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税收抵免，通过最低工资法、平权法案、残疾人就业保障保护弱势群体等等。
此外，欧洲诸国的经济效率是否受福利制度影响，也一直存在争议。据统计，瑞典这样
最典型的高税收高福利国家，其人均GDP比美国最穷的州还低。当然，不同的文化存在不
同的偏好，有的以平等和谐为荣，有的以个人奋斗为荣，有的以勤劳为荣，有的以休闲为荣，
有的习惯于高积累低消费，有的习惯于先消费后积累，没有必要用美国的标准来衡量其他的
国家，但是同理，也没有必要用其他国家的标准来要求美国。民意调查也表明，美国人的福
利观念不象欧洲人那么强烈。比如对于“政府应该为买不起房子的人提供体面的住房”这个
说法，67％的美国人同意，加拿大、英国、瑞典的同比分别为72.1％，88.6％，81.8％。
又比如，对“政府应该为失业的人提供体面的生活标准”这个说法，表示同意的美国人是
47.7％，同意的加拿大人、英国人、瑞典人分别为 65.5％，78.7％，80.3％。虽然制度
和文化是相互影响的，但是文化在生成之后，也存在一定的稳定性。当李普赛特用文化来解
释美国的“反社会主义”倾向时，显然是有道理的。
虽然美国人的福利偏好不象欧洲人那么强烈，但是无论从政府开支的比例来看，还是从
美国过去100年的政策变迁史来看，美国都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福利国家了，那种“美
国是个低税收低福利国家”的说法不过是个流行神话。以前和一个朋友发生过一场辩论，他
认为美国的收入税率太低了，美国应该象欧洲那样征收高税收。我的看法是，美国的税率和
欧洲的税率，不是“低”与“高”的区别，而是“高”与“更高”的区别。得出这个结论，
并不是受到什么意识形态的思想指导，而是基于对身边常识的观察：我在美国工作的朋友，
年收入多在六、七万美元和二十万美元之间，他们的收入扣除联邦税、州税、市税（纽约）、
消费税、社会保险费、养老保险费……拿到手的往往只有一半到三分之二之间。众所周知，
美国的中产阶级是几乎没有什么灰色收入的，物价也比中国贵得多（尤其服务行业），这些
辛苦工作的中产阶级，收入的三分之一到一半被扣除之后，往往只能依靠省吃俭用来维持小
康生活水准，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还要千方百计从他们身上“转移”收入。
最近一些年，中西学界的一个时髦就是批判“美式的新自由主义”。他们说“无限的私
有化、市场化、全球化会伤害弱者的利益”，他们说“除了追求效率，社会还应该追求公平”，
他们甚至说“应该放弃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而应该转而追求北京共识”，这些说法也许不无
道理。但问题是，经过一百年福利制度的发展，今天的美国早已不是100年前那个自由放
任主义的美国，无论在贸易保护、工会势力、收入调节、政策倾斜方面美国都可以说是一个
福利国家，他们所批判的那个“自由放任主义的美国”更像是他们想象出来的靶子，正如他
们所说的那个“北京共识”发生在他们想象出来的乐土。我只知道，如果我生病因为交不起
钱而被医院拒之门外，如果我的孩子因为交不起学费而上不了学，如果我每天辛辛苦苦工作
12 个小时还在温饱线上挣扎，如果这些都是普遍而不是个别现象，那么你叫它什么主义都
无济于事。但是如果我的孩子不但可以免费上学还可以免费坐校车、吃午饭，如果我收入低
可以住政府盖的房子，如果我失业了可以用政府发的食品券买东西吃，如果我退休了可以按
月得到体面的养老金，那么我所置身的制度就是福利制度，你爱叫它什么共识就叫它什么共
识。
民主请客谁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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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大选马上就要到来。布什阵营和克里阵营早已赶到这个4年一度的政治“庙
会”，正在锣鼓震天地“练摊”，各自吆喝自己的“土特产”：布什卖“解放伊拉克”的蓝
