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 光荣的孤立
丘吉尔的预感并没有错。历史正在为它的伟大儿子酝酿机遇，而丘吉尔以积极主动的姿态迎合着历史的发展趋势。他就战争的危险向世人发出的无休止的警告，虽然在长时间内不为人们所重视和理解，甚至在他的下院同僚中引起了“痛苦和反感”的情绪，但历史将很快证明丘吉尔的正确性，并将因此而把他引上他人生旅途中的辉煌顶峰。
丘吉尔毕业于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校，曾在部队中服役过较长时间，参加过多次战争，又担任过海军大臣、陆军大臣和空军大臣。通过这些经历和磨炼，使他对于战争具备了一种超乎寻常的惊人的敏感和预见。他似乎一直扮演着一位上帝派来的使者，不断地向人们发出警告性的战争预言。
早在1925年，他就对未来战争中的一些重大的技术发展作出了高瞻远瞩的预见。而不幸的是，这些预见后来都变成了现实，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和灾难。他写道：
“会不会出现一些利用爆炸能的新方法，使之比至今一切已发现的爆炸能都无可比拟地更为猛烈的呢？会不会发明一种大小像个桔子的炸弹，具有秘密的威力，足以摧毁一大片建筑物——或者集中千吨炸药的力量，一下子把整个市区夷平呢？即使是现有的炸弹，是否可以装在飞行运载工具上，用无线电或其他射线来操纵，不用驾驶员，自动地、连续不断地轰击敌方的城市、兵工厂、营房或造船厂呢？
“至于毒气和各种形式的化学战，还只是一本恐怖书中已写成的第一章罢了。可以肯定，莱茵河两岸的人都在运用科学并以绝大的耐心来研究所有这些新的毁灭方法。而且，为什么要认为这些方法只限于无机化学呢？对于疾病的研究——有组织地准备各种病毒，蓄意向敌方的人畜投放——这肯定是不仅在一个大国的实验室里进行着的。毁坏庄稼的害虫，杀死马匹和牲口的炭疽热，不仅毒害军队，而且能够毒害整个地区的瘟疫——这些就是军事科学正在冷酷无情地前进的路线。”
在丘吉尔于1928年写成的《战后》一书中，他对“一战”结束后的某些情况和再次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作了深刻的思考，并怀有极大的担忧，此时他“已深深感到未来的浩劫”。他写道：
“战争突然地和全面地停止，就像开战时的情形一样。世界抬起了它的头，看一看劫后的废墟，胜利者和战败者都松了一口气。在成百的实验室里，在成千的兵工厂、制造厂和各种办事机构里，人们一下子站了起来，离开他们多少年来专心致志的工作。他们的计划还没有完成，没有实行，被丢在一边了。但是他们的知识还保存着；他们的资料、数据和发明，都由各国的军事机关匆匆忙忙地捆扎起来，并注上‘供将来参考’。1919年的战役没有打成，但它的各种观念还在向前发展。在每一个国家的军队中，在和平的外表掩盖下，都在把这些观念拿来研究、推敲和提炼。假使世界再发生战争，那就不是使用准备在1919年作战用的那些武器和器械了，而是那些武器的发展和扩充，那必将是无可比拟地更加可怕和更加致命的了。
“我们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被称为‘和平’的这个筋疲力竭的时期。不管怎样，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对全面局势进行考虑的机会。某些令人担忧的、但确实无疑的事实已逐渐出现，好像山峰从漂浮的云雾中逐渐显露出来似的。可以确定，从此以后，一旦打起仗来，全部人口都将加入战斗，每个人都将竭尽其力，都难免遭到敌方的猛烈攻击。可以确定，感到其生存处在危险中的国家，将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来确保其生存，很可能——不，可以肯定——在下次战争中，他们所使用的手段，其中必有一些是大规模的、无限制的毁灭性武器和方法，也许一旦发射就无法控制。”
在三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尽管丘吉尔被排斥在政府之外，成为“后座议员”，但他仍然密切注视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尤其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和清醒的认识。1932年夏，当他前往巴伐利亚等地考察马尔巴罗公爵曾经征战过的古战场时，对德国违反凡尔赛和约，偷偷地重整军备的事态十分关注。他写道：
“当我们经过这些美丽的地区，经过一个又一个古代名城的时候，我自然而然地了解了希特勒的动向，我感受到法西斯主义的气氛，发现这是每一个德国人心目中的最主要的事情。”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在国内掀起了复活德国军国主义的狂潮，迫害犹太人的活动亦愈演愈烈。丘吉尔又是最早对这个纳粹新政权的罪恶进行谴责的人之一。
他写道：
“我们以吃惊和忧伤的心情看到：残忍的暴力和好战的狂热甚嚣尘上，对少数民族进行残酷无情的虐待，仅以种族为藉口而拒绝对文明社会为数众多的个人提供正常的保护。”
正当希特勒德国秘密地或半公开地破坏凡尔赛和约而重新武装起来之时，英国的麦克唐纳——鲍德温政府却迫于财政危机，在议会下院大力鼓吹裁军，并在国际联盟和通过一切可行的途径提出一系列裁军建议。同时，对于坚定地保持强大的陆军的法国进行抨击。
1932年5月，英国外交大臣约翰·西蒙爵士在下院提出了一个他称之为“质量上的裁军”的议案，还提出了一个把武器分为应准予保持和应予以废止两类的新划分方法，其中荒谬地“把重炮、坦克和毒气归入进攻性武器这一罪恶的范畴”，以便“使侵略者在进行侵略时有较大的困难”。
丘吉尔在辩论中对此尖锐地予以驳斥：
“以坦克为例，德国人在入侵法国之后，深挖战壕；在两年之内击毙150万试图解放法国领土的法英两国士兵。坦克的发明，是为了制服德国人用来守住在法占领地的机关枪火力，在赶走侵略者的战斗中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现在，很明显，德国为了保持所占领的法国十三个省而使用过的机关枪，要被视为善良的、防守性的机关枪，而用来保住协约国许多人的生命的坦克，却要受到一切公正和正直的人的责备和咒骂……”
就在这次辩论演说中，丘吉尔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正式提出了战争临近的警告：
“德国的军事力量如果同法国的相接近，我将深以为憾。有人认为这种接近好像有道理，甚至认为这是对德国的公平待遇，他们都是低估了欧洲局势的严重性。我要对那些希望看到德法军备均等的人进一言：‘难道你们想打仗吗？’就我个人来说，我衷心希望我这一辈子或者我的孩子一辈子也不会看到德法军备相接近的情况。我这样说，一点也不意味着我不尊重或不敬佩德国人民的伟大品质，但我可以肯定，德国应取得与法国相等的军事地位的这种议论，如果一旦见诸于事实，就一定会把我们带到不堪设想的灾难中去。”
1933年4月，丘吉尔在议会发言中说得更加明确：“德国要求军备平等，陆军与海军的编制平等……，这是最危险的要求。生命中没有永恒的东西。只要德国的怨恨和不满尚未消除，还抱着我们不幸看到过的那种情绪时，就真的获得与其邻国完全相等的军事力量，那么可以肯定，我们自己也将面临指日可待的欧洲大战的重新爆发。”
1933年秋，和平主义在英国泛滥，和平的热望鼓动着不明真相的大多数英国民众。工党和自由党的和平主义得到了人们的普遍支持。在牛津大学，大部分学生都拥护学生俱乐部作出的“该团体决不为国王和国家而战”的著名决议。当丘吉尔的儿子伦道夫关于废除这一决议的动议付诸表决时，却被压倒多数的票所击败。在当年10月25日东富勒姆的补缺选举中，和平主义情绪的潮流使工党增加了近9000票，而保守党却减少了10000票以上。当选的工党议员威尔莫特在投票后说：“英国人民要求……英国政府立即提出普遍裁军的政策，从而给全世界作出榜样。”工党领袖兰斯伯里说，所有的国家都必须“把军备裁减到德国的水平，作为全面裁军的第一步”。工党和自由党继续以和平的名义坚持要英国裁军。
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一概称之为‘战争贩子’和‘恐怖贩子’。那些敢于采取不同路线的政党和政治家受到了巨大的压力，甚至“在政治上几乎有被消灭的危险”。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丘吉尔一天也没有放弃反对裁军和提醒存在战争危险的呼吁。1934年3月，在下院讨论军事预算的辩论中，丘吉尔指出：
“德国正在很快地武装起来，没有谁打算去阻止它。这似乎是十分明白的事。没有人提议进行一次防御性战争以阻止德国破坏凡尔赛和约。它决定武装起来，也正在武装起来；而且已经武装起来了。我不知道详细的情形，但事实很明显，这些天赋很高的人，以他们的科学和他们的工厂——加上他们所说的‘航空运动’——有可能在极短的时间之内，以极大的速率建立起一支既能进攻，也能防守，可以用于一切目的的最强大的空军。
