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沉疴不起，茅盾内心如焚。但在那个时候那样的环境里，他能想出什么办法呢？他能去找谁帮助呢？几十年战斗过来的革命同志、文朋诗友，有的已被投进监狱，有的自身难保。过去给他们看病的王历耕医生，也已被赶出北京医院。其他的医生不熟悉病情，难以对症下药。他每次拖着病躯陪妻子去看病，回来后全身像要瘫了一样。
妻子看他为照料自己，气喘吁吁地楼上楼下忙碌，心疼地说：“德鸿，看把你累的，不要我的病没好，你又给拖垮了。”
茅盾摇了摇头，安慰她：“不会的。你安心养病要紧。”
孔德沚服药后睡着了。他望望妻子满头的白发，看看她脸上一条条的皱纹，不禁想起“文化大革命”以来她精神上经受的折磨。
他们家有一只铜质台灯，灯架是一个裸体女神的塑像，女神双手向左右伸出，手上各拿着一个小灯。这本是一件工艺品。但是那次抄家时，红卫兵说它是“四旧”，勒令不准使用。
有一天，儿媳陈小曼回来看到台灯上的裸体女神穿上了一件连衣裙，感到很好笑，便问婆婆。
孔德沚说：“红卫兵说这是四旧，不让用，丢了又可惜。我才做了这件衣服给穿着，免得添麻烦。”
1969年春天，经化验、检查，孔德沚的尿糖已得到控制，血压亦正常，只是冠状动脉硬化稍有进展。医生对茅盾说：“这是老人常见病，她七十三岁，没有大关系。”
然而妻子比以前瘦了许多，“这是否与病有关？”他问医生。
医生没好气地反问：“千金难买老来瘦，你不懂？”
茅盾想，这话很对，老年人与其肥，不如瘦，她过去太肥胖。这下瘦了，也许是好兆不头。
秋凉后，孔德沚更加瘦弱，而且下肢浮肿，只是血糖、尿糖仍然正常。茅盾天天服待她吃药，虽未见好转，也未见加剧。
到11月，他发现妻子突然食欲不好，服了开胃药，才有所好转。年底，又食欲大减，手也浮肿，服了中药、西药，仍不见效。
“今年一月中旬，体力益弱，行步须扶持，且甚慢，已不下楼。此段时间，连进医生三次门诊，医生只谓老年，积久慢性病等等。除服常服之四、五种药外，别无他法。”（致陈瑜清信）
到1月24日，孔德沚白天昏昏欲睡，饮食不进，前半夜却不能入睡。
有人对茅盾说，“这是酸中毒的现象。”他“啊”了一声，才觉得不妙，慌忙送妻子进医生急诊。
此时，孔德沚已神智昏迷。经过验血，医生诊断为：酸中毒、尿中毒、慢性肾炎并发。
抢救了十多个小时，无效。
这天是1970年1月28日。孔德沚──这位茅盾一生的贤内助，终于抛开了老伴和儿孙，与世长辞了。
对于已经处在风烛残年中的茅盾，这个沉重的打击，无疑是雪上加霜！
妻子火化那天，茅盾悲痛欲绝，默默垂泪。他和儿子沈霜、媳妇陈小曼等七八个亲属，还有叶圣陶及其儿媳，参加了火化仪式。冷冷清清，唯有衣情与哭声。
在致表弟陈瑜清的信里，他叙写了妻子的病情、医疗及逝世的情形后说：“德止七十三岁，未为短寿；观其病中痛苦，逝世亦为解脱，惟孙儿女皆未成立，她死时必耿耿于心也。”
他还告诉表弟：“我精力大不如去年，懒动，即作此一书，亦辍笔数次方才写完。据此可想见为废物矣。”（7月7日信）
后来又写道：“我自前年下半年就日见衰弱，去年德止病中，我强打精神，照顾病人，但自她故世，我安定下来，就显得不济了。现在上楼下楼（只一层而已）即气喘不已，平地散步十分钟也要气喘，医生谓是老年自然现象，无药可医，但嘱多偃卧，少动作。如此已成废人，想亦不久于世矣。但七十五岁不为寿，我始愿固不及此也。”（10月15日信）
我把妻子的骨灰盒捧到自己卧室里，搁在五斗柜上。常常站到骨灰盒前，久久地凝视着，两行老泪禁不住潸潸而下，往事便潮水般地在他脑海中涌现。1949年解放后，新的生活召唤人们投身革命和建设事业。有一天，妻子向周恩来总理提出：“请您也为我安排一个工作，我也要参加革命！”周总理认真考虑后，回答好说：“好，我给您安排一个对您最重要也是最合适的工作，──照顾好茅盾同志。他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今后要他为新中国描蓝图，为新中国作出新的贡献。您要好好照顾他，这是党交给您的任务，这比您做任何工作都重要！”
那时，妻子听话地点了点头，从此便把照顾他生活起居当作党交给的任务。而今，在他最需要她照顾的时候，她却被死神夺走了！
茅盾痛悔自己没有早想到给妻子多准备胰岛素，没有早想到减轻妻子的家务负担，没有早想到分出一些时间和妻子到处地去走一走，甚至建国经后他俩连老家乌镇也没有回去过一次！如今这一切都无法弥补了。
五八、孤寂岁月
妻子亡故以后，茅盾成了一个形单影只、孤苦伶仃的老人。
他所住的东西头条5号大院内的那幢小楼愈加显得冷冷清清。家里的公务员造反去了。
专用小汽车取消后司机也走了。儿子、媳妇一家住在很远的西郊。家里只剩下跟了他们夫妇几十年的老保姆赵有珍。另外还有一个帮助他做点杂差的白发老汉。没有可以谈谈心里话的亲人。桌子上的电话也不响了。没有人来汇报、研究工作，或是谈论作品。
作家碧野说：“据我所知，当时茅盾同志独居，年老体衰，无人照顾，生活寂寞。”事实正是如此。
茅盾在致田苗的信里说他此时是在“苟延残喘”，“死神已在门外”。每天报纸来后，他往往只浏览一下标题。夜晚躺在床上，越是想睡，越睡不着。起身取安眠药服下，勉强睡一二个小时，又常常被恶梦惊醒。于是再也无法入睡，睁着眼等天亮。
他时常患病。1971年初，先患面部神经麻痹，医治了一个月，方有好转；继而又感冒，慢性支气管炎发作，咳嗽剧烈，夜不安忱，也是医治了一个月，还“尚未全愈，委顿不堪“。
他往往忍着病痛，拿上病历和医疗证，拄着根拐棍，艰难地下楼，出院门，一步一挪地去医院，排队挂号，排队门诊，排队化验，排队取药。然后，他又一步一喘地走回家。他不出去拜客，也无须接客，常常几天不刮脸，满面胡茬很长，皱纹又粗又深，寿斑增添了不少。
有一天，茅盾接到表弟陈瑜清从杭州的来信，便回信说：“来信谓如再有人动员您退休，您打算退休，我意亦然。那时你若能来北京小住，我家尚可安顿，多年不见，我在朝不保夕之颓年，亦常思念及亲故也。”
他有时写此旧体诗词，以抒发胸中郁积。1972年春，他写了七绝《偶成》：
蝉蜩餐露非高洁，
蜣螂转丸岂贪痴？
由来物性难理说，
有不为焉有为之。
