全新的一页。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平、统一的新民主主义的、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像初升的太阳照耀着亚洲，照耀站世界。”
在这次全体会议上，茅盾被推选为政治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在会议期间，茅盾收到一封信，是毛泽东对他几天前的信的答复。在那封信里，他作为《人民文学》的主编，请求毛当档主席为《人民文学》题词和写刊头。
毛泽东的复信如下：
雁冰兄：
示悉。写了一句话，作为题词，未知可用否？封面宜由兄写，或请沫若兄写，不宜要我写。
毛泽东
九月二十三日
展开信中附来的一张宣纸，上面写着：
希望有更多的好作品出世
毛泽东
茅盾给周扬看时说：“起应，主席这个题词，语重心长，我们的担子不轻呵！”
他没有料到，更重的担子将要放在他的肩上。当周恩来被选为政务院总理后，来找他：
“雁冰，我受命组织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准备任命您为文化部长，特向您征求意见。”
茅盾跟周总理很熟悉，便坦率地表示：“我一向都是搞创作的，中华人民共和同成立以后，生活可以安定下来了，我不想当部长，只希望继续从事创作。”
周总理认为他说的合乎情理，答应再考虑一下。过了一天，周总理派人把茅盾接到中南海丰泽园的颐年堂。他看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总理已在等候。坐下后，周总理对他说，在人事安排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所以请他来商量。
毛泽东主席微笑着说：“我跟恩来商量过了，还是要请你出任文化部长。雁冰，你是中外知名的大作家，这第一任文化部长，非你莫属啊！”
看到主席和总理如此郑重地向他提出，想到既然革命工作这样需要，他觉得不能再推托，便答应了。
毛泽东、周恩来一听，都笑了。他们跟茅盾紧紧握手，送他步出颐年堂。
10月1日，茅盾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开国大典。20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正式任命他为文化部部长、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两天后，他出席了政务院成立大会，又受任为文教委员会召集人。
11月2日，茅盾主持了文化部成立大会。从此，他挑起了新中国文化部门领导的重担，为开创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和文学艺术事业，筚路蓝缕，殚精竭虑。
五三、吃闷棍
1950年1月27日傍晚，电影剧作家柯灵和导演黄佐临来拜访茅盾。柯灵说他们打算把《腐蚀》改编成电影，想听听茅盾的意见。
提起这部小说，茅盾清楚地记得它在香港《大众生活》连载后引起轰动的情形。当时一封封读者来信由邹韬奋转到茅盾手中。许多读者都很关心赵惠明的命运。邹韬奋还对他提出：
不少读者来信，希望作者在小说中给赵惠明一条自新之路。能否再写几节，给主人一个光明的前途？茅盾为满足众多读者的请求，续写了赵惠明走向自新的道路。后来他曾写道：
“《腐蚀》在《大众生活》上连载之后，上海的华夏书店在十月份赶印了单行本。然而，由于当时环境所限，《腐蚀》引起的轰动，仅限于香港、南洋和孤岛上海等几个城市，而且是短暂的，因为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也就在战火中湮没了。《腐蚀》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是在日本投降之后。那时，上海的知识出版社重新把《腐蚀》印了单行本，并且运到了重庆等地出售。
不少报刊发表文章，称赞它是‘当前政治有力的诤言’，‘是一部用血写成的特务反动分子罪行的记录’，‘是胜利后一本最爱欢迎的书’等等。这就既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也受到了共产党的欢迎。国民党紧急下了命令，到各书店查禁。共产党则在各解放区翻印，向广大群众推荐，有的单位甚至把它规定为学习材料。在我所写的长篇小说中，《子夜》是国外版本最多的，而《腐蚀》则是国内版本最多的。想不到作为‘紧急任务’赶写出来的这部小说，竟发生了如此广泛的影响！”当时《新华日报》发表了陈稻的《介绍茅盾先生的〈腐蚀〉》，指出：
