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传
作者：蔡赓生
丘吉尔生平
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带领英国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战争伟大胜利的民族英雄，是与斯大林、罗斯福并立的“三巨头”之一，是矗立于世界史册上的一代伟人。
丘吉尔出身于声名显赫的贵族家庭。他的祖先马尔巴罗公爵是英国历史上的著名军事统帅，是安妮女王统治时期英国政界权倾一时的风云人物；他的父亲伦道夫勋爵是上世纪末英国的杰出政治家，曾任索尔兹伯里内阁的财政大臣。祖先的丰功伟绩、父辈的政治成就以及家族的荣耀和政治传统，无疑对丘吉尔的一生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在他成长为英国一代名相的过程中具有关键性作用。他们为丘吉尔提供了学习的榜样，树立了奋斗目标，也培育了他对祖国的历史责任感，成为丘吉尔一生孜孜不倦地追求和建功立业的强大驱动力。
丘吉尔未上过大学，他的渊博知识和多方面才能是经过刻苦自学得来的。他年轻时驻军于印度南部的班加罗尔，在那里有半年多的时间里他“每天阅读四小时或五小时的历史和哲学著作”。自那以后，丘吉尔从柏拉图、吉本、麦考利、叔本华、莱基、马尔萨斯、达尔文等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生物学家的著作中吸取了丰富的思想营养。这使他的思想更加深刻，人生信念更加坚定，也使他成长为“我们生活的时代里最杰出和多才多艺的人”。
丘吉尔的头上戴有许多流光溢彩的桂冠，他是著作等身的作家、辩才无碍的演说家、经邦治国的政治家、战争中的传奇英雄。他一生中写出了26部共45卷（本）专著，几乎每部著作出版后都在英国和世界上引起轰动，获得如潮好评，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各国广为发行，以致《星期日泰晤士报》曾断言：“20世纪很少有人比丘吉尔拿的稿费还多。”1953年，他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他在一生中多次经历的议员竞选中，在议会的辩论中，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重要时刻，发表了许多富于技巧而且打动人心的演讲，给人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瑞典文学院在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中说：“丘吉尔成熟的演说，目的敏捷准确，内容壮观动人。犹如一股铸造历史环节的力。……丘吉尔在自由和人性尊重的关键时刻的滔滔不绝的演说，却另有一番动人心魄的魔力。也许他自己正是以这伟大的演说，建立了永垂不朽的丰碑。”S·席瓦兹院士在颁奖词中还说，“丘吉尔在政治上和文学上的成就如此之大，……此前从未有过一位领袖人物能两样兼备而且如此杰出。”
的确，为丘吉尔树立了永垂不朽的丰碑的不仅是他的作品和演讲，而且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和反法西斯斗士的光辉业绩。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当选为议员，曾多次在内阁中担任要职。他经历了许多次政治上的升沉起伏，每次都以不屈不挠的努力，从不畏惧的斗志战胜艰难险阻而达到自己的目的，最终登上了光辉的顶峰，在英国处于历史危机的严峻关头，成为众望所归的政治领袖。连他政治上的对手也说：“丘吉尔是大家一致认为永远不能成为首相的人，可是他同样也是在这危急关头获得大家一致欢迎，认为是唯一可能出任领袖的人。”“人们不能不喜欢他，他的才能与朝气是无与伦比的。”
在通向胜利的漫长岁月里，丘吉尔在其演讲中多次发出战斗到底的誓言，表达了英国人民的心声。他说：“我们将永不停止，永不疲倦，永不让步，全国人民已立誓要负起这一任务：在欧洲扫清纳粹的毒害，把世界从新的黑暗时代中拯救出来。……我们想夺取的是希特勒和希特勒主义的生命和灵魂。仅此而已，别无其他，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丘吉尔在世人心目中已成为英国人民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的集中象征。《星期日泰晤士报》评论说：“今天，温斯顿·丘吉尔不仅是英国精神的化身，而且是我们的坚强领袖。不仅英国人，整个自由世界都对他无比信任。”
还值得注意的是，丘吉尔是有名的顽固反共人物。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键时刻，在处理对苏关系问题上，他以一个杰出政治家的巨大勇气和高度灵活性，从英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完成了英国政治和他本人政治生涯中的重大历史性转折，毫不犹豫地与苏联结为盟国，使不同意识形态下的反法西斯力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结成了统一战线，从而保证了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斯大林称赞丘吉尔是“百年才出现一个的人物”。
此外，丘吉尔还可以称之为预言家、发明家、战略家、外交家。他早在三十年代对未来战争中的一些重大技术发展所作的预见后来都变成了现实；他以超乎寻常的惊人敏感和极大的勇气，冒着和平主义浪潮的巨大压力和“在政治上几乎有被消灭的危险”，一天也不放弃向国人发出预言式的战争警告，使英国人作好了战争来临的精神准备。他在用雷达侦察来袭敌机的方法正式使用前4年就提出对此问题的研究。他因动用海军经费改进和大量建造“陆地行舟”，使轮式装甲汽车演变成为威力巨大的现代坦克而被尊为“坦克之父”。他主持制定了“二战”中的许多战略计划。他亲自着意培育了在当时乃至后来左右世界政治格局的英美关系。总之，丘吉尔是一位人生内涵极为丰富的传奇人物。本书在较系统、全面地介绍了丘吉尔一生主要事迹的同时，还力图透过历史的表象，对人们囿于政治或党派的偏见而对其产生的误解加以辨析，以便读者对这位曾为人类从法西斯恶梦中挣脱出来作过特殊贡献的一代英国名相，能够从本质上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丘吉尔传--一 马尔巴罗公爵的子孙
一 马尔巴罗公爵的子孙
每当提起温斯顿·丘吉尔这个响亮的名字时，我们立即想起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带领英国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战争巨大胜利的英国首相，是和罗斯福、斯大林同为“三巨头”而矗立在世界史册上的历史伟人。其实，早在十七世纪的英国，也有一位名叫温斯顿·丘吉尔的人，他是本书主人公的同姓名祖先。
这位温斯顿·丘吉尔（1620—1688）生活的时代，正值英国资产阶级刚刚登上世界历史舞台，向封建贵族的专制统治发起了强有力的进攻。克伦威尔的“铁骑军”和新模范军，同国王的保皇党军队，进行着殊死的战斗。而并非贵族的温斯顿·丘吉尔，在英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中却站在贵族一边，拿起武器为国王查理一世同克伦威尔的军队打仗。
1643年5月，在战事间歇，已升为骑兵上尉的温斯顿·丘吉尔，回到家乡与恋人伊丽莎白·德雷克完婚。有意思的是，德雷克家在政治立场上恰恰与温斯顿·丘吉尔相反，站在了克伦威尔一边。但他们与丘吉尔家同样认为，政治上的分歧不应影响两家之间的婚姻关系。这种情况在当时的英国也并不少见。
克伦威尔代表了历史的进步势力，而历史的进步是无法阻挡的。1649年，查理一世被克伦威尔控制下的国会判处了死刑，资产阶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此时，背运的保皇党军官温斯顿·丘吉尔只好带着伤解甲归田，并且受到了胜利者的惩罚，被迫缴付446英镑8先令罚款。这在当时几乎可说是一笔巨款，丘吉尔家因此而破产了，他只好跟着妻子住进了德雷克庄园。在这里，丘吉尔上尉埋头从事皇家政权渊源演变的研究，在此中寄托自己复辟君主制的企盼，希冀有朝一日会时来运转。
温斯顿·丘吉尔的期待并非是一厢情愿。1660年，查理二世从多维尔登陆，在英国复辟了君主制。温斯顿·丘吉尔立即带着自己花了十多年时间撰写而成的皇族家谱学手稿前往伦敦，以谋求出路。他对英国王室的忠贞不渝终获报偿：他被选为议员，在赴爱尔兰一度出任收益颇丰的地方官之后，他被召回国为英王室掌管财产。虽然在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麦考利眼里，他是一个“一直闲居白厅的穷困潦倒、渺小可怜的骑士，由于他发表一部歌颂君主制和君主的索然无味、矫揉造作、早已被人遗忘的书而被人嘲笑”，但无庸置疑的是，正是这位英国一代名相的同名祖先，为丘吉尔家族的贵族地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查理二世封温斯顿·丘吉尔为爵士，并赋予他持有自己族徽的权力。他为丘吉尔家族选择的族徽“忠诚，然而却不走运”，至今仍是该家族的座右铭。
