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传--３ “克里昂和阿尔西巴德”
３ “克里昂和阿尔西巴德”
1908年2月12日，坎贝尔—班纳曼首相突然中风，而且复原无望了。他的继承人阿斯奎斯开始筹划组建新内阁。阿斯奎斯拟请丘吉尔在海军大臣或地方政府事务大臣两个位置中选择一个。丘吉尔不好去取代他姑妈的丈夫、现任海军大臣特威德蒙斯勋爵的职务，因而选择了地方政府事务大臣一职。但担任该职的是内阁中唯一的工联主义者约翰·伯恩斯，他不愿意离开这一职位。最后，阿斯奎斯安排丘吉尔接替劳合—乔治担任商务大臣；而劳合—乔治接任阿斯奎斯本人的财政大臣之职。而且阿斯奎斯答应将商务大臣地位提高到内阁大臣这个等级。这样，丘吉尔就在1908年4月进入内阁，时年33岁，成为英国政府近50年来最年轻的内阁大臣了。
根据1707年摄政法作出的一项令人讨厌的规定，丘吉尔在就任内阁大臣之前必须辞去下院的议席，再参加补缺选举以求重新获选。他于4月中旬到达曼彻斯特，立即就投身于激烈的竞选中去。他面临的形势已与他两年前当选时大不一样。由于曾经支持他的大部分爱尔兰人转向了保守党；部分也因为保守党人的《曼彻斯特信使报》刊登的诬陷他在南非时是违誓逃跑的信起了不良影响，丘吉尔落选了。丘吉尔后来以诽谤罪对该报提起诉讼并胜诉，但对竞选来说已是无济于事了。
好在丘吉尔的个人声望极高。就在丘吉尔在曼彻斯特听到落选消息的几分钟内，他就收到了丹迪市发来的电报，当地的自由党组织邀请他前往该地进行补缺选举。
丹迪市是一个拥有两个议席的选区。由于上届两位议员中的一位自由党议员不久前被封为贵族，因而空出了一个席位。这里在传统上属于自由党的势力范围，当地的选民绝大部分是从事麻纺和造船等行业的劳工阶级，坚决拥护自由党自由贸易的政策主张；丘吉尔在此进行补缺选举是很有利的。但他甫遭失败，不敢掉以轻心，而是精心地准备自己的演说，机智地答复听众的诘问，并以一连串的妙语警句加强演说的效果，在听众中获得了普遍的热烈反响。有一次，他把自由党的主张与社会主义者的主张进行了仔细比较，对社会主义进行了猛烈攻击。他说：
“用具体的话来解释，社会主义团体是由一群意见不合的人所组成，在最近的几次竞选的决策委员会中，大部分都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的领导人观察人类的方式，是透过无数铁蓖子上的格眼和鸽棚的鸽子洞来进行的。他们对追随者说：
‘请投票吧！’”
紧接着他的演讲以更加尖刻的语调，清楚地表明了丘吉尔敌视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贵族的顽固立场。他说：
“社会主义是要将富有者拉下来，自由党的政策则要使贫困者上升；社会主义主张毁灭个人利益，自由党则主张维护个人利益，并且要通过唯一可靠和公正的方式加以维护，这就是说，通过把个人利益与公共权利协调一致的方式来进行；社会主义的原则是窒息进取心，而自由党的原则却要将进取心从特权与偏见的牢笼中解放出来。”
丘吉尔的演说不断被拥护自由党的听众的欢呼声打断，当地的报纸报道说：“不管坐着的还是站着的听众都报以狂热的赞同。”投票的结果，丘吉尔以7079票当选为议员，比第二名候选人几乎高出近3000票。此时，丘吉尔可以心情愉快地去商务部上任了。
当时英国的商务部管辖范围是比较宽泛的。劳工部尚未从中分离出来，后来的劳工部的大部职能此时均归商务部行使。贸易问题、运输问题、工业问题、劳工问题，甚至专利和版权问题，都由商务部进行处理。此外还有许多与之相关的社会问题，也与商务部的工作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这就为热心社会改革，渴望建立政治业绩的丘吉尔提供了极好的施展抱负的舞台。
丘吉尔上任之初，英国即开始呈现出周期性经济萧条的明显兆头。失业人数逐渐上升；许多行业的业主都试图削减工人或雇员们的工资，由此而导致了一系列的怠工甚至罢工事件。丘吉尔发现，自己为平息劳资纠纷耗时费力，疲于奔命，而结果却并不令人满意。究其原因，是政府对此局面缺乏必要的行政干预手段。虽然1896年曾颁布过调解法令，但并未授予商务部以仲裁权，所以丘吉尔于1908年9月成立的公认调停人小组其实并不能发挥多大作用。丘吉尔决心用立法手段来改变这种状况。
他在商务部负责制订的第一项重要立法，就是有关“血汗劳动”的法案。当时，社会上有一部分劳工，在极为不利的条件和低微工资的情况下，被某些工业或商业部门雇佣。这些“血汗劳工”没有自己的工会组织，因而自身权益得不到保障。1909年3月，丘吉尔在掌握了大量各行业自行制订的有关工作时间与工资报酬的统计数字的基础上，向下院提出了在几个适当的行业建立工资协商组织的提案，未遭任何反对就获得通过了。该法案很快被收入法令全书之中，其适用范围最初仅限于缝纫业、链条制造业、纸箱制造业以及机织饰带和织网业等四个行业。不久商务部即又被授权再制订若干法令，以扩大该法案所限定的行业范围，这些立法工作在其后几年中均陆续完成了。自此以后，工资协商会即成为处理英国劳资关系的一个重要机构。
与此同时，丘吉尔还着手对劳工职业介绍所问题进行处理。他担任商务大臣后的第一个指令，就是要商务部劳工统计局提供有关劳工职业介绍的资料。此后他接受了部里专家贝弗里奇的看法，认为成立劳工职业介绍所是进一步处理失业问题的根本性准备。在此基础上，就可以建立并实施一套强制性失业保险体制。
强制性保险包括失业和残疾两个方面，是由劳合—乔治于1908年8月前往德国考察后提出的思想。劳合—乔治回国后曾在北威尔士停留，丘吉尔去拜访过他。劳合—乔治即向丘吉尔就1909年的预算概要和强制性保险的各项原则作了详细的说明，使丘吉尔度过了“令我印象极深的二天时间”。出身于社会底层，在当皮鞋匠的叔叔家长大的劳合—乔治具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对社会问题颇有研究，能针对现实社会问题提出各种各样行之有效的方案措施。丘吉尔曾回忆说，当他初次和劳合—乔治交往时，后者渊博的社会知识使他大为吃惊。丘吉尔充分利用了自己的这位朋友的知识和经验，根据劳合—乔治的设想拟出方案，首先对平均工资虽较高，但极易受到严重的周期性失业威胁的建筑、机车制造、造船、机械工程、铸铁和锯床、磨床等行业的工人实行失业保险。丘吉尔的议案仅遭到极少数人的反对，1909年9月获得通过，正式成为法律。1910年2月，第一个劳工介绍所便开张了。继职业介绍所法和失业保险法之后，丘吉尔还提出了船舶运输、电力照明和保险公司等法案。
丘吉尔和劳合—乔治代表了自由党中主张彻底进行社会改革的那部分人。他们是从自由党的根本利益出发来考虑社会改革问题的；他们的政治战略思想是“预先想到工人阶级的要求”，以便让工人群众明白，他们能够比工党更多地为工人阶级带来好处。
在1909年间，政治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两件事，一是政府内部关于海军建设计划的政策分歧，一是劳合—乔治编制的财政预算以及对新税法的争议，而这两件事情则又是相互关联着的。
丘吉尔对国家防务开支问题极为关注。他在对军队的地位作用的认识上继承了父亲伦道夫勋爵的观念，因而在反对陆军预算的态度和策略上也与其父一脉相承。他认为，陆军不应考虑在欧洲大陆进行战争，不能以此为目标进行备战；若单纯考虑殖民地事务的军事需要，则陆军的力量已有富余。因此，一年节约100万英镑以上的军费开支是完全可能的。为此，他竟为陆军部制订了一个详细的改革计划并力图说服内阁予以接受。由于遭到陆军大臣霍尔丹的抵制，丘吉尔未达到目的。
在海军的财政预算问题上，丘吉尔与劳合—乔治看法相同。他们都对英国将与德国开战的忧虑持怀疑甚至嘲笑态度，因而坚决反对海军大臣雷金纳德·麦肯纳向内阁提出的在1909—1910年建造6艘“无畏号”型战列舰的海军预算方案。首相阿斯奎斯曾对妻子抱怨说：劳合—乔治和丘吉尔“正隐晦地暗示辞职（这是废话）……，有好几次我都想立即将他俩撤掉”。后来，内阁于1909年2月勉强达成协议，即按照先前的计划只建造4艘“无畏号”型战列舰；如果形势发展表明确有增加的必要，则可再建造4艘。其后不久即有情报说，除德国外，其盟国奥地利和意大利也在建造“无畏号”型战列舰。在这种情势下，争论的双方都同意建造8艘了。
身为财政大臣的劳合—乔治根据新情况，提出了增加海军经费和社会改革拨款的财政计划。因为这项计划涉及到对财产，尤其是对地产征收新税的问题，并特别提出养老金不应具有捐助的性质，故而引起了富有的权贵们的不安，并对这项计划提出了批评。但劳合—乔治的计划赢得了自由党内多数人的支持，起到了促使该党主要力量恢复团结的作用，令自由党重新获得了政治上的生机。丘吉尔自始至终与劳合—乔治站在一起。劳合—乔治的计划中的有些内容，比如建立发展基金，用于诸如植树造林或修建道路等财政项目，以便为周期性经济萧条时期提供额外的就业机会，就与丘吉尔1908年3月向阿斯奎斯提出的计划完全一致。显然他们曾就此交换过意见。同年10月，丘吉尔在丹迪市发表演说，提出设立“平衡机构”来调节劳动力市场，这就将劳合—乔治的计划阐述得更为具体清楚了。
保守党在下院春末和夏天的会期中，逐条批驳了劳合—乔治的财政计划。11月，他们凭借在上院的多数地位，否决了劳合—乔治的财政预算。但是保守党的这一做法极不明智，因为在英国的政治传统中，长期以来上下两院已经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默契，就是上院不得否决下院已经通过的财政预算。保守党的行为，打破了250年来的英国政治传统，自由党人认为这是对英国立宪准则和立宪传统的破坏，这将使自由党在未来的大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他们可以利用“贵族反对平民”这一口号来争取选民们的支持。1909年12月，下院通过了一项决议案，谴责上院破坏宪法并篡夺了下院的权利。紧接着，政府解散了下院，定于1910年1月举行大选。
但是，这一次却轮到自由党人犯错误地判断形势的过失了。本来，自由党完全可以依靠在下院的多数来开展反对上院的斗争，但他们却希望通过大选得到选民们的肯定，而选民们则判定自由党人失败。1910年2月9日的大选结果表明，自由党在大选中失去了不少席位，由原来的400多席减少到275席，而保守党则由原来的157席上升为273席。此外，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获82席，工党获40席。自由党在下院失去了多数地位，政府依靠爱尔兰人和工党的支持才得以维持生存。