“惠明的发展是完全合理的，不仅惠明如此，过去、现在和将来许多被害的人们也要跟着这唯一的道路打到光明。”延安的《解放日报》也发表了李伯钊的《读〈腐蚀〉》，称赞《腐蚀》“是一篇对国民党特务罪恶的有力的控诉书”。
现在，茅盾听说柯灵要改编《腐蚀》，他表示同意，并对改编提出了几点具体的意见。
这年下半年，柯灵编剧、佐临导演的《腐蚀》，由香港文华公司拍摄成影片，在全国各地上映，观众踊跃，盛况空前。
然而，不久《腐蚀》忽然莫名其妙地停映了。柯灵感到很奇怪，就去打听。答复是：
《腐蚀》有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回答是：特务是应该憎恨的，而《腐蚀》的女主角却使人同情。
柯灵写道：“这理由当然无可訾议，而且牵涉到危险的立场问题：同情特务，还得了吗！”
他说，“照我粗浅的想法，惩治特务，律有明文：‘首恶必办，胁从不问’。《腐蚀》的女主角是被拐骗走的，正是胁从分子，衡之以政策，不是很好的配合吗？而且，观众如果同情失足者，自然会更引起对特务制度的憎恨。分化瓦解敌人，作用下地在于此。但到了文艺作品中间，不知何以就变得如此‘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对一个天良未泯的失足者（实质上也是被害者），连少许的同情也靳而不予？”
电影剧本的编写是根据原著的。当影片《腐蚀》遭到停映有厄运时，揣为文化部长的茅盾，犹如挨了一记闷棍。按照他的性格，如在过去，他必然撰文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进行论争。当《蚀》三部曲遭到创造社、太阳社的“左”的攻击时，是如此；当“第三种人”诬蔑鲁迅和他写的杂文时，是如此；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也是如此。而如今，他却默无一言。
对于茅盾的不置一词，没有表示态度，柯灵说：“我不信他心里没有任何想法。”
是的，茅盾并非没有想法，而是当时没有形之于语言文字。那时，他不仅知道影片《腐蚀》被停映，是因为公安部门提出了意见，而且还听到一位很有权力的人指责《腐蚀》“不该给赵惠明这样一个满手血污的特务以自新之路。”还批评原著：“这是一本对特务抱同情的书。”茅盾对于这种不符合实际的指责，当然不能接受。直到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重印《腐蚀》时，问他对原书有无修改，他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不作任何修改”。并且在《腐蚀》新的《后记》中，对人们加给该书的那些莫须有的罪名，一一作了分析。他写道：
“《腐蚀》是采用日记体裁的，日记的主人就是书是的主角，日记是的赵惠明的自讼，自解嘲，自己的辩护等等，如果太老实地从正面去理解，那就会对于赵惠明发生无条件的同情；反之，如果考虑到日记体裁的小说的特殊性，而对赵惠明的自讼，自解嘲，自己辩护等等，正是暴露了赵惠明的矛盾，个人主义，不明大义和缺乏节操了；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一九四一年向作者提出要求给予赵惠明一条自新之路的大多数读者，是看清了赵惠明的本质。”“我想，如果我现在要把蒋匪帮特务在今天的罪恶活动作为题材而写小说，我将不用日记体，将不写赵惠明那样的人，──当然书名也决不会是《腐蚀》一类的词儿了；但《腐蚀》既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写成的，那么，如果我再按照今天的要求来修改，恐怕不但是大可不必，而且反而会弄成进退失据罢？”
在这件事发生后不久，茅盾又挨了一棍。那是1951年初的一天，一位部队青年作家白刃来拜访茅盾。他将一部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的校样递给茅盾，请求为这部作品写一篇序。并且希望能早点交给他，他所在的中南军区领导已经看过原稿，这个月就要出版。
茅盾一贯热情扶掖青年作者，便答应读过作品之后，尽可能满足他的请求。