“我深恐有一天，威胁到不列颠帝国心脏的手段会落入德国目前的当权者的手中。我们将会落到一种可悲的境地，使每一个珍惜行动自由和独立的人感到十分难过，同时也使从事日常工作、爱好和平的广大群众遭受极大的危险。我深怕有那么一天，而且也许为期已不远了。也许只有一年，或者也许十八个月。现在至少还没有到来，但愿没有到来，我希望和祈求如此；但事实上已为期不远了。现在我们还来得及采取必要的措施，而这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需要取得空中均势的措施。”
丘吉尔指出，英国皇家空军的实力在世界上只占第五位，仅为法国空军实力的一半。而新的空军预算中1934年的开支仅有13万英镑，这点可怜的经费是远远不够的。丘吉尔要求掌握实权的鲍德温采取行动加以弥补，鲍德温答复说：
“如果我们为了达成协议所作出的努力未能收效，……那么本国任何一届政府，特别是联合政府即本届政府，将保证我国在空军方面的实力和威力，再也不会比任何其攻击力量可以达到我国海岸的国家有所逊色。”
鲍德温的保证是庄严而明确的，但可惜只停留在口头上而没有付诸实施。在某种程度上，它只是为了应付丘吉尔的警告和批评。因为直到1934年年底，麦克唐纳在鲍德温的政治权力的支持下，还继续在做工作要法国裁军。
对于麦克唐纳政府的裁军滥调，丘吉尔不断地在下院进行抨击。他援引自己2月7日在议会提出的“不被理睬的抗议”说，德国纳粹势力重新武装德国的要求是无休止的，如果满足了他们扩充陆军的要求，他们必将继而提出扩充海军。人们绝不能忘记第一次世界大战突然爆发的历史教训。1914年，德法两国之间并不存在什么争端。可是在那年7月的一个下午，德国大使突然到法国外交部，宣布战争将马上开始。
丘吉尔提醒说：
“我们，在座的各位，如果不是处在适当的安全保障之下，也许在一生中的某个时刻会遇到一位大使的光临，并且不能不给以一个答复。而一旦这个答复不合其心意，那么，几个小时之内，炸弹在伦敦爆炸，建筑物倒塌，炮火和硝烟的弥漫，将向我们指出我们一向忽视的空防所存在的种种弱点。我们从来不曾像今天这样易受攻击。”
在对历史以及现实情况深邃洞悉的基础上，丘吉尔要求下院立即作出三项明确的决定：其一，在陆军方面，像欧洲各国那样，改建民用工厂，以便能够迅速转为军事生产之用；在海军方面应该重新取得设计自由。其二，应该立即废止伦敦条约，因为它妨碍英国建造所需要的舰只，并阻止美国建造巨型战列舰；同时也因为伦敦条约国之一的日本已违反该条约，决定恢复造舰的自由。其三，在空军方面，应该建立一支能够与法国或德国两者中较强的空军相匹敌的空军。
1934年3月14日，丘吉尔在议会的发言中说：
“我们现在的外交政策的最可怕的危险，就是我们不断要求法国裁减他们的实力。……我不能设想比这更危险的政策了。无论主张孤立或主张联盟，总有些理由可说。然而削弱一个将与之订立同盟的大陆国家，而为了使大陆各国和解又使自己深深地陷进大陆纠纷之中，那就没有什么理由可说了。
这样一来，什么也得不到，得到的只是两面不讨好。
“罗马人有一句格言：‘握紧你的武器，延长你的疆界。’但我们的格言似乎是：‘裁减你的武器，增加你的义务。’还有，你朋友的武器也得裁减哩。”
1934年7月13日，丘吉尔在发言中说：
“把裁军与和平混为一谈，那是极大的错误。有了和平，才能有裁军。可是，最近几年以来，一些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恶意日益滋长。而且，尽管这些年来，人们继续不断发表演说，下结论，好心多情，还经常举行各种宴会，但军备却在不断扩张，实际上是迅速扩张。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
丘吉尔认为，希特勒在德国建立的法西斯独裁，甚至比军事独裁还危险得多。因为那个以恐怖和血腥镇压为基础的独裁者，为了摆脱国内的政治危机，很可能会对外进行冒险，使全世界“蒙受惨绝人寰的灾祸”。
1934年7月20日，英国政府为了加强皇家空军的实力，提出了在5年内扩充41个中队或大约820架飞机的提案。但是工党在自由党的支持下，在下院提出了对这一杯水车薪的提案进行不信任投票的动议。工党的动议中说：“英王陛下政府既非由于承担了新的国际义务，也非考虑到国家的安全，竟然采取扩军政策，这必定损害国际裁军的前景，并将鼓舞危险而浪费的军备竞赛的复活。”工党领袖艾德礼在发言中说：“我们否认有扩充空军军备的必要……我们否认皇家空军的扩充将有利于世界和平这个前提，我们也反对空中均势的要求。”
自由党也提出了自己的提案，表明拥护这个不信任动议。
自由党的提案如下：
“本院鉴于世界各国又有进行军备竞赛的趋势，深为忧虑；事实证明，军备竞赛总是战争的先兆。除非裁军会议已告失败，除非有确切的理由，本院对我国扩充军备将不予以通过；至于提议在空军军备上的二千万英镑额外开支，因不符合这些条件，本院拒绝同意。”
自由党领袖塞缪尔爵士在发言中说：“德国的情形怎么样呢？就我们所看到或听到的，并无迹象表明我们现有的空军实力不足以应付目前从这方面来的威胁。”
而丘吉尔这个被排斥在政府之外的人，却以政府辩护人的姿态发言敦促重整军备。他对反对派以极其轻率的态度提出不信任议案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认为，和平主义的舆论专政“会严重损害国家的稳定和安全。我们是富裕的，又是容易被掠夺的，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那么易受攻击，也没有一个国家像我国那么善于回敬掠夺者……在我们的宏伟首都，世界最大的攻击目标，就像捆缚着一头肥大而珍贵的母牛来引诱猛兽。我们现在所处的境地，是过去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也是现在其他国家没有遇到的。
“让我们牢记这一点：我们的软弱不仅害了我们自己，也连累欧洲的稳定。”
丘吉尔的发言，受到了保守党人的欢迎，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工党的不信任动议最终由于绝大多数的反对而被否决了。
1934年11月28日，在下院的冬季会议上，丘吉尔代表几位老资格的保守党后座议员，提议在议会的答辩词中加上“我们的国防实力，尤其是空军的实力，不够充实，不足以保证陛下忠实臣民的和平、安全和自由”等内容。丘吉尔在发言中断定，“到1936年年底，德国空军将超过我们约50％，到1937年年底它几乎就会增加到我们的一倍”。
鲍德温立即针对丘吉尔的发言进行反驳，他说：“说德国很快就和我们有同等实力，这不是事实。……德国现在正在积极地制造军用飞机，但它的真正实力还不到我们今天在欧洲的实力的50％。至于讲到今后一年的情形，如果德国执行他现有的空军计划，不加快步伐，而我们照目前核准的速率，并继续实行本年7月向议会宣布的扩充计划，那么，德国的空军实力，决不会和我们相等，或比我们更强。照我们的估计，我们单在欧洲就将超过他们近50％。”
但是无情的事实很快就揭穿了鲍德温的谬误，而且消息来源于希特勒本人。1935年3月底，外交大臣约翰·西蒙爵士和艾登访问了德国。在一次会见中，希特勒亲口告诉他们，德国的空军实力已与英国相等。英国政府于4月3日公布了这一情况。
丘吉尔在下院的发言中指出，即使到了这种地步，政府仍然没有采取“与我们的需要相适应的措施”。他主张英国和欧洲的法、意以及其他渴望和平的国家“为了自卫而团结起来”，利用国际联盟的权威，建立各种防卫力量，形成“集体安全的庄严结合”，“联合起来，共同行动，使我们可以过着安静太平的生活，使我们从可悲的错误估计中醒悟过来。我们现在就是这些错误估计的受骗者，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这个警告，也许有一天会成为它的牺牲品。”
下院的议员们都认真地倾听着丘吉尔的发言，但丘吉尔却有一种绝望的感觉，他深信英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却又不能使议会和全国人民信服和重视他的警告，从而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他感到这是“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情”。
许多保守党议员原来指责丘吉尔危言耸听，此时却又因他们所信任的领袖鲍德温被丘吉尔逼入困境而迁怒于他，使他陷于“光荣的孤立”之中。直到5月22日，鲍德温才在下院作了他的有名的自我检讨。他承认：“我的错误在于对未来的估计。在这一点上，我是完全错了。我们在那个问题上完全受骗了。”他就人们对空军部备战不力的批评重申道：“不管什么责任，我们都十分愿意接受批评。这不是某一个大臣的个人责任，这是整个政府的责任，我们政府内所有的人都要负责，我们全都有该受责备的地方。”
鲍德温不愧是一位老练的政治家，通过这种方式使自己摆脱了被动局面。许多议员和政府官员为鲍德温的坦率发言所感动，“因他能坦率地承认错误和承担责难，因而被认为已赎回他的罪责了”。但正如丘吉尔嘲讽的那样：“他只凭他天生的刚毅和诚实，使自己摆脱困境，但可惜没有使他的祖国摆脱困境。”
在三十年代的前几年中，希特勒政权疯狂地扩军备战，从偷偷地进行到半公开直至明目张胆地以寻衅的姿态向全世界挑明，使德国完全撕毁了凡尔赛和约对德国军备的限制，从而拥有36个师团共55万陆军，相当于英国2C3的空军并具备了很快超过英国空军的潜力，海军的实力也已达2．6万吨。而在此期间英国却一直唱着裁军的高调，军备废弛，在许多方面失去了原有的优势甚至已经落后。以至于在几年之后，当精通《圣经》的英斯基普爵士于1936年3月被任命为国防协调大臣时，他引用《圣经》中的一个生动比喻，把他就任前的那段时间称为“被蝗虫吃光的年代”。