有时，儿子、媳妇在假日来看看老人，替父亲做一些家务。沈霜知道父亲的浴衣破得实在没法穿了，想给他买一条新的，可是商场里买不到，就设法买了几条鹅黄的毛茸茸的大毛巾，裁剪开来，自己动手给老人做了一件浴衣。茅盾很高兴，连声说：“好，好！不错，不错！”
然而儿子、儿媳有自己的工作，不能常来照顾他。
秋深了，树秃草枯，园庭冷落。茅盾望望望紧挨他家的另两座同一式样的小楼，窗玻璃被砸得残缺不全，已是人去楼空。这原是周扬和阳翰笙的住宅。他们被诬蔑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四条汉子”，已被关进监狱。家里的人也被“扫地出门”。不知他两人是否关在一处？他们受到了怎样的刑讯、逼供？也不知他们是否还活在人间？分阶段和词一首：
心事浩茫九转肠，有美清扬，在水一方。
相思欲诉又彷徨，月影疑霜，花落飘香。
有时，他读《红楼梦》和“红学”研究文章，读王安石的《临川集》、辛弃疾的《稼轩集》。
1973年夏，作了一首《读〈稼轩集〉》：
浮沉湖海词千首，
老去牢骚岂偶然。
漫忆纵横穿敌垒，
剧怜容与过江船。
美芹荩谋空传世，
京口壮猷仅匝年。
扰扰鱼虾豪杰尽，
放翁同甫共婵娟。
他家里的座上客，仅剩下胡愈之、叶圣陶、胡子婴和黎丁等几个人。他们到来时，那座小楼里才多了一些人声。
林彪叛逃摔死之后，一些作家从湖北五七干校返回北京，有人悄悄去看望茅盾，使他感到异常的欣慰。臧克家写道：“我回到了北京，急匆匆地去拜望茅盾先生。……门开了，一位五十多岁的保姆问我：‘找谁？’‘贵姓？’她又一步一步慢腾腾地上楼去了。我进了门，立在地上，有时间打量楼下的样子，看到左手的会客室里横一条长竹竿，竹竿上晾着一些衣服。
我心里默默地想：这间会客室，过去我每次来，总是语声杂着笑声，一进门就可以听到；
而今却阗静无人，好似耐不住寂寞的样子。”“两人多年睽违，一旦会晤，问长总裁短，旧情依依。”
从广州来北京开会的周钢鸣，不顾会议关于不准看望“有问题”的人的规定，冒着危险来看望茅盾。临别时，他握住周钢鸣的手，久久不肯松开，说道：“很感谢你来看我。”
周钢鸣后来写道：“这样客套的话，是很不该出现在我们之中的，然而那个时候，究竟有多少人会去看他呢？”
对于故人重逢，茅盾也曾作诗抒怀：
惊喜故人来， 风霜添劳疾。
何以报赤心， 亦惟无战栗。
来看他的朋友，带来了他不知道的信息。当他从云南作家李乔口中得知作家李广田、刘澍德都死了之后，久久沉默不语。然后说：“北京的作家老舍已死了，杨朔也死了！
杨朔死后，他弟弟去收尸，发现他哥哥身上有伤痕，可见杨朔不是病死的。”
1973年冬，茅盾给凤子写信，说他“年来屡患大小各样病，而气喘支气管炎纠缠不已，血管硬化则见端于步履蹒跚，面肤时感绷紧，以故极少出门”。
他虽“极少出门”，却心系他人。听到骆宾基说，冯雪峰的病已确诊为肺癌，吃中药必须用麝香配，正苦于找不到珍贵的麝香。他毅然拿出珍藏的一支麝香，托胡愈之去送给冯雪峰。
面此时的冯雪峰是一个被开除党籍的“摘帽右派”，又戴有“文革”中被加上的其他种种“帽子”。茅盾却置自己可能被牵连于度外。
周总理的逝世使他十分哀痛，在给陈瑜清的来信写道：“总理追悼会前一周的时间，京中工厂、机关、学校等，差不多人人都戴黑纱、白花；天安门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群众自动送来的花圈总有数千，──这都是不能送进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四川、上海友人来函也说如此。不知杭州如何？陈晓华的悼诗是好的。京中友人写的也不少，但闻上面决定，一律不登。”茅盾此时的愤怒已经溢于言表了。
这年茅盾已八十岁，身体更差。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没有住院，但气短，精神倦怠，……手抖加甚，目疾依然，走路不但要用拐棍，还要人扶。不能用脑，用脑稍久，体温立即超过三十七度；白血球偏高。”
但是，当他得到冯雪峰逝世的噩耗后，在“不许见报，不许致悼词”的威胁下，毅然前往八宝山，主持了冯雪峰的追悼会。
骆宾基对此事写道：“这是肝胆照人的行动！……尽管这是一次没有悼词的追悼会，但却形成了自文化浩劫以来所未曾有过的‘砸烂’了的文艺界的大聚会！茅盾与胡愈之两同志，无视‘四人帮’给戴上的罪名，和同志们一一握手，倍加亲切，这亲切从彼此相顾的眼光里如闪闪发光的暖流一般汇集成一个海洋，彼此越加信任。那时，茅盾先生的身体也很虚弱，但在这里面却显示了一种多么无畏的战士的精神呀！”接着又写道：“我从这次追悼会上，感到自己受了一次大检阅……。而茅盾先生是这次大检阅的主帅，无语，沉默，却充满了战斗精神！在我的印象中，从未有的感到，他是那样崇高而庄严！”
五九、两部手稿之谜
驰骋文坛半个多世纪的茅盾，他的短篇小说、散文、杂文、剧本和评论、学术论著，都是随写随即发表或出版的。几个长篇小说，也是先在报纸副刊连载，然后由书局或出版社印行。例外的情况只有他在解放后写的一个电影剧本和一个未完成的长篇小说，这两部作品在创作出来后，既未发表，也未出版，而且至今下落不明。
事情还得从五十年代说起。
1955年初的一天，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见到茅盾，要他写一部反映镇压反革命的电影剧本。
罗瑞卿说，全国规模的镇反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破获了国民党反动派潜伏下来的主要残余势力。但是斗争还未结束，希望茅盾能早日把这个电影剧本写出来，拍成影片，向全国人民进行教育。
“不行呵，我不熟悉这方面的生活，怎么写呢？”茅盾真诚地说。
“我们可以给你提供详细的材料。上海破获了许多重大反革命案件，你可以看全部所需要的卷宗，也可以找有关人员谈话。”罗瑞卿表示只要他愿意写，公安部门能够为他提供一切的帮助。
茅盾见公安部长如此热情，大力支持文学创作，便答应试一试。
几天后，他很高兴地到了上海。由周而复接他旅馆住下，很快和上海市公安局的负责同志联系上了。开始阅读卷宗，找人谈话，调查、询问，记下了许多材料。
回到北京，有关部门的领导还指定赵明为他提供材料。