1月8日，茅盾出席了中央文学研究所开学典礼后回到家里。灯下，他伏案为《战斗到明天》作序。这篇序的天头是：“读了《战斗到明天》，我很受感动。这部小说对于知识分子，是有一定的教育意义的。”接着指出：“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意识、优越感、自由主义，都是前进路上的绊脚石，作者是以这一点作为主眼来写这部小说的，他获了成功。”又具体分析了小说中几个知识分子的性格，称赞作者对孟家驹“处理得颇为细心”，“林侠、辛为群、沙非，这三个人物，作者写的比较多，也写得有声有色。”又指出，对焦思宁“写的较少，而且形象也比较模糊。”还批评作者对“这几个正面人物的思想改造的过程都表现得不够多。”“形象性似嫌不足。”最后，他写道：“尽管有上述的这些美中不足，这部小说对于知识分子还是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的。自五四以来，以知识分子作主角的文艺作品，为数最多，可是，像这部小说那样描写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游击环境中的知识分子，却实在很少；我觉得这样一种题材，实在也是我们的整个知识分子改造的历史中颇为重要的一页，因而是值得欢迎的。”
《战斗到明天》出版后不到一年，白刃受到了所在部队粗暴的批判。他很痛苦。他后来写道：“一个初生的婴儿，被掐死在摇篮里，还指责母亲生的是怪胎。母亲痛苦地分辩说，婴儿长得不漂亮，生理上可能有缺陷，却不是怪胎。然而族长专横地讲，不是怪胎也是毒瘤！权掌在族长手中，谁敢不服？母亲只好打掉门牙连血咽，暗自饮恨伤心！”
为这部小说作序的茅盾也受到了牵连。1952年3月上旬，《人民日报》编辑部转给茅盾三封读者来信，指名批评他为《战斗到明天》作序。
这是茅盾作序时未曾料到的。他把《战斗到明天》找出来，又读了一遍，再看看自己写的序，并没有发现有什么错误。《战斗到明天》是有缺点（他已在序中指出），但是对于读者来信中指责的没有以工农兵为主角，而是以知识分子为主角这种观点，他不能同意。况且，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也主张“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知识分子”。至于部队中的知识分子则更不同，他们实际上也是“兵”。茅盾早年创作《幻灭》、《动摇》、《追求》之后，也曾受到过类似的粗暴批评，他曾在《从牯岭到东京》中忿忿地说：“现在差不多有这么一种倾向：你做一篇小说为劳苦群众的工农诉苦，那就不问如何大家齐声称你是革命的作家；
假如你为小资产阶级诉苦，便几乎罪同反革命。这是一种很不合理的事。”
茅盾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之中。置之不理吗？显然不行。回信答复吗？又怎么写才好呢？
最后他给《人民日报》写了复信。在这封信里，他承认自己为《战斗到明天》写的序没有写好，是“匆匆翻看了一遍，就写了一篇序。”“序文本身亦是空空洞洞，敷衍塞责的。这又是不负责的，不严肃的表现。”他还承认，这篇序写的不好，“又与我之存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是不可分离的。”信的结尾，他是这样写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过程是长期的，艰苦的，要勇于接受教训，勇于改正；我接受这次教训，也希望白刃同志在接受这次教训后，能以很大的勇气将这本书来一个彻底的改写。因为，这本书的主题（知识分子改造的过程）是有意义的，值得写的。”
过了几天，即1952年3月13日，《人民日报》以《茅盾关于为〈战斗到明天〉一书作序的检讨》这样的标题登出了茅盾给编辑部的复信。还加上了编者按。对于这种做法，尽管茅盾很有意见，但他也只能默然受之。
白刃从报上读到《茅盾关于为〈战斗到明天〉一书作序的检讨》，反复念着结尾那一段话，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他从中得到了巨大的鼓舞，从痛苦的深渊中挣扎起来，克服了沮丧的情绪，振作起修改全书的勇气。1958年，经过彻底修改的《战斗到明天》又出版了。
岂知十年浩劫中，白刃连同他的这部长篇小说又遭到了无情的批判。粉碎“四人帮”之后，才得到了反平。1982年，《战斗到明天》的第三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白刃特地在《前言》中写进一段话：“十分抱歉！当《战斗到明天》第一次遭到围攻之时，茅盾同志也受到了连累。（这件事至今想来，心中仍感到不安。）但是茅盾同志仍以长者之风鼓励后进的精神，在报上公开指出这个题材有教育意义，要我鼓起百倍勇气把小说改好。”
五四、培育文学新人