丘吉尔传--４ 被蝗虫吃光的年代
４ 被蝗虫吃光的年代
形势的发展迫使政府和议会对重整军备问题的态度有了一些改变。丘吉尔除了在下院发表敦促重整军备的演讲外，还充分利用自己的经验和知识，直接而具体地参与了一些加强空防力量的工作。1934年夏，丘吉尔的密友、牛津大学实验物理学教授弗雷德里克·林德曼教授在《泰晤士报》上发表读者来信，指出防空科学研究方面可望取得突破性进展。9月，丘吉尔和林德曼专程从戛纳赶到鲍德温度假的埃克斯累班，要求政府成立高级负责机构研究这一问题。后来他们又请奥斯汀·张伯伦出面，与丘吉尔联名给麦克唐纳写信提出此事。经过多方努力，终于成立了空防研究委员会，附属于帝国防务委员会。
丘吉尔于1935年6月7日也在下院提出了这一问题并作了说明。他说：“它所涉及的，是如何发明、采用或发现一些方法，使我们能够使地面防空部队控制天空，从地面来实施控制——甚至支配——高高在其上空的飞机……”丘吉尔认为，一旦发明了某种可以较容易打下来袭敌机的地面装置，就可以大大增强人民的安全感，鼓舞士气，所以，“应该以英国科学所能运用和我国财力所能担负的一切资源来推进这项工作。”如果考虑到这一提议是在以雷达侦察来袭敌机的方法正式使用前四年多提出来的，就应该说，丘吉尔关于军事技术发展方面的预见是相当敏锐的。
1935年6月，鲍德温出任首相后，起用菲利普·坎利夫—里斯特爵士取代伦敦德里任空军大臣，然后邀请丘吉尔参加空防委员会。丘吉尔要求保持自己对政府防务进行批评的自由权利，鲍德温答复说：“我的邀请，并不是想叫你以后不能畅所欲言，而是对老同事的友好表示。”丘吉尔提出林德曼也必须至少成为技术小组成员的要求也被同意了。于是，丘吉尔参与了该委员会的工作。经过几年的努力，英国建成了海岸雷达网，在以后的空防战斗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以后几年中，丘吉尔与海军部也保持了一种密切的联系。海军大臣霍尔爵士准许海军部的官员们可以自由地与丘吉尔讨论海军部的各项事务。丘吉尔就战列舰的建造和大口径炮的安排问题都发表了极有见地的意见，为增强海军实力作出了贡献。
在1935年中，还发生了一件影响世界格局改变的大事，被丘吉尔称为世界和平又受到的“第二次重大打击”，这就是继英国丧失了空中均势之后，意大利又投到了德国方面。事情起因于意大利对非洲小国埃塞俄比亚的入侵，埃塞俄比亚原称阿比西尼亚，是阿姆哈拉族人建立的国家。十九世纪中叶它遭英国人入侵；该世纪末又沦为意大利的保护国。在1896年3月爆发的阿杜瓦战役中，意大利人被击败，被迫签订和约，承认了埃塞俄比亚的独立。此时意大利的独裁者墨索里尼为了提高威望，巩固自己的统治，决心不惜代价冒险入侵埃塞俄比亚。整个夏天，意大利的军运船队源源不断地通过苏伊士运河和红海，将大量军队和军需品集中到了埃塞俄比亚东部边境一带。意大利的侵略行径引起了世界舆论和英国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丘吉尔认为，英国可以同国际联盟一起去反对意大利，但是他“坚决劝告”有关大臣不要使英国在反意斗争中起带头作用，也不要过于突出地步在前面。
因为丘吉尔一方面“感到德国的可怕和我国国防力量的减缩”，另一方面认为意大利在“一战”中是主要的协约国之一，与英国“是有老交情的”，“当我感到反抗纳粹重整军备的可怖斗争已无可阻挡地、大踏步地迫近的时候，我实在很不愿意看见意大利和我们疏远起来，甚至跑到对方阵营中去。”
鲍德温政府同意丘吉尔的基本看法，但鉴于国内民众的情绪，政府于1935年8月24日发表了将履行条约和国际联盟决议中规定的义务的声明，声称要支援埃塞俄比亚。丘吉尔对此很不满意，他立即写信给外交大臣霍尔爵士，提醒他防止“使外交工作走在海军部署之前而造成的重大错误”。随后在给奥斯汀·张伯伦的信中又说：“这个问题却使我很不愉快。打垮意大利，这将是可怕的举动，这将使我们付出巨大的代价。”
但是政府的这一措施却赢得了英国民众的热烈欢迎，鲍德温的威望得到了空前提高。为了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鲍德温决定在秋天举行竞选，不久即宣布解散议会。此时，英国的经济状况正逐渐从不景气中复苏，失业水平已有大幅度下降，因此政府得到了选民们的支持。投票结果表明，反对派只得到少数席位，而政府仍保持了多数议席432席。
丘吉尔在埃平选区获得了支持保守党的全部选票，以34849票当选。丘吉尔认为，他与政府之间在印度政策上的矛盾因为印度法已获通过而得到了解决，这排除了他进入政府的障碍。他本人也因为德国的威胁日甚一日，很想抓军事机构的工作。正好此时海军大臣一职空缺，这正是丘吉尔最想干的。当时社会上也盛传丘吉尔将重返政府担任海军大臣，但是鲍德温并无意起用丘吉尔。早在鲍德温刚刚取代麦克唐纳担任首相时，他曾就起用丘吉尔一事征询过《泰晤士报》主编道森的意见。道森认为，丘吉尔在保守党内不受拥护，而且“特别在对外关系和防务问题上升为主要问题时，是一个破坏性力量”。此次大选结果一经公布，鲍德温“就迫不及待地”宣布他无意要丘吉尔参加政府。丘吉尔感到十分沮丧，不等议会开会，就带着画具到温暖的西班牙和北非一带旅行去了。
1935年12月，英国外交大臣塞缪尔·霍尔爵士鉴于国际联盟各国的有限制裁措施未能有效地阻止意大利的侵略，遂与法国外交部长皮埃尔·赖伐尔商定了一项由意大利与海尔·塞拉西皇帝瓜分埃塞俄比亚的妥协方案。12月9日，英国政府批准了这一方案，并于13日将方案全文提交国际联盟。这立即在英国国内激起了一片反对的浪潮；鲍德温的威信也因此而受到极大损害。鲍德温为挽回恶劣影响，决定让霍尔辞职，并放弃了这一方案。12月22日，鲍德温任命安东尼·艾登担任外交大臣。当这场风波发生时，远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的丘吉尔曾想马上回国，但他的朋友们劝他不要回去找鲍德温的麻烦，因为那样可能会同时损害丘吉尔自己。丘吉尔接受了劝告，但事后又感到后悔。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回想起来，我倒觉得应该回国。我很可能促使反政府的各派势力作出决定和联合起来，从而结束鲍德温的统治。也许这时奥斯汀·张伯伦爵士领导下的政府也成立了。”在对待意大利的态度上，丘吉尔虽然从来不赞成英国采取孤立行动，“但是既然已经走得那么远，如倒退回去，其后果是严重的”。在丘吉尔看来，由于英国的胆力跟不上当时的局势，所以使墨索里尼的侵略野心能够得逞，终于吞并了埃塞俄比亚。如果当时英国采取断然措施，一定能够截断意大利到埃塞俄比亚之间的交通，在可能发生的海战中也一定能够获胜。而墨索里尼是不敢同一个态度坚决的英国政府搏斗的。更为糟糕的是，意大利的胜利刺激了德国人的战争野心和对英国人的轻蔑。“墨索里尼虚张声势的恐吓居然获得成功，从这个事实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旁观者得出了极其重要的结论。”丘吉尔所说的旁观者，就是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在东方，还有日本人。
意大利的胜利及其与德国形成柏林—罗马轴心，坚定了希特勒武力扩张的决心。他终于决定开始动手了。1936年3月7日上午10时，德国外交部长纽赖特向英、法、比、意等国大使宣布，德国建议订立在莱茵河两岸边界设非军事地带的25年公约以及限制空军的条约，并就东西方邻国之间的互不侵犯条约进行谈判。但在仅仅两小时后，希特勒在国会宣布，他准备重行占领莱茵兰地区。就在他说话的同时，德国军队连续越过边界，进入该地区所有的重要城镇。
对于德国这一行动，英国居然有报纸这样说：“说到底，这不过是德国人回到他们自己的土地上罢了。譬如说，如果约克郡脱离我国版图10年或15年之久，我们的感觉又怎样呢？”但是丘吉尔却深刻地看到了蕴藏在这一事件表象背后的巨大危险。他在3月26日才开始举行的辩论中说：“……我们确实看到人类的前途出现了最黯淡、最使人震惊的变化。在这么短短的几年内就出现这样的变化，真是亘古未有的……
“侵犯莱茵兰一事之所以具有严重性，是因为荷兰、比利时和法国都因此受到威胁。国务大臣提到德国甚至拒绝在谈判进行中停止建筑防御工事，我听了非常不安。我猜想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他们一定会在那里筑成一道防线，而有了这道有防御工事的防线以后，对欧洲的局势就会产生很大影响。这道防线形成一道横过德国大门口的障壁，同时又使它可以从另外的门口任意地向东面和南面冲出去。”
4月6日，当政府要求对外交政策进行信任投票时，丘吉尔又对整个局势的发展作了深邃的预见。他说：
“希特勒已撕毁各种条约，在莱茵兰驻了兵。现在，他有军队在那边，而且准备永久驻下去。所有这些事实表明，在德国国内和所有邻近的国家，纳粹政权获得了新的威望。但是，事实还不止于此，德国现时正在或者即将在莱茵兰地区设防。设防当然需要若干时日的。首先，我们听说，德国最初筑的不过是普通野战工事。但是，有人知道，德国可以把野战工事逐步加强，使之十分完备，直到筑成为像兴登堡防线那样完美，包括有许多钢筑水泥堡垒和地下室的一道防线。知道这种情况的人就会知道野战工事同永久性防御工事，只是在程度上稍有差别而已，从挖掉第一块草皮起可以一直干下去，直到最后筑成极其完备的防线。
