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且不论美国打伊拉克是不是的确为了“解放”被压迫的伊拉克人――对于许多“天真”地这
样地认为的人，恐怕会有类似的困惑：别人好心好意去解放你，你咋就不从呢？
问题是，好的东西，就可以强加于人么？伊拉克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它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难
题，而且是一个道德难题。如果一个病人拒绝吃药，你可以出于道义劝他，甚至强行灌药，
但是灌药的过程中把这人打得遍体鳞伤，打出来的病比本来得的病还重，这还合乎道义吗？
2004 年，克劳桑莫提出一个概念：民主现实主义。其核心主张就是美国应该公开实行“单
边政治”，主动出击传播民主制度，而不是扭扭捏捏寻找什么“国际共识”。与其浪费时间去
寻找并不存在的共识，他说，不如大刀阔斧地单干“扁兔崽子”（anti-sonofbitchpolicy）。
然而，就是右翼政治学家福山，都批评这个“民主现实主义”的政治主张“奇怪地脱离现实”。
归根结底，不同的眼睛看到的“现实”不同。克劳桑莫看到的是那些“流氓国家”的流氓行径，
而福山看到的――以及我们现在每天翻报纸看到的――是伊拉克一天又死了多少多少人。
06 年 12 月 6 号，美国众议院任命的“伊拉克研究小组”发布了他们的研究报告，提出解决
伊拉克问题的“方案”。其核心主张无非是两条：第一，美军不能无限期地留在伊拉克，美国
政府应该给伊拉克政府施加压力，让他们自己加紧解决宗教种族冲突，否则美军就应该在
2008 年开始撤军；第二，建立中东地区政治上的统一战线――尤其应当把伊朗和叙利亚拉
进谈判桌，进行地区对话。
派系团结加地区对话当然是好事。但是，这些主张的一个致命缺陷，就是假定对方――伊拉
克也好，伊朗叙利亚也好――是一个理性的、统一的、既有对话意愿又有相应行动能力的实
体。
不幸的是，不理性、不统一、缺乏对话意愿更缺乏行动能力，恰恰是中东方面的“现实”。伊
拉克已经被宗教派系斗争折腾得遍体鳞伤，至于伊朗，看美国出丑本来就不亦乐乎，人家有
什么兴趣跟你真心实意地对话？
美国政治学家杰克施奈德近年来写了两本书：《从投票到暴力》和《选上去打》。这两本
书针对的，恰恰是冷战结束以后这个令人痛心的现实：在许多国家，民主化进程与种族宗教
冲突激化并驾齐驱。苏联民主化以后，车臣地区烽火连绵。南斯拉夫民主化以后，各种族打
得让人眼花缭乱。布隆迪1993年刚实现第一次和平选举，第二年就发生了图西族和胡图族
的种族仇杀。施奈德承认，正如许多国际关系学者指出的，“成熟的民主国家”之间没有发生
过战争，但是，“转型过程中的民主化国家”却是滋生暴力冲突的温床。在他看来，90 年代
之后激增的种族民族冲突恰恰是民主化本身的结果：为了赢得选票，无数政客不惜煽动本来
不存在或者较微弱的种族仇恨。换句话说，民主化“制造”了派系冲突。
说种族民族冲突完全是“民主化进程”制造的，当然不公平，事实上，专制者同样会“制造”
种族宗教矛盾。比如布隆迪，在民主化之前两个种族本来就相互砍杀。但是，说民主化需要
一定的社会条件，却不无道理。如果说民主化的“西方文化条件”已经在现实面前不攻自
破――毕竟，不少儒教文化国家已经成功地实现了民主转型。民主化的经济条件也令人生
疑――美国从英国殖民者手里夺得政权实行雏形的选举时，人均GDP恐怕比现在许多专制
国家要低得多。但是，民主化的“国家认同条件”却一次次地得到历史地印证：一个社会里如
果没有基本一致的“国家认同”，民主化不但可能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可能带来很多新问题。
如果说专制时代还可能一个“大流氓”镇住无数“小流氓”，民主化过程中则有可能出现“群氓
乱舞”。
这当然不是说，一个多民族专制国家就别指望民主化了，事实上，即使根据施奈德的统计，
和平实现民主化的多种族国家比血流成河地渡到民主的国家要更多。但是伊拉克这样的例子
又的确告诉我们，在一个种族裂痕很深的社会，民主化有一个“社会准备”的问题：如果没有
强大的公共领域在意识形态上与政治煽动家相抗衡，如果没有一定的民权运动作为民主化的
基础，如果没有种族调和甚至同化的政策相配合，民主化很可能被煽动成多数对少数的暴政
甚至内战。毕竟，真正的民主化，不仅仅是政治体制的变化，而且是政治文化、社会形态的
转型。在崇扬民主价值的同时，对民主化进程中的陷阱保持警觉，才是真正的“民主现实主
义”。今天伊拉克的乱象，恰恰是“民主理想主义”的后果。俗话说得好，强扭的瓜不甜，就
是给人灌药，也不能把人给灌得一命呜呼。