茅盾担任了新中国第一任文化部部长之后，每天的日程表都排得满满的。文化艺术的各个部门正在陆续建立起来，各项事业都处于草创阶段，需要他去帮助规划和加强领导。
他还要参加许多处事活动，或出国开会、访问。
他在三十年代培育的新文学工作者，现今大都已是中年，成了文学各个部门的中坚力量：
有的全国文联、中国作协的干部；有的是各省、市的文学艺术部门的负责人；有的担任了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辑；有的在主编文学杂志或报纸副刊。逢年过节，这些中国新文学的第二代作家，常去拜望茅盾。他们看到茅盾面容微黑而红润，精神旺盛，像年青了十岁。茅盾见到老朋友，也满面春风，抱歉而幽默地说：“做官了，想跟老朋友聊聊的时间也少了！”
虽然如此忙碌，茅盾却时常考虑析文学的第三代、第四代新人如何培养。
有一天，《华北文艺》的编辑康濯来访问茅盾。他说他写得少，“上学连高中都没毕业。”
茅盾鼓励他说：“你上了解放区的战争大学，这比什么学校者宝贵啊！”当听到康濯说“读书太少，知识太少，古今中外文学名著没学过几本；有点生活，往往苦于很难表现。”茅盾对他说：“今后条件不同了，读书好办些了。以后可以建议国家措施，对有的作家一时着重安排学习、读书、提高，有些国统区缺乏生活的作家，就应该着重到工农兵当中去。”
这件事，又促使茅盾进一步思考如何尽快地培养文学的新生力量。经过筹备，1951年初，经茅盾提议并领导创办的中央文学讲习的开学了。第一任所长是丁玲。随后改名为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文讲所开办以后，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作家，活跃在当代中国的文坛上。在第二次全国文坛会上，茅盾作《新的现实和新的任务》报告，提出必须“以最大的努力培养青年作家，加强对于青年和初学写作者的指导，传播成熟的经验。特别要注意从工农干部中培养出新作家。”
茅盾作为兼职的《人民文学》的主编，此时当然不可能像他过去编《小说月报》、《文艺阵地》那样，事必躬亲。然而他仍然经常挤时间审读稿件，并对一些作品提出修改意见。
有天晚上，他读了马烽的一篇一万多字的小说，第二天上午对秦兆阳说：“这篇小说定得不错，我写了几点意见，你跟作者商量一下，是否作点修改。”又一再嘱咐他，“不要勉强作者，改不改由作者定。”
马烽听后很感动，他没有想到这样一位大作家，对他这个当时还是普通青年作家的稿件会那样尊重。他觉得茅盾的意见很中肯，对照着进行了修改。这篇小说经秦兆阳润色后，以《村仇》为标题发表在《人民文学》上。
后来，马烽发现茅盾不仅在繁忙的工作空隙里读了许多青年作家的作品，而且对不少作品加以分析，写下中肯的评论。”其中也读到了我的小说，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也寄托着他殷切的希望。我看后感动得流泪了。很显然，他关心的不是某一个人认识的青年作家，而是文学创作的下一代；他关心的不是某一篇作品，而是整个新中国的文学事业。”
有一天，茅盾读了一个中学生的诗稿之后，提出四点具体的意见，然后又写道：“……我这样说，也许你要灰心吧？不要灰心。文学创作本来是艰辛的精神劳动，不能设想一写出来就好，而要千锤百炼，慢慢地写好起来。”
读了一个青年农民的来信后，他在回信中说：“你在农村从事生产，爱好文艺但无人指导。你这种苦闷的心情我是体会得到的。……自己学习文学，千万不能性急，要一步一步地来。”
有一个小学教师写了一篇《苏小小》寄给他，他读后诚恳地告诉这个作者：“一、你是完全‘创造’了苏小小的故事──就是说，你只借用了传说中苏小小的名儿，而完全照自己的意思编了苏小小的故事。我们所说的‘推陈出新’不是这样办的。二、当然，写历史小说，可以加上相当成份的想象，但主要情节不能‘杜撰’。历史小说如此，根据传说的小说亦应当如此。三、从艺术看，你这稿本在结构上缺乏剪裁，在人物描写上也不深刻。文字清顺，但不生动──即，应浓郁处不浓郁，应悲壮处不够悲壮；而对话亦不能做到‘如闻其声’。四、我以为历史小说实在比写现代生活的小说困难得多。你还是写现代生活──你最熟悉的小学生生活吧。这也是十分需要而恰恰又是很少人去写的。”
他写了许多评论小说的文章，如《谈最近的短篇小说》、《短篇小说的丰收和创作上的几个问题》、《在部队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六0年优秀短篇小说漫评》等等。
对提高青年作者写作能力，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一文中，茅盾评介了《洼地青春》（申蔚）、《七根火柴》（王愿坚）、《进山》（勤耕）、《忆》（绿岗）、《百合花》（茹志鹃）、《暴风雨之夜》（管桦）等作品。