赵明是他在新疆学院任教时教过的学生，爱好戏剧、文学，曾和几个同学一起学写作。
在茅盾带领下，编写过话剧《新疆万岁》。茅盾为他主编的新疆学院校刊《，新芒》写过《五四运动之检讨》、《新新疆进行曲》等文章、诗歌。1951年，文化部电影局讨论赵明写的电影剧本《斩断魔爪》，茅盾又一次给了他热情的支持，尽心尽力帮助他的“沈老师”。
茅盾日赶夜赶，不久便写出了这个电影剧本，交给文化部电影局。
电影局和剧本创作所的几个负责人读了茅盾的剧本，认为写得好，只是有点小说化，对话多了一些，如果拍摄，需要分上、中、下三集。他们把本子还给茅盾，后来便拖了下去，不了了之。茅盾以后也没有再拿出来过，一直搁在家里。
1958年春天，茅盾开始酝酿、构思一部新的长篇小说。并且在百忙中见缝插针地写了起来。
这是一部以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为题材的作品。从题材来说，和《子夜》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就时代和人物的命运来说，也可说是《子夜》的续篇。据唐回忆，他曾听人说茅盾正在写《子夜》的续篇，书名叫《黎明》，有一天便匆匆去书店询问有没有《黎明》，书店回答他，还没有印出来呢。那么，茅盾此时写的这部新的长篇，书名是不是叫《黎明》？茅盾并没有向人透露，也没有人知道。
1958年秋天，他在和《中国青年报》编辑部的一位同志谈话中，说起了他正在写的这部作品。此时，他才写了个开头，有十万多字。
次年2月下旬，茅盾收到一封催稿信，是中国青年报编辑部文艺组写来的。3月2日，他复信道：“说起来非常惭愧，我的小说稿子还是去秋和你社一位同志说过的那种情况：搁在那里，未曾续写，也没有加以修改。原因是去年秋冬有些事（例如其中一件是出国），同时身体又不好。这样就搁笔了。本来，去秋和你社同志说：我这部东西，即使写起来，也会使人失望的，而且题材又不适合于青年，所以至多选一点登登，那是希望得到青年读者提意见，以便修改。但现在，则连这一点也拿不出来，真是惭愧而且十分抱歉。从去年秋季起，我一直闹病。神经衰弱，多用脑即失眠，天气稍有变动就感冒（而且感冒后一定患严重的失眠），等等，使我深以为苦。我现在是在半休状态。何时能续写，以了此文债，自己没有把握，同时也十分焦灼。不过，始终老想完成这个‘计划’的。以上都是我的情况。本来不想告诉外边，但既承你们这样的对我关心，不敢不实告耳。”
从此以后，茅盾再也没有续写下去。
茅盾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儿媳曾经寻找过这两部未发表的手稿，而且不止一次地寻找过，但是都没有发现。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毁了呢？还是藏在什么地方呢？或者是被什么人拿走了呢？有种种说法，莫衷一是。
茅盾的学生，曾协助茅盾创作那部电影剧本的赵明在1981年写道：他“迟迟不见这部作品的发表。大约一年以后，一次我去沈老师家，谈到这部作品。孔德沚同志和我说：‘我读了这部原稿，我感到他（指茅盾）对大革命时代的青年较为熟悉，写出来逼真；对现代青年他不怎么熟悉，写出来的还和大革命时代的青年差不多。’可能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吧，沈老师写就的这部作品，始终没有拿出来发表。前年我问沈霜同志，他说这部手稿没有找到，大概在文化大革命中烧掉了。”
如果说是茅盾自己烧掉了电影剧本手稿，那么他为什么要烧掉呢？又是在什么时候烧掉的呢？
赵明又写道：“由此可见沈老师对自己作品要求的严格，不成熟的东西绝不拿出来。他和鲁迅一样，拿给读者的东西，一定是最好的。”
茅盾的好友周而复在一篇文章里则说是：“茅公自己不满意这个电影剧本，干脆把原稿撕了，一张张垫在他用的吐痰杯子里，然后倒掉。这个电影剧本一个字也没有留下来，十分可惜，是新文学和电影事业的一个重大损失，即使不拍电影，要是茅公改写小说，至少我们可以读到另一部《腐蚀》。”
这是又一种说法。但是有没有人亲眼见他撕毁呢？或者竟是没有撕毁，而是失落的呢？
那部已写下十万多字的长篇小说手稿，真实的情况又是怎样呢？
茅盾研究专家、孙中田教授在《漫话〈子夜〉续篇》中写道：“这部长篇已经开手，而且已得十万字的开头，可见是一部洋洋大观的巨著。关于这部巨著的情况，曾引起许多人的注目。周而复在《〈永不殒落的巨星〉中》中说：‘有一次德止夫人告诉我，茅公写好一部长篇，可是他不愿意出来。’陈白尘在回忆中也说：‘茅公同志解放后所写的一部长篇小说，在沈师母口中透露过，却从来未将原稿示人过，究竟是被抄去还是被毁掉，或者藏在何处，也无人知道。’那么开头的部分，是否保留下来呢？笔者为此曾请教茅盾的家属，好像直到目前为止，已动手的部分或者构思的纲要，都还未有下落。”
被称为《子夜》续篇的这部作品又成了一个谜。
六十、退还稿酬
粉碎“四人帮”后，全国各地纷纷创办和复刊文学杂志。一本一本刊物、一封一封信，不断寄到茅盾手中。请他题词或题写刊名、书名，甚至单位的牌子。
茅盾看到新时期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心里高兴，因而有求必应，即使是地区或县一级的小刊物，他也乐意为之。他故乡的“桐乡文艺”、“乌镇中学”、“屠甸中学”、“乌镇电影院”、“桐乡中学生习作选”等等都是他写的。
他为曾就读过的湖州中学题写了“科学馆”。给湖州师专的《教与学》题写了刊名并寄赠《一剪梅》词。给杭州的《东海》、《文化娱乐》，湖州的《南湖》、德清的《莫干山》等杂志题写了刊头。为京、津、沪和其它省、市甚至地、县办的各种刊物题签，多达一百多种。
他为作家茹志鹃的《百合花》题写书名并写序文，给白族作家那家伦的散文集《放歌春潮间》题签，为《北方文学》增刊题写《文艺天地》，等等。