温斯顿·丘吉尔与伊丽莎白·德雷克一共生了十二个子女，其中七个夭折，其余的则都十分健壮且聪明能干。其中尤以女儿阿拉贝勒和儿子约翰·丘吉尔最为出色。把丘吉尔家族带入贵族行列的，正是这位约翰·丘吉尔。
丘吉尔传--１ 马尔巴罗公爵
１ 马尔巴罗公爵
约翰·丘吉尔（1650—1722）与自己的祖父、多塞特郡的法律家、铁杆保皇派亦即丘吉尔家族有史可考的第一代祖先老约翰·丘吉尔同名。由于温斯顿·丘吉尔与王室的密切关系，他的儿子约翰被安插到宫中，充当国王查理二世的听差；约翰的妹妹阿拉贝勒则在约克公爵夫人身边找了个差事，并作了她丈夫亦即国王的弟弟、后来成为英王詹姆斯二世的约克公爵的情妇，为约克公爵生了儿子菲茨詹姆斯。依靠阿拉贝勒与约克公爵的亲密关系，约翰·丘吉尔在上流社会倍受青睐。后来，由于英国国内政治斗争激化，在国王的劝告下，约克公爵出奔荷兰。此时已晋升为英军上尉的约翰·丘吉尔，便成为深受约克公爵信赖的副官，随同约克公爵去荷兰政治避难。
查理二世在与国会摊牌时取得了出乎意料的胜利。他宣布解散国会；而议员们则目瞪口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便顺从了。约克公爵于1682年5月从流亡地回到了英国。随同回国的约翰·丘吉尔自此后便顺风顺水，青云直上。他凭籍自己同王室的关系以及聪明的大脑、英俊的外貌，努力在宫廷中活动，取悦于颇有权势的贵妇人，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得到了不少好处。有的传记作者把他描述成一个野心勃勃、高傲而聪明的家伙，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惯会见风使舵，投机钻营，甚至使用阴谋，即使背信弃义也在所不惜。他在公爵府中遇上了一位颇受公爵爱女安妮公主宠信的宫女莎拉·杰宁斯，两人气味相投，很快结为夫妻。
约克公爵于1685年继位，是为詹姆斯二世。觊觎王位的前国王查理二世的私生子蒙默斯公爵不甘失败而起兵讨伐“篡位者”，为约翰·丘吉尔的飞黄腾达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丘吉尔勋爵率领着皇家骑兵和一个团的龙骑兵，投入了镇压叛乱的战争。在战斗中，约翰·丘吉尔展现了他的过人才能，他骁勇善战，指挥得当，打了不少胜仗，最终击溃了蒙默斯公爵的叛军。公爵本人也被捕获，继而被送上了断头台。由于辉煌的战功，约翰·丘吉尔被擢升为少将，又被封为男爵，从此上升到了贵族阶层。
但是就在三年之后发生的教派之争的“光荣革命”中，信奉新教的约翰·丘吉尔便站在了詹姆斯二世的对立面，转而支持被国会中的“辉格党”和“托利党”迎请来的荷兰执政奥伦治亲王。当时，信奉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企图借助法国的力量，在英国恢复天主教会和封建专制统治，与国会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国会便借助信奉新教的奥伦治亲王，即詹姆斯二世的女婿威廉三世，带兵讨伐国王。时运不济的詹姆斯二世众叛亲离，许多人带领部下投向威廉三世。当时，由于亲信们的提醒，詹姆斯二世已经考虑要逮捕约翰·丘吉尔。十分警觉的约翰便在11月23日夜晚率领大约四百名军官和骑兵，逃离了皇家军队的营地，投入了新教阵营。威廉三世的军队得到了普遍支持，在向伦敦挺进的征途上节节胜利，终于将詹姆斯二世赶下王位并逼其逃往法国。第二年即1689年，国会宣布威廉三世和他的妻子玛丽二世为英国国王和女王。同时，国会通过了限制王权、扩大资产阶级权力的宪法性文件《权利法案》，从此在英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由于这次政变没有酿成大规模内战，所以史称“不流血革命”或“光荣革命”。
威廉三世于1689年加冕时，封约翰·丘吉尔为马尔巴罗伯爵。1702年，威廉三世逝世；因无子嗣，便由安妮公主继位为英国女王。历来颇受安妮宠信的约翰·丘吉尔与莎拉·杰宁斯夫妇更是春风得意，官运亨通。约翰·丘吉尔立即被安妮女王任命为国内外军队的总司令，并很快奔赴荷兰，又作为荷兰军队代理总司令，指挥英、荷、德诸国“强大联盟”的联军进行马斯河战役，迫使法军撤退，使战局转危为安，直至取得胜利。当他回到英格兰之后，马上被封为马尔巴罗公爵，成为英国政界权倾一时的风云人物。
1703年，马尔巴罗重返欧洲大陆指挥“强大联盟”联军进行大陆战争，并于次年在布伦海姆取得了辉煌的根本性胜利。马尔巴罗因这次辉煌胜利而得到了安妮女王的巨额赏赐，女王赐给他伍德斯托克地区封地数千英亩，赏金50万英镑，为他修建豪华的宫殿。为纪念马尔巴罗公爵的丰功伟绩，这座据说比皇宫还漂亮的精美华丽的宫殿被命名为布伦海姆宫。此外，德国皇帝赐予马尔巴罗公爵“罗马帝国公”的称号，直到今天，马尔巴罗公爵的子孙还可以享用这个称号。
布伦海姆大捷之后的若干年里，马尔巴罗仍多次率领“强大联盟”联军对法作战，先后又取得了拉米伊、奥德纳德和莫拉克等战役的重大胜利。“他统帅‘强大联盟’的军队转战十年，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这在战争史上实为空前之奇观。”
在本书主人公丘吉尔眼里，其祖先马尔巴罗公爵是一位令人崇敬的历史伟人；丘吉尔对他身上所具有品性和才能的赞美几乎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在1933年开始写作的《马尔巴罗传·他的生平和时代》一书中，用浓墨重彩为马尔巴罗公爵的历史功绩和高大形象作了充分的展示和描绘，力图在读者面前为自己的祖先树立一座丰碑。
可以肯定地说，第一代马尔巴罗公爵对丘吉尔的一生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对于丘吉尔成长为英国一代名相具有关键性作用。他的品性和行为成为丘吉尔的楷式，他的丰功伟绩成为丘吉尔的奋斗目标，他在英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培育了丘吉尔对祖国、对历史的沉重责任感。
马尔巴罗公爵的晚景较为凄惨，在长期遭受因中风引起的瘫痪折磨后，他于1722年在布伦海姆的家中病逝。
丘吉尔传--２ 杰出，然而却不走运
２ 杰出，然而却不走运
马尔巴罗公爵的后世子孙们在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这段时间里，再也没能为他们的族徽增添任何光彩。他们既无骄人的功业，亦未获得任何荣誉，只不过为了维护公爵的尊严和排场，毫不吝啬地挥霍着约翰·丘吉尔积攒的大笔财富。
当年约翰·丘吉尔和莎拉·杰宁斯在英国宫廷中都有较高地位，每年的收益也相当可观。他俩每年可得到64325英镑的薪俸，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约翰受封马尔巴罗公爵之后，每年又可以得到5000英镑的俸禄，加上几次大捷之后国王给予的巨额赏赐，丘吉尔一家已拥有巨大的财产和大量珍宝。但是经过几代人的消耗之后，丘吉尔家族的经济状况已日见困窘。丘吉尔的祖父由于子女众多而负担沉重，窘迫的经济状况不仅使他养成了拘谨、吝啬的性格，也逼着他开始变卖家产。
伦道夫·丘吉尔生于1849年，是马尔巴罗公爵七世的第三个儿子，也是本书主人公丘吉尔的父亲。按照英国法律，马尔巴罗公爵的爵位和领地应由其长兄乔治·丘吉尔继承，伦道夫自己只能在政界、军队、殖民地行政当局或者宗教界寻求出路。伦道夫在牛津大学毕业之后，决定向政界寻求发展。
在进入政界之前，1873年8月，伦道夫在一次舞会上认识了美国百万富翁伦纳德·杰罗姆的女儿珍妮。两人一见钟情，很快便确定了婚姻关系。
珍妮的父亲伦纳德·杰罗姆是一位事业有成的企业家，他早年干过外交工作，曾任美国驻的里雅斯特领事。以后转而从商，成为《纽约时报》的老板之一，同时还做房地产生意。对于珍妮和伦道夫的婚姻，他一开始并不十分满意，因为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美国人与英国人的观念格格不入。但由于当事人双方的坚持，他最终不仅同意了婚事，而且还答应每年提供2000英镑给女儿、女婿补贴生活。
马尔巴罗公爵七世开始时也不同意儿子伦道夫的选择；出于门第方面的考虑，娶一个美国平民的女儿为媳，是不符合贵族的传统和身份的。在英国王室以外的贵族中，仅有20个公爵爵位，马尔巴罗公爵按封爵次序名列第十。因而公爵夫妇很注重自己仅次于王室的尊崇地位和荣耀声望。由于儿子的坚持，公爵最终还是同意了这门婚事，但同时他提出一个条件，伦道夫必须进入议会之后才能举行婚礼。