美国大选贵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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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数十亿美元买来民众对民主制度的信心、对自己国家的责任，物有所值
随着两党全国代表大会的落幕，美国总统大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每次到这个时候，总
有一个声音冒出来：选举太贵了，花太多钱了，就是个有钱人的游戏而已。
美国总统选举的确贵。1996年总统大选花了4.8亿美元，2000年6.5亿，2004年
则超过10亿美元，呈直线上升的趋势。今年大选，到7月底花费就已经超过10亿了，这
个无底洞还在延伸之中。这样砸钱到底多不多呢？看你从哪个角度看了。一方面，若是把选
举款换成“孩子们的书本”，那得换多少本啊。但10亿美元占2004年美国GDP的十万
分之八，用来决定这个国家发展的方向，似乎又不算太多。
一个朋友跟我聊起过：“美国的民主最虚伪了，我们这有个有钱人，选举时给当地官员
捐了很多钱，官员上台后处处给他好处……”我说：“这种情况可能有，但肯定是非法的，
从法律上来说，美国的选举中一个人每次选举给一个候选人最多只能捐2000美元，这点钱
要买通一个官员，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有钱人“购买”选举，政客当选后为有钱人服务，似乎是劣质民主的一个典型形象。这
在美国历史上也曾屡见不鲜。1872年格兰特参选总统时，有个大款一口气捐了其竞选开支
的四分之一。不过，随着1972年美国《联邦竞选法案》出台，有钱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地购买民主的“好日子”就一去不返了。从那时开始，不但捐款人必须公开姓名和数额，而
且捐款数额有了明确规定：每个人每次选举给某个候选人捐款不能超过1000美元（2002
年调整为2000，随通胀而浮动，2008年为2300美元）。政治行动委员会的集体捐款也
有了限额。
当然选举的不平等影响不可能彻底消除：一方面，就算有2300美元的捐款限额，有钱
人可能顶着2300美元捐，而且可以发动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而穷人要么捐不起，要么只
能捐个几十上百的；另一方面，虽然对捐款数目有了限制，但有钱人或组织往往通过做议题
广告“曲线”影响选举，这就是所谓的“软钱”。虽然2002年《两党选举改革法案》旨在
消除软钱的影响，但孙悟空七十二变，软钱正想方设法变成“更软的钱”。
那么何不干脆取消私人筹款、直接使用公款竞选呢？公款竞选透明，防止无度花钱，还
能避免富人和穷人的不对称影响力，听来似乎是最佳选择。事实上，像澳大利亚、西班牙、
墨西哥和很多苏东国家都主要依赖公款竞选。
美国不是没有公款竞选制度，只不过它是一个“自愿选项”，即，候选人可以选择使用
公款，但前提是接受公款的总额限制（今年大选是8400万）；也可以选择自己“化缘”，
坏处是没有底线保证，好处是不存在总额限制。今年，“本来支持公款竞选”的奥巴马决定
放弃公款，而麦凯恩决定使用公款。两人选择不同并不奇怪：根据麦凯恩在本党初选中的筹
款记录，他自己筹款也就筹到8400万左右——既然有免费午餐，何必去千辛万苦地求爷爷
告奶奶呢？而奥巴马简直就是竞选筹款的“神奇小子”，筹款能力是麦凯恩的两倍——既然
可以筹那么多钱，何必戴上8400万的紧箍呢？
说奥巴马筹款神奇，不仅在于他的筹钱总额，更在于他的筹款大多来自于中小选民。拿
2008 年6月的筹款记录来说，其总额中有65%来自于小于 200美元的小额捐款，而麦凯
恩只有33%。可以说，奥巴马的大多支持者们真的是省吃俭用来支持他。真的粉丝，敢于
直面惨淡的钱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奥巴马的竞选代表了民主选举的真义：千千万万
普普通通的人，在给民主竞选提供动力。
从一个大款操控候选人竞选资金的四分之一，到无数个200美元汇成候选人筹款的
65%，这本身就说明了金钱在美国总统选举中意义的变迁。不错，钱在选举中发挥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但它代表的不再是“资本家的垄断利益”，而是无数普通国民成为“民主股东”
的愿望。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许竞选资金没有必要全盘公款化，因为筹款本来就是
个动员过程，能带动普通民众去参与、去思考、去影响这场选举。当一个大学生将自己省下
来的20元钱捐给一个候选人时，他表达的不仅仅是对这个候选人的支持，而且是一份实践