对于其中的《百合花》和《七根火柴》，尤为赞赏。
《百合花》的作者茹志鹃，当时还是“正向文学这条路上探头探脑的一个小卒”。茅盾自然不会认识她，然而对于这样一个无名作者的小说，他满腔热情地写道：“我以为这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它是结构严谨、没有闲笔的短篇小说，但同时它又富于抒情诗的风味。”
茹志鹃读了茅盾的评论，激动地哭了起来。那时，正是她的丈夫遭到“开除军籍、党籍，戴上右派帽子的灾难时刻”，她的身份“从此之后将是右派家属”，对于生活和创作，她将丧失信心。而在这关键时刻，茅盾无意中给了她鼓励、帮助。后来，茹志鹃写道：“我得到的是一股什么力量呵！……我第一次听到‘风格’这个词与我的作品连在一起。已蔫倒头的百合，重新滋润生长，一个失去信心的疲惫的灵魂，又重新获得了勇气、希望。……我从丈夫头上那顶帽子的阴影下面站立起来，从‘危险的边缘’站立起来，我从先生二千余字的评论上站起来，勇气百倍。站起来的还不仅是我一个人，还有我身边的儿女，我明确意识到，他们的前途也系在我的肩上。先生，您的力量支持了我的一家，一串人哪！您知道么，先生……”
与此同时，《七根火柴》的作者王愿坚也读到了茅盾的这篇评论。那是六月的一个傍晚，王愿坚正收拾行装，准备去十三陵水库参加劳动，接到了刊有茅盾评论的《人民文学》。
他读后感到十分惊奇：文章分析得那么细致，连他在构思时曾经打算用第一人称、后来又把“我”改成了另一个人物都被看出来了。他数了一下，茅盾对他那篇不满二千字的小说，竟用了四五百字详加评论，给了他那么热情的称道和鼓励。他被深深地感动了。后来他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借着这亲切激励，我这支火柴燃烧起来，几天以后，在十三陵工地劳动的空隙里，在一棵苦楝的树荫下，我写出了《普通劳动者》的初稿。现在我已不是青年了，可是，当今天的中学生在课本上读到这两篇习作的时候，可曾知道，这稚嫩的幼芽曾受到茅公的心血的灌溉？！”
1961年初春，在中国作协的茶座里，经杨沫介绍，茅盾和叶圣陶两位老作家认识了王愿坚，亲切地和这位青年作家打招呼。王愿坚刚开口向两位长者问好，茅盾却微笑着对他说：
“你写得好，写得比我们好！”
王愿坚楞住了。
茅盾看出了他的惶惑，补说了一句：“比我们象你们这个年纪写得好。”
王愿坚呆了，连茅盾、叶圣陶两位老人跟同桌的其他青年作家说了些什么也没有听清，直到两位老人离开他们的桌旁，他才清醒过来。只见茅盾走了两步，又返回到他身边，轻声说道：“多读点儿书。”
几年后，王愿坚回忆道：“这一夜，我流着泪，反复地思索着这几句话。我知道，这话不是对我一个人说的，在这样溢着暖人的深情的话里，我又看到了那颗博大而又温暖的心。
这心，向着文学，向着青年人。”
一个一个文学青年像着小苗，经过茅盾这位老园丁的培育，浇灌，长大了，开花了。严文井充满激情的诗句表达了无数青年作家的心声：
在您面前，青年学艺者们从来不感到拘束。虽然繁琐、浅薄、平庸，大家总是能对您说出自己心里想说的话。
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艺者相继找你求教。您总是耐心地倾听，然后平静地解说，微笑里透露出仁慈和鼓励。
能给予这样的仁慈的，唯有真正的长者。
能给予这样的鼓励的，唯有真正的勇士。
我忘不了您那双同情的眼睛。在您面前，小草有了继续生长的信心。
五五、沉默，沉默
1963年12月23日早晨，茅盾吃了妻子给他做的早点，穿上黑大衣，匆匆出门。
他是去参加中国文联召开的所属各协会的负责人联席会议。昨天接到通知说，有重要文件要传达、学习。
会上，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在本月12日对文艺问题的一个批示，其是有：“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茅盾坐在会场里，直到会议结束，未说一句话。和与会同志分别时，他也没跟他们打招呼，只是默默地与周扬、林默涵、邵荃麟等同志握了握手。在汽车里，他靠在后座上，一直闭着眼睛。
回到家里，就向书房走去。妻子问他要不要给给饭，他挥了挥手。看到丈夫脸色阴沉，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孔德沚没有问，悄悄地拉上了门，退了出来。