作家冯骥才写道：“我和李定兴同志所著的长篇小说《义和拳》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定稿待发。茅公从他亲属那里得知这部《义和拳》是出自两个青年人之手的处女作，欣然给我们题了书名。初题时所用的是繁体字，而出版社根据一般常规要用简体。我觉得为了一个字（‘义’字）再去麻烦老人很不合适。总编辑韦君宜同志便出面去请茅公改写。没有几天，负责封面的编辑来找我，给我一张纸，上面写了十多条‘义和拳’三字，都用了简体，字迹清劲，俊逸洒脱，笔笔又着意不苟，一望而知，这是茅公的手迹。这位编辑说：‘茅盾同志说，多写了几条，叫你们看哪条好，用哪条，随你们挑。’我听罢深受感动……茅公于三十年代就在文坛享有盛名，而我们都默默无闻的文学青年；据我知道，茅公右眼患眼疾，写这样的核桃大小的字颇为吃力的。他何以这样认真和尊重我们？我于此间感受到的，除去老前辈的爱护与鼓励之外，还有一种伟大的文学家都具有的平等待人的高尚品德，如同璀璨的光照透我的心灵，使我学到了对于一个人民的作家来说比知识更为重要的东西。”
白族作家晓雪也曾写道，茅盾甚至为一张县级文化站办的八开小报《洱海》题写刊头，并应约为《洱海》编辑部书赠《题白杨图》一诗的条幅。
收到茅盾题签、题字、作序的单位和个人，无不如获至宝，裱装珍藏。他们将稿费给茅盾寄来，一张张汇款单由邮递员送到茅盾的家里。
然而，茅盾却分文不收。他给儿子、儿媳讲：童年时他常在一旁看祖父给人家写匾额、堂名、对联，都不署名，说是“我之为人写字，聊以自娱，非以求名。”乌镇有一家富商嫁女儿，要写一本嫁妆清册，要求凡嫁妆中一切物品，都要写成四字一句的对联。祖父为此花了两天工夫。富商送来纹银十两。祖父不受。他说：“我为人撰写什么，聊以自娱，非以求利。”
茅盾嘱咐家里人把汇来的钱，按汇款人的地址一一退回。
他的儿子韦韬、儿媳陈小曼理解老人的心情，于是不怕麻烦地一次又一次地跑邮局，复信、退款。
八十年代第一春。3月7日下午，来自茅盾故乡浙江省的一位编辑，叩开了沈寓的朱红大门。出来迎接客人的是茅盾的儿媳陈小曼。她告诉来客沈老正在休息。来人说，他是《浙江日报》编辑部特地派来北京，请沈老为该报即将开辟的《寄语故乡》专栏题字和撰稿。
陈小曼对他说：“沈老今年已经八十四岁，身体很虚弱，胃口不好，消瘦，体重才九十斤左右。
视力也不了，一只眼睛几乎完全失明，另一只眼睛只有零点三的视力，因此不能多用眼力，因此不能多用眼力，对外约稿一般都辞谢了。”
来客听说，有点失望。又听陈小曼说：“不过，爸爸经常向我们谈论起家乡的事，或许对你们的约稿会答应的。”来客又高兴起来。
那位编辑走后，小曼把《浙江日报》社来人约稿的事给茅盾说了。老人答应给家乡的省报写一篇文章。而他体力实在不支，就口述了这篇文章，叫小曼代笔。这篇作于3月17日的《可爱的故乡》，是一篇蕴含着浓郁乡思的优美散文。
茅盾让陈小曼把这篇散文，连同题写好的“寄语故乡”，挂号邮给《浙江日报》编辑部。
《浙江日报》于1980年5月25日刊出了茅盾的题字和《可爱的故乡》后，给他寄去五十元稿费。
茅盾听小曼说了以后，说道：“他们怎么给这么多稿费呢？稿费标准我是知道的，我们不能收这么多钱。你给他们退回四十元吧！”
小曼写信告诉那位来约稿的编辑说：“稿费五十元收到了。你们给的稿费实在太多了，沈老让我退回四十元，留下十元，免得一点不收你们又再次寄来，这样大家都不安心。
请体谅老人的心情，并转告一下财务部门，免得他们又将四十元退回来。”
这件事使江坪同志很感动。他写道：“按理讲，一位中外闻名的作家，不顾年迈，为报纸写了一篇难得的散文，这五十元稿酬是不多的。但茅公并不这样看问题，而是把自己当作一名普通的作者。他对自己的要求有多么严格，考虑问题又是多么周到啊！”
茅盾向来是如此对待稿酬的。比如1958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将他在《文艺报》上连载的《夜读偶记》出版了单行本。出版社按规定给他寄来了上千元稿费。照说，收下这笔稿费也是合理的。然而，茅盾却立即致信出版社，说他只收一份稿酬，随即让人将这笔稿费如数退了回去。
他对家里人说：“我的钱是很多，可是第一笔钱都是工作和写作得来的。不是劳动得来的报酬，我绝对不要！一本书，怎么能拿两份稿酬呢？！”
家里人都觉得他说得在理。
韦韬和陈小曼得到老人的言传身教，在茅盾逝世后一直秉承这种教导。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陆续出版《茅盾全集》。这部全集共四十卷，有一千三百多万字。按照规定，韦韬他们能得一笔巨额稿酬。但是，韦韬和陈小曼联名写信给中国作家协会，将他们应得的《茅盾全集》稿费，全部捐赠给中国茅盾研究学会，作为开展学会活动和奖掖学术研究成果之用。
六一、写回忆录
粉碎“四人帮”之后，茅盾复出。被迫搁笔十二年之后，他写作的热情像火山喷涌。
《周总理挽诗二首》、《迅雷十月布昭苏》、《满江红·欢呼十一大胜利召开》、《鲁迅研究浅见》、《老兵的希望》、《贯彻双百方针，砸碎精神枷锁》等诗词文章在各种报刊杂志陆续发表出来。
1977年初，一桩经过一年时间酝酿的大规模写作计划，在茅盾脑海中成熟了。这就是：
写回忆录。从1896年7月4日诞生之日起，茅盾已度过八十个春秋；如果从1916年参加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算起，他也已走过了六十年风风雨雨的道路。在回忆录的序里有这样一些话：“人到了老年，自知来日无多，回忆过去，凡所见所闻所亲身经历，一时都如断烂影片，呈现脑海。此时百感交集，又百无聊赖。于是便有把有生以来所见所闻所亲身经历者写出来的意念。”“一因幼年禀承慈训而养成之谨言慎行，至今未敢怠忽。
二则我之一生，虽不足法尚可为戒。”
茅盾的不少朋友如沙汀、艾芜、田苗等人，也希望他早日把回忆录写出来。
然而，这确实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他在致田苗的信里写道：“写我一生经过的事，此事想想不难，哪知一动手，才知道要找许多旧书、报来核实，那就费事了。”儿子、媳妇不在身边，又没有专门的助手。怎么办呢？他不得不写信给予有关的领导同志，请求给予他以帮助。1978年7月19日，茅盾经过再三考虑，给予周而复写信说：“动手写《回忆录》（我平生经过的事，多方面而又复杂），感到如果不是浮光掠影而是具体且正确，必须查阅大量旧报刊，以资确定事件发生的年月日，参与其事的人的姓名（这些人的姓名我现在都记不真了）。工作量很大，而且我精力日衰，左目失明，右目仅0.3视力，阅