“我完全相信，德国与法国接壤的全部边境，都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筑成尽可能坚固的防线。……面对法国边境有一条堡垒防线出现，这就可以使德国在这条战线上节省兵力，使它的主力转而突破比利时和荷兰……一旦这些防御工事完成，随着工程日趋完备，中欧的整个形势也就跟着发生变化。波罗的海各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还必须加上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奥地利和其他一些国家，在这个巨大的军事建筑工程完工的时候，一定会受到决定性的影响。”
不幸的是，丘吉尔的上述警告性预言，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都陆续地并且是迅速地变成了现实。
骤然紧张起来的局势，使鲍德温感受到巨大的压力，于是政府决定新成立一个协调各军事部门的部。关于该部大臣由谁担任，曾经考虑过经验丰富的丘吉尔。奥斯汀·张伯伦认为把丘吉尔排除在政府之外是“极大的错误”，并曾在私下和公开场合都表示过，丘吉尔是最合适的人选。但鲍德温最终却任命已年近60岁、对高级军事管理工作缺乏经验并从未在内阁中任过职的托马斯·英斯基普爵士担任国防协调大臣。历史学家泰勒曾就此写道：“人们认为这次任命是继罗马皇帝卡利古拉委派自己的马执政之后的一件最不可思议的事情。”保守党之所以任用英斯基普而不任用丘吉尔，原因在于前者是“一位最可靠的人”，而“假使这个新的部门由丘吉尔担任，那一定会使那些以丘吉尔不参加政府作为反军国主义保证的自由党人和中间派引起恐慌，并且这等于不听从负责解释党的一般意志的人的意见；而且，一旦鲍德温退隐，这岂不是又得引起一场由谁继任的争执吗？”
丘吉尔原来对得到这一职位抱有希望。此时却感到“这一次确定的、而且似乎是最后地把我拒于门外，使我不能参与我们的防务工作，这对于我实在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不过，久经宦海沉浮的丘吉尔小心地控制着自己的感情，甚至在辩论中更加平心静气，显出镇静、不偏不倚和超然的态度。鲍德温用尽一切权力来对付曾经不断无情揭露其错误的丘吉尔，是因为鲍德温不愿得罪党内的多数，着眼于使鲍德温自己能够在两届选举中过安定日子。丘吉尔对此看得很清楚，但他更懂得祸福相依、风云变幻的道理，所以他不仅仍然抱着希望，等待时机，而且认为“假使没有这种无法估计的和无穷无尽的变幻，人生的戏剧就会变得索然寡味了”。丘吉尔在多年以后回忆起这些挫折时，甚至认为鲍德温帮了他的大忙。
“他使我没有卷入其后三年内阁所有的妥协和不尽责之事中；假使我当了大臣，那么，打起仗来，就得要对必定被证明是极不充分的国防工作负直接的责任了。”
丘吉尔又重新以较大的精力投入写作。他把从凡尔赛和约起到当时止其间发生的全部历史过程列出一个大纲，准备写一本书。他甚至已写出了第一章。这一章后来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的一部分。此外他还于1936年底开始了《英语民族史》一书的写作。
1936年6月6日，一直密切注视着英国战备工作的丘吉尔，以私人身份替国防协调大臣英斯基普爵士写了一个备忘录，主张重新成立军需部，以保证战备物资的生产供应。但是直到1939年春，政府始终没有采取有效的行动来成立车需供应部，也不准备对英国军火生产采取紧急措施。
1936年11月12日，在下院对首相的答辩进行质询时，丘吉尔对疏于战备的政府和首相进行了严厉的抨击。他说：“政府根本没有下决心，或者他们根本不能使首相下决心。因此他们一直陷于奇怪的矛盾之中：决定不作决定，决心不下决心，坚决犹豫不决，坚定不移地动摇，竭尽全力无所作为。我们就这样，月复一月，年复一年——这些对英国的伟大也许至关重要的宝贵光阴，都让蝗虫吃掉了。”
1936年底，丘吉尔应邀在保守党外交委员会所作的一次秘密演讲中，对英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作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
“英国四百年来的对外政策，就是反对大陆上出现最强大、最富于侵略性和最霸道的国家，特别是防止低地国家①落入这个国家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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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低地国家，指荷兰和比利时。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今天究竟哪一个国家是最强大的，是力图用暴力和危险的手段来称霸欧洲的呢？”
丘吉尔明确指出，这个国家不是陆军最强大的法国，而是法西斯德国。德国正在以其历史上空前未有的规模扩充军备。在法西斯专制统治下，德国的经济日益困难，不满情绪日益增长。这样，独裁者很快就不得不在经济财政崩溃和内乱，或者发动战争这二者之间作出抉择。而这场战争的唯一目的，或者说德国取胜后的唯一结果，就是纳粹统治下的德意志化的欧洲。所以，丘吉尔认为，“一战”时期发生过的情况现在又再次出现了；而要拯救面临战祸的英国，必须再一次联合欧洲的一切力量来约束、抑制并挫败德国的霸权。
丘吉尔认为，在这一过程中，国际联盟这个极端重要的机构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他说：“国际联盟实际上是英国的概念，它和我们以前的一切方法和行动极其和谐一致。还有，它和一般的是非观念以及我们历来遵循的以遏制主要侵略国为基础的和平观念，也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们相信，支持和加强国际联盟将证明是维护我们岛国的安全的最好方法，也是维护我们向来认为同我们利益息息相关的伟大的人类事业的最好方法。”
丘吉尔在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之后，概要地提出了三个命题：第一，英国必须反对未来的霸主或潜在的侵略者；第二，在现在的纳粹统治下的德国，有着庞大的军备，发展如此迅速，肯定要扮演未来的霸主这个角色；第三，国际联盟应以最有效的方式把许多国家联合起来，同时，英国政府也应使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以控制未来的侵略者。
在不停顿地对战争的危险发出有力警告的同时，丘吉尔也不断地为英国与法国进一步加强合作以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事变而大声疾呼。他反复强调：“英国的安全是同法国的安全密不可分的。”1936年11月18日他说：“法国和英国以极不相同的道路找到自己通往自由的途径。但是我们都到了这里，并肩而立。我们站在一起，给我们找麻烦就很危险，摧垮我们就很困难。那些显示出传统、复兴了纳尔逊的舰队和拿破仑的大军的人联合起来，不会成为任人轻易捕食的猎物。但是如果在那些武德之上再加上公正与自由的至上信念，那么他们就是不可征服的了。”
在一年多以后他还曾说过：“大不列颠和法兰西必须为互相保护而站在一起。这就是两个国家伟大安全之所在。公开讲明这一点，不必隐瞒……将两国的防务问题当作一个问题来看待。这样你就会有遏制不招自来的侵略的强大威慑力量。如果威慑未能奏效，你也将有对付侵略者的极为有效的方法……在走了这么远之后，除了同法国结成公开的防务联盟再无激流勇退的出路。松散的义务不行，双方都要有明确的义务和人员全面交叉的安排。”他还在《每日电讯报》上发表文章说：“如果法国垮掉了，那么一切都会垮掉。纳粹对欧洲的支配，以及潜在的对世界很大部分的支配，都将是难以避免的了。”
1936年12月3日，英王爱德华八世坚持要与他所挚爱着的一个美国离婚女人、沃利斯·辛普森夫人订婚导致的逊位危机，立即把别的一切事情都推到次要的地位上了。爱德华八世是在乔治五世于1936年1月逝世后继位的；他的加冕典礼预定于1937年春天举行。他爱上的辛普森夫人已经离过一次婚，此时正在办理与第二个丈夫离婚的手续。国王的这一选择严重地违反了宫廷仪规，也使英国人在心理上无法接受和感到难堪。鲍德温在经国王亲口证实消息的真实性后，警告他说这可能意味着必须逊位；国王拒绝接受劝告。对国王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并在这件事上同情国王的丘吉尔，曾劝辛普森夫人不要离婚，也不要在正式场合以国王伴侣的身份露面；国王亦未接受这一意见。后来丘吉尔又呼吁不要作出不可挽回的决定，希望过几个月再谈论是否退位的问题。
在政治上立场不同的人也都想借此事件改善自己的地位。丘吉尔的密友比弗布鲁克想借机把鲍德温拉下首相的宝座，推出丘吉尔取而代之。而鲍德温前不久在下院因发表为避免选举失败而不顾国家安全的言论弄得威信扫地，则想借机改善自己一落千丈的政治形象。他得到了下院几乎一致的支持，也与反对党领导人和各自治领总理通了气，决定如果国王不改变主意就促其逊位。