茅盾担任部长、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主席、《人民文学》和《译文》两个杂志的主编以来，写作的评论和文章有一百多万字。从1949年10月1日发表《略谈工人文艺运动》至今，他评论的作品有一百多篇（部），论述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的繁荣与发展的文章有几十篇。他多次号召文艺工作者，认真改造思想，坚决面向工农兵，要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两结合”的创作方法进行创作；撰写了《必须加强文艺工作中的共产党领导》、《洗心革面，过社会主义关》、《坚决完成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新中国社会主义的辉煌成就》等等。他所热心提倡的，难道不是社会主义文艺，而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文艺？
夜晚睡在床上，他辗转反侧，几次起来报安眠药，喝水，解手。
妻子问他哪儿不舒服，他也缄默着，没有答话。
1964年新年，茅盾参加了中国文联各协会的文艺整风会。各协会党组领导干部都对照“批示”进行检查，而且一次又一次地检讨。他坐在一旁，沉思不语。
他能说什么呢，违心为“批示”说好吗？或是不顾事实地把十多年来自己的工作说得一无是处吗？
7月12日，茅盾又参加了全国文联及下属各协会负责人的会议，听周扬、林默涵传达了毛泽东在6月27日作的另一个批示。批示中有：“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倒修正主义的边缘。
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多么可怕！他茅盾作为文化部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岂非罪魁祸首！
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他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而到头来，竟是如此结论！
听过传达以后，茅盾更加沉默了。他什么意见也不说，什么文章也不写。
此时无声胜有声！
7月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一场连着一场。江青在会上大放劂词，把社会主义文艺说成是“为帝王相歌功颂德”，舞台上“群魔乱舞”，“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并把一批优秀影片打成“大毒草”，其中包括夏衍根据茅盾小说改编的《林家铺子》。
坐在主席台上的茅盾听到江青点了《林家铺子》的名，心中一震，知道江青又要搞什么阴谋了。但他缄口无语。直到粉碎“四人帮”后写回忆录才写道：“夏衍把《春蚕》改编成电影，这是他和我的第一次合作。三十年后我们又有了第二次的合作，他又把我的《林家铺子》改编为电影。但是这次合作却带来了大灾难！《林家铺子》的改编为电影，成为夏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罪状之一。现在翻翻三十年代对《子夜》、《春蚕》、《林家铺子》的某些评论，又回想当年对电影《林家铺子》的批判，觉得两者之间的观点甚有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三十年代的评论，纯属学术观点上的百家争鸣，谁都不把它放在心上；而六十年代的批判，却成了决定一个艺术家的政治生命和艺术生命的帽子和棍子。”
从听传达“两个批示”开始，茅盾就沉默了。不少刊物的编辑前来约稿，他都一一谢绝。
7月号的《作品》刊出他写的评论《读〈冰消雪暖〉》，成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长达十二年之久，报刊上再也没有见到茅盾的文章。
陈白尘写道：“在那一个混乱的年代，甘于寂寞，甘于沉默，是一个伟大革命者的一种武器，也是对跳梁小丑们最大的轻蔑！”吴奚如则写道：“茅盾同志不为林彪、‘四人帮’的淫威所慑，不为虚伪而玄高的政治所感，始终保持冷静的沉默、严峻的沉默，显示了这位无产阶级伟大文学家的政治风格！”