丘吉尔在丹迪市的竞选中获得了成功。他与工党议会党团领袖亚历山大·威尔基结成竞选联盟，共同对付两名保守党人。丘吉尔仍然像往常一样，极精心地准备自己的演讲，搜集和选择大量的材料和数字支持自己的论点，并能准确地抓住保守党的弱点进行攻击。为了保证兰开夏郡和柴郡的选民们不致于倒向保守党营垒，丘吉尔受自由党领导人的委托，在丹迪市之外的利物浦、曼彻斯特和英国西北部的其他几个城市也发表了一系列精彩的演说。他抨击保守党的政策，说“贸易保护制度，对兰开夏说来，不仅是有害的，而且还是致命的，他们所发明的任何关税，没有不沉重打击棉纺织业的”。当他的竞选对手、保守党下院议员寇松勋爵在对奥德姆的选民演讲中发表“所有的文明都是贵族所创造”的论点后，他反唇相讥道：“奥德姆没有一个公爵、侯爵、伯爵或子爵不认为应该向他表示敬意。但是，我们应该更确切地说，供养贵族是整个文明世界的艰苦工作。”身为马尔巴罗公爵的后代，丘吉尔竟然对英国贵族以及由英国的“伟大家族”的代表组成的上院大肆攻击，这种行为既是异乎寻常的，也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尽管亲朋们与他疏远，人们指责他“玷污门庭”，但丘吉尔丝毫不为所动，因为他知道，英国的未来是属于下院的。
保守党的领袖们对丘吉尔的活动所造成的巨大影响深感忧虑。保守党前座议员之一亨利·查普林在给巴尔弗的秘书桑达斯的信中说：“温斯顿对工人说来是一个极有魅力的演说家，在他们动摇不定的时候，他所表演的恶作剧就能起到稳定作用，这是真正重要的因素。”而首相阿斯奎斯则对丘吉尔的竞选活动深表满意。给他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丘吉尔演讲次数那么多，内容却很少重复，效果又至为显著，因此他请丘吉尔到自己的选区东法夫发表演说。在竞选期间丘吉尔发表的大量演说被汇集起来，编辑成书，很快付印，赶在1910年1月竞选结束前出版，书名为《人民的权利》。这本书实际上成了自由党人的竞选手册。最后，丘吉尔以10747票当选；落选的两名保守党人以及禁酒主义者斯克林杰等三位候选人的得票总数还不如丘吉尔一个人的得票多。
选举之后，阿斯奎斯对内阁成员作了某些调整。由于丘吉尔在政治斗争和竞选运动中的出色表现，他在自由党内以及政府中的份量更重了。首相希望他在日显其重要的爱尔兰问题或者内政问题上发挥才干；经过考虑，丘吉尔放弃了爱尔兰事务大臣职位，选择了内政大臣要职。至于他出掌海军部的愿望，只能留待不远的将来再实现了。
丘吉尔传--４ 内政大臣
４ 内政大臣
内政大臣在英国内阁中地位较高，权力也很大。因此，35岁的丘吉尔登上内政大臣的宝座，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应是一件很大的成就。内政部负责管理全国的监狱、少年罪犯营、消防队和伦敦警察局，它可以建议国王赦免罪犯，对组织议会选举有一定权力。此外，道路、桥梁、运河、矿山、农业、渔业、社会治安、监督外侨、社会公德等等，在一定程度上也属于它的管辖范围。按照丘吉尔的前任赫伯特·格拉斯顿的说法，内政大臣的主要职责是对700万工厂劳工和100万矿工的劳动条件、健康条件和安全负责，对所有人在警察管辖下拥有的个人权利负责，对维护公开秩序负责，并对警方的拘留所和监狱中的阴暗角落负责。“总之，在所有的行政官员中，内政大臣与人民大众的生活最息息相关。”有时内政大臣不得不处理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例如，意大利制作冰淇淋工人移居英国的条件；演出剧目的审查；关于保护猎禽的建议；以及对汽车挡泥板的有关规定等等。最后，内政大臣还应当参加王子和公主的诞辰庆典，通常由他隆重宣布王位继承人和新国王登基。在议会开会期间，他每天晚上都必须用普通书法起草一份下院议事报告呈交国王；这项工作以前是由首相完成的，到丘吉尔任上才改由内政大臣经办。
作为一名立志社会改革的政治家，丘吉尔一上任，即立刻着手进行了监狱改革。当时，英国的工人运动和妇女要求选举权的运动不断高涨，导致了英国监狱中的政治犯人数剧增，他们在牢房里受到极不人道的对待。由于丘吉尔作过布尔人的俘虏，使他对失去自由的人怀有同情心；同时，他也受到了要求对犯人实行较人道的待遇的社会舆论的影响。因此，他在1910年3月，即他上任尚不满一个月的时候，就向下院提出了一项对“被捕前行为端正，未曾犯有‘欺诈、残暴、猥亵或严重暴力’罪行的犯人”实行较好待遇的法案。在其后的几个月中，他对实行强制性单独监禁作出了严格规定，并在条文公布前，将写作了流行剧《公正》以揭露单独监禁对犯人的摧残的英国著名作家高尔斯华绥请到内政部，亲自念规定给作家听以征询他的意见。规定明确将对除惯犯以外的犯人的单独监禁限制在一个月时间之内。丘吉尔认为：“公众在对待犯罪和罪犯问题上怀有的心情和脾气，是衡量任何一个国家文明的最为可靠的试金石之一。”他将这一指导思想化为改革的行动。在夏末向首相阿斯奎斯提出的一份措词强硬的备忘录中，他概括地提到了一些改革议题，如：严格执行已由赫伯特·格拉斯顿于1907年争取通过的罪犯缓刑法所规定的期限；对年轻犯人实施“惩戒性缓刑”而不是关押性缓刑；废除对负债者的判刑；实行对不同犯罪处以不同形式监禁的分类制度等。但很遗憾的是，由于政务繁忙，这些富有远见的创议在丘吉尔任内并未能够完全通过立法程序而得到实施。
丘吉尔还亲自审阅被判处绞刑或长期徒刑的犯人的卷宗，十分谨慎地将结论记录在备忘录上。他发现了一些轻罪重判的案例并加以改正，比如，有一次他和劳合—乔治一起到特穆尔去视察，就对一位因在教堂施舍箱里偷了两先令而被判处3年劳役监禁和10年预防性拘役的牧羊老人大卫·戴维斯实行了缓刑并予以释放。
为了加强对矿山安全生产的管理，1910年丘吉尔主持制定了矿山法。这一法案对矿井的经理、工头和检查人员的培训和任用均做了详细规定，对矿井的通风、电气与炸药的使用、拖运及其机械系统均加以规范，并强行规定必须建立救护和抢救设施，大大加强了检查人员的职权，以确保有关规定的实施；同时也扩充了内政大臣为进一步完善安全法规而发布各种规定的权力。这些措施，为国家干预建立了一种模式，并为以后的大量立法所反复采用。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对此给予极高评价，称矿山法为“我们采矿界的福音”。矿工出身的老资格下院议员查尔斯·劳维克则说：“全国上下以极满意的心情为之欢呼。”
为限定商店营业员的工作时间，丘吉尔提出了一项商店法案。尽管他为此花费了大量时间，但由于店主们和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坚决反对，在法案通过时，“其原制订者的意图所占的比例是如此之小”，但至少为店员们争取到了每周半天的固定工休。他甚至为已不再属于他的职责范围之内的国民保险法得以在下院获得通过作了巨大努力。他在演讲中曾充满自豪地说：从此以后，“工人将用国家组织这块巨大的盾牌和现代科学这把锋利无比、银光闪闪的宝剑，把自己武装起来，来对付（失业与疾病）这两个不受欢迎的来客。”
尽管丘吉尔在维护工人权益方面作了不少工作，但面对时而发生的“劳工骚乱”，出于政治的需要，在动用军队维持秩序时他也毫不手软，为此丘吉尔遭到了大量指责。1910年11月，南威尔士矿工为增加工资的要求遭资方拒绝而举行了大罢工。丘吉尔“直接派遣首都十分强大的警察力量”，并以南部军区的军队为后盾，很快控制了局势。丘吉尔警告矿工联合会说：“一旦发生什么事，就会毫不犹豫地授权动用军队。”几乎与此同时，伦敦发生了妇女参政运动的游行请愿活动。面对约300名游行者，丘吉尔调动了大约1200名警察部队部署在议会周围；对试图冲破警戒线的妇女，警察们毫不留情地予以镇压。此事引起了人们对丘吉尔很大的反感。
然而在当时造成更大影响的是所谓的“塞德奈街的杀戮”。1911年1月，一伙据信是东欧革命党人残余分子的人，抢劫了豪恩兹迪的一家珠宝店。他们在逃离现场时开枪打死了3名警察。后来警方在伦敦东区的塞德奈街上的一所房子中发现并包围了他们。丘吉尔在接到报告后，应要求派出了装备步枪的军队，并亲临现场指挥。后来甚至还拖来了大炮。就在丘吉尔观察这座被包围的楼房时，有人拍摄了他的照片。在激烈的枪战中，房子起了火，为了消防队员的生命安全，丘吉尔同意了在场的高级警官的意见不准进行灭火行动。大火熄灭后在楼房中找出了两具尸体。事后丘吉尔在现场的照片被广泛刊载；新闻界对整个事件大肆渲染并对丘吉尔冷嘲热讽。伦敦的影院也上映了关于这一事件的短纪录片。反对党抓住机会对丘吉尔大加批评。保守党领袖阿瑟·巴尔弗讽刺道：“我知道这位摄影师正在干什么，但这位可敬的绅士又在干什么呢？”国王也不赞成丘吉尔的行为，要求内阁大臣个人不得参与这种战斗。连丘吉尔的副手、内政部次官查尔斯·马斯特曼在事后也以不满的口吻问他：“温斯顿，你当时究竟在搞什么名堂？”丘吉尔则不以为然地答道：“查理，不要想岔了，这是一种消遣。”
此后几个月中，英国发生了一系列的罢工事件，丘吉尔仍然毫无顾忌地持强硬态度。他应利物浦市市长和警察局长之请，与陆军部联系向该市派出了两万多名士兵，帮助镇压海员和码头工人的罢工。面对全国性的铁路大罢工，丘吉尔通知各地方当局说：“原定的部队征用车辆需向民政当局申请的规定暂停执行”，军队现在被赋予了可以自行作出军运决定的权力。在此问题上态度与丘吉尔大相径庭的查尔斯·马斯特曼后来曾私下指责丘吉尔“得意洋洋地边看着英国地图边指挥部队向前运动……，他在这方面的错误令人吃惊。他经常发布残害生命的野蛮公告。”而丘吉尔则指出，马斯特曼身为内政部次官，他所关心的主要事情却不是维护法律和秩序，而是帮助另两名内阁成员，即约翰·伯恩斯和劳合—乔治去寻找协调与和解的条件和时机。罢工虽然经调解得以平息，但在此期间却造成了一些伤亡。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于1911年8月在下院对丘吉尔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说：“如果内政大臣能够很好地了解在危机时期应当如何对待群众，很好了解公民自由是怎么回事，较好地使用他内政大臣所拥有的权力，那么我们的困难就会比近四五天来少得多。”但是丘吉尔的行动得到了国王和内阁的肯定和支持，国王在拍给丘吉尔的电报中说：“令人信服的是，你所采取的果敢行动使国家不同地区避免了生命财产的损失。”
与此同时，丘吉尔还关注着国内和国际上的各种事态的发展。他向首相提出忠告，力促对上院实行改革，以打破在宪法问题上出现的僵局。内阁经过激烈辩论，决定采取限制上院否决权这一政策，即请求国王作出保证，在必要时增封足够数量的新贵族，以使上院不能行使否决权。这项政策得到了自由党人和爱尔兰人的广泛支持，对上院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以致财政预算第二天转到上院时，上院不得已表示了接受。
1910年5月，英王爱德华七世突然逝世，他的继承人乔治五世成为新国王。在这种情势下，两大政党都同意举行一次宪政会议，就双方之间存在的问题寻求一种妥协性的解决办法，在劳合—乔治的倡议下，两党在为全面改革而实行联合的目标下进行了令人注目的秘密协商。丘吉尔在其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保守党杰出的年轻律师F·E·史密斯是他的亲密朋友，所以首先由他代表劳合—乔治与保守党领袖进行了接触，并争取到史密斯和奥斯汀·张伯伦的支持。但因为保守党前任议会党团领袖奇尔斯顿勋爵担心此举会导致保守党的分裂，使保守党领袖巴尔弗否定了劳合—乔治的倡议，宪政会议失败了。
