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 身兼数职的内阁大臣
为了表示对丘吉尔格外优待，劳合—乔治在组阁时让丘吉尔在陆军部、海军部或空军部中任意选择。丘吉尔当然愿意回到海军部去，他在给首相的信中表达了这个意思，并且表示“我可以接受任何要求，让大家的愿望变为现实：‘舰队做好了准备。’”但是在与其他阁员磋商的过程中，劳合—乔治收回了让丘吉尔任海军大臣的许诺，而让他同时兼任陆军大臣和空军大臣。这件事引起了报界的批评。《泰晤士报》的社论说：“一匹马，一个人。我们对丘吉尔先生同时兼任两个职务所具备的能力表示怀疑，尤其是对同时担任两项这样生气勃勃和方兴未艾的高级职务就更是如此了。”为了平息批评，丘吉尔说服劳合—乔治任命好朋友西利担任空军部副国务大臣。
当时陆军部和空军部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是士兵复员。经过了长期战争的士兵们都渴望回家过平民生活。但是在战争结束前陆军部制定的复员计划，出于对战后工业建设的急需的考虑，规定那些对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有用的技术人才可以优先复员。这就造成了一种不公平。那些服役长、吃苦多、功劳大的士兵看着战争后期才参军的人却先回了家，心中极为愤怒。陆军的军纪几乎废弛，士兵们的怨恨转化为许多起兵变。丘吉尔曾写道：“根据各军营传来的消息，一周之内就有30多起士兵不服从管束的事件。往往有相当多的士兵自由活动好几天而不接受任何约束。”形势对丘吉尔说来极为严峻。
1919年1月14日，丘吉尔在白金汉宫参加了授任仪式，第二天他立即召集全体陆军委员会委员、驻法英军总司令黑格将军以及有关的民事部门的代表开会。他建议废除现行复员计划，而以一项依年龄大小、服役时间长短以及受伤轻重而决定是否复员的新计划来代替。丘吉尔对这一政策概述为：“在4个人中让3个人走，给留下的这个人双份薪水，以完成4个人所担负的工作。”为了在征召到足够数量并对之进行训练的志愿兵能承担军队应负的责任之前弥补大量复员造成的空缺，丘吉尔提出了一项在一个有限的期间内实施征兵的法案。
丘吉尔的这一提议与政府成员们在大选中向民众所作的许诺相矛盾，并且由于首相正在巴黎参加和平会议而未能与其磋商。劳合—乔治在得知丘吉尔的方案后感到吃惊。丘吉尔不得不立即发电报，继而派出秘书，最后亲自赶到巴黎，去向劳合—乔治加以解释。丘吉尔说这是一个非常情况下的应急措施，“要是目前的做法再继续几个星期，那除了一群士气低落、怒气冲天的暴徒外，什么也看不到了。这批留下来的人，认为没有什么公平原则，丝毫不顾这是军事组织。”劳合—乔治在知悉了全部情况后同意了这项计划。1月29日，陆军部下令实行新政策，实施新军饷标准。丘吉尔也在报纸上撰文对这一政策加以阐释。就在此时，又发生了几起严重的兵变。1月底，加莱有三、四千名军需和运输部队的军人发生兵变，占领了这个港口达数天之久，直到从前线调来两个师的兵力才使之平息下来。2月上旬，大约有3000名休假归队的军人在伦敦换车时，因遇罢工，行期受阻，在车站被耽搁了一夜，既无饭吃，也无法休息。第二天一清早，他们集体到白厅前面举行示威。丘吉尔急令近卫步兵和皇家警卫骑兵分队将他们包围后解送到威灵顿兵营。
这些事件使人们认识到，丘吉尔的计划不仅是合理而公正的，而且是及时的和深得军心的，征兵法案亦被认为是十分必要的，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尽管阿斯奎斯派和工党强烈反对，但法案在下院还是以绝对多数得到通过。丘吉尔在这一特殊时期中所表现出来的胆识和魄力，受到了人们的广泛称赞。
丘吉尔在陆军部面临的另一个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是英国及协约国对俄国革命的干涉问题。早在战争尚未结束、丘吉尔接掌陆军部之前，英国就已经开始了这种干涉。英军和法、日、美等国军队都开进了俄罗斯。这一方面固然是为了重建东部战线，牵制德军兵力，以阻止德国人将部队撤到法国进行作战；但另一方面则是要支持白俄军队进行反布尔什维克的战争。英军在俄国的部队不多，但占领的地域却比较广阔。对德战争结束后，英国政府立即采取措施扩大对俄国的干涉。1918年11月13日，英国政府批准了一年前同法国签订的在俄国南部划分势力范围的协定。第二天，又通过了一系列决定，内容包括向白军将领邓尼金提供武器和军事装备援助，向西伯利亚的英军增派军官和补充军事装备，以及实际上承认由高尔察克领导的鄂木斯克政府。1918年11月30日，英国政府又指示英军比较集中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政府代表，要求英军“继续占领穆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继续向西伯利亚进攻，并设法说服捷克人留在西伯利亚，占领（借助5旅英军）巴统——巴库铁路线。在提供各类军事物资方面，对诺沃罗西斯克的邓尼金将军给予一切可能的援助，向波罗的海沿岸各国提供军事装备。”据统计，到1919年初丘吉尔出任陆军大臣时，英军已有约14000名士兵在俄国，由7名将军指挥着这些部队。
丘吉尔在1918年底，曾就对俄政策在战时内阁会议上发表意见。他认为，英国要么尽快从俄国撤出，要么“派出大量军队，提供足够的机械化装备”以更有效地进行干预；而他更倾向于选择后者，因为丘吉尔对俄国革命抱有极端的敌视态度。他在丹迪市发表的竞选演讲中把布尔什维克称为“残暴的大猩猩”，断定布尔什维克“很快就会把俄国拖回到动物形态的野蛮时期”，说“共产主义理论……就是倒退到中世纪”。后来他还对朋友说过：“战胜了世界的老虎——德国佬之后，不能再让大猩猩掐死我。”1919年初，丘吉尔抱怨说：“我们这个国家对俄国所干的事情是否明确和恰当，对这一点并未建立起坚定和强烈的信念。”因为劳合—乔治以及帝国自治领的总理们不愿由于干涉俄国革命而卷入一场新的很可能是旷日持久的战争。劳合—乔治并不同情俄国革命；但士兵厌战、工人罢工以及政府面临的巨大财政困难使他在这一问题上举棋不定。他“自己就觉得，经常是开始倒向这一边，然后又摆向另一边”。
1919年2月，丘吉尔敦促协约国成立专门委员会来拟订干涉俄国的计划。劳合—乔治在参加和会期间，确知美国总统威尔逊对干涉俄国不热心，却在自己回伦敦时让丘吉尔到巴黎去向战时最高委员会提出自己的建议，希望丘吉尔在碰到钉子之后便会死心。岂料丘吉尔在某种程度上说动了威尔逊，以致于威尔逊在会谈后宣称，虽然他个人还是反对干涉，但若其他各国共同作出了干涉决定的话他也会接受。同时丘吉尔还得到了法国福熙元帅的强有力的支持。福熙和一些法军将领们主张用强大的军队武力在俄国恢复资产阶级政权。丘吉尔大受鼓舞，立即提议成立俄罗斯问题委员会，下设政治、经济和军事小组。其中军事小组应“立即制订集中力量进攻苏维埃俄国的计划”。劳合—乔治留在巴黎的私人秘书菲利普·克尔向首相报告说：丘吉尔的“政策的逻辑是，既然布尔什维克是人类的敌人，就应该不惜任何代价地消灭他们。”丘吉尔也将自己的计划电告首相。
劳合—乔治对丘吉尔一手促成的这种事态变化深感不安。他曾对朋友里德尔说：“温斯顿在巴黎，他想导演一场反布尔什维克的战争，那会引起一场革命！”他立即致电丘吉尔说：“您的关于制订对布尔什维克作战计划的第二封电报使我惴惴不安。内阁从未赞成这种事。除向俄国反布尔什维克地区的部队提供军火以保住这些地区外，内阁从未提出做其他任何事……，我恳请您不要因为仇视布尔什维克原则使英国去干纯粹疯子才干的事。代价巨大的侵俄战争将会加强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并可能导致我们英国出现布尔什维克主义，我们不能挑这副重担。张伯伦通知我说，我们在和平条件下甚至还要靠目前的巨额税收才能勉强维持收支平衡。如果我们被拖入反对像俄国这样的大陆国家的战争，那将是一条通向破产的道路，并将在英国列岛上确立布尔什维克主义。法国人不是这项事业的可靠领导人。他们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大批小债主的影响，因为小债主们把钱借给了俄国，现在无法指望何时能收回这些款项。所以，我坚决请求您不要过多地理会他们的教唆。他们是想要我们为他们火中取栗。我还提请您注意英国十分严重的工人问题。如果人们明白了您去巴黎是为了制订对布尔什维克的作战计划，很可能激起有组织的工人怒潮，那将非同小可。”为了使美国人明白自己的意向，劳合—乔治还指示克尔将电报副本送给了美国总统的私人代表豪斯上校。这一做法在美国人面前暴露了英国内阁的内部矛盾，也包含着一种不信任，使丘吉尔大为恼火。
2月17日，协约国最高军事委员会开会讨论干涉问题，美国代表以可能“引起英国和美国工人阶级的不安”为由反对丘吉尔的提案。会议最后通过了巴尔弗提出的委派军事代表进行非正式协商并写入备忘录的提议。丘吉尔只好回到伦敦。
回国后，丘吉尔仍未放弃自己的努力。他宣称：“在历史上所有的暴政中，布尔什维克的暴政是最坏的、最具有破坏性和最为卑劣的。”他在4月9日给首相的信中认为，对苏俄的政策应当是“把德国养起来，并迫使它同布尔什维克主义斗”。阿斯奎斯的女儿当时曾问他说：“您对俄国的政策是什么？”丘吉尔回答说：“消灭布尔什维克，同德国佬接吻。”丘吉尔领导的陆军部在安排英军撤出俄国的同时，向白俄部队提供了数额巨大的军事援助。英国向俄国南部的邓尼金提供的军需品，足够装备一支25万人的部队。充分的补给使邓尼金得以在1919年夏秋之交向北方迅速推进。丘吉尔为此十分高兴，他曾对帝国总参谋长亨利·威尔逊爵士说，如果邓尼金占领了莫斯科，他准备“以某种大使身份”去“帮助邓尼金制订新的俄国宪法。”但到秋末，苏联红军向战线拉得过长的邓尼金部队全面出击，很快就使邓尼金全线溃败。
几年后，当苏联最高军事法庭审问曾与丘吉尔会晤过的白俄军事代表萨文科夫时，曾问及英国大臣中谁给予白卫军实际支持最多？萨文科夫回答说：“是丘吉尔。他是陆军大臣……他全力以赴地予以支持。丘吉尔给我看了俄国南部地形图，上面用小旗子标着邓尼金的军队……，他指给我标示邓尼金军队的小旗子突然说：‘这就是我的军队！’”一个访问俄国的工党代表团曾带回一份白俄文件，上面记述了1919年5月白俄使者戈洛文访英时，丘吉尔曾答应他尽一切可能提供援助，包括派志愿兵参加反对布尔什么维克的战斗。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对此评论道：“就算丘吉尔先生是位权力无限的帝王吧，也不该如此慷慨地挥霍国家的财产和人的生命！”“如果工党不为此而展开斗争，那就没有什么好斗争的了。”
人们曾试图找出丘吉尔极端仇视苏俄的原因。劳合—乔治认为，丘吉尔“身上的公爵家族的血统促使其对俄国大量消灭尊贵的公爵大人这一点表示不满”。这或许是因素之一，但更为重要的因素是英国的利益。G·V·契切林曾说：“丘吉尔的发言一贯强调东方的危险。支持邓尼金和高尔察克，正如他本人多次说过的，他认为邓尼金和高尔察克是英国在波斯和印度的利益的保护者。”