公民责任的意识。花数十亿美元去挑选一个总统也许太贵，但用这些钱买来普通民众对民主
制度的信心、对自己国家的责任，却又物有所值。
福利—平等篇
他人眼中的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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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年 3月，我国发布了一份“美国人权记录”，列举了美国的种种人权劣迹，其中有一条指
出，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06年8月29日公布的数据，2005年美国有3700万贫困人口，
占总人口的 12.6％，有770 万个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平均每 8个美国人中就有1 个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毫无疑问，这个信息是言之有据的，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确出台了这些数据。但是我觉得这条
信息需要一个长长的注释，否则可能造成一定的误解。
说起贫困户，我们一般想起的都是一幅悲惨景象：一群面容憔悴的人，住在破烂的房屋里，
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孩子没学上，生病没钱看……但是在美国，“贫困”的概念却不是这样
的。下面我引用一段05年出版的调查报告，让我们来看看美国穷人的“惨状”：
“46％的贫困户拥有房产，一个典型贫困户所拥有的房子平均有三个卧室、一个车库，一个
阳台；美国贫困户的人均住房面积超过巴黎、伦敦、维也纳、雅典等城市的人均住房面积。
97％的贫困户家里有一部彩电，50％有两个或更多彩电；76％有空调；75％有一辆车；
30％有两辆车；73％有微波炉；62％有有限电视；33％有洗碗机。从营养消耗来看，美
国贫困家庭儿童的平均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消耗量和中产阶级家庭儿童完全一样。大多
数情况下，他们蛋白消耗量甚至超过健康标准一倍，也就是说，大多数贫困家庭儿童存在过
度营养问题……”
看来，美国的穷人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样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这个国家之所以存在3700
万贫困人口，很大意义是因为它所制定的贫困线标准高出我们发展中国家的标准。
美国当前适用的贫困线标准制定于60年代。1963年经济学家奥桑斯基计算出，一个普通
四口之家当年需要花费 1033 美元购买食物，占家庭收入的 1/3。因此，她将收入 3100
美元（1033美元的三倍）作为当年一个四口之家的贫困线。这个数字根据家庭人数而变动，
也根据年份而变动。目前，美国四口之家的贫困线是年收入 2 万美元。值得注意的是，在
贫困标准与时俱进的过程当中，今天的奢侈品往往会成为明天的必需品，今天美国的贫困线
生活水准实际上是70年代初的中产阶级生活水准。
这里要提醒读者注意一个关键问题，美国的贫困线标准计算的仅仅是贫困家庭的现金收入，
不包括穷人所享受的各种福利，而美国有大量扶助贫困户的福利项目。正是因为这些福利项
目的存在，许多美国穷人没钱也可以有饭吃、送孩子上学、看病、住房子。近年美国联邦政
府的福利年均开支为5000亿美元以上，用于支持各种各样的贫困人口资助项目。举几个例
子：
食品券项目。专门防御穷人挨饿的项目，建立于1939年，不断更新发展，目前的运转机制
是，政府给零售店预付货款、穷人刷卡购买食物。04年该项目覆盖了1千万个家庭、2千
4 百万人口，其中 51％为儿童。
住房选择券项目。针对低收入家庭的房租补贴项目，1961年正式建立，延续至今。住房和
城市发展部从贫困户申请人中选出一部分，代表他们与其房东签约，为他们支付70％左右
的房租。
“领先”项目。帮助贫困家庭的儿童的项目，1965 年成立，到 05 年，已经有 2 千 2 百万学
龄前儿童曾接受其资助。就 05 年来说，预算为 68 亿美元，90 万儿童受益，平均每个儿
童受益7222美元。该项目本身有21万多员工，但其志愿者队伍则有120多万人。
以上只是几个典型例子，其他类似的项目不计其数，比如针对贫困家庭的“学校免费早餐午
餐”项目、专门针对贫困大学生的“联邦培尔助学金”项目、政府资助的“公共住房”项目、针