写都极慢，用脑也不能持久，用脑半小时必须休息一段时间，需要有人帮助搜集材料，笔录我的口授.恐已往的经验，从外找人，都不合适.于是想到我的儿子韦韬(在延安时叫沈霜，也许您认识)；他是我大半生活中以始终在我身边的唯一的确良个人了.有些事或人，我一时想不起来，他常能提供线索.我觉得要助手，只有他合适.他现名韦韬，在解放军政治学院校刊当编译。我想借调到身边工作一、二年。为此，我已写信给中央军委罗瑞卿秘书长，希望他能同意借调。为了尽快办成此事，希望您从中大力促进。
“最近（本月七日半夜）在卧室中摔了一跤，虽未伤筋骨，至今腰部仍然酸痛，因而更感到家中没有亲人（男的）之不便（白天除我之外，家中没有男人），如能借调他（韦韬）来，既便于我写《回忆录》，也对我的生活起居有便宜。
“至今写字尚手抖，都是本月七日半夜摔了一跤之后果。”
信中所写的“在卧室中摔了一跤“，是指7月7日夜里发生的事。他是习惯于独宿的，那天晚上由于服安眠药过了量，半夜起床小解时，因头晕、脚软而摔倒了。他不愿意深夜叫醒别人，而是自己用双手撑持着身体，一寸一寸地挪到床前，但是却站不起来，挣扎了约摸一个钟头，最后总算抓住床栏，撑起身躯爬上床去。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茅盾还坚持写作。
后来，韦韬终于来到了他的身边。老人有了助手，查找资料的事可以让儿子去做了。而写作，他仍然亲自握笔，艰难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在稿纸上。
有些老朋友来拜访他，他就抓住机会核对记忆中的人名、事件。有一天，阳翰笙来探望他，还没谈上几句，茅盾突然问起1926年北伐军打到汉口的事来：“那时是不是有一个人叫陈启修？“阳翰笙答道：“有，是《中央日报》的主编。“他又问：“那人的另一个名字是不是叫陈豹隐？“对方回答：“是，是同一个人。“阳翰笙告别后想，他怎么突然想起这个人来？后来才明白：“是在思考他的回忆录，是在核对他记忆的人和事是否准确。他对工作、对创作这样的一丝不苟、严肃认真，实在令人感动。”
又有一天，孔罗荪去盾他。他要孔罗荪替他查一查：黎烈文什么时候接手主编《自由谈》？
什么时候离开？什么时候去主持《中流》？孔罗荪便找当年在上海、并经常为《自由谈》写稿的文学史家唐涛，弄清楚了告诉茅盾。
还有一天，葛一虹来拜访茅盾说，“上了年岁的人只能写写回忆了，极其偶然也写点旧诗。“他看到葛一虹带来他们几个在1946年游西湖时拍的照片，有茅公和夫人孔德止，还有洪深、赵清阁、凤子、阳翰笙、陈白尘和他自己。看到一张在西泠印社拍的合影，茅盾拿起细细端详了一下说，”太小了，看不清，得用放大镜了。“葛一虹说：“那次相偕上市场习金华火腿，您指给我们看如何挑选上好的，当时您自己就买了两段上腰峰。
归途中，您还说怎样来烧汤或蒸切，才够滋味。“茅盾笑了。送葛一虹走时，看到孙女儿在玩，茅盾好像被什么事触动了，又问葛一虹：“记得在桂林时曾经有一封信托你带信住重庆，是不是？“葛一虹说确有此事。那是葛一虹在1942年搭机飞往重庆前夕，茅盾夫妇去看望他，交给他一封给爱女沈霞的家书，嘱咐他务必尽快妥交转去。葛一虹告诉茅盾：“寻信是我面呈总理的，谅必转送到延安无疑。“茅盾说：“我一直不能确定带信的人是以群还是你，现在算弄明白了。”
为了查找或核实材料，茅盾还发信到各地，请亲戚、朋友们帮助。如上海的越清阁就接到茅盾的信，要她帮助回忆一下三十年代及四十年代几个历史时期，他们同客一地的某些文艺活动情况。赵清阁为此写道：“他记不清了，我也印象模糊，而我被他的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负责态度而感动，就代他从旁不解，力求准确符实，然后提供他参考。”
楼适夷说，每次与茅公见面，常谈起他在写的回忆录。显然，“他准备以晚年的岁月，全力完成这部最后的力作。为了写作，许多活动他不参加；为了写作，他放弃了游览与休息。但有时也表示，为不少的访问与约请而感到苦恼。”楼适夷劝他到外埠找个幽静的地方去写，或可排除一些干扰。茅盾对他说：“不行，我身边有带不走的大堆大堆的资料，而且还得随时随地搜觅补充，去外埠是不方便的。”在交谈中，楼适夷发现，茅盾写回忆录，不是随想随写，也不是口头说说，用录音机录下，让秘书去整理，盾一遍就完事，而是预订详密的规划，搜足所需的资料，甚至五六十年前的文学资料，也一点不漏下，必须请人天南地北找回来，然后仔细查阅，才一笔不苟地动手去写。“这是他一生中始终一贯的对写作的谨严作风。直到成为一位八十老翁，而仍保持这种强毅的精神。”
长期以来，茅盾习惯于躺在床上看书。每天清晨醒来，就考虑一天的工作。七点起床，早饭后略事休息，九点开始写作。在一般情况下，工作到十一点结束。如感到疲倦，就躺到床上休息片刻，然后再起来写。下午，则常常从三点写到五点；或者翻看书刊，查找资料。
他的卧室与书房相连，但他写作的地方却是卧室。他患有老年性气喘病，一旦发作，上气不接下气，难过得很。在卧室写作，可以免得从卧室走到书房相起气喘。此时，他的一切都服从了写作回忆录。
茅盾睡的是一张单人铁床。床上是简单的被褥、枕头。为了免得花时间寻找，床脚边的铁栏杆上，整整齐齐地挂了一排裤带，大多是中式编织的，有白的、黄的、灰的；有细长的、粗圆的，还有扁平条形的，等等，根据四季穿的不同中式裤子，他顺手就拿到所要的那根裤带。
单人铁床这边是他写作用的书桌。上面放着《鲁迅年谱》和其它参考书，里面夹陆许多灰黄色的小长纸条。桌子前面放着六七支钢笔。晚年他不用毛笔写稿子，改用钢笔。稿纸上的钢笔字，像毛笔字那样清秀遒劲，写得一笔不苟，仿佛字字千钧。
有一天，周而复来，见茅盾躺在床上喘着气，就阻止他起来。
“老了，身体不行了，走动一下就气喘，写作久了也不行。”他呼吸销均匀些，就对周而复你声地说。
“现在你一天平均能写多少字呢？”周而复问。
“不过几百字。”
“是不是等身体好一些再写？”
“不，趁我现在能写的时候快一点写出来。”
“可是身体健康也要好好注意啊！”