在当时，丘吉尔的强硬政策得到了保守党的同情和支持，却遭到了工党的坚决反对。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国内反对干涉政策的人越来越多，“他本人也惊奇，英国各阶级的代表竟然联合起来支持工党关于不干涉苏维埃政府的意见”。人们甚至把对俄国的干涉称为“丘吉尔先生的个人战争”。7月29日的《每日快报》写道：“我国决不希望在俄国打一场大仗……，让温斯顿·丘吉尔这个自大狂、疯狂的好战赌徒见鬼去吧！把我们的士兵都召回家园。”
形势的变化促使劳合—乔治非常明确地拒绝了丘吉尔的冒险的俄国政策。1920年2月9日的内阁会上，“首相就俄国问题斥责了温斯顿·丘吉尔。温斯顿抱怨说，我们没有政策。首相回答说，我们的政策就是设法避免由于温斯顿坚持而使内阁通过的极有害政策所造成的后果！”
此前首相已经向丘吉尔指出，由于他对俄国问题过于关注，影响了他对陆军部和空军部的改革与缩编工作。空军部次官西利将军也向首相抱怨说，由于丘吉尔工作繁多，很难顾及空军部的工作，致使“空军上上下下充满不安与骚动情绪”。1919年11月，西利辞去职务。他在辞职演说中指出：“陆军部的工作需要花费全部时间……，但空军国务大臣的工作……也需要投入全部时间”，而丘吉尔每周花在空军部的时间合计大约只有一小时。丘吉尔答复说，西利的态度使他难以涉足空军部。尽管如此，他每周处理空军事务的时间要远远超过一小时。
劳合—乔治与丘吉尔商量解决办法时，丘吉尔提出，最好是任命一位国防大臣，由他来统管陆军部、海军部、空军部和军需供应部。丘吉尔拟的名单中，将自己列为国防大臣的候选人。劳合—乔治对此建议颇感兴趣，但后来发现，由于保守党人的反对，短期内无法实现这一方案。
事实上，在这一时期内，丘吉尔对皇家空军的建设及其未来发展极为关注。他赞同空军参谋长特伦查德将军的意见，主张建立独立的空军建制，而不应让飞机驾驶员仅仅“成为陆军和海军的司机”。丘吉尔认为，“皇家空军的首要职责是保卫大英帝国”，因而有必要使空军“成为一支能够极大改变未来战略的武装力量”。他重新审查了陆军部的各项职责，将适当的部分移交给皇家空军来承担。在审核政府每项开支越来越严格的情况下，丘吉尔费了极大努力才保证了空军必不可少的经费开支。特伦查德将军曾说过，丘吉尔既是一位陆军大臣，也不失为一位有建树的空军大臣，他“在省钱的前提下为建设空军这一兵种立下了汗马功劳”。由于丘吉尔得到特伦查德将军的支持，空军部的纠纷以西利的辞职而告终。
战争结束后，各战胜国忙于巴黎和会以及同土耳其媾和，对各托管地的归属的确定，直到1920年才最后明确。叙利亚归法国；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亦即伊拉克归英国。英国政府在战争期间曾以“承认与支持阿拉伯各国的独立事业”为条件，争取它们支持英国对土耳其的战争；但在1917年发表的巴尔弗宣言又宣布承认犹太人有权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国家。这种前后矛盾的态度使阿拉伯半岛处在严重的动乱之中。此外，英国政府对这些地区的管理也极为混乱。伊拉克由印度事务部管，巴勒斯坦由外交部管，亚丁等其他阿拉伯地区由殖民地事务部管；而上述地区的军队调用则由陆军部负责。这种混乱局面导致了政策制订和执行中的诸多问题和困难。1920年5月，丘吉尔在内阁会议上曾抱怨说，在伊拉克实行的是“一种邪恶的制度”，在这里“发号施令的部门对所产生的后果不承担任何责任”。他认为，所有这些新领地的治理都应由殖民地事务部来负责；而维持秩序的任务，“可以邀请空军参谋部进行竞争性的投标”，因为在索马里进行讨伐战的经验证明，空军不仅完全可以胜任此项任务，而且可以节省大量经费开支。
由于外交大臣寇松和印度事务大臣蒙塔古反对交出他们在这一地区的职权，使这一局面持续了几乎整整一年。1920年底，沉重的军费负担迫使劳合—乔治说服内阁采纳丘吉尔的方案。恰好此时殖民地事务部年迈的大臣米尔纳决定退职，劳合—乔治遂要求丘吉尔接任这一职务，希望利用他的才干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些地区存在的政治和军事方面纷纭繁杂的种种难题。
1921年2月，丘吉尔带着埃迪·马什和阿奇博尔德·辛克莱少校转任殖民地事务大臣，但同时仍兼任空军大臣。他立即决定在开罗召开解决中东问题的各托管地英国总督和高级专员会议。丘吉尔把曾在战争期间鼓动阿拉伯人起来反抗土耳其的传奇人物、被称为“阿拉伯的劳伦斯”的前牛津大学万灵学院高级研究员、考古学家T·E·劳伦斯，吸收到新成立的中东司任职，为自己出谋划策。经劳伦斯推荐，丘吉尔在会前已内定由麦加行政长官的儿子埃米尔·费萨尔作为伊拉克国王的人选。在抵达亚历山大港赴开罗途中，丘吉尔一行乘坐的火车受到埃及民族主义者的石块袭击。他们不得不在开罗以外几英里的地方停下来换乘汽车前往会场。来自伊拉克、巴勒斯坦、波斯湾以及英属索马里的英国总督和高级专员们听取了丘吉尔代表英国政府所作的政策说明，讨论了可能实施的措施。会议开得十分成功。伊拉克高级专员珀西·柯克斯爵士按照丘吉尔的指示，着手把费萨尔到伊拉克当国王安排成由伊拉克人出面邀请。然后由新政权自己负责防务和财政预算，同英国建立一种缔结条约的关系。这样，驻伊拉克的英军就可以减低到最少限度。
会后，丘吉尔一行又来到耶路撒冷。丘吉尔一方面宣称英国政府坚定地支持犹太民族在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家园，并象征性地在斯科帕斯山新建的希伯来大学附近栽树纪念；另一方面，他又在接见阿拉伯代表团时表示：“大英帝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穆斯林国家，对阿拉伯人有很好的安排，并珍视他们的友谊。”经与费萨尔的哥哥埃米尔·阿卜杜拉多次商谈，丘吉尔同意建立由阿卜杜拉统治的、独立于巴勒斯坦之外的约旦国。
丘吉尔对中东地区的种种安排，日后被证明是十分正确的。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敌对情绪有所缓和，地区形势相对稳定，英国政府则以最小的兵力和最低的财政支出保证了大英帝国在这一地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据信由于丘吉尔计划的实施，英国用于中东地区的军费开支由每年的4000万英镑直线下降为500万英镑。
丘吉尔回国后很希望能得到一次升迁。因为财政大臣奥斯汀·张伯伦在博纳·劳因病临时退隐后接替了掌玺大臣和保守党领袖之职，使财政大臣一职空缺。但劳合—乔治认为财政大臣一职必须留给保守党人，使丘吉尔的愿望落空，丘吉尔对此“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恼火”。尔后，他又被解除了空军大臣职务。4月，任命了弗雷迪·格斯特来接替他。此外，丘吉尔关于开发东非殖民地经济的计划，由于得不到奥斯汀·张伯伦及其继任者罗伯特·霍恩爵士的支持而终于搁浅。殖民地事务部只能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发挥作用，这种状况令丘吉尔深感遗憾。
此后，丘吉尔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了爱尔兰问题的解决上。当时英国民众关于爱尔兰的观点有所改变，甚至保守党人都同意可以有条件地与新芬党谈判并达成协议。劳合—乔治认为谈判的时机成熟了，于1921年5月宣布准备邀请新芬党领袖伊蒙·德·瓦兰拉就此进行磋商。7月，政府又宣布停止对爱尔兰人作战。10月，5名新芬党代表来到唐宁街10号，与政府开始了艰苦的马拉松谈判。丘吉尔是政府的谈判代表之一，与新芬党的主要代表格里菲斯和柯林斯建立了相互信任。有一次，柯林斯到丘吉尔在苏塞克斯的家中拜访，当柯林斯谈到英国政府曾重金悬赏自己的人头时，丘吉尔拿出当年布尔人追捕他时的悬赏布告对柯林斯说：“不管怎么说，那是值一个大价钱——5000英镑，你看看我——才值25英镑，还死活都一样，对此你觉得怎么样？”12月初，在劳合—乔治要求新芬党代表在接受自治领地位或者重开内战之间作最终抉择时，新芬党代表签署了接受爱尔兰南部各郡实行自治的条约。后来，一批爱尔兰极端分子反对这一条约，武装占领了都柏林法院，宣布建立爱尔兰共和国。柯林斯在丘吉尔的支持下，借用英军大炮轰开法院围墙，击败了极端分子，保全了爱尔兰临时政府的权威性。
刚刚处理完爱尔兰问题，与土耳其的关系又骤然紧张起来。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领袖穆斯塔法·凯末尔将军拒不接受协约国方面强行签订的色佛尔和约，指挥土耳其军队将根据和约占领了安那托利亚部分地区的希腊军队赶下了大海；并且可能回师北上，消灭驻守达达尼尔海峡的一小支英军。1922年9月15日，内阁决定必须阻止土耳其军队继续推进，于是委托丘吉尔和伯肯赫德起草了一份措辞非常强硬的公报，并在各自治领总理尚未收到公报电稿之前就交报界发表了。后来，英土双方通过谈判，于10月签订了停战协定。
丘吉尔以及劳合—乔治政府的强硬战争政策，成为联合政府倒台的重要原因之一。劳合—乔治的威望越来越低；人们对他在苏俄问题上、爱尔兰问题上以及国内经济状况方面都啧有烦言，保守党人认为没有必要再同自由党人实行联合了。1922年10月19日，两党的联合宣告破裂，劳合—乔治被迫宣布辞职。被推选出来取代奥斯汀·张伯伦而再度成为保守党领袖的博纳·劳应邀组阁，开始了由保守党一党执政的新的英国政治时期。
丘吉尔传--４ 从连续落选中崛起
４ 从连续落选中崛起
当保守党内以185票对88票的压倒多数决定结束联合政府的关键时刻，丘吉尔却因患阑尾炎而入院接受手术。10月18日他的阑尾被摘除，第二天早晨当他醒来时，才知道劳合—乔治政府已经下台。丘吉尔不仅失去了他的阑尾，同时也失去了殖民地事务大臣的职位，而在这一职位任职期间丘吉尔自认为是取得了相当成就的。保守党人早上还是丘吉尔的朋友和同僚，晚上就反过来成为他的政敌，一心一意想把丘吉尔以及他的政治伙伴们逐出政治舞台。丘吉尔对此感到愤慨，但也不得不强打精神应战。就在博纳·劳组织新政府并宣布解散议会、举行大选之际，丘吉尔立即派出他的私人秘书伍德豪斯勋爵到丹迪市为竞选运动作准备。