对穷人的“医疗保险”项目、“贫困家庭的暂时资助项目”，等等。正是这些项目的存在，很多
缺少“现金流”的穷人却不至于面对重大生存危机。可以说，在“市场失败”的地方，政府积极
介入，托住社会安全的底线。
当然贫困的出现也不完全是“市场失败”。在发展中国家，贫困出现往往是因为就业机会少或
者工资太低，但在发达国家，贫困虽然也有这些原因，它与贫困人口自己的行为也往往密切
相关。比如，美国贫困现象一个重大的原因就是单亲家庭的涌现，还有一个重大原因是一些
人的工作量太少。据统计，2/3的贫困儿童是生活在单亲家庭当中。又有数据表明，一个典
型的贫困户一年的平均工作时间是800个小时（也就是一周16个小时），如果800个小
时提升到 2000 个小时（也就是一周 40 个小时），75％的儿童将会脱离贫困。当然，就
业机会和工资问题也需要面对，最近美国国会通过“最低工资法案”，将美国的最低小时工资
标准从5.15美元提高到7.25美元，就是针对工资问题。
还需要说明的是，与发展中国家许多贫困人口的长期甚至永久性贫困现象不同，美国的贫困
人口往往是由于失业、离婚、生病暂时处于贫困当中。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从1996
到1999年，低于一半的贫困人口“连续贫困”四个月以上，只有20％的贫困人口“连续贫困”
超过一年。众所周知，持续贫困是社会动乱的根源，如果一个国家的穷人有希望迅速“脱贫”，
经济贫困往往不容易酿成政治动乱。
当然，并不是说美国就不存在发展中国家意义上的贫困问题，在美国3700万贫困户中，贫
困程度也各异，其中不乏极度贫困的人。美国还有3、4000万人口买不起医疗保险，其中
很多都不被政府的公共医疗项目覆盖，城市贫民窟、流浪汉屡见不鲜。前面所提及的报告也
指出，贫困人口中有13％曾经面临暂时的饥饿威胁。横向比较来说，在发达国家里，美国
的贫困率最高。纵向比较来说，自从布什上台以来，美国的贫困人口连年增加。
各国的贫困标准线不一，按照美国的标准，美国有12％的贫困人口，按照中国的标准，中
国才 8％左右的贫困人口。不过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统一的日均购买力标准，05 年中国有
16.6%的人口日均购买力低于1 美元， 46.7%低于 2 美元，相比之下，美国及其他发达
国家的日均购买力低于2美元的人口比例少于2％。当然，中国人口多，起步晚，贫困现象
难以避免，不应该以此否定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和发展潜力。但是，理解是一码事，盲
目得意则是另一码事。一个46%人口日均购买力不足2美元的国家，去嘲讽一个同类人口
不到2％的国家的“贫困”问题，是不是有点“看到他人眼中的刺，却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
呢？
美国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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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美国政治学家 Seymour Lipset出了一本书，叫《ItDidn’tHappenHere:
Why Socialism Failed in the United States》，探讨“为什么社会主义在美国失败了”
这个经典问题。根据他的看法，欧洲各国都出现了大型的社会主义政党，相比之下，美国的
社会主义政党却始终不成气候。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虽然也有过活跃的社会主义政党，
但是30年代之后，社会主义政党基本上消声匿迹。其原因，据他分析，无非是四条：个人
主义的立国文化；工人阶级内部种族文化的多样性；社会主义政党本身的“经营不善”；还
有美国的选举制度不利于小党存活。在这四条因素中，他最强调的，是第一条。
我不很赞同这本书的观点，原因不在于李普赛特对问题的分析，而是他对问题的提出：
如果社会主义不仅仅指公有制加计划经济，也指建立广泛的福利制度（显然这也是Lipset
的理解），社会主义在美国真的失败了吗？这本书过于强调社会主义政党的标志性意义，但
如果我们把目光从“政党”转向“政策”，没有理由认为“社会主义”在美国遭受了失败。
我们来观察一下04年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开支：19.9%军费（这项庞大的开支一直
颇受争议）；21.6%社会保障金；19.5%用于支助穷人、老人、残疾人的医疗保险项目