“我休息一会就好了，不要紧。”
周而复想起他过去在卧室里摔过跤，便劝他让一位年青的家属在外边书房里陪住，以便早晚有什么事好照顾他。
“我爱安静，看收写作的时候，不喜欢有人在身边走动，那会打扰我的思考的。”茅盾微微摇了摇头说。
“白天你看书写作的时候怕人打扰，可以不要人陪，晚上让你孩子睡在外边，有什么事可以照顾你。”
“也不需要。我晚上睡不好，吃了安眠药，只睡到半夜便醒了，起来上厕所，再服一片安眠药，躺下去过一会儿，才可以再睡两三个小时。我的睡眠是分段的，外界一打扰，就睡不好觉了。”
“那你半夜曾经摔过跤，没人照顾你也不好。”周而复提醒他。
“不要紧，有事，我可以揿铃。”
茅盾说，外边书房东边墙上有一个电铃，听到铃声家里人就到后院来看他。床头也有一个电铃，睡觉时有什么事，就揿这个电铃。
“如果摔跤了，你怎么揿铃呢？”
“也有办法，”茅盾笑了笑，指着床脚说：“那儿也装了一个电铃，线很长，摔在地上就揿那个电铃。”
周而复果然看见一个电铃挂在床脚那儿，不由心里激动起来，他想：“茅公就是这样一个人独立地生活着、工作着、战斗着。他的书桌便是他的战场，也是他的世界。他的书桌是他的亲密战友，倾听沙沙写字的声音，偷听他的思想，分离他写完一篇又一篇伤口的喜悦，也洞悉他撕毁原稿的心情。
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以后，茅盾的体质明显下降，在四个月肿，因肺部感染边疆住了两次医院。但在医院治疗期间，他也不忘写作《回忆录》写了篇序，其中有：“所记事物，务求真实。言语对答，或偶添藻饰，但切不因华失真。凡有书刊可查核者，必求得而心安。凡有友朋可咨询者，亦必虚心求教。他人之回忆可供参考者，亦多方面搜求，务求无有遗珠。已发表之稿，或有误记者，承读者来信指出，将据以改正。其有两说不同者，存疑而已。
六二、最后的日子
1981年春节后的一天——2月20日，茅盾被家属送往北京医院急救。
检查以后，医生发现他的身体比过去更差，便让他往进北京的119病房。
自从1970年1月28日他夫人孔德止不幸病逝以来，茅盾身上的疾病日益增添、加重。1978年7月7日半夜又在卧室里摔了一跤。他给友人的信中多次写到自己：“上了年纪，百病丛生，”“左目失明，右目仅0.3视力，且有白内障，”“又有慢性气管炎，走路困难，站立不稳妥，双脚发抖，卧床时多。”“精力日衰”，“精神也是一年不如一年”……
就在茅盾住院的第三天，他的老朋友罗荪同志代表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来看望他。
茅盾躺在病床上，隆起的鼻孔里插了一根淡红色的细细的橡皮管，正在输液。看到罗荪，他从白色的棉被下面伸出骨瘦如柴的右手，指指鼻子，又缶空中按了两下，脸上现出欢迎和歉疚的神情。
过了一会，茅盾的警卫员小严来了，给他揭掉橡皮管，取走橡皮管。他对罗荪说：“还是老年病，肺气肿，经常气喘，缺氧，每隔一刻钟，大夫给我吸氧一次。不过这次发现肾脏有变化，老是低烧，三十七度多点。”
“大夫们正在给予您想办法。您别急，低烧会降下来。”罗荪安慰他。
“等低烧一退，我就可以出院，继续写回忆录了。”
罗荪对他说，先治病要紧。茅盾说：“不写完回忆录，对我精神上是个负担。”
3月上旬，他的病已转重。可是，他身卧病榻，却心系天下。有时，气喘好一些，就让儿媳陈小曼给他读一些文件和《参考消息》。
一天，陈小曼给他读一篇全国政协常委讨论陈云同志最近讲话的反映，她看父亲闭上了眼睛，便没有读下去，心想让他好好休息吧。
茅盾听不到声音，立刻睁开了眼睛，轻声问道：“刚才读到那个常委的发言，还没有完哩，怎么不读下去？”
陈小曼只得继续读下去。
3月14日，茅盾住的119病房来了好几个医生。其中除了替茅盾诊治的北京医院内科刘梓荣和裕东洁大夫外，还有院外专家吴阶平大夫等。他们经过会诊，发现茅盾心肺功能衰竭，肾功能也衰竭，经过X光和超专用波检查，还发现胸腹有积水。
茅盾见到之么多医生来看他，感到情形异常，暗想可能自己的病情严重了。等到儿子韦韬回到病房，他急切地问道：“大夫说些什么？我的病情怎么样？”
“疾病和过去有些不一样。”儿子含含糊糊地回答。
他听了不满意，就直截了当地问：“我的病危险吗？”
韦韬不想把真实病情告诉父亲，说道：“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但是这时的茅盾十分敏感，他知道自己病势沉重了，知道《回忆录》怕是写不完了，就向韦韬交代了《回忆录》的整理出版，然后就提起他入党和捐款设立文学奖金这蕴世故藏在心里的两件大事。他叫儿子拿来纸和笔，让韦韬笔录他的口述。他先口述给胡耀邦同志暨党中央的一封信。然后口述给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的另一封信。
两封信都抄写好了，他看了一遍，然后颤颤巍巍地举起钢笔，用全力在前一封信上署名“沈雁冰”，后一封信上署名“茅盾”。
“等将来再送。”他关照儿子说。
“好的。”
“也许我可以亲自重写……”
韦韬知道父亲的心意：仍盼望恢复健康，继续为人民、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
那几天，在医生办公室里，刘梓荣和吴阶平等医师、专家反复讨论，共同制定出一套医疗方案，和茅盾身上的顽固疾病进行斗争。虽然还有低烧，可是感染得到了控制，胸水和腹水减少了，他的病情稍有好转。
3月20日，他显得有点兴奋，自言自语地讲出一些不连贯的话：“总理的病怎样了？……
好一些了吧……他身体很好……姐姐，唉……她的手术没搞好……作家……他是谁……
告诉他……我不能见了……”
“那墙上写的什么？……一张张纸上……很多字……”茅盾指着墙问陈小曼。
“墙上什么字也没有写。”儿媳告诉他。
“哦，是我的幻觉。”他恍然大悟。
这时他很清醒。医生和护士怕他疲劳，劝他睡觉休息。
“晚上了吗？是该睡觉的时候了？”茅盾惊异地问。
护士知道外为富有还没黑，为了使他休息，就顺着他的话说：“是的，晚上了，该睡觉了。”
“那么大家睡觉，”茅盾一向关怀体贴别人，他对医生和护士说，“你们都去睡觉，我才睡觉。”