图，克里卖他的医保方案;布什卖他的“减税计划”，克里卖它的“增加就业规划”；布什
兜售他“反对同性恋婚姻”的主张，克里吆喝“能源自主”口号……赶庙会的老百姓从四面
八方赶来，叫好的叫好，起哄的起哄，好一派生意兴隆的热闹景象。
问题是，这样一个热闹纷呈的政治庙会，谁来赞助？
联邦竞选法案推进“政治平等”
据统计，美国2000年的选举年，用于选举的费用（包括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总共
30 亿美元。当年的总统选举中，除了动用政府公共资金 1.5亿美元，布什阵营本身砸进去
1.85亿的银子，戈尔阵营也甩了 1.2亿。平均来说，2000 年一个众议员当选要花费 50
万美元，而一个参议员当选竞选费用是450万美元。今年的总统选举，到2004年8月为
止，布什阵营已花费2.1亿美元，而克里也已掏了1.85亿。砸钱动作固然潇洒，让腰包鼓
起来却没那么容易。这数以亿计的美元，上哪里去“化缘”呢？
同志们要说了：这还用问吗？资本家嘛！老愤青马克思100多年前就说过，资本主义
国家是资产阶级的委员会。既然政府是资产阶级的办事处，资本家一手交钱，政客一手交货，
政治把戏不就是这个玩法。这个源远流长的愤青观点，至今享誉海内外。即使是在美国的媒
体，“选举不是赢得的，而是收购的”这样的看法，也是屡见不鲜。
资本家们是不是和政客们躲在秘密的小屋里，商讨收购选举事宜呢？至少在选举这个事
上，即使资本家和政治家有交易，也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根据美国1971年的“联邦选
举法案”，凡是100美元以上的选举捐款，各党派候选人都必须上交收据，并用其选举开
支进行核实。根据联邦选举委员会对这些收据的统计，大体而言，在近期选举中，除了联邦
政府的公共竞选资金，候选人的私人资金有4个来源，各占资金的1/4左右：一是来自个
体选民的小额捐款（200美元以下的捐款）；二是来自个体选民的大额捐款（200美元以
上，1000美元以下的捐款）；三是来自各个公司、工会或其他民间组织设立的“政治行动
委员会”的捐款（5000美元以下）；四是各个政党对其候选人的“嫁妆”（一个人一年最
多可以向一个政党捐助2万美元资助选举）。这4个来源，由于数额受到法律调控，被称
为“硬钱”。
从上面这个统计结果，大家可能看出，如果一个选举阵营是一个股份公司，控股的主要
还是“散户”，“大股东”的影响力有限。大家可能纳闷，资本家那么有钱，干嘛不多砸点
钱，搞个“大股东”当当？我要是比尔盖茨，干脆把政府当“二奶”包了，反正咱有的是
钱，从我几百亿美元的资产里掏出三五亿来搞选举，选上的总统议员还不都是该给我捶背的
捶背，该给我洗脚的洗脚？
当然好在我不是比尔盖茨。就是也没用，立法者早就识破了我这种人的险恶心理。
1971 年的“联邦竞选法案”是美国第一部系统规范竞选筹款的法律（后于 1974 年补充修
正），它规定：在一次选举中,个人给某一个候选人的捐款不得超过1000美元；一个“政
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不得超过5000美元；个人一年可以资助选举的捐款，不得超过2.5
万美元。同时也规定了竞选的总花销不得超过一定上限。就是说，就算我是比尔盖茨，对
某个候选人情有独钟，严格地说，我一年最多也只能掏2.5万美元来支持他当选。当然了，
如果我发动七大姑八大舅、公司的各个员工在各级选举中“捆绑”支持各方选举人，可能发
动的钱还是很可观的，但总的来说，不可能大到可以操控一个选举结果的地步，离我让总统
议员来给我捶背洗脚的愿望还是遥不可及。
可以看出，这个法案的宗旨是：分散竞选资金的来源，避免某一个集团或者个人利用其
财力来操控选举的结果，努力使公民对选举结果拥有相对平等的影响力。可以说，1971年
的竞选法案是“政治平等”的一个胜利。不过，这种对“政治平等”的追求，很快遭遇到一
个挑战。政治平等和政治自由之间古老的悖论，在竞选筹款问题上，显露了出来。
硬钱不够，软钱来凑
1975年，参议院 Buckley向最高法院上诉，称 1971 年的“联邦选举法案”违反了
宪法修正案第一条—因为限制选举捐款和花费就是限制了政治辩论的深度和广度，从而限制