内阁为了取得对上院实行改革的授权，于同年11月宣布解散议会，进行大选。丘吉尔在竞选中再次应邀到全国各地发表演说。他抓住保守党领袖巴尔弗为争取工业发达的北部地区的选票而答应推迟提出关税改革问题的策略，进行了措辞激烈的攻击。
丘吉尔成了保守党人政治上的一块心病，保守党人力图将他挤出政治圈外。该党最杰出的演说家，未来的保守党领袖博纳·劳甚至向丘吉尔提出了挑战，要求两人达成一项君子协定，规定竞选失败者只能留在议会之外。幸好丘吉尔未答应他；因为竞选结果出来后，丘吉尔在丹迪市再次当选，而博纳·劳则在曼彻斯特西北选区遭到失败，由于没有君子协定的约束，他才有可能很快转移阵地重新获得一个席位，并于1911年接替了巴尔弗保守党领袖的位置。
大选结果与同年年初的上一次大选几乎完全相同，从某种意义上这可以看作是选民们对现任内阁的肯定和支持。因此内阁在下院通过了一项把上院的否决权降格为推迟权的议案。该议案规定，“在以民众而不是以世袭贵族为基础所组成的一个第二院来代替现存的贵族院”；规定财政案为“公共关系法案”，必须由下院议长加以认证，议长的批准证明书是“完全具有最后决定性的”，不受任何法庭的质询，贵族院也不得加以修正或否决，一俟国王批准立即成为法律；规定财政案以外的议案上院可以搁延两年，但如果下院在第三年议会举行期间仍然通过该法案，则只须经国王批准即可成为法律。
1911年夏末，上项议案被上院大幅度修改后退回下院。阿斯奎斯首相认为已经有呈请国王增封新贵族以使上院不能行使否决权的必要了；国王勉强同意了首相的请求。消息传开，保守党贵族们立即分裂为两派，以兰兹道恩勋爵和克尔桑勋爵为首的“修篱派”，主张接受下院的议案以钳制新贵族的册封；而另以霍尔斯伯里伯爵为首的“掘壕派”则试图孤注一掷，迫使国王出面作最后的仲裁。最后，“修篱派”在上院以131票对114票的微弱多数使这项议案得以通过，终于结束了这场持续已久的宪政危机。
在国际关系中，英国此时也面临着一场危机。1911年7月，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乘坐“豹子号”军舰驶抵摩洛哥港口阿加迪尔，表明了德国不甘于法国和英国在欧洲扩张而亦欲分一杯羹的意向。威廉二世自称为“大西洋的海军统帅”，炫耀德国军队所向无敌，可以随时出击任何对手。他公然表示了对法国和俄国的蔑视；仅仅是因为自身的一半英国血统，他才对英国略示尊重。这说明英、法、俄与德国之间的尖锐矛盾已经公开化了。丘吉尔和劳合—乔治密切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并毫不迟疑地作出了强烈的反应。劳合—乔治7月21日在演说中警告德国不要把英国看得“仿佛在这个国际内阁中微不足道”，如果德国人挑起战争，英国定将战斗下去。丘吉尔不仅完全拥护劳合—乔治的观点，并且运用内政大臣的权力迅速行动起来。他与陆军部联系，说服他们派兵对存储在伦敦地区的火药库里的、海军大炮用的无烟线状火药进行警戒。他频繁拜访外交部和陆军部，与军方高级将领多次接触，花费了大量时间查询帝国防务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以了解各方面的详细情况和英国备战工作的现状。他在广泛收集材料和征询意见的基础上，就一旦德、奥与英、法、俄两方之间爆发战争时将发生的情况拟出一份颇有说服力的备忘录，对将要发生的战事做了令人惊异的大胆预测。比如，他认为德国人将会在第20天跨过缪斯河，战争形势将在开战40天左右发生转折等等。他还忧心忡忡地提醒首相，海军部没有应付战争的适当计划，对发生任何突发性事变毫无准备，“他们目前几乎都在休假”。他得出了与德国的战争已不可避免的明确结论。他将把对付这一战争作为头等大事，“七年之内，我不会考虑任何其他事情”。
丘吉尔与劳合—乔治的态度令许多人、包括一些德国人大感意外，因为此前他俩在军费问题上是出了名的“主张节俭的人”。德国人甚至因为德国驻英大使麦德尔尼赫伯爵未能看出丘吉尔和劳合—乔治的态度变化而将其召回国。在为麦德尔尼赫伯爵饯行的晚宴上，丘吉尔对伯爵说，德国不应试图与英国进行海战，“如有必要，德国建成一艘军舰，我们将建两艘……，激进派与保守派无论怎样相互指责，但在这个问题上立场是一致的。”
阿斯奎斯将丘吉尔的备忘录印发给帝国防务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即内阁的一些重要大臣和军方高级将领。1911年8月23日，帝国防务委员会举行会议，听取陆军部和海军部关于战略计划的报告。会议同意了丘吉尔备忘录中关于战争主要将在法德两国陆军之间进行，战争一爆发，英国即向法国派遣远征军的意见。帝国防务委员会议还证实，海军在保证英国远征军安全渡过英吉利海峡赴欧洲大陆与法国并肩作战这一问题上，没有作任何计划。为此，首相阿斯奎斯决心更换海军大臣麦肯纳。1911年9月下旬，丘吉尔随首相一起到阿什菲尔德度假，阿斯奎斯邀请丘吉尔接替麦肯纳的海军大臣职务，丘吉尔立即同意了。本来陆军大臣霍尔丹亦有意于海军大臣一职，并试图将自己在陆军部创立作战参谋机构的作法搬到海军部再实践一次，但首相已和丘吉尔打过招呼，加之霍尔丹此前几个月已接受了贵族爵位的册封，这意味着他放弃了下院的席位，因而在与丘吉尔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首相认为：“大臣应该身处下院，海军部尤其不应倾心于照搬陆军部的一套。总的说来，我满意地看到，丘吉尔是合适的人选，况且他本人也愿意去。”事情就算是最后确定了。10月25日，如丘吉尔后来所说的那样，“麦肯纳先生和我以严格形式交换了各自的岗位”。
丘吉尔传--５ 海军大臣
５ 海军大臣
丘吉尔以一个工作狂的面目出现在海军部。他立即在海军部建立了参谋人员值班制度，规定值班人员在必要情况下发紧急警报。他极力造成一种临战气氛，促使部内各级人员相信来自德国的进攻已迫在眉睫。在他办公室写字台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幅北海大地图，他让参谋人员用小纸旗在图上标出德国海军兵力部署的变动情况。他认为这不仅可以使自己一上班就能详细了解敌方舰队的活动情况，还可以使自己和海军部的同事“经常保持敌情观念”。他经常乘坐皇家海军的“魔女号”快艇外出视察海军部队，几乎走遍了所有最主要的海军基地，视察了所有的大型军舰，详尽地掌握了海军各方面的第一手资料。跟随他一起来到海军部的私人秘书埃迪·马什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温斯顿每天至少工作八小时……，甚至连星期天也不能由我自己支配，在最近这四天中，我有三天时间是在‘魔女号’上度过的。我们已经规定了新的戒律，‘第七天是海军大臣的安息日，而在这一天我等却要做各种各样的工作’。”
丘吉尔请资深海军上将约翰·费希尔爵士担任自己的非正式顾问；任命海军上将弗朗西斯·布里奇曼爵士为第一海务大臣，取代了年龄几乎大丘吉尔一倍、声望极高、思想却跟不上形势的海军上将阿瑟·威尔逊爵士；任命巴滕贝格的路易斯亲王为第二海务大臣，后来又令其取代布里奇曼爵士成为第一海务大臣；又任命海军中最年轻的将官、40岁的海军少将戴维·贝蒂为自己的私人海军事务秘书。这些任命都是丘吉尔到任后几个星期内发布的。
1912年1月，丘吉尔在海军部正式建立了作战参谋部，由第一海务大臣具体领导。丘吉尔还下令对参谋人员进行培训，并要求将英国自古以来的海战范例作为培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措施收到了明显效果，有几项重要的战略设想就是由作战参谋部提出来，而且在战争爆发后予以采用了的。比如，对德国实行的“远距离封锁政策”即是一例。
丘吉尔勇于任事、雷厉风行的果断作风与海军部的传统行政模式从一开始就产生了较严重的矛盾。海军部不同于商务部，它的行政事务按惯例是由四位海务大臣协同海军大臣共同处理的，海务大臣们握有较大的实际行政权力。丘吉尔认为这种局面对于即将来临的战争而言是很糟糕的。他开始改变海务大臣们的职能，向他们发出强制性指令，要求他们服从海军大臣的权威。布里奇曼爵士就是不满于此并与丘吉尔发生争执而丢掉了自己的职位；丘吉尔坚持要他以健康原因辞职，而以更听话也更有能力的路易斯亲王作第一海务大臣，为此丘吉尔遭到了保守党人的抨击。但有时丘吉尔也不得不作些妥协。比如，海军中一些高级指挥官对丘吉尔在视察中允许低级军官和士兵发表意见甚至批评自己的长官深表不满。一次，挨了批评的诺尔基地司令、海军上将理查德·普尔爵士就此向更高当局提出申诉，丘吉尔提出要解除这位司令的指挥权，由于第二、第三、第四海务大臣联名以提出辞呈相要挟，丘吉尔被迫收回了自己的意见。
丘吉尔的做法在低级军官和士兵中却大受欢迎。他提高了已有半个世纪没变动过的士兵薪饷标准，修改了军纪条例中的某些处罚士兵的荒唐规定，并为士兵升迁为军官打开了一条尽管还十分狭窄的通道，规定优秀的士兵可以被任命为军官。海军的《舰队》月刊在丘吉尔任海军大臣约一年后曾撰文指出：“在海军历史上，对处理下级军官与士兵的各种待遇，还没有一位海军大臣能比温斯顿·丘吉尔具有更为实际的同情心。”
在推动海军进行更大规模的建设方面，他显然比他的前任麦肯纳做得要好，这一点是海军中从上到下都有目共睹的。丘吉尔一改过去“主张节俭”的旧形象，大力主张英国在与德国进行的海军军备竞赛中要压倒对方，因而提出了高额海军预算。1912年1月，德国想同英国就限制海军军备达成某种程度的相互谅解，这显然是一种外交上的策略手段；因为当英国政府的代表、陆军大臣霍尔丹到达柏林时，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国会宣布将大幅度增加德国的军费开支。这位被称为“凯撒”的威廉二世在讲话中宣称：“支持和加强德国在陆地和海上的国防实力，是我的永恒职责和本分。”他还说，德国人民“并不缺少能够拿起武器”的年轻人。
1912年2月，丘吉尔在格拉斯哥发表了一篇针锋相对的演说。他宣称，英国人从儿童开始就受到热爱海洋的教育，有当海军的精神准备，英国从来都不缺海员。他强调指出：“英国海军是一支无比强大的防御力量。”他特别提到海军对英德两国的不同意义：“英国海军对我们来说是必需的。而德国海军，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德国人是一种奢侈。我们的海军实力直接关系到英国本身的生死存亡，是我们生存的保证。对于德国人来说，海军实力就是扩张。”丘吉尔的演讲在德国和英国都引起了不满。威廉二世斥其为“狂妄自大”；英国内阁中则有人认为丘吉尔讲话太激烈，不慎重。但英国新闻界对这篇演讲却好评如潮。《泰晤士报》甚至认为丘吉尔的演讲“或许是……自1889年乔治·汉弥尔顿勋爵发表的著名声明以来，对海军政策作出的最好说明”。
1912年春，丘吉尔提出削减地中海舰队，集中兵力加强北海海域的防卫，由于保守党人的反对，这项计划在实施时被大打折扣。丘吉尔还认为，为了“在必要时刻到来的时候，保障……我们选择的自由和保持举足轻重的力量，事先对法国政策施加影响，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为此他与法国海军部举行了非正式会谈。但他也清楚地知道，自由党的广大党员反对与法国结成任何联盟，因此他只能将会谈局限于互通情报而不相互承担义务。