“好的，我们睡觉去。”医生的护士轻轻走出了病房。
茅盾看到警卫员还站在床边，就对他说：“小严，你也去睡觉。”等警卫员走了，他才闭上眼睛休息。
在这以后，他只是吃点衡粥。这是医院用鸡汤、肉末和菜泥等为他特地熬煮的。然而他胃口不好，也常常因气喘而难于下咽。茅盾在医扩床上不断揪被子，要寻找什么东西？
揪来揪去没有揪到什么，显得十分焦急，嘴里嘀咕着：“稿纸……稿纸……”原来他想拿稿纸。
他又不断用两只手朝眼睛上比划。啤，他是一次又一次要戴上眼镜。他伸出右手，向上衣左边的口袋里掏什么。起初在口袋边上摸，摸来摸去没有摸到他心里东西；又向口袋里掏，也没有掏出什么。他头上流下晶莹的汗珠，非常着急地自言自语：“笔……钢笔……
笔呢？”他要拿笔写作。
他屈着手指在数数，老是数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这些简单的数字。这些数字的含义是什么呢？
陈小曼站在他床边，凝神细听他嘴里反复嘀咕着说：“四月差不多了……可以出院……
又能拿笔了……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九月写完……一定写完……”
陈小曼亲切地安慰他：“爸爸，四月可以出院了，九月写完回忆录，你该到南方休养休养。”
“写完……回忆录……这回一定……到南方……休养……再写……”
原来，八十五岁高龄的茅盾还想写完回忆录之后，转而搞创作：把《霜叶红似二月花》继续写下去，由五四运动一直写到大革命；把《锻炼》续写下去，由上海撤退，一直写到抗日战争胜利，再把人物撒向全国。古人说，“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正是这样。
彭真同志来看望他了；
胡耀邦同志来看望他了；
周扬同志也来看望他了……
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在百忙中特地来到这间病房，握着茅盾的手，把党和国家对他的关怀和慰问送到他的心中。茅盾这位病危的老人感动了，眼眶里闪动着莹莹的泪光。
曹禺来看望茅盾了。茅盾用微弱的声音说：“曹禺……谢谢！”
罗荪不知是第几次来看望他了。警卫员小严对他说：“昨天曾以昏迷好一阵，夜里才醒过来。”
茅盾的眼神里却反映出他的精神很兴奋，他让罗荪坐下，说起他1938年春天到武汉办《文艺阵地》的情形，还谈起他1940年如何从盛世才的魔掌中逃出来……
当罗荪紧握他的手告别时，茅盾轻轻地说了一声：“你走啦！”
3月25日下午，茅盾一直处于昏迷之中。后来，又清醒过来。
3月26日上午，赵清阁又一次一看望他。这时，他的病情已恶化，但神智却很清醒。他招呼赵清阁，地无力讲话。
目睹茅盾如此痛苦的神情，赵清阁不禁眼泪涔涔而下。当她了解到输液风内的药为普通的氨茶硷时，暗暗诧异：“难道我们没有更好的平喘特效药吗？”她的心不禁向医院、大夫呼吁：应该有特效药，救救肺心病患者，救救茅公吧！
“清阁！”茅盾发现她在啜泣，就唤道。
赵清阁急忙拭泪转身，坐在他床前看着他吃饭。她很惊讶，茅盾的食欲比前些天好，护理人员喂他吃了一小碗粥，半碗牛奶鸡蛋羹，还吃了一只香蕉和半个桔子。赵清阁稍感乐观地想：“只想胃纳不坏，他是能够化险为夷的。”
由于茅盾病情不稳定，不时清醒，有时昏睡，医生又一次会诊，想方设法治疗。
茅盾看到那么多穿白大褂的医生围在他床边，不安地说：“怎么惊动你们之么多大夫来看我？”
为了保护治疗，大夫不愿把病情告诉他，而是说：“查房时有时大夫少一些，有时多一些，这是我们的工作。”
茅盾想起确实是有过较多的医生来看过他。他就对医生说：“我没有什么，不需要这么多的大夫看。你们可以看别的病人去！”
“别的病人我们也要去看的。”
会诊的医生走了，他才放心。
3月26日晚上10点40分，茅盾的病情急遽恶化了。原来他血压不高，这时血压猛地下降到四十，一分钟只有几次呼吸，几乎停止了呼吸。
院长来了，内科主任来了，医生们连夜不断地用阿拉明和多巴胺升压药。但是血压回升不到满意的程度，呼吸更加急促，有时停顿，紫绀，缺氧明显……抢救的紧张气氛使人们有一种窒息感。病房中的医生、护士、茅盾的儿子、儿媳和同志、朋友，都把心里提得高高的，盼望着此刻能妙手回春，战胜死神。
凌晨，茅盾的四肢开始发凉了，抢救终于无效。日历翻到1981年3月27日，时钟指针停在5点50分，中国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伟大的革命作家茅盾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一个多小时后，周扬驱车赶到北京医院。他伫立在茅盾遗体前默默哀。
韦韬含着眼泪，忍着悲痛，双手将父亲的两份遗嘱交给周扬，请他转呈党中央和中国作协。
当天下午，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座谈会上，周扬肃穆地站起来，沉痛地向同志们宣布：
左翼文学巨匠沈雁冰同志逝世了！他以无限悲痛的感情，向同志们宣读沈雁冰写给予中共中央的遗书：
亲爱的同志们，我自知病将不起，在这最后的时刻，我的心向着你们，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我追求奋斗了一生，我请求中央在我死后，以党员的标准严格审查我一生的所作所为、功过是非，如蒙追认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这将是我一生最大的荣耀！
接着，宣读了茅盾写给予中国作协的信：
亲爱的同志们！为了繁荣长篇小说的创作，我将我的稿费二十五万元捐献给作协，作为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金的基金，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我自知病将不起，我衷心地祝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