丹迪市曾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是自由党人的势力范围，丘吉尔自1908年以来在那里进行过多次成功的竞选。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战争给这个城市带来的严重贫困使选民们变得左倾，许多选民转而支持工党；原来不成气候的爱尔兰人，现在却能有效地起而反对丘吉尔；此外当地的两家报纸现在都归一个一贯反对联合的业主P·C·汤姆森经营，此人绝不会说丘吉尔一句好话；加上自身尚未痊愈，无法及早参加竞选活动，而在威尔基退隐后作为丘吉尔新搭档的麦克唐纳名望太低，等等，种种因素使丘吉尔处于非常不利的局面。
克莱门蒂娜在投票前10天怀抱婴儿来到丹迪市为丘吉尔助选，但她的演讲并不受听众欢迎。丘吉尔在最后4天到达自己的选区。他“拖着虚弱的病躯，脸色苍白”，行动艰难，只得坐着临时改制的轿子到凯尔德礼堂发表演讲。但他的听众们抱有明显的敌意，“一些青年男女脸上那种可怕的仇恨表情使我感到惊讶。的确，如果不是我处于病后软弱无力状态，我相信，他们是会把我打死的。”投票前两天，一伙支持爱尔兰独立年轻人，高唱着《向我讲老掉牙的故事》围困了丘吉尔，使丘吉尔大发脾气。大选结果，丘吉尔的得票数仅位居第四，惨遭淘汰。这是他自1900年以来第一次被排除在议会之外，而且这只不过是他一系列竞选失败的开头而已。现在他发现自己“甚至没来得及眨眨眼，就失去了官职，丢掉了议席，没有了党派，也割去了阑尾”。
此后6个月，他大半时间都在法国南部著名的滨海城市戛纳休养。1923年2月，《泰晤士报》开始连载他的《世界危机》第一卷。此书叙述了他自1911年至1914年在海军部的工作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行文生动，内容充实。书中还披露了大量政府尚未公开的秘密材料，这既吸引了广大公众的广泛关注，又引起了下院及政府有关人士的诘难。议员们认为他泄露了国家机密；博纳·劳也认为丘吉尔违背了他在枢密院立下的誓言。但丘吉尔答复说，基奇纳的传记以及杰里科、费希尔和其他一些人的回忆录中早就这样干过，却从来没有人对此有何异议。这一辩驳十分有力，结果首相只好同意成立一个专门的内阁委员会来调查研究这一问题。
《世界危机》第一卷于1923年4月出版，此后丘吉尔又写出了叙述1915年历程的第二卷，同样先在《泰晤士报》上连载，然后于10月30日出版。
在写作的间隙中，丘吉尔还作了许多画。他曾对记者说，如果一天画不完两幅画，这一天就白过了。人们评价他在绘画上“有特殊天才”，是“最有前途的”写生画家，可以与职业画家媲美。这话或许含有恭维成分，但丘吉尔的绘画的确已达相当水平则是真实的。此前他以查尔斯·莫连的笔名于1921年在巴黎的一次画展中展出了自己的五幅山水画，其中有四幅被人以30英镑的较高价格买走。
在此期间，因内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博纳·劳因患喉癌而于1923年5月辞去首相职务，几个月后就病逝了。保守党人推选两年前刚刚入阁任商务大臣的斯坦利·鲍德温继任。鲍德温在组阁时未能邀请联合政府中最有声望的几位保守党领导人张伯伦、霍恩和伯肯赫德等人参加，势必使人将他的内阁看成博纳·劳之后的第二个“全班二流角色”的内阁，这对保守党政府显然不利。于是，鲍德温试图以重新掀起关税改革运动为契机使保守党达到新的团结。10月，他在朴茨茅斯发表演说，提出为了同“我们国家最关键的问题”失业作斗争，必须祭起关税保护的法宝，因为政府“不能赤手空拳进行战斗”。鲍德温发出的信号立即得到了张伯伦等人的响应。于是鲍德温于11月中旬宣布解散议会，重新举行大选。
一直受到保守党人特别是博纳·劳强烈反对的丘吉尔，本来以为势力强大的保守党会顺利执政满任期，因而情绪十分忧郁苦闷。他的朋友们甚至认为他的政治生命已经完结。传记作家弗吉尼亚·库斯写道：“在那些日子里，嘲笑丘吉尔成了时髦话题。如果他活不到60岁就死了，悼念他的文章也就不会把他作为国务活动家了。”但是博纳·劳倒先死了。博纳·劳的去世和新的大选又把丘吉尔卷回到政治舞台上来。
丘吉尔仍然是一位自由贸易的热心拥护者。他于11月11日为自己复出发表的个人声明中，把关税改革看作是迫使自己出来战斗的一种严重威胁。他说：
“我为重提这个问题而感到痛惜。我既未参与反对保守党政府的活动，又未毁谤过新内阁。我完全满足于在一个更长时期内过隐居生活。但是，一种咄咄逼人的攻击在任意和蛮横地破坏人民生活的基础。”
这一事态变化同样也促使自由党人重新团结起来。丘吉尔早年在其中为之战斗过的兰开夏郡自由贸易同盟重新恢复了活力，并邀请丘吉尔去该地参加竞选。丘吉尔于11月16日在兰开夏的自由贸易大厅举行的盛大群众集会上发表了演说。他首先恭维了该地的选民。他说：“兰开夏再度显示出实力来左右英国的政策。如果你们说一个‘不’字，那就不能从人民那里征收到一点关税。”然后他以辛辣的语调嘲笑了鲍德温的政见：
“你还记得有名的猎狐者乔洛克斯先生同他的驯犬人詹姆斯·皮格在一个小客栈里睡觉的情景吧？如果天气适宜，他总是渴望第二天还去打猎。你还记得皮格起床的情景吧？他在黑暗中绕着房间摸来摸去，找不到窗户，结果打开了一个小碗橱，向主人报告说：黑乎乎一片，散发着干酪的味道。（笑声）好啦！鲍德温先生揭示和发现的东西，就相当于这个水平。在普利茅斯，他从自己思想深处产生了一个与皮格先生同等水平的朦胧宝贝‘同失业进行斗争的唯一办法就是保护国内市场’。”
鲍德温先生对丘吉尔也毫不客气，他把丘吉尔称之为“自从红衣主教沃尔西把尸骨埋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以来进入莱斯特的最为狂妄的政治家”，鲍德温并预言丘吉尔在竞选中必将失败。
鲍德温的预言的确不幸而言中。丘吉尔因为有迹象表明西莱斯特选区的工党营垒内部不和而辞掉了兰开夏的邀请，转而到西莱斯特选区参加竞选。但选举结果表明，工党候选人佩西克—劳伦斯并未因内部矛盾而受到多大影响，最终以13634票的多数当选。丘吉尔得9236票位居第二而落选。使他略感安慰的是，保守党的政策遭到了选民们的明确否定，名列第三的保守党候选人英斯通上尉只得到7696票。而当选的佩西克—劳伦斯在拥护自由贸易这一点上与丘吉尔是相同的。
从全国来看，大选的结果使政治格局大为改观。保守党丢掉了约100个议席，只得到了258个议席，但仍保持了在下院拥有最多议席政党的地位。自由党获得了159席，比过去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其中许多议席是在兰开夏郡得到的。或许丘吉尔在兰开夏郡参加竞选会取胜，这是他始料不及的。这次大选最显著的变化是工党议席持续增加并超过了自由党，获得了191席。由于自由党与保守党的政策明显对立而不可能联合，这就为工党在英国历史上第一次组阁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自由党领袖阿斯奎斯决定进行在自由党外部支持下建立工党政府的试验。丘吉尔对此感到震惊，他通过阿斯奎斯的女儿维奥莱特、即现在的博安—卡特夫人，敦促阿斯奎斯寻求在保守党支持下建立自由党政府的可能。他在向报界发表的声明中说：“社会主义政权的上台将是一场严重的民族灾难，而这种灾难通常都是在战败后的翌日才会降临到大国头上的。”由于阿斯奎斯拒不改变自己的决定，丘吉尔开始考虑彻底脱离自由党。
1924年1月，由拉姆齐·麦克唐纳担任首相的第一个工党政府上台。工党政府的动议，在下院往往得到阿斯奎斯为首的自由党议会党团的支持。身在议会之外的丘吉尔对此却无计可施。
1924年2月，保守党开始调整自己的斗争策略。鲍德温宣布说，他将根据选民的意愿放弃关税改革政策。这对丘吉尔是一种政治上的契机。他开始寻求在保守党的支持下取得竞选胜利，很快就有了一个机会，在威斯敏斯特教堂选区，刚刚当选的保守党议员J·S·尼科尔森去世，需要进行补缺选举。丘吉尔向保守党在该地的代表斯坦利·杰克森上校探询，他是否能得到保守党人的支持。杰克森上校表示不会反对丘吉尔前来角逐这一席位，但由于该地保守党组织在活动经费上有赖于尼科尔森家族的支持，因而他们只能以前议员的侄子尼科尔森为保守党候选人。于是丘吉尔决定自己单枪匹马地上阵一搏。
1924年3月，丘吉尔在无任何党派组织支持的情况下参加的这次补缺选举，引起全国社会各界人士和舆论界的极大兴趣。丘吉尔得到了包括保守党领袖鲍德温和巴尔弗的个人支持在内的许多帮助。在众多支持者中，有一位名叫布伦丹·布雷肯的年轻人尤为卖力。他“长着满头火红色的头发，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这个青年人把他所推崇的首领（指丘吉尔）奉为上帝”。布雷肯以极强的组织和宣传能力为丘吉尔安排了几次引人注目的绝妙“表演”，其中一次是让丘吉尔坐着四轮大马车，车上还站着一名小号号手鸣号，在整个选区巡回演讲。戴利剧院的女演员们热情饱满、通宵达旦地在号召投丘吉尔票的信封上填写选民的住址姓名。丘吉尔感到这是一次“最令人振奋和激动的、轰动一时的选举，是我曾经参加过的竞选斗争所不能比拟的”。
以“独立的反社会主义者”名义参加竞选的丘吉尔，在演说中对工党政府大加攻击，提醒人们防范危险的社会主义。
他说：“社会主义者的政府做得多么好啊！他们是何等稳健和全面！……可是我要说，我们知道这平静的表面，与我们所知道的在下面流动的急流，是完全不相吻合的。”
他主张保守党团结一致，并与“1886年就形成的那个自由党的一派”进行合作，来对抗社会主义者的挑战：
“自由党的这个派别将把保守党的政策修改得与它所具有的人数和力量相适应；进步的保守党人和那些大的劳工选区的代表，将为国家提供反对倒退所必需的保证。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足够强大而广泛的阵线，以对抗社会主义者政党日益扩大的威胁，抵制其旧有的一切异端邪说和刚刚建立起来的声誉。我为威斯敏斯特选举选择了一个口号，那就是‘联合和自由’。”
有人谴责他与尼科尔森竞争议席是与保守党为敌。他解释说：“我自己提名作为候选人，完全不是与保守党及其领袖为敌。恰恰相反，我认为，这个党现在应当成为主要中心，工党的所有反对派都应向它靠拢。”“如果我认为当前提出的保守党候选人确实能代表这个选区的话，我就不会提自己为候选人。这涉及到重要的社会原则问题。选区由几个家族把持并据为己有的时代应该一去不复返了！让威斯敏斯特选区像一套家具那样父传子、叔传侄，是不正确的。”
也有人指责他同保守党合作是改变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他回答说：“如果说我能够诚恳地同保守党合作，并不是因为我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而是保守党已经非常英明地回到或正在回到有远见的进步的行动纲领上来。”
还有一件趣事。丘吉尔在竞选期间收到了英国著名作家萧伯纳的信。这位幽默讽刺大师表示很想投丘吉尔一票，因为他认为“加利波利之战是一个好主意”；但他又说，他不能支持花了“我们1亿英镑试图将俄国的时针拨回封建时代”的人。