丘吉尔在领导海军战备工作的过程中，充分注意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提高军队作战能力的重要作用。他决定使用石油取代煤作军舰的燃料；在他的坚持下，内阁终于同意以200多万英镑购买英国—伊朗石油公司的控制权。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项效益十分显著的投资少、收益大的成功生意。他冒着风险决定将新型军舰上的主力火炮由13．5英寸口径改为15英寸口径，后来实践也证明了他的决定的正确性。他极力鼓励皇家海军航空兵部队在使用水上飞机和飞艇方面进行大胆试验，他甚至自己也学会了开飞机。
进行技术更新的昂贵投资使海军的费用大幅度增加。丘吉尔在提出1913年的庞大海军预算时，不得不非常策略地建议英国与德国进行谈判以暂停海军军备竞赛。其实他心里早已认定英德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德国人对此建议毫不理睬，因此丘吉尔能够在同年11月理直气壮地提出警告说，海军的1914年预算又将比上年更加庞大。担任财政大臣的劳合—乔治虽然在战争问题上与丘吉尔态度一致，但也认为海军部的预算是过于庞大了。他在伦敦《每日纪事报》于1914年元旦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暗示说，伦道夫勋爵宁愿辞职也不同意过分庞大的军费开支。而丘吉尔微妙地反击道，他自己对“凡属此类性质的重大问题，如果内阁尚在考虑之中，就不接受报界的采访。”两个人的矛盾在逐步升级，似乎只有一方辞职才可能结束冲突。但劳合—乔治认为内阁不能少了丘吉尔这样杰出的人才，他甚至说，丘吉尔留在内阁里“值百万英镑”。于是，1914年1月，丘吉尔与劳合—乔治两人进行了被丘吉尔形容为“一场文雅却又要命的”谈判。后来他俩又与首相阿斯奎斯进行了三人会谈，最终达成了一项妥协。丘吉尔1914年的海军预算几乎被全盘接受，但他也被迫承诺在编制1915—1916年度预算时要紧缩开支。建造巡洋舰和鱼雷艇的计划被削减了，但建造战列舰的计划被完全通过。1914年3月，丘吉尔就海军预算问题在下院发表了被《每日电讯报》称为“篇幅最长，或许也是最有分量和最有说服力的”演讲。
1914年7月24日，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的消息传到伦敦。第二天是星期六，丘吉尔正和家人在克鲁默度周末时，又听到消息说，塞尔维亚实际上已接受了奥地利提出的要求。星期天晚上丘吉尔返回伦敦后，立即认可了第一海务大臣路易斯亲王已经作出的取消次日疏散舰队计划的决定。在其后的一周里危机进一步加深。7月30日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丘吉尔遂命令各舰队立即进入战斗岗位。此时内阁大多数成员正在为战争的前景忧心如焚，而丘吉尔却信心十足，精神振奋，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发生的每件事都在导致灾难和崩溃。我感到有趣、亢奋和快乐。难道造成这种状况还不可怕吗？采取种种防范措施强烈地吸引着我，我乞求上帝宽恕我这种令人可怕的轻率情绪。然而为了和平，我将竭尽全力，没有什么能诱使我会不公正地去回击这种灾祸。”
丘吉尔向内阁提出了实行海军总动员的要求，但内阁未予通过。8月1日晚，丘吉尔收到“德国已对俄国宣战”的电讯，他立即到唐宁街10号对首相说，他准备先自行下达总动员令，然后再请内阁追认。第二天，内阁开会批准了这一决定。8月4日，内阁在得到德军已侵入比利时的消息时，决定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军在当晚11时以前从比利时撤退；德国方面未予答复。晚上，丘吉尔在海军部，“与为数不多的海军将校们以及一班秘书人员，手中拿着笔，等待着”宣战时刻的到来。当大笨钟敲响11点时，海军部对德国作战的命令已经发出。此刻，许多内阁大臣都满腹失望的情绪，显得忧心忡忡。而丘吉尔则完全两样，他迈着坚定的步伐，在民众的欢呼声和《上帝保佑英王》的国歌声中穿过近卫骑兵检阅场，再次去唐宁街10号向首相通报情况。据两次看到他去拜访首相的人说：“他的表情并不沮丧，也不得意洋洋，毫不感到惊诧。他径直走了，就像一个人去从事一件极其习惯的工作一样”；他“面带笑容大步朝内阁那带双扇大门的房间走去”。
在宣战后的几周内，丘吉尔和他建立的海军部执行委员会每天上午开碰头会，对如何调动舰队，在各个海域中拦截德国巡洋舰和商船进行研究和部署。最初的战况令丘吉尔和海军部感到失望，拦截德国战列巡洋舰“戈本号”和轻型巡洋舰“勃赖斯劳号”的行动，由于海军作战参谋部的指令混乱以及英国地中海舰队总司令的判断失误而招致失败。此后情况有所改观。8月27日至28日，英国轻型舰艇部队在赫尔戈兰岛附近对德国舰队展开攻击，关键时刻英国的战列巡洋舰赶到，使双方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结果使德国损失了3艘轻型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其他几艘巡洋舰也受到重创，而英国海军的损失轻微。这一仗极大振奋了英军的士气，被欢呼为一次重大胜利。德国方面则严令海军指挥官今后应极力避免采取冒失行动。
德国人很快就有了报复的机会。9月22日，德国潜艇在荷兰沿海成功地用鱼雷击沉了英国的3艘老式装甲巡洋舰“克雷亚号”、“霍格号”和“阿布金尔号”，舰上人员有三分之二丧生，总数达一千四五百人。这类陈旧而缓慢的军舰在敌方潜艇容易到达的海域巡逻，早就引起了人们的议论，一些英国军官甚至称其为“活钓饵中队”。丘吉尔在听到议论后立即警觉起来，在出事的几天前就下达了改变部署的指令，但由于海军作战参谋部的延误，未能避免灾难的发生。与此同时，丘吉尔应法国人的请求，向敦刻尔克派出了海军陆战队。他征用了50辆伦敦的公共汽车把部队运往海滨，又把他们安全运过了英吉利海峡，并多次亲自到前线去视察。但战斗并没发生，人们看到的只是丘吉尔和他的部队在前线跑来跑去，因此戏称其为“敦刻尔克马戏团”或者“丘吉尔马戏团”。上述事件为丘吉尔招来了广泛的批评；但招致更多物议的还是此后不久发生的安特卫普事件。
当时德国人正在法国和比利时境内向前推进。8月20日，布鲁塞尔陷落。10月2日，伦敦得到消息说，比利时政府已经决定放弃安特卫普，准备撤退到奥斯坦德。此刻阿斯奎斯首相正在外出途中。丘吉尔、外交大臣格雷和新任陆军大臣基奇纳经过商议后决定要求比利时政府坚守安特卫普。恰逢丘吉尔正要再次去敦刻尔克访问，于是大家一致认为丘吉尔应在去法国期间到安特卫普转达上述意见，并了解该地的军事形势。
10月3日下午丘吉尔到达安特卫普，与比利时政府进行了商谈。比利时人同意在该地坚守10天左右，以等待协约国援军的到达。丘吉尔也当即命令敦刻尔克的英国海军陆战队先派两个旅来增援安特卫普。10月4日，丘吉尔致电阿斯奎斯，请求准予辞去海军大臣职务，并授予他在安特卫普的正式军事指挥权。基奇纳表示可以授予丘吉尔中将军衔；但首相认为这样做似乎太离谱，因而拒绝了这一考虑。阿斯奎斯在日记中写道：“‘温斯顿从前是一名骠骑兵中尉，如果接受他这个建议，他就有权指挥两名卓越的少将，更不要说准将、上校等军官了，可是海军只不过提供了很少几个旅的兵力。’内阁用笑声对这一想法表示欢迎，最后则任命中将亨利·罗林森爵士统率安特卫普的英国军队。”
丘吉尔遭到拒绝后再次提出请求，坚持要求留在安特卫普。他实际上已将该地的领导权抓在自己手中。他任命海军情报处长奥利弗将军为他的秘书，帮他处理各种军务，并亲自冒着猛烈的炮火到各处视察。
但是，内阁要丘吉尔立即赶回伦敦履行自己的职务。10月6日，罗林森爵士抵达安特卫普，丘吉尔交出了指挥权，于当晚返回伦敦。就在丘吉尔走后刚刚几小时，比利时政府就决定放弃这座城市。比利时军队主力撤离阵地，向西南方向移动。在溃退中，英国的几个海军陆战队旅被打散，有大约2500人被德军俘虏。保守党人因此而对丘吉尔进行了猛烈抨击。实际上，丘吉尔在安特卫普的工作至少使该城的陷落推迟了5天，这对当时这一地区的战争局势发展至关重要。
10月底，英国社会上因第一海务大臣巴滕贝格的路易斯亲王的日耳曼民族出身问题，掀起反对的浪潮。丘吉尔提议由精力充沛的海军上将约翰·费希尔勋爵接任这一职务。一些海军将领对此有异议，认为丘吉尔与费希尔不能长久地协调开展工作。海军上将韦斯特·威姆斯预言他俩“开始时会亲密无间，直到在某一问题上发生分歧为止，这个问题大概就是谁应该是第一把手的问题。这时候，他们将开始耍弄阴谋、相互攻讦”。国王也认为由于费希尔年事已高，不再适宜担任此职，但由于丘吉尔的坚持，10月29日这项任命得到批准。
至少在开始两个月他俩合作得相当好。丘吉尔的刚毅果断、精力充沛与费希尔的经验丰富、老谋深算构成了恰到好处的互补，使海军部的工作富有成效。11月2日，英国南美舰队在智利的科罗内尔与德国的太平洋舰队发生的遭遇战中几乎全军覆没。舰队司令、海军上将克里斯托弗·克拉道克的旗舰被击沉，另一艘英舰“蒙默斯号”相继沉没，其余两艘英舰侥幸逃脱。克拉道克事先发给海军部要求将陈旧而缓慢的老式战列舰“卡诺帕斯号”放弃在福克兰群岛的电报，海军作战参谋部的负责人斯特迪未给予明确答复，否则这场悲剧或许可以避免。费希尔马上建议派两艘主力战列巡洋舰去南大西洋搜捕敌舰；同时建议将屡次贻误战机的斯特迪免职。丘吉尔认为应该给斯特迪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在将其免职的同时，派他担任这两艘主力战列巡洋舰的指挥官。结果，斯特迪的舰队在福克兰群岛对德国太平洋舰队的伏击战中大获全胜。德国的“沙恩霍斯特号”、“格尼斯诺号”、“莱比锡号”和“纽伦堡号”等四艘军舰被击沉，只有“德累斯顿号”逃脱了；而斯特迪的舰队基本未受损失。1915年1月，英海军又一次取得胜利。由比蒂将军指挥的舰队在多格滩将德国装甲巡洋舰“布卢彻尔号”击沉，使另一艘德国战列巡洋舰遭到重创。这些胜利使海军部的威望大大恢复，连保守党的《晨邮报》也评论说：“皇家海军由于刚刚采取的自豪行动而可能又恢复到1914年的成就，我们可以用同样的信心展望未来。”
在胜利的鼓舞下，丘吉尔在帝国防务委员会上提出了消除敌军入侵英国威胁的最好防御手段是进攻的战略指导思想。他还提出了在北海封锁德国各海港出口和进攻达达尼尔海峡，打开马尔马拉海的通道，进攻新近加入德奥一方作战的土耳其的最大城市君士坦丁堡，与俄国人取得联系这两种具体作战方案。1915年1月2日，伦敦收到了俄国陆军总司令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的电报，请求英军对土耳其采取牵制行动以减轻对俄国高加索地区的压力。这样，达达尼尔方案就成为更为现实和紧迫的问题被提到战时委员会上。
1月13日，丘吉尔在战时委员会上就达达尼尔计划作了说明。委员会秘书莫里斯·汉基曾就此写道：