1874年初，刚满24岁的伦道夫·丘吉尔勋爵，作为由他的家族所控制的牛津郡伍德斯托克镇选区的代表，经他父亲的举荐竞选议员获胜。同年4月中旬，伦道夫勋爵与珍妮·杰罗姆在巴黎英国驻法大使馆中举行了婚礼。婚后六周，伦道夫·丘吉尔夫妇回到了故乡布伦海姆宫，受到了当地居民的热烈欢迎。整个小镇到处彩旗飘扬，居民们冒雨夹道迎接，镇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新婚夫妇表达了真挚的祝福。伦道夫与珍妮在布伦海姆宫住了一段时间后，为了出席议会会议，他们又来到伦敦租房住下，投入了伦敦上流社会那种兴味无穷、令人神往的社交生活。7月份议会休会后，他们又回到了布伦海姆。为了打发枯燥乏味的日子，有孕在身的珍妮对狩猎表现出很大兴趣，11月24日她在狩猎中摔了一跤，受到惊吓。28日珍妮又有“一次轻率而鲁莽的乘车出游”，当晚即“引起腹痛”。次日曾设法保胎，但似乎效果不大。经过8小时阵痛，珍妮于1874年11月30日凌晨1时30分生下一个儿子，此时仅为婚后7个半月。伦敦《泰晤士报》和《牛津日报》就此曾报道说：“11月30日伦道夫·丘吉尔夫人于布伦海姆宫早生贵子。”《牛津时报》补充道：“当晚，教堂敲响了悦耳的祝福钟声。”这个早产儿被命名为温斯顿·伦纳德·斯宾塞·丘吉尔。伦道夫勋爵认为孩子“漂亮极了。大家都说眼睛头发乌黑，对早产儿说来，他的身体算得上相当健壮”。也有人怀疑孩子并非早产。对此，丘吉尔的传记作者亨利·佩林写道：“猜测这个孩子是否仅仅早产二三周的问题，那是吃饱了撑的，因为这意味着孩子的双亲先孕后婚，严重地冒犯了当时的礼仪。所以，温斯顿·丘吉尔的提前出世，究竟是他本人破题儿第一遭性急鲁莽，还是由于伦道夫勋爵急不可耐的产物，我们可以暂勿置论。”
小温斯顿的降生使马尔巴罗公爵爵位的继承人感到不安。因为他的伯父乔治·丘吉尔、在礼仪上被称为布伦德福德侯爵的未来的马尔巴罗公爵八世只有一个儿子，万一有个三长两短，那么马尔日罗公爵爵位和领地就该由温斯顿·丘吉尔继承了。在二十年多的漫长时间里，一直存在着这种可能性。因此，在马尔巴罗公爵九世娶妻后，老公爵夫人，温斯顿的祖母即对九世公爵夫人，一位有名的美国百万富翁的女儿康苏埃拉·范德比尔特说：“您的主要任务是生孩子，而且应该生儿子。不能让这个早产儿温斯顿继承公爵的爵位。”九世公爵夫人令人满意地完成了老祖母交给的任务，也使温斯顿失去了成为马尔巴罗公爵的可能性。但人们绝不会为此而替温斯顿·丘吉尔感到遗憾。显而易见，如果温斯顿做了公爵，英国历史上就会少了一代杰出的首相。对温斯顿本人而言，他建功立业，青史留名的向往可谓夙志在心，要远比成为公爵的愿望大得多。
温斯顿出生后不久，伦道夫夫妇便带着他前往伦敦居住，表面的理由是伦道夫身为议员，需经常参加政治活动，不能常住故乡，更为实际的是，这对年轻的夫妇都不能十分适应布伦海姆宫中那种沉闷、刻板的生活习惯。尤其是美国平民出身的珍妮，她美貌聪慧，充满魅力，具有活泼好动的性格特点，更加上她的美国观念，这一切都使她与布伦海姆宫中那些公爵夫人们格格不入。她长期居住巴黎养成的生活习惯，也使她格外向往伦敦的社交界。
他们在伦敦生活得很舒适，除了伦纳德·杰罗姆每年给2000英镑外，老公爵每年也给伦道夫1000英镑，每年3000英镑的收入使他们足以应付必需的开支。但是夫妇两人都过惯了富贵日子，花钱如流水，经常在家设宴款待社交界朋友；伦道夫又是一位狂热的赛马爱好者，所以他们也经常感到拮据。
他们的大方好客以及女主人的美貌、聪慧和在巴黎生活多年所养成的优雅风度，赢得了伦敦社交界的欢迎，不久，伦道夫夫妇就成为威尔士亲王那个风流而又奢华的小圈子里的成员。珍妮既善于绘画，又弹得一手好钢琴，还能运用隽言妙语写出感情细腻的书信。丘吉尔曾回忆说：“我的母亲在我眼中永远像一位神仙公主，一位容光焕发具有无限才能的女性。”这就引得英国贵族中的杰出人物都来登门拜访，保守党领袖迪斯雷利首相一度也曾是他们家的常客。
然而好景不长，不久之后上流社会发生的一件轰动一时的丑闻，突然中断了伦道夫一家与伦敦社交界的联系。1876年，伦道夫的哥哥布伦德福德侯爵完全不顾自己已经结婚生子，在情感的驱使下策划与艾利斯福德伯爵夫人私奔。艾利斯福德伯爵夫人也曾是威尔士亲王的情人，此时她的丈夫正陪同威尔士亲王在印度访问，等他们访问结束回到伦敦时，此事已闹得满城风雨。亲王要求艾利斯福德伯爵与其妻子离婚，同时要求布伦德福德侯爵亦与自己的妻子离婚并与艾利斯福德伯爵夫人结婚。布伦德福德侯爵认为，若接受了这一要求就是一种耻辱。伦道夫·丘吉尔为了家族的声誉和哥哥的情面，要求威尔士亲王劝说艾利斯福德伯爵不要提出离婚诉讼，否则，他将把“威尔士王子写给艾利斯福德伯爵夫人的表示友情的几封信公诸于世”。这样鲁莽的威胁激怒了威尔士亲王，亲王通过自己的私人秘书、曾担任过伦道夫婚礼男傧相的弗朗西斯·诺兰斯提出和伦道夫决斗。伦道夫回答说，他只能与亲王指定的代理人决斗，但决不同未来的国王决斗。事情闹到维多利亚女王那里，由迪斯雷利首相和反对党领袖哈丁顿勋爵出面调停。伦道夫被迫按照大法官的授意，书面向威尔士亲王道歉。然而亲王并不就此善罢甘休，他扬言说，谁要是接待伦道夫·丘吉尔他就不上谁家的门。
这件事不仅对伦道夫夫妇打击很大，而且使马尔巴罗公爵夫妇感到难堪。为了暂避风头，摆脱困境，马尔巴罗公爵决定接受迪斯雷利首相非常适时地发出的请他担任爱尔兰总督的邀请。此前因为总督这个职位花销太大，远远超出了他一年收入20000英镑的薪俸，他于1874年曾谢绝过同一邀请。这时候该职位再度空缺倒成了他求之不得的机会。马尔巴罗公爵走马上任，其子伦道夫作为总督不领薪水的私人秘书身份随同前往。伦道夫夫妇住进了都柏林凤凰公园里的一幢公寓，一住就是三年。直到1880年大选中保守党人迪斯雷利政府竞选失败下台，自由党人格莱斯顿政府上台执政，此时正好马尔巴罗公爵的爱尔兰总督期满卸任，全家人才又重返伦敦。
伦道夫在都柏林期间并未放弃自己的议员席位，回到伦敦后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投身于政治活动。到底是遭受打击之后对上流社会极为仇视的逆反心理，还是渴望发挥才干，希冀建功立业、出人头地的强烈欲望激发了伦道夫·丘吉尔近乎狂烈的政治热情，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我们不得而知。比较清楚的是，在回到伦敦以后的几年里，伦道夫在政坛上的表现是杰出的。他声名鹊起，地位不断上升，日益成为全国知名的政坛风云人物。
伦道夫和他父亲一样，都是保守党成员，保守党在1880年大选中失败后，其领袖迪斯雷利辞去首相职务进入上院，不久即退隐。保守党在下院缺乏一位像他们的对手自由党领袖格莱斯顿那样辩才无碍的代言人。此时伦道夫能言善辩的特点自然就引起了保守党人的高度重视。据说伦道夫小时候长相不很端正，小脑袋，突眼睛，在伊顿公学读书时常受同学们嘲笑，也因此激励了他以机智和辩才弥补不足。到如今他的口才更是炉火纯青。他在演讲之前都要进行精心准备，在演讲中有意识地借鉴训练有素的演员技巧；他以犀利的言辞奚落嘲弄、讽刺挖苦对方，以严密的逻辑推出有利于自己观点的结论，一针见血地戳穿自由党人在冠冕堂皇的口号下掩盖的政策缺陷，这一切在下院中获得了极大成功。此时他的外貌因其特色反而成为优点：他身材瘦小，眼睛溜圆，上唇恰到好处地留着一撇胡子，因而成为漫画家们绝好的表现对象，由此更加扩大了他的影响和知名度。
19世纪80年代，英国的国际地位正处于急剧下滑的过程中。与正在崛起的年轻工业国德国和美国相反，英国工业增长的速度日趋缓慢。长期延续的经济危机严重困扰着英国社会，促使国内阶级矛盾不断加剧；工人运动日益活跃，以争取工人阶级在议会中享有独立代表权为目的的独立政党工党业已建立。经济的和政治的新形势，迫使英国的保守党和自由党这两大政党不得不从根本上考虑改变自己的既定政策和活动方式，不得不在内政和外交方面探索新的政策思想，不得不实行议会改革，并逐步扩大选民面，力求在变化了的形势下能够对日益增加的选民施加政治影响。保守党和自由党还逐步建立起各自的现代组织结构，以使自己的代表尽可能多地进入议会开展政治斗争。1877年自由党全国联盟成立，有效地联合起各地方组织，进而在1880年的大选中战胜了保守党。当时保守党协会全国联盟虽然也已成立，但由于党内“老年帮”的专横，该组织未能很好地开展活动。现在，伦道夫正是利用党的地方组织领导人的不满，通过“保守党协会全国联盟”这一组织向党内“老年帮”发起了挑战。他公开宣称“全国联盟”应参与制定党的政策，而不应只是党的领导人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在1883年于伯明翰举行的全国联盟年会上，他发表演讲说：“如果你想赢得劳工阶层的信任，你就应该允许他们参与，而且是积极参与党的领导和党的管理工作，是真的参与而不是装装样子。”他说：“保守党不赢得工人阶级的信任就永远无法恢复自己的力量。如果我们信任工人阶级，我们的利益由他们掌握就会是安全可靠的……，我们应该邀请他们参加我们的党，并且使他们在管理党务方面发挥实际作用。”此前，他的亲密战友沃尔夫和戈斯特在《双周评论》上发表的文章中更加明确地提出，要求改变贵族领袖集团对党务加以垄断的不合理现象。文章指出，保守党地方协会在选举中刚刚获胜，占据党的领导地位的贵族们就争先恐后地出来分享猎物。“一个阶层的势力占据了统治地位。所有独立的政治见解都遭到无情的惩罚……这一切造成的结果是，协会失去了活力，而那些只关心取悦于党的领袖的能说会道的党棍取代了党的正直的工作者。之后不久就遭到了失败……必须彻底改变党的整个组织。”