投票结果，尼科尔森仅以43票的微弱优势击败了丘吉尔。这已经是丘吉尔第三次竞选失败，而且这一次是功败垂成，使丘吉尔受到很大打击，但他仍坚韧地继续进行政治上的努力。他明白，如果要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就必须以保守党作靠山。但重返保守党的事不能操之过急，而必须等待适当的时机体面地进行。他于1924年春末提出，在各选区成立“保守党和自由党联盟”。他给利物浦的保守党领导人阿奇博尔德·萨尔维奇爵士写信，请他安排“一次在你主持下召开的两党共用一个讲坛的会议”。对两党联合持怀疑态度的萨尔维奇乐意帮助丘吉尔，劝他在完全由保守党人出席的集会上发表演讲，丘吉尔同意了。
丘吉尔在利物浦的演讲中表示，他并不反对在战争期间提出的对外国奢侈品课税的麦肯纳税案，也能够接受对殖民地和各自治领有利的帝国特惠制的原则。这表明丘吉尔在财政问题上的灵活态度，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保守党人的普遍欢迎。
很快他又被邀请到爱丁堡向苏格兰的保守党人发表演说。更具实质性意义的是，他受到伦敦附近的埃平选区的保守党领导人的邀请，在该选区保守党议员退休后代表保守党参加竞选。丘吉尔不愿意马上就被人称为“保守党人”，但保守党埃平分会不愿意他持“独立人士”的名义以刺激党内顽固分子的反感，协商的结果双方都同意丘吉尔以“宪政主义者”的身份参加竞选。在保守党埃平分会理事会上，以压倒多数通过丘吉尔作为保守党候选人，丘吉尔重返议会就是迟早的事了。
第一届工党政府只生存了9个月。1924年夏，有人检举共产党报纸的代理主编J·R·坎贝尔发表敦促士兵不要向“工人弟兄们”开枪的文章煽动叛乱。坎贝尔被起诉，但工党政府8月撤销了诉讼。9月底议会开会时，自由党坚持要求成立一个调查此事的小型特别调查委员会，工党反对这项动议。在10月8日的辩论和投票中，自由党不再支持工党政府。结果以364票赞成、198票反对的票数使政府遭到失败。第二天议会被解散；月底举行了新的大选。
在投票的前5天，外交部发表了对第三国际领导人季诺维也夫致英国共产党的信的抗议照会以及季诺维也夫的那封信。信的内容表明共产国际命令英国共产党“设法以暴力推翻这个国家的现行制度并唆使英王陛下的军队成为达到那个目的的一个手段”。虽然后来有说法认为这是一个伪造的文件，但在大选中它却成为保守党人攻击工党的最好武器。
丘吉尔在竞选中充分发挥了他的演讲才能，对工党政府和社会主义进行了激烈攻击。丘吉尔攻击工党政府“完全无法解决失业问题”，削弱了英国海防力量，“急切地想抓住机会攫取统治权”，“玷污了廉洁、公正、无私的政府信誉”。他在伍德福特发表的演讲中说：
“让英国丢弃社会主义者想方设法披在她身上的那件德国制造和俄国制造的可笑而不体面的破烂伪装和外衣吧；让英国在自己的宝座上再次显示那庄重的神态吧；她决心要牢牢抓住海神三叉戟，在她的盾牌上悬挂的不是可恶的共产主义红旗，而是英国国旗。”
丘吉尔充满感情色彩的演讲令听众发出了“长时间响亮的欢呼声”，也给保守党领袖鲍德温留下了极深印象。鲍德温致信丘吉尔说：“你对各党派的温和主义者能起到杰出的引导作用……，我们热烈欢迎你能在下院给予帮助，下院已久未见到你从事议会政治的巨大才能。”丘吉尔还得到了两位前保守党下院议员和一位前独立的工党候选人的支持。丘吉尔的个人影响力以及他的多方奔走，使埃平选区的投票率创下历史最高纪录，达78％。丘吉尔以19843票的高票数当选，比位居第二的自由党候选人夏普几乎超出10000票。
保守党在这次大选中战绩辉煌，总共获得了413个席位。工党的席位减少到151席。最惨的要数自由党，只剩下40个议席，从此后在议会中再也起不了重要作用了。不少自由党选民第一次投了保守党的票；几十位自由党或前自由党候选人，纷纷仿效丘吉尔自称是“宪政主义者”，并且有7人在这次大选中当选。这一现象反映了选民的一种倾向，而这股力量的代表人物显然是丘吉尔。鲍德温认为，如果处理得当，就有可能鼓励自由党选民继续转向保守党营垒；而如果把丘吉尔排除在政府之外的话，则他很可能会与劳合—乔治以及伯肯赫德勋爵联合起来，成为强有力的政府反对派。因此，鲍德温决定把潜在的政敌化为盟友，在组阁时起用丘吉尔。
对丘吉尔的任命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一方面，鲍德温认为丘吉尔“在政府内比在政府外更容易控制”，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这个“反工党分子”不宜担负处理国内事务的职责。于是初步安排他担任印度事务大臣。但在与内阁副秘书汤姆·琼斯磋商时，琼斯认为性情急躁的丘吉尔不宜在有时需要采取严厉措施的这一部门任职。鲍德温又考虑让丘吉尔重返海军部或者任卫生大臣，但是，已被建议任财政大臣的内维尔·张伯伦拒绝担任该职而想去卫生部，因而张伯伦力荐丘吉尔出任财政大臣。鲍德温担心如此安排将会引起轩然大波，张伯伦则担心丘吉尔若重返海军部将会使事情变得更糟。最后，鲍德温接受了张伯伦的建议并立即约见丘吉尔。
据鲍德温的传记记载，在会晤时，鲍德温问丘吉尔是否想当大臣。在英语中，一般大臣都称为minister，只有财政大臣和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亦即不管部大臣被称为ChancelBlor。或许这种区别显示了这两个职务的地位尊崇，只不过由于历史演变才使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变成了“留给已明显年迈体弱、德高望重的政治家”担任的实际上并不重要的虚职。由于鲍德温使用的是Chancellor一词发问，所以丘吉尔反问道：“是公爵领地大臣吗？”
“不。是财政大臣。”鲍德温回答。
立刻，丘吉尔的热泪夺眶而出。财政大臣一职是他父亲担任过、他本人长期作为奋斗目标的职位，然而在此之前，由于政治上的升沉起伏，他刚刚从失败的困境中挣扎出来，对担任这一职务他连想都没有想过。此时梦想却意外地变为现实，并使他在事业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这怎么不令他激动万分呢！“这一令人吃惊的转变”，使他从几个月前既无政党，亦无议席的政治孤立状态中，一跃而成为仅次于首相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之一，对此他不禁感慨万端。他不由想起了英国著名政治家迪斯雷利的一句名言：“政治上风云变幻的乐趣是领略不尽的。”
丘吉尔传--５ 一窍不通的财政大臣
５ 一窍不通的财政大臣
在英国政治中，财政大臣一职是相当重要的。对于许多英国首相来说，这个职位都曾经是他们登上政治顶峰的最后晋身台阶。丘吉尔理所当然地为能得到这一显赫的职位而感到激动和兴奋，这使他有机会穿上伦道夫勋爵任财政大臣时曾经穿过的官服；他母亲“用薄纱和樟脑将这套官服保存了30年以上”。但是，这一职位又是他从政多年以来所担任的最为沉重和最具挑战性的职位。他从小就对数学感到头痛，长大后在花销方面从来也不去细算经济账，从政后对财政问题接触较少，后来他在财政部的副手、财政部政务次官罗伯特·布特比也曾说：“丘吉尔对重大财政问题完全不感兴趣”。所以当他被任命为财政大臣的消息公布后，令许多英国人感到吃惊。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泰勒曾写道：“丘吉尔，这位自由贸易的拥护者对财政一窃不通，竟成了财政大臣！”
和过去一样，他又一次带着埃迪·马什来到新的大臣岗位上；此外他还把伍德豪斯勋爵带到了财政部。他还留用了P·J·格里哥担任处理财政和行政事务的私人秘书，此人自从1921年以来一直在历届财政大臣身边任此职，“几乎成为历任财政大臣处理政务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伍德豪斯与另一名财政部官员唐纳德·弗格森一起担任助理私人秘书，这样丘吉尔的私人秘书班子就达到4人。
丘吉尔深知自己对经济和财政所知不多的弱点。尽管他有庞大的财政问题专家班子作顾问，但有关经济和财政的重大决策需要他主持决定，责任最后也得由他来负，并且他还必须为自己制订的财政政策和预算在下院进行说明和辩护。因此他到财政部后立即投入了极为繁忙的工作中，批阅公文和信件，参加有关的各种会议，与财政顾问们磋商，到下院出席会议进行辩论、表决以及拜访政治家们，还要同首相经常保持联系和交换意见。总之，每天的时间都排得满满的。他坚持亲自起草重要文件和自己的演说稿，并且“在下属官员起草声明或重要信件和内阁文件时，除非经过他自己的文学天才这个蒸馏器进行提炼，否则他是不会接受的”。
丘吉尔接掌财政部以后，立即面临一个极为重大的根本性财政问题，就是恢复英国战前和平时期已普遍采用了一个多世纪的金本位制。采取这一政策，在战后英国的现实情况下，可能会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的势头，但也必然导致一些行业的工人失业率上升和工资收入的减少。一旦实施，将立即在国内产生重大影响；弄得不好，甚至会引起社会动荡和影响经济复苏。
自大战结束以来，英格兰银行总裁蒙塔古·诺尔曼一直在为恢复金本位制努力进行着准备工作。他说服历任财政大臣采取紧缩通货政策，使英镑与美元的比值不断攀升，从1920年2月的1英镑兑换3．40美元涨到1922年末兑换4．635美元。诺尔曼计划到1925年初把比值最终调整到4．86美元，使国家币值的金本位达到战前水平。
在丘吉尔上任前，工党政府于1924年曾以前财政大臣奥斯汀·张伯伦为主席，成立了专门研究恢复金本位制的委员会。该委员会在认真听取了正反两方面的意见之后，仍在其报告中一致赞同应尽早恢复金本位制；但考虑到当时国内紧缩通货导致的失业人数上增等“诸多不便”，以及与美元的汇率差价较大等因素，报告又建议暂缓一年实行。保守党政府以绝对多数上台后，结束了此前几乎每年都要举行大选的历史。因此诺尔曼以及财政部的重要官员们，尤其是约翰·布雷德利爵士和奥托·尼迈耶爵士，都极力敦促丘吉尔恢复金本位制。丘吉尔此时显然是同意这一想法的；因为诺尔曼在得到他同意后到美国纽约去了，其目的是为金本位制出台后出现的财政困难安排备用的贷款。
但是当诺尔曼带着一项5亿美元的贷款协定回来后，他却发现丘吉尔的态度有所改变。丘吉尔被比弗布鲁克的《每日邮报》上发表的猛烈攻击恢复金本位制政策的文章所触动；同时，他对在丹迪市参加竞选时所看到的因战后紧缩通货而导致的极度贫困景象也记忆犹新，这些都促使他更加慎重地再回头审视这一问题。他甚至亲自准备了一份反对恢复金本位制的文件。他在这份被财政部的官员们称之为“丘吉尔先生的习作”的文件中说：
“整个恢复金本位制的问题，不能仅仅从财政和通货方面的考虑来加以处置。它对商人、工厂主、工人和消费者都有影响，尽管大体上是相同的，但决不意味着彼此毫无差别，即使在财政和通货方面的利益也是如此。”