“战时委员会已整整开了一天会……，我料想，各位成员像我一样感到疲倦不堪……，然而这项计划立即引起人们的关注。会场上整个气氛发生了变化，大家都忘记了疲劳。战时委员会热切希望，在西线的激烈厮杀中，前景会从阴暗转向光明，他们在地中海似乎看到了这一点。海军中每一个人都满怀信心，开赴前线的时刻来到了，而迄今为止，他们所能获得的机会既少且遥远。”
战时委员会基本上同意了丘吉尔只用海军占领达达尼尔海峡的方案，责成海军部“为2月份海军远征作好准备，攻袭与占领加利波利半岛，其目标是君士坦丁堡”。丘吉尔领导海军部开展了积极的准备工作，但他逐渐感觉到了费希尔的异议和抱怨。为了减少阻力，他有意识地安排了自己和费希尔与首相进行会晤。首相在听取了费希尔的意见后说：“我是仲裁人，我听取了温斯顿·丘吉尔先生的陈述，我也听了您的意见，现在我将作出我的决定……，进攻达达尼尔的事将继续进行下去。”
当时不仅阿斯奎斯的态度十分坚定，战时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也均表赞同，“基奇纳和格雷给予热烈的支持”，就连应邀出席会议的反对党领袖“A·J·巴尔弗也热情表示赞同”。
2月中旬，基奇纳同意派出正规的陆军第29师来加强远征军。
海军对达达尼尔海峡各要塞的炮击于2月19日开始，并用战舰运送小股部队登陆，摧毁了海峡入口处的一些炮台。但由于健康不佳的地中海舰队司令S·H·卡尔顿指挥不力，行动极为迟缓。海军部很快以海军少将J·N·德罗贝克取代卡尔顿指挥这次行动。3月18日开始了第二次重大进攻。英法军舰受阻于敌人的布雷区，有两艘英国战列舰和一艘法国战列舰因触雷而沉没。德罗贝克决定推迟行动，等着能与陆军发起联合进攻。但英国军队陆、海军之间互不协调的弱点此时充分暴露了出来。基奇纳此时认为西线可能需要某种难以预料的紧急支援，把原定加强远征军的第29师扣住不放。丘吉尔为此极为恼火，在战时委员会上提出强烈抗议。等到基奇纳终于同意放行第29师时，原来备用的运兵船队又已改派它用了，使该师直到4月中旬尚未开赴达达尼尔海峡。由于各种因素造成的延误，土耳其军队得以喘息并巩固了自己的防御阵地。协约国联军于4月25日重新发起猛烈进攻，但很难取得进展且遭受了重大伤亡。局势呈现出一种僵持状态。
这种局势使达达尼尔战役成为人们议论和批评的中心话题，也使费希尔的反对更为强烈。到了5月中旬，费希尔断然提出辞职。丘吉尔与费希尔合作关系的结束，是达达尼尔事件导致现任内阁政治危机的一个标志，被认为“是组成第一届联合政府的信号，这一切都预示着英国党派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前景”。当阿斯奎斯于15日得知费希尔辞职时，曾试图挽留他。费希尔拒绝与丘吉尔和解，并要求更新海军部班子。加上其他政治因素的促成，阿斯奎斯决定组织联合政府。在与保守党领袖进行协商之后，阿斯奎斯解除了丘吉尔的海军大臣职务，而让其担任在内阁中地位较低的不管部大臣。如劳合—乔治曾经指出的，这个职位“……一般留给新进内阁的阁员，或者留给已明显年迈体弱、德高望重的政治家”。丘吉尔的秘书马什认为，“就工作而言，不管部当然是一出滑稽戏”。丘吉尔的母亲伦道夫夫人则“害怕温斯顿无所事事会感到十分悲伤”，她曾写道：“那是对他多么可怕的伤害和肢解，把他从那里（海军部）的工作岗位上调离，就好像贝多芬变聋了一样。”丘吉尔自己的体会则更为深刻，他后来写道：
“我了解每一件事情，但却什么事情也不能干……，活像一只从深水中捕捞出来的海兽，或者像一个突然浮出水面的潜水员，我的血管由于压力突降而有破裂的危险。”
此后，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仍持续了一段时间。第一届联合政府专门成立的达达尼尔委员会机构臃肿、人员冗多，意见难以统一；加上前线指挥官的延误，使战事毫无进展。拖到10月下旬，内阁最终作出了英军撤出加利波利的决定。阿斯奎斯决定将达达尼尔委员会改为作战委员会，精简人员，负责监督一般的作战行动。丘吉尔未被包括在作战委员会之中，于是他给首相写信说，他不愿养尊处优、无所事事，而“应无保留地听从军事当局的安排，我注意到，我的团是在法国”。11月15日，丘吉尔在下院发表了辞职演说，其中他特别明确指出：
“我在海军部任职期间，没有一项重大的政策性行动、舰队的重新分派计划、船只的调动和作战计划，不是征得了海军第一海务大臣同意的，而且记录在案。”
《泰晤士报》称这次辞职演讲为“一次不容置疑的议会胜利”。《曼彻斯特卫报》则称他的辞职为“公众一次重大的不幸”，为之而深表惋惜。这些公众舆论反应对丘吉尔多少是一种安慰，但并不能彻底抹平党派斗争中的政治打击在他心灵中留下的伤痕。身为政治家的丘吉尔在战争中一心扑在海军部的工作上，把党派之争放在了一边。他的老朋友比弗布鲁克勋爵写道：“1915年丘吉尔垮台是因为他过于自信和太不谨慎。他既不拢络自由党人，又不同保守党人和解。”以致于阿斯奎斯在考虑组织联合政府时，保守党领袖博纳·劳声明，如果丘吉尔不离开海军部，保守党就拒绝支持政府。而丘吉尔却在战争刚一开始时，就曾提议吸收保守党人组织联合政府；在战争中他毫无保留地与保守党朋友一起坦率地讨论战时政策；甚至在他离职时，还推荐保守党领袖巴尔弗继任海军大臣。相形之下，丘吉尔比那些囿于党派之争的政治家们要高尚得多。当他被毫不留情地排挤在政治圈外时，他心中的愤懑之情是不言而喻的。或许，他即将作为普通军人远征法国的悲壮选择，就是他以具体行动对那些擅长于运用政治手腕进行党派之争的两党政治家们所作的无声的抗议。
丘吉尔传--６ 婚姻与家庭
６ 婚姻与家庭
在丘吉尔生命历程的这一阶段，虽然他饱经了政治上的风风雨雨，大起大落，但在婚姻与家庭生活方面却颇感美满如意，使他在涉足风云变幻的政治领域时，有一个稳定的可以依托的后方。
由于丘吉尔孤僻内向的性格和对政治的强烈兴趣，他在很长时间内极少与女性交往。除了那位帕梅拉·普洛登之外，丘吉尔只与一位出身于船主家庭的姑娘默里尔·威尔逊和一位颇有名气的女演员埃塞尔·巴里莫尔有过短暂的接触，但都未形成更亲密的关系。正当他的朋友们以为他会打一辈子光棍的时候，1908年8月15日的报纸上却登载了丘吉尔与23岁的克莱门蒂娜·霍齐尔小姐订婚的消息。
克莱门蒂娜的父亲亨利·霍齐尔爵士是一位军事作家和战地记者，于1907年去世了。她的母亲布兰奇·霍齐尔夫人是艾尔利伯爵的后代，出身于著名的贵族家庭。虽然克莱门蒂娜一家生活较清贫，但仍使孩子们受到较好的教养。克莱门蒂娜是长女，她聪明、美丽、有知识，还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阿斯奎斯首相的女儿维奥莱特·阿斯奎斯曾说她长着“第一流标致的脸蛋”，“很有姿色，无暇可击”。报纸上也曾描述她“有着漂亮的眼睛、可爱的肤色，满头乌发在额头中间分开，柔顺舒软地披在两边”。丘吉尔很喜欢克莱门蒂娜，并以自己的勇敢赢得了克莱门蒂娜的爱慕。1908年夏天，丘吉尔和表兄弗雷迪·格斯特上尉正住在拉特兰的一家出租公寓里。一天深夜，公寓起了火，丘吉尔在救火中表现得十分英勇，他不仅担负了指挥职责，还冒险冲入火海抢救财物。当时的报纸报道说：“他奇迹般地从房中逃出，在他双手抱着两个半身雕像跑出来的一刹那，屋顶坍了下来，如果再晚一秒钟，他就会葬身在瓦砾堆中。”克莱门蒂娜知道此事后关切地致电慰问丘吉尔。丘吉尔回电说：“大火是非常有趣的，我们都充分地享受到它的乐趣。”此后不久，丘吉尔邀请克莱门蒂娜到布伦海姆宫作客。在一次散步中突遇阵雨，他俩避雨到了宫殿旁的一座教堂中，丘吉尔在此向克莱门蒂娜提出求婚，克莱门蒂娜当即答应了他的要求。
婚礼于9月12日在威斯敏斯特的圣玛格丽特教堂举行，由圣阿萨弗主教A·G·爱德华兹博士和曼彻斯特教长J·E·C·韦尔顿主持。通常，内阁大臣的婚礼是难得一遇的。但碰巧的是，丘吉尔是在12个月内现任内阁成员中继海军大臣雷金纳德·麦肯纳和大法官洛尔伯恩勋爵之后的第三位结婚者。大约有1400人应邀出席了婚礼。丘吉尔夫妇收到了大量的结婚礼物，其中包括国王赠送的、带有马尔巴罗家族族徽的镶金马六甲手杖。劳合—乔治作证婚人，塞西尔勋爵作男傧相，婚礼进行得热烈、隆重；街道两旁挤满了围观的人群。婚礼之后，新婚夫妇乘火车回到布伦海姆度蜜月，然后他们还到瑞士和意大利去蜜月旅行。在这段时间里，克莱门蒂娜发现，丘吉尔几乎一刻也没丢下他十分热衷的政治。丘吉尔在教堂的祈祷室里与劳合—乔治谈政治；在布伦海姆坚持写作《我的非洲之行》一书；在旅游途中还多次写信给内政部的同事，下达处理各种问题的指示和建议。
婚后最初几个月，他们住在博尔顿大街的一座小房子里。1909年初，他们在埃克利斯顿广场33号租了一幢房子。在这里，克莱门蒂娜于1909年7月生下了长女黛安娜。1911年5月生下了儿子伦道夫。1913年4月，丘吉尔一家搬进了海军部大楼。1915年6月，丘吉尔一家又搬到了皮卡迪利广场的阿林顿大街22号。到丘吉尔出发去法国前线时，他们一家则住在克伦威尔路41号。
尽管有人认为丘吉尔与克莱门蒂娜的婚姻不十分般配，但丘吉尔却对自己的妻子极为满意。他们俩终生相亲相爱，生活美满，这在英国政治家中是十分少见的。克莱门蒂娜性格外柔内刚，既有良好的教养，又有较高的审美趣味。在她的精心布置和安排下，家里被收拾得井井有条，装饰得优雅精致。尤为难得的是，克莱门蒂娜在政治上也是丘吉尔的好帮手。她能够为丘吉尔出谋划策，提出好的建议，使丘吉尔避免因冲动或草率而采取不明智的行动。在丘吉尔参加竞选时，克莱门蒂娜不畏辛苦、不避危险地伴随着他；有时也在集会上为争取使他竞选获胜发表演说。丘吉尔反对妇女参政，赞同北爱尔兰自治，为此在竞选中多次遭到反对派群众的袭扰。有时只是因为克莱门蒂娜紧紧相随，才使丘吉尔得以免受更严重的冲击。在丘吉尔初掌海军部时，出于对新技术的爱好，也出于自身的冒险天性，丘吉尔自己学会了开飞机。由于克莱门蒂娜的多次要求，丘吉尔才最终答应放弃这一危险的爱好。在丘吉尔被免除海军大臣职务时，克莱门蒂娜直接给阿斯奎斯首相写信，信中为丘吉尔大声疾呼：
“在你和那些曾与温斯顿共事的人眼里，他可能有种种过错，但恕我冒昧，他具有你的现任或未来内阁阁员中很少具有的那种高尚品质——对德国战斗的坚强有力、富于想象和坚定不移。”
就在丘吉尔决定辞职，准备远赴法国前线参战的重大关头，多数人都显得情绪忧伤，唯有克莱门蒂娜镇定自若，以她的坚强支撑着丘吉尔。
在与丘吉尔共同生活的岁月中，克莱门蒂娜对自己的丈夫有了最深切、最彻底的了解，她对丘吉尔坚定的信念、坚毅的性格以及杰出的才能都抱有极大的信心，这是她能够保持镇定的根本原因。此时，克莱门蒂娜不仅在默默地祈祷，祝愿丈夫能经历战火平安归来，她也希望丈夫能在政治上早日东山再起。因为她知道，在丘吉尔看来，只有在政治上建功立业，为英国人民尽自己的历史责任，才是人生的根本意义之所在。
丘吉尔传--四 东山再起
四 东山再起
1915年11月18日，丘吉尔身着少校军服，踏上了前往驻扎在法国圣·奥莫尔的自己所属团队的征程。他再不能像任海军大臣时外出巡视那样派头十足地旅行，而是乘坐一艘挤满了假满归队的官兵的定期航班横渡英吉利海峡。使他意外而深感满意的是，到岸后他发现驻法国的英国远征军总司令弗伦奇派自己的小汽车在专候他。弗伦奇把丘吉尔接到位于圣·奥莫尔附近的布伦迪克城堡的司令部里，设宴款待了他。丘吉尔后来写道：“我们几乎是单独在一起进餐，并以同等的地位对战争形势作了长谈，仿佛我还是海军大臣。”