1884年，伦道夫·丘吉尔出任保守党协会全国联盟主席之后，他和他的追随者与党的实际领导人之间，发生了一场持续了数月之久的复杂斗争。在迪斯雷利死后，保守党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到了保守党上院领袖索尔兹伯里勋爵和保守党下院领袖斯塔福德·诺思科特爵士手中。他们两人本来对伦道夫组织的“樱草会”就颇不以为然，认为该组织荒唐可笑；后来对伦道夫的争权更为反感。不过，迫于时势的发展和伦道夫政治实力的增强，他们也只好作出一些让步，与伦道夫达成妥协并以协议的方式固定下来。根据协议，伦道夫保证停止对保守党上层的攻击；而索尔兹伯里勋爵则答应吸收伦道夫为前排议员即将其列为党的领导人；并由于“樱草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成员遍布全国各个选区而承认其为党的正式组织。
虽然保守党领导人对伦道夫·丘吉尔采取了忍让态度，但他们始终对伦道夫抱有戒心；对他的野心勃勃、自命不凡虽然隐忍不发，但始终敬而远之。索尔兹伯里的侄子、未来的保守党首相阿瑟·巴尔弗说过：“我倾向于认为，只要伦道夫还没有不忠于党的任何行为，还没有把自己弄到无可挽回的不能令人容忍的地步，我们大家就要避免一切冲突。”由此可见，与伦道夫的妥协只不过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这也预示着以后发生的伦道夫的政治悲剧之不可避免。
1885年，保守党人在议会选举中获得了胜利。根据选举结果，由索尔兹伯里出面组阁；伦道夫勋爵出任印度事务大臣。伦道夫很快就表明，他能够轻松愉快地胜任大臣的职务。他既能作出重大决策，也能处理好复杂的关系，还能尽职尽责、埋头苦干。他安排了一支增援印度部队的兵力以防俄国入侵；他批准了对上缅甸的兼并以消除不稳定的隐患；他甚至设法使一项遭到女王激烈反对的任命得以批准，使一位很有能力的军人弗莱德里克·罗伯茨将军获准出任印度总参谋长。
但是伦道夫仅仅当了7个月的印度事务大臣就下台了。
因为保守党在1885年11月的大选中，未能在下院获得压倒多数而使自由党人重新上台。1886年7月再次举行大选，结果保守党获得大胜，自1880年以来首次在下院获得明显多数。索尔兹伯里再度出任首相。伦道夫·丘吉尔这次获得了仅次于首相的最重要的大臣职位——财政大臣，同时担任下院保守党领袖。35岁的伦道夫登上自己政治生涯中的顶峰，颇有志得意满之感，但他仍然向往着更高的地位。1885年11月，当一位朋友问及他未来的打算时，他回答道：“我将当五年反对党的领袖，然后再当五年首相。再往后就要死了。”伦道夫·丘吉尔曾把自由党德高望重的领袖格莱斯顿称为“急于求成的老头子”，而其实他自己倒是有点急于求成。英国幽默杂志《笨拙》的一位漫画家称伦道夫·丘吉尔是“伟大的年轻人”，不久之后人们就把这一说法改为“伟大的急于求成的年轻人”。后来，这一诨号又传给了他的儿子温斯顿，被人们叫了很长时间。
伦道夫·丘吉尔在内阁中自感地位重要，力图施加更大的政治影响，把手伸到了财政以外的领域，他干预外交事务，公开表示要与德国和奥地利加强联系。他采用类似反对党领袖格莱斯顿的政策来制订预算，主张减少税收和降低军费开支。对此，海军部未予反对，却遭陆军部的拒绝。他的主张在内阁中也屡遭反对；他自恃政府少不了他，曾两次以辞职相要挟迫使索尔兹伯里作出让步。但在1886年12月，他为强行使他的财政预算方案得到通过而第三次提出辞职时，等待已久的索尔兹伯里终于等来了把这位难以共事的内阁同僚清除出去的适当时机。索尔兹伯里正确地判断了形势，认为伦道夫的辞职不会对内阁以及政局产生根本性影响，于是平静地接受了伦道夫的辞职，随即任命原自由党前排议员G·J·戈申接替财政大臣职务。这样处理虽然引起了一些政治上的波动，但政府还是挺住了。显然，结局大大出乎伦道夫的意料，他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后来曾有人问及伦道夫为何轻率辞职，以至于过早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时，他回答说：“所有的伟大人物都会犯错误。拿破仑忘记了布吕歇尔，而我却忘记了戈申。”
伦道夫·丘吉尔只当了5个月财政大臣，便又回到了下院后排议员的席位上，并且是一去不返。他期待过一段时间会有机会再次出山。但对每一次“让伦道夫回来！”的呼声，索尔兹伯里总是置之不理。他在集会上发表演说时的听众越来越少，报纸也很少再登他的消息。政治上的失意使伦道夫极为苦闷，因而导致了他的健康状况日渐恶化。1895年1月24日，伦道夫·丘吉尔撒手人寰，溘然长逝，终年46岁。
伦道夫·丘吉尔的追悼会是在西敏寺举行的。首相和很多政界要人都出席了追悼仪式。葬礼在伦道夫的故乡伍德斯托克小镇的教堂里举行，箭后下葬于布雷登的教堂墓地。那里是许多丘吉尔家族成员的最终安息之地。也许，伦道夫·丘吉尔应和自己的妻子一样不为此生而感到遗憾，正如26年后逝世的伦道夫·丘吉尔夫人临终前自豪地宣称的那样：“我这一生没有什么遗憾：我为英国生下了丘吉尔！”这当然是指温斯顿·丘吉尔。
丘吉尔传--３ 顽劣的学生
３ 顽劣的学生
关于温斯顿·丘吉尔出生的另一种说法是，他的母亲，美丽、活泼而又十分贪玩的珍妮，不听家人的劝告，在温斯顿出生的当晚，仍坚持参加了马尔巴罗公爵在布伦海姆宫举行的舞会。舞会中间珍妮突然感到阵痛，被人们扶到大厅旁边一个临时女更衣室里，在一大堆女客人们的大衣、帽子和毛皮围脖中间生下了温斯顿。这个早产儿大声地哇哇直哭，显得活力盎然，使初做母亲的珍妮感到自豪和喜悦。
为了照看小温斯顿，家里为他请来了一位名叫伊丽莎白·安·爱维莉丝特的中年保姆。爱维莉丝特太太是位生性和善的妇女，她一直照料着温斯顿，跟着丘吉尔家一起去伦敦，赴爱尔兰；后来还照顾温斯顿的弟弟约翰并兼管家务，直到丘吉尔兄弟长大成人。温斯顿亲昵地称她为“爱姆”。小时候照料他的是“爱姆”；在他上学之后经常写信给他问寒问暖的是“爱姆”；他在学校遭鞭笞后爱抚他的也是“爱姆”；爱维莉丝特太太的慈爱深深地留在温斯顿的记忆里，很多年以后还念念不忘。
7岁那年，温斯顿·丘吉尔被父母送到位于阿斯科特的一所名为圣乔治的贵族子弟寄宿学校去读书。这所学校的条件相当好，每班只有10个学生；校园内有豪华的游泳池，宽大的足球场和板球场，甚至还装有在当时很少见因而十分新奇的电灯。因为是专为上流社会教育子弟而开办的，所以所有的设备以及师资都是第一流的，学费自然也特别贵。主持校政的是学校的创办人、高派教会的一名年轻牧师雷夫·H·W·斯尼德——基纳斯里，教育方式极其刻板，方法非常严厉。丘吉尔认为：“它们的残酷甚于内务部所设任何感化院中所能忍受的责罚。”
温斯顿经常看到，学校每月至少有两三次将全体学生召集在图书馆里，看少数犯了过错的学生被班长拖到隔壁的房间里挨打。他自己由于性格倔强，当然也逃不掉类似的遭遇。但他决不屈服，极力反抗，在挨打时拼命哭叫、踢打，有一次甚至把校长的硬草帽踩得粉碎。他心里非常痛恨这里的一切，十分怀念自己家里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
学期结束时，从学校发的成绩单看，他的历史和地理学得较好，其他功课则都较差。学校给他下的评语是“淘气”，“贪吃”。对他关怀备至的爱维莉丝特太太在他身上发现了多处受虐待后留下的伤痕，并喊他母亲也来看了。鉴于在阿斯科特的生活使温斯顿的健康受到损害，后来根据家庭医生罗伯逊·罗斯的建议，将温斯顿转学到布雷顿一所由汤姆逊两姐妹办的学校中学习。
新学校里的环境要宽松得多，尽管温斯顿·丘吉尔执拗、倔强的性格依旧，仍然是学校里最不守规矩的学生，但他再也不用担心受到体罚了。学校里开设了英文、法文、历史、古典文学以及绘画等一些比较正规的课程，此外还组织学生开展骑马、游泳和跳舞等活动。由于心情愉快，少受拘束，温斯顿在布雷顿学校里的学习有了较大的进步。在这一期间，1886年3月，温斯顿生了一场大病，因患感冒而转成肺炎，一度高烧不退，甚至有生命危险。他的父母闻讯后迅即赶来看他时，他已是神志不醒，奄奄一息了，经过抢救才脱离危险。又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他的病才逐渐痊愈。这场大病使他初次对人生有了较深的体验。
1888年3月，他13岁多时结束了在布雷顿的学习。父亲伦道夫打算将他送到哈罗公学去接受进一步的教育，为他将来进大学深造打基础。本来温斯顿应该被送到伊顿公学去读书。因为在英国，达官显贵家庭出身的子女，一般都根据其家庭地位按照约定俗成的惯例到相应固定的贵族学校学习。丘吉尔家族的子女通常都是进入全国最好的伊顿公学；伦道夫本人就是伊顿公学毕业的学生，他本来更愿意将温斯顿送到自己的母校去上学。但因为温斯顿不久之前才患过肺炎，医生认为他肺气弱；而坐落在丘陵地带的哈罗公学，对于一个肺有毛病的孩子的健康，无疑会是大有好处的。好在哈罗公学被社会公认为是除伊顿之外的几所公学中最好的一座；或许直到今天也仍然如此。
进入哈罗公学之前，温斯顿必须参加一次入学考试。校方希望通过考试，了解一下他在希腊文、拉丁文、英文、历史、几何和数学等方面的学习程度。但他在临考时似乎过于紧张，所以发挥得不够好。尤其是他不喜欢的拉丁文课程，在考试时需要他把一段拉丁文翻译成英文；当时他却头脑发蒙，仿佛一片空白，在2个小时中只在考卷上写了一个字，加上括弧，又用墨涂上，再打上一些点；结果交了白卷。此外，他的数学成绩也很差。尽管如此，他还是被学校录取了。因为对他来说，入学考试充其量不过是走走过场，哈罗公学的年轻校长韦尔顿博士显然不会将地位显赫的伦道夫勋爵的公子拒之门外。