丘吉尔认为，恢复金本位制有可能导致严重抑制贸易和就业的危险。他的看法遭到诺尔曼、布雷德利和尼迈耶的强烈反对。奥斯汀·张伯伦则以个人名义请丘吉尔改变看法。就连丘吉尔在下院的主要对手、前任工党财政大臣菲利普·斯诺登也在《观察家》报上发表了类似张伯伦的意见。只有著名的剑桥大学经济学家J·M·凯恩斯和前自由党财政大臣雷金纳德·麦肯纳坚持反对恢复金本位制。
为了进一步听取不同的意见，也因为一年一度公布财政预算的日子日益临近而必须拿出一个明确的决定，丘吉尔在3月的一天安排了一次聚餐会，将对是否恢复金本位制持对立看法的双方代表人物邀请到唐宁街11号他的官邸里进行讨论。据格里哥回忆，凯恩斯认为：如果恢复金本位制，财政缺口将比预料的要大得多，只能靠降低价格水平才能弥补，而这又将导致失业和罢工。财界代表则认为，凯恩斯夸大了不利情况；这些不利因素将是短期的，将会被银行业、保险业和航运业的长远利益所抵销。丘吉尔被与会的大多数人对恢复金本位制持支持态度所打动。后来他和诺尔曼与首相举行会晤，一致同意在新的财政预算报告中出台恢复金本位制的政策。
1925年4月28日，丘吉尔在下院作了他的第一个财政预算公布演说。他宣布恢复金本位制；降低所得税、增收丧葬税和各种间接税；恢复征收麦肯纳税。同时，他宣布实施对孤儿寡母的救助计划，将发放养老金的年限从70岁降为65岁。固然这后两项措施是早已包括在内维尔·张伯伦提议的保守党竞选纲领中，但就连张伯伦本人也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他的计划。我们曾保证要做这些事情，但我认为，要不是他把这些事情列为预算计划的一部分，那我们今年就不会实际去做这些事。就我的看法而论，由于他的首创精神和干劲，他个人应得到特殊的荣誉。”
张伯伦还认为丘吉尔这篇持续了两个半小时的演说“是一次绝妙的表演”。前工党财政大臣菲利普·斯诺登虽然把丘吉尔的预算斥之为“迄今所公布的最坏的富人预算”，即种种计划和措施基本上只对中上阶层有利，但斯诺登也承认“这是一次伶牙俐齿和巧言善辩的巨大胜利”。自由贸易的拥护者们则发现，长期以来被他们视为旗手的丘吉尔，此时已背叛了他们的事业。
由于恢复金本位制“需要采取一种极其严格的债务偿还政策”，压缩政府经费开支就成为一种必然。丘吉尔在上任之初就曾向鲍德温提出，必须限制军费开支。此时，他更加坚决地对增加海军和空军预算的计划提出了批评。他对首相说，制定海军经费计划的“基点应放在最近20年内不可能同一流的海军大国发生海战上”。他认为，德国海军已被摧毁，美国海军没有敌意，日本与英国仍是盟国，无论近期还是将来都不可能进行战争，而其余的则不足为虑。他甚至提出应打消在新加坡建立海军基地的想法，而这正是他以前攻击工党政府的理由。
由于丘吉尔对海军问题特别熟悉，所以他把为海军“在内阁进行殊死斗争”的海军大臣逼得难以招架。第一海务大臣比蒂曾写信给妻子说：“我们遭到这届政府的严重打击……，实际上我们在海军做事比工党政府执政时期还要困难。当然，账要算到身为财政大臣的温斯顿身上，他发疯似地节约开支。”问题最后提到帝国防务委员会上，而该委员会的结论倾向于同意丘吉尔的判断。这使海军大臣布里奇曼和比蒂处境更为困难，两人拒绝轻易废止海军建设计划，闹得几乎濒于辞职。鲍德温出于避免不利政治影响的考虑，亲自出面为双方进行调解以找出妥协的解决办法。结果决定，海军计划大部分可以接受，但应尽量采取节约措施并把部分经费缓至下半年拨付。这样总算平息了事端。
空军方面，由于得到了空军大臣塞缪尔·霍尔爵士和空军元帅特伦查德的较好合作，削减扩军计划时未产生大的矛盾。这样，丘吉尔在压缩军费开支方面的工作收到了一定实效，使他得以贯彻执行债务偿还计划和维持较低的所得税征收水平，也就使恢复金本位制的政策得以顺利推行。
金本位制为英国财界带来了巨大的好处。据统计，这一政策为英国财界获得了大约十亿英镑的额外收入。但从根本上看，这一做法却是错误的，因为它对英国工业和工人阶级都是一个沉重打击。经济学家凯恩斯作过统计，这一做法使得英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提价12％，而提价使商品缺乏竞争力。这就使当时英国工业为适应已发生变化的世界贸易格局所做的调整工作增加了困难。为消除这12％的提价，英国厂商就得削减工资、加大劳动强度，这样又导致失业和罢工。到了1931年，金本位制再也坚持不下去了，英镑被迫实行再次贬值。
后来凯恩斯出版了一本题为《丘吉尔先生经济政策的后果》的小册子。书中问道：“为什么丘吉尔犯了如此愚蠢的错误？……大概，部分原因是，他缺乏不致犯错误的洞察力；部分原因是，他没有主见，听从了财界的大喊大叫的要求，而首先还是他的专家们把他搞糊涂了。”人们认为，凯恩斯的观点是正确的，但他对丘吉尔的“谴责未免太过份了”。丘吉尔当然要负很大责任，但责任却不应由他一个人来负，因为“他在这方面的行动从一开始就受到三大政党的首席财政发言人的支持”，议会以多数票通过了他的方案。此外，正如亚历克·凯恩克罗斯所指出的：
“姑且认为恢复金本位是错误的，但在那时的历史背景下，整个来看，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变化减轻了社会经济结构和紧缩通货带来的全部压力，那末，这又是一个多大的错误呢？”
然而，错误毕竟还是错误。这一错误给英国工业带来的严重后果首先在煤炭工业中突出地表现出来。煤炭出口严重下降，许多矿区遭受到严重的财政损失。6月30日，矿主们通告说，要中止同矿工们已签的协定，还要求矿工由每天工作7小时恢复到8小时，否则就削减工资。大不列颠矿工联合会立即准备全国性罢工，并呼吁英国职工大会最高委员会给予声援。一场全国总罢工一触即发。
为了防止劳资矛盾进一步激化，内阁在7月30日，即现有劳资协定届满的前一天，决定问煤矿工业发放9个月的临时性补贴。
丘吉尔不得不为这笔临时性补贴筹措经费。1926年初，他向下院提出的经济法案中建议政府削减卫生保健费和失业保险金。这一法案虽然遭到工党议员的强烈反对，但还是被通过了。丘吉尔被反对派称为抢劫失业者的“强盗”；他回答说，这比起他经常被称为“杀人犯”来说，已经算是一种“抬举”了。
1926年4月，丘吉尔提出的第二个财政预算带有一定程度的乐观色彩。他对国民经济状况作了生动形象的描绘：“……不是黑色的，也不是灰色的，而是花斑状，整个说来，与去年相比，今年呈现的暗斑不那么明显。”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他建议增设一些临时性税种，提高一些项目的税率，缩短为酿酒业提供的信贷期限。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他宣布将征收赌博税。对这一措施，不仅那些靠赌马赚了钱的人反对，就连赌输了的人也表示反对，因为这将会刺激赛马赌博中的非法活动的产生。后来丘吉尔对这一应急措施逐年加以修改，直至1929年完全取消。
丘吉尔的第二次财政预算演说再次获得了高度评价。劳合—乔治认为：“陈述惊人的透彻，具有非凡的魔力与魅力。
财政大臣就是用这个来款待下院的。”
就在丘吉尔为每月发放给煤矿工业的临时性补贴筹款的同时，已经恢复了的矿主和矿工的谈判陷入了僵局。矿主们坚持要减少工资，而矿工们则“少付一便士也不行，多上一分钟班也不干”。4月27日，部分矿主自行公布了新工资条件；矿工们拒绝接受。4月30日，临时性补贴到期停发。于是，英国职工大会最高委员会于5月1日宣布，准备于5月3日举行总罢工。政府还曾试图重开谈判以避免危机，但未能成功。5月2日夜，印刷工人拒绝为次日出版的《每日邮报》排印题为《为了英王与祖国》的攻击罢工的社论，使谈判最终破裂。大罢工开始了。
为了使公众了解事态的进展，使罢工工人听到政府的声音，政府需要临时出版一份报纸。《晨邮报》主编H·A·格温纳将该报房产设备交给政府支配。丘吉尔对办报极为重视，他和另两位大臣亲赴报馆安排有关事项。5月5日开始发行的这份《英国公报》每天出一张，到5月13日罢工应英国职工大会要求而结束时停刊。该报的发行量在几天内就由23．2万份猛增至250万份，成为当时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报纸。
总罢工结束后，煤矿工人们的罢工又坚持了7个月。丘吉尔继续努力在劳资双方之间进行调停，并使矿工们作了某些让步。但是矿主们持强硬态度，并迫使矿工们按照自己的要求复了工。据估计，这次罢工使1926年的煤产量只及正常年份的一半左右。矿工们因此损失了6000多万英镑工资，并且曾经使其他工业约50万名工人失去工作。
当丘吉尔于1927年4月提出他的第三个财政预算时，他不得不宣布，这个财政年度的赤字达3650万英镑，其中因罢工造成的赤字就达3200万英镑。并且，由于罢工的影响，在新的财政年度中，还将损失1800万英镑的财政收入。为了增加财源，丘吉尔除了采用上年已经采用过的增税措施外，又采取了一系列的权宜之计。这“一系列令人吃惊的魔术般的绝招”，为英国政府增加了三千多万英镑收入。此外，丘吉尔还提议取消对工业和农业征收的地方税，以帮助恢复生产。这一提议遭到了负责监督地方政府事务的卫生大臣内维尔·张伯伦的反对。双方争执了好几个月之后，达成一项妥协方案，即工业地方税继续缴纳1C4而不是全免。
丘吉尔在1928年的财政预算中，着重指出主要工业在“长期不易克服的”萧条境况下，“税率却是最高的”。他宣布“我们的总政策是帮助生产者”；根据这一原则，从1929年10月起减免3C4的生产性工业地方税，完全免征农业地方税。1929年4月，丘吉尔提出了他的最后一个财政预算。他对预算所作的演说被《星期日泰晤士报》称为“当代预算演说中最引人入胜的”。预算中引人注目的是废除了茶叶税。这一措施被前任工党财政大臣斯诺登攻击为“对竞选进行贿赂”。的确，当新的大选日益临近时，各党领导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竞选运动上来。
在1928年中，丘吉尔还曾对保守党在大选中的前途持乐观态度。他认为政府的巨大减税计划会赢得选民们的好感，而失业问题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控制。但到后来，他的感觉发生了变化，担心保守党会失去多数地位。他曾同劳合—乔治探讨过保守党与自由党进行联合的可能，并答应将其条件转告鲍德温。但当时多数保守党大臣仍沉浸在普遍的乐观情绪中，空军大臣塞缪尔·霍尔曾回忆说：“我们发现，除温顿斯外，每个人都兴高采烈。”
1929年5月，丘吉尔以比过去更为重视的姿态投入到竞选运动中去。他的全家都来为他助威：18岁的儿子伦道夫发表了演讲，克莱门蒂娜为他主持集会，就连刚刚步入社交圈的女儿黛安娜也参加了竞选活动。最后，丘吉尔仍在埃平选区当选，但选票数与落选的自由党候选人夏普相比，并没有拉开多大差距。