了“言论自由”。最高法院1976年对这个案子的最后判决是中立性的：它对“个体捐款数
量”和“候选人花费总额”作出了区分，保留了对个体捐款数额的限制（即个人的1000
美元限制和“政治行动委员会”的5000美元限制），但是废除了对一次选举花费总额的限
制，因为这种限制“势必减少讨论的议题、探索的深度、听众的数量，而现代大众社会里，
任何一种大众沟通交流都需要花费金钱”。 可以说，1976年这场法庭战役，“政治平等”
和“政治自由”，各有胜负。
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活人不能给尿憋死，更不能给钱憋死。虽然 “联邦竞选
法案”对个人捐款的数额作出严格的规定，那些被捆住了手脚的银子却贼心不死，总想在政
坛一展拳脚。于是它们逡巡在选举过程周围，见缝就钻，见空就插，这样就出现了两个后果，
一是公司、工会等组织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毕竟，5000美元的
捐款限制要更宽松）。比如1979到1980年“政治行动委员会”选举捐款只有6000万，
而1999到2000年则高达2.6亿美元。如前所述，近期选举中，“政治行动委员会”的
捐款占竞选资金的1/4左右。由于“政治行动委员”主要是由公司、工会或一些民间利益
集团组织的，它的捐款逐步增加，使人们开始担心政治变成政客和“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的
交易场所：利益集团把政治家送上宝座，政治家在宝座上给特殊利益集团输送“政策优惠”。
另一个后果就是“曲线救国”，通过“软钱”来影响选举。“软钱”是指捐给政党、用
于非促选目的的“建党”捐款，因其数额不受法律限制，所以称之为“软钱”。按照法律规
定，原本这样的捐款只能用于本党的基本建设和运转，而不允许用于推销某一个候选人。但
是，七八十年代起，随着对“硬钱”的管制越来越严，两党逐步发明出一种钻法律空子的方
法：从公司、工会、富人或其他组织那里筹“软钱”，然后用“软钱”给候选人作“议题广
告”（Issue Ads)。广告中不提及候选人的名字，所以不违法，但是又推销了某候选人的
政策，从而间接地搭售了这个候选人。就是说，如果我是比尔盖茨，虽然我一年只能捐
2.5 万“硬钱”给某党候选人，但是我却可以捐 100万“软钱”给这个党。因为“软钱”
数额不受法律限制，所以它对选举的影响力直线上升。比如克林顿1992年当选之后的18
个月里，各政党“软钱”的筹款仍只有4600万美元，而2000年布什当选后18个月里，
各政党筹了2.56亿“软钱”。事实上，2000年选举年，两党共筹集了5亿“软钱”来影
响各级选举。由于“软钱”大部分捐款者是公司、工会和富人，这就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腐
败的“政治交易”的忧虑。
增强“散户的力量”
顺便说一句，如果想当然地认为是“富人党”共和党从“政治行动委员会”和“软钱”
中受益，而“穷人党”民主党只能站在一边流口水的话，就大错特错了。不错，共和党历年
来“化缘”能力比民主党强，但是，在“政治行动委员会”和“软钱”的筹款能力上，民主
党和共和党实际不相上下，比如2001～2002年选举周期，民主党筹集了2.46亿“软钱”，
而共和党筹集了2.5亿，基本持平。共和党的优势恰恰是体现在它对“散户”的号召力，
尤其是捐款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散户”的号召力。究其原因，一方面据说是共
和党走街串巷的群众工作做得好，另一方面是共和党的主要基础是中产阶级中上层，而这些
人吃饱喝足之后，总还有几个余钱可掏。
正是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清除软钱”的竞选筹款改革方案，恰恰是共和党执政期间
通过。从1997年起，McCain等议员就开始在国会提案改革竞选筹款机制，禁止“软钱”，
“洗涤政治”。2002年2月，“两党竞选改革法案”在国会通过，3月，布什签署该法，
同年11月6日生效。该法案的主要条款是：禁止“软钱”，即各政党不得再接受任何“建