丘吉尔后来在回忆这段生活时写道：“我刚满12岁便走进冷酷的考试领域，这对我是一种很大的折磨。我愿意参加历史和英文测验，在主考方面却偏重拉丁文和数学。而这两门功课，我几乎都不能给以满意的答案。”因为考试成绩差，他被编在成绩最差的一个班中最末的一个组。同时，因为他的姓名字母的位置靠后，他在学生名册中的排名以及点名时排队的位置也靠后，成为引人注目的倒数第3名。
温斯顿在哈罗公学期间的学习成绩很差，也几乎一直是倒数第几名。虽然经典语言是一门主课，但他固执地不愿学习拉丁文。他一向对自己不感兴趣的学科不愿花功夫，成绩自然也好不起来。而且他性格孤僻，落落寡合，自制力很差，不能遵守学校制定的行为守则。为此校长曾给予他警告处分，而他竟敢公然表示反抗。校长说：
“丘吉尔，我有很充分的理由对你表示不满。”
温斯顿立即针锋相对地回答说：
“而我，先生，也有非常充分的理由对您表示不满。”
温斯顿的这种状况使得他的父母大伤脑筋，老师们对他的行为表现也很不理解，只有他的美国外祖父伦纳德·杰罗姆对他表现出豁达的乐观。老杰罗姆说：“让他去吧！男孩子在找到了可以显示才能的场合后，自然会变好的。”的确，认为温斯顿迟钝、低能的人其实并不真正了解他。对自己爱好的学科，比如历史，他充分地显示出足够的学习才能，也能取得优异的成绩。此外，在哈罗时就可以看出，他继承了父亲的非凡记忆力。他非常喜爱著名历史学家麦考利的作品；有一次，他背诵麦考利关于古罗马的一本书，背了1200行竟然毫无差错，令老师和同学们为之惊叹不已。他还能大段大段地背诵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台词；当老师在讲课时引述《奥赛罗》或者《哈姆雷特》有了误差时，他总能发现并加以纠正。
哈罗公学中令温斯顿喜爱的东西还有体育和军事训练。他在学校里可以参加步枪队接受操练和射击训练；步枪队有时还组织学生进行以别的学校为假想敌的战斗演习或战术拉练。他还积极投入其他体育锻炼，练出了很棒的骑术和游泳技能。而他取得最大成功的体育项目是击剑，并在一次公学比赛中取胜，赢得了银质奖章。
像温斯顿这样大年龄的孩子，自然也免不了有调皮捣蛋的时候。有一次，他弄坏了学校附近一座空房子的几扇窗户，被抓住之后他挨了校长一顿鞭打。还有一次，他不慎将一位名叫艾默里的高班学生推入游泳池中。艾默里个子不大但身体强健有力，从游泳池里爬起来后找温斯顿算帐，温斯顿被迫向他道歉，还说了些“我爸爸是个大人物，可也是个小个子”之类好听的话。根据学校发的学生报告单上的评语，温斯顿“并非有意惹事生非”，但由于他的性格所决定，他总是免不了惹麻烦。他从来不能很好地遵守学校规定的纪律，也难以完全适应学校设置的课程和考试制度，成绩一直上不去，因而进大学深造的希望十分渺茫，使他的父母为他将来的出路十分操心。
那个时代，贵族出身的青年男子所学的专业中最令人羡慕的是神学、法律和军事。因为前两项专业都需要掌握大量的经典著作和古典文学作品，而经典语言拉丁文是温斯顿最薄弱的环节，由此看来，最适合温斯顿的专业只能是军事了。好在温斯顿自小就对军事饶有兴趣，喜欢玩打仗的游戏，7岁起就长期摆弄1500个锡兵组成的部队，把它们摆成各种战斗阵式，独出心裁、花样翻新地设计调兵遣将的方案。有一次，温斯顿正在房间里和弟弟约翰玩打仗的游戏，父亲走进来看见了，就问他说：
“你将来想干什么？”
“当兵，那还有说的！”温斯顿毫不迟疑地回答。
综合考虑了种种因素之后，温斯顿的父亲伦道夫勋爵决定让他将来投考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校。为此，温斯顿在哈罗转入了被其他同学嘲之为“笨蛋的乐园”的军事专修班，为将来投考军校作准备。温斯顿在哈罗公学的学习生活很快就将结束了。
丘吉尔后来在《我的早年生活》中回顾这段生活时认为：“那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段毫无意义和毫无乐趣的时期，……生活中尽是不舒适、限制和漫无目的的单调。”那时，伦道夫勋爵很少到学校里看望儿子，甚至后来他不再担任大臣时也仍然如此。珍妮同样很少到学校来，甚至温斯顿放假回家时，她也往往离家外出。温斯顿特别渴望母亲的关怀，以至于他在16岁时写给妈妈的一封信中恳求再三：“请千万千万千万千万千万千万来看看我，……请务必来，那么多次我盼望您的到来，但又都使我那样的失望。”只有心地善良的爱维莉丝特太太无微不至地关怀他。所以，温斯顿在长大后，直到老保姆逝世时，都一直同她保持着极为亲密的关系。他认为，爱维莉丝特太太对他的照料和影响是不应被轻易遗忘的。
丘吉尔传-- ４ 桑赫斯特军校毕业的骑兵中尉
４ 桑赫斯特军校毕业的骑兵中尉
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校位于伯克郡，离萨里郡的坎伯利火车站也很近，是英国军队培养步兵和骑兵军官的主要基地。当时每年需缴纳的学费为150英镑。该校学生几乎全部是出身于上流社会，因为在昂贵的学费之外，毕业成为军官之后仍需要家庭的金钱资助，所以贫寒卑微之家的子弟无法问津。
温斯顿虽然在哈罗公学已经作了些准备，但他在投考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校时还是两次都名落孙山。为了替他补习法文，母亲将他安排到凡尔赛一个法国人家里生活了一个月，还为他介绍了许多巴黎朋友。温斯顿相当喜欢这段经历。他与这家人相处得很好，不仅能运用许多法文成语给妈妈写信，还养成了大胆讲法语的习惯，尽管他的口语很不规范，有些地方不合语法，但足以完整表达自己的意思，这一点对他后来与法国军政要人打交道显出了极大的用处。
他回国后，父母又将他送到由哈罗公学校长推荐的W·H·詹姆斯上尉那里去补习功课。詹姆斯上尉开办了一所特殊的学校，专门给那些投考桑赫斯特军校的差生提供临阵磨枪的地方。甚至一些被人们认为愚笨的学生，经过在这里补习之后也能取得成功。为了提高通过率，上尉对过去的考卷进行仔细的研究，加以比较，列出可能考试的题目，有针对性地指导学生答题。
温斯顿就是在补习学校里也不是一位好学生，他“漫不经心”、“粗心大意”、“总想当场对他的辅导老师指手划脚”，甚至提出历史课程没必要再接受辅导。
就在温斯顿准备第三次投考之前，一件意外的事故使他中断了在补习学校的学习。温斯顿去凡尔赛补习法语的这年秋天，他的姑母温伯恩夫人把她在伯恩默思庄园里的宽大别墅借给他们一家过冬。温斯顿在寒假时也赶来这里与家人团聚，一起度过新年。1893年1月的一天，温斯顿与自己的弟弟和表弟玩追逐游戏。跌进了近30英尺深的山谷里，摔得头破血流，一只肾脏破裂，整整昏迷了三天三夜。他的母亲听说后及时地带着医生乘救护车赶来营救。经过三个多月的精心治疗，温斯顿才基本恢复健康，重新开始了学习。
温斯顿养伤期间住在父母一起，从而使他接触到政治活动。他家是一些高层政治家经常聚会，讨论政治问题的地方，许多议员和保守党的中坚分子是他家的常客。他们谈论的话题逐渐引起了温斯顿的政治兴趣，他尝试着用自己的粗浅政治知识去判断问题，当然更多地是受到谈话者的影响，他认为父亲辞去财政大臣职务是无法挽回的错误，结果导致了悲剧。伤好后他还常到下院旁听议会辩论，关心政局的变化，甚至向往着有朝一日父亲东山再起，他就会跟着父亲投身政坛，支持父亲的政治斗争。可以说，这段短暂的养伤生活，对温斯顿未来的人生发展，起到了不容低估的潜移默化的重要作用。
温斯顿康复后继续在詹姆斯上尉的学校里进行补习，尽可能运用上尉的方法强化自己应付考试的能力，结果如愿以偿。1893年8月，他被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校录取。成绩刚好及格，在389名考生中他名列第95位，具体分数为：几何绘图72分，绘画68分，英国历史64分，数学62分，英语作文62分，法文61分，化学41分，拉丁文18分。遗憾的是这样的分数未能达到他父亲所期望的步兵专业的分数标准；但又大大高于要求较低的骑兵专业的分数标准。
温斯顿是在国外旅行途中，从父亲的来信中知道这一结果的。考试之后，伦道夫勋爵即委托伊顿公学的年轻校长带温斯顿和通常被称为“杰克”的约翰兄弟俩去瑞士作徒步旅行。后来他们还去了意大利，在到达米兰时收到了父亲的信。伦道夫在信中对温斯顿考上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校只作了礼节性的祝贺，随即严厉地批评了温斯顿，说他的考试成绩未能达到步兵专业的分数标准是“丢人现眼”，不容置辩地反映出“你懒懒散散、听天由命、轻率从事的工作作风”，警告他如果再不努力，就有可能堕落成为“社会废物”。
伦道夫勋爵之所以如此生气，既有经济方面的原因，也有体面上的考虑。因为步兵专业的学员只需要负担自己的生活费，而骑兵专业的学员除此之外还得准备几匹马，以供训练、运动、狩猎以及公务方面使用。这样每年至少得多花200英镑。大手大脚爱讲排场的丘吉尔一家在经济上本来就时感拮据，现在又需增加一大笔开支，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此外，伦道夫原以为经过补习，温斯顿应该能考上步兵专业，所以他事先已向第60步兵团团长康诺斯基公爵要求在他的团里为温斯顿预备一个职位，公爵业已同意。但由于温斯顿只考上了骑兵专业，似乎只好放弃这个职位。这使伦道夫感到难堪。