弗伦奇建议丘吉尔指挥一个旅，丘吉尔准备答应下来。但他提出先到基层去见习一段时间，以熟悉陆军战斗的特点。于是，丘吉尔被安排到刚调到默维勒前线布防的近卫步兵团的一个营中去见习。到部队后，丘吉尔发现官兵们对他比较冷淡。营长乔治·杰弗里斯中校对他说：“我想我应该告诉你，你到我们这个营来，这件事根本没有同我们商量过。”由于丘吉尔不摆大人物架子，反而处处小心谨慎，努力搞好与同事或下级官兵们的关系，逐渐使人们改变了态度。他还要求下连队亲自体验堑壕生活，以便丰富自己的步兵作战经验。尽管这样十分艰苦甚至非常危险，丘吉尔也非常乐意去。有一次，他接到命令要他去见军长。他步行了5公里十分泥泞的道路来到约定地点，但接他的汽车没有来。当他怀着一肚子怨怒情绪回他的掩蔽部时，才发现这件令人不快的事竟使他逃过了一场灭顶之灾；他所住的掩蔽部已经被德军炮火全部摧毁。到了12月中旬，丘吉尔完成了见习任务，回到弗伦奇的司令部。弗伦奇预定安排他指挥第19师的一个旅；但这项任命未等批准就被取消了。因为弗伦奇在回伦敦时向阿斯奎斯首相提及了这项任命，首相对此表示了强烈反对。此后不久，弗伦奇的驻法英国远征军总司令职务被道格拉斯·黑格将军取代。黑格不主张对丘吉尔予以特殊照顾，他认为，在丘吉尔“显示出他能以营级指挥官的身份负起指挥战斗的职责之前，就不能任命为旅长”。于是丘吉尔被任命为皇家苏格兰毛瑟枪团第6营营长。
丘吉尔传--１ 毛瑟枪营长重登政坛
１ 毛瑟枪营长重登政坛
皇家苏格兰毛瑟枪团第6营的官兵大部分由低地苏格兰人组成。该营的军官几乎全是志愿兵。丘吉尔到任时设法把一名正规军军官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调来任副手，协助他对这个营进行整编和训练。丘吉尔在与官兵们会面后发出的第一道指令是：“先生们，向虱子开战吧！”他们花了几天功夫，把该营整顿得面目一新。马尔巴罗公爵的后代能够如此平易近人地对待大家，使官兵们感到分外亲切。曾经是大人物的经历以及丘吉尔的个人魅力，又使他赢得了官兵们的尊敬。丘吉尔十分努力地工作着，一天3次巡视防线，精心安排兵力部署，要求士兵们加固掩体，以防敌人的火力袭击。他戴一顶浅蓝色的法国钢盔穿行在阵地上，在官兵们面前表现得刚毅果决、勇敢机警。他经常对士兵们说：“战争是一种游戏，应当满面笑容地作战。”他的乐观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官兵们的士气。
当时在法国前线没有发生大的战斗，这甚至令丘吉尔感到有些失望。他请他的老朋友、炮兵师长H·H·杜德准将向敌人战壕进行炮击，以引来敌方的炮火打破战区的沉寂。更多的时候，丘吉尔不得不靠阅读随身携带的袖珍本莎士比亚作品和亲友的来信来打发寂寞的时光。此外，许多要员来前线巡视时，也总要前来看望他。比如F·E·史密斯和西利将军就曾多次来看望丘吉尔。西利将军还和丘吉尔的部下联欢，自己伴奏进行了演唱。丘吉尔每次都拉着这些尊贵的客人一起去战壕里巡视。每当看到这些来访者名贵的服装被弄赃或划破，黑亮的皮鞋沾满了污泥时，总是令官兵们十分开心。
3月初，为了参加关于海军预算的辩论，丘吉尔获准一个星期的假期回到下院。他在议会中的发言，如他自己所说，发出了“一种不和谐的调子，既非责难和训斥，也非惊慌失措，而是一种在某些方面提出警告的调子”。他力主必须制订一项更大的造舰计划，以确保英国海军对德国的优势。同时他还提出，希望重新任命费希尔为海军部第一海务大臣。人们以为丘吉尔又在玩什么政治手腕，其实丘吉尔真诚地相信，如果更大的造舰计划获得通过，海军部需要费希尔的丰富的海军军事经验。丘吉尔以为到了促成费希尔复职的适当时机；实际上他由于远离政治中心，消息不灵而错误地判断了形势。丘吉尔与费希尔的不合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这显然与丘吉尔的主张是矛盾的，因此丘吉尔被报纸攻击为“扮演了一个政治冒险家的角色，玩弄伎俩厚颜无耻”。更令丘吉尔寒心的是，许多人同意报纸对丘吉尔的这种评价。劳合—乔治就此评价对一位朋友说，“总的说来是十分正确的”。
尽管形势对他十分不利，丘吉尔还是认为，他应该早日回到政治生活的中心地带。他的一些朋友，如斯科特、艾特肯，此时还有费希尔，也都敦促丘吉尔早日离开军队，回到伦敦来。因为此时政府正处于严重的困难之中，内阁成员在政策上存在较大分歧。劳合—乔治甚至决意辞职，准备加入反对派的行列。丘吉尔此时回来，将会在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
但是丘吉尔并没有马上辞去军职，而是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又回到了法国前线。几天后他在给比弗布鲁克勋爵艾特肯的信中写道，一方面，他认为英国现政府对战争领导不力，自己有责任想法改变局面，因此他想退伍回国；另一方面，“我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极其困难的，我在这里的工作既充满危险又满载荣誉，对此我给予高度评价”，“战争形势愈趋严重，我内心深感要用我的知识和力量弥补时间，加之改弦更张决非容易，又得顾及我所向往的事业，在这种左右为难的情况下，异乎寻常的犹豫不决是不言而喻的”。
不久之后，一件事情帮丘吉尔解决了他的难题。4月，他接到通知说，由于人员缺编严重，他的第6营将被并入皇家苏格兰毛瑟枪团第7营。由于第7营营长年长而资深，因而将出任合并后的营长。丘吉尔失去了自己的职位，因而“他没有离开自己所在的营，而是他所在的营离开了他”。丘吉尔可以合乎情理地退伍回国了。
丘吉尔在回国前借了辆汽车，几乎跑遍了在法国的所有英军部队，以便把他手下的军官安排到合适的岗位上。他的下属们对他恋恋不舍。他的副官A·D·吉布上尉为丘吉尔的离开深感惋惜，他说：“我坚信，再也不会有比他更得人心的军官来指挥部队了。他作为一名军人，工作努力，不屈不挠，坚忍不拔……，他热爱军职，时刻把它放在心上，我认为他称得上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军人。”
1916年5月9日，丘吉尔在返回伦敦的当天发表了一项声明，说他“获准回来休假”，并打算“继续尽其在议会和政治上的职责”。过了三周，《伦敦公报》宣布，W·Z·S·丘吉尔放弃了他的中校军衔。这是陆军部批准丘吉尔退伍时的一个附加条件。从此之后，丘吉尔就再也不能要求在军队中任职了。
丘吉尔再度回到政治生活中来，不仅需要一定的经济地位作保障，还需要在政治上恢复自己的名誉。前一件事的解决在他来说要更加容易。作为一名著作丰富的作家和著名撰稿人，又有着地位显赫的政治经历，他的文章可以轻易地换取丰厚的报酬。1916年7月，他为《星期日画报》写了4篇文章，并获得稿酬1000英镑。照此计算，他每年可以毫不费力地赚取不比他当大臣的薪水少的收入。那些在政治上和他作对的报业巨头，并不反对利用他的影响力扩大报纸的销路。《星期日画报》的编辑称，在他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后，该报的发行量就达到了250万份的创纪录数字。
但是丘吉尔要想在政治上恢复自己的声誉就不是那么简单了。达达尼尔事件给他造成的损害是如此之大，以致于他的演讲往往被“达达尼尔的事怎么样？”的叫喊声所打断。因此，他渴望政府尽快公布有关达达尼尔海峡和加利波利战况的文件。议会中要求公布有关此事文件的呼声也很高。
阿斯奎斯本来并不愿意公布有关文件，但是他也不能完全无视议会的要求。最后找出的折衷办法是成立一个皇家委员会专门听取有关证词，并负责提交一份有关此事的报告。
达达尼尔海峡战事调查委员会由克鲁默勋爵主持。1916年9月，该委员会开始听证。丘吉尔于9月25日开始作证。他对调查委员会声明，强攻达达尼尔海峡的计划，在批准实施时得到了有职有权的海务大臣们和海军顾问们、首先是费希尔的明确支持；他本人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经海军专家们的同意之后才做的。但是，“我在这里要为对我提出过内行的劝告和那些参加战事的人辩护。这包括所有的人而无一例外。因此，我要说，我不希望将责任转嫁到在海军部任职的任何一位军官身上”。丘吉尔认为，“对这些战事进行非难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其中涉及到偶然的因素和变化无常的因素。所有的战争都是玩骰子游戏。胜利只能同各种冒险交织在一起”。不过他也承认，在导致失败的原因中也有一些人为的因素，其中陆军反复变化的态度使基奇纳应负一定责任。
10月4日，调查委员会举行会议审查丘吉尔的证词。他所说的大多数情况被费希尔所确认。费希尔称赞了丘吉尔，说“他具有勇气和想象力！他是一位富有战斗精神的人！”此外费希尔还指出，达达尼尔战事最热烈的支持者是继任海军大臣的巴尔弗。
1917年1月调查委员会发表了第一个阐明此事的报告，其中对丘吉尔进行了批评，认为他未能确保把“海军顾问们的看法明确摆到战时委员会的面前”。但报告主要的批评对象是首相阿斯奎斯和陆军大臣基奇纳。首相在3月19日至5月14日这一期间没有召开过战时委员会，同时战时委员会的会议记录给人以含含糊糊和缺乏精确性的感觉。报告批评基奇纳未能好好利用总参谋部，从而导致“指挥混乱和缺乏效率”；此外，他在调派军队方面也有贻误战机的问题，因此曾遭到丘吉尔的抗议。但是由于基奇纳已于1916年6月在去俄国途中溺水身亡，所以他既不能接受批评也不能为自己辩护了。
尽管丘吉尔对这份报告并不满意，认为它“粗枝大叶，很不精确”，但他在下院仍说它是“一项公正的文件”。对于丘吉尔来说最为关键的是，“迄今由我一人承担的责任，现在由这个国家从议会、军队和舰队的整个一代人中涌现出来的一批最杰出的人来分担了。”因而他卸下了一个沉重的政治上的大包袱，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政治上的被动局面，为他东山再起带来了新的希望。
在此期间，丘吉尔在下院显得相当活跃。他经常作为反对派前座议员的发言人，发表措辞强硬的演说来批评政府。他对后方的大量兵力浪费现象提出批评，为伤亡惨重的前线部队抱不平；他主张在印度和非洲奉行一项积极的募兵政策；他对把伤愈士兵再派往前线提出异议，认为应征召未服过役的人去代替；他对法国战场上的大规模进攻战提出疑问，认为代价太大而并未达到消耗敌人有生力量的目的；他还对英军后勤保障工作中的缺陷提出了有理有据的指责；他认为应对航运业实行国家控制，降低运输费用；他主张对食品实行定量供应，以取代单靠提高售价来限制消费的不妥对策，因为涨价是“最残忍、最不公道的做法”，对普通人是不公平的。在下院之外，丘吉尔还花费时间就公共政策中的一些紧迫问题写了许多文章，试图在舆论界直接施加影响。