就全国而言，工党是这次大选中的最大赢家。投票的当天，丘吉尔到唐宁街10号去，和首相一起利用自动收报机接收全国各地的选举结果。“当工党一个接一个领先的消息宣布时，温斯顿的脸涨得越来越红，火气越来越旺，他离开了自己的座位，站到这台放在过道上的机器近旁；他耸起两肩，怒目看着数字，撕下纸条，表现出好像若要再听到工党获胜的消息，就会砸碎整个机器似的。他对周围工作人员突然的叫喊，粗俗得简直无法形容。”统计结果显示，工党获得288席，成为第一大政党；保守党仅获得260个席位；自由党获得59个席位，比上届大选有所增加。6月3日，鲍德温决定辞职。
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工党政府再度登台。
保守党政府垮台后，丘吉尔在巴克俱乐部举行了“一次非常愉快的告别宴会”，与他的高级财政顾问们话别。尽管他在任时犯过一些错误，受到大量抨击，但他尽了自己的责任，干得相当出色。时间过得越久，人们就会越清楚地看到，丘吉尔的错误都是一些“集体错误”，而且在当时的特定时代背景下，是难以避免的。而他的个人才干和品格魅力，则为他赢得了人们的敬重。最初对他颇不驯顺的政务秘书格里哥对丘吉尔的卸任极感可惜，称他是“我们生活的时代里最杰出和多才多艺的人”；长期跟随他的埃迪·马什更是倍感伤心。他们以及丘吉尔本人都没有料到，他此次离开政府到他下次重新登台将长达10年之久。
丘吉尔传--五 在野岁月
五 在野岁月
已经逝去的岁月对于丘吉尔来说，只留下了或幸福或痛苦的记忆。他现在又一次从政治漩涡的中心退出来，过上了平民生活。
此时，他的家庭情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他的母亲珍妮已经于1921年6月因摔伤后腿部感染，造成截肢后不久即逝世了。他的次女莎拉生于1914年10月7日；三女玛丽戈特1918年11月15日出生，仅3岁就夭折了；最后一个孩子生于1922年9月15日，取名玛丽。成长起来的4个孩子跟随丘吉尔夫妇从克伦威尔路41号搬回到埃克利斯顿广场33号，而后又搬到苏塞克斯广场2号。在得到几笔遗产和签订了几份写书合同之后，丘吉尔于1922年9月买下了肯特郡韦斯特汉姆附近的恰特韦尔庄园和地产。在这块大约300英亩的土地上，有一条小溪流过一道小山谷，还有一处小湖泊，周围是肯特林带，风景秀丽，环境宜人。丘吉尔花了近两万英镑对原有的房屋进行了改建和扩建，此后全家就一直住在这里。当然，丘吉尔在政府任职期间，全家也有相当一部分时间住在唐宁街11号，但在休假时全家总是回到恰特韦尔庄园小住。丘吉尔喜欢在庄园里从事各种劳动作为身体锻炼。他有时也去游泳、打猎和打马球，同时仍然坚持着绘画的爱好。在从政余暇，丘吉尔还继续进行着浩大的写作工程，于1927年和1929年先后出版了《世界危机》的第三卷和第四卷，使他赚了一大笔稿酬，也为他带来了大量的赞誉和批评。
尽管作为政府重要大臣的丘吉尔工作极为繁忙，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愿和孩子们在一起玩。在他们小时候，他扮作“大猩猩”与孩子们捉迷藏；等他们稍大一些，就和他们一起开化妆舞会；后来又吸引孩子们参加成年人的社交活动，鼓励他们同客人们谈话。在可能的情况下，他还带孩子们去欧洲大陆旅行度假。丘吉尔对儿子伦道夫更是着意培养，送伦道夫进了伊顿公学读书。1927年，丘吉尔带伦道夫又一次到欧洲旅行。他们在地中海观看了海军演习；在希腊非正式地拜访了政府大臣；在梵蒂冈受到罗马教皇的召见；在意大利还觐见了国王，拜会了墨索里尼。
当这次从财政大臣的职位上卸任后，丘吉尔固然有一种深深的失落感，但也有着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他等7月里作了喉部手术的克莱门蒂娜一痊癒，即决定带着伦道夫到加拿大和美国旅行。和他们一道去的还有他的弟弟杰克和杰克的儿子约翰尼。丘吉尔在旅途中写给比弗布鲁克的信中说：“离开了英国，大有一种卸掉令人厌倦和困恼事务而无官一身轻的感觉。”他们先乘船抵达加拿大的魁北克；在8月的大部分时间里，换乘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副总裁提供的一节专用车厢，他们作横跨加拿大的漫游。9月，他们一行进入美国，受到美国战时工业委员会主席、金融家巴鲁克的盛情款待。在加利福利亚州，他们住在报界巨擘赫斯特的豪华府邸。在好莱坞，丘吉尔结识了天才的电影艺术家查理·卓别林。他对卓别林说，希望看到卓别林扮演拿破仑，甚至准备为卓别林写一个关于拿破仑的电影脚本。的确，丘吉尔对拿破仑有着特殊的崇敬之情。他的同事们长期以来注意到了他对拿破仑不同寻常的热情。他在海军大臣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尊拿破仑的雕像，他对鲍德温说过要写一本关于拿破仑的专著，他还有着与拿破仑相类的性格和行为方式，以致于对他不满的人说他“骨子里……是独裁专横的”，“他以为他是拿破仑”，“摆出一副精神高度集中的高傲的拿破仑式的姿态”，等等。当然，丘吉尔最终并没有为卓别林写作关于拿破仑的电影脚本。告别了好莱坞，丘吉尔一行还到了纽约。10月19日，丘吉尔在白宫对美国总统胡佛作了礼节性拜访。半个月后，他们返回了英国，以便丘吉尔赶上下院的秋季会议。
丘吉尔传--１ 下院中的印度之争
１ 下院中的印度之争
在大选中失败后，保守党内部在各种政策问题以及党的领导权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导致了相互指责。保守党的报业巨头比弗布鲁克和罗瑟米尔为了使该党关税改革的政策取得胜利，发起了“大英帝国改革运动”，并对鲍德温在这方面的退让给予强烈谴责。而丘吉尔出于与自由党实行政治联合的考虑，不赞成重新举起关税改革的旗号。丘吉尔在1929年7月下院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发言，曾表示希望自由党与保守党合作而不要支持工党政府。
比弗布鲁克曾试图争取丘吉尔，但未能获得一致看法，两位老朋友就分了手。比弗布鲁克和罗瑟米尔宣布成立“大英帝国党”，并准备提出50名候选人与保守党争夺席位。鲍德温为了防止保守党的分裂，曾对比弗布鲁克表示了一定程度的让步，声称愿意考虑有限度地征收食品税。虽然在与比弗布鲁克的谈判中，鲍德温一度有些反复，但后来迫于形势，他甚至走得更远了。
9月在布朗利举行的补缺选举中，有相当一部分保守党选民转而支持大英帝国党的候选人。10月，在伦敦参加帝国会议的各自治领总理们宣称赞成实行帝国优惠政策。鲍德温在此期间发表声明，表示接受这一政策，主张对全部进口工业品征收关税。面对丘吉尔的反对，鲍德温所抱的态度是：“宁愿冒失去温斯顿的风险，因为这样做可以换取许多人的支持。”随着国内经济形势的恶化，失业人数进一步增加，国内政治形势起了很大变化，甚至大部分自由党人也开始接受了关税改革。面对这种现实情况，丘吉尔也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态度。几个月后，他也完全接受了包括对食品征税的整个关税改革计划。
在关税改革已经不再是有争议的问题之后，下院中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印度的宪政改革。这一问题是由印度总督欧文勋爵提出来的。欧文勋爵名叫爱德华·伍德，是保守党下院议员哈利法克斯子爵的儿子，曾在殖民地事务部任过丘吉尔的副手。丘吉尔当时曾安排他到西印度各个殖民地进行访问并就有关情况提出报告。他后来成为哈利法克斯勋爵，但这是几年以后的事情。欧文勋爵认为，应重申英国政府早在战前就已宣布的最终让印度取得自治领地位的政策，以缓和由甘地和尼赫鲁父子领导的印度国大党对以约翰·西蒙为首的英国议会立法委员会草拟的宪政实施计划的抵制。他还提出召开“圆桌会议”，与印度人进行平等的对话。这些建议得到了麦克唐纳内阁以及鲍德温的赞同，但却受到了其他英国政界要人比如前印度事务大臣伯肯赫德和劳合·乔治的谴责和批评。刚刚从美国访问归来的丘吉尔也在《每日邮报》上发表文章说：
“在印度陷于异常严重的种族和宗教纠纷所折磨的时候，无疑是不能给予自治领地位的……，我们对印度35，000万人的幸福负有责任，而印度的政界人士仅代表了其中微不足道的少部分人，因而不可能赋予这种地位。”
这一观点与丘吉尔以前曾主张的各殖民地实现“完全自治这一广阔的理想”并不矛盾，因为分歧点只在于实施自治的时机。在丘吉尔看来，是否给予印度以自治领的地位，必须在不削弱英国的统治这一前提下决定。欧文勋爵在根本点上与丘吉尔是一致的，但在具体结论上则相距甚远。他写信给丘吉尔说：“请不要以为我似乎忘记了你和其他一些人提出的观点，或者认为我实际上与这些意见大相径庭，这里的问题一半是属于心理上的，同时也是一个伤害感情的问题。”欧文勋爵担心丘吉尔的说法会激起印度民族主义者的愤怒情绪，因而请求保守党上院领袖索尔兹伯里勋爵尽可能“约束住温斯顿”。
麦克唐纳首相在欧文勋爵的大力鼓动下，提出了一个印度自治方案。而丘吉尔则担心，“这样做，其最后的结果必定会使我们失去印度，而印度人民也一定会遭受到无法估计的祸害”。为此，他与支持这一方案的鲍德温分歧越来越大，直至“发生断然的决裂”。1931年1月27日，丘吉尔写信给鲍德温，宣布退出“影子内阁”。他在信中说：
“我们在印度政策上的分歧已经公开。过去承蒙你邀请参加你的事务委员会，现在我觉得不应再出席了。无需烦言，我将尽力帮助你在下院反对工党政府；我也将在大选中作最大的努力，以促成工党的失败。”
丘吉尔认为，他有责任领导一场维护大英帝国“光荣与统一”的运动。他开始“以惊人的劲头联合保守党内外与他观点相同的人，竭尽全力摆脱鲍德温”。不幸的是，他的老朋友伯肯赫德因酒精中毒而患肝硬化，已于此前亡故了；而比弗布鲁克只对关税改革感兴趣。但是丘吉尔得到了许多保守党后座议员和从印度退休回国的文职官员的支持。丘吉尔成为上述人员组织的“印度帝国协会”在伦敦举行的第一次会议的主要发言人。他在演说中认为，马上在印度实行自治，将意味着“或者是印度的专制主义……，或者是使残酷内战重新爆发”。他还发表声明说，“甘地主义及其他的所有主张，迟早会被制服，而最终将被粉碎，试图用猫肉来喂老虎是不会使其心满意足的”。
丘吉尔的言论在英国和印度都引起了强烈反应。麦克唐纳说：“彻头彻尾都是有害的……，除了表达帝国政府及其属下的人民之间那种已经陈旧过时的关系之外，毫无别的内容。声明对现代每一个政治运动都闭眼不见，在对那些要在政治事务及抱负方面我们需要加以启蒙的人民方面，表现得固执傲慢。”在印度，丘吉尔的声明对印度国大党拒绝参加圆桌会议而发起的非暴力抵抗运动，无异于火上浇油。甘地和尼赫鲁父子号召印度人民对英国殖民当局开展的广泛的不合作运动浪潮迭起，导致了英国当局对甘地和尼赫鲁父子的监禁。后来英国政府决定释放印度国大党的领导人，以便甘地等人作为民族主义印度的代表出席伦敦会议；同时宣布取消某些限制性措施。而印度国大党同意停止非暴力抵抗运动。