茅盾辞世后的第四天，中共中央就根据他的请求和他一生的表现，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和党党籍。决定全文如下：
我国伟大的革命作家沈雁冰（茅盾）同志，青年时代就接受马克思主义，一九二一年就在上海先后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是党的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一九二八年以后，他同党虽推动了组织上的关系，仍然一直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的文化工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一生，在中国现代文学运动中作出了卓越贡献。
他临终以前恳切地向党提出，要求在他逝世后追认他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央根据沈雁冰同志的请求和他一生的表现，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一九二一年算起。
4月10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和首都各界约二千人向茅盾遗体告别。
茅盾安卧在松柏与鲜花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4月11日下午3时，北京隆重举行茅盾追悼会。人们来到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庄严肃穆的追悼会会场。在巨幅茅盾遗像下，安放着他的骨灰盒，上面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四周簇拥着一个个花圈。
邓小平同志主持追悼会。胡耀邦同志致悼词，沉痛地宣布：“中国文坛殒落了一颗巨星！”
在追悼会举行的同时，数以千计的人民群众自发地集结在天安门广场两侧，面对人民大会堂肃立默哀，直至追悼会结束。
后记
1983年的阳春三月，一封发自雅典的航空信邮到了北京。寄信人是希腊当代著名作家、1982年欧洲文学奖获得者安东尼斯·萨马拉基斯，收信人则是：茅盾。
怎么？他不知道茅盾已在两年前去世了吗？他不了解这个月的27日是茅盾逝世两周年吗？
萨马拉基斯的信里写着：“亲爱的朋友茅盾！此刻我写给你信，自然不会到达你手里。
正如你无从看到我1981年3月26日星期四深夜在雅典给你写下的信一样，因为你竟于次日清晨安详地溘然长逝了。……然而我，亲爱的朋友茅看，尽管明知我的信再也到不了你的手里，我还是要给你写，因为此刻，在我的曾蒙你喜爱并推荐翻译出版的小说《漏洞》在中国出版之际，在我即将首次踏上前往你亲爱的祖国的旅程的时刻，我的思绪又飞到了你的身边。……人生中有这样的情况：你可以遇见一个人仅仅只有一次，而且非常短暂，甚至只是短短的几秒钟，然而你却立即感受到和他是那么接近，一种亲如兄弟的感情油然而生，……也有这样的情况：你甚至可以与一个从未谋面的人在心灵上产生兄弟般的感情。你我之间就正是这样的啊！……”
这封信感人至深的异国作家来信，我是在1983年3月26日——茅盾逝世两周年前夕的《人民日报》上读到的。当时，我正在北京参加首届全国茅盾研究学术讨论会。在聆听前辈作家、学者讲话时，我发现他们和萨马拉基斯一样，都有着对茅盾的极其深厚的感情。
与从未和茅盾谋面的萨马拉基斯相比，我还是很幸运的。因为我毕竟亲睹过茅公的丰采。
那是1960年9月原一天，茅盾应林淡秋校长之邀，到杭州大学参观，并与我们中文系部分师生座谈。在这之前，我曾读过他的名著《蚀》、《虹》、《子夜》、《春蚕》等。每读一本，对他的崇拜就增添十分；我还听人谈起他上年曾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并且给毛泽东当过秘书，心中更增添了对他的敬仰之情。他身材中等，衣着整齐、朴素，面容慈祥、温和，笑声朗朗，娓娓而谈。聆听这位长者的教诲，使人深感他的思想、常识博大精深，透过他那异常平易近人的外表，仿佛看到了他那巨大的心灵。听他谈论文学和创作，真是一种幸福。
后来我在与茅公故乡乌镇毗邻的南浔镇上的吴兴一中任教。几年间，我多次去乌镇访问茅盾故居，听当地人讲述茅盾的家庭和生平事迹。再后，我又在湖州师专中文系任教，看到茅公为我校《教与学》题写的刊名，惠赠的手书《一剪梅》词，称湖州为故乡，使我对他的生平事迹更感兴趣了。于是开始有计划地调查、考证、研究，撰写了一些论文，在刊物上发表。与此同时，萌发了写作茅盾传记的欲望，而且随着了解、掌握的材料的增多，这种欲望日益强烈。然而，这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的胆子实在是太大了。
要写一部茅盾全传，无论从哪方面来看，我都是力不胜任的。怎么办呢？我转而着手写一个个有关茅盾生平事迹的故事，短的二三千字，长的五六千字。我认为这样也可以写出茅盾在各个时期的动人事迹，反映他那丰富的革命与文学的一生。我的这个想法得到了厦门大学庄锺庆教授、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同志的热情肯定与鼓励。
为了写作这本纪实文学作品，我访问和写信请教过茅公的家属、亲友和熟悉他的一些作家。韦韬同志还给予我寄来了珍贵的资料。
谨在此缶所有关心、帮助、支持过作者的茅盾亲属、前辈作家和其他同志表示诚挚的感谢！
茅公在1961年接见《邓中夏传》作者时曾说：“传记的写作主要是材料问题。首先要注意选择那些可以断定是可信的东西；中夏的文章可以摘录，甚至可以全部放进去；别人的回忆可以作些参考。”本书也大致是按照茅公提出的这个原则去选择和使用材料的。
李广德
198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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