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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文豪：茅盾的一生 作者：李广德
笔名 李雯
性别 男
民族 汉
出生年月 1935/12
会员分类 中国作家协会
个人简历：
作家、教授、学者。现任中国写作学会师专写作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茅盾研究会基金会监事、浙江省写作学会副会长、省作协全委会委员、湖州市作家协会主席、市文学学会会长。1954年7月参加工作。1956年发表处女作《开发新安江》(组诗)。1961年8月被批准为中国作协浙江分会会员。1961年于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任南浔中学语文教师。1979年7月调入湖州师专任写作教员。1987年评为副教授。1991年10月29日被批准为中国作协会员；同年11月评为教授。长期从事文学创作、作家研究、文学组织和写作教学工作。曾参加中国写作学会成立大会，并四次参加茅盾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
一、长房长曾孙
在苏州、杭州之间的嘉湖平原上，星罗棋布地散落着许多水乡集镇。其中有一个中等规模的乌镇，就是本书主人公的故乡。
乌镇是一个水乡古镇，由乌镇和表镇合并而成。它位于浙江省桐乡县的北部，在京杭大运河的西侧，距县城十三公里。《乌青八景图记》说：“我乌青，左嘉禾而右苕，南武林而北姑苏，为浙之名地。”
这里是典型的江南水乡。乌镇的水系四通八达，河道纵横，舟船如梭。一条宽阔的市河……车溪从南至北纵贯全镇。河上石桥、木桥如长虹飞跨，两岸房舍鳞次栉比，水街相依。每天清晨，集市上熙熙攘攘，人们摩肩接踵，交易着这里盛产的上等稻米、蚕丝、晒烟、湖羊，买卖价廉物美的河蟹、甲鱼、黄鳝、银鱼……
乌镇应家桥堍有一座修真观，观前有一条街，用青石板铺成。观前街十七号是一幢四开间两进的“走马楼”房屋。它的中间有一个小天井，四面是两层的楼房，每层各间屋子只用板壁隔开，可以互相通行，如同骑马能够走一圈，当地人称这种楼房叫“走马楼”。
清朝末年，这幢并不宽敞的“走马楼”里住着一户姓沈的人家。沈家的祖先原是乌镇近乡的农民，后来迁到镇上做小买卖，赚了点钱后，开了一爿经营晒烟丝的烟店。此后，这家的主人沈焕跑到上海、汉口等地经商，又捐了一个侯补道的官职。于是沈家，成了一个半官半商的家庭。沈焕带着妻子王氏、女儿和小儿子在广西梧州，担任税关监督；
他的两个儿子，分管着沈家在乌镇开的两爿商店，一爿上泰兴昌纸店，另一爿是京广百货店。负责纸店的大儿子沈恩培，是个秀才，他不愿经商，只知乐天逍遥，吹箫唱曲；
二儿子沈恩愿意经商，却又不善经营，百货店常常亏损。
沈家的长房长孙沈永锡，十六岁就中了秀才，但他厌恶八股文，订婚后去跟岳父……乌镇名中医陈世泽学习，满师后成了个中医“郎中”。
仲夏的一天，在广西当官的沈焕接到乌镇拍来一封电报，拆开一看，顿时眉开眼笑，奔进内宅，向王氏喊道：“大喜事！大喜事！我们沈家四世同堂，我做太公了！你做阿太了！”
原来这一年……1896年7月4日，即清光绪22年（丙申）5月25日亥时，他的长房长曾孙即大文豪茅盾诞生了。
沈焕心想，按照沈家的排行，曾孙这一辈应是“德”字辈，“德”字下面一字须是“水”旁。我家孙辈虽然都中了秀才，可是举业连连不成，经商又不善管理，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如今长曾孙诞生，他可要超过前辈，做个鸿儒，象鸿鹄高飞，为沈家兴旺大展鸿图！于是，他为长曾孙取了个大名：德鸿。他又想起，今年春天来梧州的燕子特别多，这是吉祥之兆，就叫长曾孙的小名为：燕昌。
家里人接到沈焕来信，都觉得“德鸿”这个名字意思好，又响亮，从此大人小孩都唤他“德鸿”。
由于德鸿是长房长曾孙，大家都把他当宝贝，百般宠爱。好的食品，祖父母先给他吃；
好的衣裳，也先给他穿。当他睡着的时侯，人人都屏声静气，说话低声细语，走路蹑手蹑脚，唯恐惊吓了他。几个小叔叔也把自己舍不得吃的好东西给他吃，将自己的玩具让给他玩。
他的祖母高氏是一户地主的女儿，办事都依照农村风俗习惯。孙媳妇陈爱珠怀孕后，她天天烧拜求观音送子；德鸿出生第三天，她亲自下厨，向亲朋端“三朝面”、分红蛋。
满月那天，她又张罗着为德鸿摆“满月酒”。
德鸿的外公、外婆，给小外孙送来了缎子斗篷，四季衣裳、鞋帽，还有摇篮、坐车。
特地请人打制了“长命富贵”银锁、银项圈，以及银手镯、银脚镯，亲手给外孙戴上。
德鸿的祖父沈恩培，平时常说：“儿孙自有儿孙福，不替儿孙做牛马。”从来不管家里的事，天天顾自己上“访卢阁”品茶，打小麻将，或练习书法。然而他对长孙德鸿，却是例外地喜欢，经常抱到手上逗着玩，或到街上转悠，这家商店柜台前站站，那家商店客房里坐坐。听到人们说他孙子长得眉清目秀，聪明伶俐，他便一脸是笑。
德鸿满周岁了。一天中午，一艘嘉兴航班的小火轮靠上乌镇码头。沈焕带着王氏、女儿、小儿子，卸任还乡，回到了乌镇。他一到家，不顾旅途劳累，就对家里人喊道：
“德鸿呢？快把他抱来，让我看看！”沈永锡急忙上楼，偕妻子抱了德鸿下来，向二位老人请安。小德鸿见了曾祖父、曾祖母，居然不怕陌生，伸出一双小手，按母亲的吩咐，脆声地喊道：“太公！……阿太！……”
沈焕和王氏把德鸿抱起来，宝贝、心肝地连声叫着。一家人都笑了。
德鸿的曾祖父晚年心情郁郁不欢，不愿和儿孙们谈话，而对长曾孙德鸿，一直很宠爱。
他对儿孙……包括德鸿的父亲，屡次不能中举感到失望、沮丧。心想，自己奋斗了一生，白手起家，创下了这份家业，而要使沈家成为真正的官宦之家，这愿望看来只能寄托在德鸿身上了。
“德鸿，快快长大吧！太公要靠你为沈家传宗接代、光宗耀祖！你不能使太公失望！”
沈焕叮嘱着才两三岁的曾孙。小德鸿仰着脸，忽闪着眼睛。他此时怎能听懂曾祖父的话呢？
不久，德鸿的外祖父因病去世，母亲带他回外婆家住了一段时间。
1900年，德鸿四岁了。他的曾祖父沈焕病逝于乌镇。而他的弟弟来到了这个中医兼小商的家庭。父亲按沈家的排行，给他弟弟取名“德济”，就是日后曾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的沈泽民。
德鸿的父亲在维新变法的高潮中，成了一个拥护君主立宪，赞成“西学为用，中学为体”的维新派。然而“百日维新”的失败，使他想进高等学堂、然后考取官费赴日本留学的美好计划全落空了。
他三十岁时患病，一年多以后病情加重，卧床不起。
这时，德鸿已进入与他家仅一墙之隔的立志小学读书。每天下午三点放学回到家里，母亲就叫他坐在床沿，双手拿着书本，坚在他父亲胸前让父亲看书时的专注神情，他想：
什么有趣的书，使父亲这样入迷呢？待父亲疲倦睡着时，他便悄悄地打开父亲的书来看。
哎呀。这是何等难懂的书呵！他一页也看不懂。不过，他对父亲能读懂这样的“天书”，是十分钦佩的。父亲即使在病中仍好学不倦的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培养了他对书籍的爱好。
有一天，德鸿正拿着书让父亲看。忽然听父亲说：“不看了，拿刀来！”德鸿知道，这“刀”是指他们房中那把长方形、半尺长的切瓜果的钢刀，便去拿了来，问道：“阿爸，你要刀做啥呀？”
“手指甲太长了，刀给我。”父亲迟疑了一下，对他说。
德鸿听了有点诧异：手指甲怎么能用刀削呢？但他还是把刀递给了父亲。
沈永锡朝刀看了一会儿，又把刀放下，叫儿子拿走。德鸿问父亲还看不看书，他说不看了，要德鸿去瞧瞧妈妈衣服洗完了没有。
德鸿走下楼，看见母亲已把衣裳洗完、晾好，便说：“阿爸想剪指甲。”母亲应道：
“哦，我去给他剪。”转身就上楼。
晚上，等他父亲睡着了，母亲悄悄告诉德鸿，父亲叫他拿刀，是想自杀。德鸿吃惊地“啊”了一声。母亲说，经过劝说，父亲答应不自杀了。但是她不放心，反复叮嘱儿子：
“德鸿，你以后把刀藏藏好，剪刀也要藏好，都不许再给你阿爸了。”从这以后，德鸿担负起了监督父亲的任务。
他外婆得悉女婿想自杀，很着急，特地派人去邻镇南浔，请来镇西医院的一位日本女医生。诊断后，确定女婿患的是“骨痨”。
这是一种骨结核病，当时人们还不懂，在中国也没有特效药。陈爱珠忧虑地问丈夫：
“你知道什么叫骨痨？”沈永锡想了关天才说：“中国医书上没有这个病名。痨病虫子是土话。我看过西医的书，说肺痨西医名为肺结核，这结核是菌，会移动。想来是移动到骨髓里去了。看来我这病是没法治了。东洋医生给的药，吃也无用。”
德鸿看到父亲说话时心气平静，而外婆却哭了。父亲笑着说：“原来说是请东洋医生来看看，弄个清楚。如今知道了是不治之症，我倒安心了。但不知还能活几天？我有许多事要预先安排好。”
从此之后，德鸿就再见不到父亲看书了，却见父母两人低声商量着什么事。过了两天，看见他父亲说着什么，母亲在笔录。他站在一旁，虽然能听得那些话，却不解有什么意义。只见母亲一边笔录，一边流泪，笔录完以后念了一遍。
“就这样吧。”父亲说。
母亲想了一会儿说：“这桩大事，我写了，人家会说不是你的主张，我看，应当请公公来写。”
“你想得周到。”德鸿的父亲苦笑道，便对儿子说，“去请你爷爷。”
德鸿把祖父请父母的卧室里，听见父亲又说了一遍，让祖父录写下来。这时，他听懂了最后两句是：“沈伯蕃口述，父砚耕笔录。”晚年他在回记录中写道：“后来我知道这是遗嘱。要点如下：中国大势，除非有第二次变法维新，便要被列强瓜分，而两者都必然要振兴实业，需要理工人才；如果不愿在国内做亡国奴，有了理工这个本领，国外到处可以谋生。遗嘱上又嘱咐我和弟弟不要误解自由、平等的意义。”
立遗嘱后的一天，德鸿看到父亲叫母亲整理书籍。他父亲把小说留给妻子，声、光、化、电等“新学”书籍遗给两个儿子，将医学书都送给别人，又指着一本书对德鸿说：
“这是一大奇书，你现在看不懂，将来大概能看懂的。”
沈永锡指的“一大奇书”是谭嗣同的《仁学》。