12月4日晚上，国王决定立即退位并将决定通知了鲍德温。12月11日，议会通过了逊位法。第二天，国王的弟弟约克公爵被宣布为新的国王，号乔治六世。1937年5月12日，乔治六世举行了加冕典礼。
在处理英王逊位危机中，鲍德温以巧妙的政治手腕，使新老国王之间的交接过渡得十分平稳，使英国本土及各自治领都保持了稳定，这为他赢得了普遍的赞誉，也使他自1936年1月以来一直不够安稳的首相地位完全稳固下来。这位善于明哲保身的首相的最明智之举是能够激流勇退，在新国王登基之后的半个月，鲍德温在“公众的感激和尊敬的热烈气氛中”从首相职位上引退了。接替首相职务的是以绥靖政策而在英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前财政大臣内维尔·张伯伦。
丘吉尔传--５ 慕尼黑的悲剧
５ 慕尼黑的悲剧
几天后，由德比勋爵提议，丘吉尔附议，张伯伦当选为保守党领袖。此时丘吉尔与政府的关系已经有所改善，他不再在主要政策问题上同政府争论不休，反而有时还能给予适当的支持。他对年轻的外交大臣艾登在处理国际冲突中采取的有力措施给予热烈赞扬；对于政府在加强国防方面的努力给予坚定支持。1937年10月，他在斯卡巴勒举行的保守党全国联盟的年会上说：“目前，政府正在对重整军备问题作出巨大努力。……我们的责任是支持陛下政府的政策，在我们的权限内用各种手段加强国防和维护世界和平。在这里，党的团结是必不可少的。”新的一年开始后，丘吉尔又在《夜旗》杂志上发表文章说：“用于防务的款项无疑正不断从英国各个方面拨出，因此，欧洲主张政治和民主自由的朋友们无须用过于失望和恐惧的心情来看待现已开始的暗淡年份（1938年）。”
人们又在谈论应该让丘吉尔进入政府的事。陆军大臣莱斯利·霍尔·贝利沙敦促张伯伦起用丘吉尔，但是张伯伦说：“如果我把他拉进内阁，他就会支配内阁，他甚至不给别人发表意见的机会。”
张伯伦不仅容不得性格刚毅的丘吉尔，而且很快就与外交大臣艾登产生了尖锐的矛盾。首先在性格和作风上，张伯伦与温和、宽厚的鲍德温不同，他对政府各部门都想进行有力的控制，甚至仅仅把大臣当作处理该部门事务的助手。更为实质性的分歧，在于两人的外交观点截然相反，张伯伦希望同德、意保持友好关系，所以遇事先想到妥协，不愿得罪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而艾登则深刻地认识到了法西斯独裁者的危险和威胁，因而主张同苏俄建立更密切的关系，联合起来用坚决的手段甚至用战争制裁独裁者。这种根本性的分歧使两人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
1937年7月，张伯伦没有与近在咫尺的外交部通气，就以自己的名义写信给墨索里尼，希望改善英意关系，并表示可以承认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的地位。艾登认为尚未开始谈判就主动放弃重要筹码，实在太不明智。张伯伦不满于外交大臣阻挠他与德意两国谈判的意图，艾登则不理解首相在英国军备还十分薄弱的时候，为何在同独裁者寻找妥协中如此急切。
丘吉尔在外交政策方面的观点与艾登是一致的，因此张伯伦与艾登的矛盾成为丘吉尔重新反对政府的转折点。丘吉尔认为，张伯伦是“一个极其精明能干、固执而自信的人。他和鲍德温不同，他认为他对于欧洲整个局势，甚至对整个世界都了如指掌。……他不论任财政大臣还是任首相，都严格控制军事开支。在他的任期内，他是一切紧急措施的最有力的反对者。他对当代国内外所有的政界人物都有明确的判断，他认为他完全能够对付他们。他脑子里充满着这样的希望：他要作为一个伟大的和平缔造者而永垂史册。可惜他卷入了其力量绝非他所能估量的洪流中，遇到了他毫不退缩但又无法抗衡的旋风。”
1938年1月11日晚，美国副国务卿韦尔斯先生拜访了在华盛顿的英国驻美国大使林赛爵士。他带去了罗斯福总统给英国首相张伯伦的一个密件。罗斯福在信中对于国际时局的日益恶化深感焦虑，因而他提议邀请一些政府的代表到华盛顿来，讨论目前纠纷的根源以找出解决的办法。罗斯福总统建议的实质，是利用美国的影响来促使主要的欧洲国家坐到一起，就全面解决当前国际危机的可能性进行磋商。罗斯福还要求暂时对此建议保密，等他得到“英王陛下政府热诚赞助和全面支持后”，再向法、德、意等国提出。
艾登认为，英国应对这一建议持积极欢迎态度；但张伯伦的绥靖主义使他拒绝了这个建议。张伯伦的传记作者法伊林教授评述说：“张伯伦深恐两个独裁者将不理睬这个建议，或者利用民主国家的结成一条阵线作为发动战争的借口。可是艾登回英国之后，他却表示宁可冒这样的危险，也不愿失去美国的好感。这就出现辞职的最初的迹象。”
丘吉尔直到战后也仍然对张伯伦的态度大惑不解：“这次拒绝了美国的建议——事实上确是拒绝了，也就失去了用战争以外的方法使世界免于暴政的最后一点点机会。眼光短浅而且对欧洲局势又不熟悉的张伯伦先生，竟然妄自尊大到如此程度，拒绝了从大西洋彼岸伸过来的援助之手。时至今日，看起来仍令人感到惊讶。一个正直干练的好心人，负责掌握国家命运和掌握依靠国家的一切人的命运，却在这个事件中表现得毫无分寸，甚至连自卫的观念也没有，说起来实在可悲。即使到了现在，人们也很难设想出，当时究竟是什么心理状态使他采用那样的外交姿态。”
导致艾登与张伯伦决裂的是与意大利会谈问题。在意大利拒绝撤退在西班牙内战中投入的5个师的所谓志愿军（其实是正规军）的情况下，张伯伦同意了意大利提出的在罗马举行一般性会谈的建议。而艾登表示强烈反对，他终于提出了辞职。张伯伦立即任命了和他观点一致的哈利法克斯勋爵继任外交大臣。
1938年2月20日深夜，就在艾登辞职后几个小时内，丘吉尔得知了这令人黯然神伤的消息。在长期的接触中，丘吉尔与艾登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反对德、意轴心国干涉西班牙内战问题上，在针对意大利潜艇冒西班牙之名袭击国际商船而决定建立国际海军巡逻体制的尼翁会议问题上，只要艾登采取坚决的行动，丘吉尔在下院总是支持他的。在丘吉尔看来，艾登是一个坚强的年轻人，“他代表英国民族的全部希望”，巍然屹立着顶住政府中的“一股毫无主见，动不动就屈服的潮流”。而现在他却被迫辞职了。“我的心顿时沉了下来。一时间，我被失望的暗潮所淹没。”在丘吉尔漫长的一生中，只有这一夜他被折磨得彻夜难眠，直到清晨，“我凝视着阳光慢慢地穿过窗户，在我的心中看到了站在我前面的‘死神’的影像。”
丘吉尔从此之后再次成为政府的反对派。在艾登及其副手克兰伯恩发表辞职演说时，丘吉尔“高声喝采，声音之大使他因车祸留下的伤疤在他紫红色的脸庞上显出深深的痕迹”。在议会进行表决时，丘吉尔也不再投政府的支持票，而采取了弃权的作法。至少有20位原来支持政府的议员与丘吉尔站在一起。在议会之外，丘吉尔得到了更广泛的支持。他在前一年参加了一个由知名人士组成的“保卫自由与和平中心”，还担任了“新联邦协会”的主席。现在这些团体更加活跃地开展活动，组织公众集会。丘吉尔在这些集会上发表的演讲中，反复提倡建立一个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组织。他还认为，在这个“大联盟”的国际组织中，不仅应包括法国，也应该包括苏联在内，以共同抗击日趋严重的来自德国的威胁。
希特勒1936年3月以少量兵力重行占领莱茵兰的轻易得手，使他的胆子和胃口都越来越大了。1936年7月，他命令德国参谋部拟定一旦时机成熟就占领奥地利的“奥托计划”。1937年6月，他又命令将这个计划具体化。1938年2月，希特勒将奥地利总理许施尼格召到贝希特斯加登，胁迫他签署了一个协定，内容包括任命奥地利纳粹党头目赛斯—英夸特为内政部长兼公安部长，大赦在押的纳粹党人并将该党合并到政府创建的“保卫祖国协会”中去。3月11日，许施尼格被迫辞职。就在这一天，德军开始实施蓄谋已久的“奥托计划”，越过边界迅速占领了奥地利。这样，德国就打开了通向捷克斯洛伐克的门户，打通了向西南欧扩张的宽阔道路。
1938年3月18日，苏联提出举行会议，希望商讨在德国对世界和平有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国际联盟用必要的手段和方法应付时局。法国对此反应冷淡。英国首相张伯伦此时已“放弃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给予保证的念头”，因而在下院的发言中拒绝了苏联政府的建议。张伯伦担心苏联建议“将加强成立排他性国家集团的趋势，就英王陛下政府看来，这种集团的成立，对欧洲和平的前途必然是有害的”。
希特勒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犯也是蓄谋已久的。1937年6月，德国参谋部在将“奥托计划”具体化之前，就已根据希特勒的命令草拟了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1938年2月20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演说，第一次公开声称德国有责任去保护生活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日耳曼同胞。1938年3月，他在进军奥地利的途中，对德军将领哈尔德说：“这样一来，捷克人可不方便了。”西方民主国家承认了德国侵占奥地利的事实，对希特勒加紧推行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是一种极大的鼓励。