党资金”；工会、公司和其他民间组织在初选之前的一个月内和大选之前的两个月内，不许
在电视广播里打“议题广告”，挂羊头卖狗肉；同时也提高“硬钱”的上限（比如，个人捐
款数额从1000美元上升为2000，个人一年可以用于支持选举的钱数最高从2.5万上升为
4.7 万左右）。就是说，如果我是比尔盖茨，我现在一年最多只能掏四五万的“硬钱”，
但是一分钱“软钱”都不能掏了。从此以后，6位数以上的政党捐款就是违法的了。可以看
出，这个法案的宗旨，是进一步打击集团捐款和超级富豪的力量，增强散户的力量，尤其是
中产阶级的捐款力量。毕竟，美国是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羊毛还需出在羊身上。
自然，“政治平等派”的这个胜利，是对“言论自由派”的一个重大打击。不到一个月，
从美国最大工会AFL-CIO到共和党议员McConnell，从基督教联盟到民权联盟，这些昔日
的“敌人”，竟然团结起来，共同把“联邦选举委员会”告上了最高法院，称这个新法案“违
宪”，认为它禁止集团或者个人向其支持的政党“慷慨解囊”，是对“言论自由”的公然践
踏。2003年12月3日，最高法院作出裁决，以5比4的微弱优势，裁定该法案“合乎宪
法”。可以说，“政治平等派”在一个更高的山头插稳了旗帜。
总的来看，从70年代开始，美国竞选法案是沿着“政治平等”的方向前进的。虽然那
些走投无路的“软钱”目前还在寻找影响政治的方式（据说目前的逃窜方向是具有党派倾向
的民间团体），虽然“言论自由”派还在为有话不让说而忿忿不平，虽然无论怎么样改革，
富人的选举捐款势必多于穷人，但是选举改革的方向，始终是防止经济上的不平等转换为政
治上的不平等。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社会里的自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但是观察美国竞选法案
的变迁，我们发现“资产阶级言论自由”，在选举捐款问题上，实际上是在一个被围追堵截
的过程中。如果民主选举是一场盛宴，正是成千上万个名不见经传的、出于个体利益或者“信
念”而从自个儿腰包里掏钱的“小人物”，自告奋勇地在给它“买单”。
建设世界一流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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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的发展正处于一个“大跃进”的阶段。据统计，1998年中国的大学招生人数还只有
107 万，到 05 年已经有 500 万左右，不到十年，升学率从 9％上升到 21%。这种“大跃
进”趋势对高等教育本身的贡献有多大不甚清楚，但是它的财政后果却令人堪忧。前一段，
媒体曝光说吉林大学欠贷30亿，引发许多高校都纷纷出来吐苦水，“倾诉”自己的财政问题。
其实，高校的财政危机是整个社会缺乏“财政问责体制”的一个表现而已。它与政府给一些效
率低下的国企“有去无回”地砸钱异曲同工，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更糟：国企产品质量如何、竞
争力如何，市场还可以检验，教育质量如何检验就要难得多；国企缺乏竞争力还可以通过拍
卖、并转甚至破产等方式重组，高校哪有这么容易重组？如果说公共投资的一个弊端是“财
政软约束”，那么高校财政体制是这个“软约束”问题里最软的环节之一。高校管理层大约也
正是因为看透了这一点，所以才抱定一种“大学请客，政府买单”的态度搞“大跃进”。
高校这种“我请客，你买单”的轻浮态度，正好与政府“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虚荣心一拍即合，
导致了大量公共资源稀里糊涂地流入高校、不明不白地被花掉。一方面，中国的基础教育投
资稀缺，许多孩子们识字的机会都没有；另一方面，我们成天嚷嚷着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一会儿“211工程”，一会儿“985工程”，钱哗哗地往高校倒。“一流大学”的愿望虽然美好，