他不再看自己喜欢的数理化书籍之后，就和妻子天天议论国家大事，叙述日本怎样因明治维新而成为强国。
德鸿坐在一旁听着，大部分不懂。病中的父亲常常勉励他：“大丈夫要以天下为己任。
鸿儿，你知道什么是‘以天下为己任’吗？”德鸿摇摇头，父亲便反复说明这句话的意思。他父亲是多么希望他成为“以天下为己任”的“大丈夫”啊！
沈永锡这个维新派知识分子，因骨结核病不治而于1906年病逝，终年三十四岁。
这年德鸿十岁，他的弟弟德济六岁，他们的寡母陈爱珠三十一岁。
二、知书达理好母亲
德鸿的母亲是当地著名中医陈世泽续弦夫人所生。陈老医生很喜欢这个女儿，视作掌上明珠，特地为她取名：爱珠。爱珠四岁时，她母亲的脑病仍不见好转。父亲想：女儿渐渐长大，总得有人教养。他想起了连襟王老秀才夫妻俩家道小康，无儿无女，若请他们代为教养女儿，可以放心。于是爱珠长住王家。姨夫姨母待她象亲生女儿一样。她跟王老秀才学会了读书、写字、珠算，还念了不少古书；她向姨母学会了烹饪、缝纫，不但能缝制单衣夹裤，会翻丝棉衣袄，而且会缝制皮衣裘裳。
她十四岁那年，陈世泽来接她回去，想让她替自己管家。王老秀才知道他亲自教的这个十四岁女孩子知书达礼，能写会算，便说：“不是我夸爱珠，朝廷如开女科，我这个姨甥女准能考取秀才！不过，你要她管那么大个家，她能不能管得了，我可没有把握。”
陈世泽也有点担心，女儿才十四岁，能挑得起管家这个重担子吗？谁知爱珠一回到家里，就开始整顿家务。不过一个多月，家里就变了个样：女仆和男厨师不再吵架了，学医的门生感到伙食改善了。连陈世泽也察觉出：家里仍是那么多人，却秩序井然，内外肃静，吵闹、调笑的声音再也听不到了。妻子的脑病也居然好了。他对来访的姐姐和王老秀才说：“想不到爱珠比我还能干！”
爱珠十九岁与沈永锡结婚。陈世泽拿出一千五百两银子为她办喜事。当听说沈焕从广西汇来两千两银子给长孙作结婚之用时，他又添上五百两银子，这样就与男家相当了。
他为爱珠置办了各种各样的嫁妆。虽比不上官僚、巨商嫁女的排场，但在乌青两镇也是够体面的。
她与沈永锡结婚后，丈夫问她过去读过什么书，她说读过四书五经、《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列女传》、《幼学琼林》、《楚辞集注》。沈永锡见她对这些书还能解释，很是高兴。但他觉得这些书不切实用，便让妻子读《史鉴节要》，接着又读《瀛环志略》。前一本是简要的中国通史，陈爱珠顺利地读完了，而后一本是关于世界各国历史地理的书，她太生疏了，读起来困难很多，沈永锡就给她解释、说明，直到她懂了为止。
小德鸿五岁时，陈爱珠与丈夫商量，想叫儿子进沈家塾读书。丈夫不同意，说是家塾的老师是他父亲（沈恩培），教书不认真，而且教的是《三字经》、《千家诗》一套老古董。他说：“还是让德鸿学点科学知识，将来有用。”陈爱珠觉得丈夫说得有理，可是由谁来教儿子呢？
沈永锡这时一边行医，一边忙着实现他做学问的计划。他想到家里是德鸿祖母当家，妻子有闲空，就要妻子在他们卧室里教儿子读书。两人挑选了上海澄衷学堂新出版的《字课图识》作为识字教材，又从《正蒙必读》里抄出《天文歌略》和《地理歌略》。
作为知识教材。没有合适的历史读本，陈爱珠就根据《史鉴节要》，自编教材。
楼下，家塾里不时传出诵读《三字经》的声音：“人之初，性本善……”；楼上，陈爱珠和德鸿母子在教读《地理歌略》和《天文歌略》：“高平为原，窈深为谷。山脊曰岚，山足曰麓。”；“云维何兴，以水之升，雨维何降，以云之蒸……”；“大地椭圆，旋转如球，东半西半，分五大洲……”这些全新的知识，开启了小德鸿心智，引他进入了宇宙、自然和社会的广阔天地。他后来说：“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我母亲。”
年轻母亲对儿子的要求很严，但是并不主张他一天到晚关在家里读书、写字。她经常给儿子讲历史故事，本地传说，家庭人事。家里的仆人也常领着德鸿游玩乌青两镇的名胜古迹，或去看修真观对面戏台的演出，或去乌镇将军庙，看人们烧香许愿。
陈爱珠对丈夫爱好的数学不感兴趣，她的爱好是小说。在她当姑娘时，已经读过许多古代小说，做了媳妇反比替父管家时空闲，她又一本接一本地读起小说来。德鸿的父亲那年赴杭州参加乡试，未入场前逛书坊，买了不少书，其中有特地为她买的《西游记》、《封神榜》、《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还有几本是上海新出的文言译的西欧文学名著。
她不仅自己爱读这些小说，而且还经常把小说中的故事讲给儿子听，这就无形中培养了德鸿对于小说的兴趣。而沈永锡对此却不了解，他常常纳闷，对妻子说：“我们这个儿子，怎么于数学如此地不近？一点也不象我。”
1904年，乌镇办起了第一所初级小学──立志小学，德鸿成了这所小学的第一班学生。
校长是德鸿的表叔卢鉴泉。校门的两旁是原立志书院留下的一幅对联：“先立乎其大，有志者竟成”，里面嵌着“立志”二字。这给童年的德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懂得了事在人为的道理。
这年德鸿八岁。他后来写道：“那时侯，父亲已卧床不起，房内总要有人侍侯，所以我虽说上了学，却时时要照顾家里。好在学校就在我家隔壁，上下课的铃声听得很清楚，我听到铃声再跑去上课也来得及，有时我干脆请假不去了。母亲怕我拉下的功课太多，就自己教我，很快我就把《论语》读完了，比学校里的进度快。”
立志小学的课程有国文、修身、历史和数学。他对数学虽比过去“近”了一些，仍然没有兴趣。但他觉得进了小学是个“解放”，他说：小学的“课程都比《天文歌略》容易记，也有兴味，即使是《论语》吧，孔子和弟子们的谈话无论如何总比天上的星座多点人间味。”
有一天，德鸿从家里堆放破烂什物有平屋里翻到了一箱子木版绣像小说，其中有《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过去，他曾听母亲讲过《西游记》中的一些故事，此时看到这部书，就捧在手中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
不久，沈永锡和陈爱珠都发现儿子在偷偷看小说。“德鸿看看闲书，也可以把文理看通。他要看，你就把那部石印的《后西游记》拿给他看吧。”父亲并没有训斥儿子，相反还关照妻子帮儿子挑选小说。陈爱珠明白丈夫的意思，那部石印的《后西游记》里没有插图，儿子不会因只看插图而不看文字，这样有助于他学习语文。
得到了父母的同意，德鸿便能够公开阅读小说了，渐渐成了一个小说迷。
德鸿的父亲去世经后，陈爱珠用恭楷写了一幅对联，贴在丈夫有遗像两侧：
幼诵孔孟之言，长学声光化电，忧国忧家，斯人斯疾，奈何长才未展，死不瞑目。
良人亦即良师，十年互勉互励，雹碎春红，百身莫赎，从今誓守遗言，管教双雏。
陈爱珠把全部心血倾注在德鸿、德济两兄弟身上。她常对德鸿说：“你要做个有志气的人。俗话说，‘长兄为父’，你弟弟将来怎么样，全在你给他做个什么榜样。”
她管教德鸿极为严格。听到隔壁放学的铃声，而儿子还没有回家，就要查问他为什么回家晚了，是不是到哪里玩耍去了。有一天，教算术的翁老师生病没有来上课，小德鸿急着回家。一个年龄比他大五六岁的同学拉着他，叫他一起去玩。德鸿不肯，向校门口跑去。那同学在后面追赶，不小心跌了一跤，擦破了膝盖，手腕上还出了点血。他拉着小德鸿，去找德鸿的母亲告状。陈爱珠安慰了那个大同学一番，还给他几十个铜钱，让他医治手腕。最爱挑剔他人的德鸿二姑母看见了，不冷不热地对孙爱珠说：“他爹不在了，你怎么连自己的儿子都管教不好，真是！”陈爱珠一听，勃然大怒，把小德鸿拉到楼上，关了房门，拿起从前家塾中的硬木大戒尺，就要打下来。
过去她也打过他，不过是用裁衣服的竹尺打手心，而且只轻轻在打几下；现在竟然举起这硬木大戒尺来了。德鸿怕极了，开了房门，直往楼下跑去。
陈爱珠气愤在大声说：“你不听管教，我不要你这个儿子了！”
听着母亲的骂声，小德鸿吓坏了，一直跑出大门来到街上。这件事惊动了全家。他祖母叫他三叔去找，却找不到；他祖母更着急了，可是又不能埋怨他母亲。
小德鸿在街上无目的地走着，烦恼地想：又不是我的错，姆妈为什么要打我呀？走了一会儿，他觉得还是应当到学校去，请当时看到那个大同学自己绊了一跤的沈先生替他说情。沈老师跟着他来到沈家，对他母亲说：“这件事我当场看见。是那个大孩子不好，他要追德鸿，自己绊了跤，怎么反诬告沈德鸿呢！这事我可以作证。”又说：“大嫂读书知礼，岂不闻‘孝子事亲，不杖则受，大杖则走’乎？你家德鸿做得对呀！”听到沈老师这么说，陈爱珠开口道：“谢谢沈先生。”说完就转身回进房中。德鸿祖母听不懂沈老师说的那两句文言，看见媳妇说了声“谢谢”就返身回房，以为又要打德鸿了，就带着孙子到楼上去。陈爱珠背窗坐着。祖母让德鸿跪在母亲膝前。他哭着说：“妈妈，你打吧。”母亲一听，泪如雨下，只说了一句“你父亲若在，不用我……”就说不下去了，伸手把爱子拉了起来。
过后，小德鸿问母亲：“妈，沈先生对你说的那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呀？”
“唉！天下的父母没有不爱子女的，管教他们是要他们学好。父母盛怒的时侯，用大杖打子女，如果子女不走，打伤了岂不反而使父母痛心么？所以说‘大杖则走’。沈先生是说……”
“哦，你要拿大戒尺打我，我跑了出去，是对的？”
“你这孩子……”母亲笑了。
从这以后，母亲就不再打他了。
陈爱珠就是这样一位从小受到良好教养，通晓文史，知书达理，卓识远见，性格刚强的中国妇女。她丧夫之后，含辛茹苦，抚养两个儿子成才，又深明大义，支持他们远走高飞，献身革命事业。
沈德鸿曾为母亲写有一首《七律》：
乡党群称女丈夫， 含辛茹苦抚双雏。
力排众议遵遗嘱， 敢犯家规走险途。
午夜短檠忧国是， 秋风黄叶哭黄垆。
平生意气多自许， 不教儿曹作陋儒。
三、作文名列前茅
1907年的春天，沈德鸿在立志小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接着就进入植材高等小学求学。