3月底，丘吉尔在政府的赞同下，去法国与其政府领导人进行探索性会谈。他会见了包括法国总理勃鲁姆、弗朗丹、保罗·雷诺和甘末林将军在内的许多重要人物。由于法国国内政治上动荡不安，会谈未取得什么结果。不久，勃鲁姆内阁倒台，由达拉第继任总理，博内任外交部长。
4月份，与德国紧邻的捷克苏台德地区纳粹党头目亨莱因在柏林的指挥下，提出了自治的要求。驻布拉格的英法公使立即向捷克外交部长“表示希望捷克政府作最大的努力来解决这个问题”。5月，希特勒在国会中宣布：“我决定把苏台德——日耳曼问题加以彻底的、一劳永逸的解决。”6月18日他宣布了进攻捷克的最后决定。
1938年7月，张伯伦派出朗西曼勋爵率领的代表团，去捷克促成政府与亨莱因和平解决苏台德问题。丘吉尔对此表示了赞同，但是预见到“更大的和更狂暴的野心却可能妨碍达成协议”。8月31日，丘吉尔致函哈利法克斯勋爵，建议由英、法、俄三国联合向德国提出照令，表示“一致关心捷克斯洛伐克争端的和平解决”，并促使罗斯福写信给希特勒，说他认为侵犯捷克势必引起世界大战；同时调动舰队，造成声势，以威慑德国使之不敢发动战争。
9月10日，法国向英国政府探询在德国发动对捷克进攻时英国将如何反应，哈利法克斯代表政府答复说：“虽然英国政府决不会让法国的安全受到威胁，但是他们不能准确地说明，在现时尚难预料的形势中将采取的未来行动的性质和采取行动的时间。”法国政府追问英国会提供什么帮助，伦敦的答复是，两个没有摩托化的师以及开战6个月内将派150架飞机。英国政府就以这种方式表明了自己的消极态度，也为法国政府摆脱法捷条约中规定的义务提供了借口。
由于英法两国的姑息纵容，使德国法西斯进犯捷克斯洛伐克的步子加快了。9月12日，希特勒在纽伦堡党员大会上发表的演说中大肆攻击捷克人；9月13日，捷克国内部分地区实施戒严；9月14日，亨莱因与政府的谈判破裂，并于次日逃往德国。
9月13日深夜，法拉第代表法国政府向张伯伦表示，如果法英两国政府首脑直接与希特勒会谈，可能会争取使局势得以缓和。但是张伯伦太想充当唯一的和平缔造者，独自主动给希特勒发电报，表示了访问的意图。电报说：“鉴于局势日益严重，我提议立即前来见你，以寻求和平解决办法。我提议乘飞机前来，并且准备在明天启程。请赐告你最早能在什么时候接见我，并请赐告会面地点。盼尽早赐复为感。”
在收到希特勒回电邀请后，张伯伦于9月15日早晨乘飞机抵达慕尼黑。这一举动，使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大为惊讶并感到十分遗憾，因为这显然会削弱他们在与德国打交道时的地位。果然，张伯伦刚下飞机，就听到德国所有的电台都正在转播显而易见是由希特勒导演的一幕政治闹剧——苏台德地区纳粹党领导人亨莱因发表要求苏台德区归并德国的声明。可是关于归并这一说法，无论是德国政府或者亨莱因本人此前都从未提出过。而且仅仅在几天之前，英国外交部已经明确宣布，英国政府绝不接受这样的政策。
在会谈中，希特勒当面向张伯伦提出了割让苏台德区的要求。张伯伦当即表示他个人同意这一要求，但须回国向政府报告并取得批准。9月17日，张伯伦回国后立即召集了内阁会议。此时朗西曼勋爵也已回到伦敦，他在会上建议采取“一项直截了当的行动的政策”，即“把以日耳曼人占多数的地区移交给德国”。以为只有这样才能劝阻希特勒侵略和瓜分捷克斯洛伐克。张伯伦与朗西曼看法完全一致，并且他仍然执迷不悟地对希特勒抱着坚定的幻想，他对希特勒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我想，尽管我从他的脸上看出他是一个残酷无情的人，但我所得到的印象却是，这个人在作了保证之后还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
9月18日，法国总理达拉第应邀抵达伦敦，与张伯伦达成一致意见。两国并在第二天即把立即将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日耳曼人占半数以上的地区交给德国的联合建议文件送达捷克政府。9月20日深夜至21日凌晨，英法两国驻布拉格公使拜会捷克总统贝奈斯，极力敦促捷克“在法国和英国不能承担责任的形势还没有出现之前”接受英法两国的建议。
在英法两国就捷克问题同希特勒进行谈判的过程中，苏联政府一直密切关注着局势的发展。9月21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奉命在国际联盟大会上作正式发言。他对苏联政府曾经提出的有关建议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而表示遗憾。他郑重表态，如果法国恪守法捷条约规定的义务，给予捷克斯洛伐克以有效援助的话，那么“苏联将同法国一起，根据条约履行自己的义务，以苏联所能采取的方法来援助捷克斯洛伐克。苏联的国防部准备立即参加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国防部代表举行的会议，商讨采取适时的措施。”苏联的这个公开声明不带任何先决条件，却被法国和英国拒绝了。丘吉尔评论说：“事态的发展，好像世界上不存在苏联这个国家似的。
为了这一点，使我们后来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9月21日，丘吉尔就捷克危机向伦敦新闻界发表声明说：
“捷克斯洛伐克在英法两国的压力之下被分割，这无异是西方民主国家向纳粹武力威胁的彻底投降。这种失败不会给英国和法国带来和平或安全。恰恰相反，这将使这两个国家的处境更为软弱无力和更为危险。仅仅使捷克中立化就意味着德国可以抽出25个师的兵力用来威胁西线；此外，这将为胜利的纳粹打通一条通向黑海的道路。受到威胁的，不单是捷克斯洛伐克，还有一切国家的自由和民主。以为把一个小国投入虎口就可以得到安全，实在是致命的谬见。德国的战争潜力会在短期内迅速增长，其速度将比法国和英国完成必要的防御措施要快得多。”
在英法两国政府的敦促下，捷政府被迫接受了两国联合建议。9月22日，张伯伦带着这个建议的细节，飞往德国莱茵兰的戈德斯贝格市与希特勒进一步会谈。张伯伦本来以为，既然捷克政府已经接受希特勒提出的所谓“民族自决原则”，希特勒就会同他“讨论实施的方法和步骤”；但他没想到遇到的是“一种完全意外的形势”。他后来向下院报告这次会谈的情况时说：
“我本来以为当我回到戈德斯贝格时，我只要安静地同他讨论我带去的那些建议，事情就可以顺利解决。使我大为震惊的是，会谈一开始他就说这些建议是不能接受的，而应代之以另一套我根本没想到的建议。”
就在这次会谈中，张伯伦“第一次在备忘录上发现有时间上的限期”。希特勒限定，如果他在9月28日下午2时以前没有接到捷克同意新建议，即同意德国军队立即进占苏台德区的通知，他将命令军队在10月1日向该地区发动进攻。
在这种情势下，天真的张伯伦仍然不愿意放弃对希特勒的幻想。他对下院说：“我不希望下院以为他有意欺骗我——我自己一点也不那么想。”他还特意向下院强调了希特勒再次许下的谎言：
“我必须附带说明的是，希特勒恳切地向我重申他在贝希特斯加登所说过的话：说这一次是他在欧洲最后一次的领土野心，他并不是非要把日耳曼种族也包括在德国之内。第二，他还极其恳切地说，他希望同英国友好相处，如果这次苏台德问题获得和平解决，他极愿意恢复谈判。”
在张伯伦回到伦敦后，英国内阁于9月25日召开了三次会议。张伯伦试图说服内阁接受德国的新建议，但遭到海军大臣达夫·库珀的坚决反对。连一直追随张伯伦的哈利法克斯也因良心所迫，在苦思冥想之后改变了态度，强烈拒绝张伯伦的意见。此时英法两国舆论中的强硬派日益占了上风，极力反对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在这种背景下，英国内阁决定拒绝德国的新建议，并立即将这一决定通知了德国政府。法国政府在接到通报后同意这一决定并在国内进行部分动员。当天晚上，法国总理达拉第再次来到伦敦，虽然有些勉强但最终还是接受了对捷克人的义务。
9月26日，丘吉尔拜访了首相和外交大臣，敦促政府与法苏一起发表联合声明。当天晚上，英国政府即发表公报说：
“德国如果不顾英国首相的努力，仍对捷克发动进攻，其直接结果必定是法国必然援助捷克，而英国和俄国自必支持法国。”
9月27日晚，海军部发出警戒电报。第二天上午又正式发出了英国舰队动员令。捷克斯洛伐克也有150万军队在防线上严阵以待。但张伯伦仍然不死心，他在9月27日晚上发表了“一篇和战两可，四平八稳的广播演说”，当晚又收到了希特勒主动提出的对捷克新国界和实行新的公民投票方式的保证，似乎为缓和带来了一线新的希望。张伯伦立即以个人名义写信给希特勒说：
“拜读来信，使我深信你可以不经战争就立即得到你所有的基本要求。我愿立即亲自来柏林，同你以及捷克政府的代表讨论移交的问题，如果你愿意的话，法、意两国的代表也可以参加。我深信我们能在一个星期之内达成协议。”张伯伦还同时打电报给墨索里尼，希望他参加会谈。
9月28日下午，张伯伦正在下院报告最近事态的发展变化情况，演讲过程中他收到哈利法克斯转来的希特勒邀请他出席慕尼黑会议的电报。据哈罗德·尼科尔森的日记记载，张伯伦对此大喜过望，“他整个脸色，整个身体，都变了模样……，看来他仿佛年轻了10岁，露出胜利的喜悦”。他马上宣布说，希特勒同意推迟24小时动员，并邀请他和达拉第、墨索里尼赴慕尼黑会谈。会议大厅里马上爆发出一片欢呼声，并长时间向张伯伦鼓掌致意，只有丘吉尔和艾登等少数人无动于衷。