但我总觉得有点家里这边还缺米下锅、那边就非要跟邻居比谁家计算机配置更先进的意思。
就在中国这些年忙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时候，美国近年的一个重头戏却是“建设世界一
流中小学”。
美国的中小学教育和中国的中小学教育，似乎是一个连续谱的两个极端。中国的孩子学习书
包重课业难补习班层出不穷，是作业和成绩的奴隶，美国则似乎相反，孩子作业少课业简单
放学早课外活动多……一个极端固然不好，另一个极端却未必就好。调查表明，美国中小学
教育质量不佳。03年OECD的一个报告指出，在 38个被调查国家中，美国15岁学生的
数学能力排 24，科学能力排 19，阅读能力排 12，解决问题能力排 26。在一个竞争激烈
的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放弃基础教育，就是放弃未来。美国这样一个一心领导世界的国家，
怎么会听任自己的中小学教育沦为“二流”呢？
“不让任何孩子掉队”（No Child Left Behind）的教育改革方案，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台
的。它是联邦政府针对公立中小学的一场教育改革， 年底国会通过，02年初由布什签署，
01
至今已经5年。
这个改革的宗旨就一条：让公立学校对公共资金负起责来。其核心举措是用标准化考试的方
式对 3 到 8 年级的学生的阅读和数学能力进行年度检测，以此衡量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
如果学校连续两年不能提高学生的阅读和数学能力，那么就应该允许学生转到别的学校去。
如果连续五年没有改进，就可能更换该校的领导管理层。当然，该法案还包括其它的重大举
措。包括加大联邦政府的教育投资力度；考核教师的水平，给教师的“上岗”设立一个门槛；
让家长对学校教育方式有更大的发言权，也给家长择校更大的自由等。
这个教育改革的本质，可以说是“将竞争机制引入计划经济”。美国教育部声称，此项教育改
革5年来成效显著：9岁儿童过去5年的阅读能力提高程度超过之前28年的总和， 1971 为
来最高；数学能力也是1973年以来的最高点（13岁儿童的数学能力则为有史以来最高）；
9 岁黑人和西班牙裔儿童的数学能力达到新高，白人学生和有色人种学生的差距缩到有史以
来最小。
当然，这项改革也不是没有阻力。最大的阻力，显然来自于教育系统内部。这其实不难理解，
以前我就是制造产品就行了，现在你非要加一道产品质量检验的程序，还要考核我的技术水
平，我当然不乐意了。教师本来就是工会势力的“重镇”，加上政府的钱谁花起来都不心疼，
所以说这项改革的确是触动了一个重大利益集团的根基。
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能不看到。这项改革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不良后果。比如，由于标准
化考试的标准是州政府决定的，一些州为了“出成绩”，刻意地压低自己的考核标准；又比如，
不少老师抱怨这种考核方式只是鼓励“应试教育”，并不一定真正提高学生们的水平；还有人
指责联邦政府投资力度不够……当然，这些批评很大程度上是技术性的，对“公共教育质量
应该有评估标准”这个核心，并没有太大争议。
其实，这项改革体现的是民主体制的基本精神之一：公共资源的要对公众负责。让贪官污吏
们公款吃了喝了固然令人痛心，但即使是用在公共事业上，如果对这些钱花的效率效果不闻
不问，一味砸钱“连个响”都听不到，同样是浪费的一种。事实证明，公共教育是投资的问题，
但不仅仅是投资的问题。如果没有对教育质量进行考核的问责体制，再多的钱都可能打水漂。
比利时人均教育投资只有美国的一半，但因为开展公立学校之间的竞争，学生水平远在美国
之上。虽然考核体系可能强化教育中的“应试”成分，但是别忘了，美国不是中国，美国的国
情并不是孩子们背着小山一样的书包起早贪黑地做作业，而是孩子们书包都用不着背下午三