这年他十一岁。
还是在读初小的时侯，他看到高小的那些学生在学校住宿，平时出来，排成两列纵队，一律穿白夏布长衫、白帆布鞋子，走路目不斜视，吸引着满街行人的眼光，真是羡慕得很。如今他也成了“植材”的一个高小学生，在路上走时不觉挺起了胸膛。当时，“植材”的住校生和教师一同吃饭，伙食比较好。他母亲为了使他营养好一点，就每月替他交四元的膳宿费，让他住校读书。
“植材”教的课程除了国文、算术外、还有英文、物理、化学、音乐、图画和体操。
这些课程都使他感到很新鲜。上化学课时，从日本留不回来的张济川老师在教室里作各种有趣的实验，使沈德鸿和他的同学们大开眼界。科学的种籽在这个少年人的心田上孕育了。
德鸿的思想变得活跃起来。一天，中过秀才的周先生教《孟子》，错把“弃甲曳兵而走”一句解释成“战败的兵丁急于逃命，扔掉盔甲，肩背相磨，仓皇逃走”。他忽然站起来问道：“先生，”他指着《孟子》，“书上注释‘兵’是‘兵器’，不是‘兵丁’。”
他这么一说，同学们也恍然大悟，应声附和。“是‘兵丁’，不是‘兵器’！啊──你们小孩子，懂什么！我是中过秀才。”老先生硬着头皮坚持自己对。沈德鸿见这位老先生硬是不认错，下了课就去问校长。徐晴梅校长是他父亲的好朋友。他听后想了一想，对沈德鸿说：“可能周先生说的是一种古书的解释吧？”德鸿心想：校长大概觉得不能让周老秀才在学生面前丢脸，才这样说的。
当时教他们国文的先生还有三位，其中的张济川还兼教物理、化学。对于张济川先生布置的作文，德鸿最感兴趣。每逢写作文，他既紧扣题目，又独辟蹊径，文思敏捷，下笔成篇。
就是进入“植材”的第二年上半年，他参加了一次“童生会考”。这次植材小学同另一所高等小学的会考，由沈德鸿的表叔卢学博（鉴泉）主持。他出的题目是：《试论富国强兵之道》。面对这个试题，沈德鸿潜心构思起来。他父亲在世时经常与母亲议论的国家大事，什么“明治维新”啦，“变法图强”啦，“自由”、“平等”啦，“振兴实业”啦……此时，他都记了起来。边想边写，一下子写了四百多字。结尾处，他写上了父亲生前反复强调的那句话：“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
卢学博读了这篇作文，大为赞赏，拿起朱笔，在结尾处加了许多密圈，批语写道：
“十二岁小儿，能作此语，莫谓祖国无人也。”他还特地把这份卷子拿给小德鸿的祖父看，又在他祖母前大加赞扬。陈爱珠看过作文卷子后，笑着对儿子说：“德鸿，你这篇文章是拾人牙慧。卢表叔自然不知道，给你个好批语，还特地给祖父看。唉，你祖母和二姑妈常常说，你该到我家的纸店当学徒了，我料想你卢表叔也知道。他不便反对，所以用这方法。”德鸿领悟地点点头，听妈妈接着说：“去年祖母不许你四叔再去县立小学，卢表叔特地来对你祖父说：‘这是袍料改成马褂了！’他如今逢人就夸你会考成绩好，真是用心良苦！”听了这番话，他心想：原来母亲让我继续念书，受到了那么大的压力。如表叔到处宣扬我的成绩，是为了帮助母亲减轻一点压力，使母亲能按照父亲的遗嘱，把我培养成人啊！
打这以后，懂事的小德鸿更加用功了。在他的作文本上，国文老师屡次写下不同寻常的褒奖他的批语：
“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确是史论正格。”
“好笔力，好见地，读史有眼，立论有识，小子可造。其竭力用功，勉成大器！”
“慨祖生不遇其主，壮志莫酬，确有见地。行文之势，尤蓬蓬勃勃，真如釜上之气。”
“扫尽陈言，力辟新颖，说理论还必须，两者兼到。”
“生于同班年最幼，而学能深造，前程远大，未可限量！急思升学，冀着祖鞭，实属有志。”
“慷慨而谈，旁若无人，气势雄伟，笔锋锐利，正有王郎拔剑斫地之慨！”
“目光如炬，笔锐似剑，洋洋千言，宛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国文至此，亦可告无罪矣！”
对他作文中的不足之处，老师也在批语中予以指出。如在他写的《富弼使契丹论》后面就批道：“简则简矣，而警策语尚少。”而《张良贾谊合论》的批语是：“人物合论，不可竟重一面，使旗鼓不能相当。作者论贾生甚详，论留侯则略，未免犹有此弊。”
在张济川这位善知人又善知文的国文老师的奖励和指导下，少年沈德鸿的作文在全校名列前茅，月考、大考常有奖品带回家。有一次，奖到了两本童话──《无猫国》和《大拇指》，他便送给了弟弟，让母亲讲给弟弟听。
一天上国文课，张济川老师抚着沈德鸿的背说：“你将来是个了不得的文学家呢！
好好地用功吧！”听了老师这种奖励的话，他学习更加奋勉，以未来的文豪自期，曾对同学沈志坚说：“我能著作一种伟大的小说，成一名作家，于愿足矣！”
1909年，是沈德鸿在植材高等小学即将毕业的一年。那年他十三岁，已经胸怀大志，决心报国救民，常常在作文中运用历史观点和科学眼光评古论今。除写作史论之外，他还写下了多篇议论生动、鞭辟入里的时论，如《西人有黄祸之说试论其然否》、《青镇茶室因捐罢市平议》、《学部定章》、《学堂卫生策》、《论陆静山蹈海事》等等。
沈德鸿还是一个多情善感的少年。面对萧瑟的秋风，飘零的黄叶，他情不自禁地挥笔写下一篇《悲秋》的抒情散文：“紫燕去，鸿雁来，寒蝉互噪，秋虫凄切，衰草遍野，木叶尽脱。悲夫！何秋声秋色之伤怀欤？忆夫！艳李红桃，芳草绿荫，春光明媚，藻丽可爱之际，忽焉秋风萧萧，荔丹蕉黄。曾几何时，万物肃杀之秋至矣。呜呼！人孰无情，谁能遣此！而况万里长征，远客他乡，又何能禁秋雨之感其怀抱。伤矣哉！秋之为秋也。
……”
国文老师给他的眉批是：“语可动人”，总批为：“注意于悲，言多寄慨。”
四、志在鸿鹄
1910年春节过后不久，沈德鸿告别母亲，同一个姓费的表叔乘航船到湖州中学求学。他原想插进初中三年级，因为几何题目完全答错，只好插进二年级。但是就这样，他也跳过了初一年级。他在给母亲的信里写道：“教国文的先生姓杨名笏斋。他教我们《古诗十九首》、《日出东南隅》……之比我在植材所读的《易经》要有味得多，而且也容易懂。
杨先生还从《庄子》里选了若干篇教我们。他说，庄子的文章如龙在云中，有时见首，有时忽现全身。夭娇变化，不可猜度；《墨子》简直不知所云，大部分看不懂；《荀子》、《韩非子》倒容易懂，但就文而论，都不及《庄子》。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先秦时代有那么多的‘子’。在植材时，我只知有《孟子》。”
在体育课上，老师训练同学们“走天桥”、“翻铁杠”，还要同学们扛上“能装九颗子弹”的真枪操练。沈德鸿身材矮小，走天桥时腿发软，翻铁杠又攀不上，扛上枪走不隐，踢足球只六七尺，常常惹得其他同学发笑。体育老师见他如此，就例外地准他免学。
他这个体育场上的弱者，在学习其他功课上却是个佼佼者，尤以国文和英文成绩卓越，为同学们羡慕。他讲的那些小说故事，也使同学们着迷，不管大小同学，常爱围坐一起，听他讲述。
学校曾组织学生自愿去南京参观“南洋劝业会”的展览。沈德鸿这次南京之行，大开了眼界：不仅第一次看到和乘坐了火车，而且第一次见到了大城市的建筑、人物，对“劝业会”展出的展品十分惊叹，真正感到我国地大物博，发展工业前途无限。
湖州中学沈谱琴校长是同盟会的秘密会员，大地主，在湖州很有名望。他聘请的教员大都是有学问的人，而他却从不到校。他购买真枪训练学生，用“远足”训练学生适应“急行军”，都有深意的。自然，沈德鸿当时并不知道这一点。
他在晚年写道：“浙江出过许多人材。……仅仅民国以来的仁人志士、革命先烈就可以列出长长的名单。……还有一些现在也许不为人所知的志士，在我记忆中却保留着深刻的印象。这就是湖州中学校长沈谱琴和嘉兴中学校长方青箱。沈谱琴和方青箱都是同盟会员。
在辛亥革命时，他们把学生武装起来，占领了湖、嘉两座府城……”“湖州光复，却全仗湖州中学的学生军。沈谱琴也担任湖州军政分司。这是费表叔从湖州回来说的。”
那天早晨，学生集合，听校长讲话。沈德国鸿终于见到了大名鼎鼎的沈谱琴。只见他陪着一位矮胖的老人来到肃立的学生们面前，亲切地对大家讲话：“我沈某做校长多年，但对教育实在外行。今天，我特地为大家请来了钱念劬先生。钱先生是湖州最有名望的人。他曾经在日本、俄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做外交官……”
嗬，到过这么多国家！德鸿惊讶地伸了一下舌头，更认真地听沈校长介绍：“钱先生通晓世界大势，学贯中西。现在钱先生回湖州来暂住，我以晚辈之礼恳请钱先生代理校长一个月，提出应革的方略……”
这位钱念劬先生，是沈德鸿一生中见到的第一位大人物。在两星期一次的作文课上，钱老先生竟然不出题目，而是说：“你们大家就自己喜欢做的事，或想做的事，或喜欢做怎样人，写一篇作文。”
沈德鸿过去养成了一种粘着题目作文的习惯，钱老先生这种教法，今天头一次遇到，因而一时感到茫无边际，不知从何处写起。过了一会，他忽然想起杨笏斋先生教过的《庄子·寓言》，他高兴起来了：我何不用“言于此而意寄于彼”的方法，也写一篇？
于是动笔。大意是：一队鸿鹄在天上高高地飞翔，嘲笑下边仰脸看的猎人。这象是一篇寓言，有五六百字。写完后，凶加上一个题目：《志地鸿鹄》。因他名德鸿，意在借鸿鹄自诉抱负。“我这篇作文不知写的怎样？钱老先生会满意吗？”他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过去从未有过。不论是在立志小学做沈听蕉先生布置的史论，或者是在植材学校做张济川先生出的题目。但他仍然第一个把作文卷子交上去。
第二天作文卷子发下来，沈德鸿的卷子上加了很多红点、朱圈。有几个字，钱老先生认为不是古体，给他勾了出来，又在旁边写个正确的。在卷子后边写的批语只有一句“是将来能为文者”。
够了，这样的一句赞语足够了！沈德鸿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在一个星期日，钱老先生邀请全校学生去他借住的“潜园”游玩。他拿出了许多欧洲国家的彩色风景画册，让同学们欣赏。还讲了他在国外见到、听到的一些趣事。少年沈德鸿心中的又一扇窗扉打开了。