温斯顿的感觉则不一样。他很年轻，既感受不到经济的压力，对体面问题也不看重。只要能上军校，管他是步兵专业还是骑兵专业，他都无所谓。就他的性格特点而言，或许他更高兴学骑兵专业。但他在给父亲的回信中，还是为自己过去的种种过错而表示歉意，并保证“将用我在桑赫斯特的学习与行动力争改变您对我的看法”。发走信，他便又去进行他愉快的旅行了。
等到温斯顿回到伦敦，准备去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校报到时，才发现自己已经被转入步兵专业学习了。
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校在经康塞特亲王改革之后，确实形成了真正的专业教育。学校开设的科目有：操练、地形学、战术、军事管理和军法、挖战壕、射击、体操和马术。从早上6点45分到下午4点是教学时间，除开早餐和午餐的短暂间歇，其间轮换进行各个科目的学习和操练。4时以后为自由活动时间，学员们可以个人喜爱的任何方式进行体育运动、闲逛或者休息。比起温斯顿中小学期间经受过的严苛的校纪校规来，军校的纪律就说不上十分严厉了。倒是伦道夫勋爵给儿子定下些严格的规矩，在4个月长的一个学期中，只允许温斯顿回家过一次周末，以保证他能够集中心思更加努力地学习。但很显然的是，自从温斯顿成为步兵士官生后，伦道夫已经不再把他当作小孩子看待，而逐渐以平等的态度相待，并给予他一定的尊重。伦道夫觉得儿子变得“漂亮潇洒起来了”，感到“他站得笔挺，逐渐变得稳重”。有时他把好牌子雪茄和香烟送给温斯顿，和善地要他节省着抽。甚至他还带温斯顿去白金汉郡的特灵，到纳撒尼尔·罗思柴尔德勋爵家去作客，并让儿子一起讨论政治问题。只是由于伦道夫勋爵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父子间的这种新型关系未能持续发展下去。在母亲陪着父亲去世界各地旅行期间，温斯顿通过家庭医生罗斯先生大致知道了父亲疾病的严重程度。这种近于灾难的状况一下子使年轻的士官生成熟起来，他除了写信给父母以更多的安慰之外，在军校里的学习也认真多了。而且他在心里对许多训练科目真正感兴趣，尤为喜爱马术，跑马场上的训练对他来说甚至是一种享受。不知他骑在马上时是否联想过第一代马尔巴罗公爵纵马驰骋于欧洲大陆上的勃发雄姿，但他有着和祖先一样建功立业，青史留名的雄心壮志，这一点则是毫无疑问的。
1895年是温斯顿由少年向成年过渡的重要年头，也是他的生活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这年元月，他的父亲过早地去世。他的外祖母伦纳德·杰罗姆夫人于同年4月病故。而对温斯顿感情冲击最大的，恐怕还是同年7月老保姆爱维莉丝特太太的去世。虽然由于伦道夫勋爵患病导致家庭经济状况困窘，珍妮迫不得已辞退了爱维莉丝特太太，但老保姆一直得到丘吉尔家的资助。温斯顿在她去世前去看望了她；在她死后不仅参加了她的葬礼，还承担了在她墓前为她竖立墓碑的费用。
就在伦道夫勋爵去世前夕，温斯顿顺利通过了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校的毕业考试。在所有130名学生中，他的成绩名列第20，这表明他在校学习期间有了长足的进步。他在马术训练这一科目中的考试成绩最好，因而他萌发了加入骑兵部队的强烈愿望。他希望被分配到第四骠骑兵团，因为他原来就认识该团团长J·P·布拉巴松上校，对这位威尔士亲王的好朋友、多次荣立战功的指挥官十分钦佩。2月初，温斯顿请母亲给布拉巴松上校写信提出要求。上校很快回了信，出主意让他们请求总司令坎布里奇公爵同意。公爵收到信后立即欣然予以批准。2月20日，温斯顿·丘吉尔被正式任命为军官，并被分配到第四骠骑兵团。就这样，这位新任的骑兵中尉开始了自己的戎马生涯。
温斯顿实现自己愿望的同时，也意味着给他的母亲在经济上增加了沉重的负担。那时的军官大都需要家庭的经济资助，骑兵军官更是如此。温斯顿每年只能领到120英镑的军官津贴，但他发现，他一年至少还得添上500英镑才能维持自己的职位。此外，他所在的第四骠骑兵团，军官们还需支付诸如添置打马球的设备这样一些特殊的花销。这样，他一年共需要650英镑以上的经济来源。幸亏他的伯母、马尔巴罗公爵夫人丽莉资助200英镑，为温斯顿买了一匹马，否则他在经济上还要紧张一些。温斯顿想说服母亲每个季度定期资助他125英镑，但是他很快就明白，母亲已拮据得无法满足他的要求。
温斯顿从来就没有节俭过日子的意识，而他的母亲在这方面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位美国百万富翁的女儿挥霍惯了，“在花钱上，她根本没有量入为出的观念，金钱的价值对她来说毫无意义，她只计较买到的东西的好坏，而不管要花多少钱”。伦道夫勋爵死后仅三年时间，她就欠下高达14000英镑的债务。偿还这些债务的唯一办法是借贷，她每年为偿付旧债需借贷700英镑，这将使丘吉尔兄弟两人每人每年相应减少约1800英镑的收入。温斯顿对这种陷入恶性循环的作法很不高兴，但出于对母亲的同情，他还是认可了这一做法。
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说：
“我同情您的一切铺张行为，甚至超过您对我的铺张的同情，正如您认为我花100英镑买一匹玩马球用的小马是一件要命的事一样，我也觉得您花200英镑去买一件舞会礼服同样是件要命的事。然而我还是以为，您应当有舞会礼服，我也必须有玩马球用的小马，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太穷罢了。”
温斯顿出于无奈，只好自己借了3500英镑。这笔钱除了作为自己每年花销的补贴外，还给杰克准备了3年的资助费，又偿还了裁缝和别的手艺人400英镑左右的工钱。这虽然是一笔沉重的债条，但温斯顿并不担心无力偿还，除了自己家族中他名下应继承的遗产之外，他还继承了外祖父杰罗姆馈赠给他的一份产业，而这份产业，即使是母亲珍妮也无权动用。
温斯顿所在的第四骠骑兵团驻扎在奥尔德肖特镇。这里40年来一直是军事基地。他在入伍的最初半年里，须和普通新兵一样，每天有例行的2小时马术训练、1小时的马厩值勤和90分钟的操练。他厌恶刻板的操练，但非常喜欢马术训练。他还经常打马球，参加在奥尔德肖特举行的赛马会中的障碍赛马项目，表现得相当勇敢。
在骑兵部队服役期间，许多高级军官对温斯顿青眼有加，乐意满足温斯顿的愿望。在陆军总司令坎布里奇大公爵来奥尔德肖特正式视察期间，温斯顿被挑选出来担任这位年迈的大公爵的侍卫官。在陪同坎布里奇视察的过程中，温斯顿幸运地见到了威尔士亲王。还同10年前被父亲在担任印度事务大臣时派往印度任总参谋长、现在已是陆军元帅的弗莱德里克·罗伯茨勋爵“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几个星期之后，温斯顿又应邀会见了约克公爵及其夫人，即后来的英王乔治五世和玛丽王后以及他们的叔父康诺特公爵。此外，温斯顿还“收到许多请贴，并且只要愿意，就可以天天晚上去参加舞会”。但是温斯顿并未这样做，他的严肃而孤僻的本性，使他几乎本能地与浮华生活保持着距离。虽然他已经在为军队中“思想呆板”的状况而深感苦恼，可他不想在轻松的社交活动中忘记这一点，而是想以求知的方式弥补它。他开始着手系统地读一些经济学和历史方面的书籍，先读了亨利·福西特的《政治经济学》，还计划继而对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和莱基的《欧洲的道德》等著作作一番深入细致的研究。
7月，他在回去参加老保姆爱维莉丝特太太的葬礼时，还到布雷顿他父亲的坟上去归墓。“这里万籁俱寂，如同置身在一派古朴的气氛中，我被这样的气氛所感染，使我在悲痛之中夹杂着慰藉之感。”温斯顿想起父亲短暂而杰出的一生及其悲剧结束，不禁心潮起伏，感慨万千。他已暗暗立下志愿，要走父亲从政的道路，创造比父亲政治生涯中所取得的更为辉煌的业绩，实现父亲未竟的遗愿。此时他已开始关注政治，密切注意着1895年的大选情况，为在今后几年内参加类似的竞选活动预作准备。他在后来给母亲的信中写道：
“玩弄政治游戏是一种极好的把戏，一个高手在真正置身于其中之前，磨砺则是十分必要的。不管怎么说，这4年健康而快乐的生活，既负有责任又经受锻炼，对我有益而无害。我越是研究军事，就越喜欢它，也更加确信，这非我之所长。”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温斯顿·丘吉尔从政的意识和素质都较强，对政治的感觉准确，眼界较高；既比较投入，又有一种超然之感。这对他投身政治大有益处。然而自此时到他登上政坛，其间他还有很长一段路途要走。
丘吉尔传--二 战地记者
二 战地记者