在政府内部，劳合—乔治在许多政策问题上的主张与丘吉尔极为相似。劳合—乔治对首相阿斯奎斯的许多做法心怀不满，早有意图动摇阿斯奎斯的地位以取而代之。曾经有过几次大的政策分歧，劳合—乔治以辞职相要挟使阿斯奎斯作了妥协。但是时至11月初，政府在关于尼日利亚的敌产政策问题上又发生重大分歧，使双方到了难以调和的地步。下院就此问题进行了投票，321票对117票的结果使首相一派败北。劳合—乔治将这次投票结果看成是向阿斯奎斯发难的时机已经成熟的标志，他向首相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大幅度改组政府，建立一个指挥战争的小型委员会，把战争的指挥权由首相等少数阁员手中移交出来，要求政府采取更大的步骤以确保战争的胜利。阿斯奎斯拒绝交出权力，于是劳合—乔治提出了辞职。当保守党领袖博纳·劳在比弗布鲁克勋爵的劝说下转而支持劳合—乔治时，阿斯奎斯也不得不提出了辞职。12月6日晚，英王召见劳合—乔治，要求他出面组成新政府。
丘吉尔本来以为劳合—乔治的新政府中会有他的一席之地，但事实并非如此。由于保守党领袖博纳·劳的顽固反对，劳合—乔治只好把丘吉尔排除在政府之外。丘吉尔知道后极为生气，从F·E·史密斯家中愤然而去，认为劳合—乔治“对我不好”。其实他并不知道事情的内幕。
尽管劳合—乔治与丘吉尔在过去曾有过一些分歧，但劳合—乔治对他相当了解，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本来劳合—乔治有意让丘吉尔参加新政府以发挥他的才干，但来自保守党的强烈反对使他未能如愿。劳合—乔治曾就此事在回忆录中写道：
“温斯顿·丘吉尔曾是第三位自由党的大臣，他可能成为政府的重要参加者，是当代最杰出的神秘人物之一。在我当首相时，他已经有几个月不当大臣了，但他仍然是一位著名的自由党党员。他出众的智慧、不容怀疑的勇气、孜孜不倦地认真研究军事艺术的精神，能够使他成为战时内阁的一位重要成员。在这里，他那容易冲动和喜怒无常的性格可以受到控制，他的意见在被采纳前可以经过讨论和检查。像他那样性情急躁和智慧无穷的人需要严格控制。遗憾的是，保守党大臣，除了巴尔弗和爱德华·寇松以外，都一致坚决反对他参加政府。他们中的多数人甚至把排除他作为自己参加各部领导的先决条件。博纳·劳特别不信任他。我尽了一切努力想要说服博纳·劳不要反对丘吉尔，并提出理由说，让丘吉尔当个批评家要比他作为政府的一个成员更加危险……博纳·劳回答说：‘我宁肯让他始终都是我的对手。’”
“面对这种情况，我感到十分遗憾。我不能为了让丘吉尔能领导一个部而冒有损于政治联合的危险。政治联合是政府的基础。”
12月10日，劳合—乔治通过他们共同的朋友乔治·里德尔带口信给丘吉尔，向他表示了歉意；并答应一有机会就帮助丘吉尔。劳合—乔治的确这样做了。他先建议让丘吉尔担任航空委员会主席；当这一尝试失败后，他又安排丘吉尔担任军需大臣。这一次劳合—乔治做得既巧妙，又果断，他先把反对丘吉尔的主要人物诺思克利夫安排出使美国，然后改派现任军需大臣艾迪生去负责研究战后重建问题，接下来未同博纳·劳进行磋商，就宣布了对丘吉尔的任命。这一冒着政治风险的任命成为既成事实，使被排挤出政治圈外长达20个月之久的丘吉尔又重返政坛。
丘吉尔传--２ 军需大臣
２ 军需大臣
1917年7月17日，当丘吉尔的军需大臣的任命宣布后，立即引起了舆论界和政界的强烈反应。《晨邮报》的评论尖刻地嘲讽道：“尽管我们还未发明永不沉没的舰船，但我们却已经发现有不会倒台的政治家。……我们可以满有把握地预料，他会继续铸成有损于国家的大错。”知名社会活动家贝雷斯德福等宣称：“首相无权做出这种违背公众舆论的任命。”
保守党的政治家们纷纷起而反对：陆军大臣德比勋爵以辞职相威胁；殖民地事务大臣沃尔特·朗写信给劳合—乔治说，这“很难让我的许多朋友继续给予支持”。保守党后座议员们不仅集会表示反对，还组成了一个40多人的代表团约见了博纳·劳，向他提出质询。这些敌视丘吉尔的情绪“使内阁危机日趋严重，威胁政府的生存”。
尽管博纳·劳对劳合—乔治不打招呼就任命了丘吉尔一事很感恼火，但是从大局出发，他不愿意因此事而断送了联合政府，因此他表态说，如果首相认为这项任命有助于打赢战争的话，那么他有权作出这项任命。这才使反对浪潮逐渐平息下来。此事使丘吉尔认识到他是多么地不受欢迎。此刻他才相信了劳合—乔治原来把他排除在政府之外是不得已的事情。这使他在性格和处世上都有了些变化。雷平顿曾评论说，丘吉尔“看起来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我从未见到有人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这样好的变化”。
劳合—乔治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就此事对丘吉尔其人做过深刻而较系统的剖析，这对我们全面地认识丘吉尔会有很大帮助。劳合—乔治写道：
“为什么保守党人如此冷酷无情地反对他呢？自然是他过去的政治生涯引起了老党同事对他的愤恨。他做事从来不留余地。他退党后攻击自己原来的同事，狠狠批判、冷嘲热讽自己过去的观点，给自己造成长时间的严重后果。战争开始后，民族危机迫使各党派进行暂时的休战，党派纠纷和内部争论暂时停止，或者是被忘却。但是，保守党人忘不了、也不宽恕丘吉尔转到敌对营垒里去的行为，忘不了正在保守党混乱不堪的时候，他向他们猛烈开火，给予致命的打击。倘若他在自己成长的政治家庭里是一个忠实的儿子，那么对他参加达达尼尔海峡打败仗的责任就会不加过问，其他方面的牺牲也将是为人民作出的贡献。丘吉尔的错误成了愤怒的保守党人惩罚他背叛党的最好借口；他们用他自己的耻辱当作鞭子把他赶下台，而挥动鞭子的仿佛不是爱报复的党员，却是忠于职守的爱国者……”
“丘吉尔的政敌承认，他有杰出的天才，他刚毅、勇敢，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工作者。但是他们提出一个疑问，与英国其他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相比，为什么他的崇拜者多，拥护者少？他们指出，在政治上处于最困难的时刻，连伯明翰的约瑟夫·张伯伦和苏格兰的坎贝尔—班纳曼先生都可以指望得到当地人的坚定支持。丘吉尔从来不会在自己周围笼络一些外省或其他城市的人，更不善于维护这方面的关系。这一点仅仅用丘吉尔从一个党投到另一个党的情况来解释是不行的。英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些最伟大的活动家并不是在哪个党内开始自己的政治生涯，就在那个党里结束它。可见，真正的原因不在这里。他们问，为什么他如此不可信赖，真正的原因在哪里？”“他们自己是这样解释的。丘吉尔的头脑就像一台强有力的‘机器’。但是构成这台‘机器’的材料有某种莫明其妙的缺陷，妨碍‘机器’的正常运转。这是怎么回事呢？批评家们也说不明白。一旦‘机器’出故障，不仅他本人，连同他一起工作的人都要遭殃。这就是使他一道工作的人们感到焦躁不安的原因。”
“按照他们的意见，在铸造他的‘金属’中隐藏某种致命的弱点。当时丘吉尔的批评家们就是利用这些弱点作为拒绝发挥他的巨大才能的理由。他们从他身上看到在危急时刻必须加以利用的缺点，而这一缺点可能带来的新的危险又不得不防。”
“对于他的才干，我另有看法。我认为，在他的行动可以受到监督的条件下，他那善于创新的头脑和充沛的精力是无价之宝。谁都不怀疑，他具有远见卓识、富于想象的天赋。他关于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设想，还有他最先了解坦克的意义，这些都清楚地说明他这方面的才干。具有这种才能的人是罕见的，十分难得。在极其危险的时刻，应当充分利用这类人。如果能够警觉地对待他们，他们单独做出的贡献要比一大群庸庸碌碌的人做出的贡献大。
“我认为，这就是应当让丘吉尔进入政府的理由。我了解他过去的保守党朋友对他的仇视情绪，也知道，如果让丘吉尔在政府里任职，我要冒很大的风险。当丘吉尔的政敌听到我的打算时，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那种疯狂劲头，完全出乎我的预料，在几天内就发展到如此地步，内阁笼罩着危机，政府本身的存在受到威胁。我承受了这一切风险。尽管我偶尔后悔我的自信，但我依然相信自己是对的。我的同事们有些犹豫，我还是坚持己见，因为丘吉尔对政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为了战争的胜利需要大量的军需品，他使军需品的供应不断增加。”
劳合—乔治最后说：“丘吉尔的前途取决于他以后能否使人相信，他不仅勇敢，而且谨慎。”
就像丘吉尔在任商务大臣时那样，他现在不得不辞去丹迪市的议席，再参加补缺选举以求重新当选。由于两大政党间的竞选战已告暂停，所以与丘吉尔竞争的只有反战的禁酒主义者埃德温·斯克林杰。丘吉尔在丹迪市发表了几次演讲，他强调自己是主战派，对取得战争胜利有坚定信心。“如果说在这个岛国的历史上，不列颠有一段坚如磐石的时期的话，那就是现在。”他要求选民们不要为次要的争议，比如说为禁酒而迷失方向。他嘲讽对手“打算同德国媾和，以阻止在苏格兰进行的酒类买卖活动”。他的妻子克莱门蒂娜在他因公务必须返回伦敦时，代替他在集会上发表演讲。结果，丘吉尔以超出对方近3倍的优势轻而易举地当选。
军需大臣不是战时内阁成员，不能参加重大政策的制订，所以丘吉尔曾私下抱怨说，他只是“执行战时内阁命令的小伙计”。但是这个“小伙计”却领导着一个约12000人的庞大组织机构，并使英国大部分工业部门高速运转。丘吉尔的前任们由于只沉溺于“烦琐的和并不重要的琐碎事务之中”，都未能对该部的各个部门实施有效的管理和协调，导致了严重的混乱局面。丘吉尔的老朋友乔治·里德尔等人事先提醒他说，军需部绝大部分“身居领导地位的人”都不怎么听指挥，因此必须对军需部进行较大改革，需要设立某种执行委员会来控制该部的50个下属机构。丘吉尔到任后很快也得出了相同看法。于是他建立了军需委员会，由10余名成员组成，其中大半是实业家，由他们每人分管几个部门。他把埃迪·马什召来任私人秘书，又把原海军部的秘书格雷厄姆·格林和詹姆斯·马斯特顿·史密斯请来负责军需委员会的秘书处工作，很快就理顺了军需部内的关系，使各项工作顺利地开展起来。他在9月初写给劳合—乔冶的信中说：
“这是一个令人非常愉快的部门，几乎与海军部一样富有意义，其最大的优点在于，既无须与海军将领争执，又不必与德国兵作战；我为能同所有这些聪明的实业家在一起而感到高兴，他们正在竭尽全力帮助我。同能干的人们在一道工作十分高兴。”
但是矛盾仍然存在。因为在当时的体制下，军需部只负责陆军的军需生产，海军部则控制着海军的后勤供应，这意味着有“两个军需部，为自成体系的不同军种服务。双方在劳力与原料这个越来越狭小的领域内相互竞争与冲突”。在与海军部的冲突中丘吉尔占尽优势，因为他精通海军知识，批评能切中要害，而当时的海军大臣埃里克·格迪斯爵士却只是一个新手。为了平息双方的矛盾，战时内阁成立了一个战时优先配给委员会，由史末资将军主持工作，负责在有竞争的部门之间确定物资的分配和运送办法。史末资将军是南非总理，是丘吉尔在任海军大臣时敦促下才进入战时内阁并成为内阁核心成员的。