还是在植材小学时，他在作文中就流露出远大志向。“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是父亲留给他的警语。而他自己写的则是：“我党少年，宜刻自奋勉，”为使“我国民可以脱离苦海，而跳出专制范围，享自由之福，”必须“挽时艰，振国威，”“如能力行新政，以图自强，将驾欧美之上，为全球之主人翁矣！”
写《志在鸿鹄》的这一年，沈德鸿十五岁。
他为了实现自己“以天下为己任”的宏大抱负，孜孜不倦地读书读报，接受爱国、自由的精神熏陶，吸取科学、民主的思想营养。
他还跟着钱老先生的弟弟钱玄同（代国文教员），读史可法的《答清摄政王书》，念黄遵宪的《台湾行》：“城头蓬蓬擂大鼓……”背梁启超的《横渡太平洋长歌》：“亚东大陆有一士，自名任公其姓梁……”抄出文天祥《正气歌》中的句子帖在宿舍中的床头，引吭高吟：“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三年级上学期，沈德鸿向一个四年级的大同学学会了篆刻。一天，学校里的一些纨绔子弟组织一次会议，为保密起见，会前印了门票。一些思想进步的同学，要和他们斗争，但苦于无票入门。这时，德鸿想出了一个办法，仿照他们的门票刻了枚肖似的图章，印出了不少票子。进步的同学拿了闯入会场，展开斗争，把他们的会场搅散了。
放暑假后，他回到家里，用父亲遗留下的旧石章，自己治了十几方印章，除刻了“德鸿”、“雁宾”、“T·H”、“沈大”等姓名章外，还刻有“醒狮山民”、“志在鸿鹄”等言志印。
他把这些印章，或镌在书籍封面，或盖在《文课》（作文本）扉页，当作一面面镜子、一方方磨石，警醒、砥励自己上进、奋飞。
五、除名
德鸿在1911年秋初转学到嘉兴府中学四年级读书。原来已在那里上学的凯崧，比他小一岁，因为是四叔祖的儿子，德鸿叫他“凯叔”。这一对叔侄，是一对要好的同窗学友。
德鸿之所以转学到嘉兴，是因为听凯崧说起嘉兴府中学英文教员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比湖州府中学的英文教员强得多，而且，嘉兴中学教员与学生平等，师生宛如朋友。校长方青箱是革命党，教员大部分也是革命党。师生之间民主、平等，也是嘉兴中学的校风。
四年级第一个学期，是在辛亥革命的热烈、兴奋、激动中度过的。一放寒假，他们两个人便结伴反回了乌镇。
一天上午，雪后初晴，德鸿到镇上去看一个同学。他母亲见邮递员投进一封信，接过一扑克，是德鸿学校寄来的。她拆开信封，从里面抽出两张纸，一张是德鸿的大考成绩单。
看到儿子门门功课优秀，她脸上浮现出了微笑。另一张纸是什么呢？她一看，大吃一惊：
“啊！‘除名通知’。怎么，德鸿被学校开除了？”因为生气，她拿信的手也颤抖起来，又感到一阵眩晕，站立不稳，赶忙转身坐到一把太师椅上。
这时，德鸿从门外进来，见到母亲脸色难看，急忙上前问侯。母亲问道：“你，你说，你在学校里做了什么坏事？”这使他象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便说自己在学校没有做过对不起母亲的事。
“没有？那学校为什么把你开除了？”陈爱珠说着把学校的“除名通知”递给儿子。他接过一看，顿时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在心里骂了一句：“陈凤章这个坏蛋！”
看见他不吭声，陈爱珠催问道：“你怎么不说话，还想瞒我吗？”
“我没有做坏事。不信你问凯叔好了。”德鸿对母亲说。“好，我就叫人去找凯崧来。”
她说着便唤人去喊凯崧前来。
不一会儿，凯崧跟着沈家的佣人走来了。还未等陈爱珠开口，他就从衣袋里取出一张纸递过去。陈爱珠一看，原来也是一张同样的“除名通知”。她着急地问，这一对叔侄、同学究竟因为什么被学校开除呢？
德鸿和凯崧便把他们被“除名”的原委说了出来：
11月初，德鸿、凯崧同时接到学校通知：嘉兴已经“光复”，因学校临时放假返家的学生，着立即回校上课。他俩结伴返校后，才知道教员中的几个“革命党”（同盟会会员）
已离开学校，或参加革命军，或到军政府工作。老校长方青箱已经出任嘉兴军政分司的官职，校务无暇顾及，目前的校务由一位新来的学监陈凤章负责。这位新学监一反方青箱的做法，把嘉兴府中学师生之间民主平等的校风抛到一边，按照旧的一套教育方法管理学校，只准学生埋头读书，不让学生过问政治。德鸿在后来回忆时写道：“这位学监说要整顿校风，巡视各自修室，自修时间不许学生往来和谈天。我觉得‘革命虽已成功’，而我们却失去了以前曾经有过的自由。”
一天晚上，凯崧到德鸿的自修室来，拿着一张刊和革命军光复各地消息《申报》，指着对德鸿说：“你读读这一段！”德鸿接过报纸看了起来，几个同学闻声也围拢在他俩身旁。这时，猛然传来大声的喝斥：“自修时间不准谈天！你们知道吗？”
他们往门口一看，学监陈凤章铁青着脸正举着手杖怒视着教室里的学生。几个围在一边的学生赶紧溜回到各自的座位上，只剩下德鸿和凯崧。陈凤章此时已站在两人面前，抓起课桌上的那张《申报》撕成破纸，扔在地上。
“你怎么撕掉我们的报纸？”德鸿不服，起身问学监。
“不准读报！”陈凤章想不到这个学生竟然敢质问他，便说：“自修时间要做功课！”
“我们功课都做完了，看报不行吗？”凯崧问。
“不行！我说不行，就是不行！”陈凤章专横地大声说。
“方校长让我们读报的！”“也允许我们自修时间往来和谈天！”德鸿、凯崧不服，和陈凤章争吵起来。这时，不少学生围了过来，也帮他俩跟学监讲理。还有一个学生把陈凤章的手杖悄悄拿走藏了起来。陈凤章讲不过学生，又找不到手杖，气急败坏地说：
“好！你们不服我学监管教，居然如此捣乱，看我不处理你们！”一边说一边离开了自修室。
第天，陈凤章就挂出布告牌，对德鸿、凯崧等几个学生给予记过处分。
德鸿、凯崧和其他被记过的学生都不服，他们认为自己并没有“捣乱校纪”，是陈凤章故意刁难他们。一个同学说，“他是拿我们开刀，杀鸡给猴看！”另一个同学说，“去找方校长，告他！”
恰在这时，德鸿收到家里母亲的来信和汇款，嘱他好好复习功课，把期终的大考考好。
又叮咛他：“一人在外，要处处谨言慎行。”汇来的钱作他寒假回家的路费。于是他对凯崧和另几个相好的同学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算了！”
凯崧说：“等大考完了再跟他讲话！”
紧张的大考考过以后，德鸿、凯崧和几个同学去郊游。他们在南湖划船、赏景，还在烟雨楼中喝酒，又谈起学监给他们记过处分的事情，都愤愤不平。德鸿没有喝酒，对于同学的气忿之情，也抱有同感。他们回校后，几个同学趁着酒兴就去找学监陈凤章，质问：
“凭什么记我们过？”
“你们捣乱校纪，目无学监！给你们记过处分，这是轻的。看你们还敢再捣乱！”陈凤章说完，“砰”一声关上门，不再理他们。
有两个年岁大的学生，听了这话更加气愤，经过布告牌时，拾起两块石头，打碎了布牌。
德鸿和凯崧看了，也说砸得好，也了一口气。
回到宿舍后，他看到同学打死的一只老鼠，起了一个恶作剧的念头。他叫凯崧找来几张南货店糕点的草纸，把那只死老鼠包在里面，外面贴上一张红纸，象是一只礼品包。他抓起毛笔，在“礼包”的封套上写道：“南方有鸟，其名为雏。子知之乎？夫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食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雏过之，仰而视之曰：‘赫！’今子欲以之梁国而吓我邪？”
这是德鸿早已背得滚瓜烂熟的《庄子》中《秋水》里的句子。凯崧看了，拍手喊道：
“妙！妙！德鸿，这个脑筋只有你动得出。”
德鸿笑着抓起这个包着死老鼠的“礼包”，说道：“凯叔，走！我们给学监送礼去。”
两人悄悄地把这个“礼包”放到陈凤章的办公室里，看看没有人瞧见，就回到宿舍。
他们给学监送了这份特殊的“年礼”之后，第二天就回到乌镇度寒假了。两人哪里想得到，这下会闯了祸──被学校开除了。
陈爱珠听了儿子和凯崧的叙述，感到学监太专横，德鸿他们因为反对学监的专制而被除名，也情有可原。她看看两份同样的“除名通知”，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说：“看来学监对你们还算客气，居然给你们寄来了大考成绩单。”待凯崧走后，她望了望儿子说：
“德鸿，你今后到哪里去读书呢？是不是还回湖州？”
德鸿表示不想回湖州。陈爱珠安慰儿子说：“到何处去，一时不忙，只是年份上不能吃亏，你得考上四年级下学期的插班生。”
后来，经过反复考虑，陈爱珠决定让德鸿到杭州读书。而凯崧由决定到湖州中学去。直到两年后，这一对叔侄与同窗好友才在北京会面。
六、学作对联
1912年初春的一天下午，沈德鸿乘坐的“乌杭班”客轮抵达杭州卖鱼桥码头。他提着一只小皮箱，夹着一个铺盖卷，登上岸来。叫了一辆黄包车，拉他到了位于葵巷的安定中学，很快办好了入学手续，成了这所四年级的正式学生。
他是一个月前来杭参加插班考试而被录取的。当时他住在一家与他这“泰兴昌纸店”有业务来往的纸行里，曾听纸行老板说过，创办安定中学的是一个姓胡的大商人，住宅有花园，花园里有四座楼，每座楼住一个姨太太。他办这安定中学是要洗一洗被人说成铜臭的耻辱。
其实，创办安定中学的大实业家胡趾祥，并不是一个满身铜臭的奸商，而是一位具有爱国心的有远见的富商兼学者。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举国上下力图复兴，多以科学足以救国，大兴办学之风。”胡趾祥的好友胡适、邵伯炯、陈叔通，都力劝他创办学校。