9月29日张伯伦赴慕尼黑参加谈判。行前张伯伦未和法国总理达拉第会商，而希特勒却亲自到德奥边境迎接墨索里尼并进行密谈。丘吉尔担心张伯伦有继续退让的危险，即在当天一个反对党领导人和持反对态度的保守党议员参加的午餐会上，敦促大家联合发电报给张伯伦，提醒他不能退得更远，但未得到大家的响应。
9月30日凌晨2时，“四巨头”在迅速达成的协议上签字。此后在张伯伦的要求下，希特勒和他又共同签署了一份保证以协商的办法消除分歧，谋求欧洲和平的英德联合声明。总的看来，慕尼黑协议在基本各点上都满足了希特勒在戈德斯贝格提出的要求。苏台德区的捷克人被要求自10月1日起分五批撤退，在10天内完成；最后国界由一个国际委员会划定。奉命前来听候发落的捷克政府代表也收到了这个文件。紧接着，波兰和匈牙利也趁火打劫，分别向捷克提出了类似的领土要求。
在巨大的国际压力之下，捷克斯洛伐克被迫屈服。贝奈斯总统立即辞职，寄居到英国去了。捷克斯洛伐克由于这一协议被野蛮宰割而解体了，张伯伦得意洋洋地回到伦敦。他在下飞机时挥动着他与希特勒共同签署的英德联合声明接受了群众的欢呼。他在首相官邸的窗户前又对欢呼的群众挥动着那张纸说：“在我国历史上这是第二次把光荣的和平从德国带回到唐宁街来，我相信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
丘吉尔传--６ 绥靖政策的破产
６ 绥靖政策的破产
当张伯伦自以为得到了光荣的和平时，头脑清醒的反对派们看到的却是失败的外交必然导致的战争。在张伯伦得到一些群众和下院议员欢呼的时候，也引发了反对派因慕尼黑协定而产生的愤怒。海军大臣达夫·库珀“从欢呼的人群中冲了出来”，愤而辞职以示抗议。他在下院的辞职演说中指出，希特勒过去是从来不让步的；这一次在收到张伯伦要求举行慕尼黑会议的信之前，希特勒先获悉了英国舰队动员的消息。库珀认为，“这种行动的语言，比起外交上慎重而保留的词令或公文中附有条件的条款，更容易为希特勒所了解”。库珀毫不留情地揭穿了张伯伦由于沉溺于绥靖幻梦因而屡次受骗却仍然执迷不悟的荒谬，他说：
“首相一直认为应该用委婉动听、合乎情理的话来同希特勒打交道。我则认为暴力的语言更能打动他。
“首相对希特勒先生的善意和他所说的话深信不疑。虽然希特勒先生在破坏凡尔赛和约时，保证要遵守洛迦诺公约；而在他破坏洛迦诺公约时，又保证不再作进一步的干涉，或不再在欧洲提出领土要求；当希特勒用武力进占奥地利时，曾授权他的党羽提出有权威的保证，说他不会再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事。这还是不到六个月以前的事。然而首相到现在还相信希特勒的信义哩！”
随后丘吉尔在下院的长时间辩论中也发了言。当他说到“我们已经遭到一次完全、彻底的失败”时，引起了一片暴风雨般的抗议声，使他中断了片刻之后才能继续说下去，但他仍然毫无顾忌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以形象生动的比喻把希特勒的行为说成是：
“他先用手枪对着你，要你给他一英镑。等到如数照给之后，他又用枪口对着你，要求给两英镑。最后那个独裁者答应先收一英镑十七先令六便士，剩余的部分要你保证随后付清。”
丘吉尔认为应该让人民知道真相，知道英国防务的严重疏忽和缺点，知道这次打乱了欧洲平衡的失败的深远影响。他还说：“不要认为这件事会从此结束。这不过是算账的第一步。这不过是以后每年还要递给我们的苦杯的第一口，第一次尝尝味道罢了。除非我们振作精神，恢复我们的战斗活力，我们才能像往日一样重新站起来，为保卫自由而战。”
虽然反对派们振臂疾呼，但他们在当时仍是少数。辩论结束后，下院以366票对144票通过了张伯伦政府“在最近的危机中所采取的防止战争”的政策。保守党内的反对派们则是以弃权的方式表示反对。他们虽然只有三、四十人，但都有很高声望和地位，除了丘吉尔以外，其中还有三位前内阁大臣即艾登、艾默里和达夫·库珀。他们中的哈罗德·尼科尔森在日记中写道：“重要的不在于我们的人数而在于我们这些人的声誉，……下院知道我们中间大多数人都远比他们更加了解事情的真相。”
在英国国内，这一时期中绥靖主义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存在着尖锐的意见分歧。对于绥靖是“收到绥靖的效果，还是刺激了对方更为凶狠的野心”，双方存在着截然相反的看法。丘吉尔在1938年11月17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张伯伦先生深信，所有这一切将导致达成广泛的协定，抚慰不满意的国家，从而取得长治久安的和平。
“但所有这些都纯属希望和推测。我们还得想到有一连串与此相反的可能性。他也许会要求我们承受无法忍受的事情……，这个代价也许还包括使不列颠帝国受到重大的损害和屈辱，却不能使欧洲大陆事态发展的进程有所停止或转移方向。”
丘吉尔认为，只有广泛联合欧洲乃至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建立维护国际安全秩序的“大联盟”组织，以强硬的手段甚至打一场“防御性的战争”，才能制止法西斯独裁者的侵略野心。他始终认为，如果做到了这些，战争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直到“二战”期间他也仍持这一看法。有一次，罗斯福总统与丘吉尔交谈时对他说，自己正在向公众征求意见，对这次战争应该起个什么名字。丘吉尔立即说应该叫做“非必然的战争”。丘吉尔以为，从来没有一次战争比这次战争更容易加以制止的了。只是由于英语民族的“不明智、麻痹大意和好心肠而听任恶人重新武装”，才最终导致了战争的爆发。这一思想，被丘吉尔明确地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风云紧急》的主题，标识在该书的扉页上。
从战后出版的回忆录和对战犯审询的记录中，丘吉尔的观点得到了确切证实。在奥地利前总理许施尼格的《奥地利安魂弥撒》中，记载了希特勒威逼奥地利屈服的谈话。希特勒狂妄地说：“你不要相信世界上有什么人能阻止我的决定！意大利吗？我和墨索里尼说得明明白白：我和意大利保持最亲密的关系。英国吗？英国不会为奥地利动一个手指头。……法国吗？算了吧，两年以前，我们以少数部队开入莱茵兰——那时我冒了很大的险。如果那时法国军队开入莱茵兰，我们或者早已被迫撤退了。……但到现在，对法国来说，这样做已经太迟了。”
在法国前总理保罗·雷诺的《法国拯求欧洲》中，引述了德国元帅凯特尔在纽伦堡受审时对捷克代表提问的答复：
“艾格上校代表捷克斯洛伐克向凯特尔元帅问道：
“在1938年的时候，如果西方各国肯帮助布拉格，第三帝国会不会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呢？”
凯特尔元帅回答：
“肯定不会。那时我们在军事上的力量还不够强大。慕尼黑（指签订慕尼黑协定）的目的，就是把俄国赶出欧洲，争取时间，完成德国的武装。”
当时的德国军备虽然发展迅速，但与英、法比较并不占优势，在有些方面还差得较远。由于“法国内部的腐败和英国的缺乏坚决意志”，使希特勒敢于进行战争冒险。“他的天才告诉他，胜利不是通过绝对有把握的道路来取得的，风险是必须冒的。突然的跃进是必须的。过去的成功，第一次是重整军备，第二次是恢复征兵，第三次是重占莱茵兰，第四次是同墨索里尼意大利的接近，这都使他大获成功，得意洋洋。如果要等到万事俱备，也许就会贻误时机，为时过晚了。”
根据多次的经验，希特勒对英、法不会为捷克斯洛伐克而战是深信不疑的。但德国的将军们从军事实力的对比出发却感到信心不足，因而准备阻止希特勒的计划。当时，“有三十到四十个师的捷克军队部署在德国东部边境，而法国军队约以八比一的优势开始沉重地压在‘西墙’①。敌意的俄国可能利用捷克的飞机场采取军事行动，苏俄军队可能通过波兰或罗马尼亚向前推进。最后，据说英国海军在最后阶段已在动员。”这些情况使德军总参谋长贝克因要求停止战争冒险而与希特勒决裂。贝克辞职后，新任德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将军，出于对祖国以及德军的责任和荣誉的考虑，据信与贝克将军、施蒂普纳格尔将军、维茨累本将军、布罗克多尔夫将军以及柏林警察局局长赫尔多夫将军等人，策划了一个拘捕希特勒及其主要亲信的阴谋计划。正当他们定于9月14日晚8时开始行动的4小时前，维茨累本得知了张伯伦将飞往贝希特斯加登与希特勒会晤的消息。阴谋者们马上开会商议对策。在会上，哈尔德对维茨累本说：“如果希特勒的虚张声势的恐吓又获得成功，那么，我作为参谋总长是不宜把它拆穿的”于是停止了计划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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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西墙，即德法边境上的“齐格菲防线”。
丘吉尔曾经对此事评论道，关于这一事件“后来米勒—希勒布兰特将军也加以证实，有些调查过此事的权威人士也认为确实可靠。……这又是另一个因极小的偶然事件而改变人类命运的例子。”丘吉尔还说：“现在我们得知，当时英法两国如果在国际联盟领导下采取坚决的立场，就会立刻迫使他们从莱茵兰撤退，而无须流一滴血；影响所及，可能使德国军队中较为慎重的人恢复他们应有的地位。而德国那位政治领袖也不会取得这么巨大的威望，使他得寸进尺了。”丘吉尔认为，捷克事件也是英法各国对希特勒采取行动的好时机，但这一机会又让张伯伦断送了，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希特勒的领导地位。