点就放学青少年中吸毒怀孕暴力事件层出不穷。这项改革的目标并不是用学习成绩来衡量学
生并以此决定他们的未来，而是用考核来衡量学校的教育质量从而督促校方和教师尽责尽职。
就在中国忙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时候，美国却在忙着“建设世界一流中小学”。中国的某
某大学又上了某某大学排行榜固然鼓舞人心，不过我总觉得先吃饱肚子再跟邻居比计算机配
置更合情合理。事实上，即使就“效益”而言，重视基础教育也是一件“合算”的事。据统计，
教育投资的社会回报中，初等教育回报最大，高等教育最小。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初等、
中等、高等教育的社会收益率分别为 23％、15％和 11％。道义上就更不用说了，如果说
建成几个世界一流大学是为中国“锦上添花”，那么填补基础教育的财政漏洞则是“雪中送炭”。
政府的职责到底是锦上添花还是雪中送炭，我觉得，这事没什么好讨论的。
有钱人该交多少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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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单知道人类社会中会产生明星，却不知道在病类中，也会有明星。然而，“非典”这
半年来以其神秘、凶猛而名声大躁，雄辩地证明了就是病，也能病出明星风范来。
碌碌无为的平庸之病，诸如胃病，关节炎等等，虽然是病中老将，多年来戎马倥偬，为争取
病毒的生存空间而浴血奋战，却也只能对非典的崛起而自叹不如。然而最不服气的，恐怕还
是“艾滋病”。艾滋病比非典出道更早，身手更狠，却始终默默无闻，不能不说是病途失意。
据联合国数据，中国现在至少有1 百万爱滋病人，但迄今为止，爱滋病还很少象非典那样
大摇大摆地走上新闻头条，爱滋病人也不像非典病人那样，可以长驱直入医院，接受高效的
免费治疗，也难怪爱滋病对非典感到妒火中烧。
其实非典的成功之道，无非是“眼光”二字。它下车伊始，就直捣政治经济重镇北京、广东
等地，确立了威胁社会“强势群体”和国际资本的路线，不像爱滋病那样胸无大志，和经济
的或者道德的弱势群体勾勾搭搭。因为疾病是“明星式”的，所以治病是“运动式”的。各
级领导，各界群众万众一心、众志成城，集中调动人力、物力、财力，将病魔扼杀在摇篮之
中。
然而，等到“明星”病的热闹平息、铅华散尽，在这个8 亿农民缺乏医疗保障体系、而城
镇居民的医疗权益也岌岌可危的国家，我们还是要面对一个简单的问题：一般的人，在一般
的地方，生了一般的病，该怎么办？
运动的脂粉拭去之后，还是要回归制度。这个制度可能是个什么样？也许西方的经验和教训
可以作为一个参照。我们不妨从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始：一个美国人生了病怎么办？
一般情形下，如果一个美国人有工作，他的工作单位会从私人的保险公司为他买保险，生病
时，他拿着保险卡去看医生，看完了病，医生会把帐单寄到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再把钱寄给
医生。其间虽然病人也要付一些手续费或分担一些费用，但总的来说，病人不至于被医疗帐
单压死。
也就是说，一个四角关系支撑了美国最通常的医疗保障体系：单位，保险公司，医院（及私
人诊所），个人。可以看出，这是个“市场主导”的医疗保障体制，私人保险公司是这个制
度的灵魂。那么政府就在一边闲着，悠哉游哉地看保险公司被各类疾病死缠烂打？当然没有
这么便宜的事。对于老人或者残疾人这些医院的发烧友，保险公司避之不及，就把他们推给
了政府。所以美国政府就资助一些公共医疗保险项目（其中最大的两个：MEDICARE 和
MEDICAID），为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残疾人和极度贫穷的人提供医疗保险。
实际上2000 年美国只有55％左右的医疗支出来自于私人保险公司，其它的医疗支出则来自
于政府。二者加起来，美国社会的医疗支出占GNP 的13％左
右。