如果温斯顿·丘吉尔是一位见解平凡、对现状易于满足的庸常之辈，那么，由于其特殊的家庭背景，他在第四骠骑兵团服役期间所受到的重视和优遇应该能使他安于现状。但是，正如法国传记作家F·克沙迪在《丘吉尔与戴高乐》一书中所表述的那样：“那些熟悉温斯顿·斯宾塞·丘吉尔并在早期岁月与他共过事的人明白，他还同时具有诸多颇为罕见和难能可贵的素质：无穷无尽的干劲和精力，高度的道义感和勇气，过人的记忆力和令人吃惊的创造性，对国王和国家的赤诚，以及最后，对重大事件的神往和在其中发挥作用的热望。”除此之外，从他少年时的经历看，他还很喜欢冒险。上述特点决定了丘吉尔不甘寂寞的心理。他不愿意就军事的某个专题进行研究，认为那样“会使人的思维变得狭隘而墨守成规”。他对骑兵部队那种枯燥、单调、刻板、僵化的生活感到难以忍受。他抱怨说：“要想在英国陆军中获得军事经验并过上传奇般的生活极为困难。”好在丘吉尔是一位思维活跃、富有胆识的人，同时又具备多方面的有利条件，因此，他可以为自己创造出机会来。而这些机会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生活道路，也使他敢得了意外的收获和他人难以企及的巨大成功。
丘吉尔传--１ 古巴之行
１ 古巴之行
英国骑兵军官可以享受的一大好处，便是每年有5个月的假期。1895年10月，在丘吉尔当上骑兵中尉之后8个月，他就轮上了一次休假。他决定利用这次休假，和自己的同事雷金纳德·巴恩斯中尉一起，到正在发生激烈战斗的古巴去亲身体验一下“传奇般的生活”并获得实际的军事经验。当时，古巴人民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游击战开展得如火如荼。西班牙政府派马丁内斯·坎波斯元帅率兵前去镇压。丘吉尔他们要想前往古巴，必须得到西班牙政府的批准。好在当时英国驻马德里大使亨利·德拉蒙德·沃尔夫先生是伦道夫勋爵的生前好友，丘吉尔通过他请西班牙国防大臣将自己和巴恩斯中尉介绍给了在古巴指挥作战的马丁内斯·坎波斯元帅。为了使这次旅行得到国内军方的正式批准，丘吉尔还专门拜访了陆军元帅沃尔斯利勋爵。这位勋爵刚刚接替坎布里奇公爵担任了英国陆军总司令，并且他很怀念过去与伦道夫勋爵结下的友谊，马上单独接见了这位军阶极低的中尉。交谈之后，沃尔斯利勋爵不仅批准了他们的计划，还交代情报部，结果把丘吉尔他们去古巴的旅行安排成为一次公差：情报部要求他们尽可能地搜集有关西班牙军队当时使用的新式枪弹的情报。
此外，丘吉尔还和伦敦的《每日纪事报》社联系，希望作为该报的随军记者为该报撰写战地通讯。报社当即同意了丘吉尔的建议，并答应每写一篇文章给他5英镑稿酬。该报曾于1891年聘请当时正访问南非的伦道夫勋爵为其撰稿，一篇文章稿酬为100英镑。此次给丘吉尔定的稿酬虽大大低于此数，但与当时一般记者的稿酬相比一点不少，更何况丘吉尔此时尚无新闻工作的经验，更未发表过一个字呢！
丘吉尔在出发前还将自己此行的计划告诉了母亲。珍妮将自己在美国的许多亲属和朋友介绍给儿子，其中有丘吉尔的外祖父伦纳德·杰罗姆的好友、美国民主党领袖伯克·科克兰。此人代表纽约州担任过好几届国会议员，是当时美国最有才华的演说家之一。
丘吉尔与巴恩斯二人于1895年11月乘轮船抵达纽约，住进了第五街科克兰舒适的公寓里，和科克兰进行了令人兴奋的谈话，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演讲技巧；并在纽约市区内参观了许多地方。
直到11月下旬，丘吉尔他们才到达古巴，并立即受到了西班牙殖民当局的盛情款待。他们的身份竟然被抬高为“一个强大的老盟邦在紧急之际派来的虽非正式、但却非常重要的军事使节团”。马丁内斯·坎波斯元帅同意他们跟随一个在古巴丛林中“清剿”游击队的后备纵队进行活动。丘吉尔和巴恩斯经过长途旅行，行程8天之后到达了一个名为圣提·斯皮里托斯的小镇，与驻守在那里由瓦尔德兹将军指挥的西班牙纵队汇合。丘吉尔在此后的军事行动中第一次经受了炮火的洗礼，亲眼目睹了对游击队阵地的袭击，生平第一次看见活生生的人被枪杀的惨状，对战争的残酷性有了直观的认识，受到很大震动。在他21岁生日这天，纵队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炮弹在丘吉尔身边很近的地方爆炸，有些马匹被炸死了，但丘吉尔幸免于难。
一个多月后丘吉尔回到了英国。虽然他为自己平安返回而深感庆幸，但他也承认：“战争中有许多时候使我认识到，我们仅仅为了猎奇冒险而不顾生命危险，这种做法是何等轻率。”
总的说来，丘吉尔的古巴之行收获还是巨大的。他和雷金纳德·巴恩斯均被授予西班牙红十字勋章，以表彰他们在遭遇袭击时所表现出的“勇敢精神”。他自1895年12月13日起至1896年1月13日为伦敦《每日纪事报》撰写的五篇战地报道都发表了，这些报道引起了国内一些读者的兴趣，并得到上流社会中许多人的赏识。于是，丘吉尔成了一些宴会和舞会争相邀请的嘉宾，并借此结识了不少名人。丘吉尔的报道所造成的影响和为他赢得的名声，远远超过了他所得到的微不足道的那点稿酬的价值。此外他的收获还有：在炎热的古巴养成了睡午觉的习惯，以及染上了抽雪茄的烟瘾。
古巴之行的成功激发了丘吉尔的写作欲，这种写作欲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籍此博取更大名声和荣誉的内在驱动。丘吉尔又向《每日纪事报》建议，由他作为该报特派记者，前往克里特岛采访当地人民反抗土耳其统治的起义。但是《每日纪事报》不愿为此支付费用，使丘吉尔的打算落了空。后来他又谋求到南非去；因为那里的布尔人与大英帝国军队的矛盾日益激化，必将发生武装冲突。他希望母亲帮助促成此事；在给母亲的信中他对荣誉的渴望表露无遗：
“在南非的几个月会使我赢得南非勋章，并且很有可能使我获得不列颠南非公司的明星勋章。从这儿我将马不停蹄赶往埃及，一年或两年后我将再带回二枚勋章，从此我将弃武从文。”
他希望得到母亲的热情支持，在信中敦促母亲“在这样一个时期不遗余力地帮助我”。但是一件丑闻使丘吉尔的如意算盘全成画饼。第四骠骑兵团军官伙食团的一个讨厌的老家伙控告丘吉尔有同性恋行为；丘吉尔为此提出诉讼，控告此人纯属诽谤。经过审理，法庭判丘吉尔胜诉并获400英镑的名誉损失费。为了接受陆军部拟议进行的进一步调查，丘吉尔被告知短期内不要外出，以免引起人们以为他想回避对他的品行进行调查的误解。
然而，皇天不负苦心人，丘吉尔的机会很快就再次来临了。
丘吉尔传--２ 《马拉坎德野战军纪实》
２ 《马拉坎德野战军纪实》
1896年9月，丘吉尔随所属的第四骠骑兵团调往印度，驻扎在印度南部的班加罗尔。这里是一处气候宜人的山中避暑胜地，海拔高度为3000英尺。丘吉尔与另两名中尉合住着一所带有“宽阔而漂亮的庭院”的平房。丘吉尔在其中占有3个房间，住处宽畅而舒适，并且拥有“一个主管酒类、膳食的管家”、两个“管衣物的男仆”，还有一个马夫。此外他与另两位中尉还共用两个园丁、三个运水工、四个洗衣工和一个守夜人。骑兵团的军官们除了每天的早操和上午的一小时马厩值勤，再没有其他的军务活动，因而丘吉尔有充足的时间随心所欲地满足自己的爱好。他读书、写信，种种玫瑰花，还采集制作了许多美丽的蝴蝶标本。每到下午4时15分，就是他最喜爱的活动打马球的时间。这也是当地英国骑兵军官最主要的娱乐。丘吉尔认为打马球不仅是最有益处的运动之一，而且还是英国军官与印度王公贵族之间进行交往的主要渠道。双方经常组织比赛。就在当年秋天，丘吉尔作为主要选手代表第四骠骑兵团在海德拉巴参加了马球比赛，在比赛中表现极为出色。伦敦的《原野》周刊曾对此作过绘声绘色的报道：“霍尔上尉策马飞奔而来，巴恩斯先生及时接应，而丘吉尔先生则不失时机地发动了两次勇猛的进攻，将球攻进球门。”丘吉尔对打马球真是太投入了，他甚至有时把它看作是“严肃的生活目的”。
但总的说来，丘吉尔认为在班加罗尔驻防时期的生活是“单调、乏味而使人感到百般无聊”的。为了充实和提高自己，他把打马球以外的空闲时间主要用于自学。他请母亲给他寄些历史、哲学、宗教和经济方面的书来。珍妮很乐意地为儿子寄来了大包小包的吉本、麦考利、柏拉图、叔本华、莱基、马尔萨斯、达尔文等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生物学家的各种经典名著。丘吉尔从此开始了苦读，“从十一月到第二年五月我每天阅读四小时或五小时的历史和哲学著作”。
在短短的时间内就从这些经典名著中吸收了丰富的思想营养。通过阅读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麦考利的《英国历史论文集》、柏拉图的《共和国》和温伍德·里德的《人类殉难记》等著作，他的思想变得更加深刻，也使他逐渐形成了某种人生信念。他曾经简练地将其概括为“一个人的生命毕竟总得钉在行动的或思想的十字架上”。此外，在写作的风格和用笔技巧上，丘吉尔也受到了吉本、麦考利等大师的深刻影响。他曾谈到，《人类殉难记》这部著作所提出的对基督教的批判是“那么具体，以至使我在某些时候都难以相信”。在他后来的写作生涯中，曾有多部作品被人们评论说与麦考利的风格十分相似，而丘吉尔则对此引以为荣。出于对现实政治的关注，丘吉尔还请母亲寄来一套《政治年鉴》，以使自己了解当时国内政治生活的现状。
1897年春，丘吉尔得到例行休假。他一回到伦敦，即拜访了保守党总部，同工作人员进行联系，以便安排他在“樱草会”将于巴思举行的会议上发表第一次正式的政治演讲。他在去古巴途中路经纽约时，曾就演讲技巧问题向美国民主党领袖、著名演说家科克兰请教，得到了科克兰的悉心指点。现在他既有将所学技巧付诸实践的跃跃欲试的心情，却又担心自己发音上的缺陷会令听众失望。结果，演讲意外地大获成功，“演讲结束时，掌声如雷，一直持续了好长时间，我毕竟也能做这样的事！……我开始对自己和世界非常满意”。后来在他临危受命出任战时首相时，为鼓舞人民反抗法西斯侵略的斗志，他曾作过一系列著名的演讲；被认为是当代世界上最出色的演说家。而此次演讲即是这位未来演说家初试牛刀的成功预演。