但是在英国国内，支持绥靖政策的许多保守党人不仅看不到这一政策带来的严重恶果，反而对因反对绥靖政策而激烈批评政府和保守党领袖的人大肆攻击。丘吉尔在他代表的埃平选区也遭到强烈反对，他被迫发表声明说，如果本地党部决定对他弹劾，他将立即辞去议席，另行参加补缺选举。经过丘吉尔的坚定支持者、党部主席霍基爵士的艰苦斗争，终于使丘吉尔得到三对二的信任票。不过，人们一方面庆幸绥靖政策使他们免遭战祸；另一方面也希望利用缓和尽快地加紧战备工作。军事部门因危机中暴露出军备严重缺乏的情况，都要求大力重整军备；而绥靖派则担心这样会刺激希特勒，因此内阁出现了意见分歧。经过争论，最终内阁达成了一个既要尽可能做好准备，又不大规模行动以免刺激德国和意大利的妥协方案。
或许是张伯伦的绥靖外交取得了表面的效果，英国国内在1939年春天充满了反常的乐观情绪。在一些保守党地方分部领导人的年度选举中，张伯伦派“大获全胜”。但是这种状态很快就被新发生的事件改变了。3月13日，希特勒入侵捷克的剩余地区，宣布对波希米亚实行保护。第二天，在德国的操纵下，斯洛伐克宣布独立，实行自治。这一事件反而使张伯伦感到甩掉了一个包袱。他在下院的发言中说，由于斯洛伐克的独立，原来那个英国政府对其负有条约义务的捷克斯洛伐克作为国家已不复存在，因而英国政府再不受这个条约义务的约束了。张伯伦最后还说：“我对于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当然应该深引为憾，但是我们决不可因此而离开正轨。我们应该记得，世界各国人民的意愿仍然是集中在和平的希望上。”
但是由于这一事件，使国内民众的情绪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迫使张伯伦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立场。他原定于两天后，即3月17日在伯明翰发表关于国内问题和社会福利问题的演讲，但由于“他获得更充分的消息，他知道议会、公众和各自治领都表示了坚决的立场”，于是他把早就拟好的讲稿抛到一边，起而谴责希特勒的背信弃义。3月29日，张伯伦在下院宣布了把本土防卫队扩大一倍的计划。3月31日，他又在下院宣布，如果波兰遭到入侵，英国政府将保证给予波兰政府以全力支持。同时他还宣布，法国政府已授权让他明确表示，法国将与英国采取同样立场。
但是，正如丘吉尔所指出的那样，由于好心而能干的人作出了种种错误的判断而演成的悲剧故事，现在已达到高潮了。张伯伦突然一反五六年来一直推行的绥靖政策，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转变了立场，甘愿接受迫在眉睫的战争；而这个战争，规模可能会大到极点。但现在的条件却比过去恶劣多了。绥靖政策的恶果不胜枚举：德国破坏凡尔赛条约重整军备，扩大征兵；英国失去了空军优势，连均势也未能保住；德国以武力重占莱茵兰，基本建成齐格菲防线；德、意勾结形成了柏林——罗马轴心；德国吞并了奥地利，肢解了捷克斯洛伐克，使它获得了强大的军工生产能力；美国的干预被拒绝了；苏联表达出援救捷克的计划而无人理睬；在英国无力增强法国边境防务时，却丢掉了可以对付尚欠完备的德军部队的35个捷克师。
丘吉尔还指出，由于匈牙利已投向德国；波兰不愿与罗马尼亚合作，而且两国都不愿意让抗德的苏联军队通过，因此东欧方面任何足以组织抵抗德国侵略的手段现在差不多都完了。“大联盟”的关键在于同苏联达成谅解，但是当苏联于3月19日提出召开六国会议共商抗德大计时，张伯伦却出于成见冷淡地拒绝了。
4月3日，德国总参谋长凯特尔发出了针对波兰的秘密命令“1939年到1940年武装部队指令”，代号“白色方案”。希特勒在上面批示要求：“准备的工作务须做到从9月1日起任何时间都可以发动军事行动。”
墨索里尼为了能够同德国在中欧的进展保持平衡，于3月26日发表了一篇措词激烈的演说，针对法国提出了对地中海的权益要求。随后在4月7日占领了阿尔巴尼亚，获得了一块进攻希腊和迫使南斯拉夫中立化的跳板。整个国际局势越来越紧张，张伯伦的和平大船已经是处处漏洞了。
鉴于英国政府给波兰和罗马尼亚的保证，如果不纳入英国与俄国达成一个全面协议的体制之内就都不具有军事上的价值，英国政府指示驻苏大使于4月15日在莫斯科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进行了会谈。4月16日，苏联提出正式建议，主张苏、英、法三国结成相互支援的联合阵线。张伯伦没有想到苏联这么快就走得如此之远，不知所对，只好保持长时间沉默。这种态度对主张联合英法的李维诺夫是个沉重的打击。5月3日，莫斯科宣布解除李维诺夫的职务，改由总理莫洛托夫兼任外交人民委员。这一人事变动，标志着苏联外交政策的转变。5月4日，丘吉尔敦促政府对苏联建议作出反应。他评论道：“最重要的是不要失掉时机。……我们不仅必须接受同俄国的充分合作，而且必须使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参加这个大联盟。……没有俄国的积极帮助，就无法维持一条反纳粹侵略的东战线。阻止希特勒对东欧的图谋，是同俄国的利益有着密切的关系的。现在仍然有可能把波罗的海到黑海之间各个国家和民族联合成一个坚固的阵线，以反对新的暴行或侵略。”
5月8日，英国政府终于对苏联政府4月16日的建议作了答复。此后两国间进行了艰难的谈判，但很长时间都毫无进展。5月19日，下院就这个问题进行辩论，劳合·乔治、艾登和丘吉尔都作了发言，敦促政府与苏联签订平等的、内容广泛的协定。工党领袖艾德礼和自由党领袖辛克莱也都发言说明了与苏联结盟的必要性。但张伯伦的态度则轻蔑而冷淡。
在英国与苏联谈判的同时，德国与意大利两国外长在科莫会谈并于5月22日签订了所谓的“钢铁盟约”。5月30日，德国外交部打电报给其驻莫斯科大使说：“与我们过去计划的政策相反，现在我们已经决定和苏联进行明确的谈判。”就在同一天，莫洛托夫发表演说，指出英国与苏联的根本分歧。由于芬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对苏联心存疑虑甚至恐惧，波兰和罗马尼亚也不打算接受苏联给予直接的和有力的保证，谈判最终未取得任何结果而失败。苏联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与德国进行谈判并最终于1939年8月23日与之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丘吉尔后来评论道：“这一事实标志着几年以来英法两国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手段的绝顶失败。”
这些结果并不出乎丘吉尔意料之外。在此期间，他只有尽力为巩固英法联盟而活动。7月14日，他应法国政府之邀参加了法国的国庆节以及为纪念攻陷巴士底狱150周年举行的专门庆祝活动。8月15日，丘吉尔再次来到法国，到莱茵河扇形战区前线进行了10天考察，与甘末林将军和乔治将军时常在一起研讨军事问题。回英国后，他将考察中的札记整理出来送给了陆军大臣，其中写道：
“德国在攻击波兰前，不必进行军队动员。……到目前为止，一般认为，希特勒似应等到阿尔卑斯山地区降雪，使墨索里尼可以利用冬季的掩护时才会有所行动。在9月初的两星期中，甚至早些时候，这些条件就会具备。……所以9月的上半月，看来是最危急的时期。”事实再一次证实了丘吉尔的准确预见。因为波兰政府拒不按照希特勒的要求派一名全权代表到柏林去讨论他提出的条件以解决问题，希特勒认为德波关系“最近几星期内已变得难以容忍了”。在与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后，希特勒感到，“俄国的善意态度已有确定的保证。尤其重要的是，现在如果发生冲突，就不再会有由罗马尼亚方面来的任何攻击的可能了”。于是，希特勒“决心用武力来解决问题”。8月31日，希特勒发出了“第一号作战指令”，命令德军“对波兰进攻应按照‘白色方案’执行”。9月1日拂晓4点45分，150多万德国大军突破波兰防线，分三路向华沙推进。9月2日，英国下院爆发辩论，议员们要求政府履行对华约的义务。9月3日，张伯伦在下院发表演讲说：“今天是我们大家最感到痛心的日子，但是没有一个人会比我更为痛心。在我担任公职的一生中，我所信仰的一切，我所为之工作的一切，都已毁于一旦。现在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鞠躬尽瘁，使我们必须付出重大代价的事业取得胜利，……我相信，我会活着看到希特勒主义归于毁灭和欧洲重新获得解放的一天。”但是，张伯伦最终并没有看到这一天。1940年11月9日，他带着遗憾和绝望与世长辞了。就在9月3日上午11点，对德国发出的最后通牒时限刚过，英国对德宣战并宣布全国进入战争状态。震惊世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宣告了张伯伦的绥靖政策的彻底破产。
丘吉尔传--六 临危受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