《杭州文史资料》载：“胡趾祥即手示二子焕、彬，拨八千元为开办费，六万元储息为学堂经常费，并请陈叔通来杭筹建。”他的治学精神是：“学唯诚意正心四字，教育经义治学两斋。”为了办好学校，与公立中学竞争，凡是杭州的好教员，他都千方百计聘请来。如当时被称为浙江才子的张相（献之）、举人俞康侯就被聘请担任国文教员，其他的数理化和史地教员，也多为知名学者和外国留学生。这些教员熏陶、培育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与德鸿先后在安定中学毕业或肄业的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尹民，及范文澜、钱学森、潘洁兹、蔡振华、华君武、冯亦代等人。
新的校园，新的师长，新的同学，这里的一切都使沈德鸿感到新鲜。杭州人说话差不多每句话都带着个“儿”，也是他闻所未闻的。教员上课没有通用的固定课本，每个教员爱教什么就教什么，不受任何约束。因此，学生上课的兴趣很浓厚。
德鸿上的第一堂国文课，是张相（献之）教的。他对同学们说：“我要教你们作诗、填词。但是，学人选对子是作诗、词的基本功夫，所以我要先教你们作对子。什么是对子？
你们知道？……”
对子，德鸿当然知道，这就是对联嘛。虽然他还不会作对联，却接触过不少对联。他的祖父沈砚耕擅长书法，常用楷书为乌镇的商店、人家书写对联。他常站在一旁观看。他舅父陈粟香也是一个喜欢作对联的人。前年暑假，他跟母亲到外婆家“歇夏”，曾听陈粟香舅父和母亲谈话。舅父说：“北面一箭之远，前年失火，烧掉了十多间市房，其中有我的两间。今年我家在这废墟上新造了两间。附近人家就议论纷纷，说是我既来带头，市面必将振兴。可是谁不知道，‘乌镇北栅头，有天没日头’，北栅头多有是小偷、私贩、盐枭，如何有把握振兴市面呢？上梁的日子，我写了一副对联贴在梁上。上联是：
岂冀市将兴，忙里偷闲，免白地荒芜而已。”德鸿母亲问：“那下联呢？”“下联是：
诚知机难测，暗中摸索，看苍天变换何如？”德鸿母亲笑道：“你这是实话。对联作得好，白地对苍天尤其妙。”至于母亲写在父亲遗像两旁的那副对联，他更是历历在目。
德鸿竖起耳朵聆听张献之讲解对联的特点和写作方法：撰写对联，看来虽似小道，却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学问见识和文字功夫，例如区分平仄，要懂音韵；别词类和句子结构，要懂文法；遣辞造句，须善修辞；用典使事，须熟文史……这使得他懂得作对子是诗词的真功夫，不是什么雕虫小技。
张献之在课堂当场示范，详细地讲解平仄如何直协调，词类怎样选择，哪里是描写，何处是议论。并且，常常写了上联，叫学生们做下联。做后由他当场批改。
又有一天，德鸿听张献之为他们讲长联的写作：“说到长联，昆明大观楼的长联，恐怕是最长的了。”
这是德鸿不知道的。于是专注地盯着黑板，只见张先生一字一句地把全联默写了出来。
他数了一下，两联共有一百八十字。
张献之要每个学生就西湖风光也来做一对长联。
沈德鸿过去写史论、时论和游记都颇好，却从未作过对联。然而作对联的兴头被张先生鼓得高高的，便就年前游西湖所见的风光景色，模仿黑板上的大观楼长联写了起来。他先写了一句“欲把西湖比西子”，心想不好，这是前人的诗句，应自出心裁地写。又写道：“万顷湖平似玉境静无尘照葛岭苏堤凭栏看云影波光照我全身入画”，可是下联如何对呢？他怎么凑也凑不好，不是平仄失调，就是词语失对，甚至结构不相应。这一来，他才知道“求长不难，难在一气呵成，天衣无缝。”
四月，一个星期天的上午，他一人到西湖游玩。这时的西湖已是桃花飞红，翠柳飘絮，晴光拂眼，游人如织。他却无心赏看，而是徜徉在一处处楼台馆阁所挂的对联之间。他来到一副对联前，只见上写：“翠翠红红处处莺莺燕燕，风风雨雨年年暮暮朝朝”。他品味着，觉得昨天上课时张先生的分析确是入木三分：“这对联虽见作者巧思，但挂在西湖可以，挂在别处也可以，只要风景好的南方庭院，都可以挂，此乃这副对联的弱点。”
走过西泠桥，便是苏小小墓。沈德鸿知道，苏小小是南齐时的一个侠妓。在她的坟墓的小石亭上，刻满了各种对联。于是在本子上抄录着。忽然听到一个人唤他的名字，扭头一看，是同班同学胡哲谋。
“张先生讲的哪副对联在哪里，你找到了吗？”胡哲谋问。
“呶，在这里，你看。”德鸿指给他看。
这副对联是：“湖山此地曾埋玉，风月其人可铸金。”张献之对这一对联极为称许，他在课堂上解释道：“湖山对风月，妙在湖山是实，风月是虚，元曲中以风月指妓女者甚多，风月即暗指墓中人曾为妓。地对人，亦妙，天地人谓之三才。铸金，杂书谓越王勾践灭吴后，文种被杀，范蠡泛五湖去，勾践乃铸金为范像，置于座右。铜，古亦称金，不是今天所说的金。说苏小小可铸金，推重已极。”德鸿看看眼前石柱上这副未曾署名的对联，更感到张先生分析得透辟。胡哲谋对他说：“张先生指出的此联，的确是这些称赞苏小小联语中的佳作。”
他俩又结伴同去岳王庙、灵隐寺，抄录了许多楹联。待到日暮时离开湖滨返校，他的小本子已记得满满的。
沈德鸿后来写道：“张先生经常或以前人或以自己所作诗词示范，偶尔也让我们试作，他则修改。但我们那时主要还是练习作诗词的基本功：作对子。张先生即以此代其他学校必有的作文课。”
1913年夏天，沈德鸿成为杭州私立安定中学第八届毕业生之一，以三年半时间修完五年的中学课程，提前毕业了。
对于西湖风光，他一直未能制作一副长联，直到1979年8月才为《西湖揽胜》画册填了一首《沁园春》：
西子湖边，
保叔塔尖，
暮霭迷蒙。
看雷峰夕照，
斜晖去尽；
三潭印月，
夜色方浓。
出海朝霞，
苏堤春晓，
叠嶂层次染渐红。
群芳圃，
又紫藤引蝶，
玫瑰招峰。
人间万事匆匆，
邪与正往来如转蓬。
喜青山有幸，
长埋忠骨；
白铁无辜，
仍铸奸凶。
一代女雄，
成仁就义，
谈笑从容气贯虹。
千秋业，党英明领导，
赢得大同。
七、北大深造
“德鸿，你来看！”陈爱珠指着《申报》上的一条广告对儿子说。
那是《北京直辖各校招生一览表》。招生的学校有北京大学预科、法政专门学校、工业专门学校和医学专门学校，其中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和第二类各招80名，考试科目有史地、国文、英文、数学、理化、博物和图书。
德鸿看完这则招生广告，听母亲说，外婆给她的一千两银子，自他父亲逝世后存在乌镇的钱庄里，到现在连本带息已有七千元。他和弟弟两人平均分，各得一半，每人三千五百元。这样，她还可以供德鸿再读三年大学。北京大学预科的毕业年限正好三年，所以她想让德鸿报考这所大学。又对儿子说：“你卢叔在北京的财政部供职，你到北大预科求学，可以得到他的照顾。再说，北京大学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早两年，他们的毕业生都钦赐翰林呢。进这所大学，准能得到深造！德鸿，你考这所学校，行不？”
“妈，你想得周到，我就考北京大学预科吧。”德鸿答道。
7月下旬，他来到上海，借住在二叔祖家里。然后到设在江苏教育总会内的报名处去报名。
这时，他才知道北大预科第一类是文、法、商三科，第二类是理、工、农三科。虽然考试科目相同，但是愿入大学预科第一类者得于理论、博物、图书三门中免试二门。他想，自己数学不行，不是学理工科的料，还是读文科为好，于是选报了第一类。
8月11日，沈德鸿一大早来到虹口唐山路的澄衷学校，按时进入试场应考。除了数学，其它几门课他都考得很顺利，尤其是国文和英文。
返回乌镇，他将自己选报第一类和考试的情况禀告了母亲。他后来写道：“这时我的不能遵照父亲遗嘱立身，就是母亲也很明白晓得了。但她也默认了，大概她那时也觉得学工业未必有饭吃……，还有一层，父亲的遗嘱上预言十年之内中国大乱，后将为列强瓜分，所以不学‘西艺’，恐无以糊口；可是父亲死后不到十年，中国就起了革命，而‘瓜分’一事，也似乎未必竟有，所以我的母亲也就不很拘拘于那张遗嘱了。”
陈爱珠这位知书识礼、通情达理的母亲，是最了解自己的儿子的，她听了儿子的禀告，只说了一句：“看来也只好如此了。”
过了几天，《申报》上刊出了北大预科录取的新生名单。然而他和母亲找来找去，只找到一个“沈德鸣”。他母亲猜想，“鸿”、“鸣”字形相近，想必弄错了。不久，录取通知终于寄来，他被录取了。
9月初，德鸿从上海搭乘海轮北上。抵天津后，再坐火车到北京崇文门车站。他的表叔卢学溥派了儿子卢桂芳，带着佣人接他，表兄表弟一见如故。卢桂芳虽比他小几岁，却很能干。在陪德鸿到预科新生宿舍所在的译学馆安顿下来之后，他告诉德鸿，自己在读中学，还没毕业。德鸿问了他，才知道卢表叔担任的是公债司司长，每天都忙得很。
这天晚上，他到卢表叔家吃晚饭。卢学溥见了德鸿，笑着说：“几年不见，德鸿长得一表人才了！”又对桂芳说，“那年你表兄十二岁，他祖母和二姑母主张他到纸店做学徒，我想，这不是要把‘料改成马褂’吗？就去对他祖父母和他母亲说，才使他能继续求学。
德鸿，你母亲为了你能读书，可真是操够了心呵！”他嘱咐德鸿有什么困难就来找他，缺什么就到他家里拿。饭后喝茶时，卢学溥对桂芳提起德鸿童生会考曾获第一名的往事。
德鸿说，那全是卢表叔的鼓励。卢学溥夸他说，他那篇《试论富国强兵之道》的作文确实写得好。“我还记得给你写了一段批语，却忘记了，你还记得吗？”
德鸿见问，答道：“您写的是，十二岁小儿，能作此语，莫谓祖国无人也。”
这一说，卢学溥也记起来了，“对么，我是针对你写的那句‘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说的。德鸿，桂芳，你们不仅要记住这句话，还要以这句话立身行事。”
几天后，大学的新生活开始了。
沈德鸿看到了许多外国教授，教外国文学和第二外语──法语的都是外国人。中国教授大多是有名的学者，如教国文的沈尹默，教文字学的沈兼士，教中国历史的陈汉章等。
德鸿喜爱读的依然是小说。大学的图书馆里有各种各样的小说，任凭他随意借阅。他曾写道：“……中国的旧小说，我几乎全部读过（包括一些弹词）。这是在十五、六岁以前读的（大部分），有些难得的书如《金瓶梅》等，则在大学读书时读到的。我那时在北京大学尽看自己喜欢的书……”
然而他并没有放松各门功课的学习，对于沈尹默的古代文论课，更是学得津津有味。
沈尹默学贯中西，精于诗文。他教国文，没有讲义，对学生们说：“我只指示你们研究学术的门径，如何博，在你们自己。”