丘吉尔对事态的演变感到吃惊，他在自己的选区发表演讲说：“会见甘地先生一事令人惊异，也令人作呕。现在一位犯有煽动罪的中殿法学协会的律师，以东方众所周知的托缽僧身份登场了，半裸着身体，踏上了总督府的台阶。”尽管丘吉尔的观点在保守党内有不少支持者，但保守党的下院议员们并不想因此而改变领导人。相反，由于保守党内部反对鲍德温的人之间缺乏一致性，也由于工党政府因国内经济不景气而日趋不稳定，使鲍德温的地位反而有所改善。本届工党政府的任期与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几乎是同时开始的。在工党执政期间，英国的财政收入逐年减少，而失业人员及其需要的救济则逐渐增加。为了减少经费开支，1930年工党政府通过了《保险金需求量检查法》和《保险金发放纠偏法》，压缩了失业津贴，也加深了工人群众与工党政府间的矛盾。1931年3月，工党政府又被迫成立了以乔治·梅爵士为首的探讨缩减公共开支可能性的委员会。7月，该委员会报告说，国家财政状况的迅速恶化，将导致下一年度的财政预算将出现较大的赤字。8月，国家财政状况继续恶化，麦克唐纳内阁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准备用一系列经济措施来对付危机；同时，麦克唐纳政府希望纽约的银行家们对英镑地位给予支持；但这些银行家们提出的全面削减财政预算的条件未能被麦克唐纳的内阁同僚们接受，这样，麦克唐纳只能选择辞职。
面对迅速恶化的国内经济形势，此时任何一个单一的政党出面组阁都难以应付极其困难的局面。英国需要一个多党联合政府，同心协力，相互支持，实施一些不受欢迎的经济举措共度时艰。国王在同保守党和自由党领导人进行磋商后，“委托麦克唐纳先生组织一个超党派的举国一致内阁”。
早在工党政府辞职之前的7月中，丘吉尔鉴于形势就曾提出成立联合政府。他分别与劳合—乔治和麦克唐纳讨论过此事，但当时未得出明确结论。新的联合政府成立后，丘吉尔却未能被邀请入阁，他不得不在下院中回到过道后面去，成为“后排议员”。尽管他后来表白说：“我在国家紧张关头被断然抛弃，并不使我感到愤懑，更说不上伤心。”但是无庸置疑，这显然是丘吉尔感到灰暗的一段时光。
以麦克唐纳任首相的联合政府得到了鲍德温和整个保守党的支持，也得到了以赫伯特·塞缪尔和约翰·西蒙为首的自由党两大派别的支持，“但在他自己的政党中，只得到七八个人的支持”。丘吉尔并不反对联合政府，但他发现，“新政府的成立并没有制止住金融危机。当我从国外回来时，发现在势必举行的大选行将到来之时，什么问题都没有获得解决。”
自由党领袖劳合—乔治本来反对马上举行大选，试图在新的大选改变政治格局前能够重整自由党，但由于他长期卧病在床，无力视事，自由党的党务由塞缪尔主持。在麦克唐纳和鲍德温的坚持下，塞缪尔作了让步，同意尽早解散议会。从此以后，劳合—乔治“就成了一个没有党派的领袖，孤寂地坐在后座议员席上沉思着”。
在新的大选中，丘吉尔在自己的选区毫不困难地战胜了自由党和工党的对手，以35956票的高票数当选。保守党在全国也取得了相类似的胜利，获得了447个议席。而工党的席位大幅度地减少，只剩下了可怜的46席。从总的情况看，联合政府获得了压倒多数的拥护。但由于工党地位的削弱，尽管麦克唐纳保留了首相地位，实权其实操在保守党领袖、副首相鲍德温手里。到1935年5月，年老体衰的麦克唐纳退休后，鲍德温就顺理成章地继任了首相职务。
无论是麦克唐纳还是鲍德温担任首相，他们都不愿让丘吉尔成为自己的同僚。丘吉尔很有些瞧不起麦克唐纳，他不仅不留情面地在下院攻击工党的政策，甚至到了对首相本人尖酸刻薄的地步。有一次丘吉尔在下院这样说到麦克唐纳：“我想起，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曾经有人想带我观看著名的巴尔奴姆马戏团的演出……，节目单中有一个我最爱看的节目，名字叫‘没有骨头的恶魔’。可是我的父母认为，观看这样的演出，对孩子的刺激太大了，并且可能败坏道德。我不得不等了五十年才坐在政府的座位上看到了‘没有骨头的恶魔’。”麦克唐纳固然在政治上没有骨气且优柔寡断，但他对于丘吉尔如此刻毒的话也决不会宽恕。至于鲍德温，对于丘吉尔的争强好胜甚至喧宾夺主仍然记忆犹新。他在第一次任首相时就曾抱怨说：“有温斯顿出席的政府会议无法按议事日程进行审议工作，因为丘吉尔总要额外提交一些十分高明的备忘录，这些备忘录不仅涉及他本人领导的部，而且也涉及到别的什么部。”鲍德温那时就曾私下对朋友们说过，假如他再有机会组阁，就不会再考虑吸收丘吉尔，因为丘吉尔难以与人共事，会在政府中产生消极作用。现在看来，鲍德温倒真是说到做到了。
丘吉尔此时在国内政治生活中没有更多的事情好做。1931年12月，他再次赴美国进行演讲旅行。但是他刚刚到达纽约不久，就不幸遇车祸受伤。那是12月13日的上午，丘吉尔应老朋友巴鲁克之邀到纽约第五大街他的家中去作客，在横穿马路的时候，丘吉尔忘记了美国的交通规则与英国左侧行驶的规则完全相反，他习惯性地向右看，结果正好被左侧急驶而来的汽车撞倒在地，骨头虽然没断，但内脏严重出血，还有许多外部擦伤。丘吉尔此时神志尚清醒，还向警察说明这完全是自己的过错，责任不在司机。他被送进了位于第76大街上的诺克斯—希尔医院。在向这家私人医院证明了自己肯定有支付能力之后，他的伤得到了很好的治疗。在医院只住了8天，他就出院了。
丘吉尔的不幸事件在美国成为轰动性的新闻，反而为他的演讲旅行作了免费广告宣传，许多美国新闻记者来采访他；许多美国报纸都刊登了丘吉尔同前来道歉的肇事司机的合影照片。丘吉尔还为美国《柯里尔》杂志写了一篇题为《我在纽约的一次不幸遭遇》的文章，许多报纸都转载了。这篇文章为丘吉尔增加了2560美元的收入。
此后丘吉尔在美国的演讲旅行，除了因他在印度问题上的观点曾引起了一些麻烦外，基本上是顺利和愉快的。丘吉尔发现，美国听众“并不是没有兴趣、注意力和好脾气，因而，他们能够倾听长篇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演讲”。1932年3月，丘吉尔回到英国。当他在伦敦维多利亚车站下车后，他发现以阿奇博尔德·辛克莱为首的英美两国的老朋友们筹资为他购买的珍贵礼物、一辆价值2000英镑的豪华小汽车正恭迎他的归来。在这一年的其他时间里，丘吉尔的主要精力用于为报纸撰稿和进行写作他的著名祖先马尔巴罗公爵传记的准备工作，他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恰特韦尔，只有下院讨论他感兴趣的议题时，他才到威斯敏斯特去，而且是发言完了就走。反对党领袖乔治·兰斯伯里曾极为不满地评论道：“他霸占了这个议院的一个席位，似乎就有权走进来、发表演说、出去和离开议会，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俨然是万能的上帝在说话……，除了他自己之外，他从来不听任何人的发言。”这一谴责在下院中引起了较普遍的同感，但并未能使丘吉尔的行为方式有所改变。
1933年3月，联合政府公布了建议通过选举成立印度联邦政府的白皮书。上院和下院的联合选举委员会对各项提议进行了审查并提出了报告。在下院就白皮书提出的建议举行辩论时，丘吉尔发表了精心准备的演讲，他仍然坚持过去早已表述的观点，把建议中的联邦说成是“一种使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感到吃惊的骇人听闻的自我摧残行为”。丘吉尔和劳合—乔治等反对派认为，联合选举委员会过于偏向联合政府，因而提议从该委员会的32名成员中去掉其中的6位内阁成员。
这一动议虽然被以209票对118票的比数否决，但如此高的反政府票数表明了反对派拥有的广泛基础以及力量的增强。
反对派在院外也尽可能地利用报纸动员国内舆论，以反对政府的印度政策。在当年保守党全国联盟中央理事会上，反对派同样显示出不容小看的力量，仅以189票对165票遭到否决。丘吉尔和他的朋友们还成立了“印度保卫同盟”，广泛吸收保守党的普通成员，并制作了象征团结一致的会徽。丘吉尔的儿子伦道夫在青年帝国协会的会议上，为争取反对白皮书的投票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克莱门蒂娜也在保守党全国联盟中央妇女咨询委员会上作了反对白皮书的发言。
鲍德温一方面发表演讲回击保守党内的反对派，另一方面对政策进行修正以减少阻力。在1933年6月的保守党全国联盟中央理事会上，以838票对356票通过了一项赞成白皮书政策的修正案。10月，在伯明翰举行的全国联盟年会上，反对派再一次以737票对344票被击败。丘吉尔以豁达的态度对待失败，他在投票结果公布后说：“在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和获得解决后……，我们将再次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在1934年中，反对派仍然为否定政府的印度政策而努力抗争。但是在全国联盟中央理事会的大会上以1102票对390票采纳了改革建议的各项原则后，实际上就结束了反对派院外集团的反对活动。议会内部的较量，也在联合选举委员会的报告被采纳，法案通过三读之后宣告结束。
在英国对印政策问题上，丘吉尔显然存在着谬误和偏见。他已有30多年未去过印度，因而对那里的情况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无知，也导致了他对印度民族主义的偏激情绪。比如他关于印度问题的声明中说：“印度不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确切地说，它是一个聚居着许多民族的大陆。能与印度相提并论的是欧洲，但欧洲不是一个政治实体。印度是一个地理上的抽象概念……，这种维系印度存在的观念上的统一，完全是通过英国在印度的中央集权政府才体现出来，其表现形式是印度的唯一通用语言——英语。”这显然是一副典型的殖民主义者的腔调。但丘吉尔也有正确的一面。他预言一旦英国政府从印度次大陆撤出，当地的各个教派势必发生危险的冲突。这一预言在其后的历史岁月里不断被证实。1947年发生了对立教派间的血腥屠杀；其后又有过多次印巴战争以及巴基斯坦与孟加拉国之间的民族纠纷。同时，尽管政府关于印度自治的法案得以通过，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联合政府并没有完全获胜。对印度宪政改革进行的长期抵制，使得印度新宪法的颁布推迟了几个月，也使印度直至1939年二战爆发时仍未能成立一个经选举产生的中央政府。霍尔和欧文认为，他们提出的立宪制度能够维护一个统一的印度，是丘吉尔使这一机会白白失去了。但巴特勒勋爵对穆斯林是否会接受这一制度持怀疑态度，而后来学术界的研究进一步使怀疑得以确认。