军需部面临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劳资纠纷和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之间的矛盾。针对熟练工人的强烈不满情绪，丘吉尔要求并促成战时内阁给满一定工作年限的熟练工人以12．5％的较大幅度提高工资。就连一贯坚持批评政府的政治上的反对派、工党下院议员W·C·安德森也称赞丘吉尔，说他在“处理各种劳工问题的工作中”表现出“勇气和丰富的想象力”，使“情况得到显而易见的改善”。然而，劳资关系的紧张却导致了许多工厂的工人罢工。1918年6月，伦敦联合飞机制造公司因资方解雇工会代表而举行罢工。在丘吉尔的干涉下，资方被迫同工人达成了妥协。7月下旬，考文垂的工人又以公司雇用非熟练工人侵犯熟练工人的权益而罢工。军需部的工会咨询委员会经调查，认为情况并非如此；但工人们不听劝告，坚持罢工。“当工人的秩序混乱危及武器生产的效率时，丘吉尔的态度很严厉。在即将出现连续罢工时，他事先得到劳合—乔治的支持，威胁工人说，如果罢工者不复工，就开除他们并将从严追究罢工组织者的法律责任。”丘吉尔宣布，如果罢工者不在一周内回工厂复工，将收回他们的免于征兵的证件。这一措施立即见效，10000多名罢工工人中仅有约50人未能及时返回，而这50人中，“有些人打来电话对自己擅离职守表示歉意，并说他们正在返回”。
丘吉尔在军需部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使他与陆军部和驻法英军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在法国设立了常驻机构，自己也频繁地往返于英法之间。他经常在军需工厂视察，去巴黎或前线讨论军需供应问题和实地考察战况。他有大约五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巴黎或驻法英军总司令部度过的。黑格总司令对他的态度也显然客气多了。他评价道：“我毫不怀疑，丘吉尔是想要尽最大努力给部队提供所需要的一切。”1917年11月，丘吉尔主张大量减少英国本土的兵力以充实驻法英军的战斗力。黑格将军对丘吉尔因此而更具好感，他夸奖说“丘吉尔确实做得很好，他的工作进行得生气勃勃。”丘吉尔的这一提议是基于他对法国前线实际情况的清醒认识而产生的担忧。这一担忧很快就被事实所证明是很有道理的。1918年3月21日，德国人在法国前线发起大规模进攻，英国军队的薄弱防线被一举击溃，英军全面撤退，并在战斗中被俘70000余人，损失大炮1000余门以及无数其他军需品。
德军进攻时丘吉尔正在前线，亲眼目睹了“无数发炮弹在我方战壕里爆炸，差不多一枚挨着一枚”的激烈战斗场面。3月24日，丘吉尔回到伦敦，与首相劳合—乔治一起度过了这个“在整个战争进程中”最“令人心焦的夜晚”。尽管丘吉尔并非战时内阁成员，但劳合—乔治深知丘吉尔的足智多谋和刚毅果断，所以乐意经常就一些重大问题同他进行非正式磋商，尤其在危急时刻更是如此。
几天后，丘吉尔受劳合—乔治委托，去法国拜访乔治·克列孟梭总理，说服他命令法国反攻，以减轻英军的压力。丘吉尔受到热情接待，并应邀和克列孟梭一起去前线巡视，他们在途中遭受到炮火袭击。当丘吉尔埋怨克列孟梭总理不该冒着生命危险来前线时，这位已经是76岁高龄却仍然热情奔放、精力旺盛的法国政治家回答道：“这是我特殊的乐趣。”这次访问使丘吉尔消除了对战争形势的忧虑。法军和英军展开反攻，虽然伤亡惨重，却遏制了德军的攻势。战争进入僵持状态。5月，美国军队首次抵达前线，使协约国军队得到加强。7月，德国人又组织了一次进攻，但没收到任何成效，此后就一蹶不振了。
自3月份以来，丘吉尔就加快了军需生产的速度，并要求250万工人在必要时放弃复活节的休假。美国参战后，军需部也负责为驻欧美军提供军需品，此外还为美国制造了价值一亿英镑的中等口径大炮。丘吉尔与法国军备部部长路易·洛切尔和美国负责军需供应的官员爱德华·斯特蒂纽斯及伯纳德·巴鲁克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一致同意将全世界生产的硝酸的分配权集中在丘吉尔手里，使丘吉尔后来能够自夸为“硝酸大王”。
丘吉尔仍然一如既往地注重科学技术对增强军队战斗能力的关键作用。他主张尽可能地用最科学的战争武器来装备英国军队，比如用飞机、坦克、机枪，甚至毒气。早在海军大臣任内，他就曾动用海军经费改进和大量建造被称为“陆地行舟”的履带式战车。这种由轮式装甲汽车发展起来的新型武器装备，后来演变成威力巨大的现代坦克。其中一些关键性的技术改进，比如由轮式改为履带链轨，就是丘吉尔在听取了军事专家的建议后实施的。在丘吉尔初到法国前线见习期间，他利用休整时间撰写出来，并在当时的战时委员会中打印传阅的题为《进攻的不同方法》的报告，其中就提出了使用履带式战车的建议。1917年11月20日，在康布雷第一次大批使用坦克大获成功。坦克不仅能碾倒铁丝网、跨越战壕，还能以强大的火力压制对方而不怕对方的射击，战果十分显著。根据这一成功战例，丘吉尔建议扩大坦克生产和组建坦克部队。1918年3月5日，丘吉尔在一份报告中提出：“为了在1919年对敌人进行打击，我们应该创建一支坦克军队，这支部队在其构成上和作战方法上，都应与双方所使用的任何一支部队根本不同。”后来，战时内阁批准了丘吉尔的到1919年4月制造4000辆坦克的建议。在英国的文艺作品中，有人甚至称丘吉尔为“坦克之父”。战后有些人争坦克的发明权，为了解决这一争端而专门成立的皇家委员会的报告中说：“委员会愿意首先指出，由于丘吉尔的敏锐、勇敢和坚决……用坦克这种武器作战的设想才得以实现。”8月，丘吉尔在得知英军计划在亚眠附近开展一场坦克进攻战后，他“决心乘上飞机，休假两天”，为的是一饱眼福。当他到达亚眠时，战斗已取得胜利，路上到处是被押送的德国战俘。他回去后向首相报告说：“据我看来，这是英军在整个这场战争中赢得的最大胜利。”他向黑格总司令表示祝贺，这位总司令在答谢信中特意夸奖了丘吉尔“作为军需大臣所显示的能力与先见之明”。英军的胜利使战事更加朝着有利于盟国的方向发展，德国对于战争胜利已毫无指望，德军的投降却是指日可待了。9月末，德军统帅部建议德皇威廉二世更换政府。巴登的马克斯亲王组阁后，以美国威尔逊总统在1918年1月的演说中提出的“十四点”为基础，试图达成一项和平解决办法。
丘吉尔一方面仍不松懈地抓紧军需生产，“要作好各种有效的准备，以确保敌人即使形势有利也不能继续战斗下去”；另一方面开始考虑停战问题。他参加了首相与大臣们在苏塞克斯郡丹尼花园的利德尔大厦举行的讨论停战问题的会晤。他虽然同意大臣们在会晤中得出的“考虑到协约国方面目前已确实占有战略上的优势，因此停战条款必须严厉”的共同认识，但后来他在曼彻斯特的演讲中也强调指出，要求敌人完全屈服是不可能的：
“我们并不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对任何一个国家，亦即对人类大家庭中任何一个伟大的分支，都无权进行掠夺，而理应保证它在未来世界中的地位。我们并不图谋去毁灭德国。”
1918年11月11日上午11时，正式宣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英、法等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终。丘吉尔和怀孕多时的妻子克莱门蒂娜一起乘汽车去唐宁街向首相表示祝贺。欢呼胜利的人群蜂拥而来，聚集在白厅前的广场上举行庆祝活动。
这一场面令丘吉尔联想起1914年8月4日晚11时他经过这里到唐宁街10号向首相通报战况时的情景，心中不禁感慨万分：
“当我听到英勇的人们欢呼时，想起他们肩负这样的重担，贡献所有的一切，从不动摇，对祖国及其前途从不失去信心；在表达他们情感的时刻到来时，对他们犯有过错的仆人宽宏大度；想到这些，内心的感情实非言词所能形容。”
首相对胜利当然十分高兴，但他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利用战争胜利给他的政府及他本人带来的崇高声望，在未来的大选中获胜并组成一个向和平时期过渡的坚强政府。就在11月初，他曾向政府中两位资深的自由党政治家，即丘吉尔和埃德温·蒙塔古探询，看他们是否愿意在今后的政治生活中与自己保持一致；丘吉尔开始时抱有疑虑并颇多抱怨。蒙塔古对此曾作过描述：
“温斯顿开始时绷着脸，愁眉不展，表示不愿进行合作。首相使出他全身解数以一个‘长者’的身份亲切地和温斯顿谈话，他向温斯顿提起他们从前共同战斗的往事……，最后，丘吉尔摊开双手，以那滔滔不绝的、浮夸的雄辩口才说，他不允许以任何个人的考虑来对他施加影响……，然后他又开始通常的争辩，即阐述他对内阁中那些大人物的反对理由，诉说现存机构的不合理性，以及一位对政府政策没有责任的大臣所受到的贬斥，等等。”
这种抱怨情绪一直笼罩着丘吉尔。几个月前，当阿斯奎斯等反对派借英军驻法兵力不足等问题攻击劳合—乔治时，丘吉尔就不为劳合—乔治进行辩护。事后他向劳合—乔治指出：“在我未得到承认和合法权力的情况下，我决不承担任何政治责任……，坦率地说，我感到失望的是，我们长期建立起的亲密友情，并没有使我获得应有的地位。”
针对丘吉尔的不满，劳合—乔治回答说，他准备建立“一个成员在10到12人的格莱斯顿式的内阁”以取代战时内阁。这一明确的暗示，使丘吉尔“闷闷不乐的愁容一扫而去，笑容布满了渴望的脸庞，鱼被钓上来了”。或许蒙塔古对丘吉尔心存偏见，所以语气中充满了嘲讽，但基本事实显而易见是记叙得准确无误的。
经过政府中自由党大臣们的讨论，决定了与保守党联合执政的基本策略。他们一致认为，可以接受某些违背自由贸易原则的事情，比如用财政手段保护重要的工业部门；制订帝国特惠关税，以防止外国商品压价“进行倾销”；作为交换条件，保守党则应同意爱尔兰地方自治。
11月末开始了激烈的竞选运动。由于自由党劳合—乔治派与保守党达成的协议规定，保守党候选人都应从自由党劳合—乔治派保卫自己议席的选区中退出竞选，所以丘吉尔再次在丹迪市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胜利。他在丹迪市的多次竞选演讲中，着重强调了战后重建工作。他说：“我们能够建设一个新的英国，使她变得繁荣昌盛，从而不要让我们阵亡的将士白白流血牺牲。”他的演讲使听众认为他是“首相在政府中主张革新的一派最强有力的代言人”。
大选结果，主张联合的保守党人获得333个议席，成为下院的多数党；工党获得57个议席，力量大为增强，美中不足的是它的所有重要领袖均遭败北；劳合—乔治派自由党人159名候选人有136人当选；而阿斯奎斯派自由党人境况最惨，在250多名候选人中，只有29人当选。在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议席减少得所剩无几，激进的新芬党大获成功。但是新芬党的议员们拒绝到伦敦来，而是在都柏林建立了爱尔兰议会。总而言之，战后英国的政治局势变得更加微妙而复杂。丘吉尔在战争胜利那天晚上的感受用来形容此时他和劳合—乔治的心情同样也很恰如其分：“没有大功告成的感觉。不仅如此，劳合—乔治反而清楚地意识到他面临着新的、也许是更大的压力。”
丘吉尔传--３ 身兼数职的内阁大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