这种讲授方法，同学中有很多人一时不适应，而沈德鸿并不感到很陌生。还是在安定中学读书时，张献之教国文就不用讲义，另一个姓俞的国文教员也不用讲义。
然而，他发现沈尹默的教法，又跟张献之和俞先生有所不同。沈尹默更多的是教他们治学之道和研究的方法。
在课堂上，沈尹默教学生读《庄子》的《天下篇》，《荀子》的《非十二子篇》和《韩非子》中的《显要篇》。德鸿竖耳听他说：“要了解先秦诸子各家学说的概况，以及他们互相攻讦之大要，读了这三篇就够了。你们课外要精读这些子书。至于《列子》，是一部伪书，其中还有晋人的伪作，但《杨朱》篇却保存了早已失传的‘杨朱为我’的学说。”
这样的课，是他在中学时未曾听过的。以往教师讲的都是知识，他只要记住、理解就行了。而现在，德鸿的面前却闪着一个个诱人的问号，召唤他去研究、解释，去伪存真，去芜存精。这是多么有趣呵！
由于得到沈尹默的指点，沈德鸿下功夫精读了《典论·论文》和《文赋》，还有刘勰的《文心雕龙》，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刘知几的《只通》。
对于外国文学，他的兴趣也很浓厚。两个外籍教授，分别教他们读司各特的《艾凡赫》与狄福的《鲁滨逊漂流记》。教《艾凡赫》的外国教授，试着用他刚学的北京话讲解，反而弄得学生莫名其妙。沈德鸿便在一张纸条上用英文写道：“请您还是用英语给我们解释。”递上去后，外国教授读了，微笑着点点头，改用英语上课。这样，同学们倒容易懂他的讲解，师生双方都感到了轻松、愉快。
第二学期，一位年轻的美国教授来到德鸿所在的班级上课。他刚从美国一所师范大学毕业，很懂得教学方法。德鸿在看望卢学博时说，“这位美国教授最受我们欢迎啦。他教我们莎士比亚的戏曲，先教了《麦克白》，后来又教了《威尼斯商人》和《哈姆莱特》。
一学期以后，他就要我们作英文的论文。他不按照一般的英文教法，先得学写叙述、描写、辩论等，而是出了题目让我们自由发挥，第二天交卷。”
在植材小学读书时，沈德鸿学的就是英国人纳司非尔特编的英文文法读本，从小奠定了英文的基础。中学阶段，他的英文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如今得到这位善于教学的美籍教授的指导，他英语的读说听写能力又大为提高。
同班的徐佐，是浙江富阳人，和沈德鸿是大同乡、好朋友。他的英文程度较差，每逢写英文作文，总是悄悄地对沈德鸿说：“老乡，多多拜托！”
沈德鸿向他眨眨眼，低声回了一句：“放心，‘捉刀’有我！”他先代徐佐写好一篇，然后作自己的。往往别人写完一篇的时候，他已作好两篇英文作文。
但是他出手虽快，却常常有小错误。每次作文发下来，便看到美籍教授替他一一作了修改。
每年暑假，德鸿总是南下还乡看望母亲；而每逢寒假，他都遵照母亲嘱咐留在学校，通读了向卢学博借来的“二十四史”。
1916年3月，当青年沈德鸿即将结束三年预科学习之际，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早先预备的大量广东焰火，本来打算在袁世凯正式登上皇帝宝座时用来庆祝的，如今只好在社稷坛放掉。
沈德鸿和同学们听说后，在夜里翻过宿舍的矮围墙，奔往社稷坛观看燃放焰火。他看到一串串、一簇簇的焰火飞上夜空，闪闪烁烁的美丽火花，组成了“天下太平”四个大字。
站在他旁边的一个老人说：“本来还有一个大‘袁’字，临时取消了。”
“民心不可违呵！”沈德鸿想。
6月，当他正准备最后一次大考时，袁世凯死了。他说：“死得好！早该死了。”
7月，沈德鸿从北京大学预科毕业了。这年他二十岁。
八、“商务”第一天
1916年7月27日清晨，一艘小客轮在上海十六铺码头靠岸。沈德鸿提着一只小皮箱，挤出熙熙攘攘的人群，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然后，走到街上，吃了一点早点，便问了问路，匆匆向河南路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走去。
他一路想着心事：不知道能不能见到张元济总经理？无一面之识，他肯见吗？不怕，我有他们印书馆北京分馆经理孙伯恒写给他的介绍信。虽然我也不认识孙伯恒，不过我知道此人，他常找财政部公债司司长卢表叔。听卢表叔说，这位孙伯恒巴结他，是有求于他，想要他同意由商务印书馆承印公债券。他想起母亲上个月底对他说的话：“德鸿，你还没有回来，我就让你祖父给卢表叔写信了；我也写了信，叫你卢表叔不要给你在官场和银行找职业。他可能一时没办法，你可要准备在家闲居半年呵！”谁知不到十天，卢表叔就来了信：“……接信后，速去上海见张经理。张元济（菊生）先生翰林出身，是商务印书馆创办人之一。……”母亲说：“你父亲去世后，留下的钱我分成两份，你和弟弟每人一千元。你的一份这些年用得差不多了，我没有办法供你再读下去。
这下好了，商务印书馆里的书很多，听说他们有个涵芬楼，藏有许多善本、珍本书，你可以好好利用，一边做事一边深造。”德鸿对母亲说：“妈，您放心。我会努力的！”
沈德鸿照着旁人的指点，找到了商务印书馆发行所。他向营业部的一个售贷员打听总经理办公室在哪里。这个售货员只把嘴一呶：“三楼。”他又问了另一个人，才知道上三楼要从营业部后面的一个楼梯上去。谢过那人，他转到营业部后面，刚到楼梯边，就有一个人拦住他问：“干什么？”
“请见张总经理。”
那人用轻蔑的眼光把他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看沈德鸿一身穷学生的打扮，冷冷地说：
“你在这里等吧。”
沈德鸿心中来了火，也冷冷地扔给他一句话：“我有孙伯恒的介绍信。”
一听“孙伯恒”三个字，那人立刻面改笑容问道：“是北京分馆孙经理么？”
沈德鸿不回答，从口袋里取出印有“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红字的大信封，对那人一晃。
那人的笑容更浓了，很客气地说：“请，三楼另有人招呼。”
沈德鸿在心里说了一句：“势利小人！”随即慢慢地向三楼走去。拐弯处，他回头往下一看，果然在那人对面的一条板凳上坐着两个人，想来是等候传呼然后才可上楼的。他不禁想道：“好大的派头！不知总经理的威严又是什么样？”走了三楼，他觉得这里比一楼、二楼矮多了。地方也小，显然很不相称。一间办公室门前摆着张方桌，坐在桌后的一个职员见了他，说道：“过来，先登记。什么姓名？”
“沈德鸿。有人介绍我来见张经理。”
“也得登记。”那职员一本正经地说。
沈德鸿一声不响，又从衣袋拿出那个大信封来。职员接过去一看，口里念道：“面陈总经理张台启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孙”──这个墨写的大“孙”字，恰恰写在红色印的“馆”字上面。
“我马上去传达。”那职员满面笑容地对他说，推开门走进去不久带着一个人出来，低声对那人说：“请稍等候。”又侧身引路对沈德鸿说：“请进。”沈德鸿进了门，他就把门关上了。
沈德鸿走进室内，看见一排明亮的玻璃窗前放着一张大写字台，旁边坐着一个中年人，长眉细目，满面红光，心想：他就是张元济了。
张元济指着一把圈椅说：“坐近些，谈话方便。”
沈德鸿坐下。张元济问他读过哪些英文和中文书籍。他简短扼要地回答了；张元济点点头，然后说：“孙伯恒早就有信来，我正等着你。我们编译所有个英文部，正缺人，你进英文部工作好吗？”沈德鸿答：“好的。”张元济又说：“编译所在闸北宝山路，你没有去过吧？”沈德鸿表示不认识宝山路。这时张元济拿起电话，用流利的英语跟对方说：“前天跟你谈过的沈先生，对，沈德鸿，他今天来了，一会儿就到编译所见你，请同他面谈。”挂上电话，张元济对他说：“你听得了吧？刚才我同英文部部长邝博士谈你的工作。现在，你回旅馆，我马上派人接你去宝山路。你住在哪个旅馆？”沈德鸿说了旅馆名称和房间号码。张元济随手取一张小纸片记下，念了一遍，又对他说：“派去接你的人叫通宝，是个茶房，南浔人。你就回旅馆去等他吧。”说完站了起来，把手一摊，表示送客。沈德鸿对他鞠躬，转身走出这间总经理办公室。
回到旅馆，他把简单的行李理好。在等候去编译所时，他回想张元济的办公室是那样的朴素，墙上不挂任何字画，大写字台对面的长几上，堆着许多中、英文的书报。初次见面，商务印书馆张经理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等了一会，通宝来，帮他把行李装上一辆相当漂亮的小轿车后，就对司机说：“走！”
沈德鸿还是第一次坐小轿车，他以为是出租汽车。通宝说：“这是总经理的车子。出租汽车哪里去找？如果坐黄包车，起码得一个小时，那就误了事了。是总经理派汽车接我到河南路，又叫原车送我们到编译所。”沈德鸿有点惊讶地说：“啊！你是编译所的茶房！”通宝点点头，告诉他：“我是南浔人，南浔离乌镇一十八里，我们也算同乡。你到编译所做事，不管有什么要帮忙的，找我就行。”沈德鸿听他口气不小，猜不透他是什么来头。他这时还不知道，通宝是编译所茶房的头头，也是编译所茶房的元老，所里的茶房清一色的南浔人，都是他引进去的。
到了宝山路，通宝把他的行李卸在一座二层楼的小洋房里，就带他到编译所会见英文部部长邝富灼博士。这位邝博士是华侨，原籍广东，在外国大学毕业后得的博士，大约四十多岁。他不大会说广东话，说英语却顺口。见到沈德鸿，就用英语谈话。他说：“欢迎你到我们英文部做事。我跟总经理商量，安排你在我们英文部新近设立的‘英文函授学校’，工作是修改学生们寄来的课卷。我们英文部现在有七个人，大家来认识认识。”
邝博士招呼着同事们，一一向沈德鸿介绍：“英杰文函授学校”主任周越然，编辑周由廑、平海澜，改卷员黄访书，办事员胡雄才。
二周是兄弟，他俩和胡雄才都是湖州人，三人和沈德鸿握手时说：“我们是乡。”听到通宝和这三位同事的浙江乡音，一股暖流涌上沈德鸿的心头，仿佛异乡见到了亲人一般。
他对邝博士和大家说：“我刚来所里做事，一切都不懂，请诸位今后多多指教。”