Medicare 和Medicaid；4.1%其它用于退休金和扶持残疾人的开支；9%用于失业补助、
给穷人家庭的住房、食品、收入补助以及税收抵免；7％偿还债务利息；教育3.8%；老兵
补助2.6%；交通2.8%，国际事务1.2%，科研1％……可以看出，如果我们把社会保障
金、医疗保险费、贫困失业补助等算作福利开支的话，福利开支占据了美国联邦政府开支的
一半以上，这也是联邦政府的最大开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真的能够坦然宣布“美国不是
一个福利国家”吗？
事实上，整个20世纪是美国福利制度不断成熟的一百年，尤其是30年代罗斯福新政
时期和60年代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时期，福利制度更是突飞猛进。
20 世纪 10和 20 年代，几乎每个州都陆续订立了工伤赔偿法律。1935 年，社会保障
法案出台，被视为美国福利保障制度的起点，为退休者、失业者、残疾人、儿童提供安全网
络。1937年住房法案为低收入者提供住房补助。1938年公平劳工法案首次为最低工资立
法。44年GI法案为大学生提供贷款。46年在公立学校提供午餐补贴。56年残疾保险。
64 年食品券项目出台防止饥饿。65年，为老人穷人提供医保的 Medicare和 Medicaid 项
目创始，同年保证给大学生贷款的项目、工作培训项目等也出台。68年公平住房法案，目
的是消除住房补助中的种族歧视。75年建立给穷人返还税收的“收入税收抵免”制度。90
年通过儿童保障拨款法案和残疾人法案。97年儿童保险项目和儿童税收信用制度出台……
据统计，整个20世纪，美国有50多个重大社会保险和福利法案和项目出台，我上面列举
的，只是一些重大例子而已。正是这些项目的启动及其发展，彻底改变了联邦政府开支的面
貌，使得福利开支成为联邦政府预算的主要方向。
这些法案和项目，主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针对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比如社会保障
金）；一种是针对穷人和弱者的扶助项目（比如食品券项目）。这些项目的存在使得穷人不
至于忍饥挨饿，而中产阶级也不至于朝不保夕。马克思列宁所预言的“资本主义崩溃”没有
发生，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通过民主机制，资本主义体系不断吸收社会主义的营养，努力制
度创新，从而实现自我修复。换句话说，社会主义并没有被资本主义消灭，而是被资本主义
消化了。
观察福利制度在美国突飞猛进的两个时期，我们发现，这两个时期民主党同时在行政和
立法部门占据绝对优势。正是民主党绝对优势的存在，使得福利制度相关立法得以可能。在
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虽然美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在30年代以后就失势了，但是民主党在特定
的历史时期内承担了“社会主义政党”的功能。既然不管白猫黑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评价历史也没有必要象李普赛特那样拘泥于“社会主义政党”的名分。
当然，如果从福利开支占GDP的比重来说，美国的福利水平明显低于欧式福利国家。
比如，2001年瑞典的福利开支占据GDP的28.9%，挪威23.9%，英国21.8%，加拿
大17.8%，日本16.9%，美国14.8%。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的确不如欧洲重视社会
福利。但是别忘了，经过购买力平价的换算，当年美国的人均GDP为34,320美元，而瑞
典为24,180美元，挪威29,620美元，英国24,160美元，加拿大27,130美元，日本
25,130 美元，所以美国人均福利的实际绝对额并不低，超过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和加拿
大、英国等水平相当，与北欧国家差距明显减少。而且，据另一个政治学家Christopher
Howard 在《The Welfare State Nobody Knows》一书中分析，相对于直接分发福利，
美国政府更倾向于使用税收减免、政策倾斜等制度杠杆来提供“间接福利”。比如，给那些
为雇员购买医保和养老保险的公司减税，为穷人买房提供贷款担保，给有孩子的贫困家庭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