这年12月20日，茅盾作为山东省选出的人民代表，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到会议结束，他就被免去了已担任十五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的职务，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五六、总理保护，免遭劫难
1966年2月，林彪、江青炮制的所谓“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出笼后，全国各地涌起了批判“三十年代资产阶级文艺黑线”的浊浪。一大批优秀作品被打成“毒草”，许多知名的作家、诗人、剧作家、导演、演员被诬陷为“牛鬼蛇神”、“判徒”、“特务”、“黑线人物”，遭到了批斗。
茅盾也被江青点了名，指斥他是“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祖师爷”。在东总布胡同二十二号中国作家协会的大院里，已刷出许多批判茅盾作品有大字报，说他“美化资产阶级”、“丑化劳动人民”；他培养了一茬又一茬的文学新人。此时竟被加上“和党争夺青年作家”的吓人罪名。
在这阴云密布的时候，他除了出席半月一次的政协座谈会，应邀参加一些外事活动，有时去医院看病以外，大部分时间闲居在家，看报、听广播、读书，或者依照过去的习惯，将旧的德文版《新闻导报》对半裁开，细心装订成册，加上用彩色画报纸作的封面，制成一本本日记本。长期来，他就用这种自制的本子记日记。
对于政治形势，谨言慎行的茅盾在日记中避而不谈的。但有时也偶而流露出一些情绪。
他在5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七时赴人大三楼看电影《桃花扇》，此乃三、五年前所摄，今则作为坏电影在内部放映矣。”“昨晨因抽水马桶漏水，水流泻地，蹲身收拾约半小时。当时未觉劳累，昨晚稍觉两腿酸痛，不料今日却更感酸痛。老骨头真不堪使用了！”
年逾古稀的茅盾这一声长叹，流露出这位文豪在十年浩劫来临时无限沉重的心情。
5月31日晚上，聂无梓等人的大字报向全国广播之后，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刹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
连日来，茅盾被通知到统战部或政协听报告、学习文件或讨论。晚上，他常常躺在床上想着正在发生的事情，久久不能入睡。他只得通过看书催眠，或加服安眠药。
6月27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晚阅书至十时，服药PH、LI、L、M各一枚，继续阅书。
但至十一时尚无睡意，乃加服S一枚，仍阅书以催眠，不料一小时后乃入睡。时已为翌晨一时矣！”
这一年的夏天，似乎也因“文化大革命”而显得更加炎热。多少在新中国文化教育事业上做出贡献的教授、作家、学者，被当作“牛鬼蛇神”进行“游斗”！多少珍贵的文物和书籍被当作“四旧”被破坏或烧毁！
对这些，茅盾时有耳闻，也曾目睹。8月11日。他就在楼上见到隔壁社会科学院情报所造反派稿的一次“游斗”。这在当天的日记里有记载：“今日上午比邻之科学院情报所有一小队（大概是该所的干部）在所内草坪内游行，其中有戴纸帽者七人，当即右派，但不知其为单位的，抑有科学院其他单位被揪出的反党反社会主久右派分子。纸帽甚高，有字。在窗前望去，不辨何字。”
8月18日，他被通知参加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大会。这以前一天晚上，他“入睡后约二小时即醒，加服S半枚，M一枚，旋即入睡。但四时许即醒，闻街上鼓声咚咚，盖群众赴天安门集会，毛泽东将在门楼与群众见面。四时半起身，开炉烧开水及早餐，盖褓姆例假，而德止又因腰疼不能工作也。至六时许早餐已毕。六时廿五分机关事务局来电话请到天安门来了，即出发。七时五到开安门楼。七时半大会开始。九时回家。九时半又赴政协参加追悼聂洪钧之追悼会。十一时返家。”（日记）
8月25日，即人民艺术家老舍被迫害致死的第二天，他目睹了一场“破四旧”的闹剧。日记中是这样写的：“今日下午有若干小孩，闻系文化部职员之子女，大者十余岁，小者有十岁左右，先在文化部宿舍之辽中将旧放在露天之汉白玉石盆（有桌子大小），一一推翻，不知其何所用意。后来又到我的院子里，见一个汉白石小盆（此亦房子里旧有之物，我本不喜此），推翻在地。彼等大概认为此亦皆代表封建主义者，故要打倒也。”
这事后的第五天──8月30日上午，突然一群人大“三红”的中学生红卫兵闯进了茅盾住的小院。那天只茅盾和老伴在家。只见为首的一个举着手中抄来的日本指挥刀，气势汹汹地嚷道：“我们刚从张治中家来，抄了他的家。对他算是客气的！你家有四旧，我们要检查！”