他的第一天的工作很轻松，只改了四五本“英文函授学校”学生的课卷。
下了班，和他年岁相近的胡雄才到宿舍看他，对他说自己还是练习生，每月薪水只有十八元。沈德鸿的薪水每月二十四元，是“编译”一级最低的工资。以后每过一两年，可以加五元。
“你与总经理是不是亲戚？”胡雄才盘问沈德鸿。
“不是。”
“不是？我才不信哩。你说不是亲戚，可是自有编译以来，从没有听说一个最低一级的小编辑，是坐了总编辑的专用车、由茶房头脑伴送来的。”
沈德鸿也不和他多辩论。因为他觉得胡雄才的推论是合理的。胡雄才还悄悄告诉他：
“我们编译所里，有好多人每月薪水一百元，但是他们长年不编也不译，只是每天这里瞧瞧，那里看看，跟一些拿着高薪又不干事的人咬耳朵说话。你不知道，这些人都有特别的后台，特殊的背景，他们跟老板关系密切。你可不要得罪他们啊！”
送走胡雄才，沈德鸿躺在床上，觉得浑身很疲倦，但胡雄才说的编译所内幕情况，使他久久不能入睡。他想，母亲写了极诚恳的信，请卢表叔不要把自己弄到官场！今后的路，究竟该怎么走呢？
九、入文学之门
沈德鸿到英文部工作已有一个多月了。一天，他翻阅新近出版发行的《辞源》时，心有所感，忍不住给张总经理写了一封信。在信的开头，他赞扬“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事业常开风气之先，《辞源》又是一例。”接着，举出《辞源》中的一些条目在引出处时，有“错认娘家”的，“而且引书只注书名，不注篇名，对于后代颇不方便。”最后，他写道：“《许慎说文》才九千数百字，而《康熙字典》已有四万多字，可见文化日进，旧字不足应付。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文化突飞猛进，政治、经济、科学三者日产新词，即如本馆，早已印行严译《天演论》等名著，故《辞源》虽已收进‘物竞天择’、‘进化’诸新词，但仍嫌太少。此书版权页上英译为《百科辞典》，甚盼能名实相符，将来逐年修改，成为真正的百科辞典。”
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这封信居然引起了张元济的注意。当晚，有一位同事悄悄告诉他：
“你那封信，总经理批交辞典部同事看后送请编译所所长高梦旦核办。”
第二天上班后，高梦旦把沈德鸿叫到小会客室里谈话，对他说：“你的信很好。总经理同我商量过，你在英文部，用非其材，想请你同我们所里一位老先生──孙毓修，合作译书，不知意下如何？”德鸿蓦然想起，他在植材小学时学校奖给他的那本《无猫国》，不就是孙毓修编译的吗？这位孙老先生大概英文很好，要我同他合作译书，不知怎样做法，译什么书？他向高梦旦表示愿意后，高梦旦就带他去见孙毓修。经过交谈了解，他发现这位高级编译的英文小平并不高，编译的《欧洲游记》是按意译用骈体文写成的。
他要德鸿合译的书是卡本脱的《人如何得衣》（出版时书名为《衣》）。
“老先生的文笔别具风格，我勉力续貂，能不能用，还请老先生裁定。‘德鸿谦逊地说。
“试译一章看吧。”孙毓修自负地回答。
他摹仿孙译的前三章，仅用三四天便译出了一章，孙毓修不以为然地说：“真快。毕竟年轻人精力充沛。”待看完德鸿的译稿，他笑道：“真亏你，骤然看时仿佛出于一人手笔。”德鸿说：“惭愧。还得请你斧削。”孙毓修只不过改动了几个字，便把译稿还给德鸿：“你再译几章，会更熟练些。”
“不跟原书校勘一下么？也许我有译错之处？”
孙毓修摇摇头：“本馆所出的译本，向来不对校原著，只要中文好，就付印。”
这使德鸿大吃一惊，怎么会这样呢？后来才知道，这是因为编译中没有人肯做这项吃力不讨好的校勘工作。
这本《衣》译完后，他又译了《食》、《住》两本，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这是他最早的译著。
他们两人合作的还有《中国寓言初编》。出版时，版权页上印的是：编纂者桐乡沈德鸿，校订者无锡孙毓修。这本书在两年内就印了三版。
在德鸿看《衣》、《食》、《住》三书的校样时，主编《学生杂志》的朱元善找到他说，《学生杂志》上没有登过小说，现在打算登点科学小说，请他找点材料。德鸿答应后，在涵芬楼图书馆的英美旧杂志中，找到一些材料，译写出了一篇《三百年后孵化之卵》，交给朱元善，发表在《学生杂志》1917年第一期上。以后，他又与胞弟德济合译了《两月中之建筑谭》，还译编了《履人传》、《缝工传》，都是科学小说一类的通俗读物。
在这以后的两年里，受孙毓修的影响，朱元善的鼓励，沈德鸿编著了许多童话，有《大槐国》、《负骨报恩》、《狮骡访猪》、《狮受蚊欺》、《千匹绢》、《蛙公主》、《牧羊郎官》……等等，先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与此同时，他创作的童话《寻快乐》、《书呆子》，也由商务印书馆分别于1918年11月和1919年3月出版了。
在两年里沈德鸿从翻译科学小说和编著童话，开始了他的编著与文学的生涯。他还在《学生杂志》、《妇女杂志》上发表了一些论文。对于其中的《学生与社会》，他很看重，曾说：“这篇文章可以算得是我的第一篇论文。当时年轻胆大，借着这个题目对二千年来封建主义的治学思想，发了一通议论。”而在《一九一八年的学生》一文中，他认为“亚东局势必且大变”，因而大声呼吁学生“翻然觉悟，革心洗肠，投袂以起”，并对学生提出了三点希望：“革新思想”，“创造文明”，“奋斗主义”。他后来说：
“从这篇文章，可以见到我当时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端倪。”“当然，那时候我主张的新思想只是‘个性之解放’、‘人格之独立’等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东西，还不是马克思主义，因为那时‘十月革命’的炮声刚刚响过，马克思主义还没有传播到中国。”
沈德鸿从1919年起，就“开始注意俄国文学，搜求这方面的书。”他说“这也是读了《新青年》给我的启示”。那时，他已读了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文章，对李大钊《庶民的胜利》十分佩服。鲁迅创作的第一篇反封建小说《狂人日记》，也使他激动不已。
“五四”运动爆发前夕，他在《学生杂志》上发表了《托尔斯泰与今后之俄罗斯》。这是他关心俄国文学后撰写的第一篇评论。他敏锐地指出：“俄人思想一跃出……二十世纪后半期之局面，决将受其影响，听其支配。今俄之Bolshevism（布尔什维主义），已弥漫于东欧，且将及于西欧，世界潮流，澎湃动荡，正不知其伊何底也。”
在“五四”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他开始专注于文学，翻译介绍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
在《学生杂志》和《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如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在家里》是他第一次用白话翻译的小说。在《近代戏剧家传》的长文里，他介绍了比昂逊、契诃夫等三十四个作家。
从这时候，他发表文章的署名已不是沈德鸿，而是“冰”、“雁冰”。年幼时，他祖父根据《诗经》中“鸿雁不定期宾”，为他取的字是“雁冰”。后来，他曾写作“宾”、“燕斌”，此时又据谐音写作“雁冰”。1919年11月18日，《学灯》上刊出《沈雁冰致虞裳》（通讯），可以认为是他以字代名，正式使用“沈雁冰”这一名字的开始。
“五四”之后，《新青年》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发表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这时学沈雁冰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如饥似渴地吞咽外国传来的各种新东西”及“各种主义、思想和学说。”他写道：“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学派被介绍进来，但十分吸引人，因为那时已经知道，俄国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取得胜利。”
他又写道：“也是在这种求真理欲的驱使下，我还译过两篇尼采的东西……，还写了一篇介绍尼采的文章《尼采的学说》，登在1920年初的《学生杂志》上。”
“五四”时期的沈雁冰，就是这样一个青年：热爱工作，爱好文学，追求真理，勤奋写作。
十、革新《小说月报》
沈雁冰在加入上海共产党小组不久，商务印书馆当局决定适应“五四”以来的新潮流，全面革新《小说月报》。由于在这之前，他已为《小说月报》半革新的几期撰写了《小说新潮栏宣言》、《新旧文学平议之评论》等文章，实际主持了该刊“小说新潮”栏的编辑事务，编译所所长高梦旦就约他谈话，在座的还有陈慎侯。
“王莼农已辞去《小说月报》和《妇女杂志》的主编。这一年来，你帮助这两个杂志革新，写了不少好文章。我们想请你担任这两个杂志的主编，不知沈先生可有意见？”
高梦旦说。
沈雁冰略思索一下说：“承蒙馆方看得起我，但我只能担任《小说月报》的编辑，《妇女杂志》不能兼顾。”
高梦旦还想劝学雁冰兼任。高级编审、他的智囊陈慎侯在他耳边悄悄说了几句，他便不再提这件事了。又问：“沈先生，你全部改革《小说月报》，有哪些具体办法？”
“让我先了解《小说月报》存稿情况以后，再提办法，现在还说不上。”
“好的。你就立刻去办吧。”高梦旦最后说。
沈雁冰向王莼农了解后，发现存稿全是“礼拜六”派的，林琴南译的小说稿也有十几万字。就向高梦旦提出：一，现在稿子都不能用；二，全部改用五号字（原为四号字）；
三，馆方应当给我全权办事，不能干涉我的编辑方针。