1935年6月7日，鲍德温第三次出任首相。他对内阁只作了小规模的调整，仍然没有考虑给丘吉尔安排任何职位。看来这位首相再也不愿意让难于对付的丘吉尔闹得内阁不得安宁。此时已满60岁的丘吉尔似乎很难指望重返政府中去了。著名历史学家泰勒曾写道：“看来，在1935年丘吉尔还是个没有前途的人。”
丘吉尔传--２ 写作生涯
２ 写作生涯
难以重返官场的丘吉尔在其下野之后，早已开始了靠为报刊杂志撰稿和写书出版来谋生的生活。1930年中，他为《每日电讯报》等报刊杂志撰稿40余篇。6月，他在牛津大学的罗曼尼斯讲座中发表演讲。这篇题为《论代议制政府和经济问题》的演讲后来还出了单行本。9月至10月间，《新闻纪事》连载了他的《我的早年生活》。这本早年生活的回忆录于10月出版发行后，受到读者热烈欢迎，好评如潮。直到他晚年，他还自认为这本书是“我以往写的一部最好的书”。
1931年，丘吉尔为报刊杂志撰稿的数量有增无减。此外，他还出版了《世界危机》的节略修订本，增写了《马恩河战役》一章。后来他又增写了《世界危机》的最后一卷《东方战线》，出版后被认为“很有趣，文学性很强，足以达到《世界危机》一书其他各卷的水平”。为了配合对政府印度政策的批评，他出版了自己的演讲集，题为《印度》的小册子。由于罗瑟米尔勋爵的儿子和继承人埃斯蒙德·哈姆斯沃思在印度问题上与丘吉尔观点相同，所以这一时期丘吉尔的文章大多都在他控制的《每日邮报》上发表，丘吉尔的作品也都由他的出版公司出版。
1932年中，由于车祸和伤寒病的影响，丘吉尔的作品数量有所下降。他于11月出版了题为《随想与奇遇》的书，书中回顾了他经历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如“塞德奈街之战”和“与克列孟梭在一起的日子”等，也展开了一些对重要政治问题和未来的思考。此外，他还就自己的业余爱好写了一篇题为《作为消谴的绘画》的长文，后来也出了单行本。这年年底到1933年初在《世界新闻》上连载的《世界伟大故事复述》，从《汤姆叔叔的小屋》到《唐·吉诃德》等12篇文章，其实是由他的秘书埃迪·马什代写的。
在三十年代的头几年，丘吉尔还着手进行了一项规模宏大的写作计划，就是从事对他的著名祖先马尔巴罗公爵传记的撰写，此事得到了巴尔弗和罗斯伯里的关注和支持。丘吉尔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拟定了写作计划，与专攻17世纪历史的历史学家基思·费伊林进行了详细讨论，军事专家R·P·帕克南—沃尔什上校为他查考了马尔巴罗公爵经历的各次战役的详情并帮他绘制了多幅战争形势图，他请刚刚毕业于牛津大学历史系的优等生莫里斯·阿什雷为自己收集和整理有关的各种资料。为了获得真切感受，丘吉尔还亲自赴巴伐利亚和奥地利的古战场遗址参观考查，访问了拉米伊、奥登纳德和布伦海姆。由于在古战场遗址喝了脏水而引起伤寒病，使丘吉尔的写作进度有所耽搁，但他还是在1933年10月写完并由哈拉普公司出版了《马尔巴罗传：他的生平和时代》的第一卷。
丘吉尔原计划用两卷的篇幅完成这部著作，但随着材料的增加使原计划得以扩充，最后成为总计100万字的四卷巨著。该书第一卷从马尔巴罗公爵的出身写到1702年，主要写传主的早年生涯；第二卷自1702年至1705年，主要写从荷兰到多瑙河的进军和布伦海姆之战，于1934年10月出版；第三卷自1705年至1708年，记叙了拉米伊和奥登纳德战役的进程，于1936年10月出版；第四卷则总结了马尔巴罗的生平功过，1938年9月出版。
在这部传记中，丘吉尔对自己的祖先不吝笔墨地进行讴歌，同时有针对性地反驳了著名历史学家麦考利对马尔巴罗公爵的猛烈抨击。在麦考利的笔下，尚未成为马尔巴罗公爵的约翰·丘吉尔是“靠克利芙兰斯卡娅公爵夫人给的不光彩的赏钱过日子”的，“他置身于那些靠情夫发财致富的贵夫人包围之中，在很短时间内成了轰动一时的人物，然而却往往得不到克利芙兰斯卡娅公爵夫人的欢心。有一天，约翰·丘吉尔和公爵夫人在一起时被国王看见了，他吓得跳窗而逃。约翰·丘吉尔这一冒失的献媚举动，得到公爵夫人5000英镑的赏钱，勤俭的年轻人马上用这笔钱购买土地出租，每年收入500英镑。”麦考利还指出，约翰·丘吉尔“在20岁时靠自己的仪表不俗和富有活力赚钱；到了60岁时则靠自己的才能和荣誉赚钱”。此外，麦考利还指责约翰·丘吉尔有变节行为，背叛了詹姆斯二世国王，而给敌人通风报信。丘吉尔在自己的书中对麦考利进行了“接连不断的谴责”，甚至指责麦考利撒谎。他写道：“我们可以指望真理会很快战胜谬误，并在麦考利时髦的燕尾服上写上‘撒谎人’几个字。”
一些历史学家如特里维廉教授和理查德·洛奇爵士并不同意丘吉尔这种矫枉过正的作法，但也给予了他一些肯定。洛奇爵士在《英国历史评论》上发表评论说：“富有经验的评论家可以满有信心地说，很少有从事学术研究的历史学家，在处理长达50年的一段历史时，能够使史实错误达到如此少的程度。”军事史家利德尔·哈特评论道：“对一个在军事史王国遨游的人来说，从狭隘的观点看，这通常是一个单调乏味的领域，但丘吉尔先生的著作问世，就好像卡塞尔山上的明灯，升起在佛兰德平原之上。”
最权威的评价来自于20年后的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1953年由该院院士S·席瓦兹宣读的授予丘吉尔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中，多处涉及对这部传记的评论。席瓦兹院士说：“在他关于祖先马尔巴罗的伟大作品中，丘吉尔写道：‘说话容易且多，大事难做且少。’是的，伟大、生动、说服力强的语言也是难说且少。但丘吉尔已证明了话说得好也是成为伟业的特性之一。……
“即使那些沾满了灰尘被封存在档案里多年的老战役，丘吉尔写来也能照样清晰可爱，特里维廉①巧妙地描写了马尔巴罗战役，而在幻想力方面，恐怕丘吉尔的描写还要略胜一筹。如布伦海姆战役，读者神魂颠倒地追随血腥激战的场面，看见了炮弹在密集的广场中炸出一道道弹痕，也为迅捷的骑兵出击和肉搏战中的步兵所倾倒。他放下此书的写作，半夜会吓出一身冷汗，做着自己排在英国皇家骑兵的第一排，一动不动地站在堆满被枪炮打死打伤的‘人山’中的恶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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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特里维廉（G·M·Trerelyan，（1876—1962），英国历史学家，剑桥大学之一学院院长。
“他写杰出的《马尔巴罗传》（1933—1938）一书，是由于马尔巴罗一生的事迹与丘吉尔本人十分相似，都是敢于攻击那些毁谤其祖先的人。我不知道史学家们如何看待他攻击麦考利一事，但麦考利敢于痛骂这位马尔巴罗大将军，骂得那么淋漓尽致，那么发自内心，也实在令人钦佩。
“其实马尔巴罗的传记，不仅仅是一连串栩栩如生的战争场面，也是一位政治家兼战士的辩护词；对他谜一样的独特人格，更作了透彻研究，可见丘吉尔除了上述的许多能力之外，还善于刻画人物。”
但是也有的评论家认为，丘吉尔的叙事技巧以及对麦考利的批评都是次要的。这部传记的最大价值，在德斯蒙德·麦卡锡看来，在于“丘吉尔先生的书，对于任何一个旨在掌握国家事务，或者可能有一天会发现自己在公职中处于负责地位的人说来，是有教育意义的”。
1933年初，丘吉尔同出版商卡塞尔签订了写作《英语民族史》的合同。这部书到“二战”爆发时已写出了50万字的书稿并打出了清样，但由于战争的冲击，被迫束之高阁，直到1956年才由卡塞尔出版公司出版了第一卷；1958年3月出齐4卷。
1936年，《世界新闻》连载了丘吉尔的题为《我们时代的伟人》的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在第二年汇编为《当代伟人》一书，由桑顿·巴特沃斯公司出版。从1936年至1938年间，丘吉尔还就国际事务定期在《夜旗》，而后又转至《每日电讯报》上发表文章。这些文章还以报业辛迪加方式在25家欧洲报刊上同时发表，并于1939年汇编为题名《步步紧逼》的书，由桑顿·巴特沃斯公司出版。此外，他在1932年至1938年期间就防务和外交政策发表的一系列演讲，由他的儿子伦道夫编辑成《军备与盟约》（美国出版时改名为《英国仍在沉睡》）一书，于1938年6月由哈拉普公司出版。
丘吉尔的写作方式很独特。他要求助手们提供各种原始资料和有关参考书，经过自己阅读、消化，在头脑中梳理成章后，再口述出来由秘书打印成稿。如果对稿子感到满意，他就交给出版者，先印出6份校样，分送给有关的朋友或顾问们征求意见。在听取意见加以修改后，稿子会有较大改动，直至定稿后才送交出版。因此丘吉尔的书常常篇什甚巨，并且带有明显的修饰的痕迹。
他写作的大量文章和书籍，为他带来了极高的酬金。据他的秘书菲力斯·莫伊尔估算，他在这一时期平均每年收入约10万美元（约合2万英镑），这比他担任政府大臣时的薪俸要高得多。
尽管丘吉尔从写作活动中得到了“大量收入”，但他还是常感拮据，甚至有时迫不及待地催讨稿酬。因为他不仅在恰特韦尔庄园建设上投入了大量资金，而且家庭花费也很大。克莱门蒂娜为自己添置新装颇需用度，他们的子女、尤其是儿子伦道夫花钱的大方程度也不比父母差。丘吉尔的长女黛安娜在1932年12月她23岁时，嫁给了南非采矿业巨头艾贝·贝利爵士的长子约翰·米尔纳·贝利。丘吉尔向这对新婚夫妇赠送的礼物是“一张支票”，上面开的显然是一笔不小的数额。
黛安娜于1935年离婚并很快再嫁给年轻的保守党议员邓肯·桑迪斯。此人与布伦丹·布雷肯一起成为丘吉尔在下院的坚定支持者。次女莎拉从事舞蹈学习，在成为阿德尔菲剧院的青年歌舞演员后，爱上了演喜剧的青年犹太演员维克·奥利弗。1936年圣诞节前，在奥利弗放弃奥地利国籍成为美国公民后，丘吉尔才同意了他们的婚事并接纳奥利弗进入他们的家庭。未成年的小女儿玛丽仍然与丘吉尔夫妇生活在一起。
丘吉尔的绝大部分时间在恰特韦尔庄园度过，但他经常外出旅游度假，有时也带着孩子和朋友们一起去。他在这些年间曾先后到过法国、意大利、巴勒斯坦、西班牙、摩洛哥以及阿拉伯地区。
在不外出的日子里，丘吉尔则越来越多地与他的政治追随者们呆在一起。与他来往最为密切的是布伦丹·布雷肯、林德曼教授和邓肯·桑迪斯等人。已经庆祝过60大寿的丘吉尔发现自己仍然身强体健，对政治生活仍然充满了激情。虽然他暂时还看不见出路，但他心中并不绝望。他曾说道：
“我必须承认我具有一种乐观自信的气质。尽管我看到事情的阴暗面是如此严重，但奇怪的是，当我每天早晨醒来，新的希望与力量又重新凝聚。我强烈地相信，英国人民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我有一种预感，时间将给予他们弥补以往的过错和疏忽的机会。”
丘吉尔传--３ 光荣的孤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