丘吉尔假期将满时，获悉印度西北边境山区发生了民族骚乱，他意识到，自己渴望已久的机会又来到了。
当时，由于美国和德国的工业迅速发展，打破了英国在工业和对外贸易上的垄断局面，迫使英国工业结构以及对外政策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说以前英国对外政策的核心是致力于争夺和扩大销售市场，那么现在它就被迫改变为加紧掠夺殖民地的工业资源并在海外建立大型企业的租借地，这必然引起殖民地人民的激烈反抗。十九世纪末，在印度，尤其在殖民当局难以控制的北方地区，反抗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发展得更快。这次民族骚乱就发生在该地区马拉坎德出口附近，是一个帕坦人部落举行了反英起义。英国殖民当局派宾登·布拉德将军率领由三个旅组成的远征军前往该地进行镇压。
丘吉尔为了不错失建功立业、博取名声的良机，在伦敦时就给正在该地组织军事行动的宾登·布拉德将军接连发了好几封电报要求参加军事行动。随后又赶赴印度的迪普丹尼，在威廉·贝里斯福德勋爵家中会见了这位将军，将军答复说欢迎他作为战地记者前往，如果一旦有人伤亡，或许会让他充实到战斗岗位上去。
丘吉尔先从骠骑兵团里请准假，又在宾登·布拉德将军帮助下领到了《加尔各答先驱报》的记者证。与此同时，珍妮在伦敦也与《每日电讯报》达成协议，由她的儿子从印度给该报发回战地报道。
马拉坎德野战军对边境地区袭击英军前哨据点的起义的帕坦人部落，进行了报复性的军事行动。他们破坏水源，烧毁当地居民的村庄，激起了帕坦人更大的反抗。山民们不仅使用大刀、长矛，也使用从英军手中缴获的现代化武器，机动灵活地袭击英军，给丘吉尔跟随的部队带来了很大威胁，以至于布拉德将军在军营中为丘吉尔的到来设晚宴接风洗尘时，为确保安全，有一段时间大家只能熄灯在黑暗中举杯共饮。
由于遭受起义者的袭击，英军伤亡率较大，尤其是军官，更是袭击者射杀的主要对象，因此丘吉尔很快就能补入部队直接参加战斗。他最初担任布拉德将军参谋部的联络官，骑马奔驰于英军各分遣队之间，往往是一个人单独行动。但有一次他差一点被当地的山民活捉，此后每次外出执行任务，他便由两名印度骑兵随同保护。
还有一次，他完成联络任务后跟随一支分遣队返回驻地时，在途中遭受到大规模的袭击，战斗进行得异常残酷。在一片寂静的山谷中，突然爆发出枪声和喊杀声，转眼间在嶙峋的山岩之间，奔涌出成群结队的起义者冲向他们。丘吉尔亲眼看到大片的死伤。他在《我的早年生活》中回忆道：“只见后边的五六个人已经倒下了，两个已死，三人受伤。一人胸部被射穿，鲜血如泉涌；另一个腹部受伤，手抓脚踢；还有一位军官右眼被射出，满脸是鲜血。惨呀，这是多么惊险的一幕啊！”他在当时给母亲的信中还写道：这是一次“令人毛骨悚然的溃败，被俘获的伤兵让这些野蛮的畜牲凶残地切成肉块”。丘吉尔开始时只是帮助运送伤员，后来亲身投入了战斗。他在距敌人约40码的地方，先是用自己佩戴的手枪射击，后来又使用伤员的步枪。“我虽不能确切地知道，但我觉得射中了4个敌人。”后来英国援军赶来了，丘吉尔和这支分遣队才脱离危险。此时，英军已死伤150余人。最后，经过60多个小时的跋涉，他们才爬上火车，回到英军老巢。丘吉尔本人则幸运地未受任何损伤。
对于战争的危险和严酷，丘吉尔当然十分清楚地知道，但他毫不畏惧地主动寻求机会投身于其中，绝不是头脑简单的鲁莽行为，而是抱有明确目的的同命运之神的赌博，是为了达到今后更高的人生目标，赢得荣誉和名声所下的巨额赌注。
他在给母亲的信中毫无隐晦地表达出这种想法：
“我骑上灰白色的小马，沿着散兵线行进，而敌人却匍伏隐蔽在那里。这或许是愚蠢的，但我下了巨额赌注，好让人们看到，再也没有比这更为勇敢或更有气魄的行动了。倘若失去了观众，事情就会变成另一个样子。”
丘吉尔的勇敢得到了宾登·布拉德将军的充分赞赏。这位将军在给丘吉尔的上司，第四骠骑兵团团长布拉巴松上校的信中说，这位年轻的记者“干起来一个人能顶两个普通的中尉军官”。他并要求将丘吉尔派往急需军官的第31旁遮普印度步兵团任职。但是由于印度陆军司令部不同意这一从班加罗尔调往印度边境地区的调动，不久，丘吉尔就接到重返班加罗尔的命令，回到了第四骠骑兵团。
丘吉尔对于自己在战地采访中的表现自感相当满意，在给母亲的信中他自信十足地说：“在采取行动这方面，我还没发现过比我更强的人。”当他得知，军方已决定授予他一枚勋章以及“我想得到的两个勋标”，又听说宾登·布拉德将军在战报上点名表扬了他之后，他更感兴奋，对自己的勇敢有了更充分的自信。
在战斗间隙，丘吉尔抓紧时间给伦敦《每日电讯报》和印度《加尔各答先驱报》撰写了大量稿件。在这些战地报道中，丘吉尔站在英国军方的立场上，处理得颇有分寸。一方面，他以流畅的笔调，十分生动地描述了他曾亲眼目睹并投身于其中的战斗场面，及时为读者提供了有关英印部队军事行动的新闻报道；另一方面，他有意地回避了一些事实。他没有报道英印军队受挫溃退，以及落入敌手的伤员遭受骇人听闻的折磨的详情；不愿透露起义者落入英印军队手中也被“毫不迟疑地予以杀害”的情况；也未向广大读者泄露英军在镇压起义边民的部队中配备了达姆开花弹的事实。他曾私下谈到过：“说起这种枪弹的炸裂效果，那真是令人心惊胆颤。”之所以如此处理，除了他自己身为英国军官这一点外，他还得顾及同意他参于此次军事行动并使他赢得荣誉的布拉德将军，但以后他在私下里曾多次向自己的亲朋好友谈到事实真相，并从心底里对之感到极端厌恶。
还有一点使丘吉尔感到不快的是，这些报道在伦敦《每日电讯报》发表时，仅署名为“一个年轻军官”，而未署上丘吉尔的大名。这是他母亲与伦敦的朋友们商议后未经丘吉尔同意就决定的。因为他们担心，丘吉尔在报道中仍然免不了就英印军事行动论及英国战略和政治问题，免不了说些使他的上司不满的话，这可能使丘吉尔在军队中陷入严重困境。但这种做法与丘吉尔想在“选民面前扬扬名”的热切渴望显然是背道而驰的。这些报道当时在英国国内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但谁都不知道“一个年轻军官”就是丘吉尔。
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丘吉尔产生了在已于《每日电讯报》和《加尔各答先驱报》发表的战地通讯的基础上著书出版的想法。他利用战时收集到的材料，试图“造一个小小的文库”，仅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就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马拉坎德野战军纪实》。
他将手稿寄往伦敦，请母亲代为联系出版社。1898年春，英国朗曼公司出版了这本书。由于丘吉尔远在印度，不能亲自来看校样，他通过母亲聘请她的妹夫莫尔顿·弗雷温代劳。但是这位先生的文学修养太差，他在审阅例证、修改词句和标点符号的过程中。改正的错误还没有他增加的错误多。以至于英国文学协会的评论说：“这本书在风格上，就好像是迪斯雷利写的书让一个当印刷工的狂妄读者进行了修改似的。”这当然也有批评丘吉尔本人的成份在内。但总的说来，这本书还是得到了大多数评论家的好评，认为书中许多地方颇类当年伦道夫·丘吉尔的风格。《泰晤士报》评论说：“这位年轻作者所显示的直截了当的笔锋，毫不犹豫的坦率精神和幽默感，将被认为是一个家学渊源在起作用的明显例证。”《旁观者》杂志认为，本书作者显示出“军人所具有的丰富、敏锐的观察能力，在这一基础上进行了相当精辟的论述”。
一本专供军官们阅读的刊物《三军联合》杂志认为《马拉坎德野战军纪实》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并向英军的每一位军官推荐这本书。该杂志的编辑还特意邀请丘吉尔为该刊撰写一篇论述边疆政策的专稿，丘吉尔应命很快完成了任务。在这篇文章中，丘吉尔对英国殖民政策中的陈旧过时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认为由此导致了人力物力上劳民伤财，困难重重。但这种状况由来已久，马上改变不太可能，也将会造成严重后果。较为妥当的是要根据边境地区多山、适宜进行游击战的特点来制定新政策，应限制边疆地区设置要塞的总数，尽量节约开支；调动部队应该谨慎而不是草率从事，更不要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远征，这样才能稳步将英国的殖民统治逐渐扩大到阿富汗这样荒芜的边疆地区。这些看法，其实是他在书中已阐明的各种论点的简明概述。
从当时的情况看，实际上政府已在对老政策进行调整。但仍有一些人在竭力鼓吹“前进的边疆政策”，甚至要求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是陆军元帅弗莱德里克·罗伯茨勋爵。一个军阶极低的年轻中尉竟敢对英国的殖民政策说三道四，对驻扎在印度的英军的高级将领提出直率的批评，这的确正像伦道夫·丘吉尔夫人所担心的那样，为丘吉尔带来了不利的影响。英国军方和驻印英军司令部均感不快。因此，当丘吉尔于1898年要求再次参加印度北部边疆地区英军的新的军事行动时，理所当然地被干脆拒绝了。
丘吉尔传--３ 《萨伏罗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