高梦旦与陈慎侯商量后，全部接受他提出的意见，但提醒他：明年一月号的稿子，两星期后必须开始发排，四十天内结束，一月号才能准时出版。
沈雁冰立即着手组稿。他不担心论文和翻译的稿件，只担心创作的。心想，北京有鲁迅，几年前我就读过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狂人日记》，真是好作品！可是，我同他素不相识；还有周作人，他写的文章也是极好的，但也未交往过；忽然他想起了王剑三（王统照），这个人的《湖中夜月》，是我给他发在《小说月报》第十一卷第十号上，何不写信给他，让他帮我联络一下呢？他当即寄出一封快信，告诉王剑三：《小说月报》即将完全革新，由他主编，请尽快写稿并约熟人稿子。
几天后，他竟收到了郑振铎给他的信。当时，他们两人还未见过面，互不认识。郑振铎说他是王剑超大型的好朋友，看了来信，大家都愿意供给稿子，并说他们正在组织一个新文学团体，叫“文学研究会”，发起了是周作人等，邀请沈雁冰参加。
这封信，给了他极大的鼓舞。在这年最后一期的《小说月报》上，他拟写了《本月刊特别启事》五则，第一则说：“近年以来，新思想东渐，新文化已过其建设的第一幕，而方谋充量发展。本月刊鉴于时机已至，亦愿本介绍西洋文学之素志，勉为新文学前途尽一分之天职。自明年第十二卷第一期起，本月刊将尽其能力，介绍西洋之新文学，并输进新文学应有之常识。面目既已一新，精神也当不同。”
第五则启事则宣布：“本刊明年起更改体例，文学研究会诸先生允担任撰著，敬列讲先生之名如下：周作人，瞿世英，叶绍钧，耿济之，蒋百里，郭梦良，许地山，郭绍虞，冰心女士，郑振铎，明心，庐隐女士，孙伏园，王统照，沈雁冰。”
1921年1月10日，第十二卷第一号《小说月报》以崭新的面貌与读者见面了。沈雁冰在他执笔的《改革宣言》中写道：“不论如何相反之主义，咸有介绍之必要。故对于为艺术的艺术与为人一的艺术，两无所袒。必将忠实介绍，以为研究之资料。”但是，“就国内文学界的情形言这，则写实主义之真精神与写实主义真杰作，未尝有其一二”，所以“在今日尚有切实介绍之必要。”这个宣言，第一次在中国新文学界高高地举起了写实主义（即现实主义）的旗帜！
第一号刊出了周作人、沈雁冰的论文和评论，冰心、叶绍钧、许地山等人的六篇创作，耿济之、孙伏园、王统照等人的译人，以及郑振择的“书报评介”和沈雁冰自己写的“海外文坛消息”。
《时事新闻》副刊《学灯》的主编李石岑读了这第一号，写信热情赞扬，并提出了一些希望。
沈雁冰写信表示感谢，他说：“中国的新文艺还在萌芽时代。我们以现在的精神继续做去，眼光注在将来，不做小买卖，或者七年、八年之后有点影响出来。”并且说：“我敢代表国内有志文学的人宣言：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世界文学中争个地位，并作出我们民族对于将来文明的贡献。”
这，就是新文学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的沈雁冰的抱负：让中国的新文学走向世界！
《小说月报》革新后，销数直线上升：5000──7000──10000，……商务印书馆地各地的分馆纷纷来电要求下期多发。商务印书馆的顽固派老板长期来憎恨新思想、新文学，此时竟在金钱驱使下屈服了。
十一、反击“礼拜六派”
沈雁冰在鲁迅和文学研究会会员的支持下，把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办得生气勃勃，吸引了社会各界读者，尤其是大中学校的青年学生。
鸳鸯蝴蝶派文人不甘心失掉《小说月报》这个地盘，他们或撰文发难，或暗中诽谤，扭成一股势力向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和沈雁冰个人发起了攻击，企图夺回《小说月报》的编辑大权。
这样的攻击，是沈雁冰意料中的。不过，他心里仍很苦恼。1921年9月21日，他给周作人写信，叙述了自己的心情：“《小说月报》出了八期，一点好影响没有，却引起了特别意外的反动，发生许多对于个人的无谓的攻击，最想来好笑的是因为第1号出后有两家报纸来称赞而引起同是一般的工人的嫉妒；我是自私心极重的，本来今年搅了这捞什子，没有充分时间念书，难过得很，又加上这些乌子夹搭的事，对于现在手头的事件觉得很无意味了，我这里已提出辞职，到年底为止，明年不管。”
后来，沈雁冰又在给周作人的信里说，因为编译所长高梦旦不同意，他“对于改革很有决心，”“我也决意再来试一年。”
1921年夏，高梦旦因自己不懂外文，主持编译所事务感到力不从心，征得张元济同意，到北京去请胡适来做编译所所长。胡适于7月来到上海，但他说要先了解一下编译所情况，再作决定。第二开，他在编译所会客室轮流“召见”所内的高级编辑和刊物主编谈话。
沈雁冰也被“召见”。他从来没见过胡适，但他早从陈独秀那里知道，在北京大学的教授中，胡适是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因此不胡适让他坐下后，他只回答胡适的询问，不想多谈。他观察胡适，只觉得这位大名鼎鼎的北大教授的服装有点奇特，穿的是绸长衫、西式裤、黑丝袜、黄皮鞋。他没有见过这样中西合璧的打扮。心想：“这倒象征了胡适的为人。”胡适经过一番了解，不愿担任编译所所长，就推荐王云五来。他说：“王云五既有学问，也有办事才能，比我强得多。”据茅盾分析，胡适自己不干而推荐王云五，“他一方面既可以仍然是中国最高学府的名教授，门墙桃李，此中大可物色党羽，而另一方面则可以遥控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成为王云五的幕后操纵者。胡适深知王云五是个官僚与市侩的混合物，谈不上什么学问，是他可以操纵的。”商务当局的保守派对王云五很中意，沈雁冰和其他有真才实学的高级编辑则看不起他。
1922年7月，沈雁冰写的《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在《小说月报》上刊出，批判“礼拜六派”。当时一些专写爱情小说的作家，他们在小说中常用“三十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的滥调。因此人们称这派作家为“鸳鸯蝴蝶派”。又因为这派作家发表作品的最老的刊物是《礼拜六》，所以人们又称他们为“礼拜六派”。《小说月报》在革新之前发表的小说，都是“礼拜六派”的作品。茅盾当了主编之后，把原来已经决定刊用的多篇“礼拜六派”的小说稿封存入库，招致了“礼拜六派”文人的百般攻击。茅盾撰写这篇评论，批评“礼拜六派”写得最多的恋爱小说或家庭小说思想，无非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的各色各样的翻版而已。茅盾的文章义正词严，击中了“礼拜六派”的要害，因之他们对他“恨之更甚”。“礼拜六派”就对商务当局施加压力，商务当局中的保守派就让王云五去威胁沈雁冰。王云五自己不出面，派了一个姓李的秘书来，架子十足地说：“沈先生，王所长近日风闻《礼拜六》将提出诉讼，要告《小说月报》破坏它的名誉。所长希望你在《小说月报》上再写一篇短文，表示对《礼拜六》的道歉。不知尊意如何？”
“什么，要我们道歉？绝对办不到！王所长应该知道，是‘礼拜六派’先骂《小说月报》和我个人，足足有一年之久，我才从文艺思想的角度批评了‘礼拜六派’，如果说要打官司，倒是我们早就应该控告‘礼拜六派’；况且文艺思想问题，北洋军阀还不敢来干涉，‘礼拜六派’是什么东西，敢做北洋军阀不敢做的事情！”沈雁冰理直气壮地说了这番话。
对方一时语塞。
沈雁冰又说：“哼！我要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包括商务当局的态度，用公开信的形式，登在《新青年》以及上海、北京四大副刊上，唤起全国的舆论，看看‘礼拜六派’还敢不敢打官司！”
姓李的心里清楚，沈雁冰说的“四大副刊”是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民国日报》的《觉悟》，北京《晨报》和《京报》的副刊。要是他真的这么行事，那可招架不住，便恐慌地连声说：“沈先生，事情且不可闹大，不可闹大。”
说完就急忙打开门，灰溜溜地走了。
王云五不肯罢休，派人检查《小说月报》发排的稿子。沈雁冰发觉了这事，怒冲冲地去向王云五提出抗议：“当初我接编《小说月报》时，曾有条件：馆方不得干涉我的编辑方针。现在你们既然背约，只有两个办法，一是馆方取消内部检查，二是我辞职。”
“沈先生，有什么事可以商量嘛。”王云五说。
“没什么好商量的！”沈雁冰扔下这句话，就离开了王云五的办公室。
王云五与商务当局研究后，答应沈雁冰辞去《小说月报》的主编，但是坚决挽留他仍在编译所当编辑，并说明：做什么事，由他自己提出，馆方一定尊重他的意见，而且决不用别的编辑事务打扰他。《小说月报》的主编由郑振铎接替，从1923年1月号起。第十三卷十二号仍由沈雁冰编完。商务当局选择郑振铎，是国为“郑振铎亦文学研究会人，商务借此对外表示《小说月报》虽换了主编，宗旨不变。”
沈雁冰后来曾写道：“当时我实在不想再在商务编译所工作，而且我猜想商务之所以坚决挽留我，是怕我离了商务另办一个杂志。”
他的情况，被陈独秀知道了，就劝他说：“雁冰，你现在若离开商务，中央就得另找联络员，但是暂时又没有合适的人选。我看你还是留在商务编译所吧。”
沈雁冰想，既然党的事业需要，那我就暂时留下，以后再说。他又向王云五提出：“在我仍任主编的《小说月报》第十三卷内任何一期的内容，馆方不能干涉，馆方不能用‘内部审查’的方式抽去或删改任何一篇。否则，我仍将在上海与北京的四大报纸副刊上，用公开信揭发商务当局的背信弃义，和你们反对新文学的顽固态度！”王云五听了无可奈何，只好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