茅盾心想，对这些狂妄的孩子无理可说，答道：“这件事，得通过政协，你们无权在这里乱翻！”
然而这群红卫兵根本不理会他的话，纷纷冲进房里乱翻起来。
茅盾急忙给全国政协打电话，对方的回答只是“向上反映”。此时政协已处于半瘫痪状态。
看他讨不到“救兵”，正在抄家的红卫兵更来劲了。抽屉被拉开了，箱子被打开了，“有一樟木箱久锁未开，锁生锈，不能开。乃用槌破锁。”（当天日记）“检查”不出什么要破的“四旧”。那满橱满架的书，他们看了不看，却冲着茅盾嚷道：“书太多了没有用处，都是些封、资、修的东西！只要有部‘毛选’就够用了！”
有个红兵发现墙上一个镜框里是张军人的照片，怒问茅盾：“这个国民党军官是谁？”
他们哪知道，这是茅盾女婿、革命烈士萧逸的照片，而萧逸穿的是解放军的军装。
“国民党军官是什么样子的？你知道吗！？我同你们没有什么可说的，你们问统战部去！”
茅盾气愤地说。
又一个红卫兵嚷起来：“快来看这张照片啊！”
原来这是苏联电影明星拉迪尼娜送给茅盾的照片。红卫兵也当作“封、资、修”的东西，在照片背面写上：“不准看！”
文化部的一个群众组织听说人士“三红”红卫兵在抄茅盾的家，连忙派了几个人赶来，对那个红卫兵头头说，“我们来协助你们抄家。”然后，悄悄对茅盾说：“我们是来监视他们抄家的。”
这伙红卫兵在茅盾家里乱翻了一个多小时，直到上面派来一个工作人员，才一哄而散。
事后，中央统战部向周总理反映了这件事。
其实，就在茅盾家被抄的8月30日这天，周总理已亲笔写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其中就有茅盾。随后，茅盾的家便有了解放军警卫。虽然他的处境日趋艰难，却没有再发生过抄家的事。中国作协里的大字报，也被集中到一间屋里，没有向社会开放。
被抄家后的第二天下午，茅盾又接到通知，出席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大会。气候突然由热转凉，而他没有多穿衣服，在天安六城楼上由傍晚五时站到七时，觉得“冷不可支，浑身发抖，乃于七时半返家，急服羚翘丸三丸，姜汤一盏，幸未发烧。”（8月31日日记）
对于这场所谓“破旧立新”的红卫兵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茅盾在公开场合终缄默不语，内心却很气愤。他曾对亲属说：“他们那样搞，天怒人怨！”
茅盾受到周总理的保护，家里有解放军警卫，“四人帮”的爪牙无法进去冲击，无法将他揪出来批斗。但“四人帮”对此很不甘心，时时寻找机会，企图进一步迫害他。
1967年初，在所谓“一月革命风暴”的袭击下，文化部被造反派夺了权。全国政协瘫痪了。
文联和作协被“砸烂”了。林彪、江青利用他们控制下的报纸、刊物，大造舆论。姚文元在“两报一刊”上发表《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诬蔑茅盾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四人帮”控制的《文学战场》发表了长篇的《茅盾──大连黑会抬出来的一尊凶神》，诬蔑茅盾是什么“反共老手”、“反党的祖师爷”，还有什么“老右派”，等等。胡说他在大连创作会议上的讲话是“为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叫屈，支持策应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提出要“砸烂这尊凶神恶煞，让他见鬼去吧！”随后又在《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中，诬蔑他：“茅盾在会上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口大骂，诬蔑大跃进是‘暴发户心理’。”
五七、妻子亡故
茅盾的夫人孔德沚，本来身体比较健康。虽然有点肥胖，患有糖尿病，但她心情开朗，笑口常开，楼上楼下操持家务，忙个不停。
“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袭来以后，她日夜为丈夫的命运担惊受怕，心情忧郁，头上白发增多了，体质日见衰败。除了糖尿病，又有了心脏病、高血压等疾病。加上营养不足，又得不到好医生的诊治，没有对症的好药。本来，治疗糖尿病的胰岛素，由茅盾托香港的友人买了寄来，“文化大革命”后不准再寄。孔德沚的病眼看一天比一天加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